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人与土地 作者：阮义忠 内容简介 《人与土地》是中国摄影教父阮义忠最著名的摄影系列，拍摄于1974年到1986年，曾在国内外诸多美术馆展出并被收藏。该系列以黑白画面记录台湾乡土风光及少数民族的生活场景，反映了作者对自己成长的土地的价值和美的再发现，也是阮义忠对于台湾乡土人情的最后一瞥，这一瞥饱含着质朴深情。2011年年初，作者在《南方都市报》副刊部开设摄影专栏，首次执笔道出《人与土地》拍摄背后的故事。本书为该专栏结集而成，阮义忠厚重优美、饱满有力的文笔，证明他不仅是优秀的摄影家，也是一位文字高手。 代序 老天给的礼物 我以拍照被熟知，以所撰写的《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两书被当成将西方摄影潮流引进华人世界的传道者，又因创办《摄影家》杂志，被认为出了点力，将中国当代摄影家推向国际舞台。其实，在拍照前我是个勤读书、爱画画的文艺青年，写过诗、小说，发表过数不清的插图，但一路走来，在摄影投入的时间、精力最多，受到的肯定也比较大。 文学、绘画着重想象与回忆，摄影却仰仗直觉与发现。两方各有所长，但摄影的见证性凌驾于其他符号，难怪日本人将之译为写真。《人与土地》是我的一个摄影主题，将我在1974年到1986年间于台湾农村所捕捉的画面分为“成长、劳动、信仰、归宿”四个单元，共八十六幅照片，曾在国内外诸多美术馆展出并被收藏。 摄影的强度全在瞬间的精准，想要交代前因后果、表达内心的感动，还是有赖于文字。每张照片背后都有段长长的故事，足以让行家们写成一篇篇动人的小说。但我做不来，只有偶尔在课堂上跟学生讲讲故事。拜《南方都市报》之邀撰写专栏，又蒙磨铁图书有限公司结集出书，促成我与更多人分享经历的因缘。 近三十年来，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变化的幅度之大、速度之快，恐怕超过以往三百年，甚至三千年。这不只是生产消费的失控、科技的滥用，也和人类的自大、贪婪及价值观颠倒有极大关系。我在拍照时，最想留住的正是人性的美好：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这些价值在今天的台湾、大陆还留下多少？ 一切都在变，都在消失。在变化与消失的过程中，有一个瞬间被相机记录下来，就成了不变的永恒。摄影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感动的当下也是创作的同步，因此身、心都必须极度敏感与机灵。我已年入花甲，照片越拍越少，写文章的意念却越来越强。写《人与土地》正是一种反省，期许自己在未来的十年间以文字为重；再有十年，那就重拾画笔。艺术手法要灵巧容易，要朴拙可难，一切感觉的棱角都磨平、磨润了，离拙就近了。 在旭海所拍的这张照片是《人与土地》中难度最高的。这个位于台湾南端的小村子，有几户人家被圈在全台最神秘的军事基地里，等待搬迁。那回我虽有“警备总部”的核准公文，依然被挡驾在外。就在必须交出所有装备方可放行的点收空当，在地平线发生了这一幕我誓必要冒险抢拍的画面。 一排村民在比赛，看谁的筋斗能翻最多次。一件极其平凡的事件，却让我直觉到它的深刻寓意：人类在土地上重复着“生、老、病、死”的轮回，累积着“贪、嗔、痴、慢、疑”的业力，却一同注目着颠倒人生，毫无所觉。我攫住了一个永恒的刹那。 画家陈丹青十分喜欢这幅作品。有一次，他顶认真地问我：“这张照片是上帝替你按的快门吧？”没错，回首来时路，我拍到的所有好照片，包括镜头前一切人、事、物给我的启发，都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啊！ 第一单元 成长 迷你小学的升旗典礼 北回铁路通车可是台湾的建设大事，正是这条接通宜兰与花莲的铁路，让我发现了武塔。这个高山族的山村有够偏僻，要不是铁轨从村中央拦腰碾过，外人是很难发现它的。那年我方三十，在一本杂志负责旅游栏目，每个月都会找个没人听过的地方去探险，拍照、写文章、版面设计一手包，真是痛快。那也是我创作最盛的岁月，生活满溢着喜悦。 到达的当天恰是漫长暑假过后的开学日，不足百户的村民像准备过节似的，忙着清扫家园。被铁路划到村外的武塔小学素素净净的，操场什么设备也没有，一边的教室低矮到跃起就能碰顶，而且只有孤零零的一排，当中是座小到只能站两个人的升旗台。 这所迷你小学每个年级只有一班，每班学童五至七名。学生是如此地少，以至于早上全校师生在操场升旗时，我举起相机一看，不禁失笑。从广角镜头的视窗看去，背景巍峨的群峰使零落的师生更显单薄，让我不知如何构图才好。 当学童拉开嗓门唱起歌时，我不禁震呆了。高山族本具歌唱天赋，孩子们虽不明就里，却把歌唱得灵动至极，让每句歌词都有了生命。我赶紧换上极少使用的望远镜头，把看来最有精神的一排孩子框起来。在透视的压缩效果下，孩子们的距离更加贴近，并且级级升高，小小的个头透着一股浩然正气，人人如同由地冒出的小苗，来年终成大树。 摄影，理应是一种期许、一种祝福。 宜兰县南澳乡，1980 美浓，回家的小孩 美浓，美到浓得化不开，多美的名字啊，我就是冲着它的地名跑去的，也不知道能碰上什么事。那个年头没有任何旅游指南，所有收入都用来订购摄影画册的我买不起汽车，只能靠着一册《台湾省客运车价目表》走遍岛上的大小角落。 这本册子所附的路线图，详细地标明了各县的每个停靠站，我专挑终点站去探险，因为地点偏远，意味着还没被外来文明打扰。农业社会几百年才有少许更迭，工商业的脚步却是突飞猛进，我得赶在都市的触须探达之前，造访有缘的乡亲们。 一进美浓就让我感觉，不仅踩上了异域，也跨入了时光隧道，仿佛误闯到中原文化的某个历史段落。这是个客家小镇，村民讲的话我听不懂，妇人们穿的传统服饰、扎的发髻样式也前所未见。通过城门，一串串封闭的民宅宛如连锁长墙，巷弄更是仿佛迷宫，迎面而来的每个眼神都透着猜疑……一时之间，还真让我这个闽南子弟慌了手脚。 没想到，一出庄头却豁然开朗，仿佛世外桃源。田里的作物是我首次见识的烟叶，造型别致的烟楼疏疏落落地点缀其中，烘烤烟叶的香味随着袅袅青烟飘逸四方，真是山水画里的景色啊！我找了一处定点，把田埂落在构图的正当中，只要有人入镜，就会是张好照片。 八 零 电 子 书 w w w . t x t 8 0. c o m 等呀等，几十分钟都过去了，却半个人影也没。心生放弃的念头才起，一个骑着脚踏车的小孩就从我的身后越过。哇！这不正是所有村民的童年写照？不正是安分守己、勤奋知足的背影？小孩显然是在回家的路上，每一脚踏板都踩得那么心甘情愿、喜滋滋的。按下快门的咔嚓声，让我仿佛也叩开了美浓紧掩的大门。 高雄县美浓镇，1977 忆浣衣图与二位友人 我不敢再走近，深怕打扰了眼前的一切。晨曦刚由东边山头映上天际，一夜凝聚的露水被蒸化在空气中，四处飘着沁人的草香、土香、溪中浣衣的皂香、奶娃儿的乳香；地气、人气和空气都混在一起了。我走过不少地方，见识过甚多生活风情，但这回可真正体会了天、地、人的和谐。这些平凡的人、如此平常的事，竟组成了一幕恍如人间仙境的浣衣图。 这次旅行得助于两位朋友。高兄和周兄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同被视为该校不可多得的才子。当高兄知道我要去美浓采风时，特地邀我去探访他的至交。这位才子远避尘嚣，隐在乡下小学教书，与所有朋友都断了音讯。当我找上门时，被一屋子的鸟笼和吱喳不绝于耳的鸟叫给怔住了。原来，周兄倾其积蓄，投资在当时全岛风靡的观赏鸟买卖。 我和周兄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话匣子一打开就通宵达旦地聊个不止。周兄在文学、哲学、艺术各方面的学识与见解都不亚于当时已在台湾文化界呼风唤雨的高兄，且气宇轩昂更胜高兄，无奈小儿麻痹症使他终身瘸腿；或许这也是他个性特强、常走偏锋的缘故。 美浓老城外的这条溪水，就是周兄领我来的。我俩各骑一辆脚踏车，天还没亮就由镇内行经片片田畴来此。他一路静默不语，我却兴奋不已；美景对他而言是自我放逐之地，对我却是难得的创作题材。 周兄养鸟失利，赔尽家当之后，借贷在台北创办了一家专出文史哲丛书的出版社，几度大起大落之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而高兄在事业顶峰之际，从台湾报业退下，之后在香港、北京都办过报，却没能成功；花甲之年，因癌症而离世。 没有高兄与周兄，我拍不到这张照片。影像虽留住了，但人、事、地已全非。 高雄县美浓镇，1977 埔里的两兄弟 有位摄影同好放弃台北报社的差事，跑到台湾中部的埔里农村落户，娶妻、生子、养鱼、种田，彻底弃文从稼。我到山城找题材，没处打尖过夜，只有硬着头皮叨扰这位从不麻烦别人，而别人也就不敢轻易求助的现代隐士。在那不折不扣的清平陋居安了一宿，我便道谢告辞，虽是匆匆过路，却带走了几张有感而发、借影抒怀的照片。 友人那将就盖成的砖房，门前是塘鱼池，后方的茭白笋田远至山边。埔里的茭白笋名贯全省，笋身洁白细嫩，又有“美人腿”之称。我的目的地是翻过山头的另外一个村落，朋友寡言，我也哑了口，与其默默坐等迟迟不来的晚餐时分，不如到附近走走。独自一人走进快采收的笋田，童年的农事经历顿时涌上心头。回忆中的酸楚都已酝酿成蜜，唯独一件事让我如今想到还是胆战心惊。 那年我还在读小学，是几年级已记不太清楚，刚学会骑脚踏车的印象倒是鲜明。我踩着脚踏车越过窄小的田埂，要到镇郊的外婆家传话。小我六岁的六弟硬是跟在后头追，个子那么小，一会儿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喘个不停，直嚷着要我停下来载他。 还没载人经验的我壮胆一试，答应让他边跑边跃上后座，没想到打赤脚的他竟让车链将大脚趾绞进了齿轮的铁牙当中，鲜血就像他额头的汗那样涔涔流下。弟弟的惨叫声至今依然晰亮，我慌得如同千斤重担坠压身上，连车带人瘫在地上。后来硬是振作起来，使出全身气力扛起脚踏车，扶着单脚撑跳的弟弟，半步半步地挨到回家。 从回忆中抽身而出，恰好就看到一对小兄弟迎面而来。哥哥挽着弟弟的手，再自然不过的呵护模样，温暖了正在感伤的我。人要受伤才会长大，也才会懂得宽恕啊！ 那天晚上，我和主人说了打相识以来最多的话，都是关于过去的，不曾想到未来。 南投县埔里镇，1979 都兰的蔗香 那天原本很热，越向山行，温度越降，夏天还没过却已有入秋凉意。花莲到台东的路程可长了，我徒步几个钟头，仍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寻觅之中。那个年华真能吃苦，有兴趣，任何事都找得到享受它的法子。 公路旁有条小径直通山脚，心想，路的尽头总该有人家吧，不然开路干吗！每次在不以为有路的地方发现路，总会想起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的最后一句：“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想着，就不由自主地跨出步伐。小径两旁本是菠萝田，再往里头走，是更大的一片蔗田。白皮甘蔗市面不卖，专供糖厂收购制糖。土地是台糖公司的产业，汉人租地植作，少数民族通常担任佣工，论日计酬。 这一带的阿美人早就不狩猎，也不出海了，农事将他们钉在土地上，让他们不再漂泊，也不再冒险。族人传统的载运方法是用额头顶着背篓，像这样一牛车一牛车地运送甘蔗，让我误以为他们是汉人，直到他们开口讲话。 大人的话我不明白，孩子们自告奋勇当翻译，吱吱喳喳抢话，越翻我越不懂。采访不成，干脆放松一下，躺在蔗叶堆上打盹。土味渗着蔗香有如催眠剂，随即让我沉沉入睡，一天疲累尽退，再张眼时还以为是在熟悉的被窝里呢。 孩子们递给我一截甘蔗，他们个个不知已啃过几根了。这是我咬过的第一口白甘蔗，浓郁的甜味让我回甘久久。直至村民一一收工回家，我又将要孤独一人时，才恍然明白，这些任劳任怨的临时工为何会如此开怀。因为他们知足常乐、所求不多，干活时把孩子一起带到农场，既能赚工资又能把儿女从襁褓照顾到学龄。蔗田既是村人养家糊口之源，也是孩子的游乐场，他们在此嬉戏、学习，明白大人的辛劳，珍惜自己的拥有。 q我追上去问：“这是哪里呀？”孩子们坐在一晃一晃宛如特大号摇篮的牛车上，齐声高呼：“都兰！”我再问：“家在哪里？”他们的声音更甜了：“也是都兰！” 台东县东河乡，1979 二龙村的井田 就在宜兰老家的隔壁庄，我居然不晓得有这么一户本省人丁最旺的家族。三十多年前采访过的那户礁溪乡二龙村林宅，想来应已分家。整个兰阳平原多已休耕，一座座豪华别墅从田畴里冒出来，凝聚林氏家族的那块井田难道还能安然无恙？ 当年，林家的户口名簿厚得像字典，三餐开伙的饭桶大到得用车轮推，足见那句俗话“饭桶挂车轮”还真有其事。问他们，贵府到底有几口？每个人都要算半天，答案也不一样，总之是超过一百五十人。吃饭得开几桌？上茅房、洗澡间得排多久啊？一切麻烦在林家大小看来不但理所当然，且幽默以对。 那次的采访不算成功，因为对象与线索太多，光是兜拢讯息就得大费周章，唯有一点是铁打地不含糊：林家不分房的原因就是那块公田。家族的田地就像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那样分为九块，八房各自耕作一块，并齐心协力护持着中间的公田。 为了拍族人在公田耕作的照片，我还特别与林家掌事者约定插秧时日再来。那位精悍结实的光头汉子呵呵地笑着，爽快地回答：“现在正逢时，礼拜天人最多，孩子们不上课，全都抢着下田。”这句话令我羞愧，林家子孙以下公田流汗为荣，童年时的我却最痛恨农事，一心想逃离土地的束缚，拼命读书、画画，希望成为文人或画家。幸好，摄影将我从想象世界拉回现实人间，令我有反省的机会。 插秧那天风和日丽，手脚利落的孩子，速度不亚于大人，秧插得又直又间隔等距，真是地道的小农夫！我只从一个角度取景：孩子当前，浮在太平洋上的龟山岛为背景。这个如今已无居民的小岛是宜兰子弟的梦乡，早年唐山先民过海就是先在此落脚的；我的祖母和外婆都是第一代岛民的后裔。 中华文化的种种传统，包括井田制度，不就是随着先民漂洋渡海而来的吗？ 宜兰县礁溪乡，1979 澳花的三代同洗 三代同洗，可能会被认为是笔误，但我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词了。婆婆、媳妇、孙子，三人在清冷的冬晨来到溪涧洗衣洗澡。家里的男人酒醉未归或宿醉未醒，没人在意也无人追究，酗酒一直是本地居民无法戒除，也不想抗拒的陋习。 澳花村原是宜兰县南澳乡的七个村子中，人口最密集的。早年苏花公路以此为中继站，形成市集，吸引了不少人口。后来路基经常崩塌，公路改道后，就几乎没外人造访了。 我执意来此，是因为其他六村都陆续造访过了，唯独澳花村躲在云深不知处。问过几位乡民，都是这么回答：“很远啦，我也好久没去了。去那里干吗？没人做生意，吃住都成问题，路况又差，很容易把车子搞坏！”直到一位在乡公所任职的友人告诉我：“阿将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食宿都会替你安排。他是澳花村的奇人，不但会武功，还会画画、棋术、古筝、吹箫……连我也搞不清他到底会多少玩意儿！” 果然，在相处的那两天，阿将随时都有新把戏。一会儿摘下一片树叶，凑在唇边吹流行歌；一会儿替我排八字、算命。妙的是，他根本不是泰雅人，而是从小就随家人移居至此的平地人，和山地孩子一起打滚长大。多才多艺的他俨然成了偏僻小村的领袖人物，村民们喝酒打架，头一个就是找他调解。 热心过头的阿将，几乎也要变成我的领导了，频频暗示什么才比较值得采访，我只有尽量找机会自行外出溜达。这三代同洗的画面，就是我第二天起个大早，趁阿将还在鼾声大作时出外找到的宝。 虽是刚入冬，深山的朝露已让我冻得直打哆嗦。溪水寒到刺骨，这一家三代的泰雅人老小却在湍湍急流中洗衣兼洗澡，自由自在地与大自然合而为一。澳花村多奇人吗？在他们看来，说不定奇的倒是我了。 宜兰县南澳乡，1981 品出输的甘味 很多比赛都比不出高下，尤其是孩子们的把戏，规则因时因地而定，输赢无所谓，玩不腻才重要。那是个艳阳高照的夏日午后，埔里镇郊水头村的几个孩子在灌溉水渠的两堤上跳过来跃过去，比快也比准。 那年我被征召去筹划一个电视节目，起先一点把握也没有，因为我只是电视公司所辖刊物的摄影编辑。但上司们认定，将那个我长年经营的旅游专栏变成纪录片，会同样地叫好又叫座。我从别家电视台找来经常跟我出去玩的三位好友一起工作，节目叫《映像之旅》，我是执行制作，一位朋友担任导演兼编剧，另两位轮流负责摄影、剪辑加配乐。 人力精简，效率却好得出奇，节目且成为众所称颂、群起仿效的纪录片榜样。四个臭皮匠一边喝红酒一边脑力激荡，拟出的第一季大纲是山之旅、水之旅、农之旅、林之旅、鱼之旅、牧之旅、矿之旅、岛之旅、海之旅、春之旅、夏之旅、秋之旅、冬之旅。 节目一炮而红，我们趁热打铁又拍了三季，把周二晚上九点到九点半的冷僻时间变成广告抢手的黄金档。直到再也想不出题目了，我们才将方向转到手艺、运动，以“灵巧的手”“户外札记”“大地之颂”为题，又做了三年。节目换汤不换药，收视率自然每况愈下。同一时期，公共电视正在筹备，预计资源更丰富、范围更广、质量更高的纪录片将大量出笼。上司决定解散团队，我也因而开展了自己的出版事业。 不做电视让我大有解脱之感，遗憾的是，工作上的摩擦伤了友谊。如今，看到出外景顺便拍的照片，就会让我忆及友情的难得：这个画面正是第一次出电视外景时拍的。 水头村的孩子，我好羡慕你们啊！还有什么比玩在一起、玩得久、玩得畅快更让人开怀？那天，有很多次你们都是在故意让对方。谁都尝过赢的甜头，但有几个大人能像你们一样，品出输的甘味呢？ 南投县埔里镇，1981 大地游戏与口琴舞 都忘了怎么玩跳房子了。上网一查，有一则以“大地游戏”为题的资料，才看第一行，童年经验就被勾起，立刻清楚过来了。 在没有任何玩具的情况下，这项游戏依旧能让孩子们尽兴。只要有片空地，找块砖头、石头画格子，既可掷石就位比准头，又可单脚跳跃比腿力，从第一格跳到最末一格，再转身往回跳。掷石不能出格，落脚不能踩线，没犯规即可在格内盖一间房子。盖了房子的那一格，对手就不能落脚，要一跃跨过。这时，肢体灵活度及平衡感就立见高下了。谁的房子多，谁就是赢家。就这么简单的规则，人人看过一回就能上场比赛。正是如此简单好玩又非常较劲，才使跳房子成为跨国界、大多数民族都爱的童年游戏。 这是我第一次到南澳所拍的照片，之后，这个泰雅人部落就成了我最常造访之处。主要是因为交通方便，北回铁路就有设站，站前就是小村，再走个二十分钟，保存相当完整的上部落就处处都有好镜头了。在开工作室招生授课的那几年，我经常带学生到此外拍，逐年目击着它一步一步地舍弃传统。跳房子的泥土地已铺上水泥，茅草矮房也完全消失了。全村盖成一间比一间难看的水泥房，彼此之间毫不协调。 我已近二十年不曾重返旧地，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无比怀念当年的南澳。记得那一回是为了采访几近失传的泰雅人“口琴舞”而去的。还会这项技艺的族人全聚集在一起，为我及一家表演经纪公司，把所会的曲目及舞步全演练了一遍。记得他们被请去台北公演时，还颇为轰动。 然而，一切都成了往事，这四位跳房子的小孩，也长成可以跳口琴舞的年纪了。如今，他们或许还记得如何玩跳房子，但肯定是不懂得跳口琴舞了！ 宜兰县南澳乡，1981 鹿港的午餐 爱拍照的人，不管是行家或业余发烧友都会到鹿港采风。这儿的龙山寺、老街巷弄古意盎然，怎么拍都乡土味十足，当然就被认为遍地是宝了！但我的相机不是宝物探测仪，镜头是我的眼睛，快门和底片是我的笔和速写簿，所成之相是我的生命体验。 我是在《汉声》杂志学会摄影的。这是一本以整理中国民间文化为己任的刊物，虽然我才在那儿待了两年，但总以曾是它的成员为荣。这本杂志当时还只有英文版，我的上司就是创办人吴美云、黄永松和姚孟嘉。编辑部的中国人连我共四位，另外还有两位洋人，而无论是洋人或国人，日后都各自拥有了一片天地，除了英年早逝的姚孟嘉。 孟嘉兄的办公桌与我面对面，日日相看不厌。他整天都是笑呵呵的，从不在背后批评别人，受到委屈也绝不抱怨。其实，于公于私，他都有换作别人早就垮了的压力。我当然知道，嫂子经常责怪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公司加班至凌晨，能回家吃晚饭就算是破天荒的休假了。 没时间享受家庭温暖的孟嘉兄自有排遣压力的方式。他喜欢美食、品茗、赏酒，并非花大钱，而是进食的态度讲究无比，该成丁的食材就不能切丝，该先上的菜万万不可殿后，该生食的绝不能沾丁点镬气。 在鹿港，我同他共进过一次永远难忘的午餐。他不吭气地硬是把我点的盐酥虾改了，端上桌的变成盖在碗里、活蹦乱跳的鲜虾。碗口刚开，虾群正要逃生之际，他极其优雅、灵巧地以两根指头将一只活虾掐个正着，浸入半碗高粱酒中，片刻之后，再将昏醉的虾子悠然送入口中。光看他的表情便不难明白，这是老饕的极品。一向都是他让我，这回我总算可以回报，把整盘醉虾都孝敬了他。 拍这张照片时，我已离开《汉声》，但只要来到鹿港，便会想起那顿饭。其实，孟嘉兄和我都曾像这些孩子一样，端着一碗饭、啃着一个大馒头四处走动。谁需要饭桌？更不需要的是餐厅。哪儿有伴，那顿饭就香。 彰化县鹿港镇，1981 永靖的好德之家 那年我在报上看到一则小新闻，彰化县永靖乡有户魏姓人家向有关单位申请，将祖宅列入古迹，但因年代不够久远而被婉拒。后来有关部门普查全省古迹，许多人深怕祖宅中选，成了无法私有、变卖的公共文化财产，这户人家却显然是好德之辈。好奇之余，我决定登门采访。 按地址前往位于港西村的“成美堂”，越找越糊涂，隔个几间屋子就跳了一两百号；向村民打听也同样吃力。原来，村民管这座大宅院叫“魏厝”，成美堂是魏氏祖先经营买卖的商号名，时隔一世纪，那风光一时的金字招牌早已被淡忘。 魏家人从上到下，无论是百岁人瑞或刚及学龄的小孩，对我这个事事打听的陌生客不但没有防备之心，还惊喜得仿佛我是个久未联络的远亲，那种令人温暖的信任与接纳，真是教人难忘！就在五代长者的回忆中，我度过了整整一天。 魏家年龄最长者高寿一百零九岁，九十几、八十几、七十几的也有好多位，由他们口中吐出的话，简直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近代史。在所有的访谈中，有句话一直刻在我的心坎上。八十三岁的魏天德足足当了六十年医师才退休，却感叹自己一路走来“劳劳碌碌，一天过一天，没什么贡献”。他的侄子在旁插嘴：“悬壶济世，救了那么多人，怎么会没贡献！”老先生却立刻指正晚辈：“是天在救人，不是我！” 告别魏厝时，七个小孩一直跟在后头迟迟不离，我方才会意，虽然采访了那么多大人，却没搭理孩子们。我停下来跟他们聊几句，不同学龄的孩子争先恐后地报名，还很有礼貌地说：“请问您尊姓大名？”我满怀歉意地从皮夹掏出名片奉上，然后慎重地替他们拍了一张别致的合影。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魏氏历代祖先积下的厚德！ 彰化县永靖乡，1981 双双对对的身影 有些照片对摄影者本人有特殊意义，但在观众眼中却可能平淡无奇，这一幕正是如此。两位小女孩似乎是自己找伴长大过来的，父母都在外工作，祖母还得带襁褓中的弟妹，无暇照管她们。而祖父呢？多半是因酗酒过度身衰或早逝，这就是早年许多家庭的写照。然而，他们虽然生活艰困，却又极其乐观开朗，整天无忧无虑的，只求当下开心，不管明日无粮。反倒是我这个常往山上跑的都市人，总会见景生愁，按快门时带着浓浓的惆怅。 记得当年的一家周刊，不知哪来的消息，把一位黥面妇人说成“台湾最后一位巫医”。我从自己的照片档案中认出，她是一位羸弱老妇，整日沉默寡言，每回看到她都是蹲在自家门口，独自抽着自制的竹烟斗，不与人语。 媒体的报道竟使南澳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后来野外探险活动渐兴，泰雅人祖先的迁徙路线被一一重寻踏访，进而使南澳古道成为一些人士的精神梦乡。不幸的是，一位金控集团执行长虽是古道熟客，却在今年八月间于此坠崖身亡。能死在自己最钟爱的土地上，也算是有福了！ 都市人到乡下猎奇，总把苦难当浪漫看，我倒是时时警惕自己，要多将镜头对准日常生活；细细体会对象的喜怒哀乐，胜读一堆闲书。再平凡之景也有不寻常的一刹那。南澳村这户人家的门前，两位老妇倚门寒暄，两只家犬同时回望着两个小女孩。原本的寂寥落寞都因双双对对的身影而冲淡了；按下快门，两对祖孙和两只家犬都不孤单了。 宜兰县南澳乡，1981 桃源村的过客 当印象模糊时，照片总能让人的回忆逐渐清晰起来。那天我迢迢来到高雄县桃源村，只当是路过，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流连的。村口是南部横贯公路的一站，正在兴建公交车调度场，两部大型挖土机震天价响，铲得尘土四处飞扬。我一心只想继续赶路，谁知前面路段因连日豪雨而坍方，公交车暂时停开。 不想折回的我只有徒步上山。长年扛着几十公斤重的摄影装备上山下海，临老才发现积成了脊椎严重侧弯。回想那一回，我可是足足走了五个小时，浑身都被淋湿了，才找到一处山村落脚。然而，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因为我拍到了一张好照片，走路就有这样的好处。有时搭公交车，眼见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镜头迎面而来，虽恨不得跳车，却只有扼腕兴叹！ 我简单用过午餐，备好矿泉水、甜食便继续前进，一路都是上坡，得走到天池才能翻岭下山。才出山村不久，就看见一群布农的庄稼人在割稻，稻田后方是高耸的天主教堂，前方是一排没事干却又不敢乱跑的小孩。眼前的这一幕，简直就是把当地居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家庭、工作和信仰全都包括在内了。 村民齐力把一家的稻子割完，再一同去忙别家的，这样不但效率高，也凝聚了族群的情感。在台湾，几乎所有的当地部落都能让人老远就能看到指向天际的十字架。西方宗教比清朝、日本总督、国民政府都更早更深地融入了他们的心灵，“哈利路亚”、“阿门”已是九族本地居民的共同语言。 人类学家有此一说：“一个社会在面临外来的超级文明时，会有文化休克的现象。”然而，一切文明的痕迹都印证了它仅是历史的过客。我是桃源村的过客，这群布农人又何尝不是？说到底，整个人类的族群也不过是地球的过客而已！ 高雄县桃源乡，1978 车城的海角几号 台湾最南端的屏东县恒春半岛现在可热闹了，在我初造访的那年，半岛的入口车城还是一个完全吸引不了外客的所在，除非你是洋葱大盘商或货车司机。没错，当时这里的田野尽是洋葱，景色单调至极。是什么让它热闹起来的呢？还有什么会比摇滚音乐会来得更凶猛？ 每年一度的“春呐音乐季”举行时，台湾各地的乐迷全往恒春半岛挤，旅馆得提早几个月订。从车城到垦丁、鹅銮鼻的民家，只要腾得出空间，都能当雅房出租。我是古典音乐及世界民族音乐的发烧友，自然不曾前来凑热闹。 “车城”之名其来有自。十七世纪中叶，郑成功收复台湾，命令部将率兵由水路前往岛屿南端开拓。兵船在附近登陆，土人用树枝搭架的茅舍远看就像是一摞摞的柴堆，因而将此处取名“柴寮”，后来人丁旺了便改称“柴城”，叫久了走音，就变成了现在的“车城”。 原本我是冲着车城的洋葱而来，并不知道它在台湾开发史上的地位，却因此发现了它血渍斑斑的过去：平地人和高山族打仗，高山族又和来侵的日本人打仗。以前历史课本没教的，现在全补习上了；洋葱田下，埋藏的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惨痛。对一位旅者而言，掀开过往的伤口不是目的，向历史学习也会时有困惑。把相机镜头转向孩童，却会让我觉得，留下一张张无染赤子的笑靥，好过一切对历史的惋惜与辩证。 在电影《海角七号》大卖座之后，恒春又登上了新一波的高潮。男主角的家、女主角待过的饭店、邮差送信的沿途都成了热门观光景点。电影内容述及日据时代一位与本地女孩恋爱的日本男子，在日本战败后必须返国。两人分手后，一包收信地址为“海角七号”的信，寄出半个世纪后才被送达…… 不知当年我在车城拍摄的那些民家，在日据时代的门牌是海角几号？ 屏东县车城乡，1979 比利良的最后人家 有时，眼前明明出现一个绝佳的画面，却让人辛酸地按不下快门。那天，我告别比利良，在干涸的溪谷间与当地最后的那户人家擦身而过。走在最前头的母亲穿着褴褛、举步无力，失魂落魄的样子让我无法将相机对着她，只有转向她的家人：以裤为帽，赤身拖着玩具卡车的小儿子、顶着半袋米的二儿子和扛着杂货的丈夫。半个月的口粮还有着落，可是，在台北工作的大儿子久久还没寄钱回来，没钱就不能搬家。 位于台东县卑南乡的比利良是鲁凯人语“衣利浪”的汉译，意指“河的两岸”，地势倚山面海，每逢大雨就会遭逢山洪暴发。从数座被埋在土石流下的桥墩残骸，可知大水的破坏力道。历经多次水灾后，大半族人都已迁离，政府决定协助剩下的二十八户迁村，在河对岸提供土地，并补助重建房舍的三分之二经费。族人对此德政感激万分，我也趁着新屋即将落成之际前去与村民同庆，没想到，竟还有一户人家未搬离。 老部落已断水断电，这户人家独自守着形同废墟的荒凉村落，仿佛被文明遗弃了一般，孤寂可想而知。然而，在他们家那没被洪水冲走的残破梁柱和墙面上，仍旧让我看到坚守的传统：临时搭起的床头供着一堆小米穗，梁上悬着两把番刀、一串十字架念珠，一排山猪牙就挂在梁与墙之间拉起的铁丝上。一进门就能看到农收和狩猎的成果，显示了这家人的自重，并期待他人的敬重。时代的脚步早就飞奔到望不见的前头了，他们却仍把族人的习俗牢牢地守着，坚定的信仰就像那串高挂的念珠一样不受动摇。 每次重看这张照片，我就觉得，这家人肯定会渡过难关的。就像那光屁股的小子，只剩心爱的玩具车，却带着顶天立地的知足与自信。 台东县卑南乡，1980 会回来的才让它离巢 桥下溪流湍湍、四周群峰环绕；云霞后方，落日渐渐西沉，氤氲四处飘散，两只脱离掌心的鸽子腾空跃起。兄弟两人在放鸽子，极其日常的一件事，却因在瞬间被定格而呈现了极富象征意涵的人生况味。摄影的魅力就在此。 这是苗栗县三湾乡内湾村的一个傍晚。本来我要去的是客运的终点站水流东，心想地名够诗情，风景肯定画意。车子沿着蜿蜒的溪谷上山，一路上果然群峰起伏、林木青翠，却因管制而不得继续前行。扫兴之余，我只有下车徒步，没想到竟发现一座世外桃源。 这是个外人很少造访的地域，一百五十户人家散在六十多甲的稻田中，分成四处聚落。一大片田畴被溪谷和丘陵夹成幽闭的三角地带，村民靠着一座吊桥出入，自给自足、怡然自得，古诗词中咏颂的田园生活也不过如此。然而，在宁静和谐的氛围中，也有令人感伤万分的情景。 一位智障小孩被细铁链铐着脚，链子长得令人看不到尽头。一问旁人，才知道孩子的家人怕他走失，又希望尽量扩大他的行动范围，因此铁链可从自家拉到吊桥头，也就是村子口的距离。家人虽无法时时看护，却可任他随意游荡，吃饭时间一到，只要慢慢收回铁链即可。虽是用心良苦，却也让我这个无意中闯入的外人，看得心都揪在一起了！ 怀着重重心事走向村外，刚好碰上这对开朗的兄弟在训练信鸽。我问弟弟：“不怕鸽子飞跑吗？”哥哥抢着回答：“会回来的才让它离巢。” 这句童语突然点醒了我。我们所有人不就跟那放飞的鸽子一样，身上拴着一条无形的链子！那智障儿的铁链长度代表了家人对他的爱，我们的链子看不见、摸不着，无法丈量。 苗栗县三湾乡，1979 恒春放牛的祖孙 被唤作“台湾尾”的恒春是台湾最南端的古镇，气候终年温和，故名恒春。今日的恒春以垦丁海岸、鹅銮鼻灯塔以及佳洛水的礁岸吸引游客，但早期因当局戒严，为防走私偷渡，环绕全岛的海边除了极少数开放为海水浴场，其他几乎处处是禁区。此地纵使海洋资源丰富，也直至很迟才成为观光业的开发项目。 在我造访的年头，当地的交通相当不便，述及恒春人的生活情境，民间哀怨的歌谣一首又一首，其中一首便有“欲去恒春没多远，夭寿尖山啊，挡中央；祈望尖山转个向，返乡与君困同床”的描绘。 恒春的开发与一段惨烈的历史有关。清同治十三年（1874），日寇侵台，把牡丹社的排湾人尽数杀害。清廷体察防守台湾的重要，于光绪元年（1875）派钦差大臣沈葆桢前来筑城，次年（1876）完工。长九百米、南北长七百米，周围三千二百多米的砖石古墙虽被时间与建设侵蚀、破坏，大致还算完整，是保存最好的古城。 这张照片就是在南门城外所拍，田里的祖孙始终沉默不语，垂头丧气的模样完全道尽了日子不好过。我最怕用相机去干扰心情不好的人，但这孩子怏怏不乐的容颜，就像一面镜子，映出了当年的我。正是因为童年时被家里的三分农地拴住，让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怨怼出身、责怪命运。这孩子心中的不甘不愿，我完全能够明白。 我默不作声地陪在一旁，无言有时正是最好的沟通。此地每逢冬季会刮起强劲的落山风，只宜种植低矮耐风的作物，地表景观因此显得格外空洞，更衬托出天苍地茫之下，这祖孙二人的孤寂。我举起相机，没被拒绝，也没受到质疑。对准焦距，按下快门，咔嚓声消失在旷野的疾风之中。 屏东县恒春镇，1976 多纳的夜明珠 孩子老早就在等着我了。他们不一定明白到底怎么了，却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有人专程跑来，拿着一个新奇的“玩具”瞄准来瞄准去，而大人们都正襟危坐，等咔嚓一声后，才又轻松下来，恢复作息。孩子们有样学样，也要等到我对着他们咔嚓一声，才肯罢休。 这是高雄县茂林乡的多纳村，当年还很少有外人知道此地。我是费尽气力，转了几趟车，问了很多人，又步行几个钟头之后，才来到深山里的这个鲁凯人部落。这支高山族的住屋在本省算是保存最原始而完整的，除了屋脊的几根横梁之外，瓦、墙、柱、地板等都是由和砚台差不多的岩片铺叠而成。光线射入屋内就如同被吞噬一般，无论哪个时辰都是漆黑一片。孩子的脸庞正是房间里最亮的反光，大大的眼瞳就像是夜明珠。 原来只有哥哥一人坐在床榻上，弟弟使劲地攀上去，眼睛睁得比哥哥还大，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我。整个空间既是客厅、餐厅，也是厨房、卧房。室内唯一的装饰是妈妈编的草席，爸爸的帽子、衣服吊在墙上，锅、炉、瓢、铲就在我的后方角落。餐桌不用时，折叠起来靠着墙，也成了图案。这就是屋里的一切了，一个空空荡荡却又完完整整的家。父母虽然都出去工作，但从兄弟俩的自在，就可感觉爱与安全盈满了整个生活空间。 两人一直在等着我那一声咔嚓，哥哥聚精会神，弟弟把两只小手箍在脑后。那样的慎重又全心全意，让我再度领受到，摄影是神圣的仪式。四颗夜明珠在黑暗中射出赤子之光，在底片上印出一尘不染的生命之影。这张照片是他们自己成像的，我只不过是按了快门罢了！ 高雄县茂林乡，1978 月光下的好故事 两个木讷的孩子彼此相伴，就会活泼许多，三四个为伍便开始撒野，五六个在一块儿就会搞怪……再多，我就不知如何形容了。这六个孩子独自碰到我时都有点拘束，没想到凑在一起全变了样。 早年澳花村出产的花生非常有名，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山洪不但使作物全部被摧毁，土壤也严重流失，地上覆盖了一层卵石，使村民无法再从事农作。所幸此地的矿石是制造化妆品的上好材料，村民部分转行采石，部分到五六公里外的海边打鱼谋生。 当年的澳花村虽有电力供应却没装路灯，一到晚上，户外就伸手不见五指。居民入夜后很少出外走动，这六个玩伴却舍不得分开，被我发现时正坐在教堂门口。躲在云层后的满月在那时刚好露脸，微弱的月光打在遍地雪白的云石上又被反射四散，才让我辨识出是那几个小调皮。乌云、明月、十字架、赤子，构成美好故事的元素都在，就看怎么起头了。 技巧是为了达到目的，形式则永远要为内容服务。当时的情景不用闪光灯拍不成，而我也明白，闪光灯只能打亮前景的小孩，背景的教堂将因曝光不足而无法成像，上方的云层和月亮更是会无影无踪。看来，要把这一幕变成照片，得使用我完全没尝试过的技法：把快门全开，利用闪光灯乍亮的万分之一秒当曝光基准，再来换算相机镜头的正确光圈值。换句话说，我得当下回到摄影术刚发明时的拍照方法，才有可能成功。 孩子们摆出自己最满意的姿势，我把相机搁在借来的板凳上，按下全开的B快门。夜空被闪光灯划破后又回复墨黑，我默念着一、二、三、四，直到十秒才松开快门。效果如何，我完全没把握。回家后进暗房，底片显影出来，看着那黑白颠反的负片影像时，我不禁感恩地欢呼——老天又送我礼物了！ 宜兰县南澳乡，1981 血缘与亲情 为了替二龙村林姓家族的一百五十位成员拍张大合照，我从太阳还没下山等到月亮高悬夜空，人还没到齐。越等大家越不耐烦，小孩个个急着要去玩，大人们有说要去洗澡，有说厨房还没收拾，有的要洗衣服，有的要赶去办事……不拍不行了，最后，我只得来几个算几个！ 相机的闪光灯划破黑暗又趋于黯没，所有大人、小孩欢呼而散。本来还想算算到底合影的有多少人，只好等回家冲出胶卷、放成照片再细数一番。露脸的才五十位，被挡住的顶多两人，费这么大工夫，竟然才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 二龙村不只这户不分家的林氏家族特别，端午节的划龙舟更是闻名遐迩。上、下两村各盖了一间神舍祀示龙舟，可见赛舟之事在本地非同小可。村民各在河的两岸助阵兼裁判，若是有哪方不服，便可中途喊停重来，往往划到众人精疲力竭，还分不出输赢。不过，那种举村倾巢而出、全心参与的盛况及浓厚乡情，可真是感人。整个上、下两村就仿佛是伯仲。 地球人口年年膨胀，台湾却是逐年减少。最近几年，因晚婚、少子化的缘故，人口竟是负增长。许多偏远地区的小学接连废校，某些大学的特定科系也招不到学生，不得不停办。根据最近一项统计，台湾已是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五十年后，路上所见的行人将一半都是老人。小家庭的成员多已缩至只剩两三口，“三代同堂”快变成古籍上的生僻词句了。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新世代对叔、伯、姑、婶、姨、舅……这些称谓都得上网查了才能明白？这些称谓包含的岂仅是血缘关系，还有浓浓的亲、稠稠的情啊！ 每每想到这一层，我就更加珍惜二龙村的这张合影。 宜兰县礁溪乡，1979 深山小学的算术课 小小的台湾，到哪里都不能算远。可是，距离有时与心理感受有关，对我而言，新竹县的尖石乡秀峦村简直就是世界的边缘。我向来喜欢只身探险，这一回却不得不带着太太、小姨子和一个学生，从台北换了三种交通工具才来到入山前的检查哨。办好手续却被劝告：等雾退了再上山吧，连日大雨让原本就差的山路泥泞不堪，只有四轮传动的吉普车能走。一位野鸡车司机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更差的天气我都上山过，没问题！” 路上差点被吓掉半条命。有段山道几乎只有一个车身宽，能见度不到三米，司机得贴着山壁、把头探出窗外才能开车。在一处急转弯的陡坡处，车子踩足了油门仍冲不上去，还顺势往下滑。大家都快哭出来了，司机却镇定得很，把车刹住，到行李箱取出铁链箍在轮子上，若无其事地继续向浓雾中闯。 秀峦村是本省电力最慢抵达的地区，其中却有所令人感动的学校“田埔国小”。在交通如此不便的所在，有老师愿意来任教，就已说明了他们的爱心与抱负。由于从家里来得步行三四个小时，所有的学生一律住校。每位老师身兼保姆，除了课业，还照顾着孩子们的生活起居。课程安排得十分明智，每天的最后一堂课都是游泳，所有学生一律到溪里泡着热腾腾的温泉，戏水兼洗澡。 那群学生仍是我至今所见过最整洁、有礼貌又守规矩的山地孩子。在遇到他们的那个年代，台湾教育真是普及又落实得让人庆幸！如今，时代不同，一切也都起了变化，现在的我还真不太敢回到许多从前走过的地方，因为怕失望。 上算术课时，老师出测验题。从孩子们的背影就可知他们有多认真，可是，仔细一瞧，算错的竟比算对的多。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我不禁笑出声来！ 新竹县尖石乡，1986 心有灵犀一点通 有一天，儿子对我说：“老爸，你拍的一张照片被贴在网上，叫大家认一认他们是谁。”原来，当年我在马祖拍的这些小学生成了当地人想要辨识的对象。 那时我在电视公司旗下刊物工作，自告奋勇接下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任务。农历春节期间，电视公司邀演艺人员到外岛去劳军。搭的是运补军舰，冬天海浪汹涌，十几个钟头的航程能把人晕得死去活来。我服兵役时干海军，早就晕惯了，而且打着如意算盘，想趁机捕捉严禁拍摄的战线平民生活。 那个年代没卫星电视，录像带也尚未发明，由台湾来的明星歌舞表演，可是马祖所有人盼了一整年的盛事。虽然我们是来劳军的，却整整一星期都被奉为上宾。在多少营区表演了几回，我早已记不得了，可是那几处具闽北建筑风格的渔村却依旧印象鲜明。面向大海，由岩石砌成的碉堡状山城——北竿乡的板里就是其中之一。 小学和军营只隔一道墙，歌星在台上表演时，孩子们就坐在学校的操场上观赏。朝舞台取了几个镜头之后，我把相机转向孩子们猛拍。由于是在远处用望远镜头把画面拉近，所以不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当然，还是有孩子发现了我，其中一个还用他自己的方式跟我打招呼。我立刻挪动构图，以这个小调皮为主角，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自己也不禁跟他一起笑起来，深深感觉到那份与被摄者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可贵。 那群学童如今已成为分布在社会各阶层的中年人，而这张照片也成了那个时代他们的共同回忆。艺术原本取自生活，这张照片能在二三十年后回到人间，与一群人又产生了关系，想想，还真教人欣慰。 连江县马祖，1979 告别童年 在《人与土地》摄影集里，这是一幅令许多人稍感困惑的照片。一处刚收割过的稻田中，一个小孩朝着日落的方向呐喊。这么小的乡下孩子怎会有如此强烈的情绪？ 那天我们一行人开着外景车四处绕，为电视节目《映像之旅》的“农之旅”单元找外景。嘉南平原素有“台湾粮仓”之称，处处皆是可取的镜头，几天下来，摄影师的录像带都快用光了。来到溪湖，大伙儿决定放慢步调，除非遇到精彩绝伦的画面才开机。心有挂碍，反而处处无风景，大伙儿打起盹来，连司机也把车子往田边一靠，闭目养神。 四处无人，田中也不见放牧的牛羊，孤零零的小男孩看来不是贪玩，也非做错事不敢回家，倒像是受了委屈在闹性子。这倒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自小我就是个让大人头疼的孩子，喜欢画画、爱幻想，越长大，行为举止就越让务实的双亲难以理解。父母愈是要纠正我，我就愈是反抗，渐渐成了镇上出了名的爱哭、难缠的小孩。 叛逆小孩总会长大，也大概都有自己独特的告别童年的阶段。念初中二年级时我第二次逃家，在台北眼见梦想破碎，又受不了饥寒，溜回家后挨了一顿好打，身心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痛。也是那个痛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开始会为自己的不懂事感到羞愧。在似懂非懂之间，童年就这样过去了。 田里的孩子突然大叫起来，声音充满了愤怒，两只小手举向天空，仿佛在跟老天爷抗议。我赶紧将相机伸出车窗，框好构图、按下快门，仿佛拍到了自己告别童年的仪式。这也是日后我编《人与土地》时，把这张照片放在“成长”单元最后面的原因。 彰化县溪湖，1982 第二单元 劳动 头社的米真香 为了取个好角度，我差点被这位农妇的臀部给撞倒。仗着自己有农事经验，我信心满满地脱掉鞋袜、卷起裤脚下田，躬着身以插秧的姿势一步一退。没料到她的速度奇快，没几下就根本无法配合，就在镜头将要被她的背影遮住时，我深陷泥沼的双腿竟抽退不及，只有在跌倒之前赶快按下快门。本以为这张照片一定是失败的，没想到底片冲出来后，竟发现构图的倾斜强化了劳动的力道，就此决定用它来当“劳动”单元的开头影像。 南投县鱼池乡的头社村就在日月潭之侧，却是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因为游客全冲去了只有一山之隔的观光胜地。被遗忘倒也是一种福气，能让朴实纯良的风景与民情尽量保存久一点。田里正忙着，村民赶着在坏天气来之前把秧栽好。这就是我要取的画面，再好的风景若是少了人的生活痕迹，就禁不起细细品味。 造访那天的情形，直到现在都让我怀念。农民的午餐就摊在田埂上，足足有五菜一汤，田主一直等到所有帮忙干活的村民都吃饱了，自己才进食。庄稼汉的日子不好过，米价贱，收成往往只能和劳力、肥料、税收相抵。许多年轻人干脆进城打工，舍不得土亲人亲的人却宁愿留在故乡，春耕、夏忙、秋收、冬藏。毕竟，人间温情是赚再多钱也买不到的。 我和田主共进午餐，两人盘腿坐在田埂上，剩菜不多，米饭倒还足够。阴阴的天空飘下丝丝细雨，仿佛为余肴剩饭加上了甘霖。头社的米还真香哩！ 南投县鱼池乡，1979 消失的风景 虽然我常被美丽的风景吸引，却很少将它拍下来，唯恐将大自然缩成一格照片，框限了它的千变万化。头社村的这一幕让我屏息，却不得不取出相机，虔诚地按下快门。这是台风来临前才会有的天象，空气中飘浮的尘粒、水分被强劲的气流席卷一空，云朵急急行走，像是要将蓝天擦得更亮。光线穿透一切，让人明白自己是多么渺小又多么幸运，能够在天覆之下、地载之上受万物滋养。 头社盆地原系一洼湖泊，为水里溪东岸支流的源头，后因受侵蚀而干涸，渐次被辟为水田。六百户村民分成四个聚落，散布在盆地边缘的山脚下，村民赶在台风来袭前把秧插完，六十多甲水田的嫩苗被汪汪的水泡着，映出一方方美丽的苍穹。 那次的震撼，让我从此只要路过鱼池乡，就会专程绕道去那个定点欣赏美景。稻子长高了、稻穗垂头了，快收割时，金黄稻浪随风起伏……每个季节的头社盆地都以不同的风姿欢迎着我，直到有一次彻底将我吓住了。 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百年浩劫的大地震，几天之后，我特地到受创最重的南投县走了一圈，了解我所拍过的村落有何灾情。一路看不完的残垣断壁令人触目惊心，各界人士的援助行动及物资却令人感受到处处有温情。在常去的这个观景点，却让我看到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灾情。整片水田全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获利较丰却不利水土保持，且有损身体健康的槟榔树，林间还搭起一座座奇丑无比的铁皮屋，整个盆地看起来就像长满疮癣的癞痢头。 我再也不敢驻足那座山头了，每当想到那片美丽的良田已从这个岛上消失，我就会心痛一回。天灾饶过了头社，人祸却不肯收手。 南投县鱼池乡，1979 花生田的乐章 尽管“记录”是摄影最强的特质，却也是它最大的包袱。把事情交代得一清二楚的文章，读起来可能索然无味；把眼前景象统统框进画面，人间百态就成了平淡无奇的样板。有时面对某个场景，我也会如局外人般，有无从切入之感，仿佛怎么拍都煞风景，摄影的专业训练全派不上用场。 那天，云林县虎尾镇土库村的花生田有人正在播种，男工驶牛犁地成沟，女工弯腰掘洞埋籽。工作情境一目了然，我却愣在一旁找不到合适的角度，因为人人动个不停，构图瞬息变换。拍照有时还真像射箭，靶心、箭矢、眼睛全都对齐了，也不一定能射中，有时对得越直，反而会射得越歪。心定不定才是关键，放箭的瞬间把自己同时放空才是正道。在拿不定主意时，我通常都会把相机搁下，暂时当个纯粹的欣赏者。 夕阳渐斜，光线愈柔，女工们的步伐配合右手执铲掘土、左手取籽下种，一洞三粒不多不少。右脚前跨时要顺道带点土埋籽，左脚跟要顶住右脚尖以便量距掘洞，上身则是随着步伐节奏摆动，以便工作利落并减轻疲累。行进速度、摆动韵律和呼吸频率都达到平衡时，连粗重的劳动都显得优雅万分。 在那一刻，我仿佛看到许多音符在五线谱上起起落落，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的《春》之第一乐章、第二乐章，就是眼前这一幕的最佳配乐。我恍然大悟，立即明白应该如何取景了。 云林县虎尾镇，1981 播种与传承 《人与土地》摄影集选了三幅二龙村的照片，林家人在公田插秧的画面就占了两张。一张放在“成长”单元，一张放在“劳动”单元。前者是儿童下田，各房的后生都以能在祖先传下来的土地上滴下汗水为荣；后者可就是庄稼汉日常干活的景况了。他们结结实实地播种，把每一寸土地的生产力都耕出来。 两张照片看似不同场景，其实只是换了个角度而已。在框取小孩时，我刻意以兰阳平原子弟的心灵故乡——龟山岛为背景；拍大人时，我却避开了同样的背景，并且把构图摆直，好让两张画面有所区别。虽只是表现手法之差异，事实上却说明了我对眼前景物的期盼。 拍照乃捕捉事物之影，事实乃本真之形，摄影和事实的关系正是“如影随形”。影是空，形是有，真空之中得妙有。我从写小说、画画的兴趣转为以摄影为职志，最大的收获是从沉溺于想象世界、越陷越深的困境中脱身而出，落实于人间生活。拍照让我不能回避对象，使我必须正视自己所见，领会个中含义，捕影成形、化空为有。我深深感恩摄影改变了我，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别人身上取经，读到书本上给不了的人生智慧。 两幅下田照片所取的构图，其中的关联就是时间。一是代表过往，一是象征未来，而拍照的瞬间正是现在。林家的孩子们终将长大，是否会像他们的父辈成为庄稼汉，不得而知。但，我想传达的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需要播种、深耕，更需要代代传承。 宜兰县礁溪乡，1979 山的另一边 早餐店的小妹，一位十五六岁的泰雅少女好奇地问我： “大家都下山了，叔叔怎么还不走？” 我在桃园县复兴乡的巴陵山庄待了两天，附近的山地部落全跑遍了，却一直没找到适合报道的题材。之前没料到，全长一百三十九公里的北横公路通车后，沿线的山地管制区陆续开放，每逢假日，登山队伍和观光客把满山的果园、著名的拉拉山神木以及大大小小的村庄都挤成了闹区。 “我还没拍到想拍的照片。”我用最简单的话回答她的疑问。 “您想拍什么？是不是脸上有记号的老人？” 说的也是，这一趟，我就连一位黥面的老山胞都没遇上。热心的女孩想帮忙，兴奋地告诉我她拍过，旋即跑进房间翻了三张照片出来。其中两张是身着传统服饰的泰雅妇人，额头和腮帮子虽然文有刺青，却是气韵全无，表情呆板、姿态僵硬。女孩见我反应平淡，犹疑着是否该把手中握着的另一张照片也给我看，脸上突然现出的羞怯，令我想给她一点鼓励。 “你拍得很好啊，最后这一张一定更棒。” 我顺手从她掌中抽出那张照片，一瞄便被慑住了。画面是整片被梯田盘踞的山头，尽管取景角度平实无奇，呈现的景象却扣人心弦。 “这是在哪里拍的？”我迫不及待地问，盘算着无论如何也得去一趟。 “爷亨，我的老家。”女孩遥指远方，比了个越岭的手势，“就在山的另一边。” 桃园县复兴乡，1978 西螺的惜福老人 来的真不是时候，一路经过的田园都不见有人工作。虽已入冬，但宝岛一年三作，什么季节都有农事好忙，谁知我竟然赶上水稻、旱谷以及各类蔬果都刚收成好的空当。嘉南平原难得有闲，举目望去，不仅没半个人影，连树木也显得稀稀疏疏、零零落落，冷冽的风在耳旁呼呼作响。 正发愁该往哪个方向继续旅程，只见远方一坨影子缓缓移动，料想是有些什么事。朝目标行去，靠近了才发觉，一位戴着鸭舌帽、打着围巾、身穿厚夹克的老翁驶着一头老牛车，沿途捡拾一亩亩园区里的弃置物。蔗叶、菜根、采收过的豆茎、树木剪下的枝桠、整修围篱换下的残木破竹都被他当成宝，整个田野被他捡得一干二净。 对于我的出现，他一点也不讶异，也丝毫没质疑我拍照的动机，还老远就对着我点头微笑，仿佛我是旧识，是返乡的游子。在那个天苍苍、地茫茫的当下，一个陌生人的善意还真是让人温暖又受用。我拍我的，他忙他的，两人专注地干着自己的活儿，并行了半晌，连话也没说上一句，却仿佛多了个伴儿。 当时的我年轻，不太明白这位看起来并不贫困的老人，干吗顶着寒风捡些只能当柴火，且又不耐烧，顶多起起火的杂物。现在就能体会，这位乡下老者是惜福，珍视大地供给人类的一切。惜福的人往往也惜情，纵然只是片刻凝视，我在他眼里也成了有缘人！ 云林县西螺镇，1982 布农人的床头话 要说挫折最多的拍照经验，就属去台东县海端乡利稻村的那趟。我在台湾全岛走透透，唯独当地的布农人居民不愿被拍，对相机仍然怀有恐惧，认为摄影会把人的灵魂给摄走。都已二十世纪末了，照相术发明之初的迷信还存在，可见那村落当时有多封闭。 也难怪，利稻被崇山峻岭包围，若非1972年年底南部横贯公路通车，村民很可能还活在十九世纪的氛围里。总之，我一举起相机，无论大人小孩，不是纷纷躲闪，就是连连怒骂。问明原委之后，我干脆把相机放进包包，陪一户人家到田里拔了一下午的玉蜀黍。村里没有秘密，一家就代表全村。赢得好感与信任之后，第二天我就被允许拿着相机四处取景了。迷信虽然难以破除，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互信却能穿越藩篱。 一位喝醉的村民告诉我，在他们的先祖时代，有个大家庭的十二兄弟都讨了老婆，同住在一间大屋里。为了怕床头话被听到，每对夫妻都自编暗语传情，时间长了就各有一套语言系统。有一天巨洪来袭，冲散了家族，十二对夫妻各自在不同的地方繁衍，成为后来讲着不同语言的十二支台湾少数民族。 离开利稻的那天早上，我在公交车招呼站碰到这对要下山打工的布农人夫妇。面对镜头的他们虽不再惶恐，却也不十分自在。太太腼腆地笑起来，小声地跟先生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传承自他们先祖的床头话。 台东县海端乡，1977 流笼里的农夫 连日豪雨终于歇止，可是山洪直泻、溪涧湍急，原本可以溯溪而过的河道没人敢走。埔里镇桃米村的这条小溪一直就没搭桥，大水一来，村民只能借着简陋的流笼，把自己拉过河。景象叫人心惊肉跳，我在岛上所见过最惊险的交通工具，莫过于此。 当时，我们正在为了电视节目出外景，车辆在山区里走走停停，已经绕了好几天。夏日午后，西北雨来得急猛去得快，前一刻还阳光普照，刹那间便乌云罩顶，雷声如鼓，雨水哗啦啦地倒下来，才几秒钟就能把人淋成落汤鸡。四周全是白茫茫的，司机将车停在路旁，雨不停不敢上路。 我眼尖，远远就看见半空中吊了个人。一只斗笠、一片塑料布，就是这位农夫抵挡倾盆大雨的装备；仗着几条铁条焊成、恰恰可以容身的小笼，就要自行拉缆子渡河了。那天的景况，直至今日依旧鲜明。回想早年的台湾，老百姓的生活处处可见克勤、克俭、克难的痕迹，人们韧性十足、活力无限。在那些个年头，克难被认为是美德，因为能克难就是能克己。如今，凡事求便捷、贪舒适，克难反倒成了落后的代名词。 科技愈进步，地球能源耗损得愈快；为了满足无止境的物欲，我们一再透支子孙的资源。有朝一日，严苛的生态环境必然会成为人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届时，克勤、克俭、克难将不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教诲，而是人人生存必备的本事。 南投县埔里镇，1981 垦丁农场的孤单女工 旅游风气渐开后，观光有了“产业”之称。随着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畜牧业逐渐兴旺，山坡地纷纷被开发来植栽牧草。一望无际的草原让人想象塞外风光，正好与观光结合，成为招揽游客的卖点。位于屏东县恒春镇的垦丁农场就是当年的一个新兴观光盛地。 为了录制电视节目《映像之旅》的“牧之旅”，我专程造访种植牧草的农场。看惯了台湾农家以户为单位的小耕作面积，企业化经营的那一大片田野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农园面积大得超乎想象，所需人力却少得难以置信。在这里，几乎看不到劳动的存在。 一辆庞大的机器在草原上开过来开过去，所经之处，牧草不但被割得干干净净，还被捆得方方正正、摆得整整齐齐。农民已不再是农民，只要会开车就行了，传统的看家本事全成了多余。人和土地的亲密关系被机器取代之后，对作物的触感隔了一层，对以往天天沾在身上的泥巴也日趋冷感。天、地、人的精神内涵渐渐消失，最后，生活和工作便成了绝缘体。 这位女工在田里走来走去，任务是跟在收割机后面巡视，若是机器后斗吐出的一捆捆牧草落地时歪斜，便要稍为推动一下，以利搬运车的起重架作业。那天，她只身一人枯等下班的背影触动了我。屏东农业人口众多，或许她也是农家出身？如今，在空旷的田野里，单调无趣地走来走去便是她唯一的劳动。不知对她而言，距离土地越来越远，会不会是不可承受之重？ 屏东县恒春镇，1982 风柜的蒙面女 澎湖是台湾唯一的岛县，由九十座岛屿组成，近年发展观光有成，昔日却是生活条件贫乏的艰苦之地。居民除了讨海便是务农，土壤在季风猛烈、雨水稀少的情况下，只能种些如花生、地瓜等茎矮根浅的作物。为了防范咸风烈日侵害，妇女在外出劳动时都把全身裹得只露眼部一条缝，叫人分不出美丑，也看不出岁数。 那年夏天，我在澎湖本岛南端的风柜等待一天没几班的公交车。天气酷热，站牌旁的杂货店成了候车亭。和我一起等车的是对刚下工的夫妻，从先生疲倦的神情，可猜出太太同样是累坏了。先生把板凳让给太太坐，自己蹲在门坎上朝着来车方向守候，两人虽没交谈，却看得出感情挺好。 公交车迟迟未到，为了打破无言的尴尬，我跟他们说，可以拍张照吗？夫妻俩毫不犹疑地接纳了陌生的我：先生点点头，太太的表情虽然看不见，笑声却是开心又害羞的，答话令人莞尔：“我穿这样，拍起来一定不好看！” 脸蒙得这么紧，人家怎么知道你是谁啊？不过没关系，我对自己说，无论你是谁，都肯定是美的。传统澎湖女性勤奋柔韧、艰苦卓绝，当地谚语“澎湖妇女台湾牛”就是对她们的赞叹与怜惜。 2008年年底，报载年轻一辈的澎湖人多不再从事农渔生产，蒙面习俗逐渐式微。当地文化局怕包覆技巧失传，特将“澎湖传统蒙面”登录为文化资产保存。屈指一算，拍这张照片的日期竟已超过三十年！社会情况改变了，人的质朴呢？ 澎湖县马公镇，1977 水埯的鹦鹉鱼 澎湖的望安岛是热门观光景点，近年来被年轻游客称为“蜜月岛”，除了草原青绿、海湾蔚蓝，一大片金黄色的沙滩还是绿蠵龟的产卵栖地。 相对之下，岛屿北端的水埯村民生活环境就比较艰苦，所以早年有句澎湖谚语“四代无尪，不通嫁水埯人”（四代嫁不了，也不嫁给水埯人）。水埯是岛上最小的聚落，因旧时春、夏季的行船至此补给用水而得名，但因位于开口向北的洼地，不利发展。 村外有个小渔港，村内有许多保存完整的传统三合院，用玄武岩及咕咾石建造的古厝里仍然住着人。那几年，不想打鱼的年轻人纷纷到台湾讨生活，愿意留下来的都是寂寞惯了的老人，或是体力还吃得消的渔夫。白天走在空荡荡的巷弄里，四处静悄悄地不闻人声。 时隔久远，我对附近地区的印象早已模糊，倒是拍摄这张照片的回忆依旧完整。那天风浪虽平，天却很阴，几位妇人在傍晚时分带着箩筐来到海边，准备迎接讨海的亲人上岸。我也陪在一旁，盼望能捕捉几个好镜头。 几条小舢板缓缓靠岸，妇人们冲上前去协助舢板抢滩，无奈渔获多是不肥不美、装不满箩筐的小鱼。其中唯一的珍奇便是这尾色彩艳丽、体形硕大的鹦鹉鱼。见一位妇人像抱婴儿般地把它兜在怀里，我赶紧举起相机，谁知妇人的动作比我更快，马上就把鱼捧上来挡住了脸：“拍鱼就好了，不要拍我！” 所以说，这帧充满超现实意境的作品，导演是她，我只不过按了快门。 澎湖县望安乡，1982 寂静的天地 虽然我老是拍黑白照片，某些极为特殊的场景也会让我觉得彩色胜于黑白。 那天，我来到盛产洋葱的屏东县车城乡，心想可拍的画面肯定不少。洋葱采收全仗人工，被拔起来后，还得先晒几天太阳，等缩过水、剪掉枯叶后，再一卡车一卡车地载去仓库。我大老远地从台北南下，采收期却刚过，一望无际的葱田里只有灰扑扑的干土，剩下的镜头只有仓库的搬运工作可取。 在那还没有冷藏库的年代，洋葱的贮存空间多用竹子搭建得高大、宽敞又凉爽。为了防潮损，仓库的底部架空、四面通风，屋顶却要盖得非常严密、牢固，才能防风挡雨。一摞摞叠得高高的网眼袋里撑满了洋葱，每袋大约装五十公斤，再多任务人就扛不动了。 搬运画面单调重复，拍个几张就让人兴味索然。我东张西望，发现仓库里边有架长长的竹梯直通屋顶夹层，顺梯攀爬，一上夹层地板就被眼前的画面震住了！ 斜斜的天花板上密密麻麻地倒挂着明年春天要播的种，室外强烈的阳光透窗而入，将无以计数的葱籽化成一颗颗璀璨的宝石，光芒炫目，却又带着浓浓的泥土味儿。然而，最让我触动的却是这位完全未觉察到有外人闯入的老妇。挑拣洋葱入神的她，有如礼佛那般虔诚。我屏住呼吸、按下快门，在一片寂静之中，相机的咔嚓变得奇响无比。 我深怕吓着了她，却反而被她的不动如山给震住了。原来她是位聋人，活在不受尘嚣打扰的寂静天地里。那个当下，我与她一同浸沐在神殿的灿烂金光之中。 屏东县车城乡，1980 蔺草的清香 在《汉声》杂志工作期间，我对民间文化着了迷，蔺草编的名片夹、香烟盒、笔筒都让我爱不释手，有一度还试着找工匠帮我编制一只相机包，可惜没能成功。 尽管如此熟悉蔺草产品，在见识到收割蔺草的辛苦时，我还是被吓到了。去高雄县冈山镇本是为了拍摄“箩筐会”，会碰上采收蔺草纯属意外。箩筐会是农家用品的大赶集，已有二百多年历史，每年固定在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八月十四日（中秋节前夕）和九月十五日（义民爷生日）这三天举行。 市集当天盛况空前，不只高雄县的十多个乡镇，就连台东、云林、嘉义、台南的农民也专程赶来凑热闹，进出箩筐会的人龙长得望不到尽头。途经市集附近的河滩地时，只见一对夫妻在空旷的田中工作。烈日当空，两顶小小的布棚根本无法遮阴，无处闪躲的处境十分令人同情。然而，在踩进蔺草田后，我才真正明白他们的工作场所有多难熬。 割下的蔺草一把把平躺着，一经久晒便被蒸出难闻的怪味。草下湿地泥泞，移动位置时要特别小心，否则随时都可能陷在泥坑里。周遭的喧嚣之声不绝于耳，这对夫妻却始终专注于手头的工作，仿佛这一切与他们全然无关，就连我的干扰也不例外。 从那天起，我对蔺草的珍惜又多了几分。蔺草制品越用光泽越润、手感越柔，凑近鼻子还可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仿佛可以跟我对话，让我看到了物命的岁月、农人的风霜。 高雄县冈山镇，1983 农妇的雕像 童年经历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成长，且往往突如其来地横现眼前，甩也甩不掉。那天走在恒春镇郊的龙泉里，沿途都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闭着眼也能分辨，那是被烈日烤得暖乎乎的地瓜叶、被地瓜汁液掺和的泥土。恍惚之间，我又成了九岁的小孩，打着赤脚走在老家通往菜园的小路上，心不甘情不愿地想象着此时此刻同伴们正在看漫画书、打弹子或是海边戏耍的情景。若是在下个转弯就看见当年那永远不变的街景和面孔，我也不会吃惊。 路边的矮树丛后果然有片地瓜田，一位农妇独自重复着同样的动作：铲土、拔地瓜、抖泥土、割叶藤。每个步骤都是再熟悉不过的，我心里有数，好照片正等着我去把它定影。 摄影有时不光是记录，还是期待与等候，期待气氛出现，等候事件发生。人物入镜后，要沉住气，凝神守候最佳动作与表情出现。完美状况存在于不完美的隙缝之中，只对心有祈求的人发出召唤。 类似的场景、一模一样的农事，现在的我却已是远离家乡的摄影工作者。埋怨与抗拒已被理解与敬佩取代，在平凡人身上捕捉不凡的气质，也成为我百拍不腻的题材。 这位体形结实、样貌朴素的农妇是否能拍成令人景仰的雕像呢？我用仰角拍，尽可能地降低身体高度，直到不得不趴在地上，才框取到了理想的画面。一位天地之间的劳动母亲在我的相机里曝了光。而沾了一身泥土与叶汁的我，也踏踏实实地贴近了土地。 屏东县恒春镇，1977 被爱串起的一家子 照片还真像是穿越时空的一道门，每当看到这张影像，我就仿佛坠落在三十多年前的那片玉米田里，心跳加快，脸红耳热。为了赢得利稻村民的好感，我整个下午都在田里帮忙剥黍穗，却也结结实实地被消遣了大半天。 当地人生性开朗，一起干活的几户人家本来只是互相戏谑，没多久就把箭头指向了我这个都市佬。年轻的我脸皮薄，虽听不懂布农人话，可是看他们拿着玉米棒比画、捧腹大笑，窘得只想往玉米秆堆里钻。总之，人人乐不可支，我也就被接纳，能拍照了。 下工后，我陪着格外投缘的那户人回家。夫妻俩有三个小孩，大女儿虽然才不到十岁，干起活来却相当抵事，还能看顾牙牙学语的弟妹。玉米田在山上，村落在台地，步程大约半个钟头。两个小的被装在父亲头上的竹篓里，一晃一晃地好像坐摇篮。母亲走着走着就把竹编的背带卸下来，边喊女儿，边把空竹篓朝她一抛。小姑娘接个正着，把背带往额上一套，高兴得仿佛自己也担上了家计。 温暖的窝正等着他们：这一幕没有第二个拍摄角度可选，只有从正前方取景。一家人脚步轻快，我倒退的速度也不能慢。边退还得边换镜头、边测光，再调高快门速度、对焦、框取构图、捕捉决定性的瞬间。每个步骤都不能出差错，时间与空间必须同步关照，才能展现我想表达的血脉相传、衣钵承递。一家子心连心，就连养的狗儿也被爱串在一块儿了。 台东县海端乡，1977 凤梨田的背影 台湾一年四季都有令人垂涎的水果，种类繁多、品相绝佳，让人看半天舍不得吃，一吃却又欲罢不能。光是凤梨（菠萝）这一项，就有苹果、香水、牛奶、蜜宝、金钻等七八个品种。凤梨酥的美味更是闻名遐迩，由于凤梨的闽南语谐音是“旺来”，因此常被当作探视朋友的伴手礼，近年来也深受大陆游客的喜爱。 制作电视节目《映像之旅》的“果之旅”单元时，我们乘坐一辆中型巴士，由台北直奔屏东麟洛的凤梨田。此地是屏东县最小的一乡，据说当年先人开拓时常见麒麟出没，因而命名“麟洛庄”以志吉祥。在举目尽是矮丛的果园里，我居然碰到了熟人。《汉声》杂志的三位创办人恰好来为“水果专号”组稿，我灵机一动，便把他们从事田野调查的情景也纳为节目内容。 老上司们离开后，一批农妇正要上工，从人人手里握着的杆枝，可知她们是要来绑叶的。甜美的果实得之不易。一个品种从杂交授粉到育苗、选种、分类、淘汰、量产，必须经过二十年。下苗后，也至少要等十八个月才能采收。在发育过程中，为了防“日烧”而产生的病害，得一株一株地将待熟的凤梨用周围的叶子裹好、扎起来。 烈日灼人，果园却无荫可遮，再加上叶尖如剑、果实有刺，一不小心就会被戳得伤痕累累。我把相机转向这群幕后英雄，却没人愿意面对镜头，只好拍下她们的背影。台湾水果会如此之甜，正是因为背后有许多人吃了苦。 屏东县麟洛乡，1984 二水乡的十字路口 二水乡位于彰化县的东南隅，因先民开凿二圳疏通浊水溪而得名。当地的浊水米、螺溪砚颇负盛名，可是我造访之后，却有点失望。不是产品不好，而是作坊规模太小，才半个工作天就让我找不到可拍的画面了。 居民中午多在家中休息，我百般无聊地走在镇里的主街上，东张西望，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条员集路出奇地长，一家伙贯穿五个乡镇，从员林经社头、田中、二水再越过浊水溪直抵林内。走着走着，我就注意起店面的地址来，好奇这条路的门牌到底能编到几号。 一阵吭当吭当的声音传入耳中，回头一看，是辆农村风行的“铁牛车”。小小的车身满载着几乎要倾倒的稻草，光秃秃、硬邦邦的驾驶座上正襟危坐着祖孙三人，认真的模样仿佛运送的是一车贵重的宝物。铁牛车来到十字路口，即使满车的稻草早就挡住了妇人的手臂，她还是中规中矩、老老实实地打出信号，想让后面的人知道他们要左转。 整个画面虽然平常，却透露了一些讯息。第一，本季丰收，农家有个好年冬；第二，儿子、媳妇在外打拼，孙子由祖父母带大。看孩子端坐的模样，就知道他多有教养。 在乡下，一切教养就是以身作则。大人带着小孩上工，让子孙在亲近土地时晓得了敬畏大自然，在挥汗工作时懂得了惜福，在相互扶持时学会了做人的本分。人生道路布满了十字路口，孩子长大后，在每个转弯都能这样沉着、谨慎、处处顾及旁人，哪能不平安顺畅！ 彰化县二水镇，1981 芦洲的沧海桑田 夕阳西下，我行经芦洲，看到这位刚下班的摩托车骑士从后座取出一张小渔网，准备试试手气。他原非渔夫，而是农人；这片水域本来也不是湖泊，而是淹水不退的亩亩良田。 拍照当时，我就站在那汪水中的一条路上。路面虽窄，摩托车骑士却川流不息，往来周围工厂的大卡车也络绎不绝。换句话说，我的身后虽然车声轰隆，面前却是宁静、浪漫得出奇，转个身就是天渊之别。 古时候的芦洲是邻近淡水河畔的一片低平沙洲，河岸两旁芦苇丛生。据说芦花盛开时，花絮纷飞；夜晚月上树梢，芦花泛着淡黄月色，微风吹拂，犹如浪花飞舞，美不胜收。 由于那片良田地势低、近河口，每当豪雨成灾就会首当其冲。专家们将淡水河道的一处瓶颈炸宽，以改善淤滞；流水量大大提高后，海水倒灌却也益发严重，邻近地区达八百五十公顷的土地全浸在了水里。世代务农的庄稼汉不得不改行，大部分村民也因而移居，留下来的人便以捕鱼为生。沼泽中的鱼类、藻类迅速繁殖，引来大批水鸟栖息，一个新的生态环境俨然成形，成为台湾北部最热门的赏鸟区。 时隔三十年，我却再也找不到当初站的那个位置了。海水倒灌的痼疾被二重疏洪道治愈后，沼泽被填上了土，成为商家林立的闹市。曾是桑田的那片沧海，摇身一变又成了钢筋水泥的丛林。曾为农夫、渔家的居民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不再；成为白领阶层的他们，唯一的劳动仅存在于指尖与计算机键盘之间。 台北县芦洲乡，1980 碧侯村的浓烟 报载泰雅人原乡之路：具二百年历史的“南澳古道”经整修后即将开放游览，三十年前造访南澳的回忆又被勾起。 这条古道又名“比亚毫”，是当年带领族人迁徙的头目名字，汉字音译“碧侯”。那年圣诞节我恰好在南澳乡，听说碧侯村有平安夜晚会，便专程入山。在举村皆是基督徒的部落里，这可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活动。全村老少兴奋地忙着布置教会、准备表演道具，有个人却孤单单地在空旷的山谷田间除草、烧稻梗。我好奇地趋前探视，才知道他不是泰雅人，也不是本省人，而是当年迁台的退役军人，俗称“老芋仔”。 为什么叫“老芋仔”呢？有人说，那是因为芋头哪里扔哪里长，营养丰富却价格低廉。也有人说，“芋”是“愚”的谐音，因为这批人傻得可以，十来岁就离乡背井为台湾拼到老，却落个晚景凄凉。青壮年时保家卫国，退役后又投入开发南北横贯公路、苏花公路等台湾重要交通干线。工程结束后，有些人留在山上垦荒辟果园、娶妻生子。成不了家，或是被姑娘骗光积蓄的，便只有在“荣民之家”残喘余生。即便是比较幸运，能过上好日子的人，大半辈子也脱离不了思乡之苦、弃亲之疚的折磨。 我问这位碧侯的新居民：“怎么不去与村民同乐？” 他只是浅笑，口音带着大陆的北方腔：“事情总要有人做啊！” 惆怅就像是周遭的浓烟，闷闷地一阵又一阵地冒，飘向远方。 宜兰县南澳乡，1981 赛嘉村民的笑容 有时，千言万语也比不上一个真诚的笑容让人受用，尤其是来自陌生人的。 那回，我们的电视外景小组到屏东县三地门乡录制当时的新潮运动——滑翔翼和飞行伞。面积两千多公顷的航空运动公园占了大半个赛嘉村；由于中央山脉屏障，上升气流稳定，再加上活动空间宽广、视野辽阔，经常吸引国际好手前来竞技。 当天我的工作是导演。想也知道，在天上飞的哪会听在地上导的，我所能做的只有提醒摄影师哪些镜头不可漏掉、哪个角度不能错过，再拍些空景，等等。一天下来，活儿干得心虚，人也舒坦不起来。 准备离去时，一台牛车从远处慢慢踱来，我赶紧抓起相机，整个人如鱼得水般地自在。那是刚下工的排湾人，一家子全在牛车上，连同在前面开路的爱犬共五口。排湾人是台湾的第三大少数民族，以华丽的服饰及雕刻手艺出名，地位分头目、贵族、勇士、平民四个阶级。族人天性开朗，曾有位工人跟我说：“我们排队都是弯弯的，所以叫排湾人。” 眼前的这家人，看起来跟最常见的平地农家没两样，只是更为乐天知足，全身散发的幸福感，连我这个陌生人都领受到了。尽管牛只老迈、车篷简陋，几麻袋的收成也算不上丰盛，一家大小却是天生富裕，才打照面，就毫不犹疑地给了我最慷慨的笑容。 牛车往远处慢慢踱去。目送的我心开意解，郁悒早不知被老牛踢到哪儿去了！ 屏东县三地门乡，1984 摄影就像双面镜 三十年前，我去苗栗县探访泰安温泉，途经圆墩部落，发现那儿竟有个小矿场。该部落位于汶水溪谷左岸，七八十户居民大多是泰雅人，可是下矿采煤的却都是上了年纪的退伍外省老兵。 台湾如今已不产煤，但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煤业鼎盛时期，全省有大小四百座矿场，近六万矿工。工资虽高，工作却极为辛苦，又有落盘、瓦斯中毒、搬运事故、火药事故、坑内水灾等职灾风险。台湾由农业转型工业，经济突飞猛进，自嘲“已入土，只是还没被掩埋”的采矿人功不可没。 我进矿坑底部拍过照，明白在暗无天日、空气污浊、温度高达四十摄氏度的坑道里是什么滋味。工人们只着内裤，在岩缝中扭曲着身形，一镐一镐地掘煤，热得受不了，便拿冷水管朝身上冲。长年下来，除了肺尘症、驼背、脊椎损伤，包括心脏衰弱、眼球震荡、听力障碍等职业危害不胜枚举。 圆墩的那个矿坑特别窄小，工作环境也格外艰困，难怪只有任劳任怨又认命的“老芋仔”肯干。知足的他们毫不抱怨，还满意地表示收入不错。我站在坑道入口的正上方，趁这位矿工飞快下坑前按下快门。只不过一瞬间，他就轰隆隆地随着台车不见了，留下无声的眼神，将坚韧与尊严刻在我的心版。 摄影有时就像双面镜，既映出对象的影子，也照出摄影师的感受。表面上好像是拿相机的人捕捉了什么，其实，被摄的却是他自己的心。 苗栗县泰安乡，1981 兰屿的包袱 兰屿是台湾最大的高山离岛，岛民为达悟人，由菲律宾巴丹岛移民至此已有数千年，两岛居民语言至今仍能相通。岛名的达悟语有“人之岛”之意，汉人以闽南语音译为红头屿；因盛产蝴蝶兰，1947年正式改名为兰屿。族人惯于春夏两季以自制拼板舟出海捕飞鱼，故兰屿也有“飞鱼的故乡”之称。 达悟人是台湾少数民族中唯一的海洋民族，本性单纯善良、与世无争，却因外来文明的入侵而遭受很大影响。我的拍照热情一到当地便会立刻降温，因为一些岛民见人举起相机便伸手要钱。据说这是早年民族调查学者为了研究方便，以酬劳换取配合而让他们养成的习惯。我倒不是怕花钱，而是不愿意让创作变成买卖。 1982年，台湾电力公司在兰屿建造核能废料贮存场，每年赋予数千万元回馈金。民识渐开后，族人于1996年发起激烈抗争，废料自此停运并封场，但近年来贮存桶的锈蚀程度已引起社会大众的密切关注。 那天，我在三十七公里长的环岛公路行走，途经红头村外，遇到了这位扛着一袋芋头的妇人。在田里干了一天活的她，神情显得相当疲累，收获成了沉重的包袱，整个情景仿佛是达悟人现况的写照。我连忙捕捉画面，她却毫无索取酬劳的意思。 透过相机镜头，只见妇人一脸肃然，深深地盯我一眼后便将目光移开，仿佛是在谴责我以及一切外来的侵入。 台东县兰屿乡，1982 红叶的一家四代 台湾有六十几处温泉，依断层结构集中于四大区，每一区都自称水质冠全省，但这实在不好比，因为有的水质含碳酸铁，色如铁锈，有的水质含碳酸钙，清澈无味；总之是各有疗效。我倒是蛮喜欢去花莲县的红叶，因为那儿位置偏僻，居民又多是太鲁阁人。 那天，村里有户人家在挖地基，由于地底是岩盘，用榔头铁锹凿了一个多星期还是没辙，合计得雇挖土机。六十来岁的家长透过儿子翻译告诉我，他住的房子是他父亲盖的，所以他也要趁着还有力气盖一间给子孙。 见一小童站在旁边的矮房台阶上朝窗内探，我好奇地走进去，才知他的祖母正在织布。太鲁阁妇女从小就要学织布，会织布才能文面，而有文面才算美丽。技艺精湛便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会成为勇士们竞相追求的对象。 编织材料取自苎麻，将树皮经过剥麻、刮麻、取线、煮麻、染色等手续后，便能将全家人的衣着、被单一经一纬地织出来。太鲁阁人深信，人死后将跨越彩虹桥，回到祖灵的怀抱。族人的服饰多彩、横纹，就是象征彩虹桥；其间夹杂的菱形图案则是祖灵的眼睛，代表穿衣裳的人有无数祖灵的庇佑。 窗格上方挂着两幅肖像，一是着起唐装的祖先，一是在军中服役的儿子。古老传说仍未远，整个家族却已走过了三个时代。 我举起相机，在框住这一家四代时，仿佛也框进了部分的台湾近代史。 花莲县万荣乡，1979 第三单元 信仰 北港的妈祖信徒 那年妈祖圣诞，我带着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位华裔记者到北港拍照。随着进香团由城外进入北港镇，沿途的迎神鞭炮震耳欲聋，炸得我们无处可躲。我都快受不了了，身旁的大记者却好整以暇，因为他防护周全，还戴着隔音效果极佳的耳罩。 我俩年纪相当，也蛮谈得来，可他的派头就是不一样，装着电动马达的相机摁起来像机关枪，好像底片不要钱似的。我才按过几下快门，他却已经换了好几回胶卷。 “三月疯妈祖”，每到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台湾各地投入妈祖起驾绕境的善男信女据说有上百万。有些进香团的徒步路线要八天七夜才能走完，信徒的体力与意志不可小觑。 一位虔诚的妇人才踏进朝天宫的山门，便不由自主双膝落地，激动不已地叩起头来。地上厚厚的一层鞭炮屑早被无数双脚踩成了脏泥，铺天盖地的鞭炮也随时都会炸过来，她却无视任何障碍。 最佳的取景位置就是在她的正前方，时机就在她顶礼与起身之间的那一秒钟内。若是被她发现我挡在她与天后之间，麻烦就大了！我屏住气，在她正要趴下去的那瞬间，由她的左侧切入正前方，按下快门，从右侧退出；整个动作也不过就像是一阵风，丝毫没让她觉察。 成为佛教徒之后，我明白了自己当年有多不懂事。虽然我还记得，那位记者在回美国之前来跟我道别，见到这张照片时大叹一口气：“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个角度呢！” 云林县北港镇，1979 苏厝的陆上行舟 位于台南县安定乡苏厝村的长兴宫是一座典型的瘟王庙，其王醮庆典因祭祀科仪保存完善，被当地政府登录为文化资产。然而，三十多年前我去造访时，它仍是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性拜拜。 安定乡在四百年前原为平埔人少数民族的住地，明、清时来自福建漳州的移民屯聚于曾文溪下游南岸，因苏姓民众居多，故取名苏厝村。相传康熙十八年（1679），村民于溪岸发现一艘船，内有上书“玉敕代天巡狩十二行瘟王”之绸制令旗十二支。民众将船迎上岸，建草庙安座奉祀，而后几经迁移、扩充，至1948年于现址兴庙。 在台湾史志中，有许多王船自大陆沿海漂来的记载，靠岸之地的民众为了送走瘟神，必得作醮；比较小的村庄不堪负荷，后来便改为烧王船，将瘟神送入天河，祈求合境平安。长兴宫最引以为傲的便是，他们的王船龙骨由三节木料入榫结合而成，恭送王船的仪式也一直保存着人工扛抬的方式。 沿袭至今，长四十尺、宽十尺、高十二尺半的王船造价动辄近千万台币，船身彩绘华丽，舱内所载物品举凡生活用品、休闲娱乐、工具器械等品项多达百余种。造价不菲，却这么付之一炬，既浪费又不环保，还不如将经费拿来济贫救病；无奈执迷的人们不作此想。 陆上行舟，大船被村民从庙旁的船屋中扛出，在村内绕境一周，再经田野而至曾文溪畔焚化。随行人潮好比航海船只划开的浪花。从镜头看出去，还真是苦海无边啊！ 台南县安定乡，1978 摄影与信仰 三年一科的王醮，所有苏厝村民都不愿错过。在送王船的人群中，一些特别的信众格外吸引我的注意。就像这位老农妇，把自己最体面的衣服穿上了，仪容整理得素净庄严，仿佛要一脱长年粗活所积累的土气。当一个人的虔诚浮上容颜时，看起来就会有灵气。 她应该也有七八十了，这辈子不知已参加过几回仪式，却硬是等着王船来，送着王船走，在芦笋田里一跪就是大半天。对她来说，王爷们既是神明又是亲人，在她从小到大的生活中照顾、庇护着她；信仰不仅是心灵的依靠，也是行为准则。 摄影对我而言正是一种信仰，我相信透过照片的力量，世间的真、善、美可以广泛而久远地流传。证严法师说：“道德是提升自我的明灯，不是鞭打别人的鞭子。”对我来说，相机是赞叹的工具，不是批判的利器。 我喜欢拍真挚、美善的事物，假的、恶的、丑的，我就不拍。无论到哪里，我都努力去发现那里的好，不愿意揭疮疤。没有对象就没有照片；我始终认为尊重对象是摄影的根本伦理。对象允许我拍，就是对我的信任；我不但不能辜负这份信任，还应该运用我的专业训练，在呈现他们的可贵之处时，帮着再加一点分。 烈日当头，这位老妇却始终跪着。在她身上，我看到敬天畏地的虔诚。她或许不识字，却可能比学问高的人贴近真理，因为她明白人在天地之间应有的位置。 台南县安定乡，1978 美浓的伯公坛 初到美浓，感觉就像踏进异国那样新奇，除了入耳尽是听不懂的客家话，还处处可见穿着大襟衫、梳着古式发髻的老妇人。据说客家人的生活习俗、文化信仰乃至于社会宗法制度都跟宋朝时期的中原地区类似，妇女服饰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宋亡后，客家先民奋起抵抗，男丁为了逃避元人迫害，不是到处躲藏便是在家中读书、烹饪、带小孩。户外劳作由妇女扛起，造就了她们坚毅刻苦、勤劳节俭的特质。在汉族历史中，客家妇女也是唯一没有缠足陋习的。 “男主内，女主外”的风气相沿成习，大白天里，美浓的男人家一样悠闲自在。然而，远远看到他们坐在坟头上聊天，还是让我大吃一惊！走近一瞧，才明白那是南部客家人特有的伯公坛，因为石碑上刻的是“福德正神”。 客家人称土地公为伯公，南部客家人不为其建庙、安金身，因为他们相信伯公承载土地、生养万物，是人间与神界的沟通桥梁，所在之处必须四通八达、毫无阻碍。坛座圆形隆起的部分叫“化胎”，与碑前方形的“社神位”合起来就是“天圆地方”；为了接收大自然的灵气，坛后还必须有树木、石头。 美浓的伯公祠多达四百座，几乎是庄头一座、庄尾一座。对当地人来说，伯公就如同家中的长者、祖先，居民每天早晚在祭祀祖堂前，都会先到邻近的伯公坛前上香奉茶。 大伙儿闲来无事，围着伯公说说笑笑，再家常也不过了。 高雄县美浓镇，1982 旗津的酬神戏 旗津与高雄之间的过海隧道通车后，往来交通虽然便利不少，却也让这片沙洲离岛特有的情调在几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十年前我在海军服役，于旗津的运补小艇队待过半年。那时的旗津可真是台湾绝无仅有的一个场域，既有民间造船厂，也有海军船坞，拆船工业兴盛，渔捞、市集一片繁荣。村里村外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全省其他地区几近绝迹的人力三轮车。若要进城，即使目的地近在眼前，也得搭渡轮或是遍满海面的人力舢板。只可惜当时我还未接触摄影，没能留下那许多珍贵的历史镜头。 爱上摄影之后，我重游旗津，正逢一大片填海而成的工业用地准备展开建设。为了讨个吉利，营建商在动土前雇了个歌仔戏班酬神。光秃秃的地面上搭起了棚子，太阳下山后，锣鼓响起，村子虽然离得老远，还是吸引了一群奔跑而至的孩子。 歌仔戏发源于我的老家宜兰，早年民间最盛行的休闲活动就是看歌仔戏。每逢喜庆、还愿，戏班子都会被请来热闹一番，就是神没看到，人也不亦乐乎。在上小学前，我对中国历史人物、忠孝节义的认知都是来自歌仔戏。 野台戏棚通常都搭在庙口，这块地方昨日不曾有、明天将变貌，显然更需要老天爷赐福。工业发达让经济快速成长，也使自然环境的受创程度越发严重，温室效应导致的灾害不胜枚举。老天爷一旦生气，演再多酬神戏也得不到救赎。 高雄县旗津区，1983 兰屿的白日梦 兰屿的达悟人原本与世无争、爱好和平，遇有纠纷即穿上藤编盔甲、头盔，虽手持长矛，却以丢石头及叫啸发泄怒气。双方对峙，只要有一方受伤，战事即告终止。 在昔日，族人半农半渔，自给自足，更以飞鱼捕捞活动为轴，发展出一套具备现代生态保育理念的生活智慧。如今的兰屿埋有核废，又是热门观光区，居民不愁吃穿，捕飞鱼也成了取悦游客的表演项目。 我在兰屿的拍照兴致不高，总觉得关于此地的介绍文字或图像已到泛滥程度，实在没必要再凑热闹。可是，当路过朗岛部落，看到这位在凉台上午睡的村民，我还是忍不住掏出相机，把整个场景留下了记录，因为它代表了兰屿从未改变的一面。 兰屿的传统民宅靠山面海，以防强风的穴屋为主室，再加上工作屋与凉台才算完整。工作屋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用来工作，下层用来堆放柴薪渔具或畜养牲口。凉台既能遮挡酷阳，又能享受四面吹来的海风，是岛民起居室的延伸，可当孩童游乐场、母亲育婴室、宴客餐厅，或是所需要的任何场地。达悟人最喜欢在凉台看海，无论前后左右，举目就是海天一线。祖先们说，那儿连接着天神的家。 此时此刻，身着传统丁字裤的男主人正在做白日梦，家中放养的猪则是四处游荡。睡觉的是他，镜头中的画面却仿佛是我的梦境，古老传说中的兰屿就应该是这么宁静、平和。 台东县兰屿乡，1982 兰屿的头发舞 现在，头发舞已成为兰屿观光的热门项目了。想当年，为了电视节目录像，我们通过关系动之以情、诱之以利，费好大工夫才请出了四位肯在镜头前亮相的达悟妇人。其间还差一点因为她们的丈夫彼此意见不合，让整个计划前功尽弃。 与其他少数民族相较，达悟人的歌谣单调沉闷，舞蹈动作也缺乏变化，但这些妇人浑然忘我的肢体语言还是把我给慑住了。 达悟人的歌谣与其社会组织、宗教意识、工作习惯、传统语言关系密切，有些舞蹈却是在近代才发展起来的，例如勇士舞、头发舞；前者是男人在太阳下的竞技，后者为女人在月光中的祈愿。 族人认为，长发是上天送给女子最美的礼物。当飞鱼季忙完，族人食物最丰、作息最悠闲的时节，妇人们便会在月亮最美的夜晚，带着女儿来到空地或海边。只要有人开始跳舞，其他人便会跟进；人数渐多，大家便围成一个大圆圈，或是排成面对面的两列。人人双腿直立，交臂相握，连成一气，借着重复弯腰、挺身、甩头的动作，将长长的头发抛成一道道黑色的波浪，与近在咫尺的大海唱和、呼应。 达悟人终其一生与海洋为伴，天人合一的性情在此时此刻彻底绽放，像是呼唤着祖灵，又仿佛在与大地万物对话。尽管这一回是为了酬劳而表演，她们的单纯与本真却丝毫无损。倒是应我们之请在日光下祈愿，不知会不会泄露了跟月亮之间的秘密。 台东县兰屿乡，1982 在武界祈祷 去过武界，方知什么叫深山。时值盛夏，原以为山上较凉，没想到四周山头高耸，将这个布农人部落围成了瓮底。抬头一片洞天，只想惨呼：闷啊！ 村内总共一百户，我才待了三天，谁家有什么事儿全清楚了。那时电力供应不足，只有派出所和村公所不限电，入夜到处一片漆黑。村公所的扩音喇叭从早响到晚，既用来布达公务，也拿来联络私事。坐在那儿听广播，很能消暑解闷： “某某某，埔里的商店老板上山找你很多次了；再不还钱，他就不让你赊账啦！” “明天南投县卫生所要来辅导节育，请踊跃参加。某某某一定要来，你太会生了！” 然而，第二夜的一则广播却让人伤感至极。“某某某，请赶紧到派出所来，你先生的尸体找到了。”原来，那位失踪数日的村民酒醉倒地，脸埋在一洼浅水坑里窒息而亡，被发现时，五官都被小鱼吃烂了。 我是专程入山来采访吴神父的。他家世不凡、学养丰富，却甘愿舍弃荣华富贵，只身进入偏远山地部落，在武界天主堂传福音。遗憾的是，无论他多么努力，仍然很难让当地村民戒掉酗酒的恶习。 我在教堂打尖过夜，发现很多父母在外的孩子都把这儿当家，由吴神父辅导他们的课业与生活。告别时，三个男孩靠在教堂窗边朝外望，仿佛生怕错过了终于回家的亲人。我拿出相机，把一旁的耶稣画像也框进画面，以我的方式为他们祈祷。 南投县仁爱乡，1980 多纳天主堂的小孩 从画面看来，这场景有点诡异。一个小孩正襟危坐在神父专属的椅子上，眼睑半开半阖，露出这个年纪不该有的冥想神情；身后同伴笔直地站着，将玩具枪瞄向镜头。 坐着的孩子暴露在光线中，站着的孩子却半隐在暗黑的背景里；明暗对比强化了原有的神秘气氛，使那支倒立的拖把更像是在暗示着什么。有些看过这张照片的人认为，这样的组合十分奇特，让画面充满了待解的疑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呢？ 说穿了，一切都再平常不过。这是间荒废的天主教堂，当中摆了一张乒乓球桌。我的出现让这俩孩儿觉得比打球更有意思，搁下球拍，在我身边磨蹭。这也难怪，多纳位于偏远山区，这个鲁凯人部落平时少有访客，我却大老远地从台北来了两次。 上一回，这个废弃的地方还上着锁，村民们集中在刚启用不久的新教堂，圣诗唱得特别来劲儿。闲置的空间现在被整理成村民活动中心，让我也有了躲避艳阳、稍事歇息的好去处。窗边那把刻着十字架的老木头椅让我好奇，驻足端详时，不禁想到：为何有些人如此需要宗教，有些人却啥也不信？ 大孩子见我盯着空椅子出神，一屁股坐下，叫我帮他拍照。小的见状，也一跃而上杂物堆，从后面掏出玩具手枪现宝。小小的他以为有枪就是有力量，不知得等到多大年纪，才能明白有信仰方有力量。 如今的我已够老，够明白了。 高雄县茂林乡，1979 关庙的把关老妇 四川乐山市、安徽金寨县均有关庙乡，我去的这个却是在台湾嘉南平原，盛产竹笋、凤梨。境内赫赫有名的“山西宫”昔称关帝庙，2009年才大肆庆祝建庙三百四十五周年。 史载此庙由拓荒先民草创，初为土砌葺屋，1718年依日人寺庙建为堂宇，1933年整建为南方庙宇形式，1982年再另建华北式庙宇。旧庙被移于巍峨壮观的新庙北侧，成为如今北南、大小、新旧并存的奇观。 记得我造访的那年，新庙正在兴建，听村民说新庙落成老庙就会拆了，我信以为真，怀着愤慨捕捉老庙的神韵，发现不远处的这幅景象竟然跟我的心境十分契合。 那红砖铺就的巷道、木板搭成的矮屋、缓慢的生活步调，或许与三百多年前先民屯垦时期的景况相去不远？这位老妇怕不有八九十了，却把拐杖杵得像是把关权杖一般威风，虽然满脸风霜，身形却挺得如同一尊坚守传统的塑像。 庙志有言，此宫历经明郑、清朝、日据、民国等各时期，经逢多次变故、浩劫依然屹立；建庙沿革正代表了地方的开拓史。只是不知从何时起，天上圣母、玉皇上帝、观音佛祖、注生娘娘、弥勒财神都搬进了殿堂；加上孔子、月下老人等，各方神圣不下十来座。 新事物永远不愁不来，旧文物一旦被破坏就回天乏术了。每个时代都有新旧交替的问题，如何保留祖先留给我们的好传统，而又能留给子孙美好的创新，可真是需要智慧啊！ 台南县关庙乡，1980 多纳的哺乳图 多纳的这位鲁凯妇人正在用小米穗叶编席子，竹篮里的婴儿才啼出声，她便立刻把活儿放下，将孩子抱入怀中喂奶。户外阳光虽炽，映入屋内却被漆黑的叠石墙吞食，只凸显出母子二人的身影。强烈的明暗对比产生一种慈晖的效果，将这幕哺乳图衬得更动人。 母亲全心全意要让宝贝舒服，一动也不动地静静坐着，丝毫不理会拿着相机东挪西移、试着找拍摄角度的我，仿佛这甜美的世界里就只有他们母子俩。 换了几次构图都不满意，连备用的120正方型片幅相机都拿出来了，还是怎么拍都不顺。平时我自认技巧娴熟，擅长掌握气氛；面对如此幸福圆满的存在，却一时之间有了无力感，感觉任何表现手法都显得多余，遑论为画面加分。 正不知如何是好，隔壁家的两个女孩、一个男孩先后走来，嘻嘻哈哈地在门槛各自找到位置坐下，好奇地瞪着我。原先的宁静被破坏了，单纯的画面变复杂了，我却庆幸在完美中找到了缺口，也就是所谓创作表现的使力点。 构图的正中央是一片最黑的虚无，一切之始仿佛从那里吐出，所有之终也由那儿吸纳。在始与终的时空之间，因、缘和合，便产生了一切事、物的果。拍照不也是因缘？我来到多纳，踏入这户人家、看到这位母亲；三个小孩在我束手无策时走过来。按下快门的那一刻，眼前所有的人都跟我产生了关系，成为我凝住的记忆。 高雄县茂林乡，1978 庙祝与小孩的对弈 桃园县大溪镇是大陆游客挺喜欢来的地方，除了豆干、豆腐乳闻名全省，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慈湖陵寝”。这个蒋介石、蒋经国的灵厝所在于1998年开放，除了景色幽胜，还有不少事迹图片、复刻衣物与墨宝。 大溪原名“大姑崁”，早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就有福建人来此开拓。道光初年，全台首富林平侯看中此地风水，迁来定居后，在修葺大宅院的同一时期不但构建了门楼、城郭，也辟出大溪市街。当年河道甚深，淡水船队可以直抵，此地不但成为本省的主要河港，也是南北货物集散地，商家行号云集，繁华一时。河道日渐淤浅后无法通船，地方开始萧条，又因四周环山，陆路不便，遂逐渐没落成一个封闭的山城。 我在大溪老街拍过不少日据时期所造的巴洛克风格建筑，也记录了河港码头遗址，但只有这一张庙祝与小孩的对弈被我选入《人与土地》摄影集。 那天很冷，又非假日，老街上没什么游客，平时香火鼎盛的普济堂也不见朝拜的信徒。这位庙祝看来是闲得发慌，才会把这么小的孩子也找来下象棋。不足学龄的小男孩，还得站在椅子上才能看得清棋子、棋路，当得成起手无回的大丈夫。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只见那位庙祝下着下着，便开始举棋不定、脸色凝重，想必是棋逢对手，唯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或许我当年拍到的是未来的棋王呢！ 桃园县大溪镇，1974 比利良的桂冠 画面只有这一老一少两位妇人，现场还有另外十九位，最小的是九岁男孩，最大的是九十多岁的老妇。这些村民来自二十户人家，一户一位，田主出两人，一人下田，一人负责供应茶水。全村合力把这户人家的稻子割好，再去帮忙另一户。 这是台东县的卑南乡，比利良的鲁凯人在山洪暴发毁村后，由老部落迁到对岸重建。我到访的当时，山坡地上的二十八户新房舍已接近完工。除了两间二层楼的水泥建筑之外，其余都是以空心砖砌成的平房。这些平房都是村人自建的，七八户人家合力盖好一间之后，再去盖另一间。 在屋顶钉铆安木条以便铺瓦的张牧师说：“等全村房子都盖好后，就会盖教堂，重建期间只有借隔壁村的教堂做礼拜了。”新教堂的一砖一瓦都将混合着教友们的汗水，这次的重建将使族人的信仰更加坚定。在这段时期，村民于自家的工地席地为床、就地为炊。日子虽苦，大家的脸上却尽是满足，因为期待已久、不受洪患侵袭的新家园就要完成了！ 比利良的农作分成两处，一是山上的小米田，一是半山腰的旱稻区。当天的人力分配是一半建屋，一半割稻。原本闲散惯的山胞全变了，灾难没有击倒他们，反而使大家更振作、更团结了。休息时，村民躲到树荫下喝仙草茶，我被这位用叶子覆头的老妇人吸引，觉得她的遮阳装扮仿佛一顶荣耀的桂冠。没错，这次的迁村重建，使很多族人都从常年酗酒的茫醉当中苏醒过来，把时间和体力全用在该用之处。鲁凯人失落已久的荣耀全都回来了，比利良的村民个个都值得尊敬。 台东县卑南乡，1980 在利稻忏悔 被重重峰岭环绕的这一大片山谷台地，竟只见一位农夫。这天的工作是在玉米田下种，不需多余人手，只身单影在辽阔的天地之间，显得既孤独又绝对。 那是我第二回造访利稻。由于制作电视节目忙碌，我荒废了往常天天拍照的功课。昔日一天要用掉数卷底片，此时却是一卷搁在相机里好几个月，甚至发霉、变质。 虽是背影，我仍能认出他来。待一回首，他也认出我来，只点了个头示意，又转身低垂着头。是沉思呢，还是默祷？ 时隔六年，他的外表没怎么变，心境却显然苍老不少。我不也同他一样？电视工作的抢时间、好友难共事的摩擦搞得我心力交瘁。以往，只要举起相机就是处处有情，如今却是看什么都会盘算：这幕景象可以用在节目的哪一段。我发觉，自己不知从何时起已变得越来越冷眼、越来越功利，也越来越难快乐了。 由于他不愿上照，我也就没将镜头正对着他。事实上，他正是那位头顶背篓，负载着一对儿女，让妻子和大女儿走在前头，脸被挡住的父亲。那张照片是我的得意之作，把回家的路上作为全家福的场景，是多么有力的表达啊！一家人的笑靥依旧历历在目，那时的他和我都处于心境最好的状态，他满足于自己的拥有，我用心体会着旁人的幸福。 他不动许久，我无言更甚，心情凝重到不知该不该举起相机，因为他就像镜子般地映出了我的盲目与过失。我心虚极了，在缓缓举起相机的同时，深深地忏悔。在那个当下，按快门不是喜悦，而是羞愧。 台东县海端乡，1983 安平古堡的摆渡 台湾小调《安平追想曲》现在很少有人唱了。在我小时候，收音机不时播放着，大人小孩都能朗朗上口。内容大意是：一位身穿花红洋装的少女站在港口不动，寄望海风能将思念传给出海的情郎，海风却嘲笑她的痴情，吹散了她的满头金发。二十年华的她从未见过父亲，只知脖上挂的金十字项链是父亲留给母亲的，他是荷兰的船医……这首哀怨的歌曲，不只诉说着一个混血私生女的悲剧，也是安平多少沧桑旧事的其中一页。 1622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占领澎湖，以其为东亚贸易基地，次年在台南鲲建简单砦城，是为安平古堡的前身。1624年，在与中国明朝军队激战八个月之后，荷兰人同意把设置于澎湖的要塞和炮台毁坏，并于迁至台湾岛后，将原有的砦城扩建成规模宏大的热兰遮城（Zeelandia），作为荷兰人统治全台和对外贸易的总枢纽。 1662年，郑成功攻下热兰遮城，将荷兰人逐出台湾，建立了台湾史上的第一个汉人政权，并因怀念闽南泉州府南安县的故乡，而将此城改名为安平镇城。郑氏三代统治者均驻此城，故又名“王城”。1873年，英国军舰来犯，船炮命中城内军火库而引发爆炸，使整城沦为废墟。次年，清廷钦差大臣沈葆桢来台，将塌陷城墙之红砖运至二鲲，建亿载金城炮台。 如今，安平古堡与亿载金城已是到台南观光必游的古迹，早年两处隔着运河，无桥可通，只能靠竹筏摆渡。这张照片正是安平渡口的一景，小小的竹筏站满近二十人，撑篙的虽是外省退伍老兵，所渡的人却是在本岛出世的各省新生代，在此岸候船的则是祖先老早就在台湾扎根的闽南人。那天，我觉得自己拍到的不只是一张安平的摆渡，还是台湾的历史与命运。 台南市安平区，1977 看守员与诗人 通霄，这个毫无特色的地方，若是无缘无故，外人是不会造访的。好友陈传兴留学法国十年，返台之后立刻买了一位作家的小说版权，打算拍成电影。那位文体独特、风格鲜明的小说家在通霄当了半辈子的小学教员，一些文艺界的人士也就因他而常往这个荒芜之处跑。至于我的造访，则是为了记录一出客家野台戏。 戏要入夜才演，大白天的市街走上半个小时就无处可去，只好往不远处的海水浴场打发时间，没想到整片海滩就只有三位泳客和一位看守员。尽管无人下水，看守员仍尽责地瞭望四周，以防有人越过插着旗子的警戒区，艳阳当头，却能借旗上的一方小布遮阳。 这一景，在无神论者的小说家笔下，可能成了无比荒谬的存在，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光是如此微渺的阴影，就足以应付烈日灼身的处境，正如同人在逆境压顶之际，只要心中尚存一丝信念，再大的煎熬都能度过。 好友没拍成那部电影，却在二十年后和妻子廖美立制作了一系列的文学家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六部片子中最动人的一部《化城再来人》正是他编剧执导的。主角诗人周梦蝶年已九旬，二十七岁加入青年军随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与河南浙川县老家的发妻、两子一女分隔两岸；1959年起在台北市武昌街明星咖啡厅门口摆书摊，并出版第一本诗集《孤独国》；四十岁开始礼佛习禅，终日入定于喧闹的市井之中，被视为台北的独特文化风景。在社会大众几乎已遗忘了这位传奇人物的此时，《化城再来人》在电影院上映，引起极大的回响，许多人又开始搜寻他的诗集了。一切都是因缘，都有因果。 苗栗县通霄镇，1984 裸身和真诚 几位乡亲前一刻还全然陌生，此时竟能裸身面对镜头，令我这个贸然闯入的猎影者甚是感佩。此带原为凯达格兰人世代安居之地，汉人探知其丰富的地热、源源不绝的涌泉，将之开发成为闻名遐迩的温泉乡。日据时代的殖民官僚将其据为官方度假所，台湾回归祖国后，又渐渐成了风月场所。市政府将公娼行业废除，才使其变为一个情调独特的优质小区。 那次是为杂志采访，我除了记录北投的最后一间公娼馆，也拍了最有名的日本风吕屋、供市民免费使用的公共浴场，等于从人的裸身角度去回溯台湾地方志。 周末假期的大清早，我从温泉路上山，远远就看到磺烟缥缈的溪旁有间石砌的矮房，门外栏杆立着一面告示牌“私人浴池，闲人莫入”。听到淋浴水声和谈笑声，我决定壮胆闯关，心想只要态度坦荡，一定可以让他们了解原委。进门一打照面，四位泡汤客全当场怔住了。我喜气洋洋地道声早，搞不清楚状况的他们脸色才稍微好看一点。没等他们质问，我就先说：“可不可以帮你们拍个照？”语气就像熟识之人，却也谨守分际的礼貌，然后笑开脸等他们回话。他们完全没想到我会以要求当招呼，诧异了几秒之后，靠我最近的一位泡汤客自在又大方地回答：“好啊！” 接着，我就像个影子，无声无息地移动着，只在四位同好之间的气场相通时，才按下快门，然后深深向他们鞠躬，道谢，退出。他们完全没问我为何而拍，我知道，是真诚使他们信任。我越来越相信：只要以本真示人，就能克服重重樊篱。 台北市北投区，1981 举手宣誓或去煞仪式 有一阵子，海水浴场的戏水人潮都被新兴的水上乐园给吸引去了。海阔天空下的浪花不爱，偏偏人挤人去冲假瀑布，这还真是现代都市佬才会干的蠢事。 我是海边长大的孩子，夏天在浪花中打滚，是我童年的甜蜜回忆。泡在咸到苦口的海水中，我方可洗净一身泥土味，大做白日梦，幻想有朝一日乘风破浪，离开这个封闭保守的小镇，周游世界列国，没想到梦想后来竟实现了。 第二次到通霄，是为了拍摄民间信仰、跳钟馗去煞仪式。我找了空当去海边走走，仿佛只要稍稍靠近，就会被渐渐加强的磁力拉住而脱不了身。海浪的起落肯定影响着我的血液流速与心跳节奏，而眼前沙滩此景又勾起了我的乡愁。 两位弄潮儿上岸休息，一人躺着假寐，另一人用沙替他覆身，渐渐就裹成木乃伊。儿时，玩伴们就是经常像这样的，比赛谁能在沙中憋气最久。这种假死的游戏虽然不危险，却会令人恐惧，因为有一种被埋葬濒临死亡的错觉。那时，想要睁眼会眨到，想要呼吸会呛住，想要喊救命定会吃进满嘴沙。越急越慌，最后只能用肩头、膝盖把厚重的沙堆顶散，再抽出手来突围，将脸上的沙层扫落再猛猛吐气、慢慢喘息才不至于吸进沙粒。那种过程还真有又活过来的庆幸。 此刻，被埋的泳客举手向天，有如宣誓的手势；我懂，所以适时按下快门。那晚，在沙河出海口的桥上，一人跳钟馗、一人敲锣、一人打鼓、两人吹唢呐的去煞仪式，我也拍得极其有神，因为我信！ 苗栗县，1986 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 最近教育部门公布了一项报告，小学生印象最深刻的课文是：“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真没想到，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篇教材还在用。而且，当年的孩子长大为人父，甚至为人祖父了，脑海里还是抹不掉当初在课堂上朗读时，心中的焦急。 这幕景象令我忆起故乡的牵罟。这项传统捕鱼作业，全赖人力将渔网拖上岸，要是渔获丰收就需众多人手，要不然，渔民们反而会被拼命挣脱的鱼群给拖回海中。赔了渔网事小，赔了命可是悲剧。简单说，牵罟正是人与鱼的拔河，哪边数多，哪边就赢。 当二三十人都还拉不动渔网时，可就是大丰收了。渔人们会赶紧敲锣兼吹螺，希望镇上的人都听到。只要赶来投入拔河队伍，双手拿得动的鱼儿都算自个的。听说拔河人数曾近半百，收获抵得上渔家吃穿半年了。 遗憾的是，等我会拍照，这项古老的渔捞作业已再也见不着了。在地方政府强调观光特色之下，牵罟成了旅游的一项体验活动。而拖上岸的网子往往是游客乱扔的各式塑料袋及饮料瓶，近海已没什么鱼可捞了。 渔民行过的这片沙滩，现在已成了著名的观光湿地，附近四处林立着一架架巨大的风力发电机。天象、地貌、人事物都在变，唯有相机快门捕捉的刹那成为永恒。望着这六位渔民的背影，仿佛令人又回到诵着课文的童年。 新竹县香山乡，1983 渐行渐远的朋友 那回是为了录制电视节目而去虎尾糖厂的，想起当时，我就心生歉疚。工作小组的摄影师杜可风是澳大利亚人，他素食多年，和大家用餐只靠荤边菜下饭，我们却不肯将就他多点些蔬菜，尽是当他的面大鱼大肉、大快朵颐。 入住糖厂招待所的第一餐，小杜对其中一道菜赞不绝口，我们却都不吭气。直到他把整盘吃完了，用标准的普通话问：“这是什么菇呀？真会烧，好吃极了！”我们才点破，那是鳝鱼！小杜的脸整个绿了，我们却笑得捧腹。直到我也茹素之后，方才明白那回的玩笑有多损人。唉！友谊往往就这么给伤了。 《映像之旅》四人帮，除了我、杜可风之外，其他二位也是台湾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然而，大伙早就各奔东西，不再往来了，见面客套还挺尴尬。这幕火烧蔗田的场景，走在前头小小的身影正是这三位友人。当时，我们焦不离孟的情感已有了嫌隙，为了工作彼此都在调整，直至一件小事成了导火线…… 我不知道撕裂的友谊对其他三人造成何种影响，对我倒是有正面作用。我终于痛定思痛，辞了电视公司的职务，自组工作室重回摄影岗位，开班授徒、创立出版社、办了一本中英文双语国际发行的《摄影家》杂志……这都是从伤痛之中痊愈过来的收获。在编辑《人与土地》主题时，我将这张只有自己才懂的照片收进来，正是对那段友情的缅怀。一过又是二十年；人生没几个二十年，一回首，两鬓已白；再回首…… 云林县虎尾镇，1982 农夫与稻草人 很多人问我，“信仰”这个单元的照片是如何选定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信仰因人而异，对信仰的理解也因年龄有别。记得二十五年前，当我辞掉电视公司的工作，全心投入《人与土地》展览筹备时，还不及学龄的儿子整天跟在身旁。他看到我把小样片一一贴在25:1的画廊模型墙上时，甚为好奇地问东问西，并且对我所拟的四个单元不解。我耐心地用童语和他沟通：成长就是长大了，劳动就是做粗重的工作，信仰……我差一点就哑口了。 这张在宜兰县大同乡所拍的照片，农夫一手提锄、一手举着稻草人跨步行走。他耕作的并非田亩，也非菜园，而是利用北横公路拐弯处的一些山崖空地，能种什么就种什么。这样的农夫还真善待生命和物命啊！地太小又太险，不管种什么都只是一些些而已，于是他得频频移到另一处工作。这只稻草人其实也是他的衣架，天凉了有衣服可添，日晒了有斗笠可戴。嘿，他举稻草人的姿态煞是有神，仿佛是自己的化身。这位农夫是多么热爱工作与生活啊，心中无信仰的人，可难如此。 我依稀记得是如何向儿子解释的：“信仰，简单说就是非常地相信，就像你相信爸爸和妈妈爱你，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改变。同样的，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也会爱爸爸和妈妈。永远都不会变的爱，就是信仰。” 五岁的儿子憨憨地点头。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看他三十而立的模样，我相信那时他听懂了我的话。 宜兰县大同乡，1985 第四单元 归宿 灵魂的肖像 当儿子问我，“归宿”是什么意思时，我趁机考考他：“每个人最后都会去的地方是哪里？”五岁上下的孩子最可爱了，啥事也不明白，却能跟大人一问一答，有时童言还真有无染的真知在乍闪。他挺认真地想了一下：“回家。”我嘉许他：“也对，再想想，有没有更好的答案？”并且提示着：“每个小孩都会长大、会老，最后都会怎样？”小脸蛋这时现出了早熟的表情，煞有介事地声明：“我知道了，每个人最后都会死！” 在我从成千上万张的影像档案中挑选《人与土地》的样片时，儿子始终是第一位读者。而这幅“归宿”单元之首的作品，也是他盯得最久的影像。这尊布农妇人的容颜，早就被放大成巨幅照片，贴在我工作室的墙上，以作为暗房手艺的最高标准。因为它的质量几乎是小底片的极致，我的技术再也不曾超越过它。 这位妇人极其配合，她就端坐在自家门口，一动也不动地望着镜头。我稍稍移动位置，想要避开正面角度时，她就跟着我转方向，仿佛是相吸的正负极磁铁。由于她只会说母语，我比手势要她不要随我动，却无法令她明白。我动了几回，她也转了几次，让我始终调不出理想角度，直至泄气地放下相机，向她鞠躬道谢时，她才整个人松懈下来，成为比我预期还要好的神态。我赶紧重举相机，咔嚓一声，攫住了她的灵魂。 展览会场，我发现一位我敬重的小说家在这幅作品前伫立甚久。等我上前招呼，回首的脸庞双眸含泪。我被他的感动深深感动了，这就是文学艺术最大的力量啊：把人世间的感动传来传去！就如同这幅肖像，生命会逝，灵魂不灭！ 南投县信义乡，1980 美而险的景与色 风急急地由海面刮向陆地，前一刻还晴空万里的蓝天，顷时厚云罩顶，但强烈的阳光还是从缝隙突围而出，洒在汹涌的浪涛、绿油油的田畴上。 这是典型的台风天，此次花东海岸的纵走行程，已近尾声。瞬息变幻的天候，将原来的美景蒙上一层险象。美而险，往往有致命的吸引力。 旅行，处处充满诱惑，尤其是有异性朋友相伴，更何况是孤男寡女。那回的花东之旅整整一个礼拜，稍稍松懈就有可能出轨。我很高兴和那位执意随行的女士始终止乎以礼。 那位美丽的摄影爱好者，是朋友的朋友。当她突然提出这个要求时，我只有回答：“这得问我太太才行，要是她同意，我才能答应。”心想老婆怎么可能点头，让她来否决算了。没想到天真的太太竟然丢下一句：“你自己决定，该来的跑不掉！” 我只有在出发前向同伴开诚布公：“你想跟，我会答应，就表示我们彼此有好感，而我太太会同意，正是全然的信任。就让我们此行不存任何幻想吧！” 行前的“约法三章”，如同房中的以布为墙，心中无戒，啥也没用。那天晚上风雨交加，气温骤降，但两人的话兴却有增无减，屋内温度逐渐升高，眼前女子越发妩媚了……我猛然收神起身，笑说：“得赶紧回房给太太打电话，她还等着我今天的简报呢。” 三十年后的今天，太太看到这段文字，责怪我掀开陈年往事有何意义。我说：“意义可大了，这表示你度量大，当年你是在考验我，而我通过了考验！” 台东县长滨乡，1979 梦中梦 那次任务是报道一位神父的故事。云林县仑背乡的罗厝是个偏僻农村，有位美籍神父却在布道之余，训练一些缴不起学费的孩子们做版画。这些小手笨笨拙拙的刀路，将农村景致、农家作息的情节，粗枝大叶地刻了出来，散发出一股浓浓的乡土情怀。 黑白单色的木刻版画装饰性很强，很快就引起外界注意，也有人专程从城市来买。卖画所得平均分配给孩子们，并限定只能用作学费。这种让孩子自立自强、奋发上进的技能训练，真是绝妙的好办法，既利他又激起人的潜能与向上心。 人生充满了意外，摄影更是。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瞬间按快门，意义往往相左。就拿这幕画面来说好了：一位农夫独坐在树下歇脚，从镜头中看去却也像是正在思考大道理的冥想者，姿势端正，双手执杖如持箫，低垂的头隐在斗笠后，充满神秘。大树之下向来是悟道所在，人与景的绝妙组合，使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仿佛暗藏玄机。 罗厝，我一直没有再去。去年我随证严法师行脚，在巡礼全“慈济环保教育”时路过云林仑背，一道通往罗厝天主堂的招牌，勾起了当年的回忆。一切恰似梦中之梦啊！执杖午寐的农夫。 云林县仑背乡，1982 这世人和下辈子 在恒春镇上，家家户户都看得到闲着没事的老人。他们串门子聊天时，并不泡茶，而是用菁叶裹石灰包槟榔待客。外人视为不雅也不健康的陋习，在此地可是又浓又香的生活情调。旅行首重入乡随俗，但这项瘾头，我可是敬谢不敏。 三位在门口剥槟榔吃，闲话家常的老妪见我走近，仔细打量我一番，问道：“是谁家的后生？”当我告知是台北游客时，她们齐声惊呼：“打这么远来，是为哪桩事？”接着，她们屈指数算离家的次数、远行的距离，并互相比较一番。 妙的是，三人不是比谁走的路长、谁过的桥多，而是比谁最少离乡。三人各自走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道路，却老在家园附近打转，顶多就是前往邻乡赶集，到他镇朝庙会。“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这句励志话，在眼前几位不识字、不远行的老人身上全不适用。 看她们耳还聪、目还明、腰杆还挺，回忆往事清清楚楚，人情冷暖肯定都尝过。能够如此豁达，想必有特别的处世之道。我好奇地请教一站、一坐、一蹲的三位长者：“有没有想去的地方？”坐椅子的那位年岁最长，举手遥指北方：“我从小就想到北港拜妈祖，现在能去也走不动了。不要紧，我做人本分、做事实在，下辈子一定能去成！” 虽只是轻轻感慨，但话中涵括了她为人处世之道。她深信因缘果报，确信这辈子只是轮回的片刻。这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大自由啊，身虽困在方寸之地，心却往返生生世世。 屏东县恒春镇，1976 人生飨宴 稻子刚割完，正值农闲。一位西装打扮、梳理素净的村民，漫步在自家门前的晒谷埕，举目望着养家活口的田园。虽然优哉游哉，一蹲，农夫本色立刻现形。长年的粗重劳作，已使庄稼人养成“调整工序就是休息”的习惯。无论何时何地，一举一动莫不是作与息的二重奏。这光景我最明白，而农夫此刻的心情，我也猜出七八分了。 一问，果然没错，他是等着友人一同去赴宴的。早年，农村时兴“谷仔会”，会众把当季收成盈余作为互助会的基金，需要用钱的人竞价投标，得标者得办酒席宴客。这既是储蓄又能济急，且可打牙祭联络感情，当父亲的总会趁机带孩子去补补营养。不及学龄的孩子食量小，所以只许带一位囝仔，便是吃会的不成文规定。 我们阮家人丁众多，可每个孩子都有那么两年时间，月月有顿美味到吃撑的饭菜。陪父亲去吃会，正是我童年罕有的甜美回忆。这位盛装农夫的背影就像是当年父亲的神态，虽然爸爸是木匠，但他的泥土气一点也不亚于乡亲。因为他一有空闲就会扛起锄头下菜园，而他的每个儿子也就不得不陪着他在地瓜藤中打滚了。 拍照最令我着迷的是：既能借对象回到过去，又能把握当下的可贵。调整镜头焦距时，人、事、物由模糊而渐渐清晰，曝光在底片、显影在相纸上的陌生人都成了乡亲，深深地烙印在我心田上。吃会，是我童年的美食代表；而走上摄影之路后，一幅幅难得的影像，正是我人生飨宴中的一道道佳肴。 云林县斗南镇，1982 祖母和孙女的答案 当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购藏十张《人与土地》的作品时，我在惊喜之余也有困惑。因为没有我认为该入选的两幅，反倒有令人意外的这一张。 那回，我专程到屏东县满州乡走了一趟，却没能完成报道，因为这是个一切都处于停滞的所在。稀疏寥落的简陋瓦房构不成街市，起伏不平的地形拓不出田园。人口外流严重，令这儿奄奄一息，除了苍凉之外，我找不到故事可说。所以当这对祖母和孙女出现在我眼前时，简直就像天使来报喜。 可是这一老一少一点喜气也没。人生道路上，一者已近终点，一者方才起跑。可是为何两人都闷闷不乐？原来老伴已往生，儿子和媳妇外出谋生，把女儿留给她抚养。没有老伴相陪的晚年、没有玩伴嬉戏的童时，怎有欢颜？我实在不忍正视她俩，却忍不住举起相机，硬着心肠按下快门，只当这张照片的记录性盖过艺术性。而当它被艺术殿堂典藏时，才使我重新反思创作心态和作品内涵。 当我热衷文学、绘画时，目视所及只是创作的材料。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但接触摄影之后，从镜头看出去的一切，都在向我提出询问：“你和我有何关系？为何要拍我？你要表达什么？”我要拍出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答案就在其中。 也许，巴黎现代美术馆的典藏委员们，在这幅作品中发现了我当时仍不确定的答案。开心之余，我决定附赠该馆那两幅不该漏掉的作品，希望欧洲人也能读得出答案。 屏东县满州乡，1977 永远的老师 台东市马兰郊区，赭褐色的土壤、蔚蓝的天空、灼人的焚风、叶大果肥的树林，一切都充满野性。老远我就发现一位农人，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水圳中洗澡，他的牛只就拴在路旁的桥头。这是何等难得的镜头，我岂能错过！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陌生人的信任，一言一行都差错不得。所以我一开口就是羡慕：“日头正烧，泡在水中，有够爽快！”他要是不应话，我就没辙。然而，他却令我喜出望外地招呼：“少年仔，真凉，赶紧下来试试看。”我二话不说，由马路下到圳边，放下背包，脱了鞋子，卷起裤脚，细心地在他的下游处落水，双掌汲水梳洗一番后道谢：“感恩您相邀，刚才差点中暑，现在全身清凉舒畅了。” 从水中起身，我拉开行李包的拉链，把相机取出往他眼下的地上一放，再取出毛巾将脸、手、脚擦干，往脖子一挂。我决定先把照片拍到，再作解释。念头一起，随即忐忑不安，我吸了一口长气，举起相机，以最缓的时序测光、构图、调焦，刻意让他有拒绝的机会。然而，他却镇定无比，只优雅地将双手轻掩重要部位。方圆数里渺无人烟，快门的咔嚓声奇响无比，我的胸口仿佛中弹一般。 放下相机，我刚擦干的额头已全是冷汗，半蹲在他面前，如同告解的罪人等待发落。没想到，这位陌生老农竟然向我鞠躬，说了一句我绝对料想不到的：“真多谢！”我整个人震住了，心虚至极又感激不尽。这是何等信任，何等宽大的胸襟啊！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台东市马兰区，1980 头城竹器匠 在《汉声》杂志工作期间，我拍摄的所有底片都属公司资产，一大批没有刊出的影像都尘封在不见天日的数据库里。没有回忆就没有往事；当我在构思《人与土地》展览时，这一幕深烙脑海的影像浮现眼前，但底片不在手头，只有回到离开十多年的单位，签了借条借出自己的心血。在暗房用放大机将这位竹器匠的身影投射出来时，我的眼眶都湿了。久违了，故乡的土地，故乡的人！ 这张照片可能是我摄影生涯的第一幅杰作。那时，我才学会拍照不久，且是头遭带相机返乡采风。童年最想逃避的菜园，已经卖给别人了。当我循着记忆残迹，找到河堤边的砾石地时，第一个感觉竟是：那望不到边、野草永远除不尽的菜园原来才这么点大！童年的眼光和大人的视野，简直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世界。 一间矮小的工寮搭在菜园上，走进一看，工作了老半天的竹器匠已很疲累，有点不悦地质问：“你要干什么？”我赶紧报名：“我是木匠顺的第三个后生，阿忠。”之后，他是全力配合我这个摄影新手的笨拙安排，要怎么拍，他就依着摆姿态。《汉声》杂志向来以全记录为原则，我几乎是按工序将一把竹椅的制作过程全给拍完了。为了感谢老人的配合，我特地向他买下那把手艺精湛、造型古趣的矮脚椅。 遗憾的是，由于铁路局人员作业的粗暴，当我在台北提货时，领到的是一堆一节节的竹骸。一股不祥的预兆猛然上身。不久之后，鲜少北上的父亲看到这张样片时告知，谢姓竹器匠已寿终正寝。 宜兰县头城镇，1975 空荡的告别式现场 在海军服役期间，有次意外的假日，我一早从南部搭火车，回到老家时已是深夜。喜出望外的母亲，把几罐热水全倒在盆里，要我赶紧泡脚取暖。那是长大之后，首次与她促膝长谈，不识字的妈妈，一直不明白我在台北文化界已闯出名号，老是停在我过去的叛逆印象，担心地打探：“阿忠，你就坦白告许我，到底有没有在混流氓？”在她的心目中，我永远是个令人操心的孩子。我失声笑了出来，告诉她，我非但没辱家风，还有了些许足以光耀门楣的成就。妈妈还半信半疑：“不是坏人、不做坏事就好！” 就在寒意除去、慈晖满怀之际，我从矮凳起身，不料两脚在湿地板踩滑，整个人往后一仰，脑勺重重落地。瞬间，我的眼前漆黑一片，接着就被远方射下的白光给吸住，感觉整个人浮了起来，慢慢飘走。往事如影片倒带般，快速地在眼前回放一遍。 这难道就是灵魂出窍吗？我从高处看到妈妈抱着我的身躯惊喊，可是我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快，妈妈的声音越离越远。终于，一声声由弱渐响的哀号将我唤回。睁眼一看，妈妈脸色发青、双目含泪，喘不过气地说：“吓死我了，你就像要永不醒来了！”那次经验让我体会：生、死只是一线之隔，无常随时会到。 这是在老家后街所拍的丧事画面，出殡队伍正朝镇外的公墓行去，留下空空荡荡的告别式现场。一阵清风徐过，带走了座椅犹存的余温。 宜兰县头城镇，1981 永浴爱河的人瑞 能遇见魏马良真是我的福气。她是我碰到年纪最大的人，一百零九岁，双目全盲但听力极佳，记忆力更是好到令人吃惊，一个世纪前的童年往事，仿佛是昨天才玩过的游戏，说起和先生初次见面的情景还会害臊。 魏马良是彰化县永靖乡成美堂的最长者，当她的侄子领我到大宅院第二进的厢房时，我仿佛看到古代绣像木刻绘本的实景，眼前的人物穿着打扮、端坐的姿态、眠床的木雕、精致花饰的布帘……除了脚上的拖鞋，一切简直就是时空冻结了的过去。 “我二十二岁从唐山嫁到台湾，七八年后回大陆住了十多年再返台。咱马家是福建汀州府永定县黄竹烟古竹堡人，和魏家是厝边，媒人介绍结婚的……” 八成是许久没跟外人聊天了，魏马良把我当成久别的故友，无话不谈。她的丈夫早已过世，儿子也都已老迈，但这位人瑞的身体状况却好到不必旁人侍候，三餐都是自己用电饭锅连饭带菜地蒸煮而食。她的世界虽是一片黯无，心眼却是明亮无比。 一席倾听让我领受极深。那个下午，不是她年轻了六十岁，就是我老了一甲子，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代沟。她沉醉在往事的回忆中，我神游于幻想的世界里，极其盼望，我那新婚的太太能有福气像她这般长寿、健朗、豁达、优雅且保有赤子之心，同时又永浴爱河，哪怕老伴早已在另一世过着另一生。 彰化县永靖乡，1981 走入未知的旅程 那回，我是随一组登山队伍，才上得了瑞里这个深山小村。阿里山小火车到不了这里，离它最近的奋起湖一站又刚坍方。那几位早已挪好假期的登山客，执意硬闯正在兴建而不准通行的公路。他们雇了一台四轮传动的九人座巴士，为了分摊费用，在火车站招人补空位。我这个专门探访陌生地的旅人，二话没说就上了破车，走入未知的旅程。 太恐怖了，山路不只陡峭而且急弯处处、泥泞不堪，有一度还险些翻车，轮子陷入窟洞两回，所有乘客都得下车帮忙救难。当司机从行李箱取出工具和一捆粗缆绳时，我才明白这是常事。一大早出发，本来预计在山庄用的午餐成了下午茶。登山客被一路颠簸、拉车苦力弄得精疲力竭，个个躺平在房间里，我却被远远传来的锣鼓声给吸引了。在这个罕见人迹的深山中，怎么会有人搭棚唱戏呢？ 空谷回音令人误判方位，我往东南西北绕了一圈后，才发现这队鼓吹并非酬神而是送葬。这是户没有邻居的瓦厝，丧家的每位子孙正排队在理光头，这和我们家的习俗恰恰相反，七周之后方可动肤发，乃是服孝之礼。显然，这又是一个令我意外的生命之旅的终站了。我决定，这位陌生人的葬仪，我要从头跟到底，也算是有缘相送。 摄影给了我介入别人生活的正当理由，同时，躲在照相机背后，让现实世界的冲击有了缓冲，纵使是至悲之事也没那么难忍了。方才起程，浓雾由远而近，一行亲人和我这位闯入者，随即隐没在一片白茫之中。 嘉义县梅山乡，1980 光阴流逝中的光影 这是一次测试相机留下来的意外成果，没有期望而有所得，最最令人开心。拍照的人，总是梦想有架Leica（莱卡）双眼相机，这在当年是个很难达成的愿望，因为一套设备的价钱，可以在乡下买栋房子了。虽然我一开始拍照，就向公司贷款购置了专业的器材，但知道世界摄影大师用的都是Leica时，我的心就蠢蠢欲动。有一天在万华龙山寺前的“贼仔市”看到一台其旧无比的第一代Leica，我硬是东借西欠筹了钱买下它。 天啊！造型典雅而永远现代感十足的迷人机器，竟是如此难使，装胶卷得将底盖卸下，且要小心翼翼地把片轴和一小截片头垂直插入窄缝，才不会卡住卷裂胶卷。调光圈得用指甲在镜头前，粒米小的卡梢扣来推去。调快门速度必先上片，带紧弹簧后才算数，观景窗和对焦屏是分开的，视力没有2.0根本看不清，退片还得像上螺丝般地用力。这台小型相机的鼻祖，还真有个性，要使，就得臣服设计人的思路，它完全不理会你的习惯。但这一切缺点都会渐渐消失，因为它的形状握在掌中，大小、轻重恰好，不一会儿就会忘了它是个机器，感觉它是肢体的延伸。 每到陌生地，我总是先往庙口或教堂去，这样立刻就能感受村民的生活节拍、体会他们的信仰。台北盆地边缘的新庄市，境内最古老的庙宇正是慈佑宫。只要是慈字起头的九成是妈祖庙。两位耆老在庙口闲话，西斜的夕阳将他们的身影打亮如铜雕。光与影的部位随着日落角度而移动，这是我对光阴流逝痕迹最明白的目击。光与影是一体的两面，生与死也是，老Leica相机帮我作了见证。 台北县新庄市，1974 长白山上的日落与日出 根本没路，送葬队伍出了家门不一会儿，就在盘山的梯田间弯来绕去，踩的是不容错身的田埂，一会儿是芋头田、稻田，一会儿是果林、菜园。我可慌了，这一走要多久啊？瑞里村若兰山庄的庄主一再叮咛我，千万别跑太远，在此迷路是有性命危险的。然，我退不得了，云雾飘来时，伸手不见五指，飘去后，山峦的秀丽和地形的险峻一明二白。转眼之间虚实互换，我完全不知身处何方，甚至心生狐疑：这到底是现实人间，还是梦中世界？ 抬棺的只有四人，一口棺木加上人体有多重啊！然领头的人步伐矫健灵活，随时因地形而调整跨距，于是乎，他的肢体有一种沉重无比和轻盈极了的绝妙平衡；足以落脚处也实在太窄，于是每一步都得交叉剪腿走。真美啊！这是我见过最美的舞姿之一：生者与死者共处在云深不知处当中，这出舞码该取何名？ 我问抬棺者，到底还有多远？他也不知，只说，这趟活儿也是他入行以来的奇遇，想必不太有可能再遇着了，他只是随举幡的家人走，越走越纳闷：“是如何相的风水？怎会把阴宅安在此处？”终于，我们在日薄崦嵫之际来到墓穴所在。这真是上上宝地啊！三百六十度的群峰围住我们所立的山顶，这不正是群龙抢珠吗？生在贱时，葬在福地，佑荫子孙。 这是我这辈子所见最美的日落，丧家告诉我：“日出才美，比在阿里山看日出要美上不知多少倍！可惜没人晓得这里。”我好奇问道：“这是哪里？”“长白山！”这片上等的高山茶园，肯定是出自东北移民的后代。尽管此山非彼山，但，日出日落还是同一颗太阳。望它，也正如同望乡。 嘉义县梅山乡，1980 台上台下都是戏 那出戏是用客家话唱的，我一句也听不懂，但从戏码“罗通扫北”也能猜出七八分剧情。看戏的观众可是令人难忘，一眼望去，全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岁月悠悠、沧桑累累啊！随着情节发展，这一尊尊世纪之颜，神情化为剧中角色，一下子喜，一会儿忧，方才还傲，顷刻为悲。此情此景还真道明：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 我都忘了是为何到苑里的，记忆总有裂缝，回想总会遗落。那是庙前广场，是妈祖庙，还是三山国王庙？倒不记得。逆光斜射，傍晚时分是错不了的。众人穿的是厚厚的大衣，该是冬天。我努力回想的结果，竟是跳到童时陪祖母看歌仔戏的往事。 老家的城隍庙前，不时有戏可看。祖母总是要我们早早去占位置，我和姐姐或是妹妹，一人抬长板凳的各一头，小小年纪抬这么重，可觉得看戏之路无比遥远。但再苦也值得，那一出出戏都是我的神游天地，且能回味久久。父亲和母亲很少看戏，不是不爱，而是白天工作太累了，得早早睡觉养足精神，隔日才有力气干活。 祖母爱看文戏，我们却爱看武打。因此，陪看几回，孩子们就会挑戏码，决定要不要抬凳占位。那时，阮家还未分房，光是属虎的堂兄弟就有三位，这房的孩子不抬，不愁另一房的不愿干。因此祖母总是有最佳的坐位，她正坐当中，左右有媳妇护着，孙子们就赖在怀里吵着要钱去买糖葫芦…… 这是一段几乎忘掉的往事，却被这张苑里看戏老人的照片勾起回忆。我的人生经验和拍照时对别人生命的体会，已经结结实实地重叠在一起。有时，还真把别人当成自己了。台上台下都是戏，相机前和相机后的人生，都在婆娑世界。 苗栗县苑里镇，1980 有葬礼和没有葬礼的死亡 那阵子老是遇上丧礼，死神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忙。如此频繁，难免会有联想，于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亲人死亡，就会浮现脑海。 读小学的时候，有天下课回家，只见父亲的学徒骑在马椅上刨木头，除了他和满屋子的木屑及刨花之外，不见家人踪影。学徒用诡异的表情回答我的疑惑：“你们全家人都去山脚下看你外婆荡秋千。”直到现在，我都无法释怀他的嘲讽语气。 外婆在验出得了癌症之后，立刻上吊自杀，她这么做是因为不愿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舅舅再多一天负担。当时，在我们那个保守小镇，自杀是极辱家风的丑闻，丧事多半草草了结，不愿张扬。外祖母的死，令我一想起就鼻酸。日后，亲人也刻意淡化她的死去，渐渐地，没人谈及，她就形同不曾存在一般。 从小，我就是个令父母头痛的怪孩子，经常不去上课，逃到砖窑捏泥巴做塑像；也曾和美术老师顶嘴，挨打反抗而被退学；也曾离家出走到台北谋职不成，又赖回家乡。镇民在教训儿子时甚至会举我为例：“千万别像木匠顺的第三个囝仔！”每次我闯了祸就会被送到外婆家，因为每次我从那里回来之后，就变得格外温驯。外祖母最疼我了，她总是给我零钱和自己舍不得吃的水果，并且一再地给我信心：“阿忠，乖孙，我看你以后会是阮家最有出息的人……” 那回，在云林县虎尾郊外碰到送葬队伍，我一路随行才发现死者就葬在他耕作了一辈子的田地正当中，他虽离开世间却依旧记挂着那片土地。所有人的葬礼都会令我想到外祖母。她没有葬礼。 云林县虎尾镇，1981 离家或是返乡途中 多纳村的摇篮很特别，从屋顶大梁垂下来的绳圈，箍住细竹条编的豆荚状的篮子，一抱就能连篮带人地携着走，不论是进厨房和下田，孩子哭了、哺好乳往桌上或草地一搁，就能继续干活。而当孩子入睡或自己要歇会儿，篮子往吊绳一挂，就成了秋千般的摇篮了。这时熟睡婴儿的脸庞，就像一面无染的明镜，既映出户外的阳光，也照亮了室内的黝暗。最最有趣的是，“顶天立地”般的长绳，一晃就能从室内摇到室外，摇篮就这么门里门外地荡来荡去。这般情景还真具象征性：人的一辈子莫不就在离家与返乡的路途上摆荡吗？ 当我皈依台湾慈济佛教基金会创办人证严法师之后，我对死亡与生命有了和以前不同的体认。佛家讲因缘、因果，并且相信轮回。死亡并非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世的开始，所以又称“往生”。每当同门师兄师姊临终之际，我们还会祝他（她）早去早回。死并不可怕，怕的是放不下、不愿合目。 有位慈济医院的医师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任何人刚验出绝症时，反应完全一样，不愿相信死神这么快就找上自己！但几天之后，差别立现，慈济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事实，与病共处，按部就班地治疗，而非慈济人却会一而再地怨天尤人，逃避治疗。”也许有无信仰的差别就在此：前者比较能接受无常，后者相信自己的意志能胜天。 每个人都会离开人间，谁也不能决定自己会活多久。如今的我已年逾花甲，更相信证严法师所言：“生命的长度无法掌握，但生命的宽度和深度操之在我。” 多纳村摇篮里的婴儿啊，若你顺利长大，就已是将近而立之年了。此时此刻你在何方？正在返乡，还是离家途中？ 高雄县茂林乡，1983 孩子，你记不记得 那回的花东之旅，成功渔港让我在匆匆赶路的行程中，身心整个放松下来。这里太像老家的海边了，同样是面向太平洋的东岸，只是一南一北罢了。故乡头城是宜兰开发史上的第一个城，居民半渔半农，讨海人总是性喜冒险，而保守的大多务农，手艺好的就成工匠了。我记忆中最早的玩具，就是父亲用来画线的墨斗及量规的鲁班尺，至于各种规格的刀、锉和锯、锤，早就被我偷偷用来将剩余木料加工制造各式器具。 父母不限制我们在山上尽情撒野，却严禁我们擅自近海，仿佛沾了盐水就会辱身份，所以海洋就像禁区一般。但，天生叛逆的我经常偷偷下海，怕身子太干净了，还会故意到田里打滚一番再回家。沙滩、浪花、贝壳、极目的水平线、浮在海上的龟山岛……这都是我童年秘密乐园里的珍宝。然，这一切都没有亲情的参与，在海边，我既开心也落寞，无人分享的甜蜜很快就会变酸而涩了。 当我看到这位父亲将他的儿子高高举向天空时，我还真是羡慕这份亲情呢！海离我们镇上，骑自行车也不过是十来分钟的路程。但记忆所及，父母一次也没带我去过，也许是害怕有什么意外吧。当我捕捉到孩子从高处望向我的眼神时，忽然希望这是我童年的光景，只是被我粗心地忘掉了。这是任何父亲都曾有过的动作，或有过的愿望，把孩子高高举起，希望他长大后，一切都比老爸更好。 父亲一定也这么举过我，只是那时我太小，没能记着吧！ 台东县成功镇，1983 走回童年之路 这是当年《人与土地》展览前，我特地回去童时工作的那片菜园。这条由镇上开兰路城隍庙旁拐向河堤的小路，我不知走过多少回。一别二十年，记忆中的印象已和眼前景象连不在一起了。这才使我觉察，童时为了推或拉那奇重无比的板车，吃奶的力气全使尽了，哪有闲情细察沿途风光。最熟悉的空间竟然陌生到难以置信，这种感觉令我对家园有着永难袪除的内疚。我的摄影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对故乡的忏悔。 那天，我开车带太太和六岁不到的儿子回老家。爸爸用脚踏车载着这位鲜少回来的孙子四处闲逛，这是我记忆中不曾有过的待遇。年纪越大的父亲，脸上也越有笑容了，和我印象中的不苟言笑有很大差距。他和我很少对话，这辈子和孙子交谈的次数可能多过于和儿子，父子之间仿佛永远有道看不见也跨不过的鸿沟。 我和太太像是外地游客来观光似的，镇上人家大多陌生，印象深刻的乡亲容颜，也不再从老街的过廊下出现了。这个镇是我全然不认识的故乡，菜园旁的那条溪流更是淤积到快与河堤等高了。往日每逢大水泛滥，菜园就会被一层砾石给盖遍，光是捡这些石头就是可怕的差事，捡的当下已经在担心下次的犯水。 路，虽铺上了柏油，但还是那么窄。我请太太由河堤上替我拍张照片，这是我极少返乡的一次留影。之后，就是母亲与父亲先后往生，赶回奔丧。童年的点点滴滴永远鲜明，故乡却早已没有我的痕迹，直到最近一次路过那片菜园，发现上面竟然盖了一座“慈济环保教育站”。身为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一员，我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 阮义忠走在童年之路，宜兰县头城镇，1987（袁瑶瑶摄影）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om)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