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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河山一寸血02：华北风云
作者：关河五十州
内容简介
战争，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战争很精彩，全史更好看。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讲述了中国正面抗日全史。它也是离新中国最近的历史，那是个社会结构、思想经济全面动荡转型的时代，新中国就是从那里走来，而我们就生活在新中国里，我们之所以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与那个时代密不可分。了解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己这个时代。 本书以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为发端，以东北沦丧为起点，再现十四年抗战历史背景下的风云人物、精彩往事。本书犹如一部恢宏的画卷，作者以或幽默、或深沉、或激越、或悲壮的笔调，带你走近张作霖，走近蒋介石，走近汪精卫，领略他们曾经有过的铁甲与鲜花，情义与权谋，眼泪与欢笑，欣慰与悲怆。 本册部分人物简评 黄郛：被蒋介石两次利用、两次抛弃的结义二哥。 何应钦：黄埔系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国民党亲日派的代表。
第一章 白云深处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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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山馆的主人叫黄郛。
如同干将旁边有一个莫邪，黄郛旁边也有一位神仙眷侣，她叫沈亦云，而白云山馆实际取自夫妻两人姓名中各一字（黄郛字膺白）。
如果熟悉民国史，你就会知道，这位黄夫人亦是当年难得的奇女子。
辛亥革命年间，有一个著名的杭州女子敢死队，队长即为沈亦云。在那个时代，沈亦云的很多见解远远超出了所谓妇人之见的框范，为一般的政客文人所不及。
她说，民国说到底，其实不过是被两部小说所支配。北方的袁世凯读的是《三国演义》，就知道耍奸谋弄权术，而南方的革命党人读的是《水浒传》，患难时兄弟结义，稍弄出些眉目却又马上互相猜疑。
两本书一个民国，一切都如同春梦一般。黄郛一生，恰如对这句话的最好注解。
想当年，浙江出了三个年轻的革命党人：蒋介石、陈其美、黄郛。三人桃园结义，陈、黄为兄，蒋为弟，他们发誓要赶走满人，建立他们想象中的“革命政权”。
满人赶走了，汉人却打起架来，宋教仁被刺后，在“继续革命”和“政治建国”上，曾经的革命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
哥仨各奔前程，选择走向了不同的道路：蒋介石和陈其美参加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而黄郛专攻政务，并在这一领域享有盛名，这也就是为什么黄郛可以纵横南北政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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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结义影响了无数中国人，其中就包括陈其美、黄郛、蒋介石
黄郛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是应蒋介石之邀，南下来捧义弟的场。可是一个济南惨案，全国民怨沸腾，蒋介石到处拉人顶过，权衡半天，还是决定拿自己的兄长开刀，实施“丢马保车”的办法，亲自发电报逼其下台走人。
当初三兄弟结义时，蒋介石曾特地铸剑两把，分赠两位哥哥，上刻“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老大陈其美在二次革命中被刺死，早早失去了与大家共尝的机会，如今三弟飞黄腾达，趋利而走，也不再需要黄郛这个落魄二哥留在身边了。
时光像一把无情的刻刀，会改变每一个人的模样。
抬头仰望，似乎只有满天的星斗才记得那三个年轻人曾对天发下的宏愿，也才记得他们曾有过的理想和友情。
黄郛被迫辞职后，心情异常苦闷彷徨，乃至于四顾茫然，无所适从。
这时他忽然想到了曾经去过的莫干山。浙江多佳山水，然而在他的印象里，莫干山却是一座既不秀丽，也不雄伟的土山。
但也许恰恰是这一点，符合了黄郛当时的心境。
于是他走进莫干山，开始了长达六年的隐居生活。自进入这座大山起，黄郛就决心不再从政，与政事一刀两断。
他疲倦了，真的疲倦了。
山水看似没有生命，有时却要比人可靠得多。
让所有的伤心都远去吧，让所有的诺言都成为青春的祭奠，我只有莫干山。
黄郛夫妇与莫干山结下的不是一般友谊，那是生死之交。他们走过山里的每一条小径，认识周围的几乎每一个人，莫干山渐渐成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知我者，二三子。
——《亦云回忆》
然而这一对神仙人物却终究没能和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们隐退江湖，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艰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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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平静的是九一八，从这之后，黄郛开始重新关心时事，并为山河的破碎而深深忧虑。
这时蒋介石的征召书来了，要请他出山，可是黄郛不为所动。
蒋介石亲自发去一封电报，言称：为了我们之间三十年的友谊，你不应该推却。
黄郛复电：欲保三十年友谊而不败，我们就不应该再共事！
济南那件事给黄郛的刺激实在太深了。现在请他，给人感觉，就好像蒋介石是不小心口袋漏了一个洞，把棋子给丢掉了，现在日本人出来制造麻烦，终于又想起了他这颗棋子。
可我不是棋子，我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请不要随随便便把我丢掉，也不要随随便便把我再次放上棋盘。
不仅蒋介石想到了黄郛，汪精卫也想到了，但是两人谁都请不动这棵大树。
黄郛如此热门，并不是因为他与日本人额外有一腿，而是蒋介石、汪精卫都知道，黄郛有二十年从政经验，对日本国情又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这一点在当时无人能及，并且他还不是国民党员，个人身份相对自由。
概言之，在那个特定时期，他是“政府可以相信，敌人可以接受，惶惶不定者与之相安”的不二人选。
见黄郛这么难搞，蒋介石也很无奈，只好用上了“放长线钓大鱼”的办法。
他不停地给黄郛发电报，除唠唠叨叨重叙友情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抄录自驻日公使的往返电文，为当时政府一等一的顶级机密。
蒋介石这么做，其实就是一种亲近信任的表示，他希望借此拉近双方的距离，同时也使黄郛慢慢适应和进入角色。
这一办法果然有效，一方面是黄郛本身就有一种担天下兴亡的政治责任感，另一方面是他确实看到了此时的蒋介石有多难。
第一次滦东战役之后，蒋介石在给黄郛的私人电报中几乎用上了哭腔：举世处境最艰苦的，就数你弟弟我了。
黄郛的心软了。
终于，他答应蒋介石，时隔多年之后，双方再见一次面。
沈亦云知道后极力反对，这位极其聪明的女子已经察觉到了丈夫的变化，而且认定他们平静的山居生活将就此结束。
这是你的那位义弟在“请君入瓮”，你知不知道？
济南案的遭遇还没有受够吗，日本人的事非常麻烦，不要再去过问了，你只会因此白白受苦。
可是黄郛还是去了。夫妇二人从来夫唱妇随，到哪里都结伴同行，唯有这一次，沈亦云并未随行。
她的预感是对的。蒋介石、黄郛见面之后，黄郛果然再难脱身。
“黄先生”又成了“兄”，“蒋先生”又成了“弟”，蒋介石承认自己以前有亏欠兄长的地方，并重新把铸剑上的那句话搬了出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我做弟弟的现在有极艰难之处，哥哥你一定要帮我！
这个世上，哥哥帮弟弟，确实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
黄郛重回莫干山，已经是为北上打点行装了。
沈亦云深知华北局势的糟糕程度，她悲伤地对丈夫说：你这一去，必定是焦头烂额。
此时的黄郛已经五十多岁，身体并不好，多年沉浮宦海的积蓄足够夫妻二人在山中衣食无忧，而山外的那条路，一眼望不到头，崎岖艰险，困境重重，前面未知数多得数不胜数。
黄郛沉默了一会儿，长长地叹了口气。
此行“非仅为弟，更兼为国”，你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在山中做永久的“事外逸民”，国家一旦垮下来，覆巢之下并无完卵，我们将无山可入。
不作努力，以后一定会后悔，如果尽力了，则心安无怨！
知己知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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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郛出使北上，是奉政府之命总揽华北政务，其职位在何应钦和黄绍竑之上。但是除了北平政整会委员长这一个空头衔外，他几乎一无所有，能依赖的，只有政治运作上的技巧和能力。
首先要知彼。
当时中国外交界，甚至包括整个政界的实际情形是“重西洋，轻东洋”。所谓“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要在外交部混，没有一个英美出身的文凭，人家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所以就连办日本外交的，都是一些英美留学生。这些人对日本和日本人的了解，就像普通国人一样，基本都浮于表面。
顾维钧和颜惠庆虽号称中国外交界的双子星座，然而他们俩也只擅长与西方国家打交道，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作风却与西方人多有不同。到了九一八之后，但凡能跟日本人沾点边的，都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以致造成对日外交人才更加稀缺，在朝没有，在野也少有。
华北之敌主要就是日本，不知彼，如何过招？
为了知彼，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搜罗人才，哪怕是到“旁门左道”中去扒拉。
在黄郛的政整会中，“日本通”占了一半。这些人以殷同、李择一、殷汝耕为代表，他们以前或怀才不遇，或为名士所不屑，但毋庸置疑的是，此辈在刺探日本情报以及对日交涉方面的能力又确实都很强，有的甚至还是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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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尝君食客三千，关键时刻还是靠鸡鸣狗盗之辈，保住了小命
王安石批评孟尝君，说他的三千门客大多为鸡鸣狗盗之徒，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事实是，若无“鸡鸣狗盗之徒”，孟尝君恐怕连秦国都逃不出去，哪里还能再装什么高雅。
世间万物，但尽其用而已。“鸡鸣”也罢，“狗盗”也好，只要你牢牢控制在手上，不让他们出轨，则事无不成。
换句话说，假如黄郛只能或只会用跟他一样的人，那他根本就出不了莫干山，二十年政坛生涯也算是白白经营了。
政整会的另一半，却不是人才，岂止不是人才，有的还是蠢材、废材、垃圾。
这却是出于知己的考虑，不得不如此。
黄郛对国内形势的认识十分清醒：在华北，失意的军阀政客到处都是，对外他们犹如一盘散沙，只能退不能进，对内则尽扯后腿，胸脯拍得震天响，谣言造得满天飞。
这些人最易被日本人利用，在旁边给你捣乱，黄郛的办法是拉住那些跟他们有联系有交情的“皮条客”，实行以彼制彼。此类人物以王克敏为代表。
过去黄郛做官，在选人用人上向来不肯苟且，更不容许冗员的存在，如今也只好尽量往政整会里塞人，哪怕是把这个临时机构塞得满满当当。
脱困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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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15日，黄郛坐火车北上，前去天津。
两天后，火车抵达天津站，车尚未停稳，就遭到了袭击。
一颗炸弹被扔在车里，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冲着黄郛来的。幸亏他早年也曾指挥过打仗，动作尚算敏捷，没有伤着分毫，但是他的卫兵和几个无辜的旅客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出手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一些民间过激团体，后者甚至公开声称，谁要是敢与日本人接触，谁就是卖国贼，那是一定要修理的。
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下马威。
喊一声“阿弥陀佛”吧，如果就这样被当成“汉奸”挂了，那可实在太冤枉了。
来接站的是时任河北省主席的于学忠。他现在坐困愁城，天天都指盼着有高人指点，能帮他走出困境。
黄郛到天津，对于他来说真有如久旱逢甘雨，连客套都顾不上，就急着问黄郛有什么脱困之法，同时再三表示，只要对方能拿出解决华北问题的方案，他一定坚决服从。
因为不久前关东军又发动了第二次滦东之战，东北军再次溃退，兵败如山倒，日军即将兵临天津城下。
黄郛到了北平一看，那里还要紧急，已经三面被围了。
在华北军事会议上，出席的大部分将领都对战局失去了信心，表示部队实在守不住了，维持防线已经不能够以天算，只能以小时计。
徐庭瑶从南天门撤出，三个主力师伤的伤，残的残，连防守北平城都很勉强。
二十九军刚到喜峰口那会儿，还“进时如虎”，自丢失喜峰口后，便“退时如狗”，等到第二次滦东之败，士气已一蹶不振，到了“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的程度。
倒是因丢失冷口而颇受非议的商震，在会上答应再守一天，成为全场最能负责的人！
原先的“双巨头”何应钦和黄绍竑束手无策，连军队都指挥不动，大家眼巴巴地都在等黄郛拿出“脱困之法”。
黄郛的策略，就是联系日本外务省中的“稳健派”，展开停战谈判，以期获得喘息之机。
事情其实已进展得大体有些眉目，不料外交部突然取得的一个“胜利”，却打乱了黄郛的全部步骤。
外交部在向国联告状无效的情况下，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宋子文联合发表了一份公报，上面要求日本立即停止在华北的军事行动。
对于国内舆论来说，这无疑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大家又兴奋起来，认为无须对日本采取缓和态度。
但实际上这种隔着大洋的吆喝只能起到反作用而已。
日本外务省和军部中的“强硬派”重占上风，他们说你看你看，怎么样，中国人明着说要跟我们面对面谈，背地里还不是去找了老美，可见他们毫无诚意。
谈判大门突然被关，黄郛对此始料不及，前期的所有努力也全部付诸东流。
打仗打不过，谈判谈不了，麻烦事却一大堆。
日本华北“驻屯军”也上来插一脚，公然要求中国平津方面给他们准备车辆，声称要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派日本兵到北平来护侨。
这还不算最棘手的，最棘手的是没钱。
聚集在平津周边的各式部队，虽然能打的几乎没有，但人却不老少，他们可一个个都是张着嘴要吃饭的，如果没有足够的钱粮来维持，华北形势只会雪上加霜，更加纷乱不堪。
原先在上海时，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曾亲口答应黄郛，可筹措六百万资金至华北，但等黄郛到了北平，这笔钱却打了水漂，财政部根本拿不出钱来。
原因在于财政部的钱，很大一部分是要靠借的，否则无法用于周转。可是华北战端一开，天津危险了，作为政府还款担保之一的天津海关税收自然就危险了，金融界担心政府还不了钱，便不肯再购买政府债券。债券卖不出去，钱就借不到，如此一来，别说给黄郛拨钱了，就是其他部队的粮饷和大部分公务员的工资也成了问题。
既无钱又无兵的黄郛，到北平后的日子，难过得简直令外人无法想象，但就在这种困境下，他仍然天天召集“门客们”开会，苦思良策，乃至到了“日夜筹谋，席不暇暖”的地步。
鸡鸣狗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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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看到大势将去，黄郛决定撤离北平。
众人打包的打包，装箱的装箱，只有黄郛自己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
中午，他接到了李泽一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中，李择一显得非常紧张和神秘，要求黄郛赶快跟他到一个地方去，而且身边不能带任何人。
黄郛听罢，放下话筒，返身急出。
直到第二天凌晨，黄郛才返回公寓，他的精神极度疲惫，然而含笑告诉人们：可以不走了。
多少天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日本方面同意停战谈判！
在《史记·孟尝君列传》中，孟尝君被软禁在秦国，并即将面临杀身之祸。这时他派出了一位善于钻狗洞偷东西的门客，后者盗来狐白裘，献给秦王的妃子，从而化险为夷，这就是所谓的“狗盗”。
李择一本人名声不佳，却长于刺探日本情报，几乎就是传说中“狗盗”的化身。他得到绝密消息：原先反对停战谈判的“强硬派”突然又软了下来。
软是没有办法不软。因为“强硬派”之所以有底气推翻“稳健派”，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像“满洲国”一样，自己复制一个“华北国”出来。
然而操办这件事的板垣却意外地把事情给办砸了。
说意外也不意外，板垣按照“以华制华”的思路，在平津两地到处寻找“华北国”的傀儡人物，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上钩。
有的是突然身体欠佳，怎么敲门也不肯开。有的当着板垣的面倒是客客气气，也答应可以考虑考虑，但考虑来考虑去，就无限期地这么“考”下去了。
板垣所不知道的是，黄郛在这之前早就作了防备。那些他硬塞进政整会的“皮条客”们不是吃干饭的，他们别的本事没有，磨嘴皮子的本事还有的是。
经过一恐吓一宣传，那些“失意的军阀政客”即使有意，也轻易不敢应招，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板垣不仅拉拢不到华北的“第一流人物”，连“二腕”、“三腕”甚至“小腕”都很难搞到手。
在“史上最差劲猎头”板垣彻底失败之后，“强硬派”措手不及，灰心丧气，“稳健派”的主张又重新有了市场。
黄郛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李择一抓住机会争取“稳健派”的支持，终于在即将撤离北平的最后一刻，使局面出现了奇迹般转折。
可是孟尝君的故事才刚刚开了个头。
话说孟尝君连夜逃出秦国，到函谷关的时候已是半夜。按照秦国法规，函谷关是要天明鸡叫才能开门的，可这黑漆漆的，到哪里去抓鸡而且还要让它叫呢。
眼见得前有阻拦，后有追兵，正在犯愁之际，守关士兵忽然听到了“喔喔”的鸡鸣之声，他们不知究竟，以为天快要亮了，便糊里糊涂打开了门。
这个“鸡鸣”，却是来自于孟尝君一个门客的口技。
黄郛虽然争取到了停战谈判，但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完全不对等的谈判，日本人获胜在先，在谈判中拥有绝对优势。如果他提出你根本无法接受的要求，最后的成果仍然只能归零。
黄郛决定派殷同去长春。
殷同是政整会中最能干也最得力的“日本通”，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跟日本人谈话聊天从不用翻译，属于对日谈判中的佼佼者。
殷同到长春后，立即通过各种关系，与关东军司令部进行秘密接触。
因为黄郛对日本内部的情况研究得非常透彻。这个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看似决定大政方针的是政府，其实军队才掌握绝对实权，说的话才真正算数。
未来的谈判对手不是外务省，而是关东军。
殷同告诉对方，以黄郛为首的北平政整会，虽然是中央所派，外面打的也是中央的旗帜，但里面没几个是地道的国民党党员，连黄郛本人都是无党派的。一旦由黄郛主持华北政局，以后绝不会有敌视日本的情况发生。
关东军方面一边点头，一边又提出疑问：那这样的话，你们政府会对这个政整会支持吗？
殷同说，支持啊，怎么会不支持。
你知道黄郛的义弟是谁吗？蒋介石！政府和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况且，黄郛和行政院院长汪先生也是好朋友。有这两个巨头撑着，华北还有哪个组织可能强过我们。
听到这里，关东军高层的心情可以用如释重负和心花怒放来形容。
由于那个恨铁不成钢的板垣的胡搞，关东军本来想另建伪政权的打算已经完全落空了，华北的水没按照预想的那样被搅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一度非常失落。没想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在一看，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极可能就是那个自己以前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人。
你看，与国民党无关，却又得到政府巨头的支持，亲日，亲满，几乎我们原先设想的所有软硬条件都具备，有的还超出了预期。试问，以今日之华北，还能找到比他们更好的班子吗？
武藤甚至感到庆幸，亏得那个不争气的板垣办砸了差事，要不然他最后鼓捣出来的还不知道是什么破玩意儿呢。
至此，关东军对于停战协定的期望值就简单多了，那就是把这个“可爱”的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扶上马即可。
如果说黄郛手下也有一个“鸡鸣之徒”，那就是殷同。他不仅拿话打动了关东军，而且摸到了对方的底牌，那就是只要签一个军事协定即可，到时关东军会自动撤回长城一线。
在军事严重失利的情况下，协定虽然不平等，但已经算是中方能争取到的最好方案了。
请黄郛出山，证明蒋介石眼光不俗，他的这位义兄确非一般之人，在乱局之中，其操作手法之老到，纵横捭阖之能力，进退得失之把握，令人叹为观止。
只有经历那么多年的政坛阅历、升沉荣辱和不间断的观察思考，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高手。
可是黄郛还有担心，他担心的不是日本军部和关东军，而是另一帮人。
生死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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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情报刺探，黄郛发现，外务省中的“强硬派”一直在打着一个小九九，那就是要制定一份政治协定，并将其与军事协定捆绑在一起。
在这份拟议的政治协定中，包括了国民党党部以及中央军完全退出华北等三个政治条件，几乎都是对中国利益具有致命杀伤性的狠招。
如果把外务省的政治协定加进来，就等于华北被日本完全占领了。
正式谈判前，必须防止这一切的发生。
黄郛的办法是让“稳健派”去说服“强硬派”，但是效果究竟如何，却不是黄郛能够预料得到的。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无法事前知晓答案的未知数，而政治外交跟战争攻伐一样，未知就意味着前面可能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开始谈判，因为关东军的底牌他已经摸到了，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久，越对中方不利，可谓刻不容缓。
但此时的黄郛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让他陷入这一困境的，不是日本人，而是自己人。
外界的舆论压力自不待言，听说要进行停战谈判，斥其为“亲日派头子”、“大汉奸”的言论不绝于耳，这些黄郛都可处之泰然，暗杀都经历过了，还有什么受不了。我不看报，不上街，把佛家入静的功夫都拿出来，总行了吧。
让黄郛最被动的恰是他义弟的态度。
蒋介石的要求是，即将签订的停战协定不能超过上一年“淞沪停战协定”的条件。
但事实上，淞沪会战和长城抗战并不一样，前者是平了，后者是败了，要达到一样的结果怎么可能？
捏着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倒算着转瞬即逝的谈判日子，黄郛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能够怎么办呢，只能拍着胸脯保证自己“悲愿绝不至卖国，智慧绝不至误国”。
蒋介石的指示电报通篇都像在作秀，大敌当前，大祸即至，还要摆出一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爱国领袖形象出来。
黄郛最不能原谅的恰恰是这一点。因为谈判协议这件事非常敏感，只要蒋介石缩一缩脑袋，他就可能要像济南案那样当替罪羊了，最后不仅事情办不好，还要饱受指责。眼前的事实就明摆着，今后的人们只要看一下这些电文，就会认为，你蒋介石是好人，我黄郛是坏人（“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误国者为兄也”）。
说蒋介石有作秀的嫌疑，这是难免的，站在他那个位置，也可能是必要的，但这里面确实还有一些他本人的真实想法。
在他看来，日军眼下已经胜券在握，兵临城下，他们会选择主动和我们停战吗？
绝不可能！
所谓停战，不过是一个传说！那是吓吓我们的，让我们自动撤退，然后日本人就可以不花一点本钱，北平唾手可得。
小伎俩而已嘛，以为我看不出来？
其实这也怪不得蒋介石。在日本，天皇、政府与军队并不是一码事，这个秘密连当时中国外交部的一流外交家都不是很清楚，更遑论蒋介石。
说到底，这世上的很多东西，大抵都属于潜规则的内容，如果你只会从书本到书本，从表面到表面，是永远无法领悟的。
此中关节，黄郛却早已看透，而且他还认为日本内部的这种矛盾，正是中方可利用之处。
他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所谓生死时速，盖不为过。
关键时候，黄郛不得不运用“双巨头”的力量。
黄绍竑星夜兼程赶到庐山，当着面对蒋介石汇报了华北实情，后者在了解来龙去脉后，才明确肯定了黄郛的做法：处理得对。
但是，蒋介石还是心有不甘。他又给何应钦发了一份电报，要他从军事角度出发，最后再确证一下北平究竟能不能守住。
后者明确答复：守不住！
听到“双巨头”都说得这么斩钉截铁，蒋介石明白黄郛绝不是在虚张声势，说的全是真话。
随后蒋介石给黄郛发来急电，告知：只要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你就去签吧。
这一天是5月30日，关东军规定的期限早已超过，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让黄郛惊心的是，外务省内部的说服工作失败了，“强硬派”始终不肯放弃政治协定，并计划列席停战谈判会场。
谈判马上就要开始，黄郛已经用尽了能想出的所有办法，结果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1933年5月31日，中日双方在塘沽举行停战谈判。日方代表冈村宁次准备了一个停战协定草案，并且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方案，一个字都不能更改。
这个停战协定就是关东军的军事协定，它跟殷同了解到的内容没有多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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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停战协定”签订现场，看他们的表情，就能分出中日双方
在谈判中，中方也想跟日方讨价还价，可战败者哪有还价的资格和权利。冈村愣是板着个臭脸，别说一步，半步都不让。
怎样答复，非常简单，“yes”或者“no”。
冈村一副战胜者的腔调，那是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他当时不会预料到，十二年后，他也会作为一个屈辱的战败者，垂首弯腰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中方代表看到已无任何转圜余地，不得不颤抖着手，在日方提案上落笔，签字。
日后一直被口诛笔伐的“塘沽停战协定”至此尘埃落定。
对签订这份协定，黄郛实出无奈，在给他的义弟蒋介石的电报中，曾用了这样八个字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兄泪内流，兄胆如裂！
唯一感到庆幸的是，那份政治协定一直都没有露面。
老天保佑，在这个令人心悸的时刻，黄郛的出手终于收到了奇效——关东军根本就没通知外务省的人到场。
自从武藤、冈村等关东军高层接触殷同后，他们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华北交给这个黄郛和他的政整会是找对了人，用不着再节外生枝。
没错，上面是打过招呼，说外务省有个什么政治协定想一道签，还要派人列席谈判会场，可是我们得问一问，这场仗究竟是谁打赢的？荣誉又应该归给谁？我们关东军死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大的力，光荣和梦想都是属于我们的。停战谈判，那是多神圣的事，怎么能让就靠张嘴吃饭的所谓“外务省官员”来搅和呢？门都没有！
当外务省的人气喘吁吁地赶到谈判现场时，停战协定早已签完了。毫无疑问，这些人是要跌足长叹的：失此机会，大势去矣，可痛惜哉！
冈村一分钟前还神气十足，颇为自己刚刚表现出来的“酷劲”而得意，一分钟后，等他翻完“强硬派”带来的提案时，一样懊悔得不得了，觉得失去了一个狠斩中国一刀的大好机会。可是表面上他还不能说出来，只好自我安慰：别伤心，以后还有机会。
然而伤心总是难免的。事实上，这个“外务省提案”的部分内容，与两年后日本人想达到的效果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中方当时签订了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协定，不仅等于从文字上默认了伪满，而且整个华北也将提前再陷危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当然，中国也可以作出别的选择，但在军事协定和政治协定绑在一起的情况下，拒签政治协定，就等于拒签了军事协定，如此，又走到关东军继续进兵，包括平津在内的华北一体沦丧的老路上去了。
可以说，黄郛是在近乎绝望的情况下，把日本对华北的入侵整整推迟了两年，相应地也使中国得到了两年的喘息备战时间。
停战协定签订仅一个月后，南京政府的对日秘密备战就迅速启动，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苦斗苦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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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危机已经初步度过，黄郛个人的危机却刚刚到来。
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这个人始终殚精竭虑，身负重压而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四处奔走，晚上十二点还不能休息，以致“日见其瘦，与下山时判若两人”。
如此不要命的折腾，换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斥骂和非议。
有人认为报上刊载的“塘沽停战协定”条款并非全文，怀疑另有附件或幕后约定。
日本人怎么会那么好说话呢？眼看仗都打赢了，结果说退兵就退兵，肯定是黄郛这些“卖国贼”跟他们私下有过什么勾结，背地里不知又出卖了多少国家利益。
这算好的。还有人说，你们签这个协定什么意思，我们的东北四省还想不想要了，为什么不在上面加上一条，让日本人把抢我们的地方全还回来呢。以长城为界，不就等于承认那是伪满的“国界”了吗？
黄郛纵有千张口，亦难为自己辩白。
对黄郛的“软弱”表示理解的报馆在当时唯《大公报》等寥寥数家。自觉高处不胜寒的黄郛遂借该报剖明心迹，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牺牲个人清誉，不辞劳苦，完全是在为国家唱戏。
谁也不是天生的贱骨头，我在日本人面前也想伸伸腰，可是伸过腰之后，个人是爽了，国家却还是没有善后的办法，所以为大局计，我不能那样冒险，不可因逞一时个人意气，给国家闯出无穷之祸！
此时最让黄郛感到伤心的还是孤立无援。
由于身处敏感之境，官场同僚不是对之口诛笔伐，落井下石，就是躲着他跑，有时甚至蒋介石都有意无意地保持和他的距离，没有一点“甘苦来时要共尝”的意思。
这就是艰苦努力后所能得到的全部报偿，你终究还是别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
北方的春天，只有阴霾，没有晴朗，只有失落，没有喜悦，只有孤单，没有理解。
幸好，南方还有一座莫干山，那里还有自己深爱的女人。
沈亦云起初对黄郛出山十分悲观，但在各种流言蜚语袭来时，她毅然选择了以身挡箭：
外交政策是政府制定的，如今仗打输了，不是我丈夫的错。他只不过是与政府互为表里，一唱一和，以分担国家责任罢了。
黄郛想念着南方，可他仍然不得不一个人在北方继续苦斗苦撑下去。
华北的两年，不是容易的两年。
关东军答应签订停战协定，是有其用意的，那就是要把黄郛的政整会发展成自己的代理组织，如果你一点便宜都不让他占，这只东洋恶虎几乎肯定还要继续伤人。
与日本人较量，黄郛不是硬碰硬。
你日本不是有柔术吗，我拿来为我所用，处处以柔克刚，让你拳拳落空。
黄郛曾引用家乡的一则故事，来形容自己的谋略：
我老家（浙江绍兴）附近有海。有一天舟行海上，忽然从海里蹿出一条大鲨鱼，张着大嘴要将船一口吞掉。这船上的人可吓坏了，因为从来也没看到过这么凶悍的鲨鱼，于是划着船就跑。
鲨鱼在后面紧追不舍，咫尺之间，眼看着就悬了。
船上有糖包，人们在慌乱之中，就掷了一袋糖包过去。这鲨鱼接在嘴里，吧嗒吧嗒，真是好味，追赶的节奏自然就慢了下来。可是糖不一会儿就吃完了，马上又追。
没办法，只能继续扔糖包。鲨鱼接在嘴里，吃完再追。如是者三，糖包将尽，船也靠岸了，而鲨鱼仍不肯舍。
不舍的结局就是倒了大霉，被船上的人轻松搞定。
原因嘛，离岸太近，鲨鱼搁浅了。
黄郛之意尽在其中：面对着穷凶极恶的鲨鱼，你不能一点甜头都不让它尝，但是又不能让它尝得太多，这就取决于船上的人对分寸的把握。
外交场犹如生意场，有得必有舍，有舍必有得，重要的是不能因小失大。
黄郛一方面督促关东军撤出关内，另一方面也同意与其进行通车通邮谈判，并作出了适当让步。
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停战后仅三个月，华北政局即趋向平稳，经济上也大有起色。北戴河海滨一带本来因战乱搞得无人敢去，然而当年夏季，已俨然成为一方乐土。
相比对外，最难的却是对内。
当年何应钦和黄绍竑为什么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一个交际花的客厅里？
派系复杂，人心各异，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有着天生的弊病，哪怕是在外寇环伺的情况下都不能稍有更张。
打仗的时候还好一点，等到不打仗了，大家又各自拨拉起了算盘。
说一件看上去芝麻绿豆点大的事情：北平公安局长的更换。
黄郛提了一个人选。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竟然遭到了东北军将领的集体反对。
不是说黄郛提的这个人不合格，很够格。
那为什么反对呢？
不为别的，就因为原来的公安局局长位置是东北军系统的人坐的。
我的位子动也动不得，绝不能给别的派系抢去，就这么简单。
好不容易摆平，把大家都劝到一张桌子前说话。他们倒是团结了一下，可马上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黄郛。
大战之后，华北驻留着很多部队，民力和财政难以负担，黄郛便想“裁兵减饷”，以节约开支。
然而这个东西却是最触及神经的，因为没人愿意裁或者减。就连在长城抗战中表现不佳的东北军都持强烈的抵触情绪，认为打仗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凭什么这一刀要砍在自己身上。
推行“裁兵减饷”的结果，就是弄得众人都勃然大怒。
华北各省巨头，平时再英雄，都过不了这一关，对此无不牢骚满腹，一肚子不满，多次要实行所谓“联省自保”。
黄郛虽然是名义上的华北总负责人，手上却没有军权，华北哪怕最小的诸侯，腰杆子都要比他粗得多，所以事情不仅办不成，反而还要受一肚子窝囊气。
在停战协定签订后的一段时间里，沈亦云曾劝丈夫辞职，但他认为华北遗留事务还很多，自己不应一撒手就跑回来。
这一次他终于感到了力不从心。
在华北坚持一年后，黄郛南下杭州，当着蒋介石的面提出了辞职。
这其实已经是他在一年之中第三次递交辞呈了。
两人谈到深夜，估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些来火：好了好了，你实在不想去就不去吧。
此话一出，黄郛如释重负，多少天的心思一下子全放了下来。他回寓所后就马上把这一喜讯告诉给了沈亦云。
沈亦云同样有喜极而泣的感觉：丈夫从此不用再北上去活受罪了。
明天，我们就回莫干山。
可是刚刚睡下，电话铃就响了。
电话是蒋介石让人打过来的，他要黄郛明天早上晚一点动身，还有要事需要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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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黄郛、沈亦云夫妇
沈亦云以一种女性的直觉，意识到情况可能有变，心事被吊起来之后，一个晚上都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登门，第一句话就是：兄长，你什么时候回北平去？
黄郛夫妇顿时傻眼了。
其实昨晚黄郛前脚刚走，蒋介石立马就后悔了。
自己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完全是一时兴起的气话。黄郛如果真的走人，环顾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能挑得起他留下的那副担子。
见蒋介石又来纠缠，沈亦云再也忍受不住，这位当年的女子敢死队队长当场质问蒋介石：你昨天晚上还答应得好好的，要放过我丈夫，为什么现在要出尔反尔？
蒋介石很尴尬，只好赔着笑脸说：我义兄是为国家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呢？
不说到为国家负责还好，一提到这个话题，沈亦云气不打一处来：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而是地地道道的辱国差使，这种活，你应该让人轮流来干，为什么独独让黄郛一个人去承受？
蒋介石自知理亏，一时间被呛得哑口无言，涨红着脸做声不得，好半天才支吾着对沈亦云说：你是学过佛的，佛经里有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应该是明白其中深意的吧。
沈亦云仍不肯松口：华北现在早已是一片亡国景象，黄郛在那里，比待在地狱还难受。
蒋介石今天是打定主意不肯走了，所以也急了起来：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能放手！
正是盛夏天气，屋子里非常闷热，沈亦云穿着夏衫，手中拿一把扇子，还觉得很难受，而蒋介石身穿军装，却拒绝打开电扇，只顾着嘴里滔滔不绝，样子既执拗又可怜。
见此情形，一直沉默不语的黄郛示意妻子不要再多说了，自己北上就是。
显然，眼前的这位义弟又到了最难的时候，你不帮谁帮呢？
可是新的一年更为艰辛。
按照日本人一向不占大便宜就是吃大亏，不占小便宜就是吃小亏的为人宗旨，日本政府和关东军认为他们在黄郛手中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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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不过夕阳红，黄郛夫妇晚年在莫干山
这个人不是国民党却胜似国民党，说的话，做的事，全是代表南京政府，绝不是那种能够任意操纵的木偶。同时其人手段高明，在具体策略上都能做到有进有退，但又有自己的必守准则，使你无缝可钻。
世上什么药都有，就是找不到后悔药吃。停战协定签也签了，只是再也不能让这个黄郛在前面挡着路，否则如何捞本？
此时二十九军也想在华北立足，一个地方，一个中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矛盾，前者甚至还有借日本人之力来排挤中央势力，赶走黄郛的意图和举动。
内外夹攻之下，黄郛身体每况愈下，在心力和体力上都到了再也无法支撑的地步，而局面却仍然在一天天继续恶化下去。
在又勉强支撑一年后，他向政府请了病假，回到阔别已久的莫干山，从此再未北返。
病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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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干山，物是，人却已非。
翠绿依旧，炊烟依旧，山房依旧，可是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完全静下心来，很多个夜晚，常常会被北方燃起的烽火所惊醒。
自黄郛南下后，留守华北的何应钦被日本人逼得几乎一步一退。
先是遭遇“河北事件”，被两个日本武官又讹又诈，造成了“国民政府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日子”，接着又被迫将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撤出华北，这些东西都被写在一张纸上，此即外传的“何梅协定”，其实只是一张便条，上面既无签字也没盖章，并不是具有法律约束意义的协议，但是它标志着华北的两年坚持已走向尾声。
当黄郛在莫干山听到这一消息传来时，犹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他放弃静养，亲赴南京，向蒋介石当面提出建议，要求加快内部的抗战准备。
黄郛现在连远路都走不了，再也不可能去华北“尝甘苦”了，但政整会还存在。
黄郛建议赶紧解散，该用的用，该遣的遣，因为自己不在，已无法控制住这一充满着“日本通”和“皮条客”的临时机构，而我不用，敌必用，政整会很可能会走向反面。
政整会随即被撤销，黄郛的话也果然得到应验，殷汝耕、王克敏、殷同、李择一等后来都陆陆续续做了汉奸。
沈亦云越来越忧心。
她忧心的是自己的丈夫。
一天又一天，黄郛在日渐消瘦下去，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有时胸部还会剧烈疼痛。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征兆。
她在书上查到，当时有两种不治之症，一为血吸虫病，一为癌症，得了这两种病，患者都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而痛苦万分。
血吸虫病不太可能，悄悄地向医生求教，得知无端消瘦正是癌症的表象之一。
沈亦云又疑又惧，带黄郛出山一检查，果然，肝癌，晚期，医生判断只有数月的生命了。
对沈亦云来说，这是真正的晴天霹雳。
短暂相聚意味着的却是永久别离，人间事，没有比这更令人伤悲的了。
数月，对于聚首来说太短，对于分离来说却太过漫长。他们一道共过崎岖，共过忧患，共过寂寞，二十年相知相守，一人去，另一人犹可独生否？
但是这一切，包括病情，她都不敢对黄郛据实相告，每天都是含笑入病房，一出来才愁肠百结。
黄郛不问，可是隐隐约约中已经猜到了病情之严重。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得病，经过华北两年的苦熬苦斗，曾经自言：此番煎熬，至少减寿五年！
他曾经希望以这五年的减寿，令大局稍安，可是大局却越来越显混沌，在中央军和国民党党部退出华北后，以前的种种努力眼看着已是前功尽弃。
黄郛一向对生死看得很开，只有这一件，他无论如何难以释怀。
当时的中国，手术台上的疑难杂症，一般都要请日本医生来操作。不需要他自己开口，日本大使馆几次主动上门推荐，说我们派最好的医生来帮你治。
黄郛摇摇头，拒之门外。华北正陷危机，他永远不能够原谅这个不可理喻的霸道之国。
有一天，一个人到医院里来看他。
看到这个人，黄郛忽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以致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没有人知道一贯稳重的他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只有守候在身边的那个聪明女子懂得丈夫的心思。
因为来访的是何应钦，此时又正值两广事变爆发。
看到何应钦来访，想到的是北方：他们一起共事，在华北整整抵御日本两年，可是华北最后仍然陷入危机，而且至今仍是隐患重重。
两广事变乍起，想到的又是南方：外患未止，内忧不断，仍然是四分五裂，仍然可能是一盘散沙，仍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有尽头。
难道我们曾经作出的所有努力都要付诸东流了吗？
真是凄凉心境，堪向谁诉。
沈亦云走出门去，偷偷给蒋介石发了份电报，示意对方：你义兄心里还是放不下国事，你安慰安慰他吧。
曾经有一段时间，这对兄弟之间的感情又开始微妙起来。黄郛对部下和同事宽厚，对自己位高权重的义弟却从来都是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这在如今说一不二的“蒋委员长”听来，自然很是不爽，私下里也不止一次发过怨言。
直到华北再度出现危机，黄郛病入膏肓，蒋介石才更深刻地体会到那里的“火坑”有多么深，替他跳“火坑”的人又曾是多么艰难和不易。
一个人的好，有一天你总会知晓。
蒋介石后悔莫及，不仅将自己的私人医生派到上海给黄郛诊治，而且经常发电报来探问病情。
在接到沈亦云的电报后，他立即复电一封，让沈亦云转告黄郛：两广那边的事我已经快要摆平了，你不要担心，还是安心养病，赶快恢复健康要紧。
黄郛住院后不能看报，也看不到电文，但他对时局的发展却始终了然于心。
在听妻子读完蒋介石的复电后，黄郛口述回电，授之以计：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哪怕生命早已在倒计时，这位腹有韬略的政治家所想到的，仍是国之安危。
在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之所以登高一呼，就能汇集各路诸侯与倭决战，黄郛病中之策，实对其有莫大助益。
等蒋介石从广州归来，又专程去上海看望黄郛。这是兄弟间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一次诀别，因为蒋介石已确知黄郛患的是绝症。
时光不能够倒转，当年那个翩翩美少年，如今已被病魔折磨得奄奄一息，完全失去了模样。
蒋介石感触于心，他低头告诉义兄：抗战准备已经过半，再等个几年就可以全部就绪了。你个人所受的那些委屈，到时国家都将得到回报。
这也许只是对于病人的一种对症下药的安慰，然而黄郛听后极为振奋，一时精神大好。
蒋介石一走，他就对沈亦云说：要真是这样，我纵然死也值了！
黄郛于弥留之际，听到的最后一则好消息，是百灵庙大捷。
当天他就陷入了昏迷，醒来之后让人把沈亦云叫到身边，后者以为他要嘱咐什么家事，未料听到的却是断断续续的几个字：第一路……第二路……进……退……
黄郛早年从事军事，交卸军队从政后，便不再过问戎机，然而在这回
光返照的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之上，纵马驰骋，杀敌御侮。
1936年12月6日，一代政治家撒手西去。
抗战胜利，蒋介石明令褒奖，称赞黄郛作为文臣，其功绩堪比战将（“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第二章 纵横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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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黄郛南下不归之后，华北局面一日危似一日，连何应钦都因顶不住压力，跑回了南京，但这时有人代之而出，撑住了眼看就要倒下的擎天之柱。
此人非同凡响，黄郛在华北苦撑两年之后，他又继续在那里独撑两年，然而同为政治家，两人从性格到作风又截然不同。
黄郛是一个很真的人，这个人却真真假假，哭哭笑笑，一生演过的戏连他自己都数不清，黄郛有既定的深远策略，这个人擅长的却是变幻不定的纵横之术。
他就是萧振瀛。
拥宋主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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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萧不同，很大程度上还缘于角色定位不同。
黄郛为国之干臣，所思所虑均从国家大局出发，有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萧振瀛出自二十九军，他所要努力争取的，首先必须是“主公”宋哲元和二十九军这个团体的利益最大化，所以他当不成诸葛亮，最多只能做宋公明旁边那个拿纸扇的智多星吴用。
长城抗战，二十九军能够一举成名，与萧振瀛的宣传技巧是分不开的——说得好听叫宣传，说得不好听其实就是吹。
当时从古北口到南天门，战事比喜峰口要激烈得多。徐庭瑶不仅善筑工事，而且多次派兵夜袭日军，有的战果绝不比二十九军小，可是他吃亏就吃亏在不会吹。
在前线坚守的几个月里，徐庭瑶一共就接受过一次采访，就这次采访记，也在报上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原因是读者不爱看。
让人们爱听爱看，这是萧振瀛的长处。
晚上出去摸营，你说几点到几点，枯燥得跟个流水账一样，谁愿意看？
你得把场面弄得惊心动魄，犹如探险记或武侠小说，让人津津乐道，如身临其境才行。
阵地之上，说起伤亡，大家都是一堆又一堆，而且喜峰口比南天门还丢失得早，这要照直说出去，多让人丧气。
绝不能这么说，伤亡大是确实的，可是你得强调敌人伤亡还要多还要大，我们一个小伙子，拿大刀砍人家七八个乃至十几个绝不在话下，这样才能提神给力！
反正又没有谁会去精确统计，吹多一点，吹大一些，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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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大亨史量才，因为他，二十九军才得以名扬天下
萧振瀛最绝之处，就是把二十九军本来不得已才用上的弱项——大刀给编排成了自己的品牌标志，几乎就是天下第一神器。
二十九军的英雄们大刀一举，砍瓜切菜，什么机枪呀，大炮呀，坦克呀，能砍的全给他砍掉。我们就只要带一口袋过去，回来时口袋里装的便全是黑压压的鬼子脑袋。然后往一辆被砍倒的装甲车旁边一站，拎一口大刀，不要太上照哦。
在需要大侠的时候，大侠集体现身了。
寄托在这个大侠身上的，有若干年后的《大刀进行曲》，还有民众捐赠的礼物——到喜峰口慰问二十九军的女学生们特地带来九十九把大刀！
萧振瀛到上海为二十九军募捐，到处受到欢迎，各方人士纷纷慕名来访。这里面，萧振瀛最重视结交报界大亨，并与《申报》老板史量才结成了莫逆之交。
上海大报，以《大公报》和《申报》最为著名。《大公报》属于主流报纸，但它层次太高，离老百姓太远，《申报》看上去虽俗了那么一点，然而俗才好啊，老百姓爱看，这就是真理。
史、萧二人荡舟于黄浦江上，一个引吭高歌，一个吹箫相和，搞得十分热络。萧振瀛负责为史老板提供有关二十九军的独家猛料，史量才则在报上卖力鼓吹。一时之间，《申报》几乎成了二十九军的垄断报纸。
渐渐地，在人们印象中，提到长城抗战，便只有二十九军，而大刀队的神人们，也渐渐可以与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相媲美了。
二十九军由此大出风头，身价百倍，不仅翘然独出于杂牌军队之上，连中央军都望尘莫及。
长城抗战结束，各诸侯都想在华北分一杯羹，宋哲元和二十九军也不能例外，为此奔走的当然还是萧振瀛，他的目标是为二十九军谋取北平。
华北的名义主持人是黄郛，可是不管萧振瀛怎样施展手段，开尽后门，最后还是屡屡吃闭门羹，不得其门而入。
一个强的遇到了另一个强的。萧振瀛的纵横术第一次失败，而黄郛总揽全局，他也绝不会听任一支地方军队在华北形成气候，这就导致了黄、萧交恶的开始。
归根结底，这两个政治家，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各为其主，各思其责，冲突实在是不可避免的。
那个年头，谁有枪谁就横。宋哲元达不到目的，便和其他诸侯一起对黄郛来了个不合作，凡是黄郛在会议上提出的议案，他们都大唱反调，说黄郛在“卖国”。
黄郛在华北寸步难行，加上日本人逼迫，不得已南返避入莫干山中。
华北诸侯如此跋扈，让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感到十分棘手，便由南京行政院下达命令，准备将一些地方军队调出华北，其中也包括二十九军。
二十九军这些将领，早在北平买田置地，没一个肯走，但不走就是抗命，这个罪名说有多大就有多大，弄不好还得挨中央军的揍。
正在彷徨无计之时，萧振瀛突然发现并抓住了一个机会。
在“何梅协定”签订之后，中央军被迫撤出华北，北平城的防守因此变得十分空虚。
日本人不便直接动手，但他们可以利用那些“失意的军阀政客”生事捣乱。于是，在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撺掇和怂恿下，便发生了所谓“正义自治军”叛乱事件。
当时平叛的是城外的东北军，可是东北军实力有限，军纪也不好，这让人始终放心不下。
萧振瀛见此，急忙提出建议，表示二十九军愿意调兵防守北平。
当时何应钦已去南京，负责留守的人一听喜上眉梢。长城抗战，二十九军一战成名，绝对是一支声誉极佳的劲旅，正求之而不得啊。
得到对方的同意后，萧振瀛立即打电话，星夜调兵入卫北平。
总算插进了一只脚，可撤军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仍不断地催促第二十九军南下。
看来汪精卫跟我们不是一边儿的，也只会跟黄郛一样“卖国”。萧振瀛转而找蒋介石，以“拱卫华北”为名请求让第二十九军继续留驻。
没有想到，从华北撤出第二十九军，原本就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共同之策。除了拿空话敷衍，萧振瀛什么也没能得到。
以前屡试不爽的纵横术再次遭到挫折，生意做不下去了，一贯自信的萧振瀛开始变得绝望无比。
按照行政院命令，二十九军在撤出华北之后，必须参加南下“剿匪”，并且很有可能会在“剿”的过程中拼得一干二净，一想到这里，萧振瀛就感到不寒而栗。
此时有客来访。
这也是个到处混事的主，他问萧振瀛：你们二十九军想不想在华北继续待下去？
当然想啊，傻瓜才会不想。
那么附耳过来。
听罢，萧振瀛的脸色变了。
来人说：为今之计，只有搭上日本人这条线，二十九军才能留在华北，并把位子坐稳当。
眼前可能是杯藏了毒的酒，但为了让二十九军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不喝看来也是不行了。
萧振瀛一咬牙，一跺脚：那我就去见他一见。
见到的人是土肥原，作为“土匪的源头”，他一直在华北播撒祸患的种子。
起先气氛尴尬，因为大家都知道，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砍过日军的脑袋。
萧振瀛在国人之间纵横惯了，但纵横日本人还是头一回。
他侃侃而谈：二十九军虽然跟你们打过仗，但是各为其国，我们之间并无私仇。现在签了停战协定，就应该化敌为友。
你们先前找黄郛谈判，那是找错对象了。黄郛，一光杆政客耳，他能做什么主呢，就是他答应了，我们军人不答应，原来答应的还是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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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土匪的源头”，土肥原是“华北自治运动”的幕后策划者
土肥原承认萧振瀛说得没错。
虽然赶走黄郛，但“失意的军阀政客”里面又挑不出中用的，好不容易搞次叛乱，还被一下摆平了，所以他也很是着急。
萧振瀛说：你们要谈判，找我们啊！
我们手上有枪，我们答应了，就能算数。
土肥原眼前一亮，那行，只要你们不反对日本，就可长驻华北，而且我们日本会支持宋哲元。
土肥原代表的是日本军部，有了这条线，宋哲元变得有恃无恐，蒋介石毫无办法，只得解除了调二十九军南下的命令。
1935年8月28日，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接替张学良成为华北第一诸侯。
蒋介石在看到第二十九军欲挟日以自重后，迅速指示外交部与日本驻华大使接触，想夺回华北问题的对日谈判权。
第二十九军所恃者，就是能够与日本人谈判。土肥原们都是很现实的，他们能逐黄郛而交二十九军，难道就不会在获利之后，再次抛弃二十九军？
纵横大师萧振瀛再施纵横术，他跑去当着面问土肥原：你们日本是军人做主，还是外交做主？
土肥原听说外务省横插一杠子，果然大为气恼。华北是我们军人流血流汗打下的，玩嘴皮子的却想来抢功，做梦！
立即报告军部，后者也马上向外务省施加压力，军部发了火，外务省连个屁都不敢放，结果日本驻华大使被召回国，南京外交部连谈判的人都找不到了。
事已至此，蒋介石只得派特使去北平和宋哲元摊牌。
宋哲元托病不出，萧振瀛出面谈判。
特使问：华北处境很是困难，今后对日外交由谁负责？
萧振瀛回答：只要二十九军在华北一天，我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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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一二·九运动
黄郛有一个已经撤销的政整会，宋哲元要做华北的No.1，就必须成立新的机构，这就是政委会。
政委会实际上是个半独立政权。风声一经传出，遭到了华北各界舆论的强烈反对，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一个星期之后，北平又经历了同样规模的示威游行，使得政委会的“开张之喜”不得不一再延期。
1935年12月18日，政委会正式宣告成立，宋哲元任委员长。从此，华北又恢复到了以前地方派系拥兵自守的局面，只是姓张的换成了姓宋的而已。
逆取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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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振瀛“拥宋主冀”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二十九军控制华北的第一功臣，与此同时，他必须继黄郛之后肩负起对日外交之责。
作为宋哲元手下的第一谋臣，萧振瀛深知可马上夺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因此他重新定下了“逆取顺守”的策略。
对于被称为中央的南京政府，之前利用日本，是为了迫其就范，可谓之“逆取”。但在“逆取”成功之后，却不能再窝里斗，而要“顺守”，因为只有背靠“中央”这棵大树，第二十九军才有真正的实力对付日本。
当时在北方，除华北之外，日本人还在推动“内蒙工作”，竭力拉拢内蒙古的德王独立，而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之后，连华北都稳定不住，对内蒙古就更难顾及。
萧振瀛便设想了一个蒙察联盟的方案，以劝德王悬崖勒马。
他写了一封信给德王，约对方到北平商谈，但是后者正处于动摇之中，怕遭到暗算，不敢来，希望萧振瀛先去百灵庙。
宋哲元召集众将一起商议，都觉得还是不去为好。
想那德王被日本人利用，必定心怀鬼胎，而且他至今态度仍不明朗，贸然前去，如入虎穴，太危险了。
萧振瀛说，我去！
内察靠近我们察哈尔防区，第二十九军陈兵境上，怕他怎的。若是他依从联盟，还则罢了，万一不从，我必“挟之以归”，把他给活捉回来，到时大军横扫内蒙古，易如反掌。
唯勇士方能有此豪气，连身经百战的宋哲元及其武将们都被打动了，纷纷“壮其言”。
萧振瀛立即带上卫士，到百灵庙与德王相见。
此行果然非常成功，不仅促成了蒙察联盟的签订，宋哲元、萧振瀛还与德王八拜结交，成了兄弟。
在绥远抗战之前，内蒙古就以这样的方式暂时平定下来。
萧振瀛专门敦请蒋介石北巡，内蒙古的德王、云王，华北宋哲元，山西阎锡山均至山西大同晋见蒋介石，表示服从中央。
这是当时萧振瀛为了“顺守”，在内部团结华北群雄而走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棋，也因此得到了蒋介石的进一步欣赏和认同。
在华北，萧振瀛则需面对面地对付日本人。
这个世界上，大家都在用，不是你用我，就是我用你，关键是得看谁利用谁。
毫无疑问，萧振瀛利用了日本人，可是利用完之后，却绝不能真的躺到日本人的怀里去，否则，就要被其所用了。
千万得记住，第二十九军是以抗日起家的，这是立身之本。一旦做了汉奸，必定遗臭万年，子孙后代都要跟着挨骂。不仅如此，日本人还会看不起你，认为你贱，可以“任意狎侮”，到时将穷于应付，里外不是人。
所以只可表面应付，绝不能真当汉奸。
萧振瀛和黄郛，曾是政坛上的一对死敌，如今却殊途同归，要为同一件事而在华北苦战到底了。
萧振瀛的一大特长，就是惯于在人际交往中做手脚。他在平津两地不时举办宴会，把那些日本特务和武官都请过来做客。
先吃，吃得个个脑满肠肥，再喝，喝得人人晕晕乎乎，不知西东。吃完喝完之后，还送礼，没一个空着手走的。
日本人也是人，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私下要价时就不太好意思逼人太甚了，而萧振瀛就利用你欠他这种心理，不断地跟你拖，跟你绕，缠来绕去，就是不给你个准信。
这就叫花小钱，得大便宜。
土肥原是华北日本特务的头，二十九军谈判的主要对手，当然是萧振瀛重点争取的目标。
于是，萧振瀛便和土肥原做起了“哥们儿”，除了没有换帖做兄弟，两人什么亲热来什么，他甚至还把有自己题款的字画送给对方作纪念。
然而土肥原这家伙着实够奸，一不留神经常会钻你的空子。
二十九军要驻防天津，华北“驻屯军”竟然不许他们通过。萧振瀛便毫不客气地打了个电话给土肥原：你们不是说要亲善吗，怎么这样不讲道理，竟然拦阻我们接防？这事你得给我办好。
土肥原说，这次我帮你忙，不过下次如果我有事，你也得帮我个忙。
萧振瀛急于让二十九军驻防天津，便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只要这次事情办成，以后的事好商量。
土肥原给军部打了电话，经过他的疏通，二十九军顺利进入了天津。
过后土肥原却把萧振瀛叫到机关部，拿出一张写好的文件让他签字。
萧振瀛低头一瞧，这条件怎么可能答应呢，而且事前根本没有商量，不成，不成。
不管土肥原使尽什么办法，软磨硬泡，萧振瀛就是不肯签字。
土肥原喘了口气，忽然问萧振瀛：你知道我的身份吗？
萧振瀛哑然失笑，咱们这么要好，我连这个还会不知道吗。
土肥原却一点笑意没有，反而做一脸深沉状：不，你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知道。
我就是传说中日本武士的后代。
萧振瀛饶有兴致：哦，不错。
土肥原来劲了。
我们大日本武士有一个规矩，那就是：一旦失败将切腹自杀。
现在你不肯答应我的条件，我就没有办法回去交代，只有履行武士道精神，朝自己肚子上划十字了。
萧振瀛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土兄，其实一直以来，我也有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呢？
我立志要成为一个中国的武士，而我们中国武士的精神就是：不成功便成仁。
说着话，萧振瀛刷地从身上拔出手枪，大叫道：要是我接受了你的条件，我就失败了，只有自杀一途。
土肥原没想到对方会说出这样的话，反而愣住了，赶紧劝萧振瀛把枪放下。
这回轮到萧振瀛来劲了。
为什么要放呢？不能放。
你不让我自杀，那咱们就来“他杀”。你开枪打我，我也开枪打你。记住，你的枪法一定要准一些才好。
现在我来数数，一，二，三……
土肥原吓得魂飞魄散，忙赔不是，打圆场：事情不致如此，不致如此，我们可以慢慢再商量。
可以“慢慢商量”就好，萧振瀛收回了枪。
接下来他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动作，又把土肥原给彻底雷倒了。
萧振瀛哭了，而且还是大哭。
搂住土肥原，眼泪鼻涕擦了他一身。
土兄，你怎知道萧某之苦楚哦。
“商量”条件，变成了萧振瀛漫无边际，滔滔不绝的“诉苦会”。
此后，只要土肥原一提到他的那些条件，萧振瀛二话不说，就是大哭，哭得昏天黑地，哭得鬼愁神悲，哭得对面的土肥原呆若木鸡。
当时很多人都看出来了，萧振瀛在这里套用的是《三国演义》中刘皇叔曾经用过的那一招。
大家看三国，可能觉得刘备很窝囊，什么都不会，文不能提笔，武不能上阵，就会哭。
可你知道吗，人家那江山就是哭出来的。不会哭或不肯哭的能人多了，最后却都心甘情愿，排着队跟他干，而且一个比一个忠心，你还能再小看这一哭吗。
正是：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想做强人就得去多流眼泪。
作为“中国通”，土肥原哪能不知道这点典故，可知道又能如何，你还能当着面指责这位悲从中来的“老朋友”是假哭不成？
土肥原呆了半晌，也哭了：萧先生，你总得让我对政府有个说法呀。
萧振瀛抹了抹自己的眼泪，站起来拍拍土肥原小朋友的肩膀：别哭别哭，我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
土肥原没有办法，只好放萧振瀛先回去。
经过这一回合的较量，连土肥原也不禁发出感慨：萧振瀛真是“胆大如斗”。
这是在我的地盘，他竟然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掏枪就掏枪，这样的人，太难搞了。
私下不行，就到正式谈判上去给你好看。
机关部的那一幕，对于萧振瀛来说，就是演场事先没有经过排练的戏。但是这场戏演得着实有些惊心动魄，而土肥原那种狗急跳墙，蛮不讲理的样子，也让萧振瀛直到回家后，仍气得脸色煞白。
他看得出，土肥原已经有些急了，今天的样子分明是图穷匕首见的表示。
马上要进行正式谈判，而这是萧振瀛的弱项。
萧振瀛不是黄郛，他本人对谈判准则、程序内容这些形而上的东西确实不太精通。
怎么办，必须拉郎配。
萧振瀛找到的搭档是同为二十九军军师的秦德纯，不过秦德纯在以前的谈判中曾失过手，现在仍有心理阴影，非常害怕上谈判桌。
萧振瀛说，你别怕，我给你撑着，保险没事。
正式谈判开始，一方代表是土肥原，另一方代表是秦德纯，萧振瀛只是旁听。
谈着谈着，果然谈不下去了，或是土肥原强迫秦德纯接受他的要求，或是秦德纯一时找不到什么好词进行回绝，这时候就轮到萧振瀛上了。
他一上来，不说别的，就是对“老朋友”土肥原的响应——没错，讲得好，十分好。
究竟好在哪儿？
谁知道呢！
可我就是爱听，而且“拥护”。
萧振瀛的尺度把握得恰到好处：反正我又不是正式的谈判代表，怎么胡说都行，就当消遣消遣你吧。
等他废话完了，秦德纯也休息够了，想好句子接茬再上，跟土肥原打疲劳战。
此即以口号对口号。实际上就是秦萧二人唱双簧，一硬一软，把土肥原弄得云里雾里，搞不清对方的真实状况和态度，而萧振瀛也就达到了敷衍拖拉的目的。
这种谈判多了，原来胖墩墩的土肥原就真的要有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危险了。
由于土肥原的“华北工作”难以取得进展，军部十分不满，只好把土肥原调回国。
萧振瀛送君千里，还特地给土肥原办了个告别宴会。
厚黑学
?
土肥原刚走，板垣来访。
如今的板垣早已今非昔比。当年这哥们儿由于在天津搞“地下工作”没有成绩，结果挂了一个虚衔，跑到国外去转了两圈。未曾想重回关东军司令部后却否极泰来，竟然无功受禄，接替回国的冈村宁次，当上了关东军副参谋长。
看来九一八的光环还真能受用一辈子啊。
自己的老伙伴土肥原在华北遇到坎过不去，他为此着急起来。
要不，还是我亲自来试试。
连关东军副参谋长都出动了，宋哲元免不了有些紧张，赶紧向身边的军师讨计。
萧振瀛很镇定。
不用慌，板垣这家伙估计还是来探路的，他屁股后面绝不会真的跟来一大群鬼子兵。
他的对策是，先让宋哲元亲自跟板垣接触，摸清对方的路数再说。
板垣来了。
先请他吃饭。吃完饭，按照事先的约定，萧振瀛一抹嘴，撤了场。
屋里就剩下了宋哲元和板垣两个人。
板垣君，有什么心里话，你就照直对我说吧，反正也没外人，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板垣一路上想了很多歪点子，翻来覆去考虑怎么把“那话儿”表达出来，想得脑袋都疼了。他根本没想到宋哲元会如此爽快，这么痛痛快快地急着要跟自己“交心”了。
那我还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当下，板垣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把要华北完全独立，以及举兵反蒋这些事情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宋哲元。
宋哲元听完后却未做任何表示。
天太晚了，早点将息吧。我们明天再聊。
毫无疑问，板垣做了一晚的好梦。
第二天，萧振瀛来了，也请板垣吃饭。
呵呵，这好事，那真是一桩接着一桩，嘴巴都没有闲着的时候。
板垣所不知道的是，他马上就要开始做噩梦了。
“厚黑教主”李宗吾在“偏锋诡道”中言，厚黑之法，当以厚在前，黑则继之，如此可尽收全功。萧振瀛若在川中，真可继教主之衣钵矣。
他给宋哲元安排的角色就是“厚”，厚着脸皮把对方的心里话都掏出来，然后厚着脸皮装聋作哑，就当没听见一样。
现在板垣的所思所想，都已看得清清楚楚，接下来萧振瀛就要自己扮演“黑”，给板垣拍拍惊堂木，看他会如何反应。
酒席宴前，照中国人的规矩，萧振瀛请对方首先来说道说道。板垣这个“中国通”自然也要入乡随俗，假意推辞一番。
好，你既然假客气，那客随主便，我就先说吧。
萧振瀛话一出口，板垣就呆住了。
他说的是：日本长久不了。
要是在公开场合，板垣没准就得跳起来：你敢如此冒犯我们大日本帝国，疯了不成。
可这是在人家家里，他是客人，板垣就是再有气，也只能放在肚子里，还得装作很认真很谦虚的样子继续听对方编排下去。
萧振瀛胸有成竹：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中日两国，要是真正平等合作，双雄出击，全世界都不在话下。
可是你们日本想不到这么远，真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你们的想法，就是想打中国的主意，然而这是“舍远图而近私利”。试问，中国就这么好弄吗？非也。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振瀛的眼睛逼视着板垣的眼睛，那意思，精彩地方就要到了，快鼓掌啊。
板垣很无奈，只好强装笑脸，点了点头，算是认同。
萧振瀛继续发挥，开始下猛药了。
“贵国”嘴上说得是好听，今天亲善，明天合作，可事实如何呢？
今日掠一城，明日削一地！
告诉你板垣君，这样做很危险啊。
你还千万别听错了，我说的不是我们危险，而是你们危险。
我们中国泱泱大国，有四万万人，地方又这么大，进可攻，退可守，岂容轻侮。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危险，还安全得很。
萧振瀛瞥了一眼板垣，这兄弟仍在强作镇定，但脸上的某几根筋已经一跳一跳的了。
我还没说完呢。
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边上虎视眈眈。我们争来夺去，他必收渔人之利，到时候，啧啧，你们日本真可怜啊。
我相信，现在有一句话足可以概括板垣的心情，那就是：出离愤怒。
敢情我们日本就这么软蛋，给你和苏联两个如此扯吧扯吧当点心是吧？
没等板垣发作，萧振瀛却话锋一转，又描绘起了另外一个“远景”：中日如果能“真正”合作会怎么样。
按照山人的估计，欧洲战场肯定要打起来，而且我告诉你，很快，不出三年。那些洋鬼子们一打，苏联能不参战吗？
那时节就热闹了，等他们疲惫不堪之时，我们就来个合作。往北边，你打西伯利亚，我打贝加尔湖，然后会师乌拉尔山，把个苏联像蛋糕一样分掉。往南边，你打菲律宾，我打缅甸，解放亚洲被殖民的土地。
你看，这样多好，你可以继续做你称霸全球的美梦，执世界牛耳，而我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帮你的忙，岂不爽哉。
一番海阔天空，无远弗届的老牛吹下来，把个板垣吹得一愣一愣的，都晕了。
其实萧振瀛不过是再次复制了《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的片断：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
那所谓天下，不过是我们两个操持操持的。
板垣当然不会上当，在他眼里，中国包括华北，仅仅是他砧板上的一块肉，怎么可能跟你一道来“煮酒”呢。
但是表面上，他还得作出“亲善”的样子，不能当着面就说出“一块肉”之类的话。
板垣能做的，就是言不由衷地称赞：萧先生立论精辟。
坐了半天，板垣一无所得，只能在下面乖乖地当学生，连吃饭的胃口都没有了。
该他讲了。
本来是想说“华北独立”的，但被萧振瀛在前面一堵，不得不硬生生地从喉咙里倒咽回去。
那就说说反蒋的那些事吧。
可是看萧振瀛那架势，还不能正大光明地说出来。板垣只得换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口气，反过来问萧振瀛：你们的“蒋委员长”在中国的地位如何？
萧振瀛毫不犹豫，斩钉截铁：他是领袖，是核心！
板垣再也无话可说了。
他的气势已经完全被对方压住，纵使吃了败仗，也还得向对方敬酒，说上两句“萧先生气壮山河”的话。
“萧先生气壮山河”的结果，就是把“板先生”给气跑了。
领导总是更有水平，大家一向都这么认为，可是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
板垣还不如土肥原呢。
虽然都是靠嘴吃饭，但板垣和土肥原这师兄弟都不是萧振瀛的对手，从他身上也讨不着半点便宜，这使恨不得华北一朝变天的日本政府更加浮躁起来。
反间计
?
1936年3月7日，松室孝良接替土肥原，任华北特务机关机关长。
松室是一个以华治华论者。他到达华北后，吸取土肥原的教训，开始采用“反间计”。
随着他的到来，“华北自治”高潮席卷而至。它的核心就是：离间蒋宋，使中国出现新的南北分治。
在萧振瀛的坚持下，宋哲元在“反蒋”这个问题上一直还是把持得住的，特别是从板垣那里，他也了解到这其实是日方为了使“华北独立”所制定的一个分化策略。但知道是一回事，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很快，他就和南京政府产生了矛盾。
在探知这一情况之后，松室立刻高兴起来：中国人又要内斗了，快去添把火。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找到宋哲元，说要帮第二十九军组建机械化师，还要派日本教官和顾问，协助训练军队。
所有武器和钱都不要你掏腰包，全部由我们来。
宋哲元眼睛都瞪圆了，天上掉馅饼了，还有这种好事。
转念一想，赶紧收敛心神：唉，我要这么多把枪干什么呢？又不打仗。
多田骏截住他的话头：为什么不打，给你武器就是让你打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宋委员长”（政委会委员长）有天子之资，所以你绝不能浪费，应该去武力统一中国。
如果你准备这么去做，我们日本不仅提供武器和教练，还会直接派“皇军”进行配合作战。
宋哲元心动了。
自古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做华北的老大哪有做全国的老大威风！
多田骏的这番话只不过是松室抛出的一个饵，试探宋哲元的动静，在发现对方意有所动后，他便亲自出马了。
?
多田骏（中）时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
双方连着密谈三天。
在谈话中，他提到了一个过往的风云人物——张作霖。
松室说，以前的张大帅你知道吧，他那时候在东北的情况就跟你如今在华北的样子差不多。
张大帅是靠什么发达的呢？不用说，就是和我们日本合作。
后来怎么样，你也清楚，他打到北京，统一中国了。
现在让我们帮你一把，也给你圆这样一个梦，好不好？
话说到这里，宋哲元内心的激烈斗争可想而知。
虽然表面上转了型，究其实质，宋哲元不过还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智慧和远见的行武之人。渐渐地，他的心眼儿就活转开了。
可是光他自己动心还不行，必须“聚义亭”的兄弟都赞成才好，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如今实际的二把手、军师萧振瀛。
萧振瀛坚决反对。
现在天下大势不比从前，是做民族英雄的时代，再在自己家里称王称霸是不得人心的。这不过是日本人用的奸计而已。
宋哲元颇不以为然：你是东北人，先前张作霖不也跟日本人合作，才入主中原的吗。
萧振瀛一听急了。
此言大谬矣。依萧某看来，张作霖何曾真心跟日本人搞过合作？
日本人企图不打招呼地搞突然行动，他就派兵把日本领事馆给包围了起来；逼着他答应修铁路，他就自己加班加点筑铁路，有好几条还与日本计划修筑的线路呈平行线。
就这样，日本人还拿他没办法，这才是英雄之举啊。
现在日本“所谓助我”，不过是要我们做石敬瑭、吴三桂。如果我们真的听信他们的话，其下场必与石、吴无异。
说到这里的时候，萧振瀛已经把事情摆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那意思，如果你宋哲元执意如此，那你就是民国版的石敬瑭、吴三桂。
宋哲元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不由得脱口而出：这些都是他们自愿给的，我又没求着他们。
这是想方设法地要把双方的话题从“汉奸”这个方面往外引。
萧振瀛却异常执著：那你说，这些教官和顾问，还有日军从旁协助，算怎么回事，到时候我们二十九军又算什么？日军的附庸？炮灰？
最后他不惜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如果你硬要如此，不仅全国会反对，二十九军将士也不会答应。
宋哲元闻言色变。
因为后面那句话是他格外在意的。
事实上，松室在酝酿“离间蒋宋”的同时，还暗藏了另一个更恶毒的阴谋——离间萧宋。
从土肥原离开华北的那一刻起，萧振瀛就已经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成了他们眼中最大的危险人物。松室很清楚，要想在土肥原的基础上干出“成绩”来，搬掉萧振瀛这块大石头是首要之选。
多田骏在跟宋哲元谈话时，就附带了一个条件：你身边的那个萧振瀛是奸细，是蒋介石放在二十九军中的代理。这个人必须将他弄出华北。
松室说得更是直白：萧振瀛就是要跟你争权，我帮助你“天下争雄”，关乎你的前途。你如果越做越大，萧振瀛一定会感到有威胁，所以我敢断定，他是不会同意这个方案的。
宋哲元表面上说，怎么可能呢，萧振瀛是我的手足兄弟啊，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
可这样的话听多了，心里也不由得犯起了嘀咕，不过碍于萧振瀛此时在二十九军中的地位，知道就算想把萧赶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所以一再说“容从长计议”。
现在听萧振瀛论及“二十九军将士也不会答应”，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二十九军会跟你姓萧的走不成？
宋哲元自此就犯下了一个心病，但他虽是武人，却并不是一个粗人，何况萧振瀛说的话也确实有些道理，他便把这件事给暂时搁下了。
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开了头，就不可能结束。
不久，又有人从旁吹风了。这个人叫齐燮元。
组建政委会时，宋哲元和萧振瀛便仿照黄郛的政整会，将一批亲日的汉奸文人都收容进来，但这主要是为了跟日本人打交道，采取的是既不倚重，又不得罪的办法，每人给个虚职，以防止他们捣乱。
日本人非常希望能把齐燮元塞进政委会，但遭到萧振瀛的强烈反对。
萧振瀛一再向宋哲元直谏：日本人最高兴齐燮元入阁，这家伙一向都是个成天把反蒋放在嘴上，希图自利的小人，若我们果真把他给召进来，无异于开门揖盗。
齐燮元终究还是没能当成政委会委员。他对萧振瀛当然是又嫉又恨，而小人一旦行动起来，手脚也总是不慢。
他察觉到宋哲元对萧振瀛已有猜忌心理，便故意对宋哲元暗示：你想知道萧振瀛究竟是忠于你，还是忠于蒋介石吗？
宋哲元不吱声。
齐燮元的声音越变越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看他究竟拥蒋还是倒蒋。
这个测试的机会很快就到了。
对于反蒋，外面有日本人怂恿，里面还有国人相邀。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不停地派说客到华北，约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一道造蒋介石的反。
眼见得反蒋已成气候，宋哲元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他电召萧振瀛赴北平相商。
在萧振瀛到来之前，二十九军高层已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该“反”。宋哲元也希望能从首席谋士兼二把手的口中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干吧。
可是萧振瀛仍然是那句：“何故至此”——为什么我们非要反蒋呢？
宋哲元耐住性子。
你说不让日本人派顾问，他们现在也答应不派了，就只提供武器和钱粮，难道这也不行？
两广那边都在准备讨蒋，就连我们旁边的韩复榘，据我所知，也在着手准备。
时不我待啊，兄弟，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不同意反蒋了。
萧振瀛还是坚持原来的说法：拥蒋抗日，是唯一前途。
如果二十九军参与内战，我就死在大家面前！
宋哲元再也忍不住了。
好啊，齐燮元说得真是一点没错，看来你还是忠于蒋介石，一试就试出来了。
他气呼呼地对萧振瀛说：我是二十九军的军长，除了你不听我的话，谁还敢不听？难怪了，有人说你不听我的，就听那个姓蒋的。
此时二十九军将领都在场。
宋哲元话音刚落，众人的眼神都齐刷刷地聚焦到了萧振瀛身上。
萧振瀛未料宋哲元会出此言，一时惊骇莫名。
此时此地，还有什么能帮自己辩白吗？
只有一死，以全弟兄之义。
萧振瀛拔出手枪，要给自己来一下。
宋哲元没想到对方会动真格的，赶紧上前一步，把手枪夺下。
事情弄到这一步，萧振瀛完全没有想到。他哭了，是那种感觉受了冤屈，痛心疾首的哭，也是一种半真半假，不得已而为之的哭。
因为他已被宋哲元逼得没了退路。宋哲元的那句话无异于是在指责他不忠不义。
对宋，只听蒋介石不听“主公”，自然是不忠。
对其他兄弟，背叛团体做“叛徒”，胳膊肘往外拐，那更是要人神共愤的。
他萧振瀛出入江湖，口若悬河，纵横南北，凭的不就是忠义二字吗？
所以他一定得以死明志，倘若不成，也一定得哭，而且得大哭。
这个眼泪，他本来是给土肥原、松室们预备的，可是面对内部重重的怀疑和倾轧，不流，行吗？
宋哲元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的话的确过重了一些，毕竟对方曾经竭力拥戴过他，如无萧振瀛，何以有他今天这样的地位。
好吧，明天继续研究。
第二天，宋哲元转换了一下策略，打起了“爱国牌”。
宋哲元说，现在外患危急，我们再不从众讨蒋，必将身死国灭。
萧振瀛第一个站起发言，又是不同意。
你都说了，外患危急，怎么还能自己人打自己人呢，要这样的话，倒真的可能身死国灭，那才会为天下笑。
我们要救国，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拥蒋抗日。否则，将羞见祖宗于地下。
萧振瀛越说越伤心，越说越委屈，眼泪又落了下来。
底下诸将，有的是被萧振瀛的话所打动，有的则是从兄弟情分上同情萧振瀛，意见开始都倾向于萧的一边。但他们又不能公开驳宋哲元的面子，于是也只好跟着哭起来。
一时间，偌大一间会议室，几乎变成了幼稚园。大男人们一个个返老还童，哭哭啼啼。
会开不下去了。宋哲元的眉头皱成一堆：行了行了，都别哭了，这件事改天再说吧。
实际上，他很清楚，由自己出头，“反蒋自雄”、“武力统一”就此泡汤了。
因为萧振瀛，“华北自治”高潮刚刚掀起，就落了一半。
松室心里纠结得要命，眼看大计将成，没想到姓萧的会从中作梗，活生生地就把好事给搅黄了。
看来这个萧振瀛确实是帝国在华北利益的死敌，不把他赶走，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好在萧宋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缝，剩下的就是再添两把火。
松室要由离间萧宋，发展到借宋驱萧。
在他的暗中运作下，有关萧振瀛的谣言一时间铺天盖地。
宋哲元听到的是：别看你贵为委员长，其实外面只知有萧，不知有宋。千万当心大权旁落啊，要知道这个姓萧的靠着有蒋介石做后台，野心可大得很，将来恐不可制。
能拿出来作为佐证的一个事例就是：萧振瀛在二十九军，不光和师长拜把兄弟，连一般旅长他都要结纳。
其实萧振瀛本来就以善打交道出名，这也是他的长项，先前宋哲元并不以为意，甚至认为这是帮自己巩固军心的一个办法。
然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在宋哲元看来，萧振瀛无疑是处心积虑在抓军权——如果二十九军的将领尽被他姓萧的收为兄弟，那这支军队就真的要跟着他走了。
流言亦可杀人，就这么貌似简单的一句话，已经把萧振瀛推到悬崖边上去了。
还有呢？
有人又给宋哲元送上私房话：萧振瀛给他老娘做寿，比你老人家为母做寿的规格还高，排场大得很。这还有没有一点为臣之心，他究竟想干什么？
宋哲元对萧振瀛的看法和成见越来越深，尽快解决这位“潜在之敌”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
但是，他一直下不了手。
不光是兄弟感情，还有实利使然。
在二十九军的八兄弟之中，萧振瀛其实并无军权，说穿了，他就靠一张嘴皮子吃饭。真正能让宋哲元感到威胁的，尚另有其人——曾经的“二头儿”张自忠。
二十九军未建立之前，张自忠的实力就比宋哲元强，在此之后，前者也牢牢地掌握着部队，而他的那个师又称得上是二十九军中最强悍的一个师。
靠拿枪起家的人，最怕的还是拿枪的。宋哲元不是没有想过办法，他想的办法就是拉刘汝明。
可是刘汝明在老西北军中的资历，几与宋哲元相当，而且他和秦德纯一样，原本都不属于“八兄弟”，是中原大战后被逼急了没办法，才临时投到宋哲元下面来的。
在二十九军，刘汝明开始还夹着一点尾巴，后来成为师长，在长城罗文峪一战成名后，便明显有些倚老卖老。尽管宋哲元平时有意识地对之进行偏袒和拉拢，但刘汝明仍时有不服从其调遣的情况发生，你要靠他去阻挡张自忠的强势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两次商议“从众反蒋”，张自忠虽未明说，但他跟着萧振瀛“大哭”，毫无疑义就是一种宣示。这也是宋哲元最终只能选择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还是看张自忠的态度。
张自忠本来是站在萧振瀛这一边的，不过一件事情使他改变了看法，终于站到了萧振瀛的对立面。
当然还是因为利益。
早在晋东练兵的时候，为了不使底下的带兵之将产生纠纷，萧振瀛征得宋哲元的同意，对四个带兵之将如何“分果果”有过约定，那就是各师编制得按顺序“排座”。
今后不管是谁，也不管他的功劳有多大，都得按“张冯赵刘”依次来，从大到小，谁也不许插队。
开始因为总的家底不厚，就算多也多不出多少，四人对此都没什么异议。可是到北平后就不一样了，要说多，那就不是多出一点点，立刻会造成彼此实力的很大差距，这样就没人肯让了。
张自忠每次都要“多”，编制要多，兵员也要多，“冯赵刘”自然很不开心。
他们自己不愿意做这个恶人。一想，萧振瀛是当年“分果果”规则的制定者，应该让他来说。
于是刘汝明找到萧振瀛，说张自忠这样做太过分了，我们都有想法。你是军师，应该帮我们向宋哲元提出来。
萧振瀛便在宋哲元召集的师长会议上，提出了四个师应当同样编制的主张，宋哲元本来就不愿看到张自忠因此坐大，自然乐得点头应允。
张自忠失望之余，十分愤怒。
怒宋也怒萧，尤其更怒萧。
当初，让我做“二头儿”的是你，制定“分果果”规则的也是你，到头来，原来不过是拿我寻开心罢了。
自此，驱萧的名单中，除宋之外，又多出了一个张。
聪明的萧振瀛，对此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但对于这种来自于结义兄弟的算计，除了感到痛心之至外，他又能如何呢。
说白了，在中国这个兄弟之国，“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成为了一个铁则。所谓兄弟，不管曾经如何山盟海誓，情比金坚，最后大抵都要走上这条路。
对二十九军的内讧，松室乐还乐不过来呢。他一个眼色递过去，汉奸便在天津附近炸掉了一段铁路。
松室找上门来，提出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萧振瀛应对铁路被毁负有责任，必须离开华北。
宋哲元召开内部会议，讨论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萧振瀛从与会者的眼神和表情中都能看出来，他已经被无情地抛弃了。
这个团体已经不再需要他，不再需要他的谋略、他的口才、他的人缘。
好吧，我辞职。
照例，形式主义还是要过一过的。
打了辞职报告上去，蒋介石吃了一惊。
为了第二十九军，萧振瀛曾经“挟日自重”，乃至“拥宋主冀”，这些都曾造成老蒋相当被动，一度也产生过“拉宋驱萧”的念头，然而萧振瀛之后的一番举动，终于让他看出了萧振瀛的大局观和不可替代。
黄郛之后，正是因为有这个人在，自己才可以在华北少操点心。
蒋介石不肯批复萧振瀛的辞职报告，然而这已不是他能说得算了，反而越是这样，宋哲元越是心生疑窦。
南京政府派代表至北平，商议的结果，萧振瀛辞职，暂时移住北平香山。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
山居生活对爱说爱动的萧振瀛来说，实在有些郁闷。
突然有一天，宋哲元打电话来了，让他过去商议要事。
去了以后才知道，天下之势，或者说清楚一点，是反蒋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动向和变化。
这就是曾让病中的黄郛为之失态的两广事变。
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磨刀霍霍，打着抗日的旗号，要造蒋介石的反。
两广说客再次出动，在北方竭力游说宋哲元和韩复榘。
说客登门，宋哲元反蒋的心又收不住了。
现在我不做头，有人做头了，我参加一下，从中分一杯羹总可以吧。
韩复榘发来邀请，要与他会个面。
去！
反正现在萧振瀛等于被关了起来，也没人能拦得了他。
宋哲元和韩复榘商量了半天，决定先中立，装和事佬，看看情况，然后再加入讨蒋阵营。
他们联名给南京政府和两广分别发了一份电报，说你们讲归讲，千万不要动手啊。
话是挺好，但蒋介石从中听出了一番别样的味道。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我是中央，两广是地方，一上一下，给你们俩这么一劝，倒好像中央和地方可以平起平坐了，真是荒唐！
蒋介石回电斥责，脸色难看得要命。
宋哲元没吃到羊肉，却先惹了一身臊，又气又急。
到这时候，他便把萧振瀛喊了过去。
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朝自己的参谋长发了一通脾气，让后者到南京出趟差。
去干什么呢？
弄了个选择题给蒋老大填：A．我投降日本；B．我死；C．我走。
从A到B到C，反正都不是什么好选项。
把自己摆到如此难堪的地步，当然是为了向蒋介石示威。
那你“示”好了，何必把萧振瀛叫过来呢？
其实都是做给萧振瀛看的，因为现在的宋哲元在心思被蒋介石完全猜透后，已经进退维谷，他需要萧振瀛来帮他解围。
令人悲哀的地方在于，宋哲元已经完全把萧振瀛当做蒋介石的人了。
如今轮到他来求萧振瀛，可你要让他拉下脸来说软话，那是万万不能的，因此才有了上面这一场戏。
参谋长一走，戏段转场，秦德纯上来跑龙套了。
秦萧共事时间久，宋哲元认为让秦在场，气氛可以不致过分尴尬。
宋哲元的意思，现在情况很紧急了，你萧振瀛愿不愿意替我到蒋介石那里给说和说和，或者还有什么良策可以挽救不利局面。
先前，萧振瀛已经得知宋韩会晤并且联名发电报的事，再看看宋哲元那样子，真是紧急无疑了。此情此景，不仅没让他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快意，反而更加伤感。
我不是说过吗，拥蒋反蒋，犹如天堂地狱，决于一念之间。我们要保住华北，只能拥蒋抗日。
宋哲元默不作声。
在这位曾经的兄长，自己苦心辅佐过的主公面前，萧振瀛掏了心窝子。
当年我们刚刚进入北平的时候，有人说我帮你是为了投降日本人。听到这个传言后，我母亲连着两个月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弟弟也写了信来骂我。后来他们才知道我萧某是何等样人，绝不会做这等苟且之事。
现在如果我们棋错一着，真的中了日本人奸计，如何对得起他们。
说着说着，萧振瀛触景生情，流下泪来。宋哲元也落了泪。
可是眼前的局面如何收场呢？
当然还是要由萧振瀛出来应付。
秦德纯对萧振瀛说，这些天两广和山东特使一直来找宋哲元，特别是韩复榘派来的山东特使特别起劲，大概就是想让我们参加反蒋行动。
萧振瀛断然表示：我来挡住这些家伙。
他先对宋府看门的交代好，只要看到这些特使来，一律不予通报，更不许对方踏进门槛半步。
先让此辈吃吃闭门羹，杀杀锐气。
然后萧振瀛找到一个山东特使的熟人，请对方吃饭。
三杯两盏之后，他假装无意地说了一句：韩复榘那小子，一向是个军阀，做事根本不上路子，我们都很恨他，绝不容许其反蒋叛乱。
说者装作无心，听者显然有意。
这个熟人一回去，第一时间就把谈话内容“泄露”给了山东特使。
特使连宋哲元的面都没见着，正在纳闷呢，一听还有这种内幕，当下连北平都不敢多待，赶紧跑回山东。
韩复榘一听，怎么着，原来宋哲元跟蒋介石是一伙的啊。
他还骗我说要和我一道反蒋呢，到头来不过是一个诱人上当的阴谋。
好险，亏得及早发现。
韩复榘立刻先下手为强，发了个电报给蒋介石，说前面和宋哲元的那份联名电完全是宋一个人的意见。
我是没办法，才在上面署了个名，你老人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会同意他的主张。
在这之前，宋哲元对参与反蒋多多少少还抱有幻想，即使把萧振瀛喊来，也只是为了给自己在蒋介石那里打掩护，起到麻痹南京政府的目的。私底下，他仍然准备时机一到，就和韩复榘共同起事。
韩复榘发给蒋介石的这份电报，却着着实实给他脸上来了一下，让他知道所谓的“反蒋联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此后，无论是两广特使来访，还是陈济棠亲自打电报来问，宋哲元都再也不回复了。实际上至此之后，他再未轻易提过反蒋二字。
现在的萧振瀛，在更多方面与他曾经的死敌有了共鸣，他让人带信给蒋介石，建议对两广绝不可用兵，而应政治解决，否则的话，华北的情形很难说，到时南京政府可能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
萧振瀛与黄郛，一个野路子，一个正路子，然而他们在政治上却都富有远见卓识，二人之所以同样能在华北担负起外交御日的重任，并坚持很长时间，岂是偶然。
由于萧振瀛的再次出手，日本人鼓动的“华北自治”高潮至此已完全烟消云散，松室忙了半天，仍然只能无功而返。
然而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在萧振瀛帮助宋哲元摆平内忧外患后，后者却反而加重了对萧振瀛的疑虑。
很奇怪吗？一点不奇怪。
一直以来，我们都忽略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秦德纯。
如果把宋哲元比做刘备的话，萧秦二人大致可算作卧龙和凤雏，尤其萧振瀛，很多二十九军的老人都把他视为军中当仁不让的“诸葛亮”。
《三国演义》对卧龙和凤雏的真实关系毫不避讳，那就是凤雏常欲与卧龙争功。推荐他们俩的水镜先生说得没错，二者之中，得一可安天下。不过我还可以帮他老先生补上后面一句：若是得二，天下就要打架了。
庞统尚且难容孔明，何况总是被萧振瀛压着一头的秦德纯。偏偏萧秦二人性格完全相反，一个豪放大略，一个工于心计，一个刚烈，一个阴柔。在平时的相处中，大大咧咧的萧振瀛基本上是不提防秦德纯的，有什么话都会当着他的面讲，然而秦德纯却并非如此，最后通过他传到宋哲元耳中的，往往都是对萧振瀛的不利之词。
?
如果把宋哲元比做刘备，秦德纯就是他的凤雏
当时对萧振瀛的形象具有极大杀伤力，也使宋哲元对萧产生极度反感的一件事，便是萧振瀛为母祝寿，坊间传闻他的排场竟然超过宋的数倍，此事宋哲元始终耿耿于怀。
但据西北军元老闻承烈向人透露，其实这是秦德纯在其中大做了文章。
闻老久历人世风霜，一双老眼果然是雪亮透彻。
另外诸如“萧在军中，手头很大，跟将领们拜把子，拉关系”，以及萧振瀛“言过其实”等流言，除了松室、齐燮元之流不停煽风点火外，也同样少不了秦德纯的一份功劳。
作为身边亲信，秦德纯的话自然更容易为宋哲元所接受。
结果就是如此，萧振瀛的事情办得越成功，对同殿称臣的二军师秦德纯的威胁就越大，特别在萧“失宠”之后，秦更不容许萧有翻身的机会。
在国人性格深处，某些丑陋总是一再重复。
翻翻史书，其实我们从来都不缺智慧，只是这些智慧大多不是被放在治国理政、抗御外侮上，而是被大量地用在了给自己人下绊子上。
此非千古以来之悲耶！
萧振瀛有功不得赏，更不得用，真真假假为他抱屈的人就来了。
新任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亲自来到香山，陪着萧振瀛一住就是五天。
五天里，张自忠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宋哲元做得太过分了，我看不过去。等着，两个月之后，我要不让他滚蛋，就不姓张。
萧振瀛哭笑不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武人都喜欢学着政客搞计谋了。你张自忠的这一手，我会看不出来吗。无非就是要利用我萧振瀛，达到对付宋哲元的目的。
吃萧振瀛这碗饭的，要在春秋战国时那都是标准的纵横家，一般人在他们面前比划这个，纯属班门弄斧。
当着张自忠的面，却还不能这么说，萧振瀛只能拿早已过时的兄弟大义来推托。
大家都是兄弟，不能这样。为了国事，为了义气，我甘愿牺牲。
见萧振瀛“死不改悔”，张自忠又去串联冯治安和赵登禹，几个人秘密找到萧振瀛，吵吵着要推他为首，举兵倒宋。
萧振瀛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万万使不得。
不是说没有力量倒宋。事实上，当时萧振瀛只要愿意，倒宋是很有把握的。除了张、冯、赵之外，二十九军的骑兵部队都是原来的东北义勇军，那是当初萧振瀛招抚过来的，又是他的家乡子弟兵，只要他登高一呼，自会应者云集。那样的话，宋哲元是抵挡不住的。
可是如此一来，二十九军内部骨肉相残不说，更会引狼入室，使华北丧于日本人之手，而这是萧振瀛无论如何不愿意看到的。
鉴于继续留在华北处境尴尬，萧振瀛便以去京开会为由，向宋哲元辞行。临行之前，他流露出想留在南京的想法。可是宋哲元马上打消了他的这个念头。
不行，你不能留中央，甚至不能留在国内，只能出国。
潜台词就是，我无法用你，别人包括蒋介石也不可用。
此时的萧振瀛痛苦至极。也许他在内心里还曾寄望过宋哲元能挽留他，未曾料想对方不仅无此表示，还非要逐他出国不可。
二十九军，心血所铸成，到头来自己却被第一个鸟尽弓藏，扫地出门。这就是一切有功之臣的必然结局吗？
也罢，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无论欢笑还是眼泪，到最后或许全都会失去。
确实是我该走的时候了。
临行之前，萧振瀛唯一放不下的还是这支军队和华北之安危，尤其“举兵倒宋”一说令他后怕，所以他要最后给宋哲元留一个安内御外之策：
二十九军诸将，可令张自忠在前，刘汝明殿后，冯治安居中，如此应变，可保无忧。
这是萧振瀛苦思多日才设计出的一个用人方阵，也可以说是他留给宋哲元的最后一个“锦囊”。
二十九军的四个师长，以张自忠为最强，但他又有跟宋哲元别苗头的架势，因此不能放在身边，得让他顶到天津去做前锋。
刘汝明根本就不买宋哲元的账，你再怎么拉都没用，不如让他做后卫，最起码还可以保住一个察哈尔。
唯一可以重用的是冯治安！
当初二十九军建立时，冯治安本人并无一兵一卒，能一下子进入高层，是因为他过去在老西北军时曾对张自忠有保举之恩，后者要报恩，才向宋哲元鼎力推荐，也就是说，没有张自忠的面子，冯治安是做不了师长的。
这也是张自忠私下搞串联，打算造宋哲元的反时，冯治安不能加以推托的原因之一。
冯治安的弱点，就是他的腰杆始终不硬，只要把基本部队交给他掌握，再施之以恩，就能使之成为嫡系心腹。
你可以放心地让冯治安居中，今后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不说进，至少退还是有余地的。
最后还有一个赵登禹。
萧振瀛在他的安内策中并未提及如何安排赵登禹，不过这位华北第一军师其实是看得很明白的：稳住了冯治安，也就稳住了赵登禹。
因为赵登禹和冯治安的私下交情很好，长城抗战时，赵就是在冯的下面做旅长，冯不叛，他也不会叛。如此，宋哲元身边又可多出一个策应前后场的自由人。
虽然宋哲元当时还没想到萧振瀛的布局会影响那么长远，但他对张、冯、赵等部将“躁动不安”的情况已有所耳闻，而且也知道萧振瀛这么说并未掺杂私心杂念，全是为他着想，因此郑重地点了点头：都听你的。
萧振瀛很欣慰，这样就好，我们毕竟兄弟一场，如此我就放心了。
终于又听到了一声“兄弟”。
可是如今不是兄弟惜别，而是兄弟相逼，相逼之甚，竟不能容对方在海内有尺寸栖身之所。两人从此只能形同陌路，咫尺天涯。
还记得八拜结交时的山盟海誓吗？还记得二十九军初创时虽然艰苦卓绝，但你帮我扶、同甘共苦的情景吗？还记得一个曾是心腹手足（萧振瀛），一个曾是长兄骨肉（宋哲元）吗？
一切都是飞花，一切都是流水，一切都会成空，一切都不能作片刻的挽留。
奈何，奈何。
到了分手的最后时刻，萧振瀛无限眷恋地再次环顾了眼前熟悉的景物，在这里，他曾顽强苦斗，这里是他的家，是他的根基，然而现在只能挥手告别了。
何日君再来？
想到这里，萧振瀛再也控制不住激动的情绪，忽然泣不成声，一旁的宋哲元亦倍感伤心，呜呜地痛哭起来。
哭，对于他们来说都不是第一次，然而以这次最悲痛，最真实，也最震撼人心。
说离别，离别就在眼前。他们二人谁都不会想到，等到重新聚首见面的时候，世界已变得让他们自己都不可想象。
二十九军的很多老兵，特别是骑兵师的人后来都说，萧振瀛如果不走，听从张、冯、赵的话，是可以改变历史的，那样的话，华北和二十九军就会是另外一种处境了。因此，他们到今天都认为，萧振瀛的离开，是他本人历史上最大的错误。
然而伤心人总是别有怀抱，在那个时候，当事者又能有多少更好的选择呢。
第三章 大漠英雄
?
其实，对于萧振瀛被迫离开华北这个现实，连蒋介石都不能接受，却又无可奈何。
黄、萧都不在，华北今后麻烦了。
幸好，萧振瀛还留下了“锦囊”，又幸好，宋哲元照做了，而且效果立竿见影，二十九军内部得到暂时稳定，日本人无孔而入，又接着打起了绥远省的主意。
这就有了著名的百灵庙大捷。正是这个大捷，令黄郛在弥留之际仍激动不已。
斗智斗勇
?
百灵庙大捷的创造者是傅作义，字宜生，山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五期，时任绥远省主席。
傅作义的成名之作为涿州之战。
那还是在二次北伐的时候，当时傅作义带了一个师单兵突进，一举占领了北京西南的涿州。这在军事学上本来是一个出奇制胜的锁喉招数，既能切断奉军的南北联系，又可以直接威胁京津。无奈其他北伐部队不能配合，竟然都被张作霖给打退了，这样一来，反而把傅作义自己逼入了绝境。
张作霖调动重兵，在外面围了一重又一重，原以为城里的人一无援兵，二无供给，应该支持不了多久，谁知道傅作义特别能熬，一熬就是一百多天，奉军愣是攻不进去。最后还是阎锡山认为守无意义，授意他停战议和，涿州之战才得以结束。
?
傅作义以善守而出名，曾在被张作霖重兵包围下防守一百多天
从此之后，大家都知道了，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如果一定要进攻，最好还是离这位姓傅的远点，因为他的那张盾轻易是戳不破的。
到了长城抗战，傅作义又再次让日军领教了他善守的特点，他在牛栏山成功阻击并杀伤了铃木旅团，堪称长城抗战末期中国军队的少见佳作。
正是知道傅作义的厉害，所以日本人在攻之前，颇想使老傅不战而降。
来绥远招降的是板垣。
早在长城抗战前后，板垣就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实在不是个做特务的料。可是自从时来运转，当上关东军副参谋长后，板垣的自我感觉又良好起来。即便上次在华北被萧振瀛涮了一把，他仍然不改初衷，始终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玩儿得转。
看来很多时候，乌纱帽还真的能起到点兴奋剂的作用呢。
傅作义倒是很客气，他以绥远省主席的身份，穿着便装，亲自到飞机场去迎接。
不过坐下来谈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板垣说，中日同文同种，所以要“互相亲善”。
傅作义回答，您的话是没错，可双方必须以诚相见，在平等的前提下才能“亲善”得起来。
板垣暗示，华北如果以傅作义为首，关东军将会予以全力支持。
傅作义却摇摇头，华北是中国领土，独立是无前途的，你就不要难为傅某人了。
板垣最后又拿“蒙绥问题”来进行试探：听说蒙绥两边的关系不睦，万一德王来进攻绥远，你会作何处置。
傅作义出语铿锵有力：那就打，傅某绝不会有丝毫退让。
再没什么可说的了，板垣只好起身告辞。
分别时，他送给傅作义一把军刀。傅作义呢，也有礼物。
老傅的礼物是，端砚一方，四书一部。
好好学着写写字，看看书吧，别一天到晚喊打喊杀，显得一点素质都没有。
板垣可没这好性子，他爱的就是军刀，对四书五经哪有半点兴趣。
既然傅作义不肯答应退让，那就把他赶回山西，让他去跟阎老西做个伴。
关东军要进攻绥远，依靠的是内蒙古的德王。
驻守察哈尔的刘汝明没有萧振瀛那样的勇略气魄，这使德王的贼胆一天大过一天，他不仅要闹独立，还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准备兵发绥远，以便建立臆想中的“蒙古国”。
德王本来对傅作义还有点忌惮，迟迟不敢动手，可是日本特务却在旁边一个劲儿怂恿他。
这个日本特务，就是密谋“马玉山路事件”的那个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不过人家今非昔比，少佐成了过去时，如今已经因功升为中佐了。
在南方玩儿阴谋尝到了甜头，调到北方之后，田中担任了德化（现为内蒙古化德县）特务机关机关长，准备到绥远再玩儿一把心跳。
他对德王的“胆小懦弱”十分不屑。
知道九一八不，东北军当时号称全国最强的地方军，还不是一打就跑，我们穷追至长城，轻轻松松就拿下东北，建立了“满洲国”。
傅作义有什么啊，不过徒有虚名罢了，不见得比东北军强到哪里去。没准也是个一吓就撒丫子跑路的软蛋，绥远很快就是咱们的了。到时候，“蒙古国”一定比“满洲国”还风光呢。
德王一想，有道理。
再看看田中的样子，不出兵也不行了，他的伪蒙部队全都是日本人给投的资，老板得看产出啊。
德王马上给傅作义发了份措辞强硬的挑战书。
可是它却只换来傅作义的一声冷笑。
不揍你一下，你都快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好吧，既然你屁股痒痒，我也就用不着再客气了，姑且扮扮老师的角色。
傅作义如此义无反顾，是因为他通过情报，已初步掂准了来敌的分量。这个情报，不是来自己方特工，却是由另一个日本特务机关机关长提供的。
羽山喜一郎，绥远首府归绥（今呼和浩特）特务机关机关长。
羽山刚到归绥时很是张扬。在他的压力之下，傅作义被迫作出妥协，将九一八纪念堂改名为“公共会堂”，将长城抗战烈士公墓改名为“烈士公园”。
之后，羽山又公开设立了“羽山公馆”。这在当时华北的日本特务机关中是独一份的，在此之前，即如老牌的土肥原和板垣也不敢如此嚣张。
羽山的三板斧狠不狠，狠，可是傅作义很快就会让他认识到，双方较劲，最终起作用的还是智慧和韧劲。
傅作义首先把他的参谋处处长安插到羽山身边。
这位参谋处处长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由他陪着羽山整天胡吹海侃，吃喝玩乐，表面是献殷勤，暗里等于在羽山身边安了个眼线。
羽山公馆很偏僻，周围的人很少。羽山大概以为这样一来，便于他刺探情报，谁知道却为傅作义安排盯梢带来了便利。
因为出出进进就那么几个人，傅作义索性安排便衣宪兵在公馆四周摆摊设点，对可疑人员一律进行盘查处理。
有一段时间，羽山总觉得奇怪。
他在找来的中国人身上大把大把花钱，可那些人一旦出了公馆，却杳如黄鹤，连个回音都没有了。
想来想去，他只好把问题归结到“品质”上去：世道凉薄，人心不古，原先一贯老实忠厚的“支那人”竟然也靠不住了。
身边潜伏着傅作义的人，而线民又进不了他的公馆，羽山成了聋子瞎子，不仅刺探不到任何情报，反过来还要给老傅送情报了。
羽山早就掌握了关东军制订的侵绥计划。他知道此次攻绥，关东军不会直接参与，于是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念头。
他竟然是站在傅作义这边的！
说怪，其实也不怪。虽然同是机关长，但羽山与田中还不太一样，田中的直接上司是关东军，而羽山却归华北“驻屯军”管。
由于这个缘故，羽山和田中的关系就很微妙。因为大家都是要在内蒙古这里建功立业的，田中的功劳大了，羽山的功劳就小了，换句话说，关东军的成绩多了，华北“驻屯军”的成绩就少了。毕竟，蛋糕就这么一块嘛。
在羽山看来，田中跟德王打交道，他羽山做傅作义的“客卿”，各有专属，现在田中要来打绥远，某种程度上是在抢人饭碗。
要是绥远这么轻轻松松就被田中拿了下来，以后怎么跟华北“驻屯军”交代，还有脸再吹自己那些个莫须有的成绩吗？
所以，田中和德王绝不能赢，得输。
人的心理就是如此复杂，不独我们中国人这样，日本人也一样。
羽山通过那个陪他吃喝的参谋处处长，转告傅作义：德王要来主动打你，你就不要客气，狠狠地给他一下，日本政府不会干预。
这句话可递得太及时了。傅作义不仅能打仗，也老于世故，非常善于揣摩人的心理，他马上从中听出弦外之音，那就是关东军轻易不会直接参战。
如此，可大松一口气。
第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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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力量对比来看，傅作义仍然并不占优，不仅不占优势，还处于劣势。
伪蒙军全部加起来有一万五千人，绥军只有一万人，相差着三分之一。伪蒙军的战斗力虽不及正宗日军，但毕竟也不是豆腐皮做的，而且此时狐假虎威，气势正盛。
第一拳非常重要，绝不能失手，但一时还看不出这一拳应该打在哪里，那就走着瞧，让伪军自己给我们提供答案。
1936年11月16日，第一路伪蒙军从商都出发，直奔红格尔图而来，历史上著名的绥远抗战由此开始。
正如傅作义的第一拳不能落空，伪蒙军的实际指挥者田中隆吉也急于打响侵绥的第一炮。
负责给他开炮的是“大汉义军”。
光看名字就知道了，这帮家伙大多是出生内蒙古的汉人。虽是汉人，他们却拿着日本人发的武器，又套着日本军服的“皮”，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清一色的关东军哩。
总头领王英算是一个跑江湖的老油条，侍奉过的主子多了去，他先后跟过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反正谁当红就跟着谁，到了日本人过来，他也就“顺应潮流”，钻到膏药旗下面去了，堪称三姓家奴的现代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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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抗战的士兵
冒牌货们到红格尔图之后一看，乐了。
守军太少了，才三百人，而王英的“大汉义军”却有一千五百人，而且全是弹药充足、速度很快的骑兵。
看上去，绥军不光是少，还老，都活像是刚刚退休返聘过来的门卫。
五个盛年壮汉打一个退休老头，会有什么难度？
今天真是交好运了，舞着马刀冲过去只是一阵风的事。
但是很快，王英的表情就由兴奋转向惊讶，再转向痛苦。
“老门卫”们太能打了，一个个枪法精准，生龙活虎，最主要的是非常镇定从容，伪军冲上去，等于是在充当活靶子。
你还不能说王英不卖力气，在两个小时之内，他连续发动了六次快攻，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冲一次。但不管骑兵冲击的浪头有多高，最后都跟打在石头上一样，不仅无功而返，还伤痕累累。
王英在红格尔图所见到的那些“老门卫”，尽管人既少且老，却并非什么老弱残兵，而是傅作义从绥军中精心挑选出的老兵。
绥军本身就是一支很能打的部队，何况老兵。
绥远这个地方，和察哈尔一样，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地域概念，其地理位置即现在内蒙古的中部。不用说，当时也是很穷的一个地儿。不过穷有穷的好处，一来你住这里，别人不会惦记，二来此地民风极为剽悍，都是汉族移民，有那么一股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的劲头。
由于身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这里的人天生没有多少近视的，等当兵当到老兵这个级别，十有八九都可以成为神枪手。
不过话又说回来，所谓“大汉义军”，也是草原上的汉人，而且好多过去还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你剽悍善战，他也刀口舔血，你枪法叫绝，他一个子弹过来也不至于就偏离目标。
这就还得说到傅作义的独门秘技：善守。
傅氏防守要诀为“七分用土，三分用枪”，其精华部分全在“用土”，也就是构筑阵地工事上面。
日军的攻击力够强了吧，又是大炮又是坦克的，但在长城抗战时仍奈何傅作义不得。
战后日方在参观牛栏山工事时，连连感叹于工事构造的机巧和复杂，认为这是当时最新式的坚固阵地。
现在，傅作义只是把牛栏山的“用土”水平稍稍移了一些到红格尔图，王英就明显吃不消了。
老傅心中已然有数。
田中啊田中，一万对一万五千，我正愁总量没你多呢，如今你却要分兵一点点吃我，我正好以逸待劳，各个击破。
第一拳不砸在别的地方，就砸在红格尔图，在解围的同时，打了王英一个稀里哗啦。
傅作义为此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田中要把商都、红格尔图、百灵庙做成一根黄瓜，连成一线，我则要给他来个一根黄瓜打中间，全断！
特种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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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立即调董其武出战红格尔图。
老傅手下，两员战将最负盛名，有“傅家二虎”之称，一为董其武，一为孙兰峰。
这两只“虎”的性格截然相反，董是山西人，比较沉稳，喜静，相比之下，孙是地道的山东人，标准的山东大汉，遇事急躁一些，爱动。
傅作义因人而异，能用二“虎”之长：董其武耐得住性子，就让他守；孙兰峰在家里面待不住，就让他攻。结果两人一张一弛，倒成了一对绝配。
要解红格尔图之围，须用反包围来对包围，稍微毛躁一点，极可能打草惊蛇，提前惊动当面之敌，造成功亏一篑，因此老傅才会不用“动虎”，而用“静虎”。
如此看来，傅作义不仅在防守中堪称大师，于用人方面亦深不可测。
董其武果然是一只沉得住气的“看门虎”，他在到达红格尔图附近后，就算那里打得翻过来，都始终一动不动，且不露半点声色。
再等等，后面还有好戏可看。
对于田中和王英来说，红格尔图已经成了一个吞不下也吐不出的饵。
你说难打吧，守军也就那么三百来人，你说好打吧，却怎么都挤不进去。
兄弟我以前打老版本的“红警”，老是认为自己能打得过去，可又总是半途而废，于是从头再打，乃至到了熬到深更半夜不眠不休的地步。
这就叫上瘾。
田中也上了瘾，为了成功打响他的第一炮，竟然亲自到红格尔图督战来了。
太上皇“御驾亲临”，这岂是闹着玩儿的。进攻红格尔图的伪蒙军马上不断增多，除了有骑兵，还有步兵，人数则从最初一千五百人一下子扩充到五千之众。
红格尔图只是绥远的一座小村镇，周围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兵马，人喊马嘶，那场面倒也煞是热闹。
王英把快攻的频率由一天六次，改为一天七次，人和马的嘴里都累到直泛白沫，竟然还是冲不进村寨，反而遗尸遍地。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到第三天，“大汉义军”的士气已所剩无几，这时久伏于旁的“静虎”要行动了。
在长城抗战中，日军的特种部队曾给中国军队中的有识之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先是大炮，后是坦克，尤其是坦克，它所制造出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效果着实令人心惊。
傅作义不在南天门，没见识过坦克大规模密集冲锋的阵势，但他防守牛栏山时，也曾亲眼目睹日军坦克在工事前耀武扬威的场面。
作为善守之将，对利矛的敏感程度绝不亚于坚盾。回到绥远后，傅作义便日思夜想，几乎得了“坦克病”。
正宗坦克造不出，他就依葫芦画瓢，发明了“土坦克”。
所谓“土坦克”，其实就是加了一层铁皮的汽车，你还别说，披上金钟罩之后，还颇有点英国维克斯的神韵，后者无非也是靠下面几个轮子在跑而已。
由此，傅作义终于打造出了一支土法上马的特种部队，你瞧，有炮，有骑兵，有土坦克，家伙都全了。
红格尔图是现成舞台，老傅将特种部队全部交到董其武手上：你且演练出来，与我一观。
这套阵法，董其武早已操练多时，因此成竹在胸。他趁夜出发，先用炮击，打乱王英的阵形，接着又用土坦克，将伪蒙军分割成一块一块。
当土坦克冲到伪蒙军面前的时候，这些家伙都傻了，不知道黑糊糊的东西究竟是何方神圣。
它打你，机枪一扫一大片，你打它，子弹只能在铁皮上跳舞，乓了个乓，乓了个乓，就是穿不进去。
夜色之中，伪蒙军被土坦克到处猛追，犹如惊弓之鸟。
直到这个时候，田中和王英还以为自己有反扑的机会，准备等天亮之后，整顿兵马再战。
天一亮，什么机会都没了。
当炮兵和“坦克兵”在前面攻击时，特种部队的最后一个分支——绥军骑兵已经以夜色为掩护，对伪蒙军完成了战术包抄，此刻突然收网。
草原上空正飘着白雪，骑兵纵马舞刀，好一副“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壮观景象。
依靠特种部队，“静虎”只向前一窜，就咬到了王英的咽喉部位。
“大汉义军”顷刻崩溃，这时节，别说田中在场了，就算日本天皇来了也一样白搭。
王英见势不妙，赶紧拥着田中溜之大吉。二人逃命时十分狼狈，连乘坐的马车都没来得及带走。
后来绥远开祝捷庆祝大会，汪精卫和阎锡山莅临检阅，来了一瞧，这马车不错嘛，谁的？王英的，嗬，就坐它了。
王英在红格尔图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仅第一炮哑了火，他的“大汉义军”也被打掉三分之一，最主要的是把精气神儿给打没了。
绥远抗战，除了傅作义这个主角，其实还有一个配角，他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不仅偷偷给傅作义送来大炮，还派汤恩伯第十三军从旁协助，后者之所以不为人所知，原因是蒋介石仿照一·二八淞沪会战时的第五军，把第十三军官兵全部化装成了晋军，以掩人耳目。
董其武在红格尔图击溃伪蒙军，汤恩伯也在绥东吃掉了王英的另一股人马，双方配合得十分默契。
欲擒故纵
?
红格尔图的旗开得胜，让傅作义信心大增。
黄瓜的中间既然已经断开，为什么不握着两边大快朵颐呢？
所谓两边，在绥北就是百灵庙。
但是百灵庙不同于红格尔图，那是德王苦心经营的中心据点，攻取难度可想而知。
?
傅作义的防守精髓全在“用土”上，图为百灵庙前的战壕
要攻坚，就必须有利器。
红格尔图解围，特种部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还只不过是个半吊子的特种部队，如果再添新的兵种，岂不更是如虎添翼？
傅作义希望蒋介石能抽调空中的特种部队，也就是空军前来支援，以使他计划中的立体化突袭能够稳操胜券。
蒋介石倒是一口应承，但承诺很快打了水漂，原因在于准备时间上来不及。
傅作义设定的准备时间仅仅三天。
红格尔图之战，已经暴露了绥军的部分实力，田中和德王对此不能不有所提防，时间一长，不可控的东西必然会随之增多。
当时的中央军空军基地在洛阳，飞机从洛阳起飞后，需在太原加油，然后才能进入绥远参战，其中光准备就不止三天，非得八到九天才行。
除此之外，空军高层对空军参加绥远抗战也持有异议，认为可能导致过早暴露实力，给以后真正的中日大空战带来麻烦。
空军来不了，只有自己单干了。这对傅作义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
红格尔图是被动解围，百灵庙则属于主动进攻。这还不是一般的进攻，是快攻，而且不打便罢，一打要必中。
你弄个十天半个月，哪怕是始终压着德王打，从全局来看，也是败仗。因为到时关东军就找到了直接干涉的借口，局面将会大变。
防守战你出类拔萃，进攻战是否也同样能做到最好？
虽然已经打过很多硬仗，但傅作义仍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
先选战将。
突袭百灵庙，全凭胆色二字，太冷静的人反而办不成大事，所以老傅这次不用“静虎”，而改用“动虎”。
孙兰峰因瘸了一条腿，被称为“孙瘸子”，可人家瘸归瘸，行动起来却极为机敏，打起仗来更是一条腿绝不输给两条腿。
“动虎”喜动，但在百灵庙之役打响之前，傅作义却偏要他静下心来做探马。
用人之长，更克其所短，所谓将才，可不就是这样被打磨出来的。
孙兰峰亲赴百灵庙外围进行侦察，回来之后，老傅还要再跟他一道推敲：打的那一天，你往哪条路走，在哪里集中，朝哪里突破。一条条过，一点点抠，丝毫来不得马虎。
所谓奇袭，看起来好像就那几个小时的事，其实功夫全在战前。
三天很短，然而可做的事情太多了，不仅要察敌情，还要布疑兵。
红格尔图那凌厉一击，把田中和德王都给惊得够呛。不过傅作义想告诉他们的是，你们不要怕，我不会打百灵庙。
用行动，不用语言。
他先调了一个骑兵团出归绥，大张旗鼓，说是去换防的。
如果要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人还嫌不够用呢，如何还能再调兵出去“换防”。
对田中来说，一个疑点已经被排除，另一个疑点是归绥城里剩下的部队在干什么。
反正不是冲着你们去的。
傅作义每天调部队到城东搞演习，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三天里，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欲擒故纵，虚实相间，当年关东军在九一八前后曾多次运用，可是当傅作义如法炮制时，田中竟未从中察觉出任何异样，这其实不能完全怪田中无能，还得怪那个归绥城里的羽山机关长太垃圾。
百灵庙和红格尔图不一样，如果说田中在红格尔图吃了败仗后，羽山还有可能幸灾乐祸的话，那么傅作义突袭百灵庙，则触及了他和田中的根本，若是百灵庙出了问题，毫无疑问两个人最后都是要挨板子的。
倘若事前能得到情报，相信羽山一定会屁颠屁颠地去报告军部或关东军。
可惜这家伙已经完全被老傅的迷魂阵给摆平了。他从傅作义那里不仅得不到任何真实情报，还不自觉地去给田中递送了假情报，使后者更加相信傅作义并无攻击百灵庙的意图。
田中一放下心，百灵庙的防守自然也就跟着松懈下来。
奇袭百灵庙
?
1936年11月22日，留在归绥的绥军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登上汽车，分多路纵队出了城。
不过方向不是往城东，而是往城西，不是演习，而是玩儿真的。
百灵庙之战就在这一天打响，由孙兰峰率队出征。
田中之所以会麻痹大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归绥距离百灵庙很远，足足三百多里地，就算骑着马，一两天也跑不下来。
可是他忘了，傅作义有，有土坦克，土坦克跑起来比马还利索，而且中途根本不用休息。
他还忘了，傅作义的绥军有七路半之称，比八路只少半路，打仗向来注重三快，即集合快、出发快、行军快，长途奔袭不过是他们平时演习中的一个课目而已。
晚上八点，孙兰峰赶到百灵庙附近，可是一下车，他就激灵灵出了一身冷汗。
由于下过大雪，事先设置的标志找不到了！
环顾四周，除了冰雪还是冰雪，连民居都看不到一间，更别说能看到百灵庙了，再抬头望天，阴云密布，想借助星星测方位的想法也成了不可能。
草原上最怕的就是这个，没了方位感，如何知道百灵庙远近与否？不要大家胡转半天，到了天亮还在百灵庙外面，那就成大笑话了。
孙兰峰根本不敢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傅作义，后者要是知道，非得急得骂娘不可。
一天的艰苦行军，三天的精心准备，难道都要转眼成空？
事实上，古往今来，这样的倒霉事层出不穷。胜仗不是那么好打的，往往就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变故，一个谁都预想不到的意外，就会让你前功尽弃，徒呼奈何。
就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有人发现了“草原之宝”，孙兰峰闻讯大喜过望。
有时候，宝贝和粪土的距离非常之小，甚至有时完全是一码事。比如“草原之宝”，其实就是一块牛粪。
在内蒙古草原，无煤无树无电，只有捡拾干牛粪做燃料，所以有干牛粪处必有人家，而且多为人家聚集之处。
这里哪里人家最集中，自非百灵庙莫属。
百灵庙四周群山环绕，百里之内，找不到一口可以喝的水，就大庙里有水。有水就有一切，百灵庙便俨然成了一个市集。
一块普通的干牛粪，终于使傅作义的进攻计划得以绝处逢生。
这天晚上，天寒地冻，气温达到零下二十摄氏度，严格说来，并不一定适宜于军事行动，但选择这样的日子展开奇袭，却又恰恰是老傅有意为之。
因为它对奇袭方有利。
奇袭，听起来充满诗情画意，其实是一件最苦最累的事。既要奇，就要出乎对方之意料，如果你能做的人家也能做，那就称不上奇了。
草原之上，一览无余，既无山岭让你偷越，也无地道可以挖掘，唯一能恃者，只有这样的酷寒天气。
酷寒逼得大多数伪蒙军只能躲在家里取暖，谁也不肯进进出出地四处乱跑。
孙兰峰在解决外围警戒之后，很快逼近百灵庙内层阵地。
对百灵庙，孙兰峰采取的是虚实相结合的打法，西为虚，南为实，主力攻坚部队集中在南面。
可是他的作战意图却被一个喇嘛发现了。
这个喇嘛虽身披袈裟，却手执指挥刀，凶神恶煞，完全不像一个吃斋念佛、与世无争的出家人。
当时无人知晓，就以为是百灵庙众喇嘛中的败类。
几个月之后，此人在东京露面，并且给一大群痴痴迷迷的日本粉丝做了一个报告。
报告的名字就叫：我在内蒙古潜伏二十年！
原来是个日本特工。
他的真名叫胜岛角芳，会说一口流利的蒙古族语，二十多年里，他就以喇嘛的身份在内蒙古进行潜伏，专门进行地图测绘和情报刺探工作，而在这二十多年中，竟也无人能识得其庐山真面目，确也称得上是一个王牌特工。
驻守百灵庙的是德王的骑兵部队，总共近三千人。不过担任指挥的全都是日本军官，计有四五十人之多，总指挥就是这位胜岛角芳。
胜岛察觉出孙兰峰的攻击重点在南面，便把重火力都集中到那里，十几挺轻重机枪一架，绥军的进攻节奏被迫慢了下来。
孙兰峰一连组织七次冲锋，打到天已经快亮了，仍无法突入百灵庙内层阵地。其时，天已经快亮了。
对绥军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伪蒙军，甚至是关东军会随时增援百灵庙，己方将转入劣势和险境。
在三百里外的归绥，傅作义同样焦虑不安。
孙兰峰卡在了百灵庙，进亦不得，退也不甘，接下去的变数实在不堪想象。
据说傅作义平时自律极严，烟酒不沾，但那天彻夜不眠，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连卫士进门送来茶水，他都因害怕影响自己的思路而摆手回绝了。
主帅如此紧张，一众参谋们自然也不敢怠慢，接电话的接电话，送电令的送电令，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
整个作战室的气氛压抑得人都快爆炸了！
一个年轻参谋实在忍不住，便大着胆子对傅作义说：军长，这仗一定能赢。
傅作义以为他有什么高见，便赶紧抬起头问：为何？
对方的回答出乎意料：因为军长的福气大嘛！
老傅愣了一下，这才意识到小伙子是在有意调节气氛，而自己也实在紧张得有些失态了。
他挥了挥手，去去去，自己却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啊，我傅作义打了这么多年仗，难道连眼前这道关都闯不过去了吗？
在这片草原上，我一定要为自己圆一个梦，一个从防守大师走向进攻之王的梦。
为了这个梦，哪怕四周狂沙漫道，哪怕前方关山朦胧，我都要放开心胸去闯，去拼，去搏！
他站起身，给孙兰峰打去电话：不拿下百灵庙我绝不收兵，你必须速战速决，给我在天亮之前解决问题。
现在我命令，把全部调上去！
孙兰峰猛然醒悟，带来了好东西，怎么忘记用了。
二十门火炮一字排开，有迫击炮，也有山炮，直接朝伪蒙军的轻重机枪掩体进行轰击。
不消一刻工夫，掩体就被炸趴下了。
消灭了主要火力点之后，炮火接着延伸，朝向庙内固守之敌，土坦克随即从缺口处冲入。
见掩体被打烂，绥军即将冲进来，胜岛急了，拼命组织伪蒙军封堵缺口。
土坦克当然是不能与真正的坦克相提并论的，尤其驾驶员和汽车外沿缺乏保护，这是它最致命的弱点。
第一辆挨了一顿枪子，驾驶员当场阵亡。
第二辆碰到的不是枪子，而是集束手榴弹，整辆汽车都被炸毁了，幸运的是，驾驶员只是受了伤，没有死。
这哥们儿真是好样儿的，竟然在受伤的情况下，还爬着钻进了第一辆土坦克的驾驶室内。
油门一踩，继续冲！
伪军正瞪大眼睛，等待和寻找着后面那第三辆，哪里能想到看上去早已瘫痪的汽车还能被人重新发动，并猛冲过来。
不好，快散了吧。
?
进攻百灵庙的绥军机枪手
就在南面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一支绥军骑兵已悄悄从北面绕了过来，并烧毁了飞机场。
这正是董其武在红格尔图使用过的那种打法，即绥军的三个分支依次使用，直至将对手的心理一点点击垮。飞机场的大火把胜岛的脸都给吓白了，后路一断，不被打死就是活捉，以后还做个屁吹牛报告啊。
趁着包围圈没有完全合拢，胜岛夺路狂奔。
这个草原之夜，没有琴声，只有枪声和喊杀声，只听弓弦崩响处，万马奔腾。
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孙兰峰完全占领百灵庙。
继王英之后，德王的精锐主力也一蹶不振了。
最可怜的是那个羽山，一直到百灵庙战役结束，他都还被蒙在鼓里，对于绥军出击的情况毫无所知，一片茫然。
傅作义严丝合缝的情报工作，把这个归绥特务机关机关长给彻底打败了。
喜羊羊和灰太狼
?
百灵庙一溃如斯，等于是在田中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他不甘心，还想在傅作义身上翻本。
这次田中不敢大意，谨慎了许多，在行动之前特地加强了情报侦察——当然不能再去找羽山那个笨蛋，得自己搞定。
在得知绥军大部队已后撤，留守百灵庙的仅为一个营之后，田中起了歹意。
久胜必骄，既然绥军防守空虚，此时若不杀他一个回马枪，还有何机会再扳回局面。
立即整军点将，却发现手下无人可用。
德王不会打，王英打伤了，另一个伪军将官李守信要防守老巢商都，选谁呢？
还有一个：“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
这位“雷副司令”早年曾是西北军中的小喽啰，还加入过抗日同盟军，不过以前都没搞出什么名堂，后来不知怎么就到“大汉义军”里来混了。
田中重新调集人马，由雷中田率领，准备择日向百灵庙发动反攻。
可是令田中失望的是，傅作义不是别人，久胜却并不骄。在看到田中鬼头鬼脑的样子后，他即刻派孙兰峰率主力部队助防百灵庙。
在“傅家二虎”中，孙兰峰本以攻为专长，百灵庙就是他攻下的，按照以前的规矩，轮到防守，似乎应遣董其武才是。
不过用人譬如作战，兵无常形，人亦无常性，哪有一定之规。
孙兰峰防守百灵庙的最大优势，就是有奇袭百灵庙的切身体验，对当地环境非常熟悉。
在这一点上，孙兰峰肯定要强过董其武，所以用董不如用孙。
孙兰峰到任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反向思维：当初我靠长途夜袭端了百灵庙，难道雷中田就不会跟我来这一招？
千防万防，这一点不可不防。
就在这天晚上，天气一下子恶劣起来，从午夜开始就刮起了大风，然后飘飘扬扬地下起了大雪，一会儿就给大地来了个银装素裹。
假如你没有孙兰峰那样雪夜奔袭的体会，也许就会想当然地认为，今夜老天帮忙，敌兵行军困难，是断不会来劫我的营的。
如此，大家就可睡个好觉了。
孙兰峰有了那次奇袭战经历后，遇到这种情况却是不喜反忧，因为他的认识正好相反。
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经常能读到这样的句子：狂风骤至，忽听一声响亮，将一面牙旗吹折。都不需要主帅动问，那做谋士的立刻就会抢着上来咬耳朵——此不主别事，今夜某某必来劫营也。
果然，在所有预测里面，没有比这更准确和伟大的了。一般情况下，某某必“劫”无疑。
孙兰峰倒没有去看一下旗子折了没有，而是向百灵庙四周增派了各路警戒哨，并定时打电话给他们，要求不得放过附近的任何一点动静。
夜，一点点过去，并无什么异动。
到天蒙蒙亮时，忽然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初听并没有什么，对方报告说，警戒哨在距离百灵庙两千多米的地方，发现有一个羊群正朝这里移动。
常年住在草原上的人，对羊群大概是司空见惯的，从警戒哨开始，估计也没人对此产生过特别的兴趣，若不是孙兰峰有言在先，兴许这条信息就得给提前“过滤”掉了。
孙兰峰的生活环境，跟警戒哨们并没有太大区别，同在一片蓝天下，草原不就是由羊群、蒙古包和各种喇嘛庙组成的吗？
可是孙兰峰却立即皱起了眉头：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羊群！
为什么这么说呢？
皆因它们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不能以常理论之，只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诡异。
羊儿出来是要吃草的，这个一点不稀奇，稀奇的是现在天寒地冻，遍地冰雪，草原上根本无草可吃。
此时，天才刚刚透出些亮，从没见人这个时候出来放牧的，难道羊群也喜欢像诗人一样茫茫黑夜漫游？
由此可以推断，那不是一群羊，而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
我说过，孙兰峰这人性子有些急，喜动不喜静，但他又有心细如发的一面，为将如此，不亦奇哉。
孙兰峰毫不犹豫地下达命令：进入阵地，准备作战。
又一个急促的电话传来，极其准确地验证了他的猜测，部队已与“狼”交上了火，那确实是敌兵所扮。
孙兰峰一面命令部队将“伪羊群”拖住，一面在想，怎么耍弄一下眼前这个分外雷人的“雷副司令”。
能想出这种招数的人，肯定对羊群出现的时间地点深信不疑，那我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赶快抽调部队，集体扮“喜羊羊”。
草原部队扮别的不行，扮这个是再方便不过，翻着穿皮衣就行了。
“喜羊羊”绕到雷中田的背后，一阵猛打猛冲，脑残的雷中田也挨了子弹，当场变成了“死太狼”。
投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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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败了。
事不过三，连折三回，不仅田中傻眼，德王也急坏了。
傅作义这么厉害，假使他继续乘胜追击，自己的老本岂不是要折得一个不剩了吗？
这时候他做了一件挺不仗义的事，准备把残存的骑兵师调走，只留少数兵力在大庙子防守。
王英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德王知道大庙子已成傅作义下一个攻击目标，想让自己给他做挡箭牌，以免最后的那点本钱一道被损失掉。
这王英也不是一个善人，当下就不干了。
好哇，三仗下来，我不是也赔了许多本钱进去，大难临头，怎么就你知道保存实力？
他通过日本顾问出面，把骑兵师强留了下来，同时又跟日本人咬耳朵：骑兵师虽然留下，却早无斗志，如果让他们这帮鸟人在前面站岗放哨，你我晚上能睡得着觉吗？
日本顾问连连点头：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是好？
好办，把他们撤下来，由我们“大汉义军”站岗。
王英和他的日本顾问们都没想到，此举却歪打正着，对了傅作义的心思。
此前，傅作义专门设立了一个秘密机构，负责对大庙子的伪军进行策反。这次替换上来的金宪章伪军正好就是策反成功的那一批。
当初，金某既然肯顶着汉奸的恶名参加伪军，自然都是奔着升官发财来的，可是眼瞅着傅作义太猛，在他面前除了碰得鼻青脸肿，一点出头的机会都没有。
人生在世，要么出名，要么发财，结果辛苦了半天，这两样都没落着，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岂不冤死个人。
此地不宜留，更投佳处去。
现在王英给机会换岗，天赐良机，不正好吗。
傅作义给予重赏，不过他说接洽投降这事还得按江湖规矩办。
什么叫江湖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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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说得很明白，要入伙，得交“投名状”。不弄几颗日本人的人头过来，我怎么知道你们是真情还是假意。
于是，金宪章便冲入营帐，把二十多个日本顾问全给砍了，接着又与绥军里应外合，干掉了德王的骑兵师。
德王成了光杆王，“大汉义军”也走到了末路。
田中气急败坏：二十多个日本顾问，竟然不是被傅作义抓住，而是由一手“栽培”的伪军给砍掉的，太让人上火了。
二话不说，缴械。枪给你们也只会当擀面杖使。
在汉奸这个行当几进几出的“民国吕布”石友三曾有一句名言：不知道的都以为汉奸好当，你进去就知道了，不容易！
王英是个老混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再一看日本人的脸都黑了，知道这里没法再待，只好孤身一人逃走了事。
对于大庙子一役，傻呆呆的羽山仍跟从前一样，从头到尾就没他掺和的分儿，别说向关东军提供情报了，连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能干什么，只好整天借酒浇愁。
这位已经完全晕了。
倒是关东军还没忘记归绥有这么一个人。他们发电报给羽山，要求把那些死鬼顾问的尸体给要回来。
羽山便来找傅作义，可是傅作义说他无能为力。
对，我知道，好像是有这码子事。可那是王英的部下金宪章干的，金宪章是我训练出来的吗，不是吧，还不是你们关东军训练的人才。这件事，你应该去问问田中。
羽山急了，说那是以前，现在金宪章不是你的手下吗？
傅作义仍然直摇头。
不不不，金宪章可是在杀了人放了火以后，才来投奔我的，我怎么可能管得了他以前的事呢？
羽山怏快走人，关东军却还一直发电报过来催，弄得他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只得再去找傅作义。
我得交差啊，实在不行，你弄些牛马尸骨给我都行。
看他可怜，傅作义这才点头“恩准”：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就随便弄点骨头给你！
羽山接了一堆乱七八糟的骨头后，就平均装在小匣子里，运回国内算数。
面对着傅作义这个强悍的对手，曾经狂傲一时的羽山哪里还敢再耍日本特务的威风，从此成天躲在家里，连大门都不敢走出去了。
绥远抗战令国人相当振奋。
长城抗战失败之后，面对日本的疯狂进逼，人们不得不一再退让和忍耐，可是还要忍多久，已经没有人能忍得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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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收复百灵庙的绥军骑兵将领，虽然穿着朴素，但一个个气度不凡
突然有一天，一个草原英雄，一个寂寞高手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他俯仰天地，挽弓射雕，以善守之将打出了善攻之将的威名。
终于出手了！
全国上下久被日本人压迫之气得到极大宣泄，那情形如同是今天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霍元甲、陈真、叶问们跳上比武擂台，痛扁那些张狂的东瀛武士及其他们的走狗。
各界对绥远抗战的支持程度是空前的，民众捐款数额之多，甚至能帮绥军重新组建一个汽车兵团。
此情此景，令傅作义本人也感叹不已。在事后发表的声明中，再三称他看到了全国的人心，而只要这种人心不死，国家必能复兴，民族也必能自救！
绥远抗战对日本的“内蒙工作”却是沉重一击。百灵庙和大庙子既失，等于拔掉了关东军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其向西延伸的侵略线被拦腰斩断。
当初黄郛主政华北时，就十分看好傅作义，认为北方诸省中，绥远是最能在艰苦中积极求生路的一个省。
今观绥远抗战经过，信然！
第四章 死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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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蒋介石还想支持傅作义继续进攻商都，以端掉伪蒙军老巢，但因阎锡山态度消极，加上突然听说西安不稳，他决定先放一放，到西安去安抚东北军。
他没有料到的是，此次西安之行会是一次差点永远买不到归程票的死亡旅行！
这场大戏的主角先后有好几个人，其中之一就是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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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多么诡异，两个九一八，把张学良的命运分割成了两处。
1930年的九一八，东北军以调停为名入关参战，张学良因功被授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且坐拥华北、东北两大地盘，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时风光无人能及。
1931年的九一八，却蒙羞失地，不仅丢失东北，还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声誉降到冰点。
如果前一个九一八算成功日，后一个九一八却是标准的耻辱日，不仅是他个人的耻辱，还是国家的耻辱。
从那以后，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就像是失去跌停板控制的股票，翻着跟头往下摔了。
1931年9月18日，不作抵抗，放弃东三省，退入锦州。
1932年1月3日，再次不战而弃锦州，至此，不到半年，关外三省一区皆丧于敌手。
1933年3月4日，热河沦陷，前后不到十天。
再然后，关东军逼近长城，继东北之后，华北也摇摇欲坠。
在内战之中，他曾是多么精明且敢作敢为，以至于连冯玉祥、阎锡山这样的千年老狐狸都摔倒在了这个毛头小伙面前。
可是在外战中，他又表现得那么怯懦和无能，以至于一百零五个守备队员可以攻破北大营，一百二十多个骑兵也同样能够占领热河省。
其实每一次做决策前都经过犹豫和彷徨，然而毫无例外，最后下的每一着棋又都是实实在在的臭棋。小事聪明，大事糊涂，或者说，内战聪明，外战糊涂，几乎成为九一八之后挂在少帅身上的固定标签。
他仍然在继续沉沦。
长城抗战前后，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张学良，已是骨瘦如柴，精神颓丧，别说指挥作战，就是谈一回话，都坚持不了，隔一会儿就得到里面去打针——当然不是感冒输液，而是去打吗啡针。
没有人认为以他这样的精神和身体状态，能够保卫长城，所以海内外舆论鼎沸，纷纷要求其下野走人。
被迫辞职出国的张学良，面临着的是军事惨败，政治失意，身体颓废，原来还想保住一些老本，最后一摸口袋却发现已输得分文不剩。
东北之后，尚有华北，华北之后，终于没有退路了。
在海外漂泊的那几年，张学良也想到了振作，想到了要改变形象，想到了要拯救自己，于是他戒除毒瘾，打算东山再起。
合纵连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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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张学良启程回国。
回国后的张学良戒了毒，身体也得到恢复，比以前胖了，身子骨也硬朗了。
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大变，外战重又转向内斗，虽然大部分时间还是暗斗——各个地方诸侯的“合纵”与蒋介石的反“合纵”的斗争愈演愈烈。
一直没有表明态度的张学良重新受到重视，从出国时那个“不抵抗将军”摇身一变，成了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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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之后的张学良，看起来是不是很精神？
张学良刚到上海，马上就有说客登门。
说客是两广派来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反蒋。
张学良并不笨，他马上就从中掂出来了自己的分量，因此回答的话也就极具技术含量：我会跟你们两广一起反蒋的，不过现在仍只有与蒋介石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为将来的主动争取机会。
此时张学良的所谓“反蒋”，倒真是对两广的敷衍之词。
两广能够“合纵”，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稳固地盘，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北军此时的处境却是虽在北方，但原有地盘已大多丧失，无所依托，一下子从主军沦为了客军。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显然，张学良此时的生存之道，不是参加“合纵”，而是进行“连横”，即依托蒋介石这个“强秦”，重新举着抗日大旗杀回东北或华北。如此，客军才有转正成为主军的希望和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着蒋介石做“忠臣”，就成了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蒋张会晤，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再回国内，我不想带兵了，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蒋介石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啊，这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也是假的，但听着就是让人打心眼儿里感到舒服。
蒋张的关系也非常特殊。
说起来，这也算是一对兄弟，但与黄郛的那种兄弟又不同，至少在早期，蒋黄都有过共同理想，称得上是志同道合。
蒋张则不然，很多时候，与其说是兄弟，不如说是生意场上的盟友更合适。
不过他们这种盟友的牢固程度，又要远超他人。那么多盟兄弟，冯玉祥反蒋，李宗仁反蒋，可以说，在蒋介石称王之后，就没有不反他的。
与冯、李相比，张学良过去不仅有改旗易帜和入关拥蒋的功劳，而且还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表露过反意的地方诸侯，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拥蒋的模范。
蒋张之间，蒋为兄，张为弟，弟弟哪怕是犯过错误，做哥哥的也一定要原谅，更何况他曾经帮过你那么多次。
对盟弟能够戒毒并重新奋发，盟兄很满意。
于是鼓励一下：出国前，你没有干好，国民对你不满意，你这次回来后要好好干。
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你认为什么活最难，就交给我干吧。
这么有觉悟，蒋介石事前根本没有想到。
什么活最难，当然是“剿共”。
张学良一口应承下来，并亲自调兵南下，进入大别山“剿共”。
曾有人劝他三思而后行，张学良答复：你主张抗日，可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实正是三思而后行的结果。
对红军的实力，张学良原本只有耳闻，并未目睹。东北军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
的确，这时候的红军在实力上确已今非昔比，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经过大别山的轮番苦斗，红二十五军被迫长征。
东北军和中央军一起追到了陕北，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军的噩运就开始了。
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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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到陕北后，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几路红军会合，尽管面临的困难仍有增无减，但他们已无退路，其战略战术和战斗力是东北军无法比拟的。
最惨的一次，东北军整整一个师遭到伏击，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到班排士兵，没几个人跑掉，光被俘就有三千多人。到后来，东北军几乎就成了人家的运输队，红军从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仅轻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
一时之间，东北军内怨声四起，觉得与红军这样抵死拼杀，一点都不值，本来想依靠蒋介石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没想到却被反过来利用了一把。说不定全面抗战还没开始，东北军就已经在内战中打得一个不剩了。
及时改弦更张，对东北军来说几乎是本能反应——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于是，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与晋军和中央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北军就已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停战并互助的协定。
而在当时，主动要求和红军联合，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其实远非东北军一家，几乎是所有地方军头的不二之选。
以陕西为地盘的杨虎城不用说了，与张学良那是难兄难弟，到两广事变爆发时，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都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抗日协定，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合作，只不过是在“合纵”的名单上多添了两个人而已。
蒋介石公开场合和红军兵戎相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背地里却也早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进行谈判，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战前后那套“削藩策”。
当然，对于诸侯们而言，这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蒋介石摆平两广事变，众人又是一哄而散，没人再敢到黄土高原上去和红军合唱信天游了。
你们都可以散，张学良、杨虎城不能，一个成天想夺回家园，另一个志在经略西北，如果不跟红军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对这些情况，蒋介石不是不知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后，明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暗有蓝衣社，都不断有情报上达南京，说东北军不是光跟红军联系的问题，而是内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时候，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甚至冲进东北军军营，从中抓了几个“共产党嫌疑犯”。张学良闻讯后大怒，立即派兵对陕西省党部进行反搜查，又将人领了回去。由此，两边结下深怨。
张学良为此向蒋介石“请罪”，请后者给以“处分”。
在国民党内，所谓“请罪”、“自求处分”云云，多是做给外人看的场面工夫，实际根本不可能。蒋介石当时挥挥手就过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实更不快的是少帅。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连冯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蒋介石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委实不是个滋味。
他怎么可能被排在冯、阎、李之后呢。
没有东北易帜，国民党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吗，能统一全国然后自居为“中央”吗？
烽火中东路，就听了你蒋介石的话，独自跟苏联作战，最后几乎把黑龙江军的精锐都给打光了，试问地方诸侯谁能做到。
中原大战，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扮演终结者角色，把冯、阎赶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却成了各路诸侯眼中的异类。
长城抗战，如果没有东北军在长城内外苦苦支撑，大家接得上来吗，华北岂止是维持，怕是早就归日本人了，哪轮得着宋哲元这些人上台唱戏。
等到我再次回国，你让我到东就到东，让我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别山和红二十五军缠斗，然后又跟到“苦寒之地”陕西，和中央红军打。
你说，地方军队里面，谁肯这样给“中央”卖命，只有东北军！
可谁能想到，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力，结果却被抛得越来越远，位次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后面去了。
对内，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仍远胜于一般君臣，其实内心早已生出芥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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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怀心思的蒋介石与张学良，连拍照都看得出来
对外，更是快到撕破脸的程度了。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亡，足以令东北军上下刻骨铭心，因为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一连串霉运，直至浪迹天涯，无枝可依。
想当初，前倚东北，后据华北，曾是何等风光，哪个地方派系和势力有过如此富足和强盛，那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枪有枪，又有谁料想过会沦落到如今这步凄惨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致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之时，宋哲元却以华北御日为口号，取前者而代之，成为河北平津的新主人。
差距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打的是内战，他们喊的却是抗战！
驱逐倭寇，打回老家，这既是东北军上下的真实愿望，也是一条从现实中突围，改变自身地位和处境的必然道路。
可这个愿望在现实中屡屡碰壁，因为蒋介石不让他们参与抗战。
绥远战火一起，东北军将士闻风而动，以为机会到了，抗倭之责非我莫属。然而他们最后发现，东北军始终未被列入绥远战役的作战序列，他们的任务仍然是老老实实待在陕北继续“剿共”。更让张学良感到大丢脸面的是，在第一期国防计划中，东北军竟然只能充当预备队的角色。
除了愤怒，还有羞辱。
站在蒋介石的角度，如此安排却也有他的考虑。
长城抗战，东北军人多归多，论战力，却几乎排在所有参战部队的末尾，而且由奉军时代沿袭而来的军纪一直很差，甚为人所诟病。这是从军事着眼。
若以政略论，关东军最见不得张学良和东北军，其时如把他们摆到绥远一线，无疑是在刺激关东军，须冒与日本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开战的风险。
由于后面的原因，使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使用问题上十分小心，不愿轻易把东北军放入华北和内蒙古，情愿让他们在陕北跟中央军一起“剿共”，而又正是这个做法，使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矛盾更加激化。
经略大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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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危机感更强。此时中央军已大批进入陕境，说是“剿共”，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云、贵、川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直以来，国民党官方对一个历史细节都隐而不言，那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什么会“出走”得那么顺利。
其时蒋介石几乎倾全力以至，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红军战斗力又大不如前，要想彻底“剿灭”红军，似乎并不像后人想象得那么困难。
作为新桂系军人中的战略高手，李宗仁当时就疑窦丛生，认为蒋介石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在他看来，不是施行碉堡作战吗，四周围都筑起碉堡，重重围困，怎么可能会突然留有口子呢？
就算开口子，也得开东边的口子，也就是把缺口朝向福建广东两省——一直往东，尽为大海，可立驱红军于绝境。要知道，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
“成功经验”都是现成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么？
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即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可是蒋介石却屯兵湘北，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需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蒋介石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蒋介石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绝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却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红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介石的公子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是想用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来赚云、贵、川的地方军头，以便完成国防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抗战中的战略大后方。
既是“赚”，那就不能打，蒋介石此举高明就高明在，由于受到红军威胁，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西南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趁机渗透进去，从此就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了。
杨虎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蒋介石的确盯上了他的西北。
蒋纬国在书中认为，他的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在所谓的核心名单中，川、贵已有把握，剩下的就是陕西，而在川、贵、陕中，蒋介石又对陕西格外看重，认为是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蜀中纵好，向为天府之国，然终偏于西南一隅，仅宜苟安而已，很难倚此成事。
想当年，诸葛亮那是多大一个能人，六出祁山，心血耗尽，却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到了他的学生姜维，也是智勇兼备，能征惯战的一员名将，接过遗志，出川九伐中原，比自己的老师还多三趟，仍然毫无建树。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定天下，就必须先人一步，在北方抢占战略要点。
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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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杨虎城不可能不了解蒋介石的心思，如果他不向后者拱手称臣的话，无论红军被消灭与否，陕西这块地盘都终将失去，更不用说经略大西北了。
此时此境，他和他的第十七路军都没有选择，如不主动出手只有遭殃，但自身力量过于薄弱，必须寻找同盟者。
东北军作为陕西客军，兵力上又明显强于第十七路军，因此张学良、杨虎城之间开始也是彼此猜疑，但是共同的处境，很快就让他们认识到，只有转变连横策略，与其他诸侯结成合纵阵营，才能在未来找到各自的出路。
本来两广事变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张学良、杨虎城事前甚至已商定，如果蒋介石对两广动兵，则出兵援助两广。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除了两广自己以外，能出手相助者甚少。
真正响应的也有，比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可他们都早已过气，空喊谁不会，但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呢？
此时当然不是公开跳出来和蒋介石叫板的时候。
等到两广事变结束，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再趋紧张。
因为蒋介石搞定了南方，可以专心致志来搞北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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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共进自助餐
张学良、杨虎城要自保，就只能和其他北方巨头一起，把“逼蒋抗日”进行到底。
先是谏诤。
以杨虎城所处地位，他不可能出这个头。因此最初进言的是阎锡山和张学良。
趁着蒋介石举办五十大寿，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高兴的机会，阎、张相互看了一眼，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献上忠言，希望“委座”能放弃武力削藩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那一阵蒋介石像走钢丝一样，但接连着搞定“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让自己也有点环顾宇内，雄视左右的感觉，正在兴头上呢，如何能听得进去。
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不要跟红军作战，然后你们都不用打仗，彼此相安吗？
不可能！
阎张两人，一个想联合红军，一个已经联成了，自然都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蒋介石的脸色开始晴转多云，不好看了。
跟你们说好多遍了，红军已成强弩之末，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停手！
他气呼呼地问阎、张：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阎、张只好却步了。
出得门来，阎锡山第一个哭了，老泪纵横，当着一个晚辈。
看来指望“蒋先生”是没有用了，他断然不会采纳我们的主张，一切全得靠自己，我们自己干吧。
一边说一边哭，还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用力地顿了一顿，以示自己的悲愤之情。
张学良当时非常感动。
原来阎锡山对蒋介石的看法比自己还大。那句“我们自己干吧”不就意味着，在南方逼蒋失败后，我们北方可以继之而起吗？
只是这一次，毛头小伙终于输给了千年老狐狸。
阎锡山其实就那么随口说说而已，内心里，他虽然也希望避免跟红军作战，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舍不得再扔下家里的坛坛罐罐出来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张学良的心态完全两样，一个尚有一大堆家业，要“保住家乡”，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时时刻刻想“夺回家乡”。
不过阎锡山那已经出神入化的表演，却带给张学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后者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即如果张学良、杨虎城这时候揭竿而起，北方诸侯是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屡次进谏未果，少帅愤愤不平，回到西安后，他就问杨虎城有何高见。
杨虎城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否真的有抗战决心。
张学良点点头。
随后，杨虎城说了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
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
曹操把汉献帝扶上宝座，明为皇上，暗为人质，用以号令天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下子被点醒，仍然骇了一跳，以至于好半天回不过神来。
见张学良如此表现，可把杨虎城给吓住了。
虽早已是同盟者，但杨虎城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很大程度上仍是试探性的，因为一旦对方不同意，或泄露出去，那可是有杀头之罪、灭顶之灾的。
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马上宽慰杨虎城，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卖友求荣的事，但这件事实在太大，还是需要再从长计议。
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了蒋介石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最新处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两军在前，中央军在后。
第二个方案，如果你们不想打红军，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这里给中央军来“剿”。
第一个方案不用多说了，只不过是重蹈以前的覆辙，无论胜败，两军都没什么好处。
对于第二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也同样不能接受。
张学良要去的是北方，不是南方，况且福建周围已布满中央军和拥蒋势力，东北军去了之后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呢？
杨虎城则一直坚持“大西北主义”，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所在，当然也不愿离开西北。
两个方案实际是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最后通牒，而张学良、杨虎城都已感觉被这个通牒逼到了悬崖边上，遂决定在蒋介石来西安时实行兵谏。
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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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点，随着临潼一声枪响，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华清池被生擒活捉。
张学良此举，不光意味着蒋张盟友关系的彻底破裂，在当时很多人特别是军人看来，也是一个不可理解，甚至大逆不道的举动。
谏来谏去，你还把长官给绑架了！
张学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弱点就是一辈子没有真正的上司。
张作霖曾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曾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
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
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
西安事变的行动计划，是在事变爆发前几小时内才宣布的。
在张学良当众宣布后，场内鸦雀无声，大多数人都被这个惊天行动给惊倒了。
只有东北军大将于学忠说了一句：少帅，抓起来很容易，但是您考虑过没有，以后怎么放他呢？
张学良一挥手：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姓蒋的抓起来再说！
挥手之间，历史从此改变。
于学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张学良、杨虎城通过发动西安事变，虽然成功捉住了蒋介石，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设想并没有能够实现，甚至可以说非常失策。
曹操“挟”汉献帝，那是因为后者本来就属于傀儡，没有任何实力。蒋介石则不一样，他个人虽然被抓住了，身后却还有力量要远强于两军的中央军。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通过各种途径试探过其他诸侯的态度。
当时这些大小诸侯的表情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对蒋介石深恶痛绝。
看那样子，如果有条件，他们发动兵谏的劲头绝不比张学良、杨虎城来得差，所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就发布全国通电，希望能得到外界的纷纷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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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情报》“西安事变号外”
电报发出后，第一天无人应声。
第二天，宋哲元率先作出了答复。
但是这份电文上，却没有一个字的支持或者同情，全是“忠告”：忠告张学良确保蒋介石的安全。
这当然是二十九军内部商讨过的结果。
萧振瀛走后，秦德纯上位成了第一军师。他在观察众人特别是宋哲元的神色后，先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要说老蒋啊，这两年的有些做法确实不咋地。
但是——如果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情况就更糟了，因为国家没人统领，只会四分五裂。
秦德纯的潜台词一听即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蒋在，我们老睡不好觉，怕他削藩，但要是他不在，一旦日本人打过来，光靠二十九军去顶，那就可能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还“藩”什么“藩”。
秦德纯的话确实说到宋哲元的心坎上去了。对啊，怕的就是这个。
看完宋哲元的电报，张学良的心里拔凉拔凉的。
好不容易盼来了电报，发报者的屁股却已经完全挪到南京政府那边去了。
不过，到此时为止，张学良仍然相信有一个人一定会支持他的。这个人就是阎锡山。
还记得一起“犯颜直谏”，流着眼泪说“我们自己干吧”的动人情景吗？
少帅甚至认为，在兵谏这件事上，自己与阎锡山已形成了一种神交默契。
果不其然，到第三天，总算又盼来了复电，而且真的是阎锡山从山西发过来的。
真够哥们儿。
打开函电一看，张学良的手发抖了。
不是激动，而是给气的。
宋哲元不过是“忠告”一下，阎锡山却几乎是在教训人了。
电报上一共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集中在一起，就是说张学良、杨虎城扣蒋的行为，完全是在“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
你们闯了这么大的祸，看你们怎么了结。
通篇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全是一副兴师问罪的嘴脸。本来应该是最大的同盟者，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反对派。
宋、阎的电报一问世，立刻影响了一大片。
除四川的刘湘尚态度暧昧外，起先驻足观望的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山东韩复榘都赶紧跟进，发电表示支持南京政府。
不过韩复榘却在里面玩儿了一招滑头，明里拥蒋，暗里又发一份密电拥张。
韩复榘背地里在打着什么主意，张学良又岂能不知。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只会让他更感伤心和气愤。
以前，我想跟着蒋介石干时，你们全劝我不要“愚忠”，而且一个个信誓旦旦，说要反蒋到底，好，我如今带头反蒋了，怎么样，你们却全哑巴了，甚至喝我的倒彩！
他终于看透了这些人的用心，其实加起来就是两个词，一个词叫虚伪，一个词叫自私。
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只有两种似乎跟朋友搭界的人，一种叫出卖朋友的人，一种叫被朋友出卖的人。
张学良倍感痛苦。他已经发现，在这场多方博弈中，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控制全局的主角，而只不过是一枚棋子，一枚无法决定进退的棋子。
第五章 到西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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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东西两路各集结了十个师的中央军，形成重兵压境之势。
在绥远抗战中没现身的战机，此时也从洛阳机场起飞，奉命轰炸西安。
置身这种强大外部压力之下，担任西安卫戍任务的第十七路军开始出现不安，一些人指责张学良，认为是他把大家带入了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还有人声称，只要中央军有一颗飞机炸弹落进西安城内，就铁定会先毙了姓蒋的。
看起来，蒋介石的小命要玩儿完了，即使不在飞机轰炸西安时“中奖”，也可能被愤怒和惊恐弄得不知所措的官兵给处死。
关键时刻，老天拯救了他。
下雪了。
飞机无法越过华山。
西安是轰不成了，但炸弹也没有带回去的道理，飞行员在回去的路上，就一路走一路扔，结果，洛阳至渭南一带，落了数不清的炸弹。
此时张学良、杨虎城的处境十分艰难和尴尬。外面重兵围困，即将兵临城下，内部也充满乱象，每每让人心惊。
就是不服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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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决定出面劝说和感化蒋介石。
蒋介石原先由第十七路军卫队营负责看管，由于担心他的安全，张学良便把他接到了东北军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总是有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他怎么可能再给对方好脸色看呢？
一个月前，才刚刚办完五十大寿，全国开庆祝大会，献飞机的献飞机，唱赞歌的唱赞歌，激动之余，蒋介石亲笔写下了一篇妙文，谓之“五十生日之感言”，副标题是“报国与思亲”。
那个时候的他百感交集。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你看，往南，逼走红军，经略西南，压服闽变（福建事变），搞定两广（两广事变），往北，慑服老阎，震住商震，吓退韩复榘，拉住宋哲元。
这还只是对内，对外则要在打又打不得，和又和不成的情况下，与日本明争暗斗，斗政略，斗战术，斗心机，乃至无所不用其极。
真个是仇敌满天下，没一天能消停的，如果神经略微脆弱一点，就非得像那个汪精卫一样落荒而逃，跑国外去养病不可了。
但这一切，他都熬过来了，忍不住自己都要佩服一下自己：收拾天下，舍我其谁？
在杀伐果敢的同时，貌似坚不可摧的蒋介石却还有不为外界所知的感性一面。他常常会像黛玉葬花那样，感怀自己儿时丧父的不幸，这就是作为一个“孤孽子”的“思亲”。
然而不管多难，他仍然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武力统一”：走到现在，离目标只是几步的距离而已，再使一使劲就能跳过去了。
所以“思”了“亲”以后，他要接着“报国”。
事实上，此时红军在陕北确实已陷入了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甚至都不用别人攻，随着冬季的到来，他们的物资已极度匮乏，不得不做好再次长征的准备。
然而西安事变却在蒋介石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从背后给他狠狠一击。那感觉犹如在半空中摔落下来，摔得体无完肤，遍体伤痕。
事变当晚，到处都是啸叫的子弹。转眼之间，他的秘书死了，警卫死了，而他自己，只是侥幸未被流弹射中，才在穿着睡衣，腰部摔伤的情况下，被从山洞中“请”了出来。
这是一个冰冷刺骨，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之夜。
在被执进入西安城时，一个叫唐君尧的东北军将领看到他，忽然一边敬礼，一边落下泪来，说两年前我曾经在庐山受训时见过您老人家，不想现在苍老多矣，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委员长”，善自珍重吧。
蒋介石当时没有说话，但西安事变后，曾特许唐君尧到溪口谒见张学良，并亲口对唐君尧说：你对我的那份情谊，我永世也不会忘记。
在刚刚被抓住的时候，蒋介石并不知道第十七路军也参与了“叛变”，所以还在为杨虎城担着心哩。
可是在被押送的路上，却意外地看到西安城内的士兵竟然都佩有“十七路”的臂章。
第一感觉，仍然不是第十七路军参与事变，而是杨虎城危矣。
因为昨天晚上他宴请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将领时，杨虎城并未露面。
现在一想，是了，一定是张学良这小子先一步用请客的方式把杨虎城诓了过去，然后将其扣留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当兵的会戴“十七路”的臂章呢？
蒋介石给自己找出的解释是，那是东北军缴了第十七路军官兵的枪后，换了他们的衣服，出来掩人耳目的。
所以一开始他几乎把所有怒火都倾泻到了来劝他的少帅身上，为此，张学良又哭了好几次鼻子。
两天之后，蒋介石才知道，原来杨虎城也“叛变”了，至此，无论是他的自尊心还是自信心，都到了不堪的程度。
蒋介石不肯服软，张学良就被挂在了中间，既不得上，也不得下，这时他才对于学忠的话深有体会。
舌战群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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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两股新的力量的加入，少帅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一股来自于南京政府内部的主和派，这一派的首领是宋氏兄妹，即宋美龄和宋子文。
宋美龄，宋氏三姐妹中的老幺，海南文昌人，但她出生于上海，又长期留学于国外，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她的广东话、上海话、英语说得要远比普通话好得多。
在听到西安事变，尤其自己丈夫生死不明的消息时，宋美龄自然倍感惶急。
在宋氏姐妹中，宋美龄虽然最小，但胆子并不小。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三人中最有胆魄的，她很早就帮助蒋介石掌管空军，所以被称为空军之母。
跟着蒋介石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不是没有遇到过。“两广事变”发生后不久，蒋氏夫妇在江西临川行营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那天半夜，在临川城外，突然枪声大作，当时也以为可能是发生“兵变”了，蒋介石自己都有些慌乱。宋美龄却立即说，你把手枪给我，如果冲不出去，我就自戕，绝不受辱！事后查明，原来是城外的部队闹了误会，相互开了一阵枪，虚惊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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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在民国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可这次西安事变既不是误会，也不是虚惊，此时除了那份全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的所有联系都已断绝，几个小时之内，无法得到关于蒋介石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正规渠道堵塞，谣言就开始走街串巷，有的说老蒋的脑袋早就被挂在城头示众了，还有的说西安城里面已经打得翻了过来，所谓“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
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归来。
此时南京政府正就西安事变召开紧急会议。
宋美龄很清楚，这次会议不仅决定着丈夫的生死，事实上还关系着其未来的命运和前程，她必须参加。
可是她实际上无法公开参政，尤其是涉足如此重要的会议。
当年孙中山带着大伙颠覆清朝闹革命，顺带把女权运动也掀了起来，所以才有秋瑾、沈亦云、唐群英、沈佩贞等众多女侠冒死参加革命。然而等到清帝退位，民国初成，却没她们什么事了。
在国民党党章里，竟然找不到一条有关“男女平等”的条款，倒是有这么一条：国民党员，不要女的！
一道打江山，最后却连张小板凳都不让我们坐，看了着实让人窝火。女将之中，以火暴著称的唐群英、沈佩贞当时就扑将上去，把宋教仁痛扁一顿，那种打法也颇具闺房特色：伸出手去，挠脸的挠脸，揪胡子的揪胡子，还有打嘴巴的，那动作更吓人，所谓“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宋教仁负痛狼狈而去，但女子参政的权利终究还是没能争来。
喊喊口号容易，思想深处的那许多痼疾和成见，岂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消除得了的。
那位要说了，宋美龄不是还管空军吗，都掌军权了，怎么能叫不参政，至少算干政吧？
其实确切一点说，参政的应该是蒋夫人，而并不是她宋美龄。
老蒋说，我要让我太太抓空军。谁敢说不行？
然而这个世界又非常现实，转眼间，由于蒋介石生死未卜，世态炎凉的一面马上就暴露出来。
众人在发现会议场上多出一个女人后，立刻群起质疑：谁把她放进来的，一个女人有什么资格参与军国大事？
大家不是不认识宋美龄，都认识，但他们心底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回荡，那就是：你还以为是老蒋在这里主持呢？
宋美龄一动不动。
我有资格，因为小女子也是一个普通国民，需要了解大政国情，所以完全可以来开会。
看到宋美龄可能面临窘境，孔祥熙赶紧上来打圆场，主持会议的老好人何应钦也帮着说话，总算没有让这位在众人眼里已经严重贬值的“委座夫人”被当场轰出去。
但是一旦站住脚，宋美龄很快就让与会诸君见识到，她这个小女子，并不是一般的小女子。
会议虽然在讨论如何解救蒋介石，可是有一种论调，始终让宋美龄觉得分外刺耳。
有人说，“委员长”就不应该轻易到西安去，可他不听劝，偏去，结果怎么样，中计上当了吧。
说这话的，有真心着急的，但更多的是冷嘲热讽和落井下石。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舆论滋长蔓延，即使丈夫能够活着回朝，其威望和权力也可能一落千丈。
她必须反击。
这说的叫什么话？“委员长”既为“委员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只要是为国家筹谋大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顾个人安危。
保卫工作谁负责，难道都得“委员长”亲力亲为吗？那要你们这些部下和左右干什么？“委员长”这次在西安遇险，不是他的错，而是部下的错，是在座诸公的错！
寥寥几句话，却绵里藏针，句句见血，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回答。
宋美龄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知道这些政客们背地里都看不起自己，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因为丈夫被困而急得六神无主，到处乱闯乱撞的女人，不足以言大事。
她要说服别人，首先就要压抑自己的个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她在会场上始终强作镇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出自己慌乱不安的一面，同时话语中尽是站在理智高度，一套又一套大道理，完全不掺杂一点儿女私情。
就算她是一个女人，能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你能不刮目相看吗？
会议的争论逐渐进入高潮：究竟是战是和。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主张出兵。
戴季陶和陈布雷被并称为国民党内的两大“文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就是此老的杰作，他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
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戴季陶气得哇哇乱叫，提出要立刻发动进攻，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府威信，不致让张学良、杨虎城这些“叛乱分子”看扁。
论私人关系，蒋戴情谊非他人可比——蒋纬国原为戴季陶在日本的私生子，是从小过继给蒋氏做养子的。他都嚷嚷要打，与会者的情绪立即被调动起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且慢，有人不同意！
宋美龄又站了起来。
她当然不能同意。现在蒋介石还在张学良手中，实际上就是人质，解救人质，怕的就是把“劫匪”给逼急了，弄不好对方是要“撕票”的。
但是宋美龄不能说：我舍不得我老公，你们这样做，我可能要守寡的。
她要提到另外一个高度。
宋美龄给戴季陶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危难，万一“委员长”身遭不测，请问谁有能力领导政府和国家？
戴季陶无言以对。
是啊，别看蒋介石不在，你们就一个个张牙舞爪，雄辩滔滔，似乎一个赛一个地能干，但真要让谁站起来负责这个大摊子，收拾确如外人所说的一盘散沙的局面，还真找不出一个有如此胆气的。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又重新热闹起来，这回讨论的是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其中的逻辑关系为：如果死了，那就必打无疑，如果还活着，则另当别论。
有人判断，蒋介石这么长时间不露一面，也不通信息，必定是死了。
但谁也不敢肯定。
有人不想再这么猜哑谜，干脆提出：是国家存亡重要，还是蒋介石的性命重要？
国家当然要大过个人，所以还犹豫什么，打吧。
会场上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何应钦属主战派，又是会议主持者，戴季陶一语既出，他原本以为向西安开战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变更，却不料突然被人搅了局，一时也感到很是意外。
他允许宋美龄与会，本意是找机会安慰安慰家属的，哪里能料到会出现如此情景。
这叫怎么说的。
虽说何部长在家也属于绝对被领导阶级，长期持有“全国怕老婆会会长”之委任状，可公开场合他还得表示一点大男子主义。
看场面渐渐有些控制不住，他赶紧清清嗓子，提醒大家两句。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她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就知道救她老公，你们可别光听她的。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她不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论据，大规模开战仍然不可避免。
她把脸朝向在场的所有人——没错，我是一个女人，但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为了营救我丈夫。
如果“委员长”的死，可以为这个国家造福，那么请相信，我会第一个劝他去死，去牺牲，因为那样是值得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现在就去炸西安，“领袖”的生命自然是堪忧，更严重的是，内战再起，不独陕西会重罹兵燹之灾，国力亦将因自相残杀而毁损，那还抗什么日？
这话算是戳到众人的心坎上了——别以为蒋介石不在，你们就可以乘势而上，夺他的位子，告诉你们，以后的日子难着呢，不光是对内收拾局面，还得御外，对付日本人。
后面这个难题，硬生生地把自诩多才的汪精卫都逼了下去，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比老汪玩儿得转？
不光何应钦无言以对，其他人也默然无语，再也发不出任何高论了。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呢？
宋美龄见已压住众人，信心大增，遂胸有成竹地说出了自己的策略：找一个和平解决的途径。
我们要两手出击，一方面做好包围西安的准备，但是切记，一定不要轻易开枪或轰炸；另一方面，我们调兵遣将不是要时间吗，为什么不抓住这段空当，尝试用和平手段营救“委员长”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等到后一种办法用尽，“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作战准备也完成了，到时候再打也不迟。
对于宋美龄来说，“绝望”这两个字是她不能也不敢想象的，可是又不得不提，所以要加上“万分”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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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宋美龄“舌战群儒”，力主和议，“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下场还真难预料
如果像宋美龄说的那样，自然是好，可是问题也正在这里。
由于得不到准确消息，外界盛传，西安城里到处都是血与火，已成恐怖世界，连蒋介石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试问可用什么和平之法，如何营救呢？
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谁敢去西安。
宋美龄说：我去！
听得此言，举座皆惊。众人勃然变色，一片反对之声。
有的说，你去干什么呢，没准“委员长”已经没命了，或侥幸未死，“叛军”也饶不了他，你去不仅没有什么效果，还可能多死一个人，是做不必要的牺牲。
还有的说，你去了还不照样要被关起来，那样人家更可以要挟你丈夫了，而且对方手里又多出了一个人质，只会增加事情解决的难度。
尽管宋美龄亲自出马的请求未能得到通过，但她出人意料的表现和发挥，却使她得到了会场上大多数人的支持，成了当天的意见领袖。
据说蒋介石本人并不特别擅长言辞，一些比较精彩的话都是事前拟稿然后照本宣科的，如果是临场答辩，嘴还钝得很。
不知道是不是月老给配好的，他老婆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潜质却着实让人惊叹。那些唇枪舌剑的片断，常常会让人想起三国时的一个著名场景——舌战群儒。
论处理突然变局的能力和见识，平时饱食终日的政客们并不比“群儒”高明多少，所以气场很快就都给突然杀出的“女诸葛”占领了。
主和派成了赢家。
情义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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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暂时阻止了进兵，可是宋美龄的心情并不因此而轻松。
那些劝她不要冒死涉险的话，往好了说是为其安全着想，听着却着实让人不是滋味，似乎蒋介石真的已经凶多吉少了。
毫无疑问，悲戚和失望，黯淡和怆然，会一次又一次地袭击这个不幸的女人，但她必须挺住。
由于自己不能亲往，在经过同意后，宋美龄决定派洋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前去西安打探情况。
端纳以前也做过张学良的顾问，经过这位老外的从中交涉，西安方面答应放人，不过放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扣押的人质之一——政府要员蒋鼎文，后者告诉大家：蒋介石还活着！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然而宋美龄的心仍然悬在那里：现在活着，不等于可以永远活着。
她料定张学良、杨虎城在无力抵御中央军，又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个最大可能就是乘飞机携蒋出逃。
说起飞机，宋美龄可不是一个外行。她自己也乘机去过西北，知道那里大多山地崎岖，飞机很难着陆，而像样一点的飞机场，又尽为中央军控制，张学良的座机去不了。
如果一定要飞，能飞往哪里呢？
很可能是陕北苏区。
这个念头让她坐卧不宁。
她准备再次去西安，但在即将登机的最后一刻，却又被拉住了，不过这一回并不因为她是“一般妇人”或“普通国民”，恰恰相反，她的身份和地位已经恢复到了“特殊国民”。
蒋介石还活着，这就意味着，她的老婆仍然是那个供大家仰望，且无人敢得罪的第一夫人，岂能轻易犯险！
代宋美龄飞赴西安的，是主和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宋美龄的哥哥、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
说起来，这宋家当年真是了不得，估计也要三百年才能出此一家。除了涌现出两个第一夫人、一个准第一夫人外，宋子文也是一个能靠自己混饭吃的牛人，他和姐夫孔祥熙不仅都被称为民国财神爷，还都以政治家的身份进入政府最高层，担任过行政院院长或代理行政院院长。
对大舅子能在这个时候冒死到西安来搭救自己，蒋介石起初并无心理准备。
宋子文和孔祥熙，虽同为蒋之内戚，也都善于理财，但蒋介石素来喜孔恶宋。原因是宋子文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几乎每个毛孔都洋化了，平时最喜欢讲的就是洋人那套规矩，而这个让蒋介石极其头大。
蒋介石自己尽管不敛财，可他得花钱啊，有的究竟拿去作何用途还不能明讲，得意会。偏偏宋部长既不能意会，也不愿配合，总是要翻来覆去地问：这钱你拿去做什么用？
或者干脆挑明：钱款从哪个账户上拨，汇到哪儿去？
这能都跟你讲吗？蒋介石感觉自己难受得要命，就好像伸手向人乞讨似的。
孔财神就不同了。这兄弟立场摆得很清楚：我就是蒋老板的账房先生而已，钱反正都是老板的，他拿去干什么用，给谁不给谁，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要知道他啥时候要，随时能把银子取出来给他就行了。
如此一对比，蒋介石就认为宋子文是故意在跟自己对着干，所以两人经常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们还曾为军费开支超额的问题而大吵过一架，差点就动起手来，弄得宋子文负气出走。
现在谁都知道西安城里最危险，谁肯轻易跳此火坑？
看来吵归吵，闹归闹，还是情义无价啊。
蒋介石百感交集，几乎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到老婆带来的字条，说要是宋子文三天内回不了南京，就来跟自己同生共死之后，情感上再也绷不住，失声痛哭了起来。
强人，原来也是挺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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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是一个从生活到政治理念都完全西化的人，瞧他这身西装
谈起如何脱险，蒋介石蒋的打算仍然是以战逼和，即外面的中央军只要逼得越紧，张学良、杨虎城就可能越软弱。
但宋子文的感觉完全不同。通过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谈话以及对西安城内气氛的观察，他兜头给自己妹夫浇了一盆冷水，忠告他：正因为外面逼得急，张学良、杨虎城才更可能走向极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还是不要硬顶为妙。
从宋子文说话的语气中，蒋介石察觉出了异样，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因此当张学良再次来看他时，态度已经明显软了下来。
不过让张学良哭笑不得的是，都这时候了，蒋介石竟然还想使避实就虚之计。
他主动提了两条，一为允许东北军开往绥远抗日，一为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但对于张学良、杨虎城最关心的政治条件，蒋介石却推托说应交南京方面讨论，因为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
这话就只能骗骗小孩子和不谙中国国情的老外，谁不知道在南京政府，只要你蒋介石点了头，什么大会都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张学良、杨虎城不满意，蒋介石不答应，宋子文亦觉一筹莫展，他决定立即和端纳一起返回南京。
破局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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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是在睡梦中被大舅子叫醒的，得知对方马上就要走，不由得心头一惊。
事实上，宋子文急着要离开这一是非之地，并不是为了保命，倘作如此想，这位财神爷就不会只身到西安来了。
他急着回南京是要找破局之策。
曾担任过代理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不光会理财，同时也谙熟国情，具备很高的政治眼光。此次西安之行，让他得出了与南京的主和主战两派以及蒋介石本人都截然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主和派说，可以离间张学良、杨虎城的关系，但宋子文分明看到，这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态度不一，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尚无翻脸相斗的可能，而且两军官兵对发动西安事变都持支持和拥护态度，也就是说，扣蒋至少在西安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主战派说，只要大军出动，东西夹攻，西安将很快被攻下，而蒋介石也能因此脱险。
宋子文则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经结成“三位一体”，这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集团，虽然西安比较难守，但他们可以退至广大的陕北苏区，到时三军用命，加之凭借西北的有利地形，守个把月绝对没有问题。
对于蒋介石以战逼和的策略，宋子文就更不能认同了。他相信，如果大规模内战开始，第一个要倒霉的恰恰就是蒋介石本人，别说放他了，小命保不保得住都很难讲。
就在离开南京时，宋子文还在犹豫，究竟是军事解决好呢，还是政治解决好呢？
到这时候，已经坚定信心：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因此，他才要急着赶回南京做说服工作。
伤离别，离别就在眼前。此时蒋介石、宋子文心里都充满了酸楚：他们还会有再次见面的机会吗？抑或只能重逢于九泉之下？
老蒋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叮嘱宋子文不要再回西安，当然也不要让誓同生共死的老婆来送死。
他要宋子文转告何应钦，一定要在五天之内完成围攻西安的计划，那样他就可以安全了。
宋子文连连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码事。
我走了，后天再来看你。
走出门，却又再次返回，并且加重语气：我一定会回来的！
蒋介石的眼泪差点又没忍住要掉下来。
今日一别，可能永世不得相见，多看一眼算一眼吧。
蒋介石动笔给家人和国民各写了一份遗书，在他心里，已经完全不做宋子文返回的打算了，等于是在“托妻寄子”。
宋子文人在西安，能走不能走，还不是可以由他自己决定的。
张学良和宋子文曾是一对铁哥们儿，他对宋子文说：干脆，你就不要走了，反正回南京也没什么用。
此时针对蒋介石的“顽固不化”以及内外部越来越大的压力，张学良、杨虎城也变得有些垂头丧气了。
宋子文赶紧告诉他们，自己决心推进政治解决，现在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蒋介石听天由命的状态。
怎样改变呢？
去南京把宋美龄接过来，让她做蒋介石的劝导工作。
一听这话，张学良吃惊不小，他劝宋子文不要这样做，表示如果西安真的爆发战事，他不一定能完全确保宋美龄的安全。
但宋子文信心十足，因为他已经构想好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除了带自己的妹妹同上西安之外，他还要再邀两人。
一个是刚刚回南京的蒋鼎文，由他负责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军事问题。
说是解决军事问题，其实一方面是做军方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张学良、杨虎城看的：我们往返两地是为了和平交涉，绝不是忽悠大家，或一去不回。
另外一个是戴笠。
在很大程度上，戴笠也是起到一个象征作用。由于支持蒋介石的军人中，黄埔学生占很大比例，如果他能来西安，可以代表黄埔系，让张学良、杨虎城放心。
宋子文提出的方案，正合张学良、杨虎城的心意。
自从上次蒋鼎文回南京后，他们不能不产生一种担心，那就是对方是不是在玩金蝉脱壳之计，张学良不放宋子文走，多多少少也含有这种顾虑。
现在这种顾虑证明可能真的是多虑了。
对宋子文回京，张学良、杨虎城不疑，南京的要员们却大起疑惑之心。
宋子文可是蒋介石的大舅子，在政府内的影响力也非蒋鼎文等所能及，在他们看来，既然西安不能释蒋，张学良、杨虎城又有什么理由再把宋子文平平安安地给放回来呢，应该把他也扣起来当人质才对啊。
更何况，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关系在朝野上下也是无人不晓，都知道他俩是多少年的铁哥们儿。如果这两人背着大伙玩玩猫腻什么的，谁知道？
为了解释和通过自己的方案，一向恃才傲物的宋子文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下来接受怀疑者们的轮番拷问。
或曰：是不是“委座”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逼迫之下，已经在政治条件上签字了？
关系到蒋介石的“气节”问题，宋子文赶紧澄清：你们难道不知道“委座”的为人吗？他怎么可能会违心签字呢。这是对他人格的污辱！
在蒋介石还存活于世的情况下，当然没人敢出言不逊，进行“污辱”。
有人便顺坡而下，抓住这一点不放：你说得不错，只要“委座”还被扣在西安，遭人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宋子文张口结舌，很感无语。
何应钦则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宋子文再赴西安倒没什么，但是让蒋鼎文和戴笠同去则不妥。
为什么呢？
因为蒋戴二人都是军队系统的，如果到时张学良、杨虎城进行“威逼”，让他们把南京方面的军事进攻计划都供出来，那可怎么办？
质疑来质疑去，无非围绕两种可能：不是“委座”自己“屈服”了，就是这姓宋的跟张学良、杨虎城穿一条裤子，背叛了“委座”。
宋子文平时跟蒋介石都敢对着干，其他文武百官更不被他放在眼里，得罪过的人自然不少。趁这机会，有嫉恨他的便在背后群起而攻之，并大泼脏水，谓之：西安事变总策划师！
眼看矛头马上要集中指向自己了，宋子文愤然而起：现在时间这么紧迫，解决事变以分分秒秒计，你们却还在这里怀疑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宋某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非得到西安那种险地去过把瘾，你们为什么都不去？
质疑的要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别的都不要扯了，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委员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要军事解决呢，还是政治解决。
宋子文心里当然明白，蒋介石在他临走时说得清清楚楚，必须军事解决。
他不能够篡改“圣意”，但又知道非政治解决不行。
为此，宋子文只能剑走偏锋，以外交辞令作答：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他老人家也肯定不希望看到内战发生！
这话答得还真够水平，既坚持了“和平之道”，又没有歪曲蒋介石的原意。
在宋美龄之后，宋子文终于又再次拿捏住了“群儒”，主战派同意按其方案行事，但是提出一个要求：只给你们三天时间，三天之后，如和谈不成，则对西安发起最后的总攻！
美救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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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情况严重，丈夫不是离危险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后，宋美龄立即准备随同前往。
在她看来，和平营救蒋介石这件事就像在造房子，端纳算是奠基起了个头，宋子文接着把柱子墙壁建好了，最后上梁盖顶的工作当然得由自己来参与完成了。
就在飞机快要起飞时，一个女人哭着跑过来，死活要上飞机。
一看却是蒋鼎文的太太。
蒋鼎文被扣西安，蒋太自然是天旋地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等到丈夫奇迹般地第一个脱险回京，又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忽然没几天，身边的人竟然要重返她认为的那个龙潭虎穴，再次面临着送命的可能，顿时整个人都要倒下去了。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过山车也没这么玩儿的。
她没有办法不让丈夫去，能想到的就是一起去，死也死在一块儿。
宋美龄当然不能让她去。大家是去办事的，不是上刑场，夫妇两人这么一路哭哭啼啼，就算去了西安也不成个体统。
劝住了蒋太，宋美龄自己的心里其实也是七上八下，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到了洛阳上空，她往下面一看，飞机场上轰炸机排列整齐，正待命出发呢。
一行人立刻在洛阳作短暂停留。宋美龄端出空军之母的架势，告诫空军将领们：绝对不准进攻！
再登机往西安飞，离目标越近，心情也越忐忑，终于在到达西安飞机场上空时，女强人支持不住了。
她悄悄掏出一支左轮手枪，然后塞到端纳手里。
如果军队哗变，无法控制，士兵要碰我的话，请你立即朝我开枪，万勿迟疑。
端纳连忙安慰对方：不会的，他们不会碰你。
请答应我吧。
她几乎是用哀求的眼神望着身边的老外顾问。
等飞机真的在西安城着陆，宋美龄却又马上恢复了镇定从容的神情，似乎方才的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张学良、杨虎城闻讯，急忙来见。对他们来说，这个场面比较尴尬。一般而言，你抓了人家老公，做老婆的就算不跟你玩儿泼妇的一套，满地打滚，至少也会怒容满面，兴师问罪。
但是宋美龄的样子跟以前全无区别，好像她是出公差，正好偶然路过，来看看各位的。
尴尬很快就变成了自然，大家再说话也就方便多了。
宋美龄敢于到西安来赴险，并不纯如蒋鼎文的太太那样“要死死一块”，她从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张学良不会对她怎样，至少不会把她关起来做人质。即使在情绪差一点失控时，她担心的仍然是无法控制的士兵，而不是张学良本人。
见面后，她注意到张学良“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一判断。
当然，仅此还不够。她要从侧面小小地试探一下。
宋美龄用一种很不经意的语气对张学良说：等下你就不要让你的部下搜我行李啦，主要是翻乱之后不好整理。
张学良闻言大惊失色。
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这么做呢。
此时的宋美龄对自己的安全已经有了几成把握。
礼，很重要。有了礼，才有敬。有了敬，才有惧。有了惧，才可以慢慢劝解。
她一路观察，发现西安的街道上并没有出现自己原来想象中的混乱情景。这说明，张学良、杨虎城仍能控制得住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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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安下飞机时，宋美龄又恢复了镇定从容的神情
现在紧张的人变成了少帅。
把宋美龄一接到张宅，他就赶紧问，要不要马上安排见一下“委员长”。
宋美龄笑了笑：不急不急，先坐下来喝杯茶好了。
她当然希望立马就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可是这事急不得，必须让张学良意识到，自己的心情一直很平静，而且始终是信任对方的。
此后的很多细节，老版本的电影《西安事变》都交代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场面：蒋介石早上翻《旧约》，上面写着一句话，大意是从前英雄救美，现在要美救英雄了。
但实际上这位落魄之人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见到宋美龄突然出现在面前后，他起初是不敢相信——不是已经交代宋子文，让你们都不要来了吗。然后是眼睛一闭，“愀然摇首，泪滑潸下”：完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接下来，自然“美”先得安抚“英雄”，但最关键的还是考虑怎么把“英雄”给救出去。
相逢一笑
?
此时除宋氏兄妹代表的主和派外，第二股力量也早已进入了西安，而不管是主和派还是张学良、杨虎城本身，若没有这股力量的合作，西安事变仍不可能得到和平解决。
宋美龄劝蒋介石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恩来。
在西安事变猝发时，陕北中央原先也是不知情的。证明消息确凿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反应是“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局外人很难想象国共之间的积怨，那是一种真正的血海深仇，十年征战和厮杀，使彼此在对方眼中早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即以分立两大阵营的黄埔学生而言，十年之前，他们曾是同窗，是朋友，可以彼此问候，然而十年之后，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互相拥抱的理由了。
当时的鄂豫皖是国共黄埔将领争斗的主战场。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黄埔一期）战死时年仅二十五岁。临死时，他对陈赓说，如果你能见到“蒋校长”，让他在黄埔校史上补一笔，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期的蔡申熙死于一期的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蒋介石，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想想看，蔡军长平时避黄埔出身和“蒋校长”还唯恐不及，虽在弥留之际，似乎也不至于当着陈赓的面如此口不择言。
只能说陈同学实在够机灵，他熟知国民党内的人情规则以及蒋介石的心理。果然，蒋介石听后大受触动，连眼圈都红了，称从中听出了黄埔学生的怨恨之声，而自己未尝不感到痛心。
既然“痛心”，那就没必要再多一个“怨恨之声”，于是陈赓安然脱险。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处境之难达到极致，突然有人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抓住了，毫无疑问，大家的本能反应就是当为天下除此公贼。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由于西安事变发生十分突然，消息闭塞，陕北中央并不完全了解各方面对此事的反应，因此最初才有“审蒋”的主张。
直到周公应邀到达西安后，方知张学良、杨虎城实已处于孤立无援境地，不仅地方派系和军队不响应，舆论亦持强烈反对态度。
统观民国学界，素有“前有梁任公（梁启超），后有胡适之”的说法。当时的胡适，无论在学界还是舆论界，均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他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即以北平各大学校长的名义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是自坏长城之举，如果蒋介石有什么差池，“中国要倒退二十年”。
冲动之下的胡适，甚至一改以往反对和批评国民党的论政态度，声称要加入国民党，以抵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
显然，这样的舆论氛围，对西安方面是极为不利的。
这是内部。
外部，苏、日政府的立场则耐人寻味。
苏联由于二·五计划和党内的肃反先后展开，希特勒的纳粹党夺权上台，并武装参与西班牙内战支持独裁者佛朗哥，战争的乌云开始在欧洲出现。另外由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行为，使得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日本重重矛盾，据此斯大林认识到万一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中国再统一起来进行抗战就不易了，而这对于苏联的在华利益显然是不符的。
因此他说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是想把中国引入内战，大家千万不要上当。
与苏联有主张不同，日本是无主张。
在事变发生后，日本内阁多次举行磋商，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拿出一个具体的处置态度或者办法，只能先进行观望。
综合这些因素，陕北中央最终放弃了“审蒋”主张，采“保蒋安全”、联蒋抗日的方针。
其时西安和谈的形势是，宋氏兄妹只能作为蒋介石一方，这个中间人的位置就让给了张学良、杨虎城都很信服的周恩来。
海外知名学者唐德刚曾说，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个半外交家。他把其中的一个半留给了晚清的李鸿章和民国的顾维钧，而那最后一个当仁不让就是周恩来。
可想而知，以周公之智慧阅历，尤其在内政外交上的技巧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自非一般人所能及。见蒋介石不肯在政治条件上签字，张学良、杨虎城又对此束手无策，他主动提出与蒋介石见面详谈。
可是蒋介石拒绝见面。
因为在他的“武力统一”计划中，最不能容纳的就是共产党和红军。不管他与南北诸侯怎样斗得死去活来，毕竟都还属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而国共两党之间却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远远逾越了党内矛盾的界限。
另外，对于周恩来的介入，蒋介石不能不起疑心，认为共产党可能是西安事变的背后主谋。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有些破罐子破摔了，尤其是当着老婆的面，非得体现一点“英雄气”不可。
我现在被他们劫持着，当然不能做任何承诺。你千万不要企图劝你丈夫签字，我也不会答应和周恩来见面。总之，我是不会轻易屈服的。
知道蒋介石的脾气，宋美龄不能从正面劝说，得从侧面诱导。
先得告诉老头子：你不仅没有沦落为破罐子，还进化成了一个特大的香饽饽。
宋美龄说，你还不知道吧，自从你被扣在这里后，全国民众都快急疯了，那种“忧悒惶急”的样子，是以前从来没看到过的。就算你的反对派们，也是如此。
为了渲染气氛，她还有意无意地夸张了一把，说是上学的小孩都哭得跟泪人似的，比老爸老妈死了还难过，至于那些当兵的，悲痛的样子更别提了，听说你可能已死的消息后，有人竟然还自杀了。
对这些话，蒋介石信不信是一回事，爱听却是真的。
他的自信心又鼓了起来。
原来自己还是那个无人可以取代的领袖，这个领袖的光环，不仅没有因西安事变而黯然失色，相反还变得更加光芒万丈了。
看到蒋介石的眸子又亮了起来，下面该说些什么，大家应该明白了。
绝不能这样说：蝼蚁尚且贪生，你要爱惜生命啊。
那样的话，老蒋准保还是会猛摇其头，摆出一副“以身殉国”的酷哥模样。
得告诉他：作为国家领袖来讲，你轻易死不得，要留着这条性命去“完成革命以救国”。
宋美龄还以自己举例，我虽然不是领袖，却是基督教徒，上帝要我死，那毫无疑问，我得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去死，但倘若上帝不让我死，我可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
这话也是说给老蒋听的。
面子有了，老蒋的架势就可以收工了：那就不死吧，不是我蒋某人怕死，而是国家和上帝一致要求我不能死。
他终于答应和周恩来见面，不过不是他自己去，而是由宋氏兄妹先后代之前往。
在见到周恩来之前，宋氏兄妹心里其实也没什么底，想想双方做了这么多年的死敌，共产党又可能是事变主谋，他们会轻易放过蒋介石吗？
而且，如果对方来个狮子大张口，或者漫天要价，那可怎么办？要价过高，南京那边绝不会答应，即使蒋介石对此点了头，也一定会影响到后者今后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和前途。
可是见面之后，宋子文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所有担心都是多余的。
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蒋介石愿意领导大家抗日，出于民族之大义，共产党同意取消苏维埃，服从南京政府。
这就是历史上的中共和红军“六项主张”。
虽然“六项主张”的一些内容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政治条件完全一致，但是并未明确提出必须签字，这让宋子文内心为之一宽。最关键的是，周恩来提出的“价码”远在蒋介石设定的底线之内，这使国共和谈的前景一片光明。
等到宋美龄出面，她再次从周恩来那里得到郑重承诺：我们会拥护抗日的“委员长”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跟宋子文一样，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听到共产党会称蒋介石为领袖。她由此敏锐地感觉到，中共的介入，不仅不会致蒋介石于死地，还是解救蒋介石的福音。
当然，不管宋氏兄妹如何满意，要是蒋介石自己不同意还是白搭。
中共的回答同样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这让他不得不陷入思考，自己的“武力统一”还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回荡在蒋介石脑海里的，一定会有黄郛给他留下的“病中策”：对内部的事，要坚持“忍”字当先，用政治，不用武力解决纠纷！
黄郛对自己义弟性格上的优缺点是琢磨得很透彻的。他曾当着蒋介石的面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依我看，你在“毅”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剩下来的就是要在“弘”上多下工夫。
的确，蒋介石这个人，优点就是坚毅，往往越是艰难越是不肯放弃自己的既定目标。但他的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不够宽宏大量，且易怒易躁，往往急于求成，乃至于树敌过多。
民国时代，蒋介石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来自于“毅”，而他又屡次失败，归根结底，又不能不说是败在一个“宏”字上面。
只有陷落谷底的人才最容易听得进逆耳之言，蒋介石经过慎重思考，终于点头同意了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的调停主张。
放还是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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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似乎已经诞生，只需要等西安方面开会正式通过一下就行了。
但是第二天波澜再起。
东北军内部先起反对之声。这个内部主要指的不是王以哲、何柱国这些“老人”，而是新近崛起的“少壮派新人”，比如在临潼负责扣蒋的孙铭九。
西安事变之前，孙铭九不过是张学良手下卫队营的营长，属于大内侍卫的角色，在东北军将官中原本是排不上号的。但西安事变过后，他已俨然成为少壮派的首领，连张学良的话似乎也可听可不听了。
从少壮派的角度上来说，既然大家都是靠捉蒋扣蒋“一举成名”的，一旦放蒋介石回去，无疑就是纵虎归山，这老头子能不寻机进行报复吗？所以坚决不能放。
这边张学良刚把昨晚的情形复述一遍，那边会场上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问道：姓蒋的说得好听，谁知道他会不会真的去做，有什么具体保证吗？
张学良此时已抱定和平释蒋的宗旨，周恩来的支持和蒋介石的让步都让他更加坚定了这一想法，眼看骑虎难下的局面即将走出，却意外地遭遇到了来自自己内部的阻力，不由得又急又气。
他听后马上逼视对方：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语调之激烈一反往常，使屋内气氛立时紧张起来。
如果放在从前，以少帅在东北军中之权威，此时众人就应该噤声了。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虽然说话的人也感到有些慌乱，却没有一点要退缩的样子。
你不是让我说吗？那我就说给你听听。
蒋介石所有答应的这些事，不能等他到南京后再做，在西安就要实现，有一件他没有做，我们就得不到保证，也就坚决不能放人。
张学良心里很清楚，这些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们要知道，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对蒋介石的打击已经够大了，他自己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何履行诸位的要求。现在最重要的，是帮他撑起面子，恢复其领袖威信，让他“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
但不管张学良怎样解释和说服，双方都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会散了，却并不表明众人的情绪会散。
有少壮派军人愤然出言：西安事变是我们大家伙提着脑袋干的，早已不是他张学良、杨虎城两个人的事了。
哦，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闹着玩儿的吧。如此做法，置我辈生死于何地。
听到这些话，少帅的神经立刻紧绷了起来，他生恐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赶紧把原来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孙铭九卫队营调开，转而由其他侍卫部队接任。
与东北军相比，第十七路军的反响更为强烈。蒋介石几次三番在西北搞“拆迁”，明里暗里催着要他们挪窝，摆明就是不想让人过好日子，所以其中下级将领都对蒋介石恨入骨髓，颇多“报复思想”。
东北军说要“保证”，第十七路军却说要什么保证，一颗“花生米”了结不就得了。
要不是张学良有所提防，很早就与杨虎城商定，把蒋介石移到自己看管的区域，后者现在是不是尚有命在，还真是得两说的事。
受到部下的影响，原本在释蒋问题上就犹豫不决的杨虎城开始动摇了。
张学良、杨虎城合作，杨虎城常有“齐大非偶”的顾虑。
什么叫“齐大非偶”，这是一个典故。
说春秋时候，齐国国王想把女儿嫁给郑国太子。当时齐是大国，郑是小国。按道理，这应该是让郑国太子受宠若惊，倍感荣幸的一件事，但这位太子出人意料地婉拒了送上门来的好事。
理由便是：每个人都有适宜自己的配偶，齐大郑小，门不当户不对，我是配不上您家公主的。
此典故收在《左传》上，想来作者左丘明老先生对郑太子是很赞赏的。
都是男人嘛，谁娶老婆也不希望总被对方压着一头，那日子还要不要过了。
东北军无论兵员还是武器粮饷，都远超第十七路军，这样的合作伙伴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你的一种潜在威胁。
两广事变之初，张学良、杨虎城原计划通电响应，但对陈济棠能否成功，两人心里都无胜算。商量的结果，是由张学良到南京去拜访老友宋子文。
拜访是假，摸底是真，因为宋子文了解很多外界所不知晓的军政内幕。
不探不知道，一探吓一跳。原来蒋介石已经在江西搞定了余汉谋，陈济棠垮台要不了多长时间了。
这下，响应是肯定不能够了。摸到底后的张学良并没有马上返回西安，而是到上海的花花世界去转了一圈。
可你老兄倒是透个底给杨虎城啊，他却没有。一直在西安翘首南望的杨虎城既见不到人，又看不到信，还以为张学良去蒋介石那里告了密，急得眼睛都生出了毛病——如果东北军和中央军合起来对付第十七路军，后者只有完蛋一途。
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前后，杨虎城还是边合边疑，十分谨慎小心。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张学良一度迟疑时，露有惧色了。
在对待已沦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的态度上，张学良、杨虎城也分歧很大。张学良虽然扣蒋，但属万不得已，南京的政要首脑里面，他和蒋介石还是最为亲近的，所以西安事变后，他对蒋介石仍是“执礼甚恭”，不敢有过于失礼的地方。
蒋介石被扣，空下的位子自然有人惦记。比如国外的汪精卫就正在加紧往国内赶，在蒋介石缺席的情况下，他极有可能重新掌控南京政府。汪、张早在长城抗战前就有过势不两立的冲突，蒋介石、汪精卫两个人，如果你一定要张学良从里面选一个出来做头的话，毫无疑问他只会选蒋。
一边是外界并不支持扣蒋行动，另一边是蒋介石的位子将可能被汪精卫或其他人所取代，这时候的张学良就非常希望能尽快释蒋。
宋美龄刚到西安时，张学良就当着她的面表示，自己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要“委员长”同意领导抗日，签不签字都可以。
张学良其实是个很聪明的人。别说蒋介石死也不肯签字，就算签了，真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要知道在南京政府，蒋介石虽然权势日重，但说出来的话也并非绝对圣旨，就算在国民党内，他的反对派也有不少。更何况，蒋介石既处于被扣之中，南京的要员们日后完全可以以蒋介石签字系“出于胁迫”为由，对所有条件予以全盘否认和推翻，都用不着蒋介石自个儿出来反悔。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张学良本身对签字其实并不热衷，他相信的，还是自己与蒋介石的“君子协定”。
张学良、杨虎城之间最重要的分歧在于，杨虎城主张要么不扣蒋，扣了就不能轻易放，纵然关着不杀，也绝不给其以东山再起的机会。张学良则以为，既然蒋介石已答应了中共的调停条件，应立刻予以释放，且继续拥其为领袖。
在是否释蒋的问题上，张学良、杨虎城争着争着就大吵起来。
张学良情绪激动：我们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西安事变，还不是要停止内战，让“蒋公”领着我们抗日吗？现在他都答应了，你为什么还要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呢？
杨虎城也不再隐瞒自己的观点，气愤地对张学良说：在没有获得任何保证的情况下，你却同意让老蒋就这样一走了之，他回去后肯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的。
张学良则完全不同意自己搭档的看法：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怕担责任，那政变的完全责任由我来负好了。
说着，少帅忍不住冒出了一句气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
到这个时候，两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了。杨虎城一甩手，拂袖而去。
一旁的周恩来眼见张学良、杨虎城几乎要闹到决裂的程度，赶紧上前劝解，让张学良少安毋躁，大家可以慢慢再商讨。
张学良意识到，在西安的“三位一体”中，他和杨虎城分居天平的两头，周恩来的态度显得最为重要。
这天晚上，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了蒋氏夫妇居住的宅院。
此时蒋介石躺在床上，因为病痛而动弹不得。当周恩来进屋时，四目相对，两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彼此熟悉的地方——黄埔军校。
十年过去，已显苍老的“蒋校长”仍称“周主任”为部下，而“周主任”也表示，只要“蒋校长”不再“剿共”，不光他本人仍然是部下，即如红军，亦可听其指挥，直接开赴抗日前线。
知道蒋介石需要休息，周公很识趣地聊了几句就退了出去。虽然初次相见十分简短，但无疑极其重要，因为它实现了国共领导人在多年为敌后的第一次握手，也见证了双方的诚意。
这称得上是一个好的开头。
圣诞礼物
?
1936年12月25日。这一天对蒋氏夫妇具有特别意义，因为当天是西方的圣诞节。他们很希望借此“吉兆”尽快离开西安。
可还是走不了。
这是南京主战派定下的最后一天，这一天过去，对西安的总攻就要开始了。
宋美龄决定再次劝说张学良。
你知道吗，三天的期限就要到了，如果还不能放“委员长”回京，中央军肯定是要发动大举进攻的。到时，我等固死，你也不能独存。
不如今天就把我们放掉吧，就等于送国家一个“无价之圣诞礼物”。
张学良很是为难。
鉴于杨虎城不肯放蒋，他已准备必要时不惜用兵了，可是比较困难。
若以总体实力而言，东北军或许强于第十七路军，但在西安一地，张学良掌握的部队却并不比杨虎城多，不仅城门由后者负责把守，城外更有第十七路军九个团，而东北军仅有一个团。
一旦双方打起来，杨虎城是完全可以先下手为强，把蒋介石扣起来再说的。
张学良便找到宋子文，哥儿俩共同商讨如何才能摆脱窘境。
能不能把蒋介石秘密带到机场，乘他人不备，突然飞离西安？
这个设想马上就被他们自己给推翻了。
太危险了。杨虎城肯定已经把这里严密监视起来，我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说不定还没等到机场，蒋介石就要落在他手里了。
再想。
张学良忽得一计，唤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们可以让宋美龄和端纳先走。其他人问起，就说停战期不是到了吗，他们是到南京交涉，以便延长停战期的。
只要这边转移了视线，那边就可以给蒋介石化个妆，藏在汽车里混出去，直接送到东北军营地，然后大家再在洛阳会合。
宋子文觉得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也只得如此。但是宋美龄坚决反对。
知夫莫如妻。没人比她更了解老蒋的脾气了，那是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怎么肯把脸画得跟个花脸猫一样逃出去呢。万一在城门口被查出来，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更何况，蒋介石背部还在华清池受了伤。就算能侥幸从城里混出去，西安到洛阳，那可不是一点点的路程，坐着汽车这么颠过来簸过去的，那两根老骨头还不都得给拆散了。
所以宋美龄说，一定要让蒋介石坐着飞机公开走，要是做不到，还不如一起死在西安算了。
事到如今，张学良简直有些技穷了。
要坐飞机，还要公开，靠我一个人断然是没这么大能量的，还是请周公来帮忙吧。
于是，蒋介石、周恩来便有了第二次谈话。
这次谈话，双方都从容了许多，也更具目的性。
蒋介石知道此番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所以话语极为恳切：你知道吗，即使在“剿共”的时候，我也一直是记挂你们这些中共要人的，包括你，包括那些黄埔学生，毕竟都曾经是我的部下嘛。
我跟广西的桂系怎么样，差不多也打了七八年。可是说好就好了，我对他们“施以仁怀”。对你们，我也一样啊，肯定会慷慨对待的。
蒋介石甚至表示，只要红军对他“效忠”，可以享受和中央军一样的待遇。具体细节，以后可以在南京直接谈。
一旁的宋子文趁势插嘴，希望周恩来施以援手，让蒋介石迅速离开，否则再耽搁的话，只会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和恶化起来。
周恩来答应了这一请求。
事实证明，蒋介石、周恩来的二次谈话极其重要。如果周公不在关键时候扮演关键角色，出面说服杨虎城释蒋，后者是很难安然无恙地回他的南京城的。
在苦等消息的过程中，蒋氏夫妇着实受了不少罪，他们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从十一点半等到两点半，再从两点半等到三点，两人注视着屋里的电话，那里始终没有传来他们需要的喜讯。
忽然，宋子文跑了进来——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
接着进来的是张学良。
现在天已经晚了，要不明天早上飞南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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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赴西安的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扮演了关键角色
宋美龄一跃而起：还等什么等，等他们改变了态度再来抓我们吗？
马上走！
高兴归高兴，要离开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龄更急切，但此时蒋介石想到了更深更远的地方。
这杨虎城虽然暂时被说服了，答应放我一马，却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飞机上了天，再在下面玩儿阴的，给我来上一炮怎么办。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杨的给稳住。
与自己老婆比起来，蒋介石的心机终究还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还把张学良、杨虎城叫过来“训话”，不过没有责备，只有宽慰：尽管西安事变属于“叛变行为”，但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答应的事也都会一一照办。
说是给两个人“训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给杨虎城听的。
蒋介石知道杨虎城意在“经略大西北”。西北，这是多重要的一块地儿，舍了身家性命也绝不能放手。可是现在你还在人家枪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诉张学良、杨虎城：我把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打算搞一个西北五省的统一军事机构，让你们负责。
这就叫投其所好。说白了，就是骗人。要是蒋介石真有此意，哪用得着请周恩来帮他从中斡旋。
前脚把张学良、杨虎城送走，后脚蒋氏夫妇一班人就赶紧去机场。到了机场一看表，已是下午四点。
正要登机，忽然有一个人急如星火般地赶来。
这个人如果是杨虎城，蒋介石的心就得悬在那里了。幸好不是，是张学良。
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定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虎城、周恩来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就要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蒋介石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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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先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蒋介石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应该说，蒋介石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拔脚就溜，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学良、杨虎城，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嘀咕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作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吗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当然杨虎城实际上仍然指挥不了东北军，这也是后来“三位一体”分裂的原因之一。
见张学良如此，杨虎城也无话可说，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位——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负荆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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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赴京后，他的幕僚们始而愕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东北军内部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学良、杨虎城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学良、杨虎城恶感更甚，在两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另外，他也需要弥补自己与蒋介石的私人感情。
国民党内为人处世，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亲自陪同蒋氏进京，完全可看成是一次感情的投资。
飞机还在飞行途中，飞机上的人则是心境各异。
蒋介石躺在机舱唯一的长沙发上，他双目紧闭，脸色憔悴，看上去，丝毫没有脱险后的那种喜悦和兴奋。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他的心情可以理解。
相比于蒋介石，其他人则要轻松得多。
宋美龄看着窗外，虽然疲惫，但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如释重负的微笑。
他们夫妇终于又可以在一起了，不管今后如何，这都是一件值得额手相庆的特大喜讯，这个圣诞节，上帝实在是太照应他的子民了。
张学良的心情也算是好的，他甚至一度闭着眼睛昏昏欲睡。
到洛阳时，天已黑了，由于事先并没有通知洛阳方面，因此少帅命令飞行员在洛阳机场上空盘旋一两圈，以便让地面的人知道他们要降落。
飞机降落，张学良看到无数学生和士兵朝这里涌来，只是他们对待飞机上的人的态度却泾渭分明。
宋美龄第一个迈出舱门，人们驻足立正，当她的双脚着地，更是得到了英雄般的敬礼，有两名军官上前来搀扶她。
张学良就跟在宋美龄身后，可是他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刚刚站稳，便有四个士兵拿枪对准他，其中有一个甚至露出一脸愤怒的表情，声称要开枪杀了他。
宋美龄闻言，立即回头：不许这样，让他一个人走！
最隆重的当然是对待蒋介石。
他被搀扶下飞机，前来问候的人们排成欢呼方阵，有的人把帽子抛向空中，有的人眼里闪着泪花，有的人则已是喜极而泣。
在西安时，虽然宋氏兄妹曾反复安慰蒋介石，说你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西安事变而下降，反而还因祸得福，像坐着直升机一样升了上去。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信呢。
在洛阳的这个晚上，全信了。
洛阳万人空巷，鸣炮庆祝，以致店铺里的鞭炮都被人抢售一空，不是“洛阳纸贵”，成了“洛阳鞭炮贵”。
这叫什么，这叫民意，蒋介石真正成了无人能撼倒的“领袖”。
毫无疑问，此时张学良的脸色已经变得煞白，对眼前的这一情形，他不是完全没有预计，只是没有预计到会这么可怕。
爆竹在腿边炸响，仿佛炸响在心灵深处。
人们都在庆祝，都在欢呼，没有人再去理睬那个孤独失意的人。
蒋介石不愿在洛阳多耽搁，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行便再飞南京。
当然不可能再让张学良这个“叛逆”跟“领袖”坐一块儿，于是五个人分两拨，蒋氏夫妇和端纳坐一架飞机，张学良和宋子文坐原来那一架，同时有军用飞机护航。
给张学良开飞机的，是他的美籍私人飞行员。人们对张学良的极度敌意，都被他看在眼里，也急在心头。
在往南京的途中，忽然刮来了一场沙尘暴，满天卷起翻滚的黄云。张学良的座机是美国波音飞机，性能优越，很快就将护航机甩下了一大截。
这时飞行员悄悄对张学良说：也许我们不去南京最好。
不去南京，他可以带主人回包括西安在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连他这样的老外飞行员都能看出，张学良如果到南京，绝不会有好果子吃。
然而少帅表现出了超常的冷静。
没关系，你继续往南京飞，如果有人要杀我，让他杀吧，我不在乎！
飞机停在南京军用机场。飞行员回头望去，少帅的脸上已是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就好像子弹打在身上也不会躲避。
正如所料，洛阳的一幕再次重现在南京，机场上已经有一大群荷枪实弹的士兵围了上来。
张学良站在机舱门口，他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的，将是一种什么命运。
飞行员一把拉住他：小心……
张学良转过身，忽然落下泪来。
在洛阳，那么困窘，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当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他落泪了。
这个世界还有人记得你，没有抛弃你。
张学良伸出双手，跟飞行员握了握。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就再见，无论我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走出几步，张学良又回过头去，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握飞行员的手。
然后，他昂着头，穿过人墙，走向别人给他安排好的归宿。
1936年12月31日，南京军事法庭当庭作出宣判，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五年。
第二年，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其交由军委会严加管束。
即使如此，这个年轻人还有希望，真正让他绝望的是随后发生的“二二兵变”，东北军自相残杀，四分五裂，西安的“三位一体”也随后瓦解。
张学良为此带信给于学忠：话不知从何说，泪不知从何流。
从此，他彻底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开始了漫长的幽居生涯。
张学良晚年总结一生，曾无限感慨地说：我的生命从二十一岁开始，到三十六岁结束。
二十一岁，他向父亲张作霖提出整军经武的一揽子计划，在奉军中崭露头角。
三十六岁，发动西安事变……
他曾经风流倜傥，曾经权倾一时，曾经万人景仰，也曾经拥有数不清的朋友，后来，这些都一一离他远去。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命运像早已设置和安排好的一样，它会让你感觉拥有一切，又会同样毫不留情地把这一切都从你手中夺走。
第六章 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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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一直在旁观望的日本人大跌眼镜。
中国不仅没有走向内乱，反而还在抗战的旗帜下高度聚合了人心，诸侯们纷纷从反蒋变成了拥蒋，就连以往不共戴天的国共两党也奇迹般地站到了一块儿。
与此同时，由于绥远抗战的胜利，南京政府在对日政策上更趋强硬，连一贯低调的汪精卫都喊出了“恢复失地，还我河山”的口号。
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日本在内蒙古已经一败涂地，他们把所有精力和着眼点都集中到了华北。
有句话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华北也像绥远那样，团结一心，励精图治，日本人的“华北工作”恐怕又得像“内蒙工作”那样无功而返了。
可惜这时的二十九军高层已经进入了后萧振瀛时代，鸡蛋上不是无缝，而是缝很大，越来越大，这就让人家从中找到了空子。
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缘于在二十九军内部，宋、张之争又再次爆发。
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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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结束后，宋哲元和张自忠所热衷的，都不再是领兵打仗，而是所谓的战而优则仕。
宋哲元公开场合几乎再也不穿军装，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流了血，后面得安享富贵做大官。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古语有谓沐猴而冠，代不乏其人。
宋哲元、张自忠这些人，若在战场之上，都是一把好手，搞政治，却没有一个够格的。
不过两人还有区别。
既要搞政治，免不了要招揽门客。宋哲元的门客，就是政委会里的那帮人，里面很多是跟日本人有扯不清理还乱关系的汉奸文人。
早在萧振瀛在时，就为此制定了一个原则，即用人而不被人所用——利用他们去跟日本人打交道，并显示自己“亲日”的一面，实际上并不重用此辈。
萧振瀛虽走，宋哲元仍是“萧规宋随”，张自忠却是糊里糊涂，常常被人利用而不自知。
要说张自忠以前也有过冲动之举，却还不至于如此糊涂，那是因为有萧振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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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左二）与宋哲元（左四）战而优则仕，都穿上了长袍马褂
张、萧关系原来就很好，要不然当年张自忠也不会听从萧的话，让位于宋哲元了。后来张自忠虽因利益之争，加入过驱萧阵营，但关键时候，后者的话他还听得进去：萧振瀛让他停止反宋，他也就偃旗息鼓，暂不作此想。
可是在萧振瀛离开华北后，身边少了这么一个诤友，情形就完全变了。
天津租界里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多得数不胜数。这些人蜂蜂蝶蝶，都是一心要通过做张自忠的门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贵的主。
萧振瀛在时，他们被压在下面一动不敢动，萧振瀛不在，这些想富贵想疯了的门客们便一拥而上，天天在张自忠面前聒噪个不停——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轻杂牌。
谁是宋的嫡系？
当然是冯治安。
你没见宋哲元把什么好处都送给他了吗。按道理，你是二头儿，头儿宋哲元排下来就轮到你了。如果他不在北平，军队事务应该由你来代理才对。
结果，这好事却归了冯治安。人家现在是二十九军代理军长，宋哲元不在，二十九军的军务皆由姓冯的一手主持。
还有呢，别看宋哲元让你做了天津市市长，可他还把自己的河北省主席一职让给了冯治安。与河北比起来，天津这才多大一点地面儿。
可以说，冀察两省两市，就数河北的位置最显要，本来这地盘也应该是二头儿的！
得出的结论就是，张自忠不仅早已沦为宋哲元的杂牌，而且连二头儿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软，那就俯身称臣，乖乖地在天津码头求个平安符，但倘若你还算个爷们儿，你不仁我不义，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宋哲元当小弟呢？
张自忠原来心里就有气，给门客们这么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张某顶天立地一汉子，岂可久居人下。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缺乏合作细胞，所以上下五千年，内斗向为吾国之传统，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种圈子组成的。大到国家，小到斗室，不排出个让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来绝不罢休。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胡适等人热衷的“民主宪政”从来都只能沦为书生之见，因为那玩意儿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张圆桌前搞合作。可是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圆桌，而是四方桌，谁居上首，谁陪末席，甚至连上桌子的资格都没有，这都是有讲究的，岂能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呼啦啦地聚一堆，成何体统？
据说新桂系刚刚平定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雄”也是谁都不服谁，颇有自相火并之势。直到后来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广西金田。
那是当初太平军发家之所在。想想这些被清廷称为“长毛”的猛人吧，本来势头多好啊，可是江山才打了一半，就自己熬不住，闹起了内讧，结果“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想到这里，他们就不敢再闹了：人家好歹还拿下了半个中国，我们才刚刚搞定一个广西，争来夺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
广西的“三雄”故事前鉴未远，华北的“双雄”暗斗却又要开始了。
张自忠对宋哲元不服气，想争做头儿，可是由于萧振瀛离开华北前做了布置，不仅冯治安站在了宋的一边，即如其他几个师长，也大多倾向于拥宋，这使双方实力达到了新的均衡，仅靠张自忠一人，如何能够再推得动宋哲元这座大山？
实力不济，那就得玩儿计谋。
张自忠的门客们曾尝试引用北洋时代“曹吴配”的办法，来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尽人皆知的“贿选总统”曹锟，吴就是吴佩孚。“曹总统”稀里糊涂，根本搞不清楚究竟该如何治国理政，平时诸事不问，所以“曹吴配”当家的实际是吴佩孚。
以“曹吴配”来套用“宋张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名义上的华北负责人，而由张自忠来主持一切，掌控实权。
这事当然得宋哲元自己愿意才行。
经过暗中联络，天津的“拥张派”便传话给北平政委会里的“拥宋派”，让后者找机会试探宋哲元。
政委会里的那帮家伙，与其说他们是“拥宋派”，倒不如说他们是骑墙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拥宋、拥张，甚至拥日，无非是奔着名利二字去的，谁上来能给他们荣华富贵，就向谁三呼万岁。
宋哲元本来就是一把手，从他身上捞不着太大的拥立之功，但如果能够使二头儿张自忠“黄袍加身”，意义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开国功臣”的待遇啊，所以，这些人的热情比“拥张派”还来得高。
可是宋哲元并非曹三傻子（曹锟），他个人的自尊心很强，宋、张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曹、吴，如何甘心充当傀儡一般的角色。
“拥张派”碰了一鼻子灰，张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候他们就想到了萧振瀛在时曾使用过的那个策略：挟日自重。
宋哲元谁都可以不怕，他能不怕日本人吗？所以只要能借到老虎皮，宋哲元就只能变成一只猫，在我们面前乖乖就范。
张自忠没有想到，他这是在玩儿火！
当初萧振瀛也是在二十九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才不得已使用这一下下策的，而倘若你不是萧振瀛那样的纵横高手，到最后几乎注定要引火烧身。
萧振瀛离开华北后，日本人并没有放弃“以华制华”的策略，一直想在二十九军内部继续做文章。
现在张自忠的门客主动接洽，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马上把张自忠给顺势托起来，拿一堆舞台灯光照着，捧其为华北的中心人物。
1937年4月，日方放出诱饵，说要邀请宋哲元赴日考察。
按照宋哲元自己的解释，他觉得自己理所当然不能去，但是又不能因此得罪日本人，两难择其中，便让张自忠访日。
事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张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东瀛。
然而真实的内幕并非如此，张自忠其实并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着邀请书去日本的！
在当时，日本绕过宋哲元，而单独邀其部下，显然对宋哲元的声望和权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也是一种侮辱。宋哲元明知这一点，却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对外还要解释，说这是自己的权宜变通之计——张自忠使日，实乃吾之驱使。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日本人使的一个离间之计，为的就是打压宋哲元，抬高张自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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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天津市长期间的张自忠（左四），根本没意识到，他已经陷入了日本人的阴谋中
聪明的，无论如何不能上他这个当。
可是张自忠还是高高兴兴地去了东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认为由于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环超过了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踏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
除了离间，里面还隐藏着其他大大小小各种阴谋。
在东京期间，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宴请张自忠，并照相留念。吃完饭后，其他参观团成员打道回府，张自忠和旅长们则留下进行会谈。
这是一次神秘的谈话，时间很长，一直谈到深夜才作罢。参观团的成员们只知道，返回的几个旅长神情紧张，问起来，只是说谈得不成功，却不肯透露一字半句。
尽管外界不掌握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讲求效率”的东条绝不会浪费时间，主客双方的话题也断不会只限于吟风弄月。很有可能，日方就是利用这一机会在试探张自忠等人，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张自忠此时虽有“挟日自重”的打算，可仅凭他一个人并不能决定如此大事——岂止张自忠，当时就连宋哲元，若想直接投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萧振瀛曾经说过，二十九军是以抗日起家的。一支用大刀砍过鬼子脑袋的部队，精忠报国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并非一两个首脑人物所能随意变更。
显然，即使张自忠本人愿意，他也得顾及手下的旅长以及基层将士的情绪，断然不敢随意造次。
然而素来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没有白忙乎。
“参观”期间，日方着重于炫耀其军力国力。特别是在所谓的航空表演中，涂着膏药旗的日机从高空俯冲而下，几乎从众人的头顶一掠而过，气势十分逼人。
回来后，张自忠问随同诸将：感觉如何？
这几个旅长气得哇哇直叫：有什么感觉，小日本这么做，无非是要向我们示威。
张自忠默然无语。
人家的飞机能贴着我们头皮飞，我们却连块飞机皮都没有，若要言战，恐怕连公平较量的机会都得不到。
除了暗藏玄机之外，此行还让张自忠得出一个结论，即日本军事力量太强，二十九军轻易触碰不得。
张自忠此后在对日态度上，一直是二十九军中的“主和派”，不能不说这次的耳濡目染对他的个人判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大漏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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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张自忠离心离德，在外，由于缺少萧振瀛，宋哲元自己在对日交涉上也频频出现漏洞，终于他招架不住，不得不以回山东老家扫墓为名离开京城，以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可是躲终究不是个办法，因为你跑得了和尚却跑不了庙。
1937年7月7日晚上，日军以演习为名向卢沟桥开枪。
第二天早晨，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突然向宛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
事发突然，宋哲元又不在北平坐镇，危急时刻，萧振瀛留下的居中布局显现作用：冯治安命令宛平守军就地还击。
经过激战，宛平守将金振中血染征袍，以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的战绩，不仅守住宛平，还夺回了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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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抗击日军的进攻
那是卢沟桥战事最好的时候，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长城抗战，回到了喜峰口。
正是由于战事看上去还比较乐观，七七事变本身也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可能，所以当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得到报告时，并没有选择即刻“起驾回宫”。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却越来越不对劲。
冯治安在卢沟桥附近对抗步兵旅团，屡挫其锋，然而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后者不但不见少，反而还越打越多。
问题就出在张自忠的防区：廊坊。
宋哲元事先曾告诉张自忠，如果日军从此经过，一律不准放行。
其实就算宋哲元不说，张自忠也不会不明白，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在天津，从天津向卢沟桥增兵，必须经过廊坊。
这里是步兵旅团的生命补给线，假如能予以卡断，冯治安便可不战而胜。
但廊坊守军从天津师部接到的命令，却是只能监视，不能拦截。
什么叫监视，说穿了，就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从这里大摇大摆通过。
一段时间里，天津日军及其辎重就顺着廊坊，川流不息地往卢沟桥开去，而谁都知道，那就是过去打二十九军的。
在这一过程中，日军曾有一辆辎重汽车陷到泥里。师部给廊坊守军的指令竟然是：责令你部帮助日军把汽车拖走！
这一荒唐的指令令守军指挥官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日军自己把车推出了泥潭，才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尴尬。
就这样，廊坊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漏勺，步兵旅团缺什么，就可以从这里补到什么，缺兵补兵，缺粮补粮，缺弹补弹。
冯治安所统之兵为第三十七师，廊坊守军为张自忠第三十八师，民间称之为：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
如果你不清楚二十九军的组成，没准还会以为这是不搭界的两家人哩，难怪前方的冯治安虽然一度占尽优势，却怎么也没法灭掉眼前的对手。
冯治安眼看战事在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也有些急了，赶紧招来部将何基沣商议对策。
何基沣亦是“八兄弟”之一。他向冯治安建议，要想把局面完全扳过来，光争一个桥是没有用的，即使今天拿下来，明天也可能再被敌人夺回去。
那怎么办呢？
依在下之计，不如把步兵旅团的老巢丰台一举端掉，这样可以一劳永逸。
冯治安一拍大腿，眼前为之一亮。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冯治安暗中大范围调动兵力，将第三十七师的主力全部集中起来，准备由何基沣负责具体指挥，给丰台日军来个致命一击。
丰台日军其时只有步兵旅团一个大队，不仅士气不高，兵力也相对薄弱，在何基沣从三面对其形成包围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连锅端掉的。
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主和派”张自忠突然插进一脚。
他从天津打电话给前线的何基沣，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大打出手，这很愚蠢。
虽然同为“八兄弟”，但张自忠在军内无论资历还是官阶，都比何基沣要高得多，所以后者只有洗耳恭听的分儿。
张自忠一板一眼地教训何基沣：真的打起来，你知道谁会高兴吗？
何基沣不语。
张自忠自问自答：国民党（指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高兴，他们就希望让我们二十九军去打头阵，然后自生自灭才好。
我知道何基沣你手痒痒，想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可我们都是带兵的，还怕没有仗打吗？但我们打仗，说到底是为了二十九军这个团体，不是为了个人好表现。
听到这里，何基沣终于忍不住了，不由得脱口而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们日本人来打我们了！
张自忠一时语塞。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些所谓的政术，都是门客们给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沣这样的问题，他也答不上来。
军队当然还可以硬性命令，下级服从上级，可是张自忠毕竟不是何基沣的顶头上司，他没法对人家呼来喝去。
知道冯治安也是“主战派”，张自忠便索性给宋哲元打去电话，让后者直接对何基沣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
张自忠出面打这种招呼，不仅无礼，还有越权之嫌。
要不要打丰台，从上到下，自有军长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时难以决断，他还可以让副军长秦德纯给他参谋，哪里轮到你一个师长来说三道四。
然而结果却是军长听师长的，而且言听计从，宋哲元立即以二十九军军部的名义，严令何基沣：“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在二十九军中，一直盛传着一个说法，即宋哲元最顾忌张自忠，就生怕一个不好惹对方不高兴，因此在张自忠私自出访日本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护，张自忠每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也总是能照办的就照办，即使一时办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从不给打回头票。
莫非宋哲元胆小，不敢跟张自忠争？
非也。这恰恰体现出，宋哲元虽然因见识所限，有其褊狭的一面，但在维护二十九军团体方面，是具备克己让人的大局观的。
当年二十九军建军，在争执头把交椅应该属谁所有时，萧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义高能得士”，像个做大哥的样子。
能做到这一点，与宋哲元的宽厚个性以及善待下属不无关系。
有人说，还宽厚呢，他不照样把首功之臣萧振瀛给一脚踢出去，还逼其出国了吗？
我告诉你，按照故国老传统，对于君王或诸侯而言，这就算是“仁义之举”了。
读古史，我们在看到柳宗元、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被贬谪到天涯海角，乃至“万里投荒”时，都会为他们感到不值，忍不住还要痛骂皇帝老儿两句。其实“文字由来重李唐”，唐宋时候的皇帝实在都称得上是仁厚之君，你再怎么出言不逊，也罪不至死，那柳、苏被赶得再远，不还是地方官吗？他们照样可以倒背着手，在山水之间优哉游哉，写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试试，一言不合，不砍你脑袋，就是打烂屁股，充军流边，结果精神和肉体一道灰飞烟灭。
宋哲元对可能威胁自己权力宝座的昔日兄弟，如萧振瀛、张自忠，也并没有举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意思。
须知，即在东北军中，素称仁厚的张学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后，毫不留情地让“似有不轨之心”的杨宇霆人头落地。
萧振瀛不掌军权，宋哲元就让对方暂时“乘桴游于海”，但张自忠与萧振瀛不同，这位实际的二头儿可是有实力的，宋哲元没有办法释其权，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让。
从骨子上说，宋哲元是个硬汉子，乃至二十九军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他身边的那些“谋食门客”曾经也不比张自忠少，撺掇宋、张相争的“进谏”亦不绝于耳，都巴不得两人把刀子拔出来，朝对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和萧振瀛都明白，无论谁瀛谁输，这种内斗的后果都是很可怕的，无非是好好的一个团体四分五裂，二十九军彻底玩儿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了让，并竭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宋、张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对外说话都是同一个声音，做事都是同一个步调。
只是如此让来让去，把大好的作战方略都给“让”掉了。
奇袭丰台的计划只得就此搁浅，二十九军失去了一个彻底扭转宛平战局，以解城桥之围的良机，纵使金振中冒死夺回卢沟桥，也难补其憾，惜哉。
“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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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张自忠无心于战，而这也大大动摇了其主动出击的信心，眉头开始锁成一堆。
这时他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急电。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认为此次事件不容小觑，日本人来者不善，须认真对待。
先前的绥远抗战，不仅使傅作义声名大振，同时也鼓足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人之勇气——看来日本人也不是完全惹不起，通过以硬对硬的方式，一样可以吓退之。
我可以和傅作义搭档，在绥远击退伪蒙军，为什么不能和宋哲元联袂，在华北挫败“驻屯军”呢？
按照那个所谓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是不能进入河北的，但事情紧急，蒋介石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连调孙连仲等四个师的兵力开入河北保定，并指定由宋哲元赴保定亲自指挥。
可是宋哲元接到电报后却十分犹豫。
如今的老宋早已没有要“南蒋北宋”甚至于一统江湖的野心了，他只想坐定华北。这里是他的独立王国，谁也别想抢走，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
华北形势不仅没有缓和，还更趋紧张，他也渐渐看出来了，但他仍然希望靠二十九军自己的力量来抵御日本人。
当然这很难，看看张自忠的表现就知道了。
一说到难，宋哲元不可能不想到那个被他驱出华北的人，在那个人面前，几乎就没有难字。
若是他还在我身边，华北局面应该不致如此被动吧，我也用不着亲自到前台去“肉搏”。
后悔是肯定会后悔，只是覆水难收。
宋哲元这样的性格，是绝不可能当着面主动给人认错，或者低声下气求人的，你要他现在就发个电报，让萧振瀛回国辅佐，更是绝无可能的事。
可是如何应付眼前呢？
又想起了萧振瀛临别时留下的“锦囊”，上面说，一旦有事，要以张自忠为前锋，而以张自忠其时在二十九军高层中的地位而言，无论是战是和，若是绕过他，都断难执行。
7月11日，宋哲元离开山东。不过他不是到保定，也不是到北平，而是去的天津。
因为张自忠在那里。
可事实上，张自忠并不在天津，而在北平，他着急的，也并不是如何摆阵御敌，而是和日本人进行“和谈”。
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俨然已经从“军事家”变身为“政治家”，而那次东京之行，则让他对日军军力产生了很深的畏惧之感，认为二十九军注定打不过对方，战不如和。
“张政治家”到北平后，通过秦德纯出面，与日方草签了“秦松协定”。根据协定，宛平守军由保安队代替，步兵旅团则撤回原防，二十九军只需形式上向日军道个歉，就一切都解决了。
签完协定，张自忠十分得意，以为自己出手非凡。已到达天津的宋哲元闻讯之后，也对日本人的承诺信以为真。
这下好了，七七事变终于可以尘埃落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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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通过秦德纯出面与日方草签了“秦松协定”，却不知道这是日军的缓兵之计
第七章 最后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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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宋张都没有想到的是，“秦松协定”其实只不过是日方的一个缓兵之计，是为等待后续援兵到来而特地设置的一个幌子。
当然，在这之前，在日本国内对是否出兵也有过激烈争论。
华北“驻屯军”毕竟是根据《辛丑条约》长驻华北的部队，如果要继续调其他部队进入华北，那就涉及日本国策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了。
按照日本特殊的国情，政府的指挥棒是跟着军部转的，而军部里的“强硬派”首领，则非杉山元莫属。
灭华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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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山元，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二期，时任内阁陆相。
据说在陆大时，杉山元曾被其同学称为“傻瓜元”，言其长相老实，一脸傻样，但其实此人性格异常执拗冲动，属于一个十足的好战分子。
杉山元对七七事变的反应，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大喜。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真的近了。
在军部召开的内部紧急会议上，“傻瓜元”激动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形势一片大好啊，诸君。
看看外面的行情吧，苏联不会干涉我们，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暇东顾，美国呢，国内那一堆烂事就够它忙的了，根本管不了远东。所以说卢沟桥事件（日本对七七事变的称呼）来得正是时候，给我们出兵“支那”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此岂非天意哉。
说到这里，他竖起了三个手指。
三个师团，我们只要出动三个师团，中国“支那”这个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必败无疑，并不得不向我们俯首称臣。
杉山元这番话立刻煽起了室内的“热情之火”。
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跟着手舞足蹈，像吃了鸦片一样兴奋：知道中国“支那”还能存在多久吗？
三个月！
不，三个月都高估了，应该说绝不会超过三个月。他们那样脆弱的军事力量，那样混乱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长期抵抗我们“皇军”呢。
与板垣这些人不同，武藤章喜欢的不是直接跃马上阵，他爱的是做“军师”和搞情报，绥远抗战时，他就曾经跟田中隆吉一起在绥远帮德王搞过策划。田中翻船后，他也喝了好几口水，心里面恨死了中国人，就恨不得立刻起兵把中国给灭掉。
在杉山元起头，武藤章帮腔之后，“灭华交响曲”的调门越来越高，都快收不住了。
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等人随后发言，一个比一个能吹。
这个说，只要日本国内一动员，你就看吧，运兵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军队铁定望风披靡，溃不成军。
那个说，不能这么讲，他们没那么弱。
不过也强不到哪儿去，只需在保定和他们打一次会战，最后准保把他们打得躺地上起不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一帮人拿中国之弱当消遣，个个满脸兴奋且充满憧憬，似乎已经提前把中国给“拿”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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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山元是日本军部强硬派首领，著名好战分子
小不忍则乱大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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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硬派发表高论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镇定地坐在那里，似乎跟这片热闹气氛完全融合不到一块。
但是等他站起发言，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室内鸦雀无声。
这个人就是石原莞尔。
当年由于对阵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不力，关东军实行大改组，石原也被一个巴掌打回凡间，到国内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联队长。
但是只要日本人想继续九一八那样的“神话”，他们就不会忘记这位“民族英雄”。果然几年之后，石原就如同空降一般，被直接调到参谋本部，先是担任作战课课长，接着又升任作战部长，可谓春风得意。
在刚刚听到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时，石原也曾像杉山元那样激动不已，甚至喜极而泣，但是在抹干眼泪之后，他很快又冷静下来。
在侵华这一点上，石原和杉山元其实并无本质不同，也可以说，在整个日本军界，就没有不想打中国主意的，只是具体的策略有异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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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莞尔此时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
如果说杉山元是强硬派老大的话，石原就是稳健派的头。他懂得一句中国的名言，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按照石原的设想，日本的“大谋”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而对中国是完全可以“小忍”一下的。
对于官职、军阶、资历甚至年龄都大于自己的前辈杉山元，石原也毫不客气，兜头浇过来一盆冷水：谁说三个师团就能灭“支那”的，这是空想！
那依你之见，需要多少个师团才能完全解决“支那问题”呢？
石原冷笑一声：别说三个，十五个师团都不一定有办法！
满座皆惊。
听我道来。
如果听任七七事变扩大，战局极有可能演变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到时就麻烦了，很有可能陷入一个可怕的泥潭。
石原随即扳起手指算起了细账。
我们现在有十七个常备师团，经过全国总动员，可以扩大一倍，达到三十个，但是其中只有一半，也就是十五个师团能部署到“支那”大陆去，再多就不可能了。
另外，国内准备的军需，得动用一半。军费没个五十亿（日元）拿不下来。
说三个月就能打垮“支那”，那是扯淡，最乐观的估计，也得用半年时间。就这样，作战地域还只能局限在黄河以北。
因此，我们不能冒跟“支那”全面作战的风险，这个仗打不起。
说到这里，石原提到了一个人——拿破仑。
那个曾经打遍欧洲无敌手的著名人物，诸君知道他第一个失误在哪里吗？
石原老师要给大家授课了，在座的大小将佐只能洗耳恭听。
拿破仑在他事业最鼎盛的时候，选择攻入西班牙，并让自己的大哥做了国王。他以为，一个欧洲都拿下了，小小的西班牙有什么了不起。结果这却成了他军事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不仅没有能够征服西班牙，反法同盟还趁势而起，把法军逼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
显然，在石原的故事里，那个无敌的拿破仑是日本，而中国无疑就是亚洲的西班牙。
分析完“不能打”，石原开始说“怎么办”。
赶快把包括天津“驻屯军”在内的驻华部队统统撤到关外，也就是伪满境内，然后呢，由首相亲自坐飞机到南京去一趟，跟蒋介石认真地谈一谈，把中日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来个一揽子解决。
如何解决？
石原主张中止“华北自治”，并退还除伪满以外日本在中国的一切政治军事特权，那什么治外法权、“华北特殊利益”、陆海军驻兵权、租界，就连英美老外都不肯轻易松口的“帝国主义利益”，也可以放弃，统统还给中国。
除了一个罐罐，石原舍不得丢，那就是他在赖以成名的九一八中捞来的“满洲国”，那是日军备战的基地，有极重要的战略价值。石原说，在解决“中国问题”后，要好好地利用这块基地的资源，进行自我消化，扩充军备，发展工业。
等到我们吃成一个胖子，到时先与苏联斗，等斗完苏联，中国是什么，不过是一碟供我们开胃的小菜，一口吞下，易如反掌！
不过在此之前，绝不能贸然发动对华战争。
石原的这个思路已经可以上升到中国古代传统的谋略层次，所谓“不为小利必有大谋”，此君能称得上是日本近现代绝无仅有的战略家，确有一定道理。
长线操作还是短线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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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众人都正襟危坐，聚精会神地聆听石原的发言，可是听着听着，不对劲了，怎么话里话外全是“长他人威风，灭自家志气”？
武藤章在陆大只比石原低两届，可是论名气却远远不及对方。都是摇鹅毛扇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呢。不服啊。
终于，他第一个耐不住性子，站起来反驳：阁下的话未免过于危言耸听了吧，有点杞人忧天，自己吓自己。
石原连瞧都没瞧对方一眼。在他眼里，武藤章晓得什么，一个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黄口小辈而已。
他朝在座将领扫视了一眼，开始对自己的滔滔雄论作总结了。
吾绝非大话欺人。今日之“支那”非昔日之“支那”，昔日它一盘散沙，军民皆无斗志，而今日之“支那”却已逐步趋向统一，能与我们一样，把举国力量都动员出来。
我料中日一旦开战，必将是一场长期持久战，而我日本到时也将陷于泥潭而不能自拔，绝不可能做到全身而退。因此之故，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与“支那”的全面冲突，迅速、简单地结束此次事变。
从日本人大多数“近视眼”的性格特点分析，我们就知道，对石原这一套坚信不疑的人并不是很多。尤其眼瞅着不仅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即将失去，照石原的说法，竟然还要将伪满以外的权利还给中国，那更是有如在挖自己的心头肉了。
当然，稳健派既能成为一派，也说明“吾道不孤”，虽是少数派，但也是有几个毛人的。
在石原发言的过程中，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几个人，都听得摇头晃脑，看上去很“然其说”。
石原对自己的不屑态度，弄得武藤章大光其火，霍地站了起来，瞪着石原。
石原君的意思，好像是劝我们不要惹是生非，弄出新的“华北事件”，但是好奇怪啊，难道以前的“满洲事件”不是前辈首创吗？我们只不过是沿着您的道路继续前进而已。
这句话结结实实地把石原给堵住了。
是啊，你能发动九一八，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制造七七呢，都是在江湖上飘的，没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道理。
见“大腕”石原被武藤章说得哑了火，一旁的永津赶紧卷起袖子上来了：我也认为石原君的论断是不对的。
他把“支那”想象得太可怕了。我们哪里需要出动那么多兵力，少量部队威胁一下就可以了。到时“支那”能不屈服吗？
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极大的收益，谁敢说买卖不划算。这才是日本国防的上上策呢。
两个小鬼讨敌骂阵，强硬派的主帅杉山元随后掩杀过来。
石原的发言，让这位陆相憋了一肚子气，可是慑于石原“民族英雄”和“战略家”的光环，也只得暂时装出虚怀若谷的样子，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现在一看，场上形势似乎要扭转过来了，此时不上，更待何时。
杉山元一拍惊堂木：还商量什么商量，事情到这个地步，就得下决心好好地干一场。
我们不光是要解决卢沟桥事件，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着手制订计划，攻占“支那”的首府南京！
杉山元的言论立即把室内气氛带入了一个新的高潮，而石原也被深深激怒了。
他坚决反对杉山元的过激想法。
我是主持对苏战略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绝不能因为一个偶发性事件，就将力量消耗在“支那”战场上，必须得分清，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什么是日本既定之长远目标。
接下来便是石原和杉山元两个人的“英雄会”，双方各自代表一个派别的山头，展开了互不相让的大舌战。
与石原惯于长线操作不同，杉山元爱的是短线捞金。照他的看法，中国这块肉，要是再不下嘴的话，眼看着就连油腥都要沾不上了。
石原说，我们可以等到把苏联搞定之后，回过头来再与中国计较。
杉山元却说，这哪里来得及啊。你自己都说了，中国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连国共两党都快走到一起去了，而且目前还在加紧备战，如果再“姑息养奸”，以后还有什么机会吞并中国。
倒不如先下手为强，在中国作好准备之前先发制人，打中国一个措手不及，然后回过头来再与苏美争雄未为迟也。
这就叫做，鱼与熊掌，吾可兼而得之。
本来是集体讨论，等到石原和杉山元一吵开了，别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了，就看见两个人的口水在漫天飞舞。
既然“吵架的”争不出结果，他们就想起要找一个“评理的”。
应该让参谋总长出来说句公道话。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也感到很难办。面前的这两位，一个是九一八时的“民族英雄”，一个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两朝老将（杉山元），一个是参谋本部当仁不让的“天之骄子”，一个是陆军省手执权柄的头牌大佬，偏向谁都不合适。
再听听两人的言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难以决断是非。
载仁想了一会儿说，要不这样吧，对卢沟桥事件暂取“不扩大方针”，以后有什么事还可以再议。
请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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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载仁作出裁断之后，杉山元当着面不敢表示异议，但其实内心是很不服气的。
一回寓所，他就把武藤章和永津这两个“知己”找来，三个人一道商量，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一机会。
石原的调调完全是书生之见，说什么就是派十五个师团也没用。那是地道的胡说，眼下之计，应该紧急派出三个师团去华北作战。
说到这里，杉山元不由得长叹一声。
可恨现在的陆军高层都听信石原的邪说，不纳我等之计，如之奈何。
不过他很快就转忧为喜，因为他收到了两份极有分量的请战报告，一份是关东军的，一份是朝鲜军的。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当时关东军是以苏联为主要战备目标的，部队也重点部署在“北满”和“东满”一带，本来抽不出多余精力来窥视华北。
不过，在七七事变之前一个星期，日苏曾爆发过一次冲突，这就是干岔子岛事件，正是这一事件，改变了关东军高层的想法。
干岔子岛位于黑龙江境内，号称黑龙江省“第一黄金岛”，面积是我们熟知的珍宝岛的近三十倍。更让人称羡不已的是，珍宝岛名字里虽含珍宝二字，其实并没有真的奇珍异宝，而干岔子岛却是货真价实的黄金之岛，上面有的是金矿。
和珍宝岛一样，干岔子岛也位于中苏界河主航道的中国一侧。按照“航路中线”的国际公认标准，它跟苏联没有什么关系，可老毛子不这么认为，听说岛上到处都是黄金，他们马上派了部队过来，越界上岛，把正在埋头采金的伪满官员和工人都赶走了。
伪满在帮谁采金？
当然不是中国人，而是身后的日本人。所以关东军听了马上不干了，双方舰对舰，艇对艇，炮对炮，在干岔子岛附近形成了对峙。
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觉得为这么一个偏僻的小岛跟苏联人干仗不值得。可是关东军却抢先出手，第一个向苏联炮艇猛烈开火，结果击沉一艘，击伤一艘。
苏联人吃了亏，不但没有反击，还由政府出面服了软，正式确认干岔子岛属于“满洲国”，并从岛上全部撤军。
这个结果大出关东军意料之外。
分析下来，主要还是斯大林正在搞内部大肃反，没有多少热情和精力来顾及边境纠纷。
等到七七事变爆发，关东军高层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日苏之间短期内不会爆发新的战争，所以无需对苏联作过多戒备。此时正好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华北的中国军队进行猛击，以消除身背后可能出现的隐患。
与关东军相比，朝鲜军还要起劲，在请战报告中，他们甚至都提出来要“治理中国”了。
听说由于石原的阻挠，国内暂时派不出兵，两边大佬都一拍胸脯：参谋本部不肯派，我们来！
关东军和朝鲜军本属驻外藩镇，管好自己那一摊就行了，现在居然堂而皇之地“干涉朝政”，其做法着实出格，但在杉山元看来正好相反：此真忧国之将也！
有关东军和朝鲜军支持，杉山元的胆壮了。
问题是参谋总长刚刚说过要不扩大，得找个理由自圆其说才行。
理由很快就找到了。
所谓不扩大，那是说的不扩大到整个中国，不是说华北，如果不向华北“驻屯军”增派兵力，难道还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第二十九军给歼灭吗？
好了，载仁亲王那里可以有所交代了，第二步就是得到内阁的同意。
橡皮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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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内阁不过是橡皮图章，但是再橡皮，总得也要拿来盖一下，更何况杉山元本人也是内阁成员，不能完全不给首相和其他同事面子。
内阁会议，在杉山元说明意图，喷完唾沫星子之后，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近卫首相身上。
近卫文麿，出身于贵族家庭，父亲是贵族院议长。
十四岁时，近卫就已经从老爸议长那里承袭了公爵的封号。以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三教九流，“左派”“右派”，军人政客，都争着来拜见，他自己也很得意，颇有点中国春秋名公子孟尝君的味道。
近卫组阁那年才不到五十岁，如此年轻的首相在日本政坛是很少见的，因此得到外界热捧，称之为“青年内阁”。包括元老西园寺在内，都曾对近卫寄予厚望，认为他一上台，将会为中日问题的解决找到新的有效办法。
可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近卫的眼光，其实比那些军人还要来得浅薄。这么说吧，把他那漂亮脑盖打开来，里面就一碗豆腐脑，脑仁跟松子一样大小。
军人喊打喊杀，近卫内心里其实也爱这个，所不同的只是，他给加上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他的“资源决定论”。
日本资源少，所以必须对外侵略，这叫国际主义。
中国资源多，所以必须被侵略，又因为靠日本最近，理所当然要由日本“单独享受”，这叫爱国主义。
可想而知，作为日本式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体，“青年政治家”近卫会把日本引向一个什么样的道路了，所以自他当政以来，中日矛盾不仅未得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不仅目光短浅，近卫公子还胆小怕事，属于那种外表看着华丽，内囊却很不匹配的无担当之人。
现在内阁成员都看着他一人，只好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向杉山元提了一个问题。
向“支那”增兵是件大事，倘若因此引起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却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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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文麿曾以青年领袖的形象入选时代周刊
杉山元打心眼儿里就从来没瞧得起这个首相。不过通过在军部会议上的争论，他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千万不要在众人面前说中国人会接招，那样说，比较麻烦，保不准又得像石原那样引出什么陷入泥潭之类的“谬论”了。
杉山元清了清嗓子。
怎么可能发生全面战争呢，他们根本就不敢跟我们打！
“支那”那个国家，从来都是一盘散沙，南京的所谓“中央政府”不过管管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而已，华北、西北、西南的那些省，谁服他？谁肯服他？
那些地方军头，我们还不了解吗，成天都想着要保住自己的地盘，什么抗日啊，都是嘴上空喊喊的，一旦“大日本皇军”出现在他们面前，不吓得屁滚尿流才怪呢。
说到这里的时候，杉山元很希望自己的“冷幽默”能引起反响，甚至阁员们会像他们这些强硬派一样，来个哄堂大笑，在笑声中再次嘲弄一下中国的“散”、“软”以及“可欺”。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内阁跟军部不一样，里面很多是文官，而文官的志趣和思维跟武将又多有不同。
不仅没人笑，还有人继续质疑。
内务大臣马场瑛一是内阁元老，他问自我感觉正极度良好的杉山元：你既然把这些地方军头说得这么不济事，那我倒要问一句，这宋哲元也是北方一军头，他为什么不肯好好与我们合作，而偏要不自量力地向“皇军”进行挑衅呢？
杉山元愣住了，没想到马场平时不声不响，提出来的问题却如此刁钻。
马场大臣的提问，实际就是在点他。
你前面说军头怕我们，不敢跟我们打，可卢沟桥事件却表明，他们连挑衅都敢，怎么会不敢打仗呢？
这就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杉山元很痛恨这老头，可是一时又想不到拿什么别的说法来搪塞，只好自欺欺人。
其实……
其实宋哲元原本是想同我们合作来着，问题是我们嫌他不够资格，不想要他。
这个回答真是无厘头得可以，属于公众场合会被人扔烂橘子香蕉皮一类的答案。
马场当然极不满意。
杉山元也意识到自己的话逻辑混乱，不值一驳，老脸腾地就红了。
然而内务大臣还没打算放过他。
我只想问一句，要是“支那”真的敢和我们打，你有多少胜算？
提到这个话题，杉山元重新变得神气十足，又拾起了武藤章的牙慧。
三个月，他们要是敢于反抗，最多三个月，我们就能予以全部解决！
让杉山元感到悲哀的是，会场一片沉默，没多少人认为他说的是事实。
会议无果而终。
出兵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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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橡皮图章都没能盖得上，太让人气馁了。一般人也许就躺倒不干了，但“傻瓜元”生的一个花岗岩脑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内阁有什么了不起，我只要用参谋本部来逼迫一下就可以。
杉山元从华北前线招来“地方强硬派”，加上军部的“中央强硬派”，两派合流，浩浩荡荡地去向参谋总长进行请愿。
从载仁内心来说，其实也是好战的。现在一看，民意汹汹，又有对“不扩大方针”的最新解释，自己说出去的话也能自圆其说，那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军部那里一旦名正言顺，内阁再开会议，气氛就完全两样了。
内阁五相里面，文臣已经没人敢吱声，那个在杉山元看来尖酸刻薄的内务大臣马场瑛一也把头低了下去。
唯一还能唱点反调的是内阁中另外一位武臣——海相（海军大臣）米内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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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米内光政（左二）不同意对中国开战却是因为看不惯旁边的陆军
他提醒近卫首相，你别听“傻瓜元”忽悠，什么不扩大，如果真的往中国派了兵，那就不是局部战争，而极有可能演变为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
米内不是石原，他不一定真的认同陆军稳健派的主张，他这么说，并非来自于什么个人的真知灼见，而大半是出于海陆军之间的门户之争。
在他的认识中，管你们是强硬还是稳健，反正一个德性，都是吃大蒜的，我们海军喝的是咖啡，怎么能跟你们坐在一条板凳上呢。
再说了，华北一向是陆军的势力范围，像九一八那样，就算立功，海军也分不得半点，凭什么要为他人作嫁衣裳。
为了给首相施加点压力，米内摊开双手，告诉近卫，如果真要开战的话，海军可没作好全面战争的准备。
言下之意，你们硬要打，我不参加，看你们怎么办。
“吃大蒜”的杉山元连正眼都没瞧他一眼。
就知道海军会不同意。这些人除了会装孙子，屁事都干不了。别的不说，就说当年的一·二八吧，点了火却打不了，软蛋一个，后来还不是我们陆军去给你们擦的屁股，亏你还有脸在这里做清高状。
给米内这么一逼，近卫却有些为难了。他本来就是优柔寡断的一个人，这下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见此情景，杉山元嘿嘿一笑。
诸位，少要担心，休要害怕，这回打仗，根本就不需要海军参与，甚至都不需要动用国内兵马。
那派谁去呢？
关东军和朝鲜军。
我告诉你们，这还不是我硬性摊派，是他们主动请缨的！
杉山元的这番话，让近卫转忧为喜，内阁会议也自此完全走上了被杉山元牵着鼻子走的基调。
向华北派兵这一决策在会上得以顺利通过，中间还修改了两个词，原来叫“事件”，现在叫“事变”，表示事态严重。原来叫“出兵”，现在叫“派出”，却是欲盖弥彰。
7月11日下午四点，首相、陆相、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部长先后进入皇宫，奏请裕仁天皇出兵中国。
这个裕仁，平时一副不理国政的无为模样，其实骨子里跟那些躁动的日本军人相比并无不同，一样的鼠目寸光，一样的缺乏远略，一样的喜欢见到小利就上，能够称得上区别的，只是他平时装得更加道貌岸然，做事更缺乏担当而已。
对四位将相的上奏，他无一不核准，因为他也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到中国割肉的大好机会。
在接见的过程中，裕仁还特地问陆相杉山元：若出兵的话，卿以为多长时间可以结束战事？
杉山元本来想说三个月，话刚到嘴边，一想，天皇问这句话的意思，分明是希望速战速决，三个月是不是太长了？
那就一个月吧。
启奏陛下，一个月即可！
裕仁“龙颜大悦”，准卿所奏，钦此。
在得到天皇允许派兵的旨意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即刻下令，命关东军和朝鲜军按照原先承诺的兵力，将人马开赴关内，并受华北“驻屯军”一体指挥。
如梦方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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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宋哲元还在赶往天津的路上，关东军和朝鲜军却已经出发了，你说那个什么“秦松协定”能有多少诚意？
然而从张自忠到宋哲元，此时却全都被蒙在鼓里。
由于考虑到原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正在病中，载仁在派兵的同时，又从天皇那里请得“圣命”，宣布由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的职务，马上前去天津履职。
香月清司，毕业于陆大第二十四期，此前任教育总监。
这个教育总监，可不是教育部部长，而是管理陆军教育训练的负责人，陆军三个顶级主官，除参谋总长、陆相之外，就是它了。由此也可见香月的资历和日本对此次作战的重视程度。
香月到天津时，日本的关外援军尚未能到达华北，所以他表面装得和颜悦色，以便与“秦松协定”相配合。
宋哲元被眼前假相所迷，真的以为香月是新上任的“和平使者”。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恳，他宣布解除北平戒严，释放开战以来抓到的日军俘虏。
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上当了。
7月14日，香月派人找到宋哲元，提出了新的严苛要求，其中甚至要求二十九军撤出北平，这就是“香月细目”。
香月之所以这时候揭开假面具，当然是因为他的援兵快到了——关东军酒井第一混成旅团已逼近华北，朝鲜军龙山第二十师团也将随后赶到。
宋哲元大吃一惊，仿佛一下子从梦境中被震醒了过来。
不是说有“秦松协定”，不是说事情可以了结了吗，怎么又跑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他立即给张自忠打电话，要求后者火速赶回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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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月清司（左二）在日本军界以研究步兵战术出名
7月15日，宋哲元在天津主持召开二十九军主要将领会议，会议的内容就是一个：既然“秦松协定”沦为画饼，究竟是和，还是战？
会上再次出现重大分歧，将领们分为两派，一派以冯治安为首，主战；另一派则以张自忠为主，主和。
宋哲元表面上不置可否，但其实他只是为了附和张，以便使二十九军内部不致分裂。
打个比方，宋哲元要把二十九军团体做成一根韧性极大的弹簧，一旦事急，虽乏他器，亦可凭此起到保命的撒手锏作用，因为它打在人身上仍是疼的，而要维系这根弹簧，其关键所在就是团结张自忠。
在这一设想中，宋哲元以“不战不和”的姿态居中，“主战”的冯治安居于一端，“主和”的张自忠居于另一端，宋在中间玩儿平衡，若战，就遣冯治安；若和，就用张自忠，如此维持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局面。
事到如今，宋哲元内心已明显倾向于冯治安，但是他也不能当众与张自忠闹翻，怎么办，只能避开张自忠。
7月16日，宋哲元下达密令给冯治安，要其确保北平，同时出兵迅速扑灭卢沟桥、丰台之敌，主战姿态毕露无遗。
只是由于先前的那个“让”，致使时机错过，卢沟桥和丰台的日本驻军今非昔比，冯治安已经没有办法将其连根铲除了。
金蝉脱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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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提出了一句非常著名的口号：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次演讲是很成功的，他在讲话中沉痛而坚决的表情语调，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但鲜为人知的是，其实在国民党高层，“庐山谈话”还是曲高和寡。汪精卫等人都认为，内部这样讲讲可以，正式发表出去很危险，会坏事的。
据蒋介石说，当时就他老婆宋美龄一个人赞成公开发表演讲稿。
你们都不让发，我却一定要发。
这篇稿子是蒋介石一个字一个字亲自写出来的，实际上是他这么多年积压在心头的话，不吐出来不痛快，而且他将此视作给“倭夷”服用的最后一剂汤药，能不能管用都在此一举。
从讲台上下来，蒋介石马上捎话给宋哲元，告诉他：大战则小安，小战则苟安，不战则不安。
但宋哲元不仅没从正面答复，而且还拉着张自忠去给香月“道歉”了！
无论“秦松协定”还是“香月细目”，都说要道歉，那我就亲自来给你道一下。
对于宋哲元此举，连张自忠都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宋哲元素以自尊心强著称，对于丢面子的事向不肯为，而且这种事其实也并不用他亲自出面，以秦德纯代之即可。
回来之后，宋哲元逢人就说，这下好了，我们和香月谈得非常成功，“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不知内情的还真以为中日双方谈得其乐融融呢，哪里知道香月的刀已架在了宋哲元的脖子上，就等他对“细目”答是或否了。
这是7月18日的事，第二天，即7月19日凌晨，宋哲元“失踪”了。
所谓道歉，不过是宋哲元故意放出的一颗烟幕弹，以便为成功逃出天津城作掩护。
不走不行了。
张自忠曾与七个门客结拜过兄弟，这七个人几乎全与日本人有一腿，他们争先恐后地向宋哲元施加压力，无非是说如果不答应“香月细目”，日军就会如何如何，你姓宋的就可能如何如何。
宋哲元成天遭到这些家伙的逼迫和围攻，连说话都变得很不自由，可想而知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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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表明中国政府的抗日决心
所以，他一定要逃出去，而且一定要逃得不动声色，让周围的人都浑然不觉。
宋哲元出走天津，去的仍不是保定，而是北平，这表明，他还是不愿意蒋介石涉足华北。
宋哲元原本以为自己走得神不知鬼不觉，却不料他的行踪其实早在香月的监视之下，后者见宋哲元不肯就范，便立刻动了杀机，想仿照当年对待张作霖那样，用暗杀的方式除掉对方。
香月在铁路上放了炸弹，只是他的运气不好，炸弹没有按时爆炸，宋哲元逃过一劫。
人既没困住，也没杀掉，两个阴谋双双落空，香月因此气急败坏，他找不到宋哲元，就找张自忠。
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张自忠本是出色的武将，但因“战而优”而冒冒失失进入仕途后，则明显缺乏政治智慧，给周围的小人一包围，脑子就变得晕晕乎乎，不知南北西东了。
在他眼里，宋哲元其才其德，哪堪重任，还跟日本人打交道呢，一边去吧，这些事情，只有我张某人才能办得到，办得好。
在“把兄弟”的鼓吹和作陪下，张自忠竟然自己在“香月细目”上签了字。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孔老夫子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你要买房子，最好选择跟有仁义的人做邻居，那样才会“美”，而如果整天跟一些不仁义的家伙混在一起，天长日久，你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搞得不仁不义，这就太不聪明了，哪里还有什么“知”可言。
做个假设，此时若是有萧振瀛类贤者处其左右，察其得失，谏其不智，以张自忠这样的大丈夫，又岂能迷失于道中。
字虽是签了，可是当时在二十九军中，能够直接谈判签字的，仅宋哲元和秦德纯两人而已，张自忠是没有这个权限的。类似这样的重要文件，即使签了字，若无宋哲元或蒋介石的认可，还是不能作数。
香月当然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他其实另有用意，那就是借机拖张自忠下水。
宋哲元外和内战，早被老狐狸瞧出了端倪：你要把二十九军做成弹簧，我偏要弄断这根弹簧！
香月要做的，就是一面不惜代价打压宋哲元和冯治安，另一面拼命把张自忠往自己这边拉，即“压宋拉张”，逐渐加大力量，最后可促使这根弹簧瞬间崩断。
当然，现实世界很难做到这一点，谁有这么大的力，可以立马把一根弹簧给掰断呢？问题是，此弹簧本非真弹簧，里面原本就存在着散架的可能。
松室当年通过离间萧宋，差点使“华北自治高潮”修成正果，香月继之而起，他要以离间宋张的办法，使二十九军陷于内斗，从而对外失去还手之力，在反间计的使用上上真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第八章 告别在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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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到北平，不为别的，就是督战。
因为此时酒井旅团已到达密云，眼瞅着关东军从长城外千里迢迢赶来，他们来干什么，总不是为了到北平郊外旅行观光吧。
看到眼前熟悉而高大的古城墙，华北诸侯不能不动真情。
千百年以来，刀光剑影，铁马金戈，一个异族被打退了，另一个蛮邦又接踵而至，乃至于古城之外烽火不熄，警钟长鸣。
这些异族蛮邦个个凶神恶煞，然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又岂有把国土拱手相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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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北平的宋哲元（中）让人很难看懂
没有什么可说的，北平必守，华北必守，二十九军的尊严和价值也必守。
宋哲元打马进城，城内气氛异常紧张。
在冯治安的调度下，连日来守军严阵以待，各个城门一律紧紧关闭，而城里的各个要道上都修建了防御工事，一看就知道是打巷战用的。
这是干什么，没有必要嘛。
宋哲元一声令下，工事拆除，城门大开。
那边有人来报，各方面为支援华北抗战，陆陆续续寄来了很多捐款，问如何处置。
宋哲元又一摆手，通电谢绝，不要！
到达北平的第二天，他又发表了一份书面谈话，表示打仗那事还远得很，我们需要的是和平，才不想和日本人打来杀去。
你问我“卢沟桥事件”如何处理，那是国家大事，自然静听国家解决。
给人的印象，就好像他又稀里糊涂地在做和平梦了。
不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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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宋哲元也绝不至于如此迟钝，否则他就不会逃出天津了。更何况作战密令早已下达，冯治安在北平城里枕戈以待，接受的正是宋哲元的命令。
只有一种解释，这一切是宋哲元苦心为之。
摆出一副悠闲的姿态，把大门打开，弹弹古琴，说说笑话，浑然不把门外的百万大军当回事，《三国演义》里面的诸葛孔明早就这么干了。
不过孔明唱空城计不是他愿意，而是事急矣，不得不如此。
长城抗战之后，蒋介石就拨出专款，让宋哲元修筑国防工事，可是宋哲元为了巩固和拉拢内部，却把这些专款都拿去给几个师长“分了赃”。
孔明是因为误信马谡，失了街亭，宋哲元则是该修的国防工事一点没动，临时连份完整的军事计划都拿不出来。
这时候你再去搬钢筋水泥，哪里还来得及，唯有先镇住军心，安住民心，才是最重要的。
在北平，宋哲元实际采用的是内紧外松之策，此举一方面可以缓解北平军民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亦可用障眼法，使对手摸不清自己的真实意图。
虎视眈眈的酒井旅团是一个机械化旅团，拥有中最令人生畏的坦克，但宋哲元并不认为这是多大的威胁。
怎么制伏坦克，他已经想好了，那就是用地雷阵。在北平城北与酒井旅团对峙的，是阮玄武独立旅，该旅隶属于张自忠师，其编制完整，武器装备和战斗力也都很强，加上地雷阵，足可成为一道坚固的屏障。
萧振瀛曾在“锦囊”中嘱咐，可以让张自忠顶在最前面，因为后者的部队足够强，这一布阵正是昔日华北第一军师思路的体现。
宋哲元虽然大开北平城门，却并不表明没有作好防守准备。日军有再强的兵力，如果从北往南攻，二十九军可以节节防守，并能争取到时间等待后续援军协防，这个宋哲元不怕。
他真正担心的是什么呢？
还是自己的侧背之敌，即丰台方向的步兵旅团。
只有把这个毒瘤给去掉，防守才能心安。
在使用空城计的同时，宋哲元还玩儿了一招更高明的。
他说要把冯治安第三十七师撤出北平，以保安队入驻，表面是为了呼应香月的要求，实际上却是偷梁换柱。
第三十七师是由宋哲元当年保存下来的近卫部队发展而成，是他守卫北平的最大依靠，如何可以轻离左右？
事实上，第三十七师走是走了，但只走了一半，另一半仍在北平，只是换了一个马甲，穿上了保安队的制服。
调走的那一半空缺，宋哲元以赵登禹师的主力进行填补，如此一来，北平的防守力量并未受到丝毫削弱。
撤出北平的部队，说是要南撤保定，却是欲走还休，实际一直停留在卢沟桥附近，以加固当地兵力的屯集。
日本人评价宋哲元，说他其实没有多少领兵打仗的才能，虽然侥幸在长城抗战中一战成名，但如果拿德国和日本军人的水准来衡量，“充其量一联队长之材耳”——不过是个当联队长的料，或者就算撑死了，也仅是《水浒传》里呼延灼一样的人物。
梁山一百单八将，“双鞭呼延灼”是坐第八把交椅的，然而此人勇则勇矣，却没什么头脑，老是在战场上被别人算计，结果堂堂一位朝廷大将，却不得不在梁山上做了强盗。
然而，如果我们撇开宋哲元并不拿手的“政治”，其在军事用兵上绝非一无是处。
曾经的老西北军“五虎上将”，云长、翼德一流的人物，哪里是谁在下巴上粘绺胡子，就能跑上台去凑数的。
宋哲元预料的没错，香月出手的第一招，不是让酒井旅团从北平正面攻，而恰恰是打的侧背的主意。
7月20日下午，步兵旅团突然向宛平发动进攻。
这时宋哲元通过兵力南移，已增强了宛平守备力量，吉星文接替已受伤住院的金振中守城，使日军无隙可入。
香月碰了壁，便把先前那个“秦松协定”给翻了出来，上面规定，宛平城里驻扎的应该是保安队，可你看看这实力，哪是什么保安队，分明是二十九军的正规军嘛。
他马上让人去找宋哲元，说你们为什么不遵守“秦松协定”。
其实一开始就拿“秦松协定”当废纸的，就是他们自己，现在不过是为出师不利找个借口罢了。
需要宋哲元决策的是，要不要按照那个早已作废的“协定”，让吉星文撤出宛平城。
宋哲元说：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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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被日本人定位为《水浒传》中的呼延灼，有勇而无谋
冯治安不同意撤。
为什么要撤呢，事情是日本人挑起的，卢沟桥那里也是他们先开的枪，怎么反而变成了我们的不是。
宋哲元皱起了眉头，你怎么就拎不清呢，现在早已不是讨论谁先开枪的时候了。
这是命令，照准执行。
7月21日，宛平防务由保安队接替。
与其说宋哲元此时还在退让，倒不如说这是他以退为进的一个策略。
没一把刷子，如何可以在中原大战那样的超级大战中担当统兵之帅？
宋哲元的刷子叫做“舍得”。
舍得舍得，有舍才能得，冯治安师撤离北平是舍，吉星文撤离宛平同样也是舍。
保安队自然比不上正规军，但那宛平城墙也不是豆腐做的，不可能一攻即下，更重要的是，吉星文虽退出宛平，却并没走远，其驻兵处仅与宛平一桥相隔，一旦有事，眨眼的工夫即能赶到，并与城内的保安队形成相互配合。
你香月是老狐狸，可人家宋哲元也很强。
偷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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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进攻代价太大，而且并无把握，想攻侧背吧，宛平守备森严，同样无机可乘，这可怎么办。
香月龇着牙齿，终于想到了一记损招：偷袭北平！
宋哲元防正面，防侧背，却肯定想不到我会从背后偷袭他。
7月26日，香月调华北“驻屯军”广部大队离津袭平，但广部大队并没有直接搭车去北平，而是走了一个曲线：从天津到廊坊，再至北平。
反正廊坊没人拦他们，由这里中转，可以麻痹宋哲元。
既然是偷袭，除了从背后悄悄攻过去，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外，最好还要有办法骗开城门。
香月想到了主意：继续利用那个人。
于是在日军还没现身之前，北平守将刘汝珍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电话竟然是张自忠打来的。
张自忠告诉他，过一会儿，将有日本北平宪兵队从城门经过，返回北平的使馆区兵营。你通融通融，让卫兵放行吧。
刘汝珍犹豫了一下，便问张自忠是否与宋哲元讲过，后者是否知道这件事。
张自忠随口答道，当然，“宋委员长”是知道这件事的。
放下电话，刘汝珍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他和何基沣一样，虽然官职与张自忠不能比，在对方面前都得毕恭毕敬，但他属于赵登禹的部属，与张自忠并无直接隶属关系。
为什么张自忠要越级直接来打这个招呼呢？
放日军进城，可不是小事，万一有什么差错，这个责任放谁身上都吃不消。
刘汝珍想了又想，还是向宋哲元进行了报告。
宋哲元一听，哪有这种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擅自把日军放进城来！
刘汝珍这才知道自己差点被张自忠下套。
这位老兄，也不知道被身边那些门客和“把兄弟”灌了什么迷魂汤，做事越来越不靠谱，他现在不只是下水，那水已经齐腰深了。
香月弄巧成拙，没能赚到，反而使宋哲元提前有了防备。当天，广部大队进是进来了，却中了宋哲元的埋伏，被关门打狗，死伤甚惨，此即“广安门事件”。
这是二十九军继夺回卢沟桥之后获得的又一次胜利，本来已经逐渐下滑的势头猛然回升，重新占据了有利态势。
南苑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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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袭未成，还吃了大亏，香月自然是又气又恼，终于意识到宋哲元既非呼延灼可比，也绝不是“一联队长之材耳”，双方将对将，是有得一拼的。
此时，朝鲜军龙山师团终于到达天津，这使郁闷中的香月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向宋哲元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两天之内，将北平守军全部撤出。
这个所谓通牒理所当然遭到了宋哲元的拒绝。
7月28日，摊牌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
香月要咬人了，被他咬上的地方叫南苑。
华北战场，北平为前线，保定为后方，二者之间有两条路径，一为宛平卢沟桥，一为南苑。
在日军的战术课程中，迂回包抄总是居于首位。香月要践行这一战术，切断宋哲元的后路，就必须首先对这两条路径进行攻击。
宛平那里已尝试多次，但宋哲元通过以退为进的方式，在宛平一带添置了重兵，致使日军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剩下来的选择只有南苑。
宋哲元同样知道南苑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他已把“自由人”赵登禹召入北平，原来的想法是以赵登禹守北平，以冯治安攻丰台，但在最后通牒到期的前一天，他改变了主意，决定让赵登禹、冯治安二将对调。
赵登禹素有二十九军第一猛将之誉，又是喜峰口大捷的首功之臣，调他来守南苑，足见宋哲元对防守南苑的重视程度。
赵登禹星夜赶到南苑。
由于北平本身的防守任务也很重，所以赵登禹离开北平时，未带一兵一卒，他的打算是将原防区的另一半人马北调至南苑。
防守南苑，得靠这支亲兵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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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军第一猛将赵登禹
不早不晚，一个汉奸突然跑出来坏了大事，他向日本人泄露了这一重大军事机密。
此人名叫潘毓桂，他是当时华北一个比较有名的文化人，因与宋哲元有世交，出任过政委会政训处处长，当然这也只是一个摆摆的虚职。
到了后来，姓潘的汉奸嘴脸越来越明显，竟然暗地里替日本人给宋哲元献上了“冀察自治方案”。如此，宋哲元就再也容不得他了，索性连“政训处处长”也给他免了。
在被宋哲元赶出门后，潘毓桂又找到了另外一个靠山，那就是看上去可以跟宋哲元分庭抗礼的张自忠。
张自忠七个把兄弟，潘毓桂赫然在列。
虽然被宋哲元扫地出门，但潘毓桂的汉奸角色倒是越来越职业了，赵登禹要调兵南苑的情报，就是由他出卖给日本人的。
结果增援南苑的那两个团，在半路遭到了伏击，之后全军覆没，仅剩个团长跑到了南苑。
预想中的一半守备力量没有了，赵登禹能指挥的仅为原驻南苑的一个独立旅和一个骑兵团。
随后南苑便遭到了香月的突袭，后者调动朝鲜军龙山师团和步兵旅团对南苑进行围攻，仅数量就要远远超过守军。
兵不足，将也出了问题。
宋哲元是把南苑防守的希望寄托在赵登禹身上的，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赵登禹，早已不是几年前那个威风凛凛的打虎将了。
众所周知，冯玉祥对老西北军的管制以严苛著称，经常性不发饷银，造成了后来树倒猢狲散，大家都不肯跟着老冯干了。二十九军虽没有达到过老西北军那样大的规模，但其高层来自于原老西北军的各个派系，成分也十分复杂，而宋哲元本人在声望上又远不及冯玉祥，怎样保持军队不散，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过去宋哲元无须为此发愁，因为有萧振瀛在，哪里苗头不对，自然有这个善打人际交道的军师去摆平，等到萧一走，就轮到宋哲元孤零零地坐在前台了。
显然，聚财不分财，肯定是失败的。宋哲元反其道而行之，他分财不聚财。
长城抗战之后，经济条件一改善，他就给各师军官“分赃”，经常一万两万地发钱，有时甚至还赠送房子。
天长日久，军队高层渐成奢华风气。在老西北军时代，凡是抓到有军官赌博的，不是撤职，就是关押。到了二十九军驻守华北时期，整体军纪却大幅度松弛下来，老西北军时传下来的各条禁令几成废纸，吃喝嫖赌抽在军队中司空见惯，根本没有人管，谁要洁身自好，别人还会说你是傻瓜蛋，不合潮流。
宋哲元在个人自律上是很严的，然而他自从“战而优则仕”之后，便很少进入军营，对此既不了解，也很少过问。
在治军上，他和冯玉祥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太苦太紧，易散，另一个太奢太松，结果散倒还没有散，内里却烂了。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想当年，喜峰口上，赵英雄挥着大刀，曾是何等的英姿飒爽，可自从不打仗，过上太平日子后，他也“追赶潮流”，躺在炕头上，吭哧吭哧地抽上了大烟。
那个时候好这口的二十九军将帅，以张自忠和赵登禹为最。赵登禹自己也知道不好，曾想延请京城名医帮他秘密戒除，可惜每每又临时动摇，迟迟下不了决心。
由于深深陷入“烟霞之癖”，张自忠变得晕晕乎乎，脑子就没有清醒的时候，赵登禹的身体则越来越差，再没有了原先一夫当关的气概。
昔日的打虎将高大威猛，身躯雄健，而在南苑担任总指挥时，却已极度消瘦，与原来判若两人。
赵登禹在南苑的指挥十分混乱，临时抽调学兵团设防成了他最大的败招。
学兵团全是新兵，里面大多数是从平津招来的大中学生。那个年代不是现在，别说大学生了，中学生都很少，尤其在二十九军里面，十有八九都是斗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大老粗，本色的文化人几乎没有。
当初，宋哲元招这些学生兵，就是准备当军官培养的，平时哪里肯轻易让他们上前线，连下放基层部队都舍不得，所以他们的实际军事经验几乎是一片空白，有人甚至才刚刚领到枪，连怎么射击都不知道。
当然，由于情况紧急，使用学兵团也是无法之法。可是用归用，你却不能让他们马上就单独御敌——或者应让老兵带着，或者给其他作战单位作配合，如果缺乏这两样东西，让一群孩子上战场，无异于驱羔羊入虎狼之群。
赵登禹让学兵团负责守卫的，却是极其重要的东南阵地。年轻人并无退却，然而死伤殆尽，南苑的第一个缺口即从此处被打开。
我去过南苑，虽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当站在齐腰高的茅草丛中时，仍能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悲情。
那么多鲜活的年轻的生命，他们曾像花一样灿烂夺目，然而就在那一瞬间全都消失了，而且永不能返。
这是多么残酷的青春。
缺口被打开之后，赵登禹便再无力量组织反击。
在二十九军领兵打仗，主帅之勇是很重要的。赵登禹既已无复当年之勇，对南苑的情况又不熟悉，就免不了会在临阵指挥和个人表现上全都大失水准。
南苑遭到围攻，在北平的宋哲元就要援救，但是如果直接出手援救南苑，一个不好，很可能会中香月“围点打援”之计，所以宋哲元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了更高明的战术。
围魏救赵：你围我的南苑，我就打你的丰台。
由于驻丰台的步兵旅团主力已经加入了南苑之战，守备兵力相对空虚，因此冯治安得以迅速占领丰台车站，并将剩余日军压缩到了附近的村庄。
如果一切顺利，即使难以解南苑之围，退而求其次，舍南苑而取丰台，以一兵换一卒，亦是妙招。
可惜南苑方面实在打得很不理想，短时间内就现出了败象，日军在南苑完全占据了主动，使他们的分兵成为可能。
获悉冯治安攻占丰台后，步兵旅团当即赶回，冯治安需要顾及身后的城池，不得不迅速撤离。
“围魏救赵”功亏一篑。
意识到南苑守军恐怕无法支撑，为保存实力，宋哲元决定通知赵登禹撤出南苑。
但是没法联络。
原因是日机对南苑进行了狂轰滥炸。南苑的营房围墙，用来步战都显不合格，更没有什么防空设施，哪里顶得住飞机炸弹。
守军原有一千多匹乘马，经此一炸，多半倒毙，而且死状极惨，不是焦头烂额，就是开肠破肚。
南苑副总指挥、骑兵师师长郑大章被这么一刺激，连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带着他的骑兵团往北平方向跑了。
战前，蒋介石督促宋哲元在平津周边修建国防工事，确实是有远见的。无奈宋哲元和他的师长们都没当一回事，自己把经费私下“分赃”分掉了，这时候，就轮到他们为此还债了。
不光是马，人也被炸得死伤惨重，更糟糕的是，通信设备被全部毁掉了，南苑与北平的电信联系因此中断。
电话打不了，电报发不出，只能派人去南苑送信。
几个小时之后，借助于南苑周围大片青纱帐的掩护，信使终于进入南苑，并把撤退令交到了赵登禹手中。
此时缺口已经越撕越大，逐渐形成了“管涌”，谁都能看出，南苑失守只是早晚的事。
赵登禹遂层层传达撤退令，并亲自率队撤出了南苑。
说是带着大家撤退，其实就是一窝蜂，各管各，由于编制混杂，官兵们毫无秩序，乱哄哄地往公路上涌。
经过的地方叫做大红门，是一个会让二十九军永远记住的地方。
因为撤退部队将从这里踏上死亡之路，他们中埋伏了！
这支伏兵，是步兵旅团萱岛联队，原本驻扎通县，属于香月的预备队，他们又是如何知道南苑守军要从大红门撤退的呢？
同样是由于泄密。
从北平往南苑的通信线路不是被炸坏了吗，宋哲元的命令是经过几个小时后才送达赵登禹手中的。
这几个小时，就给那个狗汉奸潘毓桂再次提供了用别人的血染红自家顶戴的大好机会。
信使还在路上，他就急匆匆地向日本主子发出了密报。
香月于是知道赵登禹即将撤到北平，而且必然经过大红门。
在赵登禹出发撤退之前，萱岛联队已经奉调离开通县，并在大红门附近布下陷阱，就等鱼儿上钩了。
香月不仅要捕鱼，还要捕大鱼。他下令机枪手重点对准汽车射击，道理很简单，就因为里面坐的可能是二十九军的高级军官。
结果，从南苑出来的四辆汽车全被击毁，最前面的一辆黑色轿车更是被打得弹痕累累。
赵登禹就在这辆黑色轿车上，当即身中数弹，血流满身。
随行的护兵因为不在车上，反而没事。等到他把赵登禹从车里拖出来，人已经快不行了。
看到长官的惨状，护兵伤心欲绝。
赵登禹挣扎着看了他最后一眼：军人战死沙场，没有什么好悲哀的，这是我们的本分。
是的，从当兵打仗第一天起，死亡就成了相伴始终的伙伴。只是在这最后的一刻，昔日的“打虎将”必然还会有一些遗憾和悔恨，为曾经的无所适从，为曾经的失去方向，为曾经的不够勇敢。
耳边突然依稀响起了喜峰口上那一声大吼：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天边划过一道闪亮的火焰，恰如惊鸿一瞥，随后四周俱暗。
南苑血战，二十九军损失惨重，活着回到北平的人很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在大红门撤退时阵亡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中将亦在其中。
不速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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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激战期间，宋哲元不仅在焦灼地等待守军突围的消息，还有一桩已经困扰他数天的心事没有解决。
那就是本应坚守天津的张自忠脱离了岗位。
早在发生“广安门事件”时，宋哲元就感到不快，你不好好在天津负责防守，怎么还越过我，向北平守军胡乱指点呢？
接下来的一个报告，更令宋哲元大为惊愕，原来当天张自忠就在北平。
我明明叫他留在天津的，怎么一个招呼不打，跑到北平来了？
天津是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作为前锋，大敌当前，当然不能擅离。
不过此时形势紧张，正是需要众将用命之时，宋哲元也发不得火，只能寄望于张自忠不久即会自行返津。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一直到南苑之战打响，张自忠仍在北平，同时却又一面不露。
宋哲元摸不清张自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
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知道，日本人有意在幕后操纵“宋张相争”，以便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不是猜测，而是大汉奸潘毓桂亲自上门来告诉他的。
宋哲元跟这姓潘的见面谈话，实际也是一次私底下的谈判，因为对方就代表着香月的意思。
谈着谈着，潘毓桂发现宋哲元不肯屈服，忽然变了脸，说你要再不对“皇军”让步，等着，我们会拥戴张自忠，把你换下去。
潘毓桂得意洋洋地表示，“不换思想就换人”，这还是香月特地让他来转告的。
宋哲元听后大怒，立即痛骂一顿，将潘汉奸赶了出去。
宋、张的关系，如果套用《水浒传》中的说法，宋是“宋公明”，那张就是“卢俊义”，虽然平时可能疙疙瘩瘩，计较座次，但大家毕竟是一块磕过头焚过香换过帖子的生死兄弟，面对外来威胁时，肯定都会以大局为重，这点宋哲元还是自认有些把握的。
现在只要他“宋公明”态度坚定起来，“聚义厅”的兄弟自然都会团结在一块，共同保住“水泊梁山”。
是的，日本人撺掇“宋张相争”的离间计绝不可能得逞，香月只不过是想借此来威胁我罢了，我岂能上当，中他的圈套。
可是张自忠本人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神秘兮兮，为什么要离开天津来北平，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宋哲元不知道，他也无法知道。
在头脑里一片纷乱，理不清头绪的情况下，他给秦德纯打了一个电话：张自忠到北平了，你知道吗？
闻听此言，秦德纯同样很愕然。
我不知道啊，是你叫他来的吗？
宋哲元叹了口气：不是！
既然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只好暂时放下，毕竟现在天津还平安无事，最险的是南苑。
7月28日下午，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秦德纯、冯治安等在北平守将尽皆与会，会上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加强北平的防守。
会才开到一半，一个衣衫不整的人忽然出现在门口。
撤往北平的南苑守将，赵登禹和佟麟阁均在半路战死，有一个人却得以全身而退。
他就是骑兵师师长郑大章，而能留得性命的重要原因，却是没有接到命令就擅自撤退了。
由于没有看到过宋哲元的那道撤退令，他不是走的大红门，而是走的大红门以东的便道。
正因如此，南苑的骑兵团反而未遭遇太大损失，进城后还被派去守城门了。
刚刚进北平城时，郑大章并不敢来见宋哲元。因为擅自撤退罪名非小，杀头都有可能。
幸好他很快就得知，原来宋哲元已经下达了撤退令，这才稍感释然，觉得可以借此过关了。
但接下来，就传来了大红门遭伏击的消息，郑大章闻听后大惊失色，同时也深感侥幸。
出现在门口的那个衣衫不整的人，就是郑大章。
他向宋哲元报告：佟、赵均已阵亡，南苑官兵伤亡惨重，日军大有围攻北平之势。
为了撇清责任，他当然不敢说骑兵团未有大的损失，而是说下属骑兵伤亡一半，另一半也撤到南边去了。
不过此时宋哲元已顾不得他后面说些什么了，他只真真切切地听到了“佟、赵均已阵亡”的消息。
这一噩耗，差点把宋哲元给当场击倒。
在他看来，南苑失守虽是意料中事，赵登禹、佟麟阁的同时殒命却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尤其赵登禹，当年二十九军建军的八兄弟之一，怎么一眨眼工夫，说没就没了呢。
那是一位他最器重的勇将，长城抗战时若不是赵登禹豁出性命带伤打前锋，哪里会有喜峰口大捷，又哪里会有二十九军今天的荣耀。
可是，那么艰难的日子，你也挺过来了，怎么现在就挺不过去呢？
宋哲元痛不欲生，捶胸大哭：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
二十九军与日军，如今不光有国仇，还添了一笔家恨。
可以想见，南苑惨败的消息，多多少少给与会众人带来了震撼，尤其是郑大章那失魂落魄的样子，无疑又给北平防守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兄弟看上去过于惊惶，进门时甚至连敬礼都忘了，说话也语无伦次，身上哪有一点军人必备的镇定和从容。
宋哲元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秦德纯却很快注意到了这一点。
当务之急是要守北平，大家都得挺住！
他当即站起身，对郑大章说：我们军人无论遇到任何艰苦情况，态度要稳重，礼貌要周到。
这话说得很到位，亦相当及时。郑大章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礼失态，赶紧整理一下军装，随众人坐了下来。
会议继续进行。
南苑已丢，但是北平还在。
原先宋哲元死也不肯让中央军进入华北，到南苑血战打响前一天，他才感到大事不好，因此让秦德纯主动电请蒋介石急速北援。
蒋介石也明白宋哲元如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于是不再催后者去保定，而是让其坐镇北平——至少固守三天。
对于此时的宋哲元来说，守住北平，不仅缘于“王命在身”，责任所系，更在于它是二十九军在华北的精神堡垒。
这座堡垒如果尚在，大家不用说坚持三天，就是再多一些日子也有可能，而堡垒若有动摇，无论士气还是人心，都将随之崩溃。
蒋介石说过，三天，只要三天，不仅外交上会有办法，后续援军也将全部到位。
现在两天都快过去了，也就是说，北平只需再坚持一天多一点，战局就可能迎来转机。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部已经开到保定以北，其先头部队距离北平只有六十里路，一个强行军就能赶到。
宋哲元还有机会，二十九军还有机会。
就在这时，又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会场，他的到来，使在场几乎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此人，就是一直未露面的张自忠。
宋哲元很恼火，你这尊神仙总算是现身了！
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竟然还待在北平，万一日军进攻天津怎么办？
可是张自忠关心的不是这个，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战还是和。
事到如今，你还要扯这个没用的犊子，宋哲元自然很不高兴，于是双方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起来。
争吵过程中，张自忠的态度很坏，情绪激动，没有一点把领导当领导的样子，甚至于连随从副官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张自忠从来没有用这种方式对待过宋哲元，毕竟那是二十九军的大头儿，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
争到最后，张自忠下了断论：时局至此，战已无法，只能和，而要和，又只有我张某人才有办法！
他撂给宋哲元一句话：如果你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
就是这句话，让宋哲元变得脸色煞白。
一刹那间，他仿佛什么都明白了，明白了张自忠为什么隐伏在北平三天都不露一面，后者不过是在等待一个时机而已。
现在，南苑惨败，战将折戟，日军即将兵临城下，二十九军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他认为那个时机到了。
曾经，宋哲元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兄弟能帮他守住天津，因此一让再让，对方却仍然在日本人设下的离间计中走不出来，还在想着“宋张相争”，甚至发展到要借机谋取权位的地步。
眼前这个人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他不再顾及手足之情，不再顾念在南苑和大红门的路上倒下的骨肉兄弟，他迷失了道路和方向，却还浑然不觉。
权利名位和毒品一样，都能使人变成魔。
香月处心积虑的阴谋果真得逞了：通过潘毓桂鼓动张自忠，使得二十九军的这根弹簧瞬间崩断！
说句实话，如果要争，宋哲元此时还是可以一争的，然而那样两军冲突，只会在二十九军中爆发一场惊天大内讧，亲者痛，仇者快，高兴的还是日本人。
赵登禹的死，已使宋哲元悲痛至极，难道还要自家兄弟再相互捅刀吗？
在完全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后，宋哲元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也罢，你要的不就是权位吗？我可以给你。
他按照对方的要求，当着众人的面，提笔写下手谕，将政委会委员长连同北平市市长一职全部交由张自忠接替。
当天晚上，宋哲元便与秦德纯、冯治安等人匆匆赶赴保定，由于行色匆忙，他连天津的家人都来不及通知和带走。
如此慌乱，是因为宋哲元此时实已处于险境之中。张自忠虽然拿到了他要的那个手谕，但如果回去给他的那些把兄弟一撺掇，再回来要他的命怎么办。那样，想不火并也得火并了。
在宋哲元等人看来，此时的张自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什么事他会做不出来。
因此之故，得赶紧离开，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夜色茫茫中，宋哲元告别了北平城。
北平的夜，如此凄清，他不是在出征，而是在逃离，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个东北枭雄，进城时纵有再多的骄傲和憧憬，离去时也只剩下了一地的失意和惆怅。
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那就是谁都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一去不复返，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宋哲元还在做着回到北平的梦。
作茧自缚
?
7月29日，张自忠“视事就职”。
在此之前，他排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宋哲元和冯治安虽然走了，但是冯治安的部队还在，军部还在，从南苑脱险的人马也还在，而这些都不是他张自忠能指挥得了的，哪怕你已经成了“委员长”。
就在宋哲元离开的那个深夜，他打电话把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叫了过去。
他告诉张克侠，宋哲元已决定全军撤离北平，你赶紧把能拉的都拉走吧。不然就迟了，明天早上日军就要进城。
张克侠听得此言急了起来，他在向冯治安报告后，立即召集部队，星夜出城，也去了保定。
宋哲元能撤出他的基本部队，还得多亏冯治安，再说开去，若没有当年萧振瀛留下的“锦囊”，就是想保得性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是萧振瀛终究也不是未卜先知的神仙，他千算万算，也算不到中间会发生这么多变故。
这些人一走，“张委员长”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他在就职后，马上对政委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名单上的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统统划掉，换上了潘毓桂、张允荣等“把兄弟”。
与原来相比，改组后的政委会已经面目全非，重要席位皆由汉奸一手掌控。不但如此，潘毓桂这个奸贼还得以兼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张允荣则出任平绥铁路局局长。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时，曾再三强调过，华北地方政权不容改变，官吏不能任意撤换。
张自忠未经南京政府同意，想变的都变了，想换的都换了，等于把日本人的目的都达到了，所作所为，着实令人痛心。
现在的水，已经不是到腰部，而是快到肩头了。
潘毓桂当上北平公安局局长后，立即下令禁止抗日宣传，同时全城搜捕蓝衣社和共产党。
张允荣的那个职务更微妙。
平绥铁路，是由北平直达绥远的。本来是冯治安和刘汝明相互配合的通道，现在可好，变成日军进攻察哈尔乃至绥远的捷径了。
北平的天空一下子乌云笼罩。
在此之前，北平抗日气氛浓厚，军民都已被发动了起来。
即使是南苑战败，佟、赵阵亡后，北平的士气也并没有被真正挫伤，大家虽然个个眼泪汪汪的，如丧考妣，但一门心思想着的，仍是要上阵杀敌报仇。
当时就有评论说，北平军民这种守城拒贼的热情，是大清建国三百年以来从未曾见过的。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只是一个晚上的工夫，全变了。
早上看到报纸，上面写着：二十九军退了，北平不守了。
真让人有天旋地转的感觉。
如果二十九军能够协力同心，全面对敌，纵使蒋介石的中央军不能及时援救，日军要想顺利拿下平津也是比较吃力的。
你不要看华北已有一师团、三旅团，可是只要一散开来，兵力马上就捉襟见肘了。
为此，香月还玩儿起了“诈术”。
当时有人看到从日军汽车上摔下来一个鬼子兵，开始还一喜，想着这帮浑蛋真该死，就该掉下一个摔死一个。没想到，那个“兵”却很有弹性，摔下来后竟然是一蹦一蹦的。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橡皮人。
又有一次，从车上掉下一个“弹药箱”。打开来，里面全是石子。
在国内师团还未上阵前，香月就用这种办法，整车整车地把橡皮人和石子往前线拉，虚张声势，以吓唬华北军民。
显然，人少，就需要集中。
在发起南苑之战时，香月几乎把所有能集中的兵力都集中到了这一战场，其中包括抽调原在天津附近的朝鲜军龙山师团参战。
因为在他看来，天津是最不用担心的，已经跟自己的后院差不多了。
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臆想中的“后院”却第一个起火了。
7月28日那一天，南苑在激战，天津卫同样枪声四起。
都是突袭，都是要先下手为强，只不过双方的位置更换了一下而已。
当时张自忠正在北平观察动静，与驻天津的第三十八师暂时失去了联系，后者便自动自发地向驻天津的日军发动了猛攻。
直到张自忠“视事”后再次发去急电，第三十八师才撤出天津。
天津这边的火还没扑灭，马上又有了“通县事件”。
通县是冀东伪政权所在地，该县的保安警察队队长张庆余原来是于学忠的部下，早在七七事变前，他就跟宋哲元暗中建立了联系，准备待机反正。
但是通县驻扎着步兵旅团萱岛联队，张庆余担心自己不是对手，因此迟迟不敢行动。
直到爆发南苑之战，香月帮他解开了这道难题——萱岛联队被调到大红门伏击赵登禹去了。
张庆余抓住机会发动起义，把通县残余的日军给灭了个一干二净。
在获悉通县有变后，香月想要调兵过去镇压，可是天津那边火也烧得正旺，两边都要灭火，手上又没这么多兵，一时间，弄得这位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顾前难顾后，顾首难顾尾，若不是关键时候张自忠逼走宋哲元，华北形势完全有可能被翻转过来。
这两把火的损失，香月全都记到了张自忠的账上。
等他实际控制华北局势后，便过河拆桥，要踢开张自忠另开一席了。
7月30日，日军占领卢沟桥。当天，北平在政委会之外，又成立了“维持会”。
张自忠虽然一时利令智昏，但他并不笨，马上看出情况不妙。
两会并存，说明人家要准备把你抛掉了。
军人的资本就是枪杆子，现在张自忠在北平还有两把枪：阮玄武旅和石振纲旅，后者原为赵登禹的留平部队。
但是日本人既然想架空你，当然不会允许你再拥有枪杆子，何况还有天津之战的前鉴在那里，你这两个旅要是也不听使唤，再反戈一击怎么办。
一夜之间，阮玄武旅竟被日军围住缴械，整整六千官兵一弹未发，全部交出了手中的武器。
石振纲旅虽然还未被缴械，却也是人心惶惶，连旅长石振纲都感到，要是再不想办法，日本人同样会对自己下手。
于是，这个旅便悄悄地冲出城，去察哈尔投奔了刘汝明。
好了，张自忠现在真的是清汤寡水，没有一兵一卒了。
搞“政治”，他根本不是这块材料，连那些昔日的“把兄弟”，见他已经失势，也赶紧换了副嘴脸，对他再也不予理会。
他已经完全被架空，成了光杆司令，再也无法行使任何实质甚至是形式上的职权了。
8月6日，张自忠不得不在报上发表声明，即日辞去一切职务，随后避入东交民巷。
从主动“视事就职”，到自行辞职，满打满算，仅八天时间。当时就有一家媒体报道说，张某只是拘束地过了八天当委员长的瘾，就被日本人一脚踢开了。
其实对于张自忠本人来说，那意外的两把火，看似烧掉了他的“前程”，却使他从此拥有了灵魂被拯救的机会，倘若再晚一点，水已经快要没过脖子了。
一个月后，张自忠化装潜出北平。
他本意是想回老部队，也与部将联系上了，但是宋哲元明确告诉他，你必须去南京，不能回部队，这是政府的命令。
话虽然没有全部讲出来，但里面的意思，已经非常明了。
你还认为你有资格带兵吗？把问题讲清楚才是首要的。
只有南下。
动身之前，张自忠与家人作了最后一次告别。此时的他，已经是面黄肌瘦，形容憔悴，见到家人后，很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还说什么呢，如今说什么都晚了。也许只是一念之差，一切却已难以改变。
最终，张自忠打破沉默：你们回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再不要问我了。
他是戴罪之身，所以必须有上军事法庭的心理准备。此去，恐再不能归家矣。
胡适后来在见到蒋介石时，曾替张自忠辩护。他说张自忠不应被谴责，因为他保住了北平这座城市，避免了不必要的破坏。
此时的胡适还是“低调俱乐部”的骨干成员，同时他又是一个很纯粹的文化人，议论时事常常免不了书生之见。
他并不清楚二十九军高层的内幕，也不知道，当初如果宋、张团结对外的话，不仅北平有可能守住，华北局面也将完全不同。
张自忠一走，所谓政委会名存实亡，北平完全成了维持会的天下，而汉奸们也向主子争相献媚，一出出伸手乞讨官帽的丑剧如期上演。
有个叫冷家骥的汉奸，见张自忠不在，伪北平市市长一职空缺，便想自己坐上去，可是日本人不同意，还把他叫过去，结结实实地骂了一通。
归根结底，香肠要由主人给，愿不愿给，何时给，还得让他说了算，这是一条犬就能自己随便索要的吗？
《嗛斋日记》的作者李景铭当时也在现场，目睹了冷家骥的丑态和狼狈之状，就嘲讽地说，国家都到如此地步了，你竟然还在猎官，真是无耻之极。
其实李景铭本人也是个官迷，他本来在河南，听到七七事变爆发，就急急忙忙赶到北平，进了维持会，并且还从别人那里抢到了一个财政局局长的差使。
与冷家骥相比，两人真可谓是五十步笑百步。
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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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日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率领大队日军，趾高气扬地进入了这座中国的北方古城。
一位记者当时正在现场，他说他的心情，只有用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才能形容。
德国人打仗打赢了，法国的阿尔萨斯从此将归属德国。
老师于是对自己的学生说，知道吗，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们一定要经常讲，永远不要忘掉。
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阿尔萨斯人本身讲的就是德语，小说家只是借此宣泄自己的爱国情绪罢了。
可是，北平不是阿尔萨斯。这里的人们一直说的是最标准的中国语言，它也许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却是最值得我们珍视的。
东北人民的苦难，如今开始轮到华北百姓来承受了。《嗛斋日记》记载，北平城里，虽然表面上还是由中国警察在维持秩序，但手里拿的不是枪，也不是警棍，而是钓鱼竿。
北平的最后一课，充满了悲凉和屈辱。
第九章 烽火长城
?
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将领国防会议。
要把举国诸侯都召集到一起，讨论合在一起打仗这件事，若放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各个山头的武林派别，什么少林武当，峨眉昆仑，过去多多少少都跟你有过那么一点恩恩怨怨，不是一个帖子发过去，人家就肯赏脸，来赴你这个武林大会之约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就连曾称霸一方的诸侯，也不能置之度外。
去，自然要去，但是大大小小的算盘还是要拨的。
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没有问题。
宋哲元即使到南京后还痛哭一场，后悔自己棋错一着，不仅丢了平津，还损兵折将，那惨兮兮的样子，把一旁的阎、韩看得心拔凉拔凉的。
唇亡齿寒，再不往前顶一下，后面轮到的就可能是自己了。
广东的余汉谋问题也不大。
他是蒋介石亲自扶上马的，两广事变结束又没多久，屁股还没坐稳，造反既无资本又缺胆量，所以只会“月亮走我也走”。
尚让蒋介石把握不定的是西南那几个诸侯。
武林大会
?
广西李、白拿着蒋介石“共赴国难”的电报，把新桂系将领都召到一起商量。
这份英雄帖，四川刘湘和云南龙云也几乎同时收到了。得知李、白那里也有一份，他们赶紧派人来劝阻，说你们千万别去，这老蒋一贯居心叵测，这次是不是想借抗战之名，把咱们这些老伙计都给扣在南京啊。
说得有理。可是新桂系的这些人也不是缩在广西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天天都在观察时势。
如今不比从前，是真抗日不是假抗日。
广西就跟当年晋东练兵的二十九军一样，也是把日本军阀作为假想敌的，否则的话，如何动员民兵，又怎样打造“民防建设模范省”？
倘若不去，平时喊的那些抗日口号岂不明摆着是在自欺欺人。
去是肯定要去，问题是派谁去。
以前两广事变，蒋介石发出邀请函，白崇禧不肯去，李宗仁去了。大家排排座次，怎么轮也得轮到白崇禧了。
这是一个正名的好机会。
白崇禧便说，这次老婆是坚决支持我去的，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等报效国家之时。
得知白崇禧铁定赴京，蒋介石大喜过望，马上亲自派飞机到桂林来接人。
那天正好下着大雨，天气不好，就来了一架水陆两用座机。
估计这水陆机还属高科技，连飞行员都是德国人。飞机起飞后，先到南昌，本来想先下去休息一下的，不料雨下得越来越大，就像从天上倒下来似的，机场由于积水太深，连水陆机也没法停。
无奈，继续往南京开吧。到了下关机场，往下一看，跟南昌没什么两样，也是水漫金山，根本就落不了脚。
这真急死人。幸好，旁边还有一个水上机场，总算是停住了。
白崇禧到达南京，把日本人都惊动了。
早在北伐时期，因为打过一些漂亮仗，白崇禧就有“战神”之美誉，乃至在他抵宁后的第二天，日本有家报纸即予以报道：战神归来，中日战争终不可免。
白崇禧赴约南京，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在国内声誉上率先拔得头筹，如此一来，其他西南诸侯再也坐不住了。
说到底，在当时那种大气候之下，国内无论哪个政治派别，要想立住脚的话，都是要扛抗战这杆旗的，要不然，你就等着砸牌子吧。
国防会议当天，刘湘就赶到南京，几天之后，龙云也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会议开始后，在讨论和战问题时，阎锡山第一个发言，极力主战。第二个发言人就是刘湘，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不仅极力主战，还报出了具体的数据。
一旦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壮丁五百万，并供给若干万担粮食。
?
在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上，与会者一致主战
当着大家伙的面，刘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小时，把众人都给镇住了，连旁听的孙科都偷偷写纸条，说没想到四川人这么会讲话。
会议结果，凡发言者，一致主战。
日本方面则杀气腾腾。
在这之前，为什么杉山元还觉得有点争不过石原，为什么所谓的强硬派和稳健派看上去还能够势均力敌，不是说大家真的被石原老师的宏阔远见所震慑了，而是他们对能不能在短期内全取平津乃至华北尚无百分之百的把握。
可是实践证明，从香月奉旨出发，到平津沦陷，连一个月都不到，这使强硬派的尾巴一下子就翘上了天。
如今的杉山元乐得牙都快碎了，他再也不屑于与那个叫做石原的小青年去白费口舌。
军人就得有个军人的样，看看这家伙，一天到晚没个正形，就喜欢靠一张嘴嘚不嘚。怎么样，“支那”有你说得那么难打吗？平津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被我们给拿下了。
平津一战，使石原身上“民族英雄”和“唯一战略家”的光环大为褪色，后者关于“陷入中国泥潭”的预言在军部也几乎沦为了一则笑谈。
中国军队有什么呢，我们还没花太多力气，他脚下的地就在抖，他身边的水就在流，最后他也必将一无所有。
在日本国内，从关东军到参谋本部，从普通军人到议会政客，从一般国民到皇室成员，都被“胜利的光芒”搞得晕头转向，完全不知西东了。
在临时议会上，一下子通过了军部提出的三十三个提案。这些提案里面，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都有，反正一个目标，都是奔着侵华战争去的。
作为元首的裕仁当仁不让，自己给自己戴了顶帽子，呼为“海陆军大元帅”，并建立了统帅部。
这标志着此时的日本国内已进入了战时体制，战争机器隆隆开动。
守关的和挡道的
?
平津之后，香月继续进攻绥察两省，不过在此之前，他首先要经过南口。
8月11日，南口战役打响。守南口者，为汤恩伯。
汤恩伯，浙江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
民国年间，“军事学东洋”潮得很，犹如现在的考托福雅思，拿着陆士文凭回来的，不说走路个个鼻孔朝着天，起码衣着得光鲜，有个“海龟”的样。
汤恩伯却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什么“海龟”，也许叫他土鳖都是客气的。这位仁兄是个黑脸大汉，天气热的时候，两只裤脚，一只包着鞋跟，一只卷到膝盖，活脱脱一个老农的形象。只有穿上军装，别人才会知道他是当兵的，而他又是一个邋遢兵，军帽、皮带、军服的颜色竟然还可以从灰到黄分出几个档次，那就表示，有的是刚刚洗过，有的已经好久没洗了，属于生人勿近类型。
兄弟是个粗人！
?
汤恩伯是个邋遢兵
把汤恩伯往士兵堆里一扔，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个官，而汤恩伯也确实经常把自己扔到兵堆里去。他闲下来不是正襟危坐地坐在大帐里，而是主动去找基层的兵吹牛，特别喜欢找号兵，因为号兵对下面的事情知道得多，也能吹，大家其乐融融，有什么说什么，时间长了，老汤遂有“与士卒同甘苦”的美名。
汤恩伯原先驻防绥远，接到命令后，他便率自己的第十三军火速往南口赶，可是在张家口被刘汝明给拦住了。
刘汝明不肯让他去接防南口：这是我的地盘，说不能过就不能过。
这一天是7月25日，第二天北平就发生了“广安门事件”，华北有如一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可是南口近在咫尺，你却不得其门而入。
汤恩伯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恨不能给刘汝明跪下磕头，可是那个土霸王却始终不肯松口。
老汤一路上考虑的都是敌情战术问题，他当时不仅准备接防南口，还有进入华北援助第二十九军的计划。
可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让自己人给挡了道，而且无论如何都过不去。
战场之上，时间是须臾耽搁不起的，几天之后，平津便双双失守。
汤恩伯捶胸顿足，痛心之至，然而这些内幕又不能跟部属们多讲，那些拼命三郎几乎个个性如烈火，眼瞅着哥几个都是去为国效命，又不是夺人地盘，你给来这一套，立马拎着斧头去找刘汝明算账都有可能，那样事情就闹大了。
只有自己闷在心里，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人现在也哑巴了，即使亲近的人问起，老汤也什么都不说，只是含着眼泪，黯然神伤。
打又打不得，过又不能过，后来总算找到了办法，却还不是通过正规途径，而是托人情，找关系，走后门的结果——刘汝明的老长官是冯玉祥，开了这个后门，刘汝明才答应放行，就这样，老汤以堂堂中央军中将军长的身份，还不得不一路赔尽小心，唯恐刘汝明又忽然变卦。
学弟学长
?
南口为长城要隘，南京政府早就拨下专款给刘汝明，用于修建国防工事。可是汤恩伯到了南口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别说国防工事了，刘汝明连个棚子都没搭！
向南口发起进攻的是关东军第十一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铃木重康少将（陆大第二十四期）。
在此之前，铃木刚刚击败第二十九军，而按照陆士届次，他又要比汤恩伯高上一届，这个时候，学长当然不会把他的中国学弟当一回事。
战场之上，武器优劣和部队训练固然是主要的，但将领在战术运用上的短长亦不容忽视。
著名兵学家蒋百里在预测中日之战前景时，曾站在纯军事学的角度，提出一点最大的忧虑，那就是军官素质与日方有不小差距。
日本的师团长，一般都必须毕业于陆大，此外，还要积累相当的资历，否则绝爬不到那么高的位置。
这并不单纯是在论资排辈，实际上也是在挑选军事教育和实战经验都双重拔尖的最佳人选。
反观当时的国内，黄埔生虽已逐步走上舞台，但黄埔课程级别太低，仅仅是为训练连排长而设，从军校毕业后，这些“连排长”没打几仗就升到营团级了，先前经历的又主要是国内战争，导致指挥高等级战争的经验严重不足，现在要他们一下子调度一个师或师以上的军，乃至十万二十万的集团军、方面军，就难免会有困难。
其实蒋介石自己也未尝不清楚这一点。
他曾对蒋纬国说，中国的黄埔军官必须降两级使用，比如原先当团长的，你只能把他看成是排长，当军长的，你就只能当他是团长。
所幸，除了正在长大的黄埔生外，我们还有其他“生”可用。
在国民党中央军里面，向有“陈胡汤”三系的说法，正好代表了其将领的三个流派。陈诚出身于保定军校，胡宗南毕业于黄埔军校，汤恩伯则是日本陆士的代表，后面这一系统的存在，恰是对“学生打老师”的一个有力旁证。
老汤虽看似邋遢，不讲究，与一般的“日本海龟”迥然不同，可人家留学东瀛，却的确学到了点真东西。
第十三军的武器装备并不算好，所配备的山炮迫击炮根本无法与铃木旅团对抗，汤恩伯就采用反斜面战术，你轰，我就躲到山背后去，等你不轰了，我再出来。
反斜面其实不是什么新鲜战术，一般讲山地战，都会用到，然而当时很多中国的草根将领并不清楚，导致许多时候都在白白挨人家炮弹。
光会照搬教科书，那还不算什么，假如老汤只会这一招，就不可能在陆士毕业的将领中脱颖而出。
善打运动战，是他在用兵上的一个最显著特点。
山地战和阵地战原本与此无缘，但正所谓兵无常形，你想“运动”，就总能找到机会。
白天不行，我晚上打。
老汤从各支部队中抽出机动兵力，组成大大小小的敢死队，白天钻高粱地，晚上出来四处“运动”。
这种变幻莫测的打法让铃木相当困扰，他曾担任过陆大教官，可是翻了半天教科书，也没搞清楚对手的战术究竟出自于书上的哪一章哪一条。
其实汤恩伯的运动战术并没完全脱离他在日本的所学所知。
日本人的战术思路主要来自于德国，喜欢迂回包抄，攻人不备，而老汤只是在此基础上运用得更加灵活而已。
在扼制住铃木的进攻之后，他还要转入反攻。
电话急召罗芳珪。
罗芳珪不过是个团长，照理上面还有旅长师长，身为军长的汤恩伯只要下个命令即可。
但使用千里马是不一样的，必须特殊对待。
在老汤眼里，罗芳珪毫无疑问是匹千里马，也是此次反攻获胜的最大保证。
罗团长，我对你完全放心，完全相信！
我有一言相赠：人生百年，终有一死，好汉倒在阵地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
罗芳珪立刻率先杀了出去，并且锐不可当。
两千多人，打到仅剩四百来人，他自己也受了伤，由于通信中断，后方一度还以为这位勇将已经在战场上“光荣”了。
铃木没想到对手反击如此犀利，本能地想往后退上一步。
可是回头一看，惊住了。
不知什么时候，汤恩伯已抄到背后，把他的后路给切断了！
学长不知所措，学弟就笑了：运动战，还是不能脱离迂回包抄的老底子啊。
你目中无人，攻得太急，前后就严重脱节了，要不然我如何能找到机会断你后路？
铃木哑口无言。
这才发现老汤的厉害，然而已经晚了。
本来想攻南口的铃木自己却被围了起来，而且所有粮食弹药都到了要依靠空投的地步。
只好使尽浑身力气往外突了，可是突围并不容易，因为第十三军虽然武器一般，但实在很能打。
《大公报》当时派战地记者实地采访，同样惊骇于第十三军异乎寻常的意志和战斗力。
他们抓到一个细节，一个机枪连的连长，指挥几挺机枪在山头阻击日军，嘴里骂骂咧咧，意思是嫌机枪手打得太慢。
你们这么磨磨叽叽，鬼子都要冲上来了。
过了一会儿，实在耐不住，正好旁边一个机枪手阵亡，他便接过机枪自己打。
这回倒是不慢了，不料打着打着，由于动作过猛，一不留神滑了一跤，结果骨碌碌地从山上跌了下去。
人跌下去，机枪却抱在怀里不肯放。
一个日军军官看到山上冷不丁掉下一个人来，吓了一跳，握着指挥刀就要上前看个分明，没想到这连长端得凶猛，他把机枪一放，竟然空手生生地把对方的指挥刀夺了过去。
倭刀在握，反手便是一下。
鬼子军官戴着钢盔，第一下砍在钢盔上，第二下换了角度，才一刀将其毙命。
砍了鬼子，连长捡起机枪，爬到山头上继续干。
《大公报》不是普通报纸，那时是全国第一大报，记者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但这样刚猛而且利索的中国军人，他们还是头一回见着和听说。
之后，他们见到十三军的前线官兵就竖起大拇指，连夸好样的，有的记者甚至还从身上掏出银元，塞进士兵口袋，以示钦佩之情。
几天之内，铃木旅团的伤亡无以复加，从南口运回北平的军车一辆接一辆，车水马龙，日夜不停。
车上装的不是别的，都是铃木旅团在南口战役中的战死战伤人员，其伤亡之重可想而知。
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在北方终于遭遇到了最强悍的对手。
在此之前，铃木旅团几乎没打过什么像样的大仗和恶仗，这个身上带着关东军标签的混成部队骨头都有些轻了。
但是长城不是给你们旅行的，那是要付出点代价的。
板垣之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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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月惊闻铃木旅团被围困，第一反应就是铃木指挥太孬，不是汤恩伯的对手。
都是陆士的，你还比他高一届，怎么就整他不过？
高一届不行，那就另选一个高两届的吧。
香月这回中意的是刚刚出任第五师团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陆大第二十八期）。
板垣的陆士届次为第十六期，正好比汤恩伯高两届。第十六期在陆士历史上很不一般，土肥原、冈村宁次等所谓的日本第一流名将都毕业于这一期，因此也被称为“荣耀的第十六期”。
从长相上看，板垣属于那种脑袋大脖子粗的类型，不过他既不是老板也不是火夫，而是一个战场狂人。十九岁时，他在东北参加日俄战争，一听到枪响，便哇哇叫着不顾死活地往前冲，结果俄国兵的一颗子弹毫不客气地从他的小腿上穿了过去。
受了重伤之后，这哥们儿仍不肯罢休，结果最后还是被其他人生拉硬拽下去的，从那时候开始，板垣就在军界树立了胆大凶猛的形象。
日本人有谓：石原之智，板垣之胆。
板垣胆是有的，可是他在华北当特务时却败在了黄郛手下，而且还败得很丢脸，大概特务这个行当不光要有胆，亦须有“智”。
现在好了，板垣终于回归了他的老本行，做师团长了。由于板垣的关系，在他任职广岛第五师团师团长期间，该师团也被人们称为板垣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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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狂人板垣征四郎
板垣师团本是用来进攻保定的，但如今南口形势不妙，香月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急调板垣师团前去南口增援，并规定自板垣到达后，铃木旅团亦归其指挥。
板垣果非铃木可比，倒不是说他的兵书战策一定比铃木强上多少，而是他更“知彼”。
作为“中国通”，北方地理曾是板垣关注的重要目标。尤其他在任关东军参谋长期间，曾以考察为名，深入平绥铁路沿线仔细考察和研究过这里的地理环境，并由此画出了可用于实战的军事地图。
对于战场指挥官来说，地图可不是一般的重要。
明末清初时，有一个叫顾祖禹的无锡人，写了一本奇书，当时很多人看了都不知道作者写此书是干什么用的，“骤读，每不知其用意所在”。
不懂归不懂，书却是奇货可居，价格贵得吓人，直到清末，买一本手抄的也得用去白银四十两。史载，无锡当地人多以誊写该书为生者。
实际上它是一本军事地理书，一村一溪一山一店皆记之甚详。顾祖禹是明末书生，也跟“明末三大儒”那样搞过反清运动，失败后才不得不隐居山林著书。他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给后来的反清义军做指路明灯。
让人嗟叹的是，几百年之后，顾氏之书并没有被拿去反清，却被人读后用在了与太平军作战方面，而且立即见效。
此书名叫《读史方舆纪要》，读这本书且享得大名的人，叫左宗棠。
据说日本人对此书也十分重视，“战时行军，多行其意”，可见许多年过去，山川形胜仍未有大的变化。
但毕竟时代在演变，以前打仗用放大镜就行，现在最好还得用显微镜。
南口战役时中国军队所使用的地图，竟然出自于前清光绪年间，距现在整整四十年了！
更为糟糕的是，清朝的先人们还没建立起测绘学概念，所谓的地图，跟古玩店里的“长江万里图”差不多，无非是某个文人或者小吏在周围溜了一圈，然后回到斗室凭借记忆，写意式地记下山川形胜而已。
这种地图甚至都不如《读史方舆纪要》，拿着这种地图上阵，有如盲人骑瞎马，要到东，它可以指你到西，要到西，它可以指你到东。
就这，还不是每个军官都有，必须是团长以上！
与“长江万里图”相比，板垣考察并绘制出来的地图却极其精准，连小村庄和单家独户的房子都标注在上面，长城上哪里有碉堡更是画得清清楚楚。
画出来以后，印发给师团的每个军官，连中队长、小队长这样的角色都人手一份。
汤恩伯虽精于战术，然而在“知己”上甚至还不一定超过人家板垣，如此打仗岂能不吃亏。
几个回合之后，汤恩伯力战不过，只得收缩兵力，退守居庸关。
光杆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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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南口开战以来，身为一军之长的老汤从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人已瘦得像鬼一样，两只眼睛深深地凹陷进去，整个身体仅剩下了皮包骨头。
“壮汤”变成了“瘦汤”。
他一刻不停地吸烟，始终盯着的就是两样东西，一张前清版的老地图，一部电话。
他要继续咬牙苦撑。
经过居庸关前的血战，又有好几个山头失去了。要想多守哪怕半日，唯一的办法，只能冀望于“回光返照”，把那几个山头再夺回来。
说回光返照，是因为一个完整的第十三军已经快打光了。
汤恩伯曾亲自到居庸关前线视察，去了以后，对着手下那些已被耗得油尽灯枯的子弟兵，他无言以对。
嗫嚅半天，只有一句：我们要好好地打呀！
然后就难过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要打，总得有人。汤恩伯问担任前敌指挥的王仲廉还能集中多少人马。
王仲廉本人就钻在居庸关的山洞里，实在没地方坐下来，只好弄了一节火车车厢临时安顿。由于屡次上阵督战，身为师长的他也曾经被日军的炮弹削过头皮，若不是脑袋上顶着个钢盔，几乎性命不保。
第十三军打到现在，满打满算，连一个团都没有了。
师长反过来问军长，你那里还能不能再派点人过来？
汤恩伯此前把预备队都派了出去，哪还有什么能打仗的人。
他默默无语，把身边的兵也搜罗出来，交给了王仲廉，里面就包括卫兵和勤务兵。
王仲廉终于凑够了一个团，所有勤杂人员、伙夫、马夫都在里面。
当天晚上，王仲廉带着这些人发动反攻，又夺回了三个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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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些残兵，居然守住了居庸关
这时汤恩伯的身边仅有两个传令兵跟从，成了标准的光杆军长。得悉反攻得手的消息后，他唯有苦笑自嘲：不想残兵亦能镇守居庸关！
苦守终于等来了增援，但这些援兵的质量差次不齐，有好有坏，有高有低，很容易被进攻对手找到破绽。
破绽一出，缺口立开。
此时汤恩伯最需要感谢的人是阎锡山，后者将晋军战将陈长捷派至居庸关。依靠陈长捷的及时出击，才算是把口子给堵住了。
新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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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汤恩伯出征前，蒋介石曾给了他一个坚守的期限：至少十天，多则半月，以待重兵相援。
这个重兵指的是卫立煌和傅作义，但半个月过去了，他们仍迟迟没有现身。
卫立煌第十四集团军要从华北赶来，由于平津已被日军占领，坐不了火车，只能翻山越岭，导致沿途行军非常困难。
老傅倒就在绥远，但他也迟到了，而之所以迟到，则是因为需要腾出时间，以扫除身边背后的各种隐患。
第一个隐患是商都。
当初绥远抗战，在拿下百灵庙之后，他本来就是想一鼓作气拿下商都的。因为在傅作义的眼里，商都位置十分重要，乃绥东门户，拿下这里，就等于守住了绥远的东大门。
在斩获商都之后，他终于放下了一个心思。
第二个隐患却是刘汝明。
刘汝明小名“呆子”，现在这个呆子仍然心猿意马，态度不明。
万一刘汝明置身事外，一个不小心让日军占领了张家口，把门一关，我们在居庸关的岂不全要给一网打尽了？
因此之故，傅作义必须把刘汝明给弄到战车上去。
刘汝明并不是真的呆子，他装傻充愣，甚至不让别人接防，说白了，还不就是想保他的察省地盘。
老傅亲自到张家口找刘汝明，告诉对方一个刚刚得到的重要情报：由东条英机指挥的关东军蒙疆兵团（东条兵团）正从热河向张北前进。
张北现为李守信的伪蒙军据守，而张北背后就是张家口。
你要清楚，危险就在眼前，要想避祸，只有先下手为强，主动出击，把张北拿下来。
刘汝明的脸色变了几变，张北并不好打呀，要不我还不早就揽过来了。
傅作义笑笑，看到商都没有，我已经攻下来了，伪蒙军没有什么了不得，日伪军只有合在一起才难对付。
再说了，张北也是一个很好的地盘，难道你就不想要？
这就叫“威逼利诱”，没有办法，你对刘汝明这样的，只能用此类招数。
刘汝明终于点头。
从张家口出来，傅作义仍不放心。
一个老是想着保地盘的人，必定作战意志不坚，要是刘某临时变卦或生出枝节怎么办，所以还必须在刘汝明身后再布一枚棋子。
傅作义让晋军大将李服膺伏于察省一侧，并当面指示，如果发现刘汝明出兵张北行动迟缓，则不惜进入察区，逼迫或代其作战。
这个世上，会打仗的人很多，但有的只是将，有的却能成为帅，傅大将军实乃帅才也，每一步几乎都想到了，而各个步骤又都丝丝入扣，衔接紧密。
在后方部署妥当之后，傅作义才从张家口赶到居庸关前线，向汤恩伯宣布了自己的全盘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等卫立煌到达之后，傅、卫携手，从南口侧后抄击日军，将板垣会歼于长城一线。
汤恩伯听后大受鼓舞。
大家身为战将，能不能打，都得比战绩，傅作义因为绥远抗战而声名鹊起，那是要攻攻得上，要守守得住，他的话绝不会是忽悠。
我们不光是守住居庸关，眼瞅着还要实现大翻盘，干掉板垣，夺取南口！
老汤激动之余，甚至喊出了“打到北平去”的口号。
然而关键时候，败事的人又出现了。
诸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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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萧振瀛在留下的“锦囊”中说得很清楚，要让刘汝明殿后，除了保住察哈尔外，必要时还能增援华北。
事实上，宋哲元在七七事变后也的确是这么布阵的：赵登禹守北平，冯治安攻丰台，张自忠定天津，刘汝明出南口。
可是宋哲元并不知道，他所冀望的“出南口”，其实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刘汝明不仅拒绝汤恩伯进驻南口，他自己也是坐而望之，没有任何出兵援救平津的实际举动。
这小子在想些什么呢？
其实还是私心作怪。
若论当年在老西北军中的资望，刘汝明也是“五虎上将”之一，本来仅次于宋哲元，但他在中原大战后兵少将寡，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投靠宋哲元，奉宋为老大，这导致他在二十九军“聚义厅”的排名座次上，不仅不如张自忠、冯治安这些“后辈”，甚至还不如“后后辈”的赵登禹。
刘汝明就是再呆，时间长了，也不会没有一点想法，弟兄们聚一堆的时候就算了，现在分开来，独自一个人据守察哈尔，不由自主地就有了拥兵自保的念头。
说起来，当时的宋哲元也真是悲哀得很，四员大将，或者说四个兄弟，赵登禹今不如昔，张自忠心怀不轨，刘汝明又是这样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真打起仗来，能依靠的仅冯治安一人而已。如此，平津安得不失？
直到南苑血战，北平危在旦夕，刘汝明还是动都不动，宛如被人施了定身法，倒是他的弟弟刘汝珍表现要强得多，后者在陷于北平的不利局面下仍宁死不降，最后率一旅之师，拼死冲出重围，跑到张家口来投奔大哥了。
现在的刘汝珍就像是长城抗战时乃兄的影子，可叹时过境迁，彼时曾威震罗文峪的一代勇将竟不可辨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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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前二十九军将领的全家福，但身边这些将领并没有能够帮宋哲元保住华北
为了自保，呆子也耍起了小聪明。
没钱买武器，他便出“巧计”，想着法占日本人的便宜。
当时关东军从沈阳拨给李守信的武器，都不是直接运去张北，而是用火车先拖到张家口，然后李守信再去接运。
这样，刘汝明自己就可以从中得到“提成”。比方说，李守信原本可以收到一万两千支枪，生生便让刘汝明去掉零头，给截留了两千支。
刘汝明很开心，白得了这么多好枪，我真是太有才了！
他却不认真想一想，那么精明的日本人，会让你白捡便宜吗？人家才真正用的是计，那一点点小便宜，只是为了让你以后吃大亏，上大当。
想对日本人“用计”，结果却是他自己被麻痹了，抗日烽火烧得如火如荼，他竟然还以为可以跟对方“和平共处”。
当时华北已经那个样子了，张家口这里却还是歌舞升平，没有一点战时的紧张气氛，街上人来人往，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
傅作义苦口婆心，然而他人一走，刘汝明仍然敷衍了事。
让他进攻张北，他就仅仅派了一个保安队到张北周围去晃了晃，还晃而不打，理由是在等待李守信“反正”。
让他与日本人彻底断绝往来，斩断瓜葛，他却把张家口特务机关的日本特务都给放跑了，以至于东条英机对张家口的情况了如指掌。
他还把主力调到察南，自己的一家一当以及察省政府也都跟着搬了过去。
这一切的一切，竟然是为了匪夷所思的两个字：中立。
没错，就在大伙都在想着如何御敌的时候，这小子还在卖弄小聪明，指望东条兵团光打绥军和中央军而不打他。
“诸侯思维”真是害人不浅啊。
可是傅作义不是还在他旁边放了一枚棋子吗？
棋子不灵。
刘汝明找借口拖延，不让李服膺入察，而后者也就看都不看，闭着眼睛在旁边睡大觉，实际上也是“能不打，最好不打”。
晋绥军这个系统很奇怪，在它里面，其实只有绥军会打仗，而晋军里面，又只有陈长捷能独当一面，像李服膺、王靖国之类，别看出身都不错，也是堂堂的保定军校毕业生，但不知道是一直在太原这个金银窝里养尊处优惯了，还是被阎锡山管得太死的缘故，反正是都不太会打仗。
战场亦如赛场，到了最后，越是高手，练级的机会越多，越是菜鸟，上场的次数越少，大家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走，距离越来越远，就形成了一种高者愈高，劣者愈劣的局面。
毫无疑问，李服膺算是一个劣将，他跟“承平日久”的刘汝明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在刘、李二人打瞌睡的当口，只一天时间，东条兵团即开来张北，进攻机会一去不复返。
你想“中立”，日本人可不干，东条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就是张家口。
刘汝明措手不及，防线很快就被突破，随即放弃张家口南逃。
此时这位长城抗战时的英雄犹如惊弓之鸟，他说他在张北一线看到东条兵团有两百辆坦克在隆隆开进。
两百辆坦克，那能顶得住吗。
其实，哪是什么坦克，不过是日军的运输车而已。
刘汝明如此惊慌，一旁的李服膺亦属同类菜鸟，匆匆做了几个应付差事的动作后，就赶紧拍打着翅膀跑了。
本来运筹帷幄，以为稳操胜券的傅作义闻听，不由得大惊失色。他急忙将绥军主力调回，欲进行反攻，但为时已晚，围歼板垣的计划彻底泡汤。
8月26日，汤恩伯下令，全线突围。
他的反应还是很迅速的，若再迟一步，想突也突不出去了。
张家口失守，不仅直接导致了南口战役的失败，还使刘汝明搬起石头砸了自个儿的脚，他的察南也很快被东条兵团攻破，至此察哈尔全境沦陷。
第十章 从常胜到常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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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占平津，再夺察哈尔，出兵以来可以说无仗不赢，无战不克，这一“辉煌战绩”令日本统帅部忘乎所以。
人的瘾头一上来，是止不住的事，华北“驻屯军”已经不好玩儿了，而且也太慢，得加食添料，升升级。
升级后的名称叫做华北方面军，规模扩展到了八师一旅团。
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仅有十七个常备师团，但几乎每个师团都有一支对应的预备役部队，这批人就叫“在乡军人”，全部都经过军事训练，各师团还为他们专门建有武器库。
不打仗时，“在乡军人”们就在本地当农民的当农民，经商的经商，轮到打仗了再紧急动员，发放枪支弹药，通过这种办法，短时间内即可由一变二，组建出新编师团。
比如，第一零八师团就是新编师团，它是由第八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
华北方面军又分为第一军和第二军，其中第一军由司令官香月统率，沿平汉铁路直逼保定。
9月14日，爆发了保定会战，又称涿保（涿州——保定）会战。这是平津沦陷以来华北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中方指挥官为刘峙。
刘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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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的老西北军有“五虎上将”，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有，其大致入选标准为：黄埔资深教官、在东征和北伐中建有殊功。由于“五虎上将”的说法并非来自正式文件，
纯属茶余饭后闲谈之资，因此其人员和排序多有差异，但不管怎么排列，刘峙都是少不了的重要角色，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央军中的首席良将。
刘峙，江西吉安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
私底下的刘峙，不仅长相忠厚老实，而且口齿笨拙不善辞令，极少与人争执。当年中央军系统里有两个最好说话的“婆婆”，一个是何应钦何婆婆，另一个就是这位刘峙刘婆婆，后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人生在世没有不散的筵席，要给人过得去，要给人以生路，尤其不能用公权报私仇。
刘婆婆嘴巴不会讲，但是人家内秀，中文功底很深，曾给欧阳修、文天祥等人编过文集，尤其在旧尺牍也就是古代书信上颇有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落魄南洋，困顿之余偶然给学生讲了一堂课，连学校校长都听得一愣一愣的，当即聘他为正式教员。
两个婆婆皆洁身自好，刘峙本人一辈子与烟酒赌博挂不上钩。他继何应钦之后担任第一军军长，于治军方面堪为表率，一个步兵操典能够背到烂熟，平时穿着一身布军装下基层连队是常事。
与生活中的随和不同，战场上的刘峙给人印象却是：内藏机谋，个性倔强，一旦决策便毫不动摇。
在东征北伐乃至中原大战的过程中，刘峙几乎是战必胜，攻必克，蒋介石那些新老对手见到这员将没有不怕的，从那时候起，刘峙便有了常胜将军和福将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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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峙曾被称为常胜将军
绊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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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战变为外战，常胜将军本来是有机会延续他的常胜之名的。
平原之上，无险可守，最利于发挥的优势，香月不仅在地面出动了大量重炮和坦克，天上还有航空兵独霸——中国在北方几无空军可用于助战。
他使用的步兵也几乎是最强的：熊本第六师团和宇都宫第十四师团。
熊本师团不用说了，那是有名的野兽师团。宇都宫师团在松木担任师团长期间，曾第一个在哈尔滨附近追击马占山，此时的师团长是继板垣之后的第二位“中国通”出身的名将——土肥原贤二中将，在他出掌宇都宫师团后，该师团也被称为土肥原师团，是一个拥有很多坦克大炮的机械化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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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平原上遍布的防坦克壕，限制了日军坦克战车的移动
香月认为他的锤子已经够重够猛了，却始终砸不开刘峙所布置的正面防线。
倒不是说刘峙的兵力有多强，事实上他用于涿县第一线防御的只有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和万福麟第五十三军。
孙连仲还行，毕竟是老西北军的旁支，而万福麟属于东北军，还是东北军中打仗比较烂的，其军官很多连地图都不会看，师以上高级指挥官在交战后更只靠电话遥控，前面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所谓指挥，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瞎指挥。
刘峙依赖的主要是工事。
常胜不是偶然的，福气你不求它也不会自动上门。早在七七事变前，刘峙不仅在自己治理的河南省做到了“道路平，无苍蝇，无野狗”，而且未雨绸缪，积极备战，在北方平原督建了大量的国防工事。
长城抗战时，徐庭瑶对日军的特别是坦克部队了解还不深刻，所以临时修建的工事终有缺陷，防住大炮却防不住坦克。有了长城抗战的教训，刘峙对工事进行改进，特地增加了防坦克壕。
你有铁甲马，我有绊马坑，冀中平原上遍布的防坦克壕，令香月也无可奈何，土肥原有那么多坦克，然而大多数时间里只能摆着看看。
无言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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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突破，就要寻找薄弱处，而薄弱处往往就在对手两路防区的结合部，所谓的“两不管地区”。
此时的中国守军，刘峙守平汉线，宋哲元守津浦线，在平汉和津浦线中间的地方，最难分清责任，刘峙可以说是宋哲元的防区，宋哲元也可以说是刘峙的防区。
香月命令土肥原朝此处出击。
在日本国内，香月以研究步兵战术而闻名，但他的对手也是个战术专家，后者对自己哪里最薄弱同样十分清楚，所以土肥原出击后很快发现，刘峙早有防备，那里已经有人在等他了！
不光有人，在土肥原前面还挡着一条永定河，要冲过去得徒涉河水，难度太大了。
这个结果似乎有些让人泄气，但在侦察之后，土肥原大喜过望——他听到了守军车辆开走的声音。
对方不是要坚守，而是要撤退！
撤退的是万福麟，刘峙把他派到这里来堵漏洞，他却只想装装样子，看到土肥原杀到，提前开溜了。
土肥原马上发动强渡，渡河之后即从侧背对刘峙的一线防御造成了致命威胁。
9月18日，涿县陷落。
涿县一失，保定便失去了屏障，但刘峙在保定还预留着后手，被他布置在二线防御上的不仅有关麟征第五十二军，还有其他“杂牌部队”，加上从一线防御上退下来的部队，若一齐用命，香月的日子并不好过。
可问题恰恰出在“杂牌”身上。从一线撤下来的，只有孙连仲肯协防保定，但两天之后也呈溃退之状。其他已经上来的，还没上来的，都声称已与刘峙失去联络，争先恐后地跑没影了。
刘峙再一看，能打的就只剩下了一个关麟征第五十二军，一共只包括两个师，却要防守长达四十里地的正面，不说火力占着下风，光人就不够用。
刘峙急得要命，一个劲儿请求蒋介石火速增派援军，然而此时淞沪战役已经打响，并在逐步扩大，兵力根本没法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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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保定会战的日军炮兵
想那长城抗战时，徐庭瑶手里曾有三个师，还被日军一个师团给冲垮了，现在要想用两个来扛人家三个，结局可想而知。
年岁不会制造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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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是如此，也并没有形成绝对的一边倒。为攻下保定，香月以特种部队为前导，出动坦克一百四十辆，火炮二百六十门，空中还有六十架轻重轰炸机轮番攻击，后则继以三个常备师团，然而一天也只能在平原上前进二十里，过了十天后才在关麟征撤走的情况下占领保定。
战后一清点，中国军队伤亡了两万，但保存了主力部队的基本建制。与此同时，日军则死伤了五千一百七十七人，而且里面全是熊本、土肥原师团的老兵。显然，对这样的结果香月不可能完全满意。
同样大为不满的还有中国的后方舆论。内战之中，刘峙从未打过一次败仗，轮到外战，国人自然对之期望甚深。尤其当时抗战初起，国人自信心还很强，“经过八年抗战，将领中很少有没吃过败仗的”，那是后来才慢慢领悟到的。
蒋介石也认为刘峙在保定会战的指挥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只是舆论攻击厉害，只好选择让刘峙退避三舍。
平生第一次打败仗的刘峙，就这么从云霄上一头滚落下去，不仅失去指挥之权，还被人借题发挥，讥之为“长腿将军”。
刘峙的幕僚为自己的长官抱不平，想要将会战的整个经过公布出来，却遭到了刘峙的制止：这是军事秘密，岂可轻易告人，我忍耐就是！
重新被人关注，是很多年后的事，他自言当时的局势，连不懂军事的人都能看出不妙，他是如同“跳火坑”一样被再次派到指挥位置上去的。
那当然又是一个败仗，而且是大败仗，它彻底宣布了刘峙军事生涯的终结。
人生就是这么诡异，一辈子打了无数的胜仗，最后却以一次败仗收场。
对于很多人来说，输掉一次，也就等于输了全部！
刘峙自己努力装出对这些都不在乎，但当他七十多岁时，也发出了“浮生如梦”的叹息。
年岁不会制造圣人，只会制造老人。
——刘峙《我的回忆》
忍了一辈子的刘峙，终于说出了一句非常富有哲理的真话。
第十一章 铁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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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月沿平汉路进攻保定之前，占领察南的东条英机中将已在策划新的攻势。
东条英机，毕业于陆大第二十七期，著名的“巴登巴登密约”发起人之一，时任关东军参谋长兼蒙疆兵团指挥官。
东条出生于武士世家，他的父亲东条英教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成名，被誉为日本陆军的“天才”和“智将”，所写的兵书，更是被奉为日本的“陆军宝典”。
有了这么一个老武士做榜样，东条从小就立志做“小武士”。他刚上学时不爱读书，只愿与人斗狠，而且向来死不服输。
但有一次，他服了——几个人打他一个，被人家揍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
这样不行，双拳难敌四手，看来我得学万人敌才行。
自此东条才用功起来，要不然他也考不上陆大。
老东条当年是靠中国人的血为自己铺平了进阶道路，小东条如法炮制。他在东北期间，对东北抗联的镇压不遗余力，可以用“血腥”和“残忍”来形容，因此有“剃刀东条”之称，赵一曼就牺牲于这一阶段。
“剃”东北抗联这样的游击队，对东条来说还是小菜一碟，他的最终梦想还是像老东条那样，到关内去“剃”中国正规军。
他指挥的蒙疆兵团（东条兵团）其实是个从关东军中临时拼凑而成的混成旅团，兵员仅有几千，却击败了拥有三万守军的刘汝明，轻而易举地占领察哈尔全境，这让东条忘乎所以，很快就将矛头转向山西。
9月5日，东条兵团进入晋省境内，其兵锋直指大同。
什么都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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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该着急了。
阎锡山，民间俗称“阎老西”，字百川，山西五台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
民国年间，地方诸侯和封疆大吏很多，但没有一个能及得上老西儿。他执掌山西权柄三十八年，真正把这里治理成了国中之国，不仅经济搞得好，有全国“经济建设模范省”之誉，而且他本人也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中原大战之前差点跟蒋介石争夺天下，中原大战之后，老蒋亦拿他无可奈何。
阎锡山当年的陆士同学在回忆时，都想不出这位大佬在学生时代有何过人之举，都说他其实表现平平，成绩也极其一般，于是阎锡山的成功秘密便成了众说纷纭的话题。
若看老阎早年的相片，矮胖子，大头颅，身子像个肉轱辘，活脱脱就是个大老板或账房先生的标准模子。
内战时期，阎锡山对上海一家小报的漫画津津乐道。画上一共三个人，蒋介石一手握手枪，一手托现洋；冯玉祥一手举大刀，一手抓窝窝头；他阎锡山则是一手提杆秤，一手拿算盘。
别人认为这幅漫画有丑化之嫌，老阎却不介意，他还很得意这个，认为画得形象，画出了自己比蒋介石、冯玉祥高出一筹的地方。
俺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字，叫做算，两个字，叫做会算！
会算好啊，因为算盘之中有财富，有军队，有政权，能算者赢，不会算者输。
老阎的算计，非同常人，那真是要算得连骨头都疼的。别人算年，他就算月；别人算月，他就算日；别人算日，他就算时；别人算时，他就算分；别人算分，他就算妙，能算出来的要算，算不出来的也要拼命算，直到算得昏天黑地，累倒在地两腿抽筋为止。
老阎在经济上算，在军事上算，在政治上也算，可以说无一不算。山西人形容他说，只要老西儿睡觉打个滚，便可以想出许多新点子。
早在平津沦陷之后，他就开始算计，要是日军也打到山西地界上来，该怎么办。
老臣赵戴文进言，说的却是早年的九一八。
想当年，张学良就是棋错一招，那沈阳“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东北军“兵甲也非不坚利也”，结果这位老兄却犹犹豫豫，迟迟舍不得拿主力出去和日本人拼，最后把家底都给弄光了。
大家都看到了，不用说无枝可栖的东北军，就说那些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学生吧，多可怜！
赵戴文的话弦外有音，山西城也高，池也深，还有自己的兵工厂，可不能走错一步。
阎锡山听得频频点头，山西一定要起而抗战，不能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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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不算的阎老西
按照民国历史学者黎东方先生的分析，家国理念既是中国人的缺点，也是优点所在，只看如何发挥。
我们很早就知道百善孝为先，先有对家的孝，然后有日后对国的忠，但自古及今，这个东方国度又实在太大，很多人对国家没有什么完整概念，他到老到死，知道和关心的还只是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到了民国，所谓国家统一，至多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仍是四分五裂，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
汪精卫说过，中国实际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只有“省防”，或者是“数省联防”。不过话又说回来，“省防”也罢，“数省联防”也好，只要真正肯“防”，有时爆发出的防卫力量也是惊人的。
蒋百里因此认为，地方抗战，亦是阻击日军入侵的一道重要屏障。
到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屯师上海，重兵来不了北方，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真的成了地方抗战的一座桥头堡。
口袋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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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阎锡山来说，山西抗战，当务之急就是死守大同，所以准备组织大同会战。
算盘拿出来，又要算了。
结果算出了一个口袋阵。具体设想，就是要在大同这里做一个大口袋，由李服膺担当“诱饵”，把蒙疆兵团引入口袋之后，再由傅作义从外面把袋子扎起来，大家随后拎着棍子一齐上，嘁哩喀喳，准保能把东条的几根骨头都打个零碎。
倘若大同会战组织成功，不仅山西可以保住，阎锡山自己也必将继绥远抗战的傅作义之后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你就是把七七事变后的会战全部翻个底朝天，还是找不到“大同会战”在哪里。
不奇怪，因为这个传说中的会战根本就没能搞得起来，袋子还没扎，袋底就先破了。
“袋底”在大同东北的天镇，由李服膺据守，可是仅仅六天之后，他就不支撤军了。
时人评论，在晋军将领中，李服膺长于“外交”，喜欢拉关系，走门路，却“短于军事”，练兵重表面，作战讲私情，别说什么指挥艺术，就他自己的第六十一军里面，中级以下的官兵大多不认识，这点与中央军的汤恩伯、胡宗南相比，几有天壤之别。
前面的南口战役不提也罢，单就天镇之战而言，战前，李服膺连军事会议都没召开过，既不研究敌情，又无妥善方略，到战役打响时，他也始终坐镇后方，从没有到前线去了解过战斗实况，当然更不用说鼓舞士气了。
长官不动脑，当兵的只有白牺牲。对天镇，东条都没有发动步兵的正面冲锋，光机炮轰击，一个团就去了大半，这仗如何打法。
一线官兵焦急万分，前后十八份紧急战况报告送到指挥部，可是李服膺始终拿不出任何良策，只是和一群参谋整天在防空洞里躲飞机，到最后，就索性在一片惊恐和混乱中传令撤兵。
撤令一下，前线杀红眼的将士无不顿足捶胸，甚至痛哭失声，迟迟不愿奉令撤离，因为连最基层的士兵都知道，这意味着前面的牺牲都付诸东流，大家白干了。
李服膺不管不顾地撤军，还连累了其他人。
汤恩伯的十三军在南口之战中损失惨重，奉令撤入平汉线休整，但是阎锡山觉得汤恩伯比较能打，硬把他个人给截留下来，邀其参与指挥“大同会战”。
汤恩伯本不欲留，可是又不好意思拒绝，毕竟，在南口最危急的时候，人家老阎也很仗义地派陈长捷去帮过忙，欠的人情总是要还的。
那就留下来吧。
然而，还没等他进入状态，李服膺一撤，东条兵团轰的一声掩杀过来，从天镇方向冒出来的日军到处都是，汤恩伯顾此失彼，当头就吃了一闷棍。
南口失守，但好歹是打到不能打了，这才几天工夫，便落得这个惨样，汤恩伯着实经受不起，见到阎锡山后抱头痛哭，说我对不起我的官兵，一天之后，即辞别离开。
由于天镇失守，“大同会战”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局。9月13日，大同失陷，之后没几天，整个晋北都丢得一干二净。闻此消息，全国舆论不是哗然，而是沸然了。
李服膺和晋军的无能，让东条捡了个大便宜。10月14日，他又趁傅作义参加太原会战，绥远防备空虚而一举占领了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从而控制了整个内蒙古。因为这一系列战功，他受到了参谋本部的嘉许，并被授予二级勋章，成为他后来晋升陆相，并亲自组阁的重要资本。
刘峙打了败仗，蒋介石可以让他下课，对阎锡山他却不能。
山西不归南京政府直辖，那是人家的地盘，蒋介石想来想去不放心，决定找个能说会道的去给阎老西敲敲边鼓。
找到的这个人是黄绍竑，时任军委会作战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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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兵团进入包头
9月20日，黄绍竑到达太原。
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阎锡山不在太原，已经上前线了。
前线者，雁门关是也。
雁门关离日军占领的大同不到三百里，算是最前沿阵地了，可知军情之紧迫。
黄绍竑又急忙赶到雁门关，并见到了阎锡山。
阎锡山很清楚，倘若大同不丢，黄绍竑就不会以“作战部部长”之尊，这么风风火火地赶来山西前线。
果然，黄部长就是来传达老蒋的旨意的。
“蒋委员长”说了，山西山多，不比华北平原，此处易守难攻，而且晋绥军又一向以善守著称，相信你们一定能把山西给守住，不让日军轻易南下。
老阎竖着耳朵听得很仔细。
山西可守，晋军善守，我自己难道还不知道，能守会不守吗？到现在还要扯这些，所有症结不过还是一个大同。
听完旨意，老阎当着身边一干谋臣，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来了一句：大同的撤守，不是给日军打退的，那是战略需要，我自动放弃的！
对这一说法，黄绍竑倒是早有所料，但老阎下面的表态多少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老阎说，他要挥泪斩马谡，枪毙李服膺，这叫“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黄绍竑在这方面的能力素来很强，阎锡山能将自己的心腹大将斩首示众，也让他确定，山西抗战决心甚大！
危险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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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是决心，现实是现实。山西本来还有一个晋北可为屏障，如今则只能退入内长城，以此为依托组织防守了。
除了东条之外，阎锡山这时又遇到了一个更危险的对手——板垣征四郎。
按照华北方面军的部署，板垣师团乃方面军直辖部队，其任务只是看守南口，而且因为组织保定会战，华北方面军进行了兵力大集中，板垣已经有一个旅团被抽往华北，所以他这时手里可控制的兵力其实只有半个师团。
可是板垣哪里肯安安静静地坐板凳，他要去进攻山西。
东条能拿下晋北，日本人已是津津乐道，说板垣要靠半个师团继续南下，去的地方还是最险的山西腹地，不光华北方面军，就连大本营都认为太过冒险，几乎等同于痴人说梦。
上头不同意，板垣就得想别的招。
早在九一八前后，他跟石原莞尔就成了一对好哥们儿，现在后者正在朝中做着大官，为什么不走这个路子？
板垣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石原，作战部部长便替他在参谋本部进行了一番鼓吹。
最后结果是：OK！
事实上，板垣对进攻太原可谓成竹在胸，而他的法宝还是跟南口战役时一样，即对当地地理非常熟悉。
天下人只知山西之险，却不知如何破险，某某却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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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进攻平型关，从侧背对晋绥军造成威胁
多年前，板垣便假借到五台山进香的机会，勘察好了进攻路线，如今只不过是照着那个路线重走一次罢了。
这个路线，因一座长城关口而闻名，它叫平型关。
9月21日，板垣师团突然攻向平型关，对晋绥军侧背造成很大威胁。
新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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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督阵雁门关，防的是正面的东条兵团，没想到旁边又闪出一条会咬人的毒蛇，不由手忙脚乱。
还得算啊。
虽然“大同会战”失败了，但老阎并不认可那种自己只会算军事账的说法。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巨头里面，若单比本本的话，自己这个绝对最亮——陆士第六期！
早在中原大战之前，我就领着晋绥军打过无数次仗，不然，如何能有今日之江湖地位，说山西人不会打仗，那真是扯淡。
当然，老阎也知道，人家说的不是以前，说的是现在，眼瞅着这几年晋军还真没打过什么漂亮仗，要是有，也都是由实际已分离出去的傅作义带着绥军干的。
剩下的确只有回忆。
老阎一个人托着腮帮子，盯着面前桌案上的地图，搜肠刮肚地回忆从前曾经打过的那些“漂亮仗”。
看到平型关，忽然就想到了。
十年前，第一次北伐。
那时正是北伐军风头正劲的时候，北洋的“常胜将军”吴佩孚垮了，孙传芳也跟着倒了大霉，老阎识时务者为俊杰，立刻在太原城头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北平的张作霖一看他投了国民党，马上派奉军入晋“讨伐”，前锋直逼平型关。好个老阎，不闪不躲，索性敞开平型关，放奉军进来，然后在关内予以重击。奉军进得来，却出不去，那个狼狈。
只可惜当时北伐军在徐州那里就退了下去，未能北上援助晋绥军，否则的话，也许二次北伐都不需要，第一次就可以把张作霖给赶到关外去了。
想到这里，老阎高兴了。
都是同一地点嘛，历史为什么不可以重演呢。
本来在大同就要布口袋阵，却让李服膺这个不成器的东西给坏了事，可这并不说明我的整个口袋打法有问题，不妨换个地点，在平型关这里再扎一口袋。
阎锡山策划的平型关战役，起初就是要把板垣师团“诱”入平型关，放进口袋后，再将平型关口截断，然后按在里面狠打。
按照阎锡山的亲自部署，来参加会战的各路人马都忙乎开了，做饵的做饵，攒底的攒底，一切准备停当，口袋大致成型，就等板垣小朋友来上钩了。
应该说，老阎的这个思路不坏，很见陆士功底。
倘若板垣真的一头钻进这个口袋，自然要吃不了兜着走，可是谁都没想到，关键时候，老阎却又改变主意了。
阎锡山决心动摇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一个叫孙楚的谋士来献计了。
孙楚，外号人称“孙神经”，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一期。
虽说是保定首期的高材生，可孙楚并不比李服膺好多少，也属于老阎身边的乖孩子类型，“让干甚就干甚”，平时自己不会动脑，打仗更是乏善可陈。他能充帐下谋士，只是一张嘴巴特别能说会道而已。
为什么会被称作“孙神经”呢，就是他指挥作战时喜欢卖弄，强以不知为知，出招时花样翻新，华而不实，因此常给人举止恍惚、神经错乱之感。
阎锡山说要把板垣放进来关门打狗，孙军师却作跌足大呼状，曰大事坏矣。
为何？
雁门关，主战场也，平型关不过是次战场，现在把板垣放进关来，岂不正中对方分进合击之计。
如果是北伐那会儿，老阎打仗正打得热乎，没准还会坚持己见，可多年不握枪把子，手早就生了，相应地也越来越缺乏自信，听孙楚一说，不由得犹豫起来。
那依你之见呢？
孙楚胸脯一挺：照我看，晋军在平型关已集结了不下十六七个团，足以抵挡板垣，同时又有八路军抄于敌后，到时必能阻其于平型关外。
想到在大同的口袋阵不仅没布成，还把整个晋北都丢掉了，本想狠一点的老阎最终还是采纳了孙楚“坚守平型关”的方案。
老实说，坚守平型关的计策也不是不好，关键还是得看你能不能守住。
平型关一线，首先与板垣交上火的，是高桂滋第十七军。
高桂滋不是晋绥军，属于来援助山西的客军，与板垣师团先头部队苦战三天之后，终将其阻于平型关外。
由于所部牺牲很大，高桂滋连发求援电报。
此时阎锡山另外又得到报告：八路军林彪一一五师越过五台山，已从平型关东侧潜出，并将秘密部署于日军后方公路两侧。
联系两方面的消息，老阎忽然又有了新的计算。
关门打狗过于冒险，坚守平型关看来又失于保守，那何不在平型关外决战呢——由平型关正面出击，再让八路军包抄其后路，岂不妙哉。
老阎激动起来，决定调动担任预备队的六个团出击，既可增援高桂滋，又可顺势出击。
出击时间：9月23日下午六点。
朝令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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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桂滋收到回电后，大为振奋，立刻晓谕众将士，要大家力战待援。
时间到了，出击部队却连个影子也没看到，再问，说是改到晚上八点了。
在平型关指挥作战的是高桂滋手下战将、时任旅长的高建白。高旅长左等右等，等不到援军，前方却更加吃紧。
情急之下，他直接去找了联络官。
援兵为什么还不来，实在有困难的话，先派一个团来应应急也好。救急如救火，万一阵地被鬼子夺去，你就是派十倍的兵力也难再夺回来。
联络官直截了当地说来不了。
高建白退而求其次：要不，一个营也行啊。
对方仍然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我们这六个团出击，主要还是为了与八路军相配合歼灭日军的，你以为是光为了援救平型关啊。
高建白无言以对，只得退出。
此时前线激战正酣，别说相差两个小时，就两秒钟都不是那么好熬的。
高建白简直觉得时间已停滞，手上的表已经不走了。
好不容易挨到八点。
六个团在哪里呢？
高建白一把拿过电话，直挂联络官：八点过了，为什么还不动？
对方的回答差点让他晕过去：八点改成十二点了！
这是一个诡异的秋天，雁门关已经下起了大雪，平型关这里虽然没有下雪，但是雨一直没断过，前线官兵半个身子都泡在战壕里，真是又冷又饿。
高建白在指挥所里踱来踱去，不时看表，估算着该死的十二点什么时候才能到。
十二点到了，援军竟仍未有任何动静。
再次拿起电话。
这次高建白的“限度”，已经放到了“一小部兵力”。
多多少少援一下吧，把这里异常危急的局势缓解一下再说。
对方似乎被打动了，答应派两个连来支援，不过说要到明天早上4点才能到。
9月24日，早上四点，没有任何意外，两个连根本没露面。
高建白忍无可忍，拿着二战区给他的回电命令就去找那个联络官。
把命令往桌上啪地一摔。
二战区的命令，白纸黑字，写着是当天下午六点，配合八路军从平型关出击，怎么你们说变就变，而且变了这么多次，哪有像你们这样指挥打仗的。
高建白很自然地就想到，这一定是下面的晋军贪生怕死，故意违背二战区命令，坐视自己这样的客军牺牲而不救，因此怒不可遏，说的话也很不客气。
你要负“贻误战机”的责任，全国民众的眼光都集中在平型关，你不要做民族的罪人！
这个大帽子往上一扣，联络官变得脸色煞白。
等他把上级命令拿出来，高建白清清楚楚地看到上面写着：“非有阎长官电话，不得出击”。
原来“贻误战机”的是“阎长官”本人！
高桂滋是在帮晋绥军保卫山西，这种时候，老阎的心无论如何不至于歹到只想牺牲友军，保存自己的地步，要不然，也不会声称让李服膺人头落地了，他之所以迟迟不派预备队出击，非“不为”，而是“不能”。
归根结底，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击，总以为再等一等就是好的，同时也以为高桂滋的部队是块海绵，只要挤，就能出水，所以宁愿拿些假消息来搪塞，“哄”对方能撑多久就多久。
真是无语了。
联络官比老阎还厚道点，因为离战场较近，知道第十七军确实已接近山穷水尽的程度，说那两个连还是我调来给你们用的，不过全系新兵，仅能聊以“壮士气”而已。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高旅长再发火也没用，只得重回指挥所。
9月24日这一天，平型关之战已进入残酷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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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正在寻找新的攻击突破点
见无法从正面攻克平型关，板垣师团便转向附近晋军据守的一块高地，一打，高地就被打下来了。
在这之前，高地其实已被晋军丢过一次，是由高建白收复过来的，没想交到晋军手里后又丢了。
这个高地还不能不在乎，它直接影响到平型关能否固守。
此时大雨如注，高建白组织敢死队，前仆后继，冒雨从板垣师团手里再次夺回了高地。
五十多人的敢死队，幸存下来的只有十一人。
到底什么时候，援兵才能到呢？
会到的，只不过因雨要推迟，等雨稍停后，晚上八点方能出击。
高建白都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我们这么多天来在雨中鏖战，你们晋军遇到雨难道还不会走道了，究竟要什么样风和日丽的天气，才肯屈尊出来溜一圈呢？
没有例外，到了晚上八点还是看不到人。
说是时间又改了，由于“预备队行军疲劳”，改为9月25日凌晨四点。
大家悲愤到了极点，算起来，这已是第五次更改出击时间了。“疲劳”、“疲劳”，这预备队前面就没怎么打过仗，何“疲”之有？
不仅是旅长高建白，作为军长的高桂滋同样急得要跳楼。
第十七军的预备队已全部顶了上去，到实在无法可想的时候，连数十个骑兵也被他搜罗出来，骑兵当步兵用，送到前线去顶缺，至此，手中再也无兵可派。
求援电报雪片似的发，在最后一封电报中，高桂滋甚至说出了“最后哀鸣，伏维矜鉴”这样的话，差不多就是以军长身份，趴在地上痛哭着求情了：求求你们，派点援军过来吧。
可是指挥部的回电还是那句重复的废话：已饬预备队出击。
高桂滋坐不住了。
当天他亲自来到前线督战，随同的还有第二战区的两名高级参谋以及《大公报》记者。
高桂滋的意思很明白，不管是高参还是记者，你们都自己睁大眼睛看看，我真的没撒谎，前线确实已到了不堪境地。
记者一来就被吓一跳，他看到守军所谓的战壕，其实只是一些在石山上挖的临时掩体，日军一发炮弹过来，这边的官兵就算不被炮弹击中，也会被石头砸倒。
蒋介石同样很早就拨经费让阎锡山修建国防工事。与华北宋哲元根本没修不同，老阎是修了，只不过他的算盘珠子打得实在太精，属于“鸳鸶腿上割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明明一万元经费，他非要压缩一大半，那样修出来的工事是什么模样，就可想而知了。前面“大同会战”之所以会弄得惨兮兮，跟工事不堪使用也有很大关联。
面对此情此景，两个高参亦觉无颜以对，答应马上催要援兵。
听高参回去一讲，原先认为客军是在“打一板子叫十声”的指挥部大佬们总算意识到，这回高桂滋可能是真的顶不住了。
如果不指望预备队，当然还可以从别的地方调援兵，可是战端一开，在平型关的晋军就全线大叫，都说自己跟鬼子粘上了，抽不出多余力量来增援。
给人的印象，倒好像是全线都快顶不住了。
傅作义此时已应阎锡山电召来到平型关，听着也不由得眉头皱成了一堆。
在到山西之前，傅作义就清楚，一旦自己离开，绥远极难守住，但作为一个有全局战略眼光的将军，他更清楚，山西不保，绥远岂能独存，因此没有犹豫就来了。
来了以后，阎锡山却又对他不放心，生怕后者名声太响，把自己尚能掌握的晋军都控制过去，所以竟然让他与杨爱源联合指挥平型关战役。
杨爱源跟李服膺、孙楚等人皆为一类材料，岂能与傅大将军并列？于是，联合联合，最后就联成了一团稀泥。
傅作义主张抓住战机，赶快从平型关方向出击，可是杨爱源听“孙神经”的话，始终不愿抽出兵力出击或援救高桂滋。
杨爱源不肯出人，自己的绥军又不在身边，傅作义不是神仙，能指盼的也唯有预备队。
可是预备队如海市蜃楼，永远看得见，摸不着。
老阎真的把战场当成了生意场，手中捏着一把钱始终不肯投进去，只是瞪大着眼珠，看屏幕上曲线不断来回升降。
他认为，高桂滋还能耗，再耗一会儿，把板垣拖得没力了，出击才能更有把握。
由八点改到第二天凌晨，让傅作义都觉得难以启齿，因为在此之前，他已通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要求林彪在那个时段同时发起攻击。
没奈何，只得硬着头皮再电朱德，要求推迟一天出击。
朱德那边收到电报后联络林彪，可是一一五师的报务员已经关掉电台要出发了，八路军总部赶紧派通信员飞奔前去，口头通知。
战场不是儿戏。林彪自然也对这种糟糕透顶的指挥颇有怨言，在事后的总结中，他说晋军这种打法和配合，不是差，而是太差了。
明明自己制订的出击计划，自己却不能遵守。你打，他旁观，时常吹牛说要决战，但决而不战，就算打，也极不坚决。
久经战阵的林彪可谓一针见血，道出了晋军老大阎锡山的弊病所在。
这天晚上，瓢泼大雨袭来，板垣师团乘势再度发动猛攻。
白天，高桂滋讨不到一点救兵，临走时给高建白留了一“策”：死守抵抗，打完为止，打完了就算完成任务。
可怜的旅长已差不多陷于绝望之中了。
此时他忽然眼前一亮，联络官原先答应，犹如送人情一般的两个连来了！
虽然姗姗来迟，但这种时候，别说两个连，就是两个排也是好的呀。
高建白赶紧上前，请他们进入阵地协防。
可是一请二请三请，这两个连始终都不动弹，全部袖手旁观，且呆若木鸡，仿佛他们不是来打仗，倒像是以观察员身份集体来视察的。
高建白这才想起，联络官曾说过，这是两个新兵连，只是来给他“壮士气”的。
这里是战场，不是阅兵场，一群泥塑木偶，能壮个什么士气，结果士气没壮成，倒反而影响了大家的情绪。
要是在平时，高建白也许理都不会理这帮“熊兵”，但前线实在太缺人了，有总聊胜于无，便出面去找那位联络官，让后者帮忙把这两个连“请”上去。
上是上去了，然而战场的激烈程度却把这些新兵吓得哇哇大叫，没放几枪便一哄着撤了下来，躲到山沟沟里去了。
日军正好从此处形成突破。
气急败坏的高建白赶紧派人上去封堵，缺口是堵住了，却遭到了很大损失。
高建白至此彻底死了待援之心。
再也没有人能来挽救他们了，能战之士或死或伤，十七军的战斗力耗损殆尽。
9月25日凌晨四点，说好的第六次出击时间。
结果都是一样，仍然没有看到出击的晋军部队，不过高建白已经麻木了，他再也不会去找那个联络官，也不想发什么电报，就准备按照军长高桂滋所说的那样，人在阵地在，打完为止。
八点，预备队总算出动了，但老阎并没有一家伙全拿出来，而是一个团一个团紧紧巴巴地从袋子里“抠”，而每个“抠”出来的团又前后至少相隔十来里路。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团出动之后，连出击的方向都搞不清楚，竟然糊里糊涂地钻到“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面去了。
进了山沟之后，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枪炮声，他们不敢出来，又没有电台，所以对外面发生了什么变化一无所知，直到天黑，才走出来绕路退回。
高建白打破脑袋也想象不到，那些曾经朝思暮想的援军预备队，会在他最危急的时候，像兔子似的抱着脑袋钻在山沟里不动弹。
他只知道，他已经把最后的力气都用尽了。平型关战役才刚刚开始，高桂滋第十七军已经伤亡接近三千，精锐部分十不存一。
上午十点，终于有几个阵地的人全打光了，于是板垣师团潮水般涌入。
不过占领者却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很“不幸”的消息：自己的后方联络线被切断了！
总是慢那么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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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天，平型关这里又刮风又下雨，日军虽称“鬼子”，却也是肉体凡胎，所以需要运送大量的御寒服装。这活当然得交给辎重部队。
悲哀的是，辎重部队却被林彪给盯上了。
9月25日凌晨，在林彪的指挥下，八路军一一五师打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平型关伏击战，一举消灭南北两股日军辎重队。
一一五师在八路军中属第一主力，参加伏击战的官兵几乎清一色为从长征中走过来的老红军，尤其在改编过程中，由于缩小了编制，营长变连长，连长变班长，班长变战士，导致部队中干部比例非常之高。
但为了打赢这场仗，八路军仍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人员中多数为老红军和老干部，一营之内，就牺牲百人之多，总计伤亡约在千人以上。据说，毛泽东在陕北得到内部战报后，亦曾为之心疼不已。
亲自指挥此役的林彪在事后感慨，说从北伐到苏维埃战争（指国共十年内战），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
有代价就有报偿。由于打的是辎重部队，八路军犹如捕杀了一只大肥羊，缴获到的军大衣，足够一一五师将士每人穿一件。
平型关伏击战的成功，本来可以使整个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
这里，我想起了一种民间技艺，叫做“舞龙灯”。
江南的舞龙灯，不知传于何时，但在我看来，其漂亮和精彩程度完全可以与广东闽南的舞狮子媲美。
尤其我家乡的龙灯队，曾经像电影中的黄飞鸿一样，多次上京表演，更可以说是此中精华。
一般常见的“软皮龙”，就剩一只脑袋在前面晃悠，后面仅跟一层软绵绵的皮，那不好看，我家乡的这种，是用竹子一节一节编了骨架的，舞起来饱满充实，恍惚之间，犹如真龙在云中盘旋飞舞，煞是夺人眼球。
在我的印象中，一条竹龙，大概要七八个精壮小伙子才能舞得起来，这七八个人中，跑动最频繁，也可以说是最累的，不是“龙头”，而是“龙尾”。
为什么是“龙尾”，少年时还不太懂，后来才渐渐明白过来。
那是因为龙的每一次行动，都需要有尾部来支持和协调，也可以这样说，龙头最威风，但最重要的是龙尾。
一旦龙尾失灵，整条龙就都动不起来了。
对于平型关战场上的板垣师团来说，假如前方作战部队是龙头，后方辎重部队就是龙尾，龙尾被一刀斩断，龙头也就面临着被包而围之的困境。
死一些辎重兵尚是小事，整条“龙”都可能动不起来却是大事，板垣纵使再有胆，也不敢对之熟视无睹，只能赶紧调整兵力部署。
换言之，他的既定军事计划被打乱了。
倘若晋军出击的时间不一拖再拖，又倘若当天早上的第六次出击准时而有效，现在的局面就是两样了，不仅平型关不会遭到突破，板垣的先头部队还有可能第一个被包围乃至遭到歼灭。
直到平型关伏击战结束，那些起个大早，却连晚集都没赶上的“山沟突击队”才又重新钻了出来。
绕路退回后，得知平型关已被突破，由于害怕受到军纪处罚，率队指挥官连师部驻地都不敢回。
想来想去，只能把责任都推给高桂滋，说正是由于后者擅自撤退，才导致平型关先期被占领，而他们在出击时，意外遭到高桂滋阵地的日军射击，结果出击受阻。
那你们现在在哪里呢？
答曰：前线战况危急，没法撤回来，请示下一步怎么办。
怎么办，老阎也不知道。
虽然他顺水推舟地把板子都打在了高桂滋身上，私底下说对方“放弃平型关”，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还更为可杀，其实心底里未必不明白，那个最该打屁股的恰恰是他自己。
在平型关担任前敌指挥的，表面上是杨爱源，后来又加上一个傅作义，但其实老阎都在背后遥控着呢，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都别想调动晋军。
他人虽说也在前方，却是在雁门关，对平型关战场的情况两眼一抹黑，根本不了解，却还要瞎指挥，几乎把老天赐给晋军的所有好机会都给白白浪费了。
从放入关内扎口袋，到坚守平型关，再到平型关外决战，作战思路和策略变了又变，出击时间调了又调，弄得一地鸡毛，结果却等于什么也没有改变。
平型关的预备队本有两支，那个“六个团”的预备队此前并无与日军作战经验，出击出到了钻山沟的程度，也并不显得特别突兀，倒是由陈长捷指挥的另一支预备队具备较强的实战能力。
然而老阎又听信了孙楚的话，后面这个“神经”向他献计，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得把陈长捷藏着掖着，以便机动使用。于是，在南口战役中有上佳表现，也可以说是当时晋军将帅中最擅长打仗的陈长捷便被闲置在了一边。
平型关之战中，老阎始终抱着侥幸心理，以为高桂滋还能再顶一下，顶到最后却真的把人家给顶折了。
本来说是要到关外去决战的，还没“决”成，平型关就被突破了，这意味着“坚守平型关”也成了一件悬案。
要不，索性把板垣放入关内，再退回起点，玩儿口袋阵？
老阎一时间真不知如何是好了。
幸好这时他收到了一个情报。
从中原大战开始，老阎就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在“听风”、“看风”方面颇有心得，他在日军后方设有秘密军事电台，每天收听特工人员从那里传来的情报。
情报证实，当天林彪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北方向打了一次伏击，此战对日军震动不小，一度有板垣也被击毙的传言，而日军统帅部获悉后，也连续急电华北方面军司令部，要求火速查明，阵亡的军官究竟是谁，是不是板垣本人。
阎锡山生性多疑，对自家的前线军事报告，他都要掂来掂去，打上一百个问号，唯独从日本人那里打探出来的消息，他才认为肯定准确，没有水分。
至此，终于弄清楚了，原来平型关才是主战场，而雁门关只是次战场，八路军也早就抄到日军后面去了。
要是早上出去的那支预备队争点气就好了，要不，如今可不就决战于长城之外了吗？
这时他才想到了那个被其“雪藏”的陈长捷。
快点拿出来吧，要不就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所谓战机，往往都是一瞬间的事，比如林彪现场指挥平型关伏击战，就是在两股日军辎重部队未会合之前打的，如果等对方合兵一处，肯定还要难打得多，指挥官高明不高明，说到底就是一个对时机的把握问题。
老阎指挥作战，从头到尾，都是追在人家屁股后面，而且总是慢那么一拍。
股市低迷时，不敢投钱，指望市情上涨以后再投，等到曲线终于往上走了，才哆哆嗦嗦地把钱投进去，没料想，投进之时，正是股市下跌之日。
阎锡山这个人，居家理财做稳当生意绝对是把好手，却不适合于到股市去搞投资，因为后者是要有点“活着干，死了算”的气魄的。
某种程度上，战场跟股市一样，没有起码的冒险精神和敏锐感觉，哪里能玩儿得转？
早上几天，平型关之战刚刚打起来，要是把第一支预备队如期派上去，不光平型关能守住，还能出击。
哪怕早上一天，出击仍有希望。
到第六次更改时间的这一天，其实派第一支预备队已没什么用了，因为高桂滋瘫倒在地，预备队本身又不是什么强力部队，负负加一起得不了正，即便后者没有钻山沟，平型关也很难守住，更不用说出击了。
此时就该派陈长捷上。
阎锡山想到陈长捷，却是平型关伏击战结束以后的事，时机又过了。
板垣已将半个师团的主力全部调到平型关，现在才派陈长捷，人太少了，并不足以对板垣师团形成绝对优势。
其实，人还是有的，而且很多，但都停留在雁门关一线。
雁门关那里本来是用不着这么多人的，因其北面有两座山，均可做北面屏障，若凭险据守，可节约大量守备兵力。
负责防守雁门关的指挥官，是晋军大将王靖国，这位老兄跟他的大多数同事几乎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菜鸟得不能再菜鸟，你给他的兵再多都觉得太少。
面对这么密集的兵力屯集，东条迟迟不敢从正面发动进攻，但为配合板垣行动，他还是时不时要做出一些佯攻动作，而他只需拿巴掌在空中虚晃那么几下，就把王兄给吓住了，顿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后一个劲儿对阎锡山吹风，说是东条兵团极可能大举而入，因此最好一个兵都不要调出去。
阎锡山听了这番话，虽然明知平型关已成主战场，却仍旧置重兵于雁门关，整整三个军的兵力，全都扎堆挤在那里动都不动。
甚至傅作义的绥军，那样一支生力军，千里迢迢，长途跋涉从绥远赶来，竟然也被阎锡山控于雁门关后，说是要用于策应。
这么多这么好的部队，不去决战平型关，却一窝蜂守在自己家门口，真不知道老阎是怎么领会作战之道的。
陈长捷一马杀出，不仅击退了平型关正面的日军，而且在后面穷追不舍，像是不把鬼子脑袋都一个个扳下来就绝不罢休，这派气势，让晋军同僚看了都不禁为之咋舌。
此时，若其余部队能紧紧跟上，陈长捷即可将日军断为两截，到时板垣必危，然而反之，那个最危险的人就会是陈长捷。
陈长捷往身后看去，没有一支部队能跟上来。
板垣何等样人，很快集中全力，夹击陈长捷。
陈长捷本想一锤定音，不料孤军深入，还导致一位爱将折戟，有利战势亦随之转眼消失，一时痛得龇牙咧嘴。
有利之机
?
阎锡山同样十分失望，陈长捷出击失利，看来至少在平型关外决战的想法又要成泡影了，还是缩回来防守吧。
可是有人却惊喜地叫了一声：不可，此正有利之机也！
这个人就是傅作义。
平型关之战打到现在，可以说是混战成一团，一般人都看得眼花缭乱，莫知所以，可是名将却不同，他反而会看得更加清楚。
傅作义发现，经过高桂滋和陈长捷的轮番上阵，对板垣杀伤很大，而且后者实际也已倾其全力，再无后续部队。
也就是说，板垣的力量用到了极限。
要是我再挥一重拳过去，他还能站得住吗？
决战，这是最好的时候。
傅作义立即奔赴雁门关，面谏阎锡山，请求将绥军调出，用于平型关。
前方一天天吃紧，计算一次次落空，心里最不好受的其实还是老阎。他甚至都要猛抓自己的头皮了，怎么回事呢，难道我真的已经沦落到不会打仗，只会拨算盘的地步了？
傅作义这么一说，无疑又给阎锡山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不仅同意了傅作义的方案，还准备主帅亲征。
不过，雁门关虽说也是前线，但毕竟离东条兵团还远得很，平型关则是要和日军天天见了，所以在去之前，老阎还有些犹豫，这倒不是说他有多怕死，而是不知道自己这么豁得出去，能不能给前线战况带来一丝转机。
那一天清早出来，老阎一个人在院子里转来转去。
这时旁边忽然有人对他说，你不要犹豫，前线得去。
何人如此大胆，非逼着“主公”去犯险？
此人叫张培梅，时任第二战区执法总监。他在山西军政两界，是个有名的黑脸包公式的角色，在战场上，不管是谁，看到有敢畏缩不前的，二话不说，上去便是一刀。
张培梅对阎锡山说，你就是不会打仗，到前线走走，干哭两声给当兵的看看都是好的，大家会更舍得拼命一些。
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可要不是从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张包公”嘴里说出，老阎非得急眼不可：谁说我不会打仗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老阎哼一声，没说话。
张培梅却不依不饶，他见老阎没有反应，又加重语调：快走吧，还犹豫什么，莫不是你怕小日本的飞机？
这一激将法上来，老阎再也顶不住了，好，去就去，我怕个甚啊。
当下，阎锡山就和傅作义同到平型关，并召集军事会议，重新定下了决战平型关外，歼灭板垣师团的决策。
傅作义拿到令牌，立即将绥军从雁门关调往平型关。一时间，主帅亲临，精锐出击，参战将士人人振奋，都认为斩板垣于平型关下已为期不远。
打仗不是游戏
?
失败正一步步向板垣走去，可是关键时候，他又得救了，因为雁门关忽然被东条兵团突破。
雁门关密密麻麻摆了那么多部队，东条也不会傻到拿脑袋去撞墙，因此他开始坐立不动，就是希望板垣从防守力量更为薄弱的平型关先取得突破，然后自己随后跟进。
就在林彪打响平型关伏击战的这一天，他得到报告，说板垣师团已完全控制平型关并继续西进。
这当然是一份内容出错的报告。
那一天，算得上是板垣倒霉的一天，却还有人用这种方式跟他开愚人节玩笑，看来这板垣平时的人缘着实不怎么样。
可是歪打正着，以为板垣已经得手后的东条却壮起了胆，决定向雁门关推进，以协助板垣师团“击溃守军”。
事后，在得到平型关前线的准确情报后，东条深感后怕，原来板垣君自己还一只脚陷在平型关前拔不出来呢，亏我还想乘势去捞一票，真是好险。
可是他冒险成功了。
不是这位石原眼中的“上等兵”特别勇敢机智，而是我们这边掉了链子。
无论东条，还是阎锡山，此前都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过于高估雁门关守将王靖国的能力了。
人家都是特别擅长打仗，而我们这位王兄，却是最不擅长打仗。
打仗时，布阵很重要，王靖国脑子都不动，把那么多部队站桩似的排列在原地不动，一副等着被动挨打的模样儿。
你不动，自然就容易被对方看出破绽，东条兵团乘势而入，从缝隙中一穿即过。
9月29日，东条兵团占领了繁峙县城。
繁峙在平型关的侧背，东条占领了这里，显然对平型关守军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但这个威胁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大。
事实上，占领繁峙的，仅仅是东条兵团的一小部分先头部队而已，后面的大队人马根本还未赶得上来。
在它两边，尽是雁门关后的大量守军，假使这时王靖国手段辣一点，两个指头捏过去，没准就能把这帮人给捏死，从而重新堵住漏洞。
过于突前，既有可能迎来机遇，也可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陈长捷本人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
可惜王靖国太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而更为可惜的是，晋军主帅阎锡山甚至还不如他的部下。
9月30日，在得知后路可能为日军截断之后，阎锡山紧急召集各路将帅开会。
会上，傅作义提出了上中二策。
上策，就是两头兼顾，那边歼灭繁峙之敌，驱日军于雁门关之外，这边定定心心地以绥军和陈长捷为主力，再配合八路军的抄击，可一举解决板垣师团。
可是除了傅作义、陈长捷等少数人之外，剩下来的晋军将领几乎皆为无胆之人，都嚷嚷着问，要是繁峙的日军一时灭不掉怎么办，要是板垣很坚挺如何说，一旦双方对峙起来，那我们的补给线岂不是要被切断了。
对这些问题，傅作义也没法回答。
打仗本来就有冒险成分，什么都按照预定的想法走，稳稳当当，轻轻巧巧，那叫游戏，还是得用黑客软件暗中操纵的那一种。
上策无人喝彩，傅作义转而极力向阎锡山推荐中策。
所谓中策，就是退一步，重点顾一头，即由平型关原有守军继续坚守，而集结绥军，趁突破雁门关的东条兵团人数尚少，且立足未稳，将其一扫而光，以解平型关后方之忧。
较之上策，中策风险要小得多，傅作义认为能被接受的可能性比较大，他甚至表示，愿意请缨出马，亲率绥军出征。
可以想见，以傅大将军之威名与绥军的作战能力，此一击，必能予以繁峙日军致命打击，如此，战局将一片光明。
老阎动心了，可是他刚想点头，一旁的孙楚马上就叫起苦来，不行不行，平型关防守正面过宽，板垣势大，若无绥军相助，我们守不住哇。
血肉战场方见英雄本色，帷幕里的夸夸其谈都算不得好汉，此时的“孙神经”可再无一点“必能阻其于平型关外”的豪迈了。
听“军师”这么一说，老阎又犹疑起来，他转过头问傅作义：要不，先稳住平型关一头再说？
傅作义本以为阎锡山会采其中策，未料对方竟忽然动摇，不由得大为着急。
不击繁峙，安能稳住平型关，孙楚之见实不足取，“主公”应速速定夺才是。
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于阎锡山，因为谁都知道，不管孙楚如何巧舌如簧，傅作义怎样声名显赫，最后的定调者，有且只能有一位，那就是眼前这位“主公”。
只是“主公”早已六神无主。
繁峙要击，平型关要守，哪一头都得顾啊。
这时候最好有大批天兵天将下来，让老阎接在手里，拨一半到繁峙，再拨一半到平型关，可除了做梦，这样的美事到哪里去找？
快马到，又有紧急军情上奏。
奏报的是王靖国。
这位老兄没有马上调兵将日军驱出繁峙，而是集中了一部分兵力到代县。
代县者，为繁峙之下首耳。晋绥军要回太原，须先过繁峙，再经代县，很显然，这又是一个被动防守的阵势。
可是这一军情听在老阎耳朵里，却让他的整张脸都刷地变白了。
不是吧，难道代县都守不住了，照此说来，我们的后路岂不是要全给截断了。
也许明天早上，东条兵团的骑兵就会赶到代县，把路口一堵，谁都跑不回去了。
老阎不会骑马，只会骑驴，他按照山西驴的速度推算了一下，想想无论如何是跑不过日本人的汽车和东洋马的，再不赶紧撤，就真的来不及了。
这时候的阎锡山，再也没有在平型关歼灭板垣师团的雄心壮志了，收缩防线跑路才最要紧，遂击案起立：战局无法补救，迟退将陷全灭。
我命令，全线撤退！
军令颁下，傅作义和陈长捷皆为之失神叹息。
苦战半月，牺牲逾万，众将士艰苦忍耐，方迎来出关围歼板垣的一线曙光，奈何因担心陷于敌后，而坐失此良机乎？
要知道，此时的八路军一直在敌后，人家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只因此时无论是板垣，还是东条，力量都极有限，并不是想灭谁就能灭谁的。
就在晋绥军全线撤离的过程中，板垣始终坐而望之，并未能急起直追，不是他不想，而是不能。
经过前段时间的反复搏杀，关内进不去，关外又受到八路军的袭扰，板垣师团已经疲惫至极。
板垣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能不能脱困，建功是根本就不去想了。见前面的中国军队主动撤离，这才长出一口气，我的妈呀，再晚几分钟，都要窒息休克了。
繁峙日军很少，当他们看到大批守军从城门口经过时，连眼睛都发直了。
要是这么多人直接来攻城，谁能挡得住哇。
幸好不是来攻城的，只是过个路而已。
在“目送”晋绥大军通过之后，日军就像接收部队一样，跟在屁股后面“接收”了无人防守的代县。
傅作义苦心孤诣想出的上中策，阎锡山都未采信，即如孙楚那样大家一道守平型关的下策亦不能纳，最后用的竟然是“全线撤退”这样一个下下策。
太可悲了。
第十二章 我们都得不怕死才行
?
平型关战役的得逞，日本统帅部把一大半功劳都归给了板垣。因为他面对的是主战场，几乎就是以半个师团之力，将十几万晋绥军都给打跑了。
板垣由此成为当时侵华日军中最负盛名的战将，一时风光无二。
第一名将的下一个目标是太原。
东条奉令撤回东北，不过在走之前，他把东条兵团留了下来，统归板垣指挥，此外华北方面军先前调走的那个旅团也得以归建，这使板垣所能调度的总体力量反而超过了原有师团，他本人也踌躇满志，准备在自己的国人面前再好好露一手。
最郁闷的人莫过于老阎，如今的他，等于是退到了悬崖边上。
一连串的挫败，终于让他承认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确实不会打仗，而他的晋军和晋军将领同样不足为恃（绥军也很不幸地被拉入其中）。
没了自信的老阎从此开始转向“他信”，相信中央军和八路军才能挽救他的山西，因此急电蒋介石，要求速派援军，同时愿意让出帅位，以中央军能战之将来代替自己指挥——以前可能有些惺惺作态，这次却绝对是真诚的。
军人价值
?
蒋介石闻报后，当然不能不为之筹划。尽管其时平汉战场同样紧张万分，但蒋介石仍将卫立煌拨出，以增援山西。
卫立煌亦为中央军夙将，当初汤恩伯困于南口，寄希望能捞自己上岸的就两个人，一为卫立煌，一为傅作义。
大家都是打仗的行家里手，只有比你更有能耐的，才能拯救你于水火之中，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道理。
?
太原市民为即将奔赴忻口前线的中央军官兵壮行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卫立煌单人独骑先到太原与阎锡山会面，来之前，他已对如何作战有了自己的通盘考虑。
他告诉老阎，欲守太原，就必守忻口。
阎长官你休要担心，少要害怕，此次不比平型关一战，中央军全力赴援，晋绥各军一齐上阵，往忻口这里一挡，再加上八路军在侧后活动，定能确保太原无忧。
听得此言，老阎喜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真是要什么来什么，需要名将的时候，名将如约而至，山西有希望了。
他随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负责全权指挥即将到来的大会战。
卫立煌把未来的战场选在忻口是很有眼光的。
此地两边皆有高山相夹，需要守的就是五十里防区，而这个防区的右翼靠近海拔千米的高山，左翼次之，稍见开阔，但旁边仍有峻岭之险，因此，两边都不用担心日军包抄，可节省不少兵力。
最为难守的是正面的中央区域，这里的当关守将，卫立煌点的是郝梦龄。
郝梦龄，河北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
在民国将领中，郝梦龄是一个典型的儒将，还不是装门面充大头蒜的那种，从军之余，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工资发下来，就是拿去收藏古籍珍本，据说他家里还有成套的二十四史，一部日记写得几与文人无异。
郝梦龄的军龄很老，当过奉军，跟过冯玉祥，半辈子打过数不清的仗，从小兵开始，一直做到军长，但他越来越厌倦这种生活，曾屡次提出要解甲归田。
作为军人，我们的作用到底在哪里，这样打来打去，民众遭殃，流血千里，于国家又有何利益可言？
他常常想起自己的一个同学——中苏之战中殉国的东北军名将韩光第，在他看来，那才是光荣的，值得效法的。
七七事变前夕，郝梦龄已奉命调至四川陆大将官班进修，行至半途，闻听北方战事乍起，立即请缨北上。
军人价值正在此处，国家有难，吾辈当效命为前驱。
即使身为大将，亦不免有儿女之情长，知道他要上前线，一家人都围着哭，劝他不要走。
郝梦龄也流了泪，他说，我爱你们，然而不得不走，想想看，如果国家没有了，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
郝梦龄不是第一次踏上山西的土地，当初北伐时，就曾应邀来解晋军之围。
仿佛冥冥中已注定，十年过去，解救晋军的重任又落到了自己的身上，而这一次，意义有了根本不同，因为这是民族战争，是有功于国的正义之战。
是的，民族存亡，在此一刻，只有像韩光第那样牺牲，才是军人最后的归宿。
他的指定战场在三晋，可是心里始终还牵挂着一省之隔的河北，因为那里是他的家乡，然而平汉战场的情况同样令人无法乐观，自保定失守后，石家庄又岌岌可危。
眼看祖墓即将沦亡，真是五内俱焚，痛心至极，郝梦龄为此在日记中深深自责：国家到如此地步，还是我们太无出息，太不争气了。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真切，可以紧紧地攥在你我手中，所谓胜则国存，败则国亡是也。
郝梦龄对属下的军官们说，我们在山西绝不能再退，如果再退，就只能退到黄河边，到那时，兵散个精光，你们这些官还怎么当下去？
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做好准备，我死国存，我存国死，为此，不惜起用连坐法，谁失守阵地，就先追究谁。
说这番话，郝梦龄是深有意味的。
一路过来，他发现前线晋军部队大多胆小如鼠，自平型关全线撤离后，几乎是望风而逃，不仅丢城弃地，弹药、粮食、汽车、汽油也大批大批地留给日军，等于在给对手提供后勤补给。
郝梦龄打了这么多年仗，又时常参悟古书战策，自然知道这是兵家所忌。
如果中央军不到，恐怕板垣早就杀到太原来了，他为此焦虑不安，毕竟这是会战，哪一支军队不得力，哪一部分就会成为短板。
所幸，阎锡山开始下狠手了，他要兑现当初对黄绍竑的承诺，挥泪斩一下马谡。
祭旗
?
不斩一下也实在不行了，眼看着三军不肯用命啊。
即使在被拘押后，李服膺也没想到阎锡山会对他痛下杀手。因为他打仗虽然外行，但搞关系是内行，不仅位列晋绥军“十三太保”中的“大哥”，而且还是赵戴文的义子，在山西军政界人缘极好，怎么着，都没觉得死会和自己沾边。
也许，如果平型关战役能打赢，不说歼灭板垣师团，至少能保住平型关和雁门关的话，李服膺就可能会有一个更好一点的结局，可是仗偏偏打输了，不找你晦气，又有何办法。
据说，老阎在宣布处决令时，当着众人和李服膺的面都掉了眼泪，说我把你从排长一直提拔到军长，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你却对不起我，天镇一战，为什么就不能帮我死守住，而非要退下来呢？
这话确实说得让人伤心，要是天镇那里不首先掉链子，“大同会战”就能打起来，没准板垣早已成为网中鱼，瓮中鳖，我如何还会被他逼到太原城下来。
李服膺也掉了眼泪，可是事已至此，他也知道无法可想了。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李服膺是第一个因作战不力而被处决的中将军长，虽说事出有因，但处罚如此之重，此前却并无先例。
对于李服膺之死，或者说大一点，对于晋军将领之无能，老阎本人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长期以来，他光知道拨拉算盘珠子，用经济的那一套来办军事，结果就办出了问题。
首先是太重钱。把下面的很多将领都熏陶得跟他一样，以至于大部分只注意聚财，不留意训练，一旦真的上阵自然缺了底气。傅作义对军人曾有一个清晰的判断，那就是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晋军的悲剧，追根溯源也全在一个字上，那就是钱。
其次是太重权。老阎把军权抓得非常死，据说晋军师长级别的军官，都无法自主任用身边的副官，在很多部队里，几乎形成了跟清末练新军一样的情形，所谓上不知下，下不晓上，官兵各管各，只知奉老阎之令行事，叫咱干甚就干甚，天长日久，连仗该怎么打都不晓得了。
斩了李服膺，就等于借其人头祭了大旗，立了军威，这让处于旁观者身份的郝梦龄都由衷地感到，晋军此后面貌大有改观，“高级将领早具决死之心”。
他所说的晋军“高级将领”，典型的就是姜玉贞。
郝梦龄等八万军队要想如期赶到忻口集结并完成布防，没几天工夫肯定不行，而此时板垣也快马加鞭地跟在撤退的晋军身后。姜玉贞的使命，就是拖住板垣，为忻口布防争取时间。
阎锡山起初告诉姜玉贞，一定要坚持七天。
七天之后，姜玉贞正待下令撤退，后方却又传来阎锡山的电令：续守三天。
在发出这封电令之前，其实阎锡山是很犹豫的。
续守，是因为郝梦龄在忻口的布防还没有完全组织好，但老阎很清楚，如果再“续”下去，姜玉贞没准就要打光了，所以他开始起草的电文上是这样写的：掩护任务已完成，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撤。
正要将电报发出去，他忽然又想到，如果将姜玉贞撤下来，万一忻口防守因此出现问题可怎么办？
哪一边都要顾，又哪一边都顾不过来，第一次，他算不下去了。
还睡在被窝里，他就让人去请张培梅。
张培梅进门一看电报内容便火冒三丈，大声嚷了起来：俺是军人，只知道前进，不懂得后退。他姜玉贞要是战死在前方，俺回去以后给他盖庙，他如果逃跑，回来以后，俺也要砍掉他的脑袋！
老阎嗫嚅着说：现在的仗不能和过去一样打，你看石家庄的中央军不也要退了吗？
此话不说便罢，一说张培梅更加怒不可遏：俺是学关云长，不学王八蛋。
于是两人顶起牛来，顶到最后，老阎还是服从黑脸包公，重新修改了电文。
三天之后，姜玉贞手下已不足千人，他向阎锡山发去最后一封电报，这是一封绝命电。
在电文中，姜玉贞说：只要忻口阵地还没布置好，我绝不轻离。
很难说李服膺被处决对晋军死守不退没有影响，但姜玉贞本人之素质，确也是百里难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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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玉贞是晋军中难得的勇将
有此勇将，夫复何求。
阎锡山回电：放心，家人我会照顾。
到了傍晚，终于达成任务，但姜玉贞已陷于包围之中，其后他率残部突破包围，勇闯死亡线，不幸倒在了第二道死亡线上。
在北方的天空下，天边即将升起朝霞，可这位晋军勇将再也看不到了。
这是一个英雄的团队，当在太原重新集结时，四千人的一个旅，仅剩五六百人，但他们为忻口布防抢得了时间，也为晋军赢得了声誉——人们能够在他们身上重新回忆起，这支部队在历史上确实是以善守闻名的。
此后，姜玉贞旅被命名为荣誉旅，番号永不取消。
三叉戟对青龙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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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北方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忻口战役正式拉开帷幕。
双方争夺的焦点所在，集中于云中河南岸的南怀化。
云中河是忻口北面的一条河，板垣要在河这边站住脚，就必然要在南怀化建立可靠阵地，而守军要想驱板垣入河，同样需要固守南怀化。
板垣对南怀化志在必得，他麾下的板垣师团和东条兵团，犹如一把三叉戟，集中力量，径直向南怀化刺去。
作为步兵统领，郝梦龄亦不示弱，你有三叉戟，我也有青龙偃月刀。
这把刀就是刘家骐师，该师为郝梦龄的核心主力，他在这个师的时间最久，从连长升到军长，一直没有离开过，与官兵的感情也极深，自然指挥起来最为得力。
但是板垣三叉戟的力道，确实不是一般部队能够招架的，即使是郝梦龄的中央军。
南怀化一度落入日军之手，见此情景，郝梦龄组织敢死队，接连发动两次反击，才重新收复南怀化。
此时，刘家骐师已伤亡官兵千人以上，团营长都受伤下场，山沟之内，更是横七竖八地躺满伤兵。
骤遭猛击，部队士气亦大受挫伤。当一个受伤的连长喝令沟内伤兵随自己一起爬回阵地时，竟无一人应命，只有一个传令兵愿随其前往，但到半途中就再也起不来了。
南怀化还要固守，但郝梦龄面对的是伤兵满营，斗志大减，这才刚刚开局。
他立即来到前沿进行重新调整和部署。
看到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死伤如此惨重，郝梦龄也心痛不已，但他认为这没有什么，因为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
鉴于原有的基层指挥系统已经紊乱，他不得不对刘家骐师进行缩编，团并为营，营并为连。
整编完毕，郝梦龄却没有走。
他对官兵们说，出发前，我就写好了遗嘱，不打败日军绝不生还，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阵地，绝不先退。
如果我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但是你们要是退，不管是谁，哪怕后退一步，我立刻毙掉他。
言毕，郝梦龄大声问部下：现在我都不怕死，你们能怕吗？
本来已有所委顿的士气一下子被激发起来，下面响起雷鸣般的呼声：不怕！
郝梦龄大为高兴，感慨之余留下一句名言：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
福大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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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越来越难打，由于前线部队不敷使用，南怀化西北山梁丢失，日军则借助这道山梁，不断向两翼延伸。
郝梦龄令旗挥动，将李仙洲遣出。
李仙洲，著名的山东三李之一，毕业于黄埔第一期。
早在黄埔读书时，李仙洲就以性格耿直著称。当时黄埔学生中分为两派，李仙洲和杜聿明、关麟征是一派，陈赓等共产党员又是另一派，陈赓素来爱开玩笑，经常变着法地耍弄跟他不是一个派别的人。
关麟征有关猛之称，性格非常火暴，但他被陈赓捉弄后也毫无办法，只能自认倒霉。陈赓屡屡得逞，于是越玩儿越上瘾，接着又让杜聿明踩上“陷阱”，挨了校长的点名批评。
别人都不敢惹陈赓，只有李仙洲打抱不平，上前进行指责，双方一言不合，便扭在了一块儿。
李仙洲是山东大汉，个子魁梧，又比陈赓大十岁，自然占着优势，结果把对方一顿好打，伤好以后陈赓的眼角处破了相，从此便戴上了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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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仙洲和陈赓打过架
在抗战中，李仙洲的表现十分卖力，还缘于他在江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一段特殊经历。他平时有洗冷水浴的习惯，有一天找了个僻静的地方，穿了短裤拎一大桶水正洗得起劲，一扭头，忽然看到蒋氏夫妇走来。
想躲已经来不及了，李仙洲只好假装没看见。偏偏蒋介石看到他了，并且在背后站住了脚。军人最重风纪，蒋介石尤其看重这个，所以李仙洲心里七上八下，闭着眼睛准备挨训。
可是蒋介石并没有训他，而是对他说，山上不比山下，山上气温太低，这样用冷水洗浴是要得病的。
赶快穿上衣服，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前面一句听着还很温馨，后面一句却着实把李仙洲给吓坏了。本来以为训一下就能过关，没想到事情还不是如此简单，没准还得背个处分呢。
李仙洲当下就像犯了错的学生一样，穿好衣服后，战战兢兢地走进了“蒋校长”的办公室。
让他没想到的是，蒋介石的语气很温和：我要批评你，不是批评你洗澡，而是批评你有难事不跟我讲。
原来蒋介石对李仙洲素来欣赏，认为他既不抽也不赌，连跳舞都不会，实属难能可贵。
至于那件难事，则是蒋介石偶然中听到的，说是李仙洲的父亲要治病，妹妹要出国留学，可李仙洲又没钱，正在到处找人挪借。
蒋介石为李仙洲准备了两张支票，一张帮他老爸治病，一张送他妹妹出国。
李仙洲感激涕零，从此每一次打仗都舍生忘死，从不敢有丝毫懈怠。
郝梦龄让李仙洲把丢失的山梁给夺回来，但是进攻一路受阻，部队伤亡很大。
李仙洲在后面督战，从望远镜里看到部下一个个倒下去，急了。
干脆，我也上去吧。
当兵的正在战壕里瞄准，冷不丁发现自己旁边多了个熟面孔，一看，竟然是师长！
长官，这里危险，你赶快离开吧。
李仙洲却做若无其事状，反过来问他们：你们到这里是干什么来的？
当然是打鬼子。
李仙洲乐了，你们打鬼子都不怕危险，难道我这当长官的还比你们更孬？
师长与大家并肩作战，立刻使军心大振，全师山呼海啸般向山梁冲去。到最后，连伙夫都上来帮助运子弹，送伤兵。
山梁终被恢复，日军阵地上，仅剩一官一卒。
当兵的要跑，被官打死了，这当官的自己也剖腹自杀，一个山头上，苍蝇死光光，世界清净了。
李仙洲收复山梁，喜滋滋地带着军长郝梦龄来视察敌情。
半山腰上正聊着，怎么胸口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蚊子？蜜蜂？小石子？
李师长心情好得很，看都没看，仍旧往山顶爬。倒是郝梦龄发现后，大声问道：你受伤了？
李仙洲还是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没事没事，就是碰了一下而已。
郝梦龄的脸色却变了：还说没事，背后都出血了。
一颗子弹从前面穿进，自背后透出。
快点包扎吧。
不提醒还好，一提醒，这李仙洲好像梦游时突然被人叫醒一样，咕咚就倒了下去。
正待往担架上抬时，他又醒了，还喘了口气，说句话让周围众人皆哭笑不得——咦，我不是死了吗？
往山下送时，大家起了分歧，军医是专家观点，认为受伤时血没流出来，得放放淤血。
怎么放呢？抬他下山时，头得朝下。
可是担架兵不同意，不行，山坡太陡了，师长会吃不消的，这样做，我们也不忍心。
军医拗不过这些当兵的，最后还是头朝上抬下了山。
俗话说得好，没心没肺，福大命大。送到后方一诊断才知道，李仙洲是一脚踏进鬼门关，再差一步就拔不出来了。
子弹从他的左胸部进去，从背后出来，属于典型的贯通伤，这种情况下的存活率微乎其微。
可这“微”偏偏就让李仙洲给碰上了。
子弹穿过身体的时候，正好他在呼气，子弹从肺叶中间一穿而过，并未伤及肺脏，否则绝难逃一死。
李仙洲并非没心没肺，躺在医院的时候，他还想着士兵对自己的好。
蒋介石给他写来亲笔慰问信，又赠送五万元养伤费，后面这笔钱他分文未动，都买了药品送给自己的部队。
死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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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仙洲刚刚受重伤抬下去，南怀化东北制高点1200高地就再次被日军突破，板垣不断投入兵力，企图以这一高地为突破口向全线扩展。
坐镇大本营的卫立煌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板垣要对我进行包抄，彻底打断他包抄之念的，只有运用反包抄。
此时在中央区域的两边，一左一右已经建立了守备兵团。卫立煌的用兵方略是，先依靠郝梦龄在中央夺回南怀化，将板垣压制在云中河盆地，然后用守备兵团包围板垣并最终予以击溃。
显然，最大的关键是夺回南怀化。
郝梦龄得令后，接连组织两次肉搏反攻，但均未能收复1200高地。
需要劲旅相助的时候，郑廷珍独立旅来了。
郑廷珍是河南人，此前他专门在车站上拜别了老母。
趴在地上，咚咚地磕头，因为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遥望家园，郑廷珍拔剑誓言：不打败日本，我们一个也不回来，外战光荣，哪怕是把队伍拼光拼净也值得。
一语竟然成谶。
在郝梦龄的督阵下，郑廷珍旅开始再次发起反攻，但连续四次都未能克复。
郑廷珍见状，亲赴前沿指挥，不幸头部中弹，成为忻口战场上第一个殉国的旅级将官。
郝梦龄指令团长接替，结果这个代旅长又再次阵亡。
意识到情况严重，郝梦龄重新为郑廷珍旅指定代旅长，同时筹划新的大反攻。
为了确保反攻成功，郝梦龄决定亲自到前线督战，师长刘家骐自愿随同前往。
参谋处处长反对他们亲往，因为此时前线情况已不同以往。
整个战场都打到了白热化程度，一团很快就会变成一营，甚至一连，每天退下火线的官兵高达数千人之多。
军、师长此时前去，实在太危险了。
郝梦龄说一定要去，这是任务，也是本分。
到了前沿团部，才发现果然不能不来。
原定拂晓前发起反攻，但时间到了，郑廷珍旅那边却还未见动静。
郝梦龄心急如焚，感到必须再去郑廷珍旅进行督促。
团部一名指挥官立即上来劝阻：去不得！
从这里前往郑廷珍旅，必须经过一段被日军火力封锁的小路，这条路有二十多米长，日军在高地死角处架设轻机枪进行扫射，此前，已有包括传令兵在内的二十多人牺牲在这条路上，堪称“死亡通道”。
听得此言，周围的部下幕僚也都众口一词，希望郝梦龄不要亲犯其险。
这个说，最好是不去，实在要去，也需晚上通过，如此危险性会小一些。
那个道，写个命令，派人送过去岂不一样。
郝梦龄反复斟酌，还是认为有亲临的必要。
今天的大反攻十分重要，谁能坚持到最后五分钟，谁才能得到胜利，郑廷珍旅新丧正、代两位旅长，不亲自督促岂能让人放心得下。
随同的参谋处处长见郝梦龄执意要走，请其先在团部休息一会儿再说。
郝梦龄摇了摇头：我们不是来休息的，快走！
参谋处处长情急之下，便顺口扯了个谎，说参谋长有电话过来，让郝梦龄去洞里接电话。
郝梦龄摆了摆手，你们接，我去。
大家面面相觑，只得继续随军长前行。
打了这么多年仗，郝梦龄不是不知道前面的危险，但是此时他整个头脑里全是大反攻，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遍阅史书，这一刻，他也许会想起许多人，许多事。
古来勇将，郝梦龄独推二人，一为汉将马援，一为魏将庞德。
马援都五六十岁了，白胡子一大把，完全是退休养老的年纪，可他说不行，边境还不安宁，我得去摆平，而且我就算死，也得死在疆场，用马皮包一包送回来，怎么能躺床上等待儿女服侍呢，那该多憋屈。
相比之下，庞德年轻，可也是个不信邪的主。当年曾抬着棺材板去与武圣关云长交战，一箭就射中了对方前额，使得蜀军对其十分忌惮。
马援“裹尸而还”，庞德“抬棺决战”，都是朝着胜利，同时也是奔着死亡而去的。
死，每个人都要面对，尤其是军人，所谓“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再说战役已到如此残酷程度，全军唯一能凭恃的无非就是勇气二字，如果你要士兵无贪生之念，作为将领，自己就得有必死之心才行。
高地上窥视的日军终于发现了他们，开始用机枪猛射，但起先有惊无险，众人穿过“死亡通道”，眼看就要上坡了。
这时随行的参谋处处长更加感到不安，他最后一次拉着军长小声说：还是进洞听一下电话吧。
郝梦龄能够听得出部下的弦外之音，回了一句：我们都得不怕死才行！
继续往上爬。
翻过这座山坡，就能看到郑廷珍旅的阵地了，反攻能否成功，皆在此一举。
子弹跟踪而至，大家赶紧趴下隐蔽。
等枪声稍息，郝梦龄第一个站起，他太心急了，恨不得马上到阵地上去发号施令。
弹雨骤至，死亡突袭，这位中将军长忽然腰部连中两弹，摔倒在地。
身后的刘家骐急忙上前救助，喉胸部也中了三颗子弹，但他倒下之后还能勉强坐起。
卫士和部下幕僚们趴在地上，弹雨射过之后，才把两人拖过来，抬往团部。
抬到团部后一看，郝梦龄已经咽了气。
此时，他的部下刘家骐气息微弱，也已不能说话。
团部处于前沿，无法有效救治，于是再往军部抬，未到军部，刘家骐就半途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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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梦龄早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至此，不到两天时间，军长、师长、旅长、代旅长相继战死，全军上下无不痛哭失声，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闻报亦大为震撼。
郝梦龄生前曾经说过，如果要使我们这个民族能永存世上，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虽然我自己不一定能亲眼看到民族复兴的一天，但可以先为之而牺牲。
他终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裹尸而还”、“抬棺决战”后，将继同学韩光第之后，与刘家骐等人一起进入民族英雄的忠烈祠。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他们倒下的那一刻早已化为永恒。
第十三章 阿甘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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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郝梦龄阵亡后，最困扰卫立煌的就是继任者问题。
所谓三军易得，一将难求，战事又急如星火，如果说师旅长还可以由下级依次迁升的话，军长由谁来代呢，这可是一副最重的担子，不是谁都能挑得起来的。
卫立煌想到了傅作义，在他看来，只有这位绥远抗战时的名将才能坐镇中央，接替郝梦龄。
傅作义此时正担任预备军总指挥，不过他说其实有一个人比他更合适。
这个人就是陈长捷。
临危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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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陈长捷忽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要其火速赶到位于红沟的前敌指挥所。
问对方是什么事，只说你来后自会明白。
去了才知道，郝、刘两位军、师长已同时阵亡，而傅作义向卫立煌推荐的中央区域防守总指挥人选正是他陈长捷。
陈长捷，福州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七期。
在晋绥军中，陈长捷是极少的非山西籍大将，因此受到同事的排挤乃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偏偏他在性格上也属于古怪和不合群类型的，平时喜欢较真和琢磨事，而他较真和琢磨的通常又只有一样，那就是打仗。
此人乍看文质彬彬，似乎很难把他与打仗联系到一起，却具备很高的军事天赋。如果你看过他写的回忆录，就会明白，这人就是一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料，思路异常清晰，视野十分开阔，而且常有较为深刻的见解蕴藏其中。
他的记述是可以作为军校指挥学专业教材的，我以为。
这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天才，不仅是人才。
可惜，在吾国的环境之下，天才这个名字往往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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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人”陈长捷堪称军事天才，可惜在当时的环境下，天才也意味着悲剧
光会打仗，怎么行呢？
说起打仗，傅作义亦十分了得，傅、陈二人后来也惺惺相惜，可傅能在绥远打下一片天，成为一方小诸侯，那就不光是一个会打仗就能框范住的，其间的奥妙多了去。
可陈长捷除了擅长打仗以外，几乎就是一个“呆子”，平时既不会看上司脸色，又不会逢场作戏，虽有突出的军事才干，却显得锋芒毕露，在庸碌成风的晋军将领中，几如异类怪物一般。
陈长捷师可名之为“工兵师”，一向都是被阎锡山派去干苦力活的，比如修建国防工事什么的。部队里锄头钉耙倒是很多，唯独缺的是战时装备，但它的实际战斗力，却是晋军中的翘楚，比晋军其他部队都要高出老大一截，即便威猛如绥军各部，也鲜有可匹敌者，只是老阎不识宝，一直不予重用罢了。
南口战役时，他救了汤恩伯；平型关前，若不是其他部队不配合，差点就能斩板垣于马下了。傅作义本人是英雄，自然也识得英雄，所以才会向卫立煌鼎力推荐。
天必降大任于斯人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陈长捷即将登上的，是个人军事生涯的又一高峰。
与对日作战时，各个部队或多或少都想保留自身实力不同，陈长捷每次打仗，都是脱光膀子干，全力以赴，没有一点藏着掖着的私心杂念。
他手上原有两员猛将，在南口和平型关各折一个，换了别人，哪里肯这么轻易就把自家好料都给抖搂出来，还花得一文不剩，也就一个陈长捷。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阿甘一样的人，在我们这个盛产“聪明人”的国度，如此任劳任怨的“傻子”的确稀有。
阿甘说，生活就像是一块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块究竟是什么滋味，陈长捷伸出手去，打开了属于自己的盒子。
打开一看，触目惊心。
随着四位军、师、旅长的战死以及反攻南怀化的失败，在无大将进行约束和协调的情况下，防守各军几乎全乱了套。
大批军事人员从前线溃退下来，这些人里面，伤兵情有可原，可让人不堪的是，里面竟然夹杂有伪装的，还有的倒是真受伤了，却并不伤筋动骨，只是怕死才溜了号。例如有个当团长的哥们儿，仅仅受了点轻伤，就哭哭啼啼地跑下场，导致留在阵地的那个团无人指挥。
铁路既要运人，又要运弹药粮食，运力本来就有限，前方这样潮水般地一涌，必然导致接济不上，开往太原的火车几乎为之脱力。
一时走不了的人们挤在一块，白天炊烟四起，夜晚灯火通明，日机在天上看到了，毫不客气地扔炸弹下来，咣咣咣一顿炸，这个惨。
陈氏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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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上任就败象毕现，陈长捷，你不用上来了，还是直接下去吧。
果然，陈长捷往前线还未行得三里路，迎面就撞见一个旅慌慌张张地撤退下来。
哪里走。
陈长捷一个眼色，随从卫士们立刻拔出枪，把带队旅长给围了起来。
郝梦龄儒将风格，虽也申明纪律，但见面多少会给人留些面子。与之不同，陈长捷说话却直来直去，很少绕弯，他当着这个旅长的面就骂了起来。
你想往哪里跑，是当着全国军队的面往后跑吗？亏你的，不嫌丢脸？
给我冲上去，再下来，小心后果。
听完训斥，旅长的脸变得一阵红一阵白，赶紧率队回头打冲锋，把阵地重新夺了过来，而且从此未敢再后退一步。
陈长捷的立威不是光指着别人，他是先拿自己开刀的。
“工兵师”起家的四个团被他全部放在第一线——你们先挡在最前面，好让我在后面从容布阵。
开始划块，你负责这块，他负责那块，部队得拉上去，所有包括师旅团的高级指挥官也必须留在前沿战壕，与士兵同命运，这就等于把李仙洲的做法推而广之了。
陈长捷再次严令前线部队，即使伤亡再大，也不得私自转移阵地或向后撤退，叫守哪儿就守哪儿，一动也不能动。
这个时候的确不能再动了，倘若再动来动去，忻口就不用守了，板垣可以轻轻松松直取太原。
虽然自家已经做了榜样，可还是有人不肯听从号令。
原郝梦龄部队的一个旅长拿着陈长捷下发的命令，气哼哼地冲进了指挥部。
你这是什么计划？
陈长捷问怎么回事。
这位旅长说，我的防线太长了，守不了。
因为是郝梦龄的手下，陈长捷忍了忍性子。
你看，现在部队少，战线长，大家都是这样，没有办法，你就暂时勉为其难吧。
旅长还不了解这位新任指挥官的个性，陈长捷好言相劝，他却反而来了劲，不管怎么好说歹说，就是赖着不肯走，而且态度强硬，喋喋不休。
陈长捷勃然大怒，桌子一拍，好哇，你们郝军长尸骨未寒，你就这么猖狂，以为我管不了你是吧。
你不是说不能守吗？行，那就等于说，阁下如今是废物一个了，干脆，毙了再说吧，来人！
卫士们应声而入。
指挥部的大小参谋们，都没想到陈长捷会对旅级军官动真格的，那位旅长更是吓得脸都白了。
他知道陈长捷要砍自己的脑袋并不困难。李服膺怎么样，人家还是堂堂军长，阎老西的嫡系亲信，说拿去祭旗还不就拿去祭了，你一个旅长有什么了不得。
假如在古装戏里，这时候就得扑通跪倒在地，然后磕头如捣蒜，口称大人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了。
可怜的旅长一个劲儿站在那里发抖，不过好歹还知道学着念这几句活命道白：部下错了，饶我这一次吧。
军中无戏言，陈长捷要严以立威，自然不肯轻易松口，圆场的事得由他的搭档来。
陈长捷的参谋长见火候已到，忙上前解劝：这小子临阵抗命，死一百次都应该，不过看他的样子，倒好像已经有些悔悟了，不如寄上他的人头，让他在军中将功赎罪，暂时效命。
陈长捷这才挥了挥手，去吧，不过记住，军法无情，一定得给我顶住打。
这位旅长侥幸保住脑袋，跑回阵地后，比前面那位挨训的旅长表现还要卖力。
把当官的制住后，陈长捷随即向前线将士约法三章，即“三不许退”：无命令不许退，轻伤不许退，弹尽援绝不许退。
执法队立于作战部队身后，随时监督执行情况，发现有违规者当场处决。
“陈氏三章”，似乎条条都显得那么不近人情，基本上就是说，你得跟阵地死一块了。可是实用就是真理，自颁布“陈氏三章”后，战场的混乱局面立刻为之一变。
道路不堵了，陈长捷亲自指定车皮，说这几节你们什么也不要运，就拉人，把滞留和刚送来的伤兵给我集中送到后方去。
如此一来，大伙堵在一块挨炸弹的事也少了。
特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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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几条线都梳理清楚后，陈长捷开始与板垣展开了激烈的斗法。
首先就是特种战的较量。
日军能在中国战场上“战必胜，攻必克”，说穿了，很多时候都是靠特种部队给铺路的，但在忻口战场的中间区域，由于到处都是山头，一片坑坑洼洼，坦克首先受到限制，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在前线，对中国守军威胁最大的其实是火炮，别说普通士兵据守的工事，就连指挥所，也常常有被炮弹连窝端掉的事情发生。
某团有个战死的连长，弟兄们不知从哪里临时找了口棺材，准备把他给埋下去。大家都说，这连长的运气真不错，前线死了这么多人，比他官大的多的是，可谁也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很多人甚至抓把土，往脸上一盖就算埋了。
正羡慕呢，一颗炮弹飞过来，咣，棺材和人化为飞烟，无影无踪。
鬼子的炮真是太毒了。
要说咱的大炮干不过日本人，这在抗日战场上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陈长捷发现，他可以加以改变。
因为晋军的炮兵其实足够强。
以前，除了防守不错外，晋军炮兵就名声在外，在中原大战时，更曾打得中央军一度无还手之力。
到全面抗战爆发，若单论炮兵部队的绝对数量和质量，应以中央军为最，但它的作战区域太广，没有哪支部队不需要炮兵配合，因此之故，被拆得零零散散，无法集中使用，其战斗力也为之大打折扣。
晋军炮兵就不一样了，由于战场集中于山西一地，又因为阎老西喜欢藏“私货”，所以此前别说拆了，根本就没怎么动用过。
忻口战场，晋军足足有九个炮兵团，包括日造山野炮、自产重炮在内，一字排开，看上去也是黑压压的。
炮弹不用愁，因为身后有一只会下“弹”的“老母鸡”——太原兵工厂，后者不仅能造冲锋枪和大号手榴弹，还能出品山野炮和炮弹。
问题是，咱们这么多炮，怎么就压不住东洋炮呢？
陈长捷发现，原因其实和步兵一样：怕死。
在郝梦龄殉职的当天，一位炮兵营长就在炮战中阵亡了。炮兵不是步兵，一般来说，步兵团营长战死很常见，但炮兵很少有营长以上牺牲的，连排长都不多。
如此一来，大家就被吓住了，结果，当兵的不敢进阵地，观测所则离一线还有不短距离。
不到阵地怎么发炮，不到一线如何观测，都离日军阵地远远的，难怪什么也打不着。
陈长捷传令到炮兵部队，所有炮兵要全部进入阵地，守着自己的大炮，同时把观测所移到前沿步兵阵地上去，并由炮兵营长亲自负责观测。
日军炮兵开始不知厉害，仍和平时一样，野炮四仰八叉地往露天一放，连伪装都懒得弄，而且距离很近，在望远镜的观测距离内，连指挥官的军刀和肩章都看得一清二楚。
没想到不知不觉之中，黑洞洞的炮管已瞄准了他们。
第二天早上，鬼子炮兵一觉醒来，还没弄清状况，便见百炮齐发，弹如雨落，顿时乱成一团。
快牵马过来，把炮拉到后面去。
可是晚了，山西炮弹一排排地甩过去，把东洋马和东洋炮全都送上了天。
抗战以来，都是我们趴在坑道里一声不响地挨炸，如今也轮到他们吃苦头，还债务了。
光让晋军炮兵顶上去还不够，因为通常日炮不仅瞄准精确，而且射程也比我们远，最好的办法是把突前的日军炮兵阵地给连根铲掉。
在炮火下死打硬冲肯定不行，那样等于白给，得出奇兵才行。
谁是奇兵，陈长捷把老傅的绥军拉了出来。
参加忻口战役的，照旧是傅作义的那两只“看门虎”，但是董其武已负伤下场，他一走，便只剩下了孙兰峰。
奇袭任务，由“孙老虎”独负其任。
绥军干这种活，已经是家常便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程序。比如，每个人嘴里要咬上手帕，这叫衔枚疾走，又比如，所有人左臂要另外缠一块白布，那叫分清敌我。
放在其他部队，保不准这里忘一点，那里错一些，但是绥军绝对没有问题，因为那是人家的专业，吃的就是这碗饭。
夜色沉沉之中，孙兰峰率部出发。
绥军的奇袭确有独到之处，当他们的前锋接近日军炮兵阵地二百米时，对方哨兵仍毫无察觉。
那就对不起你们了。尖兵匍匐上前，然后猛然跃起，举起大刀，咔嚓咔嚓，全给剁了。
这里离中国军队的阵地还很远，日军炮兵们都在营中呼呼大睡，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睡梦中就被投进去的手榴弹给终结掉了。
到天色破晓，鬼子兵们被尽数歼灭，而阵地上的所有山野炮也被全部破坏——炮栓拉出来扔到河里，炮膛和弹药库则用手榴弹引爆。
板垣做梦也想不到陈长捷会给他来这一手，步兵竟然还能偷袭炮兵。
几天过后，你再拿着望远镜看，就很难再观察到日军炮位了。这帮家伙自觉地把大炮挪到后面，从此再不敢轻易靠前轰击，而根据炮声判断，其参战火炮数量也比原来减少了一半以上。
这还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南方的淞沪会战，日军白天在炮火掩护下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只能夜晚出动，可是北方的忻口战役则不同，双方炮战半斤八两，基本上是谁也不怯谁，于是双方都只能过上了“夜生活”：白天相互对峙，到了晚上，步兵倾巢出动，斗到死去活来。
地面的特种部队占不到什么便宜，板垣只能召唤空中的特种部队。
北方空战，中方即使有那么零星几架飞机参战，也不过是应应景而已。
地面部队曾经看到有一架飞机冒着烟摔下来，起先还以为是日机被打下来了，都欢呼雀跃地上去围观，一看却傻了眼，飞机上面有青天白日徽记，原来是自家飞机被击落了！
这下不是飞机保护步兵，而是步兵得保护飞机了。大家集中重武器向空中扫射，以阻止日机俯冲轰炸，抢救受伤的飞行员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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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枪手正在对空射击日军飞机
飞机在天上，绥军再厉害，也没法插上翅膀去逮它们，但是八路军逮到了，这就是阳明堡机场奇袭战。
抓住这些鸟的是除林彪一一五师外的另一个主力师——刘伯承一二九师，更确切地说是这位“红军军神”麾下战将陈锡联所为。
陈锡联想起打阳明堡的主意，其实还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当时部队正在行军，飞机老在上空飞来飞去，这本来并没什么古怪的，不一样的是，这批飞机会在附近时而出现，又时而消失，陈锡联据此判断，周围一定有日本人的飞机场。
派人一侦察，果不其然，日军用于支援忻口前线的阳明堡机场近在咫尺。
阳明堡机场原来还是阎锡山修的，他自己没派上用场，却让鬼子给捡了个现成便宜。
由于这个机场是临时性的，因此修得非常简陋，除了一条跑道，几乎是空空如也，日军航空队占据这里后，也就把它当成个打尖的地方，什么护卫队、铁丝网之类都没有，要不然陈锡联摸过去也不会这么爽。
经此一战，陈锡联共烧毁和破坏日机二十四架，之后，日机便在忻口战场的上空销声匿迹了几天，让前线将士大感轻松。
可是这样的奇袭，并不是天天都有，而且除阳明堡之外，板垣在前沿还有一个临时机场。
看到地面上晋军大炮这么“嚣张”，敢大白天地对着干，日机就拿晋军炮兵阵地作为主要攻击目标，有的阵地因此经常被炸毁。
得换个招了。
陈长捷告诉炮兵，你们白天不要打了，躲到山洞里去，只要留人在外面观测即可，看好哪些地方可能是日军的临时飞机场或起降点。
我们可以等到晚上再出来，但是每一次出来，炮兵阵地都要进行变换，以免遭到暗算。
终于在一个晚上，陈长捷抓住了机会，晋军大炮朝板垣的临时机场直轰过去。后者完全没有防备，一批日军正准备坐飞机降落，刚好与这顿炮弹粥不期而遇，活色生香，被煮到一块，包括当官的在内，十几个鬼子全都机毁人亡。
机场被炸毁后，板垣出动工兵才勉强修好，但是很快又遭到炮弹袭击，前沿的临时机场怎么也恢复不起来。
由于那一阵日军临时机场连遭打击，飞机损毁较大，并且缺少就近起降点，板垣的空中威慑力也大大降低。
限制了你的长，接下来就要发挥我的长，得让你看看我的特种部队有多厉害了。
陈长捷把所有山野炮和迫击炮都集中到高粱地内，白天黑夜地猛轰一气。
中国大炮由此大发神威，炮兵们脱掉棉衣干都来不及，最后伙夫和马夫也跑过来，帮着一道搬炮弹和擦炮膛。
从太原发出的火车不停顿地向忻口运送炮弹，但仍时时感到不够用，有时一天的炮弹，打到傍晚就没了。整个忻口战役，总共消耗了四万多发炮弹，可以说把太原兵工厂几年生产的炮弹全清仓甩卖给了鬼子。
当时在红沟阵地前三到五里区域内，每天都处于一片火海之中，日军冲锋部队要想通过这片“死亡区域”，不拿死人出来买门票是绝对办不到的。
拿到第一张门票，仍然无法继续通行，陈长捷的第二张门票是奉送的，不过却是阎罗殿的集体参观券。
迎接他们的，只有死亡。
除了炮火拦阻起到很大作用外，红沟守军的力战不退，与陈长捷严明军纪也有很大关系。在“陈氏三章”里面，负轻伤是不准下火线的，而如果一支部队牺牲很大，当官的却一个人跑下来的话，那是必斩首无疑的。
一个团长实在吃不消，便打电话给陈长捷，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一下。
陈长捷在电话中明确告诉他，准备与阵地共存亡吧，你今天战死，我明天就在太原给你开追悼大会。
也有想侥幸的，一个副团长，左手被打断了两根手指头，可是对照“陈氏三章”，这算轻伤，不能下去啊。这兄弟倒也聪明，他把手上的血抹在了额头上——都打到脑壳了，还能说不算重伤吗？
这位“重伤”的副团长，找了一个士兵作掩护，搀着自己，想混到后方的伤兵营里面去。
那一脑袋的血，当时是骗过了执法队，可是也不知哪个伤兵向执法队举报了。人家是真的受了重伤，自然看不惯这企图蒙混过关的。
执法队马上追过去，验明脑袋没受伤后，乓的一枪就直接把他给撂倒在了路上。
这下子，真没人敢“装”了。
到后来，陈长捷亲自带着执法队把守沟口，检查伤兵，那些底下兵都打光了的光杆团旅长，就算受了轻伤，也都不敢下来，只能继续趴在阵地上等援兵。
渐渐地，陈长捷在红沟的指挥部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鬼门关”，意思是跨过这道关，基本上就等于踏上了死亡之路，那些吃不消，想下来的官兵则把沟口称为“阎王殿”，陈长捷荣任为“陈屠夫”，只要这个“屠夫”铁笔一挥，执法队抬手一枪，立刻让你魂归西天。
冲啊杀啊，反正都是死路一条，战死总比挨执法队的子弹强吧。
在北方战场上，从没有人见过陈长捷这样执法严厉到几近残酷的指挥官。连晋军将领都认为陈长捷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主义，倒是不善打仗的王靖国变成了“老成谋国者”。
进入红沟阵地，等于到鬼门关来报到了，吓得从后方调到忻口战场来的部队，没有谁敢归陈长捷指挥，都抢着到左翼或右翼去。
陈长捷不是瞎子聋子，他也并不是真的心坚如铁，不食人间烟火，只是试问，面对板垣这样的强敌，如果不拿出点非常手段，红沟能守得住吗？
大家都不肯来，背后的流言蜚语又这么多，陈长捷也倍感伤心和无奈，他转而向王靖国提出，要不你来干吧，我辞职。
听说陈长捷要辞职，王靖国又急了，他也就会“老成谋国”，哪有那个胆气上去“一将功成”。
他赶紧派人向卫立煌请示。卫立煌想了想，说这个好办，以后调到忻口去的部队，我都写清楚，专用于防守红沟，谅没人再敢不去了。
卫立煌的措施果然立竿见影，陈长捷达到目的，从此也不再提请辞的话了。
不过毕竟还有不甘心的，比如有个叫陈铁的将领。
陈铁原在左翼，调到陈长捷这里后，被作为预备队。
虽说是预备队，可是谁都明白，那也是迟早得进入“鬼门关”的。
陈铁出身于黄埔第一期，资格不算浅，他鼓足勇气去找陈长捷，说我不想当预备队。
陈长捷愣了一下，然后很快告诉他，不想当预备队也行，那你就直接上去守阵地吧。
听得这句话，陈铁的整个脑袋都要炸了。
我没来之前就听说了，红沟阵地上一个师防一天就不能再打了，我只有两个团，看这情况，最多也只能守一天。因此，我不同意这个方案！
陈长捷一瞪眼，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怎么样，想避战吗？别以为我不敢执行军法。
陈铁涨红着脸，咬了咬牙，横竖都是一个死，我愿意主动进攻，去收复失地。
陈长捷同意了。
陈铁拂晓出击，从日军手里夺取了阵地，而他果然也很争气，在那块阵地上坚守不止一天，而是超过了十天。
为了固守红沟的山头阵地，陈长捷陆续调集部队达到一百个团，近十五万人，堪称北方最早的“百团大战”。最激烈的一天，竟有十一个团被打光的纪录！
杨虎城被迫出洋后，他的陕军（第十九路军）被改编成中央军系列，此时一部分也加入到红沟战场。
陕军里面有个娃娃连，顾名思义，连队里面全都是娃娃，当然他们不可能是那些家境殷实人家的孩子——但凡家里还能过得去，谁肯把自己年龄尚幼的小孩送去打仗。
这个娃娃连，实际是吸收流浪和穷苦儿童所组成的，算得上是个“三毛连”。
“三毛连”是为今后打仗储备兵员的，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放到第一线去。可是既然上来了，肯定也要让他们看一看战争场面，见识一下，所以指挥官就把这些三毛放在二线，让娃娃们只看不打。
然而战场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由于友军部队被日军突破，一股鬼子竟然钻进了二线，“三毛连”的阵地变成了一线，而且由于距离较近，必须拼刺刀。
如果“三毛们”扭头就跑，谁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毕竟是一群孩子，从没有打过硬仗，可是这样一来，前面的部队就要被鬼子包抄了。
好一群陕西娃娃，像黄土高原一样的硬气，竟然死战不退。一个年幼的小兵，由于个小力弱，被一大个儿鬼子兵刺倒在地，临死之前，他人倒枪不倒，依然直通过去，愣是把冲过来的鬼子也挑了个透心凉。
结果，进入二线的日军没吓退“三毛连”，自己却被陕西娃娃兵给打垮了。
这是真正的大血战，即使你使用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些词汇都没法形容它的惨烈。
陈长捷的一名参谋到前线联络，亲眼看到敌我阵地之间的一座山沟里，竟然已经被累叠的尸体完全铺满，景象异常阴森恐怖，真宛如人间地狱一般。
刚刚都还是活生生的人啊，即使是久经沙场的老兵，看到这一幕，也会禁不住两股战栗。
本来战场是要进行清理的，可是双方谁都不敢下去清理，都害怕一脚踏上去，自己也会很快成为其中的一员。
残酷的战争，把生命的价值高度贬低了，死去的人们，好像一脚踏上去就能踩死一堆的蚂蚁。
今日之红沟，已非生人境矣。
然而，即使置身这样的境地，也时见人的尊严在闪光。
一个连长在起身投弹时，一颗子弹从侧面射来，什么地方你不能射，偏射屁股，说都不好意思说，送下来抢救时，不管多疼，这个连长始终一声不吭。
一个排长挨了炸弹，下颌被炸碎了，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包扎伤口，而是掏出身边的小镜子照了照自个儿。
一照，完了，好好一帅哥被整得不像个人样，以后还怎么讨媳妇。
死了算了，掏出手枪，乓的一声自我了结。
陈长捷亲自督阵的执法队，六亲不认，对谁都不买账，但只要见到绥军中一支佩有“黄王团”臂章的部队，即来去自由，从不过问。
这个团的自我要求，比陈长捷还要来得高，轻伤是绝不肯下火线的。他们到后方，除了裹伤再战，就是去取弹药。
阵地战
?
板垣在拿下南怀化，并导致中央区域军师旅长都相继阵亡后，尾巴本已翘上了天，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对于一举攻破红沟也信心满满。
可是当他的三叉戟再次搠过来的时候，却意外地与另一股强力相撞，嘭的一声就弹了出去。
陈长捷举的是金花大锤，给力得很，碰上金花锤，板垣的三叉戟不好使了。
战局僵持不要去说它，关键是这样大规模的血拼，可用之兵越来越少，已渐渐不敷使用。
好好的一把三叉戟，由于刃角磨得光溜溜，几乎变成了一根三叉棍。
板垣这下苦了，他不得不蹲下身子，像一休哥那样暂时“休息一下”。
我的步兵哗啦啦地全冲上去，不是半途被炮火掀翻，就是在阵地前被撂倒，主因还在于特种部队未能起到原先那种地毯覆盖式的掩护效果。
特种部队都不行，还有什么可以给步兵作掩护？
在当了半天一休哥后，叮一声，板垣终于想到了。
还有阵地啊。
阵地是固定的，死的，但是我为什么不试试把它从“死阵地”做成“活阵地”，然后与对方阵地“无缝对接”呢。
想到此处，板垣一拍大腿，有了。
按照板垣之计，日军继续往前冲锋，但奇怪的是，他们冲到离红沟阵地四五百米时就停下来，不冲了。
不冲，是为了就地扎营，修建工事。
这时板垣已经在后方重建了临时飞机场，虽然距离远了，但来前线跑个两趟问题还不是太大。
日机在上面一轰，炮兵就要赶紧隐蔽，难以再对前方进行集中轰击，趁这工夫，板垣就把工兵调上来，步兵工兵一道干挖战壕的苦力活。
特种战失败之后，板垣要与陈长捷拼阵地战。
板垣的算盘打得不错，反正也就四五百米的距离，我今天两百米，明天两百米，后天不就可以靠近你们的阵地了吗，等“无缝对接”以后，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你碰也碰不得，岂不美哉。
可惜的是陈长捷却不会让他的对手这么爽。
白天你出力流汗，我不管，到了晚上，你就瞧好吧。
陈长捷派出突击队，悄悄地摸到日军那已开掘但还没掘好的阵地上，放上炸药包，帮板垣搞了几次全免费的大爆破。
世上建筑，通常营造难，破坏却相当容易。
晚上没了日机干扰，火炮也跟着一道轰，使得板垣的“对接工事”修了即毁，再修再毁，屡屡成为烂尾工程。
毁板垣工事的同时，陈长捷自个儿也在抓紧时间赶修工事，因为他知道，这才是阵地战中的固守之本。
板垣发现这边在猛挖战壕后，开始组织狙击手进行瞄准射击。这些狙击手的枪法很准，给守军带来了不小伤亡，有时挖着挖着，枪声响处，身子一歪就倒下去了，更有甚者，你脑袋只需在战壕外露一个角，子弹也会马上跟踪而至。
看来小日本平时还挺喜欢玩儿CS的，不陪他玩玩是说不过去的。
陈长捷也派出狙击手，对着干。
这位中方狙击手非常聪明，他把刺刀插在地上，然后扣一顶军帽在上面，给对方提供“弹靶”。
日方狙击手看到后，果然兴致勃勃地朝“弹靶”开起枪来，打得帽子一个劲儿摇晃。
这傻蛋肯定很得意自己的枪法，却不知道身体因此暴露，被一枪撂倒在地。
本来能通过“骗”的办法，干倒他一个已经不错了，中方狙击手准备收工，却没料想有人来拉尸体了，遂举枪再射，啪，第二个。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日本傻蛋一个接一个，接下来，又有人来拖死鬼子了。
狙击手来了兴趣，干脆奉送子弹，人人有份。
就像叼着同伴尾巴的老鼠一样，接二连三地一共来了七个，在地上也便倒了七个，至此再没人敢上来收尸了。
没人干扰，进度就快，陈长捷在红沟抢修的工事，有的甚至达到了三防（防空、防炸、防毒）的标准，绝对经得起板垣的质量验证。
跷跷板
?
板垣自己做“移动阵地”不成功，人家的工事又攻不开，动作越来越慢，也越来越乱，终于让陈长捷看出了他内里藏着的“那个小”。
这家伙没力了！
真是天助我也，此时不攻，更待何时。
陈长捷随后向卫立煌请令，欲调兵遣将，发动自郝梦龄阵亡后的第一次大反攻。
可是卫立煌此时不是要增兵给陈长捷，反而还要从他那里抽出部队，原因就是晋东的娘子关一线受到了很大压力和威胁。
起初，阎锡山和卫立煌都没有对娘子关的安危太担心，主要是认为石家庄尚有程潜领衔的一战区在守着，石家庄与娘子关仅为一墙之隔，前者没事，后者自然也应无忧。
退一步想想，就算一战区抵敌不住撤退，但仍可从侧面对日军进行牵制，这样里外夹攻，并不至于势单力孤。
可他们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
大家都说刘峙怎么怎么不行，甚至有人骂他是“长腿将军”，到程潜守石家庄，还不如刘峙呢，尤其在卫立煌被抽调到忻口战场后，防守兵力更加捉襟见肘，未待两个回合就抵挡不住，不仅丢了石家庄，还跨了省，退到了河南安阳。
那个安阳离石家庄接近五百里路，连放个炮，石家庄这里都不一定听得见，又有何牵制可言。
倭人用兵，最喜迂回策应，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香月也是如此。
他占领石家庄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派朝鲜龙山第二十师团配合板垣的进攻，从侧面攻击娘子关。
娘子关在太原东侧三百里，此关一破，太原即危，那就等于是断了忻口战场各部队的后路。
阎锡山和卫立煌赶紧做好最坏打算，从忻口战场把傅作义的绥军调出，让擅长守城的傅作义来部署太原防守，这就是陈长捷不但得不到援兵，还得反过来倒抽兵力出去的原因。
陈长捷这边少了兵，板垣那边却多了兵。
自带兵以来，板垣在南口击退汤恩伯，在平型关逼走晋绥联军，一时得到了日本国内的一致赞誉，其统属的广岛第五师团也被称为“钢军”。
可是忻口战役已历半月，他不仅未能突破陈长捷构筑的红沟防线，自己的“钢军”也被打得损兵折将，这让人们对板垣的指挥能力又产生了怀疑。
这厮究竟会不会打仗啊，不是沽名钓誉吧？
理解板垣的，还是他的上司。香月在派龙山师团策应的同时，又酝酿调一支援军给板垣。
派谁去呢？
这时候淞沪战场越打越激烈，日本统帅部确定将主战场由华北转至上海，香月已接到命令，第一军所属的熊本师团等部队即将南下，无暇再去帮助板垣。
到底是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出身，香月很快就想到了步兵旅团，于是便把步兵旅团萱岛联队拨给了板垣。
这个萱岛联队就是大红门伏击二十九军的那一支，也算“战功赫赫”，正好应板垣之急。
绥军本来担负着红沟阵地的一大块防守阵地，他们这一撤，不是谁都可以接替上去的，加上萱岛联队这么一冲，红沟防线立刻破裂，从南怀化到红沟敞开一个大口。
陈长捷无兵可补，只能把红沟以北先让给板垣。
就像跷跷板一样，陈长捷和板垣正好一轻一重，后者又得了势。
现在，陈长捷能据守的只有红沟以南了，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忻口肯定是守不住的。
到了这一步，除了砸锅卖铁，哪里还有他法可想。陈长捷能继续挖潜的，只有自己赖以起家的那个“工兵师”。
“工兵师”尽抽精兵，被推到第一线，与萱岛联队进行对拼。
板垣见陈长捷又发作起来，一时也大为惊慌，不惜动用火焰喷射器，依靠制造火海的方式来阻碍对方攻击。
陈长捷见状，则以土对火，组织工兵作业，一步步掘进坑道，一俟接近，便实行“对壕互击”，采用猛射、爆炸等方式，摧毁日军阵地。
这实际上就是地下坑道战的雏形。十几年后，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更把这种以土为战的打法推到了极致。
中日两大军事高手，犹如大闹天官中的孙悟空和二郎神，各展其技，各施其能，你变鱼儿，我便做灰鹤，你变花鸟，我便做飞弹，你变土地庙，我就做拆迁党，旁人看得眼花缭乱，又不禁要为之拍手叫绝。
为了发动这次大反击，“工兵师”前仆后继，舍命相拼，两个团长，一死一伤，至此，陈长捷手下的四员将已打到一个不剩，而其兵员也从八千人急速下降至两千人。
遭此重击，板垣所部伤亡极大，最惨的是刚上来助阵的萱岛联队，两千多人打到一千，不得不换下去进行休整。这个在大红门欠下二十九军累累血债，使佟、赵都相继阵亡的“驻屯军”部队，终于也在陈长捷手下尝到了挨揍的滋味。
板垣扛不住了，遂从红沟以北撤回南怀化。
到10月底，双方攻守再次处于平衡，而这种久攻不克的情况，最吃亏的显然还是板垣。
他开始大批焚烧尸体，撤退伤员，种种迹象表明，日本“钢军”难以坚持，只消陈长捷再发动一次新的大反击，就可以将其从南怀化驱逐出去。
看到板垣如此乏力，香月迫不得已，又从华北方面军中继续抽调援军，以支援忻口战场。
板垣可以增兵，陈长捷却不能，北上的川军去了娘子关，所以他只能暂时放弃反击计划，但饶是如此，仍能与板垣形成相持局面。
就在此时，娘子关一线却再次出现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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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师团战后举办的慰灵祭，可见当时伤亡之重
政略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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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镇守娘子关的是黄绍竑。
黄绍竑，广西容县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新桂系三巨头之一。
三巨头之中，李宗仁有主将之才，白崇禧在参谋上颇有高见，与前两位相比较，黄绍竑也能打仗，但他更突出的特长和兴趣不是军事，而是政略，这在长城抗战时就表现出来了。
当时孙殿英也在长城一线据守，由于他的部队多为绿林出身，纪律很坏，沿途不是偷就是抢，惹得民间怨声四起。渐渐地，就有人说孙殿英早就通了敌，跟日伪有勾结。
何应钦听到传言后，马上命令扣发孙殿英的军饷和给养。黄绍竑认为
如此做法操之过急，万一传言不确，就等于把孙殿英推到日伪那边去了，最后还得用一支部队专门去对付他。
于是他决定亲自去见孙殿英，一探虚实。
去了之后，听孙殿英唠唠叨叨说了一大通，但黄绍竑通过一句话就判明其绝无通敌之意。
孙殿英说，我怎么可能投靠日伪呢，要知道，我可是把溥仪的祖坟都给挖了。现在他正做着伪满的“执政”，我就是有这心去投他，他会容得下我吗，我这不是把自家脑袋往刀口上送吗？
这句话让黄绍竑得到了他最需要的答案：与溥仪结下的这个天大梁子，正是孙殿英不可能通敌的最大软肋。
黄绍竑当即宣布，补发孙殿英钱粮，但他同时又趁势扩大后者的防区，而孙殿英还不敢说一个不字——你自己都承认了，走伪满的路是自掘坟墓，不好好干的话，断了你的口粮，你就只有等死一途。
那次走访可谓黄绍竑生平的得意之笔，不仅一举摆平孙殿英，更重要的是通过防区调整，使傅作义得以抽出，这才有了后来的牛栏山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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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竑以政略见长，却在镇守娘子关
当初为了支援太原会战，蒋介石四处征调大将至山西。除了卫立煌之外，他还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在平型关战役之前曾派到山西去探风的黄绍竑。
黄绍竑虽以政略见长，但他并不认为自己就不会打仗。可是以往他在这方面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就在被蒋介石委任为作战部部长时，陈诚还来电，说黄某“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言下之意，这位在饭桌上凑合的，就不要到战场上来瞎搅和了。
陈诚这么说并非造谣，他是有所指的。“内战”者，当然是指以往的蒋介石、桂系军阀相争，“外战”云云，则大半说的是以前黄绍竑与何应钦搭档指挥的长城抗战。
长城抗战确实是黄绍竑的一块难消之痛。战役输了，人家不会说客观的赢面本来就不大，也不会细细分析，考虑你黄绍竑当时负责的其实是政略这一块，干的是政委的活，军事全系何应钦指挥。
人们只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说谁不是，最后仗没打赢，还弄了个屈辱的城下之盟出来。
黄绍竑嘴上不说，心里却一直憋着这口气，加上作战部虽有“作战”之名，本身却不属军事指挥的中枢机构，只是转接命令而已，不像白崇禧那样能直接参襄最高军务，干起来有时很不得劲。
蒋有要求，黄也正有需求，于是一拍即合，后者走马上任，到山西当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成了阎锡山的临时副手。
阎锡山分配给黄绍竑的活，是让他去考察一下娘子关。虽然一开始并没好意思直接提，说你得帮我守住那关口，其实意思已经在里面了。
黄绍竑看完以后却心里一凉。
在新桂系中，论打仗，他的名气虽远不如李宗仁和白崇禧，但也和李、白一样，从小上陆军小学，一路学的都是如何打仗，内战打过不少，所以绝不是一个生手。
与忻口战场相比，娘子关守军称得上是兵少将寡，可供调遣的部队很少，而且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排在一百二十里宽的第一线，后面连个预备队都没有，倘若日军捅破一处，全线都会崩溃，这如何能让人心里踏实呢？
于是当阎锡山正式提出，要黄绍竑统一指挥娘子关守军时，他开始犹豫了，并推荐孙连仲充任。
要说打仗，孙连仲绝没问题，当年老西北军中的“韩石二孙”之一，没点狠劲儿是进不了排行榜的。但是中国人排兵布阵，不能光看场内，还得把诸多场外因素加进去。
孙连仲虽然如今也算中央军了，却是中央军中的杂牌，从其出身和资历来看，与川陕两军的那些头头脑脑也差不太多，人家如果对你不服气，这就比较难指挥。
理也是这个理，当初大家都是穿的开裆裤，干吗如今我非得听你的。
阎锡山对黄绍竑说，还是你来最合适，堂堂中央一品大员，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谁敢不服你。
黄绍竑想想也是。
自己早就有靠打仗来挽回声名的念头，眼前可不就是一个大好机会，虽然部队不行，但如果运气不错，偏偏还打好了，这不正说明你有一手吗？
那行，不过你得把孙连仲派给我做预备队。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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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孙连仲已经去了忻口战场。在得到阎锡山同意，把孙连仲转拨到自己麾下后，黄绍竑这才打马向娘子关驰去。
真正履任后，他才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
娘子关左翼是陕军冯钦哉，但是黄绍竑很难跟他取得联系，因为冯钦哉压根就没有架无线电台，你嘟嘟地发多少电波过去，只是有去无回。
当然不是说冯钦哉连个电台都买不起，他有，可是不用，主要还是怕上面一个指令下来，分他的兵。
黄绍竑无可奈何，不得不叹服这姓冯的真是老油条一个，都这种时候了，仍然还会跟自己玩儿花枪。
不过话又说回来，你还不能治冯钦哉的罪，毕竟他还在左翼守着。让人更为瞠目的是，冯某的运气好得出奇，娘子关一战从头至尾，日军就没有打过左翼的主意。
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当时日军的谍报特工技术是很牛的，在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的电报经常被其截获并破译。或许正是由于冯钦哉不用无线电台，所以使日军始终不明这方面的虚实，从而不敢轻举妄动，也未可知。若果真如此，算是瞎撞给撞上了。
龙山师团没有往左翼去，他是直奔娘子关正面而来的。
黄绍竑所能依恃的，是杨虎城的陕军，当家战将为赵寿山。
赵寿山的部队是杨虎城的直属师。他守娘子关正面，却没有把陕军主力放在关口上，而是置重兵于关口之外的雪花山。道理也很简单，如此可构成两线阵地，雪花山守住了，娘子关便守住了，雪花山如果不保，娘子关仍可坚持。
在忻口战场上，陕军便以勇著称，连娃娃兵都敢跟鬼子拼刺刀，赵寿山既是杨虎城的亲兵部队，自然更是硬汉一个，黄绍竑每次打电话给他，回复都是同样三个字：守得住。
在连日进攻娘子关正面无效后，龙山师团改变主攻方向，将其师团主力转向正面与右翼的结合部。
二者相交的地方，往往最为薄弱。这个最薄弱的地方，叫做旧关。
旧关其实也是娘子关，不过后来退居二线了，可以称为“老娘子关”。
老娘子关离黄绍竑的指挥部，仅仅三四十里路，一个不好，日军是完全可以在突破之后，将你的老巢都连锅端掉的。
果然，龙山师团很快就从这里撕开口子，而且缺口越拉越大。
等到第二天早上，黄绍竑醒来一看，日军竟然已经逼近指挥所的后山了。
黄绍竑赤手空拳一个，身边只有一些卫士，连自卫都勉强，哪有什么防御能力。
他赶紧找预备队，这个预备队，就是他跟阎锡山要来的孙连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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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写“雪国耻”三字的娘子关
可要命的是，孙连仲的大部队这时候还没有完全调过来，仅有一个旅在车站上待命，而这个旅根本还不知道自己要待的是什么“命”。
黄绍竑赶紧打电话过去：别等了，你们要待的，就是我黄某的命，快来救命吧。
按照指挥程序，应该是黄绍竑命令孙连仲，孙连仲再指挥下面的旅，黄绍竑这是跳过程序，“越级指挥”了。
该旅赶过来后，总算在最后一刻把日军挡住，也真算是救了黄绍竑一命。
要堵住缺口，光靠一个旅肯定不行，黄绍竑又让赵寿山抽出兵力，向旧关反击。未料旧关的日军越聚越多，赵寿山一个不留神，不但没能解旧关之困，反而还把自己扼守的雪花山给丢了。
这是何苦来呢。失了雪花山，赵寿山再也不敢分神，全力去守娘子关正面要紧。
赵寿山一走，剩下来的那个旅更加吃不消，所设阵地亦被龙山师团冲破。
这个时候，孙连仲亲自赶到，可他随身只带了一个特务营，随后，那个不架无线电台的冯钦哉也赶来了，而这位老兄带来的，竟然也只有一个营，两两相加，不过两个营，不仅没能堵住缺口，反而都被龙山师团围在了娘子关车站里，你说晦气不晦气。
除此之外，日军骑兵部队还切断了娘子关的铁路线。
眼见情势如此危急，黄绍竑赶紧给太原的阎锡山打电话。
阎锡山收到紧急战报后，吃惊不小，赶紧会同卫立煌作出应变。
把绥军从忻口战场上抽出来，并由傅作义在太原部署防守。
但是老阎忘记了一点，黄绍竑给他打电话，除了报警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讨要援兵。
黄绍竑打了半天电话，却没能从对方嘴里听到一句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急得直跺脚。
现在连铁路都被日军骑兵给切断了，附近又没有其他部队可援，你先抽人过来打通交通线要紧。
老阎何尝不想抽人呢，可是整整一支绥军都抽来了太原，并导致陈长捷的防线动荡，再从忻口抽人的话，陈长捷也要撂挑子不干了。
你要人，可我没人啊……
就在两人在电话里一问一答的时候，忽然第三个人说话了：我们可不可以来啊？
注意，这第三个人的声音不是从阎、黄身边传来的，竟然也是从电话线里传出的！
很显然，有人在偷听电话。
老阎大为光火，这情报工作做的，你看看。
不过，这个声音对黄绍竑来说，却绝对意味着福音，因为人家要来拯救他了。
“偷听电话”的原来是陕军教导团团长李振西。
李振西原来是参加一战区组织的石家庄保卫战的。石家庄失守后，大家一窝蜂往南撤退，他们没跟得上，就转向了山西。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程潜的一战区认为教导团“失踪”了，阎锡山的二战区则根本不知道这是哪里冒出的神仙。
黄绍竑一听就乐了，这个神仙属于我，是我的。
当下，他也不管老阎高不高兴，先把李振西要过来再说。
李振西按照黄绍竑的指令，率教导团连夜赶到日军骑兵所在地。一看，这帮小子正在做饭哩。由于周围并无中国军队，所以他们连个哨兵都没放。
真是太欺负人了。教导团一个冲锋杀过去，打得鬼子骑兵们把刚咽下去的饭都给吐了出来，余部不得不重新退到旧关关沟里面去了。
李振西的教导团着实有些力道，不仅冲垮了鬼子骑兵，还把困在娘子关车站的孙连仲、冯钦哉给救了出来，并封住了关沟口。
重见天日，冯钦哉老皮老脸，还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孙连仲却有些搁不住了。
要说打仗的本事，我孙连仲也并不比杨虎城差，怎么会反让对方下面的一个教导团给捞出来了呢。
一看，服气了。
陕军教导团是杨虎城用来储备军事干部的一个机构，说是一个团，其实人比一般的旅还多，一营就相当于普通的一团，而且尽是会打仗的“高级知识分子”，近战武器也不错，难怪能把鬼子都赶到沟里去呢。
孙连仲没发挥出威力，是因为他的主力战将池峰城没来。
孙连仲对李振西说，你再坚持两三天，池峰城就能赶到。当然，如果你能在池峰城到来之前，就把关沟内的日军都收拾了，甚至收复旧关，那就更好了。
李振西初生牛犊不怕虎，真的率部冲入沟内，并一举收复了旧关。
要守住旧关，还必须把对面几个山头都攻下来。
冯钦哉以前也是杨虎城的部将，说起来与李振西沾亲带故，为了表示一下，就刷地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纸，亲笔写上：教导团夺回一个山头，本人即赏大洋五千元。
冯钦哉出手如此大方，把个孙连仲都看傻了：什么时候，冯钦哉你变成冯财主了。
而后李振西打顺了手，一共夺取旧关对面的八个山头。
孙连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冯钦哉破财要破到家了，八个山头，一个山头五千，那得多少啊。
都等着冯钦哉掏腰包。冯钦哉却哭丧着脸：说好一个山头的嘛，却变成了八个山头，怎么赏呢。
大家以为他在说笑，白纸黑字，还有证人，八个山头你没法赏，一个山头总要赏，五千大洋总要掏吧。
没想到这姓冯的果然是脸老皮厚，他真的一个子儿不掏。
倒是黄绍竑觉得过意不去，自己拿三千大洋出来，犒赏了教导团的兄弟。
旧关是龙山师团的攻击重点，实在固守不易。几天之后，孙连仲给李振西打来电话：老弟，池峰城到了。
听到这个声音，李振西几欲泪下。
两千多人的教导团，加他一块，只剩下了一百来人。
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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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峰城的挥刀上阵，使旧关防线得到初步巩固，但这并不能让黄绍竑完全放心，因为他知道眼前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要想持久，困难极大。
从小接受的军事教育，与常年内战积累的作战经验都告诉黄绍竑，接下来对手的兵力可能还会成倍增加，并且将从旧关这个结合部再次穿过。
这个漏洞要赶紧补，而修补的关键，仍然只能寄托于援兵的尽快到来。
黄绍竑亲自赶到太原，当面向阎锡山讨要援兵。这回他改变了策略，有意识地提醒阎锡山：假如娘子关不保，忻口也就打不下去了。
这句话很灵。老阎思前想后，决定把即将奉令调来山西的川军拨给黄绍竑。
黄绍竑却担心川军战力不够，他想要的，还是忻口战场上的部队。
老阎何等样人，那也是人中精灵。一听黄绍竑的意思，马上就把整个身子都伏在了桌上，不行不行，忻口正面的人马是无论如何抽不出来了。
他倒真不是小气。这时候香月又向忻口战场添了两个联队，你还要再抽陈长捷的部队，岂不是要人命吗？
不出所料，香月在发现单靠龙山师团仍无法攻破娘子关后，又加派第一零九师团参战，旧关附近的日军越聚越多，终于得以从池峰城防线的缝隙中穿过，一下子逼近了黄绍竑位于阳泉的指挥所。
就在这险峻一刻，川军的一个旅终于抵达阳泉。
刘湘在国防会议上发言时，有人还觉得他在放大炮，说过就算了，没想到刘湘回去后振臂一呼，川军上下无不响应，皆愿出川抗战。
出征时，川军共编两大集团军，北上的为邓锡侯集团军。邓锡侯虽为刘湘节制，但在后者未统一全省前两人却是冤家对头，邓某纯粹属于被打服了不得不低头做小弟的那种。
在四川给刘湘管着，成天低眉顺眼，宁愿出来换换空气，所以一说要出川抗战，邓锡侯第一个就出来了。
现在这个旅，即为邓锡侯的先头部队，但是看到他们，黄绍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北方的天气已经很冷，其他部队皆着棉衣，但这些四川兵由于来自南方，却仍然身着单衣草鞋，下面穿的竟然还是夏装短裤，尤其他们的武器差得要命，仍是“川中诸侯争霸”时用的那套东西，皆为川造土枪。
最常见的是步枪，也不知道是怎么造出来的，打完几发子弹后，必定要和20世纪80年代的黑白电视一样，这里那里出点毛病，非得狠劲儿敲打两下才能继续使用，有的连甚至只有两三支步枪能真正打得响，而且川军的步枪，十之八九都不配刺刀，顶多是再配一把大砍刀。
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川军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字：苦，而邓锡侯由于不属刘湘嫡系，则又苦上加苦，苦到让你无法想象，与之相比，陕军教导团的装备几乎都可以说是奢侈。
邓系川军之所以这么惨，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一直驻扎成都，外围水路皆被刘湘所控制，想买武器都买不进来，只能土法上马自己造。
本来阎锡山答应川军到达后，由他给予整补，可是晋东风声鹤唳，太原储存的弹药不是被他留下来做守城用，就是准备以后做“老本”的，哪里还能再掏得出来。
没奈何，他就编了一个借口，说是所有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都运到黄河以南去了，没法再追回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川军是来保卫山西的，老阎碍于情面，紧紧巴巴地送了几挺冲锋枪给川军。这点东西，对川军来说是杯水车薪，哪里够用。
所以站在黄绍竑面前的川军，就变成了如今这种“武器不堪杀敌，衣被难以御寒”的模样。
黄绍竑的心凉到了极点，但是眼下救急如救火，于是下令川军带着他们的“破铜烂铁”出击，以挡日军之锋。
川军虽既穷又苦，却斗志高昂，一说要出来打日本人，都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没一个怕苦或者怕死。
过去川军遇到打仗，士兵半路逃跑是常有的事，据说为防止逃兵，有的部队在士兵晚上睡觉时，甚至不让穿裤子——你总不能光着腚四处乱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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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既穷又苦，却斗志高昂
但这次北上抗日却是例外，基本没人跑过。瑟瑟冷风之中，穿着单衣的川军有的连草鞋都穿烂扔掉了，只能赤着脚在冰凌上走路，然而无一人畏缩不前。
在川军东渡黄河时，连当地老百姓见到他们这种单衣赤足的模样，都莫不骇然，争相以鞋袜相赠。
史书历历在册，川军不渡黄河，已三百年矣。
三百年前，四川白杆兵也是从这里渡过河去，在沈阳附近与努尔哈赤率领的八旗兵浴血大战，那场战役，川军尽没，但赢得了骁勇善战的声誉。
三百年后，白杆兵的后代来了，同样是跋涉千里，同样是风雨兼程，同样肩负着挽救民族于水火的重任。
接到黄绍竑的出击命令后，川军没有讨价还价，而是立即开赴前线，在离阳泉仅二十里路的地方截住了日军。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可怜川军的这个旅竟只有两挺轻机枪，打着打着，有一挺还被鬼子的大炮给炸哑了。
机枪缺乏，步枪又不行，能做的也只有拼命了。
好在老西北军有例在先，打不过就藏起来，等到鬼子冲到近前，再呐喊一声，挥舞大刀，砍瓜切菜。
依靠大砍刀，好歹击退了日军，可这并不能持久。后者发现川军这个弱点后，马上把重武器调集上来。
大刀对机枪，犹如义和团对八国联军，一个旅马上去了一半，被迫后撤。
一个旅残了以后，紧跟着来了一个旅，同样是一到阳泉，就被黄绍竑填空当一样填了进来。
新上来的旅并没好到哪里去，短兵相接时，好多人不仅步枪上无刺刀，连大刀也没配备一把。
本能的反应是，拿枪托去砸。
可想而知，又一个旅残了。
第三个旅报到。
这个旅还稍好一点，稍好的原因是出川前，旅长自己花钱造了四挺机枪，而且这四挺机枪还蛮争气，从头到尾没出过大的故障，如此，总算是没让日军再攻过来。
这时候，黄绍竑在指挥作战方面的缺陷也渐渐显露出来，他的指挥系统变得乱七八糟。川军的每个旅奉命出击时，都完全不知道对手的番号是什么，有多少兵力，周围有没有配合协同部队，就是盲目地在那里守着。
黄绍竑下令时，要川军暂时受孙连仲指挥，可川军旅部联系了半天，也不知黄绍竑和孙连仲究竟在何处，有何新的指示。
本来开赴山西的川军有一个集团军，等陆续上来后，完全可以捏成一只拳头，但黄绍竑临阵过于慌乱，越级指挥过分了，甚至到了紊乱的程度。
集团军长官未到，他就命令军长，军长没到，他就命令师长，师长没来，他直接下令给旅团长，乃至营长，而在阳泉下车的川军，不管是团营，随到随走，在没有获得任何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就糊里糊涂地给派到前线去了。
结果，川军建制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好好一个集团军，还没怎么打，就变成了“大大小小若干条无头之蛇”。
蛇无头，那是死蛇。
等师长赶到前线时，他的师打烂了。
等军长到达前方时，他的军没了人形。
等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亲自驾到时，整个集团军兵力还剩下一半。
真是层层剥笋，剥到后面，本来尚能一战的川军就不能再战了，唯有撤退一途。
邓锡侯可以怪黄绍竑瞎指挥，但公平地说，这支川军装备的无比简陋和战力不强，同样是战败的一大主因，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下，黄绍竑确实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川军无法像前面的陕军教导团那样发挥奇效，将突入的日军击退，孙连仲、赵寿山等前方部队就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只好跟着撤退。
10月26日，娘子关全线失守。
娘子关的失守，又导致忻口守军腹背受敌，处于后路被完全切断的险境。
11月2日，阎锡山和卫立煌下令忻口撤守。
陈长捷功败垂成，志不能展，亦唯有猛拍栏杆而已。
当撤军的那一刻，当最后一次默默注视被鲜血染红的战场，没有人能知道这位军事天才曾有多么惆怅。
忻口战役是他一生的顶点，从那以后，陈长捷再也没有能够得到指挥这种高级别战役的机会，尽管他是那么渴望。
谁会再让他来指挥呢，谁都知道他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疯子，谁都知道他是肯把自己的子弟兵都打到一个不剩的傻子——陈长捷只手打破了板垣战无不胜的神话，却也只手毁灭了自己的前程，确实称得上是疯子兼傻子，而一个疯子兼傻子，终究是难以容于世间的。
后来阎锡山不要他，他去投了傅作义，而傅作义心机深重，也从来不把他当做自己的真正心腹。
晚年的陈长捷，以一把菜刀解决了自己和妻子，古来名将大多难有善终，只是如此惨烈亦为史上少见。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然而有那么一次能让人永远记住的精彩也就足够了。
传说中有一只鸟儿，它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一切生灵的歌声都优美动听。
——《荆棘鸟》
阴差阳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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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阎锡山主持二战区军事会议，讨论战守之策。
忻口守军南撤是不用讨论的，需要讨论的，是太原究竟应不应该死守。
老阎经营太原二十多年，身家性命都在这里，自然不肯轻弃，主张死守太原，同时他要求将忻口、娘子关撤退的部队布防于太原周边，依城野战，把太原保卫战也组织成一场类似于忻口战役那样的大会战。
至于守城之将，老阎早就定好了，那就是先期从忻口撤下来的傅作义。
傅作义成名就成名在守城一役，当年他守卫涿州三个月，几倍于己的奉军都打不进来，不能不让人叹服。加上老阎在太原又储备了半年以上的粮草弹药（骗川军说已运过黄河），因此觉得守太原绝没问题。
黄绍竑身为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也出席了会议。他临阵指挥虽有缺陷，但在这些战略方针上，其眼光比阎锡山又要亮堂多了。
前线刚刚败退，士气极其沮丧，大家都在抢着往后撤退，如何还能再组织什么大会战。忻口战役，那是花了多少时间才组织出来的，就算想再一次组织会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如今娘子关一线的龙山师团距离如此之近，只消与南下的板垣来个南北夹击，所有撤退部队就都得给压迫在城下，让日军炖成一锅粥，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再说，傅作义守涿州，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啦，时过境迁，内战能和外战比吗？日军和奉军一样强？
不是说太原不要守，得守，但绝不是以野战来支持守城，而必须以守城来掩护撤退，撤退后获得休整的部队反过来还可以牵制日军，帮助守城，这样城池或许能守得更久一些。
应该说，黄绍竑这番话确实是真知灼见。在场的卫立煌、孙连仲开始都表示赞同。
可老阎又变回到了从前。
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忻口战役之前，他曾经丧失自信，转入“他信”，但在娘子关被突破后，不知怎么他又只相信自己了。
所有来开会的晋军将领，除了尚在忻口一线的陈长捷以外，平时大多唯唯诺诺，没有谁敢提反对意见。傅作义被托以守城之责，也不便说什么。卫立煌、孙连仲等客军将领见情形尴尬，索性不参与表态，在开会现场就半真半假地睡起觉来，一时间，会议厅的呼噜声此起彼伏。
整座大厅，争论的就阎、黄二人，一个二战区司令长官，一个副司令长官。
会议开到半夜，仍无任何结果，老阎心里本来就对黄绍竑甚为不满，认为要不是他指挥失当，娘子关那里出了纰漏，忻口守军又何至撤退，所以对黄的意见很不以为然。
最后他索性摊了牌。原来在开会的同时，他早已将命令下达到各部队去了，所谓开会，只是走个形式而已。
大家都很无语，但也只能照此办理。
黄绍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就在二战区军事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包括龙山师团在内，日军已有一师两旅团到达太原东南，其中，龙山师团更跃跃欲试，一再向香月提出，要由自己来担负攻城之责。
假如按照阎锡山“依城野战”的打法，大部队都得被葬送在太原城下，日军只要在东南方向关上门，再扭上锁，你们一个都别想溜。
可是香月拒绝了龙山师团的请求，不但如此，还让其他部队也不要轻举妄动。
在太原周围布满日军的情况下，从忻口和娘子关方向撤出的部队已全无斗志，所以根本就不会停留，从城下一擦而过，谁也没有理会“依城野战”的命令。
龙山师团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中国军队从身边通过，急得两手直搓。
香月不是我们的人，所以他这么做绝不是替我们考虑，他是替另一个人着想。
板垣和陈长捷在红沟决斗，损失兵力达到一半以上，却仍不能撼动对方分毫，还差点被逐出南怀化，这使日本军政两界顿时响彻对板垣能力的怀疑之声。
板垣的“钢军”是香月经常放在嘴里吹嘘的部队，他当然要力保板垣，因此便作出了一个在军事上极其反常的决策，即放着最近的龙山师团不用，让板垣来攻太原。
如此安排，便可让板垣独得攻取太原之功，摆脱外界质疑，也算用心良苦。
等板垣到达太原城下，已经是两天以后的事了，城外的各路部队早就退了个一干二净。
躺在棺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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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说“依城野战”，现在只能是傅作义“孤军守城”了。
卫立煌在后撤时，曾劝傅作义，既然“依城野战”已经流产，后撤部队又支援不了太原城，仅凭孤军是守不住的，不如改变计划，一同南下。
可是事已至此，傅作义却实际处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对黄绍竑、卫立煌等人的意见，他不是没有同感，然而阎锡山既将守城之任交给他，很多人也相信他能守住，无非还是因为他有善守之名，这是傅某立身之基。如果胸脯刚拍在前面，后面就掉转屁股想溜，不光违反军令，为将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以后还如何在江湖上立足。
以前在涿州守了三个月，现在少说点，半个月总得守吧。
傅作义决定封城。封城之前，他说，我们这是躺在棺材里，就差盖盖子了。
本来这话是为表示与太原城共存亡的决心的。但此时受到外面兵败如山倒大气候的影响，军心士气已经不振，所以得到的反馈，却是当天晚上就有很多人不愿“躺在棺材里”，连夜越城潜逃了。
板垣到达太原城外后，派出使者，要求傅作义开城投降，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
11月8日，板垣开始攻城。
一攻，城里就乱了。乱源，首先是傅作义的一个副军长，后者借口巡视，骑着马跑了。
一个副军长跑了，本来还不影响全局，但是在城内极其紧张的空气下，由于副、傅同音，“副军长走了”竟被误传成了“傅军长走了”，使得其他人惶惶不知所从。
很快，戒严副司令也落荒而逃。于是，“副（傅）司令走了”更是令城中乱中添乱。
大家之所以敢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固守太原，其实全指着傅作义的那点威名，现在听说傅作义也“走了”，谁还能再坚持得住。
绥军虽素有能战之名，但经过忻口战役，实际已沦为破损之师，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加上守城决心动摇，傅作义纵有过人之术，如今也已徒呼奈何，当下急得两眼通红。可是此时此刻，那个“走”字却仍不能从他嘴里说出来，毕竟满打满算，太原守了一天还没满呢。
最后撤退的命令是由参谋长代签的，然而肯定是得到了傅作义的默许，不然没人敢这么干。
傅作义出城撤退时，窘迫到身边只有一个兵，而他在过河时，鞋被陷在泥沙里，不得不赤着脚蹚过河。旁边的小兵给了他一双布鞋，由于傅作义脚大，穿不进去，只好把前鞋口割开一个缝，才没有落到军长光着脚跑路的地步。
仅仅一天工夫，太原失守，让板垣白捡了一个皮夹子，声誉迅速回升，又成了“日本国第一名将”。
太原虽然失守，但阎锡山和傅作义都没有离开过北方。
阎锡山曾一度过黄河到陕西避难，不过很快又回到了晋西，回来之后继续拿起算盘劈里啪啦地算，并玩起了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高难度杂技：有时联共，有时反共，有时抗日，有时联日，有时拥蒋，有时又拒蒋，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存需要，为了保住他的山西地盘。
傅作义则厉兵秣马，没有一日忘记过要洗雪前耻。两年之后，他返回草原大漠，随即创造著名的五原大捷，让人们又重新领略到了这位射雕英雄的好汉本色。
每个人都在朝着自己的既定轨迹继续走下去，他们绝无改变。
第十四章 夭折了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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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战火还在继续燃烧。
燃烧的地方在上海，仿佛是五年前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继续，所以也被称为第二次淞沪会战。
的确是太相似了，连中方指挥官都和过去一模一样，他就是当年的第五军军长张治中。
对于一·二八淞沪会战的结果，张治中和蔡廷锴的心情当时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既无比伤感又心有不甘。
第五军是半途之中才参战的，张治中因此认为，主要还是准备和力量都不足，若再弈一盘，未必不能取得胜局。
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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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南京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长官。
所谓准备，是秘密的准备，不仅不能大张旗鼓，若是透出一点风声让日本人知晓，没准还会惹出祸来。
张治中的公开身份仍然是黄埔军校教育长。
有一天，他在自己的教育长办公室旁边另挂了一块牌子，名曰：高级教官室（高教室）。
随后，张治中又在黄埔军校挑选了一批学生，文武兼有，充作“高级教官”。
教育长挑选和安排教官，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张治中对“高级教官”们还有班规：绝不允许把高教室的事情给泄露出去。
给学生上上课而已，能有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秘密大了，因为“高级教官”们并不是在上课备课，而是在办公室里研究怎样对日作战。
没有人知道，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却是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司令部！
高教室原设在南京，后来出于实地侦察的需要，又迁往苏州，这么一来，再叫高教室好像就不怎么合适了，遂改名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
带着学生出来野营，所以建了一个流动性的临时教务室。
无论高教室，还是野营办事处，张老师实行的都是机关学校化，就好像大学里的博导带研究生，前者出了课题，后面这些学生便带着课题去研究和实习。
实习的主要区域，当然是大上海。
张老师出的第一个课题，叫做如何攻。
攻，具体来说就是攻虹口，要点在熟悉敌情。
这回你派保安队都没用了，因为保安队也不能进入日租界。只有让学生扮便衣，分批进入虹口，然后逮着机会就把海军陆战队所在的那些街垒和地堡都一一画下来，并按顺序统一编号，标志在1:5000的地图上。
除此之外，又按照侦察情况，另外编一本册子。在这本册子上，详细说明每个据点通道的位置，射击朝向，有多少兵力，里面可能配什么武器，全都十分具体。
张老师出的第二个课题，叫做如何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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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具有教官和指挥官的双重身份
守，具体来说就是守闸北，要点在修筑工事，但是按照“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正规军是不能公开进入市内的，更不用说开着工程车去了。张治中采用了一个办法，即把学生们化装成保安队，利用这个通用身份证到闸北一带修筑秘密工事。
既然叫秘密工事，当然不能让别人看见，得筑在房间里。要说这本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毕竟是大上海，哪有一帮大老爷们在民房里搞装修，而一点风声都不漏的。
但是张治中在上海找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有了此人，一切水到渠成。
他就是杜月笙，别看人家是黑社会老大，但特别爱国，不光帮着租房子，甚至还把自己家的房子都让出来，给部队修工事。
于是，在闸北一带就多出了很多神秘的房子，外面看看跟普通民房没有什么区别，但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充斥着钢筋水泥掩体。
这些掩体，采用的是分解式设计，也就是像我们搭的积木一样，可以零拆。它们也不是到了上海才临时浇筑的，而是先在后方造好，趁晚上运进上海，然后再组装起来的。
至于为什么要把攻放在守前面，则是因为张治中注意到了当时由德国顾问们引入国内军界的一个全新战术理论。
它的名字，叫做闪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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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手下有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德械部队
先发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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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军事大国，这个国家的军事理论往往都能引领世界潮流，连日本人都得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当学生，其为外人所熟知的迂回包抄战术就是德国老师教的，此后他们便一直靠这个战术混饭吃，竟然也能做到打遍东亚无敌手。
当时的军事家们看德国，就像是现在服装设计师看巴黎、米兰，如果你不知道或不了解那里的最新信息，毫无疑问就意味着被淘汰。
到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军事理论不断花样翻新，迂回包抄都算过时了，更加注重速度和效率的闪击战浮出水面。
一般而言，迂回包抄需要你有压过对手的资源和能力，这也是日军为什么在东亚能一抄一个准的原因所在，因为你弱他强。
闪击战则不同，它往往对弱者有利，可以做到以弱胜强，比如绥远战役实际也具备一点闪击战的影子，傅作义能摧毁兵员总数比他多得多的伪蒙军，全在于一个速度——对方还没有完全坐好位置，就已经倒在地上起不来了。
一·二八淞沪会战，守了半天庙行仍然没能守住，这回不守了，日本人不来上海便罢，要是再来，我必用闪击战先把他给打趴下。
七七事变以前，张治中因病赴青岛治疗，听到卢沟桥那边打了起来，他立刻意识到上海也可能有事，当下不顾医生劝阻，便风风火火赶回南京，接受了京沪警备司令一职。
张治中在他的“野营办事处”设有专门的情报研究机构，通过情报分析，他判断，日本人迟早还是要进攻上海，现在没有动手，只是因为北方战事尚在继续，一旦对方完全占领华北，上海就是下一个目标。
既然早晚都是一刀，为什么我不先捅他一刀？
这一年多来，张治中一直都在不停地跟学生们探讨对日战略战术问题。
他说，我们对付日本人，一共可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他打我，我不还手，比如九一八；第二个时期，他打我，我才还手，比如一·二八和长城抗战；第三个时期，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先发制人。
这当然与张治中对闪击战的认识大有关系，因为从理论上讲，闪击战就是奇袭战，实际上也就是先发制人。
张治中判断日本人要在上海动手，来自于两个迹象，一是“虹桥机场事件”，日军强闯飞机场被中国卫兵击毙；另外一个，则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汇集于黄浦江及长江下游，上海风云突变。
这一切，几乎就是一·二八前形势的翻版。
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张治中跟当年的蔡廷锴所处环境条件有了很大差异，后者的第十九路军毕竟就驻在闸北，而张治中所能调动的德械师主力却全在苏、锡、常一带，离上海郊区都有很远一段路。
但是中国统帅部指令刚刚下达，张治中一夜之间便率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德械师开入了上海市区。
第二天早上，上海市民一觉醒来，竟然发现满大街都是头戴德式钢盔的正规部队，仿佛是从空而降一般，不由得个个惊喜交集。
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如此神速？
闪击战的第一个要素是速度。
张治中能一下子把分针拨到这么快，缘于他已将京沪线的火车和汽车都尽可能集中起来，集中装运，集中行动，速度想不快都不行。
铁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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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有了，下面就要奇袭，张治中本定于8月13日拂晓以前展开攻击，乘日本海军陆战队还未回过神来，就来个一扫而空。可是关键时候，南京政府又突然犹豫起来。
犹豫是出于外交的考虑。
在上海的中立国提出了二十四小时调停建议，8月13日尚在二十四小时范围之内，所以蒋介石想再等一等。
8月14日，八一三淞沪会战才正式打响，此时离张治中进入上海市区已过去了整整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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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淞沪会战都是从八字桥开始
就像张治中所分析的那样，日本人要打完华北才能顾上海，所以才没马上在上海重开一局。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虽然已做好输送日侨回国的准备，但请战报告一直未能在米内海相那里得到批准。
张治中倘若能如期闪击，击他个措手不及是有可能的。
恰恰是两天的停顿，给了长谷川清以时间，使他得以从容部署防御。
德国人的闪击战后来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希特勒以外交掩护战争，外交为次，战争为主，而当战争为外交所误，任何奇袭或高明战术都难以获得成功的可能。
不过由于当天出动的是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的主力精锐，所以虽是攻坚，但仗打得总体还不赖，尤其是黄梅兴旅攻击能力很强。
黄梅兴外号人称黄老虎，端的是位虎将，他从左翼旋回，猛地向海军陆战队撞击过去，顿时把后者撞得龇牙咧嘴。
接着，黄梅兴又采用“逐次前进”的方式，像挤牙膏一样，一点点把对手往墙根里面逼。
这边“逐次前进”，那边就得节节后退，退到最后，长谷川清不得不把特制的钢板防盾都拿出来，以遮挡前方如雨的枪弹。
到了中午，黄梅兴越战越勇，已经打到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附近。战场之上，日军遗尸遍地，剩下来的人，有的躲进司令部，有的则慌不择路，逃进了公共租界。
如果是闪击，战果会更大，但在变成攻坚之后，一遇较为坚固的障碍，前进就十分困难。黄梅兴不管打得多么顺手，实际的据点却并没有拿下多少，他自己也在当天的战斗中殉国。
晚上，张治中接到政府命令：不可进攻，待命。
当然又主要出自于外交上的考虑。
接下来的两天，都是“待命”，只能做一做攻击准备。
随着时间的延续，张治中感到这样不行，日本海军陆战队会得到增援，援兵一到，阵地战就更加难打了。
无论如何，要在对方援兵登陆之前，先把岸上的这些据点多拔掉一些。
8月17日，张治中请得旨意，遂发动第二次总攻。
他将这次总攻命名为“铁拳计划”。
已经两天没有大的动静，长谷川清必然会有所麻痹，现在我再给他来个闪击战，一定能用铁拳把他打到崩溃。
铁拳所向，果然凶猛。
在铁拳行动中，张老师“如何攻”的课题成果被付诸实践。
攻击部队按照当时画的地图和册子，很容易就找到了陆战队的地堡。围住之后，先用步兵“清场”，解决周边的陆战队，接着炮兵轰击，要是炮弹轰不了，再用工兵爆破队去炸，十八般武器全使上，反正非把这个地堡从名单上清除掉不可。
8月17日那天，光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就一口气打下了近十个地堡，吓得日军都不敢待在小地堡里，纷纷缩到大据点里面去，有的连头都不敢露一露，唯恐被流弹所伤。
张治中除听取通信兵报告推进情况外，还要求每占领一个据点，就要将街道门牌号码拆下以做凭据。
最后一块门牌没法交，因为部队已经打到黄浦江边了！
可问题是，小地堡好打，大据点难攻。
长谷川清围绕大据点，事先在每条道路上都放置了很多坚固障碍物，并以坦克战车作为活动堡垒。
又有死堡垒，又有活堡垒，闪击战也因此虎头蛇尾，终于又变成了攻坚战。
张治中亲自在前线督阵，指挥炮兵对大据点齐射，射是射中了，但目标坚固得很，就是毁它不掉。
不过当天的总攻，仍然是两次总攻中最出色的一次。
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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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铁拳计划”较为突然和犀利外，中国空军的强力支援也是张治中发挥出色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空军的压迫下，海军陆战队十分狼狈，高射炮拼着命地往上打，真是声如连珠，弹发如雨，简直比过年晚上放爆竹还热闹。
空军如此神勇，却是原来大家都想不到的。
七七事变后不久，蒋介石在庐山紧急召见航空委员会副主任毛邦初。
上山的时候，毛邦初的额头不断落下汗珠。
你不要以为毛副主任是因为爬山累出了汗。事实上，他人坐在滑竿上，根本就不用费什么力气，可就这样，毛邦初出的汗竟然跟抬他的轿夫差不多了。
在见到蒋介石后，这位老兄大汗淋漓的秘密终于露了底。
蒋介石问他，我们现在有多少架飞机可以应战？
毛邦初回答：“九十一架。”
一听这话，蒋介石的脸当时就红了，通红。
为什么只有九十一架，航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我看过，明明有五百架，怎么只有九十一架能打仗，其余那四百架呢，你给我藏到哪里去了？
当时与毛邦初同上庐山的还有一个人，还是一个美国人。这位老外来华不久，他没想到堂堂国家元首会发这么大的火，尤其还当着自己这个老外的面。
震怒之后，蒋介石稍稍平息了一下情绪，转而侧过身子，问美国人调查情况如何。
他大概希望眼前这位老美能推翻毛邦初的结论，然而对方的回答却再次给蒋介石当头一击——我认为，“毛将军”的数字是完全正确的。
其实这事完全怪不得毛邦初。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意大利人的混事。
当时中国主要聘请两类洋顾问，一类是德国顾问，不消说主要是教陆军的，而他们确实有才，帮了不少忙；另一类则是意大利和美国顾问，他们是教空军的。美国顾问开始只负责一个中央航空学校（中央航校），其他大多由意大利顾问执教，后者甚至一度把持了航空委员会。
可是意大利人的水平实在欠奉。
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二战中，意军站在德军旁边，总让人觉得很不匹配，颇有些伪军跟在“皇军”后面跑腿的意思。若要论军事上的才能和实际战绩，二者更是相去甚远。
意大利顾问烂，偏偏航空委员会的那几个头头脑脑水平也不是特别高。主任周至柔出身于保定，副主任毛邦初毕业于黄埔，都是学步兵的，一个科班出身的都没有，他们自己肚子里的那点货就有限得很。
于是，更烂的只好听烂的。
知道航空委员会的档案记录里为什么有五百架飞机吗？
那是因为自造册以来，飞机从来就有多无少，竟然没有一架注销过！
飞机这东西不比其他，那是需要一直更新换代和维护保养的。可是哪怕这架飞机已经毁掉了，或者完全是一个空架子，如同废物一般，它还是能堂而皇之地被作为可用飞机登在飞行档案上。
蒋介石看到的正是这本登记册，在那本册子上，中国空军的实力凭空整整“膨胀”了四倍之多。
蒋介石当初在军校里学的是炮科，他的空军知识也不多，所以转眼之间喜剧就变成了悲剧。
若论空军知识，他那位被称为“空军之母”的老婆倒是很强。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宋美龄就插手空军，经过西安事变，蒋氏夫妇更加认识到空军的重要性，这么一支空中特种部队，绝不能轻易假手于人，于是宋美龄就顺理成章地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实际执掌了空军大权。
根据相关记载，宋美龄本人还有些轻微晕机，而且她原先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美德等方面的教育，在空军领域完全是个门外汉。
但知识可以学。宋美龄是个性格非常要强的人，这一点酷似其兄宋子文，她订了很多航空技术刊物，天天啃，日日记，时间一长，大到飞机设计和性能，小到小零件的孰优孰劣，竟然都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
即使在当时的军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凤毛麟角，所以说，宋家出能人这句话还真不是虚的。
宋美龄虽只是秘书长，但她对空军的管理却比周至柔、毛邦初还要细，张口闭口都是“我的空军”。据说，她对空军的每架飞机、每个飞行员都能做到了如指掌。连当时的老外都知道，“蒋夫人”是空军这支精英部队的实际掌控者，而如果谁要鬼迷心窍，想要从中贪上一点或做“行窃者”的话，必被处以极刑无疑。
有第一夫人亲自关照，空军日子自然好过。特别是在两广事变后期，两广空军归并中央，中央空军编制空前扩大。
可是宋美龄渐渐发现，大是大了，却很虚，里面问题不少，这让她很是头疼。
她问身边的一个美国顾问：你们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帮助我们在短时间内就把中国空军改造成一支像样的军种？
这位美国顾问是退役的老飞行员。他想了想说，有一个人，这个人长相酷似老鹰，你把他请过来，兴许就能OK。
宋美龄毫不犹豫地向“老鹰”发出了邀请函，请其来华。在信函中，她承诺对方，一旦来华执教，将可以得到这个国家所能给予的最优厚条件和待遇。
此次庐山见面正是出于宋美龄的安排，表面看来是考问毛邦初，实际上是向自己的丈夫引荐海外高尖人才：中国空军，将在这个美国人手上得到回炉再造！
美国鹰，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敬请期待《一寸河山一寸血》第三部落日孤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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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永远记住英雄们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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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作者：梁家佑
身份：抗战老兵
出生日期：1922年
毕业院校：西南联大电机系
参加战役：密支那战役、八莫战役
军旅履历: 1944年参加远征军，在新一军第38师任翻译官，并聆听过孙立人的训话。
近年看了好几本记述抗日战争的书，《一寸河山一寸血》以其翔实的考证和生动的描写吸引了我。第一部对九一八、一二·八抗战着墨很多，我当时年幼，对日寇罪行和烈士伟绩所知还不多，后来又缺少研究，读了这部作品后得益良多，深有感触。作者关河五十州是个年轻人，未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他所写的内容，与我记忆中的印象完全吻合，作为历史作品，真是难能可贵。我赴云南参加远征军已是抗战中后期，主要担任翻译联络。记得当时有位美国联络官去参加会师大会，回来跟我说，这么冷的天，远征军士兵还只穿单衣短裤，两三个人才有一支枪，太可怜了，这样装备的军队能打败日本人真是太了不起、太伟大了。
确实，当时中国远征军装备恶劣，所谓美械武装也是美械中淘汰下来的，并没有一些未经过认真考证的“纪实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么神气。仅仅为了进攻日军松山要塞，远征军牺牲又何止万人。这些英雄们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今天竟不为人知，抗战英雄部队新一军在广州的抗战纪念碑被毁后至今无法重修，真叫人心冷，更令人怅然！
反观日本人，至今还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投降时，曾发生了一件最令我气愤的事。那就是在广州沙面，看见日军华南司令的一个什么大将，虽然没了指挥刀，却依然军服笔挺、趾高气扬，这使我突然觉得八年抗战白打了，心里那份冤屈，恨不得上前打他一百个耳光。
读了《一寸河山一寸血》之后，感到我们所付出的牺牲实在太大，无数国军将士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些都是值得纪念的。我常常想，为什么鬼子兵在作战时能够那么勇敢、视死如归呢？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是受到全日本人的嘱托，他们的死会被全体日本人感谢和永远纪念。我同情日本人对他们战死沙场的亲人的敬重和怀念，更希望我们的人民也能通过各种方式，对自己为国战死的英魂年年表示一下敬意。
梁家佑
2011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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