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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漫长的下午：决定滑铁卢战役的400勇士
作者：布伦丹·西姆斯
内容简介
1815年，拿破仑从流放地回到法国，随即掀起滑铁卢战役。当时谁也不知道，拿破仑将自此战后永远退出世界舞台。更无人预料到的是，决定这一战，乃至整个欧洲的命运的关键人物是英王德意志兵团的400名歩兵。他们负责防守拉海圣庄园，这里是通往布鲁塞尔的必经之路。 借助新发掘的目击者报告和细节，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史专家布伦丹西姆斯再现了奥普迪达旅长、巴林少校、步兵林道等400勇士出于反对拿破仑暴政的觉悟、对英国国王的忠诚、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战友情、朋友谊以及军人的职业道德，进行了不知疲倦的持续战斗，打退了一波又一波法军的无畏形象。尽管伤亡惨重，最终不敌而退，他们对战事的延宕拖垮了拿破仑，以一己之力决定了欧洲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这次战役。 西姆斯围绕着拉海圣庄园重新审视滑铁卢战役，给了我们一个全新视角，让我们了解到拿破仑在滑铁卢曾比众人通常认为的更加接近胜利。这本书是军事史上不应错过的经典作品。
前言 被忽视的故事
这些人和他们的增援部队，将拿破仑拖住了很长时间，足以改变战斗的进程。这本书说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200年，20世纪又发生了许多以前无法想象的大规模流血事件，滑铁卢战役的影响却丝毫未减。1世界各地无数的城镇、火车站和纪念碑都证明了它的经久不衰。“遭遇滑铁卢”的概念已经深入英语的日常表达，并在流行乐团ABBA乐队的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获奖单曲《滑铁卢》中得到了永生，这一代青少年因此知道且只知道“在滑铁卢，拿破仑的确投降了”。虽然战争并没有立即结束，但是这场战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滑铁卢”这个词都成了决定性胜利的代名词了。
“滑铁卢，”雨果写道，“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败，而是世界发展方向的变化。”正如历史学家杰里米·布莱克所说的那样，滑铁卢解决了“西方问题”，决定了欧洲是由法国主导还是由若干独立国家的松散团体主导，其平衡由英国及其大陆合作伙伴们保障。就像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最近半开玩笑地攻击他的工党前任时所指出的那样，这场战役因此成了“一场联合部队针对一个政权的伟大胜利，这一政权曾让数百万人陷入贫困，而这场胜利也让它名誉扫地”。2要是没有普鲁士在这场战斗中的干预，本·麦金泰尔在《泰晤士报》中写道：“我们都得讲法语了。”3
当代的人们对这场战役的重要性也不存任何疑问。1815年2月，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的流放地，使欧洲再次陷入战争。当然，无论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如何，俄国人和奥地利人都有可能最终迫使拿破仑再次就范。但这件事谁也没有把握，因此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了身处比利时的盟军身上。“拯救世界就看你的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盟军指挥官威灵顿公爵出发之前，这样对他说道。4战争结束后不久，诗人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将滑铁卢描绘成一个“骷髅之地”，在这里“联合国”战胜了法国的暴君。5这个意义上的“联合国”是新出现的。在1813年的莱比锡战役中，如果说拿破仑曾横跨整个大陆组织了特遣队，那么人们完全可以说，当时是半个欧洲在与另外半个欧洲打仗，但在滑铁卢，拿破仑的部队则几乎完全是由法国人组成的。相比之下，盟军却是如假包换的多国部队。在滑铁卢，即使是在威灵顿的手下，英国人也只占了个大多数而已。拜伦勾画的“联合国”战胜暴君的形象十分深刻地影响了丘吉尔和罗斯福，他们将其借用来搭建了治理世界的新结构，这种结构一直延续至今。
人们常常讲起这个故事，而且讲得十分精彩。然而，战斗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却被相对忽视了，那就是英王德意志军团第2轻步兵营在位于盟军阵线中央位置的拉海圣庄园进行的英勇防御。由于有了新的资料来源，包括汉诺威档案馆中未发表的资料，我们现在对这400余名步兵有了更多了解。支撑着他们的是反对拿破仑暴政的觉悟，对英国国王的忠诚，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战友情，朋友谊以及军人的职业道德。这些人和他们的增援部队，将拿破仑拖住了很长时间，足以改变战斗的进程。这本书说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第1章 序幕
当拉海圣庄园的步兵们睡下的时候，他们知道，一旦法军主力到达，就很可能会有一场大仗要打。然而，比德曼、林道和营里其余的士兵都不可能预见到第二天他们将经受多么严峻的考验。
1815年6月17日，星期六午后，比利时。前一天，法国人在利尼击败了布吕歇尔元帅的普鲁士军，又在四臂村的交叉路口击败了威灵顿公爵率领的英荷联军。现在，威灵顿的军队正在撤退，拿破仑则急于赶在他们与布吕歇尔会合之前将其摧毁。
还算幸运的是，前一天，英王德意志军团第2轻步兵营的步兵们错过了四臂村的战斗，1但是他们目睹了战斗之后的骇人场景：“可怕的景象……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每走一步，血水都会漫过我们的脚踝。”这是步兵弗里德里希·林道的原话。2据伊曼纽尔·比德曼中尉回忆，大家普遍的感觉是拿破仑已经抓住了盟军的一时疏忽。3但与传说相反的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一个军官还穿着几天前他们在布鲁塞尔的里士满公爵夫人的舞会上所穿的衣服了。4据说下午两点钟前后，第2轻步兵营已经接替了之前拖住法国追兵的盟军散兵的位置，并开始撤退。他们与英国第95团的步兵友军们一起，5构成了整个盟军的后卫部队。这些德国人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在热纳普附近的草地上原地休息。尽管已经告诉他们准备迎接法国人的袭击，但大多数人还是立刻睡着了。然而，他们很快就被电闪雷鸣的瓢泼大雨给浇醒了。随后，有一队不伦瑞克轻骑兵拍马前来，警告他们必须立即撤离，因为敌军已从四面八方扑过来了。现在，德国人正在加速撤退，他们走过被雨水淹没，已变成溪流的道路，穿过泥泞的玉米地，向着通往布鲁塞尔的军用道路走去。6刚蹚过“积水及膝”7的热纳普，轻步兵营就接到了命令，要求他们让出公路，以便盟军骑兵和炮兵撤退。步兵们在道路两旁的田野里继续前进，在高耸的玉米中穿行，脚下是一片稀泥。
德国人一路向北跋涉，他们彼此靠得更近，尽可能抵挡着瓢泼大雨。在黑压压的天幕和电闪雷鸣的笼罩下，炮弹爆炸的火光照亮了地平线，隆隆的炮声在田野上回荡。每过一会，就有一波盟军骑兵奔驰而过，去驱赶逐渐靠近的法国骑兵和小股散兵。到了最后，骑手全都灰头土脸、脏污不堪，步兵们光凭他们身上穿着的军装已经无法辨别他们究竟是敌是友了。有时候，法国人已经到了距离德国人只有几百步远的地方。不止一次，第2轻步兵营被迫停止行军，摆好方阵，举起刺刀，以阻止敌军骑兵的前进。他们要是看到威灵顿后来发出的急件，知道他说在四臂村之后，敌人并未“尝试骚扰我们撤到后方的行动”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的。8
这些德国人的处境还算好的，比他们更惨的是那些倒霉的比利时百姓——法国人正步步紧逼，他们得赶紧逃命。比德曼中尉十分同情那些“赶着牛走在前面的人，其他人身上背着行李，女人们怀里抱着、手里牵着自己的孩子，所有人都疲于奔命，呻吟声和哭泣声不绝于耳”。9
6月17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左右，第一批步兵抵达滑铁卢村附近的蒙圣让高地。最后一批军团士兵到达时，天已经黑了，但是夜空偶尔还是会被枪口闪烁的火光照亮，空中也不时传来枪炮声，还能听到撤退部队在拉海圣庄园外列队通过路口时大声喊出的口令。这个村子毗邻布鲁塞尔–沙勒罗瓦公路，村名的来历说法不一，一说是来自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头上所戴的荆棘冠冕；另一种说法平常一点，说是来自附近一片草地周围的荆棘树篱。10又过了一段时间，400余名德国士兵才收到让他们驻扎在庄园的命令。11撤退行动到此结束。
拉海圣庄园是第2轻步兵营即将进行该营最著名的战斗的地方。庄园里有一个大院子，院子四周有一间马厩、一个猪圈、一座谷仓、一座大型的农舍、一道低矮的围墙，还有一汪池塘，这是当地农民住宅的典型布局。庄园主一家人已经逃走了。房子很大，有的地方墙壁能有一米多厚，房顶也很高。二楼有大大的天窗，顶层阁楼地板上堆着干草和稻草，没有窗户。有一条过道穿过马厩，通往西边的田野。出了大门和侧门就是东边的马路。房子北边有一条过道和两扇门，紧挨着菜园，菜园里有一口井和一个户外小屋。庄园北边和西边都围着树篱，东边有一道围墙，墙外就是马路。主屋南边有一个很大的果园，三面也围着树篱，第四面是一个大谷仓（约30米长）和一道低矮的围墙，墙上装了扇门，通向院子。屋子本身并没有损坏，但是因为拉海圣正好紧挨着盟军撤军路线，所以已经被路过的士兵们掠夺一空了。最重要的是，在数千名苦不堪言的军团士兵中，有些人在附近的乡间扎营过夜的时候，已经把通向左边田野的谷仓门拆下来当柴火烧了。第95步枪团的乔纳森·利奇上尉当时就在马路对面，他描述了自己席地而卧的情景，地上满是泥浆，就像“鹬出没的沼泽”一样。这一夜，第1轻步兵营的步兵西蒙·莱曼是在庄园后面的下沉式公路上度过的，他肯定也过得特别不舒服。12
对这些德国人来说不幸的是，户外小屋中的干草也基本被拿光了。他们杀掉庄园里的家禽家畜，与军团里相邻的线列营分食了，但这些步兵并没对猪圈里的小牛下手。13他们对吃的没什么兴趣，当前的首要问题是怎样驻守下来，或者把身上弄干。幸运的人可以躲在屋里，但列兵弗里德里希·林道属于不走运的。他的连队被派到果园，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而且由于他们与敌人离得特别近，士兵们都禁止点火。然而林道在农舍里找到了一袋豌豆，把它带走了。
多数步兵都已经陷入了昏睡，他们又累又饿，还一直在淋雨，感觉都迟钝了。为了不躺在潮湿的地方，他们靠在墙壁和树木上，或坐在自己的背包上，茫然地盯着天空。即使是在主屋外面，也几乎没人试图生火取暖，或是把发给他们的生肉煮熟——毫无疑问，在大雨中生火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他们靠喝酒来抵御寒冷。林道大胆潜入地窖，偷出来一壶葡萄酒，与战友们分享，也分给旁边第1轻步兵营的士兵们喝。过了一会，在稍远处露宿的德国兵，比如不来梅野战营的迈耶下士，也来要酒喝。林道一趟趟地往地下室跑，让整个果园里的人，甚至有可能让驻守此地的大部分盟军都喝上了酒。最后，林道终于在面对敌人的果园另一头睡下了，步枪就放在手边。伊曼纽尔·比德曼中尉也在树林里准备入睡，他回忆说：“经历白天的喧嚣之后，现在到处都安静下来，一片祥和。”14
在山谷的另一边，法国追兵也安顿下来准备过夜。他们有许多人是跟随拿破仑多年的老兵，其余的则是年轻的新兵。15很多人对皇帝都是一片赤胆忠心。这场战斗的两天之前，行军纵队看到“一个年轻的士兵，或者说是一个男人的躯干”，他“两条腿都被炮弹炸飞了”，面部和胸部还有重伤未愈；看到自己的战友，这个不幸的人举起双手喊道：“皇帝万岁。我失去了两条腿，但我不在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皇帝万岁。”16像德国兵一样，6月17日下午和晚上，法国兵也是围着噼啪作响的篝火度过的。“夜里太可怕了”，拉海圣庄园对面的法国指挥官回忆说，“大雨一直下”，“操纵火炮变得非常困难。这些人过夜没有挡风遮雨的地方，火也生不起来”。17到处都湿漉漉的，没法做饭，所以像第28线列团的康莱下士这样的人就靠怀里抱着一头从附近抓来的羊，吃掉头一天捡到的一小块黄油来取暖。18他和他的战友们都是阿利克斯第1师布儒瓦第2旅的，阿利克斯第1师是埃尔隆伯爵第1军团所属的4个师之一。和驻扎在拉海圣庄园的德国兵一样，埃尔隆的手下也没有参与四臂村的战斗，他们因为接到的命令相互矛盾，一整天都浪费在无数次徒劳无益的来回行军上。在受到拿破仑语带懊恼的申斥之后，埃尔隆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让人失望了。19
当拉海圣庄园的步兵们睡下的时候，他们知道，一旦法军主力到达，就很可能会有一场大仗要打。比德曼中尉记得那天晚上看到很多人都心事重重。“我也想知道，”他写道，“我是否还能再次见到我的祖国和亲人们，又会不会死在敌军的刀剑之下，就此结束我动荡不安的一生呢？面临生死关头，过去和未来都显得比在平常看来重要得多。”20然而，比德曼、林道和营里其余的士兵都不可能预见到第二天他们将经受多么严峻的考验。
第2章 为了国王和祖国
第2轻步兵营的德军来到这里的道路十分漫长。他们之所以驻扎在拉海圣，并不是“因为他们就在那里”。他们前往滑铁卢的道路始于12年前，那是1803年，那一年他们的故乡——德国北方的汉诺威被拿破仑侵占了。
第2轻步兵营的德军来到这里的道路十分漫长。1他们之所以驻扎在拉海圣，并不是“因为他们就在那里”。他们前往滑铁卢的道路始于12年前，那是1803年，那一年他们的故乡——德国北方的汉诺威被拿破仑侵占了。2当年年底，许多人加入了由他们的统治者——英格兰的乔治三世，也是当时的汉诺威选帝侯，新组建的英王德意志军团。其他人则是为了逃避被法国占领的痛苦随后加入的。他们一路自汉堡经胡苏姆和黑尔戈兰岛，或经瑞典波美拉尼亚的施特拉尔松德附近的巴特而来。3两支步兵部队——第1和第2轻步兵营，是最早建立的，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兵从欧洲大陆抵达英国，又组建了线列兵、炮兵和骑兵部队。1809—1810年，由于占领当局的压制，军团扩编的脚步渐停；1811—1812年，数名汉诺威人由于为军团征兵而被法国人处死。设想中，是会有许多不同国籍的士兵加入这个军团的。1811年，英国陆军部规定，军团应只招募“德国人，他们应会说德语，或至少能听懂德语，包括来自现已并入法国的所有德意志国家，也包括哈布斯堡王朝属地及以前的俄国和荷兰属地的居民”。“法国人、意大利人、丹麦人、瑞典人、俄国人、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被明确排除在外。4
在滑铁卢战场，线列营的人员成分最为复杂，普通士兵约有50%来自汉诺威以外的德国领土，特别是普鲁士，甚至有些人来自英国陆军部排斥的俄国和丹麦。一般来说，轻步兵营中汉诺威人的比例较高，因此他们的人员更加整齐，很可能也更有凝聚力。同样，来到拉海圣的这些士兵中有1/3的人来自普鲁士、巴伐利亚和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领地，甚至有波兰人（比如3连的亚历山大·多布里茨基）和比利时弗拉芒人（比如5连的巴蒂斯特·查里尔）。5无论他们来自哪里，加入第2轻步兵营的士兵都从汉诺威开始了自己的行程。他们离开了军团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贝克斯希尔的英军基地：1805—1806年，他们出征德国北部，在爱尔兰执行卫戍任务；1807—1808年，他们来到波罗的海；1808—1809年，驻守伊比利亚半岛；1809年，斯凯尔特河；1811—1813年，又回到半岛地区，穿过法国南部，在拿破仑流亡到厄尔巴岛之后曾一度濒临解散，最后来到了比利时蒙圣让的山坡上。
与大部分结盟与拿破仑作战的外国部队不同，英王德意志军团是英国正规军的一部分。至于那些尚未正式加入英军的人员，对他们的派遣是暂时的，直到1810年8月，英国才根据议会法案将其永久化，以表彰军团在半岛地区的服务。军官中有一些是英国人，特别是在第2轻步兵营，6军需官也是英国人。军团的出资银行是位于怀特霍尔街外克雷格巷的伦敦格林沃德–考克斯银行（最终被并入劳埃德银行）。7军事指挥语言一般用英语，指挥官也以英国人居多。第2轻步兵营的官兵配备标准版贝克步枪，其军装与英国步兵一样，也是那种独特的绿色夹克。8如果新兵是在英国入伍的，他们的军饷就与英军其他部队的一样。他们进行同样的宣誓，而且正如官方公告所说的那样，他们总的来说也“遵守与国王陛下的英国军队相同的战争条例和条款”。9军团以一种英国式的热情锻炼身体，他们练习划船、摔跤、击剑和拳击，还进行足球和板球等团队体育运动。10军官们可以得到循序渐进的军事教育，还可以学习算术、绘图、几何、地理和防御工事等炮兵课程。11德意志军团从没有单独执行过军事任务，总是与其他英国部队一起编队行动，尽管在滑铁卢，他们的分区指挥官查尔斯·冯·阿尔滕爵士也是汉诺威人。12到滑铁卢战役这个时候，该军团与威灵顿其余部队已并肩战斗了十几年。13整个战役期间，军团总共有大约3万名军人，其中约1 300人在行动中丧生，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总人数则将近5 900人。
军团内的两个轻步兵营不同寻常，因为他们从未完全采用英军的训练规章或是英语这种语言。14整个第2轻步兵营都说德语，但是为了避免误会，站岗规定要说英语，接受检阅也要说英语。提拔少校和副官的时候，他们的英语水平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许多军官英语都已经说得很流利了。英语不过关的则找人单独辅导，他们常常会找女辅导教师，进步很大。有些军官写日志开始都用德语，到最后就成了英语了。15在谈话和通信中，他们也经常英语和德语交替使用。例如，有个关于战斗力增损的表格中，条目里面就既有英语的joined（加入）和total effectives（总有生力量），又有德语的gestorben（死亡）和verabschiedet ohne Pension（遣散无补贴）。16有些高级军官，如在西班牙指挥轻步兵师的冯·阿尔滕将军和朱利叶斯·冯·哈特曼爵士等人，17他们重塑了自己盎格鲁和德意志风格混合的绅士形象，影响了他们部队的举止和衣着方式。普通士兵采用或是被赋予一个英语名字的情况也很常见：有一份名单上，既有约翰·亨内斯、弗雷德里克·阿尔穆茨和亨利·艾伯林这样德国姓、英国名的名字，也有更有德国特色的名字——威廉·威茨。18因此到了滑铁卢战役的时候，即使是英王德意志军团中“德国的”第2轻步兵营，实际上也已经实行双语制了。放在今天的话，我们会将其描述为“文化转移”的动因。
汉诺威人18世纪的祖先，是七年战争中为提防法国入侵而部署在英国的辅助部队，他们曾因为充当皇室专制的代理人而遭人鄙视。19到大革命及拿破仑时期，这种敌视已经减轻，但绝未消失。20激进分子威廉·科贝特直到1810年还曾由于他对英王德意志军团的侮辱性言辞而被监禁。因此，当英王德意志军团向英格兰南部海岸的贝克斯希尔行进，并在途中露营村庄场院时，曾在周围引起骚动。当两名军官在前往酒馆的路上从几个农民的身边经过时，他们听到以下的对话：“你去哪儿啊，杰克？”“我们要到场院去看德国佬。”21当他们回到营地的时候，发现士兵们正在吃饭，当地人则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快看呀，”当地人叫道，“他们也有勺子、刀子和叉子，跟我们用的一样。”不过，军团很快就被英国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特别是他们悠久的音乐传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官兵都娶了当地女孩为妻，22第1轻步兵营的菲利普·霍尔茨曼上尉就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就驻扎在拉海圣旁边，于1812年娶了贝克斯希尔海关官员的女儿玛丽–安·庞弗里。另外还有第2轻步兵营的步兵亨利·布什，他于1810年9月与哈里特·赫塞尔登成亲。步兵乔治·戈特弗里德·海因茨也来自第2轻步兵营，他于1813年1月娶了当地女孩玛丽·安妮·伯特。23即使是今天，在贝克斯希尔海滨的街道上，仍然留下了这种关联的印记：营房以及住在里面的德国人已经离去很久了，但大街上仍然保留着“营房路”“汉诺威小院”以及“汉诺威酒店”这样的地名。
军团中有一种独特的风气。官兵之间的关系比大多数英国部队都要密切：双方的回忆文字中语气普遍都比较尊重和亲密。这似乎也适用于军团中的英国籍官员，或许是因为他们往往不属于“有多大后台”的人，所以才没能在哪个更有名望的英国或苏格兰军团中谋得一官半职。事实上，英王德意志军团的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其任命是花钱也买不到的。此外，军团里有许多人远远不仅仅是国王花钱从欧洲大陆找来的雇佣军，他们觉得自己是反对拿破仑和法国统治的正义战士。24他们坚决拒绝加入由法国人掏钱组织的“汉诺威军团”，而那样做对他们来说本来是更加便利的。25在英军队伍中，普通士兵经常会对人称“波尼”的拿破仑表现出某种勉强的钦佩，而第2轻步兵营绝不会这样；他们也不会像其他德国人那样，经常表现出自己对拿破仑事业的同情，比如莱茵兰地区的德国人就是如此。同样地，军团普通士兵并不认为自己是那种只为摆脱贫困或逃避监禁而服兵役的“社会渣滓”，他们也不像那些诚实正直的专业军人一样将当兵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他们是自由的德国人，是选帝侯的忠实臣民，自愿参军，誓将来自法国的祸患赶出自己的家园。在这个方面，他们类似于“二战”期间戴高乐将军所领导的“自由法兰西”成员。26
因此，朱利叶斯·冯·哈特曼拒绝与法国人合作，并谴责那些与法国人合作的人“没有胆量，缺乏品格”。27为德意志军团在德国北方招募新兵的弗里德里希·海内克谈到了士兵的这种“爱国情绪”、他们“面对宿敌的巨大痛苦”以及他们“向拿破仑开战，摆脱法国暴政的奴役”的决心。28军团的一名外科医生写道，自己之所以离开故乡小镇明登，“为的是在自由的英格兰自由呼吸，同时也是为自己的未来着想，留在家乡，自己的前途被蒙上了邪恶的面纱，晦暗不明”。29在普通士兵中也同样弥漫着这样的情绪，比如第2轻步兵营的步兵弗里德里希·林道，就谈到了自己对法国和法国人的无比憎恨。30这种爱国主义情绪不仅在汉诺威人身上，在其他德国人身上也同样存在。即使是第2轻步兵营的中尉，瑞士人伊曼纽尔·比德曼，也表示了自己想要“赶走这些完全不尊重任何国际法的法国人”的愿望，并期待着“我们德国人和瑞士人携手并肩，在祖国的土地上积极参与到这场解放战争中来”。31这些感受与军团里的英国军官们是相同的。以第5线列营的艾德蒙·惠特利中尉为例，无论他私底下对“这些笨重又自私的德国人”有多少保留意见，他还是指出，他们在滑铁卢的目标一致，都是“为了狠狠回击那些反对英国的人”。32简而言之，英王德意志军团是一种盎格鲁—德意志的混合体，旨在利用旧有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力，驱逐法国人，恢复德国的自由，并维持欧洲的权力平衡。33
军团的构成体现了社会多元化，甚至在军官中也是这样。格奥尔格·哈托格·格尔松参军后在医院当护理员，他来自汉堡附近阿尔托纳的一个犹太医生世家，他的祖父管理着家乡的犹太医院，父亲和几位兄长也都是医生。他本人在柏林和哥廷根的汉诺威大学学习，并于1810年4月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一年之后，参军加入军团之后不久，格尔松被任命为英王德意志军团第5线列营的助理外科军医，曾在半岛地区和法国南部服役。1815年6月，他们团被纳入英王德意志军团第2步兵旅，指挥官是传奇人物克里斯蒂安·冯·奥普迪达。34
事实上，奥普迪达这样的人物所代表的是汉诺威人与拿破仑进行斗争的精神。1803年，当奥普迪达的祖国落入法国人手中之时，他是汉诺威近卫团的一名少校。英王德意志军团刚一成立，他就加入了军团，并在德国北方服役。1807年，他与丹麦人作战时，在荷兰海岸外因船只失事被俘，曾被囚禁了一小段时间。1812年10月，奥普迪达担任第1轻步兵营营长，在半岛地区和法国南部的战斗中表现优异。尽管他有一点应激性神经紊乱的倾向，过一段时间就得临时请一回假，他还是成为英王德意志军团第2旅旅长。他的弟弟路德维希·卡尔·格奥尔格·冯·奥普迪达曾担任汉诺威特使，在外交战线上不辞辛苦地与拿破仑进行斗争。35在滑铁卢战役期间，他担任驻普鲁士大使，普鲁士部队当时正在匆忙赶往比利时去援助威灵顿的路上。对拿破仑的战争已经让这个家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的堂弟费迪南德·冯·奥普迪达上尉在服役期间病倒，已于1809年10月在温莎附近的埃格姆身亡；另外一个堂弟，奥古斯特·冯·奥普迪达上尉，于1811年4月在葡萄牙埃尔瓦斯的军事行动中阵亡。
就在克里斯蒂安启程前往滑铁卢参战之前，他听说自己亲爱的三弟费迪南德——也是该军团的一名军官——患病后不久已经离世。36“我亲爱的路德维希，”他在给自己仍然在世的兄弟的信中写道，“我们三个就像家族徽章上已经挺立了半个世纪的三叶草的叶片。”克里斯蒂安追忆着，“费迪南德安静又敏感，路德维希则总能巧妙处理命运分歧以及我自己不怎么稳定的情绪”，这让他们几兄弟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现在他们失去了费迪南德，他去找路德维希了，他们定会“联系得比以前更加紧密，不让他们生命的秋天使象征我们家族的三叶草叶片枯萎凋落”。克里斯蒂安觉得，看到三叶草的三个叶片，就会“不断地想起我们失去的亲人”。37从现实情况来说，他十分担心自己已故兄弟的儿子们，担心他们的未来，几个人中最年长的两个现在正“临时”在第5线列营服役。克里斯蒂安相信他们都是“好孩子，想法都是好的”，但年纪太小，不该来当兵打仗，小的那个才14岁。今后他们的安全要成为他自己最最关心的问题。但奥普迪达本人有信心赢得这场战斗，因为他将在“老朋友”查尔斯·冯·阿尔滕任职的师中服役，是“命运”将他们“再次带到了一起”。38
驻守拉海圣庄园的是奥普迪达手下英王德意志军团第2旅的部分战士。通常，第2轻步兵营的指挥官是大卫·马丁中校，但他没到滑铁卢来。于是，队伍改由乔治·巴林少校指挥。巴林少校是一名汉诺威行政官员的幼子，小时候很叛逆，总想方设法逃避父亲安排的家教补习。巴林12岁那年，决定要去当兵。他的父亲同意了，条件是要他加入步兵，因为家里买不起装备，没法让巴林进骑兵团。在汉诺威军队服役的巴林仍然时常搞些恶作剧，其中有些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并不是那么有趣。比如他曾经对一个“不愿意借钱给别人的犹太老妇人”搞过一次恶作剧：39老人被埋在了堆在她家门口的一堆木板底下。他还为女士们卷入了一系列“荣誉之战”，第一次手臂就受了剑伤。后来有一次决斗，巴林的对手不幸惨遭毁容——曾经十分英俊的少尉冯·达克森豪森被剑“从耳朵划到了嘴巴”。40 1793年9月，他在与法国革命军队的对战中，在佛兰德斯接受了战火的洗礼，受了重伤，起初都已经放弃治疗等死了——敌人的子弹穿过他的嘴巴和面颊，打掉了4颗牙齿，导致他此后多年一直耳鼻流脓。
尽管有这样的经验，伤好之后，巴林还是立刻回到了军中。1803年汉诺威失守，他开始四处漂泊。像许多人一样，他觉得自己“不能待在法国人中间”，而且，经过16年的军旅生涯，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也一无是处了”。下定决心的时候到了，于是巴林参与了英王德意志军团的招募活动，很快自己也加入了该军团。德国北部、波罗的海、瓦尔赫伦岛、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南部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身影。1811年5月，巴林在西班牙表现得特别出色，那一次，他在夺取阿尔布埃拉村的一场恶战中受了轻伤。在半岛地区，他曾担任查尔斯·冯·阿尔滕的副官，对阿尔滕似乎有些敬畏。后来巴林在第2轻步兵营当上了少校。他似乎颇受手下士兵的爱戴，他们以前曾多次随巴林参加战斗、出生入死。然而，他们的忠诚却即将遭受迄今为止最为严酷的锤炼。
第3章 错误酿成的悲剧
不管怎样，没能对攻占拉海圣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这在未来的几个小时中会让拿破仑和他的士兵们付出高昂的代价。
6月18日凌晨，威灵顿公爵得到消息，说普鲁士援军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抵达，于是他决定发起进攻。他刚刚进行了侦察，十分了解当地的情况。虽然威灵顿本来是更愿意再往南一点，在罗索姆农庄开战的，但蒙圣让高地也是个极佳的防御阵地，军需官德兰西也是在那里让大家停止撤退的。高地两侧都有宜于设防的建筑；斜坡本身便于步兵隐蔽，而且也容易施展火力。早上6点，威灵顿离开设在滑铁卢的指挥部，前往战场。一小时后，威灵顿开始视察盟军阵地。1他特别担心拿破仑会从海路前来切断他的队伍，于是往西在哈尔附近部署了一支大部队，这18 000多人没有进一步参与之后的军事行动。在战场上，他将近卫旅精英部队以及一些拿骚人派到了自己右翼（西侧）霍高蒙特那个不算太大的城堡及其周围。他十分担心这个阵地，额外加派了工兵队伍去加固城堡，其中有一部分人员就出自英王德意志军团。部队左翼（东侧）则在拉海圣和帕佩洛特两个村庄就地休息。在中心位置，威灵顿则派出比兰特手下经验不足的荷兰—比利时混编旅驻守向前的斜坡，位置就在拉海圣东邻。其余部队多数部署在山脊上反向的斜坡上，农舍两侧都有，左边最靠近普鲁士救兵方向的是兵力最弱的部队。
联盟军的中心位置——交叉路口和拉海圣庄园周围的军事要地，则被派给由查尔斯·冯·阿尔滕将军指挥的英国第3步兵师，其主力是奥普迪达率领的英王德意志军团第2旅。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参加四臂村的战斗，因此比较生猛。由路易·冯·德·布什中校指挥的英王德意志军团第1轻步兵（步枪）营，被部署在十字路口紧右边。新婚的菲利普·霍尔茨曼上尉也是其中之一。在他们身后，是冯·施罗德中校率领的军团第8线列营。他们的右侧是军团的第5线列营，由冯·林辛根中校指挥。越过他们是汉诺威军队的吕讷堡轻步兵营，该营是在被拿破仑于1813—1814年战败之后重组的。拉海圣庄园和霍高蒙特之间还有许多零星散兵，其中有许多人都是军团第1轻步兵营的。巴林的第2轻步兵营单独把守拉海圣这个地方，这属于常规部署，因为一般认为轻步兵最适宜在建筑区，与敌人进行近身格斗，实际上他们可以承担在标准手册中没有严格界定的任何职能。
威灵顿公爵、军团长奥兰治亲王和师长冯·阿尔滕似乎都没怎么特别注意这个庄园，军团的工兵都带着工具被他们给派到霍高蒙特去了。这个举动有些令人吃惊，因为占据这座庄园对于交叉路口的防御至关重要，因此对整个盟军中央部队的防御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目击者回忆说，旅长奥普迪达对于拉海圣庄园这里“军团指挥部所做的防御准备感到十分不满，特别是居然连一门大炮都没有”。2当天晚上，他与巴林、第1轻步兵营的冯·德·布什中校、旅长副官冯·艾内姆少校，以及他自己的副官冯·布兰迪斯上尉，几个人在庄园的一个房间里3生了堆火，喝着热汤，开了个秘密会议。肯定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可能地守住这个地方。这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军团的工兵都被派到霍高蒙特去了。奥普迪达放弃了农舍里面的温暖，整夜待在第5线列营的营火旁，留下一个孤独沉思的身影。他拒绝披上羊毛毯来抵御寒冷，因为普通士兵被上面严令禁止使用毛毯，大概是因为希望这样一来，一旦夜间法国人发动突然袭击，他们就能迅速做出反应。奥普迪达有个特点，他自己不准备去做的事情，绝不会要求手下去做。
6月18日拂晓，林道被步兵哈茨唤醒，让他再弄点酒来。大雨还在下，“今天会是个难熬的日子，”他说，“我会死，因为我做了个梦，清清楚楚地梦见会有一颗子弹穿透我的身体，这没给我带来什么不幸，我梦见自己安然入睡了。”人们纷纷醒来，农舍里一片繁忙。雨已经停了，驻军一扫头天晚上死气沉沉的景象。有些人准备把一头猪煮熟了吃，据比德曼中尉回忆，他们杀猪的速度虽然挺快，手法可不怎么样。4这位军官挖苦地写道，饥饿不利于展现“兄弟情谊”，因为他本人就没吃到肉，只得了一点豌豆和盐。5其他人尽管没有合适的工具，但还是在院墙上敲了些枪眼，支了个临时射击平台，能在上面架枪防守。谷仓的大门已经被拆了，为了填补缺口，他们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效果不太理想。他们又敲又砸的，其他驻军肯定也都没法再睡了。由于葡萄酒现在都已经喝光了，于是林道向哈茨建议说，他们若要取暖，不如去帮助附近95团的英国步兵们在布鲁塞尔方向的公路上建造一个与朝南的院墙齐平的路障。6夜里没被当成柴火烧掉的农场用具现在都被堆在了路上：有半架马车、各种农具、梯子，还有一架法国三筒火炮。除了这些东西，用来搭路障的还有从附近砍来的几棵树的枝干。7 威灵顿的副官卡斯卡特勋爵后来说，他们搭的这堆东西“放在任何时候”“都算不上什么障碍物”，8这道路障就跟纸糊的一样，当天早上，友军的一队龙骑兵骑着马轻易就越了过去，守军又花了好大工夫重新搭建。9然而，对于把守这条道路的英国和德国步兵们来说，有这么一道路障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所有盟军官兵枕戈待旦。由于前一天下了一天的大雨，军团士兵睡眠严重不足，而且眼看着就要与经验丰富的敌人展开残酷厮杀，因此他们的精神和身体状况可想而知。肯定许多人都又冷又饿、打着寒战、咳嗽流涕，他们鼻子喘不动气、耳朵嗡嗡作响，有些人紧张得食不下咽。10上午8点左右，太阳穿破云层，让人略觉轻松。空中到处都是擦枪、试射的声音，因为需要确定在一天一夜的大雨之后枪支是否都还好用。随军女眷已经遵照公爵的命令被送到后方去了。11在英王德意志军团的第5线列营中，惠特利中尉观察着对面山坡上的法军调兵遣将。“我们可以看到，”他写道，“大片人潮黑压压地蜂拥而下，队形散了又聚，像在平原上扫过的泥石流，如火山流出的岩浆，所到之处，一切荡平。看起来就像神话故事一样，简直有些超乎自然。”就在这个时候，军团助理外科军医格奥尔格·格尔松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是场恶仗啊，我的孩子！得做好准备。”然后他又加了句一语双关的临别赠言，说他要到医院去了，“希望能在那里再见到你”。12
巴林手下有6个人员不足的连队——有生力量总共378人。13其中有3名高级军官：副营长兼代理少校博斯维尔，以及霍尔茨曼和绍曼上尉。有11名中尉：基斯勒、格奥尔格·迈耶尔、克里斯蒂安·迈耶尔、林丹、里夫库格尔、托宾、德·马韦登、凯里、比德曼、格雷姆，还有一人姓名不详。在他们之下是5名少尉：弗兰克、史密斯、巴林、不满20岁的冯·罗伯逊和副官蒂曼。他们的帮手是24名中士和14名号兵。还有3名医务兵，包括外科军医海泽和他的两名助手——穆勒和格斯，他们负责照料伤员。普通士兵中有317名下士和普通步兵。现在没有发现关于巴林的战前动员的记录，我们所知道的是，可能是按照他本人的指示，他让手下官兵坚守阵地到最后一刻，最后再撤回到主阵地去，就这么一句指示的真实性也无从考证。
巴林在菜园里部署了一个连，约80人的兵力，由格奥尔格·迈耶尔中尉带队，他们的任务是防止庄园被包围，并与山脊上的主阵地保持通讯联系。外科军医海泽和他的两名助手将救护站也设在了菜园的棚子里。在庭院内和院子周围则部署了托宾和格雷姆两名中尉所率领的两个连队，他们或是沿着院墙找好了位置，或是守在农舍的天窗和外面的路障之后。巴林本人则率领3个连队，约一半的兵力，进入果园迎敌。
巴林的处境十分危险。庄园的位置正在盟军的前面，再往前就只有冯·德·布什少校手下的第1轻步兵营的两个连的兵力，14以及由斯波康少校指挥的汉诺威Feldj?ger（轻步兵）的两个连队，呈散兵阵型打前哨。在巴林左边，布有两架火炮，远处沙坑里还有第95步枪团两个经验丰富的连队。盟军步兵大部队在他们身后至少400米的地方，离他们最近的是托马斯·皮克顿中将的英国第5步兵师。平静的乡村暗潮涌动，在村落中间布有沟壑，敌人的骑兵和散兵就在此中潜伏。巴林的步兵们在步枪的射程之内也受到诸多限制。尽管他们尽了一切努力，军团士兵在农舍建筑内也只开辟了少量新的射击阵地，而在果园下方的地面上有一处高地，阻挡了他们的视线，看不到南边的法军阵线。令人吃惊的是，巴林和他的上级军官似乎都没有为弹药供应做好充分的准备，无论是在农舍内还是附近其他地方都没有设置军火库。这可能是因为两个轻步兵营之间只有一个共用的弹药供应车，并且在急速撤退期间已经在布鲁塞尔的公路上翻进一道沟里去了。15因此，巴林他们营开始行动的时候只配备了常规的每人60轮次的弹药，他们需要用这些弹药坚持到整个行动结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究竟是哪个人的责任，总之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军团在当天下午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法国人的早晨差不多也是同样度过的。黎明时分，康莱下士回忆说：“每个连队都取下火枪，给枪上油，换上衣服，烘干帽子。”即使是高阶军官，比如埃尔隆元帅的大炮兵连指挥官德萨勒，前一夜也是在露天里过的，因此全身都湿透了。德萨勒一起床就四处寻找安静的地方，在遍布法国阵营的各种货车和马车之间找了个地方换了衣服。16他那40口径的加农炮将在当天对盟军中央部队造成沉重打击。同时，列兵们正在吃东西。康莱回忆说：“我们的一个下士，好像是个屠夫的儿子，他将我们可怜的小羊羔屠宰、剥皮，还切成了小块。”羊肉用黄油做熟。“过了一个钟头，连队的上尉和中尉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赶紧跟他们说明，羊肉很难吃，因为我们没有盐，所以厨师抓了一把（火药）面儿放进锅里了。”17
尽管他们前一天夜里过得十分凄惨，肚子都填不饱，接下来的战斗也很艰苦，但是面对拉海圣庄园，战士们的士气仍然十分高涨。当天早晨，当拿破仑从第28线列团走过的时候，迎接他的是“士兵们主动向他致意。他们表现得十分狂热：头盔、军帽、便帽，全都用军刀和刺刀挑得老高，人人疯狂地高呼‘皇帝万岁’”。18前一晚，拿破仑皇帝是在盟军驻地以南大约6.5公里处的乐卡尤的一个农场上度过的。早上起来，让他松了一大口气的是，他发现威灵顿并未在黑暗的掩护下悄悄溜走，而显然是准备要在蒙圣让的山坡上进行一场战斗。凌晨，拿破仑一直待在室内，凝视着外面的雨水，看着自己的部队相继抵达。他的随从古尔戈将军告诉他说，地面太湿了，无法立即发动袭击。皇帝随后骑在马背上侦察了战场，古尔戈后来回忆说，皇帝一直往前走到“随扈的散兵已经来到拉海圣庄园的对面了”。19拿破仑显然十分关心那里的情况，他派工兵统领哈克索将军前去调查盟军中央部队。哈克索回报，没有看到任何地面防御工事——事实的确如此。他可能未将盟军在狂乱中对农舍进行的无效加固看在眼里。20拿破仑并不怎么担心普鲁士人，他认为他们正在加速向东撤退，因为格鲁希元帅率大军正在他们身后紧追不舍。他担心的倒是威灵顿公爵仍然有可能从他眼前逃走。为此，拿破仑不能浪费太多时间调动部队，例如对西边的盟军进行侧翼包抄。相反，他计划通过正面攻击与威灵顿一决高下。他手上可供调遣的兵力约有74 000人，略多于威灵顿军队的68 000人，而且平均而言，其兵员战斗力也比威灵顿的强。
上午11点，拿破仑向内伊元帅下达命令，即将在战场中央指挥法军主攻行动的就是内伊。21皇帝并未制订详细的作战计划，因为他还不知道盟军的具体部署。于是他计划让雷耶的第2军团在霍高蒙特对威灵顿的右翼进行试探性攻击，意图拖住其兵力，以迫使公爵出动部分后备部队。之后再发动主攻：由埃尔隆伯爵的第1军团直击盟军中央部队，从左侧开始，沿着蒙圣让的坡地一直向右侧展开。一旦威灵顿使出后手，皇帝计划也投入自己的后备部队，如有必要，帝国卫队也可以出动。拿破仑的期望是，主战场上的战斗一旦打响，其部队在机动性上的优越性将压制动作笨拙的对手，赢得最终的胜利。22然而，要实施这一战略，就必须迫使敌人离开他们在高地上驻扎好的阵地，离开他们加强防守的农舍。
因此，法军的作战计划的主要焦点放在了盟军的中央部队上，拉海圣庄园是其重中之重。说不清拿破仑是否知道这座庄园叫什么名字，23但是于他而言，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皇帝指示要占领“蒙圣让那个村子（原文如此），以便夺取那个地方的十字路口”，24他这样说，指的只能是拉海圣庄园。在这一点上，埃尔隆自己的回忆也是绝对明确的。他写道：“第2军团必须夺取霍高蒙特的农场，第1军团则必须占领拉海圣庄园，这座庄园位于通往布鲁塞尔的公路上。”25整个军团中唯一的轻步兵团第13团奉命攻占拉海圣，其工兵连队则受命加固该农舍的防御工事以对抗盟军的反击。26除此之外，对于夺取农舍一事似乎没进行过什么认真的考虑。拿破仑可能认为，埃尔隆大规模纵队的力量足以使该庄园直接沦陷，他可能希望占领山脊，随之从侧翼包抄庄园，这样就能迅速打乱驻守此地的盟军的阵脚。可能是因为大炮和炮弹数量有限，同时由于此地具有地面下沉的现象，击中目标难度较大，因此为避免浪费资源，进攻之前并未预先对该庄园进行炮击。他得到的关于拉海圣庄园的资料肯定是不完善的，因为从他的位置上只能看到庄园的一部分，而且由于敌军部署的散兵哨位，他所有的情报人员，包括哈克索将军在内，没有人靠近该庄园。不管怎样，没能对攻占拉海圣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这在未来的几个小时中会让拿破仑和他的士兵们付出高昂的代价。
第4章 闩住谷仓门
驻守在附近农舍里的德国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拿破仑最初希望通过炮击和大规模步兵攻击的威胁将他们从屋子里吓出来，结果没有得逞。
大约11点半，雷耶的第2军团开始向霍高蒙特发起攻击。拿骚守军开始退却，直到英国近卫军前来支援。一整天的时间，双方像比赛一样在此地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正如汉诺威吕讷堡野战（轻步兵）营的卡尔·雅可比上尉所记得的那样，盟军中央部队那些人“当了好几个钟头悠闲的看客，看着眼前波涛汹涌的战事，特别是霍高蒙特周围的激烈较量”。1下午1点前后，拿破仑的大炮兵连对准盟军中央部队开火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轰炸重点：炮筒没有瞄准任何具体的区域，而是火力全开，全面轰炸。从轰炸的范围来看，差不多把所有能炸到的地方都炸了，直到大炮兵连的指挥官德萨勒经过侦察，说是拉海圣庄园前面的山坡已经安全，不怕庄园里的步枪射击了。目前，炮击的目的是既要从身体上打击敌人，也要从心理上摧毁敌人：摧毁敌人的士气，让他们无心战斗。2拿破仑的意图，在他对德萨勒的命令中表示得十分明确，就是要“让敌人惊恐，动摇他们的士气”。3这是一种“震慑”的策略。
皇帝的计划成败参半。比兰特率领的荷兰人之前部署在下沉式公路前方的斜坡上，他们正冲着法军的方向，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但军团其余的大部分兵力在另一边的斜坡上，都比较安全。他们要么就地卧倒，要么挤在山沟里面以减少暴露，没有受到炮火的直接轰炸。法军的炮弹落下之后就陷在厚厚的泥巴地里，而不是弹到别的地方造成进一步的伤害，这也保护了士兵们。4轻步兵们沿着盟军前线呈松散阵型分布，他们虽然没有荷兰人这样的掩护条件，但是他们队形分散，因此伤亡也不集中。遭遇不幸的人中有一位是英王德意志军团第1轻步兵营的菲利普·霍尔茨曼上尉，轰炸开始后不久他就牺牲了，当时可能正是他的妻子玛丽安在遥远的贝克斯希尔进行晨祷的时间。5当天他的遗体将饱受摧残，逐渐融入其身下的土壤。
拉海圣庄园附近落下了许多炮弹，这里距离法军大炮兵连的前沿只有700米左右。6外面公路上的两门盟军大炮不顾威灵顿的严令禁止，与法军的炮火进行了一场徒劳的对决，被迅速摧毁了。把守在路障处的官兵四处寻找掩护。第95步枪团的乔治·西蒙斯中尉怀里抱着一堆木头刚刚赶到，正好看到“年轻的德国人四处逃窜。他们被吓傻了，在枪炮面前跌跌撞撞地跑来跑去”，7这让那些有经验的老兵感到诧异。在附近的沙坑里，第95步枪团的约翰尼·金凯德尉眼看着一枚法国炮弹，“天知道是哪里来的”，把“我们右手边的人脑袋给炸飞了”。8但英国步兵们大多数都经历过激烈的炮火洗礼，因此他们既不震惊也不胆怯。同样，对于驻守庄园的老兵来说，这一轮炮火也不过是小意思而已。部署在果园里的士兵头顶上偶尔会落下一些被空中掠过的炮弹击落的树枝，9他们也冒着炸弹恰好在上方爆裂，因而被弹壳碎片击中的危险。除此之外，建造庄园的坚固石料足以保护他们不被乱打一气的法军炮火所伤。眼看法军的袭击即将来临，巴林向他的连队指挥官们发出指示：尽可能坚守阵地，实在守不住再撤回后面山脊上盟军主力部队那里去。10第2轻步兵营的军官们现已各就其位——迈耶尔中尉在菜园里，托宾和格雷姆中尉在农舍屋里，巴林自己则守在果园，他们在等待。
约半个小时后，法军的炮声停了。这是为了让第1军团开始对盟军中央部队发动主攻。一名参加过拿破仑所有战役的老兵——少校副官胡巴特奉命组织部队。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军团司令埃尔隆来到阵线中央，高呼“我们今天要视新如旧”！士兵们的回答是：“皇帝万岁”！三声鼓响，宣布进攻开始。大约有18 000人开始向前进，打头阵的是一群配有火枪的散兵。他们排成纵队，横向一个营，纵向人数不等，约9—12个营。从正面看，队伍列得比以前都宽。关于他们摆的究竟是什么阵型存在争议。11参加过伊比利亚半岛战役的老兵埃尔隆伯爵采用了这种不同寻常的阵型，而不是更合乎常规、迎敌面更窄的纵队阵型，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强法国火力，以对付他当年在西班牙遭遇过的可怕的英国线列阵，同时保留了必要的密集队形，让士兵们有可能用刺刀拼出一条路来。但这种阵型的缺点是使他的军队更难抵御骑兵的冲击。这支步兵队伍以师为单位开始前进，左侧翼在前，这样向盟军发动进攻时就会像一扇弹簧门一样从左至右对盟军阵线形成打击。在他们身后，是骑兵后备队，包括近800名胸甲骑兵，他们属于重骑兵，胸前有一块金属护胸甲保护要害，胸甲骑兵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几分钟内，进攻部队完成了复杂的“越线换防”，他们越过己方的火炮阵地，队形保持不乱。12在他们身后，大炮兵连又恢复了对盟军中央部队的轰炸，发出的炮弹在前进纵队的上空掠过。在法军前进队伍最左侧，是隶属于东泽洛将军的第2步兵师中由奥拉尔和施密茨指挥的两个旅，他们直奔拉海圣庄园而去，即将率先与敌人交火。
当他们冲到将其与威灵顿的阵线隔开的山谷时，法军纵列阵型遭到密集而持续的盟军炮击；与之相反，德国散兵则开始后退。康莱下士记得，“两个炮兵连加起来有近200门炮，你来我往地上演了一曲可怕的二重奏：炮弹、炸弹、炸药筒，就在我们头顶上来回呼啸”。13他们走了几乎还不到100步，第28线列团2营的马林斯就受了致命伤。康莱自己的连长两次被击中。老胡巴特和鹰旗旗手克罗斯也不幸阵亡。在法军的整条进攻路线上，情况大致相同。我们不能肯定这两个旅在向拉海圣前进的路上具体情况怎样，但是在他们前面的那些工兵都是手提巨斧，轻松砍碎大门和路障的魁梧壮汉，他们肯定不仅饱受盟军炮击之苦，而且还有很多人死或伤在了庄园左侧田野里的德国散兵的枪下。然而，尽管炮火连天，但是整个队列中所有人都听到“我们的长官用冷静的声音发出唯一的指令‘靠近些’”。14内伊元帅与纵队士兵一起行进，一直走到道路从庄园前面的斜坡上穿过的地方。15
在农舍的东边，比兰特那个旅的荷兰人暴露在外，他们开始后退，但是沙坑里的步兵们暂时守住了阵地。利奇上尉当时位于前沿，他描述了法军进攻时喧嚣和骚动的场景，“好像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承受这种冲击”。16他的营副官金凯德上尉回忆说，“一个庞大的步兵纵队”一路高喊着“皇帝万岁”，“他们敲锣打鼓，吹着喇叭”，军官则“在前面一边跳舞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剑”。他写道，法国人“有点希望把我们吓倒在地”，但他们得到的回答只是我们这边“毫不动摇的沉默”，我们等待时机表明“我们也有嘴巴，也会说话，但什么时间开口由我们说了算”。17驻守在附近农舍里的德国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焦虑。拿破仑最初希望通过炮击和大规模步兵攻击的威胁将他们从屋子里吓出来，结果没有得逞。
在果园里，他们可以听到法国人的声音，那是数千人踩在泥泞地面上的脚步声和马蹄声，但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然后，第一批法国散兵爬上了庄园南部边缘的小高地，欢呼了一阵子，胡乱开枪浪费了一批子弹。巴林命令大家卧倒，就像以前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打仗时经常做的那样，这样可以缩小目标。果园里的苹果树和矮树篱给他们提供的其实主要是心理上的安慰。但巴林本人仍然骑在马背上。这虽然危险，但也是必要的，为的是给手下树立一个榜样，同时也可以对战场上的全局有所把握。巴林发出了严厉指示：等到敌人非常接近了，才可以开火。不久，法国的两条主要纵队进入视野，他们移动得很快。其中一条纵队去攻打农舍，另一条则向果园冲去。“法国人匆匆忙忙的”，德国人对彼此说道，“就好像他们今天就想到布鲁塞尔去吃饭一样”。18就在此刻，呈散兵队形的步兵们开始了致命的射击，他们藏身在庄园旁边的田野里、果园后面的树篱旁、路障后、院墙头，还有楼上的窗户后。我们不知道当时拿破仑的手下有多少人被射杀，也不知道这一整天在拉海圣一共有多少人阵亡。据法国方面的消息，估计到黄昏时阵亡人数已高达2 000人。19可以确定的是，从这一刻开始，庄园周围，很快就连农舍屋内也一样，到处都堆满了尸体。无处不在的尸体已经够可怕的了，但在接下来的5个小时里，伤员的惨状和他们痛苦的呻吟声对于在场者来说更是难以忍受。
果园里的法国散兵停下脚步开始准备射击。一阵枪林弹雨，子弹击穿了巴林的马缰绳，差点击中他的手；步兵哈茨中弹身亡，他的预感应验了；连队指挥官之一的绍曼上尉受了重伤，另有多人伤亡。法军人手一杆火枪，射击速度更快，一分钟大约能完成两三轮射击。而德国人的射击速度差不多要慢一半，因为他们用的槽式步枪装弹速度较慢。不过火枪是滑膛枪，即使瞄准了也不太可能击中90米外的目标，而带槽管的槽式步枪的射程却有这两倍长，准确度仍然很高。在近距离射击的时候，像这次对战开始时这种情况，反复进行大规模的火枪齐射效果更佳，但是在当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步枪手在农舍的隐蔽处向一段距离以外的法国人射击时，德国人是占有优势的。
双方现在都处于消耗阶段，在此期间，他们较着劲儿地瞄准、射击、装弹。20他们用左手握住火枪（如果是右撇子的话），将装好火药面和弹丸的弹药筒一头咬开，将弹丸含在口中，并将击铁或击锤往回拉一个档。然后把盖在火药锅上的触发杆推开，往里倒入一些火药面，再重新盖紧。火枪的枪托要支在地上，以便将余下的火药面倒入枪筒，然后把手里拿着的弹药纸填进去，嘴里咬着的弹丸也吐进去。枪手用推弹杆将装好的弹药压实，装好纸弹塞压一次，以便将装好的弹药压紧，装好弹丸再压一次。然后他把击铁再往后拉一个档，瞄准，开火。这个动作触发燧石，击中触发杆，产生火花，将火药锅中的火药点燃，继而引燃枪管中的弹药，将子弹发射出去。步枪的装弹方式也与此类似。有时候，步枪手也会使用预先准备好的纸弹药筒，就像火枪手一样。其他情况下，用袋子装弹丸，用烧瓶装火药面。将量好的火药面装入枪筒后，放一块圆形的油布和弹丸，然后枪手再用推弹杆把弹药向下压实。贝克步枪比火枪的枪筒短，装弹容易一点，因此更易于以卧姿或在农舍这样的建筑物内使用。21
即使天气晴朗，也有可能哪一步会出错，再要是下雨就全完了。击锤可能还没全拉回去就意外松开，导致哑火，这种情况被称为“半击发位置开火”。也有可能火石打出的火花不够大，或者火药锅中的火药就是没有点燃，或者火药点燃了却没有触发枪管中的弹药，后者被称为“药池闪光”。有时候，枪管会爆膛，导致枪手受伤甚至死亡。也常会出现在战斗白热化的时候枪手误吞弹丸，或将弹丸吐到了枪筒外面，或失手掉落弹药筒，或笨手笨脚地将里面的火药面撒了，误击推弹杆，或者过于激动导致忘记射击而重复装弹等操作失误的情况。即使所有装弹、射击步骤全都执行得准确无误，步兵的嘴唇也会变成黑色，嘴里留下呛人的味道，这些痕迹很难消除，而且让人焦渴难耐。
虽然果园里的盟军人数完全处于劣势，但是他们起初还是守住了阵地。绍曼受伤之后被拖回到农舍里相对安全的地方，但他不久就伤重去世了。然后，步兵们注意到右手边的法军纵队正在迅速向敞开着的谷仓门推进。在外面田野里身处险境的一些散兵看到法国骑兵靠近，于是退到了山上的主阵地。其他人则在汉斯·冯·德·布什上尉的指挥下在西边的谷仓门前围成半圆形，各就其位。22果园里的德国人也有条不紊地开始撤退，一边撤，一边开枪。倒下的人越来越多，包括巴林的副手博斯维尔少校，他受了致命伤，强撑着站起身来，却再次不支倒地。年轻的少尉罗伯森头部中弹身亡，倒在了比德曼上尉的身旁。巴林本人平安回到了谷仓，但是他的马的腿被炮火炸掉了，不得不换骑副官的马匹。冯·德·布什带领散兵暂时守住了谷仓的入口，所有试图接近的法国人都中了他们的枪。
与此同时，法军的第二支纵队，也就是奥拉尔那个旅，从东南方向接近庄园，“迂回穿过田野，走过大路”，很快扫平了路障。格雷姆中尉和其他把守路障的士兵迅速由大门撤回了庭院。威廉·威斯下士记得子弹“就在头顶上呼啸而过”。23维厄中尉是一名勇敢、能干的工程师，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毕业生，他冲上前来，用斧子对着大门一通猛砍。他负伤后，斧子从手中滑落，被另一个人接了过去，但大门仍然没有被攻破。身穿蓝色制服的法军就像蓝色的浪潮一样拍击并粉碎在坚不可摧的院墙和厚实沉重的木头大门上，打了个旋儿，又向右朝着盟军的主要阵地奔去。比兰特旅已经遭受了法军炮火的冲击，在混乱中溃退，5个营中只有1个守住了阵线。然而，待在沙坑里的英国步兵和房子东边的德国人，将法国人的推进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分别从正前方和左侧开火，枪法神准。24有时候，一轮枪击就能撂倒三四个敌人，因为他们离得很近，而且大约有十几名军团士兵各就其位，从墙上的枪洞或者从猪圈那里伸出步枪射击，射出的子弹近距离爆炸，威力强大。盟军枪手利用天窗的有利角度，居高临下，趁着尚未进入法军火枪的有效射程，挑选法国军官作为目标进行射击。与德国人至少可以将他们的伤员带回室内不同，法国人负伤之后只能自己跌跌撞撞地挪回己方阵线，还有许多人只能在自己负伤倒地的地方原地抽搐。
尽管场面如此悲惨，法军纵队还是继续沿着山坡前进，把英国步兵们从沙坑里赶回到了盟军的主要阵地。有些法国兵向左边奔去，挤进菜园里，守在那里的只有迈耶尔中尉那一个连队。其余法军则很快上了山脊，与英军第5师展开了激战，在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第5师著名的师长托马斯·皮克顿头部中枪而亡。整个盟军中心现在处境危险，随时可能被攻陷。大约下午1点半，威灵顿已经带着手下一起从霍高蒙特来到了十字路口附近的一棵榆树下，他立刻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可能是他本人，也可能是奥兰治亲王或冯·阿尔滕将军，下令让汉诺威轻步兵营的吕讷堡人前往拉海圣去支援巴林，而奥普迪达上校的英王德意志军团第5和第8线列营则被告知要前往那条下沉式公路。25威灵顿还指示英王德意志军团第1轻步兵营去将庄园左侧的缺口补上。“现在该你们上了，小伙子们。”该营代理副官克里斯托弗·海泽上尉听到他这样呼唤德国人。26
德国轻步兵的两个连队，分别由冯·吉尔萨上尉和艾伯特中尉指挥，从他们躲避法军炮火的山沟里涌出。27他们跑过公路上被丢弃的英军枪炮，来到法军纵队的左侧和后方，摆好阵型，开始向着密集的人群射击，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再次装弹，再次射击。其他人则冲向菜园。下士亨利·穆勒在远处找了个位置，以便瞄准法军纵队的指挥官。步兵萨瑟和舒勒曼帮他装弹，他第一枪就将法国军官击落马下。28敌人开始回撤。此时海泽上尉腿上受了重伤，在一名英国步兵的帮助下试图回到盟军阵线，但敌人激烈的火力迫使他放弃。海泽很幸运，第1轻步兵营的步兵桑德尔看到了上尉的困境，将他拖到一处陡峭的坡地。有几分钟的时间，两人十分焦急，生怕引起四处逡巡的法国骑兵的注意。29桑德尔拒绝了海泽让他自己逃命的指令，当有一名法国骑兵最终发现他们时，桑德尔从下面击中了法国人的马匹。桑德尔甚至没有放下身上的武器或背包，就把自己的长官甩在肩上，把他扛到蒙圣让的一名外科医生那里，然后又回到了战场上。桑德尔的奉献精神可歌可泣，因为众所周知，有些没有受伤的汉诺威人，像所有军队中的许多士兵一样，往往会将“需要救助受伤的战友”当成借口，离开战场一去不回。30
当奥普迪达的手下用装在步枪上的刺刀将法国人赶下山去，把他们赶到农舍以东的时候，他派副官穿过烟雾去弄清面对的到底是敌人的骑兵还是步兵。冯·布兰迪斯记得那团烟雾“如此浓厚，根本就什么也看不见”。31副官几乎立刻就撞上了一队胸甲骑兵。第1轻步兵营和第5线列营有附近的英国骑兵的掩护，也有时间组织方阵，只有奥普迪达的坐骑被击中，他险些遇难。但不幸的是，当法军发动袭击时，第8营还在排队，因此遭受重创，没几分钟就溃不成军了，显然没有机会，或至少是缺乏意志去进行抵抗。其营长冯·施罗德中校也受了致命伤。冯·福格特和冯·威斯特哈根上尉、冯·米兰霍尔茨中尉，以及30多名士官和士兵旋即阵亡。也有多名军官负伤，有些人伤情严重。莫罗少尉受了三处重伤，被迫在靠近庄园的地方放下了战旗。第2轻步兵营的格奥尔格·斯托克曼中士看见之后，赶紧跑出来取回旗子，总算没让己方旗帜落入敌人之手。32冯·彼得斯多夫少校在下沉式公路后面集合了一些人，但是这个营已经散了，无法凝聚成一个作战单位，没有参加接下来的战斗。33当步兵在野外遭遇骑兵，且无法组织方阵时会面临诸多危险，当天的情况宛如围绕这一主题的一系列现场教学，这就是第一课。
在农舍的另一边，起初一切都很顺利。吕讷堡人在冯·克伦克中将的指挥下沿坡而下，虽然不很整齐，但是速度很快。34他们很快逼退了法国人。雅可比上尉率领他的连队重新夺回了果园，35并与巴林的队伍会合。后者又从庭院里出来，重新冲到了果园。其他人则在田野中以疏开队形部署，以便看住法国散兵，不让他们靠近庄园。然而没过多长时间，又来了一支敌军纵队。尽管两度中枪的路德维希·施密特军士长努力集合众人，36但是树篱又矮小又稀疏，不足以掩护他们进行持续抵抗。果园里的德国人折回了外面的田野，他们在那里与其他吕讷堡人会合了。突然间，一支法国重骑兵部队——由克拉比上校率领的法国胸甲骑兵队——从一处凹地冒了出来，准备攻击。就在此刻，迈耶尔中尉报告说，法国人已经包围了菜园，阵地岌岌可危。
巴林令迈耶尔撤回室内，继续战斗，然后转身面对敌人的骑兵。然而，四处一片嘈杂，巴林和冯·克伦克想要组织方阵，或至少组织个防御带，可是士兵们都听不见他们说话。更糟糕的是，吕讷堡人的到来搞乱了谷仓外英王德意志军团第1轻步兵营的冯·德·布什已经组织步兵排好的密集队形，37因此他们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火力掩护。
没过多久，整个吕讷堡营以及和他们一起的军团士兵就全散架了。他们似乎是不战而败。法军胸甲骑兵很快就将他们攻克，手拿刀剑砍杀着乱成一团的步兵。有一些人，如吕纳堡人W.比赫伦下士、列兵Fr.佩普、H.舒勒、J.里泽和C.克洛普，他们安全撤回到农舍屋内，在当天余下的时间里一直在那里与驻军待在一起。路上，负伤的克洛普还用刺刀刺穿了一名敌军军官。38但多数人都朝着盟军的主阵线跑去，不仅将自己暴露在追击他们的法国胸甲骑兵的剑下，而且正好跑到了菜园里的法国步兵的纵向射击线上。施密特中士又中了骑兵一剑，冯·克伦克也受了伤，还有些德国人在己方步兵方阵向攻来的骑兵齐射时被自己人误伤。比德曼上尉描述道：“当我跑到方阵那里的时候，（主阵地上）我们的人已经开始瞄准了，所以我别无选择，只好赶紧趴在地上，爬了几步（才来到安全的地方）。”39冯·克伦克和巴林也赶到了己方方阵，与其他幸存者一起在那里避难，冯·克伦克的伤口得到了处理，但是很多人没有。雅可比上尉奇迹般逃生，尽管一伙又一伙敌方骑兵相继从离他只有10—12步的地方策马跑过。这次遭遇带来的创伤导致他产生了严重的暂时性感觉剥夺。“有几个瞬间，”雅可比回忆说，“听觉和视觉事实上已经关闭了，我这么说一点都没有夸张。”40
然而，法国人并没有攻克农舍和庭院。巴林无能为力，只能从主阵地远远地看着，格雷姆和凯里中尉以及弗兰克少尉带领营里的残余兵力以及吕讷堡野战营的几个掉队的士兵还在坚守。41到这个时候，守军可能只剩下几十个人了。谷仓仍然是双方激烈争夺的场所。幸运的是，法国人并没有试图翻墙，军团士兵也还能从猪圈顶上狙击他们。另一方面，从院墙上面对大路的兵力却被外面他们自己设的路障所困，法国人现在躲在路障后面，正好把它当成了掩护。格雷姆从面向公路的侧门那里悄悄出来观察敌人位置，他一露头就立即遭到3名法国兵的袭击，他们解除了他的武装，试图将他拖走。迪德里希·迈耶尔中士冲上来帮忙，成功解救了格雷姆，他本人却被对方用火枪砸在头上，不支倒地，成了俘虏。42附近，法国人搬出3门12磅炮，准备荡平拉海圣，以支援埃尔隆对盟军主阵线的袭击，43或许也是为了从近距离开炮，以迫使农舍屈服。这几个时间点是午后农舍最接近陷落的时刻。
外面终于来了救兵。英国近卫军和联盟骑兵旅发起冲锋，冲散了法国人。几分钟之内，埃尔隆的大部队，尤其是奥拉尔领着包围拉海圣的那个旅就逃下斜坡，回到大炮兵连那里去了。法军的三门大炮很快就被缴获了，过了好几个钟头，拿破仑才再次成功地将火炮运到如此接近农舍的地方。有一段时间，英国骑兵被法国散兵和法国胸甲骑兵堵在菜园和沙坑里，空气中回荡着铁剑砍在头盔和胸甲上的独特声音。“还以为有多少补锅匠在那里补锅呢。”萨默塞特勋爵回忆道。44大约在这段时间，传奇拳击手、第2近卫骑兵团的肖下士被卡宾枪击中落马，他爬回到拉海圣的院墙处，因失血过多而亡。但是，敌人很快就被逐出了庄园。第2近卫骑兵团的韦莫斯中尉观察到格雷姆中尉仍然在猪圈顶上坚守。当近卫军骑着马继续冲下斜坡时，果园里的法军散兵向他们开枪射击，但他们没有改变方向。不久之后，英国近卫军和法国的胸甲骑兵在庄园外面热纳普公路两边高高的路肩上挤成了一团，英国骑兵左杀右砍，终于冲了过去。
受到胜利的鼓舞，可能也是顺势而为，盟军这两个旅向前冲去，暂时击破了法军大炮兵连。但他们的阵形随后被打乱，马匹“上气不接下气”，英国骑兵反过来又受到法国枪骑兵的粗暴攻击。同时，果园附近的法军已经匆匆忙忙地摆好了方阵。危机已经结束，但这次行动的最终结果是埃尔隆军团的大部分兵力折损，也就是说法国步兵的大部分都被逐出了战场，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法军才重新加入战斗。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法军中央部队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看客，而军官们则试图集合队伍。当天下午大部分时间，康莱下士都在警戒线处值守，设置这个岗位是为了缉拿逃兵，并将其遣返原作战单位。只有法军阵线最右边的杜鲁特那个师距离拉海圣最远，相对可以说是毫发无损。
英国骑兵的冲锋大大减轻了敌军对拉海圣的压力，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当法国步兵从庄园那里退却时，格雷姆中尉带人从前门突围。林道回忆说，德国人将刺刀刺入水泄不通的敌军阵营，“像发疯的盲人一样”。法国人被撵到了路障以外很远的地方，骑兵一追上来，他们很快就投降了。格雷姆看守了这些人一段时间，直到英国骑兵回来把他们带走关了起来。
现在庄园与主阵地的交通已经恢复了，于是巴林回到了庄园，第95步枪团也悄悄回到了沙坑处。军团士兵在路障后面再次就位，在那里与果园里和坡下更远处的法军散兵交上了火。他们现在才有机会审视庄园周围的屠杀现场，到处都躺满了死尸和伤员，大部分是敌方的。死在或即将死在泥里的有旅长奥拉尔本人、第51线列营的指挥官里侬、第105线列团2营的指挥官邦尼特和第28线列团2营的指挥官马伦，还有更多的其他初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伤员人数也不比阵亡的少。格雷姆中尉记录说，即使是他“最老的老兵”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45格雷姆亲眼看见水坑里有一个可怜的法国兵，他伤得太重、太痛了，却无力自裁，后来其他人夺下他的剑，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幸存下来。
菜园被重新夺了回来，德国伤员被送到设在里面的救护站，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外科军医海泽及其助手的照料。我们没有他们的工作记录，但可以想象他们的工作有多么艰苦。第1近卫骑兵团的助理军医约翰·哈迪·詹姆斯在报告中描述了“仓促的手术……可怕的景象……血泊里的手术台……截肢的痛苦，无论手术进行得多么迅速，也丝毫不能减轻这种痛苦，还有用探针探查的痛苦，延续的时间更长”。46大多数伤口都是刺刀、军刀或火枪子弹造成的。火枪伤人更像是用钝器猛戳，而不是利器刺伤，软铅弹在受到冲击时会变形，将人的肢体击碎或撕裂，因此伤员经常需要承受截肢的痛苦，而他们除了酒精之外没有任何麻醉药剂。外屋的救护站肯定很快就挤满了伤员，伤情不太严重的，或许也有一些没有救治希望的，可能就让他们靠在院墙内侧了，那里还算是比较安全。据我们所知，到围攻结束的时候，也有些伤员被送到农舍二楼的床上躺下了。
环视了一圈之后，巴林发现他手下的兵力减少了很多。有3名军官阵亡，分别是博斯维尔、绍曼和罗伯森；负伤的有6名；还有70名普通士兵或者阵亡，或者被俘，或者还留在下沉式公路后面，受了重伤或由于其他原因丧失了战斗力。至少有一名军官——比德曼中尉，没有从主阵地返回，他待在其中一个方阵那里看到了余下的战斗情况。47巴林的原始兵力中最多还剩下300人，又加上了几个从冯·德·布什的部队里掉队的吕讷堡人，或许还有斯波康麾下的部分汉诺威人。巴林请求增援，威灵顿的答复是让第1轻步兵营派出两个连队，都是步枪手，由冯·吉尔萨上尉和海因里希·冯·马斯沙尔克上尉指挥，他们被派到菜园里。巴林决定不再驻守在果园，可能是因为人手不足，守不了这么大的地方。他本人和营里的其他人则在院子里，尽可能躲避着不间断的炮击，等待着。
第5章 人间地狱
这座庄园是一道防波堤，破坏了法军进攻的连贯性；也是一道壁垒，阻止了拿破仑把火炮拉过来在近距离对盟军阵线进行轰炸。
到了午后，拿破仑知道自己遇到了大麻烦。他先是看到硝烟在拉海圣附近停滞不前，就像云雾一样笼罩着农舍建筑；然后又观察到埃尔隆军团多数人都在仓皇逃窜。更糟糕的是，拿破仑知道普鲁士人正从东北方向接近。因此，他派出了一支强大的骑兵掩护部队去保护右侧翼，直到正在追击普鲁士人的格鲁希元帅奉命赶回来为止。皇帝派出大量步兵去阻止普鲁士人进入战场东部边缘的普朗瑟努瓦村。然而，真正让他头痛的还是驻守在拉海圣庄园的德国人仍在顽强抵抗，后来拿破仑估计这些德国人兵力足有整整一个师，也就是数千人。这座庄园是一道防波堤，破坏了法军进攻的连贯性；也是一道壁垒，阻止了拿破仑把火炮拉过来在近距离对盟军阵线进行轰炸。希波吕特·莫杜依曾在参加滑铁卢战役的老近卫军中担任掷弹兵，他回忆说，庄园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垒”。1皇帝需要得到更多的消息。或许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有一个勇敢的法国胸甲骑兵，单枪匹马地来到公路上盟军重新搭好又重新夺回的路障处，越过路障偷看，把守路障的盟军士兵还以为他是个逃兵呢，结果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法国骑兵就骑着马跑掉了。这个骑兵躲过了盟军在他身后发出的子弹，回去肯定地报告说，敌人仍然守得很严。
皇帝的选择有限。用炮击的方式解除驻军的威胁需要的时间太长，而且至少需要手头上有各种口径的大炮，包括6磅炮和12磅炮，以及5.5英寸榴弹炮。庄园建筑的砖石结构十分坚固，可以承受大炮兵连有可能发射到那里的大部分炮弹的轰炸，至少能坚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2房子的墙壁很厚，即使是在今天，在里面都无法使用无绳固定电话。他的攻城炮兵连里有大口径的大炮，但是离这里太远了。架几门轻型大炮把庄园的大门炸开，这在理论上是有可能做到的，但是让士兵们面对守军密集的步枪射击将会极度危险。此次战役中，后来就有过类似的部署，结果是炮队全体成员很快就死在了盟军主战线上的枪手枪下。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必须让步兵直接进攻，把这些德国人从这里赶走。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雷耶的手下大部分都到霍高蒙特去了，在确定普鲁士人的情况之前，拿破仑也不能将罗堡的部队或近卫军派出去，而埃尔隆的军团大部分还处于混乱之中，要整理好还需要一段时间。在他们集合好之前，拿破仑只能让施密茨的人包围果园，还可以从右侧翼杜鲁特的部队里调些人过来。奇怪的是，左边雷耶的第2军团中有一个师尚未接到任务，师长是巴切罗，据其参谋长特雷夫孔上校所说，他们仍然“在原地武装待命。我们没有接到命令”。3同时，法国的大炮兵连恢复了炮击。
再看威灵顿这边，现在他所有的精力几乎完全集中在盟军中央部队上。他并没有忽视霍高蒙特，而是再次加强了此处的兵力，但是他在战斗的其余时间里一直待在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兰伯特的旅已经移动到庄园后面去了。普鲁士人也看得出拉海圣庄园的重要性。曾与布吕歇尔一起担任巴伐利亚联络官的奥古斯特·冯·图尔南德·塔西斯伯爵已随普鲁士先头部队来到费雪蒙特树林，在这个位置，可将一切尽收眼底。他写道：“这场对拉海圣的进攻进行得十分激烈，法军的目的是试图通过一举击溃英军中央部队而迫使他们出局。如此一来，我们普英两军之间就很有可能无法进行联合作战了。”4因此，图尔南德·塔西斯回忆说，威灵顿开始向布吕歇尔发出更加紧急的请求，请求支援。
拉海圣得到的喘息时间不长。内伊命令3 000名法军士兵再次对庄园发起了进攻。下午3点左右，法军形成两列纵队，向庄园的两侧同时发动袭击。像上次一样，进攻的法军喊声雷动，叫着“皇帝万岁，”“冲啊，我的孩子们”以及其他熟悉的口号。5但这一次，他们推进的时候表现得有些犹豫，考虑到他们上一次的遭遇，这也很正常。看到这些，内伊十分生气，他派副师长奥克塔夫·莱维瓦瑟尔前去传达命令，让他们抓紧行动。莱维瓦瑟尔发现有两个工兵连在一处土堆后面隐蔽，他们的上尉显然没指望今天能够活着回去，他将自己的铭牌递给莱维瓦瑟尔，说：“副官先生，拿着这个，这是我的名字。”然后，他命令鼓手敲响冲锋鼓，于是工兵们一边高喊“前进”，一边向前冲去，待命的步兵也紧随其后。6
巴林回忆说，他从来没有在敌人身上看到如此不顾一切的勇猛。路障后面的德国人将敌军散兵拖住了一段时间，但是当法军主力出现时，他们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格雷姆再次带领手下回到农舍，让列兵林道关上大门，上好门闩。步兵开始轮流从枪洞处射击，每轮射击结束，就赶紧后退一步，抓紧装弹，同时让另一名枪手上来瞄准。其他人则在院墙上选好位置，向下面的道路和果园里开枪。法军大部队再次遭受重创，但有些人设法抓住了从墙内伸出来的步枪，或者自己也通过墙壁上的空隙向内射击。许多站在枪洞处和庭院中的守军就这样被击倒了，还有更多人从院子里高处的射击平台上跌落。有那么一刻，法国人暂时压制了墙里射出的枪火。5名军团士兵将他们赶走，雷姆斯德特下士、步兵林德豪斯特和林德瑙在此次进攻中负伤，后来他们因此而被授勋。7同时，敌人始终用斧头疯狂地砍击着正门，但橡木大门非常结实，他们砍不破。
巴林最薄弱的地方在另外一侧，那里的谷仓已经没有门了，从外面的野地里可以直接进来。法国人前仆后继地想从这里挤进来，又一个接一个地中枪倒地。步兵路德维希·达伦多夫是保卫谷仓的人之一。尽管他已经中了3处刺刀伤，失血很严重，但他拒绝离开自己的岗位。8步兵克里斯托弗·贝内克是从第1轻步兵营掉队的，他和弗里德里希·海格内疯狂地试图保卫搭建在谷仓门口的简易路障。在此期间，海格内的腿被敌人的刺刀刺中，9他也拒绝了长官让他撤离战场去处理伤口的要求。10巴林数了数，敌人一共留下了17具死尸，对方很快就用这些战友的尸体堆成了一堵矮墙，正好可以在后面躲避德国步枪致命的枪击。11再一次，巴林从马背上指挥手下行动，尽管这使他在狭窄的庭院中成了一个显眼的攻击目标。他的这匹坐骑也中了枪，他的勤务兵以为他本人也死了，于是带着备用马匹离开了。巴林随手抓住正在附近乱转的一匹无主的马匹就骑了上去。周边的这些战斗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德国人至此坚定不移，但随着压力的增大，法国人冲破大门或谷仓门，或从院墙上汹涌而过，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又是骑兵冲上来再次支援了驻守在这里的德国盟军，但这一次，来的是法国骑兵。下午4点左右，内伊元帅错误地将盟军为躲避炮击而重新部署主阵线当成了他们组织撤退的迹象，因此命令骑兵对霍高蒙特和拉海圣之间的盟军阵线进行连续的进攻，以攻击另一边斜坡上的敌军方队。目击者描述了骑兵们“像翻滚的波浪般”冲上农舍的侧面和后面的景象。正如威廉·斯波恩上尉所写的那样，“拉海圣和霍高蒙特之间的整个空间都成了一大块闪闪发光的物体”。12在拉海圣的背后，英王德意志军团线列营的战士们身处其中，形成了一个个约300人一个的“方阵”。这些阵型可能多少不完全是正方形的，也不一定算是长方形，有可能完全不规则，里面的情况十分可怖。中士和更高级别的军官对士兵们又推又打，有些士兵年纪还小，被吓坏了，每次有人中了对方的火枪或大炮导致队形被破坏时，都要重新排好，只在有人跌倒在地时会暂停一下，检查是否有人“假摔”。13阵亡者的尸体被抛到队列前面去，伤员则在空心方阵的中心蜷成一团。在第5线列营组成的方阵中央，格奥尔格·格尔松军医不顾自己的安危，耐心地照料着伤员，包括相邻的汉诺威方阵的伤员。他的奉献精神和勇敢无畏赢得了旅长冯·奥普迪达上校的赞赏。14
内伊的数千骑兵一次也没有冲散任何一个盟军的方阵，但他们也不像一般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群骑兵像浪涛一样徒劳无功地拍打着由步兵组成的坚实的岩石边缘而已。有些法国骑兵近距离地用手枪对方阵进行射击，而马背上的散兵则用卡宾枪射击，试图引诱德国人在射程以外进行毫无意义的群射。德国人的回应是派神枪手来驱赶法国人。15在两次袭击之间，内伊的骑兵们在地面上的许多沟沟坎坎中隐蔽起来，在盟军的主阵线上常常看不到他们。与此同时，他们的指挥官在附近的小丘上就位，以便观察敌人，并抓住时机打击他们。
结果是整个下午和傍晚，农舍周围一直在进行一场致命的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奥普迪达的旅必须分散开来，以躲避重型火炮的轰炸。“为了摧毁我们的方阵，”第5线列营的惠特利中尉回忆道，“敌人不停发射炮弹、榴弹炮和炸弹，因此每过五六分钟，整营官兵就全体卧倒，然后等危险过去之后再站起身来。”16然而，为了对抗埃尔隆的步兵阵型，他们必须布成线列阵；而为了击退内伊的骑兵，他们又必须布成方阵，这又会使他们非常容易遭受炮击，因此对时机的把握和对形势的判断决定了结局是生存还是毁灭。下午3点左右，随着法军发动第二次袭击，英王德意志军团第5线列营又接到命令前往协助防守。他们再次受到法国骑兵的威胁，多亏了附近英国骑兵的帮助，德国人才得以组成方阵，避免重蹈第8线列营和冯·克伦克领导的吕讷堡人的覆辙。还有一次，他们被英王德意志军团的轻骑兵拯救了。17从理论上说，这种模式可以无限重演，但是德国人需要一直都很幸运才可以，而法国骑兵则只需要有一次幸运就够了。
骑兵像风暴般在庄园周遭肆虐，农舍及其周围地区则暂时成了一处平静的小绿洲。路障、沙坑、下沉式公路和庄园框出来一个四边形区域，对骑兵来说，这块地方太小，施展不开。在法军骑兵进攻期间，他们步兵的攻击稍微放松了一些，因为步兵需要为骑兵让路。在第一次进攻失败之后，他们灰心丧气地随着返回的骑兵一起撤退，耳边响起德国人的欢呼和嘲笑声，巴林和他的手下在最靠近现场的位置见证了战斗中最有戏剧性的几个时刻。他看到4列骑兵在庄园前面的右侧列队，他们是胸甲骑兵（重骑兵），其次是枪骑兵（顾名思义，他们是手拿长枪的骑兵），然后是龙骑兵（从技术上说属于骑马的步兵，但实际上是重骑兵），最后是骠骑兵（轻骑兵）。18
当然，守卫庄园的盟军可不是闲着看戏的观众。他们知道法国骑兵是在攻击另一面斜坡上的己方军队，而且如果法军成功完成了这个任务，对庄园发动下一轮攻击也不会很久了。因此，当法国骑兵从庄园建筑旁经过时，巴林命令大家将所有的火力集中在对方暴露在外的右侧翼上。盟军从农舍中走出，跑到西边，向敌人开火，要是敌军靠得太近，他们可能才会躲回屋子里去。许多马匹和骑手中枪倒地，但是“他们一点也不在意”，剩下的人马仍然继续冲向盟军方阵。19格奥尔格·斯托克曼中士的表现特别突出，他不仅击毙了一名胸甲骑兵军官座下的马匹，而且还在炮火和敌军骑兵的眼前跳出院墙生擒了这名军官。20
不过，法军很快就重新开始了步兵进攻。猪圈和院墙上的德国枪手向他们开火，目标特别集中在明显是军官的人身上，给他们造成了惨痛的损失。列兵林道对一名指挥纵队前进的军官展开了紧逼盯人，有一段时间他都不让这个法国军官离开他的视线，最终击毙了军官的坐骑，马倒在地上把军官压在了下面。没过多久，法国步兵们再次突击，离盟军最近的被盟军刺中，其余的都逃跑了。林道追了法军一段距离，看到那个法国军官仍然被马尸困在身下。林道一把抓住他的黄金表链，当军官举起军刀阻止时，林道用枪托砸向他的脑门，拿到了对方的马鞍袋，但是当他转身准备取下金戒指时，出事了。林道的战友们喊道：“快跑啊，骑兵又冲上来了。”林道向其他人跑去，他们众枪齐射，把法军打跑了。环顾公路四周，他满意地发现，阵亡的法军尸体在路障附近堆得“超过了一英尺[1]高”。他心怀慈悲，停下脚步帮助一名躺在水洼里的伤员，这个伤员腿上中弹，正在痛苦地哭喊。林道抓着他的手臂，另一名步兵则抬着他的腿，两名德国人一起把这个不幸的人带到院墙那里，把他的头靠在一个死去战友的尸体上。21林道还从一个敌人身上解下了一个装满金币的钱包。然而，当他将战利品交给巴林保管时，他的指挥官巴林拒绝了他。“谁知道今天我们将经历什么，”他回答道，“你必须尽量自己保管好这笔钱。”22
过了不久，林道脑后中弹。他拒绝了格雷姆中尉让他回去接受治疗的命令。“不，”他回答道，“只要我还能站得住，我就要守在岗位上。”这个步兵用朗姆酒浸湿围巾，又让战友将朗姆酒倒在自己的伤口上，再将围巾围在头上。然后林道把帽子扣在包好的头上，给步枪重新装上子弹，又重新投入了战斗。尽管受了这么重的伤，他还在与上面平台上的格雷姆中尉说笑，警告中尉不要过于暴露自己。“没关系，”格雷姆这个苏格兰中尉回答说，“让狗东西们开枪好了。”不久之后，中尉的手也受了伤，他自己用手帕简单包扎好。林道向他喊话：“现在上尉（原文如此）你可以回去了。”“瞎说，”格雷姆回答道，“不能回去，那可不行。”23这位军官当时只有18岁。
在菜园里，来自第1轻步兵营的增援部队瓦解了法军所有的进攻。在远处那一头，迪德里希·施勒姆下士一直稳定地持续射击，直到他肺部中弹，被迫退出了战斗。营里最好的神枪手之一——亨利·穆勒下士，一直在一个一个地瞄准敌人军官开枪，有两名步兵在他射击的间隙帮他重新装弹。这次，他瞄准了一个一边挥舞着军刀，一边大喊着“前进”的敌军纵队指挥官。穆勒击毙了这名军官，他手下的士兵马上就乱了阵脚，撤退了。24还有另外一名下士——弗里德里希·赖内克，他和10个士兵一起守在树篱的一个缺口处，击退了敌人的反复进攻。25
尽管盟军人数占绝对劣势，但他们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法国步兵的线列阵很难将其齐射火力的威力在这种隐蔽得很好，而且常常是匍匐在地的敌人身上全部施展出来。除非排在他们前面的士兵阵亡或撤退，否则他们甚至无法开枪射击。此外，作为轻步兵，巴林指挥的这个营在拉海圣如鱼得水，他们经常两两合作，就像散兵日常训练时一样。在相对开阔的地面，比如在菜园里，站在前面的士兵瞄准、开火，他的搭档则趁这个时候赶紧装弹，或者拿着装好子弹的步枪为他掩护；然后后面的士兵或者向前一步，走到搭档前面，或者如果前面的压力太大，就等待搭档退到他后面来。这种合作经常会让搭档之间特别团结，两人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牢不可破，这会大大增强轻步兵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巴林被手下士兵的勇气深深地感动了。他回忆说，“没有什么可以遏制我们的勇气”，他们“笑”对危险。“就是在这种时候，”他写道，“你才能体会到一个士兵对另外一个士兵意味着什么，以及‘战友’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26但是，当下午5点左右战火略微平息一些的时候，明显可以看出守军的处境十分危险。巴林火急火燎地让手下抓紧修复法国炮兵和步兵对农舍造成的损坏。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激烈的战斗消耗了德国人起初准备的大部分弹药。因此，巴林派一名军官回到旅长那里，迫切要求再给他们配些步枪弹药。然而，奥普迪达也没有可以给他的了。前一天撤退的时候，营里的弹药车翻车了，而野战弹药库里的步枪弹药也快用完了。27而且，只要庄园大门仍然暴露在敌军炮火之下，就没办法将大量弹药运到庄园里去，从后门进也一样难办。据爱德华·科顿回忆，“成群结队”的敌军散兵，都“紧挨在我们的阵地下面”守着，他们“切断了庄园和我军主阵线之间的联系”。28附近沙坑处的英国步兵弹药倒是很充足，而且近得扔都可以扔到院子里去，但是由于和他们不是一个旅的，巴林可能就没问他们要，而且他们也很有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庄园里缺子弹。
不管怎样，巴林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格雷姆受伤后不久，林道听到谷仓里有人呼喊：“敌人想要从这过。”他在门口站好位置，但没开几枪就突然注意到梁下冒出浓烟。原来是法军眼看进占无望，已经放火烧屋了。幸运的是，大部分稻草前一天晚上都拿去铺床用了，但火势仍然迅速蔓延开来。院内池塘里不缺水，问题是德国人没有可以用来提水的东西。所有的水罐、水桶要么被烧毁，要么被堆到哪个路障里去了。步枪手威廉·威斯和路德维希·达伦多夫立刻把帽子从头上揪下来，29装满水，试图灭火，但没什么用。如果火势蔓延到农舍的其余部分，巴林将不得不下令撤离，否则他的人就会被活活烧死或被烟雾窒息而死。
大约下午5点，拉海圣庄园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拿破仑决心在普鲁士人抵达之前夺取农舍，击穿盟军中央部队。肯定是在这个时间，他命令右侧翼杜鲁特师对面的佩高旅再次向庄园发起进攻。他还派青年近卫军去将普鲁士人赶出普朗斯诺特。威灵顿肯定也很关心这里的情况，如今不但没像他所预期的那样有大批普鲁士人前来支援盟军左翼，而且他的中央部队还有可能会打败仗，而布吕歇尔的人则会在东边获胜。庄园里面的情势也越来越严峻。除了谷仓着火以外，持续的炮击也磨蚀着守军的神经。烟气、热浪、尘土，再加上不断用牙去咬弹药筒，战士们肯定十分口渴。对于重伤员来说，这里定然如同地狱一般，虽然他们的情况比庄园外面躺在地上或者缓慢爬行的敌军伤员还要略微好一些。
旅里其他人的处境一点也不比他们强。英王德意志军团第5线列营仍然在靠近庄园的地方保持着方阵队形，他们处于敌军炮兵、步兵和骑兵的交替围困之中，情况越来越令人绝望。30附近的弹药车被炸，造成许多人马伤亡。一名目击者“看到了令人震惊的景象，到处都散落着破碎的盔甲、被炸死的马匹、破碎的轮子、帽子、头盔、剑、火枪、手枪，一切都静止不动，四周一片寂静”。到处都有受惊的战马失去了骑手，来回猛冲，践踏着地上战死的将士和垂死的伤员，其中有些马只剩下三条腿，另一条马腿被炸断了，毫无生气地耷拉着。有几匹这样的战马被射杀，以解除它们的痛苦。惠特利中尉表示：“对于那些受了致命的重伤，发着高烧，蠕动着在地上打滚的士兵来说，用同样的办法结束他们的生命也同样是一种慈悲。”31营里的日志记录道：“由于地形的特点”，而且由于第5线列营暴露在各种威胁之下，所以“被迫保持机动性，有时摆成方阵，有时摆成线列阵”。32法军骑兵进攻不下5次，间或退出射程之外，在德国人面前的地面上找一处凹地隐蔽起来。他们的指挥官随后会在附近的某个高地就位，只要让他发现机会，就会命令他们再次冲锋，打敌人个措手不及。奥普迪达在其坐骑中弹毙命之后，就来到第5线列营躲避，他要求几个手下击毙法军指挥官，但没人能够做到。在敌人第5次冲锋之后，他终于找到了步枪手约翰·米利厄斯。米利厄斯是从第1轻步兵营掉队的兵，被霰弹打伤了腿，在方阵中央躺着休息。他主动要求试一试，几位战友将他抬到一个射击点，米利厄斯第二枪就将倒霉的法国上校击落马下。33
刚过5点，法国人开始再次对笼罩在烟雾中的农舍进行大规模的双纵队攻击。34差不多就在此时，威灵顿的一名副官骑马传令，命令奥普迪达率领旅里幸存的将士前去拖住正向拉海圣方向移动的法军纵队。第5线列营营长冯·林辛根中校立即命令手下向前方布线列阵。然而，他们阵型还没排好，法国骑兵就重新出现了，威胁着他的右翼。幸运的是，敌人被附近的英国近卫军击退了。第5线列营及时排好了方阵，危险消除。不久，从拉海圣方向又来了一名副官。“第5线列营布阵前进”，他从老远的地方就急着喊出命令，因为庄园的压力急需缓解。奥普迪达走出方阵，和颜悦色地提出“以方阵的阵型前进，只在靠近敌军步兵时排成线列，这个办法恐怕不太好”。鉴于他们最近几次从法国骑兵手中脱险的经历，这是一个明智的建议，但这将大大降低线列营的前进速度。“该死的，”副官粗鲁地答道，“我接到的命令是命令你立即布阵。”大概是因为拉海圣的情况已刻不容缓。他说话的语气使奥普迪达不快，因此奥普迪达以正式的军姿向后转，并下令布阵。再一次，法国骑兵突然从天而降，而这一次，每次都及时救助了第5线列营的友军骑兵的身影却没有出现。该营好不容易及时摆出了方阵，将敌人击退，此时敌人离他们已只有几步之距了。35第5线列营的好运气第3次救了他们。
奥普迪达现在有机会考虑巴林让他们前去支援的请求。由于缺乏弹药，所以他给庄园送去了仅次于弹药的好东西：由冯·翁姆上尉率领的第5线列营的轻步兵连。兵力被削弱的线列营惊恐地看着他们离开，36全营上下现在只剩下227人了。37
途中，翁姆的连队遭遇了法军炮兵的炮火，当时他们正在横穿他们与庄园之间的田野。翁姆本人被炮弹击中，直接丧命，另有约14人也被炸死了，沃尔特少尉受了轻伤。剩下大约85人的有生力量成功抵达庄园。38作为线列兵，他们身穿标准的英军红色军装，与巴林手下穿的绿色夹克泾渭分明。而且他们配的是火枪，其弹药与步枪不能共用。因此，巴林又派人送信，更加迫切地要求补充弹药。然而，奥普迪达却从第一军团的“侧翼连队”中派出了200名拿骚人。39其指挥官冯·威特斯豪森上尉在前往庄园的途中阵亡，40其他人似乎都安全抵达了，但由于他们配备的也是火枪，所以没有带来多余的步枪弹药。巴林将这两伙人都安置在庭院里。41
拿骚人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巴林立刻注意到他们携带的野战水壶，意识到可以用这些水壶来扑灭谷仓里的火。他从身边路过的一个战士后背上拽下一只水壶，装满水，把它扔向谷仓的方向。来自屯登的里斯中士和步兵波普也一起加入。许多军官，特别是凯里中尉，都跟着他们，很快整个庭院的守军全都加入进来，几分钟之内，所有的水壶都用起来了。即使是已经负伤的普通士兵，也投身到灭火工作中来。“只要我们的长官还在坚持战斗，只要我们还能站得住，”他们宣布说，“我们就将坚守阵地。”42大家都来灭火是很冒险的，因为他们身后院墙上的枪洞防守不严，法国人能趁德国人往水壶里装水的机会向他们开枪。以更多人员伤亡为代价，其中就包括在池塘边中了致命枪伤的里斯，火总算是扑灭了，至少暂时是灭了。
林道和他的一些战友们注意到法国火枪手有点松劲了，于是试图重新夺回枪眼。可是他刚把枪杆伸出去，就被外面的一个攻击者抓住了。“瞧啊，”林道对旁边的战友说，“那狗东西抓住了我的步枪。”“等等，”战友回答道，“吃我一颗子弹。”说着，一枪打倒了外面的法国人。又来了一个法国兵想试试运气，结果被林道右边的战友用刺刀刺在了脸上。林道把步枪拿进来重新装弹的时候，感觉到一串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打在石头墙上，其中有一颗子弹打断了他肩膀上的装饰，另一颗则打碎了他步枪上的击铁，报废了这支步枪。林道四处寻找新的武器，他跑到垂死的里斯躺着的池塘边，但是当他试图将里斯的步枪拿走时，里斯的表情让林道心生怜悯，于是又另找了一支步枪。他回到院墙上的枪眼处，但是很快又把子弹都用光了。43
雷姆斯德特下士与步枪手林德霍斯特和林道都不顾自己有伤在身，继续在庭院里坚持战斗。他们的子弹都用光了的时候，就用刺刀、用枪托，甚至用石头当作武器。当敌人试图通过石墙上的枪洞瞄准院子里的人时，这3个人紧贴在墙上躲避子弹，把进攻者手中的步枪给打掉。44当巴林建议林道到后面去处理一下伤口时，林道回答说，“只要他的头还在肩膀上待着”，就不会离开指挥官。45同样地，弗里德里希·维托普中士尽管手和手臂都受了伤，也仍然坚守阵地。胸前受了重伤的步兵菲利普·桑德沃斯也是这样，还有路德维希·法比安下士，也是重伤仍然不下火线。46当他们的子弹都用光时，这些德国人从死伤的战友衣袋里搜寻剩下的弹药，巴林则骑着马，到处向手下的士兵们保证说补充的弹药很快就到。47
6点至6点半之间的某个时间，法国人再次撤退，他们最后一次袭击持续了将近90分钟。巴林精疲力竭，发现剩下的弹药只够每人平均再开三四枪了。48于是他第三次派人出去请求补充弹药，警告说要是没有弹药，只能被迫弃守庄园了。49但是战士们的士气仍然十分高昂。趁着战斗的间隙，战士们赶紧修补炮火轰炸造成的损坏，表达自己坚持战斗的决心。“没有人会丢下你逃跑的，”他们向自己的指挥官喊道，“我们会和你并肩战斗，共同赴死。”然而，他们同时“讽刺地”指出，如果没有子弹，他们无法向法国人开火还击，那也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50巴林回忆说：“没有任何语言可以描绘，甚至是经历过这种时刻的人也描述不出此时此刻我心中涌起的感受。”“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崇高，”他后来写道，“但是我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残酷的情况，在荣誉和那些如此信任我的士兵们的生命之间进行选择。”51因此他的宣告其实也是个请求，是巴林、他手下的兵和外面他的旅长之间三方交涉的一个部分。巴林必须进行权衡：要坚持重要据点的防守，满足上司的期望，得到勇敢顽强的美名，就需要牺牲由他全权负责的下属的生命。缺乏弹药正好给他提供了一条退路：他和他手下的德国士兵若因此撤退，对他们的荣誉丝毫无损。
[1] 1英尺≈0.305米。——编者注
第6章 短兵相接
农舍中德国人的处境令人绝望。他们的指挥官知道，现在人手不足、弹药奇缺，根本无法阻挡敌人下一次来势汹汹的进攻。
拉海圣庄园的战斗正在达到高潮，因此这也是整场战役最紧张的时候。晚上6点左右，庄园外的德国人彼此传递着普鲁士人即将到来的消息，他们为之精神一振。向左看去，惠特利中尉看到“从茂密的树林里出来了黑压压的一群”。1但是，现在还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够及时到达，兵力是否足以帮助盟军中央部队扭转局势。眼前的问题是，埃尔隆的多数人马已经集结起来，准备再次进攻了。对庄园的这次袭击，打头阵的将是第13轻步兵团、一些工兵和佩高的步兵旅。威灵顿现在极为担心拉海圣的弹药短缺问题，他骑马靠近庄园，打算亲眼看看情况。此时，庄园中德国人的处境令人绝望。他们的指挥官知道，现在人手不足、弹药奇缺，根本无法阻挡敌人下一次来势汹汹的进攻。
巴林几乎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目前的困境，因为法军组织了两个纵队，再次大规模地开始进攻。巴林急疯了，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派人回到奥普迪达那里，要求补充弹药。2他言辞激烈地警告说，要是再不给弹药，就不得不从庄园撤离了，但他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弹药，只能再次面对攻上来的法国兵。法军起初集中攻打谷仓，在那里重新放了把火。3德国人也再次成功地把火扑灭了。但是由于缺少子弹，德国人的火力大大减弱，因此，法国兵已经大胆地沿墙而上，爬上了谷仓和马厩的屋顶。在房顶上，他们可以瞄准院子里的守军射击，而自己却安然无恙，因为德国人隔上好久才能回敬一发子弹。其他人也纷纷从墙上爬过，跳到院子里来。林道用刺刀捅穿了一个法国兵，对方一下子倒在他身上，把刺刀的刀片压变了形，林道只好把它丢掉。4谷仓本来就没有门，现在已经守不住了，法国人蜂拥而入。一直守卫在那里的盟军将士，包括英勇无畏的林道，都退回到院子里。
更糟糕的是，向德国人袭来的还有第二拨从大门翻越进来的法国兵。他们把德国人从枪洞中瞄准他们的步枪都抢走扔掉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几十个法国兵在向院墙靠近时中枪倒地。大门终于被攻破了。5然而，当法国兵从大门进来时，领头的几个人都被刺刀捅倒了，其他人一时之间不敢跟上来。德国人纷纷大喊：“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敌人到处都是，大家都到一起来。”6庭院里形成了短暂的平衡，法国人和德国人在卵石地面上彼此对峙。
巴林知道他们的阵地已经守不住了。随着敌人源源不断地从谷仓和大门涌入，随着他自己的人打到只剩最后一发子弹，继续抵抗已经毫无意义，现在撤退一点也不丢人。巴林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这位指挥官回忆道：“只有身处同样情况的人，才知道我说出这些话费了多大力气，知道我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7但是，撤退需要把握恰当的时机，而且需要取决于房子另一边的菜园是否还在他们控制之下。巴林担心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争夺战会使菜园里的守军心神不宁，导致放弃了本来可以守住的阵地。因此，他将“荣誉”，也很有可能是死亡，留给了格雷姆和凯里中尉以及弗兰克少尉，让他们断后，并掩护他撤退。巴林从狭窄的通道出去，迅速与菜园里的军官们进行了商议。他发现那里的情况太危险了，于是让他们各自为战，撤回盟军主阵地。当时迈耶尔中尉已负伤，其他军官要么阵亡，要么负伤或不在场，因此让守菜园的连队，或者说是连队里幸存的战士，在穆勒下士的指挥下撤离。8法国人没有阻拦，放他们走了。
凯里和格雷姆中尉、弗兰克少尉、梅维乌斯军士长、威廉·施特根中士、海因里希·海泽下士、步兵林德豪斯特和林德瑙，以及列兵弗里德里希·布雷思奥普特振作精神守着农舍，给他们的指挥官和其他战友争取时间逃命。9由于缺乏弹药，这件事很难办到，因此法国人几乎立刻就冲了上来，沿着过道开起枪来。有一个法国兵瞄准了弗兰克，格雷姆中尉一剑将其刺穿，第二剑则砍在了另一个倒霉鬼的脸上。很快就轮到弗兰克救格雷姆的命了。有一个法国兵举起枪来瞄准格雷姆中尉，弗兰克少尉大喊“小心”，但是苏格兰人格雷姆只回答道：“没事，让狗东西开枪好了。”10他很幸运，法国兵还在瞄准的时候就被弗兰克用军刀刺进嘴里，刺穿了脖子，立刻倒地而亡。但弗兰克几乎立即被另一个敌人一颗子弹打碎了手臂，失去了防卫能力。格雷姆现在被敌人的4个士兵和一个军官逼到了墙角，那个军官抓着他的衣领大声叫道：“就是这个混蛋。”然后他们端起刺刀，“欲将格雷姆刺死，格雷姆用剑抵挡”。不过，格雷姆注意到，法国人在度过了这个漫长恐怖的下午之后无疑已经耗尽了力气，“所有人都脸色灰白，一副吓坏了的样子”。格雷姆奋力挣脱，冲过前厅，身后的敌人骂骂咧咧地扫射了一阵，他侥幸脱离了险境。
其他殿后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第5线列营掉队的海泽下士，在肉搏战中被打伤头部，成了俘虏。11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拿骚人中的一名下士和7名士兵。12现在已经没人阻挡法国人了，他们蜂拥而入，进了农舍。弗兰克的胸前又中了一颗子弹，他跌跌撞撞地进了一个房间，藏在床后。13追兵没看见他，却没有饶过躺在那里的两位伤员。“这是奖励你们防守得好。”朝他们开枪之前，法国人这样喊道。庭院里，林道陷入了法国人的包围之中。他抓着枪筒挥舞，用枪托猛击敌人。法国人骂他是“汉诺威混蛋”“死英国佬”。一个法国人抓住他衣服的前襟，两个人扭打起来。另一个法国兵想用刺刀捅他，林道抓着第一个对手转了半圈，挡住了刺刀。结果那个法国人意外地被自己的战友刺伤，摔倒在地，哭喊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14林道跑到谷仓，希望能从这里出去，但是发现前方有敌人。然后，他跃过一道围栏，结果立刻与战斗刚开始不久就不幸遇难的菲利普的兄弟阿道夫·霍尔茨曼上尉，还有其他一些人一道被俘。至少对于步兵林道来说，战斗结束了。
但对那些成功撤离了庄园的人来说，还没到休息的时候。凯里中尉在撤退中受伤，军官的人数又少了一名。步兵达伦多夫本来就已经被刺伤了3处，失血越来越多，现在他的左腿又中了霰弹。15军医海泽顺利逃出，又在后边建了个新的救护站。巴林把增援部队和其他部队掉队的士兵打发回他们自己原来的部队，并将全营剩余人马集合起来。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几名军官已在农舍阵亡，有的被俘虏了，剩下的人有几位也受伤了。公路上第1轻步兵营的两个连队归队了，指挥官是路易·冯·德·布什中校。尽管他们还是没有弹药，无法向法国人开枪射击，至少战斗人员大大增加了。16格雷姆刚在主阵地与他们会合，他们就迎来了法国胸甲骑兵的袭击。中尉带着他的兵藏进地面上的凹陷处，从那里向法国骑兵瞄准射击，他们的弹药可能已经从第1轻步兵营的战友那里得到了补充，子弹穿透了敌人厚厚的胸甲。17
庄园的战术价值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在附近的沙坑中据守的约翰尼·金凯德上尉来自第95步枪团，他回忆说：“拉海圣的失守后果最为严重，因为这使敌人在我们的阵地中有了一个据点。”18“屋子里立刻挤满了敌军步兵，”乔纳森·利奇上尉记得，“之后的几个小时，他们一直在楼上的枪洞和窗户那里猛烈开火，他们不断地向着小丘扫射，我们（英国步枪）营一步也上不去。”19敌人散兵还沿墙搭了个射击用的踏板，有个目击者记得，“他们在菜园的篱笆上也打了些孔，类似窗洞”。20
内伊要求加派生力军以充分利用这次突破。拿破仑的回答广为流传：“军队，他想上哪里去找军队？指望我给他变出来吗？”但还是有大批法国步兵正在编队向庄园这里移动，一支骑炮兵连队被部署在农舍附近的一处高地，他们可从此处近距离（300米）轰炸盟军阵地，这是他们午后行动失败后第一次得到这样的机会。21“拉海圣失守后，敌军把守此处的是个有能力又有魄力的家伙，”佩克旅的一名英国军官后来写道，“他们派出了一支强大的小分队，将下面的小丘用火力覆盖得严严实实，还搞了个隐蔽炮台向我们开炮。”22
法国骑兵利用庄园附近地面上的凹陷和沟坎，劲头十足地扑过来。23沙坑里的英国步兵们再次被赶走，敌人得以向80米开外的下沉式公路上的盟军士兵开枪射击，大批盟军军官被迅速连续击倒。十字路口的一个英国步兵团，以北爱尔兰的恩尼斯基林人为主的第27团在战斗中减员达到2/3以上，是参加滑铁卢战役的所有作战编队中比例最高的。正如约翰尼·金凯德记得的那样，“整个方阵的战士都战死了”。“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哪场战斗是所有人都死了的，”他补充说，“但这一次似乎有可能是个例外，因为所有人都一个接一个地死了。”24
任职军需官的肖–肯尼迪上尉回忆说，庄园失守以后，“危险即将到来，整个行动期间再没有比这一刻更加结局难料的了”。由于基尔曼塞格和奥普迪达旅的汉诺威人及其他军团士兵损失巨大，导致盟军中央部队在哈尔凯特和肯普特旅之间出现了危险的缺口。肖–肯尼迪纵马奔向威灵顿，警告他经过拉海圣庄园，沿路急奔而去的法国军队已经做好准备，即将击穿盟军中央部队的薄弱环节。25整个战斗形势危急。
过了不久，下沉式公路上的德国人就感受到了来自法军的压力。带领其中一支增援连队来到农舍的冯·马斯沙尔克上尉遇害，冯·吉尔萨上尉的右肩受了重伤，26艾伯特中尉也不幸阵亡。格雷姆试图在空中挥舞军帽，将大家集合起来，并鼓舞士气，但是他的手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巴林本人继续骑着战马四处给大家鼓劲，马鞍上搭着大大的手枪皮套，还盖着毯子。火力十分猛烈，有4颗子弹击中了毯子，还有一颗把他的帽子从头上打掉了。就在巴林下马捡帽子的时候，“砰”的一声，一颗子弹打在马鞍上，他再次幸运地躲过一劫。
在他们附近，英王德意志军团第5线列营仍然坚守着阵地。拉海圣庄园失守之后，他们暴露在敌人更加猛烈的火力攻击之下，副官舒克中尉阵亡。方阵规模已经小得可怜，不足以将旅里的全部参谋人员护在中央，于是奥普迪达走到外面，把该营的指挥权交回给林辛根中校。27当奥普迪达的坐骑被炮弹击中前胸而死之后，他向自己的副官借了匹马。于是布兰迪斯到后面去，想再找一匹马。到那一看，他发现一切都乱套了，备用马匹一匹都找不到，但他设法从第2轻步兵营的军医那里要来了一匹从法国胸甲骑兵座下缴获的马。然而，布兰迪斯刚骑上去，马就被炮弹炸掉了一条前腿。他倒在一名阵亡的英国骑兵和菲利普·霍尔茨曼上尉的遗体旁边。霍尔茨曼上尉在敌军刚开始围攻拉海圣时就牺牲了，他的遗体已被碾入泥中，几乎认不出来了。布兰迪斯不得不重新回去，花了好长时间才又找到一匹备用马，然后匆匆骑回旅里去。但他一路上走得很慢，因为许多被炸毁的火炮和马车堵在路上，受伤和未受伤的骑兵和步兵四处逃窜，所有人都在躲避连绵不绝的炮击。28
与此同时，步兵林道被俘后的处境也十分危险。法国兵因为攻打拉海圣时伤亡惨重，所以心情很不好。当一名德国俘虏由于身上有伤走得不够快时，被一刺刀刺在了腹股沟上。他的战友十分愤怒，聚拢在一起。欧内斯特·奥古斯都·霍尔茨曼上尉用尽全力才稳住局势，否则很有可能会导致一场大屠杀。现在，德国人已被赶出谷仓，穿过庭院，从大门出去，沿着公路向法军阵线押送。敌军士兵围住他们，抢走了林道的一包金币和三块手表（一金两银），又因为分赃不均闹起了内讧。当林道的最后一点财产也被抢走时，他怒不可遏，一拳打在一名还在继续搜他身的法国兵脸上。就在此时，落下两颗盟军炮弹，这些人不分法国人和德国人，全都灰飞烟灭。29
盟军中央部队现在情况十分危急。准确的步枪点射很快就让附近的法国炮手安静下来，但是还需要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阻止敌人步兵的前进，并将散兵赶走。军团指挥官奥兰治亲王和师长冯·阿尔滕将军现在决定派第5线列营去击退法国人，也许可以重新夺回农舍。理论上说这是有军事意义的，皮克顿阵亡时接管了邻师指挥权的詹姆斯·肯普特爵士的确也认真考虑过，要派第27步兵团去夺回这个具有重要战术价值的庄园。30然而实际上，英王德意志军团的这个营兵员严重不足，实力太弱，根本完成不了这个任务，而且整个地区到处都是法国骑兵，去执行这个任务简直无异于自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肯普特决定命令所有人都不许破坏方阵队形去攻打农舍，但是阿尔滕和奥兰治亲王似乎都没有这样的顾虑。当亲王的副手萨默塞特爵士前来命令部队前进时，奥普迪达指出，之前部署在他们身后的英国骑兵现在已经被派到右翼去了，而法国胸甲骑兵就在他们前面的凹地，距离近得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的头盔，因此他们营一旦开始布线列阵，对方就会向他们发动袭击。这场谈话的气氛十分紧张，已经是奥普迪达当天下午进行的第三次或第四次这样的谈话了。萨默塞特骑马回到军团参谋处。不久，亲王本人和阿尔滕一起出现了。师长阿尔滕将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兵，也是奥普迪达的老朋友，他再次下达进攻的命令。奥普迪达随即重申了自己的顾虑，并补充说，他至少需要骑兵的支援来阻止敌军的胸甲骑兵才行。奥兰治亲王插话说，凹地处的骑兵是荷兰人。当然即使他最终知道了那些是法国胸甲骑兵，亲王也不会有丝毫动摇。“我再说一遍我的命令，”他不容分说地宣布，“布线列阵，步枪上刺刀，进攻。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奥普迪达就算是在情况最好的时候也不是个好脾气的人，当天这已经是别人第二次或第三次暗指他们懦弱了，这对他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于是他大声喊道：“遵命。”他拔出剑来，让本营士兵摆线列阵。奥普迪达知道他们正在走向几乎是必然的死亡，因此他转头对营长冯·林辛根中校说：“尽量保住我两个侄子的性命。”他指的是16岁的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冯·奥普迪达和年仅14岁的路德维希·阿尔布雷希特·冯·奥普迪达，两个人暂时都被分配在第5线列营。然后他骑马来到队列最前方，带领战士们去与敌人决战。
转眼之间，该营已经走过下沉式公路，看到了位于壕沟和菜园北墙之间敌军混在一起的步兵、骑兵和炮兵。英勇地迎着敌人势不可当的火力网，奥普迪达向士兵们高喊：“勇敢的战友们，跟我冲啊！”他们口呼“万岁”，疾冲向前，他们的脚下仍是雨后的泥泞，随后一次次的步兵冲锋和无数次炮火齐发又将泥地搅得稀烂。31听到冲锋号响，感染着此刻兴奋紧张的气氛，惠特利中尉从奥普迪达的身边冲过。“好样的，惠特利。”32奥普迪达喊道。但只在转瞬间，躲在一处凹地的法国胸甲骑兵就从右侧和后方袭击了他们。几分钟之内，这个营几乎全军覆没。惠特利被击倒昏迷。林辛根被受伤的战马压在了身下，当他终于设法挣脱的时候，看到奥普迪达的两个侄子，克里斯蒂安和路德维希就在附近。林辛根抓住这两个少年的肩章，不顾他们的反对，将他们拽回了下沉式公路上。12名军官、12名中士、1名鼓手及128名战士躺在地上，或战死或重伤，其余的都四散逃命去了。第5线列营的好运气终于用完了。33
奥普迪达本人毫不犹豫地孤身骑马赴死。据目击者说，他骑在马上向法军阵线走去，帽子上独特的白羽清晰可辨，敌人的步兵瞄准了这个孤独的身影。他们的军官被奥普迪达勇敢高尚的姿态折服，用剑托起了士兵的枪筒。很快，奥普迪达来到了菜园北墙的法军前线，并纵身其中。伯杰上尉是一名幸存的连长，他看到奥普迪达拔剑击退了数名法国兵。法国军官仍然没有干预。然后，伯杰瞥了一眼身后自己所在的营，发现战场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当他转头再看向法国人时，正看到奥普迪达最终被枪弹近距离击穿脖颈，坠落马下，消失在一大堆敌军步兵和骑兵之中。34一直团结着奥普迪达家族三名男丁风雨同舟的三叶草终于被撕碎了。
当惠特利从昏迷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道壕沟里，帽子也不见了，而且“头痛欲裂”。奥普迪达就死在附近，喉头有一个洞。惠特利试图躲在伤员中从法国人的枪口下逃脱，但是他一站起身来，就头昏脑涨，立刻再次摔倒在地，一个敌人抓住了他，嘴里问道：“到哪里去呀，狗东西？”惠特利被拖到拉海圣，发现那里已经面目全非。农舍内部“全都被毁掉了，只剩下椽子和柱子”。地板上堆满了巴林部队的战士和他们的法国敌人的尸首。一个身穿绿色军装的少校，有可能是博斯维尔，死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一小块大门上就嵌着至少有80多颗火枪子弹。“在这里发生的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惠特利记录道。35另一位目击者写道：“整座建筑惨遭蹂躏，成了一片废墟。”36被俘虏的盟军和他们的法国看守都不知道的是，此时受伤的弗兰克少尉还在农舍楼上的床底下躲着呢。
第5线列营的幸存者们加入了下沉式公路上第1和第2轻步兵营的残余部队。布兰迪斯终于赶上了他们，他听说了奥普迪达的死讯，感到悲痛欲绝。附近，这个七零八落的旅里其余的人马、第8线列营的余部，还摆着方阵的队形。法军胸甲骑兵受到大败奥普迪达线列营的鼓舞，向盟军大部队发起了冲锋。巴林的步兵们从20米以外的下沉式公路上的隐蔽位置向他们射击，法国骑兵被击退，成了德国人的笑柄。就在此刻，英王德意志军团第3轻骑兵团赶到，促使法国胸甲骑兵以惊人的速度重整旗鼓与他们对抗。两队骑手彼此警惕，僵持了片刻，然后盟军轻骑兵向前冲去，在巴林的带领下已经疲惫不堪的步兵们就在眼前200步远的地方看到了一场混战。这场混战时间很短，但十分血腥。然后双方同时撤退，轻骑兵们从巴林他们身边越过。
然后这些官兵一起见证了一出离奇的插曲。一名轻骑兵下士周围都是胸甲骑兵，他被裹挟着一起向对方阵营前进，过了一会儿才摆脱对方，欲回己方阵地。有一名对方的胸甲骑兵在轻骑兵中也经历了同样的一番遭遇，结果差不多正好走到半路的时候，这二人相遇了。尽管此时那名轻骑兵已经流了好多血，这两个人还是在两支军队注视之下竭尽全力展开了肉搏。没有一个人上前干预。轻骑兵有伤在身，巴林为他捏了把汗，但他很会打架，比空有一身蛮力的法国人强，他一拳打在对方脸上，第二拳就把法国胸甲骑兵打落马下。然后，轻骑兵平静地回到自己的部队，接受了巴林等人的掌声。37
拿破仑最后孤注一掷。大批普鲁士人正在赶往他的右翼所在之处，其来势已无法阻挡。但是，如果他可以突破盟军中央部队，在十字路口处击垮威灵顿，就仍然可以扭转败局。帝国卫队已奉命沿路前往拉海圣，然后向左转，进攻庄园和霍高蒙特城堡之间的盟军阵线。在他们的右侧，埃尔隆的第一军团，或者说是在当天午后英国骑兵冲锋之后所集结起来的部队，爬上了拉海圣东边的斜坡，去夺取十字路口。他们排成纵队方阵，前进得十分缓慢，准备应对所有可能的局面。
埃尔隆的第一列纵队由佩高旅的新兵打头，很快就在下沉式公路附近遭遇了奥普迪达余部。此时，庄园背后的整个地区“遍地都是伤员”。据一名英国骑兵军官回忆：“没有一处地方没有伤员。受伤或断腿的马匹四处徘徊或原地转圈。噪声震耳欲聋，四面八方到处都是一片毁灭和荒凉的景象，没有一点胜利的迹象。”38旅副官冯·艾内姆被一颗火枪子弹击中了腹部。当他倒在马脖子上时，喊道：“我不行了。”然后他请求布兰迪斯帮他保管手表和钱。布兰迪斯拒绝了，鼓励他继续坚持，并把负伤的副官扶上马背，带到附近一个汉诺威人的方阵处，上来4个人用毯子裹着他带走了。39师长冯·阿尔滕将军也受了伤。大约在同一时间，巴林又损失了第三匹马，这次是马头中弹，战马倒在他的身上，使他的右腿深陷在泥地里。过了一段时间才有一名步兵从下沉式公路上出来帮他。巴林设法从马下脱身，他的腿虽然没被压断但也动弹不得。他央求手下再给他另找一匹马来，答应找了马来就给他们一大笔钱。
经过5个多小时几乎是连续不停的战斗，在他们放弃庄园大约半小时后，巴林的队伍开始崩溃了。没有负伤的士兵也到后方去“寻找弹药”。官兵们不理睬巴林让他们找匹马来的请求。“自称是我朋友的人，”他痛苦地回忆道，“忘了朋友这个词，他们只考虑自己。”40布兰迪斯撞见巴林“孤身一人，身边一个兵都没有”。41最后，第2轻步兵营的这位指挥官跌跌撞撞地来到战线后面的一座房子里，有个英国兵抓住了一匹横冲直撞的无主的战马，找了个马鞍装上，并帮着巴林上了马。然后巴林骑马回到下沉式公路上，却发现自己的兵都已经走了，据说是找弹药去了。在巴林的左右，两个新成立的汉诺威步兵营的士兵都在惊慌失措地逃命，幸存的军官也和他们一起。巴林试图用荣誉来激励他们，但没起什么作用，于是他用剑击倒了其中一个，以儆效尤。但是这些战友只是从他的左右两边跑过，喊后面的人“开枪打”巴林。42他只好让他们离开，心里十分难过。
然而，就在此时，巴林听到整条战线上爆发出“胜利，胜利”的喊声，紧随其后的是“前进，前进”。他可能还不知道，对农舍的顽强防守，拖住拿破仑的时间已经够长，等来了布吕歇尔的部队。盟军中央部队已击败法国的帝国卫队。数以万计的普鲁士人从东和东北方向包抄而来。拿破仑整个部队全线撤退。
拿骚人的两个营现在正向拉海圣前进，黄昏时已将最后一名法国兵从庄园的庭院和菜园里赶走。43弗兰克少尉也从二楼的床后钻了出来。庄园周围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尸横遍野。爱德蒙·惠特利当时仍然身为俘虏，他在附近的战场上看到一名胸甲骑兵“脸朝上躺在那里，双臂伸展，浸透了他自己的鲜血。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庞大的身躯”。他使惠特利想起了《圣经》中的歌利亚。过了不久，惠特利又看见一名步兵，身体“呈现一种奇怪的姿势。他的头、双手和两个膝盖都弯到胸前，陷入泥中，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青蛙正在一头扎进泥泞的水坑里”。44而且场面远不是静止不动的，掉队的士兵四散，重伤员痛苦叫唤着，还能走路或还能挪动的人则向安全的地方行走。乔纳森·利奇回忆说：“在面积这么小的一块土地上，战士和战马遭受了如此可怕的屠杀，伤者的呻吟和哀号不绝于耳。”45而巴林的手下已经一个兵也没有了，因此他加入了第1骠骑兵团的队伍，和他们一起追击敌人，直至黑夜降临。盟军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
回到战场上，巴林无意中看到一个令人悲伤的花名册。46“巴林少校”——“在”。“博斯维尔少校”——“阵亡”。“霍尔茨曼上尉”——“被俘”。“绍曼上尉”——“阵亡”。“凯斯勒中尉”——“负伤”。“格奥尔格·迈耶尔中尉”——“负伤”。“林丹中尉”——“负伤”。“克里斯蒂安·迈耶尔中尉”——“在”。“里夫库格尔中尉”——“负伤”。“托宾中尉”——“被俘”。“凯里中尉”——“负伤”。“比德曼中尉”——“在”。“格雷姆中尉”——“负伤”。“卡尔中尉”——“在”。“冯·罗伯森少尉”——“阵亡”。“弗兰克少尉”——“负伤”。“史密斯少尉”——“在”。“路易斯·巴林少尉”——“在”。“提曼中尉（副官）”——“负伤”。“海泽军医”——“在”。47
当天早上巴林率领的近400人中，最后还跟着他的只剩下42人了。其他人大多数都散落在战场上，或死，或伤，或下落不明。后来发现，下落不明的人大多数都在战斗中幸存了下来，但当时的损失仍然大得令人震惊。共有6名中士、4名下士和21名普通士兵阵亡，其中包括在贝克斯希尔刚与哈里特·哈兹尔登结婚的步枪手亨利·布什；48至少有12名中士、16名下士、1名号兵和76名普通士兵负伤；1名中士、3名下士、2名号兵和15名普通士兵下落不明。再加上军官，总伤亡人数为168人。
巴林心中愤恨交加，泪水夺眶而出。他为死伤残疾的战友们感到悲伤，这是肯定的，同时或许也有一些幸存者的内疚感。但他也记录了自己的怨恨：可能是怨恨由于没能得到足够的兵力支援或弹药补充，而失去了这么多好战士、好朋友，他也怨恨自己的副官带着备用马匹逃之夭夭，还有那些耽误了许久才从下沉式公路赶来帮他的人。很明显他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49惠特利也在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战斗结束后不久，他看到一个步兵靠在墙上，“头向后仰着，两只眼珠都挂在面颊上，一颗弹丸从他的头部一侧射入，又从另一侧穿了出去”。这位英王德意志军团第5线列营的中尉回忆道：“他的嘴巴张开，（面部）僵硬、凝固，耳朵里渗出的血液留下了清楚的痕迹，从他空荡荡的眼窝里流出的灰白色脓液在夜晚寒冷的空气中还带着一丝热气”。“荣誉也不过如此！”惠特利思索着，“荣誉能代替他失去的双眼吗？不能。”50在夜幕之下，这样恐怖的景象何止千万。
巴林的沉思被一位老朋友打断，这个人是肖少校，师里的军需官。他疲惫不堪，腿痛得厉害。两个人躺在稻草上过夜。比德曼中尉已经与营里的其他人重聚，这时也安顿下来准备睡觉，他“周围都是肢体残缺的尸体，有友军的，也有敌人的，在这种地方入睡真是让人毛骨悚然”。有个骑兵军士长好心拿给他一些稻草，还给他盖上了毯子。51一轮满月照亮了战场，“打破无边寂静的只有那些不幸的伤员发出的呻吟”。他们的痛苦还远未结束，因为伤势不是太重，可以承受移动的伤员们还需要乘马车长途颠簸去布鲁塞尔的医院求治。许多人没能挺过这一关。在战后的第二天，以及之后数周内第2轻步兵营又死了多少官兵，没有人知道，但人数一定很多。
第二天早上，巴林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边有一个死人和一匹死马，他的眼前和耳边都是前一天大屠杀的景象和声音。比德曼也记得那些尸体，糊满了“血和泥”，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德国人掩埋了他们战死的军官，其中包括旅长奥普迪达。他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衣服已经被剥掉了。大约中午时分，给养终于运到了。第2轻步兵营的战士们坐了下来，像地上的死尸一样，他们的脸上也满是“灰尘、泥污和血迹”。他们将各种各样的马鞍、背包、鼓和其他物品放在地上当凳子坐，把骑兵的护胸甲当煎锅用，许多胸甲骑兵的斗篷都被当成了桌布，“这些人昨天还想要我们的命，让我们再也不需要吃饭呢”。简单吃了一餐，稍事休息之后，第2轻步兵营的剩余兵力拔寨，开始追击敌人。
第7章 “冲突的热点与中心”
盟军在拉海圣庄园的顽强防守对拿破仑的最终失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诗人罗伯特·骚塞所说的那样，拉海圣的确是“冲突的热点与中心”。
盟军在拉海圣庄园的顽强防守对拿破仑的最终失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白天，拿破仑有两次都快要击败威灵顿了。第一次是刚过午后，埃尔隆伯爵的军团几乎击穿了盟军中央部队，当时其左翼接到的重要任务是攻克庄园及其身后的十字路口，可惜他们遭遇了巴林少校的部队，没能完成任务。第二次是傍晚时分，拿破仑眼看就要获胜了，当时他在庄园失守之后调动了炮兵以及增援部队。1此外，还有一点必须记住，从午后埃尔隆的进军路线开始，直到几小时后法军集中兵力对盟军中央部队发动最后进攻，在此期间拉海圣就是法国步兵的主要目标。到最后，埃尔隆手下的4个师中有3个参与了攻打庄园的战斗。法军的伤亡很大一部分都发生在拉海圣附近。在东泽洛的第2步兵师部队中，2旅旅长（奥拉尔）和第51线列团的指挥官相继战死；第51线列团1营的指挥官——佩尔内和戴夫因上校负伤；在第1步兵师的布儒瓦旅中，第28线列团2营的指挥官马伦上校受了致命伤，第105线列团2营的指挥官邦尼特战死，第105线列团指挥官简德利负伤。除军官外，在拉海圣争夺战中，法军普通士兵还有大约2 000名伤亡。正如诗人罗伯特·骚塞所说的那样，拉海圣的确是“冲突的热点与中心”。2
因此，1838年，威廉·斯波恩上尉制作的那套著名的滑铁卢战役全景模型将战斗的高潮定格在晚上7点45分，也就是法军受挫未能夺回拉海圣之后不久，这绝不是巧合。如果能早点拿下拉海圣，那么拿破仑几乎肯定能击溃盟军中央部队，在普鲁士大军增援之前就已经击败威灵顿了。两位指挥官犯下的关键性错误都与拉海圣有关。拿破仑在白天早些时候对此不够重视，未能投入足够兵力夺取该地。同样，威灵顿也是直到最后一刻才意识到拉海圣的重要性。
当然，巴林并不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打赢了滑铁卢之战，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霍高蒙特的守军、近卫军骑兵队，尤其是布吕歇尔，他们都在战斗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确，肯定是英国骑兵在午后守住了庄园，没让对方得手。然而，与霍高蒙特的防守不同，对拉海圣及其周边的争夺并不只是“战役中的一场战斗”而已，3当天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里，此地进行的就是这场战役本身。
巴林和他幸存的部属回顾过去，他们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共不到400人，全都浑身湿透、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开战之前，有些人甚至宿醉未醒。尽管一整个下午，守军兵力不断得到加强，但他们的人数一直远少于对方。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保卫庄园。自午后起，他们不断经受大大小小的进攻，以及炮击的威吓，虽然炮击的效果不大。他们的肩膀被枪支的后坐力撞得血肉模糊，嘴里都让火药染得漆黑。4他们劳累过度、饱受烟熏火燎、不断用牙齿咬开弹药筒，再加上之前灌下的那些酒，那时必然十分口干舌燥。在狭窄的空间里目击死亡，看到伤员遭受的痛苦，他们的精神一定饱受折磨。然而，守军坚持守住了这关键的5个小时，一分一秒地耗尽了拿破仑的时间。弗里德里希·林道和路德维希·达伦多夫等人身上多处负伤，还一直坚持不下火线。当拉海圣被敌人攻陷之时，即使当指挥官和部队里的其他人最后逃离的时候，殿后的官兵仍然服从命令，坚守在屋内。第2轻步兵营遭受了大约40%的伤亡，接近滑铁卢战区所有作战单位的最高伤亡率，尽管他们到最后已经几乎无法支撑，但并没有彻底瓦解。5巴林的部下就像骚塞在诗中所说的那样，是“威灵顿战线上的铆钉”，没有人能将其拔除。
可以将他们的表现与威灵顿阵线的另一个环节——霍高蒙特城堡——进行比较。二者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霍高蒙特城堡从未失守。但究其原因，却并不是因为其防守部队比拉海圣的强，而是因为尽管法国的雷耶将军在此地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兵力，但他的任务不过是分散盟军的注意力而已。况且，守军在兵力上也不像拉海圣一样与敌人悬殊那么大。但在其他方面，这两场战斗却非常相似。两处都是国际兵团联合作战——尽管近卫军表现突出，但拿骚人在霍高蒙特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这两场战斗都在十分有限的空间中展开，而这正如约翰·基冈所说，可能激发了守军的某些领土主义思想。6最后，在霍高蒙特和拉海圣，驻守部队的伤亡人数都远高于军团大部队——比如吕讷堡营以及英王德意志军团第5和第8线列营——他们在步兵形成方阵之前就被敌人的骑兵冲锋拿下了，于是在之后的战斗中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7这表明部队的凝聚力大小主要不是取决于其伤亡人数多少，而是在于士气。虽然吕讷堡人在法国胸甲骑兵手中的实际阵亡人数较少，但对方的冲锋对幸存者们打击太大，让他们失去了战斗意志。在此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士气，而不是兵力。
为什么巴林的部队能坚守阵地这么长时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深入研究人们如何才能勇敢作战这个巨大的奥秘，这是许多学者之前已经研究过的课题。8对于我这样一个久坐书斋的历史学者来说，这个问题尤其令人难以捉摸。人们很容易将守军的这股韧劲归因于某种初级群体的凝聚力，这是一种基于长期共同活动（通常具有相似地缘）而形成的密切关系。9按照这种说法，在巴林军中，士兵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汉诺威，他们都是同乡，关系密切，大家并肩作战，共同经历了许多战斗。
但是这种说法有两个问题：第一，所有军团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汉诺威人，而是外地人；第二，虽然第2轻步兵营的人的确都参与了战斗，但在拉海圣庄园围困结束的时候，他们的人数是少于其他盟军部队的。根据记录，庄园建筑内还有另外5个军事单位的人：英王德意志军团第1轻步兵营、第5线列营的轻步兵连队、该营其他连队一些掉队的散兵、躲过了法国骑兵首次冲锋的部分吕讷堡人，当然还有拿骚人。第8线列营的一些散兵游勇可能也在败给法国胸甲骑兵后来到了拉海圣。此外，原第2轻步兵营的守卫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包括比德曼中尉在内，在战斗开始之后被法国骑兵冲散，没能重新回到拉海圣庄园，而是一整天都在对面山坡上与某个盟军方阵待在一起。简而言之，整个下午，一直在拉海圣并肩作战的那些人里，有许多可能之前素昧平生，有些人甚至不属于同一支部队。像古往今来的无数士兵一样，一名指挥官倒下了，在幸存的官兵中军衔最高的就站出来接替指挥，他们就这样继续战斗。10
他们也不是由于对上司心怀畏惧，而被铁的纪律约束在一起的。众所周知，逃兵会被判处死刑，我们也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在战场上，作战方队或线列中的士兵们，若是离开了自己的位置，会被军士推回去，被军官用剑背殴打。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军官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一旦打乱了阵型，可能就会给所有人带来死亡的厄运。然而，在拉海圣庄园并没有用到这些方法。这个军团也使用鞭刑，但是以体罚较轻而闻名的。此外，驻军大部分都是各种轻步兵，因此他们惯于单兵作战，并不总是待在长官的眼皮子底下。长官和军士们在线列步兵的战场上使用的那种体罚恐吓根本是不可行的。他们也不是因为害怕走出相对安全的室内就会被敌人击杀。诚然，要想逃跑，无论是穿过田野向西逃，还是沿着大路向东逃，都在敌人不间断的火力攻击范围之内，再者路上随时可能遭遇对方骑兵或其他小股部队，这是非常危险的。然而，大多数时候，出入庄园的道路并没有被完全切断，庄园经由菜园与主要阵地相连，信使就是走这条路离开的，增援部队也是走这条路到达的。驻军中要是有人想从这里逃走，困难肯定不少，但绝不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
思想因素在提升战斗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看到许多军团士兵是由一种强烈的日耳曼爱国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他们决心要结束拿破仑的暴政。11这无疑有助于支撑着他们度过那个漫长的下午。与16、17世纪欧洲的军事冲突相比，宗教动机在军团士兵中似乎并没起到什么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或其各种变体，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意大利、西班牙或爱尔兰，对于人民奋起反抗法国或英国的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宗教对拿破仑在英国和普鲁士的反对者来说，也并非无关紧要。12汉诺威人大多数是路德派教徒，不限制圣公会的礼拜，这也是事实。他们沉迷于所有传统的虔诚形式，这从他们去贝克斯希尔的教堂做礼拜就能看得出来。然而，并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们在滑铁卢作战时受到了任何宗教信仰的驱动。
得到同伴的认可肯定更为重要。荣誉不仅对于军官们来说是重中之重，对于普通士兵来说也是一样的。13所有人都赞同的说法是，不愿意被别人看到自己胆小退缩，这促使战士们迸发出更加强大的力量。守军对其领袖的高度信任也给了他们力量。威灵顿公爵在许多方面无疑是冷酷精明的，但事实上他不仅得到了英国军队的忠诚，也成功地收服了他所指挥的外国军队，得到了他们的忠诚。毫无疑问，英王德意志军团的军官们热烈地回应了威灵顿对他们的高度重视。而普通士兵们则信任他们的长官，面对敌人压倒性的优势，他们一再表示愿意继续战斗。然而，这种服从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在官兵之间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那就是士兵绝不会被要求白白送死。总是有这样的时刻，似乎此时撤退或投降已不可避免，没什么可丢人的。14当庄园即将被攻破的时候，士兵们再次向巴林保证自己愿意继续战斗，只要能给他们再配备一些弹药。这就隐隐说明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
最后，也应该为一次次投身到德国人步枪射程范围内的法国进攻部队想一想。他们也是血肉之躯，有时畏缩在土堆后面，有时脸色苍白、疲惫不堪，这些冲击庄园主要建筑物的人们甚至在他们短暂的胜利时刻也是这个样子的。然而，他们仍然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从那个在冒险冲锋之前，递给奥克塔夫·莱维瓦瑟尔铭牌的工兵上尉，到那名勇当先锋，冒着枪林弹雨用斧头去劈大门的中士，还有其他数千不知名的士兵，他们都下定决心要夺取庄园。至少英王德意志军团的伤员们还可以在战友的掩护下得到照料，而法国人一旦负伤，就只能倒在原地忍受痛苦，他们甚至得不到基本的包扎，除非他们自己能够设法挪回己方战线之后相对安全的地方。连肢残的重伤也无法削弱某些士兵的热情：据报道，有一名伤员都要截肢了，还在大声嘶吼“皇帝万岁”。这些人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和勇气也同样值得赞扬。
第8章 遗产：一场“德国人的胜利”？
直到19世纪30年代，滑铁卢战役结束20多年以后，勇士们的牺牲才广为流传。
1816年2月初，战役结束不到8个月，英王德意志军团解散了。1许多人加入了新成立的汉诺威王国的军队，在那里他们可以继续从英国领半薪。英国负责在汉诺威发放薪饷的出纳约翰·泰勒亲自督管此事4年。1837年，滑铁卢战役20多年后，汉诺威军队中仍有158名从英国领半薪的军官。2其他人或已退役，或继续领半薪。负责将军团的旗帜护送至汉诺威旧驻军教堂其最终安放处的不是别人，正是拉海圣一战的英雄乔治·巴林。在那里，他谈到了这些旗帜所见证的“那些欢乐与痛苦、战斗与胜利的记忆”，他还提到“失去了这么多亲爱的战友，而他自己幸存了这么久，完全是由于上帝的旨意”。3据说他当时感动得说不出话，几乎无法喊出自己作为一名军团成员的最后一声口令。或许他是想到了在拉海圣庄园及其周围地区阵亡的将士，其中许多人死得本没有必要，都是由于缺乏弹药，或者像奥普迪达一样，是死于执行无谓的命令。
英王德意志军团第2轻步兵营被同时代的人奉为英雄，所有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汉诺威人都是如此。4弗兰克少尉或许是驻军中最幸运的一个，他的父亲为了纪念他，在他的家乡法勒斯雷本为他立了一块碑。不幸的罗伯森少尉在他的周年忌日也有人好心为他写下了纪念的诗句，虽然有些蹩脚。5“你也是这样，这位温文的青年，我的罗伯森，”打油诗诗人威廉·布鲁门哈根博士写道，“你躺在地上，满头是血……但你光荣地死在自由之日，为了国王的荣耀和百姓的救赎。血做的冠冕也会成为胜利的花冠。”巴林本人则在英国和汉诺威都被授予爵位——他在英国被封为从男爵，在汉诺威则被封为男爵，在军队中也升至高位，最终以中将军衔退休。但是过了很长时间，军团集体的贡献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英雄事迹，”《汉诺威杂志》的记者在1816年4月发出感叹，“这些英勇的勇士和他们纯粹爱国主义的行动怎能完全不为人所知呢？”6同一份杂志在14年后还在追问：“还要多久，读者才能读到英王德意志军团的故事？”7直到19世纪30年代，滑铁卢战役结束20多年以后，勇士们的牺牲才广为流传。8
1832年，汉诺威的滑铁卢纪念碑落成。碑上，军团成员恢复了原来的德语姓名：列兵乔治·海因茨再次成为戈特弗里德·海因茨。同年，诺思·勒德洛·比米什上校所著上下两册的《英王德意志军团史·上册》终于出版了英文版和德文版，广受好评。当该书下册于1837年面世时，军官们为表示感激，送给他一件可以放在餐桌中央的精美的银质装饰品。这个摆件突出表现了军团中各色各样的人物，但不包括在滑铁卢战役中不幸被法国骑兵打得溃不成军的第5和第8线列营。第2轻步兵营位于最前面最重要的位置，与之同样抢眼的是第1轻骑兵团。正中间的一棵德国橡树代表着德国的自由，一只法国小公鸡不断跑来捣蛋。无依无靠的德国人坐着啜泣，这时有两个德国年轻人登上一艘英国船离开了家乡。不列颠人收留了他们，并在汉诺威的白马脚下鼓舞他们。他们与英国雄狮一起，对抗并打败了蜷缩一角的法国小公鸡。9这件工艺品人物繁多，切中要害地表现了在拿破仑的威胁下产生的盎格鲁–德意志的非凡合作，军团就是这种精神的完美体现。
在英国人和普鲁士人之间对这场战役很快就爆发了争议，英王德意志军团却几乎没有参与此事。军团的军官一直特别不愿意批评威灵顿公爵，当人们置疑他时还为他辩护。如果说巴林对公爵心怀不满，怪他没有给他们配发足够的弹药，没有给予适当的增援，肯定也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说过。但巴林随后出版和未出版的关于此次交战的记录都有所保留，还是隐晦地传递出不满情绪。在他的表达中肯定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对战友们牺牲了性命的悲伤，以及对某些人的行为的怨恨。由于直接导致枪支弹药短缺的旅长奥普迪达死得十分壮烈，因此巴林笔下留情。此外，师长查尔斯·冯·阿尔滕爵士是战后汉诺威的杰出人物，肯定也不能接受家丑外扬。巴林的话语中还表现出他很怕被指责轻易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其实他这种担心十分没有必要。他有勇有谋，但不是个圆滑的人。阿尔滕对战斗的描述十分枯燥乏味，而巴林再次下笔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的自传尚未完成就去世了，还远没写到1815年6月18日发生的事呢。最后，汉诺威终于有了一块纪念巴林的小牌匾（实际上是巴林自己的墓碑，是1972年从他位于威斯巴登的长眠之处移到汉诺威来的），附近就是纪念查尔斯·冯·阿尔滕的一个大型雕像，显得他下属那块小牌子太渺小了。他仍然把守在位于滑铁卢广场的汉诺威国家档案馆门前，从档案馆解密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窥见当天下午发生的某些秘密，但绝对不是全部。
对于许多普通士兵而言，滑铁卢的胜利可能给他们带来了大量象征性的奖赏，但1816年的复员对他们而言则是一场新的挑战。他们许多人都岁数大了，无法开辟新的事业，其他人则由于这场战斗导致精神崩溃或身体残疾。比如可怜的步兵达伦多夫，就有一条腿被截肢了。对复原士兵及其家属的规定十分苛刻——他们必须证明其残疾是服役导致的。尽管如此，军官们还是尽其所能，每年从自己的养老金中捐出4天的钱，为遇到困难的前军团成员的孤儿寡妇成立了一个专项基金。这个慈善项目由德高望重的军官组成委员会进行管理，直到部队解散之后仍然继续运作了数十年。在19世纪60年代，委员会中曾有一位C.F.冯·奥普迪达中校，他就是滑铁卢战役中那个奥普迪达的嫡系子孙。10
这些军官有权享受半薪，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普通士兵好，但他们也受罪不少。军团里有许多军官自杀，还有许多人年纪轻轻就离世了。例如，前第5线列营的克里斯蒂安·戈贝尔少尉，在滑铁卢战役12周年纪念日前两天“精神错乱，开枪自杀”。这很可能也是当年那场胸甲骑兵进攻所造成的伤亡，只是发作时间拖后了很久而已。同样惨遭屠戮的第8线列营有4名军官，也在1817—1818年的短时间内连续死亡。11第2轻步兵营的幸存者也经历了苦难。副官威廉·提曼在拉海圣受了重伤，而且他可能对自己没能管好巴林的坐骑这件事一直无法释怀，可能直到他1818年在汉堡离世之前，都没有真正放下过。格奥尔格·迈耶尔中尉在保卫拉海圣的菜园时受了轻伤，后来一直领取汉诺威军队的退休金，直到1823年3月逝于奥滕多尔夫。可能有荷兰血统的马略·托宾中尉后来去了南美洲西北海岸的苏里南，两年后去世。曾在拉海圣庄园内外的猛烈战火中都毫发无伤的伊曼纽尔·比德曼中尉于1836年10月在故国瑞士温特图尔附近的施坦胡德身亡。没有人知道，也许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英年早逝与那个漫长的下午所造成的创伤是否有关。12
多数人都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抚平了创伤。第2轻步兵营的许多军官享尽天寿，有的还特别高寿。与步兵林道配合得无比默契的约翰·德拉蒙德·格雷姆中尉在拉海圣受了轻伤，他生活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因其不莱基，直到1846年仍然健在，仍然很高兴听到别人叫自己“猪圈长官”。13乔治·巴林算是走得比较早的，他荣誉加身，于1848年7月以汉诺威军队中将的身份逝于黑森州威斯巴登市。恩斯特·奥古斯特·霍尔茨曼上尉比他的兄弟菲利普多活了37年，于1852年以少将军衔逝于德国北部城市哈梅林。乔治·弗兰克少尉在滑铁卢受了两处重伤，他于1816年晋升为名誉上尉，享受汉诺威军队的养老金，后于1857年8月在汉诺威的利本堡镇逝世。奥利·林丹上尉在拉海圣受了重伤，他直到1865年还在汉诺威军队的退休名单上领着上校的退休金。伯恩哈德·里夫库格尔中尉也在拉海圣身受重伤，他于1869年12月以少将军衔在汉诺威去世。
无论他们在拉海圣之战外都有过什么样的经历，第5线列营的一些军官也享受了愉快的晚年生活。爱德蒙·惠特利在伦敦的旺德罗比圣安德鲁教堂与伊丽莎·布鲁克斯结婚，生了3个女儿，后于1841年5月在德国西部的特里尔去世。当年随第5线列营的轻步兵连队被派往拉海圣并在那里负伤的查尔斯·冯·维特中尉，于1844年年底以上尉军衔退休，领取汉诺威部队的退休金。和他一个连队的战友，查尔斯·施拉格尔中尉加入了新编汉诺威部队，担任近卫掷弹兵上尉，去世时已是上校军衔。让人高兴的是，奥普迪达的两个侄子，路德维希·阿尔布雷希特和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分别活到了1860年和1872年。勇敢的营助理军医格奥尔格·哈托格·格尔松见过的可怕景象比多数人都多，他在军团解散后去了汉堡，成长为综合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
即使是在解散后，军团仍然是英德文化传递的媒介，但这种文化传递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单方面的。英国那些乱七八糟的习俗在汉诺威军队里全都遵守：不许说“商店”这个词，祝酒时必须喝干酒杯。对于乔治国王时期银器的热爱也从英国传了过来。由冯·阿尔滕将军制定的新的汉诺威军队的训练规章遵循英国模式，炮兵使用英制度量衡，步兵配备英国步枪，就连常规的鞭刑这样的细枝末节也都以英国的做法为基础。总的来说，军团成员随身带回了对所有英国事物的偏爱，特别是在语言方面和想被人当成“绅士”的愿望上。许多年之后，两名军团老兵在德国见面，仍会喊出“永远的老英格兰”！14
到19世纪末期，德国人对军团的看法更加矛盾，当时德国的统一大业将历史记忆搞得更加复杂了。15 1866年，普鲁士入侵并吞并了汉诺威。同时，民族主义者对德国人在外国军队服役一事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1871年之后的新德意志帝国急于纳入汉诺威的军事传统，并将军团从英国召回德国。16事实证明德皇威廉二世特别擅长耍弄故意遗忘、同化和盗用的花招。在这件事情上，他对英国特有的爱恨交织可能也有一定影响。171899年1月，他宣布，包括英王德意志军团在内的老汉诺威各军团的传统应该与大量汉诺威新兵一起传给普鲁士部队。自此以后，“半岛–滑铁卢”的战争荣誉被许多军团士兵薪火相传。4年后，1903年，德皇庆祝军团成立100周年。
随着与英国决一雌雄的必要性隐约可见，军团的“德国化”也得到了加强。在1914年2月的战争阴影下，研究英王德意志军团史的历史学家伯恩哈德·施维特费格甚至断言军团“自创立之初就是由汉诺威军官领导的一支纯粹的汉诺威部队”，这显然不是事实。18或许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巴林的更为详细和直率的两份记录并未被收录于官方认可的普鲁士历史学家朱利叶斯·冯·普弗洛克–哈特堂的资料集中19，原因是其中对某几个团的表现的描写影响不好。汉诺威的爱国博物馆可能是受到了威廉·斯波恩作品的启发，也让人制作了一个拉海圣保卫战的实景模型。20然而1914年，英国和汉诺威联盟成立200周年的纪念日却由于迫在眉睫的战争而未能好好庆祝。在这次冲突中，有些面对面作战的英国和德国部队所传承的是从拿破仑战争而来的同一份战斗荣誉。
1915年是滑铁卢战役本身的100周年，这让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同样尴尬，因为在当时爆发的世界大战中，英国与之前的敌人——法国联合了起来，共同与其前盟友普鲁士–德国对战。21这给在汉诺威举办百年纪念展览的长期计划投下了阴影。1915年6月，《汉诺威信使报》悲伤地表示，“我们那个时候的盟友，今天是我们的死敌”。当后代的英国人“将在本次战争中与他们并肩对抗德国的人民与100年前德国军队所做出的贡献进行比较时”，《汉诺威信使报》效仿当年罗马皇帝听到瓦鲁斯的部队在条顿森林覆没之后的反应，苦涩地预言道：“终有一天，他们会从海峡对岸发出悲惨的呼号：德国，德国，把你的军团还给我！”22
1945年以后，军团的航船并没有随德国“联邦”传统的热潮而浮上水面，一部分原因是对军事英雄主义感到不安，也有部分原因是若纪念这场战斗，就不可能不冒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伙伴——法国。事实上，滑铁卢战役将近150年之后，1965年5月，在英国女王对联邦德国进行广受好评的国事访问期间，曾希望能向汉诺威的滑铁卢战役纪念碑敬献花圈，但遭到了民主德国政府的反对。23
法国人一般对滑铁卢不怎么感兴趣。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败仗，有点伤自尊心。例如，在斯波恩整理描述当时的事件时，曾请求拿破仑的军官们提供证言，但他们不予理睬。24这也说明，由于这场战争不仅使法国军队来到了半岛和低地国家，而且还到了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和除此之外的其他许多地方，因此最后这场史诗般的对决，其重要性是相对的。战后法国人的互相指责集中在格鲁希的缺席和内伊的鲁莽上，拉海圣围攻战并没有得到多大重视。但令人惊讶的是，法国人的说法往往高估了盟军守军的人数。拿破仑说他们有一个师，这很荒谬，让·沙拉估计的人数是430人，这个数字更接近事实，但仍然估高了。25法国的唯一一块与拉海圣庄园有关的纪念碑是在1965年修建的，当时由比利时的拿破仑及其相关文化研究会在布鲁塞尔的法国大使馆组织举行了一个小型的仪式。碑上的题献文字很简单：“纪念1815年6月18日在拉海圣的围墙前英勇牺牲的法国战士”。
在战场原址上，庄园建筑仍然与20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维护得很好，仍然是一座正常经营的庄园。但庄园周围的景观却已经大为不同了。26战斗刚结束的时候，拉海圣庄园周围曾是法国骑兵的藏身之处，从而对盟军造成重大打击的一道道深沟，大部分都填满了尸体。随后，为了纪念战场区域现在的统治者奥兰治亲王而修建了狮子丘，施工时运送的土方量太大了，导致庄园两侧的山脊轮廓完全变了个样。例如，时人描述的险峻山体已经看不出险峻来了。雨果指责说，战场“为了自己的荣耀而遭到毁坏”；据说威灵顿看到这些变化时，曾惊呼道：“他们毁了我的战场。”27近期的道路拓宽工程则进一步改变了环境。这些事情都没有对游客解释清楚。总的来说，拉海圣庄园的现场景点还有许多地方有待改进。全景模型和博物馆中陈列着的确实是有关拉海圣庄园的“百日防御”，但得到更多重视的却是霍高蒙特，是骑兵的冲锋和对帝国卫队的进攻。在礼品店销售的描述战斗经过的DVD（高密度数字视频光盘）只简要说起英王德意志军团，一个字都没有提及军团保卫拉海圣庄园的事迹。28
在英国，拉海圣庄园和英王德意志军团的遗产一般来说都是十分正面的。应当承认，威灵顿的立场是有些矛盾的：他在战场上发出的急件中向自己的盟友表示了很高的敬意，但后来他又倾向于贬低德国人（特别是普鲁士人）的贡献。29然而一般来说，英国人一直能迅速承认外国人的军事贡献。18世纪的英雄人物，比如领导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欧根亲王，以及领导七年战争的腓特烈大帝和不伦瑞克的卡尔·威廉·斐迪南王子，他们在世的时候就被公众奉为名人了。30在大卫·威尔基爵士著名的绘画作品《切尔西退休人员聆听滑铁卢快报》中，清楚地显示了汉诺威人和来自英国各地的普通英国士兵并肩战斗的场景。1816年2月，剑桥公爵发布将军令，将英王德意志军团转成了汉诺威现役部队。他提到军团由于“结合了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勇气而成为不朽”。31即使是观察家也往往会对威灵顿公爵的大部分外国援军存有偏见，例如约翰尼·金凯德就曾经说过，“我们全体都算上，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部队”——只除了英王德意志军团。他写道：“英国步兵和英王德意志军团，自始至终不屈不挠地捍卫着国家的荣誉，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他们也毫不动摇地坚持不懈，表明他们虽然可能被摧毁，但绝不会被击败。”32同样地，利奇上尉在描写他的步枪手战友们时写道：“没有什么能比得过德国人保卫拉海圣庄园时那坚定的勇气。”33
这种尊重在今天的英国流行文化中也得到了回应。在英国服役的外国士兵们在伯纳德·柯威尔的著名小说《沙普》及其电视改编中表现十分突出。最初在ITV（英国独立电视台）播放并向大众发行的DVD《沙普的滑铁卢》，里面甚至出现了巴林在农舍里的场景。最近由加德纳少校在农舍的墙壁上揭幕的纪念牌匾上，其缩写是英语，而不是德语。其制作者是设在贝克斯希尔的汉诺威研究小组，主席就是加德纳本人。在贝克斯希尔的纪念花园里也有一块牌匾，是由威灵顿的传记作者朗福德夫人揭幕的。
而在英国，拉海圣真正的重要性仍然不为人所知，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被重点强调的一直是霍高蒙特的近卫军、装甲骑兵的冲锋、皮克顿之死、英军步兵方阵在炮火和法国胸甲骑兵进攻下的韧性，还有最后梅特兰对帝国卫队的致命一击。
滑铁卢是一场“德国人的胜利”吗？这个说法是在“一战”之前和大战期间由尤利乌斯·冯·普弗洛克–哈特堂首先提出的。他认为，这场战役是“德国式的力量战胜了法国式的鲁莽，尤其是德国人民的胜利”。34后来彼得·霍夫施罗尔在一系列重要但有争议的作品中又进行了详细阐述。甚至在詹姆斯·邦德电影《黎明生机》中也有所表现。“我应该知道你会躲在‘英国秃鹰’威灵顿的身后，”电影中的反派布拉德利·惠特克将军斥责邦德，“你知道他全靠收买德国雇佣军才能击败拿破仑，不是吗？”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威灵顿开战的时候，部队里约有45%的人是讲各地德语的，而且随着每一个普鲁士部队陆续抵达战场，这个比例还在增加。最终，显然多数盟军战斗人员都是“德国人”，甚至可以说滑铁卢战役确实是一次“德国人的胜利”。
然而，更加准确也更有帮助的是将威灵顿的军队描述为“欧洲”的部队：36%的英国人（即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10%的英王德意志军团的人、10%的拿骚人（他们既参加了拉海圣的，又参加了霍高蒙特的战斗）、8%的不伦瑞克人、17%的汉诺威正规军、13%的荷兰人和6%的“比利时人”（瓦隆人和弗拉芒人）。这使得滑铁卢战役用最近诺曼底登陆纪念日上的老兵和前英国国防参谋长、陆军元帅埃德温·彭英武勋爵的话说，成了“第一次北约行动”。35从这个角度来看，巴林指挥的是一个多国单位，是由国际联盟派出的多国部队。他们的师长冯·阿尔滕被他的传记作者恰如其分地描述为一名“欧洲士兵”36。在剑桥公爵于1816年2月发布的最后一道命令中，他宣布，在滑铁卢，军团“有力地协助了欧洲的事业”以及他们的君主——乔治三世。37英王德意志军团，特别是巴林的第2轻步兵营，因此代表了德国的一个军事传统，完全不同于奥地利–普鲁士之间的争权夺利、小邦割据状态，完全不同于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德国皇帝或德意志国防军烦琐累赘的各种执行部队。
巴林在另一方面的成就也十分突出。驻守拉海圣的盟军，其英雄主义是理性的，而不是自寻死路，他们坚持到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而不是最后一个人。奥普迪达最后的冲锋可能是英勇的，但是现在看来颇值得商榷，因为他的做法所带来的不仅是自己的死亡，而且是让许多人陪他一起赴死。如果他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不服从冯·阿尔滕和奥兰治亲王，拒绝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坚决不进行最后那次冲锋的话，我们会更加怀念他。当然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与之相反，巴林并没有为了荣誉而轻率地牺牲战士们的性命，或因为骄傲而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尽最大可能坚守了阵地，然后主动撤退了。在他的指挥下，尽管许多人身负重伤，但大多数人都幸存了下来。他在完成任务、维护本营荣誉和对自己的手下将领负责之间取得了平衡。因此，巴林的例子与温泉关或斯大林格勒（现伏尔加格勒）战役相反，后者在德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十分复杂，当时战士们全体做出了自我牺牲，不考虑这种牺牲究竟有没有意义。50多年来，德国军队、德国联邦国防军一直在努力设法解决“传统”问题，却对近在眼前的典范视而不见。现在该让巴林及其手下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应有的充分肯定了，特别是得到德国人自己的肯定。
承认他们的贡献并不会冷落其他参战各方，特别是英国人和普鲁士人，甚至是法国人。雨果写道：“这些国家的伟大，绝不会受到滑铁卢战役的影响。谢天谢地，无论刀剑出鞘后的风险有多大，人民总是伟大的。一把剑鞘，是装不下英国、德国或法国的。”幸运的是，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伟大的西欧和中欧人民已将战斧掩埋。他们的军队通过北约紧密合作，也许在不远的将来，他们有可能会携手组建一支联合军队。如果真有此事，他们不妨向英王德意志军团取取经。
附录 历史记录
书架上的历史书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自己。
——《滑铁卢》，ABBA乐队
我们真的需要另外一本有关滑铁卢的书吗？毕竟，威灵顿有一句留给后人的名言：“让滑铁卢战役就这样过去吧”。然而幸运的是，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听他的话，1815年以来所有的叙述，从威廉·斯波恩的开创性工作，到雅克·韦勒以威灵顿公爵本人的视角进行的叙述，1再到约翰·基冈对当天的景象、声音和战争气味的生动描述，2都没有让滑铁卢战役就这样过去。在许多一般性叙述中，写得最好的是亚历桑德罗·巴贝罗的《滑铁卢战役》。这是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其中几处失误不应该被看作瑕疵，而是像美人痣一样，突出了整体的完美。还有马克·阿德金的《滑铁卢战友》，这本书像是一个朋友，当你需要放松或需要启示的时候，可以一遍又一遍地重读这本书。3过去20年来，研究拿破仑时期英国与汉诺威共主邦联的学术成果也有所增加，特别是托斯滕·里奥特的《英国政坛的汉诺威》、克里斯托弗·汤普逊从汉诺威人的角度探讨19世纪初期英国政治的作品、彼得·霍夫施罗尔对汉诺威军队和英王德意志军团的研究，以及马克·唯尚关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英德军事文化相互影响的开创性作品。4
尽管如此，英王德意志军团在滑铁卢战役中进行的名闻遐迩的拉海圣庄园保卫战，由于坚守这个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据点而在整场战斗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从来也没有人对此进行过足够细致的研究。可以肯定的是，在对于滑铁卢战役的各种讲述中，都专门提到了争夺庄园的战斗，5但在这上面所着的笔墨总是赶不上围攻霍高蒙特城堡、盟军各旅的冲锋、内伊对盟军方阵进行的骑兵冲击，以及最后拿破仑帝国卫队徒劳的前进。6甚至在修正主义的作品，比如彼得·霍夫施罗尔中也是这样。《滑铁卢战役》集中描写的主要是普鲁士人，但令人惊讶的是，书中只用了几页篇幅描写拉海圣。7 马丁·米特莱彻和乔奇姆·鲁德斯多夫那么努力地强调来自德国的拿骚公国对保卫霍高蒙特，或者说是在滑铁卢战役中整体的贡献，但他们对德国人在拉海圣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却几乎只字未提。8延斯·马斯特纳克和迈克尔–安德烈亚斯·坦泽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充满了有趣的信息和分析，但其写作目的是配合一个有关汉诺威人对整场战役的总体贡献的展览，而不是详细说明庄园内外所发生的事情。9由贝尔纳·科庞和帕特里斯·库尔赛尔编写的《拉海圣·滑铁卢 1815》是一册充满趣味的战场指南，其中还说明拿破仑貌似将拉海圣庄园称为“蒙圣让”，这实际上是一册各种小道消息的集合。10
电影作品
有关滑铁卢战役的唯一一部重要电影作品是谢尔盖·邦达尔丘克导演的《滑铁卢战役》（1970年）（由克里斯托弗·普卢默饰演的威灵顿令人难忘，罗德·斯泰格尔饰演的拿破仑则令人叫绝），这部电影具有杰出的艺术性，但在真实性上令人存疑。其中根本没有提到巴林，也没提到英王德意志军团，尽管在影片快结尾的时候拿破仑顺带提了一句，“那座庄园是战斗的关键”。
关于时间
确定战斗中特定时刻的确切时间以及围困拉海圣庄园的确切时间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一般避免提供具体时间，而集中于确定事件发生的顺序。通过来源批判和对照检索，可以相当准确地做到这一点。尽管如此，由于事情已经被事件亲历者以及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搞乱了，所以对庄园外英王德意志军团线列团受到的多次骑兵冲击描述的顺序可能有误。不用说，在这一点上，以及本书的其余部分，不仅可能有错误之处，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我欢迎任何指正。
在这方面，值得铭记的是战争结束9年后，威廉·冯·施奈因少校的告诫：“关于滑铁卢战役，我能够谈论的一切只能是非常差强人意，非常不完整的。自从我们团积极参与战斗的那一刻起，由我指挥的骑兵中队就需要我投注全部的注意力，所以我根本不可能准确地观察离我很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事情。而且过了这么久，有些我当时了解、有发言权的事情，也已经记不清了。”11不应该忘记的还有克里斯托弗·海泽的话：“我从帮助比米什的经验中了解到，核对值得信赖且具备资格的目击者彼此相互矛盾的说法，以确定某件事情的真相，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通常，年代史编者只要确定对立的双方不会来攻击他就心满意足了。”12
关于资料来源
无论我们如何努力熟悉过去的事情，如何专心研究历史，最终总会发现，我们所获得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个人的生平故事，以及特定事件之间的关系。因此，回忆录、自传、原始信件及此类文件尤其受到追捧。
摘自英王德意志军团中一名撒克逊出身的步枪手的回忆录：Johann Wolfgang Goethe, Adventures of a Young Rifleman in the French and English Armies during the War in Spain and Portugal from 1806 to 1816 Written by Himself (2nd edn, London, 1826), p. 39。
本书写作的资料来源十分广泛，其中有些资料是研究滑铁卢战役的历史学家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总的来说，专讲这场战役的书籍有不少。威廉·斯波恩撰写的第一篇对滑铁卢战役进行认真分析的文章中有许多来自英王德意志军团官兵的目击实录。13各团当时的“日志”已由尤利乌斯·冯·普弗洛克写就出版。14加雷斯·格洛弗在资料搜集和出版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其中也包括德国方面的资料。15由于安德鲁·菲尔德的努力，我们现在看到的法国攻方军队并不是像罗克渡口战役中那样脸谱化的形象，而同样也是有血有肉的人。16
历史学家至今还没有使用或没有充分使用的资料来源多与拉海圣庄园直接相关。第2轻步兵营的指挥官乔治·巴林少校在19世纪30年代写过一篇详细的记录。这篇记录很有名，但是在汉诺威州档案馆中还有一份透露更多内情的报告一直少有人翻阅。17另外，诺思·勒德洛·比米什上校的文章并未全部收入其上下册的军团史，其中也包含一些有价值的材料。18还有第2轻步兵营的一名下级官员比德曼中尉也写了回忆录。这个时期最不寻常的是，还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描述是由步兵林道编写的。19此外，由于汉诺威设立了授予士官和普通士兵的教皇党勋章，因此我们对于当时普通士兵的英勇事迹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尽管他们的授勋是基于其上级军官的推荐。20当然，目击者的记录还需要谨慎处理，这是不言自明的。21
致谢
对我帮助最大的人是我的妻子安妮塔·班扬，感谢她安排了数次战场之行，并对我的文字进行了全面评论，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
这本书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大约40年前，当时我还是个小男孩，从我的父亲大卫·西姆斯口中第一次听到有关滑铁卢战役的事情。我仍然非常感谢他，也感谢我的母亲安格蕾特，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5年前，我了解到我的朋友纳塔莉·汉密尔顿——原姓德·拉诺伊——对拉海圣庄园很熟，她与庄园主是儿时好友，这促使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感谢她带我去见他——弗朗索瓦·科内特·德尔祖修斯伯爵和他的德国妻子苏珊娜。两人都非常热情好客。他们十分了解拉海圣庄园的重大历史意义，但请记住，这是他们的家，是一座仍在正常经营的庄园。请读者朋友们不要打扰他们的清静。
我也非常幸运地借鉴了学生、同事、朋友及其他人的专业知识，其中有许多人阅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托斯滕·里奥特有关英王德意志军团起源的著作是对我很有帮助的背景资料。伊利亚·贝尔科维奇使我首次意识到思想意识在旧式军队的战斗动机中的重要性。贾斯珀·海因茨的著作在理解滑铁卢战役之后复杂的英德关系，特别是从汉诺威人的方面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我的老朋友詹姆斯·卡尔顿·佩吉特对本书文字进行了修改完善。德文版译者威克·梅耶尔发现了一些错误和前后不一致之处。我的编辑贝拉·库尼亚也是这样。
还要感谢贝克斯希尔汉诺威研究小组的斯特拉·恰尔德，他们的研究组为保护英王德意志军团的遗产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芭芭拉·霍夫曼帮我整理了汉诺威国家档案馆的文件。国家军事博物馆的杰米·胡德向我演示了如何使用贝克步枪。汉诺威军事史工作组的延斯·马斯特纳克和迈克尔–安德烈亚斯·坦泽纠正了书中的许多错误，并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很多，无法一一列举。延斯·马斯特纳克即将出版的关于军团的作品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希望能尽快找到译者将其译成英文。
十分感谢他们。不用说，书中若还存在任何错误都是我自己的责任。
我的岳父、岳母理查德和艾琳·班扬，不仅在本书撰写的部分时间里留我住在他们家里，还让我任意翻阅他们的大量历史藏书。我的两个女儿，康斯坦斯和凯瑟琳宽容包涵我对滑铁卢战役的兴趣。
如果没有得到慕尼黑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基金会的支持，本书也无法完成。基金会给我提供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基金，本书大部分内容的研究和写作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感谢基金会主任海因里希·梅耶尔教授。
我在彼得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一如既往地为我这个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充满鼓励的和谐环境，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系也是如此。黑兹尔·邓恩热情地为我打印文件。波茨坦军事历史研究所的马库斯·冯·萨利施好心为我列出了一个初步的参考书目，与这个专业机构的联系使我大大加深了对军事史的了解。
要感谢的还有罗纳德·阿舍、亚历山德罗·巴贝罗、格奥尔格·鲍曼、雅克·布洛瓦、杰玛·贝特罗斯、约翰·贝、蒂姆·布兰宁、马丁·博伊科特·布朗、阿恩特·布伦戴克、迈克·布罗尔斯、乔纳森·布罗尼茨基、埃蒂安·德·杜兰德、查尔斯·埃斯代尔、利亚姆·菲茨杰拉德、多米尼克·格珀特、丹妮拉·哈克、玛丽·凯瑟琳·哈特、弗纳·海明威、莱顿·詹姆斯、琳达·冯·凯瑟林克、西瓦·马亨德拉雅、丽贝卡·纽厄尔、约亨·鲁德斯多夫、弗雷德里克·斯科菲尔德、亚当·斯托灵、杰弗里·沃罗、汉纳·韦比和马克·威舍。
最后，要感谢我的儿子休，他对滑铁卢战役的兴趣重新唤起了我自己的爱好，他对拿破仑战争的了解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的父亲。这本书是为他而写的。
注释
前言
1. See generally, Tim Blanning, ‘18. Juni 1815: Waterloo’, in étienne Fran?is and Uwe Puschner (eds.), Erinnerungstage. Wendepunkte der Geschicht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Munich, 2010), pp. 163–85.
2. Rowena Mason, ‘Waterloo battlefield in Belgium to get ￡1 million for 200th anniversary’, Daily Telegraph, 26.6.2013.
3. Ben Macintyre, ‘Without Prussia we’d all be speaking French’, The Times, 28.6.2013.
4. Quoted in Albert A. Nofi, The Waterloo Campaign, June 1815 (Cambridge, MA, 1998), p. 29.
5.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Canto the Third, stanzas 18 and 35.
第1章
1. For a detailed account see Peter Hofschr?er, 1815. The Waterloo Campaign:Wellington, his German Allies and the Battles of Ligny and Quatre Bras (London, 1998) and Peter Hofschr?er, Waterloo 1815. Quatre Bras and Ligny (Barnsley, 2005).
2. Friedrich Lindau, A Waterloo Hero. The Reminiscences of Friedrich Lindau, edited and presented by James Bogle and Andrew Uffindell (London, 2009), pp. 160–61.
3. Emanuel Biedermann, Erinnerungen, Wanderungen, Erfahrungen und Lebensansichten eines froh- und freisinnigen Schweizers (2 vols., Trogen, 1828), vol. 1, p. 187.
4. David Miller, The Duchess of Richmond’s Ball, 15 June 1815 (Staplehurst, 2005), pp. 120–21, 可见英王德意志军团只有另一个旅的一名军官出席。
5. John Kincaid, Adventures in the Rifle Brigade in the Peninsula,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from 1808 to 1815 (London, 1830, reprint Staplehurst, 1998), pp. 160–62.
6. Biedermann, Erinnerungen, vol. 1, pp. 185–7.
7. Ibid., p. 186.
8. Wellington to Earl Bathurst, 19.6.1815, Wellington Historical Documents: 1783–1832, edited by A. Aspinall and E. A. Smith. Front cover. David Charles Douglas (Oxford, 1959), p. 933.
9. Biedermann, Erinnerungen, vol. 1, p. 186.
10. 私人信息来自其持有人Fran?is Cornet d’Elzius伯爵。
11. I am following here the chronology of ibid. p. 188.
12. Thus Carole Divall, ‘To the last cartridge. Wilhelm Wiese and Simon Lehmann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in idem, Napoleonic Lives. Researching the British Soldiers of the Napleonic Wars (Barnsley, 2012), p. 81.
13. David Howarth, Waterloo: A Near Run Thing (London, 1968), p. 121.
14. Biedermann, Erinnerungen, vol. 1, p. 189.
15. For an evocative account of the French army see Alan Forrest, Napoleon’s Men. The Soldiers of the Revolution and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2).
16. Louis Canler, Mémoires de Canler, ancien chef du service de s?eté (Brussels and Leipzig, 1862), pp. 10–11.
17. Jean-Baptiste Drouet, Comte d’Erlon, Le Maréchal Drouet, Comte d’Erlon. Vie militaire écritr par lui-même et dédieé à ses amis, (Paris, 1844), p. 96.
18. Canler, Mémoires, pp. 10–12.
19. D’Erlon, Vie militaire, p. 96.
20. Biedermann, Erinnerungen, vol. 1, p. 189.
第2章
1. 第2轻步兵营人员上下波动——1810年10月最多达695人——通常保持在460人左右。因此在滑铁卢战役中兵力大大不足：‘Monthly returns of Quarters of H. M. troops as applicable to Bexhill from 1795–1819’ (figures for 1804–14), Bexhill Hanoverian Study Group Records.
2. See N. Ludlow Beamish, History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2 vols., London, 1832–7); N. Ludlow Beamish,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2 vols., 2nd edn, Berlin, 1906) (德文版中增加了新材料); Bernhard Schwertfeger,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R?niglich Dentschen Legion, 1803–1816 (2 vols., Hanover, 1907); Mike Chappell,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I) 1803–1812 (Oxford, 2000). 不要将英王德意志军团与汉诺威本地军队混淆，后者重组后也参加了滑铁卢战役：Peter Hofschr?er (text) and Bryan Fosten (colour plates), The Hanoverian Arm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Oxford, 1989)。
3. For the earlier period see Torsten Riotte, ‘Die Entstehung der K?niglich-deutschen Legion (1803–1806). Hannoverschen Truppen in britischen Diensten w?hrend der Napoleonischen Kriege’ (MA, University of Cologne, 1999), and for the later period Daniel S. Gray, ‘The services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in the Army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 1809–1815’ (DPhil dissertation,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970). and ‘Chronologische übersicht der K. deutschen Legion besonders mit Bezug auf die leichten Infanterie batallions vom Jahre 1805 bis 1816’, by Major Rautenberg, 1st Light Battalion, KGL, Hauptsstaatsarchiv Hannover (hereafter HStAH), Hann38D, 234. The definitive account for the whole period is Jens Mastnak, ‘Werbung und Ersatzwesen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1803–1813’, Milit?rgeschichtliche Zeitschrift 60 (2001), 119–42, and his forthcoming Die King’s German Legion 1803–1816. Lebenswirklichkeit in einer milit?rischen Formation der Koalitionskriege. The broader context is provided by Mark Wishon, German Forces and the British Army. Interactions and Perceptions, 1742–1815 (Basingstoke, 2013), pp. 165–92.
4. ‘Proposals for enlisting recruits from amongst prisoners of war in England for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Horse Guards, 17.10.1811, in Bexhill Hanoverian Study Group, Newsletter 44 (November 2005).
5. As extrapolated from Otto Puffahrt (ed.), In der Schlacht von Waterloo gefallene, verwundete und vermisste Soldaten aus der Hannoverschen Armee (Lüneburg, 2004), pp. 70–77. 有关第2轻步兵营的补充力，我们了解得不多，因为HMS“诺森伯兰”号于1807年在爱尔兰海域沉没时，所有文件都遗失了 (Bernhard Schwertfeger, Peninsula-Waterloo. Zum Ged?chtnis der k?niglich-deutschen Legion (Hanover, 1914), p. 211。
6. See the figures in Jens Mastnak, ‘Die K?niglich Deutsche Legion, 1803–1816. Lebenswirklichkeit in einer milit?rischen Formation der Koalitionskrieg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echta, 2012), p. 121.
7. See Terry Cooper, ‘Officers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1803–1816’, typescript, York, 1999, which updates and consolidates Beamish and Schwertfeger, pp. 18, 24, 25, 30, 36–7(for British paymasters). Typescript in National Army Museun, NAM-1999–03–138–1–1, and Peter B. Boyden,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and their bankers’, typescript in records of Bexhill Hanoverian Study Group.
8. For an evocative account see Mark Urban, Rifles. Six Years with Wellington’s legendary Sharpshooters (London, 2003).
9. For conditions of service see Beamish, King’s German Legion, vol. 1, p. 350.
10. Bernhard von Poten, ‘Des K?nigs Deutsche Legion, 1803 bis 1816. Darstelling ihrer inneren Verh?ltnisse’, Milit?r-Wochenblatt, supplement, 11 (1905), 397–458 (quotation 421).
11. Thus Emanuel Biedermann, Erinnerungen, Wanderungen, Erfahrungen und Lebensansichten eines froh- und freisinnigen Schweizers (2 vols., Trogen, 1828) vol. 1, p. 141.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is see Jens Mastnak, ‘Die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1803–1816. Lebenswirklichkeit in einer milit?rischen Formation der Koalitionskrieg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Vechta, 2012), pp. 182–205.
12. See Julius Runnebaum, General Karl von Alten: ein Soldat Europas (Hildesheim, 1964).
13. For Wellington and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in the Peninsula and Southern France see Huw J. Davies, Wellington’s Wars. The Making of a Military Geniu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12) pp. 105, 165, 200; Lawrence James, The Iron Duke. A Military Biography of Wellington (London, 1992), pp. 137–9. Michael Glover, Wellington as Military Commander (London, 1968), pp. 132 and 177.
14. Poten, ‘Des K?nigs Deutsche Legion’, p. 421.
15. Ibid.
16. ‘Journale der Acht Linien und Veteranen Batallione der King’s German Legion, 1803 bis 1816’, HStAH, Hann38D, 236, fol. 225.
17. Jasper Heinzen and Mark Wishon, ‘ “A patriotic mercenary?” Sir Julius von Hartmann as a Hanoverian officer in British service, 1803–1816’, Comparativ: Zeitschrift für Globalgeschichte und vergleichende Gesellschaftsforschung, 23:2 (2013), 13–26. 谢谢Jasper Heinzen让我在正式出版前翻阅了此资料。See also J. von Hartmann (Jnr), Der K?niglich-Hannoversche General Sir Julius von Hartmann. Eine Lebensskizze (Hanover, 1858).
18. Bexhill Museum Local History Folder A/HF20 (list of marriages).
19. See Brendan Simms, 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1714–1783 (London, 2007), pp. 417–18 et passim.
20. See Nicholas B. Harding, ‘Hanover and British republicanism’, in Brendan Simms and Torsten Riotte (eds.), The Hanoverian Dimension in British History, 1714–1837(Cambridge, 2007), pp. 301–23 (especially 32–22).
21. Bernhard von Poten, ‘Georg Freiherr von Baring, K?niglich Hannoverscher Generallieutenant: 1773–1848: Ein Lebensbild auf Grund von Aufzeichnungen des Verstorbenen und von Mittheilungen der Familie, Milit?r-Wochenblatt, 1 (1898), 1– 78, here 35. See also Janet Harris, ‘The KGL at Bexhill on Sea’, in Gwen Davis (ed.),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Records and Research (Anglo-German Family History Society Publications, Maidenhead, 2000), pp. 12–17, especially pp. 13–14.
22. A list has been compiled by Dr Vernon of the Bexhill Hanoverian Study Group: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marriages 1804–1814’, St Peter’s Church, Bexhill-on-Sea, Sussex.
23. See ‘KGL marriages, 1804–1814, St Peter’s Church, Bexhill’ after Dr Vernon of Bexhill wit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rom Terry Cooper of York, Archives of the Bexhill Hanoverian Study Group, Bexhill Old Town Preservation Society.
24.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complex motivations see Heinzen and Wishon, ‘ “A patriotic mercenary?” ’, quotation p. 18, and Mastnak, ‘Die K?niglich Deutsche Legion, 1803–1816’, pp. 141–6, 强调了非金钱和爱国动机，但指出民族感情这种说法已过时了。
25. See Schwertfeger, Peninsula-Waterloo, p. 26.
26. A comparison made by David Howarth, Waterloo: A Near Run Thing (London, 1968), p. 119.
27. Quoted in Heinzen and Wishon, ‘ “A patriotic mercenary?” ’, . p. 18. For Hanoverians serving with Napoleon see Georg Schnath, ‘Die Legion Hanovrienne. Eine unbekannte Hilfstruppe Napoleons 1803–1811’, in Georg Schnath, Ausgew ?hlte Beitr?ge zur Landesgeschichte Niedersachsens (Hildesheim, 1968), pp. 280–329.
28. Friedrich Heinecke, Meine Abenteuer als Werber gegen Napoleon bearbeitet von Norbert Walter (Hamburg, 1925) (originally written in 1847), pp. 5–6. For a broader look at such sentiments in North Germany see Karen Hagemann, ‘Francophobia and patriotism: anti-French images and sentiments in Prussia and Northern Germany during the anti-Napoleonic wars’, French History, 18, 4 (2004), 404–25.
29. Anonymous, Erinnerungen eines Legion?rs oder Nachrichten von den Zügen der Deutschen Legion des K?nigs (von England) in England, Irland, D?nemark, er Pyren?ischen Halbinsel, Malta, Sicilien und Italien. In Auszügen aus dem vollst?ndigen Tagebuche eines Gef?hrten derselben (Hanover, 1826), p. 1.
30. In Lindau, A Waterloo Hero, p. 22; see also p. 25.
31. Biedermann, Erinnerungen, vol. 1, pp. 71, 146–7.
32. Edmund Wheatley, The Wheatley Diary. A Journal and Sketchbook Kept during the Peninsular War and the Waterloo Campaig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ristopher Hibbert (London, 1964), p. 64.
33. For how this fitted into the long-standing ‘British way of warfare’, see Wishon, German Forces and the British Army, p. 2 et passim. The phrase comes from David French, The British Way of Warfare, 1688–2000 (London, 1990).
34. See See A. Hirsch, ‘Georg Hartog Gerson’, 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 9 (Leipzig, 1879), pp. 57–9; Ortwin Pelc, Hamburg und Waterloo, Museum für Hamburgische Geschichte, 29 (2000); and Georg Baumann, ‘Dr Georg Hartog Gerson’, Bexhill Hanoverian Study Group, Newsletter 49 (April 2008).
35. See Brendan Simms, The Impact of Napoleon. Prussian High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the Executive, 1797–1806 (Cambridge, 1997), p. 238 and F. von Ompteda (ed.), Politischer Nachlass des hannoverschen Staats-und Cabinetsministers, Ludwig von Ompteda aus den Jahren 1804 bis 1813 (Jena, 1869).
36. Ludwig von Ompteda (ed.), Ein hannoversch-englischer Offizier vor hundert Jahren: Christian 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 von Ompteda. Oberst und Brigadier in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26 November 1765 bis 18 Juni 1815 (Leipzig, 1892), pp. 270–71.
37. Christian von Ompteda to Ludwig von Ompteda, 8.6.1815, écaussines-Lalaing, near Soignies and Braine le Comte, Ompteda, Ein hannoversch-englischer Offizier, p. 272.
38. Ibid., p. 274.
39. Thus Baring’s ow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Poten, ‘Georg Freiherr von Baring’, p. 8.
40. Ibid. p. 9.
第3章
1. Jac Weller, Wellington at Waterloo (London, 1967).
2. Thus the composite narrator in Ludwig von Ompteda (ed.) Ein hannoversch-englischer Offizier vor hundert Jahren: Christian 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 von Ompteda. Oberst and Brigadier in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26 November 1765 bis 18 Juni 1815 (Leipzig, 1892) p. 280.
3. Heinrich Dehnel, Erinnerungen deutscher Offiziere in britischen Diensten aus den Kriegsjahren 1805 bis 1816 (Hanover, 1864), pp. 285–6.
4. Friedrich Lindau, A Waterloo Hero. The Reminiscences of Friedrich Lindau, edited and presented by James Bogle and Andrew Uffindell (London, 2009), p. 163.
5. Emanuel Biedermann, Erinnerungen, Wanderungen, Erfahrungen und Lebensansichten eines froh- und freisinnigen Schweizers (2 vols., Trogen, 1828), vol. 1, p. 190.
6. As shown in the Ground Plan of La Haye Sainte, HStAH, Hann8D, 243, fol. 211.
7. Lindau, A Waterloo Hero, p. 163.
8. Quoted in Alessandro Barbero, The Battle. A New History of Waterloo, (London, 2005), p. 152.
9. John Kincaid, Adventures in the Rifle Brigade, in the Peninsula,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from 1808 to 1815 (London, 1830, reprint Staplehurst, 1998).
10. See Ian Fletcher, A Desperate Business. Wellington,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Waterloo Campaign (Staplehurst, 2001), pp. 99–100.
11. See Dehnel, Erinnerungen deutscher Offiziere, p. 286; Ompteda, Ein hannoversch-englischer Offizier, p. 281; Jonathan Leach, Rough Sketches of the Life of an Old Soldier (London, 1831), p. 383.
12. Edmund Wheatley, The Wheatley Diary. A Journal and Sketchbook Kept during the Peninsular War and the Waterloo Campaig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tistopher Hibbert (London, 1964), p. 63.
13. ‘Effectiver Bestand des vormaligen 2ten Leichten Batalions der K. D. Legion in der Schlacht von Waterloo’, by Lt B. Riefkugel, 20.11.1824, HStAH, Hann41, 152, fol. 45.
14. 不是在巴林的指挥下，因为巴林是布什的下级。See ‘Wyneken remarks to Waterloo’, HStAH, Hann 38D, 243, fol. 47. The company commanders were Wyneken and von Goeben.
15. Thus Baron Ernst vom Knesebeck, Travellers Club, 27.7.1845, in Gareth Glover (ed.), Letters from the Battle of Waterloo: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by Allied Officers from the Siborne Papers (London, 2004), p. 306.
16. Barbero, The Battle, p. 63.
17. Louis Canler, Mémoires de Canler, ancien chef du service de s?neté (Brussels and Leipzig, 1862), p. 12
18. Ibid., pp. 13–14.
19. Quoted in Andrew W. Field, Waterloo. The French Perspective (Barnsley, 2012) p. 51.
20. Jean Charras,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 Waterloo (Brussels, 1857), p. 255.
21. See Field, Waterloo. The French Perspective, p. 57.
22. Barbero, The Battle, pp. 72–3.
23. See Bernard Coppens and Patrice Courcelle, La Haie-Sainte, Waterloo 1815, Les Carnets de la Campagne, 3 (2000) on this issue. See also Glenn van den Bosch, ‘The importance of maps at the battle of Waterloo’, Brussels International Map Collectors’ Circle, May 2008, 15–17.
24. Field, Waterloo. The French Perspective, p. 57.
25. Jean-Baptiste Drouet, comte d’Erlon, Le Maréchal Drouet, comte d’Erlon. Vie militaire écrite par lui-même et dédieé à ses amis (Paris, 1844), p. 97.
26. See Barbero, The Battle, p. 153.
第4章
1. Gareth Glover (ed.), The Waterloo Archive. Volume II: German Sources (Barnsley, 2010), p. 135.
2. Mark Adkin, The Waterloo Companion (London, 2001), p. 298.
3. Quoted in Alessandro Barbero, The Battle. A New History of Waterloo (London, 2005), p. 130.
4. Heinrich Dehnel, Erinnerungen deutscher Offiziere in britischen Diensten aus den Kriegsjahren 1805 bis 1816 (Hanover, 1864), p. 287.
5. N. Ludlow Beamish,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2 vols., Berlin, 1906), vol. 2, p. 381.
6. See the description by Edward Cotton, A Voice from Waterloo (London, 1974, first published 1849), p. 32, and that of Jonathan Leach, Rough Sketches of the Life of an Old Soldier (London, 1831), p. 387, 当时他正在农舍旁。
7. Quoted in Gareth Glover (ed.), The Waterloo Archive. Vol. IV: British Sources (Barnsley, 2012), p. 217.
8. John Kincaid, Adventures in the Rifle Brigade in the Peninsula,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from 1808 to 1815 (London, 1830, reprint Staplehurst, 1998), p. 164.
9. As described in Emanuel Biedermann, Erinnerungen, Wanderungen, Erfahrungen and Lebensansichten eines froh- and freisinnigen Schweizers (2 vols., Trogen, 1828), vol. 1, p. 190.
10. Thus ibid., pp. 190–91.
11. For a perfectly plausible alternative view see David Buttery, Waterloo. Battlefield Guide (Barnsley, 2013), pp. 81–4 (with map on p. 80).
12. See Adkin, The Waterloo Companion, p. 343.
13. Louis Canler, Mémoires de Canler, ancien chef du service de s?reté (Brussels and Leipzig, 1862), p. 13.
14. Ibid.
15. Cotton, A Voice from Waterloo, p. 53.
16. Leach, Rough Sketches, p. 387.
17. John Kincaid, Adventures in the Rifle Brigade and Random Shots from a Rifleman London, and 1835, this edition London, 1981), pp. 165–6.
18. Quoted in Friedrich Lindau, A Waterloo Hero. The Reminiscences of Friedrich Lindau, edited and presented by James Bogle and Andrew Uffindell (London, 2009), p. 167.
19. See Hippolyte de Mauduit, Les Derniers jours de la grande armée ou sourenirs, documents et correspondance inédite de Napoléon en 1814 et 1815 (Paris, 1848), pp. 333–4.
20. There is an evocative account in Adkin, Waterloo Companion, p. 166.
21. See Philip Elliot-Wright, Rifleman. Elite Soldiers of the Wars against Napoleon (London, 2000), pp. 73–81.
22. See Bernhard von Poten, ‘Georg Freiherr von Baring, K?niglich Hannoverscher Generallieutenant: 1773–1848. Ein Lebensbild auf Grund von Aufzeichnungen des Verstorbenen und von Mittheilungen der Familie’, Milit?r Wochenblatt 55, and E. Grosse and Franz Otto, Waterloo. Gedenkbuch an das glorreiche Jahr 1815 (Leipzig, 1865), p. 54.
23. Ludwig von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welche in den letzten Kriegen von Unteroffizieren und Soldaten der englisch-deutschen Legion und der hannoverschen Armee verrichtet sind. Aus zuverl?s sigen Nachrichten zsgest. von Ludwig von Wissel (Hanover, 1846), p. 130.
24. Thus the eyewitness account of Leach, Rough Sketches, p. 387 and Kincaid, Adventures in the Rifle Brigade, p. 166.
25. Bernhard Schwertfeger,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1803–1816 (2 vols., Hanover, 1907) vol. 1, pp. 605–6.
26. Christoph Heise to Captain Benne, 4.12.1840, in Gareth Glover (ed.), Letters from the Battle of Waterloo: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by Allied Officers from the Siborne Papers (London, 2004), p. 231.
27. Account of Captain Frederick von Gilsa, Eimbeck, 9.12.1840, in ibid., pp. 225–6.
28. See N. Ludlow Beamish, History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2 vols., London, 1832–7), vol. 2, p. 512.
29. Christoph Heise to Captain Benne, 4.12.1840, in Glover (ed.), Letters from the Battle of Waterloo, pp. 231–2. On Sander see Adolf Pfannkuch, Die k?niglich deutsche Legion, 1803–1816 (Hanover, 1926), p. 243.
30. See Poten, ‘Georg Freiherr von Baring’, p. 60 and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p. 60.
31. Dehnel, Erinnerungen deutscher Offiziere, p. 288.
32.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p. 183.
33. Beamish,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vol. 2, pp. 382–3 gives thirty men. Ludwig von Ompteda, Ein hannoversch-englischer Offizier vor hundert Jahren: Christian 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 von Omptedo, Oberst und Brigadier in der K?niglich-Deutschen Legion. 26 November 1765 bis 18 Juni 1815 (Leipzig, 1892), p. 282, gives 100 men. 关于事件发生的时间，存在争议。which Schwertfeger,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vol. 1, pp. 615–16, 认为发生于1个多小时后，但目击者Brandis清楚地指出，这事就发生在埃尔隆的第一次进攻之后。Likewise the report of the Hanoverian General Staff cited in Schwertfeger,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vol. 2, pp. 354–5.
34. Thus the assessment of Georg Baring in his ‘Geschichthiche Darstellung der Verteidigung von La Haye Sainte am 18 Juni 1815’, HStAH Hann 381D, 237, vol. 426.
35. Thus Jens Mastnak and Michael-Andreas T?nzer, ‘Diese denckwürdige und m?rderische Schlacht’: Die Hannoveraner bei Waterloo (Celle, 2003).
36.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p. 130.
37. Hann38D, 243, fol. 47.
38. For these interpid Lüneburgers see B. von Linsingen, Aus Hannovers milit?rischer Vergangenheit (Hanover, 1880), p. 313.
39. Biedermann, Erinnerungen, vol. 1, p. 191.
40. Jacobi, Erinnerungen. Quoted in Glover (ed.), German Sources, p. 135.
41. Georg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der K?niglichen Deutschen Legion an der Schlacht von Waterloo’, Hannoversches Milit?risches Journal (2nd issue, Hanover, 1831), 69–90, 74–5.
42.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pp. 130–31.
43. Barbero, The Battle, p. 210.
44. Quoted in Cotton, A Voice from Waterloo, p. 63.
45. Quoted in Antony Brett-James (ed.), Napoleon’s Last Campaign from Eyewitness Accounts (London, 1964), p. 145.
46. Quoted in Jane Vansittart (ed.), Surgeon James’s Journals 1815 (London, 1865), pp. 35–6.
47. Biedermann, Erinnerungen, vol. 1, p. 192.
第5章
1. Quoted in Andrew W. Field, Waterloo. The French Perspective (Barnsley, 2012), p. 89.
2. Thus Jac Weller, Wellington at Waterloo (London, 1967), p. 117. Jean Charras,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 Waterloo (Brussels, 1857), pp.280–82, 说拿破仑和内伊都未想过要轰炸庄园，这似乎不太可能。霍高蒙特主要毁于不受控制的大火 (David Buttery, Waterloo. Battlefield Guide (Barns ley, 2013), p. 59), 而拉海圣的火被及时扑灭了。
3. Quoted in Field, Waterloo. The French Perspective, p. 156.
4. Quoted in Peter Hofschr?er, 1815. The Waterloo Campaign. The German Victory (London, 1999), p. 96.
5. Thus Jonathan Leach, Rough Sketches of the Life of an Old Soldier (London, 1831), p. 389, 他在庄园东面看见了他们。
6. Quoted in Field, Waterloo. The French Perspective, pp. 131–2.
7. See Ludwig von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welche in den letzten Kriegen von Unteroffizieren und Soldaten der englisch-deutschen Legion und der hannoverschen Armee verrichtet sind. Aus zuverl?ssigen Nachrichten zsgest. von Ludwig von Wissel (Hanover, 1846), p. 131.
8. Ibid., p. 132.
9. Ibid., pp. 132–3.
10. Ibid., p. 131.
11. Georg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der K?niglichen Deutschen Legion an der Schlacht von Waterloo,’ Hannoversches Milit?risches Journal (2nd issue, Hanover, 1831), p. 76.
12. Quoted in Edward Cotton, A Voice from Waterloo (London, 1974, first published 1849), p. 88.
13. Edmund Wheatley, The Wheatley Diary. A Journal and Sketchbook from the Peninsular War and the Waterloo Campaig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ristopher Hibbert (London, 1964), p. 66.
14. N. Ludlow Beamish,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2 vols., Berlin, 1906), vol. 2, p. 387.
15. Ibid.
16. Wheatley, Diary, p. 66. 惠特利指的是迫击炮或榴弹炮的轰炸，是阵地炮而不是攻城炮。
17. As described by Rittmeister Wilhelm von Schnehen to Major Bremer, 11.11.1824, HStAH, Hann 41, 152, fols. 9–10.
18.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 76.
19. Ibid., p. 77.
20.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p. 183. （事件发生的时间不清楚。）
21. Friedrich Lindau, A Waterloo Hero. The Reminiscences of Friedrich Lindau, edited and presented by James Bogle and Andrew Uffindell (London, 2009), p. 169.
22. Ibid., p. 170.
23. Ibid., pp. 170–71.
24.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p. 183.
25. Ibid., p. 133.
26.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 77.
27. 该叙述来自盟军野战辎重部的长官——Sir Richard D. Henegan, Seven Years Campaigning in the Peninsula and the Netherlands from 1808 to 1815 (2 vols., London, 1846), vol. 2, pp. 321–2.
28. Cotton, A Voice from Waterloo, p. 89.
29. N. Ludlow Beamish, History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2 vols. London, 1832–7), vol. 2, p. 513.
30. Ludwig von Ompteda, Ein hannoversch-englischer Offizier vor hundert Jahren. Christian 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 von Ompteda, Oberst and Brigadier in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26 November 1765 bis 18 Juni 1815 (Leipzig, 1892), p. 285.
31. Wheatley, Diary, p. 66.
32. Ompteda, Ein hannoversch-englischer Offizier, p. 284.
33. Ibid. pp. 282–3;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p. 186.
34. Beamish,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vol. 2, p. 390.
35. Ompteda, Ein hannoversch-englischer Offizier, pp. 283–4. 我在此假设最后一次攻击时是最惊险的一次侥幸逃脱。
36. See ibid, p. 285.
37. Ibid.
38. For the figures see Mark Adkin, The Waterloo Companion (London, 2001), p. 370 and Heinrich Dehnel, Erinnerungen deutscher Offiziere, in britischen Diensten aus den Kriegsjahren 1805 bis 1816 (Hanover, 1864), p. 285.
39. Ompteda, Ein hannoversch-englischer Offizier, p. 285.
40. ‘Auszug aus dem Tagebuch des Herz?glich Nassauischen 1. Leichten Infanterie-Regiment im Jahr 1815. Bericht aus dem Tagebuch des Nassauischen 1. Regiments über die Ereignisse vom 15. bis zum 18 Juni’, in Julius Pflugk-Harttung, Belle-Alliance (Berlin, 1915), p. 198.
41. Thus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 78. The timing is disputed by Bernhard Schwertfeger,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1803–1816 (2 vols., Hanover, 1907), vol. 1, p. 617.
42.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 79.
43. Lindau, A Waterloo Hero, pp. 171–2.
44.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p. 131.
45.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 80.
46.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pp. 158–9, 155.
47. Lindau, A Waterloo Hero, p. 170.
48.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p. 80–81.
49. Beamish,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vol. 2, p. 395.
50.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 81.
51. Ibid., p. 82.
第6章
1. Edmund Wheatley, The Wheatley Diary. A Journal and Sketchbook from the Peninsular War and the Waterloo Campaig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ristopher Hibbert (London, 1964), p. 68.
2. N. Ludlow Beamish,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2 vols., Berlin, 1906), vol. 2, p. 396.
3. Georg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der K?niglichen Deutschen Legion an der Schlacht von Waterloo’, Hannoversches Milit?risches Journal (2nd issue, Hanover, 1831), p. 82.
4. Friedrich Lindau, A Waterloo Hero. The Reminiscences of Friedrich Lindau, edited and presented by James Bogle and Andrew Uffindell (London, 2009), pp. 172–3.
5. Bernhard Schwertfeger,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1803–1816 (2 vols., Hanover, 1907), vol. 1, p. 618.
6. Lindau, A Waterloo Hero, p. 172.
7.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 83.
8. Ludwig von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welche in den letzten Kriegen von Unteroffizieren und Soldaten der englisch-deutschen Legion und der hannoverschen Armee verrichtet sind. Aus zuverl?ssigen Nachrichten zsgest. von Ludwig von Wissel (Hanover, 1846), p. 183.
9. On Mevius, Lindhorst and Lindenau see ibid., p. 131.
10. 林道描述了格雷姆救了弗兰克一命的情景 (A Waterloo Hero. p. 173). 格雷姆对于自己被救了一命见Antony Brett-James (ed.), Napoleon’s Last Campaign from Eyewitness Accounts (London, 1964). 我假定这是两次独立的事件，而不是被混淆或目击者有所误解，而这两种情况也很有可能。
11.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p. 135.
12. Julius von Pflugk-Harttung, Vorgeschichte der Schlacht bei Belle-Alliance. Wellington (Berlin, 1903), p. 198.
13. Schwertfeger,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vol., 1, p. 619.
14. Lindau, A Waterloo Hero, p. 173.
15.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p. 132.
16.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 84.
17. Brett-James (ed.), Napoleon’s Last Campaign, p. 146.
18. John Kincaid, Adventures in the Rifle Brigade and Random Shots from a Rifleman (abridged) by Captain Sir John Kincaid (London, 1981), p. 168. For the other side, see Andrew W. Field, Waterloo. The French Perspective (Barnsley, 2012), pp. 170–75.
19. Jonathan Leach, Rough Sketches of the Life of an Old Soldier (London, 1831), p. 390.
20. Edward Cotton A Voice from Waterloo (London, 1974; first published 1849), pp. 97–9.
21. Schwertfeger, Geschichte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vol. 1, p. 621, 说是南边，而目击者Pontéecourlant中尉说是西边（我认为他指的是同一个炮兵连）：see Field, Waterloo. The French Perspective, p. 173.
22. Quoted in Alessandro Barbero, The Battle. A New History of Waterloo (London, 2005), p. 320.
23. See the account by the topographical engineer W. R. Craan,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Battle of Waterloo Intended to Explain and Elucidate the Topographical Plan (Brussels, 1817), pp. 21 and 28.
24. Kincaid, Adventures in the Rifle Brigade, p. 170. See also Leach, Rough Sketches, p. 391.
25. Quoted in Field, Waterloo. The French Perspective, p. 175.
26.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 84.
27. Ludwig von Ompteda, Ein hannoversch-englischer Offizier vor hundert Jahren: Christian Friedrich Wilhelm Freiherr von Ompteda, Oberst and Brigadier in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26 November 1765 bis 18 Juni 1815 (Leipzig, 1892), p. 286.
28. Heinrich Dehnel, Erinnerungen deutscher Offiziere in britischen Diensten aus den Kriegsjahren 1805 bis 1816 (Hanover, 1864). p. 290.
29. Lindau, A Waterloo Hero, p. 174.
30. See Barbero, The Battle, p. 315.
31. For a description of the terrain see Dehnel, Erinnerungen deutscher Offiziere, p. 288.
32. Wheatley, Diary, p. 70.
33. See Ompteda, Ein hannoversch-englischer Offizier, p. 287.
34. The description of Captain Berger is in ibid., p. 288.
35. Wheatley, Diary, p. 71.
36. Cotton, A Voice from Waterloo, p. 89.
37.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 86.
38. Quoted in Barbero, The Battle, p. 345.
39. Dehnel, Erinnerungen deutscher Offiziere, p. 291.
40.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 87.
41. Quoted Dehnel, Erinnerungen deutscher Offiziere, p. 291.
42. See the account in Georg Baring’s fullest report: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r Verteidigung von La Haye Sainte am 18 Juni 1815’, HStAH, Hann38D, 237, fols. 437–8.
43. Bericht des nassauischen 1. Regiments über die Ereignisse vom 15. Bis zum 18. Juni’, in Julius von Pflugk-Harttung, Belle-Alliance (Verbündetes Heer). Berichte und Angaben über die Beteiligung deutscher Truppen der Armee Wellingtons an dem Gefechte bei Quatrebras undder Schlacht bei Belle-Alliance (Berlin, 1915), p. 199.
44. Wheatley, Diary, p. 72.
45. Leach, Rough Sketches. p. 394, 十分有可能是从他当时靠近庄园的有利位置描述了战后第二天的情景。
46. The casualty figures are in Lt B. Riefkugel, ‘Effectiver Bestand des vormaligen 2ten Leichten Bataillons der K. D. Legion in der Schlacht von Waterloo’, HStAH, Hann41, 152, fol. 45.
47. 我在此根据巴林的描述，联想了一些，‘Erz?hlung der Thei- 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pp. 89–90。
48. Thus the text by Georg Baumann, ‘Killed in the battle of Waterloo. Names on King’s German Legion at the Waterloo Column at Hanover’. I thank Mr Baumann for letting me have sight of this document.
49. For Kincaid’s similar experience, see Barbero, The Battle, p. 411.
50. Wheatley, Diary, p. 74.
51. Emanuel Biedermann, Erinnerungen, Wanderungen, Erfahrungen und Lebensansichten eines froh- und freisinnigen Schweizers (2 vols., Trogen, 1828), vol. 1, pp. 193–4.
第7章
1. Alessandro Barbero, The Battle. A New History of Waterloo (London, 2005), p. 423.
2. In addition to other examples of the centrality of La Haye Sainte see the report of the Nassauers in Julius Pflugk-Harttung, Belle Alliance (Berlin, 1915), p. 205.
3. Thus Ian Fletcher, A Desperate Business. Wellington, the British Army and the Waterloo Campaign (Staplehurst, 2001), p. 116.
4. Thus Edmund Wheatley, The Wheatley Diary. A Journal and Sketchbook from the Peninsular War and the Waterloo Campaign,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ristopher Hibbert (London, 1964), p. 67.
5. 奥普迪达的旅的伤亡率是英王德意志军团中最高的：Daniel S. Gray, ‘The services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in the army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 1809–1815’ (DPhil dissertation,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970), p. 336.
6. See John Keegan, The Face of Battle (London and New York, 1976), pp. 164–8.
7. For casualties see Otto Puffahrt (ed.), In der Schlacht von Waterloo gefallene, verwunderte und vermisste Soldaten aus der Hannoverschen Armee (Lüneburg, 2004), pp. 70–77.
8. For a recent overview see Edward Madigan, ‘Courage and cowardice in wartime’, War in History, 20 (2013), 4–6.
9. For the original concept as applied to military sociology see Edward A. Shils and Morris Janowitz, ‘Cohes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the Wehrmacht in World War II’,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Summer 1948, 280–315, especially 283–8. There is a recent discussion of this immense debate in Guy L. Siebold, ‘The essence of military group cohesio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33 (2007), 286–94.
10. For a vivid description of this phenomen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see Robert Sterling Rush, Hell in Huertgen Forest. The Ordeal and Triumph of an American Infantry Regiment (Lawrence, KS, 2001).
11. On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motivations see Omer Bartov, The Eastern Front, 1941–1945. 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sation of Warfare (2nd edn, New York, 2001).
12. See Kurt Ihlefeld (ed.), Preussischer Choral. Deutscher Soldatenglaube in drei Jahrhunderten (Berlin, 1935), pp. 81, 113 re Napoleonic Wars. There is nothing on the Hanoverians.
13. 我将这种洞察力归功于Ilya Berkovich. For some interesting reflections on ‘honour’ and the defence of La Haye Sainte see also Mastnak and T?nzer,’ Diese denckwürdige und m?rderische Schlacht’, p. 52.
14. Michael Broers, ‘ “Civilized, rational behaviour”? The concept of surrender in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1792–1815’, in Hew Strachan and Holger Afflerbach (eds.), How Fighting Ends. A History of Surrender (Oxford, 2012), pp. 229–38 (especially p. 232).
第8章
1. See the printed General Orders of the Field Marshal Duke of Cambridge, Headquarters, Hanover, StAH, Hann38D, 237, fol. 111.
2. Manfred Bresemann,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1803–1816 and the British Traditions Handed down by the Legion to the Royal Hanoverian Army up to 1866’ (typescript, NAM-355–453–3), p. 14.
3. Quoted in Bernhard Schwertfeger, Peninsula-Waterloo. Zum Ged?chtnis der K?niglich Deutschen Legion, printed version of lecture held in February 1914, p. 27.
4. I am heavily indebted here to Jasper Heinzen, ‘Transnational affinities and invented traditions: the Napoleonic wars in British and Hanoverian memory, 1815–1915’,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97, 529 (2012), 1404–34.
5. Doctor Wilhelm Blumenhagen, Waterloo. Eine vaterl?ndische Ode (Hanover, 1816).
6. Hannoversches Magazin, 19.4.1816. For the situation in Prussia see Christopher Clark, ‘The wars of liberation in Prussian memory: reflections on the memorialisation of war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8 (1996), 550–76.
7. Hannoversches Magazin, 6.1.1830.
8. See Marianne Zehnpfennig, ‘Waterloomonument und Bauten am Waterlooplatz’, in Harold Hammer-Schenk and Günther Kokkelink (eds.), Laves und Hannover. Nieders?chsische Architektur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Hanover, 1989), pp. 295–302, and more generally, Gerhard Schneider, ‘Nicht umsonst gefallen?’: Kriegerdenkm?ler und Kriegstotenkult in Hannover (Hannoversche Geschichtsbl?tter, Sonderband, Hanover, 1991), pp. 31–47.
9. Following the description by Stella Child in Bexhill Hanoverian Study Group, Newsletter 43 (April 2005), p. 1.
10. See ‘Berechnung über Einnahme und Ausgabe des King’s German Legion Unterstützungsfonds, I Januar bis 31 Dezember 1863’, printed Hanover 5.2.1864, in HStAH, Hann91, Cordemann, fols. 211–14.
11. As recorded in ‘List of officers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who have died since the disbandment of that corps on the 24 February 1816’, HStAH, Hann38D, 243, fols. 23–4.
12. Details for this paragraph and the following one are taken from three typescripts in the National Army Museum by Terry Cooper which update and consolidate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elsewhere: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Waterloo Roll Call’ (York, 1992) NAM 93–27;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Waterloo Roll of Officers’ (York, 1998) NAM 1998–10–268–1; and ‘Officers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1803–1806’ (York, 1999) NAM 1999–03–138–1-1.
13. Thus Heise to Benne, 3.11.1841 [no place given], Gareth Glover (ed.), Letters from the Battle of Waterloo: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by Allied Officers from the Siborne Papers (London, 2004), p. 234.
14. This paragraph is based on Bresemann,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1803–1816’, pp. 1, 19, 24 et passim. See also Joachim Niemeyer, K?iglich Hannoversches Milit?r 1815–1866 (Beckum, 1992), p. 5.
15. F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ubject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Germany see Alon Confino, ‘Telling about Germany: narratives of memory and cultu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6 (2004).
16. My thinking on this has been heavily influenced by Jasper Heinzen, ‘Hohenzollern state-building in the province of Hanover, 1866–1914’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10), especially pp. 116–28. He has also supplied me with all the newspaper references for the 1915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s.
17. See John C. G. R?hl, ‘Der Kaiser und England’, in Wilfried Rogsch (ed.), Vicky and Albert, Vicky & the Kaiser (Ostfildern-Ruit, 1997), pp. 165–86.
18. Schwertfeger, Peninsula-Waterloo, p. 3.
19. See Georg Baring,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r Verteidigung von La Haye Sainte am 18 Juni 1815’, HStAH, Hann38D, 237, fols. 423–39.
20. See Gerhard Schneider ‘Die Waterloo gedenkefeier 1915’, Hannoversche Geschichtsbl?tter, 65 (2011), 233.
21. See also Wilhelm Pessler, ‘Deutsche Waterloo-Erinnerungen im Vaterl?ndischen Museum der Stadt Hanover’, Hannoversche Geschichtsbl?ter, 18 (1915), 293–338; idem, ‘Die Waterloo-Jahrhundert-Austellung im Vaterl?ndischen Museum der Stadt Hannover’, Hannoversche Geschichtsbl?tter, 18 (1915), 389–416.
22. The ‘sworn enemies’ part of the quote comes from ‘Die Waterloo-Ausstellung des Vaterl?ndischen Museum’, Hannoverscher Kurier, 17.6.1915, no. 31834, evening edition, p. 5. The Suetonius paraphras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quotation is in ‘Besuch von Waterloo’, Hannoverscher Kurier, 18.6.1915, no. 31836, evening edition, p. 5.
23. See Jasper Heinzen, ‘A negotiated truce: the battle for Waterloo in European memor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History and Memory, 26, 1 (Spring/Summer 2014), 39–74.
24. See Andrew W. Field, Waterloo. The French Perspective (Barnsley, 2012), p. 3.
25. Jean Charras, 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 Waterloo (Brussels, 1857), p. 279.
26. For some modelling by a team of professional surveyors and archaeologists of how the original battlefield probably looked see Daniel Schnurr, James Kavanagh and Paul Hill, ‘Wellington était-il géométre? RTK GPS révéle Waterloo’ (2003), especially pp. 5–11. Accessed under http://www.fig.net/pub/fig_2003/ts_19/pp19_3_schnurr_et_al.pdf (despite the title, the text is in English).
27. The change was already noted by Victor Hugo, Les Misárables,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Norman Denny (1st edn, 1862; Penguin Classics, one-volume edn, 1982), p. 297. For the perspective of an informed modern battlefield guide see David Buttery, Waterloo. Battlefield Guide (Barnsley, 2013), pp. 3–4 and 63–4.
28. Waterloo. Histoire d’une bataille, a film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Jerome Waquet.
29. On this see Peter Hofschr?er, Wellington’s Smallest Victory. The Duke, the Model Maker and the Secret of Waterloo (London, 2004).
30. E.g. Manfred Schlenke, England und das friderizianische Preussen, 1740–1763. Ein Beitrag zum Verh?ltnis von Politik und ?ffentlicher Meinung im England des 18. Jahrhunderts (Freiburg and Munich, 1963).
31. General Orders, Headquarters, Hanover, 1.2.1816, HStAH, Hann38D, 237, fol. 111.
32. John Kincaid, Adventures in the Rifle Brigade and Random Shots from a Rifleman (abridged) by Captain Sir John Kincaid (London, 1981), pp. 171–2.
33. Jonathan Leach, Rough Sketches of the Life of an Old Soldier (London, 1831), p. 390.
34. Julius von Pflugk-Harttung, Vorgeschichte der Schlacht bei Belle-Alliance. Wellington (Berlin, 1903), p. 1.
35. Quoted in Charles Moore, ‘Still skirmishing over the battle of Waterloo’, Daily Telegraph, 15.9.2013.
36. Julius Runnebaum, General Karl von Alten: Ein Soldat Europas (Hildesheim, 1964).
37. See the printed General Orders of the Field Marshal Duke of Cambridge, Headquarters, Hanover, HStAH, Hann38D, 237, fol. 111.
附录
1. Jac Weller, Wellington at Waterloo (London, 1967).
2. John Keegan, The Face of Battle (London and New York, 1976), pp. 117–203.
3. Alessandro Barbero, The Battle. A New History of Waterloo (London, 2003); Mark Adkin, The Waterloo Companion (London, 2001).
4. Torsten Riotte, Hannover in der britischen Politik (1792–1815). Dynastische Verbindung als Element aussenpolitischer Entscheidungsprozesse (Münster, 2005); Christopher D. Thompson, ‘The Hanoverian dimension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politics’, in Brendan Simms and Torsten Riotte (eds.), The Hanoverian Dimension in British History, 1714–1837 (Cambridge, 2007), pp. 86–110. Peter Hofschr?er, The Hanoverian Army of the Napoleonic Wars (London, 1989); 1815. The Waterloo Campaign. The German Victory (London, 1999); 1815. The Waterloo Campaign: Wellington, his German Allies and the Battles of Ligny and Quatre Bras (London, 1998); Mark Wishon, German Forces and the British Army. Interactions and Perceptions, 1742–1815 (Basingstoke, 2013). See also the source collection of Klaus-Jürgen Bremm, Die K?niglich Deutsche Legion, 1803–1816 Dokumente zur Milit?rgeschichte, Deutsches Milit?rarchiv (no date or place of publication).
5. There is a vivid description in Andrew Uffindell and Michael Corum, On the Fields of Glory. The Battlefields of the 1815 Campaign (London and Stackpoole, PA, 1996), pp. 117–31.
6. Barbero, Waterloo, pp. 149–56, 238–43 and 307–15.
7. Hofschr?er, 1815. The Waterloo Campaign, pp. 89–92, 104–5, 131–5. Daniel S. Gray, ‘The services of the King’s German Legion in the army of the Duke of Wellington, 1809–1815’ (PhD dissertation,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1969), 337–50, provides valuable background but does not add much on the battle itself.
8. See Martin Mittelacher, ‘Die Nassauer bei Waterloo’, Nassauische Annalen, 109 (1998), 265–75; idem, ‘Die Nassauer bei Waterloo. Aus der Sicht neuerer englisch-sprachiger Literatur’, Nassauische Annalen, 109 (1998), 265–75; Jochem Rudersdorf, ‘Prinz Wilhelm von Oranien, Wellington und die Nassauer bei Quatre-Bras und Waterloo’, Nassauische Annalen, 120 (2009), 279– 320.
9. Jens Mastnak and Michael-Andreas T?nzer, ‘Diese denkwürdige und m?rderische Schlacht’. Die Hannoveraner bei Waterloo (Celle, 2003), pp. 5–7.
10. Bernard Coppens and Patrice Courcelle, La Haie-Sainte. Waterloo 1815, Les Carnets de la Campagne 3 (2000).
11. Wilhelm von Schnehen to Major Bremer, Gross Schmeen, 11.11.1824, HStAH, Hann41, 152, fol. 7.
12. Heise to Benne, Hanover, 24.1.1841, in Gareth Glover (ed.), Letters from the Battle of Waterloo: Unpublished Correspondence by Allied Officers from the Siborne Papers (London, 2004), p. 233.
13. Glover (ed.), Letters from the Battle of Waterloo.
14. Julius von Pflugk-Harttung, Belle-Alliance (Verbündetes Heer). Berichte und Angaben über die Beteiligung deutscher Truppen der Armee Wellingtons an dem Gefechte bei Quatrebras und der Schlacht bei Belle-Alliance (Berlin, 1915), pp. 106–11, 117, 120–26, 195–200, 257–8.
15. Gareth Glover (ed.), The Waterloo Archive. Volume II: German Sources (Barnsley, 2010). His fifth volume, which includes very useful translations of some of the previously unused German-language sources, appeared after the first draft of this book was complete: Gareth Glover (ed.), The Waterloo Archive. Volume V. German Sources (London, 2013).
16. Andrew W. Field, Waterloo. The French Perspective (Barnsley, 2012), pp. 51, 57, 89–96, 170–75.
17. Georg Baring, ‘Erz?hlung der Theilnahme des 2. Leichten Bataillons der K?niglichen Deutschen Legion an der Schlacht von Waterloo’, Hannoversches Militarisches Journal (2nd issue, Hanover, 1831), 69–90; Georg Baring,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r Verteidigung von La Haye Sainte am 18 Juni 1815’, HStAH, Hann38D, 237, fols. 423–39.
18. HStAH, Hann38D, 243.
19. Friedrich Lindau, A Waterloo Hero. The Reminiscences of Friedrich Lindau, edited and presented by James Bogle and Andrew Uffindell (London, 2009).
20. Ludwig von Wissel, Ruhmwürdige Thaten, welche in den letzten Kriegen von Unteroffizieren und Soldaten der englisch-deutschen Legion und der Hannoverschen Armee verrichtet sind. Aus zuverl?ssigen Nachrichten zsgest. von Ludwig von Wissel (Hanover, 1846). See also ‘Auszüge aus den Papieren des K?nig Guelphen Ordens [sic] ausgezeichnete Thaten von Unteroffizieren and Mannschaften der K. G. Legion, betreffend 1803 bis 1816’, HStAH, Hann38D, 239, fol. 4 (re the role of the officers). D. D. Vigors, ‘Voices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minutes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Artillery Institution (no date), 137–140 focuses almost exclusively on the KGL artillery.
21. See the reflections in Mastnak and T?nzer, Diese Denkwürdige, p. 6, Leighton S. James, Witnessing the Revolutionary and Napoleonic Wars in German Central Europe (Basingstoke, 2013), pp. 5–6 and (more generally) in Michael Epkenhans, Stig F?rster and Karen Hagemann (eds.), Milit?rische Erinnerungskultur. Soldaten im Spiegel von Biographien, Memoiren, und Selbstzeugnissen (Paderbor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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