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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标：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政治协商
作者：任冲昊;王巍;周小路;白熊
内容简介
 一部历史写给现实的时事教科书！几位80后作者，用他们的笔描摹过去的世界，用他们的眼睛观察现在的世界，用他们的睿智迎接未来的世界！ 站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回望100年前的时候，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正在显现百年之后的现在，世界仍然在酝酿一场大变革！ 站在世界变革的风口浪尖，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力量，一种应变大变局的力量。本书给我们的便是这种力量！书中从政治、经济、军事、人口、历史等诸多方面，为我们呈现了世界各国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 回顾历史很容易，站在历史的车轮上选择下面的路却很难。这本书清楚地阐述了几位80后对当下道路的思考与选择。他们将会选择怎样的道路？他们又将和这个时代协商些什么？本书将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代序 没有现在的人就没有资格谈未来


  
宋晓军


  
2009年，我与几位朋友合作的新书面世后，我接到了几乎所有英、美大牌主流媒体的采访要求。说实话，当时并没有想到这本“说”出来的书，能让西方媒体有那么大的兴趣。最终，我只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马利文的长篇采访。按照《金融时报》对驻外首席记者的要求，离开所驻国时一定要写一本有关该国的书。之前我看到过《金融时报》驻印度首席记者写印度的书，除了新闻观察的内容外，更多的内容显然是基于英国国家利益对所驻国文化变迁的解说。说穿了，就是帝国战略情报分析的一部分。作为世界霸主的大英帝国虽然已经衰败了多年，但《金融时报》还能保持这样的传统，着实让人感叹。


  
马利文的采访，与当时很多西方媒体不一样，他更关心的是，在书中民族主义情绪的背后，中国是否有一个潜在的、更大的文化整合策略。也就是说，他更关注的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之上，代表大众的统治文化与代表决策层的统治文化之间的整合。这种文化整合的核心就是——中国将要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崛起。


  
具体到采访我的内容，能感觉到他真正要探寻的，是我的海军生涯与这本书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他不断询问中国海军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中国决策层和普通民众对已经通过索马里护航走向远洋的中国海军寄予何种期待？现在看来，马利文的提问，为两年后媒体上常见的包括“南中国海”争端等在内的“中国威胁论”都作了很好的注脚。


  
在接受完采访后，我当时就想，书里的确没有马利文要寻找的答案。2009年刚好是新中国建国60年大庆，官方试图用爱国主义教育整合市场条件的多元化思维，这一点昔日的西方列强不仅看得很明白，同时他们还会以此为出发点，得出实现了工业化的中国走向很可能是“新帝国主义”和“新军国主义”的结论。应该说，2009年是西方舆论从“中国崩溃论”向“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有意思的是，以往一些笃信西方体制模式的知识分子，以往可以用“中国崩溃论”为支撑，强调中国必须效仿西方的体制模式才能避免“崩溃”的观点，实际上仍没有脱离100年前中国人的“救亡逻辑”。而对于百年前已完成了工业化的西方而言，他们显然更想知道的是，随着近10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新利益群体？这个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是否与官方对未来中国的设想一致？


  
事实上，马利文的采访提醒了我，他提出的问题也恰恰是我想知道的。


  
西方工业化的历史证明，以工业为生的利益群体一旦产生，这个群体的政治诉求将主要体现在掌握工业设备和产品的设计、制造上，他们一定希望大部分工业品是自己设计生产的，因为这是保证他们及他们所在的团体长远利益的根本方式。这种群体不仅具备足够的工业知识，而且还有对工业化生活的严重依赖。当然，他们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建立也一定会围绕于此。


  
依照这个规律，中国刚性教育每年培养出来的几百万工业化人口，就是这个利益群体的主体。因此，我想到了1998年我创建新浪军事论坛的往事，想起了那些在论坛上不惜笔墨交流读书体会和讨论国家大事的年轻人。当年他们有着大学生和军事迷的双重身份，10年后，他们在各行各业里从事着与中国工业化进程有关的工作。他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怎么想的呢？


  
说到这儿，不能不提到官方的态度。在面对不断扩大着的接受工业化教育的人口时，仍采用的是“救亡图存”式的宣传。电视屏幕上的层出不穷的抗日题材连续剧和日本不断“扩军备战威胁中国”的新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1931年。事实上，即便是在1931年，年轻人也并不只是通过文学（像今天一样通过微博）去释放“文艺腔”式的政治焦虑感。我手头刚好有两本那个年代出版的书——《1931年国际政治年报》和《中国的重要商品》。一群年轻人在翻译苏联的《1931年国际政治年报》的前言中写道：“目前中国横着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向哪里走？’思想界的樊然淆乱，青年的苦闷，全社会的彷徨，都是为着没有得着合得极适宜的锁钥以打开这问题之门。要了解‘中国向哪里走’，就得先明了中国走到哪里，中国闯进了一个什么世界。所以一方面要在历史上——纵的去了解：中国曾走过了些什么路程？怎样走到现在这个阶段？现在是怎样一个阶段？一方面要在国际上——横的去了解：是怎样的一个政治经济网交织成现在的一个世界？中国在现在的世界中是在如何形式下存在着？整个世界将走向如何的前途？……”


  
看到这儿，看看1931年出版的《中国的重要商品》中排名前几位的黄麻、猪鬃、矿石；再看看2009年中国排名第一、占世界制造业出口15.9%中的工业出口数据，我突然觉得，我认识的这些年轻人完全有资格回答马利文的问题。


  
为此，我准备了两年时间，将与这些年轻人交流的内容整理出版。两年来我与这些曾经是历史专业、经济专业、建筑专业、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现在从事着工业设备销售、建筑工程、咨询工作的年轻人反复交流，我们撰写的文字不下百万字。最后与出版方商量，压缩到了20余万字。他们会从他们的视角回答：实现了工业化的中国是走向英、美一样的金融帝国之路？德国、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还是苏联曾经走过的社会帝国主义之路？中国到底应该向哪里走？能否超越历史的规律？


  
我最后想说的是，自辛亥革命至今100年来，中国人在追求探索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始终没有停步。期间无论遭受过什么样的挫折和迷失，中国人始终没有动摇，无数平凡的中国人对工业化和现代化追求的信念和动力牢不可破。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用了110年达到世界GDP第二，而中国在背负着比日本更为沉重的历史和人口包袱的情况下，达到这个目标只用了60年。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以工业化为主的物质文化变迁，往往是整体文化变迁的先兆，而社会整体文化的核心恰恰就是社会的价值观。中国工业化走到了今天，显而易见，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问题。是用新的价值观完全替代旧的价值观，还是用接纳新一代工业人口的价值认知和体验修正旧有的价值观？尽管从网上的对骂来看，似乎更像是前者，但从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文化变迁的历史规律上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个社会是否接受年轻人对以工业化为主的物质文化变迁的价值认知和体验，不仅取决于政治制度，更取决于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民族心理的弹性。


  
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我认为这些80后年轻人写的内容，非常值得享受着工业成果却怀着农业时代情怀的人一读。中国正在轰轰烈烈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社会应该首先关注这些参与重新塑造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年轻人。


  
把握现在吧，因为，没有现在的人将会丧失谈论未来的资格。

引子 大变局是一种力量，应变也是一种力量


  
2009年春天，笔者受朋友之邀，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发展战略的书，最初只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建国60周年大阅兵应景。那年次贷危机已经波及了日本，日本游纷纷打折促销，于是刚刚动笔，就去日本玩了一趟，没想到这次出行让我改变了写这本书的初衷。


  
日本，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的亚洲国家，像动漫作品一般清洁、精致，传统和现代并存，风景让笔者这样的宅男感到平和亲切。但笔者也从没忘掉日本曾经有过的残暴和侵略性——几十年来的宣传令笔者和很多同龄人对日本这个国家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然而到了日本，路边所见却改变了笔者一直以来对日本的纠结。


  
笔者在日本都市圈之外坐车走了几百公里，经过了十几个大小市町，每个都安安静静，街上没什么人和车，所有的店铺都几乎没有顾客，店铺里中年大叔大婶看着店面。然而却有一种行业生意兴隆，那就是石雕业。每个镇子都有几个石匠铺，院子里摆满了石料，几个大叔弯着腰在挥汗如雨地干活，但不是在雕东西，而是在刻字——墓碑。每个町甚至每个村的石匠铺都不止一家，一般两三家比邻而居，挂着差不多的旗幡，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父亲的几个儿子或者一个师傅的几个徒弟各自开业。在都市之外，日本基本上没什么事情需要排队，没有排队购物，没有排队交钱，没有排队坐车，没有排队买房入学，没有排队挂号取药，唯有下葬进坟这件事需要排队。


  
拜动漫文化所赐，笔者对日本的基本数据和近现代史有一些概念。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80岁左右，女性多一点，男性少一点，也就是说，现在排队进坟的这代人是1930年前后出生的，他们的人口相对较少，因为他们的父母大部分是血汗工厂里的包身工，或者是帝国军队里的炮灰，或者先当血汗工人再当血汗炮灰，为日本帝国财阀和军阀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也耗尽了太多年轻的生命。人口比例最高的战后婴儿潮一代现在还在给别人刻石碑，日本真正的排队进坟的高潮还要到二三十年之后才能到来。


  
一个正在排队进坟的国家不值得畏惧，即便排队进坟高潮还没到来。让笔者替日本感到窝心的是，这个迅速老龄化的国家竟然同时还拥有1000万20岁以上的专职宅男。和中国宅男不同，日本宅男普遍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没有自己的住宅，没有自己的家庭，最固定的生活伴侣通常是硅橡胶充气娃娃，吃饭靠国家福利和五六十岁的老爸。笔者这一路上随处可见很多日本人家的院子里都有一个有点像小木屋或者集装箱的地震棚，这种就是很多宅男或者宅女的宅。


  
造就宅男的原因是日本的畸形经济。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价格暴涨，史称“泡沫经济”，实际上并不是泡沫经济导致了日本地价高企，恰恰相反，是地价飞涨促生了泡沫经济。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地价就已经涨了很多。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经济每年增长10%左右，同时日本非农业用地价格上涨了13～14倍，20世纪七八十年代涨势更猛。就算在房产泡沫已经彻底消灭的今天（土地价格回到1980年），名古屋这种二类城市的房屋均价也有60万日元，合每平方米3万人民币，到了东京，普通住宅10万人民币一平方米是寻常事。为了降低单套价格，常有30甚至20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出售。


  
地价上涨的速度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炒地皮比造任何东西都赚钱。日本企业虽然有第一流的产品，第一流的质量，第一流的效率，国内又有上千万没工作的宅男宅女，却难以征地扩建厂区，扩大产能。虽然日本人可以靠着精细和坚韧发展出一套“精益制造”生产技术，通过“零库存”节省出仓库，借助高度集成化的机械设备节省出工位，不过工厂就那么大，老爸们不退休，宅男们也进不去多少。


  
等到日本的50后、60后婴儿潮一代退休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日本宅男同龄人已经快40岁了，虽然他们今天可以用动漫、游戏、萌产品填满自己的生活，不过40岁的宝宝又如何能壮士断腕，下到生产线上从头开始学技术、学手艺，又拿什么和我们这些到时候已经默默奋斗，积累了十几、二十几年经验的人竞争？


  
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去日本之前，笔者还以为日本是中国的学习榜样。当怀着一半宅男、一半愤青、一半憧憬、一半嫉恨的心态去看过一趟被神化的“发达国家”之后，我却发现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伟大的国家。靠着这个国家提供的一切，我们已经在开始掌握世界的未来。


  
最初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军事、兵器那些热闹的剧情元素。但随着思考的深入，我意识到首先要看清这个国家的历史，需要知道是什么让我们摆脱几十年前落后挨打的命运，什么使我们转而走向强大。


  
2009年阅兵正好提供了一个观察机会，这一年中国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庆阅兵，徒步方队在前，上万士兵军容严整，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精神士气。后面庞大的机械化方队和空中编队，就是我们走向强大的物质力量，这二者的和谐统一代表着我们过去和现在的轨迹，那么将来呢？


  
随着思路的清晰，我找上了好友任冲昊，然后又找来了周小路、白熊。钟庆、任冲昊合著的《刷盘子，还是读书》应该算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著作了，虽然那本书市场影响力不大。在公众人物中，也只听过吉利汽车的创始人李书福用“要刷盘子还是要读书”这个比喻表明自己企业的发展战略。


  
在《刷盘子，还是读书》那本书里，“刷盘子”指的是追逐可以轻松获得的短期利益，“读书”指的则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为了获得产业、技术、信誉上积累，需要巨大的艰辛和忍耐。现在李书福先生的吉利汽车兼并了瑞典的国际名牌沃尔沃，看来李总和吉利汽车这些年来确实是认真读书了。


  
那本书2004年出版，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还是1∶8.3，当时一个中国留学生如果选择在国外刷盘子，一个月可以挣到国内一年的收入，等做到厨师、领班，拿到绿卡还可以赚得更多。如果选择读书，看起来倒是花钱买罪受，但十年之后他的命运一定不止于厨师和餐馆老板。国家也是一样，中国60多年来持之以恒的努力、付出和探索，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终于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到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在读到《刷盘子，还是读书》以前，我只知道科技、工业的重要，却从没思考过科技和工业从何而来。拜多年受的西方文化影响所赐，我一直默认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民主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还有其他各种“化”只是西方资本主义，也许还有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串附属物。


  
2009年，我又读到了宋晓军、王小东等几位老师的新作。书中想表达的都是中国人不相信、不接受、不高兴西方的语言霸权，不认同现代化、工业化被说成一定要姓“西”、姓“资”、姓“基（督）”。


  
那两本书的几位作者在得知我的想法之后，立刻拿出最大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们。近三年的讨论、打磨与研究，终于使本书得以完成。


  
虽然我们希望能再有些时间使这本书更精彩，但时间不等人，现在全世界的大变局已经拉开帷幕，我们希望能尽早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也就是工业化社会的立场和互联网时代视角，展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对将来的憧憬。


  
不可避免地，本书会提出很多新概念。由于能力所限，我们无法对这些新概念逐个论证、阐述，只能简单地展示一个轮廓。希望本书能引起更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和我们一样，在科研、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管理第一线工作，共同建设工业化中国的年轻人的讨论。更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将我们的未来带向更自信的轨道。


  
谨此献给为我们铸就工业化中国的父母，也献给将来要和我们一起继续推动国家的学弟学妹。

第一章 选择一个伟大的国家


  
当时俄罗斯总理问船厂：“完成这艘只差1/3工程量的航母，工厂究竟还需要什么？”厂长马卡洛夫回答：“我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委、军事工业委员会、九个国防工业部，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建造和拥有它。”……解体后的苏联已经不可能再拥有这一切。


  
在1996年，我们整个国家都做出了选择，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选择会把我们带向何方，但是，当五星红旗在“老瓦”的桅杆顶飘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选择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h2>否决权——一个大国的自由意志</h2>

  
2012年的春天异乎寻常地寒冷。在人们早就已经习惯了用“雪上加霜”形容欧洲债务、美国赤字、日本地震、中东变局之后，一场超级春寒大概已经不能让大家关注气候问题了。更多人恐怕会想起那部叫《2012》的好莱坞大片，虽然科学家们反复告诉公众，2012不会是世界末日，不过大部分人都不会否认，这个世界显然正趋于失控。


  
已经持续一年的“阿拉伯之春”仍然在蔓延，继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之后，现在的焦点是叙利亚。2012年2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常任理事国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摩洛哥提交、西方国家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等共同起草，旨在敦促叙利亚现政府交出权力的决议草案被否决了。


  
这个外交动作迅速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和热议，叫好者和叫骂者都加足了分贝，火力十足地在各种媒体上展开争吵。照理说，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联合国支持或者反对任何一个提案都是正当权利，本不应该成为关注焦点。


  
笔者并不打算过多分析中国动用否决权有何深意，因为仅仅是出于中国人对“人权”的理解和对“改朝换代”的认识，这个反对票也不能不投——叙利亚这个逊尼派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有个属于阿拉维什叶派穆斯林的总统，还有一个同属阿拉维派的军官团和官僚集团掌握实际权力。在一个政权、经济、阶级矛盾和族群教派对立纠缠在一起的社会中，如果没有强有力监督与和平保证，天知道改朝换代会带来什么。远了不说，20世纪90年代前南斯拉夫，在苏联的很多地方，在非洲中部，都发生过由于政权更迭引起的种族仇杀，死者以百万计。


  
为了人权而否决是理由，但理由和行动能力还不能画等号。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也曾经拥有安理会否决权，但这个否决权甚至无法让台北当局保住联合国席位——否决权是大国自由意志的体现，傀儡国不配拥有它。


  
1950年美英组织联合国军干涉朝鲜战争，当时的苏联拥有否决权，却没有行使，只是离场以示抗议。苏联不敢行使否决权的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美国是全世界唯一的核大国，时刻不忘挥舞自己的核大棒。虽然苏联在1949年也进行了核试验，不过还没有可靠的轰炸机，只能按照老习惯，趁着被美国公开进行核讹诈之前摔门走人。


  
说到底文事之行，武事备之，否决权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对大国毁灭性力量的承认。联合国有5个常任理事国，世界上也只有这5个国家拥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战略核潜艇和多弹头分导能力。这些武器综合起来叫做战略核力量。拥有战略核武器的国家有能力引发核大战，核大战会毁灭全人类，所以这几个国家自然就有权决定别人不能做什么。这看上去虽然不怎么公平，却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否决权本身，就是用来避免核大国之间把矛盾憋在肚子里，憋出大麻烦来的战略安全机制，所以这种制度设计能够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


  
不过话说回来，核力量是否决权的底牌，在赌博中谁也不会随便亮出底牌。国际博弈有很多层次的较量，拿到联合国安理会上的任何决议草案通常会绕开核大国的底线。这时候很显然需要另外的大牌，比如涉及海外经济利益的时候，如果少了用来在千里之外维护海外利益的工具，纵使是核大国，也会陷进有劲没处使的境地。


  
在这次投票的6个月以前，我们已经拿到这张次一级的大牌了。


  
2011年8月10日，苏联建造的“瓦良格”号航母第一次靠自己的动力出海。14日海试完成，舰队归来，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桅杆顶端。


  
将来的历史上肯定要记录这一刻，因为这是我们的国旗第一次在一条真正的航母上飘扬。这不是当年张作霖用两千吨的二手货船改造的“水上飞机母舰”，不是我们买来做航母主题公园的“基辅”、“明斯克”，这是一艘拥有20多万马力强劲动力，可以搭载一流战机的远洋作战平台。


  
不仅是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也会记录这一天，因为从这天起，五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有了航母。只是不管全世界还是中国人自己，都需要一些时间适应这个变化。


  
变化说来就来。2012年2月16日在联大会议中，中国再次对一份涉及叙利亚的议案投下了反对票。这次并不是否决，因为联大没有否决机制，当然联大决议也没有执行力。比起联大通过一个决议本身，真正让人关注的是，这次只有12个国家和中国站在一起。这个结果让刚刚还在争吵的不少人感到更大的恐慌，是不是我们又被孤立了？


  
几百年来，西方人尤其英美一直很擅长靠临时拼凑联盟合伙遏制新崛起的势力，靠这招他们联手对付过哈布斯堡西班牙，对付过荷兰，对付过拿破仑，对付过德国，对付过苏联……


  
现在指望他们改弦更张肯定是自作多情，一群狼合伙对付一个敌人的动机，从来都是为了最后分尸吃肉。


  
苏联垮掉之后，北约继续东扩，高歌猛进地把战略导弹防御系统推进到莫斯科城下；拿破仑退位之后，被囚禁在小岛上直到病死；荷兰丢掉海上霸权之后，入侵的法军还要扒开海堤淹没国土；西班牙帝国签署《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英法还要彻底瓜分哈布斯堡家族的王位继承权和西属殖民地的商业垄断权。


  
历史一直就是这样的，对手退缩不会让狼群放弃攻击，对手逃跑不会让狼群放弃追捕，对手倒下不会让狼群放弃杀戮。那我们又该怎么办？


  <h2>“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h2>

  
这让笔者回想起1996年，那一年美国人把“独立”号航母开到了台湾海峡。美国、航母、“独立”和台湾海峡，这几个词出现在一起，太有象征意味了。


  
李登辉访美的时候，笔者正在南方上学。解放军向东南集结，导弹试射和海陆空联合军演的新闻占满了电视频道。随着军演进行，紧张的气氛开始在一些南方城市扩散。学校附近有军用机场，笔者记得清清楚楚，轰-5机群天天从头上飞过，偶尔还有一些轰-6。


  
轰-5和轰-6都是仿造苏联的轰炸机，一种是1947年研制的IL-28，一种是1950年研制的Tu-16。就在这些“二战”后研发的飞机再次披挂上阵，准备威慑“台独”分子的时候，美国的F-22——第四代战斗机已经开始试飞。


  
这种差距让人绝望，1996年大军演演练的是“千船竞渡过海峡”，可是一千只羊怎么对付一只狮子？一千条渔船又怎么驱逐一条航母？难道又是“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吗？


  
当时我们最先进的飞机是几十架苏联制造的Su-27，这是中国仅有的第三代战斗机。在大海对面，美国一条航空母舰上就有40多架第三代战斗机。而随着“独立”号部署到位，美国又从波斯湾调来了更强大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


  
飞机的差距只是整体实力差距的一小部分。美国一共有15条航母，而我们驱逐舰才只有十几条，许多军舰上连防空导弹都没有。我们所有驱逐舰、护卫舰上舰炮的炮管加起来还不如美国的航母舰载机多。这还没算美国10条同样可以起降飞机的准航母——两栖攻击舰。


  
那个时代，李登辉发明了“两国论”，之后又发明了“七块论”，那时候很多人认为“台湾独立”将是肢解中国的第一步。那时候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南斯拉夫正在被西方一块一块地武装肢解。这就像苏文茂相声里说的，“扔了一只靴子，为等第二只熬了一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下一只靴子将要扔到我们的头上，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想我应该感谢我父母那一代人。从1996年“台海危机”，到1999年“5·8”炸馆，再到2001年“4·1”撞机。我要感谢的是他们那代人没有退缩。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毕竟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第一件震动心灵的大事就是抗美援朝，之后他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时代进步。


  
对他们来说，1996年到2001年的生活不算富足，甚至连衣食无忧都不好说，很多人那时候正在面临或者已经下岗，就算如此，他们也不愿意退缩，不愿意放弃自己经过艰苦奋斗得到的这一切。


  
我父母那一代人在懵懵懂懂的年纪赶上发生在身边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他们懵懵懂懂地选择了和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起。1996年的时候我也要做选择，为自己选一个世界观。当美国人把最后一只靴子扔下来的时候，我必须选择站在谁一边。


  
这个选择并不复杂，我们这代人没有感受过父母那代人心中不可以失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自己不能失去什么。


  
这个直观经验来源于生活史——我们从小跟着父母一起准备冬储大白菜，或者用废旧输液瓶煮西红柿酱，现在我们不能接受生活的城市周边没有足够的冷库，不能接受没有塑料大棚。


  
我们手拿铅笔学会了写字，现在我们不能接受这个国家没有足够的有色金属、工程塑料、半导体芯片制造钢笔、签字笔、键盘和显示屏。


  
我们通过小儿书、收音机、黑白电视机知道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不能接受生活在没有电视台、互联网的世界中。


  
有苏联解体做现成的例子，“七块论”不是天方夜谭。那时候我拿着地图看铁路线，想到每天吃喝玩乐用到的东西大多是通过铁路线从上千公里以外运来的，如果这个国家变成七八块，这些东西也都将不复存在。


  
中国人喜欢讲气节，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是一个大国，小国也许可以苟安，大国没资格投降。我自觉是一个又怕死而又贪图安逸的人，正因为这样，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我只能选择跟这个国家生死与共。


  
也许我们这代人经常想不起来，自己出生的时候，自己的国家就已经掌握了两弹一星，建造了核潜艇，并拿回了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但是这也很容易再记起来。


  
很多人在那一年也做出了选择。《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和全世界媒体的争相报道成为那年的标志性事件，这本书大概是几十年来中国销量最大的商业时政出版物，几百万册的销量反映了当时普通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情。


  
“说不”这个标题应该是来自于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和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所写的《日本可以说不》，不过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当时的日本正是泡沫经济飞速膨胀的时代，日本人想表达一下咸鱼翻身的心态。而1996年我们在等着美国人扔下最后一只靴子，我们在等着代表冷战结束的最后时刻，中国要说的并不是“不”，而是：你要扔就扔吧，老子玩得起！


  
别的国家在那一年也做出了选择。1996年，乌克兰和中国商量出售在他们看来已经报废的“瓦良格”，这条船后来被军事爱好者称为“老瓦”。1992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和乌克兰瓜分了苏联黑海舰队，俄罗斯拿走了已经建成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库兹涅佐夫”号是苏联设计的最后一代航母，在“库兹涅佐夫”建成的时候，它的姊妹舰“瓦良格”号，也已经下水，完成了68%的建造工程。


  
俄罗斯很想把“瓦良格”号建成，给“库兹涅佐夫”找一个伴，因为没有两条航母就不算有航母。像所有的大型武器装备一样，军舰需要维护，像航母这样大的军舰与其把它想象成一件武器，还不如把它看成一座城市更符合实际情况。把一座战斗城市开进船坞做一次维护保养要耗去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另一条航母轮换，敌人可以选择一个没有航母的时间打海战。俄罗斯海军曾经是世界第二，这个道理不可能不明白。就算是以前的大清国，买铁甲舰也是一对一对地买。


  
不过愿望代替不了现实，当时俄罗斯总理问船厂：完成这艘只差1/3工程量的航母，“工厂究竟还需要什么？”厂长马卡洛夫回答：“我需要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委、军事工业委员会、九个国防工业部，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建造和拥有它。”很显然，解体后的苏联已经不可能再拥有这一切。


  
“瓦良格”这个词本来是斯拉夫人对北欧裔的瑞典维京人的称呼，公元9世纪“瓦良格”人来到顿河、伏尔加河建立了公国，成了后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前身。这又是多么有历史象征意味啊。斯拉夫各民族创造了强大的苏联之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一次决定把未来交给外面的世界。


  
在1996年，我们整个国家都做出了选择，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选择会把我们带向何方，但是当五星红旗在“老瓦”的桅杆顶飘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选择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h2>“爬墙党”，眺望中国的未来</h2>

  
“老瓦”海试前后，美国和日本政客开始质问我们，要求中国就“拥有航母的用途做出解释”。这是天底下最可笑的事，历史上仅有的几次航母大海战是美国和日本打的，美日却跑来问我们“航母的用途”，哥儿俩显然不是缺乏海军常识，只是蛮横无理惯了。


  
不过，蛮横的背后也透着心虚。1996年我们试射导弹，他们没问我们“导弹的用途”，直接就把航母开过来了，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能用导弹打中航母。现在他们问我们航母的用途，是因为他们开始担心了。


  
全世界的航母美国独占一半以上，舰载机数量占了全世界的3/4，这还没算性能、配系、战术、训练、保障上的全面质量优势。他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他们担心的是中国的高速发展。


  
2010年的最后几天，有上万航空爱好者和军事迷自己花钱买机票、坐火车跑到成都，找个酒店住下来，守在机场附近等着看中国的四代机首飞。几天以后，一个神似F-22的飞行器照片出现在互联网上，在各大军事网站、新闻网站甚至各种跟军事八竿子打不着的QQ群里频频亮相。再过几个小时，各军事网站上连飞机的名字都有人起好了。最流行的一个名字叫“飞龙”，按易经的说法，“飞龙在天”是九五之相，前面还有“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等等，即经历波折坎坷一飞冲天之意，倒是恰好符合中国的进步历程。


  
军工单位都有围墙，网上把这种自发去看国产新武器的军事爱好者叫“爬墙党”。2003年“爬墙党”拍到了当时还很神秘的J-10飞机，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研发的第三代战机。即便离美国开始装备第三代战斗机已经过去了20多年，即便美国的第四代战机F-22已经投产，J-10和以前大多数国产武器一样，再次“尚未服役就已落后”，可是第一次看到的又小又模糊的J-10战机侧影，仍然是那十年间最让人记忆犹新的画面。


  
在当时，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军事爱好者来说，这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中国的科技，中国的工业证明了自己并没关闭下岗，没卖给摩根高盛，就算造了十年旅游鞋摩托车也没有废了真本事。那几年我不止一次梦到当时看到的J-10的图片是假的，就像大学生经常会梦到还没高考一样。


  
然而仅仅7年后，“爬墙党”已经跑去看第四代战机了。有的是新一代“爬墙党”，有的是已经开上了私家车，做了单位头头的老一代“爬墙党”，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结，必须要看一眼才能解开。


  
这个结就是“落后”二字，落后不一定必然挨打，但是落后不想挨打却要以人的生命为代价。以前付出过生命的曾经是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他们曾经把最强大的敌人驱离了我们的陆上边界，但是我们还有个台湾没拿回来，要是“落后”不能在我们手里终结，这个命运早晚轮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


  
多少年来，美国的飞机比我们领先一代甚至两代，这在海空战斗中是不可弥补的差距。台湾和大陆隔着一百多公里的海，虽然不太宽，可跨海作战不能没有制空权，因为海上没地方隐蔽。没有制空权，运送部队、给养的船队就是飞机的活靶子。


  
以F-22为代表的第四代战斗机对抗第三代机有绝对优势，美国空军自己做模拟空战，F-22对三代机F-15、F-16、F-18打了140多次，只输了一次，那一次是输给了拥有强大电子对抗能力的三代半战斗机F-18G。其他不管是远距离导弹攻击，还是近距离格斗，都是一面倒。虽然这是美军自己跟自己比，很多军事观察家对这个结果有质疑，不过没有人怀疑F-22的强大。


  
大家都知道F-22是隐形飞机，军事爱好者大多知道F-22还可以超音速巡航，又有超机动能力，其实F-22最强大的不是这几项先进性能，而是它几乎没有性能上的弱点。大家都知道“短板理论”——决定木桶装多少水的是最短的一块木板。F-22真正厉害的是它几乎把应用到各种技术的潜能都发挥到了极限。比如说在F-22的雷达系统中，美国人运用了一项尖端的“人工智能波形合成技术”。


  
这里需要简单解释一下，不同的雷达有不同的工作频率和不同的波形，用来满足不同的用途，每一种波形也都有其弱项。看得远的精度就不高，能对付多目标的抗干扰就差一点。每一种雷达的波形都是由硬件决定的，所以雷达需要有很多品种，不能互相替代。但F-22的雷达波形是靠计算机用人工智能合成出来的，几乎可以产生任何波形，担负任何任务。


  
比如，它的探测距离比普通预警机还要远，还可以像预警机一样扫描广阔的空域，因为它可以用火控雷达的波形合成出类似于预警机雷达的波形；它也可以合成出敌方雷达的波形，让对方的雷达弄不清楚哪些信号是自己的，哪些是假信号；它可以一边跟踪敌机，一边干扰对方的雷达，等于拔枪决斗的时候还可以用探照灯照着对手的眼睛；同时还能分出几个波束照到自己的友机身上，这当然不是为了让友机暴露，这些波束发射的是用雷达波合成出的无线宽带通讯数据链，这种数据链就像看不见的网线把几架飞机连接起来，它们之间就可以像几台电脑可以共享一台打印机一样共享一台雷达。


  
这样打仗的时候美国可以用一架F-22躲在远处打开雷达照射目标，同时干扰对方雷达，其他F-22关上雷达保持隐身，飞到导弹的射程以内，利用宽带数据链提供的目标参数发起攻击。战局有利的时候，它有超音速巡航能力，对手几乎逃不掉；战局不利的时候，它又可以发挥速度优势，轻松脱离，就算贴上去拼命，F-22的超机动性可以让它做出夸张攻击或者脱离动作，让对手惊诧于轨迹似乎违反空气动力学原理……


  
拿踢足球打个比方，任何国家的三代机，包括咱们的J-10、J-11，和F-22这样的第四代战斗机空战，就像咱们国家队去踢巴西队或者皇马的主力阵容。而且台湾地区的防空导弹、空情指挥系统、大功率地面干扰设施都是美国造的，美国人预留了共享接口，只要一个授权就可以联网。中国队到巴西队的主场挑战，不是去比赛，而是去拼命。


  
就算我们打个时间差，在美军做出反应之前在台湾地区抢滩登陆成功，之后的弹药、燃料、补给还是需要拿船运送，打不过F-22，就没法应付美国海空军，可能还有驻日本、韩国的上千架第三代战斗机轮番突袭（美国对日本可以援引《共同防卫协定》指挥日本空军作战，韩国三军的最高指挥权本来就归美军），几十架预警机、空中加油机、电子干扰和电子侦察机配合，背后还有驻夏威夷和美国本土的上百架战略轰炸机随时可以出击。这些战略轰炸机都可以携带少则200发多则400发能够自主攻击地面、海面移动目标的SDB智能弹药。没有四代机，就没有制空权，没有制空权我们的船队没法躲过这种规模的空中打击。


  
2011年美国公布了“空海一体战”理论，这就是空海一体战。我们的国防部和外交部评价它“没有新意”，没有新意是因为美国人早就有这样的作战能力，只是最近才起了名。另一层意思也是现在我们有了第四代战机，在我们的四代机面前，美国及其盟友部署在我们周边的三代机，和需要战斗机保护的预警机、加油机、反潜机、电子干扰机、战略轰炸机再不能高枕无忧。在展翅高飞的J-20身上，爬墙党看到了踏实的中国未来。


  
而我们拥有的还不止四代机。


  
J-20试飞的时间是2011年1月11日，我不会忘掉这个日子。即便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这一天也被很多人叫做“小光棍节”。不过笔者还是很希望今后能有人把1月11日改叫“爷们儿节”，因为有很多“纯爷们儿”的事发生在这一天。在2007年的1月11日，一个火球出现在太空，中国打下了一颗自己的卫星。2010年同一天，一个火球又出现在西北地区的高空，这次是中国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


  
以前很多年里，我们说起中国的科技，似乎永远只有“两弹一星”，时间到了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不但能把自己的两弹一星打上去，还能把别人的两弹一星打下来！从那以后，中国的科技成就就像打开了水龙头。仅仅是2011年一年之中，中国一口气拥有了隐形飞机、航空母舰、高速铁路、太空站、深潜器、超级计算机……也许这些东西还不如欧美日的先进，但也足够让他们担心了。


  
美国早在1972年就开始装备第三代战机F-14，与此同时就开始了对第四代战斗机的预研，18年之后，第四代战机的原理样机才告问世，而实用型F-22的首飞是1997年，过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而在中国，曾经为J-10欢呼的年轻人，到了为J-20再次欢呼的时候，还是年轻人！


  <h2>找到帝国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h2>

  
西方经济学把我们这种快速发展叫做“后发优势”，现在国内则更喜欢称为“跨越式发展”。


  
跨越式发展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英国海军在19世纪是绝对优势，不管是军舰的数量、吨位，还是主力舰性能，无人可望其项背，更没有任何人敢于挑战。当时的英国舰队闲来无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隔三差五搞海上阅兵式，每次有国王登基、国王做寿，甚至皇太后做寿就派几百条战舰走队列，军舰被漆成上白下黑的招摇色彩，叫做“维多利亚涂装”，现在多数货船的配色还延续着这种风格。海军水兵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被煤烟熏黑的白油漆擦亮，顺便把柚木甲板抛光到能照出人影，既然没仗可打，也就不必在乎有人因此滑倒。


  
1879年中国向德国订购了两条主力舰“定远”号和“镇远”号，但是清政府并不信任德国人的设计水平，指定德国船厂仿制英国的“不屈”号战列舰（又译为“英佛来西白”号）。后来虽然北洋水师败北，但是定镇二舰在实战之中却坚如磐石，顶住了日本联合舰队的集火射击，中弹上千处却依然能从容发炮，直到敌方撤退，可见大英帝国在军舰设计、技术上的积累之深厚。


  
在这场海战中，中方“致远”等四条巡洋舰战沉，几乎都是毁于敌方的“吉野”、“浪速”等几条快速装甲巡洋舰的炮火，这些战舰也大多是英国设计建造的。“吉野”、“浪速”分别比北洋舰队的“致远”、“超勇”等英国造军舰要晚下水十来年，是后者的换代型号。仅仅领先了一代，就造成一面倒的战斗力差距。也可以看出英国造舰技术进步速度之快。


  
这就像是十几年前，我们仰望美国的科技、军事、工业时感受过的绝望。但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了1906年，英国设计出了“无畏”级战列舰，无论其火力、防护、机动性，还是火控能力都是划时代的，以至于海军界有“前无畏时代”和“后无畏时代”的说法。在“无畏舰”面前一切前无畏时代的老式战舰都变得无足轻重。


  
就像隐形飞机淘汰老式战斗机一样，一时间全世界的海军全成了摆设。但是，无畏舰并没有帮助日不落帝国继续独霸20世纪，反倒让企图挑战英国霸权的德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看到了希望——英国此前所有的舰船遗产都不算数了，只有有新船才有资格出去抢制海权。一时间所有海上列强都开始全力建造无畏舰，这时候拼的就是产能了。


  
随后的几年里英国对其他海军强国的优势迅速缩小，到“一战”爆发的时候，英国建造了36条“无畏舰”，德国也已经建造了21条，而且装甲更强。19世纪末，没有哪个国家敢对英国的米字旗开火。但“无畏舰”出现之后仅仅十年，德国海军就在日德兰海战中和英国舰队打了个战术性平手，损失还略低于英国。


  
发明无畏舰并不是大英帝国的错，大英帝国的错误是失去了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1860年，英国生产了全球53%的铁，50%的煤和褐煤，全世界一半的棉花在英国的工厂里被织成布。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和德国的钢产量、能源消费量、铁路里程都纷纷超过了英国，甚至连内忧外患的大清朝的原棉进口也已经达到了英国的5倍之多。所以新技术成了大英帝国倒塌的重要因素。


  
当然，大英帝国自己并不非常着急，他们有几百年的殖民财富可以享受。就在英国工业被美国赶超的同时，英国仆人的数量却增长了近一倍，成为英国最大的就业渠道，就像今天美国的服务业产值占GDP的3/4。


  
同样的超越在2010年又一次发生了，这一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和工业净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货真价实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虽然在关键技术上还差不少，不过用J-10、J-20设计者的话说，“现在我们对美国终于可以望其项背了”。一旦世界霸主在尖端科技上被人踩到脚后跟，整个世界就会面临一次历史转折。


  
大英帝国在19世纪末拥有1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9亿人口，占当时全球总人口的1/4及全球陆地面积的1/4，更不用说整个海洋更是米字旗的天下。就在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远在非洲最南端的一场规模不大的战争却改变了一切。


  
1899年荷兰人后裔在南非建立的一个名义上依附于大英帝国的种族主义国家“德兰士瓦共和国”和英国直辖的殖民地“奥兰治自由邦”发动叛乱，随后爆发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战争。南非的荷兰人，外加被同化的葡萄牙人、法国人后裔自称为“布尔人”，这场战争就叫“布尔战争”。


  
布尔人在起兵造反的时候总人口只有44万，战争爆发之后英国先后派过去45万大军，比布尔人总人口还多，双方在武器上的差距更是没法比。布尔人没有工业，枪支弹药依靠进口，机枪少得可怜，大炮聊近于无，从叛乱起到战败为止，基本上连一个英军据点也没攻下来，甚至连死守金矿、钻石矿的英国私人武装也啃不动。英军主力部队一到达就依仗铁路机动和野战炮、重机枪的强大火力势如破竹，几个月内攻占了布尔人的全部城市和要塞。


  
战争的结局从开始就是注定的，但是不肯认输的布尔民兵打起了游击战，骑着快马，四处袭击落单的英军小分队和后勤人员。在以前，英国人征服殖民地都是靠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对这点中国人显然不需要花时间去理解。但是到了布尔战争的时候，布尔人虽然没有强大的海军和炮兵，也没有装甲火车和英国人那么多的重机枪，但是至少布尔人拥有和英军差不多的步枪。就像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武装组织手里也有AK-47一样。


  
英国人对布尔人的游击战一筹莫展，无奈之下搞起了囚笼政策——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招数基本上都是跟英国学的——在南非全境到处拉上铁丝网，限制布尔游击队活动，英军逐个区域进行拉网式扫荡。到处修建公路，再用蒸汽拖拉机把钢板做的移动碉堡拖到交通线上分兵把守。英军的精锐部队被编组成快速纵队，分片包干，一旦发现布尔人的行踪就骑马、赶车，坐装甲火车进行合围。到最后干脆把布尔人的城镇、村庄居民全抓起来，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关进集中营。英国人的集中营和日本在中国修的“人圈”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英国人连良民证都不发，压根不许布尔人出去，也就因为南非冬天没华北这么冷，布尔人被关的时间没中国人那么久，所以冻死、病死、饿死的少一些。


  
英国人的囚笼政策最终困死了布尔人游击队，但是仅仅为了对付几万有洋枪的布尔游击队，英国就不得不进行总动员，派去所有的陆军、海军陆战队，甚至几乎全国的警察。另外再加上武装移民、其他殖民地雇佣兵和在外海执行封锁的海军，英国总共动用了80多万人力，用人力的汪洋大海淹死了布尔人的人民战争。有趣的是，最近几年总有人想用布尔战争证明“人民战争必败”，好吧，如果侵华日军能有8亿鬼子兵的话，大概真有可能打败土八路。


  
仗打赢了，可是大英帝国也现了原形。对付几个穷得叮当响的布尔人都要举倾国之兵，那要是对付欧洲列强几十万上百万正规军，或者人口几千万、几亿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得现多大眼呢？


  
在布尔战争结束前没人敢得罪大英帝国，布尔人屡次三番地在欧洲各国奔走寻求援助，但是无论企图挑战英国的德国，还是和布尔人血脉相连的荷兰、法国，除了有事没事说几句不疼不痒的外交辞令，没一个敢提供国家层面的援助，顶多是对布尔人筹款买枪、征集志愿兵、雇佣军睁只眼闭只眼。和布尔人算得上同宗的葡萄牙为讨好英国主子，甚至还关闭了自己莫桑比克殖民地和布尔人地盘之间的边境，阻止布尔人得到粮弹补给。


  
不成想，堂堂日不落帝国在小河沟里翻了船。归根结底，帝国主义的罩门在脚后跟上——用洋词说叫“阿喀琉斯之”，也就是工业实力不足以支撑霸权。在罩门下捅一下，再小的力气也能让帝国主义脱层皮。布尔人向世界证明明了这个罩门的确存在，帝国主义成了纸老虎，接下来总是会有人去捅捅纸老虎屁股。果然十几年后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走向没落。


  
甚至世界大战还没爆发，一批靠替大英帝国做代理人的半殖民地政权就已经纷纷垮台或者进入灭亡倒计时——比如西班牙殖民帝国（1898年美西战争失败）、沙皇俄罗斯（1905年内乱）、伊朗（1906年卡扎尔王朝君主立宪革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和阿拉伯、巴尔干地区各国独立）、墨西哥（1910年墨西哥革命）、中国清王朝（1911年辛亥革命）。再算上1912年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和大清洗的泰国，当时亚洲大陆上（除日本外）仅有的5个名义独立国家里，乱了4个。


  
这种状态几乎就是这几年美国陷入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之后世界局势的翻版，只是眼下美军从伊拉克走人，阿富汗眼瞅着也待不下去，比起当年英国打肿脸充胖子，靠总动员把布尔战争撑到底更没里没面。


  
随即一大批亲美的发展中国家政权纷纷倒台，早在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然后是波兰就已经发生了反美的“颜色革命”。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中倒台的四个政权里，突尼斯、埃及、也门这三个都曾经是美国反恐战争中的坚定盟友，转眼就遭到了欧美的抛弃。另一个卡扎菲在萨达姆垮台之后主动交出大规模杀伤武器，乖乖向西方投诚，却换来个比萨达姆更惨的下场。


  
其实这并不奇怪，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风潮之中，欧美列强也没有为任何一个自己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奴才政权垮台而哀叹，反倒第一时间就和不久之前还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殖民主义”的起义军、革命党、政变者谈妥了招安事宜。


  
其实不管什么时代都一样，兔死狗烹，如果打猎那位伤了自尊，烹起来更快。


  <h2>踢人的时间又到了</h2>

  
一个世纪前殖民地的革命风潮标志着大英帝国的没落。当旧帝国走向没落的时候，世界就会面临一场重新洗牌，两次世界大战便是大英帝国没落引发的重新洗牌。当然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核武器，在大家对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建立起充分的信心以前，有能力打世界大战的国家还不至于想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


  
不打世界大战并不代表世界大战的诱因不存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有新的工业大国崛起，在“一战”之前是美国、德国，在“二战”之前是苏联、日本，加上再次工业化的纳粹德国。


  
世界大战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不适应工业化带来的生产过剩。当然资本主义剥削和工业化生产时时都有，并不一定总是导致世界大战。如果世界按部就班地发展，生产过剩也许只会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


  
经济周期可以算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自我微调，经济危机和之后的萧条会让一些企业破产，一些机器被拆毁卖废铁，卖不掉农产品的农民倒掉牛奶，枪毙奶牛，毁掉一些产品和少量生产能力。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各国政府为了应付民众不满，一般也会例行地通过提高福利应对，增加的社会福利又会消耗掉一部分过剩产能。


  
但这种微调在正常年景有用，当一些新的工业化大国快速崛起的时候，这种微调就失灵了。在历史上，德国、美国、苏联完成工业化带来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全世界的工业化人口直接翻倍。


  
工业化人口翻倍，就意味着产能同样会翻倍。但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并不会马上跟着翻番，无论任何形式的微调都不足以堵上这个缺口。就好比一个桌子有若干人吃饭，偶尔来一个走一个都不是问题，大不了挤一挤加两双筷子。但是忽然来了一大家子人，一个桌子肯定不够了。国家之间没有排队等号那种事，不管是饿着的直接动手把桌上的人踢开，还是桌上的人互相踢，总要有足够多的人被踢出来才能空出足够多凳子。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的同时，英国就三天两头地把法国往外踢，18世纪中叶英国联合普鲁士打败了法国，夺取了法国大部分海外殖民地，特别是印度和加拿大的魁北克，滚滚而来的殖民地的原材料和巨大的市场推动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19世纪初英国再次联合普奥俄组织反法同盟打败了拿破仑，扶植波旁王朝复辟，逼迫法国开放市场、降低关税，成了英国的经济殖民地。


  
拿破仑被踹下桌让法国人锐气全失，再也没人敢对大英帝国钦定的关税说不，一直到19世纪中期拿破仑三世上台，英国人忙着侵略中国，殴打俄罗斯，分裂美国，需要法国人当帮手，法国才慢慢腾腾地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不过这时候普鲁士已经起来了，刚刚实现工业化的普鲁士为了实现统一，挤上欧洲的餐桌，又把法国踹到一边。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再次战败，德国勒索了50亿金法郎战争赔款，作为自己完成工业化的本钱，并且逼迫法国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煤铁矿，阉割了法国的工业基础。


  
法国毕竟是小地方，人口只有3000万，同时还拥有世界第二的海军，陆军也不算太弱，还有俄罗斯这么个大客户，战败后法国人拿出最后一点本钱对外大举扩张，英国由于担心德国坐大，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法国奉旨殖民，夺取了北非、西非、东南亚殖民地，建立了法兰西第二殖民帝国，把桌子接出一块，总算没有挨饿。在英国的斡旋下，大清朝也很配合地在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舟山保卫战胜利后，主动把越南送给法国。


  
法国靠着这几块热带殖民地提供的香料、皮革、树胶、热带作物，发展出一套以轻工业为基础的产业链。至今法国最有竞争力的商品，除了本土出产的葡萄酒和奶酪，就是香水、化妆品、时装、皮鞋、皮包、轮胎。这些行业的产品说到底就是热带、亚热带农牧产品的深加工产物，包装在一个说不清是什么的“巴黎时尚”之下卖卖高价。


  
历史走到20世纪，这种踢人游戏从欧洲扩散到了全世界。在“一战”之前，新崛起的美国有9600万人，德国还有6500万人，超过1.6亿人冲进门来要凳子。桌上的英法两国一共有8600万人口。此时的世界已经没有新殖民地来扩大桌子，只能再打一架，决定谁蹲在门外。


  
德国的打算是出门去抢殖民地，殖民地都是英法的，美国则把拉美、菲律宾圈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德国不管想抢谁的殖民地都是犯众怒，自然要被围攻。


  
如果跳出胜败看的话，“一战”最直接的结果是各参战国军人伤亡超过3000万，平民死亡700万，战争结束后发生的1918年大流感又使几千万人丧命，大部分也是欧洲的城市居民，这场上亿人对上亿人的洗牌，最终是以洗掉上亿人为代价告终。


  
历史从来无情，“二战”更加血腥，“一战”好歹还是军队和军队互相扫射、互相放毒气，“二战”则干脆把屠杀平民当做常规战术。日本人搞大屠杀、细菌战，意大利人洒毒气，希特勒动不动就要把哪个“格勒”从地图上抹掉，苏联人反攻之时则挨家挨户进行残酷的报复……相比之下效率最高的还是美国的战略轰炸，几天一次“千机大轰炸”，每次毁灭一个城市，烧杀十几万人。


  
与历史上其他攻击平民的战争暴行不同，美国的轰炸机屠城后来却被当做胜利者的壮举，这说明“二战”这场洗牌规模更大。


  
“二战”前，没上桌的日本（7000万人）、意大利（4000万人）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但在“一战”后并没有领到多少战利品，结果是日本要侵略中国，意大利要吞并埃塞俄比亚。“一战”中的大输家德国还是6500万人，一边偷偷重新工业化，一边急切地想要再赌一局，加上被德国吞并的奥地利、捷克，法西斯阵营里的赌徒能指挥1.8亿人。


  
而桌上吃大餐的工业人口，美国有1.3亿，英法不到1亿，加上依附于英法的欧洲小国，一共差不多2亿。再算上苏联还有1.7亿人，虽然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为过剩产能寻找市场，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别人都在备战，自己也不能闲着。所以，和“一战”相比，“二战”的核心规模大了一倍不止，这次是两三亿人和两三亿人抢座位，打得更天昏地暗。一场战争打下来，全世界军人和平民伤亡加病饿而死总计超过2亿人，世界这才又重归平静。


  
“二战”之后，世界有了核武器，人们比过去克制了许多，但洗牌并没有停止。冷战从本质上说是苏联、东欧的3.5亿工业人口和欧美日的6亿工业人口坐下来掰腕子，依然是争夺谁能坐上主桌吃肉，享受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


  
冷战之中出现了一个异数，那就是全世界都在担惊受怕地享受科技进步的时候，中国勒紧裤腰带完成了工业化。20世纪50年代被欺负太久的中国人爆发了，一夜之间把美国的王牌军从清川江、长津湖击溃数百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则默默地爆发出了两弹一星，靠着越来越强大的工业力量，中国不用直接出兵就逼迫美国人在越南战场上认输，冷战从两极变成了三极。苏联并没有及时认清这一点，最终输掉了冷战。


  
冷战的结果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解体后的苏联各共和国无力维持自己庞大的工业体系。说白了也就是2.8亿苏联人和7000万东欧人离席，回到家里吃老本混日子。


  
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工业人口正好在3～4亿之间，欧美用来买中国货的钱便是赢得冷战之后节省下来的战备开支，不能不说这20年来中国发展得一帆风顺，很大程度上是坐了苏联人、东欧人让出来的位子。


  
中国第一艘航母大概就是对这段历史的最好注解，中国的第一架隐形战机则标志着人口比前面提到的所有国家加起来（发达国家和准发达国家人口总计10亿左右）还要多的中国走上了崛起的快车道。显然世界又到了重新洗牌、往外踢人的时间，全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谁起来踢人？谁被扫地出门？换言之，一个国家在大的战略目标确立以后，就必须严格遵守战术纪律。这样，抓了一手牌，并且把控局面，稳步到底。这是一条必要的劝谕。

第二章 这一次，是真的走到岔路口了


  
几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们的钢产量也暴增到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样会带来产能过剩，不良资产增加，不过人就一辈子，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连西方自己200年来的工业化进程都没说明白，也没说明白眼前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让我们几亿人为了这些理论而干等着呢？


  
——现成的“理论”无法描述当下中国，甚至现有的语汇和修辞也无法对接当下的中国现实，这就是“文艺腔”和“情怀党”们所面临的最尴尬。


  <h2>带血的速度？慢下来血更多</h2>

  
说到中国的进步，不能不提2011年发生的“7·23”动车事故。对于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来说，这是比中国拥有隐形飞机和航空母舰更重要的新闻和历史事件。也许直到现在，最能代表很多人想法的话，依然是“我们不要带血的速度”！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图片，看着在事故中失去父母的“小伊伊”哭着喊妈妈的模样，笔者也忍不住流泪。


  
不过如果把动车停下来，让高铁慢下来，就能让更多的“小伊伊”免于这样的灾难吗？和眼泪和煽情相比，查到的一组数据更令人震惊：


  
2001年道路交通死亡10.6万人，2002年10.9万人，之后几年这个数据都是10万人以上。


  
看到这些数字，笔者最直接的感受是：10万个人，说没就没了？这个数字中随时都可能包括我自己，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2004年铁路进行了第五次大提速，时速200公里的“准高速”客车投入运营，2005年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回落到9.9万人；2007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动车组开始在全国铁路线上运营，与此同时道路交通死亡人数降低到8.2万人，2008年降到7.4万人，2009年降到6.8万人……


  
在铁路提速的这些年里，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人幸免于车祸。当然，道路交通事故伤亡的降低首先离不开公路建设者、管理者、交通警察和汽车厂商的努力。不过，动车投入运营之后，更多的人愿意选择铁路出行，客观上减少了公路长途客运的压力。以前笔者去邻近城市总是选择乘坐长途大巴车，现在都是坐城际快速了。


  
由于客流压力的减轻，公路部门可以越来越密集地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加强道路养护，减少了很多事故诱因，至少这几年下来，酒驾的越来越少了，系安全带的越来越多了，每天夜深人静已经罕有听到“二环十三郎”极速飙车的呼啸了。


  
按照公安部公布的数字，2004年全国公路运营车辆交通事故死亡总数4.5万人，2008年则降低到2.9万人，也就是每年比上一年少死3000人。我们的速度可能无法完全避免带血，但是，就算是带着血，这个速度也挽救了每年数以万计的生命。


  
几年以前，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矿难，当时的媒体曾经叫响过另一句口号：“我们不要带血的GDP”。现在“要不要带血的速度”？毫无疑问引发了一场社会大讨论，这场讨论也许事关更本质的问题——中国要不要坚持快速发展，要不要继续工业化进程。


  
笔者是一个小老百姓，毫无疑问不希望成为牺牲品，然而历史和现实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和成为发展的牺牲品相比，当落后的牺牲品的可能性更大。


  
田园生活现在是个很美好的字眼，但是，在工业化时代之前的农业时代，大部分人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这就意味着父母25岁以后生下来的孩子，很可能幼年就沦为孤儿，在缺乏社会保障体系的农业时代，孤儿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所以普通人必须通过早婚和高生育率来保证家庭延续。现在很多地方仍然保留了早婚风俗，穷国不说，和纽约市隔河相望的美国新泽西州就规定男性14岁，女性12岁就可以结婚，类似的州还有好几个。


  
早婚是为了尽早生下后代。为了避免自由恋爱耽误工夫，影响后代的生存率，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办婚姻都是最普遍的形式。即便到了21世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地方仍然奉行包办婚姻，即便是已经非常富裕的中东产油国。普通人能享受爱情的快乐，这依然是工业化带来的福利。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东国家的男孩子们会买上一打手机，每天上街带几个，看到漂亮姑娘就扔一个到对方车里，然后把电话打过去，聊得来就可以继续谈恋爱，再进一步就是彩信、视频，谈差不多了再找父母提亲，所以中国产的廉价山寨手机在中东一直很畅销。换句话说，中东的爱情也是我们工业国制造的。


  
在农业时代，早婚加上高生育率就意味着生十几个孩子平平常常，不过吃的就那么多，生多了也养活不了，如果非要给新来的孩子加双筷子，可能让原来的孩子饿死。所以在农业社会，溺婴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甚至是一种风俗，许多家庭在接生的同时就备好了溺婴的水桶。我读书的时候课本上就有这么一句话：“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朱德：《回忆我的母亲》）


  
即便是富裕人家养得起一大群孩子，但是当时缺少药品和医疗技术，新生儿死亡率也极高，一半婴儿很难活过最初的几年。所以婴儿和儿童根本就不被看做一个有完整生命的人，就连皇室都不例外。康熙是顺治的三儿子，8岁登基，之所以选他不选别人，就因为他比自己的兄弟先出过天花，而且没留下后遗症。所以他相对兄弟来说更容易活到成年，更适合延续皇家血脉。至于说万岁爷因此长一脸麻子，这倒没人放在心上。康熙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寿皇帝，活到69岁。现在说起来倒不稀奇，现在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2岁，69岁是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的平均寿命。但这个寿命在皇帝中却是罕有的，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446个皇帝，平均寿命只有42岁。


  
皇室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可想而知。普通农民的幼年子女生病卧床，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请医生，甚至一般都不会为此耽误下地干活，只是安排比较大的子女在家照顾一下，然后听天由命。傍晚父母收工回家，往往就是给子女收尸下葬的时候。我祖父祖母那一代人谈到当年小孩子夭折，语气和朱德谈到自己被溺杀的5个弟妹一样平淡无奇，毫无情绪波动，倒是看我们扔掉旧圆珠笔会心疼。而每次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想到的往往是，如果那些叔姑姨舅们没有夭折，我是不是会多点压岁钱，他们的孩子会不会和我很要好。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一句话：把人当人看是工业化社会才有的事，工业时代在生产线上大批量制造的医疗器具不再昂贵，消毒也变得简单高效。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精细化工，大部分药品可以用化学手段合成，药品变得廉价高效。再加上医疗教育体系的成熟，医疗变成普通人也能消费得起的服务。直到普通人怀孕、接生都要找医生的时候，婴儿才开始在道德上被看做是一个完整的人。


  
和婴儿相对的是老年人，有部日本电影叫《山节考》，“”是一种树，“山”是一座山，“山节”不是一个节日，而是一种风俗，电影说：这个地方的老年人到了70岁，子女就要把他们背到山上喂狼。电影里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一位70岁的老娘虽然身体依然健康，但为了让自己新出生的孙儿有饭吃，毅然砸掉自己的牙齿，选择了牺牲自己。


  
这样的故事并非艺术虚构，笔者去过一趟日本，和导游说起这个电影，导游顿时来了精神，路过一个堤坝就说，这是明治维新之后修的，当时为了祈求平安，有老人自愿献祭，把自己浇筑在混凝土里……那个大桥是19世纪末造的，有人一样被活埋在桥墩下……听得我毛骨悚然。从结构力学上说，把一个活人埋在混凝土底下，除了留下一个一米多长的空洞不会有任何好处，更何况那是活埋一个人。但导游认为这是日本传统文化里崇高的一面，当然这也是对工业社会的一种极端解读。


  
在农业时代，不仅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可以不被当人，任何一个不能劳动的人都可以为了族群延续而被牺牲掉。在日本，每个村庄都有寺院和神社，很多寺庙历史上都曾经供奉过一些称为“肉身佛”的人，一些僧侣、信徒，在发生饥荒的时候或者自愿，或者被迫活埋献祭，后人把他们的干尸摆出来供奉——不管成神还是做鬼，总之不是可以吃饭的人。匮乏可以让一切低头，没有余粮的时候，就连社会地位崇高的僧侣阶层都不能豁免。


  
不止日本如此，在欧洲，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几百年里一直在进行著名的“猎巫运动”，老年人、寡妇、身体有残缺的人一直被当做女巫、巫师，甚至魔物，被活活烧死，原因其实一样，不过欧洲还要给这些因为没有了劳动能力被牺牲的人扣个罪名。


  
在中世纪之前，欧洲人的习俗更恐怖，北欧的维京人从7世纪到10世纪不断劫掠欧洲大陆，当一个维京人的酋长年迈体衰不能扬帆出海带领部众抢劫的时候，就会找一根柱子，用利刃切开肚子，把肠子掏出来挂在柱子上，老酋长绕着柱子转圈，直到自己力竭而亡。只有完成这个血腥仪式，他指定的继承人才会被部众所承认，所谓爹是英雄儿好汉。


  
即便到现在，印度一些贫困山区里仍然有类似抛弃、杀害老年人的风俗，当地的宗教则把这种风俗神化成至高无上的仪式。不止是老年人，印度至今还有烧死寡妇为丈夫殉葬的习俗。


  
这段惊悚片一样的人类贫困史结束于20世纪，原因是工业化社会巨大产能提供的物质财富。动车事故中幸存的“伊伊”现在得到了几百上千万人的关心，这种关爱会伴随她直到长大成人，只有工业化社会才能提供这种关心。古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物质上的富足让社会不再需要合理合法地牺牲掉一些人，保证另一些人的生存，社会才能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一个拿人当人看的时代，人性、人本才能得以张扬。


  <h2>我们曾腹背受敌，第三世界却在全体打酱油</h2>

  
古诗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农业时代相比，工业化社会最大的不同也许就是食品变得丰富，以至于普遍体重超标，没人担心变成路边的冻死骨，倒是人人都害怕心脑血管哪天爆掉。


  
胆固醇都是吃出来的，2010年中国人的人均肉食量达到了60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40公斤），超过了我们最富的邻居日本（46公斤），与我们都以为富得满地流油的沙特阿拉伯（58公斤）大体相当。除了科威特、阿联酋、新加坡那几个城邦之外，在亚洲大国中仅次于以畜牧业为主，只有肉没有菜的蒙古和哈萨克斯坦。


  
稍早之前，中国在2008年奥运会中第一次取得了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第一，到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已经没人关心中国得多少金牌了，因为现在的亚运会又被戏称为“第二全运会”。


  
笔者还记得小时候，一到有什么比赛，大家就会吐槽：“中国有十亿人，为什么就拼不过那些只有几千万、几百万人口的国家？”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现代体育是工业化社会之间的游戏，农业社会的人口再多，比科技不算数，比体能也不算数。这里没有瞧不起人的意思，以前旧中国也参加过几次奥运会，连个名次都没拿过。现在的印度人口比中国少不了多少，2008年奥运会只得了一块金牌——相比之下朝鲜还有两块。


  
人的体能来源于肌肉，长肌肉需要蛋白质，蛋白质主要来源于肉食。国家之间比体育，只有能吃到足够多肉的国民才能算作人口基数。肉是粮食变的，牲畜要吃饲料，饲料中大部分是玉米、豆粕、米糠、黑麦、大麦、糙米之类粗粮，没有多余的粮食就没有肉。


  
比如刚才说到的印度，每年的人均粮食产量不到200公斤，最近几年更是下降到180多公斤，比号称“饥荒”的朝鲜或者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还要少一大截（人均210公斤左右），顶多满足口粮需要，自然没有多少余粮养牲畜。当然印度也有人均7公斤的肉食量，实际上是几百万富人和一千多万中产阶级在吃肉，也就是印度能和我们拼肌肉的人口基数只有我们的几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奥运会上的金牌比印度多近100倍。


  
与我们三年困难时期想方设法进口粮食不同，印度在2008年以前一直是粮食出口大国，每年要出口上千万吨。笔者经常去中东，中东的所有超市里粮食区的货架有一多半摆满了印度大米，而且印度大米也是最便宜的。到2007年印度人均粮食产量跌破了190公斤以后，印度才颁布了粮食出口禁令。不过即便是有余粮出口的年景，印度的人均粮食产量也没有超过我们“三年困难”的时候。经过了三年禁而不止的粮食出口禁令管制之后，印度再次开始出售大米，随即恢复了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的地位，只不过这个冠军并不是什么荣耀。为了有余粮可卖，也为了保证百分之几的富人和中产阶级有肉吃，需要有1亿穷人被拐卖作地下奴隶，以便把口粮压缩到最少，另外还有上千万人要到中东去打工。


  
粮食是地里长的，说起农业中国人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说一句“人多地少”。印度的粮食安全问题要比中国严重得多，不过印度的地却并不比中国少。中国前几年说要保住19亿亩耕地不动摇，这几年又说要保住18亿亩耕地不动摇，印度的耕地有24亿亩，人均耕地2亩，比中国要多出一大半。但是现在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差不多400公斤，每亩地年产量350公斤左右，印度的平均亩产却只有不到100公斤。


  
单产低不是印度的水土或者气候不好。印度是热带国家，水稻一年三熟，印度全国的平均降雨量将近1200毫米，相当于中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印度自称有1/3的国土是“干旱地区”，不过印度给“干旱地区”定的标准足够把我们气死——年均降水是750毫米——相当于我们淮河以南和江汉平原——还是鱼米之乡。笔者没去过印度，不过有几次坐飞机经过，不管走哪条航线，不管什么季节，只要天气好，放眼望去印度都是一片翠绿，其实不用坐飞机看，打开卫星地图就一目了然，印度是一片绿，中国是一片黄，巴基斯坦也是一片黄。


  
而且印度人70%是农民，其中一半是佃农。我们名义上只有一半农业人口，青壮年劳动力大多还在城里打工，家里干活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印度用全世界最多的农业劳动力种全世界最大、全亚洲最好的一块地，自己却处在挨饿的边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关键原因在于化肥。


  
粮食来源于光合作用，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离不开养分，自然界提供的养分很有限，现代农业主要靠化肥人工补充。中国现在每年的化肥消耗量是5000万吨，每亩地要用将近30公斤，印度只有5公斤不到，差出去5倍，印度的庄稼差了这么多养分，自然就打不了我们这么多粮食。除了化肥，现在农民种地靠农药、除草剂，灌溉靠水利、水泵，耕地、收割靠农业机械，育秧靠大棚、地膜。综合起来我们现在每年的粮食平均亩产是农业时代的5倍。


  
1949年7月16日的《人民日报》有一篇通讯，标题叫《迁安、抚宁、卢龙等小麦亩产百余斤——丰收的象征》，也就是说当时亩产百斤就叫丰收。1949年中国人均耕地是3亩，人均粮食产量207公斤，亩产不到70公斤，这是算上每年套种的豆类、土豆、白薯之后的数字。现在我们拿豆子做点心，白薯当零食，土豆当蔬菜。如果把这些扣掉的话，当时我们的谷物产量只有不到8000万吨，人均只有140多公斤。而这个时候印度的谷物产量近6000万吨，人均160多公斤。


  
所以当时印度人均寿命是41岁，我们才38岁。其他社会发展水平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个差距：印度的城市化率是17%，中国是13%；印度人均GDP是170美元，我们才100美元；印度的发电量是49亿度，我们是43亿度。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印度当时的化肥产量是我们的4倍，当然4倍也没多少，才2万吨。我们当时只有两个化肥厂，使用的是最老的技术，年产量一共只有5000吨，肥效还不如一个大城市每年制造的大粪。


  
除了化肥工业，印度还有英国留下的工业基础。钢产量是我们的8倍，生铁产量是我们的7倍，水泥产量是我们的4倍，铁矿产量是我们的2.7倍，石油产量是我们的2倍，铁路里程也是我们的2倍多。说实话，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对印度只有仰望的份。


  
和我们相比，印度的外部环境也好得多。美苏争霸的重点在欧洲和东北亚，顾不上南亚，所以美苏在别处大搞军备竞赛，在印度大搞送礼竞赛。整个冷战期间，印度都是要啥有啥，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全世界从来没有卖核潜艇的，俄罗斯却把核潜艇租给印度用。美国把战略空军当成心头肉，名字上带“战略”俩字的飞机很少外销，印度却能买到其中先进的C-17战略运输机，还是第一大海外用户。不光是美苏如此，德国的看家本事是造内燃机，其中最核心的是坦克发动机，美国都只能买成品，印度却能买到全套技术，只是买了技术也没造出合格的来。


  
现在如此，以前更夸张，1957年英国向印度提供了“风神”式喷气式战斗机的图纸，1961年又为印度设计了“胜利”式主战坦克，都是当时相当先进的技术。当这一代英国武器落伍之后，苏联人又送来了更先进的Mig-21战机和T-55坦克，再之后是Mig-23和T-62，Mig-29和T-72，Su-30和T-90……解放初期，苏联曾经提供给我们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基本上都是国防工业和相关零部件、原材料配套工业。后来对印度，苏联也提供了100多个大型成套项目，也是引进苏制武器的配套产业，和给我们的东西相比先进很多代，总价值也比给我们的多近10倍。之所以项目总数比我们的少，是因为印度看不上苏联的钢铁、冶金、化工、汽车技术，这些行当都是买的西方设备。


  
发达国家对印度的态度是“有钱的捧个钱场”，不发达国家也得“没钱的捧个人场”，别人不说，我们在1962年中印战争之前没少给印度帮忙，印度人不知好歹发动中印战争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巴基斯坦支持我们，其他穷国都在给印度捧场。教训了印度一顿之后，我们还是把军队撤回到了战前的位置，可谓仁至义尽。


  
既然没有外部威胁，印度作为一个实行多党制的民主国家，自然会把改善民生放在首位。这时候美国为了对抗苏联的“输出革命”政策，针锋相对地搞了一个“绿色革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通过让发展中国家购买美国的化肥、农药、优良品种、农业机械、灌溉设施等等，改善本国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消除穷国爆发革命的土壤。


  
印度当然不会错过这种好事，20世纪50年代，印度就靠美国贷款购买美国化肥、美国农药，搞起了“绿色革命”。一直到今天，印度仍然是美国化肥农药的最大海外客户之一，也是除美国之外，全世界最大的转基因作物产地。


  
20世纪60年代初，印度靠美国的化肥农药把粮食亩产从1950年的35公斤左右提高到了近50公斤，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们这时候正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连毛泽东都在吃红薯，还要忍着胃酸公开说好吃，此消彼长之下印度人便趁机挑起了中印战争。


  
如果按照中国人几千年总结下来的历史经验来判断，1962年的中印战争不管输赢，我们都已经陷入了一个死局。那个时代我们腹背受敌，全世界都在帮印度说话，北约华约两大集团直接送来了军火，第三世界全体打酱油，这说明冷战双方正在对我们进行最后的战略合围。


  
但是很显然，我们没死，还把这个局走活了，一直走到今天这般光景。这其中的道理即便到了今天也还是有一大票人不能理解。不知道有多少知识精英一直纠结在1960年前后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之类的口水之中。


  
天灾也好，人祸也好，反正我们走过来了，天也没塌下来，而且路越走越宽，就像上一章里说到中国这几年的高速增长同样让很多人没法理解一样。我不得不说，中国几千年来积累出的治国谋略，生存智慧很多都已经过时了，要不然中国近代也不会混那么惨。


  <h2>大炮和黄油是工业化的一体两面</h2>

  
中国、印度几千年都是农业社会，并没有形成适应工业化时代的思考方式。拿着农业时代的逻辑去理解工业化时代，制定生存发展的战略，必然是南辕北辙，搞不好就会作茧自缚，印度就是这样一个反面教材。


  
1962年印度看明白自己占了天时。在中国和美苏闹僵之后，印度已经成了美苏的座上客，如果能从中国身上刷出一场胜利来，自己就可以当第三世界的领袖了。当了领袖自然有当领袖的好处，将来代表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讨价还价，中间免不了可以捞不少油水，这就是封建社会包税人地主的典型想法。


  
天时是敌人的，地利也不在我们这边，打个比方，我们的藏南地区相当于印度家门口的一堵墙。虽然是高原，不过印度的公路直通山下，印军有多少人就可以上多少人，重炮可以直接拉上战场。印军派了一个军来爬墙头，后面调动的二三线部队更是多达十几万。我们隔着一个青藏高原，交通极为不便，旧中国，直到建国之初，中央政府派个官员去拉萨通常都是绕道印度。这样的交通条件换了一般国家只能得到一条结论：后勤无法支持作战，然后也就罢兵议和了。至少在抗日战争时期，西藏地方政府拒绝重庆国民政府订购的武器过境，国民政府就一点脾气没有，只有求美国人空运。


  
解放军虽然忠勇能战，但也只能就地拢拢凑了1万边防部队，重武器只有少量无后坐力炮和迫击炮。1万多边防军和敌方1个军辖十几个旅，五六万人的兵力对比在这摆着，地图上那点居高临下优势完全不值一提，更不要说印度后面还有多少部队可以随时增援。仗打到最后一个多月，我们才又调来一个师的援兵，只带来了几门榴弹炮和少量汽车。这并不是我们反应不够迅速，而是需要边行军边修路，实在是已经到了我们后勤能力的极限了。从战后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出双方后勤补给能力的差距，我军打这一仗总共消耗了2万发炮弹和70万发枪弹，缴获的炮弹倒有8万发，枪弹400多万发。


  
印军打败仗，也不是因为士兵太烂，印军的主力第四师是参加过“二战”的王牌部队。“二战”中这个师在英军序列中从北非打到意大利，英国人每次有自己啃不动的骨头就让印度人上，自己顶不住的时候还是印度人上，以至英国人当年有句笑谈“不流尽最后一滴印度血，我大英绝不屈服”。这个师的锡克旅、旁遮普旅，几乎个个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库尔喀联队则长于白刃突击。这些印度部队作为英军的炮灰，在德军的千锤百炼之下，每个能活下来的都堪称精华中的精华。


  
解放军的重火力和北非、意大利战场上的德军完全无法相比，轻武器比“二战”时候的德军强不了多少。但是几场战斗打下来，印军这些王牌军全交代了，参加战斗的9个旅被歼灭了6个，剩下3个重创，阵亡5000人，被俘4000人，我军只损失了700多人。


  
为什么这样一场对印度来说本该顺风顺水的战争却打了个一塌糊涂？我军在打仗的时候发现，消灭印军一个旅部，就等于歼灭了一个整旅，打死一个班长，一个班就立即丧失战斗力，士兵顿时斗志全无，甚至乖乖坐在地上等着被俘。印度兵跟着英军打“二战”的时候就经常有英国军官被打死之后整支印度部队当场不知所措的战例，没了英国主子发号施令，印度部队不但不会继续进攻，也不会有组织的撤退，甚至连撒丫子溃逃都不会，就那么傻愣愣地在敌人的火力下等死或者束手就擒。


  
这只能说印度人是当顺民当到家了，英国人统治了印度200多年，英国人以前，来自中亚的游牧民族建立的莫卧儿帝国还统治了200多年，再早还有一个德里苏丹国，也是中亚人建立的，再往前则是由更早到达印度的雅利安人统治。雅利安人为印度留下了种姓制度，自己是高等种姓，波罗门（僧侣、祭司）和刹帝利（武士、贵族）、原住民则是低等种姓。


  
中国当了100年半殖民地，现在还有不少人为汪精卫叫屈，以上海租界里的“民国范”为荣。印度几千年都是殖民地，有点独立自主意识的人不被杀掉也会被气死。剩下的顺民畏惧主子甚于怕死，主子让打仗的时候，可以是最一往无前的炮灰，主子让干活也可以是最勤劳的奴隶，英国人在的时候，印度发展得比“老大中国”强得多，同时还能给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当地基。主子拍屁股一走，顺民就傻眼了。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寻找新主子，所以“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印度既亲苏又亲美，同时还保留着英联邦成员的身份，又当社会主义又当资本主义，对德法日和东欧各国也都笑脸相迎，把资源和市场拱手相让。


  
在同一个时代，中美对立，中苏反目，中国的外援断绝，面对美苏两个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只能靠自己。古人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样板戏也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于是中国就有了两弹一星，建立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


  
在印度靠美国贷款和美国化肥、农药进行“绿色革命”的时候，一场“靠自己的绿色革命”也在中国悄无声息地发生了。1958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已经达到了2亿吨，就算是1958年有“放卫星”的嫌疑，之前几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也已经达到了1.9亿吨，但是直到中国爆发本土绿色革命之前，1969产量年仍然只有2.1亿吨。即便那时候在农业上奉行的是“以粮为纲”的政策，把所有非必需的农副产品全都停掉，节约土地和人力来保障粮食生产，但是仅仅靠人的双手，从土里刨不出多少产量来。


  
现在中国每亩化肥施用量近30公斤（纯养分），如果换算成养分相同的粪肥，至少需要1吨，那时候中国人均耕地2亩多，一个人一生产生的排泄物积成肥料也只有七八吨，每年平摊到每亩土地上不过相当于一捧化肥。


  
所以无论怎么努力，粮食产量必然会卡在这个水平，这不是经济学，只是生物学。


  
但是从1970年起，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开始以平均每年2000万吨的速度增加，1962年我们的粮食总产量是1.6亿吨，到1978年实行农村承包制改革之前，粮食总产量已经突破3亿吨，中国的人均粮食产量超过320公斤。这个变化是在1978年以前发生的，显然不是靠积极性，也不可能是由于中国忽然找到了很多大粪。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完全掌握了化肥、农药制造技术，开始大规模建设化肥厂。


  
这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和过往的王朝兴衰相比，这一次中国的粮食产量开始稳定地超过人口增长，中国人从此永远告别饥饿，也将永远告别“一将成名万骨枯”的王朝周期率。


  
现代化肥工业最重要的部分叫合成氨工业，合成氨工业生产氨，氨则是制造几乎所有氮肥、磷肥的基础原料。新中国成立前留下两座合成氨工厂，20世纪50年代又建了4座，20世纪60年代建了20多座，到1970年总产量也只有200万吨，不到现在化肥用量的1/20。那时候中国人还在饿肚子，为什么不能多建点呢？


  
不是我们不想建，那时候我们实在是没那个技术，想建也建不起来。欧洲人19世纪中期就发现了合成氨的反应原理，但是真正建造出能够工业化生产的合成氨装置是20世纪。合成氨的原理是我们高中化学课本上的内容，到现在我只记得一个“高温高压”，高温是三四百度，高压是几十到几百个大气压，介于19世纪末的战列舰上用的高压汽轮机与20世纪的潜艇壳体之间。设备管路需要承受的压力更高，大约是炮管的1/10，所用的原材料也是和炮管差不多的合金钢无缝管。


  
所以19世纪末西方列强造了几十年巨舰大炮，到20世纪初就能造合成氨设备了。现在，哪些国家能独立设计建造下潜深度几百米的潜艇，哪些国家也就能建造年产几十万吨的大型合成氨设备，能得到吃不完的粮食。大炮和黄油在工业时代根本就是一回事。


  
合成氨工业最初并不是用来做化肥的，而是做炸药，巨舰大炮就意味着一发炮弹几吨重，两条战列舰对打一个小时要消耗几百上千吨弹药，旧中国全部的合成氨产量也不够一场大海战消耗，列强们对炸药的巨大胃口为合成氨工业提供了一个必须出现的理由。中国在巨舰大炮时代是旁观者，自然也就错过了巨舰大炮时代的技术积累和产业积累。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最大的一条国产军舰是2700多吨的“平远”号，很多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材料还是进口的，当时日本最大的国产战舰是4000吨，关键零部件同样是进口的，那时候中日之间并没有多大差距。


  
不过，甲午战争我们打败了，赔掉了2亿多两银子，曾经在战场上重创日军旗舰，自己中弹数百发，无一处被击穿的“平远”舰成了中国近代工业史的绝唱。日本打赢了甲午战争，拿着我们赔的银子去建造新军舰、新大炮，开始积富积强。我们把银子赔光，再也造不起战舰。从此我们所失去的技术积累、产业积累就此成了日本人的发展空间。


  
20世纪50年代，我们从苏联得到了156个工业成套项目，其中就有制作炸药、大炮、潜艇的工厂，但是苏联人并没有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些技术造一座化肥厂，我们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经过十几年艰难的探索，到1970年，我们的“济南”号驱逐舰和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两条主战舰艇都使用高性能汽轮机动力，与此同时，我们也掌握了合成氨成套设备的建造技术，随后一口气建了几百套合成氨装置和上千个化肥厂。


  
有了工厂就有化肥，从1970年之后，平均每年化肥产量增长100万吨，1975年之后每年增加200万吨，相当于1970年的化肥总产量。而在这之前，由于没有突破关键技术，我们建化肥厂还必须进口关键设备，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化肥产量平均每年只能增长20来万吨，对应的粮食产量起起伏伏，10年只增长了3000万吨（按1958年算），印度同期靠买化肥，买设备造化肥，粮食产量也增长了3000万吨。


  
数字是繁琐的，但把这些数字堆在一起，又一次无可争辩地表现出了一个指数增长态势。农业化社会并没有什么指数增长，所以用农业社会的思维做出的政策很难考虑到自己会被别人的工业化指数增长甩掉。


  
农业社会只有一种指数增长——王朝更替的时候，流民的增加是指数式的，这个指数增长总是创造一些历史奇迹。所以我们在被逼无奈的时候，没有放弃努力，而是干脆懵懵懂懂地决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结果奇迹就降临在我们身上。印度几千年都没出过陈胜吴广，不知道啥叫指数增长，不知道啥叫滚雪球，自然就错过了和我们一起打开物质财富指数增长的阀门的机会。


  
工业都是相通的，我们的农药工业、农机工业也按照和化肥工业差不多的路数发展起来。以指数式增长生产出化肥、农药、水泵、农业机械、地膜和塑料水管，保证了中国粮食亩产增长保持在平均每年10公斤以上，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率。与此同时，印度的粮食亩产量平均每年增长不到2公斤，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量增长速度逐渐开始低于人口增长速度，到了印度的90后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就算把裤腰带勒断，也不可能再勒出余粮用来出口了。


  
这些数字说明，当我们开始积富积强的时候，印度开始积弱积贫。现在中国的粮食可以吃一半，另一半喂猪、喂牛、喂鸡，自己吃肉。每年吃的肉比印度人多10倍，每届奥运会金牌比印度多得多。


  
从笔者记事起，批评中国独立自主搞工业就是时尚，现在仍然还有这样的人。在很多知识“精英”的眼里，中国只要独立自主就肯定错过了点什么。但是错过了什么呢？中国和印度都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起家的农业国，我们错过的大概就是印度拥有的。可是印度又拥有什么呢？印度招标买三代半的“阵风”战机的时候，我们的四代机已经在天上飞了，印度靠购买国外的技术试着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我们已经能把两弹一星打下来了。


  
印度还拥有百年老店塔塔钢铁集团，世界第一大钢铁公司“米尔塔”的总裁是印度裔，印度是世界第三大铁矿出口国，印度从始至终都可以买到任何先进技术，还有美苏俄日欧联合国三天两头地送来各种援助、贷款……我们没有这些，我们只有十几倍于印度的钢产量。和1949年只占印度1/10的钢产量相比，我们拥有的只是里里外外100倍的变化。我们拥有的只是一个世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我们拥有的，只是“靠自己”三个字。


  <h2>我们是否处在“第30天”中？</h2>

  
“靠自己”三个字背后承载的是我们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民族自尊，这种自尊是骨子里的，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迸发出来。1950年，志愿军去朝鲜打仗，毛泽东是这么说的：“美军钢多气少，我军气多钢少。”那一年，美国钢铁产量8700万吨，是中国的142倍。中国的61万吨钢铁里大半是铁匠铺炼的生熟铁，如果只比钢产量，这个差距将达到惊人的368倍。平均到每个人头上，美国人均钢产量接近半吨，可以造半辆吉普车，中国只有7两，连做一把刺刀都不够。


  
有没有足够的钢铁，成了中国和帝国主义之间最直观的差距。在上甘岭战役中，美军每天投掷数十万发炸弹、炮弹，把上甘岭的花岗岩山体削低了3米，为了抗住这样的狂轰滥炸，志愿军的办法竟然是靠从敌人的哑弹里拆出炸药来挖防空洞。


  
炸弹的外壳是铸钢，炮弹的外壳是锻钢，炸药更是巨大的联合化工设备的产品，每一座大型化工厂用掉的钢铁数量都相当于当时中国十几年钢产量总和。如果考虑到钢铁质量的话，随便一座现代化工厂用到的钢铁都有几百个品种，其中90%的品种,当时的中国连50克都不能冶炼。


  
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钢铁产量多的一方多半会赢。所以，尽管志愿军凭着“气”在朝鲜顶住了帝国主义的进犯，中国人还是认识到了巨大的危机。此后的几十年，中国人全力以赴地增加钢铁产量，根本不需要有什么人动员。


  
1958年“大炼钢铁”在中国成为了一个全国性运动，连宋庆龄都在后花园里支高炉。虽然“大炼钢铁”问题不少，但当年提出的口号“十五年赶上英国”，变成了精准的规划。15年后的1973年，英国钢产量2665万吨，中国产量2522万吨，基本追平。再过5年，1978年，中国的钢产量已经超过英国1000万吨。但国家依然在鼓励节约钢铁，把所有能省的钢铁都省出来用于扩大再生产。我记得80年代的课本、宣传画还在鼓励小学生把路上捡到的螺丝帽、铁丝，送到就近的工厂去。


  
其实我小时候中国已经不是奇缺钢铁了，不过，钢产量近亿吨的美国、苏联仍然像大山一样压在我们头上。1957年，毛泽东说“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这和前面“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合称“赶英超美！”很多年来，这个词都被当做不知天高地厚的同义词。


  
然而现实往往要比想象神奇得多，如果说实现15年超英的目标还打了点折扣（真正超过英国花了18年），50年赶美却早已不是个问题了。2007年，毛泽东发誓要赶上美国的50年后，中国根本就不再用“万吨”这个单位来衡量钢铁产量，因为中国钢产量已经接近5亿吨，是美国的5倍有余。


  
那一年，没有人为这个50年目标的实现而大肆庆祝，因为中国早在1995年就以9500万吨的数字超过了美国，提前12年实现了毛泽东的预言。到了1996年，中国钢产量首次超过一亿吨，坐上了第一钢铁大国的位置，至今再也没丢掉这个冠军。到2010年，中国钢产量占了世界一半。


  
钢铁产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和，这种事情历史上只有三个国家实现过：公元前14世纪的赫梯（第一个发明炼铁的国家）、19世纪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取得这个成就的国家接下来都会变成世界霸主。中国大陆地区钢产量现在已经相当于全世界钢产量的47%，难道说中国将主导21世纪的地球？


  
这样的想法肯定会被不少人鄙视——中国人多，某种产量世界第一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一人均还是垫底。这显然是没过脑子的套话，简单一算就知道，中国人口不到世界的五分之一，却生产了接近一半的钢铁，人均钢铁产量已经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2.5倍，这是小学应用题水平的结论。


  
2.5倍的差距意味着大部分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人均钢铁产量已经被中国甩在身后，2010年，中国人均钢铁产量是470公斤，美国是250公斤，俄罗斯是450公斤。二百年来，中国终于在主要工业品的项目上可以和世界列强比人均值了，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当然，还有另一种观点——钢铁是夕阳产业，钢产量并不代表国家实力，听起来似乎也有点道理。比如印度现在的钢铁产量已经超过发动“二战”的纳粹德国两倍，但还是没人拿印度当盘菜。


  
不比钢铁咱们还可以比点别的，比如说高速铁路。在2010年，时速350公里的西郑高铁和沪杭高铁先后投入运营，2011年京沪高铁通车运行，再加上2009年末开通的武广高铁，中国的高速铁路通车里程已经超过了世界一半。而且，高铁和高铁并不都一样，日本和欧美的高铁标准一向是时速超过200公里就算，在中国谁要敢把200公里的线叫“高铁”，肯定会被99%的老百姓笑话：“老哥，那叫动车。”


  
如果继续吹毛求疵，还可以罔顾事实编一个“中国是用举国之力修高铁，不管经济效益”之类的瞎话，或者欧美这几年金融危机，被中国占了先机等等。问题在于，我们没占到先机的东西是大多数，比如汽车，1949年我们汽车产量是0。


  
2009年，中国造了1379万辆汽车，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生产国；2010年继续暴增到1826万辆，比第二名日本（963万辆）多了近一倍，曾经号称“汽车轮子上的国家”美国只有773万辆，算上加拿大和墨西哥，整个北美大陆也只有1215万辆。当然，我们还可以说，美国、日本这是受到经济危机影响，销量萎缩。不过（除中国以外）历史上汽车年产量的最高纪录是1303万辆，是美国在1999年创下的，就算把那一年加拿大、墨西哥的产量都加上，整个北美洲总计1762万辆，也还是比我们差了60多万辆。


  
如果进一步鸡蛋里挑骨头，我们还可以说中国的汽车不如美国的大，不如日本的省油，不如欧洲的安全，反正给自己挑毛病最容易。毕竟这个世界上绝对一模一样的产品不多，不过也不是没有，比如说电。2010年，美国全年发电量4万亿度，中国以4.14万亿度的优势堪堪超越。


  
必须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从1882年爱迪生建立第一个发电厂直到2009年，一共128年，没有一年美国不是发电冠军。这中间正是美国从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到称霸全球的一个多世纪。在21世纪的头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失去了发电量第一的位置，中国则拥有了和美国相当的工业力量。2010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净增加值双双超过美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再考虑到中国货更便宜的事实，我们的工业规模其实早已经是世界冠军了。


  
从统计数字来看，除了上面说到的钢铁、铁路、汽车、电力，中国目前有220项工业产能世界第一，其中超过170项占到世界产量一半以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美国有一个“联邦物料分级代码体系”将一切工业品划分为78个大类，643个子类。也就是说在至少1/3的制造业领域里，我们是当之无愧的霸主，远远超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西方人常说，胜利者无须被指责，但我们还是不得不习惯于时刻听到对中国社会的抱怨和牢骚——我们自己也经常是抱怨的来源之一；我们也习惯于每星期看到一篇“中国崩溃论”风格的评论——不只来自国外媒体。但是就在这一片嘈杂中，中国悄然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社会。不过很显然，大部分人，无论是唱衰中国的批评者还是称颂中国的赞美者，还不太习惯这个现实，因为双方依然在用陈旧的言辞来批评或者赞美中国。


  
这倒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取得这个经济地位没几年。现在中国钢产量等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和，可2004年的时候，世界钢产量已经10亿吨开外了，中国只占2.8亿吨，才1/4强；2010年中国发电量超过美国，可2004年中国的发电量才刚到美国的一半；2010年中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美日德之和，2004年只有507万辆，不到美日的一半。6年过去，这些数字就翻番了。这种指数增长式的发展节奏，谁也没那么容易适应。


  
能够把握这种节奏的人也不是没有，毛泽东在1957年就勾画出钢铁产量15年超英，50年赶美的大目标——那年中国的钢产量突破了500万吨，是英国的1/4，美国的1/20，简单算一下的话，就是15年要翻两番，50年要翻四番。1980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又提出到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要翻两番，也就是说我们的伟人不但能掌握，还能实现这种节奏。


  
咱们平常人做不到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也不错。如果我们找来以前的统计年鉴，把各种工业产量画在一张图上，很容易发现，这些数字大体上是沿着一条增速越来越快的增长曲线在上升，这条曲线就是我们初中课本上的“指数函数”。


  
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是一种“指数增长”。关于指数增长有不少古老的寓言，其中有一个说：池塘的浮萍面积每天增加一倍。如果一个月能够长满池塘，那么多少天才长满一半？答案出人意料却又无可置疑：第29天。刚刚过去几年的惊人增长，就是中国工业化浮萍的第30天，但绝不是最后一天。


  <h2>什么是工业化——网上说的尽是废话</h2>

  
为什么“靠自己”会为中国带来奇迹，为什么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指数增长？


  
原因在于工业化，工业化这个话题差不多要花一整本书来讨论，才能说到个皮毛。因为工业太复杂了，我们这代人就生长在工业化进程中，也要到30多岁才能领悟到它的冰山一角，不管读者老师您现在是在地铁中，还是在厕所里看这本书，您的时间宝贵，不能要求您也从头领悟一遍。既然说到了工业化，那就直接说说什么叫工业化好了。


  
本来想上网搜一个工业化的定义粘上来，结果找了半天，发现全都是废话。真是很纳闷，人类工业革命了200多年，发达国家都开始“去工业化”了，为啥就没人愿意给“工业化”研究出个类似于“E=MC2”、“两点之间最短间距是直线”那样的精确定义出来？


  
这种事其实也正常。18、19世纪大英帝国靠海权称霸世界，但是假如那时候有互联网，搜查“海权论”肯定也是搜不到的。因为一直到19世纪的最后几年，美国人马汉才提出“海权论”，等他的《海权论》一套三本出齐，无畏舰建造大赛已经开始，大英帝国的海权已经快要丢了。


  
眼下美国也在去工业化，中国的工业规模已经超过美国，等再过几年，中国也会变成无可撼动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就像美国人在英国的海上霸权没落之前出了“海权论”一样，眼下正好也该轮到中国人弄明白什么叫“工业化”了。可惜眼下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心思还不在这上面，没出名的研究出名，出了名的研究投机，不会投机的研究唱衰，不会唱衰的研究造谣。笔者伤不起，只好自己先拿个定义出来。


  
要说什么是工业化，得说什么是工业。现代工业非常复杂，从前面说到的化肥工业就可以看出来，每一套工业体系包含成百上千个部门，成千上万的工序，大概每一个负责任的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者都会被这么多的细节绕糊涂。不过笔者是懒人，那就有懒办法，不管啥工业，说到底都是制造东西。不过我们说的工业不是古代的手工业，而是近现代工业，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也很简单，手工业用手，近现代工业用机器。那么所谓工业，照我看就是“用机器造东西”。


  
既然工业是用机器造东西，再加个化字算怎么回事呢？大家都买个电脑上网，叫信息化；军队装备上坦克、装甲车，不用跑步前进了，就叫机械化。工业化无非就是普及工业，大部分东西都用机器造。


  
造东西的机器从哪来呢？就像其他东西一样，还是机器造的。所以工业化的本质就是：用机器造机器，然后再用机器造别的东西。既然能用机器造机器，1台机器可以造10台，10台可以造100台，生产力就会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形成指数增长。


  
工业化是用机器造机器带来的指数增长，但指数增长并不是工业化的全部。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不是生物进化的全部一样，所有生物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从最原始的单细胞进化而来。所谓量变导致质变，工业化的数量积累早晚也会导致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工业化是机器造机器，如果再往细了说，以前的老式机床是用滑轨、丝杠这些部件进行引导，把滑轨、丝杠的加工精度复制到工件上，现代的数控设备则是用计算机进行微控制，来模拟一部分导引部件的功能。


  
用白话说，这就是用一个平面复制出另一个平面，用一个圆形复制出另一个圆形，这就像生物用一个基因复制出另一个基因一样，复制出的基因凑在一起就是另一只生物，把用机器复制出的零件凑在一起就是另一台机器。


  
生物在遗传的时候会变异，因而生物会进化。机器复制零件要比生物复制基因自由得多，可以做大，也可以做小，可以做长，也可以做短，所以用机器可以更容易地制造出其他机器，有了更多种类的机器，就可以做更多种类的产品，因而工业化带来的进步比生物进化要快得多。


  
用机器不但可以制造出更多其他品种的机器，带动产业升级，也可以制造出更好的机器，形成技术进步。


  
一个产品是由很多零件组成的，产品的技术水平越先进，结构也会越复杂，零件也会越多。零件越多，就要求每个零件的制造精度越高，如果每个零件都大一点，或者都小一点，等把这些零件组装在一起，制造公差会积累在一起，尺寸可能会差很多，这件产品恐怕根本没法用，甚至装都装不上。


  
笔者曾经观摩过造船，造船都是先造船底，再往上建造两侧的船舷，最后再铺上面的甲板。以前他们只造过渔船，后来开始接单造货船，全厂上下都没有造大船的经验，最初几条船总是要到铺甲板的时候才发现两边已经差出很多，有时候会差一米多，只好再想办法修补矫正。造船的钢板都是一块一块按图纸切的，每块都有检验员拿尺子量，但是有的人习惯切多一点，有的人习惯切少一点，焊接也是，有的人焊缝宽，有的人焊缝窄，各种变形量也因人而异。虽然每个人的工作都符合设计精度，但是几十上百块钢板焊在一起，微小的公差积累起来，整个船就对不上了。


  
造渔船的船厂学会造货船，需要提高切割钢板、焊接钢板的精度，检验控制的精度，如果有一天他们要造更大的船，造军舰，甚至造航母，每次都要提高精度。前面说到过的马卡洛夫厂长为了亲手建造的“瓦良格”号航母功败垂成而愤怒，为了永远失去这条船而垂泪。因为当初在他的领导之下，这种几万吨的航母的建造精度可以用头发丝的粗细衡量，这是苏联经过几十年不懈积累的工业成就，丧失的时候任谁都会痛彻心扉，除了自己的死敌。


  
说到底，在微观层面技术进步就是提高精度，要提高精度必须有一个提高精度的办法，这个办法仍然是用机器来实现，只不过提高精度要比简单复制难很多。因为要用机器造出比本身更精确的零件并不容易，就像让我们画一张小到看不见的画。


  
为克服这个困难，技术上有很多解决办法，比如古人在几百年前就可以把国王的头像、国徽图案做在小小的硬币上，实际上雕刻家并不需要在一个硬币大小的底模上雕刻图案，真正的硬币底模其实非常大，雕刻家制作硬币的时候就和在墙上刻浮雕差不多，这样才可以把各种细节雕刻得惟妙惟肖。等制造硬币铸模的时候，再使用一种平行四边形原理的放样工具就可以把底模上的图案按比例缩小到硬币那么大。


  
同样原理的放样工具也在机械加工上使用，机械工业还有很多其他控制公差的手段，在其他工业门类上也有各自提高精度的技巧，当然这不是我的专业，所知甚少。


  
除了各种加工技巧，还有一个最简单的笨办法——试制——反复做同一个零件，总能偶然得到比机器本身更高的精度。一旦能做出一个来，就可以用工业化方式无限复制。所谓科技研发就是这么个过程，不断试制，不断测试，不断失败，做出无数废品来，所以搞技术开发总是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用机器制造机器，短期内往往是个吃力不讨好的选择。


  
不过正如墨菲定律所说：“如果一个办法笨而有效，那这个办法就不笨。”工业技术开发固然费钱，但一旦工业升级完成，工业的效率可以秒杀一切能工巧匠，压倒最勤勉的雇员。毕竟从自然界的角度看，人类只是一种会捕猎的杂食动物，并非不知疲倦的小蜜蜂。让人类绷紧神经和肌肉，与钢铁和计算机比拼效率，这注定是没有希望的战斗。


  
汽车工业的发展史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汽车是1886年发明的，到1900年，世界汽车产量才只有1万辆，美国制造了其中的4000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法国人也造了3000辆。到了1903年，法国汽车产量增加到1.3万辆，美国1.1万辆。考虑到美国此时已经成为了全球工业霸主，应该说汽车工业一开局，法国人就赢回一盘。


  
不过法国在汽车工业上优势并没有保持很久，到了“一战”爆发前的1913年，美国的汽车产量飙升到50万辆，而法国只增长到4.5万辆。到了1915年，全世界汽车产量101万辆，美国独占了97万辆。那么法国人输在哪了呢？


  
在汽车工业刚出现的时候，整个机械工业还处在蒸汽时代，加工粗糙，造出来的产品需要技术工人用手工打磨才能合用。汽车作为一种包含上千个精密零部件的复杂机械，用当时生产蒸汽机、铁轨、船板的机械工业是造不出来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同的国家选择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法国文化传统悠久，奢侈品、工艺品制造业发达，能工巧匠众多，所以法国人把工匠们集合起来，精雕细琢，用造路易威登包、卡地亚首饰的劲头来造汽车零件，很容易就领跑了汽车产业。


  
美国没有那么多的好工匠，当时美国人马克辛发明了重机枪，勃朗宁发明了轻机枪，但是这些最优秀的工程师都要跑到欧洲去，借助欧洲的优秀技师实现自己的理想。美国只能采用笨办法，要造汽车，就发明专门制造汽车零部件的机械，用机械取代人力，把工艺尽量简化、标准化。普通人照着手册操作机器，也造出了汽车。


  
不过，能工巧匠虽然万能，但需要半辈子才能带出一个像样的徒弟，而新工人只要识字，几个星期就能看明白工艺手册。所以法国汽车产量很快冲上了几万辆，但也只能长期在几万辆上下打转。美国一旦建造出第一条汽车生产线，马上能像变魔术一样复制生产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人把学徒工送上战场，到1915年连4万辆的产量都保持不住，只能向美国的工业化模式低头认输。


  
1915年法国的雪铁龙公司一成立，就到美国拜师，抄袭了福特的流水线和机床，这才勉强把法国的汽车产量提升到了10万辆的等级。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雪铁龙一直有总工程师定期访美学艺的传统。美国的大工业路线彻底打掉了法国工匠的傲气。


  
当然，笑到最后才能笑得最好，现在第一汽车生产国是我们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60年艰苦的努力，从20世纪50年代大炼钢铁到70年代全国支援建二汽，再到90年代山寨工厂升级，中国人把现代大工业的发展路线从头到尾走了一遍，才有了全世界最强大的汽车工业。


  
汽车工业不是一个孤立的产业，近2000万辆汽车产量的背后，是同样世界第一的钢铁、电气、机械、化工工业。从过去两代人的视角来看，积攒这份宝贵家业的历程并不轻松，但从整个世界来看，60年打造世界第一工业国，发展速度近乎神话。这个成就当然是中国人勤劳节俭的结果，但世界上勤俭的并不只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勤劳了几千年也没有变得富裕。在大工业时代，只有坚持工业化才能让勤俭变成工业资本，让每一滴汗水变成创造工业奇迹的种子。


  <h2>工业化既是手段也是信仰</h2>

  
五六年前，笔者带着几位非洲客户到一个内地城市，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街景，他们给出了最直截了当的观感：“你们是发达国家”。当时笔者还大不以为然，摆出了一大堆诸如中国人均GDP多少，还有多少农民，还有多少贫困人口之类的指标……一位长得有点像艾迪·墨菲的哥们儿指着四周千篇一律的大楼、俗气的广告牌、街上拥堵的汽车说“这不都是你们儿自己造的吗？你们能盖这么大的楼，你们连汽车都能造出来，缺什么造就是了。”


  
人人都知道现代工业拥有的强大力量，但只有懂得一切要“靠自己”的才是赢家。我们1840年前脚挨打，后脚就说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往后还有洋务运动。其实连“用机器造机器”这个概念都是笔者从洋务派那儿盗用的。


  
当年李鸿章搞洋务的时候说要去西方寻觅“造器之器”。李鸿章说的第一个器是火器，第二个是造火器的机器，并不是“造机器的机器”。一字之差就失之千里，买来的火器也好，机器也好，再先进再强大，在列强们机器造机器的指数增长面前全都是浮云。结果花十几年国力买来的火器在甲午战争中损失殆尽，买来的机器又被八国联军放火烧了，大清国的银子也被勒索干净，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当年大清朝有明清两代长达500年卖丝绸、茶叶、瓷器挣来的十几亿两银子，什么都可以买到，解放的时候我们一无所有，现在我们什么都能造。正所谓“家有金山银山，不如一技在手”，我们的一技之长就是工业化，用机器造机器，想要什么就造什么。


  
用机器造机器是根本，以什么样的名义启动这个过程倒不太重要，1958年我们大炼钢铁，欧洲在同一个时代也在整合炼钢能力，1952年由法国和西德牵头，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那几个小国搞了一个“欧洲煤钢共同体”（又称“欧洲煤钢联营”），全欧洲一起合伙炼钢。


  
工业化是用机器造机器，机器都是用钢铁造的，用煤（或者煤发的电）驱动，因而工业化的基础便是炼钢挖煤。一旦有了钢铁，就可以用钢铁制造矿井设备，挖更多的煤，更多的铁矿，用钢铁建造更多的高炉，炼更多的钢，然后就又可以造越来越多的机器。


  
这种挖煤、炼钢、造机器，再挖更多煤、炼更多钢、造更多机器的循环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业化过程，称为“煤钢复合体”。一旦有了煤钢复合体，就可以向其他产业提供越来越多的钢铁作为原材料，越来越多的煤炭作为动力，工业化就会在这个基础上一层一层展开。


  
欧洲人为了让“欧洲煤钢共同体”能像美国、日本那种由财阀控制本国的钢铁工业、制造业形成的煤钢复合体一样有竞争力，搞了一个欧洲关税共同体，互相减免关税。


  
后来减免关税的范围越来越大，就发展成欧洲经济共同体。有了共同的经济基础，大家就需要有共同的上层建筑打跨国官司，欧洲各国又成立了欧洲政治共同体。


  
在欧洲政府边扯皮边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同时，欧洲各国科技界则在煤钢联盟的基础上组建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航天共同体，产业界也按照这种合作爬科技树的模式组建了空中客车公司、欧洲战斗机公司、欧洲直升机公司……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当欧洲人把产业基础统一起来之后，再印一个统一的欧元，大家找个礼堂挂上个欧盟议会的牌子，一起商量欧元怎么印，合伙造出来的飞机、卫星、核电站怎么分，这就是“欧盟”了。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工业化进程的第一步都是建立第一套“煤钢复合体”。现代欧洲是这样，近代英国、美国、德国都是这样，中国也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我们的工业化走得更艰难。


  
在欧洲人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同一个时代，我们还在用土高炉炼出来的劣质熟铁修建窄轨铁路，铁路上跑的是只有十几马力的28吨小火车，几乎全部是用生熟铁，靠手工敲敲打打出来的。


  
但是这些拙劣的小铁路却可以把更多土煤窑里挖出的煤，土矿井里挖出的贫矿石送到土高炉面前，让这些用黏土和砖建造的土高炉、土平炉炼出更多的生熟铁和劣质钢。这些钢铁虽然劣质，但至少可以做成铁箍和支架，把2米多高的土高炉加高到10来米，生产出质量稍好的钢铁。


  
更多更好的钢铁可以制造板材、大型铸件和铆钉，土高炉变成小高炉，小高炉变成中高炉，中高炉变成大高炉……更多的窄轨铁路，更多的制砖机、鼓风机、抽水机、锅驼机（农用蒸汽机）也在中国的县乡小工厂中被制造出来。国有的大中型工业则始终在为这些县乡小企业提供他们造不出来的轴承、阀门、开关、动力机械这类关键部件。终于有一天，这些原始机械工业积累到了能建造简易化工设备的程度，中国的农村开始普及化肥。化肥普遍采用则让大量农民有了余粮和闲暇，中国则靠着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成功进行了改革开放，走上了工业化进步的快车道。


  
欧洲人有上百年的工业化积累，即便“二战”把欧洲炸了个稀烂，可工程师、技术工人、管理人员大部分还活着，一抓一大把，而且都有现成的经验，只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拿出一点启动资金，让自己的工业体系重新转起来，就可以重新开始积富积强，美国人在“二战”后搞了一个“马歇尔计划”，向欧洲各国援助了130亿，美国人本来是想通过援助在经济上控制欧洲，这个在后面还会说到，让马歇尔没想到的是，如今欧盟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


  
我们当时又没钱，又没人，只好自己摸索，靠摔跟头积富积强，靠勒腰带省出本钱，现在看起来当年大炼钢铁有点冒傻气，不过对于一个亟待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是通往煤铁复合体最近的路，摔多少跟头都赚了。大炼钢铁之后，我们还摔过无数的跟头，差不多是走一步摔一个跟头，一直摔到现在。


  
但是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经过和欧洲变成欧盟差不多的时间，我们从当年村村冒烟、户户点火这么个起点，变成了现在这个“一切皆可山寨”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虽然我们的汽车造得不如宝马、奔驰，但是起码我们的汽车产量比整个欧洲加起来都多；虽然我们还造不出空中客车，但我们的J-20绝对不比欧洲人的“阵风”、“台风”差；我们的北斗导航已经开始提供服务了，欧洲的伽利略系统还不知拖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反卫星武器、反导武器、载人航天，欧盟还没有。作为一个工业党，我只想说，只要我们不背离对工业化的信仰，就没有人能玩得过我们中国人。


  <h2>现成的“理论”测不准当下中国</h2>

  
现在我们已经不用修小高炉了，现在中国的钢铁产量占了全世界一半。不过这个第一才当了十来年，而且每年还要出口一部分，积攒起来的还不算多。有一个相应的指标叫“人均钢铁蓄积量”，这个指标，中国也就是3吨上下，欧美国家平均是10吨，是我们的3倍以上。当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还不到1吨。


  
这个数据直接影响到了大家的生活。现在女孩子找对象，丈母娘挑女婿都要有房有车的，很多小伙子正为此苦恼。


  
车是钢做的，一辆车差不多1吨，房子是钢筋混凝土的，一平方米房子平均要用60公斤钢筋，小两口考虑到很快会有宝宝，买一个90平方米房子，算上平均每人分摊的城市基础设施，住宅小区附属设施，还有商场、学校、医院、公交这些公共设施，用掉的钢筋正好和中国的人均钢铁蓄积量差不多。


  
极品的好女婿会有个大房子，比如200平方米，作为城市高级白领，将来小两口肯定一人一辆车，一个白领的人均钢铁蓄积量是8～10吨，和发达国家差不多，丈母娘都喜欢这样的女婿，比起嫁到国外，离娘家还近一点。


  
穷女婿就没那么多“铁”。混得不好的哥们儿要跟人合租一套房，一人十几平方米，外加一辆自行车，钢铁蓄积量1吨，这数据和印度的人均钢铁蓄积量一样，把女儿嫁过去等于嫁到了印度，丈母娘肯定一千个不答应。说到底钢铁是硬指标，对国家如此，对成家也如此。


  
眼下中国人均住房30平方米，每年盖房用的钢筋占了钢产量的一半，加上各种基础设施，我们的钢铁蓄积量刚够盖房的。当然，盖房也好，造机器也好，还需要铜来造电线，铝来造轻体结构，锌来做防锈镀层，镍和铬做不锈钢，稀土来造节能灯，各种材料都有相应的蓄积量和蓄积公式，道理是一样的，钢铁只是其中最重要、最基础的一项。


  
房子要用钢筋，机器设备也要用钢铁，而且用得更多，我们钢铁蓄积量少同时也意味着没有足够的机器，人均拥有的生产设施少，所以我们工作效率就没有发达国家高，自然赚钱少，很多人连找工作都不容易。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没房子可买，只是上班挣的钱买不起。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人均钢铁蓄积量有8～10吨，大部分发达国家人均住房面积在40～45平方米。而且他们的房子比我们省钢铁，美国人和西北欧人大多住独门独户的小楼，这种房子是木头造的，拆散了看都是6英寸宽、2英寸厚的标准龙骨条和12厘层压板，没有钢筋，只有钉子。


  
西欧的老城市和南欧的大部分住房是砖结构，和我们以前盖的五六层砖混楼差不多，只不过他们的房子盖得早，外观更像古迹，里面也没有多少钢筋混凝土结构，房顶和地板龙骨大多也是用木材。住宅用的钢铁少，相应地他们就有更多的钢铁蓄积在工厂、办公室、公路、铁路、轮船上，是用来赚钱的，所以他们赚的钱买房就轻轻松松，买了房还有大笔闲钱用来买中国出口的消费品。


  
在发达国家之中，美国拥有金融霸权，美国人在银行里敲几个数字，我们就得乖乖把东西送上门去，美国当然就省去很多工业，相应地美国人可以把更多的钢铁蓄积到房子上。所以美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在发达国家之中鹤立鸡群，达到70多平方米，当然即便是70平方米的木头房子，算上地基，算上车道花园，连一家一个锅炉，一人一辆小汽车，一人一支枪都算上，蓄积的钢铁也不如我们的混凝土楼房里的钢筋多。美国蓄积在机器中的钢铁还是比我们多。所以即便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我们的工业人均产值也不到美国工人的1/10。


  
现在人均钢铁蓄积量最高的国家还不是欧美，而是日本和韩国，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大概有15～20吨，差不多是我们的六七倍。这两个国家都以制造业见长，生产线怎么也比办公设备用的钢铁多。而他们在住房上用的钢铁更少，日本人的住房分两种，像东京湾之类的经济发达地区，大部分人住楼房，不过日本的楼并不高，住宅楼很少有10层以上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我们的一半，远离大城市的地方是和欧美类似的木结构房子，只是面积没欧美的那么大，一个小楼一百来平米，住三四口人，另外日本多地震，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常备的地震棚，看起来就像木板搭的集装箱，这些地震棚里平时住着1000万宅男。所以日本的人均住房面积很难计算，整个平均起来应该和我们差不多，所以用的钢铁自然要比我们省。


  
除了房子以外，日本人的车也好，道路也好，桥也好，都比中国的小一块。连核电站都比别人的核电站小不少，别的国家的核电站都有应急柴油机电站，当然日本人的核电站也有应急柴油发电机，不过别人的应急电站是固定的配套设施，通过固定的配电系统和核电站相连。日本人为了省地方省资源，应急发电机是出了事搬出来现接线，等真出事的时候才发现福岛的柴油发电机和核电站的插头居然接不上，就只好眼看着冷却系统失灵，反应堆开锅爆炸。


  
韩国人大部分倒是像我们一样住混凝土楼房，不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我们的一半稍多。而且韩国的豆腐渣工程是很出名的，不但居民楼敢塌，大商场敢塌，连汉江大桥这种属于国家大动脉兼国家级面子工程的地标性建筑都能没来由地掉进江里。我们倒也不是没有豆腐渣工程，不过还真没有豆腐渣到这个程度，这几年中国的钢筋混凝土施工量占了全世界一半还多，塌楼的事并不比别处更多，桥确实塌了几个，不过多数是因车超载。和我们相比，韩国人是挤在蜗居里，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把更多的钢铁省出来盖工厂了。


  
按心理学，穷人乍富之后都比较重视面子，所以我们到处做面子工程，韩国人则是在面部到处做工程，毕竟手术刀比钢筋能省不少材料。作为受罪的回报，2009年中国当了一年世界第一大造船国之后，2010年韩国的造船接单量又超过了我们。船上的零件个头都很大，一个大型船用柴油机汽缸有二层楼高，造这些大家伙用的机器自然个头更大，用的钢铁自然也更多。这些巨型机器中很多我们还没有，就算有的，韩国人攒出来的时间也比我们更早，经验积累和技术积累自然就比我们更多。咱们自己都知道中国货小毛病多，做产品都是熟能生巧，经验积累不足。外国用户也不傻，用了两年中国船之后，没准又觉得还是多花点钱买韩国货踏实，这也是人之常情。


  
当然中国是大国，犯不上这么玩命，我们真玩命的时候，就是没工业也能打跑美帝外加十五国联军，现在有了工业，安居乐业才是正道。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的房子确实也不算便宜，原因大家都明白，房价高是因为地价高，地价高是因为卖地财政，卖地财政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的人均住房比20世纪90年代增加了一倍多，住房多了，就有更多地方摆衣柜，就会想买更多衣裳，就会有地方摆大电视、大冰箱，家里东西多了，就要求有更好的社会治安，更好的市容环境。家里有了电视电脑，我们就知道该找欧美日攀比点什么，政府得提高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水平，这些钱都得财政出。


  
我们盖房用的钢铁比较多，造机器的速度相对就比较慢，相应地赚钱就慢。赚钱慢，政府就收不到足够多的税满足财政开支，只好卖地皮补窟窿。卖地皮并不是划一块地直接卖掉就行，还要往上铺交通、水电、燃气、通信这些基础设施，现在的人生活标准高，还得有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热力系统，哪一样都得上亿，这还不算一公里造价好几亿的城铁、地铁。现在城市边上的地都卖得差不多了，新开发的地皮离市区越来越远，现在房子周边不通城铁的都不好意思发广告，以后可能还得通高铁。


  
就算是二三线城市，开发区就在市区旁边，但是原来城市的基础设施容量也不够，还需要修新的。基础设施的成本高了，卖地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政府的地是卖给开发商，开发商买新地皮的钱是从卖房里来，地皮涨价就得提高房价，房价太高了，买的人就少，买的人少了，就得进一步提高房价。


  
大家都希望房价降下来，我也一样，不过中国的房价高其实都是高在扩建城市上了。眼下中国还有一半人在农村，扣掉在城市里打工的农民工，差不多有40%的中国人在农村自己盖房，农民盖房用砖瓦，钢筋不多，以前城市里盖的6层砖混楼钢筋用得也不多，按现在的国家标准一平方米也就30公斤钢筋。


  
所以说，我们人均3吨钢还能有30平方米房子住，其中有一半是从农民、老工人的房子里省出来的。像韩国、日本的东京湾人均住房都只有中国人的一半。苏联地方那么大，人均住房也只有19平方米，这几年俄罗斯房价飙升，人均住房才增长到二十几平方米。而且俄罗斯人均住房是虚数，很多中亚、远东和内陆工业城市因为经济衰败，人口外流，几乎成了死城，成片的住宅区空在原地，面积还算数，但水管、暖气管早已经冻裂、锈穿了，那些地方的居民不想冻死就得挤进莫斯科、圣彼得堡，把当地房价抬到了全世界前十名之内，把房子租出去的莫斯科人、圣彼得堡人干脆拿着租金跑到三亚、海口买房养老。苏联垮台不只毁掉了国，也毁掉了国民的家。


  
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在快速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要进城，或者被进城，不管是哪种，最终是要住楼房，在工厂、公司、商店、机关事业单位里上班。他们要用的钢铁，包括铜铝锌镍等等其他资源，我们做城里人的只好加倍还给人家。


  
因为有了这个需求，这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迅速提高，我们的钢产量也暴增到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虽然一些经济学家担心这样会带来产能过剩，不良资产增加，不过人就一辈子，现在的经济学理论连西方自己200年来的工业化进程都没说明白，也没说明白眼前的金融危机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让我们几亿人为了这些理论而干等着呢？13亿中国人不能等他们饬清楚再发展，还是抓住工业，钢铁在手才能心里有底。


  
现成的“理论”无法描述当下中国，甚至现有的语汇和修辞也无法对接当下的中国现实，这就是“文艺腔”和“情怀党”们所面临的最尴尬。


  <h2>“去工业化”是墓志铭还是里程碑？</h2>

  
房价总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无论如何也不是三两年能解决的，除非发生1992年之后那种经济滑坡，或者2008年之后那种金融危机。不过，靠危机把房价砸下来并不意味着大家能买得起房，只能说明更多的人更买不起了。


  
比如2009年底迪拜爆发债务危机，正好笔者路过迪拜，见识了一次经济危机的力量。迪拜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迪拜起降的航线不但连接了中东各国，也连接了欧亚非三个大洲。这几年迪拜机场的乘客中转量在全球各大机场中排名第五。迪拜债务危机之后，这个世界第五大机场看上去忽然变得空空荡荡，到处都是躺在椅子上睡觉的旅客，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在2008年次贷危机以前，迪拜机场人满为患，到处都有旅客席地而坐，笔者自己经常因为找不到坐的地方不得不去快餐厅点一杯饮料，要不然只好去逛免税店，腰酸腿痛不说，还得花更多钱。


  
迪拜机场中有一些供长时间候机旅客小睡的紫红色大躺椅，这份心意比国内机场强一些，虽然笔者以前从来也没等到过一个。这回迪拜危机了，笔者终于可以找一个大躺椅赖一会儿了。不过人少也有坏处，以往迪拜机场人满为患，机场里的温度大体合适，现在人凭空少了，机场里冷得就像冬天。笔者并没有出差旅行带着毯子的习惯，躺了一会儿就被冻得四肢冰凉，最终只好再去快餐店点一杯热饮，这点倒是应该称赞一下国内机场，起码都有热水喝。


  
迪拜机场的乘客都上哪去了呢？简单说他们都不再去迪拜了。迪拜的人口中，本国人只有20万左右，但总人口在1998年到2008年间从80多万增长到220多万。显然新增的都是外籍劳工，外籍劳工大部分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些人去迪拜主要是从事建筑业，还有一部分人做商业、服务业，为建筑民工服务。


  
笔者以前在当地住过一段，当时和几个孟加拉国人住对门，准确地说是二十几个。我们租的小公寓有40多平方米，两间卧室，我们这边住了三个中国人，因为不需要开伙，我自己住到了厨房。对门的户型和我们这边一样，只是住了二十几个孟加拉国人。因为是对门住，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的屋子里没有任何家具，20多个人都是打地铺。


  
中国建筑工地的工棚里很多也是打地铺的，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迪拜被称为中东的经济奇迹，很显然这种经济奇迹就建立在盖房的基础之上，房子带来的经济增长并不是按造价算，而是按售价算。


  
什么人买房子呢？肯定不是印巴民工，他们不可能在迪拜过一辈子，去迪拜干活赚钱之后，还是要回乡盖房娶媳妇的。除了其他中东国家的显贵来迪拜买个别墅，或者外资公司在迪拜买层写字楼之外，主要还是当地人在买房。买房干吗用呢？主要是为了租给来迪拜打工的印巴民工，就像我们和对门孟加拉人共同的房东一样。


  
很显然这就是一个经济泡沫，如果有朝一日，迪拜的土地都被盖满了，再也没地方盖新房了，民工也就不会再来了，已经盖好的房子也会出租不出去。在泡沫经济下，房主把钱投资在买房上，靠出租获得红利，一旦租不出去，他想把房子卖了换成钱，别人也不会要，房价所代表的资产就会化为乌有，泡沫就会破灭。


  
不过现在迪拜还没盖满，虽然在填海建造棕榈岛、世界岛，但大部分沙漠还空着。只是还有空余地皮不代表没问题，2008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这个危机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向四面八方扩散，到了2009年就扩散到了迪拜，由于贸易、旅游、运输等行业不景气，迪拜的收入减少，迪拜开发迪拜塔和世界岛的贷款到年底也发生了问题，随即引发了全面的债务危机，接下来就出现了本节开头的一幕。


  
同样的债务问题，国内也有，当然国内还没有要盖800米高的楼，资产负债比并没有当年的迪拜那么荒唐，不过资产负债比的资产一头，有相当一部分是土地，土地的价格是经济泡沫的一部分，一旦泡沫经济破灭，资产的价值也会一起破灭，看起来资产负债比良好的债务人也会在一夜之间资不抵债，同样的事情在2009年的迪拜，2008年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都发生过了。


  
由房地产引发的债务危机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大家慢慢熟悉了之后，每次都会骂一句“寅吃卯粮”。靠房地产造成债务危机的当事方，不管是政府也好，还是私营企业也好，确实该骂。不过，如果抛开利润、利率、贷款风险这些概念和对应的数字不谈，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是“寅吃卯粮”根本不符合物质守恒。不等是对农户还是对社会来说，“卯年”的粮食还没种出来，“寅年”又怎么可能吃到？


  
“寅吃卯粮”这个成语，本意是为了度过眼前的饥荒，吃掉了明年的种子粮，在效果上才等于吃掉了“卯粮”。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户如此，一个社会也一样，还没造出来的东西一定享受不到，如果寅年花掉了卯年的钱，一定是因为有人在寅年把原本该在卯年制造的产品造出来了。


  
很显然，这些产品就是我们造的，我们造出了东西，世界各国发行的货币才能买到东西，各国富人拥有的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第纳尔才能看起来还是原来的钱，用钱买的房地产、债券、黄金、宝石、古玩、红木家具才能保值、增值，才是所谓资产。金砖不会下金币，大楼不会生别墅，黄花梨桌子长不出黄花梨板凳，所谓的资产能够增值，正是因为我们的工业品生产在指数增长，土地、金银这些不能指数增长的东西价格就会上涨，看起来就像增值了一样。


  
在工业化时代，一切都是工业制造出来的，无论是我们吃的粮食，我们用的商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宅，我们拥有的财富，我们对生活的信心，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甚至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认为自己是的那个“人”，都是工业化的结果。


  
反之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工业化进程停止了，世界马上就要面临一场巨大的危机，一切投机赚钱的行为都会露出原形，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会坍塌。


  
现在大家常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就是因为过多的资本（钢铁、资源）投入到了房地产中，工业生产面临资金（钢铁、资源）短缺的局面，结果是一边城中村和集体宿舍里挤着无数的打工者，一边许多新造的楼盘越来越难卖，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经济危机、财政危机、债务危机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


  
眼下另一场危机眼看就要来了，2011年8月2日，经过几周讨价还价之后，美国议会通过了增加国债发行最高限额的议案。美元、欧元、美国股市、欧洲股市立刻开始全线狂跌，世界各国的股市也都受到拖累，跌成一片。


  
李敖先生在8月6日的微博里说：“一天之内，台湾人民每人损失5.39万元；股民每人损失15.49万元；一天以后，损失累进。”损失巨万的不只是台湾人民，在这一周的5个交易日里，全球股市已经蒸发了4.4万亿美元，全世界平均每人损失了4000人民币。


  
不过这才只是个序幕，在5个交易日之后，8月6日，标准普尔把美国国债信用评级由AAA降为AA-。现在美国的三家信用评级公司还有两家没有下调美国国债的信用评级，我记得今年年初另一家评级公司穆迪给了美国政府AAA信用评级，不知道是不是美国最后一次拿到三A评级，不过穆迪补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相信美国不会坐以待毙，即便是到了最后时刻。”


  
当然美国有100多年来积累的工业化老本可吃，美国的最后时刻差得还远，接下来我们会用一整章说说这事。不过苏联的工业化积累也持续了80年，日本的工业化积累从甲午战争到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也持续了100年，这些国家在去工业化之后衰落的速度只能以江河日下来形容。在中国工业的压迫下，去工业化的美国、欧洲信用被降级，这或许还不是帝国主义的墓志铭，但一定是我们发展的里程碑。

第三章 纸币做的老虎就是纸老虎


  
如果说穷国是穷人，富国是有钱人，那么超级大国就是黑社会。有钱人靠做生意、开工厂赚钱，花自己的钱请保镖看家护院。黑社会赚钱靠暴力，再用赚的钱维持暴力。超级大国是一样的道理，靠全球霸权吸收全球资源，再用资源维持霸权，一旦打破这个链条，就会陷入恶性循环，落得个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下场。


  <h2>至少，中国是美国人的一部分“上帝”</h2>

  
2011年7月31日，经过漫长的讨价还价，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提高国债上限的法案。随后副总统拜登来华访问，一时间国内媒体津津乐道于美国副总统在北京的小饭馆吃炸酱面，不过让笔者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拜登临走前在四川大学讲演中说的话：“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多人想移民进入的国家。人们是不会想移民到一个衰落中的国家的。”


  
联系到美国国债刚刚被标准普尔公司降级，这话听起来颇有点移民中介广告的味道。一段时间以来，“50万美元投资移民可获绿卡”这类垃圾短信一天能收好几条，仅次于卖发票和卖房的。笔者也有亲友的孩子赴美留学，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似乎这一两年来美国签证异乎寻常地好申请。更有几位数年前赴美的朋友，在经过了漫长的移民申请等待之后，不约而同地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


  
统计数据比饭桌闲聊更能说明问题。次贷危机之前，2007年赴美的中国留学生有3.7万人，2008年暴增到8.1万人，2009年9.9万，2010年达到11.4万，每年都在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可见美国在经济上遇到的那点麻烦，在中国人眼里根本不算个事，今年如果不出什么意外，赴美留学生将会达到15万人。看起来如果美国人真的打算卖绿卡，大概会比国债抢手得多。


  
当然拜登副总统阁下来访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给移民中介当托儿，大概主要还是为了国债，拜登说“有些人认为美国前景不明，但我不同意”。这话咱们后面还会展开讨论。拜登还说“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1倍”——这个一点没错，那么多中国人愿意去美国，从文化到肠胃都要重新适应一种生活方式，说到底还是因为当美国人有钱。


  
美国人如果有份正当工作，每年怎么也能挣个几万美元。除了工资，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还有1万多美元的教育、医疗、失业、养老、住房等等各种社会福利，占GDP的20%以上。这还不算闹了次贷危机之后，额外发给老百姓的每人上千美元购物券，如果再把奥巴马许诺的“全民医疗”都算上，大概还会多不少。


  
光是福利多倒也未必能吸引高级人才，曾有调查：这十几年中国80%的大学毕业生有过留学的打算，其中42%首选美国。到了美国的留学生里72%拿到学位后选择留在美国，博士生留在美国的比例接近90%。


  
吸引高学历移民的是美国在科技上的投入，不算各种企业、大学和民间的科研机构，光是美国政府直辖的国家航空宇航局“NASA”、国防部先进技术发展局“DARPA”和美国能源部“DOE”，每年的科研经费就接近500亿美元，平均每个雇员每年要花100多万美元。美国每年还有大约1500亿美元用在武器装备的采购和科研上，占整个军费的20%。我读大学的时候就经常听老师抱怨，说全国在这个领域上的科研投资还不如美国一个项目多。哪怕纯粹是为了科研事业心，去美国也有充足的理由。


  
美国的军费一年有7000亿，美军有140万人，也就是说平均每年要在每个美国大兵身上花掉50万美元，接近一次彩票头奖。美军之中有3万来自世界各国的“绿卡战士”，其中的中国人数以千计。这些“绿卡战士”大部分是在第一线当战斗部队，因而阵亡率比美国籍士兵高出一倍。就算这样，只要能当美国人，还是让很多人打破头。去年初洛杉矶警方就抓到个“绿卡兵骗子”，买了几套军装冒充美国将军，以参军换绿卡、办国籍为诱饵，骗到了数以百计想当美军的新移民，诈骗所得几十万。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管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还是为了更大的事业发展，在一些中国人的心中，美国算是像天堂的地方之一，无论是留学生、投资移民，还是以其他形式赴美的中国人，无不以拿绿卡、入籍当他们的人生转折点。


  
不过这和笔者无关，美国人并不打算邀请像笔者这样托福考不到600分的笨伯去分享财富。我们这些愚人只能琢磨怎么增加自己的财富。


  
这事儿很久以前就有人琢磨过，1776年英国人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全名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因为这本书，斯密先生被后世尊为“经济学之父”，不但是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也说自己的理论师承亚当·斯密。


  
斯密的理论最基本的一条就是“钱不是财富”，如果钱就是财富的话，几年前货币增发一亿倍，满街都是百亿大钞的津巴布韦就是世界第一富国，比津巴布韦还能印票子的蒋委员长自然也犯不上去台湾养老。


  
所以人们说美国“有钱”实际上说的是美国“有货”。有商品才能保证美国人的钱值那么多钱。有了商品才有买卖，人有了吃穿才会想聚会、理发、洗牙、泡酒吧、看演唱会，才会有第三产业的服务和娱乐，这些都有了，社会就繁荣了。


  
现在美国一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1万亿美元，也就是美国人每年拿回家的东西如果算成钱，值4.1万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才1.8万亿。中国13亿人分不到2万亿美元的东西，美国4万多亿美元的东西才3亿人分。由此可见，每个美国人每年拿回家的商品差不多是中国人的10倍。有多这么多倍的真东西在手，自然过得逍遥，地球人都爱往美国跑也完全可以理解。就算按美国人的说法，人民币购买力低估了一半，差额也足有5倍左右，并不能改变这个基本格局。


  
商品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亚当·斯密也说过。一个国家要富裕，要么自己造这些商品，要么从外国进口这些商品。现在美国一年的工、农、建筑业总产值不到2.8万亿美元，也就是美国人自己造了不到2.8万亿美元的实物商品。另外又进口了1.3万亿的商品，就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进口商品比美国自己造的便宜，美国人的财富也有1/3是从国外拿来的。


  
美国进口的商品占了消费的1/3，换句话说，美国人有1/3的生活所需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别人养。现在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8岁，按一下计算器我们就可以换算出来，美国人一辈子有20多年是白吃白拿。所以美国孩子没压力，爹娘不用自己养，第三世界给养了。美国父母、老师只要好好陪孩子玩就算尽了义务。


  
上面那个数据是2009年的，在同一年里，中国也造了2.8万亿美元的商品，不过出口了1万亿，其中的大部分通过直接出口、转口、贴牌、深加工，最终到了美国。


  
有个做出口的朋友有一回吐槽说：“我一个礼拜要往美国出口10集装箱掸子，美国到底得脏成什么样才用得了这么多掸子啊！”我跟他说：“要是美国人自己造掸子，绝对不会用一次就扔。”另有一个做千斤顶的朋友，从美国回来大感不平：“看见好几次了，美国人换完轮胎不收千斤顶，扔到路边开车就走，怪不得我一个人一年就能卖出去几千万美元。”我给他的回答是一样的。


  
可见美国人过得好，美国让我们向往，是我们供出来的。笔者小时候，父亲的一个同学留学美国，在当时这算一件在邻里朋友间相当震动的大事，那位叔叔走之前天天大宴宾客，笔者也跟着父亲一起去吃，笔者还记得席间那位叔叔说的一句话：“美利坚是上帝眷顾的土地。”后来很多年父亲都以他那位同学作为榜样教育我，结果导致我的青春期叛逆全都发泄到了学英文上。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想明白了这件事，如果说“上帝”确实眷顾美利坚的话，那这个“上帝”其实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中国人。


  <h2>美国在向全世界收税</h2>

  
当然我们没有当上帝的感觉，起码美国人吃饭的时候不会说“感谢中国人赐我食，感谢全世界劳动人民赐我力”。我们还是羡慕美国人的富足生活，有个朋友苦读了好几年，考到了美国的名牌商学院，去美国之前感慨说，“我们从小都是读书、读书、读书……再也不要我的下一代这样了”。过了几年他回国探亲，当然主要是看牙，因为加上来回机票也是在国内补牙便宜，张口就说：“其实美国人很勤奋的，上到研究生、MBA的美国人天天看书到一两点，上了班忙到连上厕所都得排计划……我的理想就是跳槽到一个大公司，派我回来当驻华代表。”我想跟他说：国内也是加班到半夜的，不管是血汗工厂，还是CBD。不过这话我没说，人总需要点奋斗目标。


  
我们拼命工作当然是为了赚钱，赚了钱买房、买车、购物、供下一代上学，给自己养老。这也是我自己的奋斗目标。不过如果细想起来，我们赚钱的目的是为了买东西，赚钱的办法是把自己的东西运到美国。这岂不是很矛盾？


  
当然贸易本来就是互通有无，如果美国有好东西，出口进口都有好处。比如1840年中国打鸦片战争，美国人卖大炮给林则徐，其中有威力强大的69磅和72磅加农炮，让英国舰队很挠头，只好让步兵登陆，靠拼刺刀解决清军的炮台。美国人则从中国买茶叶，美国独立的起因就是英国人垄断北美的茶叶贸易，禁止美国人自己去中国买茶叶，结果美国人爆发了“倾茶事件”，后来成了独立战争的导火索。那时候美国和中国做生意，双方都得到了收益。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东部地区又出现了一个“茶党”，现在的茶党并不是要冲进波士顿港把货船上的茶叶倒进海里，只是一些日子还过得去的美国人不满意奥巴马政府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高税收、高赤字政策，不满意美国失业率节节攀升，同时又年复一年地吸收新移民。


  
美国出现茶党是因为现在的美国工业衰退，产品竞争力下降。不然美国人真要是有什么东西可卖，我们也不至于光出口不进口，剩下3万多亿美元花不出去，最后都变成了外汇储备。这3.3万亿外汇储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一辆最新型的M1A2 SEP数字化主战坦克可以卖500多万美元，一架F-22隐形战斗机卖1.2亿美元，一艘核动力航母卖130亿美元……这3.3万亿可以买：100艘核动力航母，加1万架F-22，加10万辆M1A2 SEP主战坦克，剩下的零头大概还可以再买100万套“杰瓦林”智能反坦克导弹，再加1亿支最新款M16A4自动步枪。


  
当然美国人不会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抛开国家安全考虑不说，美国人也喜欢做无本生意，出口服务业的无形产品，诸如企业咨询、好莱坞大片，甚至美国大使馆收的签证费……


  
全世界乐意看美国电影，听美国金融顾问忽悠的人不在少数，就算这个地球上最极端的反美人士，也不介意通过美国的电子游戏体验消灭美军的快感。还有咱们平时用的电子设备，比如每个手机、每台电脑都有几块芯片要交专利费给美国，专利费比手机的制造成本还多。平时所说的“山寨机”之所以便宜，主要就便宜在没交专利费上了（有些芯片代工厂会把超额生产的芯片偷偷卖掉）。这些服务都是高端产品，绝非印度、爱尔兰那种接电话、写程序之类的简单服务外包可比。


  
不过就算计入服务业，美国也没挣到钱，美国每年的服务业出口有5000亿美元，同时还要进口3500亿，服务贸易顺差只有1500亿美元，每年却要花掉1.3万亿进口商品。或者换句话说，就算我们喜欢花钱听美国人忽悠，我们从美国人那儿得到的忽悠也不如美国人从我们这儿拿走的东西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我们大脑进水了，还是美国人施了什么法术，在美元上念了什么咒，画了什么符，让我们做着这种老鼠搬家的事还乐此不疲？


  
世界上乐意往美国送东西的还不只是中国人。从1976年到现在，美国人一直是贸易逆差，而且整整35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大逆差国，积累的账面逆差有10万亿美元，按购买力折算（过去的美元更值钱），美国人从全世界赊来了20多万亿的东西，相当于现在美国人5年的商品消费。


  
其实我们并没有脑抽，地球人也没有集体变傻，这只不过是很正常的经济规律而已。大家愿意要美元是因为美元可以买到东西。但是既然连美国人自己的东西都是赊来的，那大家拿美元买谁的东西呢？


  
咱们打个比方，假设世界上只有沙特、日本和美国三个国家，沙特造汽油，日本造汽车，美国啥也不造，印美钞。假如沙特人和日本人互相不认识对方的货币，但是都认识美元，那么沙特人要买汽车需要用美元买，就要卖一半石油给美国，日本人要买汽油同样也需要卖一半汽车给美国，这样美国人印印票子就白得了汽车和汽油。


  
全世界有两百来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点值得买的东西，哪怕是毒品或者人口，所以会有国际贸易。可是一个国家一种货币，光是汇率换算就得把大家愁死，这还不算汇率波动和政治风险，所以用一种货币做国际结算会比较省事，这种货币现在就是美元。


  
不管是中国要买日本小汽车，还是拉美毒枭要买俄罗斯黑帮的AK-47，大家为了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就需要美元，为了得到美元，就都得上贡一些自己的东西给美国。换句话说，只要有人做国际贸易，就需要自觉自愿地给美国人上贡。


  
对美国人来说，这就像从全世界收税。经济学把这个叫做“铸币税”，也就是通过发行货币获利，和收了税一个效果。“铸币税”是过去的名词，说的是政府铸造不足值金币、银元，当然还有铜钱，从中可以获得利益，等于向使用金银铜币的人收税。


  
比如说清朝末年用7钱3分的银子铸造银元，宣布和一两白银等值。于是每造一块大洋，就可以当一两银子来购买东西，或者支付俸禄、军饷，大清国就能省下2钱7分银子，相当于收了2钱7分的税，税率27%。


  
更早以前还有篡了汉朝的王莽发行铜钱，汉朝本来通行五铢钱，王莽发行的一个铜钱重12铢，面值50铢，这也是铸币税，而且收得更黑，税率76%。另外还有两种刀币，面值分别是500和5000。于是人心思汉，思的当然不是老刘家和外戚豪强，而是汉朝的五铢铜钱。虽然五铢钱也不足值，起码没王莽那么邪乎，结果连王莽的士兵都不愿意要他发的军饷，就像蒋介石的军队不愿意要法币金圆券一样，没几年就被大家推翻了。


  
收铸币税不只可以用硬币，印纸票也一样，而且收得更多。发行美元的真正成本其实是利息，具体流程我们后面再讲。总之现在美国的利率很低，基准利率0.25%，国债的平均利率不到2%，经济学界喜欢干脆称为“零利率政策”。简言之就是发行货币的成本非常之低，美国人每发行100美元，只要付几十美分的利息外，加几美分的印刷费作为成本，剩下99块多都是铸币税。


  
比起老美来，王莽泉下有知的话一定觉得自己太厚道了。美国人收的铸币税率都快收到100%了，但是为什么没人把美帝一脚踹翻呢？为什么美军还愿意为一年六七万美元的军饷裹着十几斤重的防弹衣，背上一百斤重的大包去伊拉克、阿富汗踩路边炸弹呢？


  
这是因为王莽的铸币税是收自己国民的，美国是从全世界收。收铸币税是印钱，在国内印钱会导致通货膨胀。美国人则是把印出来的钱送到国外换东西，美国拿到了东西，别人的存款缩水关美国屁事。


  
通货膨胀会让一个国家的国民变穷，特别是没有大笔固定资产，靠工薪生活的普通生产者，他们的工资贬值了就只能更努力地工作，这样就可以制造更多物质财富用来出口，美国人就可以印更多钱拿走这些物质财富。


  
美国印的每一张美元钞票上都盖着美国财政部的公章，有财政部长的签名，写着“美国的财富”。仔细揣摩一下，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不管美元在谁的兜里，都是美国的财富。因为我们挣美元付出了劳动，创造了财富。美国人印一张写着“美国的财富”的纸，签字盖章就能拿走我们用劳动创造的财富。


  
美国喜欢鼓吹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个。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不管哪国要做买卖都要给美国上贡，交铸币税。贸易做得越多，用到美元的时候越多，铸币税交得就越多。


  
要多收铸币税，最方便的办法莫过于全球分工，哪怕简单到一件衣服，都要分到全世界去做才好。比如棉花是印度的，拉到墨西哥去织布，织完了布再拉到西班牙印染，然后拉到中国做成衣服，然后再把成衣拉到意大利去缝个商标，再拉到新加坡批发，最后送到德国、日本、加拿大卖掉。这一件衣服绕着地球跑了不止一圈，中间倒手好几次，每次倒手都要用美元结算。于是每个企业都要存一笔美元当流动资金来应付日常贸易，美国人在每次贸易中都可以收一笔铸币税。连带中间用到的轮船、汽车、石油、通信，美国人全都可以收铸币税。


  
反过来，如果中国把河南的棉花拉到河北邯郸织布，再就地做成衣服，然后运到山东青岛装船出口，只有一次要用美元结算，美国人顶多能收一次铸币税。如果不出口，直接装上火车拉到北京、上海卖掉，美国人干脆一毛钱铸币税也得不到。


  
所以美国希望世界上最好只有小国，最好小到只能做一个产业，每种原材料、每道生产工序最好都能独立成一个国家，自己发行一个叫不上名的货币。这样大家都离不开贸易，离不开用美元结算。


  
所以我们这种大国每出一个分裂分子，跑到美国去都很吃得开，如果反过来我们每次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人就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表面上看这是价值观差异，其实背后纯粹是利益使然。因为美国本质上是一个“印钞机帝国”，靠印钞票维持帝国运转，再靠帝国霸权维护钞票，从全世界搜刮利益。


  <h2>布雷顿森林体系何以倒掉</h2>

  
某些中国人的脑子里都有个“美国梦”，不管是像我很多朋友那样花几年时间苦读考到美国去；还是像我这样，成天瞎琢磨美国的经济到底是怎么运行。


  
美国从独立起就有“美国梦”，那时候美国不是“美帝”，既不发达，也没霸权，实际上很衰，夹着尾巴做人都会有飞来横祸。比如美国独立之后十几年里，英国海军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拦截美国军舰，把美国海军的船员抓一些到自己船上补充自己伤病、逃亡的水手。当时有一条美国军舰试图反抗，当场就被英国人一顿侧舷炮急速射打成了筛子，舰长中弹身亡，这位舰长在弥留之际高喊“为了星条旗的荣誉，起码打一炮”，最后是一位厨师拿了一块火炭跑到背向英舰的一侧放了一炮，那位美国烈士才闭上眼。


  
那时候的“美国梦”是到新大陆去得到一块土地，不过那也不容易。美国东部13个殖民地刚独立，1812年英国舰队就开进波托马克河，攻占了华盛顿，放火烧了总统府。幸而英国人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更多的地方，一个美国战俘看到远处仍然有国旗飘扬，写下了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很快英国人退走，美国人回去把烧黑的总统府刷白了，改叫白宫，继续过小日子，做美国梦。当然为了防止下一次再被什么人放火，华盛顿重新做了规划，把街道当成防火带，道路面积占了市区的43%，相当于把首都改成了一个广场。其实当时英国人的兵力大半去打拿破仑，小半去抢劫印度，对美国不过是抽了一些杂兵去教训一顿，让美国人老实一点，不要侵犯加拿大。


  
那时候的“美国梦”里也有美元，不过当时的美元不是纸币，美元的符号是“$”，是白银（Silver）的缩写，也就是说美元本来是银币，最早的一美元就是一块银元，和我们过去的大洋分量成色都差不多。


  
当时美国人最大的梦想是到中国赚银子发大财，那时候美国是唯一对中国不卖鸦片还能赚到钱的国家。这倒不是因为当时的美国人就有苹果手机卖，美国人当时是在中国卖毛皮，毛皮在中国很畅销，有多少要多少，当时美国有个阿斯特家族，每年运来一两船毛皮就混了个美国首富。


  
美国人那时候也做服务业出口，19世纪初，有一条美国船被英国军舰追杀到珠江口里击沉，随后广东地方官府宣布禁止英国船进港，只许在珠江口外卸货，一时间从珠江口到广州的运费涨得比从欧洲到中国的运费还高，结果美国商人很快和英国人握手言和，帮英国人转运货物，狠赚了一笔。


  
美国人的毛皮是印第安人打的，美国人用枪支和烈性酒同印第安人换毛皮，再沿着哈德逊河把毛皮运到纽约曼哈顿，然后装船运往中国。从中国赚到的钱买回各种商品，这些货物都存在曼哈顿岛。曼哈顿的大地主是罗斯福家族，罗斯福家的地头原来有条木栅栏，这时候就拆掉木栅栏，把地租给商人修仓库，原来的木栅栏就变成了一条路，这条路就叫华尔街（Wall Street ——墙街）。后来商人们在仓库门口交易货物，逐渐就发展成了商品交易市场，交易需要钱，又沿街开起了银行。19世纪美国梦的基础还算是公平交易。


  
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白人为了追寻美国梦来到美国，抢走了印第安人的土地开荒，赶走了印第安猎人，森林被砍掉不少，河狸和水獭赖以为生的河流被用来灌溉，毛皮生意也就做不下去了，不过美国人还能挣钱，因为这时候的大清朝输掉了鸦片战争，痛感洋枪洋炮厉害，美国人正好把原来换毛皮的洋枪运来卖给中国，清军前前后后买了几十万支。后来搞洋务运动，又买了大量美国机器设备。


  
可以靠工业品赚钱标志着美国开始进入工业化时代，美国梦也随之变成了别人的梦魇，美国船往中国运货的路上顺便占了夏威夷，后来夏威夷成了美国第51个州，夏威夷产檀香木，所以现在夏威夷的首府火奴鲁鲁又叫檀香山，檀香木也是中国有多少要多少的商品，美国人的生意越做越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间有一次清军炮轰英国舰队，有一条美国船稀里糊涂被殃及，船长被打死，此后美国人觉得亚洲应该有自己的舰队，那时候战舰已经是蒸汽船了，为了给蒸汽船加煤，美国人就强迫日本门户开放，允许欧美人经商开矿，然后又对日本大卖其军火，后来拿洋枪的日本武士就搞了个明治维新。


  
从那个时代一直到20世纪中期，从海狸皮到派克风衣，从温切斯特单发枪到威利斯吉普，美国都是靠自己生产商品赚钱，美国逐渐做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生意做到了左右历史进程的地步，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几十个国家用马克沁、勃朗宁、哈奇凯斯这三种美国人造的机枪互相扫射，扫倒了上千万人，美国也从交战国手里赚到了上千亿美元，靠劳动和创意改变命运的“美国梦”终于成真了。


  
钱赚多了压力也大，接下来美国人也就现实了，不能光靠做买卖赚钱，得加上更多暴力元素。比如“一战”的时候英法日都从美国买军火，钱花光了就找美国人借，欠了美国150亿美元战争债券。战争打到1917年，俄罗斯败了，东线战场上的几百万俄军回家闹革命，德国人立即在西线对英法发动全面进攻，战争打到了决胜阶段。美国人为了保住自己买的债券，毫不犹豫拿起枪参战，打败了德国。之后又帮着英法一起勒索了德国23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接下来美国迎来了全球争霸的时代。


  
战后的德国还不起这么多赔款，很快就经济崩溃，干脆选了一个狂人上台。希特勒虽然疯狂，却不笨，他明白“一战”打成了一个三角债，英法实际上是靠美国打败了德国，以战争赔款为抵押找美国借钱打仗。“一战”的结局表明英法自己已经没有实力实现自己的野心，最后还得美国人亲手保卫投资，美国才是真正的大老板。


  
所以希特勒干脆甩开英法，直接找美国人密谋，清理三角债，让美国出面把英法的战争赔款给免了，德国人直接向美国还债。然后又向美国借了一大笔美元发展军事。其实希特勒的小算盘是：欠英法的，有英军、法军在身边拿着枪督着还债，不还债就要挨打。欧洲没有美军，没有枪杆子指着脑袋，欠美国的债可以耍赖皮。只要不太过分，美国人为了保住投资，会让德国借新债还旧债，等自己把军事实力搞起来，美军想来讨债也得先花几年装备、训练，到时候德军已经把欧洲收拾掉了，拿着全欧洲的实力不用怕跟美国佬摊牌。就算到时候打不过，也是让全欧洲一起背债，自己横竖不亏。


  
当然后来希特勒的如意算盘落空，因为冒出来个苏联，苏联趁着西方大萧条搞了工业化，到了20世纪40年代，斯大林的枪杆子硬得很，德国生啃不下来，反倒活活把自己拖死了。


  
战前除了苏联在备战，美国人其实也没闲着，放债出去就得配备相应的执行力。为了以后找德国逼债，1933年罗斯福一上台就砸钱开发战略轰炸机，研究战术，训练飞行员，如果没有先前十来年的准备，到“二战”开打的时候，美国现研制战略轰炸机，那么百分之二百来不及。没有战略轰炸机，到最后就算美国有原子弹也扔不出去。


  
罗斯福上台之前，美国正在大萧条，这时候有个叫杜黑的人提出了一个“空军制胜论”，罗斯福就顶着经济危机造出了战略轰炸机。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个老罗斯福，他上台之前，美国也在闹经济危机，也有个叫马汉的人提出一个“海权论”，老罗斯福就造舰队，发动美西战争，开始向欧洲老帝国主义抢班夺权。一个海军，一个战略空军，这两个老本，美国一直吃到现在。这时候的美国梦成了霸主之梦。


  
中国人知道“罗斯福新政”的多，知道罗斯福家族是华尔街的大房东和大股东的少。大国崛起不是请客吃饭，在历史大变局的面前需要一个国家团结一心，最起码得让某个罗斯福站出来，凭老东家的面子说动华尔街的大亨们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出点血投资未来，至少要为了将来讨债准备真正的执行力。如今美国老百姓正堵着华尔街示威，只是不知道下一次罗斯福再度登场是什么时候，当然话说回来，如今的华尔街是个旅游景点，真正的“经济华尔街”已经搬到四十几条街以外的曼哈顿中央区去了。


  
“二战”以后美国成了世界霸主，美国工业占全世界一半以上。“二战”中欧洲人把黄金都搬到了美国，加上发战争财挣的，全世界90%的黄金都放在美国，属于美国自己名下的占了全世界黄金总量的3/4，这时候美国梦这个词还存在，不过实质已经接近了现在的状态，成了拜金梦。


  
“二战”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美帝时代”。这时候美元有全世界的黄金和占全世界商品一半的美国货做支撑，当然是绝对的硬通货。于是在1944年，美国人把欧洲人拎到一个名为布雷顿森林的度假村签了个世界货币协定，宣布：既然除了美国全世界都没黄金了，那也就都不需要搞金本位制了，朕搞金本位，尔等都搞美元本位就行，于是美元直接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


  
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最根本的就是每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1盎司黄金就等于35美元，二者完全相同。谁要是不嫌沉，非得要黄金不要美元，直接拿美元到美国财政部去换就行。


  
这种把币值和黄金挂钩的体制叫做金本位制，隔着一个美元纸币挂钩的叫“金汇兑本位制”，理论上其他国家都可以用钱把黄金买回来，不过实际上没人那么干，因为金砖存在地窖里不会下崽，把美元存在美国银行里还能有利息赚。


  
当时欧洲、亚洲的主要工业城市都毁于战火，物资极为匮乏。苏军打进东欧的时候，打仗带着美元，一路之上老百姓但凡还能吃上饭的，就会把余粮卖给苏军换美元，连德国老百姓也一样。希特勒的“国民突击队”一看见苏军也散伙回家，拿出压箱底的传家宝来找苏联人换美元，在柏林战斗到最后的反倒是一些走投无路的挪威和法国纳粹分子。苏联人用借来的美元都能攻城拔寨，美国大兵更是个个成了皇帝，拿香烟、罐头、巧克力就可以买老古董，住大饭店，泡小姑娘。


  
既然美国香烟都能当金条使，谁还会不想要美元呢？战争结束之后欧洲日本开始恢复重建，对各种商品、机器设备的需求暴增，只恨自己能拿来换美元的东西少。


  
大家都想要美元，美国人立刻就发现自己定的金本位制碍手碍脚，因为美国人的黄金，或者说全世界的黄金一共只有2万来吨，按当时的价钱只值250亿美元。当时光一个马歇尔计划就得对外投资130亿，250亿当然不够花。所以美国人就开始超发货币，规定每发行1美元只要有25美分的黄金作为准备金就行了。不过这样也只不过能造出1000亿美元，还是不够用。


  
于是美国放开华尔街的缰绳。华尔街的金融业可以放贷，只要以银行存款、债券、股票、固定资产为抵押就可以借更多钱，这样一来，一份黄金可以为几份美元发行量担保，美元就多了。当然这时纸币多一些倒也无所谓，因为美国有世界第一的工业，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工业快速成长，这段时间美国普通老百姓家里迅速普及了小轿车、住房、电视机。


  
这个时代在美国被称为“黄金50年代”，以前美国人通过留声机听胶木唱片，最流行的是声音华丽的百老汇爵士乐，到了电视机普及以后，服装华丽、发型夸张的猫王取而代之。等到20世纪60年代大家都有了房子和车，流行指针又变成了讨女孩喜欢，宣扬爱，代表性解放的甲壳虫乐队。甲壳虫的歌里唱“宝贝，你可以买我的爱”。在一个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什么都能造出来，能造出来的就能买，钱多印点也无所谓，要是印少了反倒会不够用，引起通货紧缩。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已经没有那么多黄金可兑现——谁在乎？


  
一旦印钱成了经济运转的必需，美国就成了前面说的那个“印钞机帝国”，只是美国的印钞机还不像后来这么没有节制。不管怎么样，美国因为打赢两次世界大战拥有了绝对的金融垄断地位，又有工业产能担保美元一定可以买到东西，全世界都相信美元的信用，美国人可以放心大胆地印钱。从“二战”之后起，美元就有了一个俗名“美金”，美元是美国纸，也是美国的黄金，美国人可以点纸成金，美国人的黄金梦又成真了，既是黄金梦，也是钞票梦，二者没有区别。


  <h2>有些纸暂时可以包住火</h2>

  
点纸成金的能力谁都喜欢，一旦拥有就没法忍着不用。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全世界货币对美元挂钩，说白了其实就是美国独家垄断了西方国家的总印钞权，美国人拿到了全球铸币税，不说美国需要承担什么国际责任，最起码得维护这笔铸币税本身。


  
美国要收铸币税，就得敞开供应货币，让西方国家太太平平发展经济，慢慢地，随着战后各老工业国重振经济，随着新兴工业国逐渐发展，买工业品不一定非得去美国买了。


  
而且发展的不只是西方阵营，苏联、中国发展得更快。1964年之前，谁也没法想象中国这么一个二十几年前首都沦陷、惨遭屠城的落后国家，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造出了原子弹和喷气式飞机。


  
和西方阵营里那一票老牌帝国主义比起来，苏联、中国咸鱼翻身的例子一下子激起第三世界改变命运的希望，很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学着中苏的样子搞国有化，搞土改，尝试脱离西方经济控制，取得经济独立。


  
西方的殖民者经济上还是需要那些前殖民地的廉价原材料和市场，所以老美当了西方的大老板，为了利益就得把打手也一起当了。


  
其他西方国家被美国拿走了国际铸币税，捧钱场没钱，捧人场雇不起人，朝鲜战争15国联军，越南战争9国联军，打仗的都是美军，其他仆从国只是友情赞助，多则一个旅，少则一个医疗队。美国人一边烧钱打仗，一边还要到处撒钱在全世界驻军，扶植代理人，给索莫查、李承晚、吴庭艳、蒙博托之流发补贴。美国有多少钱也不够这么往里贴的，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政府开始大举借债印钱，试图用纸币包住全世界救不过来的火。


  
不但钱贴不起，仗也打不起，按美国人统计的数据，光在越战之中美国人就损失了7000多架飞机，其中UH-1直升机这一个型号总共投入了3300架，被打下来2900架，30万美军参加越战，死了5万人。


  
这就像当年英国打布尔战争一样，各国也开始质疑美国的霸权还能扛多久。只是美国还承认美元是美金，35美元兑1盎司，大家“不看佛面看金面”，看在金子的份上也就暂且认了美元的垄断地位。


  
但是，我们已经说过，金本位制度本身就有问题的——黄金不够。


  
美国人靠金融业提供了远远超过黄金数量的美元。不过不管超发比率有多少，美国的黄金总共2万吨，价值250多亿美元，金本位制归根到底还得和黄金挂钩。


  
而货币印出来就得买商品，现代社会是工业化社会，商品是用流水线造的，增长比找金子挖金子快得多，黄金的产量怎么都不可能赶上商品。全世界每年也就能挖几百吨黄金，当时的价值不到10亿美元，日子久了黄金肯定是不够用。不够用自然会涨价，明摆着会涨价的东西还敞开兑换，就像咱们前十几年出的经济适用房，自然会让个别聪明人找到机会发大财。


  
当时的聪明人是戴高乐，戴高乐从一个流落他乡的光杆司令起家，混成了联合国五大常委，可见悟性不一般。1967年法国为了应付国内罢工，要求美国一次性把法国手里的美元都兑换成黄金，当时戴高乐气急败坏地大喊：“我们要用军舰，运美钞到美国去，运到纽约，把黄金拿回来！”美国欠了法国一笔旧账，在戴高乐逃亡的时候，法国把自己的头号主力舰抽出来，拉上黄金储备去了纽约，然后法国向德国投降，把比利时亡国之前暂存的黄金给了德国人充数。美国拿了人家的手短，硬着头皮给换了。


  
事情就怕开头，有人一开头，其他国家随后也看明白了，于是一窝蜂地跟进，要求换金子。因为西方各国经济发展了，老百姓都买得起金子，金子又都在美国的地窖里，市场上流通得少，市价肯定高。所以把黄金拿回去卖给本国老百姓，卖的钱兑换成美元就可以赚一笔，然后再用赚的钱找美国换黄金便是。


  
换句话说，美国就是金矿，谁想发财谁就挖。兑换很快成了哄抢，美国人就是有金山也不够大家这么抢的。堂堂美帝本不该被人欺负到这份上，不过这会儿美国正陷在越战里不能自拔，枪杆子不硬，眼看着北越一年一个旱季攻势，到处都要靠盟友帮忙补台，明知道被盟友暗算，腰杆也硬不起来。


  
大家三换两换，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黄金被大家哄抢得只剩下一半，并且每个月要流出1/10，眼瞅着金库就要空了。这时候是尼克松当政，尼克松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形象不错，不过在洋人眼里一向没啥信誉，赶上这事干脆直接来个不认账——否认美金可以兑换黄金！


  
1971年美国人取消了美元和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到1979年，黄金从35美元1盎司涨到800多美元1盎司，这年美国人最后一次清点库存，库里还有8100多吨，然后锁上金库大门，还有多少黄金从此保密，就算美国人偷偷卖光了也没人知道，外界只能按美联储的收支公报推算。“美金”这个词从此成为历史名词。


  
美元的贵金属担保消失了，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业也丧失了为美元提供实物担保的能力，1971年，就是取消了金本位制的同一年，美国贸易也出现逆差。在逆差和顺差之间摇摆了几年后，从1976年起美国开始连年逆差，美国消费者自己都不愿意要美国货，就不要说全世界了。


  
美元的黄金、工业品双保险消失之后，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持续的通货膨胀，20世纪60年代，美国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在2%～3%之间。20世纪70年代以后几乎常年维持在5%以上，而且越来越高。


  
股市里讲究“追涨杀跌”，国际货币市场上也一样，一旦美元开始走空，全世界都会争先恐后地把手里存的美元花出去，囤积物资，炒作商品。大规模的炒作、囤积会放大通胀预期，1%的通胀如果被追涨成2%，势必刺激更多资金加入投机——没有什么买卖比囤积更容易。在这个趋势下2%会变成4%，4%会变成8%、16%、32%……


  
到了1978—1979财年，通货膨胀率已经高达10.24，到1980年进一步涨到了14.61%，恶性通货膨胀一触即发。触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界限是通胀率超过生产性企业的盈利。一旦涨价比赚钱快，企业很快就会发现把原材料堆在库房里会比生产更赚钱，企业自然会把生产资金抽走用来投机，投机又会导致更大规模的物资不足和涨价。接下来就会形成雪崩，美元就真要变成纸片了。


  <h2>美国大片和美国现实的相互鉴定</h2>

  
现在我们知道，1980年美元并没有崩溃，实际上，美国不仅熬过了80年代，还混到了21世纪，期间耗死了自己的最大敌人——苏联。就算眼前又遇到了大危机，起码美国又当了30年的超级大国。


  
那么1980年的美国做了什么呢？1980年美国选了一个新总统，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里根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说：“衰退是你的邻居失业了，萧条就是你也失业了，如果卡特失业了，那就是复苏的开始。”


  
卡特是里根的前任，只做了4年总统，却做了不少大事，把巴拿马运河还给巴拿马，撮合以色列和埃及和谈，同中国建交，又跟苏联谈核裁军。卡特在外交上温和并不是要广结善缘，而是为了给美国省钱。


  
毕竟美国为了打越战、打冷战花了太多钱，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元对黄金贬值是十几倍，对石油贬值也有五六倍之多，都是因为美国人印了太多钞票。


  
美国靠印钱收全世界的铸币税，但是铸币税有个问题，钱只能印一次，铸币税自然也就只能收一次。除非能想办法回笼美元，大家拿了美元之后愿意给美国人送回来，需要的时候美国人再印新的，这样一来，印票子收铸币税就可以像割麦子一样，收完一茬又一茬。危机也自然解除了。


  
要回笼美元，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治标的办法，提高利率回笼货币，借新债还旧债，先把眼前应付过去，哪管以后洪水滔天。


  
另一种是治本的办法——既然滥发美元带来了问题，就该承认现实，让美元贬值。削减财政，少印点美元，多造点东西出口，力争达到贸易平衡，把美元赚回来。卡特出身农场主家庭，年轻的时候为美国开发第一条核潜艇做了很大贡献，自然想继续为国家做点实事。


  
不过卡特的那个国家是个超级大国，超级大国本来就不是什么正常的东西，真要治本就治死了。


  
如果说穷国是穷人，富国是有钱人，那么超级大国就是黑社会。有钱人靠做生意、开工厂赚钱，花自己的钱请保镖看家护院。黑社会赚钱靠暴力，再用赚的钱维持暴力。超级大国是一样的道理，靠全球霸权吸收全球资源，再用资源维持霸权，一旦打破这个链条，就会陷入恶性循环，落得个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下场。


  
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就用自己的崩溃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政府在对抗中觉得负担沉重，想放弃东德，从东欧逐渐后退，结果越退越快，最后从柏林退到了莫斯科，一垮了之。可见超级大国是一条有进无退的单行道，倒车就要出车祸。


  
20世纪80年代初，冷战到了你死我活的关键决战时刻。美国要是真的收缩后退，那也和苏联一个下场。卡特总统畏畏缩缩地搞战略收缩，结果越收缩问题越严重。卡特温和政策执行到最后，伊朗爆发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政权，卡特也因为救人行动失败丢了总统宝座。


  
卡特派去救人的特种部队在伊朗沙漠里撞飞机并不是多了不起的事，美军经常自摆乌龙。不过事情架不住细想，动用特种部队救人只能说明美国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就算伊朗这次能把人救出来，下次又该怎么办？


  
没办法说到底就是没钱，美国的问题在于一直在赊销东西，把太多的纸币撒向世界。别国手里攒下了太多的美元，多到超出了世界各国交易所需。既然日本、欧洲手里都有美元，诸如伊朗这样的产油国把石油卖给谁都能拿回美元。就不是非要抱美国大腿，容忍欧美资本控制本国石油业，拿走大部分石油利益，容忍美国驻军保卫石油资本，容忍国土上存在为美军和亲美的权贵服务的酒吧、红灯区，容忍巴列维朝廷用军警维护这些伊斯兰社会无法容忍的东西。


  
伊朗人能推翻巴列维，其他国家也一样能推翻亲美政权，谁都知道美国靠美元，美元靠暴力，卡特搞战略收缩，本质上是减少自己使用暴力的能力，直接打击了美元的信用。美元信用没了，再也收不到铸币税，剩下的暴力也是无本之木。所以卡特这种玩法注定要让美国完蛋。


  
里根自认为比卡特聪明，看透了超级大国的本质，知道收缩战略是自取灭亡。上台之后，里根立刻转向强硬，一边支持萨达姆发动对伊朗的战争，又用秘密军火交易换回了人质，一边采取了貌似自杀性的经济政策——坚决加息，把基础利率加到20%以上，主动借高利贷，誓死保卫美元账面信用，吸引美元回流。


  
美国政客不是出身于律师，就是来自工商界，大部分都在军队服役多年，唯独里根是好莱坞演员。不过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里根的演技绝对专业，而且他在当演员的时候还有一重身份——联邦调查局在好莱坞演艺圈里的卧底，代号“情报员T-10”，算是演员中的演员。


  
恰恰好莱坞这种名利场是最善于玩浮华的，年年都有身价几千万的好莱坞明星破产，年年都有无数人打破头往里钻。里根就是用这种好莱坞风格，确定了美国今后几十年的走向——把美国搞成了好莱坞大片，买美国国债就像投资拍电影，而且是拍一部买美国国债比什么都赚钱的广告片。


  
里根的经济政策也彻底戏剧化了，经济学课本上都说里根奉行“供给学派”的政策，但是实际上，里根把美国的基准贷款利率提高到20%，国债利率提高到15.8%，在这种行情之下，企业如果做不到每年2位数的纯利，那必然要亏损关门。除了债券，什么东西也供给不出来，有钱人与其投资再生产，还不如把资金拿出来就地放债。所以美国的企业家在大骂里根之余，纷纷把工厂关门停产，或者搬到利率不那么变态的外国。


  
这个政策的目的是让美国不再依靠每年新赚到的钱过日子，甚至不再靠赚到的钱还债，而是靠每年新流入的投资来维持繁荣。说白了就是借新债还旧债，把面子维持住，然后再靠面子借钱。


  
于是美国国债这个肥皂泡越吹越大，在里根的广告宣传兼高息利诱下，外国人拿到美元，第一个想法不是把美元拿回美国买东西，而是买美国国债，在美国投资，换取高额利润。


  
这样，尽管每年美国要向全世界的投资者付出上千亿的分红，还要拿更多钱去国外买东西，但美国国界之外的美元并不会因此增加太多——新增的美元都买成美国国债又借给美国了，就算美国敞开了印刷机印钱，市场上美元贬值也不会太严重。


  
后来历任美国政府也是萧规曹随，延续了这套被称为“货币主义”的政策，即便后来美联储不断降息，但是美国的基准利率始终比经济增长高一些，这样买债券就比投资任何东西都合算，美国就可以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收回花掉的美元，继续印纸片换物资，保持周转下去。美国因此迎来了最大的繁荣和冷战胜利。


  
冷战结束二十年之后的今天，美元依然是全世界通用的货币，美国国债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常见的投资方式，卢布在俄罗斯国内贸易中，使用的比率不足一半。这充分说明了冷战胜负的本质，因为这场胜利，里根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从历史进程的另一面看，里根确实“伟大”，因为印钱比造东西赚钱容易，他这套办法为美国找到了一条印钱之路，实际上加速了美国工业空心化，同时也为我们的工业化进程注入了一大笔流动资金。里根卸任之后，他的铁杆拥护者提议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也就是俗称的“总统山”上再刻上一个里根头像，不过这项动议并没有获得国会的支持。也许再过几年美国经济崩溃了，我们应该把这山头买下来，把里根刻上去，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国人对时间确实是怀有独特的敬意的——所谓“有仇必报有债必还”就是。


  <h2>“币缘战争”：枪杆子里出美元</h2>

  
货币和金融这种词说起来既热闹，又玄乎，其实只不过是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就像我们说谁的气色好只是身体健康的表象。


  
经济活动的本质是物质生产，美国无力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黄金帝国”也是表象，本质是美国的工业对日本、德国、西欧乃至新兴工业化国家逐渐丧失了竞争力。比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了全世界90%的收音机，20世纪60年代几乎都被日本抢去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生产了全世界90%的电视机，到20世纪80年代又都被日本人抢去了。“二战”之后，全世界都开美国吉普，到了越战的时候美国老百姓开大众甲壳虫，美军自己都开租来的丰田陆地巡洋舰。


  
与此同时美国武器对中国、苏联这些对手也丧失了威慑力。前面说到美国人在越南损失了7000多架飞机，其中有3000多架是被我们援越的高炮部队打下来的，援越部队损失只有1400人,这和抗美援朝时期美国空军对志愿军阵地动辄投下几万、几十万发炸弹，而我们只能从美国哑弹里拆出炸药来挖防空洞相比，双方的技术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美国的工业优势越来越小，美国人也得改变策略，寓言故事里说得好，如果不能跑得比老虎快，跑得比同伴快也行。“比优”不成，美国还有一个“比烂”的选项，只要别人比自己更烂，自己依然是胜利者。美国也许不能既有黄金又有工业，不过只要美元相对其他货币更稳定，那么美元依然是最可靠的国际结算货币，按前面说过的，美国就依然可以坐享铸币税。可见，这里的关键是，如何让别人的货币更“烂”？


  
美国做到这一点的方式非常直接——上暴力。美国有两个大洋当护城河，大部分作战力量可以不驻扎本土。依靠“二战”胜利者的身份，再加上对抗苏联威胁的理由，美国在德国、日本、英国等工业国驻扎重兵。这些军队就是美国操纵金融的本钱。


  
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工业品出口国从美国换成了日本。换个角度说，只要拥有日元，就可以像拥有美元那样得到最充足的工业品供应。这很容易导致日元在一定程度上取代美元变成国际硬通货，这个时候日本也确实在四处发放日元贷款。


  
美国的对策是用政治谈判来改变汇率。1985年，美国把日本人拎到纽约广场饭店开会，逼迫日元升值。日本人事后大叫这是美国人的阴谋，要打击日本人的出口，压缩日本人的美元资产，陷日本人于金融陷阱云云。


  
其实呢，就事论事，日元升值对日本带来的好处也不小。但从长远来看，这点好处坏处都不重要，美国人只是向世界宣告：一个由美国驻军保卫的国家，是没有资格谈论独立金融政策的。日本固然可以发行以工业品为后盾的纸币，美国却可以决定纸币的实际价值。日元汇率奉旨坐了一趟过山车以后，借过日元贷款的国家也都损失不轻，日元从此也就伤不起了。


  
类似地，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德国和整个欧洲都依赖于美国驻军保卫。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如今的欧债危机，也都能隐隐看出来一些政治化金融操作的味道。


  
世界上有美国驻军的国家毕竟是少数，还有许多国家美国没法直接下手，比如说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可能囤积大批美元。如果美国逼人太甚，对方完全可能撕破脸，用大抛售、大挤兑来砸金融盘子，让美元狂跌成废纸。


  
但美国还有一个绝招——控制资源运输和供给。任何没有美国驻军的国家都可以拒绝美元，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拒绝资源进出口。所以，美国就可以靠世界最强的海军力量控制资源的运输，操控资源价格。尤其是日本、德国这种本土资源贫乏的国家，资源供应几乎完全依赖于美国海军的保护，显然不敢再去分美国的金融蛋糕。


  
里根当政时期，美国为了打击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鼓动伊拉克向伊朗开战。当战争进行到1985年的时候，两伊打红了眼，互相袭击油轮，连科威特和沙特的油轮都打。伊拉克有美英法支持，导弹够用，伊朗就搞土办法，在整个海湾地区布设水雷，打算两败俱伤地阻止海湾原油出口，结果油价飙升到30美元一桶。各国纷纷要求大国负起责任来，保护油轮，平抑油价。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舰队都应邀前往海湾，但苏联明显心不在焉，派去了有航母杀手之称的“现代”级驱逐舰——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一产油国，油价低了对苏联并没有什么好处。


  
美国为了证明自己的资源控制力，认认真真地护航。结果毫无悬念，里根的舰队在苏联“现代”级战舰的围观下，轻松扫荡伊朗海军，清除了海峡里的水雷，保证了各个工业国的石油供应，顺便还打下一架伊朗客机。


  
从美军护航伊始，油价就开始下跌，从1985年底到1986年10月，由每桶28美元暴跌到6.8美元。这对日德这些工业国来说是莫大的福音，对于石油收入丰厚的苏联来说是个促成解体的导火索。但说到底，美国人证明了自己可以靠海权，拥有对全球海运的控制力。要用资源就得出口东西，交铸币税，换美元。前面提到的“海权论”，说的就是这个。


  
波斯湾护航这类的事情，美国隔几年就要干一次，迫使所有国家都承认用美元购买资源是最可靠的交易方式，不承认的国家就要被敲打。1991年，萨达姆占领了科威特整个国家，美国不过是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了事。到了2001年，萨达姆宣布改用欧元结算石油收入，美国立刻炮制出一个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借口，把抓拉登的事扔在一边十来年，扭头冲进伊拉克，吊死了萨达姆，顺便把他俩儿子也一块宰了。对于美国来说，可以容忍恐怖分子，也可以容忍不太听话的萨达姆之流掌握一部分资源的生产出口，但绝不容忍不用美元就能买到石油。


  
美国在澳大利亚、沙特、科威特等资源国，在巴拿马运河、波斯湾等航运枢纽地都有庞大的军事基地。这就像控制着全世界每一条海运航线的闸门，全球物流业都在其股掌之中。别的国家不拿美元买资源，不给美国交过路费，不管是造东西还是卖资源都是没有出路的。


  
美国控制海权，在各地驻军都是手段，目的是控制资源。所以美国除了控制物流外，一有机会也会亲自霸住几块油田。


  
最大的油田在沙特阿拉伯，1932年美国人利用英国势力衰落的机会，支持伊本·沙特兼并了英国支持的汉志王国，建立了现在的沙特阿拉伯。作为交换条件，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家族出钱和沙特王室合办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一口气租下沙特2/3的领土，控制了沙特的石油。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美国人也都如法炮制。由于中东国家自己缺乏技术，石油的勘探、生产、储运基本上都是美国合资方在一手操纵，当地王公只是吃个干股。


  
说实在的，人人都知道肥水不流外人田，美国能霸住这些油田，还是靠暴力。过去都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现在对于美国而言，就是枪杆子里面出美元。而且枪杆子的硬度完全和美元的坚挺程度成正比。暴力稍有减弱，美国坐地分赃的能力就要减弱。比如说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打手，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从苏联弄到了大量苏制先进武器，围攻以色列。美国赶紧把储备在欧洲的武器甚至作战人员运过去驰援。其他几个产油国还是不买账，趁机宣布石油国有化，并且涨价。这一连串的事件，背后的核心原因正是美国陷入越南战争，被中国苏联联手打得灰头土脸，所以资源国不看好美国的未来，打算改换门庭甚至自立门户，美国的影响力自然就下降了。美元也跟着疲软，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元平均每年贬值7%。


  
这和前面说到的尼克松废除金本位制是一件事，都是美国工业实力衰退的结果。不过既然美国这时候已经是玩“比烂战略”了，衰退也无所谓，只要苏联赢不了，自己就输不了。


  
废除美元金本位制以前，尼克松已经派师爷基辛格完成了秘密访华，美国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心里有了底，至少不用再担心撤出越战之后中国会帮着苏联接管整个亚洲，终于可以结束倒霉催的越战了。随后美军开始逐步撤离，越战结束省出来的军费重新投入到新式武器研发上，美国的枪杆子又硬了。


  
1969年美国海军研发了新一代战斗机F-14，这是全世界第一种三代战机，看过好莱坞大片《壮志凌云》（TOP GUN）的观众大概都会有些印象。到现在为止，F-14还保持了空对空导弹射程最远的世界纪录，F-22都赶不上。苏联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发出导弹射程差不多的Mig-31，但是空战机动性又完全不能比。不过F-14对美国的意义不只是性能，有点像中国搞出J-10，是美国走出冷战颓势的标志，所以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大批铁杆F-14迷。


  
美国军火商做项目都是玩钓鱼工程，先报一个低价，等拿到合同再涨。但是因为60年代美国的军费都花在打越战上了，制造商格鲁门公司没鱼可钓，军方没钱就拿出合同来较真，禁止涨价，格鲁门只好偷工减料，结果早期的F-14问题丛生。到美军撤出西贡的时候，派了几架F-14去掩护，只敢远远地朝着西贡的方向用20mm机炮乱打一通了事。


  
等到中美关系缓和，越战失败不会造成美国战略体系崩盘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美国终于又省出一笔投资造出了合格的三代战斗机。


  
美国随即开始向靠石油涨价赚了钱的中东国家大肆摊销军火，F-14就卖给了伊朗79架。最近几年美国为“核问题”跟伊朗闹别扭，当然说到底其实也是不能容忍伊朗前几年借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之机，改用欧元结算石油出口。


  
为了阻止伊朗得到F-14的零配件，美国干脆让海军的F-14退役并且彻底销毁，所有生产模具工装也一并销毁。美国人自己跟自己较半天劲，可伊朗的F-14还是照样飞，不但在飞，而且伊朗人打光了买来的“不死鸟”导弹之后，又把“霍克”式地空导弹改装到了F-14上，继续维持战斗力，谁更有出息一些显而易见。所以现在美国有不少F-14的发烧友反倒成了伊朗空军的粉丝。


  
除了F-14，晚两年服役的F-15又卖了62架给沙特阿拉伯，虽然卖几架飞机赚不光产油国的石油美元，但是先进的武器却可以让产油国的亲美政权自保，不至于因为保不住军事实力换个靠山。为了维护这些武器，培训使用人员和指挥官，产油国还得和美国保持越来越亲密的关系。这样，美国保持了对产油国的控制，就可以长期拥有开采这些国家石油的特权。


  
中东国家自己没有技术开发石油，只要美国还能继续控制自己政府和军队的高层，这些国家的石油就会全部或者大部分包给美国的石油寡头开发和销售。平均起来美国人在中东挖一桶石油成本不过1～2美元，然后只需要交1/3给所在国，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些年国内汽油动不动涨价，说实话这事真的不能赖发改委，只能说枪杆子里面出石油。


  
中东产油国好歹都有个国王，油田算王室的家产，跟美国人讨价还价还是当自己的事来办，所以全世界的产油国那么多，只有中东的富裕。在拉美和非洲那种经常换独裁者的民主国家，美国人、欧洲人拿到油田是按一亩几美元或者几美分买的。总统想和美国谈？对不起，马上就有个上校发动政变废了你，给面子让你流亡，不给面子直接枪毙。


  
所以委内瑞拉的总统查韦斯挫败了几次政变之后，在拉美俨然就成了一个神话。只是产油国就这么一个查韦斯，还得了癌症，也不知道下一次政变是什么时候，总的来说，大部分产油国还是听美国管，石油也归美国卖。在国际原油市场上，如果没有什么特别行情的话，美国本土纽约、旧金山之类油库卖的油一般来说每吨都比沙特、科威特油田直接泵送到码头上的还要便宜个几美元。


  
美国能操纵油价，打仗自然变得有利可图。美国人能决定自己什么时候开战，就能知道石油什么时候涨价。2003年美国打了伊拉克，油价就从20多美元一桶涨到了80多美元，最高的时候冲到150美元。中国每年要进口1亿多吨石油（1吨石油约7～8桶），伊拉克战争以来，每年要为石油涨价多花几百上千亿美元，这都是要靠我们生产东西来换。所以石油涨价，赚大钱的其实是美国。


  
美国能赚到钱，就能继续控制石油，能控制石油，很大程度上就控制了工业国，有了工业国的工业产能为美元做担保，就能继续印钱。印钱反过来加强了美国的控制力。这个暴力——财富的循环就是美国人坐地分赃，不干活也分享世界经济增长的更深层次原因。


  
这个秘密乔良将军在《美元为何而战》的著名演讲中揭示过——从“地缘战争”转向“币缘战争”，这绝不仅仅意味着词汇的变化，而是冷战以后霸权形态的根本转变。


  <h2>一个真相：海军是美国的海上收费站</h2>

  
一般来说，世界上的国家分两种，靠自己的和靠别国生存的。自食其力的是大多数，生产率高、资源多就舒服一点，生产率低、资源贫乏就勒腰带过日子。靠别国生存的又分两种，指望援助活着的叫附庸，用暴力强迫别人供应资源的叫帝国。当一个国家已经离不开暴力获得的资源时，这个帝国就上升为帝国主义了。


  
美国从自己造东西转变成一个靠暴力获得资源的帝国，这个转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读者应该知道那是冷战时期。既然是冷“战”，地球上就不止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军队也同样有全球性的影响。更别说还有中国这种能和美国正面打朝鲜战争的国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和西欧加起来，面对苏联在东欧集结的装甲洪流都瑟瑟发抖。这样的国家为什么能强迫全世界接受变成纸片的美元呢？为何全球通行的是美元而不是卢布？或者说，为什么卢布的通行程度没有和苏联的军事力量成正比？


  
相对苏联，美国的优势始终在海空军，尤其是海军。冷战期间，虽然苏联一度在陆军上占有压倒性优势，但在海上，苏联的目标始终只是破坏美国的制海权，保证自己的战略核潜艇有发射阵地。在美国拥有十几个大型航母编队的同时，苏联只在解体前才开始建造与之相当的“乌里扬诺夫斯克”级航母——从未建成。到现在俄罗斯也只有一艘和“瓦良格”号差不多的准大型航母。除了航母编队之外，美国在整个世界保持几十个大型海军基地，随时可以用来补给舰队，提高舰队的出勤率，一艘船可以当别人两艘船用。综合来说，美国海军的作战能力几十年来始终等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和。


  
海洋本身不能种地，不能造工厂，不过地球上70%的面积是水面，2/3的人口，4/5的大城市都分布在沿海平原上。海平面上升一米，就会有10亿人失去家园，可见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经济发达，自然就需要巨大的运输量，全球化时代，经济越发达，进出口的需求就越大。正好水运廉价，成本是公路运输的1/10，铁路的1/3，所以全世界70%的运输由海运承担。大宗的资源，如石油、煤炭、铁矿石，国际运输几乎全部通过海运来完成。如果海运被阻断，几乎所有国家的工业都会出现崩溃。


  
这样看来，强大的海军相对陆军而言，更能控制全世界的贸易。只要美国海军还等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和，世界上最便捷的贸易通道，世界各国的经济命脉就垄断性地捏在美国人手里，美国人就是世界贸易之王。只有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资源丰富，用铁路和管道作为主要运输方式的苏联可以和美国分庭抗礼。但苏联改变不了大多数国家依赖于海运的现实，也就没法阻止世界大多数国家向美国低头，只能默认美元的霸权地位。


  
掌握海洋不意味着美国人需要亲自下场搞运输，世界最大的海运公司是丹麦的马士基。美国商船队，算上挂巴拿马等国方便旗的船队，也就是全世界百分之五六的样子，而且还在不断卖掉自己的航运公司。


  
不过只要美国有能力切断或者保护航线，随时登陆敲打不听话的国家就行了。美国或许不能通过洗脑强迫别人相信美元有价值，但只要控制了海运，美国可以只允许接受美元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全世界也就没法不接受美元。


  
因而完全可以说，美国印钞机的核心部件是舰队、飞机和海军陆战队，因为它们赋予纸片以价值。位于华盛顿的美国财政部和国家印钞厂只是给美国海空军打个下手罢了。


  
当然，即便在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喜欢铸币权，同时又有一支攻击性海军的国家也不止美国一个。其他国家偶尔也会想在铸币权里吃一口。比如说欧洲虽然没有隐形飞机，没有十几个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好歹英法一家也各有一条小航母，还有几百架先进飞机，倒也能在家门口打一打利比亚。


  
法国之所以要推翻卡扎菲，正是为货币和贸易结下的梁子，欧盟成立以后，德国借着苏联垮台吞掉了东欧。法国则想在北非搞个“地中海自由经济区”，希望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这些讲法语的前殖民地拉到一起，学习一下美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地中海用欧元做贸易结算货币，收点铸币税。


  
没有石油的经济区不算个真正的经济区，北非最大的油田是利比亚，卡扎菲虽然交出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西方亲善，表示要做个乖宝宝，但是并不想用自己的石油生意给法国人的餐桌加菜，对法国人的提议毫无兴趣。正好从2011年起中东爆发了社会动荡，法国借机敲山震虎，不管地中海自由经济圈将来能不能搞起来，起码可以先表现一下“逆我者亡”的气势。


  
法国善于表现，美国手里可是有真家伙，11条核动力航母不是假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又叫“攻击型航母”，是专门用来打人的，每条航母的设计指标是一次性可以放飞48架作战飞机，军事术语叫一次“全甲板进攻”。11条航母加起来一个攻击波次就是500多架飞机，相比之下，英法加上意大利、挪威、卡塔尔这些国家帮忙，在利比亚战争中每天只能出动不到100架次飞机。美国航母一昼夜可以组织五六次全甲板进攻，加起来可以有两三千架次飞机发动空袭，比英、法、日、德这些二流强国能用的战斗机加起来还多。


  
所以，美国人发动战争可以不在乎别人是否参与，法国打个利比亚却打得窝窝囊囊，打到2个多月想求美国帮忙，美国国防部长嘲笑说“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同盟向一个装备落后的政权发动军事行动，仅仅11周，许多盟友就没有弹药了”。打到第4个月，英法又向卡扎菲提出“斋月停火”，结果伦敦先被自己的穷人打砸抢了一通。最后英法痛下决心，派去了地面部队直接参战。


  
卡扎菲一命呜呼了，可欧洲也没让任何北非国家不认美元，欧元倒是岌岌可危。这说明说到底还是只有美国才能收铸币税。印钱这档子事，别国不是不能想，不过真要做，就得先弄明白，真正地印钞票靠的不是啥金融制度，天下无敌的海空军才是真正的印钞机。


  
对付不听话的小国，美国可以直接封锁海岸，甚至直接登陆占领港口。对付大国，就算水面舰艇封锁代价太大，还可以学习以前纳粹德国的狼群战术，用核潜艇打击海运。美国海军中，最耀眼的装备是十几艘航空母舰，还有几十艘两栖登陆舰，近百艘导弹驱逐舰，但这并不是美国海军的全部家底。别的大国加起来也有十几条航母，上百条驱逐舰、护卫舰。虽然不足以在大洋上和美国过招，不过如果只是用来对付海盗或者所谓“流氓国家”的快艇骚扰，也勉强可以凑出和美国的海军差不多的数量来。


  
但是美国还有五十来条攻击核潜艇，世界其他国家能用的攻击核潜艇凑起来也就二三十条，凑数都凑不过美国人。这意味着美国破坏航运的相对能力甚至比护航能力还要强大。美国不单拥有维持全世界航运畅通的实力，更拥有随时随地关闭世界航运的威慑能力。依靠这个能力，就算美国不能靠收保护费印美元，还是可以靠敲竹杠收取铸币税。


  
随着英法在利比亚作战的“惨”胜，欧元也开始陷入史上最惨重的暴跌，美国人则拿着大笔欧元债的“信用违约掉期”（一种衍生金融产品，是对债务违约的保险，简称CDS，当欧洲国债下跌的时候，违约风险增加，债务国必须补足CDS持有人的保险费）大举吞噬欧洲这十几年来积攒下来的财富。到此为止，美国这个昔日的世界警察已经正式开始过起了敲竹杠的生活。


  
读者都在电影里见过典型的劫匪，带着刀枪埋伏在大路旁，碰到过往客商就跳出来打劫。这样的土匪之所以能吃肉分金，一是要拥有暴力，二是要在大路上抢劫客商，杀人越货。这就是所谓“没本钱的生意”。


  
没本钱的生意也是生意，劫匪团伙做大之后，也希望能够长久地做买卖。所以土匪也不是次次把商队都杀光，而是“此路是我开……留下买路钱”。即交了买路钱，商队就可以带着剩下的财富通过。只要商队交了买路钱之后还有利润，土匪就可能长久地享用不劳而获的财富。某些土匪甚至还在镖局入干股，直接以收取保护费的方式来获得报酬。表面上这种土匪不打不杀，甚至还驱逐其他的小股土匪、维护地方治安，但从本质上说，土匪不劳而获的靠山还是暴力，有了足够的暴力，土匪才有资格寄生在物流网络上。


  
美国这个印钞帝国，看起来威风八面，当着世界老大，还能从全世界搜罗一群帮闲来吹嘘美国的优越性。但从本质上说，美国就像个超大型号的抢劫团伙，和所有的劫匪一样是依仗暴力的物流寄生虫。当然，美国的本钱是海军，精确地说，美国不是土匪而是海盗。


  
从历史上看，大海盗的主要收入也不是打劫，而是向过往船只收买路钱。明朝的大海盗汪直、郑芝龙（郑成功的老爸），本行都是在海上卖平安旗。只要买了海盗团伙的平安旗挂在船头，商船就能在东亚海面上通行无阻。美国现在往外发美钞，就是推行海盗的平安旗，不买就不保证你的贸易安全。或者说，美国用金融业在海上建起了一个无法逃费的收费站，全球第一的美国海军就是这个收费站的保安。


  <h2>美元类似“军票”</h2>

  
美国海军世界第一，用绑架贸易的威慑来强迫大家接受纸币。这说明美元实际上是一种“军票”。


  
军票这个词在历史上特指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发行的“军用手钞”，另外还有日本在朝鲜、中国台湾地区、伪满洲国发行的“日元”也被作为广义上的军票，当初日本鬼子用刺刀强制推行军票，沦陷区谁敢拒收军票，谁敢私藏法币、边区币、者阎锡山发行的“物产券”，抓住就要杀头。


  
美国人掌握着海洋霸权，自然不至于像日本鬼子那样丧心病狂，非要到处修炮楼搞维持会，靠一百多万日本兵烧杀抢掠维持军票的日常信用。


  
美国印美元的体制叫“信用货币制度”，简单说，在信用货币制度下，转让欠条就等于发行货币。比如我借给您1万块钱，您给我写一欠条，说好了什么时候还，利息多少。


  
然后我就可以拿着这张借条当钱转让给其他人，只要这个人认识您，相信您能还钱，扣掉利息，我就能得到将近1万块现钱，因为欠条到期您就把钱还给他了。如果是把欠条转让给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这就叫“再贴现”。


  
美国就是通过美联储“再贴现”发行货币的，美联储可以对任何人发行货币，当然前提是您的“信用”得够，口说无凭，您得是一个美国的银行，有若干亿的资产，若干亿的自有资本金，信用评级有两三个A……也就是从来不赖账，并且有足够的钱能还债，美联储才能认您写的欠条。


  
您从我这儿借了1万块钱，您可以花掉，也可以再借给别人，或者干脆借给我，然后我再给您写一模一样的一欠条，只要我的信用够，您也可以去再贴现1万块钱。这样咱们本来有1万块钱，现在就变成了将近2万。


  
然后咱们还可以拿着这2万块钱继续互相借，互相开欠条，再去美联储再贴现4万、8万、16万……我们最终能再贴现出多少钱主要取决于我们有多少钱支付利息。美联储现在的“再贴现率”，也就是美国的基准利率是0.25，如果我们最开始的自有资金是1万块钱，不考虑其他成本，把这1万块钱都作为利息付给美联储，最终可以得到400万现金。


  
不过商业银行、金融公司通过再贴现得到的现金背后都押着欠条呢，不能拿出来随便花，一旦花了就没钱还债了，或者用金融业的话说就是没有担保了，所以这些钱属于“衍生货币”，主要得用来继续买债券或者放债。


  
我们平时见到的美元，主要是美国政府用国债贴现出来的。企业今年挣钱不敢说明年还能挣到钱，打白条限制多。政府年年都可以收税，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有句名言：“税收和死亡是生命中最无可逃避的两件事。”意思就是说“谁敢逃税试试？”所以汉密尔顿的头像印在10美元钞票上，有华盛顿头像的才值1美元。


  
政府有税收，可以用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发行国债，只要投资者还相信美国政府以后还能收到税，美元就不需要有资产做担保，所以用国债贴现出来的美元可以直接拿来花。


  
中国现在是最大的美国国债海外持有者，日本第二。但其实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并不是我们或者日本人，而是美国政府自己，美国政府管理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和一些项目基金买了大部分美国国债。美国政府自己买自己的债等于没欠债。用这些债券再贴现发行出来的美元又买了这些债券，是肉烂在锅里，不能作数。


  
我们买的美国国债大约占了国债总额的9%，日本占了6%，其他国家还有一些，这些海外持有人总共买了大约2万亿的美国国债，差不多等于美国国债每年的净增量。


  
换句话说，每年新增的美元大多数都是用从我们这儿借来的钱作为担保发行的，然后不管是通过财政开支，还是减税，把这些钱分给国内的资本家和老百姓，他们就可以不用干多少活，一船一船地买中国货。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美国人用来买我们东西的钱就是我们借给美国人的，不管美国人买多少东西，我们总会把钱借给美国人。


  
中美之间这种互动已经维持了二三十年。虽然现在看起来不爽，不过当时这种选择再明智不过了——苏联的经济是实打实的工业，美国是空手套白狼，真正可怕的是有干货的那边，光是苏联放在远东的150万装甲部队就不是个容易对付的假想敌。


  
里根时代之后，美国的政策说白了就是借新债还旧债，或者说是拆东墙补西墙。顺便用新旧债之间的差额来享受别国的免费物资，所以拆出来的新窟窿比旧窟窿大得多。


  
这样的政策之下，美国国债这个肥皂泡自然会越吹越大。泡沫都有破的时候，美国人最怕的就是这一天，为了让外国人赚到美元把买美国国债作为第一选择，美国必须为国债承诺一个高额利润，也就是比美国经济增长率还要高的国债利率。


  
这样美国人就彻底背上了高利贷，利息肯定比自己能赚的钱多，花钱也要从高利贷里出。把这样的经济当模式，无论如何也需要造一个经济学神话。


  
美国这个经济神话说白了就是两个概念：一是“小政府”，二是“藏富于民”，这个说法里根也拿来竞选。里根除了那句挖苦卡特的话，还有一句更广为人知的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对于很多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来说，这可是美国总统的金口玉言，而且还是斗败了苏联的里根说的。不过实际上，从里根上台到现在，美国的政策和“小政府”一点关系也没有，就像光绪见慈禧太后要叫“亲爸爸”，其实既不亲，也不是爸爸，只是宣传需要。


  
里根干了8年总统，上台的时候美国欠国债5000亿，离任的时候欠了25000亿。这笔钱被美国政府用来搞军备竞赛。


  
除了“星球大战”计划（官方叫“战略防御计划”）、“千舰海军”计划这类最终也没有实现的宏伟蓝图之外，里根时代美军实打实的把主战装备从第二代全面刷到了第三代，用F-14、F-15战斗机换掉了笨重的F-4“鬼怪”，用F-16换掉了自己和盟友手上单薄的廉价战斗机F-5，用“黑鹰”直升机换掉了在越南被打下来将近3000架的UH-1，用M-1坦克换掉了皮薄馅大的M-60，用M-2步兵战车换掉了皮更薄馅更大的M-113装甲运兵车，用“悍马”高机动车换掉了和QQ车差不多大的M-151小吉普……这些都要花钱，别的不说，光是把十几万辆几千美元一辆的M-151全换成悍马的花销就是天文数字。这很显然不是“小政府”能做的事情。


  
不过这些国防订单又重新带动了美国工业，有了工业，就暂时压住了滞胀，滞胀压住了，就业恢复了，美国人民的兜里又鼓起来了。这算是“藏富于民”了。更重要的是，原本在美苏之间首鼠两端的大半个世界纷纷倒向美国，承认美元可以买资源买消费品，把铸币税交到了美国手上，为美国人送来更多钱用来藏，为美国送来更多真实财富。里根也歪打正着，借钱供养军事工业，却重新获得了充裕的消费品供应。


  
不过，不管美国人怎么赞美里根，以我一个中国老百姓的理解，自己不造东西，靠借新债还旧债，同时还过好日子，这不是正常人可以干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就有不少里根的同行，可惜他们没法分享里根的荣誉，最后都去吃牢饭了，罪名是非法集资或者传销。他们和里根只有两个区别：没法印钱、不能指挥军队。


  
就像中国古人说的那样：窃钩者诛，窃国者侯。里根给美国开创了窃取全世界财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荣任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是名实所归。美国也因此继续了帝国的辉煌。只是这条路真能一直持续下去么？


  
从常理可以推断，非法集资和传销即便没有警察来抓，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传销做到最后，全世界的人当下线也无法支撑资金链。非法集资做到极点，半个世界的资金都是集资者的债务，要支付天文数字的利息，集资者总有一天会募集不到足够的资金来还分红。这一天到来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末日。从逻辑上说，美国早晚也有这么一天。


  
扣除20世纪90年代的震荡期，从增长趋势来看，这是一条不断加速增加的指数型曲线，从里根时代的每4年借1万亿变成了小布什的每1年借1万亿美元，现在借1万亿也就是半年多。美国国会三天两头讨论国债的上限问题，从来也没有一次到位过，议员们的想象力总是跟不上指数曲线的增长。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指数曲线，美国的国债指数增长，中国的工业指数增长。只要您不认为美国的国债可以在若干年后变成每星期增加1万亿美元，就得承认这套玩法一定会在那之前崩溃。


  
逻辑和直觉并不总是一致，尽管逻辑上我们看到美国在自取灭亡，但在直接的观感上，我们看到的还是美国大使馆门外等签证的人群，看到美国的航母舰队横行世界，看到美元在抗议者高呼占领华尔街的时候升值。有时候放下枯燥的金融数据，看着美国梦的神话依然四处疯传，我也常常怀疑，美国真的会崩溃么？


  
现实出现矛盾的时候，我们可以转向历史去寻求答案。毕竟美国这种以暴力为基础的帝国在历史上层出不穷。蒙古、亚述、马其顿这些帝国都可以当做现实的参照。不说太远的，也不说那些靠陆军发家的帝国，就说最近这几百年的海权帝国，就有西班牙和英国两个最好的榜样。这两个国家和美国一样，都建立了世界帝国，都坚决贯彻了海军——金融霸权的发展方向。或许我们可以从这种模型中看到帝国主义道路通向何方。

第四章 不和帝国主义共享未来


  
中国成功，多则三四十年，少则十年八载。


  
归根结底，中国太大，中国的历史也太沉重，所以进入工业化大门太晚，没机会享用工业化早期无限的世界资源。所以，某些人设想的中国的“帝国”之路必然是一条死胡同。


  <h2>一个错误让西班牙变成世界帝国</h2>

  
世界帝国这个概念最近几百年才出现。大航海时代把七大洲连接在一起，人类才真正有了“世界”概念。除了现任世界霸主美国外，之前只有两个世界帝国：英国和西班牙。


  
西班牙变成世界帝国，起因是一个错误。


  
当时的欧洲是穷乡僻壤，造不出啥好东西，不管是调料、丝绸还是瓷器，啥都是东方的好。在哥伦布之前几百年，威尼斯和阿拉伯人垄断地中海贸易，从东方往欧洲倒腾物资发财。其他国家羡慕嫉妒恨，也琢磨着掌握一条东方商路，狠狠地贩上几船高档商品，回欧洲换大笔金银。这就好比移动联通争着代理苹果手机，借外国货赚老乡的银子。


  
1497年，达·伽马船队绕过非洲，走通了东方航线，葡萄牙先去发财了。


  
西班牙的运气很坏。哥伦布和他的西班牙老板算错了地球大小，以为往西去中国更近。于是哥伦布得到三条一百来吨的破船，扯帆直奔中国。1492年，哥伦布航行2个月后到了北美洲的加勒比群岛。寻找中国的事如果穿帮，哥伦布就是欺君，所以他至死都坚持说那是亚洲。但这场忽悠却使西班牙得到了一个空白的新大陆。


  
小国葡萄牙从亚洲弄到了香料丝绸，大国西班牙只得到一个落后的美洲。于是两个天主教国家龇牙咧嘴地要开战。幸而教皇在大西洋上给他们划了界，东边归葡萄牙，西边归西班牙。


  
对这个结果，西班牙开始很不乐意，因为美洲大陆比欧洲这种野蛮地区还落后，没法贩高档商品，远不如去印度发财。但落后也有落后的好处：军事实力差——容易征服；开发水平低——好多金银富矿还没采完呢。既然去东方无非是为了黄金，何不直接在新大陆动手抢？


  
于是西班牙对土著全线出击。美洲土著没有枪炮和骑兵，没有铁器，连青铜也没有。西班牙只用了几十年就从手拿石刀的土著手里抢来了20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比苏联还大，比蒙古骑兵还快。这期间，西班牙不过损失几千人，其中战死比病死的还少。成吉思汗看了只有嫉妒的份儿。


  
矿山+劳动力=金银。西班牙人把印第安人成百万地赶到矿山当苦力，累死了就去再抓一批。美洲人口迅速从数千万减少到几百万，但西班牙人也不太在乎，大不了去非洲买便宜黑奴。在血腥暴政之下，再难采的矿脉也能源源不断地出金银。


  
从1492年发现美洲到1640年西班牙帝国没落，西班牙从美洲获得875吨黄金，45000吨白银，占世界贵金属开采量的83%，换算成银元差不多25亿两。相比之下，明清两代500年靠出口才赚了8～9亿两银子，4亿中国人平均每人2两，带来了“康乾盛世”。25亿大洋被600万人的西班牙拿到会怎么样？


  
我们形容某人富裕，会开玩笑说他家有印钞机。现实中，美国有军队当印钞机，是天下第一富国。但用印钞机来形容15世纪的西班牙——那是侮辱——人家手里明明是真金白银，不是纸币。不过非要用钞票计算的话，每年西班牙进账黄金6吨，白银300吨，现价40亿人民币。当时西班牙有600万人，40亿人民币要是分到个人，每人每年700块。这放到现代工业社会也不算小数，在农业社会是惊人的财富，足以让西班牙变成欧洲霸主。


  
由于拥有足够的金银发军饷、买武器，在英、法只能维持两三万常备军的时代，西班牙拥有近20万精锐部队。这支军队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火绳枪、全身甲、双手重剑、轻型加农炮和重型臼炮，就像今天美国的F-22与航母，所以横行欧陆无坚不摧。


  
同时西班牙还有史无前例的庞大海军。大家都知道失败的“无敌舰队”，但这支舰队只是当时西班牙全部海上力量的1/10。大家也都知道英国击败了无敌舰队，不过这点损失西班牙人一年就补上了，十几年之后还能在当时属于英国的爱尔兰登陆。只是世界史底稿大都是英文写的，很少提这档子事。


  
无敌舰队失败后，动荡的欧洲反而出现了“西班牙和平”，23年无战事。这是西班牙国力巅峰的标志，全欧洲都向西班牙的力量和文明低头，英国人也继续为西班牙人当买办，贩奴隶。统治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一度统治了欧洲40%领土，拥有大半个美洲，在亚洲抢了菲律宾、关岛、半个台湾。后来西班牙国王兼了葡萄牙国王，把非洲、印度、中国澳门等葡萄牙殖民地也吞了。不论从经度还是纬度看，此时的西班牙帝国都跨越大半个地球，成为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看起来，只要西班牙还拥有源源不断的黄金，帝国的太阳就永不落山。


  
不过，维持霸权也很辛苦。西班牙地处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山水相连，不能光靠海军自保，更何况还要维持哈布斯堡家族遍布欧洲的领地：在意大利要和法国人抢地盘，在德意志和荷兰要镇压新教徒，在东欧和地中海要阻击土耳其人，在大洋上要对付英国、荷兰、法国、北非以及本国海盗的劫掠，还要时时提防新大陆土著和内部野心家。所以西班牙必须同时保持强大的陆海军。


  
西班牙只有600万人，常年把十几万军队撒出去打仗，相当于中国养4000万大军。即使美洲黄金源源不断，西班牙也常被军费搞得入不敷出，比如1552年，军费10倍于美洲黄金，敌人却拒绝投降，王室只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举债打仗。


  
借债需要支付利息，净收入因此越来越少。再打仗时西班牙只好借新债，然后利息更多。和美国印钱还债不同，那年头不认纸币，债务必须用金银币还。等到利息开支超出了黄金流入，帝国就破产了。1557年，西班牙王室财政破产，第一次赖账，离发现美洲只有65年。


  
破产赖账是饮鸩止渴，信用毁了，再融资必须付高息。西班牙破产后还得打仗，只能借高利贷，利息积累更快，于是1596年帝国再次破产。仅仅2年以后，西班牙又欠了1亿金币，只好再赖账……至此西班牙帝国打仗的目的已经从争霸变成了还贷——打赢了，可以弄点赔款付利息。


  
不过只要不能消灭债主，西班牙帝国的军事胜利就没意义；倘若打败了，就只能当金融资本的挖矿奴。有了这个背景，英国人1588年打败无敌舰队那场战术性胜利，怎么吹嘘都不为过。


  
与此同时，因为国家财政亏空，西班牙也没有资金去东方倒卖奢侈品，远洋贸易丢给了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西班牙唯一的指望就剩下美洲运金船队，这是它屡次从失败和破产中爬起来的原因。但是英国、荷兰、法国一贯热衷于劫掠西班牙运金船。随着荷兰船队越来越大，西班牙的海上通道越来越不可靠。


  
1620年后，英法荷的劫掠达到了顶峰，几乎没有运金船能够回到西班牙。到三十年战争打完，也就是1640—1650年左右，西班牙已经沦为配角。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海洋霸主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的西班牙帝国实际上是英国经济殖民地。只是为了维持白人高人一等的面子，列强才让西班牙勉强维持了两百年殖民帝国的外壳。


  
在开发美洲黄金之前，西班牙已经有欧洲第一的陆军，能派出麦哲伦、哥伦布这样的探险队，做出最了不起的地理发现。得到美洲黄金之后，西班牙霸权只维持了几十年就开始沦落，最后的地位反而不如开发美洲之前。为何黄金没有带来长久的霸权，甚至不能保证安稳的小康生活，反而让西班牙沦为欧洲的贫困户呢？这必须从霸权的由来说起。


  
美洲黄金是偶然因素带来的横财，但是偶然背后有强大的必然因素。首先是航海技术的发展，其次是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能守住这份财富。两者追根溯源，都来自曾统治西班牙的阿拉伯人。


  
罗马帝国崩溃后，西北欧陷入混乱，蛮族统治着几千个封建领地。西方历史学家称之为中世纪“黑暗年代”。欧洲分崩离析的时候，正是阿拉伯帝国生气勃勃的初创阶段。公元711年，几个阿拉伯王子带了700多北非柏柏尔人进攻西班牙。哥特蛮族不堪一击。从此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定居。分崩离析的欧洲总算出现了像样的文明国家。


  
几百年之后，学会了一些阿拉伯技术的欧洲蛮族在宗教狂热之下发动反击。哥伦布起航的1492年，基督教贵族击败西班牙最后的阿拉伯人，重新夺回了西班牙。


  
阿拉伯留下了基础设施、富庶的人口以及发达的技术。以前欧洲的罗马人、维京海盗、威尼斯商人多在内海航行，动力以划桨为主。阿拉伯人地跨欧亚，要深入印度洋进行贸易，更善于利用风帆。印度洋有季风带，冬天刮西风，夏天刮东风，南亚和中东的居民很早就会利用季风穿越大洋，因此发明了多桅杆横帆船，后来的欧式帆船就是阿拉伯帆船的改进版。此外，阿拉伯人研究天文学，能够准确地导航。阿拉伯文明因此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吸纳了东西方的文明成果。


  
阿拉伯人把中东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军事技术、管理国家、征收税赋的学问以及数学、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逻辑学和从中国学到的冶金技术、纺织技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都留给了葡萄牙和西班牙。西班牙成了欧洲制造业水平最高的国家。


  
凭借这点二道贩子本事，西班牙暂时还没资格到东方撒野。不过相对欧洲其他地区，西班牙、葡萄牙获得了不对称优势。当需要寻找新航路的时候，这使它们在欧洲国家里占了先机。


  
鲁迅说得好：“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葡萄牙发现了亚洲航路，但毕竟还是做生意赚钱；西班牙啥也不干就能成吨地拿金子，别人不眼馋是不可能的。欧洲的统治者都是野蛮的军事贵族，眼馋就会行动，官办海盗是常态。可能的话，谁都想打上门来抄国库。但是，阿拉伯人的遗产不只是航海技术。


  
14世纪，中国的生铁和炒钢技术以及火药配方经阿拉伯人传入西班牙，随后西班牙用炒钢大量制造双手重剑和火绳枪。仅仅是普遍装备钢剑这一条，西班牙军队就足以让使用熟铁武器的雇佣兵闻风丧胆，更不要说犀利的火器。


  
在西班牙火绳枪之前，欧洲火器只是一根带孔的管子，叫做火门枪。士兵需要先装填弹药，然后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扶着管子开火。火门枪要打响就得把火种小心地塞进枪管后面的火门，想同时瞄准是不可能的。


  
西班牙人依靠东方工匠，制造了和扳机联动的点火装置，上面夹着火绳，从此士兵一扣扳机就能射击，射击前可以瞄准，火枪的威力大增，射速也上升到一分钟一发。枪从此压倒了弓弩和刀矛，变成了主要武器。


  
西班牙之前的欧洲战场也有火炮，不过大多随用随造，形制五花八门。可以有金属炮管，也可以是石臼、木桶、树干，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笨重。口径千奇百怪，炮弹通常就是在炮口塞一块石头，或者很多碎石头，捡到啥打啥。这种火炮的射程、威力小得可怜，而且每一发的弹道都不一样，杀敌全靠运气。


  
西班牙人继承了阿拉伯人的冶金技术，开始建立炮兵规范。西班牙国王在16世纪前期规定，大炮统一到7个口径，壁厚、弹药重量一并标准化。从此炮兵有了正常的后勤供应，炮手也可以计算弹道。中古时代的投石机被炮兵淘汰了。


  
枪炮的进步意味着士兵杀敌不再靠肌肉力量。从军三个月的枪手可能只会排队和射击，却可以一枪打死花20年练习剑术的贵族武士。西班牙因此构筑了著名的“西班牙大方阵”，3000人组成一个方阵，七成的长矛兵密集排列稳住阵线，三成的火枪手用交叉火力射杀敌人。现代陆军的“团”级编制就是从西班牙大方阵沿袭而来的。正所谓大巧不工，这种貌似保守的战术让冷兵器敌人无计可施。任何人都冲不破刺猬一样的长矛阵，而火绳枪则提供了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攻击力。


  
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西班牙大方阵在欧洲纵横无敌。再加上美洲黄金的支持，西班牙帝国兵力充足，谁也不敢琢磨去马德里抢黄金。


  
西班牙得到美洲黄金可以说是偶然，但西班牙在这之前取得了阿拉伯技术遗产，才拥有了开发美洲黄金和保卫金库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说，西班牙确立霸权又是历史必然。


  
不过，当时的西班牙人享用着阿拉伯遗产带来的霸权，却对这个遗产视如仇敌。哥伦布出发的1492年，西班牙驱逐穆斯林和犹太人，一次赶走几十万，剩下的被迫改信基督教，被称为摩里斯科人。等到西班牙人在美洲站住了脚，连摩里斯科人也容不下。1609年，西班牙以上帝的名义赶他们出境，一下子又少了近100万工农业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去了北非，还有不少去了意大利、荷兰、德意志，以及英法，把先进的手工业技术也一并带了过去。


  
赶走了异教徒（曾经的）还不够，为了保证信仰纯洁，西班牙人把剩下的人口分为血统纯正的“老基督徒”和出身可疑的“新基督徒”（即可能隐藏下来的摩里斯科人后代），西班牙人要当公务员、军官、僧侣，上大学、当教师、移居海外领地，都必须有“血统纯正”证书。这种荒谬的政策直到19世纪中叶才和宗教裁判所一起消失。西班牙的工商业因此受到严重打击，从此依赖于进口商品。


  
甚至西班牙农业也退步了。西班牙气候干燥，阿拉伯人靠国家管理的完善灌溉体系来维持生产。现在土地被西班牙贵族瓜分，渠道废弃，良田变成了旱地。就在美洲黄金带来的繁荣年代，西班牙内地屡屡陷入饥荒。


  
这些政策看似荒谬，但考虑到美洲黄金涌入之后的战略格局，倒也不难理解。既然美洲黄金比本土的税收还多，那么只要能动员足够人力去控制殖民地矿山，其他一切都可以不要，大不了花钱买便是。工商业繁荣看似是好事，其实减少了军队、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的人力，减少了美洲黄金，所以西班牙人会以宗教的名义毁灭本国经济。


  
甚至饥荒都未必是坏事，因为这可以降低征兵的成本。美国陆军喜欢到贫民区和黑工群体招兵，饿肚子的西班牙人会接受更低的军饷，其中的道理一样。农民去美洲抢黄金，工匠赶到国外，这减少了国内的物资生产，却增加了黄金流入，西班牙人可以用美洲黄金再买物资，这就是最早的产业转移思想。荒废的土地种不出庄稼却可以放羊，羊毛还可以出口到荷兰、意大利赚一笔。殖民矿区需要物资的时候，西班牙人就去其他国家买，再换上西班牙的包装运往殖民地，这是最早的贴牌贸易。


  
以黄金为基础的战略开始很有效，西班牙帝国如日中天。但是渐渐地，西班牙遇到了一个问题——“价格革命”，其实就是通货膨胀。不管用什么材料做货币，钱就是钱，不是财富，钱太多了就要通胀。西班牙人并没有用钱去发展生产，增加物资供应，而是砸钱给军队继续抢金子，自然越抢越通胀。在西班牙人抢金子的日子里，欧洲物价涨了4倍多。


  
金银流入意味着资金供给充裕，类似现在美国的量化宽松或者欧盟的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靠印钱刺激经济。欧洲工商业和市场化农业因此得到大笔投资。黄金刺激了欧洲市场，促进了整体的生产——唯独没有西班牙的。于是西班牙遇到了难题：维持霸权必须打仗，打仗就必须买物资，买物资就必须让敌人赚钱。结果敌人越来越不在乎打仗——实体经济发达，打仗损失的钱可以向西班牙人再赚回来。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大部分欧洲国家和西班牙对抗不算坏事。为了在广阔的战场上协调前所未有的大军，情报和作战命令必须写成文字，统领军队的贵族开始学习读写。在那之前，欧洲的贵族会写名字的都不多，所以欧洲贵族设计了图样复杂的族徽，刻在戒指上当图章。火器时代，战斗节奏很快，为了指挥作战一致，必须制造钟表这种阴天也能用的计时器。钟表技术带动了精密制造技术，反过来又提高了枪炮性能，降低了枪炮成本。科技、生产和文化教育形成了良性循环。


  
既然战争双方的军费都由西班牙买单，西班牙的敌人自然越打越强。西班牙则越打越衰。到最后西班牙只能全面收缩，认栽。


  
军事收缩的时候，西班牙必须在陆军和海军之间权衡。因为欧洲各地的领地牵制，西班牙的军队改成以陆军为主。虽然西班牙暂时还维持着最大的舰队，但新造的大帆船更强调登陆、运输而不是海上炮战，好运送陆军打仗。西班牙大帆船甚至保留了撞角，时刻打算和敌人撞在一起打接舷战，把陆军优势用到海上。这种半吊子海军碰上一心打炮战的专业海军就麻烦了，追不上也打不着。1588年的无敌舰队因此败北。别国趁着西班牙海军不给力，大肆抢劫西班牙的金银船队，让西班牙更是雪上加霜。


  
到这个份上，西班牙唯一的本钱就是陆军，指望西班牙大方阵和标准化火炮继续撑住霸权。可是在利润激励下，军事技术进步速度超出了西班牙的想象。西班牙人把军火生产外包给了荷兰、意大利，那么其他国家有钱就买，没钱就山寨，西班牙人有什么，别人也有什么。


  
很快全欧洲的普通步兵都用上了火枪，富有的骑士老爷又迫切需要手枪防身。火绳枪上有燃烧的火绳，不适合做成手枪别在腰里。意大利工匠就把钟表零件改成用钢轮摩擦燧石的打火机构，造出火轮枪。荷兰人又把火轮枪改造成燧发枪。燧发枪不会因为换火绳浪费时间，也不会因为火绳的亮光暴露目标，射速、可靠性都压倒火绳枪。只是西班牙已经赶走了工匠阶层，没法跟进开发，更没法大量装备。


  
到了17世纪三十年战争的时候，法国人在燧发枪上装上了刺刀。火枪手再也不需要长矛方阵提供保护，西班牙大方阵彻底沦为历史遗迹。这场战争之后，已经完全落伍的西班牙帝国再也没有资格自称强国。


  
西班牙帝国兴于美洲黄金，也栽在以黄金为中心的经济结构上。黄金的诱惑让西班牙扔掉了技术和生产这两个立国之本，最后穷得只剩下钱了，而钱本身不是财富。所以霸权必然会转向乐意搞实体经济，自己生产财富的国家。


  <h2>制海，就能制世界</h2>

  
西班牙称霸的时候，荷兰是西班牙王室领地，替西班牙打工做贸易。西班牙专注地挖金子，贸易和手工业自然转移到了荷兰。荷兰面积不到3万平方公里，1/4在海平面以下。荷兰人只能全力搞工商业。17世纪号称“荷兰世纪”，荷兰人拥有60万吨海船，相当于整个欧洲的3/4，是1949年中国海轮吨位的2倍，号称“海上马车夫”。


  
但荷兰毕竟是个100万人口的小国，有限的人力搞了运输就不能搞海军，做生意就不能扛枪。所以占有海上霸权的荷兰没有海军舰队，临打仗了用商船改装军舰凑合，好比今天的美国用几百艘集装箱船组织舰队。所以荷兰经常被资金、吨位都不如自己的别国舰队占便宜，吨位越来越少。


  
和西班牙一样，荷兰也不是岛国，每年还得拿出大笔金钱给雇佣军，修世界上最昂贵的要塞，动不动还要扒开海堤放水当护城河。现在荷兰人身高世界第一，不知道和经常放水有没有关系。折腾几次，荷兰的元气就丧尽了。小国终究没有资格玩争霸。


  
数数当时的大国：德国、意大利还没统一，奥地利、波兰、俄罗斯没空管海洋，强大的亚洲帝国还不知道地球上有新大陆可以抢，只有英法两国有潜力继承霸权。法国的赢面明显大一些。


  
1000年以来，法国一直是欧洲的核心，拥有欧洲最多的领土，最多的人口，最好的农业基础，往往还有最强的陆军。欧洲人提到“国王”这个词的时候，如果不说明是哪国，默认就是指法国国王。法语继拉丁文之后成为欧洲国际语，大部分国家哪怕向法国宣战，宣战书也得用法语写。


  
公元1600年，法国有2000万人口，是英国的3倍多，工商业不相上下。英国人出海殖民搞贸易的时候，法国人也组建舰队在海外开疆拓土。现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核心领土有一半归法国，密西西比河流域都是法国殖民地。就当时的局势看，法国在殖民斗争中几乎必赢。英国必须出奇制胜才可能扳回劣势。


  
英国的玩法很简单——全力以赴争夺制海权。


  
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海权没啥价值。因为如果没有美洲这个天上掉的大馅饼，农业国之间的贸易额在经济总量中永远只是个零头。海洋贸易没啥油水，额外开发一套适应海上交战的军事机器是纯粹的负担。


  
所以从罗马人到1500年的土耳其，从中国到大陆最西端的英国，甚至北欧海盗和日本倭寇，都用帆桨并用的内海船打海战。海战的方式和陆战差不多。双方在甲板上对着射箭扔石头，然后全速前进把船只撞在一起，没撞沉的船再接舷肉搏。这种海战其实是把陆战搬到了甲板上，有足够士兵跳帮对砍的陆军强国往往也是海军强国。


  
火炮开启了新时代，从此人类可以攻击几百米外的敌人，不用贴身也能打仗。早在西班牙造标准化火炮之前，英国人的长弓兵就被法国人大炮压制过，输掉了百年英法战争。这个教训让英国人格外认同大炮。


  
不过直到20世纪，陆战的绝对主力仍然是步兵。这是因为工业时代以前没有水泥，没有沥青，没有压路机，道路都是土路，下雨半尺泥，大炮拖起来艰难，不想陷到泥里就只能指望水运。康熙打雅克萨要攻城，就把工匠派到嫩江边扎营铸炮，再用木筏把炮运到雅克萨。后来这个营地发展成了齐齐哈尔市，现在仍然是兵工基地，新中国第一门现代重炮就诞生在这里。


  
木筏都能运重炮，海船更不在话下，海战因此比陆军更早进入火力战时代。从此陆战靠步兵，海战靠大炮，海权和陆权分开了。


  
英国是岛国，只要在海上不输就能自保。西班牙派出的无敌舰队搭载了大量士兵和近距离作战的短炮，按照以往的海战规则，实力远胜英国海军。只是英国人根本不打近战，远远地用火炮招呼。尽管这时的火炮远射还很难打沉船，但这样拖下去，西班牙既不能不受干扰地登陆，又要给搭载的陆军解决吃喝，后勤压力大，最后炮弹打光认输回国，又被风暴毁了一多半，英国因此取得全胜。


  
从此以后，英国带头建立了以炮战为基础的海战思想——打沉了你的船，搭载的陆军再多也用不上。所以英国一心一意建设舰队。一次又一次靠海军保卫自己。1692年，路易十四在海峡里打了个小胜仗，在诺曼底集结了登陆部队，准备占领英国。结果法国舰队还没集结起来，英国、荷兰联合舰队先发动进攻，烧光了法国船，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强大军队只能望洋兴叹。


  
后来的拿破仑、希特勒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却也同样被舰队挡在海峡，只能眼睁睁看着几十公里外的英国和自己为敌。俄罗斯人总结历史说：“俄罗斯只有两个朋友，陆军和海军。”几百年来英国比俄罗斯还不善交际，朋友数量只有俄罗斯的一半。


  
然而，英国将拥有世界。


  <h2>当海权遇到黄金</h2>

  
朋友少不要紧，只要这个朋友顶用就行。西班牙当年养庞大的陆军，除了用来争霸欧陆，还要用来控制殖民地，保证殖民地老老实实地挖金子。


  
英国不养强大的陆军，无法占领所有殖民地。但是，英国依然有办法从殖民地发财——控制贸易。鉴于地球各个大陆被海洋隔开，英国不需要强迫别人为它开矿，只要能通过贸易控制殖民地的经济一样可以赚金子。


  
早在荷兰还在称霸的时候，英国就定了一个“航海条例”，规定：只有英国政府特许的商人才能和英国殖民地做贸易，外国商品必须由英国船运，才能到英国本土销售。一句话，海洋贸易的钱，只能让英国人来赚。为此，英国人不惜和霸主荷兰开战。


  
等到英国彻底拿到海上霸权，这种政策变本加厉。英国人经常完全禁止殖民地与英国之外的国家贸易，禁止他们发展手工业，只要安心为英国生产原料、开采矿山就好。


  
为此，英国人不嫌麻烦，定了许多稀奇条款。《制铁条例》禁止美洲殖民地制造各种铁器。《制帽条例》甚至连皮帽子都不许缝。这些繁琐的条例和英国海军结合在一起，英国不必养陆军，就能像西班牙一样拿到源源不断的金银。


  
当然，英国也不是完全没陆军，但是和今天的美国一样，英国陆军只是大号的海军陆战队。英国陆军不会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单独登陆欧洲大陆。就算是在殖民地战斗，英国也会先用海军切断对方的补给，阻断对方的增援，长期围困后再下手。这样，尽管英国陆军不多，却始终以多打少，胜率很高。1756年开始的七年战争就是典型战例。


  
七年战争中，英国和没有海军的普鲁士联手，打了一场欧洲大战。除了例行瓜分了波兰来安慰列强，欧洲的国界没什么大变动。但从全球来看，英国靠海军得到了半个世界。击溃法国舰队后，英国在海外投放了5万正规军，这些人放到欧洲本土根本无足轻重，但放到哪个殖民地都是压倒性力量。在印度，法国的殖民地和商业网被拔除。在北美，英国占领了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流域，再加上此前英国抢到的西印度群岛、通过西班牙控制的拉丁美洲，整个新大陆落入英国之手。非洲一些潜力巨大的港口也归了英国。


  
从此之后，全世界的殖民地名义归列强，实际上都听命于英国舰队。英国佬这样自夸：“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奥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这个列表中，只有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是英国专属殖民地，但只要英国掌握海权，全世界的贸易利润都得英国人拿大头。


  
英国本来不是一个高明的手工业国家，整个18、19世纪，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都是逆差，甚至印度这个殖民地都比英国强。1814年，印度向英国出口纺织品的关税是70%～80%，英国向印度出口纺织品的关税是3.5%。在这种荒谬的关税壁垒保护下，英国人在2亿多人的印度只能卖100万码布，印度人倒能在1000万人的英国卖出4000万码。


  
但是，英国人手里有海权，针对工业发达的地区，卖不动商品，至少可以做到不买，不让廉价商品冲击国内市场。在舰队保护下，英国不会放过任何可以开发的市场机会，怎么也能给这个中等国家找到足够的市场。


  
到18世纪末，英国以1.5%的世界人口生产了4%的商品，比平均水平高一倍半，在纺织品、染料等行业能制造欧洲最廉价的商品。拿破仑曾禁止英国商品卖到欧洲大陆，企图压制英国的经济。结果拿破仑发现，如果不开口子从英国进口一部分廉价物资，军装和武器的价格就会飞涨，根本打不起仗。所以拿破仑只能带头走私物资，实际上向英国低头。英法对抗到了这个阶段，英国已经用海军优势促成了经济优势，基础比只会挖黄金的西班牙扎实得多。


  <h2>当海权遇到工业</h2>

  
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的海权战略一直运行得不错。等到西欧之外的地区逐步崛起，英国就渐渐遇到麻烦了。


  
威胁首先来自美国。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富饶腹地。自从美国独立，英国的小规模陆军就对美国无能为力。1814年，英国曾经攻占过海边河口上的华盛顿，并放火烧城。但限于陆军规模，英军对上百万平方公里的腹地毫无办法。美国人夺回华盛顿之后把烧黑的总统府刷成白色，改名白宫，照旧过日子。英国人只能捏着鼻子看美国蒸蒸日上地发展。


  
另一个隐患是大陆深处的俄罗斯。俄罗斯本来只是欧洲边缘的一个中等国家，每天被游牧蛮族欺负。等到火药武器成熟之后，农业民族有了对抗游牧民骑兵的能力，俄罗斯人深入草原，为自己霸下全世界最大的一片领土。即便地广人稀，随着领土不断扩张，俄罗斯的人口和经济总量也急速增长。以海军干涉这块大陆是完全不可能的。拿破仑和希特勒做不到的事，英国人也不犯傻，只能看着俄罗斯崛起。


  
英国垄断海权的一个狠招是垄断好木材，让别人造不出像样的舰队。那时候造船需要几百年树龄的整根巨木制造龙骨和桅杆，否则钉起来的木头扛不住大洋风浪。英国为此在加拿大、波罗的海种下整片森林，为100年后的英国舰队储备资源。


  
其他国家没有海权，木头只能从本土打主意。但在农业时代，强国往往就是农业发达，已经没有原始森林的国家，比如说法国。因此，英国只要在海运中刻意控制木材贸易，就能压制别国的造舰计划，让别人陷入“没木头—舰队质量下降—贸易自由受限—更缺乏造船木材”的恶性循环。17到18世纪英国把法国逼得用湿木头造舰队，新船没造好旧船已经腐烂了，连桅杆都是几根木头接到一起用。这样的船，无论是运货还是作战都不足为患。


  
不过，这一招对美俄无效。美俄都是领土大国。国土南北东西跨几个气候带，各种森林应有尽有，不管怎么封锁都不缺好木材。英国只能眼看着人家不断造船，缩小差距。19世纪前半期，美国的商船吨位接近英国，俄罗斯也建造了世界第三大舰队，眼看着英国就要把海权让给美俄——两个更适合在风帆舰队时代建立霸权的国家。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趋势没有变成现实，美俄瓜分世界的局面还要等上100年出现。19世纪是完全的英国世纪——1780年，英国有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万人口；1900年英帝国有1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9亿人口；到1913年“一战”爆发，英帝国拥有127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4.31亿人口，占当时全球总人口的1/4及全球面积的1/4。英国靠什么压倒了两个重量级对手呢？


  
工业革命。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手工业跨越了一个门槛，出现了技术升华。生产动力从人畜肌肉转向煤炭驱动的蒸汽机；控制产品质量的方式从个人经验转向机器模具的精密配合。因此经济效率相对大幅提高。


  
英国率先爆发工业革命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英国占领了巨大的殖民地，垄断了全球海运。全球的市场、渠道和原材料都在英国人手里，这样的国家才不会担心新技术产生过剩商品，才能充分发挥工业的威力。


  
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英国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捅破了机器大工业与手工业之间的窗户纸，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这是比发现美洲、绕过好望角更重要的历史事件。


  
作为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可以用技术优势支持制海权。从1800年到1922年华盛顿海军协定，从加装蒸汽机的木帆船到无畏级战列舰，英国在100多年里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海军。1860年，英国生产了全球53%的铁，50%的煤，消费了全球一半的原料棉花，独自承担了全球1/5的商业，这贸易量中包含了世界2/5的制成品。虽然美国的商船吨位一度要赶上英国，但英国很快用蒸汽船挽回了优势。1860年，全世界有超过1/3吨位的商船悬挂英国国旗，而且是蒸汽轮船比例最高的1/3。整个19世纪，英国继续把持着海洋，霸权比西班牙黄金帝国还稳固。


  <h2>“你也配姓赵”？</h2>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公司，既有用不完的市场，又有技术优势，还控制着整个营销渠道，竞争力肯定无可抵挡。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金融优势和海军规模胜过今天的美国，工业优势超过今天的中国，资源超过俄罗斯。其他国家看不到任何赶超的可能。


  
反垄断法不适于霸主。只要皇家海军还是世界第一，就没人敢拆分大英帝国。而只要英国还是最强工业国，皇家海军就必然天下无敌。从19世纪的情况看，我们完全可以预测：英国将继续引领技术发展，无可争议地占有世界霸权。联合国总部将设在伦敦，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是三个常任理事国。全世界都得学伦敦腔，使用英制单位。读者买了三室一厅，也会学香港人吹嘘“千豪宅”。


  
事实并非如此。1860年英国工业还是垄断性霸权。到了1890年，美国的钢产量930万吨，比英国多80万吨；美国工业消耗147万吨煤，比英国多2万吨；美国铁路27万公里，英国只有3万公里。德国也逐渐追了上来，1890年，德国钢产量还是英国的2/3，到1893年已经追平。


  
英国工业革命比世界早几十年，拥有最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供应，但在达到巅峰地位之后仅仅几十年，英国拱手让出了霸主的地位。等到1930年，英国已经完全变成二流国家，还不如工业革命之前的地位。这和西班牙衰落颇为相似。


  
相似的历史事实背后往往有相似的深层原因，当年西班牙是被凭空得来的黄金毁灭了实体经济，现在是什么毁灭了英国的霸权？


  
不劳而获毁掉了老大帝国——不论原因何在，工业革命前，英国是个积极造东西的国家，而且造的多用的少，就算有海军撑腰，也算得上勤劳致富。这不仅给英国带来了滚滚财源，也促进了技术进步。在别国用昂贵的青铜铸炮的时候，英国铸廉价的铁炮也不比别人差，所以英国炮舰最多。技术进步最终诱发了工业革命，成就了日不落帝国。


  
然而，从工业革命完成开始，具体而言是1818年开始，英国进入了逆差时代。这让人很难理解——英国在工业革命前一直造东西卖给别人，工业革命之后，生产效率大大提升，居然和今天的美国一样，变成了吃逆差、靠外国供养的国家。这是为什么？英国如何平衡逆差？


  
今天美国承受逆差要靠印钞发债。但19世纪是金本位时代，印钞要有黄金才行。英国要想占铸币税的便宜，首先要抢金矿。布尔战争，4000万人口的英国动员45万大军去南非抢金矿，付出了10万的伤亡。印钞的利润率实在太低。


  
英国真正的进项是两块：第三产业和海外投资。英国第三产业包括转口贸易、商业佣金、保险金、金融业服务费等项目。1913年，英国每年逆差1.3亿英镑，服务、运输业赚进1.9亿英镑，弥补逆差绰绰有余。同样是1913年，英国有40亿海外英镑投资，占全世界跨国投资的一半，40亿投资每年给英国股东汇回1.5亿英镑，加上前面1.9亿，扣除1.3亿逆差，每年英国净盈余2.1亿英镑。


  
2.1亿英镑在当时是笔巨款，可以造118艘无畏级战列舰。如果把当时的战列舰和今天80亿美元的航母视为等价，这笔钱相当于今天1万亿美元！


  
服务、运输业能大赚钱，原因不是英国人做得好，而是皇家海军在为金融、保险、远洋运输、转口贸易作担保。海运万里迢迢，最重要的是安全，保险业关乎身家性命，肯定要求个放心。既然英国有世界制海权，运东西、买保险不找英国人还能找谁？张作霖当土匪，起家的队伍叫“保险队”，意思是居民和过往客商必须交保险费，否则没你们的平安。这和大英帝国的保险费是一回事。


  
至于海外投资，不管是种植园还是加工厂，只有英国海军点头才能运营，所以，实际上只有英国人才有资格满世界投资，更别说大部分英国投资正是投在英国殖民地。中国这种公用殖民地虽然是列强利益均沾，但长江这条最主要的交通干线由英国人管理，英国海军有个职务就叫“长江海军少将”。英国的巨额投资红利，实际上也是皇家海军的利润。


  
卖商品是卖，卖保险也是卖。比起辛苦地经营工厂，显然坐办公室收保险费要轻松得多。有钱人选择分赃而不是搞工业也是人之常情。


  
18世纪的时候，英国舰队和别国一样，都是木船、前膛炮、风帆动力，海权还不巩固。所以英国人不能坐地分赃，还得辛苦造东西换钱。等到造东西引发了工业革命，英国舰队用蒸汽机换下风帆，用铁甲换下木壳，用现代火炮换下了发射实心铁球的金属管（前膛炮），英国海权才真正算得天下无敌。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装备蒸汽机和榴弹炮的英国海军在沙俄家门口干掉了俄罗斯舰队。这标志着工业力量主导了海战。作为唯一的工业国，英国海权比18世纪还巩固，从此可以更轻松地赚钱。


  
既然能坐在办公室里剪息票换钱，谁也不愿意一身油污地在车间里搞技术革新。靠制海权不劳而获成了英国统治集团的生活方式。只要皇家海军统治海洋，英国统治集团就可以安心地享受奢侈生活。1851—1871年，英国仆人数量增长60％，为人口增长率的2.5倍，服务业一片兴旺。


  
英国贵族不用心搞工业，但他们的惰性不能阻挡新的工业时代。德国、美国等新兴国家也想发财，却没有海权，没法吃白食。所以只能修炼内功，勒紧腰带发展工业。英国开始也不甚介意，你乐意搞又麻烦又不赚钱的工业，随便，大不了我不让殖民地买你的商品，看你咋赚钱。


  
工业和手工业最大的区别就是工业可以升级。从英国爆发工业革命算起，不到两代人，蒸汽机制造蒸汽机的重工业循环就变成了内燃机制造内燃机，电动机制造电动机。电机是美国人发明的，内燃机是德国人发明的，在这一轮科技进步中，英国落后了。


  
帝国最后的本钱是暴力。西班牙曾指望一度天下无敌的大方阵翻盘，英国的底牌自然是舰队。英国为自己制订了两强原则——皇家海军要超过排名二、三的两支舰队之和。只是这个原则越来越难贯彻。


  
工业革命之前，一艘风帆战列舰很难被淘汰。从1680年到1850年，战列舰都是装前膛炮，风帆操控的木船。只要不沉，战舰可以用上四五十年，让祖孙三代在同一艘船服役。所以海军大国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保持舰队规模，每年修修船就行。


  
工业革命之后技术飞速进步，再也没有军舰服役几代人的事情。西班牙大方阵用了半个世纪过时，19世纪的铁甲舰十几年就会落伍。北洋水师的主力舰“镇远”、“定远”，1884年竣工时威震东亚。1895年甲午海战就被新型速射炮打得遍体鳞伤。所以主力舰艇每十五六年就要更新一轮，仅仅为了保持数量，海军每年新建舰艇就要相当于总吨位的1/15，英国也不例外。


  
这个时候英国就遇到了工业落后的问题。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落后于德美，要造水平相当的军舰，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成本，投入更多的人力。用熟练工的手艺去抵消新机器的效率，用更好的原材料对抗别国的冶炼工艺，用几百年积攒的造舰经验来压倒别人最新的设计。


  
不过，工业时代的规矩是一力降十会。工业强国或许不像老牌帝国那样经验丰富，但是，炮的口径往大了造，发动机的马力翻番往上涨，装甲能锻多厚就锻多厚，这总是没错。就算英国的经验能让一份工业产能当两份用，但如果对方的工业实力同期增长了三倍，什么“海军传统”都是笑话。19世纪末，英国的钢产量先被美国压倒，再被德国超过，不管怎么砸钱，海军优势还是一天天收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花了100亿英镑军费，国民财富损失了1/3。英国陆军军火不够用，被迫变卖海外投资去向美国买。老本卖光了，英国只能借债。战前美国欠英国30亿美元，战后英国倒欠美国47亿美元；战前英国内债6.45亿英镑，战后猛增为66亿英镑。这些钱都需要用真金白银偿还。


  
不过，英国或许应该觉得幸运，欠债居然使英国赢得了战争。美国驻伦敦大使给总统汇报说：“从现在开始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的压力已超过了摩根王朝为英法政府支付押金的能力……为了维持我们大好的经济形势并避免混乱，唯一的出路是向德国宣战，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于是，美国在1917年参战，保证英法能活着还债。1918年美国挡住了德国孤注一掷的进攻，德国投降。世界大战由英国发起，却因美国打败德国而结束，英国变成了配角。不管哪边赢，都无法改变英国衰落的命运。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更是有气无力。德国“俾斯麦”号战列舰打上门来，英国只能派老迈的“胡德”号前去拦截。刚一交火，装备先进雷达火控系统的“俾斯麦”就把“胡德”打成了两截。


  
虽然最终英国调集了几乎全部海军击沉“俾斯麦”，可德国立刻发起潜艇战，英国人连护航的军舰都凑不齐，只能卖掉美洲殖民地，换来区区50艘美国旧驱逐舰，其中最新的一艘也已经下水18年。但被潜艇封锁，马上就要爆发饥荒的英国只能咬牙认栽。没有了制海权，大英帝国什么也不是，英国人比别人更明白这一点。不等“二战”开打，英帝国就主动改成英联邦，大英帝国就此只留下背影。


  
500年来，西班牙、英国、美国三个世界帝国的兴衰是近代史主线。而三个帝国的兴衰规律都差不多。


  
从称霸原因来说，西班牙继承了阿拉伯遗产，组建了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发现了美洲黄金；英国为了弥补海权不足，努力发展手工业，最终率先突破了工业革命；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占尽便宜，变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国，“二战”吃定世界。这三个帝国兴起的原因都是先进的生产技术。发达的制造业能创造财富也支持了强大的军队，所以能打造世界帝国。


  
从衰落的过程来说，西班牙得到了美洲黄金，转手就要毁灭自己的实体经济；结果黄金贬值，组建军队的成本越来越高，称霸反而要靠借债；等到军事技术落后，西班牙就完蛋了。英国率先建立了工业社会和钢铁舰队，立刻就开始享受海权带来的利润；等到别国工业赶上来，英国维持海权的成本越来越高，也得借债撑局面，最后大英帝国自行解散。可见不劳而获是帝国的毒药。


  
美国的历史也类似。靠世界第一的工业，美国拿到了向全球印钞的权力，纸片换来的物资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可苏联解体不到20年，美国已经要借债度日，一日不借政府就要关门。美国印钱发债全靠天下第一的舰队，但产业空心化意味着维持舰队越来越贵。过去能造航母的钱，现在只能造两栖登陆舰。不等别国的导弹动手，美国参议院就得自己“击沉”美国舰队。


  
与此同时，中国这个新的第一工业国开始造航母和隐形飞机。美国人的帮闲立刻一窝蜂地上门质问，大有“你也配姓赵？”的意思。质问背后透着心虚，美帝国的下场不言而喻。


  <h2>为什么我们必须拒绝帝国主义</h2>

  
帝国主义逃不掉破产的下场。不过，在没有破产之前，帝国主义的确看上去很美。统治集团吃肉，底层老百姓也能喝点肉汤。罗马帝国皇帝早就知道用免费的“面包和马戏”维稳，打了胜仗还要分发酒肉，举办免费角斗表演。到了21世纪，奥巴马发国债来搞医改，用中国物资来保证美国人看得起病。


  
眼下欧洲动荡不断，日本经济低迷。美国自己要转嫁金融危机，多半会拣软的柿子捏，老牌帝国主义们自我阉割，送给中国一个当世界帝国的机会未必不可能。


  
不过就像从这条路上走过的西班牙、英国，和正在走最后一程的美国一样，我们不能指望这条路通往天堂，甚至不能指望能在这条路上多拖一会儿。美国算上打冷战也不过统治了世界一代人的时间，如果从苏联解体、美国一家独大算起，帝国顶峰不过短短20多年。


  
对世界而言，帝国是一个需要被养活的统治者，帝国人越少，压力越小。现在美国有3亿人，世界有60多亿，平均20个人养一个美国人。西班牙帝国称霸时，世界大约有5亿人，其中有3亿多在中国和印度，剩下不到2亿人养活不到1000万西班牙人，平均不到20∶1。


  
英国统治世界的时代，1800年世界有10亿人，除去不受英国影响的4亿亚洲人，6亿人养英国1500万人，平均是40∶1。1900年世界人口是16.5亿，养活3000万英国人，这个比例是50∶1。因而英国是一个比西班牙或者美国更温柔的统治者，前后差不多有200多年的帝国气运。反过来说，帝国人口越多，受到的阻力就越大，寿命也越短。


  
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也不会当帝国主义。不劳而获的日子，不论对个人还是国家，都意味着停滞和衰退。中国人绝不当帝国主义。


  <h2>中国太大，大到如果当帝国的话，这个世界装不下</h2>

  
不管帝国争霸游戏是否好玩，无论中国人是不是好玩家，一代人，至多两代人之后，地球也不会再纵容人类折腾这些过家家把戏了。按照当前数据计算，煤炭大概还够用100多年，每年世界石油消耗要比新探明储量多4倍。必须注意，这些计算的前提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中国和整个第三世界的人均能源消耗向欧美看齐，工业文明的辉煌最多还有几十年就到头了。


  
石油越来越少从油价上就能看出来。2002年以来油价涨了三四倍。即便有这么高的利益驱动，近十几年来地球上却没有新发现一个大型油田，倒是越来越多的产油国变成了石油进口国。


  
这些前产油国——如埃及、巴林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社会动荡。一旦石油用尽，最发达的国家也没资格笑话中东的战乱。


  
当然眼下仍然有几十年石油可采，在这个世界里当帝国还算不赖。美国现在有7%的人口从事工业，3%的人口从事农业，大部分人并不需要为吃饭而太辛苦地劳作。而200年前，90%的美国人是农民。


  
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根本不同就在于能量来源。农业社会的能量来自光合作用，工业社会则用机器开发几亿年积累的煤和石油。靠这些能源，200多年的工业化时代创造出庞大的生产力，文明水平超出任何时代。


  
仅从食物来说，现代农业之所以能维持这么高的亩产，完全是高能源投入的结果：农机、化肥、农药、电力、大棚薄膜。这些消耗大量能源的工业品把人均粮食供应提高到工业革命前的4倍，亩产则要高十几倍。要是能源供应中断，人类或许还有残存，但200年来的文明成就和至少3/4的人口必然在大崩溃中消失。


  
这还没考虑现代化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农业时代每个地区的农作物都和本地的气候条件、病虫害条件匹配，为了优选培养出这些品种，各个文明都花费了几百上千年时间。而工业社会有水泵代替降雨，有地膜、大棚、温室维持气温，有化肥加速生长，有农药抑制病虫害。随着现代农业普及，古老的地方性农作物品种大部分已经被淘汰。一旦工业社会瓦解，现代农业条件全部丧失，人类并不能简单地退回农业时代，而是需要从农业时代的初期重新开始。


  
如果这一天到来，消失的人口显然不会是农民，而是由农民供养的城市人口。届时人类将永远失去新能源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等到煤也挖光，人类就可以守着一个纯农业的地球等待太阳系末日了。


  
裂变核能也靠不住。石油还能用几十年。在现在技术水平下，铀矿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用光。如果考虑到用量增长，估计也就是30多年的事情。在这之后，如果人类的技术水平没有突破性进展，中国也好，我们每个人也好，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后代，为自己接下来的几十年生活好好打算一番。比如说核聚变反应堆，可以进行类似太阳内部的核聚变，把海水当做核发电机的燃料。如果这个技术走通了，人类将永远没有能源危机。


  
现在人类所依赖的能源还能烧几十年，面对这样的局面，全世界在核聚变上投入了多少资源呢？


  
现在国际上最大的新能源项目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几十个国家参与，30年总投资约200亿美元。这听起来不算少，其实每年不过几亿美元。去年美国试运行的国家点火装置，耗资35亿美元，是最大的单笔核聚变研究投资。但实际上那是测试核武器的设备，研究核聚变只是副业。综合算下来，这个世界每年至多花七八亿美元研究核聚变，相当于世界GDP的万分之一，甚至不及化妆品产值的1/30。


  
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有什么样的投资就有什么样的成果，20世纪80年代我读小学，科学家就说核聚变发电要50年实现；现在2012年了，科学家说半个世纪有望实现。要是能源用光的那一天，科学家还是说50年，只有祈祷能安慰人类了。


  
现在教育、购房是中国家庭最大的开支，超过其他开支之和。中国人心甘情愿地把一半收入拿出来投资，好保证今后几十年有房子住，保证下一代有发展。如果哪个家庭每年只用万分之一的开支来应付几十年后的危机，我们一定会觉得荒谬，但这正是我们人类的现实。


  
其实，能源危机只是这个世界诸多危机的一个。其他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物灭绝、抗生素滥用、核生化技术扩散……哪一个都可能在几十年内摧毁现代社会。但这个世界在每年创造几十万亿财富的同时，却只在这些危机问题上投入很可怜的一点经费。这正是帝国体系造的孽。


  
所谓帝国体系，就是控制金融和海权，迫使别人为自己提供物资的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帝国先是发展工业夺取霸权；然后放弃工业，靠剥削别国享受好日子。西班牙、英国、美国，都在取得帝国霸权之后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


  
换句话说，帝国体系意味着技术水平最高的国家不劳而获。而不生产就不会有技术提升，工业进步因此停滞。同时，帝国拿走其他国家的工业盈余，剥夺了别国投资先进产业、搞研究的可能性。美国每年通过印钞而剥夺的工业物资，正是这个世界最大的一笔财富盈余。这些财富本来应该投资新能源，为长远发展服务，现在都变成了帝国铸币税，养活了不劳而获的帝国。世界的未来因此一片暗淡。


  
中国成功，少则十年八载，多则三四十年。


  
中国的历史也太沉重，所以进入工业化大门太晚，没机会享用工业化早期无限的世界资源。所以，中国的“帝国”之路必然是死胡同。


  
1974年，邓小平受毛泽东之命，在联合国发表演讲。这篇集合两代领导人思想精华的演讲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


  
“……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


  
“……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第五章 苏联的存与亡都是我们的营养


  
这个垮台的苏联，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有三条——


  
工业体系必须完整，同时要注意，体系再完整的工业国，如果没有自力更生搞工业升级的能力，也就丧失了在工业时代的战略主动权，没法长久地保证大国的地位；


  
再强大的国家，再完美的发展战略，也必须保有调整战略方向的能力和意愿，否则遇到国际局势变动，光荣的历史会立刻从资产变成沉重的包袱，甚至会压垮整个国家；


  
在战略对抗中，要掌握比对手更多的工业化人口，要向盟友输出工业化社会，否则早晚有一天会比对手先遇到工业升级的人口障碍。


  
几十年前有句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听这口号就知道当年中国对苏联的学习有多彻底。就像20世纪80年代考托福是第一热门那样，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第一外语一直是俄语。即便在留苏学生和苏联专家各自回国之后，中国中学生依然要学俄语，好理解堆积如山的俄文资料，促进中国工业进一步升级。


  
近100年试图挑战美国的国家颇为不少，从20世纪初垂死挣扎的英国算起，德国、日本、苏联、伊拉克、伊朗……总之当霸主就免不了被别人挑战，能摆平所有挑战者才能继续当霸主。在这一系列的名单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苏联。苏联20世纪50年代在航天竞赛中抢得先机，20世纪70年代逼得美国战略后撤……和美国平起平坐五十年。虽然最后苏联输掉了冷战，但无可否认苏联是最接近于成功的挑战者。就像“1+1”的哥德巴赫猜想证实之前，陈景润要用“1+2”逼近一样，中国要挑战美国，也不妨参考一下苏联的经验。


  <h2>为何苏联模式能指导中国几十年</h2>

  
苏联是中国工业社会的母体。整个20世纪50年代，苏联给了中国2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除了4亿美元的武器用来打朝鲜战争、防备美国外，还有十几亿美元的物资、技术和服务用来帮助新中国建立工业体系。从数额上看，这笔援助不算大，是苏联对印度援助的1/3，比苏联给波兰的援助还少，只比50年代美国给台湾1000万人口的援助略多，何况其中大部分还是要还的贷款。


  
但从内容来说，苏联人算在20亿美元里的全是干货，是156个工厂的硬件，如果像美国人那样把专利费、技术转让费、技术培训费都算钱，十个工厂都买不到。当然这只是个小便宜，大便宜是苏联手把手教中国建立了独立工业体系，从怎么生产塑料纽扣到国家计委怎么编制、执行“五年计划”。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主动技术转让，历史意义也独一无二。


  
“二战”之后，世界上大国实现工业化的，只有中国一个。和顶着“新兴工业国”头衔的小龙、小虎以及其他“金砖国家”比，只有中国是真正的工业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而这一切都起步于俗称“156个苏联援助项目”的这次技术转让。


  
头两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到今天也是中国经济的支柱。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记事的时候，我还记得一个长辈自豪地发言：“我们企业是50年代苏联援建的，人才多得很，跑出个老鼠来都比你们地方企业的猫大”。话糙理不糙，他其实描述的是大企业员工调到地方后纷纷升任行政、技术骨干的事实。


  
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人才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全指望学校培养，必须在早期的大型工业企业中锻炼出来，而这些企业本身又是苏联援建的成果。中国的工业化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苏联援助的人才这个“本钱”实在大到难以估量。


  
为此，中国不惜血本地优待苏联专家——租来的人才“本钱”。20世纪50年代，中国为每个苏联专家每月支付几千卢布，折合小米一万多斤。而当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办公开支不过是每月3400斤小米，不到苏联专家的1/4。引进苏联专家之初，负责接待的机关曾对开支有所抱怨，但是考虑到苏联专家的重大作用，周总理一锤定音：“不必再争，即照苏联政府所提条件办理。”


  
在基层，极端缺乏工业人才的单位也尽其所能地优待苏联专家。我去过的一家国企，当年苏联专家的住宅被改为招待所，现在看起来老旧不堪，但听当地的人介绍，这个招待所曾经在近30年的时间里，是全县唯一有自来水和下水道的住宅——原话是：“打水撒尿都不用出屋的房子”。从这些细节来看，说当年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享有帝王级的待遇都不算夸张，毕竟到溥仪被轰走，紫禁城里也没通自来水。待遇高不仅仅说明中国人好客，更代表了中国人对苏联工业文明的无限向往。


  
当年对苏联工业文明的推崇虽然夸张，但这并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全面学习苏联。孙中山、冯玉祥、盛世才……都曾是苏联的好学生。学习最彻底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不只从苏联拿到了巨额援助，更学到了苏联的建党、建国经验。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完全是仿效苏联共产党建立的，国民党的特务系统是仿照苏联契卡建立的，黄埔军校是用苏联援助的卢布和枪炮建立的，北伐战争的军费仍然来自苏联，抗日战争有大一半时间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靠苏联军火支撑。


  
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史，主导脉络就是国共两党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但是，这两个学生一个建立了世界第一工业国，另一个跑到小岛上搞黑帮，共产党到底学到了什么？


  
漫画《丁丁历险记》里面有个情节：丁丁以外国记者的身份到苏联游历，主人带他从远处参观庞大的工厂。丁丁趁陪同人不留神，从后面溜进工厂，发现这个工厂只是个空壳，工人在空壳里面烧稻草，好让烟囱冒烟，显得工厂在运转。这基本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对苏联的看法。


  
希特勒也被这个说法忽悠了，他以为“苏联是一座濒临倒塌的破房子，只要在门上踹上一脚，就会轰然倒下”。可事实却是，苏联的工厂绝不是烧稻草的摆设，而是能造飞机坦克的真家伙。1941年，在苏联仅仅完成了两个半“五年计划”之后，希特勒一脚踹到了铁板上，最后以自己和第三帝国的可耻下场为西方人的偏见画上了一个句号。


  
西方工业化国家之所以不相信苏联模式，是因为凭他们自己的经验，实在没法想象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能如此之快，快到整个世界都不适应。更没料到苏联能从那么低的起点上迅速翻身。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赶走了19个国家的干涉军，但也为此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仅从人口来说，苏联损失了700万平民和100万红军，即人口的1/16。这个数字换算到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七八千万人口的损失。战前，苏联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8，工业产值只有农业产值的一半。在内战中，俄罗斯的农业产量跌到原来的40%，工业更惨，只有10%，大部分进口机械都因为停产和战乱而毁坏了。整个国家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做不到。


  
但是，仅仅几年之后，虽然苏联比沙俄少了大片的肥沃土地，虽然损失的机械设备大部分都不能自产，1927年的苏联还是在几乎所有经济指标上超出了历史最高水平。从1922年到1927年，这5年期间，苏联农业的年增长率至少有10%，工业上差不多年年翻番。不过这都属于恢复性增长，即便当时的工农业产值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全世界大部分人，甚至包括苏联人自己，对未来也没有很乐观的看法。但是，接下来的十几年，苏联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1928年，苏联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当年工业增长率6%，貌似不算高，但第二年增长率就暴增到20%左右，即工业每4年翻一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速稍有下降，从19.2降到17.3，即从4年翻番变成了4年半翻番。从1928年到“二战”开场，苏联完成了两个半“五年计划”，工业增长到1928年的7倍，不仅超过了日本、意大利，还超过了英国法国这样的老牌国家。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工业甚至压倒了欧洲霸主德国，仅次于美国。苏联仅仅用了12年时间就从一个半农业国变成了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922年苏联建立，这一年出生的孩子差不多就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去读小学，窗外的苏联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等到1941年德国全面进攻，这个小学生最多也就是个大一大二的学生，而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变成了工业国，压倒了欧洲那些发展了上百年的老牌列强。虽然这样的速度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过在当时完全是让苏联人晕车，让旁观者眼晕的速度。


  
2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空军的主力还是进口飞机，1927年苏联人才有完全国产的飞机上天。到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军用飞机生产数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一，某些年份甚至相当于世界之和。“二战”之初，希特勒靠突然袭击，一口气歼灭和打垮了战前所知的几乎苏军全部主力，苏联人丢了接近一半的工业区，却还是用4年时间造了10.5万辆坦克，组成钢铁洪流，打赢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地面战争。


  
苏联是“二战”损失最惨重的国家，直接战死了1000万人，平民也死了差不多2000万，损失掉了全部人口的1/5，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男子，相当于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口损失之和。“二战”开战时正在读中学的那几届苏联人，战后如果开校友会，一般可以在每届数出几百个女生，几十个带伤的男生和个位数的健全男生。苏联完全打光了自己的一代男性，而且是建国之后第一代受过完整工业化教育的男性。之后的几年，就连在苏联服苦役的德国、日本战俘，都能吸引苏联姑娘投怀送抱。这样一个国家，大家都以为起码要30年，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可实际上，仅仅用了5年时间，1950年的苏联的工业水平又已经比战前超出了2/3，1949年和1952年，苏联造出了原子弹和氢弹。在战略武器上和美国取得了平衡。1950年的时候，苏联的发电量只有美国的1/4不到，到1965年已经追到了美国的一半左右。大有在下一代人中追平美国的趋势。


  
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人造卫星，1961年苏联实现了载人航天。美国猛然发现苏联已经在某些产业部门超过自己。本来美国谈到苏联威胁，一半是对苏联的忌惮，另一半只是拿来吓唬盟国拥戴自己当霸主的说辞。到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猛然展示了自己的实力，美国忽然发现弄假成真了，开始正式考虑苏联压倒自己的可能性。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摆出了不惜打核大战的姿态，才唬住了苏联，不过苏联率先退让也说明美国至少还有海空优势和地缘战略优势。


  
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的地缘战略优势还扩大了，拉上了中国当盟友，一同抗苏。这时的苏联盟友全是虾兵蟹将，一个正经强国也没有，找个代理人去非洲打代理人战争这种事只能让古巴出头，可以说是以一国之力对抗整个世界。


  
但是，在战略逆境下，苏联的工业化成就反而达到了最高峰，开始对美国转为战略攻势——在欧洲冷战前线，8000多辆T-64坦克让西方装甲部队感觉自己像是纸糊的。在美国传统优势的海空军方面，苏联也逐渐开始赶超。军用飞机总数超过美国的2倍，战斗机达到3倍之多。3倍音速的米格-25战机，1500艘军舰的全球舰队，26000吨的台风潜艇，让一向认为拥有两个大洋当护城河的美国开始担心本土安全问题。1984年的电影《赤色黎明》中，好莱坞开始鼓吹在苏联入侵的情况下进行本土游击战，可见巅峰时期的苏联给美国人留下了多么大的阴影——尽管这阴影在1991年消失了。


  
从建国到解体，苏联的生命只有69年，比现在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还短。一个人可以在一生中看完其兴衰的全过程。6岁以前，年幼的苏联病病怏怏；6岁到19岁，青春期的苏联从一个半农业国变成世界第二工业大国；19岁到23岁，年轻的苏联用拳头证明了自己；到30岁的时候，苏联已经变成了世界一级；到35岁的时候，苏联开启了人类的太空时代。在以前的历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个大国能以这种速度实现自己的强国之梦。


  
除了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强国梦，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选择苏联模式还有更现实的考虑。和此前其他强国的工业化相比，苏联工业化的另一大显著特征就是不依赖于外部殖民地，所以苏联经验更容易被中国这种前殖民地接受。


  
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虽然也陆续扶植起一些卫星国，也把军队派到境外驻扎、作战，但苏联从来没把哪个卫星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倾销自己的商品。战后苏联的盟国，除了中国在越南战争中实打实地帮过苏联，东德、捷克为苏联提供了不少精密技术，多数卫星国基本上都是拖后腿，要银子、要军援、要石油远多过给苏联输血。即便是东欧的工业国，也要依靠苏联提供的廉价能源才能维持运转，苏联一垮，这些国家的工业也都分崩离析。


  
苏联工业化的最后一个特征是逆势上涨。


  
一般发展中国家最怕国际经济危机，因为危机一来，市场萎缩，资金紧张，就算有点工业也会被破坏殆尽。原有的列强则趁机转移矛盾，或军事入侵，或经济掠夺，拿走这些国家辛辛苦苦几十年的建设成果。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时候，韩国、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就是一方面知道西方的“援助”没安好心，另一方面因为自己的经济濒临崩盘，只好捏着鼻子接受西方的一揽子计划，把最精华的企业股权廉价卖给欧美大资本。


  
苏联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几次全球经济波动，其中包括1929年大萧条和1971年的石油危机，“二战”前后，“一战”前后，也都爆发过规模小一些的经济危机。分析苏联几次工业化高潮，可以发现每当其他工业国衰退的时候，就是苏联工业化进程高涨的时候。苏联因此摆脱了其他后发国家卖身求生的命运。


  
苏联发展速度快，不抢殖民地也能发展，遇到危机也不怕。这些事实对于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意味着世界上多了一个对手，顺便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地嘲笑一番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代价。但是，对于那些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已经深陷经济殖民地泥潭的农业国，看到苏联的榜样就像是在地狱里看到了通向天堂的大门。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里引过一段20世纪50年代的舆论记录：


  
苏联既是一个欧洲大国，也是一个亚洲大国，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它的边界从朝鲜起，经过蒙古、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几乎所有这些地区，边界两边都居住着同族人，因而促进了相互情况的比较和相互影响。由于“五年计划”对苏联东部地区的有力影响，在多数情况下，苏联的情况相比之下很顺利。在漫长边界的另一边很少有与苏联中亚诸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的物质成就相类似的成就，这些共和国的成就除识字的人由1914年的约20%上升到1940年的75%，进而几乎上升到今天的100%外，还包括185哩长的费尔干纳灌渠、900哩长的特克西伯铁路、新建的纺织厂、卡拉干达产煤区、莱克·巴契炼钢厂、化肥厂和农机厂……能在地图上标出塔什干的美国人并不多，但在有文化的亚洲人中，说不出塔什干在什么地方、它象征着什么的人却很少……给访问塔什干的亚洲人留下如此“美好”印象的是什么呢？是一座亚洲大城市的景象：极好的健康标准、出色的教育、完善的卫生设备、清洁的街道、迅速改善的住房、完好的电力设施、除高档商品之外的大量消费品、丰富的食物、大量的工作、迅速扩大的工业化规划和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率。


  
在随时打算拔腿去西方国家养老的买办和本土工业党眼里，同样的事实完全可以推出不同的结论。


  <h2>曾经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挑战者</h2>

  
中国人有句话叫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向发展快的国家学习，自然不是仿效富裕本身。否则那叫摆阔不叫致富。苏联的工业化速度快，不用抢殖民地，最后还能在别人衰退的时候顶风发展。这都是苏联独特发展路线的表现，而不是路线本身。要想得到苏联一样的发展好处，就必须理解苏联模式和西方国家的区别。


  
西方各国的发展经验和古典主义经济学思路是一致的：工业化必须从轻工业开始，先用机械设备提高轻工业部门的效率。等到轻工业赚了钱，自然会对重工业提出进一步升级设备的需求，于是重工业也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反过来再促进轻工业赚钱。这个过程反复走下去，把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卷入工业经济，就是苏联之前各国工业化的标准流程。


  
在这个流程里，表面上看核心是赚钱的轻工业，但实际上，轻工业之所以能赚钱，是因为重工业提供了廉价、高效的新型机械设备。轻工业只能生产消费品，靠重工业提供机械设备；重工业除了给轻工业提供商品，还给自身提供机械设备。从长远发展来看，轻工业不能自己进行产业升级，重工业却可以造出下一代机械设备，提高整个社会的工业化水平。这说明在分工中，两个产业实际上是不平等的。


  
在今天的世界上，发达工业国可以把消费品工业大量转移到国外，依然是一个工业国，比如日本；缺乏完整重工业的国家，就算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也依然不能现代化，比如印度和墨西哥。所以说，重工业才是工业的精华和核心，轻工业只是释放重工业创造的生产能力的工具，只要有重工业和人力，就可以轻松地建设轻工业制造消费品。此外，重工业还直接与军工相关，从19世纪到冷战结束，大国的军事能力完全可以用这个国家的重工业能力来衡量。只有建成完整的重工业，这个国家才能保卫自己的工业化成果。所以说，完整的重工业体系才是工业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苏联也好，中国也罢，都是工业化道路上的后来者。如果像此前的工业国那样，先建设轻工业，再依托轻工业的订货建设重工业，这样的确可以解决工业投资问题，可以在较小的社会阻力下进行工业建设，但工业投资、产品生产都是有周期的，这意味着重工业的每一次投资都要在轻工业完成产品—利润的循环周期后才能进行，重工业的建设就相对放慢了。


  
一般来说，轻工业要用五六年才能带动一个重工业产业部门，几十年才能促成完整重工业体系的形成，考虑到期间一些经济波动，这个周期还要延长。英、法、美等国的工业化进程都持续了两三代人，至少半个世纪以上。中国和苏联实在等不了那么久。而苏联的第一个经验就是要重工业优先，然后再回头改造轻工业，从而实现迅速工业化。


  
苏联的第二个经验就是计划经济。


  
重工业优先和计划经济的落实有一个很难绕过的前提——企业国有化。重工业投资巨大，回报周期长，而且不像轻工业那样直接地促进消费品生产，必须间接地产生经济效益。所以越过轻工业，直接进行重工业的投资和升级一般要由国家来进行。计划经济要想切实地从纸上计划变成现实，也必须有一批直接由国家指挥的企业作为骨干。所以苏联的经济从一开始就是由公有制国有经济来主导的。


  
苏联的工业化是由国有企业主导的。国有企业当然也是企业，大部分情况下也一样要核算利润。但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全民所有，政府可以随时把过剩的产品用一道命令划拨走。不管是用来投资还是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分配掉，生产过剩在苏联这种国家不是个问题。这也就是苏联不需要殖民地的根本原因。


  
1929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整体经济衰退，本质上都是购买力不足惹的祸。再进一步说，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生产相对过剩，购买力相对不足的问题。只有苏联，或是其他采取苏联模式的国家能避开这种荒谬的折腾，在别国因为东西造得太多而陷入危机民不聊生的时候，加班加点搞工业化。所以能够逆势增长。


  
同样的一种东西，在过剩的地方便宜，在稀缺的地方贵，所以物资总是从便宜的地方流向贵的地方。技术、机械和技术人员也一样。西方工业国因为自己的原因觉得这些东西过剩，这些东西自然会流向用得上他们的地方，具体而言就是没有生产过剩的苏联。即使这时的苏联依然比西方国家落后，工资水平和基础设施远比西欧、美国要差，但在工厂停工、工人失业的情况下，苏联依然成为了吸收工业物资和人才的“黑洞”。


  
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驻美大使馆和最近几十年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一样，门外天天有想去苏联谋生的人排着长队等签证，苏联人还要挑挑拣拣，只要合格的技术人员。最终有十万美国人去了苏联。


  
类似地，消费品滞销，轻工业工厂也就不会向重工业订货，欧美的机器厂在大萧条期间也一个个半死不活，能给他们吊命的只有急需工业设备的苏联。所以苏联在头几个“五年计划”中能非常便宜地购买设备和专利，几乎所有的苏联工业企业都是技术引进的成果，其中2/3来自大萧条最严重的美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80%的进口额度用于购买技术。1931年，苏联购买了世界30%的出口机械，1932年这个比例上升到50%。作为垄断性的大客户，苏联甚至还可以要求西方给自己长期低息贷款，用西方的钱来买西方的货。大萧条就这样成为了苏联的发展契机。


  
往前说，苏联的建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若非列强混战坑了俄罗斯人，苏联肯定没法建立一个意识形态和整个西方相敌对的国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正是各国争夺殖民地，解决购买力不足等问题。即苏联建国和初期的恢复性发展，都是得益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生产过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来说又是一次发展契机。在英美的援助中，有武器弹药和紧缺物资，这些物资大致相当于苏联自己产量的10%，拿到战场上只能算是锦上添花。同时运到的还有一大批最先进的精密设备，包括45000台机床。这批机床从吨位上来说远少于武器弹药，但从长远效应来看，要比坦克、飞机更有价值。苏联利用这批援助，加上从德国东部搬走的少量机床，再次更新了自己的尖端设备，从而在战后迅速复苏，并在航空、航天方面赶超了西方世界。


  
20世纪70年代，石油涨价和市场不足共同制造了西方的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甚至出现过-4%这种战后罕见的衰退。20世纪70年代中期，整个西方世界工业收缩了8%，汽车工业收缩了18%。1974年到1975年，法国、美国、西德、意大利等国的元首轮番访苏，希望苏联购买他们的技术产品，以缓解就业和衰退的压力。


  
在冷战的高潮期发生这种事情，西方简直就等于拱手将战略主动权送与苏联。苏联也毫20世纪不客气地趁机转入进攻态势。苏联每年进口的高技术设备占全部新设备的比例从70年代前期的4%左右上升到后期的10%，整个70年代，苏联引进了几百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和几万台精密机床。还从失业严重的欧洲国家引进了大批成套设备，比如法国雷诺和意大利菲亚特的汽车生产线装备了伏尔加汽车厂，从美国、西德、英国、意大利引进的各个分厂拼成了卡马汽车厂。这两个汽车厂至今也是俄罗斯少数依然有活力的制造业企业之一。


  
苏联军工企业也用这些引进的技术生产出了Su-27、Mig-29、“台风”级潜艇和“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瓦良格”号就是这一级航母的第二艘）。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已经在钢产量等许多指标上超过了美国。在一场工业时代的竞争中，苏联一度貌似要成为笑到最后的大国。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大肆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尽管中苏交恶，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学习苏联的成功样板，利用欧美经济危机的大好机会，中国引进了一批成套技术，就是著名的“四三方案”，即以石化工业为主，辅以能源、钢铁、机械等行业，用43亿美元引进26个大型工业项目。中国消化掉这批引进项目之后，化肥和化纤的生产都比原来增加了一个数量级，20世纪70年代中国解决了基本的吃穿问题，80年代以后中国人逐渐享受到的物资越来越充裕的现代生活，和中国效仿苏联成功抄底有直接关系。


  
国有化、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没有购买力限制。因此苏联能够在发展目标明确的情况下，迅速地把工业在既有水平下指数化扩张。这是苏联体制的优点。20世纪西方四次衰退和战乱，每一次都为苏联提供了廉价的先进技术与发展空间。苏联体制最适合利用这种机会，所以苏联对应地出现了四次工业化高潮。


  
1980年的苏联，第四次工业化高潮刚过，消化了最新一批的廉价技术，国势直追100年以来的工业冠军——美国。按照过去几十年的经验看，只要西方再来一次衰退，苏联就可以变追赶为赶超，取得冷战的胜利。


  
虽然我们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知道这个顶峰之后十几年苏联就解体了，但作为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挑战者，苏联模式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值得学习的发展路线。


  <h2>莫斯科必须相信眼泪</h2>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刚解体的时候，听人说起“毛子货”，立刻就会想到皮糙肉厚的重型卡车、噪音巨大的冰箱、洗衣机、像砖头一样坚固耐用的望远镜，从语气里就能听出苏联产品那种厚重、可靠的特性。


  
20世纪90年代的边境贸易中，俄罗斯人拿出来的尽是这些苏联的工业品，换走中国的衣服、食品和烟酒。等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忽然发觉，“毛子货”这三个字几乎没人用了。俄罗斯人掏光了苏联时代的存货，能拿出来卖的只有石油、木材这些原材料，在日常用语里是不算“货”的。只是偶尔在边境省份的娱乐场所附近，能听到男人们用猥亵的语气来用这个词——他们指的是俄罗斯妓女。


  
一个词汇的含义变化，背后是苏联工业社会在俄罗斯时代的解体。解体后的苏联不仅造不出好东西，甚至也养不好人。从苏联解体到21世纪初，俄罗斯人均寿命降低了5年，男性人均寿命降低到58.5岁，即大部分俄罗斯人活不到退休年龄。婴儿死亡率在这期间也翻了一番。1991年的俄罗斯有1.48亿人，到2001年就只剩下1.44亿，现在还在继续下降。远东许多居民点已经因为人口减少而废弃。


  
除了物资供应不足外，人口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的社会衰退。苏联时期的政工干部和民警离开了基层社区，改由黑帮接手。黑帮赚钱不择手段，几百万年轻人吸毒并染上了艾滋病。


  
黑帮和政府的另一个差别是不会去主动维护、建造基础设施。当然，俄罗斯也不再有钱维护基础设施，所以黑帮才能在基层替代政府。由于20年没有改造线路，大量的电力被浪费，再加上老电站屡屡出问题，俄罗斯这个资源大国的电价在过去几年翻了一番，预计今后几年还要持续上涨。


  
最近几年，每年夏天俄罗斯都会有森林大火，几乎每次大火都会有军事基地被烧毁、军火库爆炸的新闻。原因就是俄罗斯森林消防体系瘫痪，消防设施废弃，甚至连防火带都没人清理，所以一烧一个准。而俄罗斯军人盗卖武器装备更不是什么新闻了，苏联解体时曾经有5艘航母，除了“库兹涅佐夫”号还能开动，其他四艘“基辅级”分别被以废铁的价格卖给了韩国、中国、印度，之所以卖掉是因为海军官兵拆掉了舰上所有值钱的金属，就算拉到北极圈去封存，也无法阻止留守舰员拆掉钢板、玻璃、缆索修理自己的房子。正在为印度翻新“戈尔什科夫号”的北方造船厂负责人曾经心痛地说：“航母不是鸡肉，放到冰箱里不能保鲜。”整个俄罗斯，除了几家私立医院外，几乎全部医疗设施都是20世纪70年代制造的旧货，中国的临床医生到俄罗斯公立医院工作的话，会发觉自己完全不适应几十年前的硬件水平，对复杂病例完全没办法诊断。


  
电力出问题会立刻停电，医疗和消防出问题会死人，所以俄罗斯好歹还是拿了点应急资金去补窟窿。但是自来水、道路这些东西，破旧一些也不会很扎眼，所以失修最厉害。1992年的时候，俄罗斯还能每年铺设3000公里的自来水干管，到了2000年，每年只能铺设600公里。农用道路，1992年俄罗斯每年要修2万公里，21世纪每年整修300公里。这种建设能力，不要说增加，维持原有设施的折旧更新都远远不足，只能放弃大部分地区的道路维护和供水供电，集中力量保证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20年来，俄罗斯已经废弃了上百个城市和几千个居民点，有的是因为基础设施破损，有的是因为维持不了邮政、交通和食品供应，有的连房屋都已经无法居住。


  
中小城市基础设施衰败的结果是俄罗斯大城市房价高涨，其他地区的房子无人居住。在俄罗斯的亚洲部分，几百美元可以买一栋别墅，但在莫斯科，几百美元还买不到一块瓷砖面积的公寓楼。面对畸形的房价，俄罗斯政府也无可奈何，只能宣布今后将把人口集中到20个都市区，彻底放弃中小型居民点。在这之前，许多俄罗斯边防部队已经要自谋生路了，靠走私来解决军饷。只要看看这几年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建立野生动物园，哪个都要养几只“东北虎”，中国哪来的那么多老虎？比之中国，根本就没有老虎的美国更是有近2000只老虎被作为宠物圈养，这些老虎的来源不说自明。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俄罗斯甚至可能会保不住最重要的资产——土地。


  
衰败中的国家不一定没有人发财。


  
有接近10年的时间，俄罗斯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谁能勾搭上苏联的官僚或政治新贵，谁就能把苏联留给俄罗斯人的遗产变成自己的第一桶金。排在福布斯富豪榜里的俄罗斯人，名下的企业几乎全都是苏联的超级国企。


  
工业不是一家一户的事，要讲系统配套，富豪们的争斗把复杂的工业部门拆成了个体户。再经过互相吞并组合起来的时候，大部分工业已经废弃。剩下的都是乌拉尔矿业公司、诺里斯克镍业这样的资源型企业。


  
俄罗斯最后一样吊命的法宝是苏联的军事遗产。兵器工业一般开发周期较长，所以即使科研体系散架了，兵工企业卖存货或者已经定型的技术也可以混好多年。更何况本来苏联就和美国水准差不多，远远领先其他国家。中国的Su-27、印度的“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母和Mig-29、越南的基洛潜艇、伊朗的S-300防空导弹都给俄罗斯带来了不菲的外汇收入。连美国的盟友韩国都借着讨债的机会买了一批T-80坦克。核潜艇这样的战略兵器虽然不能卖，但俄罗斯可以连教官一起租给印度。现在，在俄罗斯之外服役的BMP-3型步兵战车比在俄罗斯国内服役的要多好几倍。俄罗斯已经永远地放弃了当超级大国的想法，赚点小钱能凑合着过日子也是一种活法。


  
既然雄心壮志没有了，在俄罗斯政府看来，武器出口是一举两得，既赚了钱，又让外国帮自己保持了军工能力，就算贱卖也不亏。最近20年，俄罗斯在武器出口榜上不是冠军就是亚军，每年可以赚上百亿美元。但从最近的新闻来看，军火这碗饭也不是长久之计。这几年，俄罗斯卖给阿尔及利亚的战斗机要返修，卖给印度的军舰一拖再拖，延迟交货，卖给中国的运输机要求增加付款，否则就造不出合格武器。这标志着俄罗斯的工业衰退已经从基础工业蔓延到了军事工业。


  
苏联解体后，工业体系迅速崩溃，只有军事工业相对完整。但已经崩溃的基础工业既不能给军工部门提供合格的机械，也不能提供熟练的技工，更不可能提供新一代技术，军工厂只能指望吃苏联的老本。


  
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苏联军工厂里80%以上的机床都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产品，Mig等知名设计局里看不到一个能当骨干的年轻人，生产线上的技师都是快退休的老汉——按照现在俄罗斯的平均预期年龄计算，他们也未必能活到退休。


  
严重老化的俄罗斯的工人用颤颤巍巍的双手造不出质量一流的军工产品，连生产进度都没法保证，只能把相当多的部件外包到欧洲生产，不加价造不出东西也就自然而然了。不但出口武器如此，就连俄军自己用的战略导弹都屡射不中，全世界都开始怀疑俄罗斯的核武器到底有多少已经变成了“核破烂”。


  
长远看来，违约显然会毁掉自己的市场，用不了太久俄罗斯将再也不可能像过去20年那样发军火财。事实上，由于俄罗斯自己已经难以开发下一代武器，要反过来进口军火来武装自己的军队。眼下法国正在为俄罗斯建造“西北风”两栖攻击舰，吨位超过过去20年俄罗斯新建的所有军舰。这再次证明了新俄罗斯和旧沙俄之间的相似性——100年前，俄罗斯的大部分军舰也是用法国技术制造的。意大利则把装甲车出口给俄军最精锐的空降部队和首都卫戍部队，讽刺的是，当年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联的坦克集团军正是选择缺乏机械化装备的意大利军防线作为自己的突破口对纳粹德军进行合围的。最近还有传闻说俄罗斯这个AK-47的故乡可能会购买西方自动步枪来武装自己的陆军。


  
苏联70年攒下的工业遗产，到此已经败光了。下一个10年，俄罗斯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石油价格继续高涨。当然有中国的强劲需求，这个梦想也不难实现。


  
苏联变成新俄罗斯，中国受益很大。因为苏联及其附庸国蒙古和中国有上万公里的边境线，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军屯兵150万，中国每年要耗费巨资维持北方防务，代价堪比古代王朝修长城。为苏联入侵所储备的物资，到苏联解体后十多年还消化不完，现在街边的军品店、劳保店还可以买到。


  
更不用说苏联解体后贱卖给中国的各种军事技术和物资了。汶川地震的时候救灾主力Mig-171直升机，1998年买入的时候才3000万人民币一架；IL-76大型运输机，卖给中国只要两三亿人民币，按照同期国际市场价格来说，都是近乎白送。Su-27及全套生产线的引入，虽然花了不少美元，但让中国的航空技术跃进了20年，也是便宜到家的买卖。现在大连停着的“瓦良格”航母，几乎是按废铁价拖过来的。


  
不过，和这些物质上的帮助相比，俄罗斯对中国最重要的价值是用自身的教训做了“反面教员”，让中国躲过了最大的战略决策风险。古龙小说里有位很有个性的人物：郭嵩阳。在好友与人决斗之前，自己明知不敌也要向敌人挑战，好让朋友看到自己身体上的伤痕，推测出敌人的招数。俄罗斯，或者说死去的苏联，20世纪90年代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苏联对前途都是一样地迷茫，同样被眼前西方的发达迷住了眼，被“历史终结”的凯歌忽悠掉了自信，不切实际地一心幻想着通过一次彻底的西化变革解决问题。由于社会学迄今为止还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不同的发展路线在实践之前，很难通过讨论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所以对西方抱有戒心，坚持独立自主发展路线的人也没法通过讲道理来说服这种盲目的西方化思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思潮越来越鼓噪，最终变成了人心惶惶，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乱得连红地毯都铺不下，只能在机场搞个缩水版的欢迎仪式。


  
幸而戈尔巴乔夫已经铁了心听忽悠吃毒药，回国后继续玩火，1991年就弄垮了苏联。苏联解体后又立刻玩了个最激烈的“休克疗法”，指望在西方的援助下跑步进入资本主义天堂。结果大家都知道，西方的援助没来，俄罗斯的工业先下了地狱，只有几百个寡头得到了天堂。


  
板上钉钉的事实摆在那里，再嘴硬的自由派也只能对着空气胡扯。有脑子的人都明白，中国的人均资源远不如苏联，俄罗斯拆了自己的工业，从超级大国掉下来，靠卖资源也能在第三世界国家里混个“金砖”之一的日子过。


  
中国本来就是第三世界，要是也学着拆工业，天知道会掉到什么地方去。此后的20年，中国的发展路线几经周折，但始终坚定地走自主工业化路线。今天中国能有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俄罗斯提供的宝贵教训功不可没。百年轮回，俄罗斯又变成了中国的反面典型。


  <h2>把航母放进冰箱，未必就能保鲜</h2>

  
对苏联解体的解释，常见的说法是戈尔巴乔夫被美国人忽悠了。也有人说苏联官僚想私分国有产业。不过，文化上的失败也好，小集团的密谋也罢，恐怕都不能左右历史大势。大国的兴衰，一般来说只取决于两点：经济和军事。苏联在军事上没出问题，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苏联的经济有致命缺陷。


  
苏联经济的核心是重工业。从重工业的使命来说，首先是给整个工业体系（包括重工业自身）提供机械供应，保证工业能够迅速扩张。这一点苏联的重工业非常称职，冷战后期在规模上世界第一，在门类上齐全程度仅次于美国。这是苏联国有经济模式的结果，也是苏联霸权的原因。


  
不过，重工业还有另外一个职能——技术升级。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技术不断进步。一个国家如果只是能保证现有水平的工业设备更新，那么至多几十年，就会在军事和经济上被对手的新技术全面压倒。所以重工业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制造出更精密、效率更高的新型机器，带动全面的工业升级。苏联在这一方面就要差得多。


  
技术升级，开发新一代机械设备，是向未知领域前进，需要大量地试错，投入庞大的资金和人力用于开发，只有在足够多的可能技术路线上砸了钱，摔了跤，才可能得到少量的可行技术路线。


  
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比其他国家早了近百年，在资源、人口、经验教训和技术储备上占绝对优势，所以总是在技术升级中领跑。虽然因为一波波的经济危机限制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才使得其他国家能够追赶欧美的工业优势，但毋庸置疑，200年来，西方世界始终领先世界。


  
整个地球的科学技术原理都是一样的。对于走苏联道路的国家来说，工业升级可以直接学习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如果能从发达国家得到技术转让，那就更方便了。因为苏联模式最适合踢开市场限制，把少量新设备和新技术迅速复制，让整个工业体系的绝对水平跟进到这些新技术“种子”的水平上。


  
从意识形态来说，欧美国家是苏联的对手，应该尽量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免得苏联变成世界霸主。但实际上，由于欧美国家奉行私有制工业化路线，总是爆发经济危机，每隔上十几年二十几年欧美为了救市，就会让苏联得到一次廉价的技术转让。


  
苏联总共不到70年的历史，至少得到了4次这样的发展机会。所以苏联不用进行耗资巨大的技术开发，就能跟上最前沿的技术进步。再加上苏联的计划经济采用指令调拨，不必担心购买力对工业发展的限制，可以挖掘出这些先进技术最大的应用潜力，苏联获得比西方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是理所当然的结果。这也正是苏联模式的成功之处。


  
但反过来说，苏联模式要想发挥出最高效率，又离不开西方的配合，必须有西方不断地向苏联出售最新的科技成果。从20世纪的历史看，这个前提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能成立，所以苏联蒸蒸日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


  
20世纪70年代末，以美国领导的西方忽然出现了一个政策转折。1979年，美国搞了一个《出口管理与控制法》，宣布今后不仅美国公司的技术贸易要归美国管，其他用了美国技术的公司也必须听美国的话。由于此前美国的工业技术领先了世界几十年，又通过世界大战还把欧洲、日本的技术也搜刮了个底朝天，这个法案基本上等于宣布全世界的高科技出口都要归美国管。


  
紧接着，美国借着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用这个法案禁止向苏联出口高技术。原来的巴黎统筹条约只是限制向苏联出售军事技术，现在的管制范围扩大到计算机、电子部件、光纤、半导体和冶金工艺等民用技术，限制西欧盟国在苏联集团国家投资建厂。随着廉价技术流入的减少，苏联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平均只有70年代的1/3。


  
苏联进入衰退，经济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6%下降到80年代前期的3%，再下降到80年代后期的1%。60年来，苏联第一次出现了增长率低于西方的情况。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相当于美国的67％，1988年则下降为64％。为了维持生活水平不变，苏联几十年攒下的2000吨国库黄金被抛出去救命，还被美国联合南非黄金财团阻挠。苏联人因此失去了自信，开始怀疑自己的制度是否合理，甚至打起了破罐破摔的主意，开始寄希望于推倒重来。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官僚们分家单过的小心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冒头的。


  
这一点说起来很奇怪。苏联当时已经是一个门类完整、技术人员充足的工业国，资源无所不有。这样的国家能得到廉价技术转让算是天上掉馅饼，得不到也应该不是致命的问题，完全可以像其他工业国一样自行开发升级。就算升级要付出一定的开发成本，也不至于导致80年代的全面衰退和90年代的彻底崩盘。为何苏联仅仅十几年就从发展顶峰走进解体的深渊呢？


  <h2>既不能靠休假式治疗，也不能靠休克式治疗</h2>

  
苏联在衰退面前无所作为的原因说起来是个很大的话题，恐怕再写几本书也说不清楚。


  
不过苏联历史总共不过69年，每隔一二十年就能得到一次廉价工业技术转让。苏联的管理层在潜意识里形成了对这种技术转让的依赖。一旦有人想靠试错搞点创新，肯定是苏联国家计委物资、财政平衡表上最难看的一栏。


  
而苏联计委本身又要以完成计划作为考核标准，显然不希望计划不到的事情发生，比如冒出来一项新技术，迅速淘汰掉某个行业，让投入巨资的某个生产设施变成废铁，导致已经做好的“五年计划”完不成。


  
苏联的计划经济是斯大林建立的，斯大林忘了一件事，他建立的体制他自己能说了算，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有他自己承担风险。换了别人不是他斯大林，既无手腕也无勇气，上上下下就没有人能站出来承担决策风险了。


  
比如“二战”前苏联人准备把柴油机装到坦克上，这在当时还是没人做过的技术冒险，事实上当时苏联人研制坦克柴油机也确实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于是斯大林亲自拍板，让整个苏联最优秀的飞机发动机专家米库林去帮忙，终于赶在“二战”前为T-34坦克装上了B2柴油机，有更大的马力才能在坦克上安装更大的主炮、更厚的装甲，动力强劲可靠耐用的B2发动机让T-34坦克成为划时代的战争利器，连德军都把击毁的T-34修好了继续用。


  
“二战”后B2系列的改进型继续保持领先，当初斯大林下给米库林的任务是“保持领先30年”，按理说30年之后总该有下一代更先进的坦克发动机问世了吧，当然也确实有，不过不是苏联的，而是当初吃了T-34坦克和B2柴油机大亏的德国人的。


  
德国在“二战”后也学着斯大林的样子，把各种发动机厂商合并成一个MTU公司，全称叫“发动机和涡轮引擎联合体”，不光是造飞机发动机和坦克发动机的，连汽车和船用发动机厂商都包括在内。经过20年磨一剑，到20世纪70年代，这家发动机超级联合体终于使用大量航空技术推出划时代的1500马力柴油机，武装了同样划时代的“豹2”主战坦克。


  
到了这时候苏联人还在B2发动机上修修补补，把功率从“二战”时候的500马力增加到了840马力，装备这种发动机的T-72坦克马力比对手小了近一半，自然再也没有了当年T-34横扫千军打虎驱豹的威风，苏联人只能以增加数量维持装甲部队优势，造成了军事工业不断挤占基础工业和民用工业资源的恶性循环。


  
最近几年俄罗斯喜欢怀旧，红场阅兵经常要派几辆T-34走走，用“二战”胜利的辉煌唤回民众的心气，一同走在队列里的俄罗斯最新型主战坦克T-90，用的还是B2发动机的改进型，依然是修修补补再加个一两百马力。一款斯大林亲自拍板搞定的发动机被世界最大装甲部队当老本吃了80年，这到底应该算是苏联和斯大林的成功，还是失败呢？


  
斯大林一辈子赶上了1929年大萧条和“二战”两次机会对西方进行产业、科技大抄底，为了快速消化这些抄来的技术也建立了一套很有效的体制——国家一级的各专业科学院负责基础技术科研，设计局、研究所负责工程设计，生产企业负责落实工艺细节，把图纸和样机变成可以大规模制造的产品，计委则进行总体规划和总体调度。


  
这种自上而下的科技研发体系适合通过层层落实，把基础技术变成产品。但问题也同样明显，计委比科学院地位高，科学院比设计局高，设计局比工厂高。发号施令总比听下面诉苦容易，生产第一线的情况反馈回科学院、计委的时候经常是已经把最让上级头疼的问题过滤掉了。有斯大林事必躬亲的年代，这种弊端还能得到控制。等他一死，苏联的科学家越来越难以根据生产第一线的实际需要进行基础研发，苏联发展的方向也就被彻底锁死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航天技术的发展成绩斐然，实际上在加工精度、信息控制能力、精细化工水平上并没有超出在“二战”后期从美国那里得到的设备和技术。只是苏联工业部门在科罗缪夫这种工程学天才的领导下，率先在航天部门把这一波基础技术发挥到了极限，所以得以暂时领先于世界，把人造卫星和加加林送上了天。等到火箭的吨位逐渐增加，重型设备的发射从地球轨道延伸到月球轨道，苏联四五十年代的基础工业就不太能支撑大型火箭了。


  
苏联只能把越来越多的火箭捆绑在一起来进行重型发射。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N1火箭，第一级就是由30多台发动机共同驱动的。苏联没有先进的微型计算机来协调这些发动机之间的推力，所以事故率随着发动机数量的增加而指数化上升。N1火箭在20世纪60年代连续引发大爆炸，有一次在发射台上就炸死了上百名技术骨干，直接导致苏联没能在登月竞争中胜过美国。在1969年美国登月成功后，苏联放弃了登月计划。


  
其实就制造水平而言，N1火箭的水平相当不错，工业空心化的美国直到最近几年还频繁进口N1火箭剩余的发动机来发射卫星。只是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的基础工业既没有能力制造更大的发动机，也不能制造高性能的计算机来协调这些发动机之间的动力。所以N1火箭在1976年下马。直到苏联把70年代从西方得到的先进设备初步消化，才在80年代造出了能登月的“能源”火箭。几年后苏联解体，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和“能源”火箭一起被扔进了垃圾场。


  
类似的还有苏联的Mig-25战斗机，平时可以飞2.8倍音速，紧急情况下可以飞到3.2倍音速。至今也是唯一一种可以飞3万米高、三倍音速的战斗机。60—70年代，苏联飞行员依仗Mig-25的速度优势，频频挑战西方的防空网，被追踪后就加速扬长而去，把飞机甚至导弹都轻松地甩在身后。西方为此大惊失色，以为苏联在新材料、发动机、雷达等方面全面赶超了西方，即苏联实现了独立于西方的工业升级。


  
但实际上，苏联完全是使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西方获得的工业基础技术造出了Mig-25。Mig-25的机体只使用了微不足道的钛合金，从整体上说，Mig-25就是一块几十吨的不锈钢，电子设备用的都是过时的电子管，发动机是牺牲了寿命获得了高推力。只是因为苏联人配合自己的国土防空系统，把五六十年代的基础技术发挥到了极致，用最优化的工业设计把庞杂的系统组合到一起，这才在低技术水平下达到了高性能。比如说Mig-25的油箱就必须兼作液冷系统给发动机散热。


  
Mig-25的成功，是工程学上的胜利，也是基础技术的失败。苏联人没有世界领先的基础工业技术，总是靠优化设计来挖掘现有技术的极限，而规模过于庞大的应用工程开发、制造又挤占了基础科研、基础工业生产领域的投入，逐渐进入了恶性循环。只是由于西方不断地出现经济危机，每隔十年二十年的就要向苏联转让一次廉价技术，才掩盖了这样的恶性循环。


  
美国人的想法就简单得多：“只要动力足，板砖也能飞”，这是美国飞机设计的基本思路。他们相信，只要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开发出更强大的新式发动机，制造物理性能更强的新型材料，用精细化工生产更高级的燃料，即便气动外形和内部优化没有做到最佳，飞机性能也能一代代提高。


  
其实美国人在航空航天、基础材料之类基础科研领域用的模式和苏联差不多，都是由国家主导，用财政拨款调动企业、大学、研究所集中力量办大事，美国的国家宇航局“NASA”，国防部高科技发展局“DARPA”，能源部（负责核武器和核能技术）这些部门都是专门管科技研发的。但和苏联不同的是，美国的大部分工程设计和基础科研都集中在几个超级寡头企业里，从生产第一线向研发部门反馈问题的渠道比苏联那种三级结构要通畅一些，因而美国科学家也能更有针对性地工作。


  
当然，对于苏联或者任何一个大国来说，采取美国的模式未必更好，因为从1928年苏联开始搞工业化到1941年德国人发动进攻，中间只有短短13年，就算从1917年十月革命算起也只有24年。如果像美国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把有限的科研能力分散到各个企业，国家只是拿着拨款居中调控，相当于分散了兵力，形不成拳头，以苏联落后的工业基础，到时候搞不出什么来。等1941年夏天希特勒的500万大军，3个集团军群，4个装甲集群，5个航空集团军打过来，几个冲锋就把整个苏联踏平了，我们也就不用费心讨论苏联的成败得失了。


  
问题只是在于，为什么苏联在“二战”之后依然不能及时改变自己的旧模式，掌握工业进步的主动权，从跟随、抄底变成自主发展。


  <h2>冷战决胜靠工业人口</h2>

  
苏联是建立在沙俄废墟上的一个新兴国家，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太多沙俄的惯性。15世纪，俄罗斯人从蒙古金帐汗国的统治下获得独立之后就开始了扩张，最终把国境线推到了蒙古人的家门口，实际上从蒙古独立到苏联解体，苏军一直驻扎在蒙古。


  
对于自己在扩张中遇到的宿敌瑞典、土耳其，俄罗斯人也一直不忘时时敲打。当德国人打到莫斯科城下的时候，苏联照例举行国庆阅兵，荷枪实弹的苏军唱着古老的军歌走过红场开赴前线，歌词第一句就是“瑞典人和土耳其人记得我们”。而斯大林则在演说中坚定地表示“战争将在柏林结束”。


  
苏军之所以在战争之初被打得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苏联人对十月革命之后波兰趁火打劫侵占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领土耿耿于怀，伙同希特勒报仇，瓜分了波兰，但是苏军主力为了进占波兰领土，离开了原有的边境防线和后勤支持，把自己暴露在了德军的空地打击面前。


  
苏联这个国家从建立之初就带上了太多帝国色彩，只许自己抢地盘不许别人惹自己。在主观上，苏联很难平等地对待一个朋友。结果是苏联的工业体系控制的国家和人口始终不如美国体系多。


  
在前面，笔者虽然不断强调工业化是机器造机器，但是设计建造机器的，操作机器的最终还是人。如果不以三五年、十年、二十年为单位去看历史，而是以一个更大的尺度去看待整个工业化时代，决定一个工业化社会未来的最终还是人，主要是工业化人口。不管是在美苏，还是德日，或者任何的工业社会里，工业人口数量不仅直接决定了工业经济的规模，也和工业体系的复杂程度，或者说先进程度密切相关。


  
现代工业的发展趋势是分工越来越细，产品越来越复杂，基本配件越来越多。要保证工业的正常运转，把工艺锁在图书馆里，指望用到的时候再去查是不行的。就算查到了还有个熟能生巧的问题，更不可能有进步——没有人能基于不懂的知识进行二次开发。


  
因此，在工业的核心部分里，平均每个基本配件要至少对应一个专职人员来储备并改进生产工艺，这个人还要带一个徒弟，花上十几年时间口传心授把工艺诀窍传承下去。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核心产业所占用的工业人口和工业技术的复杂性，以及基本配件数量在同比例增长。


  
核心产业并不能自己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还需要消费品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行政、军事、社会保障等第三产业，以及采矿、农业等初级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来配合。这些人配齐了，整个工业体系才能顺畅地运转，同时每个社会成员才能拥有相对轻松而丰富的生活。再加上这些劳动力抚养的子女和老人，我们大致可以估算出一个独立工业体系所需的人口大约是基本配件数量的10倍，最少也不能少于5倍。


  
19世纪中后期，工业体系只有蒸汽机这一种动力，当时最复杂的工业品无非是铁甲舰，一条铁甲舰有几十万种零部件，所以当时的一个工业国需要近百万人来满足核心产业，最小的工业国比利时也有400万人口。


  
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增加了电气和化工两个大门类，工业体系的基本零部件种类也随之翻了几倍，已经要近千万核心产业劳动力才能维持工业体系完整了。此时列强中已经不再包括比利时之流，人口最少的法国是4000万人，而且法国的工业体系也不完备，被6000多万人的德国打上门来就必须在英美的支持下打第一次世界大战。


  
到“二战”期间，基本部件增加到几百万种，对应的是6500万人的德国可以发动战争，法国则在开战后一个月出局。但德国也必须放弃研制生产诸如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和原子弹这样的超级武器，人口规模差不多的日本能造航母却造不出像样的坦克，日本造的机枪和手枪连伪军和土八路都鄙视。海上地面两边都行的只有人口上亿的美国一家。苏联在海军技术上缺乏储备，不过造坦克、大炮、火箭炮总能压德国一头。


  
等到世界进入核时代，一套完整工业体系需要由上千万种工业基本配件构成，这决定了只有人口上亿的工业国——也就是美苏才有资格成为世界一级，其他工业国只能做附庸。这段时间尽管英法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战略核武器，但也只能面对江河日下的命运。


  
而苏联人口始终保持在美国的125%左右，所以尽管底子薄，也能逐步地和美国达到战略平衡。不管美国造出什么样的先进武器，苏联也会在几年后迅速赶上，而且数量上往往还要压倒美国。


  
到了冷战中后期，工业配件数量进一步增加到3000万种以上，美苏各2亿左右的人口被各种工业部门完全占满，很难再往更复杂的工业社会发展了。同期的世界上，日本的工业人口1亿出头，尽管在“二战”期间日本的工业实力完全不能和德国相比，但到了“二战”后却超过德国，成了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可见对于工业化而言，工业人口规模比技术、产业基础更重要。欧洲最终走向一体化进程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当时的中国虽然还在奋力补此前工业化的欠账，不过勒紧裤腰带攒起来2亿多工业人口，让中国的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二战”前的苏联。


  
不过此时美国和苏联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如果这两个国家的工业人口都不足以应付下一次产业升级，那么整个世界的基础工业技术发展势必将进入停滞。但在冷战军事争霸的背景下，美苏双方都绝不甘心维持这种两极世界的局面，都希望继续扩大工业力量，研制更多的新式武器，拉长产业链，继续提高自己的工业复杂程度，在技术上压倒对方，即把更多的工业人口纳入自己的冷战对抗体系。人口多的一方多半能取得胜利。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把民用产业向国外转移，同时用金融手段继续占有这些工厂的产品，养活本土人口，集中力量和苏联搞军备竞赛。这相当于在不引进移民、不增加农业和社会福利压力的前提下，增加了本国工业人口。通过这种方式，日本、德国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都为美国贡献了冷战所需的工业劳动力，增加了美国一方的工业复杂度，促进了美国的高技术升级。


  
而苏联一方的人口只有自己的两亿多加上东欧几千万，要和美国控制下的全球体系竞争，只能延续“二战”前那种更适合于进行战备的科技产业体系，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应用技术方面获得高效率，从而使自己的工业体系丧失了自我升级的能力。


  
另一方面，人口缺乏也使苏联不得不把有数的人口都集中到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上，到苏联解体，美国的工业雇用了3000万人，是其历史最高点。而苏联则有7000万产业工人，而这时候苏联的总人口只有2.8亿，平均4个苏联人就有1个产业工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军重工部门服务。


  
这样一来，还有谁去生产消费品，还有谁从事服务业呢？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再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努力工作之后得不到回报，任谁也会失去耐心的吧。


  
当然苏联人的耐性还算好，俄罗斯大婶以擅长排队闻名于世。笔者的一位朋友在俄罗斯求学期间有一次排队，站在寒风里几个小时，冻得全身冰凉了，前面的大婶们穿着裙子仍然谈笑风生。一位大婶回过头来笑着对他说：“小伙，你鼻涕过河了。”伸手一抹，可不是吗，鼻涕都流到下巴了，脸已经没知觉了。


  
但是缺乏消费品和服务业导致无休止的排队，每个家庭主妇每天花上几个小时排队买面包买菜，同样浪费了大量人力。沙俄最后几年，因为战争消耗，也是造成了严重短缺，主妇们经常花上几个小时排队却一无所获，只好换一家店继续排队。终于有一天莫斯科的面包店全部售罄，全城的主妇两手空空，只有跑到沙皇家门口排队，讨要面包。沙皇的警察试图驱散人群，反倒被身强力壮的俄罗斯大婶全体放倒，于是沙皇政府派出了近卫骑兵队用马刀砍翻了几百人。前线的官兵听说自己老妈被沙皇的近卫军砍了，顿时全线崩溃，沙皇俄罗斯也随之土崩瓦解。


  
苏联人当然记得沙皇是怎么完蛋的，当苏联主妇再次大排长龙的时候，苏联政府就再也坐不住了，于是急病乱投医，先是商量出个从东德撤军的办法，东德的苏军一撤，东欧也都不愿意为苏联分摊工业品生产任务，纷纷要求苏联撤军撤顾问。苏军撤下来，家里却没有那么多建筑工人给他们盖房子住，也没有民用工业为他们生产必需品。就算这些撤下来的军人稍加训练就可以是第一流的劳动力，但是苏联的民用工业长期萎缩，各种配套体系一时也建立不起来，暂时无法为这些人提供工作。方寸大乱的戈尔巴乔夫政府也拿不出铁腕来压服各加盟共和国分摊这些负担，各加盟共和国反倒以独立相威胁。从经济条件最好的波罗的海三国开始，要求独立引发的社会动荡席卷整个苏联，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


  <h2>拒绝人民就是拒绝胜利</h2>

  
大国崛起不是请客吃饭，说到底是一个工业体系和另一个工业体系之间的生死战。假如我们买了一个1/2英寸的螺钉，自然不可能再买一个13毫米的螺帽配上去。任何人，任何企业，任何国家，只要选择一个工业体系就必须放弃另一个。


  
选择谁，最终取决于谁的东西造得更多更好更便宜。苏联的崩溃，说到底是美国靠人口优势完成了自己的产业升级。之所以是美国而不是苏联率先发起这次产业升级，除了前面说的各国内部因素外，地理—历史因素也相当重要，甚至可以说起了决定性作用。


  
随便找个地球仪，咱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是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陆地大国，用地缘战略学家的话说，是处于世界岛的中心；美国则被两个大洋包围，在西半球没有任何强大的陆地邻国。


  
地理环境的区别决定了苏联必须是一个陆军大国，美国则必然是海军大国，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完全是一场陆地强权和海洋强权之间的战争。冷战40多年，美国从来没有能力在大陆上保持一支能和苏联对抗的陆军，苏联也从来没有打造出一支能和美国海军正面冲突的舰队。


  
从军事对峙的角度来说，美苏双方的海陆对峙算是平手。但是，从经济和贸易的角度来说，掌握海洋的一方占有天生的优势。就目前的技术而言，海运成本是所有运输方式中最廉价的。数倍的物流成本差异决定了大部分工业物资交流都是通过海运来进行。美国掌握了海洋，所以可以同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进行工业交流。苏联只掌握陆地，从战略安全的角度来看，苏联不太可能通过美国掌握的海洋来扩大自己的工业体系，只能在自己的邻国中寻求更多的工业人口。其实，苏联在这方面一度做得不错。


  
苏联的邻国中，人口最多的显然是中国。冷战开始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内战之中的农业国。等到共产党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第七舰队跑到台湾海峡，中国唯一的选择就是全面倒向苏联，苏联也立刻对中国进行了援助，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社会。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技术转移。中国获得了一套20世纪中期的工业体系，工业水平一步跃进了100年。


  
当然，苏联人给的只能算是工业的骨架，中国人还得用一代人时间丰满其肉身和肌理，真正消化掉这次技术转移，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至于实现工业升级能力，尚是遥远的目标。


  
但是，中国具备的工业能力迅速改变了亚洲的战略平衡，中国人很快就能对周边施加强大的影响。本来东南亚是英法殖民地，当肥羊转交给了美国，可工业化的中国一插手，立刻就成了冷战的前线。1953年法国人还没走，中国的工业建设刚刚开始，越南人在中国军事顾问和武器的支援下就能打出奠边府战役这种歼灭战。等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工业建设初见成效，美国就得亲自参战来保证东南亚不彻底崩盘了。


  
1966年的时候，美国在越南驻军42万，从航母到战略轰炸机全部上场，还是镇不住越南人。甚至美国自己的兵力不够用，还得逼着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西德等十几个傀儡派出数万部队去越南送死，顺便屠杀了上万越南平民。这期间虽然中苏不再结盟，但在反对美国霸权的立场上，中苏完全一致。所以，中苏一面互相指责，一面合力支援越南。


  
在越南战争中，苏联只需要出战斗机、防空导弹这些高端货色，而卡车、大炮、轻武器这些一般的兵器自有中国负责。中苏双方也都很高兴一个小小的越南就能拖住美国几十万大军。十年打下来，美国在越南花了250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5万亿美元不止），死了5万人，另有30万人受伤。


  
长期奉行小型陆军政策，依靠募兵制来维持军事力量的美国被迫搞起了义务兵役制。为此在国内激起了持续数年的剧烈政治动荡。最后美国灰溜溜撤军回国，发现中国和苏联的势力已经深入了非洲和西亚。美国被迫承认现实，向苏联低头，乖乖战略收缩，同时向中国示好，要求改善关系。


  
越南战争是一场靠工业物资支撑的现代化战争。这场战争把苏联推上了世界霸权的顶点。但战争的背后是中国和苏联的数亿工业人口默契分工，高低端产业链结合，再配上越南、老挝、柬埔寨几千万人口出士兵，打败了亲自上阵的美帝。


  
一起被打败的，还有美国背后整个西方的工业体系，包括生产直升机、车辆配件和枪炮弹药的日本、欧洲，为美军制造军需被服的拉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苏联对中国的工业援助终于在20年后得到了回报。


  
当然，大家都知道，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中苏就分道扬镳。即便越战胜利也没有让苏联把中国这个未来的第一工业国变成自己的盟友。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中国的潜力太大。


  
苏联如果和中国结合成一个经济体系，平等地进行工业经济互补发展，从长期来看，主导这个体系的必然是中国而不是苏联。20世纪80年代即便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依然落后，中国的工业人口依然超过了两亿，几乎和苏联总人口相当。如果苏联持续地对中国进行援助，恐怕越战胜利之时，莫斯科就要看北京的脸色行事了。正所谓：武大郎开店，用不得“高人”。


  
此外，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已经逐渐习惯于从西方获得先进技术，所以潜意识里又恢复了自己是一个欧洲国家，属于优秀的白种人这样的自我认知，忘了欧美曾经无数次处心积虑要搞垮自己，忘了资本吃人从来不挑肤色。稍有机会，就要和西方谈和解，谈缓和，搞“和平竞赛”。换句话说，苏联为了眼前利益放弃了千百万等待工业化的第三世界人民。


  
苏联屡次三番地对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龇牙，把有限的人力砸进全球争霸的大赌局，又总忍不住对西方示好，所以中国也不愿意陪着苏联打一场多半要输的冷战——不能总假设对手是笨蛋。事实证明，中国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既然用不上也不能用中国的工业人口，苏联就只能向其他国家寻找出路。一圈算下来，苏联在邻国之中竟然找不到另外一个能拿出一亿工业人口的地区。


  
苏联无法通过陆路和大量工业人口建立联系的原因也很简单——从地理上看，苏联是一个北方国家。而世界上大部分农业地区在南方，除了中国和西欧，一个因为大西洋暖流，一个因为太平洋季风，而有温带有大片的农业地区和密集的人口。不过西欧是美国的附庸，中国和苏联关系紧张。苏联南面的土耳其、伊朗都和俄罗斯人有几个世纪的世仇。苏联自然就没办法在陆地邻国中寻求大量工业化人口了。


  
不过苏联还有一个方向可以选——打通阿富汗，饮马印度洋，和南方亚热带的人口密集区建立陆路联系。当时的印度已经有六七亿人口，而且人口膨胀速度远高于中国。从印度的历史来看，印度一方面可以在外来援助下建成一定的工业，一方面又从没表现出能实现全面工业化的气魄，是一个可以放心的盟友。所以20世纪70年代之后，苏联把主要战略方向放在阿富汗一线，先是扶持了亲苏政权，1979年又直接出兵占领。


  
当时的苏联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是个斯大林格勒战场下来的老兵，战略意识非常清晰。他明确地建议，必须在占领阿富汗后立刻乘胜进攻，灭掉巴基斯坦，打通苏联到新德里的战略通道。否则光占一个阿富汗，是累赘不是财富。


  
不过勃列日涅夫顾及眼前的西方技术转移，让苏军停在阿富汗缓一缓，先占领一段时间。这一缓，巴基斯坦成了西方反苏的桥头堡，源源不断的武器和人力通过巴基斯坦运进了阿富汗。本·拉登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出名的。苏联很快发现，全部占领的阿富汗不是一个稳固的出发阵地，而是四处起火的游击战天堂，入侵巴基斯坦的事情也就只能搁置。


  
阿富汗战争一打就是10年，苏联还没和印度搭上线，就已经耗尽了国民等待工业升级的忍耐力，最终成了苏联解体的诱因。一直到解体,苏联也没打通到印度的通道，没能在自己的体系内掌握足以压倒欧美的人口，更别说把这些遥不可及的人口工业化。


  
反观美国，虽然别别扭扭，但输出工业技术，输出工业投资却一直没停过，同时也一直在吸收全世界技术劳动力，也引进低端非法外劳，到苏联解体前后，美国体系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苏联。世界上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在空心美元的大旗下纳入了美国阵营。冷战的胜负不言而喻。


  
苏联69年历史，贯穿了中国近代到现代的历史。由于历史、地理和政治上的渊源，完全可以说苏联是对中国工业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中国从苏联得到了完整的工业转移，也得到了建设完整工业体系的意识。


  
这个垮台的苏联，留给后人的经验教训有三条：


  
一是工业体系必须完整，同时要注意，体系再完整的工业国，如果没有自力更生搞工业升级的能力，也就丧失了在工业时代的战略主动权，没法长久地保证大国的地位；


  
第二是再强大的国家，再完美的发展战略，也必须保有调整战略方向的能力和意愿，否则遇到国际局势变动，光荣的历史会立刻从资产变成沉重的包袱，甚至会压垮整个国家；


  
第三是在战略对抗中，要掌握比对手更多的工业化人口，要向盟友输出工业化社会，要用输出工业化社会的方式制造盟友，否则早晚有一天会遇到工业升级的人口障碍。

第六章 黄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


  
笔者有一次深入非洲的一片不毛之地，那是一片巨大的熔岩池，古代火山喷出的熔岩覆盖了整个地面，一片黑红色，火山岩是一种多孔的玄武岩，裂开之后断口锋利如刀，我们的当地司机为他的4X4越野车准备了5个备胎，跑了几百公里用掉3个。这片熔岩地上根本没有鬣狗、狮子一类猛兽，因为火山岩会把它们的脚掌磨破。不过这里还有人类居住，这些人贫困到了极点，几乎衣不遮体，不过每人脚上都穿了一双鞋，凉鞋、拖鞋、旅游鞋都有，全都是中国造的。


  
由此想到的是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中国货已经卖到了偏远的地方，那么这个地球差不多也已经填满了。显然我们不可能再靠出口长期支持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了。


  
很多年来，我们陷于一种纠结之中。我们知道要发展工业，发展科技，加强国防，却总是担心会不会重蹈苏联、纳粹德国的覆辙。这是因为我们仍然习惯于用传承了几千年的农业思维看待世界，古人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可是孔孟没有告诉过我们应该怎么拿捏，到底应该保持多高的国防预算比例，多大的工业规模。


  
不但古人没有留下什么预算平衡表，连近代西方经济学家，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给我们具体的操作指南。归根到底，套用一句电影里的台词“未来尚未注定”，一切要靠我们自己。


  
不过人类二百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给了我们一个最明确、最毋庸置疑的结论：一切强权、帝国在工业革命面前都是浮云。


  <h2>谁来终结帝国</h2>

  
几千年来，中华农业文明的历代帝国雄踞东方，几乎不可撼动。然而1842年，三四条蒸汽拖轮牵引着英国舰队开进了中国的内河，占领了镇江，截断了大运河——中国农业文明的大动脉，就终结了当时世界上最富足强盛的大清帝国，延续几千年的中华农业文明就此堕入近代百年屈辱。


  
然而鸦片战争的胜利者也没有辉煌多久。到了20世纪，英帝国迅速衰落，“二战”之后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中分崩离析。终结大英帝国的显然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夜郎自大，而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前面说到过，工业化就是“用机器造机器，实现生产力的指数增长”，在大英帝国的时代，这种“机器造机器”只有一种模式——用蒸汽机造蒸汽机，也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


  
然而到了19世纪末，德国人奥托、狄塞尔发明了内燃机，美国人爱迪生、特斯拉发明了电机和电力系统，这二者结合出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用电机和内燃机造电机和内燃机。与蒸汽机造蒸汽机相比，虽然第二次工业革命看起来只是换了个名词，但工业化的内涵和外延却完全不同了。


  
用蒸汽机作为动力的年代，任何工厂都要有一个巨大的动力车间，在这里烧煤锅炉驱动庞大的蒸汽机组，蒸汽机带动工厂的动力主轴，通过房子大小的齿轮箱和离合器组把动力分配到各个生产车间中的天轴，天轴通过皮带轮或者齿轮箱驱动车间里的工作机器。


  
建立这样一个工厂就像造一辆巨大的汽车，所有动力主轴、变速机构、离合器的设计参数都需要精确匹配，工厂一旦建成，就很难再做什么改造。英国人把自己的铁路沿线、运河边都铺满了这样的工厂，如果想进行产业升级，无异于对整个国家动开膛破肚的大手术。


  
当美国、德国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人不愿意再承担艰苦的产业升级，干脆把再生产资金交给金融资本，选择在一穷二白的美、德进行投资，久而久之自己的工业也就荒废了，同时还塑造了一个政治力量强大的金融资本，最终这个金融资本吸血鬼吸干了大英帝国，眼下的美国好像也是如此。


  
帝国用国运给金融资本续命，当然也会得到一点短期利益。“一战”前美国经济被伦敦的投资家所控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一旦咸鱼翻身，立马变得像英国一样热衷于靠投资进行金融剥削。比如“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13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6000多亿美元）的投资和援助，名义上是帮助欧洲战后重建，实际是进行产业阉割，靠投资控制欧洲经济。


  
“二战”中整个西欧被德国占领，欧洲的工业都被绑定到了德国的重化工业和精密制造业身上。虽然“二战”期间德国被炸了个底朝天，不过炸弹只能炸塌厂房，机器是铁疙瘩，损失有限。而且机器是人造的，德国的大部分工程师和技术工人还在，打完仗德国人立刻就把废墟扒开敞着屋顶恢复生产了。德国工业还是欧洲老大，当然苏联除外。


  
于是战争一结束，美、英、法就立刻执行了一个拆掉1500家德国工厂，把德国工业砍回战前规模一半的计划，出动宪兵开着吉普车搜捕和纳粹合作过的实业家和工程师，没收德国的图纸和技术资料，肢解德国工业托拉斯，这样一砍等于挖了整个西欧工业体系这棵大树的根，一时间欧洲经济濒于崩溃，难免惹恼靠工业吃饭的各国工会，于是各国左翼政党纷纷高票进入议会，甚至着手组阁。


  
这时候马歇尔将军已经当了国务卿，主抓外交工作，见势不妙赶紧拿出100多亿美元给欧洲买美国货，算是阉割后补偿一些营养费，以阻止濒于崩溃的欧洲产业界和中间势力倒向左翼。同时用美国的重工业取代德国的作为欧洲工业的新核心。为此美国还派了一大票技术人员去指导欧洲人学习美国技术，操作美国设备，后来苏联援建我们156个项目的时候那么大方，也有点跟美国人攀比的心思。


  
不过和一穷二白的中国不同，欧洲的工业托拉斯很多关键技术比美国还先进，比如喷气式发动机就是德国和英国分头发明的。为了省掉和这些趾高气扬的老寡头钩心斗角，更为了逼迫这些老寡头廉价出卖技术和工程师，美国人把绝大部分援助款项通过一些专门基金发给了欧洲的中小私营企业，以“向客户的客户销售”的策略斩断欧洲核心制造业和下游企业的产业链配套联系。


  
“马歇尔计划”说是用于战后重建，不过其中最大一笔钱——超过30亿美元都给了并不怎么需要重建的英国，比德国多一倍，比法国多一半，另外像瑞典、瑞士、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这些根本没被战争波及，一直在发战争财的国家也得了不少，连英国一起，占了整个“马歇尔计划”款项的近一半。这是因为英国是盟友，西班牙、葡萄牙们是中立国，不能直接踹开门抓人拆厂，只能拿糖衣炮弹裹着软刀子慢慢杀。当然慢工出细活，英国被阉得也确实比德国干净得多。


  
剩下的钱用来投给欧洲国家作为重建货币的发行准备金，不过受援国都要按美国的要求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其实是花了点小钱买断了欧洲各国的货币发行自主权，给美国工商业资本全面渗透打开大门。


  
此后美国投资长驱直入，1946年美国私营企业对外投资只有不到140亿美元，到1951年“马歇尔计划”结束时增加到500多亿美元。随后三十年中增加了20倍，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有8000多亿美元，每年汇回美国的投资分红和利息多达近300亿美元。


  
不管美国人是事先计划好的，还是一边操作一边因势利导调整，这一整套精确如外科手术般的做法成了美国后来几十年来制定对外政策的标准模板。最近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先生在北京的讲演遭到中国独立学者踢场，深层背景就在于此。


  
当然踢场的杜建国先生也许大可不必如此义愤，毕竟连我家楼下卖菜老大爷都知道美国经济债台高筑，美国的神医要是真有好药，在家早就忙得四脚朝天了，哪还有工夫来咱们这儿闲折腾。


  
实际上跨国投资这种东西是把双刃剑，对别人是下毒，对自己也是饮鸩止渴。因为说到底，经济的本质不是货币，而是工业，最大的工业财富不是股份，而是人。金融资本也许可以靠巧取豪夺，把自己变成一个成功的吸血鬼，但选择当吸血鬼的同时，它也必然丧失自己的造血能力，失去工业化带来的无限增长空间。美国可以切断欧洲的产业链，却管不到中国的发改委。所以，即便美国每年印票子从我们这里骗走数不清的工业品，只要工业实力落在我们手里，这种“吸血”真正打击的就只有美国人。


  <h2>思维革命决定工业革命</h2>

  
一旦工业化从一维空间延伸变成了在二维空间平铺，实力的对比就开始变得对大国更加有利。


  
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世界近现代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不只是简单的数量增长，还有量变积累而成的质变——每次工业革命都会将工业化进程扩展到一个全新的空间。


  
前面刚刚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这次“用电机、内燃机造电机、内燃机”的变革就很轻易地实现了这种扩张。


  
靠蒸汽机驱动的工厂必须靠近河流、海岸、运河或者铁路建设，不然没有办法为动力车间运输大量煤炭。在19世纪，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也必然是沿着河流、运河或者铁路铺摊子。从空间上看，工业化必须沿着一维空间线性扩张。


  
作为一个多雨的岛国，英国每一平方公里土地对应的海岸线和内河航线长度都远远超过任何大陆国家，从一开头就为工业化预留了充分的增长空间，这也是英国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占得先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后，电力和电能开始普及，想开工厂，拉根电线就可以了。和修铁路、挖运河相比，拉电线既便宜又方便。同时随着内燃机逐渐成熟，原材料、制成品运输、工人上下班交通也可以依靠汽车，造价昂贵的铁路和运河不再是工厂的必需品。工业化进程忽然从一维空间扩展到了二维空间。建造工厂的难度比此前降低了一个数量级。


  
建造工厂变得容易之后，工业产能的提高已经积累到了质变的前夜。但西方列强还没来得及马上适应这个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一战”不是第一次欧洲大战，从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起，西方列强之间就经常互有攻伐，但到19世纪为止，欧洲人打仗从来都很快，一场战争也许可以拖个七八年，一次会战却通常从早打到晚就完事了，因为战争双方都没有太多后备兵力和物资储备。


  
一次典型的欧洲会战一般都是双方早上起来战场列队，然后炮轰，炮火过后从正面进攻，正面受阻就往两翼迂回，对方也投入预备队封堵缺口，攻方再投入更多的预备队往更远处迂回……最后就看谁的预备队更够用，谁行动更快，谁的指挥官眼光更毒。然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西方战争艺术再也没什么艺术性可言了。


  
战争从来都要依赖参战国的产业基础提供枪炮、弹药、粮草、车帐这些物资，蒸汽时代的工业是沿着铁路、运河这些一维空间线性排列的，物资是在一维空间中生产的。打仗也是沿着战线这种线性空间往两边迂回，说白了同样是在一维空间里消耗物资。一维对一维，毁东西总比造东西快，打起来总会有把物资消耗光的时候。一方先消耗光了，再也没有枪炮武装更多的预备队，另一方包抄得手也就赢了。19世纪最后一次欧洲大战普法战争，普军就是以散兵线和快速纵队包抄了依然因循横队战术的法军迅速取胜的。


  
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工厂可以随处建，工业产能是沿着二维空间扩张，战争却还是沿着战线展开，后面的工业基础提供的军火、物资相对于一维的战线可以算是无穷无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依照上次的成功经验，制定了从法国正面佯攻，侧翼迂回的作战计划。可是真到打起来，双方都能生产出无穷无尽的步枪、机枪、大炮，德国人不管从哪里迂回，法国人和英国人总能派出预备队堵在前面形成新的防线，结果迂回战打成了堑壕战，堑壕从法德边界向两边延伸，东面延伸到阿尔卑斯山，西面延伸到大西洋海岸。


  
双方试图用新发明的飞机飞越战线，飞行员们很快就自发地用手枪、步枪、机枪打起了空战，接着就出现了真正的战斗机，从此双方的空中侦察和轰炸都大打折扣。


  
双方又试图用舰队从海上迂回到对方身后，打了几次舰队大决战之后谁也不能前进半步。将帅们甚至想出了挖地道的老办法，只是对方也在向着更深处挖，一直挖到基岩，土石塌方，地下水狂喷，徒然损失了无数被征召当坑道工兵的矿工。


  
最后大家只好回到堑壕里，组织几十、上百万人规模的大冲锋，试图用人肉淹没对方的机枪和重炮，虽然偶有成功，对方却可以用汽车在几个小时内把新的预备队投入到突破口后面，挖出一条新战壕架起机枪和野战炮固守。而突破的一方的汽车却没有足够的马力，拖着重达几吨几十吨的大炮穿过已经满是弹坑的战场，突破的步兵最终还是只能停下来徒劳对射，数以千万计的欧洲官兵就这样白白被打死在阵地上成了肥料。


  
英法两国19世纪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口都只有2000多万。而到了20世纪，美国、德国、日本、苏联、中国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人口最少也超过6000万。


  
新崛起的工业国拥有更多的人口基数，与此相对应，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工业体系包含的基本零部件总量增加了一个数量级，从几十万种增加到上百万种。这是因为电机、内燃机让机械装置的动力部分变得轻便，可以用在从农田耕种到居家洗衣服、做饭各种场合，越来越多的机器需要越来越多的零部件。


  
每种零部件都需要有人去制造，工业化社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到了这个时候，英、法、荷兰、比利时这些传统西欧工业化列强自己的人口已经不够填自己的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把数以千万计的工业人口拉到堑壕里互相枪毙，工业人口不足让欧洲国家干脆放弃工业化，选择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甚至圈占新的殖民地。


  
比如“一战”还没打到一半，英国就派遣特务托马斯·劳伦斯去中东煽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人造反，这些故事后来被拍成了奥斯卡名片《阿拉伯的劳伦斯》，就像如今英法煽动利比亚、叙利亚内乱是为了经济利益，当年的劳伦斯也不是善财童子，只是去抢地盘，让大英帝国控制更多资源、原材料和市场，好换取美、德、日这些新兴工业国生产的工业品，维持原来的工业化生活。


  
果然，“一战”刚完，英国就为这些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派来了殖民军和新国王。法国也在巴黎和会上将叙利亚、黎巴嫩变成了自己的托管地，在镇压了叙利亚人的反法起义之后，法国人也学着英国人的样子扶植代理人政权，组织殖民军，令人笑破肚皮的是，当年法国人扶植的盟友就是现在正被法国人自己口诛笔伐的叙利亚阿拉维派穆斯林。


  
当金融吸血鬼会失去造血机能，做殖民地大老爷同样会分走一大批工业人口，西欧列强加速走向全面衰落。


  
“一战”之后二十多年，欧洲再次陷入“二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日苏德都在全面备战，反之殖民帝国英法则斗志全无，法国人干脆畏战如虎，军备建设和工业升级全面停滞，埋头吃老本。“一战”中，法国军队认为装6发子弹的左轮手枪打堑壕战太不给力了，于是从1920年到1939年，召集法国各大兵工厂花了20年设计出一种能装8发子弹的自动手枪，等到1940年新手枪终于投产的时候，德国的装甲师和“斯图卡”轰炸机群已经呼啸而至了。


  <h2>绝望感驱使人类前进</h2>

  
第二次工业革命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才浮出水面。


  
笔者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起跑线画在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这个时代微电子技术开始蓬勃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也就是俗称的“芯片”开始普及。在芯片出现以前，不管哪国的计算机都非常庞大，也很缓慢——当然按现在的标准，当时的小型计算机可以塞满一间屋子，运算能力不过相当于现在的一个音乐门铃。大型计算机可以比一座楼还大，这么大的计算机也未必能顺畅地解压现在随便一个网络视频。


  
大家伙用起来麻烦，更麻烦的事情是制造它们，早期的计算机使用无数电子管或者晶体管完成运算过程，要靠人手把这些元器件焊起来，建造一台计算机往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耗费大量人力，金钱更是天文数字。建造这样的东西固然可以彰显国力，不过不能普及到千家万户的东西就不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革命性的影响最终是来自芯片。芯片就是把一个电子电路中成千上万的晶体管蚀刻在一小片半导体硅片上，不但体积得以变小，而且生产过程可以一次完成，建起一条生产线，一个人一天可以造很多很多，生产成本变得越来越低。


  
更重要的是，芯片从原材料到最终封装测试，整个制造过程需要很高的控制精度，只有用计算机控制才能达到这样的生产精度。一旦有了第一代芯片，就可以用作工具生产下一代更好的芯片，下一代可以用来生产再下一代……这就形成了“用芯片造芯片”这种全新的正反馈循环，第三次工业革命由此展开。


  
这种指数增长也被称为“摩尔定律”，摩尔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他发现自己的公司总是每一年半到两年推出新一代芯片，每一代芯片的容量总是比过去翻一倍，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凡是跟计算机有关的东西，诸如软件的大小，计算机用户的多少，大约都符合这个规律。摩尔定律预言的指数增长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持续至今，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彻底改变了世界。


  
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挨个摧毁了欧洲列强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上来就拿苏联祭了旗。关于苏联帝国的衰落，前面已经讲过不少了。不过如果只从技术角度来看，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甩下是这个帝国的致命伤。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上积累得再多，也无法对抗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力量。


  
苏联颓势尽显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在那之前不久，苏联还威风八面，1978年苏军用战略运输机在几周内向非洲空运了数以百计的主战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车、火炮、直升机，数千名军事教官和空降部队。先是支持索马里重创了亲美的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政权，门格斯图明白过味来改投苏联之后，苏联机群运来的物资又迅速逆转了战局。这次“非洲之角战争”堪称世界战争史上操纵代理人战争的经典范例。


  
不过无论是T系列坦克还是BTR装甲车，无论是AK自动步枪还是AN-22战略运输机，都属于“机械化装备”，苏联拥有的一切都只是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潜力发挥到极致。但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威力面前，这些很快将不值一提。


  
差不多与此同时，1977年，美国人拍了一部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电影——《星球大战》，这部电影太有名了，以至于1980年里根政府公布的“战略防御计划”后来也被命名为“星球大战计划”。不过“星球大战计划”和《星球大战》电影其实也能算得上一家子，有一点是共通的——都用到了电脑芯片。


  
“星球大战计划”提出了一堆高技术武器，用来拦截洲际导弹，其中有动能拦截弹、激光炮这样目前最尖端的武器，也不乏电磁炮、粒子炮、X射线炮之类现在还没影的概念，不过不管哪种武器，操纵部分都少不了计算机。


  
而在《星球大战》电影中，有一段激烈的宇宙空战镜头，当时已有的摄影技术无法拍摄。这个情节不但要让很多模型太空战机飞来飞去，还要反复穿插从太空战机驾驶舱里看到的外景，导演乔治·卢卡斯当使用了一种全新的拍摄设备——数控机械臂，这种设备可以像数控机床一样抓着摄像机或者模型无数次沿着相同的轨迹运动，每次得到一组画面，最后再剪辑到一起，就有了这部经典名片。


  
虽然数字技术现在已经比比皆是，不过在当时，这个电影片段还是让大部分人感到匪夷所思。很快，让苏联最高层更加匪夷所思的新式武器就要从看似已经穷途末路的美帝工业体系中喷涌而出了。


  
在《星球大战》电影首映的第二年，美军开始装备F-16战机，在以前，虽然美国战斗机的综合性能略高一筹，但苏联战斗机也经常能凭着轻巧灵活在近身缠斗中取得胜利。在越南战争中，这样的空战让美国损失了数以千计的精英飞行员。


  
但有了芯片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芯片并没有提供一种新能源，但是可以实现人手无法企及的精确控制。F-16有计算机控制的机载飞行操纵系统，每秒钟可以进行200次微控制，菜鸟也可以让飞机作出苏联顶级飞行员望尘莫及的空战动作。


  
同样的芯片被应用在主战坦克的瞄准镜里，同样可以靠高频率的微控制保证射击平台的稳定。即便在高速行驶中，坦克炮手也可以从瞄准镜里看到毫无抖动的目标图像，从容瞄准射击。海军把芯片应用于雷达，“宙斯盾”级导弹巡洋舰就能同时处理数以千计的目标。


  
前面说过，工业化进程是一种指数增长。一次工业革命则会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开启一个指数增长的空间。


  
和以往的两次一样，第三次工业革命让美国一下获得了巨大的飞跃。不光是在武器上，更重要的是在制造业生产设备上，数控机床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短时间以内，大批美国人转行去了第三产业、服务业、金融业、娱乐业。开启第三次产业革命过程的重量级人物乔布斯就在这时被苹果踢出去搞了电脑动画。苹果公司的此举也许让我们晚了几年买到iPhone，不过也让我们提前看到了《玩具总动员》这样的经典影片。


  
不管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本身制造出的物质享受，还是由此衍生的精神愉悦，都和苏联永远没有关系了。因为苏联已经被第三次工业革命彻底淘汰出局。不管到底是谁的过错，苏联工业可以获得极高的生产效率，却没有计划出一场工业革命。


  
用芯片武装起来的美国新一代武器在1991年几乎全数参加了海湾战争。在伊科边境沙漠的战斗中，美军展示了精确制导弹药，展示了装有火控计算机和稳定成像瞄准镜的M-1主战坦克，以及使用全权数字操控系统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用数控机床加工出来的A-10攻击机主炮。伊拉克军队有数千辆T-72、T-62坦克，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还让北约的地面部队噤若寒蝉，然而仅仅十年之后，就被第三次工业革命打成了一堆废铁。


  
绝望是种致命伤，就像1840年在镇江城，1860年在八里桥，1895年在刘公岛，没有人能拯救大清帝国一样，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能拯救苏联了。


  <h2>历史从未终结</h2>

  
谈到苏联的崩溃没落，经常会让很多中国人有一点沮丧，这倒不是我们对苏联有什么特殊感情，只是我们和苏联一样也是追赶者。


  
苏联最终败给了美国人发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而一个世纪以前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样是从美国兴起。这种巧合为美国罩上了一圈神秘的光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以及最没营养的“制度决定论”充斥于耳。“美国的制度”几乎成了一个带有神性的概念，在正式场合提出一点质疑都需要不少勇气。


  
平心而论，美国能够连续两次发动工业革命也确实有其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同样让美国人不可能再引领下一次工业革命。这几年来欧美陷入经济危机，背后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欧美无法突破下一次工业革命。


  
咱们在前面反复说，工业化就是用机器造机器。工业革命的标志总是出现一种全新的机器，这种机器可以作为动力来源或者控制部件进行自我复制。


  
乍看起来，如果某个国家，甚至某个企业在技术上领先，那它似乎就可以永远用最先进的机器造出更先进的机器，保持领先地位。但是历史事实就是昔日的金牌企业诸如柯达几十年后颓然倒闭，昔日的日不落帝国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却输掉了第二次，德国和美国共同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再也没德国什么事了。


  
这是因为工业革命是一个由量变积累到质变的过程。每次工业革命之后，新的技术手段会让制造精度大幅度提高。


  
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了数控机床，前面已经聊过，数控技术可以通过每秒几百上千次的微控制实现非常高的加工精度。如果说大家对机床不怎么熟的话，打印机应该都不陌生，现在一台几百块钱的彩色喷墨打印机，都可以一个墨点一个墨点地打印出照片、图纸，准确度远远超过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


  
一旦机器的精度提高，接下来带来的变化就是可以制造更复杂产品的机器。前面咱们聊到过，越是复杂的产品，包含的零件也就越多，成千上万的零件组装在一起误差就会越积累越大。因而每次工业革命之后，制造精度大幅度提高，忽然间就会有无数种以前想得到，做不到的新机器新产品涌现出来。


  
更复杂的机器需要更多的零件，比如一辆自行车上有一百多个零件，一辆汽车上有几千个零件，一架客机上有几百万个零件。不管是永久、丰田还是波音，要源源不断地制造出自行车、汽车或者飞机，都需要有人制造出每一个零件，这样就形成了一套产业链。整个工业社会就是由很多产业链相互交叉形成的网络。


  
前面已经探讨过，一个工业体系有多少种零件基本上就需要多少工人、技术人员掌握制造工艺。美国是最典型的，美军一直在用计算机管理自己的武器、物资、零配件，就像超市要给每种商品贴上条码。美军也给每种军用零配件定了一个身份证号，叫国家库存代码，这种信息是公开的，虽然不可能查到每一个编码都是些什么东西，不过按照编码规则一查便知美军现在用掉了大约3000万个号码，说明美国的产业链体系差不多也就这么大。与此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制造业最兴旺的时候，总共也是有3000万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为其服务。


  
20世纪90年代美国刚刚完成了第三代武器的全面换装，第三代武器里的雷达、探测、火控、操纵、动力控制等等系统里大量使用了计算机。当时美国的声威如日中天靠的就是这个。不过与此同时，美国人也迅速把民用计算机以及其他使用芯片的民用电子产品外包给日、韩、中国台湾，后来是中国制造。由此不难看出，美国虽然突破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瓶颈，自己却已经没有足够的人口基数吃下这么大的产业链体系了。


  
之后美国不但把装芯片的电子产品生产外包出去，把写软件的工作外包出去，到最后连大部分芯片的生产甚至开发也OEM、ODM外包了，与此同时美国也悄然完成了去工业化的进程。美国去工业化的速度虽然赶不上苏联崩溃，不过用江河日下来形容也并不为过。


  
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还能一边去工业化一边开发出划时代的F-22战机，但是到了21世纪开发第二种四代机F-35时，美国工业已经疲态尽显。一方面F-35项目不断陷入技术故障、进度拖期、预算超支、结构超重之中；另一方面，美国人也把四五家航空制造厂商合并成波音和洛克希德·马丁两家，这两家都参与了F-35的设计，而且还叫上一群欧亚盟友帮忙共同研发，不过拖期、超支、掉链子依旧。


  
F-35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软件，现代飞机几乎就是一个飞行电脑，几乎一切功能都要通过计算机软硬件完成。在前面咱们提到过“摩尔定律”对软件技术发展一样适用，因为芯片的容量差不多每18～24个月会增加一倍，带来的运算能力也会支持软件的大小跟着增加一倍。


  
2002年服役的F-22的机载计算机软件包括400万行源代码，眼下刚刚投入试生产的F-35的软件则有1900万行，虽然略低于每年翻番，不过大体符合这个规律。


  
软件是人写出来的，当初编写F-22的软件时美国人还使用了专门军用的Ada高级语言，可是源代码翻了几倍之后，就再也凑不出那么多懂Ada的程序员了，只好改为民用的C++语言，不过连C语言程序员都凑不出那么多，战斗机的软件又不能随便外包出去，F-35的软件开发进度只好一拖再拖，成本也随着人吃马喂节节攀升。


  
当初美国人提出研发这种轻型四代战机是因为F-22价格过于昂贵，需要一种廉价飞机弥补其数量不足。在当时的计划中，这种战机的各项性能差不多相当于F-22的一半，造价只有其1/3，等于一个烧饼掰两半，还能更便宜。不过到现在，F-35还没正式投产，预估造价就已经超过F-22，如今这半个烧饼已经比原来的一个还贵了。


  
最倒霉的还是等飞机的用户，面对无休止的涨价和拖期，美军内部已经龃龉不断，那些参加F-35项目的外国盟友更惨，赔钱搭时间不说，最初设想成轻型多用途战斗机的F-35由于结构超重，将来几乎只能当战斗轰炸机来用。面对中国的J-20和俄罗斯的T-50这样的重型第四代空中优势战机，只能说当初抱着美国大腿，想靠F-35为自己撑起21世纪的一片天那些国家将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头号主力尚未服役就已落伍的命运。


  
F-35并不是美国眼下唯一的高科技烂尾工程，好歹F-35还要造。美国昔日最引以为傲的航天飞机已经被彻底放弃了，当初美国人用航天飞机发射了哈勃太空望远镜，让人类了解了河外星系，看到宇宙的另一边，发现了暗物质，让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自己所在的世界。不过哈勃望远镜是用航天飞机发射到位的，也只有用航天飞机才能维护修理哈勃，现在美国没了航天飞机，只好让这只长在太空的眼睛自生自灭了，NASA预计哈勃望远镜将在2013年失去控制，再经过七八年之后自行坠入大气层。


  <h2>让我们锻造胸怀，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h2>

  
航空航天是美国用举国之力捧红的明星产业，尚且如此，其他产业就更不用说了。孙子兵法里有这么句话：“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意思是说，如果兵力少的一方凭坚固守，那么兵力多的一方就可以绕过去将其围歼。


  
打仗的道理对工业也是一样的，美国是人口最多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以它能成为西方列强中的霸主，能和美国并驾齐驱的不是任何一个西方列强，而是人口和美国差不多的苏联。说到底一个国家要维持工业体系持续升级，必须要有足够的人口。每当一种更复杂的机器出现，只有能招募到足够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产业升级才能进行下去。在一次又一次产业升级中只有人口足够多的国家才能甩掉所有对手。


  
反之，如果产业链已经拉长到把人口基数用光了，那就只能拆旧的补新的。每个国家都会把用来保命的军事工业留在手里，拆出去的工业首先是能赚钱，能滚动发展的民用工业，等民用工业拆得差不多了，机床、工业设备制造行业也会追着民用工业这个大客户而去，只留下军事工业。


  
虽然军事工业往往代表着一个国家最高的技术水平，但军工造出的枪炮都不能再用来造别的机器，一旦本国没有了民用工业，军事工业也不能把军用先进技术转移到其他产业。再也没办法实现用机器造机器，用老式机器造更先进的机器这种工业化循环。只要别人的工业化循环一运转起来，积累出新一代技术，这些昔日的帝国很快就什么也不是了。


  
现在的美国、欧洲、日本，或者一个世纪以前的英法都是同样的路数。而人口充裕的国家则拥有无限的可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美国有1亿人，英法这些老工业霸主都不到它一半，所以英法只能眼看着自己的霸主地位丧失。


  
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讲，有这样大的人口基数，如果不突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限制，也会百病缠身。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展到顶，能造出来最复杂的工业产品也就是蒸汽铁甲舰或者铁路。


  
事实上从南北战争之后，美国人就一直在大修铁路，因为当时的美国权贵还不敢掀起造舰竞赛，挑战大英帝国的海上霸权，美国人能做的也只有修铁路。那时候修铁路纯靠人挑肩扛，花二十几年修了30多万公里，是我们现在的3倍不止。


  
当时美国人修铁路是靠卖债券筹钱，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每隔几年美国就会因为修出来的铁路赚不到钱而爆发一次铁路债券危机。等危机过去，美国人和国外投资者也只能依然如故继续炒卖债券修铁路。


  
蒸汽铁甲舰或者蒸汽时代的铁路系统都只有几十万种零配件，就算同时维持几套彼此独立的产业链体系互相竞争，也只能支撑起几百万产业工人队伍，和四五倍的第三产业、农业人口，加上受抚养的家人，美国还是有一半人要游离于工业化进程之外。


  
游离于工业化进程之外的人，穷的要找工作，富的要把钱拿出来投资保值。美国人在突破下一次工业革命的瓶颈之前，只能把蒸汽时代产业链最长的铁路拿来一遍一遍炒冷饭。


  
正是这样的人口-产业链关系决定了当时的美国必须进入下一次工业革命。不然游离于工业化进程之外的人口始终无法得到公平和幸福，只能不断激起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冲突。到了19世纪后期，美国各地的罢工和抗议风起云涌，我们熟悉的“五一劳动节”和“三八妇女节”，都源于这个时代的美国。为了镇压罢工，美国资本家和财团雇用了大量私人武装，仅仅平克顿侦探社一家的打手就超过美国陆军的总兵力，装备也只好不差。手段从早期的马队驱散、非法逮捕，到后来的刑讯、处决、血洗，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发生了大规模屠杀之后，老罗斯福把洛克菲勒请到办公室里往桌子上拍手枪也无济于事，毕竟出了白宫的门，还是洛克菲勒的武装打手比美国政府军多。


  
说到这儿，想必大家会联想到眼下中国的一堆社会问题，虽然没有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美国人那么生猛，不过让人愤慨的事照样天天都有。只是愤怒和眼泪从来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只有看清问题实质，顶住压力坚持到底才是正路。如果跳出一时一事一国一地的局限，从更大的历史尺度上看，当社会矛盾日渐加剧的时候，也就是下一次工业革命到来的前夜了。


  
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40来年，这40多年也是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彻底脱胎换骨转型为工业国的40年，也是全世界全面和平发展的40年。


  
但是这40多年来，真正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只有中国，中国的强劲出口和巨额外汇储备正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出口，全世界都享受到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好处。


  
笔者有一次深入非洲的一片不毛之地，与沙漠、戈壁、盐沼之类相比，用不毛之地形容恐怕有点太小瞧那个地方了。那是一片巨大的熔岩池，古代火山喷出的熔岩覆盖了整个地面，一片黑红色。火山岩是一种多孔的玄武岩，裂开之后断口锋利如刀，我们的当地司机为他的4×4越野车准备了5个备胎，跑了几百公里用掉3个。这片熔岩地上根本没有鬣狗、狮子一类猛兽，因为火山岩会把它们的脚掌磨破，笔者的鞋几天就磨掉了一半。不过这里还有人类居住，养着一些山羊，由于没有猛兽，也没有敌对部族要跑来这里生活，当地人根本不需要像其他非洲部族那样武器不离身。这些人贫困到了极点，几乎衣不遮体，不过每人脚上都穿了一双鞋，凉鞋、拖鞋、旅游鞋都有，全都是中国造的。


  
由此想到的是事情的另一面，如果中国货已经卖到了这种偏远的地方，那么这个地球差不多也已经填满了。显然我们不可能再靠出口长期支持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了。


  
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9.68%，而在2000年，我们的城市化率只有36%，也就是说，短短10年，我们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亿，那么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显而易见，这两亿人现在靠什么生活？


  
笔者经常趁周末出去游山玩水，这几年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的好车多了起来，经常有一些郊区的单位门口停着几十辆锃光瓦亮的新车，档次都不低，毕竟中国人随时随地喜欢攀比。


  
不过车的主人并不是这些单位的员工，而是这几年“被进城”的郊区农民，买车的钱是征地补偿金，买的车不乏奥迪、奔驰、宝马。虽然一下拿到了不知多少万，但是他们却没有其他的技能，更没有投资创业的眼力，失去土地之后，唯一的选择就是去买辆车，当个黑车司机，就算没什么乘客，也总比闷在家里赌钱强。


  
但是车都是会用旧的，开黑车无论如何也挣不回一辆奔驰宝马。任何人都不喜欢生活水平下降，更不喜欢在亲友面前丢面子。无论一次性给多少拆迁补偿金，最终还是需要靠就业来解决问题。


  
这些年来中国受过高度教育的年轻人也在暴涨，现在每年新毕业的大学和大专毕业生高达近800万，现在的大学生念书都是花父母一辈子攒下来的钱。社会必须每年创造出几百万份有发展有前途的工作机会，他们才能有办法对得起自己的父母。


  
除了这十年来新增的2亿多城市人口，我们还有6亿多农民等着进城，很显然我们需要为这么多人找到工作，我们需要创造就业。出口市场却差不多饱和了，加上欧美已经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再也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印钱发债，发债印钱，靠创造空心货币来创造需求。这十年来我们自己也在用房地产和房贷创造货币拉动工业化进程，不过现在房地产调控已经势在必行，因为如果大家都买不起的话，不调控也不会买了。看起来每一条路都被堵死，我们该如何应对？


  
从产业链本身来讲，历史上最强大的工业国总人口只有两三亿，整个欧盟也只有5亿人，比我们现在的城市人口还差一亿，何况欧盟里还有一大票没啥工业，靠卖债券跟着德法混日子的。不管是美国、苏联，还是欧盟，没有人提供过一个够让五六亿，乃至十几亿人口找到位置的工业体系供我们克隆。


  
看起来我们唯一的办法似乎只有靠自己突破了，哪怕要突破的是欧美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不过好在工业化进程和工业革命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基本零配件规模几十万，人口几百万的国家可以实现工业化，超过两三千万的反倒很难。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基本零配件规模几百上千万，没有几千万人口的国家只能淘汰，几亿人的国家才开始有机会实现工业化。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只有几亿人口才能入门，我们这种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可以顺势而上。


  
按这个趋势，下一次工业革命必然只能在人口超过10亿的国家中发生，这样的国家现在只有两个，中国和印度。显然，是我们的工业基础和社会基础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最近。印度不去说它，欧美日的发展方向已经转向工业化之外，不管是印钞立国还是绿色经济，都只是把产业链越做越小的逆工业化，并不能带来任何突破。


  
现在，我们唯一不知道的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会是什么样，会如何展现新的指数增长方式，但我们一定是最应该向第四次工业革命欢呼的国家。

第七章 70亿人的幸福额度


  
不过光说“和平崛起”口说无凭，要取信于全世界我们还需要有所作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并不是和平，也显示不了什么诚意，只能叫自宫。没有人会把太监叫绅士，100多年前我们只有被侵略的命，只是因为几百个中国苦力用了一白天时间铺了10英里铁路，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就让美国出台了一个“排华法案”，而“排华法案”被彻底取消却是在越战期间，到了2011年中国有了隐形飞机、航空母舰，美国人才忽然想起来要为这个种族歧视的法案道歉。有雷霆之力怀菩萨心肠，才能让人感受到我们对和平是认真的。


  <h2>出口工业品与出口工业：两种不同的国家叙事</h2>

  
世界和中国走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门槛时，我们还面临着很多问题。无论社会公平、正义，还是民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劳动分配上的平等，这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要靠发展来解决。


  
说到底，工业化社会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最终都取决于自己从事的工作和所具有的专长对别人是不是必需的。医生、民航飞行员这类工作职位之所以高薪，是因为其他人需要把生命交给他们，他们的专业技能又很难被代替。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技术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分工会越来越细密，在欧洲、美国、日本，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都有非常黑暗的一页，普通民众不只被剥削了劳动果实，连生命也可以被随意掠夺。但是到了现代，当他们的工业化发展再也无法取得突破的时候，民众的生活开始变得富裕，社会开始变得昌明。最根本的是在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工业复杂程度超出了人口极限，以至于必须对外进行产业转移。


  
笔者在前面根据美军的库存代码推算出美国的军事工业拥有大约3000万种基本零部件，其实所有北约国家和绝大部分美国的盟友都在使用这套编码系统，根据国外的调查数据，所有北约国家总共使用了大约1亿个编码，加上民用产品的零部件，欧美日的工业体系包括的零部件种类超过2亿种。


  
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总共有9亿人，工业就业不到2亿，很显然发达国家的产业链已经发展到了坑多萝卜少的阶段，每个人干的工作都无法取代了，自然每一根萝卜都值得珍惜，除了政客反倒都差不多。


  
甚至连失业者和罪犯也不是全无用处，失业者提供了备用劳动力，社会要提供福利保证他们能够接受教育，有地方住，有尊严地活下去，不会因为丧失对社会的信心而搬到监狱里去。监狱和服刑罪犯的存在则对失业者和其他人提供了一种负面震慑。这种用处让社会至少要让罪犯能活下去，并且获得尽可能高的曝光率。


  
坑多了萝卜值钱，萝卜多坑就值钱，这是最简单的常识。笔者作为中国庞大产业体系中最基层的一根小萝卜，最大的希望当然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发展，每分钟都能挖出尽可能多的坑，让我们每一根大小萝卜都能更加值钱。任何一种希望以减缓发展，甚至停滞倒退为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声音，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接下来，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发展，如何让工业化指数增长继续保持下去。


  
很多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都依赖出口拉动。但是眼下，欧洲正陷于债务危机，欧洲各国的钩心斗角让欧盟的自救行动举步维艰，货币信用危如累卵。


  
美国虽然刚刚挺过上一次次贷危机，然而这种暂时的经济复苏其实是建立在2011年8月份提高国债上限2.1万亿的基础之上的。以美国花钱的速度，2万亿只能用一年半，到了2013年，只能再次提高国债上限，或者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直接印钱。就像“狼来了”那个寓言故事，不管是一再提高国债上限，还是直接印钱，只会让人们对美元的信用迅速丧失信心。


  
至于日元、英镑，去年则是一个遭天灾，一个遇人祸，被破坏的城市、街区不要说重建，连废墟瓦砾都没清理出多少。因为这两个国家根本拿不出银子来，债务早早已超过GDP的2倍以上，连借旧债还新债都难以维持了。


  
世界主要贸易结算货币不是岌岌可危就是濒于崩溃，没有外汇怎么出口？


  
而且，就算欧美还能印出钱来买消费品，也不一定要向我们买。道理很简单，中国出口加工业快速发展的30年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变化的30年。装芯片的新玩意层出不穷，就算欧美人也要先解决有无问题，中国货最便宜，自然是入门首选。


  
但是现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已经逐渐淡去。欧美人的家里早已经什么都不缺了，再买新东西无非是追求个奢侈，奢侈品买的是面子，与其买中国货，还不如买日韩，甚至欧美本土的。


  
这几年美国苹果公司迅速崛起，在手机、MP3播放器、平板电脑这些行业里迅速占领了世界霸主地位，正反映了这种变化。奥巴马提出美国再工业化，也是基于同样的信心。


  
这样的变化反映到中国经济上，就是最近这些年的发展更多的是依靠投资拉动，不过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靠房地产，现在房价已经高到政府下决心必须调控整顿的地步，就算不调控，老百姓也买不起房。投资拉动不说难以维持，至少是难以继续扩大规模了。


  
至于靠消费带动还是很久以后的事，建立一种更公平的分配体制至少不是指日可待。因为我们说到底还是萝卜多坑少，“坑”是一种资源，掌握分配“坑”权力的政、企管理层的大萝卜们，自然比我们这些小萝卜值钱得多。这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也只能承认现实。


  
至于学习别人走过的路，前面已经论证过是不可能的了。像美国那样发债印钱，当金融吸血鬼，早晚会丧失自己的造血机能，丧失工业领先地位。何况美国印钱一直是靠我们的商品提供最终信用，保证美国不管印多少美元，美国老百姓买到的中国货都不会涨价。我们要是印钱，谁又能给我们当造东西的中国呢？


  
如果像苏联那样靠穷兵黩武保持工业发展，早晚会走上歧途，丧失产业升级的能力，最终走向崩溃。而且苏联打冷战，前半段一直有中国帮忙，直到在越战中重创美国，逼迫西方花了20多年时间进行军事、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全面转型，又让苏联相对轻松度过冷战的后半段大部分时间。如果我们要学苏联，谁来给我们做那个能放下分歧共同对敌，而且还能重创整个西方的中国呢？


  
如果像解体后的俄罗斯那样靠卖国有企业来筹集资金，只会迅速摧毁企业之间早已存在的产业链配套关系，立即耗尽企业流动资金，导致整个工业化进程迅速崩溃。事实上我们过去搞过几次“国有股减持”，每次光听楼梯响就会引起一场股市暴跌，有俄罗斯“休克疗法”的下场摆着，市场本身就不相信私有化。当然，现在股市有了做空机制，各种热钱大概倒是巴不得能有这样的超大利空，反正散户的钱不卷白不卷，不过俄罗斯、东欧的寡头们靠“休克疗法”卷走老百姓的钱，却没有激起惨烈的社会冲突，一样是靠中国高速发展的工业为俄罗斯人、东欧人提供了廉价必需品、消费品，自己有没有工业老百姓都能活得下去。我们真的脑残到要学俄罗斯玩休克，还是一样要给自己再找个中国给自己打点滴。


  
看起来似乎所有路都是死胡同，不过笔者自己一点也不担心。我们这几十年每次都能把死棋走活，死路走通，还能越走越宽阔。因为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发展工业，建设工业化社会的努力。


  <h2>霹雳手段常用，菩萨心肠尽显</h2>

  
七八年之前，东南亚、西亚、拉美各国的工业最先开始高通胀。最近两年，南欧和东欧的国家工厂也垮了，西班牙这种曾经的帝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40%，政府养得起才怪。所以西班牙人庆祝完了世界杯夺冠也不回家，占据街头和广场，接着示威暴动。现在，连爱尔兰、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都撑不住了，担心国债崩盘。偶尔看到的消息，一路做空各国国债发财的投机客们甚至盯上了法国，开始做空法国债券。


  
这一系列的动荡，本质上和辛亥革命前后的那一波动荡同源，都是因为世界市场饱和，没有工业或是工业走下坡路的国家在殖民地化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主动或被动地破坏旧制度。


  
说穿了，谁也不愿意乖乖地变成别国工业的附庸，当出口资源、进口工业品的殖民地。几十年前，它们被西方逼着当殖民地，殖民地的苦处自然清楚，现在虽然搞工业搞不过中国，但大乱在即，总要琢磨点别的办法。哪怕老老实实向中国出口铁矿、石棉花，进口工业品的印度也总有自己的小算盘，动不动就在国内煽动反华情绪。


  
从实力上说，如果美国不插手，不管是印度还是菲律宾，也门还是希腊，当不当殖民地不是这些国家自己能决定的。或许他们有拒绝向中国开放市场，自主建设工业体系的想法，但不管在财政上还是军事上，这些国家都缺乏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的能力。印度内地有几千人游击队，核武器装不到导弹上、核潜艇没有反应堆，菲律宾的旗舰是“二战”产品，也门希腊连自己的政府都养不起。


  
如果美国和资源出口国乐意中立，中国会走当年德国日本的路子，用武力为自己夺取市场和资源产地的扩张之路吗？这种片面的观点不是没有市场：从人口和工业力量上看，13亿工业人口的中国，如果真的想为自己寻求一个40亿人的殖民地，肯定要比当年几千万工业人口的日德试图征服世界要容易得多。


  
不过打仗并不是玩战略游戏，算武器性能，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两支力量的生死较量，也是两个工业体系的存亡选择，终究不能不讲人心和经济基础。1941年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的时候动员了550万大军，苏军只有340万左右。而且苏联当时缺乏汽车、燃料和电台，部队靠民用电报联系，行军靠征用民用的卡车、公交车。一打仗老百姓跑光，苏军基本上就成了聋子加瘸子，进攻不知道敌人在哪，防御不知道敌人从哪来，撤退都拉不走大炮、辎重，步兵走不出几十里就被敌人的坦克追上了。德国人靠着装甲集群的机动优势，不断地发动铁壁合围，把数百万苏军抓了俘虏。


  
但是德国人却没有顺利拿下莫斯科击败苏联，这是因为德军把兵力平铺到漫长的战线上，北线打到列宁格勒，中线打到莫斯科，南线打到黑海、斯大林格勒，哪个战线都在打，哪个关键位置都形不成绝对优势。


  
分兵是兵家大忌，但是在侵略战争中却无法避免。因为打苏联是抢地盘，抢东西，纳粹和德军内部的每个小集团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德军总参谋部一心想直捣莫斯科，切断苏联东西和南北的交通枢纽，给自己抢个头功。希特勒却想打南线，夺取高加索油田，给苏联来个釜底抽薪。稍有机会，就把南方集团军群的200多万大军从总攻莫斯科的轴线上抽走，南下去打基辅、打克里米亚。南线德军往南走，北集团群也往北走，去夺取白俄罗斯，围攻列宁格勒，因为纳粹党和军火寡头都很想夺取那里的造船、有色冶金、精密制造工业设施和有北欧、日耳曼血统的工业人口。


  
1941年德国人占着优势，这三条战线主攻哪一条都行，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每打赢一仗都会让苏联人更加慌乱，更加沮丧，更加无险可守。但是纳粹德国却弄不清楚生死存亡之战和限时抢购有什么区别，战争开始没三个月，几百万德军就开始屁股对着屁股各抢各的地盘，让苏联人很快就得到了喘息之机。等斯大林、朱可夫明白过来，把有数的坦克部队收拢在一起形成铁拳的时候，分散在漫长战线上的德军就无法避免被各个击破的命运了。


  
不只德国如此，发动侵略战争的都差不多，苏联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全球扩张，一会儿去东非搞代理人战争，一会儿去西南非搞代理人战争，一会儿支持越南在东南亚扩张，一会儿亲自上阵要打通阿富汗。哪个战略方向都没少折腾，哪个方向上也形不成拳头，拖在那里日废千金，最终消耗光了国家进行产业升级的老本。


  
苏联下山，换了美国上山，也一样是四面扩张，四处放火，不同的战略利益集团在不同的战线上带着几万、十几万美军限时抢购，烧掉几万亿美元的金山银山，最后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还是哪都拿不下来，同样丧失了继续进行产业升级的机会。


  
如果我们也走武力扩张这条路，恐怕也同样无法平衡各种利益，各种意见，最终一样会把生死之战打成限时抢购，而被侵略的受威胁的国家则会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内线防御力量。当然我们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对于这种事情早有判断力，就像前面说过的，“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打过五次对外战争，但每次都是自卫，没有侵略他国一寸领土，所以即便当时我们一穷二白，照样可以打败巅峰状态的美国、苏联，而且不会影响自己的发展。


  
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和平崛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不过光说“和平崛起”口说无凭，要取信于全世界我们还需要有所作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并不是和平，也显示不了什么诚意，只能叫自宫。没有人会把太监叫绅士，100多年前我们只有被侵略的命，只是因为几百个中国苦力用了一白天时间铺了10英里铁路，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就让美国出台了一个“排华法案”，而“排华法案”被彻底取消却是在越战期间，到了2011年，中国有了隐形飞机、航空母舰，美国人才忽然想起来要为这个种族歧视的法案道歉。有雷霆之力怀菩萨心肠，才能让人感受到我们对和平是认真的。


  <h2>拼老命也要抢占工业制高点</h2>

  
既然是和平崛起，就不能以势压人，而要以理服人。


  
在工业化社会，这个理就是技术领先，工业强大。谁也不会觉得索马里海盗有理，可如果不是索马里连政府都没有，各国的远洋渔船蜂拥而至捞光了近海的鱼，索马里渔民又何必铤而走险呢？反之，能派遣护航舰队的工业化国家才是秩序的维护者，谁又会记得用海豹突击队狙杀海盗解救人质的美国正是让索马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始作俑者。


  
朝鲜以前参加六方会谈总被认为是虚张声势，做了核试验再谈才叫展示诚意，保持不断的进步才有理可讲。历史上，拥有持续技术进步能力的国家总会充满信心，也能为自己赢得更多的朋友。


  
反倒是发动军事冒险的，总是些对自己和平发展前景没什么信心的国家，希特勒天天担心苏联完成工业化之后打过来，趁着苏联的精细化工产业升级没有完成，有飞机没高辛烷值合成汽油、有汽车没合成橡胶造轮胎、有无线电技术没高性能电容造电台的时候发动战争。德国的盟友日本更是想靠一次偷袭打垮美国的士气，以免美国把全面技术优势、产业优势变成无穷无尽的飞机大炮，这些赌徒到头来都是自寻死路。


  
邓小平讲“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工业化时代，发展归根结底要靠技术进步。那么技术进步靠什么呢？


  
军事技术一直以来都是工业技术金字塔的塔尖，通过军备建设在某项技术相关的原理、工艺、技术标准、故障模式、可靠性上进行积累、试错，直到这项技术完全成熟之后再应用到民用领域一直是先进国家技术、产业发展的标准模式。


  
比如，现在制作旅行水壶的聚碳酸酯塑料最早被用来制造战斗机座舱盖，尼龙最早被用来造降落伞。现在旅游鞋的发泡塑料鞋底是美国人为了登月计划专门给宇航员开发的鞋底材料。同样为登月任务中处理宇航员排泄物开发的透析技术现在则用在医疗上，每年都挽救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我们生活中的几乎所有技术都能找到军用领域的最初渊源，因而如果我们要对自己的消费品工业进行产业升级，要对世界发展做出贡献，也必须掌握这样的技术源头。


  
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也正在进行战略转向，拼凑反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全球战略联盟，将新遏制主义的矛头对准我们。工业化进程不进则退，如果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倒退，我们这些在最基层工作的人将首当其冲地变成牺牲品，这种事情自然不能容忍。


  
但是任何联盟都要有个主心骨，美国能拼凑这样的联盟，也就是依赖先全世界一步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形成的技术优势。


  
如果我们干脆直接追上，美国人在联盟里还要玩梯次配置，自己装备F-22，一等盟友卖F-35，二等盟友卖F-15，三等盟友卖F-16……在J-20甚至更加先进的武器面前，这种遏制中国的联盟战斗力根本就是渣，搞起来也是给美国军火商敛财，哪个参加联盟的也都得想着给自己留条后路。很显然，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我们必须跟上，必须恶补的功课。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是芯片，和我们的钢铁工业、汽车工业、机电产业相比，我们的芯片工业比美日仍然微不足道，软件业还在与印度比排名。因为美日的微电子产业经过三四十年的积累，大部分生产设施、基础科研都是以前投入的。他们每进行一次技术升级需要的新投资并不大，每一代新产品的成本也会比较便宜。


  
而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起点很高，初始研发经费大多是企业无法负担的，欧美也主要是通过军费和专项扶植资金带动，比如互联网的前身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防部高技术发展局投资开发的ARPA网。


  
现在微电子产业的工艺技术已经发展到了0.1微米级，每个硬币大小的芯片中包含10亿个晶体管单元，而且还没有到达极限。如果我们想靠商业资本投入这种研发，肯定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永远处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阶段。


  
反之军用技术首先讲的是国家安全，买芯片造飞机、导弹是玩命，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从秘密渠道买到了美国最新的芯片，把它用在Su-27战机上，不过没过多久，美国就切断了这些渠道，结果苏联人只好把造出的几百架机身扔在库房里等芯片，什么时候买到芯片，什么时候再装雷达、火控。真正买到这些芯片的时候，苏联已经快解体了。而这些终于完成生产的Su-27大多没有交付给俄罗斯空军，而是打折卖给了中国、印度、越南、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以此换点外汇。


  
现在我们冲击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所有条件都已经具备，我们有几亿人的工业人口规模，还有几亿农民需要工业化生活，有一年几百万的高等教育劳动力增量，我们还有一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军队，操纵着所有工业化国家中平均水平最落后的武器装备。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必须要以军用技术进步为牵引，完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构建，再将这些技术分享到民用领域。以军工引领的高技术，就是我们必须占领的工业制高点。


  
一旦我们的工业完成升级，接下来自然就会甩出来一堆旧技术、旧设备，这些技术在国内未必还有人愿意要，我们获得这些技术有的是苏联当初送的，有的是我们自己山寨的，并没有多值钱，自然就可以向贫困的第三世界全面转移。


  <h2>我们已经有了输出工业化的资格</h2>

  
我曾经和你说过多少次，当你把绝不可能的因素都除去以后，不管剩下的是什么——不管多么难以相信的事——那就是事实。


  
——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的逻辑也就是本书的逻辑：中国工业社会必须扩容，中国的工业技术必须全面升级，但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为世界人均的1/3，耕地面积仅为世界的1/3，矿产资源平均下来为世界的1/2。这些资源维持一个平均水平以上的工业社会肯定远远不够。


  
既然工业必须继续增长，产业必须升级，中国也就必须获取资源，而且是越来越多的资源，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是随着欧美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世界市场已经饱和，特别是出口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越来越多地陷入革命和动荡。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自然要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国际责任了。


  
所幸，我们这几十年来在坚持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没放弃过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为全世界穷人争口气，找出路的责任。这个责任也正是我们的出路所在。


  
乍看起来，欧美债台高筑印不出钱来，发展中国家自然也没有钱，不过，想想咱们前面聊过的美元，它是干啥用的来着？美元、欧元、英镑，不过是结算工具。


  
现在我们绕开美元、欧元，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直接签货币互换协议，咱穷人之间互通有无，不鸟他们那些欺行霸市的钱串子恶霸行不行？


  
在过去这个不行，过去没人敢惹恶霸，尤其恶霸要靠控制国际结算收铸币税。不过有了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一穷二白都敢抗美援朝，还能打赢。现在我们隐形飞机都有了，我们不会战争，也不惧怕战争。


  
我们的工业化道路对于别的国家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毕竟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打赢朝鲜战争，都能先后从美苏双方得到产业转移。但是，中国人口占世界的1/5，工业压倒所有国家，钢铁、水泥等许多工业品的产量已经超过世界一半，这样一个国家要完成产业升级，乃至于突破下一次产业革命，必须要有机会把钢铁造成机器，把水泥造成工厂。要在这个过程中学会设计机器，发明机器，真正全面掌握产业升级能力。


  
很显然发展中国家最想要的就是机器和工厂，中东的埃及、突尼斯、利比亚这几个国家之所以发生变乱，是因为它们的失业率都高达40%左右，几千万年轻人没有工作，看不见自己的未来，自然要出事。这样的国家全世界到处都有，只不过其他地方的国民更穷，教育水平更低，对社会不公的忍耐力更强，可以发推特的智能手机还没普及，发生变乱要慢半拍。所有这些国家的出路都是搞工业，最起码把农业机械、水利、化肥、农药那套东西建起来，解决吃饭问题。


  
正好我们需要造机器练手，他们要买机器开摊，现在欧美日自顾不暇，这买卖不干白不干。而且我们要完成产业升级，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大事，就是资源和市场从哪里来。


  
从中国人的视角看来，既然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工业产能占世界总量的比例从7%上升到20%，又上升到接近40%，那么再增加到90%甚至99%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如果从其他国家的视角看来，这又意味什么？


  
当然，科威特、沙特甚至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可以抱着打酱油的态度卖石油，反正不管谁在造东西，都需要石油，自然就会拿出足够的工业品和他们交换，他们自己那点人口也造不了什么，三个饱两个倒也就一辈子了。


  
但是工业化并不只需要石油，矿产品、农产品也都是必需的。这几年中国工业迅速崛起，让很多国家的工业难以竞争，工业崩溃收不上税，自然导致财政崩溃，民众连现有的生活水平都维持不了，更不要说未来，自然会陷入变乱，政局动荡会导致更大的经济灾难，变乱自然也会长期化，这样的长期变乱肯定会导致我们经常性地出现资源短缺，影响工业化进程。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现在正是把出口工业制成品的模式转变成出口工业本身，甚至出口工业化进程这种全新模式的绝好机会。


  
输出工业化，需要用工业化时代的科学理性突破农业时代的狭隘市场思维。在农业时代的市场经济中，人无我有才能垄断，才能发大财。但是，工业时代，越有效率的工业往往也越复杂，越复杂的工业就越需要多个企业配合。从长期来看，人无我有不如共同协作，搞产业升级。


  
几十年来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工业从沿海向内陆扩散，不论是当年的三线建设，还是这些年的产业转移，都没有造成沿海地区的萧条。相反，在更多的配套厂、合作企业的配合下，原来造小五金的工厂现在可以造汽车，甚至琢磨造飞机，把小配件的生产大量外包到内地；过去造普通机床的工厂现在可以造数控机床，机床的外壳、基础等简单铸件挪到了西部的企业生产。再加上沿海地区在内地的投资本身就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回报。沿海地区尽管一再抱怨“民工荒”和“产业外逃”，楼却越修越高，白领越来越多，研发中心的规模越来越大。


  
这就是内部输出工业化的结果，在国际上有没有参比性？答案是肯定的。中国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卖给别国，甚至送给别国的工业品，再多也会用完。


  
当年越南战争结束的时候，由于美国扶植的南越垮得太快，中国、苏联援助越南的武器和物资根本没用光，在越南的仓库里堆积如山。而南越和美国人也留下了几十万美式部队所使用的装备。再加上越南人用中苏物资供应的100多万军队，从纸面上看，越南军队的装备水平超过了不少工业国家，所以才敢于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到现在，从纸面上说，越南还有几千辆坦克，几百架飞机，但除了近年向俄罗斯重新购买的几十架飞机，大部分武器装备怕是动都动不起来，只能卖废铁了。除了老挝、柬埔寨等邻国，没有谁还把越南的军事实力当盘菜。这就是没有工业的后果。现在自己造不出工业品，要享受工业化生活的人口却越来越多。像尼日利亚、埃及、也门等国，很快就要因为没有工业而崩溃了。这样的国家，让他们买更多的工业品很难，假如中国主动表示愿意帮助各国建设工业社会，可以想象，这对所在国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输出工业化，绝不仅仅是卖一批机器那么简单。事实上，缺乏工业传统的国家就算得到了全套的工业装备，也会在几天内把机器糟蹋成一堆废铁。100年来，后发大国中只有中国变成了工业化国家，这个事实足以证明搞工业的难度。


  
借鉴当年苏联援助中国的模式，首先，中国要帮助这些国家调查本国资源，规划工业布局，然后才能谈判具体的贸易条件——否则这些国家根本不知道自己适合搞什么样的工业，也就完全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化。然后中国按照规划，为这些国家定做机器、派出专家、技工，手把手教他们搞工业化。当然，也不能忘了建设双方共用的矿山和基础设施，毕竟交易不是纯援助，中国工业则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为自己拿到足够的资源供应。


  
现在新疆有个可可托海矿，又叫新疆锂盐厂，资源储量异常丰富，也是当年苏联和中国联营建设的。在苏联援助停止后，这个矿在生产高峰年份曾以自己的矿产偿还过当年40%的苏联债务。


  
机器和技工只是工业化社会建设的一个方面。对于农业化国家来说、教育、城市规划、经济政策调整都要和工业化经济建设同步进行，甚至提前进行。这些改造同样得由工业化国家指导来进行，当年苏联援助中国，专家不仅要帮助中国建钢铁厂、建煤矿，还要帮助中国建学校、编教材、规划城市，训练公务员，甚至连艺术团和电影厂都要并入工业化社会的建设一起统筹。至于改造农业和打破农业社会结构，更是工业化绕不过的环节。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第一轮改造20年也未必能干完。当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只持续了六七年，本身是被政治冲突打断的特殊现象。中国能把这六七年不完整的援助化作一个完整的工业基础，和中国通过革命战争形成的先进结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有关系，不能作为各国的通例。


  
20年的工业输出远不是被输出国建设的结束。从中国的经验看，20年时间，最多也不过是把接收过来的工业体系理顺，刚刚从照猫画虎地操作机器变成理解机器是怎么工作的。20年前的实习生，到这个阶段也只是勉勉强强地当总工。


  
概括地说，这20年只是工业社会的入门期。还是拿中国当例子，1961年苏联向中国转让Mig-21战斗机的制造技术，1966年中国制造了第一架J-7。但是，能制造，能修理，只意味着中国人看懂了图纸，了解了制造流程。从设计思想上来说，依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即知道苏联人是怎么设计的，但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这么设计，更不知道修改某一处设计会对飞机的整体性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直到80年代，中国人造的J-7飞机还是Mig-21的翻版，无法根据中国自己的需求和工业布局进行全面修改，产量一直不大。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开往前线的陆军偶尔看到一架J-7，都感觉异常惊奇：“中国也有尖头的飞机了！”中国人真正“吃透”Mig-21的图纸，敢于结合中国国情调整设计，是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的时候还在继续改进。最终停产J-7的时候，已经是2006年，离四代隐身战斗机首飞不足5年。


  
类似地，从1956年苏联援建的一汽投产，到中国吃透技术，自己从头建造、调试一个汽车生产基地，在二汽批量制造卡车，前后经历了22年时间。等到1986年，二汽产量和一汽持平，已经是30年时间过去了。


  
二三十年的入门期过后，只能说接受工业输出的国家拥有了自己的工业社会。但水平上，最多也就是几十年前接受输出时的先进水平，转眼一看，追赶当前先进水平的路还长着呢。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在最有利的国际环境下接受产业转移，又有充足的工业人口支撑，还有一个稳定的国内外局势和政府的各方面支持，又追赶了30多年，到现在也只是在规模上变成了一流工业国，水平还有待提高。这已经是最快的工业国发展案例了。


  
现在的世界，工业比我们中国当年接受苏联援助的时候复杂得多，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对工业的积极性比中国当年差得多。从社会结构上来说，这些国家还没经历过革命，搞工业的动员能力和中国当年没法比，所以，中国60年走过的路，这些国家走上100年也不稀奇。输出工业化这个交易如果做起来，是个长久的买卖，至少比美国印钞，比苏联扩张，比中国垄断世界消费品市场要长久。


  
中国这30年输入工业化，是个被动的过程。其实大部分国家都是不自觉地搞工业化输出或输入的，因为农业时代的思想一直主导着世界，大部分国家并没有主动引进工业，制造经济不平衡的发展意识。从历史上看，最大的主动两次输出（入）工业化，都发生在中国，一次是苏联援助了一个半“五年计划”，一次是中国主动地进行三线建设。两次运动，各自从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分出一批工业“种子”到落后地区，发展成另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动机上说，两次输出（入）工业化都是因为军事压力。但客观上看，中国因此成为了输出（入）工业化经验最丰富的国家。如果中国选择这条路的话，只要把历史经验收拢一下，收发自如毫无问题。这是我们给世界引路的资格。


  
而且很显然，面对美国开始从战略上转向遏制中国，输出工业化也是对抗所有反华势力的最好办法。这些工业上本来要破产的国家，反华无非是因为不希望中国垄断工业，因为美国日本忽悠他们说要带他们进入工业时代。不管可信不可信，这起码算是一根救命稻草。如果中国以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身份向他们伸出合作之手，愿意帮助他们建设工业社会，中国做到的将不仅仅是消灭反华势力，而是成为世界领袖。


  <h2>只要有超级科技，就会有超级能源</h2>

  
那么，最大的悖论来了：关键性问题——资源。输出工业化，势必造成大批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提高他们的资源消耗，让资源末日提前到来。既然中国输出工业化就是为了换取资源，那么让资源危机提前到来有何好处呢？


  
绕不过去的事实是：人类现在利用旧能源的前景并不美妙，现有的矿石能源，不管是煤炭、石油还是铀矿，都将在一两代人内枯竭。同时将枯竭的还有高品位矿产。


  
这个问题的解决，要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来说。


  
从短期看，其实工业化本身就隐含着资源的增加因素。现在世界的资源储量，是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工业化，实际上处于经济殖民地状态这个前提下的。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必然没法对国土进行详细勘探，老百姓里根本没几个知道什么叫石英，什么叫玄武岩，千秋万代地从矿脉上面走过也不知道这东西的用处。外国公司勘探得再好也是埋着头走一条线，好多重要矿藏，只要勘探成本稍微高一点就被略过了。


  
另外，经济殖民地国家，中央政府财政能力弱，管不好治安，往往勘探队也没法下乡扎根，只能沿着主要交通线走马观花就算，偏远一点的地方也就是在飞机和卫星上看看。发现价值高的富矿，还可能下去叫傀儡政府控制一下，小矿脉、贫矿往往就直接放弃，还不够请雇佣兵的呢。


  
这两个原因决定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国土勘探水平比较低。比如说，沙特是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但国土勘探率都不足一半，非洲除了南非和赞比亚等几个国家之外，大部分国家对基岩露头的地区（即没有近代土壤覆盖的地区）都没有普查过矿产，更不要说土壤覆盖的地区了。所以，只要各个国家能够实现工业化，平定本国割据势力，矿产资源储量会在短期内有一个激增过程，我们中国就是好榜样。


  
新中国成立前，各路帝国主义在中国折腾几十年，尤其是日本占了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跑过来跑过去地找矿，结果也没找到多少。大家都知道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原因是为了打瘫美国太平洋舰队，打瘫太平洋舰队的目的是为了占领东南亚，占领东南亚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油田——日本当时的石油供应已经不够军队再打一年半的了，在一年半之内根本不可能剿灭八路军，不招惹美国也是个死，不如拼上最后一箱油赌一把，就算死也不至于最后落到个石油用尽被土八路干死。可现在翻开地图一看，什么华北油田、辽河油田、胜利油田就不去说它，就连中国1959年开始出油的大庆油田也在日本牢固控制的区域内！


  
1959年开发的大庆油田，到了1964年已经年产500万吨，超过“二战”时日本军队和工业需求的总和。到了1976年，大庆油田一家的年产量已经达到5000万吨，中国其他油田的原油年产量3700万吨，大部分产地也在“二战”期间的日占区。日本在中国盘踞了十几年，就在大庆旁边建立了731部队，附近要兵营有兵营，要铁路有铁路。如果能够在“二战”前开发其中1/10的产量，也犯不上去挑衅美国，吃两颗原子弹。日本没能在中国找到油田的原因，和现在的欧美矿业公司在非洲、拉美找不到更多资源的原因基本一致——既无法用工业化动员本土居民找矿，也无法保障拉网式找矿所需的治安条件。


  
新中国有两次探矿成果高潮，一次是大跃进时期，一次是80年代初期。从时间上看，第一次是初步工业化的探矿队伍和全民动员相结合的结果，第二次是中国工业体系建设完成后，足够数量的正规探矿队伍和社会资金结合的结果。


  
中国领土面积只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5，现在产能占世界一半，资源自给率还能保持在60%以上，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拥有了工业化的探矿体系，还能保证边疆地区的社会秩序，可以充分开发本土资源，做到帝国主义做不到的事情。仅从金矿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来，帝国主义秩序下，殖民地探矿水平到底和工业化的自主开发有多么巨大的差距。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贵金属不足的国家，所以几千年间，铜币一直是最主要的交易货币，金银只是辅助。直到明清年间，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才改成银铜并用的货币模式。然后几百年攒的银子，当了一个世纪的经济殖民地又都流走了，只能改用纸币。几乎没听说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像在南非、拉美那样到中国开矿，大规模掠夺金银。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没找到像样的金矿。1949年的时候，中国每年产金4吨，还不到国民党带到台湾的黄金的1/30。


  
可是，经过工业化建设，61年之后的2010年，中国黄金产量每年340吨，连续4年蝉联世界第一。自从20世纪初布尔战争结束后，南非第一次失去了黄金产量冠军的位置。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这么大的开采量之下，中国每年勘探的黄金储量，扣除每年的开采量，反而能做到略有盈余，即可采的金矿越来越多。这就是本国工业化的力量。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把全国几百人的地质勘探队伍发展成了每个省上万人，几乎每个市县都有专门地勘队的庞大队伍，民间自发的探矿爱好者协会、论坛、QQ群更是不计其数，一个农民发消息说承包的果园里有一种奇怪的石头，用不了几天整座山头就会被同好们翻个遍。


  
不算技术差距，仅从人数上看，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地勘力量就比工业化之前全国合计还强大。这种工业时代的地质勘探能力完全可以复制到第三世界国家。再考虑到中国输出工业化，可以抵消欧美金融资本的负作用，输出工业化反倒可以缓和资源危机。


  
当然，缓和资源危机不是解决危机，资源消耗从根本上来说只能靠科技发展来解决。因为地壳中的化石能源实在有限。如果人类不在行星采矿、聚变发电等方面取得技术突破，那么到底资源是可以用一两代人还是两三代人，对人类而言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输出工业化的同时，中国必须为自己、为世界考虑一个长久之策，具体而言就是开发超级科技，提供廉价能源。


  <h2>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h2>

  
和上一代人不同的是，我们这代人特别是其中的工业党，一说“未来的新能源”几乎直接就会想到核聚变，而不是太阳能、风能之类。当然这不是个技术判断，因为谁也没见过核聚变的电站长啥样。只是我们这代人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进程中长大的，自然而然地就会期待下一次工业革命。


  
前面花了大量篇幅谈工业革命，一次工业革命是在一个新的空间、新的领域出现用机器造机器的生产力指数增长，每次工业革命之后，基本零配件种类都会增加一个数量级，相应地对工业人口的需求也会增加一个数量级，更多的就业机会，自然会让大家都找到自己的归属，让社会变得昌明繁荣。上一轮工业革命让两三亿人的美苏称霸，下一轮自然是十亿人的时代。


  
如果核聚变技术能够突破，绝对符合上面所做的所有预测。


  
核聚变用的材料是氢的同位素，比如说，每升海水里有0.03克氚，如果在聚变堆里燃烧的话，相当于300升汽油的能量。换句话说，如果用百公里七升油耗的家用轿车，一升海水的能量足够开车走4300公里。一辆车从买来到报废，消耗的能量大概也就是100升海水。考虑到电机的效率比汽油机高3倍多，理论上从30升海水中提取的不到1克氚就足够一辆轿车开40万公里。


  
以海洋之大，哪怕人类只提取海水中1%的氚，按现在的能源消耗速度，也足以用上几千万甚至上亿年。重水核聚变堆一旦实用化，完全可以说在可预见的历史年代不存在什么能源问题。


  
一旦能源问题解决，地球上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当工业材料的物质了。因为在近乎为零的能源价格下，地壳中的铁、铝、钛可以随意提取，有机化工完全可以直接用二氧化碳和水当原料，替代原来的石油。在我们可想象的范围内，再没有什么能阻止工业经济指数性增长。也就是说，聚变发电解决的不仅仅是一个能源问题，完全可能让工业彻底摆脱资源的限制，给人类带来划时代的突破。


  
但是，就像人类在使用热兵器（枪炮）500年后才开始制造热机（蒸汽机）一样，尽管人类已经制造出了氢弹，但是从氢弹到可控的核聚变发电站，还有很长的技术历程要走。


  
就目前而言，上亿度的聚变反应炉高温无法用任何已知材料包裹，现在各主要大国都建造了一些被称为“托克马克”的装置，靠高能磁场把氢同位素束缚在一个无形的空间里，让核反应在这个空间内持续进行。现在这样的设备已经能够让反应时间持续到毫秒级了。目前正在法国建造的国际核聚变试验装置ITER预计将能够形成稳定的反应。


  
但这样的高能磁场，用永磁体的话，耗尽目前所有磁铁也没法做一次反应堆实验。唯有用电磁铁才能解决问题。电磁铁要实现超强磁场就必须有超强电流，在已知任何导体中通过这种强度的电流，本身就要耗费天量的能量和设备投资。所以现在的实验堆在能量上基本都是负的，即投入的能源根本抵偿不了输出能源。


  
从目前的技术前景来看，唯有靠超导体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超导体的应用和进一步常温化，本身就是另一个和核聚变不相上下的超级技术，目前看来还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案来绕过这个技术障碍。


  
目前考虑的另一种解决模式是用高能激光来激发核聚变，减少核聚变反应的规模，同时增加核聚变的爆发频率。但高能激光的开发和控制，也是另一个重大科学命题。现在美国投入几十亿的那个人工太阳实验室，仅仅是一个开始。


  
之所以核聚变电站开发如此困难，是因为核聚变所需的条件太高，高到过去几十亿年地球上都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高温高压条件。否则凭海水里这么多的重水，若是反应条件低的话，地球早就自爆了。人类要从工作温度摄氏几百度的蒸汽机发展到工作温度摄氏上千度的内燃机都花了几十年，现在一步要跨到几亿度的高温，自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激光和超导只是核聚变的两个重要技术难点，实际上还有数百项技术需要一一开发，才可能最终实现聚变发电。


  
为了降低核聚变难度，有些科学家开始在原料上动脑筋。月球表面有100多万吨氦-3，是过去几十亿年太阳风和月面土壤互相作用的结果，全部分布于月面几米的松散土壤中，用推土机甚至铲子就可以把这些土壤挖出来，提取也很容易。


  
按照目前已知的物理学来看，氦-3比重水更适合用于聚变反应堆，反应要求和防护水平要求都比较低。每100吨，或者说50×50公里的月面土壤所提取的氦-3聚变，产生的能量就足够全世界使用一年，提炼过程中的副产品还可以用来建设庞大的月球基地。月球表面积为3800万平方公里，比非洲还大。从这个角度说，如果能够实现月球采矿，能源乃至整个工业的资源问题也可以迎刃而解。


  
月球采矿，从七八十年代的发展势头看来，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工程。阿波罗探月计划前后带回了接近半吨的月岩样品，甚至苏联在无人登月的情况下，也用自动探测器带回了月岩标本。以至于七八十年代的《007》系列电影就经常是以太空城为场景，迈克尔·杰克逊也踩着太空步横扫流行乐坛。


  
但是，同超导、高能激光一样，冷战后的资本主义大抽印钞鸦片，在短期利润的诱导下，投资回报和选票主导了社会剩余资源的流向，很难再集结起大批人力和资源投资这种回报期超长的项目。


  
拥有世界最强技术水平的美国，一方面用金融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消灭了自身的基础技术投资，一方面也用铸币税剥夺了其他国家的剩余资源。所以全球的基础科技都停滞不前，好像资源危机和能源危机是另一个星球的事情一样。从这个角度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短视和美国金融资本共同抢劫了人类的未来。


  
中国如果输出工业化，一方面没有卖出多少实际物资，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肯定愿意用自己的资源来换这种工业输出，而不是换美国的纸片或是中国消费品。


  
就连可能出现的数千万技术移民，也消耗的是其他国家的资源。中国专家、技工，也就是现在正在苦哈哈还房贷的70后、80后房奴，点头哈腰求职找工作的90后大学生，将在整个世界获得当年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待遇。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输出工业化，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资源角度看，在一两代人之内都有巨额的盈余。这笔盈余说白了就是抢回了美国的铸币税。也可以说，这就是中国代表人类征收的“科技税”。也就是人类为了摆脱永久的资源-能源限制而集中的资源。


  
我们不能像统治了世界两个世纪的欧美国家那样，用超额的福利或是用巡航导弹炸沙子那样的军费浪费掉这笔财富，而是要全面进军基础科技的开发。


  
资本主义企业化运营，用市场的短视来阻碍科技发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比如当年的世界霸主英国，资本家因为有殖民地可垄断倾销，所以长期保持旧生产模式，怕损失旧设备而拒绝使用新科技。英国国土面积不如中国一个省，煤炭资源不如中国一个市，但在1913年的时候，全国竟有3334个煤矿，平均每个煤矿的工人不足300个。说白了，就是英国人把1810年左右的小煤窑一直持续到100年以后，毫不吝惜地用落后的生产模式浪费自己赖以称霸全球的宝贵资源。


  
在世界大战的年头，虽然工业国会拼命开发科技，但又急功近利，只对能立刻增加战斗力的科技有积极性，所以开发的大多是应用科技。只有冷战这样的年头，一方面有强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没有实际爆发全面战争，整个世界才能把剩余资源抽出来搞长期的基础研究。


  
工业到了核心部分，不分军民，其实就是那么几条，更多的能源模式、更高的能源利用率、强度更高的材料、更小的加工误差和更快的信息处理-传输速度。地球物质就那么多种，不管具体目的是什么，高效率地利用模式到最后必然都会会合到几种关键技术上，这也是工业存在核心产业的原因。


  
所以，精密机械、信息处理、材料、能源这几个行业，被军事压力促进之后，同样可以提升民用科技的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发展。冷战带来几十年的繁荣和快速增长，就是这个道理。


  
虽然我们是通过冷战来理解到这个规律的，但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没必要再发动一场冷战来刺激经济发展。既然输出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能够把足够的资源和投资集中到中国手里，中国完全可以主动地进行长远科技规划。参考核心工业的门类，考虑到核聚变、星际采矿、实用化中子快堆等几个绕不过的目标，选择研发方向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没有人愿意做沉船上的耗子，但只有我们有能力建造一条更大更坚固的船。在未来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下，一般性的工业，如日用品生产、轿车制造，这类消费品产业应该哪里卖就在哪里造，分布在东非、西非、南亚这类人口密集地区，让每个地区的人都根据本地区的需要制造工业品。


  
但对于核心产业，如航天、生物工程、客机制造、精细化工、洲际交通网、洲际电网等行业，产品复杂、产业链长，服务对象是全球用户或者全球的一般工业，就必须通过国际（洲际）协作来解决问题。


  
中国的80后、90后、00后，尽管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群体，在这样一个未来里也不必担心就业，不必担心缺乏技术性职位。他们可以在一个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的产业链里找到不断上升的位置，也许是到第三世界当教师、当教官、当顾问，培养起当地新出现的工业化人口一起开发新的城市、新的农场；也许是建造月球基地，建造从月球到地球转运氦-3的太空城；也许时刻准备出征消灭进入地球轨道的危险小行星，现在表面上教育“过剩”压力也就自然变成了动力。


  
从阿波罗登月、“和平号”空间站等实例看来，整个世界其实在冷战后期已经到了科技爆炸、全面突破的门槛上，只是因为美国金融资本和它们供养的劣质快餐文化统治世界才使人类丧失了踏过这道门的机会。踹开这道门，或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


  
中国输出工业化，从中短期的效果来看是解决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边界问题，同时向全世界普及工业化社会；从长期战略上看，则是动员起一个60亿人口的工业社会，集中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社会的剩余资源，把这道被金融资本关上的门撞开，再把高技术和民用经济充分结合，形成基础科技长期开发的良性循环。这才是21世纪中国的最主要任务。


  <h2>工业化是基本价值、是核心价值</h2>

  
输出工业化，前面始终有一个一厢情愿的假设——第三世界国家会欣然接受中国的工业化输出，愿意拿资源换工厂而不是工业品，愿意勒紧腰带搞工业化建设。


  
这个假设未必是成立的，因为落后国家的国家民众和领导人未必具有工业化思想，未必觉得工业化生活值得追求。当年中国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就公开说“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直到这个政府退到了台湾地区，中国才出现了建设工业化社会的大手笔。


  
现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也有类似的问题，政府领导人不具有工业化思维，或者说在利益上已经和卖资源、让市场、替美国分担国债的政策绑定，本身就是买办集团的一部分，根本就不想“造东西”。这是中国输出工业化的第一障碍。


  
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所在国民众的“工业启蒙”，普通民众是否认为接受工业化改造是自己的未来。如果民众都有一个建立工业化社会的意识，统治集团也不可能故步自封下去。中国自己既然能在60年时间里从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国，对其他国家也并非不可能，只是需要如何做到这一点？


  
从几十年来的历史来看，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力量，除了超级大国的军队外，更多的案例还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最近中东的一系列内战虽然是宗教势力为主力军推翻军事强人，但在西方短期战略的引导下，也至少迎合了西方的“普世价值”。现在，中国和第三世界需要构建适合工业化的政治秩序，我们也需要构建适应工业化的新文化，打造自己的“普世价值”武器。


  
所谓“普世价值”，顾名思义，就是对全世界所有人都适用的价值观，虽然现在通常被用来作为一个标准评判西方以外的政治制度哪里不对。


  
正是因为这个东西“普世”，所以美国有充足的理由去支持打着这个旗号的“颜色革命”，在各国搞分裂，挑拨内战，甚至支持恐怖主义。虽然“普世价值”成了大国谋取私利的下流手段，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各国在政治选择之上，还有一个能够判断政治体制善恶的标准，我们也就没有资格向第三世界输出任何非物质的东西，没有资格带领这些国家走进一个新时代。


  
人均粮食消费量不足200公斤的印度不去说它，好歹印度的反对派还没进攻新德里。满街冒烟，到处开枪的埃及，已经出现了7000年来——或者说有人类文明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特殊情况——需要进口粮食，而且进口量还不少。


  
2010年埃及人均消费180公斤小麦，其中60%靠进口，30年前还不是这样——1980年的时候，埃及只有4000万人口，粮食能出口，还有些能够出口赚钱的工业，所以埃及局势稳定。30年后的今天，埃及人口已经8000万了，最有竞争力的工业——棉纺织业都无法和中国竞争，粮食产量也没有相应地提高，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只能靠出口石油来换粮食。


  
但埃及的石油有限，近年来汽油、润滑油等油料的进口值已经逐渐和石油出口持平，埃及买粮食的钱实际只能指望美国援助。但美国援助过来的财富是不断贬值的美元，过去的2011年，世界粮食价格涨了50%，这就是埃及动荡的基本原因，推翻了穆巴拉克也不解决问题。


  
埃及人口8000万，人口增长率1.7%，同在非洲，还有一个人口更多，增长率也更高的农业国——尼日利亚。尼日利亚人口1.5亿，增长率是2.3%，粮食自给率只有60%。若非近年石油出口换粮食，早就要出现超级灾荒了。尼日利亚还有另一个惊人的统计数字——2009年的时候14岁以下的人口有6834万，占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和印度。


  
换句话说，大部分中国人常常忽略的尼日利亚，将在一代人之内成为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尼日利亚的石油将在40年内开采完毕，如果考虑到石油开采量和消费量的增长，恐怕用不了30年尼日利亚就将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到时候世界第三人口大国会出什么事情，用脚趾头也能想出来。


  
从14岁以下人口数量来看，排在前15位的国家除了中国，只有美国和俄罗斯能算工业化社会，其余的国家依次是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西、孟加拉、埃塞、墨西哥、菲律宾、刚果、埃及、越南，甚至阿富汗都排在德国、英国、法国的前面。


  
在这一长串名单里，除了巴西还可以自豪地说地大物博，继续卖资源过日子外，其他所有国家都没有资格嘲笑埃及的动荡，因为他们还不如埃及，埃及先乱了只是因为埃及人的教育程度更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高，就像富士康工人跳楼是因为还有窗户可跳，更多的血汗工厂只有发生火灾之后，人们才知道工人是被锁在厂房兼宿舍里。


  
2008年粮食价格高涨的时候，墨西哥、孟加拉、菲律宾等国已经开始饿肚子了，只是因为3年来在美国金融资本大发量化宽松救急之下出现缓和，这才把问题拖到2011年。今年全世界粮食普遍歉收，恐怕要有几个国家年关难过了。


  
能解决这一切的办法只有工业化。印度耕地比中国多十几亿亩，但即便在所谓的绿色革命之后，粮食产量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尼日利亚土地平坦，可耕地数量等于中国的40%，水热资源都比中国丰富，如果能有足够的化肥、农药、拖拉机、水利设施，即使将来人口增长到三四亿，农业基础条件也足够应付。这么好的农业条件，现在之所以搞成粮食不能自给，纯粹是因为农业还是小农经济，靠天吃饭，地主和权贵也没心情管农民的死活，连基本的灌溉渠道都修不起来。


  
到目前为止，尼日利亚灌溉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比例不足1%，粮食单产不足中国的1/4。所以只能靠进口粮食活命。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只有工业化种田，水利、化肥、良种结合，以城市为核心建立农业科技网，才能避免下一代人甚至这一代人陷入大屠杀、大饥荒。


  
而这些离不开发达的工业和教育。中国如果没有在70年代完成石化工业建设，完成全国性的水利布局，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人口高峰到来时，我们的命运会比这些国家悲惨得多。现在，我们每年能供应每人几十公斤的肉给老百姓吃，我们当然是第三世界的模范。


  
除了工业化对粮食的直接增产作用外，从各个工业化国家的通例来说，一旦工业化到了全民展开的程度，妇女受教育比例和就业比例都急剧上升，工业化生活之下，核心家庭对妇女的工资有很大需求，主动地会控制生育，人口增长自然就得到了控制。事实上，西方工业国的主要政策都是刺激生育，中国很快也将进入这个阶段。人口增长降下来，吃饭也就自然不成问题了。


  
所以说，在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要避免血腥的内战或是超级饥荒，唯一的选择就是工业化。有工业化，才有生存权。仅仅基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工业化是基本价值、是核心价值！


  
工业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生活模式，至少破坏了农业社会、游牧社会存在基础。这一点无可否认。再落后的国家，哪怕一斤钢材、一斤水泥都造不出来，也必然有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连电话线都造不出来的国家，也有手机通信。哪怕是刚独立的南苏丹，首都也有柏油路和自来水，基础设施水平远远超出了农业时代最伟大的城市。


  
这意味着没有哪个国家能不靠工业化社会的力量独立承担自己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非洲角落里的一个农民可能对外面这个迅速工业化的世界一无所知，但附近的矿场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带来了世界各地的病菌和微生物。如果这个农民得不到现代医疗和现代农业技术的支持，他和他的庄稼、牲畜很可能会因为全球化的人口流动陷入灭顶之灾。


  
新几内亚的部落偶尔还会按照农业时代的传统发动战争，但很明显，这种几千人的冷兵器会战并没有哪次让新几内亚改朝换代，就算是农业时代最优秀的统帅率领最勇猛的部落战士开进首都，也马上就会被现代警察逮捕。


  
说到底，残存的农业社会根本不再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全世界已经没有农业文化、农业社区存在的环境。他们存在与否只取决于工业化社会的意愿。


  
不管伪善的知识分子怎么装着尊重“传统文化”或是“自然遗产”，客观事实就是如果他们自己去那些地方，一定会选择坐飞机去，或者还要换乘吉普车。


  
而且，全球官方媒体和商业广告一起，已经在几乎所有人的潜意识里植入了一个标准：工业化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假装尊重落后地区的传统文化，不去推行工业化生活，强行要求落后地区在已经破坏的农业社会“硬件”上运行原来的“软件”，本身就是在刻意制造痛苦和动荡。


  
说到尊重落后地区的人民的意愿，我去过许多落后的山区主题文化公园，没有哪个落后地区的老百姓表演旧民俗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的目标就是为了盖楼、通电、引入自来水，送孩子上学，绝不是为了保持旧日的生活模式。这才是工业化文化渗透下，落后地区人民的真实愿望。


  
只有到了工业社会，经济全球化，所有的社会模式要么工业化，要么绕着已经工业化的社会转，这才有了全球通行的经济结构和统一的社会发展模板。


  
从这个角度说，只有那些在全球推行工业化的工业国才有资格领导世界。中国要压倒现在统治世界的金融资本，扩展工业化社会的边界，必须抢先拿到这个道德制高点。


  <h2>工业党总会赢</h2>

  
当然了，人道主义和道德制高点本身没有杀伤力。工业化只有实践了才有价值，才能“普世”。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工业力量还不够，在全球占的工业比例不够高，所以愿意在既有秩序下发展经济。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了，不管中国做什么，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统治世界的金融资本也必然要来找我们的麻烦，企图肢解中国的工业社会，削弱中国的工业力量。


  
与其等别人打上门来围攻，已经遇到发展边界的工业化中国不如主动出击，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力量，支持他们的“工业党”执政，然后接受中国的工业化输出，共同建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业社会。


  
从战略上来说，这其实就是毛泽东跳出外线，转守为攻的思路。从历史上看，这也是很稳妥的做法，因为工业党的战斗力从来远胜地主和买办。工业本身需要纪律，需要统一指挥，需要牺牲局部效率来提升总体效率，这和打仗本来就是一回事。


  
现代战争其实更像一个工程项目，有参谋部组织实施，有后勤部打理一切，如果再有政治部号召动员，那就基本上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再有个装备部总结经验教训持续改善装备就会越战越强。能打的军队一定能干好工业，喜欢搞工业的政权也一定能搞好军队。


  
反之，买办政权讨厌造东西，总想着从外国主子那里买点便宜武器镇压“叛乱者”，所以打起仗来必须死保和外国主子联系的交通线，敌人打到这个命门就傻眼了。用军饷和吃空饷的市场经济原则组织起的军队作战是买卖，哪部分都不肯牺牲，进攻比谁慢，防御比谁快，这样的军队再多，也没什么用处，就算冒出来个74师也会被大伙合伙卖给人民解放军围歼。中国20世纪的历史就是买办误国，被工业党消灭的典型例子。


  
国民党政权从建立的那天起，就依托江浙上海，倒腾资源往外卖，买来洋货和军火排挤本国产业。打仗虽然既啃不下桂系也打不过西北军，但能拿出大笔的贿赂收买军官，靠这个战无不胜，在军阀里称王称霸。只是万一有人不吃收买，就搞不定了。


  
20世纪30年代，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满脑袋想的都是和海军占绝对优势的日本在上海打决战，好“打出国际影响”，其实就是等着英美主子来救命。等到英美表示中立之后，国民党立刻一溃千里，南京和上海之间苦心经营的国防工事连门都没打开就丢给日本人。跑到南京又指望德国调停，见德国人说了几句也没啥用，长官带头开溜，把首都军民扔给日本人去屠杀。一路跑到重庆，靠滇缅公路运点物资吊命。1942年滇缅公路断了，国民党就坐在重庆等死，1944年还能被日本人打得一溃千里，丢了几十万军队。1944年12月，日本人打到贵州独山，蒋介石以为日本人要进山了，吓得琢磨迁都西康，连丢了西康往印度跑都准备好了。幸而1945年2月，史迪威公路重新打通，国民党才有了点活气，不过这时候离抗战胜利只有半年了，共产党连进军东北的部队和干部都编组出来了。


  
抗战期间的国民党把半个中国的工业搬到西南，每年钢产量依然不过一万多吨，连子弹原料都要空运进口，一心只想着让英美多运点物资。最后，他们被共产党横扫也是理所应当。


  
值得一提的是，军阀里唯一有工业化思想，自己修铁路、开工厂的阎锡山，解放战争中抵抗得最为坚决。三大战役都打完了，阎锡山的工业基地太原还打得热火朝天。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横渡长江，拿下了有天险的南京，而太原居然比南京还多顶了一天，可见半吊子工业党也比买办之王更难对付。


  
在大国之外，最好的例子还是来自中国和中国的盟友。几十年来，尽管没有明确提出“输出工业化”的口号，但中国一直和东非的坦桑尼亚、赞比亚保持良好的关系。著名的坦赞铁路就是中国1970年至1976年在非洲援建的，工程投资折算为无息贷款，铁路建成后，中国专家手把手地教当地人运营，最后完全交给两国管理。现在也是非洲前殖民地在独立后最成功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铁路之外，中国在坦桑尼亚援建的中坦友谊纺织厂是新中国第一个主动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也是东非第一家有印染设备的纺织厂。中坦航运公司已经连续盈利了40年。在制药、汽车制造方面，中国也对坦桑尼亚输出了不少工业。中国驻坦桑尼亚的巡回医疗队，从60年代开始，现在已经是第22批了，40多年从无间断。中国至今对坦桑尼亚的几十种商品实行零关税待遇，扶植当地工业。


  
从战略上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向非洲搞试验性工业输出，和我们现在提出要搞全面工业输出的理由是一样的——为了打破资源对工业化规模的限制。


  
不管怎么说，能自保的盟友才算好盟友。东非的准“工业党”，得到中国工业化输出的坦桑尼亚是现在非洲少有的政局稳定、艾滋病感染率逐渐下降的国家。政府已经连续40年保持稳定执政。在这个社会基础上，除了直接接受欧美援助的埃及和南非军队外，坦桑尼亚军队在非洲的战斗力首屈一指，连全套进口机械化装备的卡扎菲都被打得一溃千里。


  
有这么多历史经验在前，我们必须在整个第三世界坚定地站在工业党一边，给他们提供财政和物资上的援助，用更多的合作来帮助他们打造工业社会，胜利必然属于工业联盟。不过，不管是援助还是合作，都必须通过人来实行。只运机器过去，输出的不是工业化，甚至不是工厂，只是一次性的玩具。


  
现在中国在第三世界仅仅是做生意，搞施工，已经派出了上百万的工程师、工人和商人。如果是全面的输出工业化，改变40亿人口的未来，两三千万青壮年出海外是最起码的数字。


  
因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不仅是没有工业化社会，连成熟的农业社区都没有，整个国家完全就是一副过一天混一天的等死状态。如果中国不帮助他们搭起工业化社会的架子，不帮他们建立样板化的工业社会，这些国家恐怕很难自发出现“工业党”。


  
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只要中国人输出的工业化社会，连同输出的工业化人口能在第三世界扎根，建设本地的工业社会，开发足够的资源，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可以很轻松地在全球复制，消费品供应完全不是问题。


  
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没有合格的工业化教育，中国教育超额培养的年轻人到国外扎根，对当地人民意味着工业化的福利，对国内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开创新事业的机会。


  
所以，与其让90后的“宅男”们排队考公务员，找后门进国企，不如让他们到亚非拉的广阔天地去建设一个新的工业社会，让他们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和上升空间。这不仅缓解了中国教育对工业化边界的压力，也解决了第三世界工业化“种子”不足的问题，更解决了老龄化社会的养老问题——工程师的收入显然比操作工的收入更适合填补退休金的缺口。只要我们坚持输出工业化，而不是像殖民主义那样打击当地工业发展，中国的工业化移民就是整个第三世界渴求的稀缺资源。


  
今天，在我几十个人的朋友圈里，大部分时间在第三世界工作的技术人员就有三四个，已经占到接近1/10的比例。再加上几个在欧美留学的同学朋友，QQ群里24小时都有亮着的头像。常常是国内的朋友早上起床打开电脑，正好给网络另一边要收工睡觉的朋友说声晚安，我们戏称这是“日不落QQ群”。我希望在90后、00后的QQ群、网络校友录中，这样的“日不落QQ群”越来越多，希望我的母校在几十年后搞校庆的时候能收到来自天涯海角甚至太空站的贺电。

第八章 他强任他强，轻风拂山冈


  
美国人在为将来做打算，我们作为弱势一方自然更应该未雨绸缪，我们应当从一个相当清楚的海洋策略——以空制海，延伸海洋战略纵深——研制战略轰炸机，或者哪怕先从类似于“逆火”的中程轰炸机做起，与我们现在这种防空型的航母搭配起来，把周边三五千公里的海域变成我们说了算的地方。


  
一旦我们也有了这种能力，日本、韩国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就得好好动动脑子决定站在谁的一边了。


  
2012年习近平在访美的时候说：“区域的人民追求和平、稳定与发展，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国家的目标一直很明确，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自己的工业实力，所谓“太平洋第一岛链”就不是围堵我们、遏制我们引领地区发展的封锁线，而将成为我们保卫地区和平、发展的大洋边墙。


  
前一阵子看电视，有个访谈节目，嘉宾谈到中国应该发展军事力量，抵消美国的超级霸权。有观众站出来指责这是冷战思维，还加了一句：“现在的世界美国人说一句话，中国受得了吗？”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大部分中国人开始了解美国，是从中美建交之后的密切经济文化往来开始的。中美建交始于1979年，当时苏联开始走下坡路，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灭亡，美国赢了冷战。这30多年来，或者说一代人以来，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习惯了美国在国际上说一不二，中国只能当配角。所以，我很理解这位看样子不到30岁的观众为什么这样提问。


  <h2>并非怪谈：美国法西斯化的可能性</h2>

  
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工业和军队员额，从长远上来说，也必将拥有世界第一的军事实力。不管我们主动输出工业化，还是以其他方式完成产业升级，将来的问题都是中国说一句话，美国受不受得了。


  
不过眼下美国依然掌握着最庞大的海空军，海军吨位占世界一半以上，空军拥有的第三、第四代战斗机、战略轰炸机、预警机、空中加油机、电子战飞机远远超过世界一半。


  
这样的存量与增长摆在这儿，实实在在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最大危险。而历史上忽视战争风险也是很多工业化国家最常犯的错误。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装甲部队穿过苏德边境线，轰炸机群轮番飞抵苏联前线机场投弹扫射，口径大到600mm的重炮开始对边防要塞射出每发一两吨重的巨弹。但斯大林和绝大多数苏联人直到前一天入睡的时候都还不相信德国即将发起进攻。同样的突然袭击半年后在珍珠港重演，美国人同样直到最后一分钟也没想过战争即将来临。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深入一点，应该看到，美国30年来的霸权，基础是金融吸血，靠印钱收铸币税分享了各国工业财富的增长，所以威风八面。同时，这样的经济条件也意味着，美国一旦失去金融霸权，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不断增发国债，回收货币，逐渐削弱了美元的信用。在以前几十年里，中国在容忍美国吸血的过程中，积攒了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工业实力。这个过程，用我们熟悉的话说，就是“温水煮蛤蟆”。


  
物质生产能力上的此消彼长，决定了主动权的易手，这样的改变，我们自己也许要花上很久才能明白过味来，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小国，小国就像股市上的散户，对风吹草动异常敏感。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和我们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就算这种政府间货币协定还不是金融产品，不能在市场上交易，但有实实在在的中国商品作为担保，所以依然受到普遍的欢迎。散户都喜欢追涨杀跌，一旦美元彻底丧失信用，或者中国抛出一种美元和美债的替代品，马上就会引起全世界跟进，美元也会随之遭到致命打击。


  
美国目前所剩的工业主要是军事工业和生化医药产业，军工产业赚的钱来自于军费，医药产业的收入也有很大一块来自政府的公共医疗卫生费用开支。一旦美元崩盘，美国政府无法收铸币税填军费、医疗窟窿。除了IT产业尚有一些国际竞争力，美国绝大部分工业将面临末日。一旦工业凋敝，为工业社区提供生活便利的服务业也会随之陷入困顿，这种萧条很快将会扩散。


  
历史上德国、日本、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上台都是借助经济危机。“一战”之后，德意志帝国崩溃，英法用刺刀扶植起一个亲西方的魏玛共和国，这个魏玛共和国在经济上几乎就是如今欧美的翻版，一边还着巨额战争赔款，一边从英美大举借贷，用借来的钱炒房地产，做投机生意谋取暴利。


  
如今的欧美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玩都会玩不下去，当时的德国的军队连重机枪都不许有，没有任何办法维持自己的货币信用，1929年经济大萧条一来，一切房地产、投机品价值归零，德国经济彻底崩溃，没有出路的德国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希特勒和法西斯侵略道路。德国的两个盟友日本和意大利，工业基础更弱，因而法西斯化也更早。


  
而美国名义上是一个民主制联邦国家，本质上却是一个类似于古罗马贵族共和式的寡头、精英共治政权。在和平时期，财阀、政阀、商阀寡头之间需要靠“金钱买选票”这种方式进行权力博弈，如果没有什么压力，这种政治游戏可以维持寡头之间表面上的制衡，谁也不敢对选民太过分。不过一旦大部分寡头感觉到危机，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很快就会抱团自保。


  
远了不说，2011年下半年几千个美国老百姓搭起帐篷“占领华尔街”，只是表达一下不满，几个月之后就吃到了防暴警察手中辣椒水喷剂的滋味。为了能撑住华尔街的面子继续印钱，寡头们根本不会在意这些“占领党”民众手里的选票。


  
如今美国经济高度依赖美元霸权，但是美元霸权又建立在越来越高的债务基础之上，一旦债务-货币链条出了什么问题，国内经济几乎必然崩溃。美国有冷战留下的庞大军事家底，又掌握着全球霸权，军火利益集团掌握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几乎全部工业人口，而且几乎人人有枪。实在想不出这样的国家在经济崩溃的时候，如何能避免法西斯化。


  
法西斯总是挑起战争，而美国现在的军事存量远远高出其国防的实际需要，与其等着将来被中国全面赶超，还不如果断出手，击敌于半渡之际。事实上美国现在还没有法西斯化，就已经开始拼凑对付中国的联盟了，2011年美国政府推出了“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军方也抛出了“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除了没公开点名道姓，剑指中国的态势已然浮出水面。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如果我们或者美国人自己能帮美国避免法西斯化自然最好，如果不能，我们也要有所戒备。


  
苏联从刚成立就开始设计制造坦克，从1928年“一五”计划以后更是建立了数个大型拖拉机厂，培训了上百万拖拉机手，当时的坦克和拖拉机技术基础都差不多，这些人和设施就是苏联能在后来对德国的坦克大战中取胜的物质基础。


  
美国人自己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以“邮政飞机”的名义研发装四台发动机的远程飞机，当时已经出现了邮购业，“一战”退役的飞行员和波音公司幻想用这种飞机把邮件和货物扔到大西部、阿拉斯加分散的居民点和遥远的夏威夷的海岛上。虽然这种设想在经济上一点也不合算，战略家却看到了把邮包换成炸弹将会带来的巨大效果，这些技术积累最终变成了“二战”中的战略轰炸机。


  
不过就算做了这么多准备，美、苏在战争之初还是吃了大亏。当初德国闪击苏联，几个战略合围就歼灭了差不多所有西线苏军，日本海空偷袭珍珠港，打得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法西斯搞突然袭击几乎是惯例，因为突袭可以达成战略突然性，获得巨大的战场优势。如果美国法西斯化，放着突然袭击这种好办法不用，而是像打伊拉克那样花上一年宣传造势，再用个半年大举调兵，等着中国进行战争动员，那才是怪事。


  
我们作为一个传承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在战略上喜欢后发制人，但是现代战场上分秒必争，后发制人就必须承受住对方的第一轮攻击。


  
“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既然风险摆在这儿，咱们肯定要分析一下哪个战略方向危险系数最高。


  <h2>美国的选择：因为什么目标，才确立打中国的决心</h2>

  
美国最极端的反应，自然是直接进攻中国本土，釜底抽薪地毁掉唯一能威胁美国霸权的大国。


  
当初日本攻击珍珠港用的是航母战斗群，德国入侵苏联，用的是装甲集群，挑战一个大国是生死之战，自然是有多大本钱押多大本钱。现在最大的本钱是战略核武器。美国作为历史上唯一在实战中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核武器这个因素自然要计算在内。


  
虽然冷战中核战争始终没有打起来，不过现在和冷战有点一样了。冷战中美苏都有庞大的核武库，各自造了上万枚核弹头，打核战争不会有胜利者，双方倒也能保持克制，甚至竭力避免常规军力在战场上照面，一方亲自下场打仗，另一方就出钱出枪打代理人战争。


  
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俄罗斯江河日下，失去了庞大工业体系的支撑，苏联的核武库逐渐变成了核破烂，最近几年俄罗斯进行的导弹试射接连失败，核潜艇堆在码头上生锈，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到底还剩多少，实在值得怀疑。


  
而且，美国的核武库早已不再以陆基弹道导弹为主，部署在固定发射井里的“民兵”洲际导弹正在逐渐退役，搭载的核弹头数量已经削减到500枚，代之以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这个变化意味着就算俄罗斯依然有庞大的核武库，也不再是我们的战略核屏障了。


  
因为如果美国从本土对我们发射弹道导弹，大部分会飞越苏联或者俄罗斯上空，从俄罗斯人那边看这些导弹，没法判断是打谁的，以俄罗斯人那种从不承诺不用核弹打谁，只承诺什么情况下一定会用核武的火爆核战略，这种事情能导致的唯一后果就是苏联或者俄罗斯会把所有核导弹打出去，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是占了点地利的。


  
但是如果美国用战略轰炸机发射巡航导弹搭载的核弹头或者用核潜艇从太平洋里发射导弹，俄罗斯的远程警戒雷达一眼就能看明白导弹不是往自己家里飞，自然要等等再说，这一等核战争八成打不起来，核平衡恐怕也就失效了。


  
既然没法再靠俄罗斯当核盾牌，我们大概也只能靠自己了，不过好在核武器其实并不算很值钱，美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搞核军备竞赛，不过都没有影响到自己的国民经济发展，美国没有签下几万亿巨额国债，苏联也没有走到崩盘，发生那种事情是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常规军备竞赛的时候。


  
虽然每一发战略核导弹价钱都不便宜，比如最先进的“三叉戟”潜射导弹价格与一架F-14、F-15战斗机差不多，维护这些武器更要耗费巨额人力、物力，不过实现基本的战略平衡要用的核弹也并不多，冷战早期，美国相对苏联的核武器优势一度达到十几倍的规模，但在苏联也发展了热核武器之后，美苏始终只是保持核威慑，从没动过真格的。毕竟把敌人炸回旧石器时代的代价是自己也得回到新石器时代。


  
考虑到这段历史，我们维持一个相当于美国1/5到1/10的核武库也就可以维持自己的战略安全了。毕竟美国也有大量陈旧核武器，美国正式公布在服役的核弹头数量是5000多枚，根据美俄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计划裁减到4500枚。军事专家估计，美国还有1万多枚核弹头封存在库房里。


  
美国的这5000枚核弹头中有一多半配备在核潜艇上，如果完全按照条约的限制来，美国的战略核潜艇可以配备200多发导弹，近2000枚核弹头，如果不管条约那一套，还可以翻一倍。


  
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上，我们构建自己的核盾牌，最合理的工具也是核潜艇。因为俄罗斯是一个核挡箭牌，不过这个挡箭牌是双向的，如果美国人从本土发射核导弹打我们，会越过俄罗斯，反过来如果美国用核潜艇从太平洋里发射导弹打我们，如果我们只能从本土发射导弹反击，这些导弹同样要越过俄罗斯，俄罗斯一样可能发动核反击。很显然我们也需要换一个方向，把太平洋或者南海作为主要的核反击阵地，这样只能用核潜艇。


  
从技术上说，核潜艇可以算是最好的战略威慑工具，因为核潜艇如果到了海里就和一条鲸鱼没什么两样，在战时几乎不可能被找到。而且美国的潜射弹道导弹射程高达1.2万公里，待在家里也可以打到全世界，更增加了安全系数。因而国内的军事爱好者最关心的是航母，第二关心的就是核潜艇，只是核潜艇这种国之重器普通人很难一见端倪，大家也只能凭着外刊报道捕风捉影。


  
不过从技术基础分析，美国现役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和“三叉戟”导弹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开发的，我们现在追上它也不会很难。“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能打1.2万公里是因为使用了固体火箭推进，导弹外壳、火箭发动机这些最重、最大的部件都是用碳纤维材料制造，非常轻，所以就可以打得远。


  
现在碳纤维早就不算什么了，鱼竿、高尔夫球杆、高档拉杆箱很多都用碳纤维制造，甚至四川、甘肃地震灾区附近一些轻微破损的房屋也在用碳纤维布、碳纤维网做加固，我们研制的隐形战斗机更是离不开高性能碳纤维材料。


  
高性能的固体火箭需要高性能推进剂，现代高性能火箭推进剂并不是像诺贝尔发明无烟炸药的时代那样主要靠用瓶瓶罐罐做实验，而是要先进行大量的数学计算，甚至要用到量子力学，对分子内部的瞬间变化进行分析、建模。这些工作需要超级计算机来完成，2011年中国建造的“天河”超级计算机达到了每秒2500万亿次的运算能力，成为世界第一。有这样的运算能力，只要假以时日，没有什么算不出来的。


  
另外“三叉戟”导弹尺寸不小，因而搭载导弹的“俄亥俄”级潜艇也很大，排水量超过1.8万吨，全长170米，和英国的航母差不多。尺寸大有大的好处，“三叉戟”导弹全长超过了13米，潜艇的内部空间只能更高，驱动潜艇的核反应堆也可以做得很高大，核反应堆说白了就是一个烧核燃料的热水器，做得越高大，对流就越顺畅，“俄亥俄”级潜艇和以往的核潜艇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核反应堆不用循环泵，而是靠自然对流进行冷却水循环。


  
如果进过大楼的管道间就知道，大型水泵工作起来是很吵的，“俄亥俄”级取消了循环泵，因而在低速航行的时候异常安静，比洋流、海浪的噪声还要小，让对方很难探测到，以前美苏对峙的时候，双方的核潜艇经常相撞，就是因为太安静了。


  
“俄亥俄”级核潜艇和“三叉戟”导弹不单单是一种先进的潜艇和一种先进的导弹，而是相当于把洲际导弹部署到海上，在战略核武器发展史中的地位类似于过去的“无畏舰”相对于战舰发展史，AK-47相对于步枪发展史，Windows相对于电脑操作系统发展史中的地位，是一种划时代的设计。不过划掉了旧时代，也划掉了旧时代建造的潜艇，建造那些潜艇花掉的银子也统统不算数了。


  
世界上的事，最怕摸不着头绪，只要有模板就容易做。如果只是追求战略平衡，确保自己生存，我们并不需要耗尽国力造几万颗核弹头，只要照葫芦画瓢，维持一支以规模小一些的“中国三叉戟”为支柱的战略核力量就可以了。核武器维持的恐怖平衡从来不是疯狂的结论，而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h2>中国的选择：哪里是美国“薄弱的一环”</h2>

  
在战略核平衡之下，美国就算变得比希特勒还疯，也不会不理智到打核战。这样一来，如果要毁掉中国工业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大概也就是像打伊拉克、阿富汗那样，集结一支强大的常规兵力攻击中国本土。


  
不过从可行性来看，这首先将遇到一个兵力问题。


  
从历史上看，不算出动50万人，35万地面部队的海湾战争，只看最近两次美国发动的大规模地面行动，就大概可以估算出美国对付中国所需要的兵力。美国灭伊拉克，动用了4个师零一个旅，12万人，再加上英国出4.5万人配合，后面还有科威特的3万军队帮忙看家，总兵力20万。


  
美国打阿富汗，出动了5万人，北约总兵力达到6.5万，这才勉勉强强控制住喀布尔、坎大哈几个城市，等到奥巴马上台，决心大举进剿塔利班，一口气增兵到10万，不过还是不能把几千人的塔利班怎么样。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工业人口百倍于伊拉克，千倍于阿富汗的中国，最少也要美国动员几千万大军才行。这显然是个荒谬的数字。


  
客观来说，在美伊战争、美阿战争中，美国都是动了牛刀杀鸡的心思，务求全胜，所以实际所需兵力要打个折扣。否则按越南战争的比例算，美国全国的男人都当兵也不够打中国的。但即便美国只动员10倍于伊拉克战争的兵力，45个师、120万地面部队，也远远超出了美国现役部队的规模——美军现役的地面作战兵力只有陆军的30万人和陆战队的8万人，折合15个师，而且其中真正能用来野战的重型师不到10个。


  
这些兵力拿到别的国家算是泰山压顶，拿到中国根本不够看，唯有扩军才能满足需求。但美国现在的基本工业物资供应极端依赖外国，尤其是中国；金融资本唯有把中国的产业链也加入到美军的后勤线里，才可能几倍地扩军。美国早已不是那个工业雄霸天下，靠自己的工农业能养活1200万大军的美国了。空心化的国家搞扩军，得先问问，现在的工业霸主配合不配合？


  
当然，美国有大把的盟国或者说存钱罐，这些国家还有工业，竭泽而渔地敲打一番，未必凑不出百万大军。


  
但不管美国有多强大的海军，也不可能从上万公里外的本土发起登陆，否则太平洋有上万公里宽，再快的运输船打个来回也得两星期。不等第二波的增援和补给运到，第一波的部队也饿死了。登陆必须在邻近的离岛上建立前进基地，集结兵力和物资，这是英美称霸海洋几百年以来的常识。


  
美国在发动诺曼底登陆之前花了2年时间往英国运兵运物资，为的就是把登陆欧洲本土所需的补给线、运兵线从大西洋的宽度压缩到英吉利海峡的宽度。从地理上说，现在中国附近，只有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菲律宾可能给美国当这个集结地。


  
上百万大军，几亿吨物资的集结，在一个荒岛上肯定搞不成。当年美国死保英国这个反攻欧洲的基地，很重要的一点是英国本土有足够的基础设施，能支持百万大军的驻扎、休整、训练、补给。这是北非或者中东无论如何取代不了的。诺曼底登陆的一大前提，就是登陆场在英国大部分本土机场的战斗机半径内。所以，菲律宾这个还没完成工业化，政府军被游击队到处压着打的国家帮不上忙，只有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能够作为可能的出发基地。


  
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有个共同点，就是都处于中国的中短程战术导弹射程内。这样的地区当集结点，免不了要被解放军的导弹猛轰，就像当年德国用V-1、V-2导弹空袭英国那样。既然被绑上了美国的战车，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虽然一发导弹的价钱并不比一架战斗机便宜多少，当年德国发动导弹袭击也是丧失制空权之后的无奈之举。不过现代导弹打击精度要比那时候高得多，中国的工业能力百倍于当年的纳粹德国，用导弹很容易压制敌方的雷达站、指挥中心、机场。美国前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我们的导弹还能打航母，只要压制住对方的空中力量，我方就可以用空军夺取沿海制空权。


  
登陆行动最怕打到一半丢制空权，没有制空权就没有制海权，敌方可以来登陆，登上来把它的运输船一打，上来多少就得投降多少。而且实际上，敌方实施登陆的机会都很渺茫，1991年和2003年美国两次打伊拉克之前都花了半年多时间运兵，运送物资、给养，这还是美国已经在中东预置了几个师重装备和大量弹药的前提下。如果要发动规模几十倍的作战行动，按美国人现在的能耐，运送物资花个十年也不稀奇，就算只用1年搬东西，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造导弹，造飞机。


  
美国还有一种选择，把登陆和集结一体化，在亚洲大陆上寻求盟国，然后把部队运上大陆，沿陆路进攻中国的工业中心。这个计划听起来还稍微靠谱一点，从地理上说，也的确更有威胁一些。因为在中国海岸线的两端，各有一个适合外敌攻击的地理空间：东北和两广。


  
东北和岭南两广地区，在地理上算是半独立的空间，和中国内地有山脉分割（燕山、南岭），通过有限的山口（韶关、山海关）和中国本部相连。同时两个地区都地处边境，和其他临海的邻国（越南、朝鲜）相接，边境线长达几百公里，不易设防。所以这两个地区相对容易被强大的外敌所占据，或者在外敌的扶植下独立，威胁中国内地。这是中国本土的地缘战略弱点。


  
针对这两个弱点，美国可以在朝鲜半岛或者倒向西方的越南集结兵力，然后利用空中优势切断山海关、韶关等交通瓶颈，不给中国发挥工业、兵力优势的机会，迫使中国以局部地区的兵力和资源迎战美国地面部队主力。这固然还是个风险极大的计划，但至少比直接登陆中国海岸线，和数倍于己的中国陆军直接交手更有威胁。


  
针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祖先和父辈已经给出了答案。既然国土防线上有薄弱点，干脆就从这两个薄弱点打出去，不给敌人利用它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不只有抗美援朝，唐朝、明末、清末还曾经三次出兵援助朝鲜抗倭。决策人也不一定非要雄才大略如毛泽东。第一次是公元663年的江口之战，当时拍板的是唐高宗李治，这位皇帝的名气完全来自于怕老婆，他的皇后就是武则天；第二次是公元1592年明神宗万历派兵支援朝鲜抵抗丰臣秀吉的入侵，万历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其实如果按现在的标准，他应该算做“宅男”——当了48年皇帝，有28年根本就没上过朝；最近那次是1894年甲午战争，当时的统治者是慈禧太后，掌握兵权的是号称“天下合肥”的李鸿章。


  
从统计规律上看，这样的历史经验才更有说服力。不管是怕老婆的，翘班酗酒的，贪心不足的，不管男的还是女的，中华民国那种敌人上门才敢接招挨捶的“范”，不只新中国瞧不上，列祖列宗里最没品的也会鄙视到死。


  
我们的国土虽大，却无一寸容外敌践踏。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讲究御敌于国门之外。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美国不会问苏联是否打算主动攻击美国，如果美国在中国邻国屯兵，我们也不必问什么，只当是有人来送战利品，用我们世界最大的工业予以热烈欢迎就行了。越南战争期间，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对记者说：“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只要中国人还有爷们，我们的国土安全就没有薄弱点。


  <h2>工业国的领空是主场</h2>

  
其实美国发动地面进攻的可能性为零，我们只是基于料敌从宽的原则推演一番，顺便当个娱乐。美国人的强项是海空军，自然是从天上来，动用轰炸机、巡航导弹、舰载战斗轰炸机，进行战略轰炸，打击我们的军事力量、工厂和基础设施。这才是中国本土防卫的重点。


  
从中国周边环境来说，美国加上日、韩、中国台湾等潜在盟友的空军，在东亚可以调集的三代以上飞机在今后10年内还将明显超过中国，甚至有2～3倍的数量优势。如果美国愿意暂时放弃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集中全部海空力量，对中国进行一次全面空中作战还是可以的。美国最近推出的“空海一体战”就是基于这样的设想，美国也有这方面的经验，“二战”后期美国曾经编组过拥有16艘重型航母、20余艘护航航母的第三舰队，在莱特湾海战中一波攻击就摧毁了日本联合舰队全部剩余力量。


  
不过，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口号一直是：“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这个口号是否能实现暂且不论，两场局部战争的烈度之和，和打中国比起来，也远远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冷战后的工业实力此消彼长，美国已经没有当年那么足的底气了。


  
此前美国入侵伊拉克，打阿富汗，对付的都是武器全靠进口的农业国，所以在打掉对方少数进口飞机和防空武器后，空军可以随意耀武扬威，打“零伤亡”战争。有了充分的制空权，美军甚至把陆军用的105榴弹炮装到C-130运输机上，把这种飞机速度慢当做优势尽情地利用，不过这种玩意儿只要碰上什么战斗机就完蛋了。


  
1999年，美国空袭南联盟，是近年来美国攻击过的最有工业实力的国家。冷战期间，南斯拉夫独立于美苏，左右逢源，是东欧原来的农业国中，工业化水平较好的一个。南斯拉夫造的自动武器在世界上颇受欢迎，说明它的产业链已经达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水平。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前夕，已经可以自行制造空对空导弹和靶弹，在世界上也算数得着的国家。


  
所以，尽管南斯拉夫解体前也只有2000万人，解体后的南联盟只有1000万人口，只有15架相对现代化的Mig-29战斗机和100套老式萨姆导弹发射架，北约还是如临大敌，投入了1200架飞机，包括F-117、B-1和22亿美元一架的B-2轰炸机，来对付只有12万人的南联盟军队。在轰炸中，北约使用了100%的制导武器，而1991年空袭伊拉克时只有9%。这除了体现制导武器的进步外，更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对一个工业国防空力量的忌惮，不愿意用抵近攻击来冒险，宁可多费昂贵的导弹。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南联盟在轰炸中损失掉大部分萨姆导弹和Mig-29之后，并没有像伊拉克那样彻底放弃空中战场，也没有闭着眼用高炮乱轰，而是把多余的空对空导弹改造为地对空导弹，在短短的几周内设计制造了100多套代号“投石器”的防空导弹系统，有效地威胁了北约飞机，迫使对方设计复杂轰炸路线，降低了轰炸效率。


  
北约连续炸了南联盟几个月，也没有给南斯拉夫军队造成真正的伤害，坦克、车辆损失只有十几台，北约始终没敢对这个1000万人口的国家进行地面干涉。美国部署在科索沃附近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从来没敢飞入南联盟境内，北约倒是派了不少兵力保护这些“阿帕奇”免遭南联盟军越境偷袭。


  
从工业水平来说，今天中国的工业规模几百倍于南联盟。美国有隐形飞机，我们也有；美国有巡航导弹，我们也可以造。我们的防空火力配系比美国还完整，只要高兴可以把订单发到富士康去大规模量产。美国如果打算对中国进行全面空袭，怕是可以欣赏到导弹打出来的焰火晚会了，只是恐怕没人能活着回去讲给儿孙听。


  
美国轰炸南联盟有一个很大的便宜——单向打击。南斯拉夫本身是个欧洲国家，美国可以利用冷战期间准备对付苏联的全套设施来对付它。攻击南斯拉夫的飞机大部分来自亚德里亚海对岸的意大利空军基地，从起飞到轰炸，只有几百公里的路程，大概相当于台湾地区到福建、韩国到山东的距离。而南斯拉夫没有轰炸机和地对地导弹，只能被动防空，也没敢派特种部队去偷袭对方基地。


  
如果美国使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基地空袭中国，肯定不能这么悠闲地单向轰炸，飞机在维护、装弹的过程中肯定要尝到中国的导弹和轰炸，这种打击并不是干扰，而是全面覆盖。


  
大家这么多年看美国人玩空中打击秀，很容易以为美国人比别人强出好几个档次，不但能自保，还能打出去，其实这只是思维定势造成的误解。


  
孙子兵法说“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意思是说进行防御要把兵力分散开处处设防，兵力怎么都不够用，如果把兵力集结起来进攻，才能形成局部兵力优势。


  
空中作战尤其如此，特别是现代空军更是一种彻底的攻击性力量。这是因为一个空域能同时容纳的战斗机数量是有限的，在没有雷达的时代，两架战斗机编队之间最起码要留出足够转弯、机动的空当。1941年不列颠空战的时候英德双方进行过数次上百架飞机的大空战。等到喷气式飞机出现，飞行速度更快，转弯半径更大，飞机的间距也必须拉大，同一个空域能容纳的飞机就更少了。到了朝鲜战场上，每次空战双方一般也就是各出十几架飞机在空中格斗，比如志愿军空军累计出击2457批26491架次，也就是平均一个机群十来架，美国空军虽然多，却也没法一次派几百架战机同志愿军打空战。


  
现代战斗机除了要考虑留出格斗空间，还要考虑飞机挨得太近会让对方雷达提前发现自己，己方的雷达离得太近还会在某些频段互相干扰。现代战斗机进行对空拦截作战，最少也要保持十几二十公里的间距，至少要保证自己飞机发射的红外追踪导弹不至于把自己的飞机揍下来，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能在我们周边找到的任何战略根据地都只能容纳最多二三十架飞机同时升空拦截。


  
但是空袭一方却不受这种限制，空袭一方是按照计划航线飞行，不需要开雷达，不存在互相干扰的问题。空袭机群中还有抑制己方信号的电子战飞机，压制对方防空雷达、防空武器的前导机，和驱逐对方战斗机的护航机。一个机群可以编组几百架飞机浩浩荡荡杀过去，就算对方战斗机的拦截能百发百中，也打不光所有攻击机，等到第一波攻击破坏掉对方机场，后面的机群就如入无人之境了。


  
美国人打别人都是这样玩的，不过天空并不姓美，换了别人如果有等量齐观的空中力量，也一样可以这么打美国人。何况我们有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隐形飞机、无人机，美国人有的我们差不多都有。如果进行空袭，我们也会用这些东西开道，破坏掉敌方的地面雷达、空军基地、指挥系统。用预警机指挥先进的第四代战斗机进行护航，对方的拦截机如果想攻击我们的空袭机群，就得准备把后脖颈子亮给我们的护航机。我们除了差一些战略轰炸机，对于在战斗轰炸机打击半径之内的日本、韩国等这也不算个多大问题。


  
而且我们是一个大国，美国能找到的基地都是小国和小地区，我们发动空袭只要进入敌方空域几十公里，一两百公里就能打到敌方的“七寸”，敌方想打我们的要害要飞几百几千公里，这几百几千公里纵深内有不知多少防空导弹旅和飞行团等着拿奖章呢。没人能在我们的“主场”全身而退。


  
我们有先进的工业技术，能造出先进的战斗机，美国要从空中找我们麻烦就不再是单方向的空袭，而是一场全时全空域的对攻战。打这种仗我们是不心慌的，只要是消耗战，就是拼工业产能，谁能更快补充上损失掉的飞机和飞行员，谁就能笑到最后。


  <h2>以空制海，延伸海洋纵深</h2>

  
当然美国人还有巡航导弹，用战略轰炸机和潜艇携带巡航导弹进行攻击，可以避免把自己空军最脆弱的地面设施摆到我们的刀锋之下。不过这些中程、长程的制导武器颇不便宜，对于美国这个工业空心化的国家来说就更是个负担。伊拉克战争，美国打了800枚战斧巡航导弹，库存就只剩2/3。目前美国的家底和当年差不多，大概3000枚。这个火力打到大部分国家头上，用进口技术搞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差不多就不能转了，但砸到中国这样的国家，破坏未必有修的快。


  
现在中国高速公路很快就要在总量上超过美国，但美国的高速公路是几十年攒下来的，中国的高速公路是十几年爆发出来的，这份土木工程建设能力已经超出了美国人的想象力。行内人都知道，中国现在每年新增七八千公里高速公路，制约建设能力的主要瓶颈不是土建能力，而是资金和征地。要是转入战时体制，物资走配给制，不考虑征地问题，高速公路每年造（重建）个三五万公里，铁路每年造个一两万公里毫无压力。


  
按照一般的惯例，一万公里高速公路，配套建造大型立交就要有三五百个，每个占地几平方公里。装药一二百公斤的战斧导弹不扔个十来发，连这么一个立交都没法完全瘫痪。这么算下来，美国打光巡航导弹的库存，甚至破坏不了半年内中国新修的公路节点，这还不算我们翻修一座立交桥通常只要几天工夫。就算我们一发巡航导弹都拦截不了，敞开了给它打，想打垮中国的工业体系也是不可能的。


  
空袭这种事最怕的就是挨炸的一方认真，越南战争的时候越南人就经常很认真地用黑油漆把挨过炸的工厂、军事设施刷一遍，再生几堆火，甚至在机场跑道上画弹坑，白天派些人假装清理废墟，晚上该干吗干吗，等美国人发现上当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


  
“二战”中德国空袭英国，英美轰炸德国，虽然规模空前，可都没取得什么决定性战果，对于生长在工业化社会的人们来说，认真是骨子里的。所以美国空袭发展中国家总是威风八面，对工业化国家就不敢那么肆无忌惮。比如美国人打了阿富汗又打伊拉克，唯独把中间的伊朗隔过去。伊朗工业产值占GDP的40%左右，可以算个半工业化国家，2012年上半年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喊打喊杀，伊朗人则不动声色地用电子诱骗手段俘获美国最先进的QR-170“坎大哈怪兽”无人机，害得美国人颜面尽失。


  
会认真的工业化国家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我们看到美国人空中打击的强大威力之后，就只争朝夕地研制出J-10、J-11、J-20，也许还有更多更先进的战机。不过光有战机并不够，因为空军本质上是一种进攻性力量。


  
从前面的推演可以看出，空中进攻比空中防御占便宜。中国这几十年来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新兴工业区和人口畸形集中于沿海。缺少统一规划的工业建设把苏州、东莞这些水乡小城变成了超级工业中心，占用中国最高产的良田建工厂，再从矿产资源丰富、水热条件匮乏的黑龙江、内蒙古调粮食来吃。在每年最冷、最需要运煤的月份，上亿的内地劳动力挤春运来打工，再挤春运回家，一船又一船的煤炭只能用铁路运到秦皇岛装船，再走海路转运到华东华南，这些在经济上都是浪费，在军事上都是弱点。


  
这些年国家先后提出了开发西部，振兴中部，发展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但沿海地区的工业是几十年形成的，搬走也不是几年的事，况且还有很多经济因素要考虑，上海、广州、北京、深圳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会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


  
美元发生危机恐怕等不了那么久，因而搬家不是办法，只有向着海上增加战略纵深才是出路。但海军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虽然我们现在也拥有了航母，不过我们这种航母，美国人叫“STOBAR”（短距起飞拦阻着陆型航母）。苏联则叫做“大型载机巡洋舰”，因为实际上这种航母的作用和防空巡洋舰差不多，主要就是防空。


  
这种航母上没有美国攻击型航母的一种标准配置——飞机弹射器，舰载机要靠自己的动力起飞，起飞的时候不能太重，没法加满燃油，更没法挂上重型武器攻击敌舰。所以这种航母的用途主要是为舰队提供防空能力。而美国航母搭载的都是战斗机和攻击机，靠弹射器可以满载起飞，既能空战又能攻击地面、海上目标。


  
美国的攻击型航母上通常用前甲板弹射器进行起飞作业，后面的主甲板上还可以同时停40多架飞机，因而这种航母一次攻击最多可以放出48架飞机，前面说过，这叫一次“全甲板进攻”。


  
而我们这种航母没有弹射器，飞机经常要用整个甲板做跑道，这时候甲板上能停放飞机的空间就不多了。和“瓦良格”同型的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一次攻击最多能放飞八九架战斗机，还都没加满油，只能挂几颗空对空导弹，要说只能叫“全甲板防御”。


  
二者相比，美国航母一次全甲板进攻放出来的飞机是我们那种航母的6倍，飞机的留空时间也要多，再算上对方可攻可防，掌握战场主动权，一艘美国航母战斗效能恐怕几十倍于我们的。这样算起来，海军上的赶超可就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追赶了。我们拥有第一条航母的时间还不满一年，还没开始积累使用经验，就算现在马上着手设计一种攻击型航母，并且一切顺利的话，到拥有它也是下一代人的事了。


  
搞海军虽然耗时颇多，不过如果我们用工业化的思维方式把问题分解一下，其实也不是没办法。现在海军的主心骨是航空母舰，航母打仗靠舰载机，舰载机航空兵在“二战”中脱颖而出，取代了战列舰、巡洋舰成为海战中的绝对主力。


  
如果把问题分解开，舰载机比起战列舰的巨炮，最大的优势是飞机的航程比炮的射程远，飞行员扔炸弹也比炮打得更准。航母战斗群可以从几百公里外攻击战列舰，战列舰全速前进一整天也不一定能看见航母，这中间还不知道要吃多少炸弹呢。在中途岛海战中，美国航母舰载机击沉了四艘日本航母，这时候日本联合舰队的战列舰、重巡洋舰无一损失，输红了眼的山本五十六一度下令战列舰全速前进，想用巨炮解决美国航母，不过等到夜里清醒过来才想明白这是找死，只好全队撤退。


  
既然问题的关键是航程和命中率，那么航母和舰载机其实就不能算是最有效的海空作战平台了。因为舰载机的航程有限，也挂载不了个头很大的重型反舰导弹，现代航母是用高强度合金钢制造的，有点类似瑞士军刀的那种材料，关键部位还有装甲。能挂到战斗轰炸机上的反舰导弹都不大，战斗部重量不超过150公斤，飞行速度不超过音速，轰到航母上有装甲的部位顶多砸个坑，能打坏的部位都不是要害。说白了现在的航母实际上已经打不了航母了，所以苏联人也想得开，干脆把航母当防空舰来造。


  
苏联敢一直造这种“载机巡洋舰”，是因为对付航母还有别的手段。苏联造了400多架的TV-22M“逆火”中程重型轰炸机。这种飞机可以挂载三枚“王鱼”重型反舰导弹。数量虽然不多，不过“王鱼”导弹是真正的“航母杀手”——战斗部重达一吨，命中一发就可以把航母打瘫；射程可达800公里，远超过舰载机的防空范围；而且速度高达3倍音速，还有高中低空好几种攻击弹道，几乎不可拦截。


  
在战时，一旦美国航母进入“逆火”的攻击范围，少则一个轰炸机飞行团，多则一个轰炸师就会用上百枚“王鱼”来一次铺天盖地的饱和攻击，一个航母战斗群基本上就剩不下什么了。苏联的“载机巡洋舰”型航母看似不给力，实际上却可以在“逆火”发动决定性打击的时候提前冲到导弹发射位置，驱逐敌方战斗机，等“逆火”打完，再带着舰队一起冲上去收拾残敌。


  
当然“逆火”这种飞机航程不长，没法用来进行大洋争霸，所以苏联人后来又搞了Tu-160“海盗旗”，可以进行洲际飞行，整个太平洋都在它的打击范围内。还可以携带射程3000公里，速度5倍于音速的“陨石”导弹，比防空导弹飞得还快，根本没办法拦截。所幸“海盗旗”刚造出来，“陨石”导弹还在图纸上，苏联就解体了，美国海军也成功避免了活在苏联轰炸机阴影下的命运。


  
战略轰炸机美国也有，而且比苏联的更好，美国的B-52和B-1B轰炸机可以携带多达20枚空射巡航导弹，只是这种导弹没有反舰用的型号，这倒不是技术上有多大难度，只是因为美国海军太自信了，不愿意让空军染指跟海战有关的事。


  
不过眼下美国人越来越有紧迫感，中国的航母还没建成，美国人就公布了“空海一体战”，“空海一体战”是美国海空军在亚太地区的新战略，具体的战术细节有很多，不过最核心的是把战略空军和海军捆绑起来遏制中国，用空军作为进行打击的重锤，海军则给空军当“炮架子”。


  
美国人在为将来做打算，我们作为弱势一方自然更应该未雨绸缪，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当清楚的海洋策略——以空制海，延伸海洋战略纵深——研制战略轰炸机，或者哪怕先从类似于“逆火”的中程轰炸机做起，与我们现在这种防空型的航母搭配起来，把周边两三千公里的海域变成我们说了算的地方。


  
2011年底日本和俄罗斯因为“北方四岛问题”吵嘴，俄罗斯人马上派出TV-95“熊式”战略轰炸机做“绕日飞行”，轰炸机绕着国土飞行，日本人自己对这招是很清楚的。轰炸机绕一圈花上十来个小时，如果在战时，这就意味着日本沿海所有的船只都逃不过轰炸机的打击。对于日本这种严重依赖海运的国家，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笔者去日本的时候特别注意了一下日本的森林，虽然日本森林覆盖率超过70%，但是凡是能看到的都是行距齐整，胸径一致，一看就是人工林。日本的原始森林哪去了呢？“二战”末期美国海军进逼日本本土，航母舰载机、水上巡逻机、潜艇、驱逐舰四处狩猎日本商船，连渔船、舢板都不放过，结果日本人一滴石油、一粒大米也运不回本土，国内能源断绝，资源奇缺，日本人只好把树砍了，枝杈当柴烧，树皮煮粥喝，好一点的木料造飞机，差一点的木料造木枪用来跟美国人玉碎，树根挖出来提炼松节油当飞机燃料……现在日本的森林一大半是战后重新种的。一旦我们也有了这种能力，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就得好好动动脑子决定站在谁一边了。


  
2012年2月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的时候说：“区域的人民追求和平、稳定与发展，太平洋够大，足以容下中美两国。”国家的目标一直很明确，只要我们善于运用自己的工业实力，所谓“太平洋第一岛链”就不是围堵我们、遏制我们引领地区发展的封锁线，而将成为我们保卫地区和平、发展的大洋边墙，是我们的防御纵深。


  <h2>唯一的软肋在大洋</h2>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我们如果采用“以空制海”的战略，可以将我们的防御纵深延伸到本土之外几千公里，不过研制战略轰炸机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美国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搞远程邮政飞机到“二战”中进行战略轰炸，花了近20年时间，苏联人在“二战”末意外得到了一架迷航的B-29战略轰炸机，通过仿制解决了造大飞机的技术难关，到独立研制的第一代战略轰炸机Tu-95装备部队，也花了十几年。


  
现在不大可能有一架B-2或者“海盗旗”稀里糊涂降到我们哪个机场上，完成自己的战略轰炸机怎么也是十几年之后的事了。不过时不我待，美国的国债余额已经超过了GDP，按照现在两年净增3万多亿的债务增速，美国的债务达到“欧猪”国家债务崩溃的临界点——占国内生产总值2～3倍，顶多是十几年之后的事。


  
而且前面说过，国债之所以卖得出去，是因为各国政府把国债收益率定得高于GDP增速，买国债比直接投资工商业更赚钱，所以美国国债的增速肯定是指数增加，加上备不住哪一任总统头脑发热又找谁打一仗，再烧掉个几万亿，恐怕用不了十年，美国就要收拾美元信用崩溃的烂摊子了。


  
前面已经分析过，这种时候，美国很有可能走向法西斯化。在这之前，我们的以空制海战略，可能还是纸上谈兵，最好的情况也就是轰炸机原型机正在试飞。


  
缓不济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有个B计划。这个B计划就是前面说过的“输出工业化”，我们如果能在更靠近美国霸权要害，比如中东石油产区、非洲矿藏产区的地方拉起一些铁杆盟友，靠产业和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血脉相连，哪怕是不怎么铁的朋友，各有各的打算也很好，如果美国抽调这些地区的海陆空军来找我们的麻烦，这些国家就有了战略上的行动自由，可以扩展自己的地区影响力。


  
有了这个牵制力量，美国人就会像当初苏军陷入阿富汗，自己陷入越南那样，全球布局处处失火，只好把兵力调来调去，到处堵窟窿，自然就没法集中力量找我们的麻烦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让我们的友好国家为我们火中取栗，我们可以向这些国家提供一些必要的武器装备，美国人打仗一靠隐形飞机，二靠巡航导弹，这两样我们都有。虽然我们自己的隐形飞机还没服役，就算服役了也不会马上卖，不过既然我们自己有，我们就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缺点，就能开发出能打隐形飞机、巡航导弹的防空武器。有了这类的武器，说实话美国人才舍不得拿自己那178架F-22和26架B-2去冒险，跟我们走的，其实都在我们的技术主场之内。


  
不过美国仍然有海洋霸权，10艘航母、50多条核潜艇、70多条“宙斯盾”导弹巡洋舰和驱逐舰可以轻易切断海上交通，切断我们获得资源、输出工业设备和工业品的主要通道。美国甚至不用直接当海盗，只需对其他国家船队施加压力，即可让中国一半的工业陷于停顿——目前中国有一半原油靠进口，进口原油80%以上都是依靠租用别国油轮运输。


  
因而如何在没有海运的情况下夺取胜利？在这个前提下找到一条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个输出工业化，领导世界进入新时代的方案才算完整。


  
在考虑暂时放弃海运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选择海运？为什么海运如此重要？


  
海运的第一优点在于廉价。根据过去几年的平均值计算，同样是把一吨货物运1000公里，水运消耗的燃油是35公斤，火车需要66公斤，卡车需要140公斤，飞机需要0.7吨。显然水运是最廉价的。


  
此外，水运节约人力，内河上一艘四五百吨的货轮，往往就是夫妻二人驾驶，一人掌舵，一人观察，平均每人运输200多吨，海轮动辄装载数万吨甚至十几万吨，船上往往只有十几、二十几个水手，每个人负责几千吨货物，所以从成本上来说，大宗货物的运费一般只有铁路的35%，公路的10%。大部分国际运输采用海运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水运的相对廉价还和基础设施有关系。火车汽车都需要修路，是两条“线”，所以投资巨大，建成后还必须付出高昂的养护费用。海运不需要修理大洋，真正需要建设的只是一个起点、一个终点两个港口，是两个“点”。所以海运的综合成本更要低得多。所以中国古代早在汉朝就建立了丝绸之路，但之后的一千多年里靠驼队只能运点奢侈品，宋元明清贸易大发展，把茶叶、瓷器、蔗糖这些相对大宗的货物卖到全世界却是在发明指南针，建立海上丝绸之路以后。


  
另外公路和铁路要从别人家门口过，还要征地，要面对运营、养护，和沿线居民对噪音、污染、事故提出的赔偿要求，还要面对设卡收费、拦路抢劫、小偷小摸，最起码也是解决就业等等问题。


  
如果道路延伸到其他国家，可以想象，此类麻烦只会多不会少，而且还加了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如果不能保证沿途的政权都对道路运输抱有善意，至少持中立态度，那么通行权就会时刻受到威胁。


  
考虑到这些麻烦，海运就有了第三项好处——可靠。公海航行权是世界各国共有的，除非和拥有舰队的国家处于交战状态，否则整个大洋到处都可以通行，只要不进入领海，就不必征询沿途国家的意见。索马里海盗虽然闹得沸沸扬扬，其实不过是各大国需要一个展示海上力量的秀场而已，如果真想省钱，往商船上派几个步兵就可以把没受过军事训练的海盗打得落荒而逃。


  
成本低廉、投资小，运行通畅，使用可靠，这三个优势就是海运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统治性地位的原因。贸易量越大，这些优势就越明显。现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量世界第一，每年要运进运出几十亿吨的货物。所以世界海运中心也从欧洲转移到东亚，上海港取代了鹿特丹港成为世界第一大港。


  
这说明目前中国整个工业社会的运转依赖于海运。如果未来的几十年，美国能坦然接受中国利用海运输入资源，完成产业升级，输出工业化，领导世界的事实，那我们得承美国的情分，道谢之余，也可以继续买它的国债，直到它卖不动了为止。如果美国阻断海运，我们也必须正视这个“软肋”，考虑用其他方式来抵消失去海运的劣势。


  <h2>以陆制海，用好传统纵深</h2>

  
根据前面的数据，铁路运输的成本大概是海运的3倍左右，在所有运输方式中，铁路运输是运营成本最接近海运的模式。所以解决方案多半得在铁路上动脑筋。


  
从成本的角度说，既然中国是因为贸易量大才采取海运模式的，那么中国能否降低货运总量？如果货运量下降到原来的1/3，那么承受3倍的成本也勉强可以接受了。这乍听起来相当荒谬——如何能在货运量下降的情况下发展经济？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吨位从1949年的1000万吨发展到1978年的几亿吨再发展到近年的几十亿吨，基本上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这对应的是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发展为进口资源、出口商品，为半个世界生产工业品的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历程。这个模式不放弃的话，降低港口吞吐量近乎不可能。


  
几十亿吨的吞吐量，我们可以根据用途划分出三个主要部分。


  
首先是中国绝对意义上的资源缺口。即要维持十几亿人的工业社会，为本国人造房子、造商品，中国本土的资源已经不太够用了，必须从国外进口。为了进口这部分资源，中国还得制造一部分商品，运到资源出口国去交换，这一进一出就是十几亿吨。这部分是绝对省不得的。或者说，这就是我们考虑对美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如何保证在美国截断海运的情况下依然能进口到这部分资源。


  
其次是中国运到欧美日的商品，但基本上是只出不进，许多船从美国、日本返回中国的时候主要负载是空集装箱，更多空集装箱干脆扔在了美国没人收拾，船空跑回来。欧美现在在不少技术上还领先于中国，我们一直都乐意用商品交换一些高技术商品，但美国人就是不愿意卖。跟着空跑的船回来的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也就是外汇，或者说是我们给金融帝国交的保护费，这种经济模式现在已经造成了国内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房价飞涨、投机盛行、贫富分化，因而这部分运量也是我们希望砍掉的部分。


  
最后一部分有进有出。中国从第三世界运进资源，运出商品挤垮当地的工业。就是实际上把第三世界当殖民地的那部分外贸。出口商品，是因为我们要填满世界一半的工业品市场，垄断市场。进口资源，我们好建造更多的工厂，把剩下的一半市场也占掉。如果中国坚持现在的发展路线，这部分外贸肯定省不掉。


  
但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大的反弹，所以我们会提出“输出工业化”这种新模式。在这个新思路下，中国不应该进一步去追求垄断低层次工业，而是应该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把各地的基本消费品留给本地制造，中国只需要进口自用和工业升级的资源即可。所以，这第三部分贸易货运量，实际上是可以大幅度减少的。


  
综合来说，只要输出工业化的道路贯彻到底，中国需要输入的资源会大大缩减，输出的很大一部分商品将变为重量少得多、价值高得多的工业母机、关键零部件、高技术原材料、技术专家，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不受损害。这样算下来，在必要的时候，海运改陆运真正需要保证的只是第一部分的运输量，大概占原运输量的35%～40%。因此增加的运输成本还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前面提到了，铁路运输成本还包括建设成本，要考虑修路问题。在中国和西亚、南亚、非洲之间新建铁路网，这当然是一笔巨额投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积攒了1.3万亿的美国国债，三四万亿的美元纸币。这些钱大部分是过去十几年用实体商品换的，都是美国永远无法兑现的欠账。既然美国人没东西兑现自己货币的购买力，我们还不如趁着这些钱没贬成废纸赶紧花掉，这里没啥投资效益问题，不花掉，过个十几年，甚至几年这些钱也变废纸了。如果能用这些投资打通大陆交通线，让美国的海上霸权相对失效，这买卖就算赚翻了。


  
贯穿欧亚大陆的铁路线，从朝鲜半岛到南非的里程大概要2万多公里，再加上三四条大致平行的干线，和之间的连接线，不过是十几万公里干线铁路。也就是我们很快就会拥有的铁路里程总量。既然美国在1870年到1910年之间修了近40万公里铁路，这样的工程量，对于如今生产能力百倍于当时美国的中国来说，其实是毛毛雨。


  
青藏铁路的每公里造价大概是4000万人民币，号称最难修的宜万铁路，每公里投资也只要7000万人民币，正在建设的兰渝铁路，最难啃的山区段投资还不到1亿人民币。这样算下来，打通中国到非洲的铁路干线，2～3万亿美元绰绰有余。用这笔钱就算给美帝国主义的葬礼随个份子吧。


  
何况奥巴马说要让美国重新工业化，拿到这笔钱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拿其中不少去美国购物，最起码买点粮食、药品和军火，这也算帮了美国工人、农民、技术人员，就算将来美国的寡头不领这份情，美国老百姓还能帮咱们说句话。


  
投资问题能解决的话，下一个问题就是技术问题。笔者出过很多次国，最大的感触就是中国太大了。每次上飞机先睡觉，一觉睡醒过去六七个小时，这时候笔者不是看到新疆的隔壁，就是青藏高原的雪山。等飞机过了喜马拉雅山或者昆仑山，出了国境线，再飞到亚洲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看一个电影的工夫了，飞到欧洲顶多再看一部电影。


  
修铁路也一样，欧亚铁路最大的工程技术难关就是中国西部的高原、冻土、山脉和戈壁。只要修通了这段，境外的部分不是走平原，就是丘陵，最困难不过是小块沙漠和几道山梁子，其实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修通对外连接线对几十年前的中国来说，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1958年，中国第一次修青藏铁路，还没翻唐古拉山，就在海拔3600米，地质复杂的关角隧道上卡住了工程进度，1961年被迫停工。然后1974年复工重修，一直到1978年才通车，又发现隧道壁开裂、路基拱起等地质灾害。在1983年修理整顿后，1984年青藏铁路才算竣工。到了1990年，又再次整顿病害。1991年后关角隧道终于稳定地投入使用。4000米的隧道，前后花了33年才搞定。所以青藏铁路几十年只修了814公里，停在格尔木这个柴达木盆地的边缘，没有真正跃上中国地理的第一阶梯。


  
类似的还有京九线，交通节点九江长江大桥1973年就开工，1979年因资金和技术问题下马，只在长江上留了一排桥墩。到了1987年重新复工，又花了8年才修好，1995年大桥通车，1996年京九线才算建成，在京广、京沪之外，几十年就增加了这么一条南北贯通的铁路干线。


  
1958年开工的成昆铁路，修到1962年只修了60公里，无论如何进不了山。1964年开始，集全国人力物力来打通这条三线建设的核心工程，35万人进山施工，牺牲2000余人，终于在1970年通车。


  
1958年开工的南疆铁路，1961年下马，1971年重开工，1979年才修到库尔勒。


  
这样的施工能力显然没法翻越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所以多年以来，中国向西的交通线只增加了一条中巴友谊公路（喀喇昆仑公路），每年最多有十几万吨的运输量。


  
不过，就在这种折腾中，中国锤炼了世界第一的工程能力。关角隧道让铁道兵彻底弄明白了高原隧道该怎么打，膨胀地基怎么对付。南疆铁路带来了戈壁沙漠的施工经验。成昆铁路，中国第一次开始大规模使用架桥机、掘进机，山区施工从手工化走向机械化。1974年，成昆铁路被雕在象牙上，送给联合国当礼物。1985年第一次颁发国家科技进步奖，成昆铁路和两弹一星，一起并列特等奖。


  
此后的铁路越修越快。1996年到1999年，3年时间中国就修完了南疆铁路二期，通车到喀什。青藏铁路二期2001年开工，2006年通车，5年时间在世界屋脊上修了1100多公里铁路。当年的关角隧道4公里修了33年，2007年旁边开工了一条新关角隧道，直接就是双线各开一条隧道，每条长32公里，是老关角隧道的8倍。成昆铁路复线施工，截弯取直，独立于原成昆线，穿山而过，2010年开工，预计2014年即完成。不管是青藏高原，还是横断山区，或是大漠戈壁，地球上最艰险的地段在中国人面前都不再是障碍。这为打通中国向西的陆路交通干线具备了技术条件。中国已经把世界一半的高铁路线修在了中国，不用介意再为世界增加十几万公里的货运干线。作为人口最多的大陆国家，陆地才是中国最可靠的战略方向。


  <h2>技术制造的内线优势</h2>

  
目前，绕过东南亚半岛的中老、中缅铁路，直接翻越帕米尔高原，从喀什到瓜达尔港的中巴铁路，从喀什直接向西，通往乌兹别克和土库曼的乌吉中铁路都已经提上了日程，有的路线在中国国内的部分已经开建。甚至翻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尼铁路也在讨论之中。自古以来中国和亚洲其他人口密集区之间的自然地理障碍即将被现代科技压倒。这些铁路修成之后，即便还不能立刻沟通中国和非洲、中亚资源基地，至少也让中国在通过印度、东南亚的海路之外，又有了另外一种运输选择。在中巴铁路的规划中，瓜达尔港到中国有沿铁路建设的输油管，可以让中国和伊朗及波斯湾诸国进行陆地石油交易。


  
在技术上说，中国向西的铁路可以分三个战略方向向西延伸。北线可以从新疆出发，贴帕米尔高原的北缘延伸，穿越苏联的南方加盟共和国，穿越山地和沙漠，直奔里海。南线可以从横断山区出发，串起老挝、缅甸、印度、巴基斯坦，沿波斯湾沿岸向西。中线则直接穿过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进入伊朗。再加一些南北走向的连接线，穿越各条山脉的山口。从长远看，三条线最终需要汇于西奈半岛前往非洲，直通好望角。如果希望亚非铁路网为中国提供可靠的资源供应，中国铁路网的轴心应该是从平壤直通开普敦的大陆交通走廊。


  
铁路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绝对运力问题。如果美国完全阻断大洋运输线，或许美国在与世界为敌的路线上撑不了很久，但中国也必须在美国崩溃前解决物资供应问题。中国每年至少要保证十亿吨级的资源供应，才能保证工业化社会的正常运转，其中1/3可能要来自非洲。这样大的运量，能靠三四条铁路解决问题么？


  
说到这一点，必须承认，中国大部分铁路的运力的确不足以承担这种以十亿吨计的洲际运输。中国大部分干线铁路，如京广、京沪、陇海的货运能力都在5000～6000万吨左右。京九线也不过是七八千万吨的运量。考虑到高铁和客运专线逐步把客运分流，这些铁路的预期运力也不过是一亿吨左右。


  
这个运力不要说满足洲际运输需求，就连国内的资源运输都捉襟见肘。煤炭的请车满足率（即每100个铁路运输请求，得到满足的数量），始终保持在35～45%之间，所以要建设超高压长距离输电网，来替代一部分煤炭运输。如果是指望这种铁路来打开中国向西的通道，怕是要修上十条八条的，投资不是个小数，在瓶颈地区的桥梁、隧道建设也是个问题。


  
中国唯一能满足这种运力的铁路是大秦线。2010年，大秦线一条铁路，把4亿吨的煤炭从山西运到秦皇岛，2万吨的列车一列接一列。仅这650公里铁路，2010年的运载量已经达到2600亿吨公里，恰好等于印度63000公里铁路年周转量的一半。这样的铁路修上三四条，足以靠纯陆运满足中国的基本资源需求。


  
不过，大秦线虽然跨越了一些山地和河流，但总的来说没有经过地形险峻地区，货源、车厢类型也比较单一，要把大秦线专用运煤技术用成通用的货运线，以及进一步用成跨越高寒山区的货运线，技术上还有一定困难。所以大秦线暂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超级线路。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中国铁路技术的一个相对短板——重载铁路。


  
重载铁路，顾名思义，就是运输能力远胜一般线路的铁路。一般特征是轴载大（分配到每根轴的负载，体现负重），单列荷载大（5000吨以上，一般包含上百个车厢），车流密度大（每天开行几十对到上百对列车）。20世纪20年代，在大部分列车还停留在几百吨、上千吨的负载时，美国就能开行单列1万吨的运煤专列，是铁路重载运输的开始。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冷战促进了全球工业化，工业从欧美的岛国、沿海向内地转移，向第三世界国家扩散，大陆内部运输的需求开始增加。加拿大、巴西、苏联、澳大利亚，甚至南非、瑞典都开始上马重载铁路。1967年，美国单列火车的运量达到了4.4万吨，1989年南非开行7.2万吨矿区列车，到了2001年，澳大利亚组成了682个车厢的超级重载列车，载重9.97万吨，差一点不到10万吨。一直以来，以万吨计算运载量，是海路运输的专利。现在重载列车也能运载数万吨货物，速度则远高于海运，这个技术突破使陆路运输的运力开始向海运看齐。


  
中国从1984年开始学着搞重载铁路，1992年第一次开行万吨列车，现在已经有了20条亿吨线路。但除了大秦线之外，大多数运载能力不突出，比其他国家重载铁路的部分指标尚有一定差距，用来搞洲际运输还远远不够。从轴载来说，美国1985年开始搞了35吨轴重的重载列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使用同一标准，巴西、瑞典用30吨轴载，南非的铁路在窄轨上也实行了27吨的轴载。现在美国的铁路，即将换用实验成熟的39吨轴载。中国的大秦线也只是25吨轴载，仅有试运行的朔黄铁路达到了30吨轴载，超过了27吨的国际标准值。


  
美国的重载铁路，1/4以上是双层集装箱运输，所以除了运煤、运矿石外，还能运多种多样的货物，实现通用化重载运输，中国现在双层集装箱才刚刚试行，隧道、跨线桥等方面都缺乏配套，所以重载铁路往往就是单纯的运煤专线。


  
在指挥控制上，中国现在的重载铁路还不成网，都是单线控制。美国已经有20万公里重载线，形成了多个控制数万公里重载线路的指挥中心，统一调度，统一处理线路和列车的监测数据，在瓶颈路段上试行三线甚至四线并行。


  
为了保证战时铁路干线的连续运营，不受单一供电网影响，可以相对独立运行的内燃机车是国际货运网的必备品。但在大功率内燃机车方面，美国技术至今领先中国10年以上，青藏铁路上的客运列车就是用美国进口的NJ-2型来牵引，对时效性要求较低的货运列车，才敢用国产机车。即便冷战后美国的工业已经相对停滞，但作为第一个全面工业化的大陆国家，美国在铁路上的积淀还是很值得中国学习的。


  
其他国家的重载技术，比如澳大利亚的十万吨级列车，瑞典在北极圈里的高寒山区修建重载铁路的技术，苏联在冻土带软弱地基开行重载列车的能力，都值得学习引进。


  
现在中国和欧美的重载铁路技术水平相差不算大，远小于海军方面的差距。只要重载列车技术能再上一个台阶，那么从运量上来说，用内陆运输抵消美国的海权就毫无技术障碍。相信中国工业一定能尽快踏上这个新时代的门槛。


  <h2>攻心为上，上兵伐谋</h2>

  
这样的铁路网除了投资和技术问题以外，最大的问题就是沿途国家的态度。其中有敌视中国的印度，美国也不敢碰的伊朗，还有号称“帝国坟场”英美苏全都栽过的阿富汗。


  
在现在的国际关系下，指望从中国到南非的铁路会得到沿途所有国家的欢迎，显然有点不切实际。不要说要求这些国家主动维护铁路运输安全，仅仅是说服这些政权，让他们相信铁路过境不会威胁到自己，就已经是近乎不可能的谈判了。这也正是美国能靠海洋霸权统治世界的基础。


  
但是，从输出工业化的总体战略看来，承认各国都要依附欧美，凡事只能和买办政权们打交道，这个发展思路本来就应该放弃。


  
反之，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天生就要搞依附当买办的。人也有三分火气，欧亚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历史上都有过辉煌的时候。只是经过几百年西方殖民化统治，这些辉煌都已经尘封了，各国的民众也好，社会精英也罢，谁也不相信自己还能重拾昔日荣光。这也是我们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区别之一。


  
2011年底中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全面建设文化产业，实现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大举措。从历史大势上说，这也是我们拥有了巨大的硬实力之后，从软实力上彻底摆脱殖民时代世界文化秩序的大变革。


  
历史上我们发生变革总是欧亚大陆全面变革的先兆，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都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革命浪潮。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枪声预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1978年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同样是后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先导。欧亚大陆上的国家发展历程不同，但这个世界的问题来自统治世界的帝国，有麻烦自然是大家一起遇到，所以变革起来也扎堆。


  
只是中国的传统上是一个统一国家，很早就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因此应对变局时的组织动员能力更强大。别的国家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强的凝聚力和执行力，不过模仿总是更容易，只要我们走通了一条路，中小国家马上就可以跟进。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第三世界纷纷掀起独立运动，就是最好的例子。


  
眼下很多发展中国家都爆发了社会动荡，更大的变局正在酝酿，从经济基础上说，这是欧美金融帝国走向崩溃之前快要印不出钱来的先兆，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在这个世界上当买办是没有前途的。像中国人一样，靠自己、搞工业，才是出路。


  
现在差的只是一个成功者跑过去，跟他们说：我相信你，你能行，我曾经也跟你一样。并且实实在在地提供帮助。只要有一家成功，很快就会响者四应。


  
其实笔者自己最喜欢看美国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拍的各种科技、自然、历史、文化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笔者必须承认美国人拍这种东西确实比我们强，强归强，但也让笔者变得更有自信，一个美国人能做的东西，另一个美国人也能做，换个中国人无非是经验、意识之类的事。


  
通过美国人的纪录片，透过镜头，笔者一方面看到大自然的壮美神奇，另一方面也感受到每个地区每个民族拥有的自豪感没谁输给我们。只是美国人的纪录片反映的是美国人的诉求，比如希望世界就此止步。同样的摄像器材、同样的非线编辑器、同样的CG制作技术我们也有，我们干吗不做一些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透过自己的过往，看到自己的未来，看到在中国工业光辉照耀下分享成功时刻的东西呢？


  
笔者把这种文化叫做“工业文化”，背后依托的是“工业文明”，比如说这几年，随着网络普及，各种小众文化在中国应运而生，其中有一个叫“铁路党”的群体。他们像追星族或是别的什么粉丝群一样，对铁路的一切津津乐道，追拍最古老的蒸汽机车和最先进的电力机车，沿着最先进的高铁和最古老的窄轨铁路步行探访线路，对于每一条在建和废弃的铁路都如数家珍。


  
笔者并不是“铁路党”，顶多就是去过几次铁路博物馆看蒸汽机车，但是我很能理解铁路党对火车的感情，因为这是中国人对自己工业化里程的记忆。过去文人士大夫喜欢字画，欣赏的是农业文明统治集团的自我优越感。


  
现在中国出现了“铁路党”，还有类似的很多其他工业产品爱好者亚文化群体，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已经有了自己的历史积淀。工业人口开始自我觉悟，自我认同，欣赏自己的工业时代，为此感到自豪。未来，我们要把干线铁路网推向整个亚欧非大陆，就是要为整个第三世界创造自己的工业化历史，让他们一起热爱工业化成果，一起享受工业化生活，一起抱怨工业化进程中的问题，也一起来保卫工业化社会。


  
如果输出工业化硬件的过程可以叫“车同轨”，那么输出工业化文化自然就可以叫“书同文”，当然我们并不会强迫任何国家的人使用中文，不过输出工业文化起到的效果和秦始皇统一文字并没有太大不同。


  
输出文化的目的是输出“中国模式”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政治体制改革经常是国内分贝最高的话题之一，政府工作报告里都经常会提到。不过相比国内，真正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恐怕是全世界，改革的方向也不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美式议会政治，而是一种政府更负责任，更专业，能够从经济布局、产业模式、产业链配套层面上进行精确管理的治理模式。


  
前面说到的那些都是涉及几十个国家几百套产业链的事情，哪怕一个国家只分到其中一小部分，也需要认认真真去做。要做事情，需要的就不是一个只能各抒己见的沙龙，而是一个能运筹帷幄的参谋部。虽然看起来这样有一些专断，不过总比挨饿、挨打、内乱、混战强。有个历史名词叫“开明绅士”，可从来没听说有叫“开明乞丐”的。


  
实际上中国在经济、工业、民生上的成功已经引来了越来越多的模仿者，比如我们搞改革开放，越南就搞“革新开放”，朝鲜搞了经济特区，埃塞俄比亚的朋友说他们的总理写了一本书，主张“要让一部分埃塞人先富起来”。有人愿意学习我们当然好，不过这也给我们带来了责任，就算为了“中国模式”的声誉，我们也需要提供一些更专业的指导，让他们不要只学皮毛，要多学一些精髓。


  
毕竟比起秦始皇来，我们有更大的目标，不是统治一个中原，而是要承担起责任，即摆脱帝国主义统治，改善民生，争取共同发展的责任，因而我们也必须把工业化时代为人类带来的生存权、发展权、繁荣权，和保障繁荣发展的公平、正义作为新的“普世价值”推出去。在赢得世界之前，我们会先赢得世界人民的心。


  
当然有一些方面我们自己做的也不怎么到位，不过欧美推行他们的普世价值，基本上没有哪条是他们自己能真正做到的。都有缺憾才要共同进步，我们输出工业化，推广工业文化，不是为了当上帝，对别人指手画脚，而是为了给我们自己的工业体系撑起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把生存、发展、繁荣的权利带给相信工业化、相信中国的人们。


  <h2>仁者无敌，仁者有术</h2>

  
相信工业化的国家其实不少，比如伊朗这样的国家，有波斯帝国的辉煌历史，有资源，也有搞工业化的意愿，但被美国制裁，资源卖不上好价钱，工业物资采购不到。伊朗比中国更痛恨美国的海上霸权，动辄就高喊封锁海峡切断波斯湾航线，虽然从军事上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毕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诉求。历史上伊朗曾经被英国人统治，英国建立了英波石油公司掠夺伊朗的石油资源，这个公司也就是现在的BP，就是2010年在墨西哥湾漏油的那个。


  
英国人光挖石油也就算了，最让伊朗人气闷的是英国为了控制伊朗，建立的电站都是烧煤的，当时伊朗没发现煤矿，如此一来，就算伊朗有个名义上独立的政府，但油田需要电，为了挖石油也离不开海运的煤炭。伊朗革命前每年要花大笔外汇进口煤炭，而采油中冒出来的油层气却只能白白烧掉，在“霍梅尼革命”之后伊朗被西方封锁，无力改造电站，最后中东人的轴脾气上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上核电。这也是所谓“伊朗核问题”的前因。


  
至于后果，伊朗坚持独立自主恐怕是谁也撼动不了了，如果能得到可靠的大陆运输线，和其他工业社会沟通，他们会比中国更依赖这个铁路网。


  
从伊朗到中国，可以过境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从经济上来说，巴基斯坦虽然是一个传统农业国，但农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只有24%，第三产业超过52%，如果我们把铁路修到德黑兰，首先对占其经济半壁江山的商业、服务业就是一个超大利好消息。因为巴基斯坦并不靠近海上航线，除了阿富汗，没谁的货物要从巴基斯坦转口运输，使得巴基斯坦的商业、服务业也只能自给自足。一旦铁路和油管贯通，巴基斯坦首先就能获得铁路、油管运营收入，接下来还能带动相关产业和商业发展。


  
当然作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巴基斯坦自然是我们输出工业化的标杆，比如可以让巴基斯坦承担很大一部分炼油业，把原油炼成成品油运到国内，因为国内的铁路从西往东都是运资源，这个方向运力相对紧张，运输越高附加值的东西经济上越划算。而且巴基斯坦还可以向贫油的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出口成品油，把炼出来的石蜡卖给缺电的非洲，沥青卖给附近国家铺路。接下来还可以建立化肥、橡胶、塑料工业，辐射整个南亚，这样也有助于印巴关系缓和。考虑到中巴之间的传统互信和通过工业化建立起的产业链纽带，如果巴基斯坦控制了印度的一部分石油，我们在和印度谈领土争议的时候，就可以共享更大的话语权。


  
如果印度打算穷兵黩武下去，只要巴基斯坦有了更多的财源，就可以通过铁路获得我们更有力的技术、产业支持，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机、“哈立德”主战坦克就是例子。近年来印度连年军火进口排行榜位居三甲，能和印度比排名的都是沙特、阿联酋之类财大气粗的国家，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巴基斯坦通过与我们的技术合作获得了越来越强的自卫能力，印度只好以几年更新一代主战装备的速度四处求购军火。比如印度在10年前看巴基斯坦和我们合作研制“枭龙”，就立刻买来了Su-30战机，现在听巴基斯坦放风说要买J-10，马上又拍钱买“阵风”，换飞机像换衣服，连造Su-30的俄罗斯，造阵风的法国都不敢这么玩。如果中巴双方有更密切的产业联系，巴基斯坦靠我们的工业技术获得造血能力，用不了多久印度就只能承认挑错对手了。


  
巴基斯坦有大量阿富汗难民，让巴政府背了很大的财政包袱，以往美苏争霸，将阿富汗当成扩张的跳板，从来不想帮助阿富汗人建立工业社会，所以占领力度越大，反抗也就越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人语言、宗教、民族相近。如果我们帮助巴基斯坦把铁路修到阿富汗，帮助贫民窟中的难民回家，在大山中找矿，协助当地部落建立选矿厂，这些新的工业化人口将变成维护整个中亚稳定的基石。铁路是他们的生命线，自然会得到他们的维护。


  
甚至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沙特、科威特也是我们的潜在伙伴。实际上中国铁路到目前为止对外签的最大订单就来自于沙特。


  
这笔开销即便对于财大气粗的沙特王室也不是小数，所以沙特一直希望能把铁路修到麦加、麦地那，因而拥有大量回族铁路工人、技术人员的中国就成了沙特唯一可选的合作伙伴了。当然这个铁路合同执行了几年之后出现了亏损，这是因为承担工程的西北地区的铁路建设部门缺少修高速铁路的经验。而且沙特人其实是很精明的商人，不先赚上一笔是不会罢休的。


  
不过这种交学费的事我们每个行业都做过，这一次我们的少数民族铁路建设者得到了锻炼，掌握了施工诀窍，下一次自然就可以盈利。以笔者的体会，阿拉伯人其实很讲义气，做生意都习惯于长期合作。沙特这个国家经济完全分布在阿拉伯半岛的东西两侧，中部有一些分散的绿洲农业区，通过几条公路相连，国内运输成本相当高昂，只要沙特人看到了铁路带来的好处，阿拉伯半岛的铁路网自然会由我们承建。


  
虽然我们也能帮沙特开采石油，而且便宜得多，只是沙特自己恐怕不敢。实际上沙特拥有的也不只是石油，虽然没有经过地质详堪，笔者也不敢说我们能帮沙特找到什么，不过沙特拥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沙漠，这本身就是资源，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建立太阳能、风能发电场，虽然沙特最不缺的就是能源。


  
太阳能、风能由于输出不稳定，要修建蓄能水电站作为配套设施，在别处这样的附加建设成本会让这些清洁能源毫无竞争力，不过在沙特，却可以把抽水作为清洁能源的主要用途，同时也为海水淡化厂提供动力，帮助沙特提高农产品自给率，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合作获得技术上的巨大好处。


  
当然这都只是笔者自己纸上谈兵，不过既然在沙特这种最亲美也最不差钱的发展中国家中我们都能发现合作前景，那这个地球上就没啥地方不能接纳我们输出工业化了。


  
输出工业化不光是铺铁路，太阳能发电就是一个很适合输出的产业，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太阳能都不是一种很合适的发电技术，白天有电晚上没电，但如果从全世界的角度考虑，从巴基斯坦到非洲最西端的塞内加尔，整个欧亚非旧大陆光照最强的地区是连绵近万公里的大沙漠，地跨7个时区，加上我们的新疆、西藏，如果用超高压、特高压输电网将这些地区链接起来，自然就能靠太阳能、风能获得稳定的电力。


  
和跨国铁路比起来，除了有限的偷电，跨国电网的政治风险几乎为零，因为谁也不用担心敌国会顺着电线打过来，就算是沙特、伊朗和以色列，只要不让两边的人见面，中间用伊拉克和约旦隔过去，各方也顶多心照不宣。


  
在技术上，我们是对超高压、特高压输电网的技术投入最多的国家，因为我们80%左右的煤炭、水能、光能、风能分布在西部，而70%的用电量在东部。“十二五”规划中，国家准备建造10项特高压输电工程，超过全世界所有特高压输电工程总量之和数倍。这样的投入之下，我们自然能把电压做到足够高，把损耗降到足够低，这样的电网当然就可以覆盖整个大陆，统一调度，根据时区的变化在各个国家之间平衡用电峰谷。


  
从理论上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电网是最大的低碳，最大的环保，我们建立这个，立刻就可以联合全体发展中国家一起收欧美的碳税，不愿意交钱您就老老实实挖煤发电去吧，我们这种免费能源不伺候您了。


  
有了这样一个电网，整个覆盖范围内各国经济都会得到巨大的发展，不管是利用地理优势修太阳能电场，还是结合资源优势加入我们的产业链，分担一部分工业，还是引水灌溉把沙漠变成粮仓。铁路、公路自然也可以顺着铺过去，至于美国人还能不能印美钞，欧洲人还有没有信用印欧元，其实根本不是问题，能发电的国家可以用电费当担保，需要电造东西的国家可以用产品作为担保，谁拥有技术优势，谁就掌握货币发行的大头，这才是应该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笔者想几十年以后，经过中国输出工业化，下一代的亚洲和非洲居民应该可以搬出肮脏的农舍，住上自家的公寓楼或宿舍，在卧室的窗户里看到自己工作的工业区和高产的农田。他们的房间里摆着本国生产的轻工业品，上班坐的是附近工业中心生产的公共汽车。远方的山头上，是银色的高压输电塔，城市郊区有白色的高铁站。远方重载铁路的运输日夜不息，他们会习惯在隐约可闻的汽笛声中进入梦乡，做一个踏实的好梦。


  
这种生活我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宣传画上见到过，到了21世纪已经变成了我周围的现实。刚刚过去的30年就是中国把一棵工业化的小树苗种成参天大树的过程。现在，为了让中国的工业化社会能够继续发展，我们必须把这种宣传画和铁路、电网一起推向整个世界，释放被金融资本束缚的工业力量。亚洲有40亿人口，非洲有10亿人口，目前大多数还处于前工业化状态。只要他们开始建设工业化社会，美国的霸权就不值一提。这正就是我们祖先所说的“王道”和“仁者无敌”。

结语 高飞的鸟减轻灵魂的负担工业化与国运轮转


  <h2>自卑有多副面孔，自豪只有一副</h2>

  
2011年是“9·11”事件十周年。十年前的那天晚上，我没上网，得知“9·11”事件的消息是在第二天上午的课堂上。教现代化理论的老师宣布纽约世贸中心被飞机撞毁了，教室里立即一片欢腾。我立刻被这种气氛感染，一起喧闹起来。这样的回忆和情绪，我相信在同龄人身上普遍存在。


  
中国人乐于看到美国人遭灾的原因显而易见，就在“9·11”事件同年的4月1日，美国人的EP-3侦察机摸到海南岛附近搞电子侦察，和解放军海航J-8II战斗机相撞，我们的飞行员王伟跳伞下落不明。这样的侦察飞行，美国人不是第一次干，也不是最后一次干。几十年来，美军飞机就在这片空域常来常往，在中国领空的边缘挑衅中国主权。20世纪60年代越战期间，中美多次在附近打过空战，海航的战斗英雄们空中拼刺刀，在高速的缠斗中一直开炮冲到离美机仅29米处才将其击落，创造了喷气式飞机作战的最近距离纪录。美国情报人员因此提醒飞行员海南岛是个危险空域。


  
当然，十年前反美情绪更加深刻强烈的缘由是1999年的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机轰炸事件。当天晚上，我在广播节目里听到一个中年人打进电话，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我不会忘记这句话，我会一直记得广播里听到的这个声音。这次事件，对于我们这些80后来说，比上一万节政治课都管用。


  
其实，天真地膜拜世界上最先进强大的国度，觉得这好那也好，是人之常情。我自己就是从小看“米老鼠”和“变形金刚”长大的。我觉得美国同一个家族出的两个罗斯福总统都很不错。我喜欢好莱坞女星泰勒和梦露；我听卡伦·卡朋特和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我觉得《绯闻女孩》这样的炫富片里还玩点阶级分析很有意思；家里长辈曾经说我应该在美国读书长大。我们这一代人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能感觉得到是美国主导了自己生活的世界和历史阶段。美国很好很强大，这是事实。


  
只是人面对事实会有不一样的心态：美国很强，所以中国就要依附美国；美国很好，所以我就要去美国，这是一种心态。美国很强，所以要反对其霸权；美国很好，所以要学习其长处让中国变得更好，这是才一种好的心态。


  
不过国际政治的分合纵横远相当复杂。当年越战把美国坑了个半死，苏联大获其利，结果中美接近以制衡“北极熊”。21世纪，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美国人主动拉近了中美的距离。


  
2011年的今天，我对美国既没有强烈的爱，也没有强烈的恨。当年，我在电视中看到被B-2隐形轰炸机炸毁的中国大使馆，也在电视中看到过纽约世贸大厦如火炬般燃烧。十年后，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了中国的隐形飞机一飞冲天，也看到了塔利班击落海豹六队MH-47直升机的视频——仅仅在这支特种部队杀死了奥萨马·本·拉登一个月之后。


  
从隐形飞机到隐形飞机，从拉登到拉登，这十年对中国是一个时代的了结，对美国也是一个时代的了结。有一种说法，真正的21世纪应该从美国陷入债务泥潭，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的2011年算起，之前的十年只是20世纪的尾声。


  
中国兴盛发展，美国空虚衰落，世界大势仿佛突然就转了风向。透过现象看本质，中国的崛起不是2011年的突变，而是一百年探索、六十年积累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发展持续一年快似一年，今天的渐变相对于过去是一飞冲天的突变，今天的突变相对于将来只是起飞滑跑的渐变。我们已经在蓝天飞翔，我们依然在跑道上滑跑。


  
同样的道理，美国也不是近几年开始衰落的。美国的战略后撤，后面拖着40年来去工业化的轨迹。“9·11”事件是美国衰退的象征，但绝非起点。60年前，美国垄断世界金融和工业霸权，正当极盛。那时的白宫搞个“马歇尔计划”，用开支票撒钱的小手段就把欧洲摆平了。今天美帝嗅到了帝国末世气味，四方骚然，借钱用兵，诸侯惧而忌之，忌则离之。像中国这样天下之内，诸侯之外的势力，美帝当然疑虑我们有以周代商，逐鹿问鼎之心。于是，奥巴马见达赖、扶植印度、在南海鼓动小国动手脚、在东海怂恿日本发难，这些都是防御措施，处于攻势的正是中国。


  
有些人把美帝的前出防御想象成围攻，把中国伸展肢体解读为软弱；又有些人很高兴自由世界对邪恶中国的遏制，每天高呼中国崩溃论。一个喊狼来了一个盼美国爸爸，两种声音其实都是对形势和趋势的迷茫无知，以及更根本的民族自卑感。


  
民族自卑感，无论表现为虚火升腾的民族主义，还是亲美反华的民族虚无主义，都不可能真正理解和适应今日形势。自卑感的产生来自于贫弱受欺的中国近代历史，自卑感的延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世界和中国当代局势的无知。自卑感的克服不能靠十年尺度的历史观察。我们不能带着自卑走向未来，既然自卑和历史观纠缠在一起，那我们就应该回顾过去百余年的世界与中国。


  <h2>19世纪太长，长得让人沮丧；20世纪太短，短得令人心慌</h2>

  
21世纪始于2011年，1991至2011年的20年算是个中间期，前后十年以“9·11”事件为转折点。向前追溯，世界历史中“漫长的19世纪”，始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终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1914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的77年，则是历史学者所说的“短暂的20世纪”。


  
让我们从19世纪开始回顾，那是自卑感的源头。


  
中国的19世纪并不始于1789年，那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清乾隆五十四年。在巴黎人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乾隆皇帝正准备来年接受臣民恭祝，万邦朝贺，过自己的八十岁寿辰。过了两三年，长寿的乾隆皇帝获得了最辉煌的一次胜利。他的大将福康安飞渡万里关山，击退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后翻越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抢关夺隘，兵临加德满都城下，迫使尼泊尔人称臣纳贡。帝国武功到此至于极盛，连远方的阿富汗酋长都向乾隆帝进贡。没过几年，中国腹地发生了白莲教起义等战乱。这一切依然是中国古典的模式：王朝在汉武帝、乾隆帝的赫赫武功中达到顶峰，但官吏腐败，人民困苦，流民聚众而叛，王朝盛极而衰。


  
清王朝走向衰亡，是按照中国历史自己的周期律。但到了1840年，英国舰队万里远航，来到广东海面。日不落帝国的新一场殖民战争开始了，中华天朝兴衰轮替的古代历史结束了，工业化武装的西方资本主义向一个庞大的社会和古老的文明伸出了触角。战败的中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滑入了从失败走向失败的19世纪。


  
这场战争的某些细节直到今天会让中国人感到沮丧。英国舰队在全不设防的中国海岸自由巡航，沿着海岸北上可以任意选择地点登陆。英国远征军只有不到两万人，打上岸来一次投入也就数千兵员，常常刺刀肉搏击败中国军队，而不是电影《神鞭》所渲染的那样洋枪洋炮打败大刀长矛。汉人组成的绿营军队早已习惯使用火器作战，但他们被英国刺刀冲锋打得一败涂地，倒是满族八旗兵偶尔尚有白刃迎敌之勇。


  
鸦片战争最直接的影响是国门打开洋货涌入。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组合并没有像印度那样被简单摧毁，导致了国内商路从珠江口广州转向长江口上海。两湖两广上百万人的生计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农村破产，社会动荡，直接为太平天国运动打下了社会基础。在这场内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比1789年革命时的法国总人口还多，中国最繁华富庶的江南地区被战火反复摧残，南方很多地方的人口直到20世纪才恢复到战乱之前。


  
太平天国最终被湘军淮勇镇压平定。攻克南京之后，敢屠城却不敢造反的曾国藩把他创办的安庆军械所迁来，改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洋务运动开始了。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给中国近现代工业打了基础，但李鸿章们用新式的洋枪洋炮维护一个旧体系的企图最终完全失败。清军有了洋枪洋炮，有了铁甲防护蒸汽动力的战舰还是打败仗，李鸿章签了《马关条约》，又签了《辛丑条约》。110年前9月7日签订的《辛丑条约》，象征着中国完全跌入黑暗的谷底。


  
而19世纪是欧洲列强的黄金年代。社会是和谐安定的，经济是稳定发展的，政治是温和改良的，文艺是欣欣向荣的，科技是不断进步的。在那幸福巅峰的世纪末，世界让绅士淑女们满意，他们认为明天一定会同样美好。


  
在霸主英国，底层工人们如今也渐渐拥有闲暇，不用再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他们下班后热衷于踢足球，许多足球俱乐部应运而生，著名的曼联，前身就诞生于1878年。


  
工人之上，宽裕起来的中产阶级现在可以考公务员（当然，仅限男性），前往德里、新加坡、香港为大英帝国的殖民事业效力。这些新晋的绅士花费不多，就能去法国和意大利旅行度假，新建的众多豪华酒店则为他们提供富人的感、幻觉，鼓舞他们向上攀爬的干劲。比之足球，中产阶级喜欢打网球。这项运动能为中上层的青年男女提供交际机会，帮助他们达成婚姻这笔合伙生意。毕竟道德仍然维持着重重包裹的衣装，只有运动能让淑女们略露出点肌肤，让大她们十几岁的绅士们由此产生性幻想，好引领她们步入神圣的婚姻。


  
越过芸芸众生的头顶，英国的贵人们坐拥南非的矿山和澳大利亚的牧场，投资于华尔街当美国人的债主。他们在别墅里安逸地品味印度红茶，漫步于苏格兰的乡间度过悠闲的夏日，或照旧带狗拿枪打猎，或坐自家游艇到挪威的森林和峡湾间悠游。


  
英法老列强在享受，新兴的美国人在西进。牛仔们去阳光灿烂的加州淘金，老板们在得克萨斯的原野上挖石油，芝加哥举办了博览会，纽约竖起自由女神像，几千万移民怀着美国梦乘船从她身边经过。新移民则差不多只能先打苦工再说，就是大名鼎鼎的爱迪生也不过是摩根的打工仔。摩根阶层则和洛克菲勒、卡内基、杜邦们一起分享美利坚这个越来越大的超级蛋糕。


  
在另一个新兴的强权——德国，奔驰车、西门子电器已经面世。但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还在大卖劣质山寨货，排挤质量好工艺佳的英法产品，以价取胜。另外他们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谁都瞧不起了，20世纪的历史将会告诉他们世界上最聪明也最愚蠢的民族到底是谁。蓝色的多瑙河边，维也纳也在和巴黎一样大规模地进行旧城改造。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们首演过的传奇音乐厅被拆毁，代之以一栋栋毫无品味的工业建筑或者现代写字楼。维也纳市民的抗议毫无作用，开发商东西古今一直都是那么牛。虽然如此，但大家还是很享受这富足安定的年代。这是电话、电影、白炽灯、飞机被发明的时代，这是绅士们安逸阅读凡尔纳科幻小说，女士们准备欢呼夏奈尔时装解放身体的时代。


  
西方如此的巅峰幸福和中国的谷底黑暗对比，足以粉碎国人对自己民族和文明的自信，自卑感就此埋下。但就在八国联军大获全胜的时候，一位久居中国的英国殖民者赫德写道：


  
这个运动对于世界其余各国不是吉祥之兆，但是中国将有权利采取行动，中国将贯彻他的民族计划！今天的这段插曲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一个要发生变革的世纪的序曲，是远东未来历史的主调；公元2000年的中国将大大不同于1900年的中国！……50年之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身穿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命令，这是完全不用怀疑的！中国将会有很长时期的挣扎，还会做错很多的事情和遭受极大的灾难，但或迟或早，这个国家将会以健康的、强大的、经验老到的姿态呈现于世界，并拥有这个世界强加给它的军事力量。


  
赫德预言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有位经此国变深受刺激的年轻书生用回忆录证明了这一点：


  
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这个书生叫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认识到“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新一代的人便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话虽然如此说，但那一代的中国年轻人首先要干的不可能是崛起，而是救亡图存、重建新生。少年即发爱国壮语的周恩来是个90后，生于1898年。毛泽东也是90后，生于1893年。朱德生于1886年，和鲁迅先生一样是80后。中国就是由他们这样的一群80后90后引领着，从1840年以来社会衰败、备受欺凌的谷底里爬出。


  
我们也都熟悉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二十三四岁的浙江留学生周树人在日本仙台学医，看到关于日俄战争的新闻片里中国人的麻木状况，深受刺激，愤而中止学业，立志治疗中国人的精神。农耕社会传统官绅子弟周树人(插一句说，和他同宗的周恩来也是绍兴官绅阶层出身）逐渐成为我们的鲁迅先生，成为我们这些现代中国人的启蒙者。他在那些电影画面映入他的眼中、脑中乃至灵魂中的时候就作出了抉择。


  
湖南才子毛泽东比鲁迅先生小一轮。如果没有遇到社会剧变的时局，颇有考试天才的毛润之很可能会一路考中秀才、举人、进士，出将入相，做个小时候崇拜的曾国藩一类人物。可在毛泽东十二岁那年，大约和鲁迅看电影是同一年，晚清朝廷顺应工业化现代化的趋势，废除了科举制。


  
秀才举人如今考不成了，毛泽东只能去上新式学堂，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废掉科举，还有许多当初的童生秀才只好另谋前途，其中不少进入新式军队，比如朱德。新军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工业化战争方式组建，里面满是土秀才和海归洋学生，而不是如毛泽东的父亲参加的湘军那样，充斥着只知道当兵挣银子的文盲。带着文化知识从军的年轻人认定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年帝制该结束了，他们的选择是起义。


  
新军官兵们组织起来，在1911年10月10日发动了辛亥革命，清王朝就此终结，民国开始。武昌首义的枪声响起时，毛泽东还有两个半月满十八周岁，不久后他参加了湖南的革命军队。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是个什么也不会干的小书生，雇了民工给自己挑水喝。书生和民工的社会鸿沟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础薄弱。人民在民国范儿推动下“被”走向共和，幻想洋大人支援的革命志士们，读洋书的海归学生们，都看到了乱世——玩洋枪洋炮的袁世凯们掌握了国家。


  
辛亥革命归于失败、归于乱世，但它依然有历史意义。曾有个音乐家朋友，在私信里和我谈及辛亥革命中人的自私和肮脏，我回信说：


  
自私没啥，把私利转化成公共的事业，就是政治了。辛亥革命的确是有人为大家牺牲，更多的人等着剪辫子摘桃子，所以鲁迅写出了人血馒头的比喻。其实日本明治维新也这样，讲公义的人被暗杀，投机者主持了大政。当时的人也是天真以后迷惘，迷惘以后反思而有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


  
革命使社会在变革之中有了社会进步的星星之火。一盘散沙军阀混战之中，中国摸到了黑暗的历史底部，辛亥革命就是一个火光，一个阶梯。


  
拿破仑把大革命的果实化为皇冠。虽然贝多芬会愤怒于此，但没有大革命，贝多芬就根本没有机会先天真地兴奋，然后得到理想被背叛的愤怒。辛亥革命也一样。陈独秀们觉得愤怒，但革命能够给他们愤怒的机会，这也是进步。


  
辛亥革命之后，大军阀们争夺北洋政府的控制权，小军阀们在各省混战。列强依靠军阀代理，在中国的土地上争斗、交易。终于，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交易激怒了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中国学生，“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起读了更多的洋书，探讨了众多的新思想。其中一部分人在1921年作出了他们的抉择，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用工业化思维武装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改造颇为成功，成功到流氓们很难再当流氓。所以就在周恩来成功组织上海工人起义，把胜利果实交给蒋介石的军队后不久，国共合作在血泊中崩裂。恐惧中的流氓屠杀了大部分有新思想的国民党员，当然顺便也杀了不少共产党。屠杀之后，国民党作为一个现代政党组织已经不复存在，退化成土豪劣绅、帮会流氓、投机政客、新起军阀的涣散联合。就这样，在1927年的春夏，流氓拒绝自我革新，掌握了权力而成为反动派。血河的另一边，学生们走出幼稚，改变道路适应现实。他们仍然坚持看上去天真遥远的理想，适应现实是为了改造现实，投入黑暗是为了释放光明。


  
毛泽东先行了一步，早早作出了抉择，组织农民运动。因为他正视了书生和民工、城市和农村的差异，思考并着手填平这些鸿沟，试图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贯通为一体。他和同志们组织了农民和工人的联盟、精英和大众的联盟、军队和人民的联盟、激进的革命先锋和改良的中间势力的联盟。以这些越来越坚固而强大的联盟，在同学和同志们惨遭屠杀22年后，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


  
革命胜利了，红星照亮中国。五千年历史，曾经拥有最成功农耕文明的中国从此有机会全面工业化。中国工业化起步的意义超过了秦皇汉武的雄图帝业，超过了唐宗宋祖的文治武功，更进一步说，工业化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也超过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上“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生存奋斗。


  <h2>唯一一个工业化人口将届10亿的国家</h2>

  
新中国工业化的飞速步伐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这一快，很多人理解不了就干脆无视，还是用旧思维旧情绪面对新中国。本来，经过抗战、解放、朝鲜战争、两弹一星，国人的自卑心理和自虐史观早应消散了。经过工业化社会重建，中国已经重入世界历史的轴心。但太多人却还认为我们的伟大国度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只有中国贫穷落后，不能进步，必须依附于人，才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但中国天天向上的现实总在抽他们的脸。排开无知者的干扰，抚去百年受欺侮的遗痕，21世纪的历史正在展开，现在是到了摆脱自卑感的时候了。


  
面对五百年西方霸权的余威，我们可以做如下总结。


  
中国明清两代的农地面积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存量，西方殖民扩张，获得广阔空间是一种增量，所以他们超过了我们。


  
夺取美洲殖民地的西班牙金山是存量，而圈地运动时代的英国工农业是增量，所以英国能后来居上。


  
英国的殖民争霸取得全面胜利后，日不落帝国的皇家海军和印度等辽阔殖民地是存量，新兴美国的洛克菲勒的油田和卡内基的钢铁是增量，最终美元取代了英镑。


  
现在，美元的吸血霸权、区区百余架的F-22机群是存量，中国的“神舟”、“蛟龙”、“天宫”、高铁是工业化的增量，而更根本的增量是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和大学生有车有房的理想。


  
对于我们仍然落后之处，我们应该说：因为我们落后，所以要赶超，因为我们现在标准低，所以要超标准。这是个矛盾，但我们中国过去100年就是不断克服这个矛盾而取得进步的，不然按照旧社会的标准，咱们还是人均寿命35就该满足，犯不上担心养老金问题。我们就是要继续超高标准地干下去，超过世界，超过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自信地看到，今日人类世界总的形势是存在并立的两个中心。一个中心是美国，另一个中心是中国。美国是金融和海权的中心，中国是工业化的中心。比存量、比现有实力，美国的中心在上、中国的中心在下。比增量、比发展趋势，美国向下中国向上。今天美国的夕阳依然无限好，明天中国的朝阳必然更夺目。


  
我们知道，现代世界历史上双日当空并不是头一回。一百年前，英国是金融、殖民和海权的太阳；刚刚成为第一工业国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是工业化的中心。虽然英国为打赢“一战”，已经输掉了独尊的海权和英镑，但经过20年镀金岁月，“二战”才是日不落帝国的末日。


  
接班的美国用冷战耗赢苏联，输掉了包养西方世界的经济，转而用金融资本剥削全世界供养其消费社会。经过克林顿的流金时光和小布什的穷兵黩武，阿富汗战争的焦头烂额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到2011年，早已当不成帝国的美帝国主义终于露了底，这又是拖延20年的发丧。


  
带着这个自信的总体观念，我们自然不会再到南海、日本等问题上精神自虐。世界上真正值得中国关心的事是：美帝准备怎么继续吸血？俄罗斯的核武库还有几分可靠？印度将来会如何工业化？欧盟是抱团保守还是分家？伊斯兰世界会怎么重建社会？


  
还有最关键的，下次产业革命什么时候到底怎样开始？


  
有了自信，我们就可以说堂堂中华为什么要走西方强盗的旧路呢？中国不屑于走帝国主义之路。帝国之路正在终结，自信的中国可以为世界走出新路。我们已经是历史的轴心，在新冒出的历史迷雾的最中间。命运之风从未来吹来，背对着风回望旧路是人之常情，但转身之间这个工业化的世界已经变得不是那个样子，我们应该向前看。


  
冒险者记住来时的方向，是为了发现新的天地而不在旧圈子里打转。何况我们中国人并不是普通的冒险者，我们是引领者，我们是先锋，是这个星球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十亿人口工业化社会，不管怎么走都是给人类出新局面。我们站在最前线，全人类在我们后面等着看我们怎么走。


  <h2>中国，每天都是新的；但愿它每天都是新的</h2>

  
和本书的作者一样，许多人说起中国的未来也非常乐观，满口的“中华文明复兴”或是“中国是天命所归的霸主”。但是，我不认为我和他们的观点有任何相似之处，因为我们谈论的不是同一个中国。


  
他们喜欢说“自古以来”，说的是过去传承千年的农业时代，我则只认同年轻的中国工业文明——新中国是一个崭新的文明，历史还不到63年，基石是共产党带着我们建设的工业社会，未来是给整个世界当榜样。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文明不需要复兴，只需要创造，不会因为年轻而羞愧，只会为丰盈的活力而自豪。


  
说新中国文明只有63年的历史，本身听起来像是数典忘祖。但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文明是需要人当载体的。几千年来中国文明的载体都是儒家士大夫，平民被割裂在文明和历史之外，直到新中国搞工业化，才把平民拉进历史的主流，这是几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是最深刻最奇伟的文明递进。


  
曾经有人在网上发帖，哀叹新中国是一个堕落的时代，他的根据是：你瞧当年民国晚清，人人都有字有号，既典雅又透着尊贵。而现代的中国人只剩下一个粗鄙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码。直呼其名在传统中国非常不礼貌，所以现代中国文化和礼仪丧失殆尽，可悲，云云。


  
我回帖说：这个价值判断对错暂且不论，仅从事实上说，在新中国之前，大部分中国人也不是都取字和别号的，只有贵族和文人才有这种讲究，最多再加几个附庸风雅的暴发户。字和别号的存在并不证明那个社会普遍有文化，恰恰说明了农业社会的阶层鸿沟。少数人占有财富和文化，普通大众却在悲苦的境遇里为生存而挣扎，书香和“品位”注定和他们无缘，倒是好奇：上流社会的缙绅们是如何礼貌地称呼没有字号的老百姓的？农业社会有这种“挑礼儿”也就罢了，到了工业时代还有人玩这套，和“民国范儿”一样，沉于靡浮的花哨的“学问”，对工业社会毫无裨益。知识精英走不出这种情结，注定会被时代抛弃。


  
常见的批判还有诸如繁体字简体字之争。这几年经常看到指责简体字的文章，动辄上纲上线，指责建国后几次简化汉字是毁灭文化，割断和过去历史的联系。坦率地说，我是个书法外行，过去的繁体字到底有啥文化内涵，是否更美观，我不敢妄言。不过，繁体字通行了上千年，1949年的中国，识字率还不到15%，人口的85%是文盲，是读书人口中的“睁眼瞎”。剩下的几千万识字人口，大部分也不过是为了记账、誊抄才略通文字的伙计、富农。所谓文学的优美，书法，只对几百万旧文人才比较有意义，对于90%以上的中国人而言，繁体字的“文化底蕴”一文不值。


  
这个时代没有义务为几百万文人的怀旧癖好捧场负责，倒是工业化社会迫切需要迅速地为全体人民扫盲，既为工业社会提供合格的劳动力，也给大多数人带来看报纸、读小说，参与文化活动的资格。所以，消灭字形繁琐，影响识字速度的繁体字，代之以简体字势在必行。


  
从印刷的技术问题来说，简体字也大大有利于提高印刷效率，降低成本。因为在铅字时代，印刷中最繁琐的工序就是拆版。当时在印刷完一批书籍后，为了给后继的书页提供铅字，每个版面里铅字都要按照字号、字形分别拆出来，逐个用汽油细细擦洗，洗去油墨，再分门别类地放回字架。繁体字笔画多、转折多，做出来的铅字显然会影响拆版效率，减少书籍的印数。从普及书籍的角度说，推行简体字会大大节约成本，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报纸，了解外面的世界。


  
其实，新中国公布的第一版简化字，很大程度上是基于1935年版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表。只是民国本质上还是个农业社会，政府各部充斥着旧文人，从根本就缺乏全民脱盲的积极性。所以民国只有简化字表，没有简化字运动。只有坚决站在平民一边，坚决推行工业化社会的新中国才会推行包括简化字在内的一系列文化运动，让中国天翻地覆。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不算没上学的孩子，成人识字率已经达到80%，其中包括我戴着花镜读报纸的奶奶，包括我受过中学教育的父母、叔叔和姑姑。作为世代务农的平民子弟，我必须站在平民化、工业化的新中国一边。为这个消灭旧时代，创建新文化的新文明而欢呼。


  
新中国文明有着明确的工业化意识。在建国之前，新政权就致力于破坏旧制度，为工业社会做准备。建国后，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用来破坏农业时代的族权，为新时代的自由婚姻、核心家庭做准备。男女同校、普及的中小学教育，给了普通人自由恋爱、享受工业社会的机会。“一五计划”、“二五计划”，中国的城市变成了生产中心，在构筑完整的工业基础的同时，给农村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安定生活。几千年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观被批判，电影带着革命战争和农民起义的影像走进每一个社区，推翻了二十四史和四书五经构筑的儒家世界观。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工业意识的民族来说，清洗农业时代残余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从事后看来，当时每一场运动都有过激之处：在确立目标的时候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具体执行的人员往往比小孩子还幼稚。这是新中国的童年时代，是我们父辈出生、长大、确立世界观的历史阶段，充满了火红的建设激情与激进的政治运动。


  
生于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代人，对未来的看法和我们生于农业社会的祖辈天差地别。到了我们的父辈成年时，工人已经成了人人向往的职业，工业是所有人都认同的幸福来源。更多的人口受过了工业化的教育，不再满足于改良版的农业生活，不愿意留在闭塞的乡村，哪怕这个乡村已经通了电、用上了化肥、开设了卫生所。报纸、广播、图书馆，给所有识字的人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每个人都知道世界上不只有贫瘠的乡村和吃饭凭粮票的城市，还有发达的工业国和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所以，尽管工业化社会扩展得越来越快，中国的工业人口已经从几百万人增加到了2亿，我们的父辈还是躁动不安。其中有些人更是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羡慕外国，出了国的希望永远留在欧美的土地上。就如电影《人生》里，农村孩子高加林回答“你愿意去南京、苏州吗”时所说的：“我……联合国都想去。”


  
这种躁动是工业化教育的结果。30年的时间，10亿中国人的梦想从三十亩地一头牛变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甚至超越了中国迅速扩张的工业经济体。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将坚决地走工业化道路。但我们的父辈实在是太着急了，就像一个儿童急于获得精美的糖果。躁动因此汇集成震荡，反思变成了怀疑。儿童版的纯真和执著都走进了历史，新中国开始了自己的青春期。


  
但是时代的速度实在是太峻急了，中国的工业化之程经历了太多的亢奋和跌宕，1976年后，急功近利的“全民经商”“沸点理论”，这些“新观念”风行的背后，反映了社会对工业化和实体经济的嘲弄心理。在社会记忆中，产业工人意味着“下岗”，技术专家让位于“明星式”学者。在主流叙述中，“工业”等同于环境破坏和文化破坏。


  
这些“折腾”，是新中国工业社会的青春期叛逆。


  
青春期叛逆，批判的是自己的童年。新中国的童年只是一个工业社会的雏形，横向比没有先进工业国那么发达，纵向比没有农业社会那么稳定，建设过程中还拆了不少人为之迷醉的旧社会文化，挨点批判不奇怪。我们的父辈生于新中国的童年，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看不到工业社会的全貌，缺乏对工业化的理性认识，当初更多的是凭着感性的激情接受了红色工业文化。等到激情褪去，短时间内产生迷茫也是情理之中。所以说，二三十年来的折腾也不是坏事，每一次碰壁都是一次增长见识的社会实践。


  
碰壁多了，感性的工业化激情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工业化思想，自然知道正确的道路在哪。新中国童年的建设有激情，基础打得牢，也经得起青春期的折腾、付得起学费。再加上国际环境配合，中国的工业化社会已经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从20世纪70年代喊口号反对美帝国主义，到2008奥运海外华人争相护旗，这几十年中国的自我定位进行了两次180度转向。但中国的社会心态并不是简单地转了一个圈，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了自信。当年狂热的激情和盲目的乐观被自我否定，再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实实在在的自豪感，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历史的“螺旋式上升”。青春期结束，新中国即将成人。


  
社会的发展阶段对人的思考方式有影响，我们生于新中国童年的父辈已经用他们主导的新中国青春期证明了这一点。80后一代是第一代生于工业社会的中国人，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到了我们的骨髓里头。不用宗教式的激情来拉动，我们就能接受工业化思维方式，冷静地观察工业化社会。


  
西方的富裕、美国的霸权、世界的广阔、工业化的威力以及工业化必需的代价，这些客观事实对于上一代人来说，都是充满形容词的感性认识，往往会造成夸张的心理定势，进而产生错误的决策，碰壁才知回头。到了我们这一代人，丰富的资料触手可及，出国观摩一下其他工业化社会也不再是什么难事，对世界有清醒、量化的认识，所以80后不会再用“情怀党”的试错法来寻找道路，而是用“工业党”的方式，把工业社会的发展看做一个工程问题来处理。从宏观的角度说，这就是80后的优势所在——生长在新中国的青春期，和新中国一起成长，成熟的速度要比父辈快得多。


  
激情也罢，叛逆也好，过去的60多年已经都化为历史。在我们的眼里，父辈们曾经高大强壮、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所以我们安心地看着他们给中国掌舵摇桨。现在，他们老了，他们已经到了回家养老抱孙子的年纪，交给我们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开始进入而立之年的80后，如何推动这个国家继续过去60年的快速发展？如何总结新中国的青春期，把工业社会推进一个更成熟的发展阶段？本书尝试给这些问题做出一个方案。希望同样生于工业时代的80后读者们也来规划这个触手可及的未来。

代后记 中国的工业化将决定中国与世界的命运兼论“工业党”对决“情怀党”


  
王小东


  
一、中国研发飞机为什么这么快


  
中国第四代军机J-20的亮相和第一次试飞，令国人欢欣鼓舞。但其意义绝不限于国防方面。


  
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敢怀疑J-20的真实性了。我们的研制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宋晓军在电视节目中谈到这个问题，有人将其归结为三句话：


  
第一，我们人多。指的是我们工程师多，科技工作者多，搞研发的人多。


  
第二，我们钱多。尽管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相信这一点，但这是事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即使按汇率计算，也已经与美国持平，而今后，则将迅速将其落下。


  
第三，从第一、第二两条可以推论，我们搞得肯定比美国当年快。


  
我同意宋晓军的估计。是我们的估计更准确，还是那些悲观论者更准确？我们就往后看吧。


  
二、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决心和能力


  
先进飞机的独立设计与制造，是一个民族科技工业综合能力的体现。四代机研发成功，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突出展现了中国人在工业化道路上的决心和能力。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通过实现工业化来一雪耻辱的决心是无比强烈举世罕匹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要摆脱被外国人欺负和奴役的命运，要在科技上赶超上去，要回归祖先的荣光，求强求富，这就是我们全民族的追求。170多年了，这股劲头谁也改变不了。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我们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毛泽东还说过，相对于其他民族，我们中国要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将来要超过他们。


  
光有决心是不够的，还要有能力。在此我们受惠于祖先几千年积累而成的传统。首先我认为，一个能制作出非常繁复的艺术品的民族，也能够擅长于制作精细、高端的工业品；一个民族在农耕文明时期形成的手工艺素质，在工业文明时代将起到相当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民族具有高超手工艺素质的人口的多少，将决定它能否在工业化中取得强势地位，甚至将决定它能否取得世界领导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们尊敬欧洲文明，但我们自己也相当优秀，因为我们恰恰有长期能干细活的做精致物品的工匠的传统。除此之外，众所周知，我们还有重视教育、重视学习的传统。另外，根据西方人的评测，我们的平均智商也高。拥有了这些传统，在驾驭现代工业和科技方面，我们就绝不输于西方人。其实我这种见解并不新鲜，比如说20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正处在最暗淡的时期，英国科学史学者贝尔纳在其名著《科学的社会功能》中就指出，中国人搞科学是没问题的：“从中国已有的成绩可以看出，经过适当改造的中国文化传统，可以为科学事业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的确，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做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由于上述现实压力与文明传统相结合，产生了一个歪打正着的现实结果，就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的基础教育太好了。这让我们拥有了与西方诸强展开竞争甚至进一步完成超越的能力。


  
现代工业与科技的竞争，千条万绪，最核心的就是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包括普通工人到工程师和科学家。当然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发达国家劳动力普遍素质比较高。但是，我们比他们更强的是，我们不仅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且数量还很多，这个他们就不如我们了。比如说美国，这个世界上如果把我们中国刨除在外的话，它的劳动力从质量和数量上来讲就最出色了，这成就了美国今天的霸主地位。可是我们中国比美国更多，所以我们超越它是没有问题的。印度人口跟我们差不多，但是高素质劳动力不如我们，这是事实，我们暂且不论原因。道理就这么简单，但是现在好多人看不到，中美在这方面比较，中国占有优势。柴卫东在《生化超越战》里强调，“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我今天讲话为什么气这么粗？中国人有什么别人没有的长处？大道至简，没什么多说的，就一条：中国有更多的高素质的劳动力。


  
宋晓军有一次跟我说：在当今这个世界，工业体系越来越复杂，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单凭一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做到覆盖整个产业链的，只有中国一国，连美国现在都没有这个能力，尽管它过去曾有。我十分同意他的这个观点。美国自己现在都没有一个独立完整的产业链来支撑它现有的军事实力，所以它要把一些工作分包给它的盟国。当然它有这么多盟国是比我们强的地方。它作为这个世界的老霸主，有很多仆从，它可以拿这些活让它们去干。但是中国用不着仆从，中国一个国家就可以，这一点美国绝对比不上。中国一个国家就可以覆盖整个产业链，靠的是中国有无数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技工。


  
工业时代竞争靠的无非就是这几条：别人造不出来的东西你能造出来，别人能造出来的东西你造得比他好，别人造得同样好的东西，你造得比他便宜。要做到这几点，就得依靠无数特别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技工，而今天中国拥有得最多。劳动力比中国还廉价的国家有的是，它们为什么就不行呢？是因为他们劳动力的素质不如中国。


  
感谢了祖先以后，我们还要感谢今天中国广大的中小学教师。也许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大局观，他们不知道前面我们讲的那些东西，但是，正是他们的默默无闻的工作为我们培养出了大量的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数学和科学上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的学生，使我们在竞争中充满了信心。不久前上海学生代表中国首次参加国际标准化测试，语文、数学和科学就都得了第一名。美国的学生不仅跟中国比是不行的，在发达国家当中也不名列前茅，只有语文测试还凑合。正是有了这么多优秀的学生，使得我们将来可以制造出无数像四代机这样的惊喜。这一点可能好多人不同意，今天暂不展开，将来专门论述。


  
工业化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反过来说，如果有了高素质的劳动力，而你却在工业化上停滞不前，那也是很危险的。你必须给我们这些具有极好的数学和科学潜能的年轻人找到出路，不给他们出路是不行的。就拿富士康跳楼事件来说，平心而论，富士康的工作条件在中国算是好的，里面卫生、娱乐、体育、健身设施等等都很完备，但是照样这么多人跳楼，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这么优秀的劳动力是不可能满足于像富士康这样低级别的工作与生活的。


  
仅仅只能给中国那些高素质的劳动力提供富士康那样的工作，其实就是委屈人家，就是屈才。大家都有点误会，以为在那个DG干活的不就是些农民工嘛。其实不然，好多人可能小时候是农村的，长大后人家已经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了。就算不是大学生，那更多的也是因为我们大学的教育资源不够，不是他素质低，他的素质很可能远远高于美国那些上大学的人。2011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年度人物，是中国的农民工。其封面上的那几个工人，是很有代表性的，绝不是傻大黑粗的样貌，而是透露着精明和自信。你现在拿第一代农民工的待遇来打发他们，他们当然不干了。过去是有份活干、有口饭吃就可以了，现在不行了，饭和活他们都挑剔了，因为他们的素质比第一代强多了，他们要求的是配得上他们能力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中国的政治家，无论其自身的爱好倾向如何，都必须为我们这些具有很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潜能的年轻人找到更好的出路，要给这些人创造发展空间。这是未来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要维持社会稳定，就要给我们这些具有科学家和工程师潜质的人找到出路，不往高端工业化道路上走怎么行呢？不输出工业化怎么行呢？所以说，中国大量理工科人才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就是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变量。


  
三、我们宁可打铁炼铜，让美国人为我们载歌载舞


  
宋晓军有一天打电话跟我说：乔布斯搞的那些东西不是高端，这一点我们得讲清楚。我说：乔布斯搞苹果一代、二代、改进鼠标并推广其使用、在微软视窗之前做出图形界面，这些确实都是高端，现在他搞的iPhone之类，虽然很赚钱，但绝不是什么高端。还有什么金融业、好莱坞、格莱美、NBA，我们决不要去羡慕。我们宁可打铁炼铜，让美国人去为我们载歌载舞。因为打铁炼铜才是力量所在，而那些东西，都是败家的玩意儿。现在，我们正在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八万吨级锻压机，它可以让我们比美国更有效率地制造飞机部件，而且还在计划建造更大的，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高端。


  
四、工业化将成为中国的普世价值


  
以这些高素质劳动力为基础的工业化，不仅将改变中国的面貌，还将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不仅将决定中国的命运，还将决定世界的命运。工业化不可能局限于我们中国国内，我们一定会走出去。不仅仅我们的产品走出去，还要让我们的工业化走出去，让我们的高素质的人才走出去，让这个世界其他角落都实现工业化。我们有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来要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工作，给他们带来文明，带来体面的生活，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这是西方人不愿意做或者也没能力做的一件事。


  
西方人确实是工业化的开创者，他们发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能说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贡献是小的。但是，西方人没能让工业文明的光芒，照到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身上。比如说非洲，他们掠夺了非洲，从奴隶贩卖到石油、钻石，却没有让非洲人民享受工业化的成果，没能让非洲人过上像他们那样的生活。


  
前面我们是从四代机讲起的，但是我们绝不是说，以为只要有些好的武器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当老大了，我们没有那么狭隘，那么黩武。我们变好的同时也是要别人变好，这是中国人跟西方先驱不一样的地方。实际上，在没有上层规划，没有思想、文化、舆论建设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走向了世界。非洲由于中国的存在经济发展上来了，非洲人民过得比过去好了。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在惠及这个世界上没有被工业文明所照到的那些角落。西方人做不到的我们做到了。


  
《中国人在非洲》这本书讲到，当他们问一个美国非洲问题专家，说中国在非洲扩张你们美国人担心不担心的时候，那个美国专家说，上帝保佑中国人吧，毕竟是中国人在非洲干了这些好事，而西方人没干。《中国人在非洲》总结道，中国把非洲这么一个有好几亿人口，却漂离了人类发展的轨道的大陆给拽了回来。这是极高的评价。你把一个大陆从贫穷的境地拉了回来，这难道不是万世不朽的功德吗？这就是我们的普世价值。让几亿人住上更好的房子，喝上干净的水，用上电，这怎么不是普世价值？这不比那些空话强多了嘛。


  
谁说我们的价值观不是普世？我们的科学就是普世，我们的工业化也是普世。与西方不同，我们要让工业化惠及地球上每一个人，这就是中国的价值，就是我们现阶段的价值。我们承认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有问题，不够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要改进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而且进一步，不仅要比现在的中国好，而且要比西方更好。到那时，不仅要让工业化，我们还要让我们这整套更好的社会制度来惠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从中国大的国际战略格局来说，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向任何其他国家再提出领土要求，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作为一个大本营已足够了。当然，我们不对其他国家提出领土要求，不意味着我们不在其他地区发挥影响，这是两回事。


  
五、中国工业化的绊脚石——情怀党


  
我对中国的前景、对中国工业化的前景如此乐观，可能有些人会感到惊讶。其实我指出的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已。为什么会产生惊讶？很简单，主流舆论根本不重视这一点。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不承认这一点，好多人对此就是视而不见。为什么？


  
在此，我要引入工业党和情怀党这一维度。讨论和分析人类社会有很多的维度，比如说穷富维度，男女维度，民族维度，种族维度，等等。以中国现在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着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工业党对情怀党。据宋晓军说，这一提法是某大报的一个女记者发明的。顾名思义，工业党有工业化倾向，相对而言从知识结构、智能上来讲，比较适合于搞工业的——当然了，他不一定非从事工业，比如说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个工业党，但是我没有从事工业工作。思考问题的方式，他比较类似于科学家和工程师，而且他喜欢这类东西。工业党不是不讲情怀，他有自己的情怀，比如说我看到四代机，虽不能像有些年轻人那么“眼泪哗哗的”，但我确实有几次眼睛湿润了，这也叫情怀，但是这是工业党的情怀。至于情怀党呢，热衷于讲情怀讲道德讲文化讲情绪。能力方面，他们在逻辑、数学、科技知识上比较差，跟科学家、工程师有较大差别。从价值取向来说，他们往往倾向于忽视、贬低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们其实更多地带有前工业文明或者说农业文明时代的纯粹文人的特色。


  
当前中国有些人是情怀党。具体共同表现是，他们一面低估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一面把美国看成神。美国人不可能出问题，美国人不可能不如我们。还有一些人是崇拜、热爱美国，想跟美国站在一起，甚至自愿给美国人带路。前者虽然反美，但对美国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也是深信不疑。所以中美之间发生任何事情，他们都说中国是吃了亏，美国是赢了，美国是做了个局把我们装进去了。他们闭眼看不见美国今天所面临的困境，美国自家的金融危机也成了美国给中国设的陷阱。


  
我们估且把上述的“前者”称为“左派”，“后者”称为“右派”。我有不少私人朋友，不管“左”派“右”派，都属于情怀党。与他们谈到这些问题时，他们常常说自己并没有感到中国工业、科技发展的成就。我就说你现在坐的高铁，你开车驶过的高速公路难道不是成就吗？手机信号那么好、网速那么快难道你没有享受到吗？你怎么可以这么没良心呢？这就是工业党跟情怀党的差别。情怀党是不讲事实的，他们只讲他们自己个人主观感受。中国有无数特别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从事着默默无闻的工作，为民族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一群百无一用的情怀党，却瞧不起人家。这个理我们要讲明白。


  
就在中国“左”“右”两派情怀党口水四溅大放空炮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化已经不声不响地走向了更高的级别和更广的范围。世界其他国家还能不能挡住我们的脚步呢？我认为根本挡不住。有些人可能还不相信，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此。如果说在十年以前，世界其他国家还有可能联起手来遏制中国的话，那么十年以后的今天即使他们都联起手来也遏制不住中国了。那么，中国面临不面临危险呢？还是有危险的，主要是自己内部的。中国确实有很多弊病，比如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等等。但是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片大好形势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都不致命，都可以慢慢解决。唯一致命的问题就是工业化进程被中断了，那我们民族就无法复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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