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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细节（4）（大结局）
作者：魏风华
内容简介
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与此同时，美机轰炸东京后回降中国，直接引发浙赣会战。进入1943年，敌我力量开始发生逆转，常德会战再次把第74军推上万众瞩目的舞台。养精蓄锐的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拉开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1944年全年烽火不息，日军在这一年发动了明治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即纵贯大陆的豫湘桂会战。在酷热的衡阳之夏，爆发了震惊中外的47天攻防战，方先觉第10军以不足一万八千人的兵力，阻击三倍于己的日军，却取得了我死一人敌亡一双的创纪录战绩。进入1945年，在最后一战湘西雪峰山会战中，各路中国军队再次痛歼顽敌，与敌后战场上的抗战军民一起，迎来光辉的八年战争和十四年抵抗的最后胜利！

自序
<h4>
	真实的历史藏于细节</h4>
	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1937年12月1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四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四百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也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作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都城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陪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胜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六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九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羸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八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在南口，在忻口①，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一寸河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绥远①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
	2011年秋于天津

第一章 危情之年（1942年3月～1942年9月）
<h4>
	远征败局</h4>
	1942年春，穷兵黩武的日本在兵不血刃地控制了印度支那之后，进入了泰国（1941年，日泰签订《攻守同盟条约》，泰国成为日本的盟国，亦向英美宣战），随后发起缅甸攻略。同年，山下奉文第25军（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在极短的时间内横扫了英军卫戍的马来亚半岛；本间雅晴第14军攻占了美军驻守的菲律宾；今村均第16军攻陷了荷兰军队守备的印度尼西亚。山本的联合舰队向印度洋出击，击溃了英国的远东舰队，并一度空袭了斯里兰卡。西南太平洋诸岛，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也被日军一一占领，他们甚至开始窥视澳大利亚。
	这一年，是中国抗战非常困难的一年。
	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战养战，反而加大了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就已经实施“囚笼政策”并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了。冈村宁次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更是极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到1942年底，连续实施了五次，“治安肃正”作战也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春，到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冬，日军对根据地进行的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27次之多。但即便如此，根据地的军民仍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战（后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决意攻打湖南常德，叫冈村宁次在稍后做好打通京汉线南段的准备，但冈村认为华北方面军最重要的任务是跟八路军作战，故而对畑的命令置之不理，最后才勉强表示：如果非进行这个作战，在派人修复黄河南岸霸王城铁桥的前提下，还需增派一个坦克师团。从冈村的反应中，可侧面看出八路军在华北的活跃程度）。
	在这一年，在敌后战场，有三位著名的抗战将领为国捐躯。
	2月12日，曾经担任东北抗联第2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在战斗中重伤被俘，不屈殉国；2月1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团团长包森（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西蒲城人）在河北遵化的一次激战中为国捐躯；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黄埔军校1期，湖南醴陵人）在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大扫荡中，为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而牺牲……
	这些抗战勇士都在前赴后继中用自己的牺牲召唤着全国胜利的黎明。但在胜利来临之前，仍要经历最黑暗的时刻和最曲折的道路。
	1942年的正面战场非常暗淡：东南方向的浙赣会战一败涂地；西南方向，国境之外的中国远征军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
	先看一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之由来。
	1942年初，日本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山口县人）指挥第33师团（上高会战先撤的那个师团）和第55师团由泰国攻入英国殖民地缅甸，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随之跟进。英缅军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眼看着日军强渡萨尔温江。3月8日，首都仰光陷落，英缅军撤往仰光和中部城市曼德勒之间的同古。
	缅甸出现危情后，忙着应对德国的英国根本无力在远东作战。伦敦的想法是放弃缅甸，随后退守印度。但日军攻占缅甸后，势必窥视印度，对英国人来说仍不安全。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一向不友好且怀有极大偏见的首相丘吉尔恳请中国出兵缅甸。当然，他也是有根据的，1941年底的12月23日，中英曾在重庆签署过《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对蒋介石来说，最终决定出兵缅甸，是因为如果日本人在缅甸得势，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必被切断。基于以上战略目的，蒋介石决定抽调杜聿明第5军、甘丽初第6军、张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罗山人）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原计划还要组建第2路军，从印度支那方向进攻日军，之后不了了之），叫中条山会战失败后转任西安行营主任的前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挂帅。但此时有人称卫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触频繁，蒋又改变了主意，卫为避嫌亦辞职闲居成都。在这种情况下，第5军军长杜聿明被任命为远征军第1路军副司令长官，率部先行入缅，司令长官罗卓英后至，远征军参谋长则是从美国刚刚抵达缅甸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
	在此之前的2月初，蒋介石应英国人之邀访问了印度。这次访问使得中英关系似乎有接近的迹象，但后来的缅甸战事告诉我们：并不是那么回事。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飞抵缅北腊戍，看着自己的部队入缅荡寇，并召开了中美英军事会议，罗卓英、杜聿明、甘丽初、张轸以及英国有关将领出席。在这里，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史迪威。
	开完会，蒋介石飞往昆明，从那里转赴重庆。除蒋介石和机组成员外，当时机上还有宋美龄、侍从室第一处处长林蔚等五人。由于日军已攻入缅甸，为缩小目标，专机是单飞的，没任何战斗机护航，但这样做十分冒险。
	怕什么来什么！升空后没多久，就接到地面英国人发来的电报：“在你们身后，有37架日军飞机正尾随飞行，相距约20公里。”
	机长脑门上瞬间就渗出一层汗珠，犹豫片刻后他将险情告诉了蒋介石。
	蒋听后问了一句：“还有多长时间到国境线？”
	机长回答后，蒋介石便叫他自己处理。从不干涉飞行是蒋介石的一个原则，当然，他想干涉也干涉不了。机长除了叫飞机爬高加速外，没别的办法。同时，开始给大家分降落伞。6个乘客，只有5个降落伞。宋美龄的随从蔡祺贞就分不到了。
	后来宋美龄回忆：“我的女侍开始哭了，我告诉她不要担忧，我说降落伞的设计可以载250磅，我们两个合起来还不够那个重量。我说，如果我们跳伞，我们可以互相紧紧抱住，两个人同用一个伞飘下去……”
	这是比武汉会战那次更要命的遇险。
	与敌机相距20公里，这个距离放在地面看来很遥远，但在天空中，那就是一会儿的事儿。而且，缅北都是崇山峻岭、密林深谷，就算跳了伞，也无法保证安全无恙。但不跳伞，一旦日机逼近，必定机毁人亡。
	日机逼近了，但还没到能开火的距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大片乌黑的云层出现在飞机前下方。惊喜的飞行员驾机急速下降，一头扎入乌云中。后面尾随的日机见失去目标，而且已接近中国云南边境，于是集体转向，掉头飞回去了。
	只说中国远征军。
	远征军的前锋是杜聿明的第5军，第5军的先头部队则是戴安澜的第200师。
	仰光陷落的前一天，戴安澜带着部队赶到小城同古，以掩护远征军主力在同古以北的平满纳集结。此时守备同古的英缅军已经撤走，而第5军后续部队又跟进缓慢，且右翼英缅军又不断西退自保。第200师顿成孤旅。
	这时，日军第55师团的两支联队已包围上来！
	在第三国，中日两军又交手了。在随后12天的厮杀中，第200师跟鬼子打了个平手。对日军来说，这是他们攻入缅甸乃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东南亚遇到的最激烈的战斗。但由于缺乏友军配合，第200师实际上是劳而无功的。
	为了保护部队，杜聿明在没得到史迪威和罗卓英同意的情况下，令第200师撤出同古，并希望在平满纳进行会战。
	对于杜聿明的擅自撤军，史迪威感到无法接受，在飞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战情时，他表示自己并没获得实际指挥权。蒋介石则向其保证今后将领们一定会服从他，随后带着史迪威飞抵曼德勒，在这里再次召开中美英军事会议，布置杜聿明构想的平满纳会战。史迪威开始倒是认同杜聿明的平满纳会战，这个没什么作战经验的美国人也想趁机露一手，但英国人只关心如何把部队安全地转移到印度。结果，一味自保的英缅军不断西退，使第5军主力右翼的暴露面更广，而左翼的中国军队又被日军突破，平满纳会战最终成为纸上谈兵。史迪威又筹划了曼德勒会战，但这个计划因被杜聿明认为不具有操作性而不了了之。
	就在这时候，日本人的曼德勒歼灭战却开始了。
	4月初，饭田祥二郎跟随牟田口廉也第18师团进入同古。
	挑起七七事变后不久，牟田口即晋升少将，任关东军司令部部附、第4军参谋长，1941年春出任第18师团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部攻打马来亚半岛，现在又转向缅甸作战。与牟田口同来的，是日后在滇西给中国远征军造成极大伤亡的第56师团。
	饭田的作战计划是：以第33师团为左翼，攻取仁安羌后，向曼德勒以北迂回；以第18、55师团为中路，直逼缅甸中部的交通枢纽曼德勒，与进行迂回的日军一同将中英军队围歼于曼德勒；又以第56师团为右翼，作为奔袭部队，去占领缅北的腊戍（中国远征军归国之路上的要点），寻机攻入中国的云南。
	在日军攻势下，西线英缅军一路后退，被压制在仁安羌一带。此地位于曼德勒西南217公里的伊洛瓦底江畔，在缅语里意为“油河”，事实也是如此，仁安羌是缅甸重要的产油区。面对日军的进攻，英国人向中国远征军呼救。4月16日，英缅军第1师进入仁安羌，第17师和装甲第7旅则进入仁安羌以东地区，并开始爆破当地的油田。
	罗卓英和史迪威派孙立人新38师赶赴仁安羌解围。
	在淞沪战场上受伤的孙立人，到香港进行治疗，出院后，参加武汉会战，后奉命重组税警总团，长时间在贵州都匀练兵。1941年12月，以此为基干组建新编第38军，归张轸第66军指挥。接令后，孙立人立派刘放吾（黄埔军校6期，湖南桂阳人）第113团驰援英缅军第1师。
	此时，由东面杀来的日军第33师团作间河联队已迫近仁安羌，将未及渡河的英缅军第1师师部及师直属部队包围。这是4月16日入夜的事。经激战，刘团在英缅军装甲部队和炮兵的协助下，于20日下午3点一度将日军击退。孙立人在前一天亦亲带陈鸣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队1期，上海人）第112团驰援而来。但此时，日军第33师团主力也赶到了。因战局整体恶化，孙立人无法得到第5军配合，最后只能率部转移。日军随之在4月21日占领仁安羌。在此之前，英国人趁机向西北潜行而撤入印度，留下来的中国军队却陷入急速恶化的缅甸战局中。
	坏消息主要是第56师团带来的：4月29日腊戍失陷，5月8日密支那被占，曼德勒在此前一周早就丢了。
	史迪威要远征军向印度撤退，司令长官罗卓英表示同意，作为副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坚持撤回国。甘丽初第6军和张轸第66军主力算是幸运，虽然七零八落，但不少人还是辗转回到了中国境内。接敌最近的戴安澜第200师、余韶（行伍出身，湖南平江人）第96师、廖耀湘新22师以及第66军孙立人新38师，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杜聿明向戴安澜、余韶、廖耀湘以及孙立人下令：各寻路线，自行回国。
	这个命令是要命的。
	密支那被占领后，日军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归国之路，杜聿明等人被迫转走野人山。这是关于远征军败走的最普遍的说法。实际上，如果杜聿明想回国的话，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集结部队直接攻击密支那，在那里夺路而走。因为占领密支那的日军有限，如果杜聿明硬攻，未必不能冲过去。事实是，坚持回国的杜聿明没进行这个选择，而是避开了当面的日军，并把所有的火炮等重武器扔下，进入了野人山。
	戴安澜的第200师在掩护军部转移时，渐渐与杜聿明军部失去联系，5月18日通过一处公路时，遭到了日军的伏击，戴安澜胸腹部中弹，8天后殉国，第200师残部经过九死一生，最终经南坎以西艰难回到中国云南；余韶第96师也渐渐离军部越来越远，但后来该部侥幸退到国内；孙立人拒绝了杜聿明的命令，带着他的新38师在审时度势后，撤入了印度，兵力相对没受太大损失。
	廖耀湘新22师则完全陷入梦魇。这个师跟着杜聿明军部行动，放弃了所有车辆和重武器，进入缅北胡康河谷附近野人山，电台联系随之中断。饥饿与疾病、毒虫与猛兽、酷热与潮湿，野人山里的远征军士兵很快就迷失于广袤无边的原始森林中。费尽力气走了几天，最后发现又转悠回来了，这种消耗与绝望是最致命的。中国著名的现代诗人穆旦也曾是远征军的一员，他侥幸冲出野人山后，曾写下不朽的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在每一步都有人掉队、每一步都有人倒下的跋涉中，杜聿明和廖耀湘带着部队不但没能返回中国，而且离中国越来越远了。就在他们几乎要全部倒毙野人山时，被一架美军运输机意外发现，在空投了食物和干电池后，杜聿明跟重庆恢复了联系，得到的命令是：向印度撤退。最终，杜聿明带着残部来到印度后不久，就被蒋介石召回国了。
	一路追击的日军第56师团，攻占了滇西重镇芒市、畹町、龙陵、腾冲、松山，眼看着就冲到怒江一线。由于大后方云南出现危情，蒋介石急命驻昆明的宋希濂第11集团军无论如何也要把日军挡在怒江西岸。
	参加完武汉会战，宋希濂一度在第1战区第34集团军做副总司令官，后出任中央训练团附教育长，1941年底升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防止日军有异动，蒋介石增强云南的兵力，派宋希濂率部由川赴滇，兼任昆明城防司令。这个集团军辖两个军，即钟彬第71军和加入远征军的张轸第66军。出现险情后，宋希濂带人火速来到第71军所辖李志鹏（黄埔军校5期，江西雩都人）第36师的驻地祥云（大理境内，云南中部偏西），然后带着李部星夜兼程赶往怒江一线。
	5月5日上午的怒江惠通桥一片混乱。
	由于日军攻入滇西，怒江西岸的难民和远征军残余部队潮水般地涌向通往东岸的惠通桥，上百辆汽车堵在西岸桥头。在东岸，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黄埔军校6期，湖南长沙人）带着部队观望这混乱的场景。当时，张祖武奉命率部向滇西转进，前一天晚上抵达东岸的保山，计划于5日太阳落山前进至畹町，但发现根本过不了桥。混乱的人车已堵住了这座并不宽大的钢索吊桥，桥头的宪兵对场面失去了控制。
	就这样，在10点多，张祖武等来了他的上级，驱车而至的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云南讲武堂，云南大理人）。除了司机外，车里还有两个人。马崇六神色极为严峻，告诉张祖武畹町已经陷落，随即问张带了多少炸药，听完汇报后，似乎松了一口气，说：“好！好！”
	两个人交谈一番。接着，马崇六写下一份手令，交给张祖武后，驱车离去了。
	张祖武望着手令上的字：“一、命令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在惠通桥东端就地待命；二、敌人强占惠通桥时立即爆破该桥；三、任务完成后即电报本部。”
	张祖武随即下令，部队就地临时执行炸毁惠通桥的任务。
	张祖武对补给军需长李国屏说：“临时奉命炸桥，责任重大，必须要一手令作为凭证。”并告诉他，刚才车里的另两个人，一个是远征军参谋团团长林蔚中将，一个是参谋团处长萧毅肃（云南讲武堂，四川蓬州人）中将。
	接下来现场之情形，可见李国屏的回忆文章《张营长炸桥阻敌》：
	一连长胡世安率全连官兵携带已计算够量的炸药及一应爆破器材到桥西端安装；二连长赵宋卿负责在桥中段安装炸药；三连长石坚在桥东端安装炸药及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为确保炸桥成功，张营长决定双引爆，即导火索点火引爆和发电器电引爆，发电器由营长亲自执掌。随后，营长率营连干部逐一仔细检查无误后才返回桥东营指挥地，用望远镜严密监视敌人。这时，敌机械化部队赶到，占领桥西山头制高点，以猛烈炮火朝东岸射击。中午时分，张营长突然发现西岸敌人奔扑桥头，向桥上冲来。敌人抢桥了！张营长断然高喊：“点火！”他自己则猛力压下发电器手柄。“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峡谷轰鸣，烟尘漫天，桥沉江底，阻敌成功……事后方知，炸桥前已有四五百名敌人化装混入难民中偷过桥来，幸被我及时赶到的三十六师一〇六团官兵与敌激战，除数十名敌军泅水逃回西岸外，其余全被歼灭。
	这是大后方在1942年最危险的一幕。惠通桥被及时爆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昆明化险为夷。
	昆明这座城市无论如何不能丢。日军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并切断滇缅公路后，美国开始通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从印度往昆明巫家坝等几处机场运送抗战物资，再从昆明运往四川等地。如果日军控制怒江东岸并占领昆明，那么美国援助的战略物资就再无法抵达中国。所以说，保住昆明就保住了驼峰航线这唯一的大动脉。昆明失，则意味着一切国际补给线都被切断。
	讲到这儿，有人问了，当时侵入滇西的日军有打昆明的计划吗？
	没有。但是，如果他们轻易越过惠通桥，攻至怒江东岸，在一线部队形成直取态势后，则存在着日军前线司令部独断下达占领昆明的命令的可能性，就像当初打南京那样。
	正如上面说的那样，张祖武营长爆破惠通桥，将日军大部队阻挡于怒江西岸，但却有上百名日军便衣在桥被爆破前混至东岸，并向守军发起袭击。紧要关头，李志鹏第36师先锋团及时赶到，与之展开激战，最终将其主力肃清，残部则逃回西岸。但日军并没有就此罢手，占领西岸松山要塞的他们开始搭建浮桥，意图强渡怒江。继张祖武独立工兵第24营、李志鹏第36师之后，前来解危局的是陈纳德的“飞虎队”。在猛烈空袭下，日军不得不止步于怒江西岸，并开始在松山阵地修筑战斗工事，做持久固守状。
	就这样，1944年春滇缅反攻战开始前，中日两军，一个在怒江东岸，一个在怒江西岸，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对峙。
<h4>
	通天计划</h4>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1942年初春，日本人正酝酿着一个通天计划：攻略川陕，彻底打垮重庆国民政府。
	计划最初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石川县人）提出，主要目的是攻占陕西。反馈到东京后，东京加上四川攻略，并将之转到南京，要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研究。先前就建议攻打四川的总参谋长后宫淳此时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进行川陕攻略需要动用大量伞兵部队，现在日军的伞兵部队还不足以支持这样大规模的作战；另外，冲入重庆前，最好先下成都，但如果由成都攻重庆的路线遇到麻烦，结果就会不如人意。此时的他更关注常德，认为由常德和长沙地区运出的大米，极好地支持了中国大后方的日常生计，潜台词是：最好先打常德。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的意见是什么？
	三年后，成为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抱怨：派遣军有那么多人，但却放着不用，白白耽误了攻略重庆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抱怨前任畑俊六。其实，不能说畑俊六没想过打重庆这件事，他那时候比后宫更积极，他的意见是：不要单独进行陕西攻略，要将之纳入四川攻略的一部分，否则就毫无意义。不过，畑又表示，陕西既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在滇缅公路被切断的背景下，应利用两党冲突，而不是向该地发起进攻，进而密切两党的关系。
	各种意见反馈到东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那里。
	田边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出任次长的，辅佐杉山元。综合考虑后，他仍希望先拿出五个师团来打陕西（他曾做过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当时就有奇袭黄河防线进而攻取西安的想法），并认为需要对那里的重要城市进行长期占领，以威胁汉中和四川盆地，并切断西北公路，由此对重庆政府施压。这个观点显然跟畑俊六的意见不那么相同。为此，田边飞来南京，专门跟畑俊六商量这件事，并把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和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叫了过来。随后，田边似乎说服了畑俊六，计划6月底提交陕西攻略计划，9月份开始出兵侵入三秦大地。
	冈村的华北方面军在接受陕西攻略任务后打起小九九，他们另有盘算：拿下西安后，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甚至已经计划好了，整个陕西攻略分五部分：强渡黄河作战，西安以东歼灭战，宝鸡、天水、兰州追击战，陇海铁路之战，延安攻击战。举足轻重的第11军的司令官阿南惟几虽然不反对陕西攻略（但其后任塚田攻反对，理由是：这将刺激苏联。如果苏联因此而采取难以预料的军事行动，那么日军得不偿失），但更希望同时进行四川攻略。
	此时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的意见很关键。他认为，如果先单独打一场陕西攻略战，意义是不大的，所以他拿出来一个预计进行五个月的川陕攻略计划，并建议专门组建一个方面军，由冈村宁次或冈部直三郎出任司令官，率部从东北面攻入陕西，翻越秦岭和大巴山后，直下成都平原。华中第11军亦归该方面军司令官指挥，同时将在东北的第2师团调归该方面军，第16师团则再次反回中国战场，参加这一攻略。此外，再临时组建两个军，进攻第5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进行策应战。以第11军第3、6、13师团为主力，一举突破第6战区防线，从宜昌方向入川，占领重庆。最终，以16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两个飞行团的兵力实施川陕攻略。这个兵力规模已超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东南亚攻略。一旦实施，将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
	这期间，热衷于陕西攻略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派出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等人到陕西潼关黄河对岸的风陵渡以及沿河向北的龙门、河津等地进行关于地形、河流的秘密侦察。半个月后，安达又带着岛贯乘飞机从空中对秦岭、大巴山的地形地貌以及汉水、渭水的情况进行了观察，并飞到西安、宝鸡、汉中上空进行拍照。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在淮河蚌埠地段（地形接近黄河）以及晋中山地进行模拟演练。针对秦岭和大巴山多悬崖峭壁的特点，日本人专门进行了用迫击炮发射铁爪（这听上去确实古怪）使之钩住峭壁上的树石进而实施攀援的训练。此外，日本人还进行了伞兵突击训练。
	在东京，田中新一将计划上报田边盛武，后者虽然对同时进行四川攻略这件事兴趣不大，但还是将之呈报参谋总长杉山元。杉山皱了皱眉头，拿给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看。结果是，东条对这个庞大的计划表现出谨慎和怀疑的态度。东条的心腹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佐藤贤了明确表示：他的部门拿不出10万吨的船舶和5万吨的汽油用于川陕攻略。东条为此特意召集了一次会议，田边、田中、佐藤以及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参加，但会上没形成一个定案，只是几方达成所谓的谅解。
	最后，东条说：“还是进奏天皇陛下决断吧。”这已经到了1942年8月中旬。
	由于川陕攻略涉及因素太多：兵力、军种、季节、气候、地形、补给……为协调各军，在田中新一牵头下，又开了一次参谋会议。在会上，新任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的藤原武（南京战和大屠杀其间当过第6师团作战主任参谋，6月初接替岛村矩康）第一次提出来：“第11军所在的武汉地区受到第5、6、9三个战区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军主力置这三个战区100个师于不顾而直攻四川，是不是太冒险？闹不好，不但打不进四川，还会被中国军队包围。”
	刚由华北方面军调到中国派遣军担任作战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提出一个解决办法：由华北方面军先进行西安攻略。此时，第11军不打四川，而是进行一次常德会战，因为那里是第6和第9战区的结合部。在其附近击溃两战区主力后，第11军北上，跟华北方面军一部会合，再击溃第1和第5战区主力。这之后，在1943年初夏，再进行川陕攻略。怎么说呢，只能说岛贯想得挺好的。
	9月3日，在反复考虑、各种权衡后，田中新一最终拿出代号为“五号作战”的川陕攻略计划正式方案，预定1943年春季之后发动进攻。为实施这一作战，中国派遣军所辖部队将由61万增至97万。相应的，关东军由70万人下降到49万人，太平洋战场上的南方军则由34万下降到28万人，日本国内由53万人下降到50万人。由此可见，“五号作战”一旦实施，就动了日军的全身。
	同日，杉山元和东条英机觐见昭和天皇，上奏“五号作战”计划。
	天皇问：“在美军更多地出现在太平洋的情况下，从南方（指东南亚）抽调部队用于这样大规模的作战，可行吗？”
	东条回头看杉山，杉山回头，没有人。
	杉山答：“决心和实行是两回事。虽进行准备，但不意味着一定要实行，应依据当时形势重新作出判断。关于抽调南方部队问题，虽抽调了第16师团，但还有其他强有力的部队，此外还将组建一批独立守备队。”
	天皇最后没同意，也没反对，说：“那就根据战局而定吧。”
	然而，将近一个月前，在1942年8月7日，美军登陆南太平洋上由日军驻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到10月，争夺战及周边海战进入白热化。这个岛屿位于所罗门群岛南段，战略位置极重要，牵动着东京和华盛顿的神经线。10月下旬，日军为扭转劣势，派出精锐第2师团登陆瓜岛，但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很快就一败涂地了。东京随之束手无策。11月初，瓜岛惨败已成定局，12月31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作出决断：从瓜岛撤军。日军在未来的1943年，于太平洋上转入守势是板上钉钉。在这种情况下，太平洋战场需要更多的兵力和军需，于是一度热热闹闹的“五号作战”被取消。
	先前支持这一攻略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答中国派遣军相关参谋的质疑时，不得不这样解释：“川陕攻略至少在昭和18年（1943年）没办法实施，没办法再向中国大陆增兵；相反，如果太平洋战场需要的话，那么还需要从中国大陆抽调兵力增援那里。大本营已经决定，把第6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了。”
	11月10日，得知“五号作战”已被取消后，畑俊六在日记中写道：“这就是事情的最后结局。”除了瓜岛争夺战之外，“五号作战”被影响以致最后取消，还跟下面写到的浙赣会战有一定的关系。
	1942年4月18日，从太平洋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的16架B25轰炸机（每机5名机组成员），在杜立特中校率领下，飞向了东京。中午12点半，杜立特的座机率先投下4颗燃烧弹。这是自13世纪遭蒙古远征以来，日本本土第一次被攻击。轰炸后，美军轰炸机除1架迷航飞往苏联的西伯利亚外，其余15架朝中国浙江飞来，计划在顾祝同第3战区控制的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当晚大雨滂沱，又有传言说日机来袭，衢州机场照明关闭。油料将尽的15架轰炸机的飞行员和机载人员只好跳伞，降落在浙江衢州和临近江西的山区，除少数人被日军俘虏和跳伞身亡外，大多数机组人员都被中国军民救下，随后被安全送到重庆，受到山城市民英雄般的欢迎。
	东京被炸这件事叫天皇心惊胆跳（也知道自己国家被炸不好受），质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不是说本土防御没问题么？”
	杉山元吓得赶紧调查美国飞机是从哪来的，又飞到哪儿。结果是：从航空母舰上来的，落到中国浙江衢州机场一带。
	就这样，东京大本营临时策动了浙赣作战。
	由于天皇的质问，东京陆军省部对浙赣作战的关注超过了武汉会战后任何一次战役。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天天催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作战准备的情况。畑当时正钻研川陕攻略，同时命令第13军进行广德、宁国作战（安徽这两个地区离南京很近，抗战军民活跃）。在东京的干预下，广德、宁国作战不得不取消。杉山元的原话是：“放下一切！立即迅速摧毁浙江的机场！”
	杉山元随即派参谋本部的一个参谋携带着极为详细的浙赣攻略计划飞抵南京。
	这件事叫畑俊六极为不快。在当天的日记中，畑写道：“诚属对我等之轻辱。此次中央对此项作战之所以卖力，是由于总长平时一向上奏天皇夸耀国土防卫万无一失……”畑俊六认为浙赣作战属于冲动型，希望东京收回作战计划，但被拒绝了。
	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也在日记中抱怨：“由于美军小规模的空袭而进行浙赣作战，却使为了今秋对重庆作战而必要的大规模攻势无法发动！”
	东京大本营不管那一套，他们监督畑俊六立即实施浙赣会战，后者不得不出动八个师团（浙江方向的第13军6个，江西方向的第11军2个），在5月15日，以浙江衢州、丽水以及江西玉山三大机场为目标，向顾祝同第3战区发动进攻。这次会战十分仓促，以至于后来日本防卫厅编撰战史时竟然找不到第13军的作战构想和相关史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浙江和赣东为中心地带的第3战区成为空袭日本本土的前沿基地，战略地位由此骤然上升。重庆军委会还一度预测，美军将来有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以进攻日军。基于以上各方面考虑，军委会扩建了浙江最大的衢州机场，以供将来美军战机使用。
	日军开始频繁调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会战，军委会把在衡山待战的王耀武第74军以及丁治磐第26军（1942年初接替萧之楚）调往第3战区。此前，第3战区主力部队是李觉第25集团军（以何绍周第88军为基干）、王敬久第10集团军（以莫与硕第86军为基干）以及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一部，主要布置在浙赣铁路两侧；日军发动攻势后，军委会又把孙渡第58军调往上高，王甲本第79军调往抚州（发现敌第11军5月中旬于南昌集结），并将欧震第4军推进到赣江西岸，让刘广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山东郓城人）第100军（施中诚1942年年底接任）集结在湘赣边境。
	顾祝同学薛岳，同样采取了“后退决战”的战术，同时命令各部加强地雷战。
	就这样，在西路第11军在江西集结的时候，东路日军泽田茂（前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第13军已从杭州出发，沿途攻占了诸暨——义乌——金华、兰溪、武义——龙游，直奔衢州而来。这里是顾祝同预定的决战地。到5月26日，顾把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江西上饶撤至福建建阳，并在武夷山设立前进指挥部。此时，用日军的说法是，“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去向不明”。但同时，日军情报部门证实，王耀武第74军已经到了浙江。
	5月28日，中国军队有个意外的收获：上午10点多，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直次（日本陆军军官学校23期，山形县人）的坐骑，在兰溪踩了地雷。
	该师团参谋长川久保回忆如下：
	5月28日上午，师团前进司令所命令工兵小队长，搜索并清除去兰溪途中的地雷。乘马前进的次序是：卫兵骑兵、步兵尖兵、间濑参谋、古谷金次郎参谋、酒井师团长、专属副官、川久保参谋长、吉村参谋。10时45分，行至兰溪北方1500米的三岔路口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沙石俱下，地雷爆炸了。师团长从马上坠落，马被血染红，倒在地上。我立即跳下马，赶至阁下身边，阁下坐在地上，腿伸着，左腿皮肉已被炸掉，脚心粉碎。立即命人止血，并去找军医，但军医都分散在野战医院的各包扎所，迟迟不到……
	当天下午，酒井死了，这是抗战八年中唯一一个直接被毙杀于阵战中的日军中将师团长。
	按日本人的说法：“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第15师团会战前警备南京，是第13军的主力部队，在兰溪地雷设伏的是顾祝同的外甥赵锡田（黄埔军校4期，江苏涟水人）第63师。大规模运用地雷战是第3战区的一个特色。
	顾祝同将主力集结在衢州周边，做出与日军决战的姿态：正面死守，两翼侧击。秘密调来的王耀武第74军隐伏在衢州东南山区，丁治磐第26军则在衢州西北（从湖北宜昌，到湖南长沙，再到浙江衢州，该军也可谓转战千里了）。
	浙赣会战期间，正值江南的雨季，从日军开始行动后，各种雨就基本上没停过。
	6月3日晚，衢州又突降大暴雨，中日两军在雨中激战。守城主力是莫与硕（广东阳江人，黄埔军校2期）第86军，但莫本人在接战前以去城外收容被击溃部队为名跑掉了（后被判处徒刑），留下副军长兼第67师师长陈颐鼎守城。在衢州，他带着部队作出最大努力，激战到第6日，破城在即，但他的任务是死守衢州，在没撤退令的情况下，如果开始突围，是要被枪毙的。
	此时，衢州正降下几十年不遇的大雨，四野成河，后方龙游地区的日军飞机甚至被冲走好几架。陈颐鼎进退维谷，他曾参加过南京保卫战，两次都是孤城悬命。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衢州，交给陈颐鼎一张蜡纸字条，上面的字是：“又新（陈颐鼎的别号），速设法前来，我在凤林街等候你。平。”平是谁？陈问条子是谁给他的，来人说是他师父，江湖道上的人。陈颐鼎更迷惑。他想起：又平是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的别号，由此认定这是上司王敬久传给他的密令，于是放弃了不能行走的重伤员后开始突围。
	这是事后陈颐鼎回忆中的说法，有些玄奇了。
	大雨倾盆夜，守军残部都穿着雨衣、带着雨帽，趁日军停止进攻的空档，冲出了衢州，途中虽遇到一部日军，但由于守军被雨衣包裹得很严实，且最前面领队的副师长会日语，说是皇协军，由此骗得敌人，辗转来到第74军阵地。
	日军在6月7日攻占衢州后，指挥作战的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带着窃喜之情在日记中这样说：“敌梦想再现第二次长沙作战的场面（即中国方面所称之第三次长沙会战），欲死守衢州，从南北两侧对我军发动侧击，但我有小薗江（时任第26旅团长，由山西调来，后出任第11军参谋长，辅佐横山勇指挥1943年的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旅团位于二线，无须担心。”
	打下衢州的日军蹚着泥水，向浙赣交界处的江西玉山机场以及上饶追击。
	一周后，日军侵占上饶。此时，顾祝同出现误判，认为日军占领上饶后，很快就会像第11军打长沙那样撤走，所以命令部队反击。谁知日军没有立即撤兵的打算，反而对顾祝同的部队进行了更猛烈回击。
	日军下一步的计划是顺势打通浙赣线。为此，协助第13军作战的第11军出动了第3师团、第34师团、第40师团一个支队、第68师团两个支队和第6师团一个支队。这也是熊本第6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前在中国大陆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
	从1937年11月初杭州湾登陆，到1942年12月21日开赴南太平洋，在参与了南京战和大屠杀、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后，这支血债累累的凶暴部队就此离开中国，前去太平洋给自己掘墓去了（日本投降前，师团主力灰飞烟灭于布干维尔岛）。
	浙赣线之战中，在江西建昌、鹰潭，日军分别击溃王甲本第79军和刘广济第100军，转身又在抚州击溃来援欲重夺该城的欧震第4军。薛岳命孙渡第58军和王甲本第79军再援，后者无力进攻，前者迟迟观望，坐等第4军被击破。日军随之进攻孙渡第58军。薛岳再叫欧震第4军和王甲本第79军攻其后背，但两军都无力前进，又眼看着孙渡第58军被日军击溃。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配合很好，但此次浙赣会战却配合得很糟糕，是国军各部缺乏协同的典型战例。
	就这样，第11军在此战中大打运动战，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薛岳派过来的四个军。
	在7月下旬，薛岳遇到跟顾祝同一样的问题。此时，日军第11军一部先行返回原驻地，薛岳以为日军要全部撤退，立即下令反攻，但立即遭到日军的“反反攻”。到8月下旬，第11军真返回原驻地时，薛岳的这几支部队却都无力追击了。
	无论是对第3战区，还是对第9战区来讲，浙赣会战都是完败的一战。在作战指导和战术配合上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9战区过来的几支部队接连被击破，原因之一在于薛岳逐次投入兵力，当已确定战场在赣江以东后，仍将主力保持于赣江西岸，致使兵力不能集中使用。薛岳对增援临近战区的积极性始终不高。事实上，在6月初，蒋介石就已下令，将孙渡第58、王甲本第79军交给顾祝同指挥，但薛岳不执行这个命令。蒋介石没办法，只好以抚河为作战地域，两个战区各自在一边作战，结果是全无协同。
	会战中，日军占领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三个机场，然后进行了破坏。温州也在这次会战中被日军占领。为报复浙江、江西一带的中国农民搭救美军飞行员，日军进行了残酷的杀戮。据《陈纳德回忆录》记载：“在这次为时三个月的战役里，日军把战争的矛头直指中国东部的中心地带。在两百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实行‘三光’政策，犁毁机场，并把所有协助杜立特轰炸机的嫌疑人统统杀掉。美国飞机所经过的村庄的全村村民，不分老小，全部杀光，房屋全被烧掉。”
	鬼子之罪，罄南山之竹而难书。
	日军直到9月底才完全撤回原驻地。这期间，他们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掠夺。在江西玉山，第3战区储存的铁轨1万条被日军第13军掠去。浙江金华、武义、义乌一带的山区盛产重要矿石萤石（储藏量预计350万吨。萤石，可作为炼钢、铝生产用的熔剂），日军为此在该地区长期驻扎。同时，第13军还掠夺了12万吨铅、19.6吨萤石、38.7万吨铜、6500桶桐油、4003桶石油、4000桶重油（原油提取汽油、柴油后的剩余重质油，即燃料油，主要用于钢铁厂）、4000立方米的木材和800艘民船，第11军那边则掠夺7325吨稻谷、2000多辆辎重车（从农民用的独轮车、马车到汽车）。
	从5月15日到9月30日，首尾四个半月的浙赣会战，是武汉会战之后中日两军胶着期最长的一次会战。第3战区和第9战区虽然失败，但日军那边也因此战中止了入侵川陕的计划，正如后来日本人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结束语里说的那样：“这一次突然进行的作战，无论对推动四川作战，还是对扩大清乡工作，都带来严重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四川作战已经决定进行，就无须进行浙赣作战。这个时期最好是首先在昭和十七年（1942年）六月发起西安作战，接着在七、八月翻过秦岭和大巴山，于秋季进入四川……”但随后，日本人又说，“即使这边攻占重庆，那边进攻延安，也不能保证中国最后的屈服。”
	中日战在1942年就是这样波诡云谲。
	这一年，以塚田攻之死画了个句号。这是危险重重的1942年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最大战果了。
	那是在12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召集在华的第11军、第13军、第23军、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司令官在南京开会，传达大本营1943年度作战指导。会后的18日，在夏天接替阿南惟几出任第11军司令官的塚田攻，带着高级作战参谋藤原武等10人乘飞机从南京飞回武汉。塚田的座机飞过安庆后，与南京和武汉地面同时失去联系，显然塚田已凶多吉少。日本人一下子疯了。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军衔和职务最高的将领遭遇不测。
	塚田可谓日本陆军的中坚。七七事变时，任陆军参谋本部运输通信部长的他，后出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辅佐松井石根攻略南京；1938年，出任陆军大学校长，年底出任关东军第8师团长；1940年之后，晋升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1941年12月，出任南方军总参谋长，辅佐寺内寿一攻略东南亚；1942年7月，塚田再次来华，就任第11军的司令官，使命是一旦实施“五号作战”，指挥日军攻占重庆（虽然他本人并不热衷于这一会战）。
	塚田与地面失联后，武汉第11军司令部立即派出第3师团全部、第68师团主力和第40师团户田联队开入第5战区李品仙集团军驻防的大别山一带进行搜寻。与此同时，驻安庆的隶属第13军的第116师团也出动兵力寻找。
	别找了，事情是这样的：
	12月18日午后，李品仙集团军苏祖馨第48军第138师第412团第3营第9连的战士正在大别山区太湖县境内的一个高地进行警备，一抬头，发现从南京方向飞来一架敌机，由于天气不太好，该机飞得比较低。于是，高炮手不慌不忙地瞄准。
	一击而中！
	日机拖着黑烟坠下，塚田等人全部毙命。
	该连的中国士兵若无其事地继续警备。一周后，第68师团搜寻队在太湖县境内的一处山野发现飞机遗骸和塚田等人的尸骨。塚田死后，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签字，追晋其为陆军大将，由此塚田也就成为抗战中被中国军队毙杀的职位和军衔最高的日军陆军将领。

第二章 铁马冰河（1943年5月～1943年12月）
<h4>
	远征败局</h4>
	1942年春，穷兵黩武的日本在兵不血刃地控制了印度支那之后，进入了泰国（1941年，日泰签订《攻守同盟条约》，泰国成为日本的盟国，亦向英美宣战），随后发起缅甸攻略。同年，山下奉文第25军（高级参谋池谷半二郎，作战主任参谋辻政信）在极短的时间内横扫了英军卫戍的马来亚半岛；本间雅晴第14军攻占了美军驻守的菲律宾；今村均第16军攻陷了荷兰军队守备的印度尼西亚。山本的联合舰队向印度洋出击，击溃了英国的远东舰队，并一度空袭了斯里兰卡。西南太平洋诸岛，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也被日军一一占领，他们甚至开始窥视澳大利亚。
	这一年，是中国抗战非常困难的一年。
	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以战养战，反而加大了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就已经实施“囚笼政策”并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了。冈村宁次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更是极力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到1942年底，连续实施了五次，“治安肃正”作战也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春，到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冬，日军对根据地进行的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27次之多。但即便如此，根据地的军民仍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战（后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决意攻打湖南常德，叫冈村宁次在稍后做好打通京汉线南段的准备，但冈村认为华北方面军最重要的任务是跟八路军作战，故而对畑的命令置之不理，最后才勉强表示：如果非进行这个作战，在派人修复黄河南岸霸王城铁桥的前提下，还需增派一个坦克师团。从冈村的反应中，可侧面看出八路军在华北的活跃程度）。
	在这一年，在敌后战场，有三位著名的抗战将领为国捐躯。
	2月12日，曾经担任东北抗联第2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在战斗中重伤被俘，不屈殉国；2月17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团团长包森（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西蒲城人）在河北遵化的一次激战中为国捐躯；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黄埔军校1期，湖南醴陵人）在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大扫荡中，为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而牺牲……
	这些抗战勇士都在前赴后继中用自己的牺牲召唤着全国胜利的黎明。但在胜利来临之前，仍要经历最黑暗的时刻和最曲折的道路。
	1942年的正面战场非常暗淡：东南方向的浙赣会战一败涂地；西南方向，国境之外的中国远征军则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
	先看一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之由来。
	1942年初，日本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山口县人）指挥第33师团（上高会战先撤的那个师团）和第55师团由泰国攻入英国殖民地缅甸，第18师团和第56师团随之跟进。英缅军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抵抗，眼看着日军强渡萨尔温江。3月8日，首都仰光陷落，英缅军撤往仰光和中部城市曼德勒之间的同古。
	缅甸出现危情后，忙着应对德国的英国根本无力在远东作战。伦敦的想法是放弃缅甸，随后退守印度。但日军攻占缅甸后，势必窥视印度，对英国人来说仍不安全。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一向不友好且怀有极大偏见的首相丘吉尔恳请中国出兵缅甸。当然，他也是有根据的，1941年底的12月23日，中英曾在重庆签署过《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对蒋介石来说，最终决定出兵缅甸，是因为如果日本人在缅甸得势，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必被切断。基于以上战略目的，蒋介石决定抽调杜聿明第5军、甘丽初第6军、张轸（保定陆军军官学校6期，河南罗山人）第66军，组成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原计划还要组建第2路军，从印度支那方向进攻日军，之后不了了之），叫中条山会战失败后转任西安行营主任的前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挂帅。但此时有人称卫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触频繁，蒋又改变了主意，卫为避嫌亦辞职闲居成都。在这种情况下，第5军军长杜聿明被任命为远征军第1路军副司令长官，率部先行入缅，司令长官罗卓英后至，远征军参谋长则是从美国刚刚抵达缅甸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国陆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
	在此之前的2月初，蒋介石应英国人之邀访问了印度。这次访问使得中英关系似乎有接近的迹象，但后来的缅甸战事告诉我们：并不是那么回事。
	1942年3月1日，蒋介石飞抵缅北腊戍，看着自己的部队入缅荡寇，并召开了中美英军事会议，罗卓英、杜聿明、甘丽初、张轸以及英国有关将领出席。在这里，蒋介石第一次见到了史迪威。
	开完会，蒋介石飞往昆明，从那里转赴重庆。除蒋介石和机组成员外，当时机上还有宋美龄、侍从室第一处处长林蔚等五人。由于日军已攻入缅甸，为缩小目标，专机是单飞的，没任何战斗机护航，但这样做十分冒险。
	怕什么来什么！升空后没多久，就接到地面英国人发来的电报：“在你们身后，有37架日军飞机正尾随飞行，相距约20公里。”
	机长脑门上瞬间就渗出一层汗珠，犹豫片刻后他将险情告诉了蒋介石。
	蒋听后问了一句：“还有多长时间到国境线？”
	机长回答后，蒋介石便叫他自己处理。从不干涉飞行是蒋介石的一个原则，当然，他想干涉也干涉不了。机长除了叫飞机爬高加速外，没别的办法。同时，开始给大家分降落伞。6个乘客，只有5个降落伞。宋美龄的随从蔡祺贞就分不到了。
	后来宋美龄回忆：“我的女侍开始哭了，我告诉她不要担忧，我说降落伞的设计可以载250磅，我们两个合起来还不够那个重量。我说，如果我们跳伞，我们可以互相紧紧抱住，两个人同用一个伞飘下去……”
	这是比武汉会战那次更要命的遇险。
	与敌机相距20公里，这个距离放在地面看来很遥远，但在天空中，那就是一会儿的事儿。而且，缅北都是崇山峻岭、密林深谷，就算跳了伞，也无法保证安全无恙。但不跳伞，一旦日机逼近，必定机毁人亡。
	日机逼近了，但还没到能开火的距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大片乌黑的云层出现在飞机前下方。惊喜的飞行员驾机急速下降，一头扎入乌云中。后面尾随的日机见失去目标，而且已接近中国云南边境，于是集体转向，掉头飞回去了。
	只说中国远征军。
	远征军的前锋是杜聿明的第5军，第5军的先头部队则是戴安澜的第200师。
	仰光陷落的前一天，戴安澜带着部队赶到小城同古，以掩护远征军主力在同古以北的平满纳集结。此时守备同古的英缅军已经撤走，而第5军后续部队又跟进缓慢，且右翼英缅军又不断西退自保。第200师顿成孤旅。
	这时，日军第55师团的两支联队已包围上来！
	在第三国，中日两军又交手了。在随后12天的厮杀中，第200师跟鬼子打了个平手。对日军来说，这是他们攻入缅甸乃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东南亚遇到的最激烈的战斗。但由于缺乏友军配合，第200师实际上是劳而无功的。
	为了保护部队，杜聿明在没得到史迪威和罗卓英同意的情况下，令第200师撤出同古，并希望在平满纳进行会战。
	对于杜聿明的擅自撤军，史迪威感到无法接受，在飞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战情时，他表示自己并没获得实际指挥权。蒋介石则向其保证今后将领们一定会服从他，随后带着史迪威飞抵曼德勒，在这里再次召开中美英军事会议，布置杜聿明构想的平满纳会战。史迪威开始倒是认同杜聿明的平满纳会战，这个没什么作战经验的美国人也想趁机露一手，但英国人只关心如何把部队安全地转移到印度。结果，一味自保的英缅军不断西退，使第5军主力右翼的暴露面更广，而左翼的中国军队又被日军突破，平满纳会战最终成为纸上谈兵。史迪威又筹划了曼德勒会战，但这个计划因被杜聿明认为不具有操作性而不了了之。
	就在这时候，日本人的曼德勒歼灭战却开始了。
	4月初，饭田祥二郎跟随牟田口廉也第18师团进入同古。
	挑起七七事变后不久，牟田口即晋升少将，任关东军司令部部附、第4军参谋长，1941年春出任第18师团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率部攻打马来亚半岛，现在又转向缅甸作战。与牟田口同来的，是日后在滇西给中国远征军造成极大伤亡的第56师团。
	饭田的作战计划是：以第33师团为左翼，攻取仁安羌后，向曼德勒以北迂回；以第18、55师团为中路，直逼缅甸中部的交通枢纽曼德勒，与进行迂回的日军一同将中英军队围歼于曼德勒；又以第56师团为右翼，作为奔袭部队，去占领缅北的腊戍（中国远征军归国之路上的要点），寻机攻入中国的云南。
	在日军攻势下，西线英缅军一路后退，被压制在仁安羌一带。此地位于曼德勒西南217公里的伊洛瓦底江畔，在缅语里意为“油河”，事实也是如此，仁安羌是缅甸重要的产油区。面对日军的进攻，英国人向中国远征军呼救。4月16日，英缅军第1师进入仁安羌，第17师和装甲第7旅则进入仁安羌以东地区，并开始爆破当地的油田。
	罗卓英和史迪威派孙立人新38师赶赴仁安羌解围。
	在淞沪战场上受伤的孙立人，到香港进行治疗，出院后，参加武汉会战，后奉命重组税警总团，长时间在贵州都匀练兵。1941年12月，以此为基干组建新编第38军，归张轸第66军指挥。接令后，孙立人立派刘放吾（黄埔军校6期，湖南桂阳人）第113团驰援英缅军第1师。
	此时，由东面杀来的日军第33师团作间河联队已迫近仁安羌，将未及渡河的英缅军第1师师部及师直属部队包围。这是4月16日入夜的事。经激战，刘团在英缅军装甲部队和炮兵的协助下，于20日下午3点一度将日军击退。孙立人在前一天亦亲带陈鸣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队1期，上海人）第112团驰援而来。但此时，日军第33师团主力也赶到了。因战局整体恶化，孙立人无法得到第5军配合，最后只能率部转移。日军随之在4月21日占领仁安羌。在此之前，英国人趁机向西北潜行而撤入印度，留下来的中国军队却陷入急速恶化的缅甸战局中。
	坏消息主要是第56师团带来的：4月29日腊戍失陷，5月8日密支那被占，曼德勒在此前一周早就丢了。
	史迪威要远征军向印度撤退，司令长官罗卓英表示同意，作为副司令长官的杜聿明坚持撤回国。甘丽初第6军和张轸第66军主力算是幸运，虽然七零八落，但不少人还是辗转回到了中国境内。接敌最近的戴安澜第200师、余韶（行伍出身，湖南平江人）第96师、廖耀湘新22师以及第66军孙立人新38师，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杜聿明向戴安澜、余韶、廖耀湘以及孙立人下令：各寻路线，自行回国。
	这个命令是要命的。
	密支那被占领后，日军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归国之路，杜聿明等人被迫转走野人山。这是关于远征军败走的最普遍的说法。实际上，如果杜聿明想回国的话，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集结部队直接攻击密支那，在那里夺路而走。因为占领密支那的日军有限，如果杜聿明硬攻，未必不能冲过去。事实是，坚持回国的杜聿明没进行这个选择，而是避开了当面的日军，并把所有的火炮等重武器扔下，进入了野人山。
	戴安澜的第200师在掩护军部转移时，渐渐与杜聿明军部失去联系，5月18日通过一处公路时，遭到了日军的伏击，戴安澜胸腹部中弹，8天后殉国，第200师残部经过九死一生，最终经南坎以西艰难回到中国云南；余韶第96师也渐渐离军部越来越远，但后来该部侥幸退到国内；孙立人拒绝了杜聿明的命令，带着他的新38师在审时度势后，撤入了印度，兵力相对没受太大损失。
	廖耀湘新22师则完全陷入梦魇。这个师跟着杜聿明军部行动，放弃了所有车辆和重武器，进入缅北胡康河谷附近野人山，电台联系随之中断。饥饿与疾病、毒虫与猛兽、酷热与潮湿，野人山里的远征军士兵很快就迷失于广袤无边的原始森林中。费尽力气走了几天，最后发现又转悠回来了，这种消耗与绝望是最致命的。中国著名的现代诗人穆旦也曾是远征军的一员，他侥幸冲出野人山后，曾写下不朽的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在每一步都有人掉队、每一步都有人倒下的跋涉中，杜聿明和廖耀湘带着部队不但没能返回中国，而且离中国越来越远了。就在他们几乎要全部倒毙野人山时，被一架美军运输机意外发现，在空投了食物和干电池后，杜聿明跟重庆恢复了联系，得到的命令是：向印度撤退。最终，杜聿明带着残部来到印度后不久，就被蒋介石召回国了。
	一路追击的日军第56师团，攻占了滇西重镇芒市、畹町、龙陵、腾冲、松山，眼看着就冲到怒江一线。由于大后方云南出现危情，蒋介石急命驻昆明的宋希濂第11集团军无论如何也要把日军挡在怒江西岸。
	参加完武汉会战，宋希濂一度在第1战区第34集团军做副总司令官，后出任中央训练团附教育长，1941年底升任第11集团军总司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防止日军有异动，蒋介石增强云南的兵力，派宋希濂率部由川赴滇，兼任昆明城防司令。这个集团军辖两个军，即钟彬第71军和加入远征军的张轸第66军。出现险情后，宋希濂带人火速来到第71军所辖李志鹏（黄埔军校5期，江西雩都人）第36师的驻地祥云（大理境内，云南中部偏西），然后带着李部星夜兼程赶往怒江一线。
	5月5日上午的怒江惠通桥一片混乱。
	由于日军攻入滇西，怒江西岸的难民和远征军残余部队潮水般地涌向通往东岸的惠通桥，上百辆汽车堵在西岸桥头。在东岸，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黄埔军校6期，湖南长沙人）带着部队观望这混乱的场景。当时，张祖武奉命率部向滇西转进，前一天晚上抵达东岸的保山，计划于5日太阳落山前进至畹町，但发现根本过不了桥。混乱的人车已堵住了这座并不宽大的钢索吊桥，桥头的宪兵对场面失去了控制。
	就这样，在10点多，张祖武等来了他的上级，驱车而至的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云南讲武堂，云南大理人）。除了司机外，车里还有两个人。马崇六神色极为严峻，告诉张祖武畹町已经陷落，随即问张带了多少炸药，听完汇报后，似乎松了一口气，说：“好！好！”
	两个人交谈一番。接着，马崇六写下一份手令，交给张祖武后，驱车离去了。
	张祖武望着手令上的字：“一、命令独立工兵第24营营长张祖武在惠通桥东端就地待命；二、敌人强占惠通桥时立即爆破该桥；三、任务完成后即电报本部。”
	张祖武随即下令，部队就地临时执行炸毁惠通桥的任务。
	张祖武对补给军需长李国屏说：“临时奉命炸桥，责任重大，必须要一手令作为凭证。”并告诉他，刚才车里的另两个人，一个是远征军参谋团团长林蔚中将，一个是参谋团处长萧毅肃（云南讲武堂，四川蓬州人）中将。
	接下来现场之情形，可见李国屏的回忆文章《张营长炸桥阻敌》：
	一连长胡世安率全连官兵携带已计算够量的炸药及一应爆破器材到桥西端安装；二连长赵宋卿负责在桥中段安装炸药；三连长石坚在桥东端安装炸药及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为确保炸桥成功，张营长决定双引爆，即导火索点火引爆和发电器电引爆，发电器由营长亲自执掌。随后，营长率营连干部逐一仔细检查无误后才返回桥东营指挥地，用望远镜严密监视敌人。这时，敌机械化部队赶到，占领桥西山头制高点，以猛烈炮火朝东岸射击。中午时分，张营长突然发现西岸敌人奔扑桥头，向桥上冲来。敌人抢桥了！张营长断然高喊：“点火！”他自己则猛力压下发电器手柄。“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峡谷轰鸣，烟尘漫天，桥沉江底，阻敌成功……事后方知，炸桥前已有四五百名敌人化装混入难民中偷过桥来，幸被我及时赶到的三十六师一〇六团官兵与敌激战，除数十名敌军泅水逃回西岸外，其余全被歼灭。
	这是大后方在1942年最危险的一幕。惠通桥被及时爆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昆明化险为夷。
	昆明这座城市无论如何不能丢。日军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并切断滇缅公路后，美国开始通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从印度往昆明巫家坝等几处机场运送抗战物资，再从昆明运往四川等地。如果日军控制怒江东岸并占领昆明，那么美国援助的战略物资就再无法抵达中国。所以说，保住昆明就保住了驼峰航线这唯一的大动脉。昆明失，则意味着一切国际补给线都被切断。
	讲到这儿，有人问了，当时侵入滇西的日军有打昆明的计划吗？
	没有。但是，如果他们轻易越过惠通桥，攻至怒江东岸，在一线部队形成直取态势后，则存在着日军前线司令部独断下达占领昆明的命令的可能性，就像当初打南京那样。
	正如上面说的那样，张祖武营长爆破惠通桥，将日军大部队阻挡于怒江西岸，但却有上百名日军便衣在桥被爆破前混至东岸，并向守军发起袭击。紧要关头，李志鹏第36师先锋团及时赶到，与之展开激战，最终将其主力肃清，残部则逃回西岸。但日军并没有就此罢手，占领西岸松山要塞的他们开始搭建浮桥，意图强渡怒江。继张祖武独立工兵第24营、李志鹏第36师之后，前来解危局的是陈纳德的“飞虎队”。在猛烈空袭下，日军不得不止步于怒江西岸，并开始在松山阵地修筑战斗工事，做持久固守状。
	就这样，1944年春滇缅反攻战开始前，中日两军，一个在怒江东岸，一个在怒江西岸，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对峙。
<h4>
	通天计划</h4>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1942年初春，日本人正酝酿着一个通天计划：攻略川陕，彻底打垮重庆国民政府。
	计划最初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石川县人）提出，主要目的是攻占陕西。反馈到东京后，东京加上四川攻略，并将之转到南京，要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研究。先前就建议攻打四川的总参谋长后宫淳此时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进行川陕攻略需要动用大量伞兵部队，现在日军的伞兵部队还不足以支持这样大规模的作战；另外，冲入重庆前，最好先下成都，但如果由成都攻重庆的路线遇到麻烦，结果就会不如人意。此时的他更关注常德，认为由常德和长沙地区运出的大米，极好地支持了中国大后方的日常生计，潜台词是：最好先打常德。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的意见是什么？
	三年后，成为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抱怨：派遣军有那么多人，但却放着不用，白白耽误了攻略重庆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抱怨前任畑俊六。其实，不能说畑俊六没想过打重庆这件事，他那时候比后宫更积极，他的意见是：不要单独进行陕西攻略，要将之纳入四川攻略的一部分，否则就毫无意义。不过，畑又表示，陕西既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在滇缅公路被切断的背景下，应利用两党冲突，而不是向该地发起进攻，进而密切两党的关系。
	各种意见反馈到东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田边盛武那里。
	田边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出任次长的，辅佐杉山元。综合考虑后，他仍希望先拿出五个师团来打陕西（他曾做过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当时就有奇袭黄河防线进而攻取西安的想法），并认为需要对那里的重要城市进行长期占领，以威胁汉中和四川盆地，并切断西北公路，由此对重庆政府施压。这个观点显然跟畑俊六的意见不那么相同。为此，田边飞来南京，专门跟畑俊六商量这件事，并把时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和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叫了过来。随后，田边似乎说服了畑俊六，计划6月底提交陕西攻略计划，9月份开始出兵侵入三秦大地。
	冈村的华北方面军在接受陕西攻略任务后打起小九九，他们另有盘算：拿下西安后，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甚至已经计划好了，整个陕西攻略分五部分：强渡黄河作战，西安以东歼灭战，宝鸡、天水、兰州追击战，陇海铁路之战，延安攻击战。举足轻重的第11军的司令官阿南惟几虽然不反对陕西攻略（但其后任塚田攻反对，理由是：这将刺激苏联。如果苏联因此而采取难以预料的军事行动，那么日军得不偿失），但更希望同时进行四川攻略。
	此时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的意见很关键。他认为，如果先单独打一场陕西攻略战，意义是不大的，所以他拿出来一个预计进行五个月的川陕攻略计划，并建议专门组建一个方面军，由冈村宁次或冈部直三郎出任司令官，率部从东北面攻入陕西，翻越秦岭和大巴山后，直下成都平原。华中第11军亦归该方面军司令官指挥，同时将在东北的第2师团调归该方面军，第16师团则再次反回中国战场，参加这一攻略。此外，再临时组建两个军，进攻第5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进行策应战。以第11军第3、6、13师团为主力，一举突破第6战区防线，从宜昌方向入川，占领重庆。最终，以16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两个飞行团的兵力实施川陕攻略。这个兵力规模已超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的东南亚攻略。一旦实施，将是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
	这期间，热衷于陕西攻略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派出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等人到陕西潼关黄河对岸的风陵渡以及沿河向北的龙门、河津等地进行关于地形、河流的秘密侦察。半个月后，安达又带着岛贯乘飞机从空中对秦岭、大巴山的地形地貌以及汉水、渭水的情况进行了观察，并飞到西安、宝鸡、汉中上空进行拍照。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在淮河蚌埠地段（地形接近黄河）以及晋中山地进行模拟演练。针对秦岭和大巴山多悬崖峭壁的特点，日本人专门进行了用迫击炮发射铁爪（这听上去确实古怪）使之钩住峭壁上的树石进而实施攀援的训练。此外，日本人还进行了伞兵突击训练。
	在东京，田中新一将计划上报田边盛武，后者虽然对同时进行四川攻略这件事兴趣不大，但还是将之呈报参谋总长杉山元。杉山皱了皱眉头，拿给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看。结果是，东条对这个庞大的计划表现出谨慎和怀疑的态度。东条的心腹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佐藤贤了明确表示：他的部门拿不出10万吨的船舶和5万吨的汽油用于川陕攻略。东条为此特意召集了一次会议，田边、田中、佐藤以及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参加，但会上没形成一个定案，只是几方达成所谓的谅解。
	最后，东条说：“还是进奏天皇陛下决断吧。”这已经到了1942年8月中旬。
	由于川陕攻略涉及因素太多：兵力、军种、季节、气候、地形、补给……为协调各军，在田中新一牵头下，又开了一次参谋会议。在会上，新任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的藤原武（南京战和大屠杀其间当过第6师团作战主任参谋，6月初接替岛村矩康）第一次提出来：“第11军所在的武汉地区受到第5、6、9三个战区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军主力置这三个战区100个师于不顾而直攻四川，是不是太冒险？闹不好，不但打不进四川，还会被中国军队包围。”
	刚由华北方面军调到中国派遣军担任作战主任参谋的岛贯武治提出一个解决办法：由华北方面军先进行西安攻略。此时，第11军不打四川，而是进行一次常德会战，因为那里是第6和第9战区的结合部。在其附近击溃两战区主力后，第11军北上，跟华北方面军一部会合，再击溃第1和第5战区主力。这之后，在1943年初夏，再进行川陕攻略。怎么说呢，只能说岛贯想得挺好的。
	9月3日，在反复考虑、各种权衡后，田中新一最终拿出代号为“五号作战”的川陕攻略计划正式方案，预定1943年春季之后发动进攻。为实施这一作战，中国派遣军所辖部队将由61万增至97万。相应的，关东军由70万人下降到49万人，太平洋战场上的南方军则由34万下降到28万人，日本国内由53万人下降到50万人。由此可见，“五号作战”一旦实施，就动了日军的全身。
	同日，杉山元和东条英机觐见昭和天皇，上奏“五号作战”计划。
	天皇问：“在美军更多地出现在太平洋的情况下，从南方（指东南亚）抽调部队用于这样大规模的作战，可行吗？”
	东条回头看杉山，杉山回头，没有人。
	杉山答：“决心和实行是两回事。虽进行准备，但不意味着一定要实行，应依据当时形势重新作出判断。关于抽调南方部队问题，虽抽调了第16师团，但还有其他强有力的部队，此外还将组建一批独立守备队。”
	天皇最后没同意，也没反对，说：“那就根据战局而定吧。”
	然而，将近一个月前，在1942年8月7日，美军登陆南太平洋上由日军驻守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到10月，争夺战及周边海战进入白热化。这个岛屿位于所罗门群岛南段，战略位置极重要，牵动着东京和华盛顿的神经线。10月下旬，日军为扭转劣势，派出精锐第2师团登陆瓜岛，但在美军的优势火力下，很快就一败涂地了。东京随之束手无策。11月初，瓜岛惨败已成定局，12月31日，大本营御前会议作出决断：从瓜岛撤军。日军在未来的1943年，于太平洋上转入守势是板上钉钉。在这种情况下，太平洋战场需要更多的兵力和军需，于是一度热热闹闹的“五号作战”被取消。
	先前支持这一攻略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在答中国派遣军相关参谋的质疑时，不得不这样解释：“川陕攻略至少在昭和18年（1943年）没办法实施，没办法再向中国大陆增兵；相反，如果太平洋战场需要的话，那么还需要从中国大陆抽调兵力增援那里。大本营已经决定，把第6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了。”
	11月10日，得知“五号作战”已被取消后，畑俊六在日记中写道：“这就是事情的最后结局。”除了瓜岛争夺战之外，“五号作战”被影响以致最后取消，还跟下面写到的浙赣会战有一定的关系。
	1942年4月18日，从太平洋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的16架B25轰炸机（每机5名机组成员），在杜立特中校率领下，飞向了东京。中午12点半，杜立特的座机率先投下4颗燃烧弹。这是自13世纪遭蒙古远征以来，日本本土第一次被攻击。轰炸后，美军轰炸机除1架迷航飞往苏联的西伯利亚外，其余15架朝中国浙江飞来，计划在顾祝同第3战区控制的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当晚大雨滂沱，又有传言说日机来袭，衢州机场照明关闭。油料将尽的15架轰炸机的飞行员和机载人员只好跳伞，降落在浙江衢州和临近江西的山区，除少数人被日军俘虏和跳伞身亡外，大多数机组人员都被中国军民救下，随后被安全送到重庆，受到山城市民英雄般的欢迎。
	东京被炸这件事叫天皇心惊胆跳（也知道自己国家被炸不好受），质问参谋总长杉山元：“不是说本土防御没问题么？”
	杉山元吓得赶紧调查美国飞机是从哪来的，又飞到哪儿。结果是：从航空母舰上来的，落到中国浙江衢州机场一带。
	就这样，东京大本营临时策动了浙赣作战。
	由于天皇的质问，东京陆军省部对浙赣作战的关注超过了武汉会战后任何一次战役。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参谋总长杉山元天天催问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作战准备的情况。畑当时正钻研川陕攻略，同时命令第13军进行广德、宁国作战（安徽这两个地区离南京很近，抗战军民活跃）。在东京的干预下，广德、宁国作战不得不取消。杉山元的原话是：“放下一切！立即迅速摧毁浙江的机场！”
	杉山元随即派参谋本部的一个参谋携带着极为详细的浙赣攻略计划飞抵南京。
	这件事叫畑俊六极为不快。在当天的日记中，畑写道：“诚属对我等之轻辱。此次中央对此项作战之所以卖力，是由于总长平时一向上奏天皇夸耀国土防卫万无一失……”畑俊六认为浙赣作战属于冲动型，希望东京收回作战计划，但被拒绝了。
	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也在日记中抱怨：“由于美军小规模的空袭而进行浙赣作战，却使为了今秋对重庆作战而必要的大规模攻势无法发动！”
	东京大本营不管那一套，他们监督畑俊六立即实施浙赣会战，后者不得不出动八个师团（浙江方向的第13军6个，江西方向的第11军2个），在5月15日，以浙江衢州、丽水以及江西玉山三大机场为目标，向顾祝同第3战区发动进攻。这次会战十分仓促，以至于后来日本防卫厅编撰战史时竟然找不到第13军的作战构想和相关史料。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浙江和赣东为中心地带的第3战区成为空袭日本本土的前沿基地，战略地位由此骤然上升。重庆军委会还一度预测，美军将来有可能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以进攻日军。基于以上各方面考虑，军委会扩建了浙江最大的衢州机场，以供将来美军战机使用。
	日军开始频繁调动，为应对即将到来的会战，军委会把在衡山待战的王耀武第74军以及丁治磐第26军（1942年初接替萧之楚）调往第3战区。此前，第3战区主力部队是李觉第25集团军（以何绍周第88军为基干）、王敬久第10集团军（以莫与硕第86军为基干）以及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一部，主要布置在浙赣铁路两侧；日军发动攻势后，军委会又把孙渡第58军调往上高，王甲本第79军调往抚州（发现敌第11军5月中旬于南昌集结），并将欧震第4军推进到赣江西岸，让刘广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期，山东郓城人）第100军（施中诚1942年年底接任）集结在湘赣边境。
	顾祝同学薛岳，同样采取了“后退决战”的战术，同时命令各部加强地雷战。
	就这样，在西路第11军在江西集结的时候，东路日军泽田茂（前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第13军已从杭州出发，沿途攻占了诸暨——义乌——金华、兰溪、武义——龙游，直奔衢州而来。这里是顾祝同预定的决战地。到5月26日，顾把战区司令长官部由江西上饶撤至福建建阳，并在武夷山设立前进指挥部。此时，用日军的说法是，“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去向不明”。但同时，日军情报部门证实，王耀武第74军已经到了浙江。
	5月28日，中国军队有个意外的收获：上午10点多，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直次（日本陆军军官学校23期，山形县人）的坐骑，在兰溪踩了地雷。
	该师团参谋长川久保回忆如下：
	5月28日上午，师团前进司令所命令工兵小队长，搜索并清除去兰溪途中的地雷。乘马前进的次序是：卫兵骑兵、步兵尖兵、间濑参谋、古谷金次郎参谋、酒井师团长、专属副官、川久保参谋长、吉村参谋。10时45分，行至兰溪北方1500米的三岔路口时，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沙石俱下，地雷爆炸了。师团长从马上坠落，马被血染红，倒在地上。我立即跳下马，赶至阁下身边，阁下坐在地上，腿伸着，左腿皮肉已被炸掉，脚心粉碎。立即命人止血，并去找军医，但军医都分散在野战医院的各包扎所，迟迟不到……
	当天下午，酒井死了，这是抗战八年中唯一一个直接被毙杀于阵战中的日军中将师团长。
	按日本人的说法：“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第15师团会战前警备南京，是第13军的主力部队，在兰溪地雷设伏的是顾祝同的外甥赵锡田（黄埔军校4期，江苏涟水人）第63师。大规模运用地雷战是第3战区的一个特色。
	顾祝同将主力集结在衢州周边，做出与日军决战的姿态：正面死守，两翼侧击。秘密调来的王耀武第74军隐伏在衢州东南山区，丁治磐第26军则在衢州西北（从湖北宜昌，到湖南长沙，再到浙江衢州，该军也可谓转战千里了）。
	浙赣会战期间，正值江南的雨季，从日军开始行动后，各种雨就基本上没停过。
	6月3日晚，衢州又突降大暴雨，中日两军在雨中激战。守城主力是莫与硕（广东阳江人，黄埔军校2期）第86军，但莫本人在接战前以去城外收容被击溃部队为名跑掉了（后被判处徒刑），留下副军长兼第67师师长陈颐鼎守城。在衢州，他带着部队作出最大努力，激战到第6日，破城在即，但他的任务是死守衢州，在没撤退令的情况下，如果开始突围，是要被枪毙的。
	此时，衢州正降下几十年不遇的大雨，四野成河，后方龙游地区的日军飞机甚至被冲走好几架。陈颐鼎进退维谷，他曾参加过南京保卫战，两次都是孤城悬命。就在这时，一个陌生人出现在衢州，交给陈颐鼎一张蜡纸字条，上面的字是：“又新（陈颐鼎的别号），速设法前来，我在凤林街等候你。平。”平是谁？陈问条子是谁给他的，来人说是他师父，江湖道上的人。陈颐鼎更迷惑。他想起：又平是第10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的别号，由此认定这是上司王敬久传给他的密令，于是放弃了不能行走的重伤员后开始突围。
	这是事后陈颐鼎回忆中的说法，有些玄奇了。
	大雨倾盆夜，守军残部都穿着雨衣、带着雨帽，趁日军停止进攻的空档，冲出了衢州，途中虽遇到一部日军，但由于守军被雨衣包裹得很严实，且最前面领队的副师长会日语，说是皇协军，由此骗得敌人，辗转来到第74军阵地。
	日军在6月7日攻占衢州后，指挥作战的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带着窃喜之情在日记中这样说：“敌梦想再现第二次长沙作战的场面（即中国方面所称之第三次长沙会战），欲死守衢州，从南北两侧对我军发动侧击，但我有小薗江（时任第26旅团长，由山西调来，后出任第11军参谋长，辅佐横山勇指挥1943年的鄂西会战和常德会战）旅团位于二线，无须担心。”
	打下衢州的日军蹚着泥水，向浙赣交界处的江西玉山机场以及上饶追击。
	一周后，日军侵占上饶。此时，顾祝同出现误判，认为日军占领上饶后，很快就会像第11军打长沙那样撤走，所以命令部队反击。谁知日军没有立即撤兵的打算，反而对顾祝同的部队进行了更猛烈回击。
	日军下一步的计划是顺势打通浙赣线。为此，协助第13军作战的第11军出动了第3师团、第34师团、第40师团一个支队、第68师团两个支队和第6师团一个支队。这也是熊本第6师团调往太平洋战场前在中国大陆参加的最后一次战役。
	从1937年11月初杭州湾登陆，到1942年12月21日开赴南太平洋，在参与了南京战和大屠杀、武汉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后，这支血债累累的凶暴部队就此离开中国，前去太平洋给自己掘墓去了（日本投降前，师团主力灰飞烟灭于布干维尔岛）。
	浙赣线之战中，在江西建昌、鹰潭，日军分别击溃王甲本第79军和刘广济第100军，转身又在抚州击溃来援欲重夺该城的欧震第4军。薛岳命孙渡第58军和王甲本第79军再援，后者无力进攻，前者迟迟观望，坐等第4军被击破。日军随之进攻孙渡第58军。薛岳再叫欧震第4军和王甲本第79军攻其后背，但两军都无力前进，又眼看着孙渡第58军被日军击溃。第三次长沙会战各部配合很好，但此次浙赣会战却配合得很糟糕，是国军各部缺乏协同的典型战例。
	就这样，第11军在此战中大打运动战，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薛岳派过来的四个军。
	在7月下旬，薛岳遇到跟顾祝同一样的问题。此时，日军第11军一部先行返回原驻地，薛岳以为日军要全部撤退，立即下令反攻，但立即遭到日军的“反反攻”。到8月下旬，第11军真返回原驻地时，薛岳的这几支部队却都无力追击了。
	无论是对第3战区，还是对第9战区来讲，浙赣会战都是完败的一战。在作战指导和战术配合上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
	第9战区过来的几支部队接连被击破，原因之一在于薛岳逐次投入兵力，当已确定战场在赣江以东后，仍将主力保持于赣江西岸，致使兵力不能集中使用。薛岳对增援临近战区的积极性始终不高。事实上，在6月初，蒋介石就已下令，将孙渡第58、王甲本第79军交给顾祝同指挥，但薛岳不执行这个命令。蒋介石没办法，只好以抚河为作战地域，两个战区各自在一边作战，结果是全无协同。
	会战中，日军占领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三个机场，然后进行了破坏。温州也在这次会战中被日军占领。为报复浙江、江西一带的中国农民搭救美军飞行员，日军进行了残酷的杀戮。据《陈纳德回忆录》记载：“在这次为时三个月的战役里，日军把战争的矛头直指中国东部的中心地带。在两百平方英里的范围内，实行‘三光’政策，犁毁机场，并把所有协助杜立特轰炸机的嫌疑人统统杀掉。美国飞机所经过的村庄的全村村民，不分老小，全部杀光，房屋全被烧掉。”
	鬼子之罪，罄南山之竹而难书。
	日军直到9月底才完全撤回原驻地。这期间，他们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掠夺。在江西玉山，第3战区储存的铁轨1万条被日军第13军掠去。浙江金华、武义、义乌一带的山区盛产重要矿石萤石（储藏量预计350万吨。萤石，可作为炼钢、铝生产用的熔剂），日军为此在该地区长期驻扎。同时，第13军还掠夺了12万吨铅、19.6吨萤石、38.7万吨铜、6500桶桐油、4003桶石油、4000桶重油（原油提取汽油、柴油后的剩余重质油，即燃料油，主要用于钢铁厂）、4000立方米的木材和800艘民船，第11军那边则掠夺7325吨稻谷、2000多辆辎重车（从农民用的独轮车、马车到汽车）。
	从5月15日到9月30日，首尾四个半月的浙赣会战，是武汉会战之后中日两军胶着期最长的一次会战。第3战区和第9战区虽然失败，但日军那边也因此战中止了入侵川陕的计划，正如后来日本人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结束语里说的那样：“这一次突然进行的作战，无论对推动四川作战，还是对扩大清乡工作，都带来严重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如果四川作战已经决定进行，就无须进行浙赣作战。这个时期最好是首先在昭和十七年（1942年）六月发起西安作战，接着在七、八月翻过秦岭和大巴山，于秋季进入四川……”但随后，日本人又说，“即使这边攻占重庆，那边进攻延安，也不能保证中国最后的屈服。”
	中日战在1942年就是这样波诡云谲。
	这一年，以塚田攻之死画了个句号。这是危险重重的1942年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最大战果了。
	那是在12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召集在华的第11军、第13军、第23军、华北方面军和驻蒙军司令官在南京开会，传达大本营1943年度作战指导。会后的18日，在夏天接替阿南惟几出任第11军司令官的塚田攻，带着高级作战参谋藤原武等10人乘飞机从南京飞回武汉。塚田的座机飞过安庆后，与南京和武汉地面同时失去联系，显然塚田已凶多吉少。日本人一下子疯了。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军衔和职务最高的将领遭遇不测。
	塚田可谓日本陆军的中坚。七七事变时，任陆军参谋本部运输通信部长的他，后出任华中方面军参谋长，辅佐松井石根攻略南京；1938年，出任陆军大学校长，年底出任关东军第8师团长；1940年之后，晋升为陆军参谋本部次长；1941年12月，出任南方军总参谋长，辅佐寺内寿一攻略东南亚；1942年7月，塚田再次来华，就任第11军的司令官，使命是一旦实施“五号作战”，指挥日军攻占重庆（虽然他本人并不热衷于这一会战）。
	塚田与地面失联后，武汉第11军司令部立即派出第3师团全部、第68师团主力和第40师团户田联队开入第5战区李品仙集团军驻防的大别山一带进行搜寻。与此同时，驻安庆的隶属第13军的第116师团也出动兵力寻找。
	别找了，事情是这样的：
	12月18日午后，李品仙集团军苏祖馨第48军第138师第412团第3营第9连的战士正在大别山区太湖县境内的一个高地进行警备，一抬头，发现从南京方向飞来一架敌机，由于天气不太好，该机飞得比较低。于是，高炮手不慌不忙地瞄准。
	一击而中！
	日机拖着黑烟坠下，塚田等人全部毙命。
	该连的中国士兵若无其事地继续警备。一周后，第68师团搜寻队在太湖县境内的一处山野发现飞机遗骸和塚田等人的尸骨。塚田死后，首相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签字，追晋其为陆军大将，由此塚田也就成为抗战中被中国军队毙杀的职位和军衔最高的日军陆军将领。

第三章 不敢忆衡阳（1944年4月～1944年12月）
<h4>
	纵贯大陆</h4>
	时间进入1944年，二战大势完全明晰了。
	欧洲的德国，亚洲的日本，已经成了真正的强弩之末。在欧洲，以美英两军为主导的法国诺曼底登陆计划已箭在弦上，近300万军队要渡过英吉利海峡，向德国本土发起进攻。东线那边，苏军也已反攻到希特勒的家门口。在太平洋上，日军在美军强大的火力面前，打一场局部战斗的胜仗，其几率都已相当于买彩票中头奖。在中国，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日益增加，成都机场更是进驻了当时最新型的B29重型远程轰炸机，整个混合空军用于一线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超过750架，此时日机只能利用黄昏、月夜和黎明采取小规模偷袭。
	进入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对日军发起大规模的春季攻势。在北方，日军据点接连被八路军破袭。在华中，新四军于淮安发动车桥战役，这是一个歼灭战的典范。此战中，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以一部绕过日军外围据点，采取黑虎掏心的方式，直击目标所在地车桥，在日军中计增援后，又集合优势兵力伏击打援，一举歼灭日军460余人，生俘24人。
	在正面战场，1944年2月上旬，蒋介石先由重庆飞抵桂林，再从桂林坐专列北抵衡阳，随后从衡阳坐汽车来到衡山，于10日在圣经学校召开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
	在会上，蒋介石以及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分别作了报告，总结和检讨了鄂西、常德会战。剩下的主要议题是结合二战大势，探讨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军队的作为，此外还专门研究了滇缅反攻事宜，并确定在春天，配合缅北战场，向滇西之敌发起攻击。
	费异常在《警卫南岳军事会议》中回忆，蒋介石作报告时会场鸦雀无声，个个挺身而听。但是，当何应钦或白崇禧作报告时，“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在纸上给某胖子画相，互相抿嘴窃笑”。
	每次召开南岳军事会议，实际上都是蒋介石放松的时刻。
	有一次在衡山山路上，蒋介石碰到一个第9战区的师长，师长行礼后笔直地站在那儿。蒋介石了解完所在部队的情况后，问：“带《步兵操典》没有？”
	师长颤颤巍巍地答道：“没……”
	蒋介石就很不高兴，扭头走了。
	薛岳得知此事，叫驻衡山的方先觉第10军从军需仓库拉来一卡车《步兵操典》，发给第9战区的将领，每人口袋里装一本。
	另一次，蒋介石在侍卫长俞济时陪同下散步，碰到王耀武。王立即向蒋介石和俞济时敬礼，后者是他的老上级，做过第74军的初代军长。
	蒋介石说：“佐民，这几年你辛苦了。”
	王耀武说：“‘坚苦卓绝’，学生时刻记着校长的教诲。”
	“坚苦卓绝”四个字，是蒋介石在题字时最爱写的。最近一次题，是在去年年底的一天，地点是钓鱼城。钓鱼城在重庆合川，是个著名古战场。南宋时，蒙古大汗蒙哥在此中炮，重伤而亡。钓鱼城军民守城36年，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在当日，登上钓鱼城的蒋介石亦手书四个大字：坚苦卓绝。
	现在王耀武提到这四个字，蒋介石是很高兴的，对俞济时说：“你虽然是74军的首任军长，但做军长的时间毕竟短，这个军的战绩主要还是靠了佐民。”
	俞济时连忙点头称是。
	王耀武急忙想解释，被蒋介石摆手打断，说：“我听说你在广西等地建了几个农场，把部队里伤残老兵安置在那里，让他们有营生可做。”
	王耀武点头承认。
	蒋介石证实这件事后还是有些吃惊，大约也是觉得比较新鲜，说：“好！好！好！”
	蒋介石问王耀武：“你现在还兼着74军军长吧？虽然这个军是你的心血，但你应该担负起更高的责任。不要再兼着了，也不要做29集团军副总司令了，会后我要任命你新的军职。”
	望着蒋介石的背影，王耀武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前两天薛岳发的《步兵操典》。
	俞济时走上来，拍了拍王耀武的肩膀：“我说佐民啊，你就是运气好，看到没有，委员长一高兴，你又要高升了。”
	王耀武说：“良公（俞济时，字良桢），现在做到集团军副总司令，我就很满足了。”
	俞济时说：“这话在我俩之间就不要说了，你今年也40岁了，以你的能力和战绩，也该扶正了。汤恩伯不说，黄埔学生里，胡宗南、关麟征他们不早就是集团军总司令了吗？你哪点比他们差？就算委员长不提这事，我也会跟他说的。”
	王耀武感激地望着俞济时，后者从王手里拿过《步兵操典》翻了两页，说：“嘿，薛伯陵也干这临阵磨枪的事！”
	就在这年2月，王耀武被提升为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73、74、100军。
	第24集团军这个番号先前属于第5战区，后归冀察战区，总司令为庞炳勋，辖其兼任军长的第40军和孙殿英新编第5军，驻河南。1943年，孙殿英降敌在先，庞炳勋被俘于后，两人都投靠日军了。蒋介石一气之下，将该集团军番号撤销。现在为了提升王耀武，又把这个番号恢复。王耀武的得力部下，刚从陆大特别班毕业的第57师副师长邱维达出任集团军参谋长，与王耀武关系很好的彭位仁为副总司令兼第73军军长，第100军军长施中诚转任第74军，第74军副军长李天霞升为第100军军长。
	李天霞最终没坐到第74军军长的位子上。
	李天霞先前统领的第51师是第74军3个师里获得奖章奖状最多的，无论从副军长的现职还是从抗战资历与战功上讲，王耀武卸任第74军军长后，李天霞做军长都是顺理成章的。李也这样认为，所以当王耀武提升的消息传来，身在贵州为军部训练新兵的他，已经做好启程赴前线接任军长的准备了，没想到却失算了。
	对于第74军军长给谁当这件事，王耀武的想法是：如果没人提出不同意见，他就推荐李天霞；如果有，他就要总体权衡这件事。王耀武知道，第51师师长周志道不会反对李天霞继任；第57师师长李琰当师长没几天，也不会提不同意见；最关键的人物是张灵甫。张、李互相看不上，在军中不是秘密。王耀武呢，在关系上，跟张近，但跟李也不远。现在，他最关心张灵甫的想法。私下征求三个师长的意见时，反对李天霞做军长的，果然是张灵甫。
	当然，张没有直接反对，而是说：“希望施军长回来。”
	施军长，第100军军长施中诚，第57师前任师长，从第74军副军长的位子上调到第100军。张灵甫这话就很明白了，他不认可李天霞出任军长。
	如果王耀武这时候硬叫李天霞做军长也没问题，因为正如上面说的，李做军长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合情合理的，完全的水到渠成。但王耀武迟疑了。
	首先，在张、李不合的情况下，如果李继任，对第74军来说就意味着内部不合，这是他不愿看到的；其次，王内心深处，还是希望两三年后张能做第74军军长。如果现在李做了军长，当日后他调升时，绝对不会推荐张接替他（从资历和私交上讲，如果李天霞做了军长，当李调升后，接任军长的必是周志道）。还有就是，军中有不少人在背后里说李天霞为人不行，罪名有两条：滑头与好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这就是人品问题。
	经过各种考虑和反复思忖，王耀武最终决定牺牲李天霞。
	就这样，王耀武向重庆推荐第100军军长施中诚接替第74军军长，又推荐李天霞继任第100军军长。明眼人自然看得出来，老实巴交的施中诚不属于第74军嫡系，他过来只是个过渡，为将来张灵甫做军长铺路。
	李天霞就这样被坑了一道，不但没当上第74军军长，还被调出了该军系统，其内心之愤愤是可想而知的。几年后，当张灵甫被包围在孟良崮时，李天霞离之最近却故意徘徊；至于被围的张灵甫，宁愿向更远处的胡琏求救，也不愿向李天霞低头。
	继续说衡山的故事。
	因二战大局已定，日本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其发动大会战的几率很小了，所以蒋介石颇为闲暇地在南岳停驻两周，不时带着宋美龄观赏衡山景致。按费异常回忆：“有一次，蒋氏夫妇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对面茅屋的窗口里有一个老太婆探头探脑地偷看。蒋看见了问：‘老太太，您为什么把门关着？’老太太说：‘是宪兵要我关的。’蒋介石说：‘宪兵糊涂，宪兵糊涂。’我听了吓了一跳，幸好没有人怪罪于我，才安下心来。又有一次，蒋氏夫妇竟到南岳山下小街上散步，一群小孩跟着喊，我怕做‘糊涂宪兵’，不敢上前拦阻，却忙坏了林蔚。”
	叫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流连南岳时，东京大本营正准备以河南黄河铁桥为起点，发动一次自战争爆发以来乃至于日本现代陆军建军以来规模最大的大陆穿越战。
	关于“一号作战”的动因，前面已经提到了。
	计划的策动者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早就断言：美国人切断日本海上交通线是迟早的事，海上交通线最迟到1944年秋就将不保，为此必须在大陆上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这个交通线将从东南亚的越南一直到中国的东北，经朝鲜半岛，连接到日本本土。而要想开辟这样一条漫长的交通线，就需要发动一次规模巨大的会战，歼灭控制着河南段、湖南段、广西段的中国军队，同时摧毁湘桂地区的机场。
	蒋介石在召开第4次南岳军事会议时，“一号作战”的框架在服部卓四郎和中国派遣军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的合作下已经搭建起来。
	河南段没什么可说的，但湖南段和广西段出了点问题。这两段的具体作战草案是第11军高级参谋武居清一郎制订的。报到南京后，畑俊六认为太保守了，动用兵力规模很小，觉得制订者没领会上峰的意思，于是叫武居再弄个新方案，但被拒绝了（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的脾气都很大）。结果武居被撤职，曾担任过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的岛贯武治二次走马上任。
	作为武居的前任，岛贯曾指挥过鄂西会战，后调到关东军做高级作战参谋。他还在华北方面军做高级作战参谋，又一度担任中国派遣军的作战主任参谋，阅历非常丰富，对战术更是精通，尤擅指挥大兵团作战。赴武汉二度上任前，岛贯应邀回了趟东京，跟服部卓四郎以及其上司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欀一郎恳谈。他对真田没什么可说的，这人因跟东条英机关系密切而做了部长，智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服部则属于那种有想法又非常固执的人。
	在参谋本部，真田说：“中国战场近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尔干半岛，恐成为大东亚战争的败命处，切望湘桂作战的成功。”
	服部说：“跟巴尔干关系不大。不过，美国空军以中国大陆为基地对帝国本土进行轰炸将是必然之事，故摧毁其在中国西南的机场为当务之急。‘一号作战’之湘桂部分的真意在于对桂林、柳州机场的摧毁。”
	真田说：“我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而且我认为，完成‘一号作战’后，为压制中国西北的空军基地，还可以发动曾中止的西安作战。”
	服部说：“那是以后的事。请岛贯大佐谈谈自己的看法。”
	岛贯说：“最关键的当然是在敌人取得制空权的情况下，我军如何在作战中保持后方补给。湘桂段作战开始后，绝大多数弹药必定通过湘江水路运输，而水路最易遭空袭。最近我看到一份战报，从今年1月以来，美军在中国大陆的作战飞机每月至少增加50架，成都甚至成为新型轰炸机B29的基地，其轰炸范围囊括了满洲、台湾、南海和帝国本土，而且每个月击沉我方船只达4万吨。此外，会战开始后，依据其规模，每个月我军至少有3000人战死，3到5倍于此的士兵受伤，军医够用吗？”
	真田和服部互相看了看，服部说：“现在能够用于作战的飞机不超过280架，战斗中队和轰炸中队各12支。会战打响后，大本营会再增加9支中队，尽量夺取相关城市的控制权。至于军医问题，中国派遣军会全力以赴。只是现在不知道会在哪里碰到中国人所称的钉子，长沙，衡阳，桂林，还是柳州？或者在湘桂某个不知名的小城？不过，两军在桂林决战已经是普遍的看法。”
	岛贯说：“怎么使用第13师团和第3师团是一个关键。它们必然是要机动地布置在外围的，至于攻坚这样的事，交给别的师团好了，但需要指定一个师团，对其进行特别的攻城和巷战演练。另外，为快速向桂林突进，必须在开战四个月内击溃薛岳第9战区以及孙连仲第6战区的至少60个师。”
	分别时，服部叫住岛贯：“大佐！你知道我力主策动这次作战的目的吗？”
	岛贯一皱眉头。
	服部说：“其实这次作战还有另外一个隐蔽的目的，即使在参谋本部也无法完全公开。去年秋天，大本营在太平洋上画出‘绝对国防圈’，这你想必早就知道了。外围是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威克岛等地；中间是新几内亚、马里亚纳群岛、硫黄岛、小笠原群岛；里面是菲律宾群岛、台湾岛、琉球群岛、加罗林群岛。如果最里面的第三条岛链被美国人突破，战火就会燃烧到日本本土。现在，举国上下人心惶惶，在军部，有人甚至希望立即跟美国讲和。从这个角度来说，迫切需要一次大的胜利来鼓舞士气。另外，这次作战最大的任务，我想不是攻取长沙，而是南下桂林。中国人会死守桂林，那将是一场大战。至于计划中攻占南宁进而贯穿大陆以及打通广东方面的粤汉路，需要看桂林攻略后的形势再定。从这个角度说，命名为大陆打通作战未必准确，就叫桂林总攻略吧。”
	岛贯到武汉上任后，把前任武居的作战计划全部废止。在他制定的新的湘桂攻略中，动用了八个师团的兵力，加上河南作战的部分，整个“一号作战”，日军出动的兵力超过50万人（特意新编成14个独立混成旅团和独立步兵旅团以及8个野战补充队），战马10万匹，以及1500门火炮和1500辆汽车，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现代陆军最大的一次作战行动。
	作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畑俊六，也就成为这次大会战的象征性的总指挥。
	具体到一线最高指挥官，河南段是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导下，由驻山西方面的吉本贞一第1军配合）；湘桂段是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由广东方面田中久一第23军和驻印度支那的南方军一部配合），空中支持来自第5航空军（由第3飞行团升格而成，军司令官为下山琢磨，有战机250架）。
	一切就绪后，军国日本垂死前的一次回光返照行动“一号作战”，即中国军队所称的豫湘桂会战开始了。
	这种回光返照的第一缕惨光，照在了1944年4月黄河南岸的霸王城。
	霸王城在郑州附近黄河南岸平汉铁路桥西侧。1941年秋，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河南的日军曾进行牵制作战。偷渡黄河的日军一度攻袭郑州，随后即放弃，但却在南岸的霸王城保留了一个前进据点。以无能著称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无动于衷，哪怕霸王城及附近邙山上日军只屯驻了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大队。已升任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汤恩伯，也失去了前些年的锐气与风发，而更多地把时间用于派系斗争以及个人集团之建立，同样坐视日军霸王城据点孤立地存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两年半而无动于衷。
	无论是蒋鼎文还是汤恩伯，当然都知道霸王城据点的价值，他们之所以不将之拔掉，是担心一旦攻击霸王城，引来黄河北岸的日军大规模反击。两个人大约都认为：与其招惹日军南下，不如坐视不理。就这样，有两年多的时间里，第1战区不见硝烟。现在，叫蒋、汤没想到的是，黄河对岸的日军不打是不打，一打就置第1战区于死地。日本人行动前，已有各种迹象，但坐拥40万军队的蒋、汤到此时仍抱有侥幸，认为日军在河南正面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不大，其进攻重点仍在薛岳的湖南战区。
	事实是：4月17日深夜，随着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声令下，内山英太郎第12军以15万之众突破黄河防线，打来了。
	第1战区的部队一触即溃。
	在特意调过来的坦克师团的开路下，日军在两天后的4月19日就第二次占领了交通枢纽郑州，之后新郑、虎牢关、许昌接连陷落。在许昌，守城的新29师师长吕公良殉国（黄埔军校6期，浙江开化人）。配合第12军作战的山西方向的第1军也渡过黄河，切断了陇海铁路。5月21日，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四川陆军军官学校，四川蒲江人）在撤退中遭日军拦截而阵亡。四天后，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被日军占领，此战是河南段会战中打得最激烈的（第15军军长武庭麟率部守备）。
	虽有许昌和洛阳保卫战，但从整体上看，日军在河南战场上势如破竹。这是第1战区多年不备战的最终恶果。
	豫中大败时，西安朱绍良的第8战区一度出兵驰援，而山西方向吉本贞一第1军也想趁机夺取潼关，进而威胁西安，于是才有了豫西灵宝一仗。在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延年指挥下，守军一度遏制了日军的进攻。在关键时刻，并无占领陕西计划的冈村宁次把坦克师团调走，日军攻势转颓，最后被迫撤军。
	中原大部就这样在战争后期的1944年沦陷了。
	战役结束后，蒋鼎文和汤恩伯被蒋介石双撤职。蒋鼎文是1942年初接替因中条山会战失利而辞职的卫立煌出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的，之前任驻陕西的第10战区司令长官。在河南的这两年多，蒋鼎文没有任何作为（先前在陕西时，胡宗南是他的副手，不服他。到了河南后，汤恩伯成了他的副手，更是不服他）。豫中陷落后，养病的陈诚又被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去收拾残局，将原属朱绍良第8战区的陕西并入第1战区。不并入也不行了，因为第1战区已经没什么地盘了。
	后来，在姜克夫编撰的《民国军事史》中，对第1战区有一个评价：抗战八年，没打过一次好仗。
	这个评价可以说是事实。
	河南段作战后期，日军第27师团被从东北抽调到战场。
	这支1937年7月7日发动战争的部队，当时称中国驻屯军，辖第1联队和第2联队。侵华战争爆发后，增加第3联队，改称中国驻屯旅团、中国驻屯兵团，最后改成第27师团（兵源来自东京、山梨、佐仓），所辖联队番号仍称中国驻屯第1、2、3联队。师团长是南京战时的第6师团第45联队长竹下义晴（很快落合甚九郎接任）。他们调过来跟河南段作战没什么关系，而是准备参加接下来的湘桂作战。第27师团从关东军调出是个重要情报，但却没被薛岳的战区得到。
	在武汉第11军司令部，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开始划火柴。
	他制订下的湘桂作战分三部分：第一阶段，以长沙、衡阳为主的湖南作战；第二阶段，以桂林、柳州为主的广西作战；第三阶段，以粤赣线南段为主的韶关作战以及摧毁江西遂川和赣州机场的作战。东京大本担心部队不够用，除前面提到的从关东军抽出来的第27师团外，还将参与河南段作战的长野祐一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岛根县人）第37师团，以及四个新编旅团、一个坦克联队和4个炮兵大队并入第11军。
	这样的话，投入湘桂作战的日军就达到了10个师团：山本三男第3师团、赤鹿理第13师团、落合甚九郎第27师团、伴健雄第34师团、长野祐一郎第37师团、青木成一第40师团、毛利末广第58师团、船引正之第64师团、佐久间为人第68师团、岩永汪第116师团，又以第13和第3师团为双核心。按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里的说法：“第3、第13师团是从昭和12年（1937年）上海战役以来，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练部队，是第11军的核心力量，在对华作战中，被认为是最精锐的部队。”
	但是，在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日本人进行地境如此漫长的作战，就真的有把握吗？
	第11军里的一些老参谋最担心的是第一战就受挫长沙。岛贯武治是个例外。他的担心在于取下长沙之后的事，也就是向衡阳进军途中中国军队从东西两面的侧击。他研究过前几次长沙会战，发现日军三分之二的伤亡来源于侧击。因此，制订作战计划时，岛贯把重兵放在两翼尤其把第3师团和第13师团放在左翼即东路。在岛贯看来，长沙陷落前，薛岳将会以东路部队为主进行侧击；长沙陷落后，第9战区余部又势必会在这一线集结和向南转进。
	就薛岳的战术，岛贯对横山勇说：“应对办法很简单。薛岳的战法，核心是反包围。要想从容扼其咽喉，就必须斩断手脚。此战我军必取长沙，但却先要攻占东西两要点，东面必然是浏阳，西面则是宁乡。此两地是中国军队调动兵力的轴线。拿下此二城，中国军必乱，长沙为我所有，也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因为中美混合空军掌握着制空权，日军只能更多地利用夜晚行军，为此决定在5月下旬发动攻势，这是从利用月光的角度考虑的（由此可见1944年日军之窘迫）。
	由于这次是第11军倾巢出动，所以畑俊六把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留在南京，自己带着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高级兵站参谋辻政信（辻参与指挥进攻马来亚半岛之战后，回陆军大学当了一阵老师，随后到的这个位子，后调往缅甸出任第33军作战主任参谋，参与指挥缅北滇西的密支那会战和龙陵会战）离开南京，在武汉设立了派遣军前进指挥所，直接负责第11军的后方补给和兵站事务。
	在5月的火光下，横山勇抬起头，看到薛岳的脸，但后者却不想看他。
	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大捷，到现在1944年春，日军已两年多没对第9战区发动攻势，薛岳着实认为把鬼子打怕了，以至于在疲沓中轻敌了。
	河南开打时，薛岳的判断是，日军只在中原局部采取行动而已。
	在太平洋上的日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这两个战场，对日军来说，有联系，但联系还真是没薛岳想象的那么大），他们难有力量再大举进攻长沙。所以，对战区情报部门反映的湘北和鄂南日军的异动，薛岳没有重视起来。随后，重庆军委会亦提醒薛岳日军有向鄂南集结部队的迹象。薛对的观点是：即使日军发起进攻，也是重演第三次长沙会战而已。
	进入5月中，1943年底取代吴逸志晋升为战区参谋长的赵子立愈发担忧。
	吴逸志是怎么去职的呢？1943年的时候，太平洋战争进入白热化，吴逸志心血来潮，写了个“论亚洲战场的重要性”的文章，并草拟了个如何加强亚洲作战的方案，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军队在闽浙沿海地区开辟新战场，向印缅战场增加兵力，并向太平洋地区投入五到十个师的精锐部队，协助美军跟日军作战。写完后，上报重庆军委会。蒋介石看完后，也觉得他确实是心血来潮，但还是鼓励了一下。其他军政要人看完后，也都顺嘴夸了几句。吴逸志就很兴奋。他恰好有个襟兄弟在外交部上班，于是就叫那个亲戚想法把他的计划直接转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该方案还真就到了罗斯福手里，罗斯福还真就给吴逸志回了信，说会叫参谋部门研究研究，还对吴进行了表扬。吴逸志大喜，立即把这件事电告蒋介石，觉得一定能够得到嘉奖，却忘记这是自己的擅动。
	蒋看完电报后，在上面批了几个字：“免职，交军法执行总监部法办。”
	最后，在薛岳的求情下，吴逸志才没被法办，但丢了战区参谋长一职，参谋处长赵子立取而代之。
	现在，赵子立的担忧是：从河南战场上出现了敌人的一个坦克师团这件事看，日军这次进攻非同寻常，第9战区现兵力不足以抗击有可能出现的大战，要立即向军委会请援。薛岳显得很不耐烦。赵子立认为敌人越是在穷途末路时越要小心它。
	这话叫薛岳很不爱听，觉得赵子立是在给他上课，说：“你职位越高，越是没胆气了，还记得武汉会战的时候吗？你不是这样的！在第9战区，敌寇进攻是常态，但为什么过去两年他们没进攻？前年他们主要打第3战区，去年一年都在打第6战区，不能说全赖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威慑，但敌军胆怯亦是事实。现在虽有风吹草动，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军以不变（指‘天炉战法’）应万变，其奈何长沙？”
	赵子立说：“形势种种，似已说明此次非比前三次长沙之战，第三次会战敌人大败在于兵力不足，这次情况怕是不一样，如果敌人内外线、东西两翼兵力充足，且又有足够的预备队，而我们仍用‘死架子’，那就完全被动了。现在整个战区只有60个团，以我的意见，还是向军委会多要些兵力，再把决战地区由长沙改为衡阳，这样才安稳。”
	赵子立说的“死架子”，亦指“天炉战法”。
	薛岳听后直视赵，说：“想要的话你去要吧！”
	赵子立由参谋到副参谋处长再到参谋处长直至现在的参谋长，一路晋升，与薛岳的关系，则是一路下降。正如前面讲过的，赵的官越大，薛岳就越听不进赵的建议。这样说吧，当作为一个小参谋的赵提出些作战想法时，薛岳能从欣赏的角度去倾听和接纳，但当他成为仅次于自己的战区二号人物时，薛岳反而接受不了了。
	吵完架，赵子立跟驻湘西的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联系上，叫他把情况跟重庆反馈，后者联系到侍从室主任林蔚。林当主任的第一处负责军事，此时也已拿到不少情报，显示日军这次进攻确实非同寻常，但怎么个非同寻常又一时难以断定。
	在一次紧急会议上，军令部次长兼作战厅厅长刘斐提出这样的判断：日军可能要进行纵贯南北的作战，北面打通平汉线，南面打通粤汉路，并可能对广西桂柳地带发起进攻。
	蒋介石不是不同意日军似要进行纵贯南北的作战这一见解，而是不同意其提出的一旦日军在湖南发起攻势，应放弃长沙和衡阳而在广西桂柳进行决战的计划，认为那样太冒险，一旦决战失败，日军会顺势攻入贵州。
	白崇禧认同刘斐的意见。
	但5月上旬的这个会没形成一个应战定案。
	到5月14日，刘斐给薛岳发了份电报：“敌打通平汉路后，必定向粤汉路进攻，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线，以增其战略上之优势，其发动之期，当在不远，务须积极准备，勿为敌所乘，以粉碎其企图。”
	薛岳看完把电报丢在一边，对出身桂系的刘斐他是向无好感的。
	对薛岳之大意，时任守卫长沙的第4军第90师的参谋长罗平野有这样的回忆：“对日本关东军南下（指第27师团）的消息，则一无所知，因此未向上级请求增加兵力。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也有轻敌的想法，认为第四次长沙会战不过是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的重演，按照过去的打法，可以将敌人击退，取得同样的胜利。”
	一天后的5月15日晚，军委会的一纸电报又发到长沙：“现在证实，有大量日军集结在湘北和鄂南通城、崇阳一线，目前正向南移，占领前线阵地，准备大举进攻长沙。”与此同时，战区后续情报也到了。
	这时候，薛岳确定日军还真要再打长沙了。他连夜召集军事会议，布置应战方案，仍决定固守长沙，翻版第三次长沙会战。却不知横山勇不是阿南惟几，岛贯武治用兵更是刁钻。这一次，第11军有备而来，为破解“天炉”中绵延的侧击，岛贯特意将双核心第13师团和第3师团用于东路平江到浏阳一线。
	当薛岳仓促应对时，1944年5月23日，横山勇带着他的参谋长中山贞武（1944年初接替小薗江邦雄）和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等幕僚，坐火车，离开了武汉，将战斗司令所向岳阳推进。
	5月27日是日俄对马海战胜利纪念日。
	这一天凌晨5点，依据岛贯武治的作战计划，左路湘东的第13师团和第3师团率先发动进攻，其线路是由平江，而浏阳；中路第68和第116师团则在黄昏时强渡新墙河，直下汨罗江、捞刀河；入夜后，右路第34师团针谷支队才在海军协助下横渡洞庭湖，向汨罗江口突进；西面最外翼的第40师团在午夜出发，负责牵制第6战区的部队和护住友军右侧背，配合这个师团作战的是第116师团一部及另外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他们沿湘江西岸前进，路线是：沅江、益阳、宁乡。
	也就是说，从东到西，各部日军进攻时间依此靠后，最终进攻态势呈斜线形。
	这说明岛贯意图把东面的中国军队往日军的中路赶，进而围歼之（由于后来薛岳违抗重庆军委会率部往湘西转进的命令而坚持把残部留在湘东南，所以岛贯的这个计划阴差阳错地没有完全实现）。
	在中路第一线部队的后面，藏着作为二线部队的第34师团主力和第58师团。
	岛贯的战术是，一线的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负责纵深突破：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长沙东南的株洲，一部从那里向西北迂回包抄长沙，主力继续马不停蹄南下衡阳。当第一线的两支部队越过长沙后，立即投入第二线的第34师团主力和第58师团，后者负责主攻长沙城，前者负责占领湘江西岸的岳麓山（第58师团此前进行了长时间攻城和巷战演练）。
	就这样，日军从东西长达120公里的正面分多路压上，“一号作战”第二阶段之湘桂会战开始了！
	现在说的是第11军首席，赤鹿理第13师团，该师团从1943年开始，就以联队为单位配备了相应炮兵、工兵、通信兵。以第104联队为例，它配备了一个山炮兵大队（来自师团所辖的炮兵联队）、一个迫击炮中队（来自师团所辖的炮兵联队）、一个工兵中队（来自师团所辖的工兵联队）、一个通信中队（来自师团直属）、一个卫生队（来自师团直属）、一个野战医院（来自师团直属）。也就是说，师团长赤鹿理把师团里原本独立的炮兵、工兵、通信兵等分散到三个步兵联队，结果是，第13师团所辖的会津若松第65联队、仙台第104联队、新发田第116联队，每个联队都成为了一个五脏俱全、具有强大机动和完全独立作战能力的支队。
	在这样的配备下，第13师团所攻平江至浏阳一线，是极其顺利而迅猛的。山本三男的第3师团紧随其后。
	新墙河正面，面对中路第116师团主力和第68师团的攻击，杨干才第20军（1943年9月接替杨汉域）很快就放弃了既设阵地。这是“天炉战法”的一环。随后，杨森指挥第20军和王泽浚第44军尾随日军南下。如果完全明了此次日军的战法，就会觉得这种尾随多少有点悲哀了。开打后，薛岳令第3战区丁治磐第26军迅疾向浏阳靠近，同时催促杨森和王陵基两部的四个军一个由北而南、一个由东北而西南靠近长沙、浏阳一线。
	危局下，重庆军令王耀武辖施中诚第74军、彭位仁第73军、李天霞第100军，并临时指挥王甲本第79军，在湘西一线御敌；又从两广调沈发藻暂编第2军北上。同时，叫孙连仲第6战区和顾祝同第3战区进行牵制性进攻。当时，罗广文第18军和池峰城第30军在中美混合空军配合下，对驻宜昌的澄田赉四郎第39师团的一个联队发起进攻。日军阵地虽被炸得体无完肤，但这个联队居然以劣势兵力和火力顽抗了三个来月而保阵地不失。第3战区那边，顾祝同还没来得及出兵，反而被永津佐比重第13军打了个先手，该军再次向衢州发动进攻。不过，就是在这次战役中，第70师团第62旅团长横山武彦被中国军队设在龙游附近狮子山阵地的重机枪击毙（6月11日）。四年前，他作为第39师团联队长，率部在湖北南瓜店围攻张自忠。
	进入6月中旬，日军中路第116师团主力、第68师团突破汨罗江防线，直下捞刀河，后面的第58师团和第34师团随之跟进。
	直到这时候，薛岳才发现：在中路，日军一线两个师团后面，居然还有两个师团！
	到这时，他才发现整个战局跟第三次长沙会战完全不同。加上左右两翼，现在日军至少出动了七个师团！
	这是湖南战场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薛岳准备不足的情况，可从日军第3师团长山本三男的日记看出来：“历次作战，在战线附近几乎看不见居民，但此次在各处却时常看到。这或许是中国军和军民认为日本军不会打到此地。”
	薛岳有意令驻衡山的方先觉第10军、由两广而来的沈发藻暂编第2军等部队悉数北上，在长沙和浏阳间与敌决战，但遭白崇禧强烈反对而作罢。作为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已奉命到桂林统一指导第9、6、4、7四个战区的战事。军委会也认为调诸军北上不现实，令暂2军推至长衡间的株州，第10军仍控制在衡山，并做好守卫衡阳的准备。
	有一次，在电话里，白崇禧建议薛岳放开长衡，在桂林与日军决战。
	薛放下电话后，说：“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
	薛岳的反应有地域派系之背景，但白崇禧直接建议在桂林决战也值得商榷。其优点，是桂林决战可使日军战线拉长而使其进入最疲惫状态；但缺点更明显，桂柳地区，从地理上讲，不具备相互增援之便利。从这个角度说，衡阳确实是最好的决战点，除第9战区原有兵力外，西面第6战区，东面第3战区，南面第4战区和第7战区以及军委会直辖的兵力，都容易向衡阳会集。
	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亦认为长沙、衡山、全州、桂林、柳州都没有这个优势。
	他认为：新墙河距衡阳500多里，可逐次抵抗一个多月，这期间各战区部队都可从容赶到决战地带。而衡阳本身，亦适合固守，北、东皆有河，西、南城外又没有像长沙岳麓山那样能对城区构成绝对威胁的制高点。开打后，兵出衡山切断日军补给线，比在湘北更容易。后来，赵子立回忆：“但遗憾得很，由于两年的平静生活，除了看例行公文外，总想看自己想看的书，对作战方案一度想过后，就没有再去想。及至1944年5月，有了具体情况，最初只争论日军敢不敢打的问题，没有着重去研究作战计划。”
	在日军急速的攻势下，长沙第四次成为危城。
	虽然张德能第4军正驻守长沙，但薛岳仍希望衡山方向的方先觉第10军取代第4军来固守这座城市（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据赵子立回忆，在用谁来守长沙这个问题上，薛岳一直问赵：“让哪个部队来守长沙呢？第4军这个部队长于攻，而不善于守。”
	赵子立呢，就装傻，不说话（后来，赵子立解释：自己当时不说话，是因为如果第4军守长沙的话，从保全该军的角度，薛岳更容易接受自己在衡阳进行决战的方案）。
	粤军第4军是薛岳嫡系，薛终不希望用它守危城。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给薛岳发了封电报，内容是：驻衡山方先觉第10军或担负守备衡阳的任务，不得用于长沙方面。
	薛岳最后说：“好吧！就让第4军守长沙！战区直属的饶少伟（黄埔军校6期，四川资中人）暂编第54师也留下来。”
	决定第4军守长沙后，薛岳带着赵子立和留守参谋登上岳麓山，设立指挥部。长官司令部其他人员则迁往湘东南的耒阳。
	右路青木成一第40师团击破梁汉明第99军后，遭彭位仁第73军阻击，后者在益阳又跟鬼子激战竟日。益阳出现险情后，宁乡就难保了，而宁乡是岛贯武治此次长沙攻略中右翼关键一环。要确保宁乡，就得控制益阳。王耀武令李天霞第100军去解益阳之围，李部还没到达益阳，就已经失守。李迅速率部反扑，重夺该城。日军知李天霞为先前第74军的部队长，战风狡悍，故而并不纠缠，主力绕过益阳，跟王甲本第79军交战后，直接攻往宁乡了。没想到，守备宁乡的是张灵甫第58师。张把兵力之一部放在城里，自己带主力在城外策应。宁乡之战是抗战中张灵甫指挥第58师打得最激烈的一役。在团长何澜重伤的情况下，守军与城外的主力里外配合，使第40师团损失不小。师团长青木最后不顾战前占领宁乡的计划而被迫绕道，向长沙西南的湘乡而去。
	宁乡战后，新任第11军参谋长中山贞武说：“前任所称的‘虎部队’确实冠盖重庆军，见之而避之，也许能更迅速地完成作战计划。”
	王耀武虽率部在湘江以西与日军激战，但战局整体却开始恶化。
	左路山本三男第3师团、赤鹿理第13师团按计划逐一打击平江到浏阳连线上的中国军队，打到浏阳东南山地后，第3师团被王泽浚第44军咬住。第13师团压制住罗奇第37军，但遭杨干才第20军和从江西而来的王陵基集团军傅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重庆酉阳人）第72军尾随。薛岳令鲁道源第58军由醴陵向浏阳北上，围打第13师团。在这种情况下，赤鹿理改变作战部署，放弃直攻浏阳的计划。结果是，第13师团在被杨干才第20军、傅翼72军咬住尾巴的情况下，仍迎面击溃了鲁道源第58军。第3师团顺势逆转了局面，逆袭入浏阳城，王泽浚第44军与之发生激烈的巷战。
	在鄂西和常德之战中被两次击溃的川军第44军，本是一支弱旅，但浏阳战中拼得极顽强，是他们军史上最耀眼的一页。在日军两个师团在浏阳又转为主动后，由第3战区而来的丁治磐第26军陷入彷徨。这时候，进至长沙东南的株洲的沈发藻暂2军不战而退（从1937年的南京到1944年的湖南，沈之表现一贯地差），岩永汪第116师团主力随之将该地控制，所辖黑濑平一第133联队则奔袭了与株洲处于同一线上的湘潭（长沙西南），从南面包围长沙已是转眼的事了。
	至此，薛岳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愿望完全落空。
	在急剧恶化的形势下，薛岳决定从岳麓山上下来，也撤往耒阳，6月14日，在走之前，对赵子立说：“我先去后方，你在这里照料一下。”
	赵子立认为：薛岳很快也会叫自己去耒阳，但接下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在这时候，赵得知第4军军长张德能以两个半师守长沙城，以一个师守岳麓山，于是急忙给张打电话，说：“这样岳麓山就难保了，你立即再往岳麓山调一个师！这一次，湘江西岸出现大量敌人，他们是从湖面和路面双管齐下的。岳麓山一丢，长沙还怎么守？反过来，如果集中兵力扼守岳麓山，即使长沙城被攻陷，而保有岳麓山，那么长沙也不能算丢！”
	张德能开始不说话。
	赵子立再追问，张德能说：“参谋长，实不相瞒，长官临走前有交代，部队仍归他指挥，现在的布阵是他的命令，如果你想变更部署，先给长官打电话吧。”
	赵子立立即给刚到耒阳的薛岳打电话：“我在这里是否指挥第4军？”
	薛岳说：“你不要指挥它。”
	赵子立问：“那我在这里干什么，要不我回去吧。”
	薛岳说：“不！你要在那里联络。”
	赵子立说：“联络？为什么不派参谋？”
	薛岳摔了电话，赵子立也摔了电话。
	赵子立显然比薛岳更生气，因为摔了电话没多久，岳麓山指挥所上的一些参谋和人员就声称奉了薛岳的命令，往耒阳撤退。一名负责对空联络的美国军官也找到赵子立，说：“你们都走了，为什么不叫我走？”
	赵子立正在气头上，说：“你走？你走什么？！他们走是因为在这儿没任务了，你担任对空联络，现在长沙要打仗了，正是你要履行任务的时候，你怎么能走呢？”
	美国军官没话可说。
	过了一天，美国军官又来了，说：“你让我走，我也走；你不让我走，我也要走！”
	赵子立看了他一会儿，说：“那你就走吧！”
	这仗确实没法打了。
	日军按部就班。在二线位置一直保持战力的毛利末广第58师团此时迅速由汨罗江突至捞刀河一线，在6月16日出现在长沙正面的北郊，伴健雄第34师团则兵临湘江西岸岳麓山。与此同时，佐久间为人第68师团和岩永汪第116师团一路南下，在友军进攻长沙的同时他们已经形成向衡阳追击的态势。岛贯武治，可谓深得中国兵法中“兵贵神速”之精髓。
	赵子立仍建议张德能往岳麓山增兵，后者仍不敢违背薛岳的命令，说：“长官叫我以主力守长沙，我只好以主力守长沙。”
	此前，在岳麓山的一次会议上，面对赵子立的坚持，张德能说：“这是薛老板指示的，长沙城丢了，还有什么搞头。”
	薛岳和张德能以一个师守岳麓山这件事在后来被诟病。
	在此次会战中，薛岳确实轻敌了，但具体到长沙兵力的运用，却未必一定就是有问题的。在湖南战场厮杀多年的薛岳，在长沙一带驻防多年的张德能，又如何不知道岳麓山的军事价值？如果以为薛、张只分兵一个师守岳麓山的因为是不了解其重要性，只能说后人太天真。
	张德能第4军有三个师，薛岳走前临时配置了饶少伟暂54师和王若卿炮兵第3团。叫张拿两个半师守城，一个师放在岳麓山保护炮兵团。从长沙现有兵力看，只能说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赵子立亦承认：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只从湘江以东进攻长沙，以一个军守卫尚嫌少，现在日军沿江进攻，以一个军多一点的兵力守长沙，又兼顾岳麓山，兵力与阵地终不相配）。可以回想一下第三次长沙会战，李玉堂第10军最初只有两个师守城，即使西城下的湘江沿岸不驻防部队或少量驻防，两个师也根本照顾不开北、东、南三面，这也是后来李死活把方先觉一个师由岳麓山调回长沙城的原因。
	现在呢，如果再往岳麓山增加一个师，就意味着守长沙的只有一个师多一点（饶少伟暂54师兵力很少），用他们守三面城垣和外围阵地完全是开玩笑。至于“长沙失陷，保有岳麓山，长沙仍不算丢”这种说法，只是听上去是那么回事，而毕竟禁不住深究。实际上，现在面临的不是岳麓山上放多少兵力的问题，而是在各种仓皇下守军无法从容应战并缺乏死战意志的问题。
	6月16日黄昏，伴健雄第34师团和协助其作战的第68师团志摩源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长野县人）旅团对岳麓山发起进攻，毛利末广第58师团则开始攻打对长沙外围阵地。
	按赵子立回忆，17日傍晚，张德能打来电话：“敌兵强大，长沙难守，我想按你的意思，以主力守岳麓山。”
	赵子立说：“能过来吗？晚了吧！”
	张德能说：“能过来。”
	赵子立听完后，说：“你知道，你不归我指挥，但如你一定要转移时，我仍同意，并仍负建议的责任。”
	张德能留下一个团在长沙城，其余部队聚集在湘江东岸，准备渡江。
	但由于船只缺乏，事出仓促，又没细致的部署，在日军炮击下，江边场面极混乱，部队长对队伍失去掌握。张德能于凌晨两点先行过江，由于两晚上没睡觉，在岳麓山湖南大学，迷糊了一会儿。当他再睁开眼时，6月18日早晨，发现渡江部队，有的死于日军炮火，有的虽然过江了，但直接南溃了。
	张德能拎着手枪，跑到大学门前的公路口，大声喊：“统统回来！不回来，我枪毙你们！”
	但已经兵败如山，没人听他的了。
	毛利末广第58师团开始攻长沙城，三个小时后的8点即冲入东南角，随后师团参谋长有马纯雄掏出日记本写道：“敌主力确已逃走，炮声已停，无如所想之抵抗。”这次长沙之战，从岳麓山被攻到长沙陷落，前后不到两天。如果从长沙城被攻算起，到日军突入城里，只有三个小时。
	长沙就是这样沦陷了。
	沮丧的张德能只好到耒阳去找薛岳。
	赵子立见张德能已走，在日军占领岳麓山前，也带着人向南撤去。
	在路上，遇到张德能，赵子立说：“长沙是丢了，建议你赶快收容部队，到岳麓山以西进行反击。”
	张德能说：“你看部队这个样子，怎么能收容，又怎么能反击岳麓山？”
	赵子立说：“不管收容多少，都应该这样做，都能这样做，只要你放着枪，责任就要轻些，想想常德余程万的例子！”
	张德能仰天长叹，说：“不去了。听天由命吧。”
	耒阳的薛岳，得知长沙被日军攻占后，一言不发。
	武汉会战后，薛岳在长沙坚守了五年，这一次，三个小时即告失。
	他的第9战区也被日军冲击得七零八落，一些军进入各自为战的境地，指挥系统陷入了瘫痪。直到一年后抗战胜利前夕，第9战区仍呈碎片化状态，他的司令长官部不得不寄居于广西。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薛岳对桂系一直有成见，这样的结局本身，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屈辱。薛岳的精气神到抗战胜利时还没缓过来。当时，军委会给薛岳安排的受降点是南昌（薛岳最后派第58军军长鲁道源接受第11军投降），长沙的受降由时为第4方面军总司令且刚在雪峰山会战中取得完胜的王耀武负责。从长沙到南昌，虽然地理上不太远，但在薛岳的心里却隔了千山万水。如果没有这次长沙大败，其抗战生涯又是多么完满。当然不应以成败论英雄，但作为人生的遗憾又没办法无视，想必性格高傲如薛岳，在没人的时候于湘东南的小城耒阳，也会流下两行复杂的眼泪吧。
	只说第9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一路南下，在衡阳遇到第10军军长方先觉，方劝赵不要去耒阳，说：“你没有再去耒阳和薛岳见面的必要了，就去桂林、重庆和他打官司好了。”
	头已昏沉的赵子立于是在衡阳西站上了湘桂线上的火车，火车还没开，遇到一个同僚，对他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你径往桂林，要是薛岳报你潜逃，怎么办？赵子立一惊，立即下了车，转而上了东站的粤汉线上的火车（两条铁路在衡阳由湘江公铁两用大桥连接，此时尚通车），到了耒阳城。
	薛岳见到赵子立，说：“你回来了？你休息吧！”
	赵子立说：“我没能尽到职责上应尽的责任。”
	张德能也到了耒阳，薛岳于是大骂张德能，后者老老实实听着。
	赵子立说：“第4军在变更部署和渡河中发生混乱，以致长沙迅速失守，固然是值得痛心的事，但纵使不发生这个错误，守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外线的部队能打上去吗？至于第4军，虽然溃了，但损失不太大，无异于前方解散，后方集合，收容起来还可作战，不必生气了。”
	见赵子立这样说，薛岳叹了口气，说：“这次真是一个败仗。”
	长沙如此快速陷落让重庆军委会震惊，蒋介石没法处置薛岳，只能叫张德能、赵子立先去桂林向白崇禧报告作战经过，再到重庆接受调查。薛岳说赵子立认识的人多，希望他到了重庆帮张德能说句话。赵子立就此离开供职达七年之久的第9战区长官司令部。赵子立跟著名战地记者胡定芬同行桂林，在路上谈及战局时，两个人都感慨万千：仗打了七年了，局势反而更糟糕了
	到了桂林后，赵子立向白崇禧汇报长沙之战的始末。
	赵子立跟白崇禧谈到薛岳，白不等其说完，就大声道：“当时我就反对在长沙决战！荒谬！荒谬！你知道，薛伯陵是不听我的话的，委员长当时也没个准主意！”随后，白崇禧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证明赵子立在长沙未被授予指挥之权。
	赵子立说：“张德能不能掌握部队是能力和疏忽的问题，究与临阵退却、贪生怕死有所不同，也请您给他写封信说明一下吧。”
	白崇禧还算厚道，提笔又写了封给张德能说情的信。
	尽管有白崇禧的信，但张德能到重庆后，还是以“临阵脱逃罪”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了。
	当时守了47天的衡阳刚刚失守，蒋介石以为第10军军长方先觉已战死，正计划将衡阳改名为“先觉城”，但随即又得到方已率残部向日军缴械的消息，加上薛岳又抗命不把部队拉到湘西，他的各种怒气和怨气集到一块，也就没人能救张德能了。
	赵子立自己也差点被牵连。
	不过，赵是很聪明的，早在日军进攻长沙前，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打电话到岳麓山询问战况时，赵就向王说明：自己虽是战区参谋长，但没被赋予指挥权。随后，第26军军长丁治磐亦打电话到岳麓山联系事宜时，赵又把相同的话跟他说了一遍，以叫他们日后做证人。在调查长沙陷落一事时，赵子立把那些话跟何应钦和军法执行总监部正副总监何成浚、秦德纯说了一遍。最后，蒋介石给军法执行总监部写了个字条：“赵参谋长即未负实际指挥责任，应毋置议。”赵子立遂被免职，保送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1期学习。1945年初毕业，在何应钦任总司令的陆军司令部任高参，旋即转调刘峙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参谋长，一直到抗战胜利。
	回过头来再说长沙陷落当天，蒋介石在重庆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
	军令部次长兼作战厅厅长刘斐认为：长沙陷落后，敌入广西的态势已成定局，还是建议在桂柳决战。
	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日军兵力和补给不足，有可能攻占株洲以南的渌口就止步。一旦进攻衡阳呢，之后的重点当不在湘桂铁路这边的桂林，而在于粤汉铁路的南段。徐永昌这样讲，是基于北面的平汉线已被日军打通，南面的粤汉线势必在其作战计划内，故而认为广西方向的张发奎第4战区问题不大，而广东方向的余汉谋第7战区将首当其冲。
	此时军令部另一个次长叫封裔忠，以前做过汤恩伯部队的参谋长，他认为：北面的河南会战一败涂地，接下来，不管日军战略企图如何，都应在衡阳周边与敌死战，而不能将之轻易放弃衡阳，否则国军在国际上的声誉难保，甚至会影响到美国的军事援助。
	督导各战区的白崇禧从桂林来电，认为在长沙和衡阳之间，第9战区的部队已很难组织起有效战斗，与其被完全冲垮，不如迅速向桂林集结。他同意刘斐的判断，日军必攻广西，但同时认为，攻广西之前，敌人至少会休整三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完成桂柳决战的准备。
	上面各种观点中，最打动蒋介石的是封裔忠的一席话，所以在这个会上，确立了一部守衡阳、两翼进行夹击的方案。在会上，蒋介石着重提醒刘斐，警惕日军突攻大后方。在此之前，作战厅拟定了一个应对举措，即以有力部队控制六盘山（陕甘宁交界处）、秦岭、巴山、鄂西、湘西、桂东、滇南连线上的各个重要据点。
	这时候，带着战斗司令所向长沙推进的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在途中向第68、第116师团下达了向衡阳追击的命令。横山在战前将湖南比作一个水果：湘阴、平江、长乐街等地是“厚皮地带”；宁乡、湘潭、株洲、浏阳、醴陵、萍乡等地是“果肉地带”；最后的果核，则是衡阳（在横山看来，第11军攻陷长沙后，在向衡阳进发时，已由外线作战变为内线作战，因为他们是在第9战区余部和第6战区主力的夹击中穿越湖南。从这个角度说，横山的判断跟服部卓四郎一样，中日最激烈的决战将发生在桂林）。
	在衡阳攻略中，日军以会战开始后中路第一线的岩永汪第116师团、佐久间为人第68师团为攻城主力。湘西一线，继续留下第40师团做外围掩护，同时负责攻占湘乡，牵制王耀武的部队。主力第3、13、34师团仍控制在湘东一线，围追第9战区的余部。至于攻入长沙的第58师团，则在原地确保补给线并修筑被破坏的长衡公路。日军攻往衡阳之路也不是那么顺利的，这主要是因为中美混合空军对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空袭，如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写到的那样：“当第11军向衡阳方面追击时，在敌空军力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我第一线部队和后方部队都被迫不得不在白天隐蔽，而只能在夜间行军和作战。”
	在日军兵锋下，蒋介石亲点方先觉第10军守卫衡阳。
	常德会战中，因救援余程万第57师不力，方先觉被撤职留用，但新军长一直没到任。现在大战又来，5月29日，蒋介石亲自给在衡山代理军长的方先觉打了个电话，重新任命其为第10军军长，叫他做好赶赴衡阳的准备，守10天到半个月，配合两翼部队（湘东薛岳残部，湘西王耀武集团军）的夹击。
	两天后，薛岳的正式命令到了。
	方先觉即于6月1日率葛先才预备第10师、容有略第190师（常德之役后，第3师和预10师都损伤不小，方先觉遂将第190师定为后调师。就是说，把该师士兵分拨到第3师和预10师补充，第190师本身仅保留班长以上部队长和相关人员，由他们到去接收新兵并加以训练。由于大战在即，方先觉停止了尚未完成的拨划，仍叫第190师以建制番号参战，不过此时全师剩下的兵力只有1200多人了）坐火车赶赴衡阳，周庆祥第3师则依据薛岳的命令，留在衡山一带滞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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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灼热的地狱（1）：开场绝杀</h4>
	湘江西岸的衡阳地处湘桂铁路、粤汉铁路交会处，两条铁路穿衡阳而过，一条在湘江西岸伸向广西，另一条在湘江东岸伸向广东，连接它们的是1944年初才落成的湘江公铁两用大桥。
	从1939年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起，湖南就作为正面战场的主战场，经历了多次长沙会战和一次常德会战，但衡阳还未亲临战火。由于地处湖南后方，又是交通枢纽，所以从湘北和外省向大后方逃难的民众，以及很多军政后勤机构、公司商会都留驻衡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衡阳机场又长期驻有中美混合空军的轰炸机群。可以说，在战争后期，衡阳的军事战略价值完全超过了长沙，同时也成为当时大后方仅次于重庆、昆明的工商业城市。
	第10军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后来回忆：“如站在城南雁峰寺上，可以看到城北来雁塔高耸云际，塔影亭亭；西郊的花药山，苍松翠柏，风景艳丽；难忘湘桂铁桥，横跨湘江，姿态雄伟，湘江一水如带，舟船如织；太梓码头，市声鼎沸，大街行人熙熙攘攘……”第10军通信兵卢庆贻的回忆则是：“那时衡阳城是大后方第二大工业城市，被喊作‘小上海’。我到达时，衡阳街头还完全维持了正常生活秩序。虽然日本飞机不停发动空袭，但商店的店堂还全都敞亮豪华，卖的东西花样也多，市面很繁荣。城内的车子白天开到郊外防空，下午就返城开店，一直到午夜，有些店子还通宵营业，有点‘不夜城’的味道。”
	会战爆发前，几乎所有衡阳民众都认为：这座城市将幸运地躲过这场战争。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日本人，不可能，也再没有力量进攻长沙以南的衡阳。可是入夏后，随着长沙转瞬陷落，日军迅疾南下，一下子把抗战爆发后安宁了7年的衡阳推到了大战的前台！
	方先觉在6月1日率部进驻衡阳后，第二天就带着军参谋长孙鸣玉、预10师师长葛先才和第190师师长容有略以及军部参谋开始勘察城外的地形。
	衡阳呈长方形，虽然在抗战后期工商业繁华，但实际上整个城市是非常小的，就城区而言，东西只有500米宽，南北1600米长。如果从城外主阵地算起，南北长也不过2600多米，东西宽也不过1500米。具体说，东面依湘江，北面依草河。草河又称蒸水，虽不是很宽，但比较深。从北面的草河经西北面的小西门再到西南的大西门这一带，地势比较平缓，有许多池塘。大西门以南，一直到正南面，则是一些不高的山丘：天马山、虎形巢、张家山、枫树山、五桂岭、张飞山、萧家山、接龙山、花药山、岳屏山……
	日军从北而来，乍看上去，其攻击重点必在西北。方先觉结合先前守长沙的经验，判断敌主力必迂回到西南进行猛扑。因为西北地势平缓，西南则是连绵的丘陵。抢占西南高地后，虽不能说可俯击衡阳城，但至少在态势上更有利。
	第10军进入衡阳后的第一次作战会议，主要决定的是分配阵地的问题（周庆祥亦从衡山返回参加）。
	方先觉的第一句话是：“防御线已决定，阵地分配你们意见如何？”
	其实，这潜台词是：敌人主攻面，西南方向的阵地，由谁来守卫？开始时，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都沉默。
	容有略沉默是因为他手里就一千来人，守不了。
	葛先才见没人说话，起身道：“各位师长既无表示，我先来表明我的意见。各师不要将阵地交给我。”
	葛先才这番话当然是反语。
	多年后，葛先才有这样一番回忆，解释这件事：“军长早已有腹案，按理以命令执行即可，为何他向各师长提出征询？有他的道理在焉。其实主阵地之防守，也只有第3师或预10师担任。这两师之战斗力在伯仲之间，军长之所希望预10师守主阵地，不是两师战力问题，而是两位师长性格以及胆识指挥运用才能方面不无差异，再则测验周师长与我，看谁有勇气魄力，自愿肩担此重任。其次，遣将不如激将，迫使我自动挺身而出，担当重任。战场上实施战斗，主动与被动，对其斗志之高低有极大出入。另一方面，若是军长没有此一曲折安排，硬性指定预10师，担任南面之守备，第3师各级部队长会心有不服：‘预10师能打硬仗，我第3师不能打硬仗吗？’这很显明军长轻视第3师，这样一来，会影响第3师士气。在一个战壕内，切不可自我分化，减弱战力。分阵地时，周师长没有自动提出，愿意担任主阵地之守备，第3师官兵则无话可说了。”
	就这样，葛先才接下城西南的阵地。
	方先觉随即命令容有略第190师暂时守备城西北。
	实际上，由于周庆祥第3师仍控制在衡山一带，也没办法立即接下衡阳西南的阵地。
	在当时的情况下，西南面的阵地只能交给已经过来的预10师。方先觉带着精明强干的工兵营长陆伯皋反复观察地形后，下了一道对衡阳保卫战来说极为关键的命令：把城南和城西南的各个山丘对外的一面，全部自半山腰起，往下削成四五米高的直上直下的不能直接攀登的人工断崖。削到山脚即地面后，再继续顺着往地下挖（断崖下的外壕当分两种，一种是顺着断崖直接往下挖，二是在断崖外侧挖。因为日军士兵攻击时，曾有过靠着山体断壁躲避子弹的场景出现。见第116师团第120联队旗手星野博的《衡阳最前线》）。这就是后来给日军以大量杀伤的“方先觉壕”。
	靠着这一断崖加外壕的战斗工事，第10军把自己的阵地变为了一台绞肉机。
	具体的阵地样式，由葛先才主拟，陆伯皋加以补充和完善。也就是说，后来令日本人付出惨重伤亡代价的独特的衡阳工事，是方先觉、葛先才和陆伯皋合力的结果。但也不要忘记时任衡阳市长的赵君迈。当时衡阳是县、市并置，县长是王伟能，市长是赵君迈。赵君迈本人曾留美，在威斯康辛大学读书时，学的就是土木建筑系。在衡阳的阵地防御上，如果说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而且，在开工后，赵市长动员了上万名青年壮工协助守军修建战斗工事，又组建了数千人的抗战后援会，并提供了大量的建筑材料。
	衡阳士绅民众为保卫自己的城市贡献了大力。
	只说葛先才，大战之前，为构建阵地而殚精竭虑。
	武汉会战结束后，衡阳就修建了防御阵地，这一圈阵地距城区是很远的（当时按四个军的兵力修建的阵地）。方先觉来到衡阳后，仍叫葛先才依托原阵地进行加固和改造。葛先才反复观察后，觉得大有问题。首先，原阵地是按四个军的兵力修建的，正面是非常宽的。而现在进驻衡阳的第10军，连一个整军都不到，没有力量分散兵力，只能缩小阵地。假如战事延长，出现伤亡重大时，更没有把握能控制阵地；此外，以南面的主阵地而言，一线主阵地设在湘桂铁路以南400米处的起伏地带，后面的张家山是作为二线阵地存在的。而铁路以南只有停兵山、高岭两个相对显著的高地，其他阵地皆位于缓坡甚至平原地带，而且周围的树木非常稀少，不利于部队调动、增援、弹药输送、伤兵后运和炊事兵三餐往返。
	当天晚上，葛先才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葛先才上了辆吉普车，向湘桂铁路南面的一线阵地工场驰去。
	工兵营的战士和衡阳民工早就开工了。但葛先才没在阵地停留，而是叫司机把车开到阵地外约五六百米处。下车后，变换各种角度观望前面的阵地。上车再往前开，到千米之外后，地势已经渐高，这时候再反观阵地，顿有俯视之感。葛先才立即返回工地，打电话给方先觉，认为应立即变更部署，改湘桂铁路以北的连绵山地为一线阵地，理由是：正面小，树木多，阵地遮蔽良好，在阵地背后运动兵力时，敌人完全看不见，不受敌人火力的威协。
	方先觉听后，说：“我即来现场视察，研究后再作决定，你在30团位置等我。”
	葛先才打电话给第28团团长曾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8期，湖北沔阳人）、第29团团长朱光基（黄埔军校6期，安徽休宁人），通知他们二人到第30团团长陈德坒（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0期，四川梁山人）的阵地集合。
	方先觉带着参谋长孙鸣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7期，山东即墨人）随之到来。
	几个人乘车对阵地又进行了反复的观察，最后方先觉说：“艺圃啊，确如你说的。当初我把铁路以南定为一线阵地，想的是纵深大、弹性强。现在变换角度看，确实有不少缺点。一旦被敌寇快速突破，身后阵地的防守即陷入仓促。立即放弃现阵地，一线阵地改在铁路以北山地。”
	为免于被日军利用，葛先才下令将铁路以南的战斗工事全部填平毁坏。
	就这样，湘桂铁路以北的虎形巢、张家山、枫树山、五桂岭等成为一线主阵地。
	葛先才拿出的方案是：把以上诸山丘对外的一面从半山腰削成与地面90度角的断崖，另外挖设外壕后，又布置了四道防御工事：由里往外，最里面，铺设有尖钉的木板；次一道，是挂有连串手榴弹的鹿寨（即树围子）。手榴弹以10个为一组，拉一线而全部爆炸；再次是铁丝网；最外面是雷区。断崖上，挖设手榴弹投掷壕。壕后是碉堡、散兵坑和观察哨。每座碉堡均设侧击火力孔。葛先才尤其提醒陆伯皋，堡垒间用侧击火力编制火网，绝对禁止有向正前方的直射射孔。碉堡间用深1.5米的交通壕连接，呈“之”字形通往山顶。散兵坑依据地形在交通壕前后挖设，深度亦在1.5米，以士兵站起身能投掷手榴弹为宜。
	葛先才还告诉陆伯皋，夏季衡阳多雨，散兵壕的坑口要有遮阳避雨的设备，并提醒：“不要以扫清射界为名砍伐阵地上树木，树木即可掩蔽阵地，又能在夏天遮蔽阳光，总之是利大于弊的。预备队官兵在阵地后面的山脚下，每人挖一个曲尺形的单人掩体。在两高地间的鞍部的前面，必须构成密集的交叉火网，火网前布置坚固、复杂的障碍物，如果地形许可，障碍物外挖深宽的外壕，壕底须有被掩盖的地堡，同时想办法通过技术手段防止敌人藏匿在外壕之内。我没想到的，用你的脑子去想。我每天都在工场，有问题随时解决。我不能解决的，请示军长！”后来，就如何防范日军隐藏于外壕中，陆营长想出的办法是，在既宽且深的外壕中间位置铺设一道使人无法立足的铁丝网。
	衡阳处于铁路交通枢纽的位置，最不缺铁轨钢材，守军直接将之运上山，做碉堡的龙骨。第10军老兵彭中容回忆：“那工事好得很哪，那个一十二米长的铁轨，铁轨一十二米长，现在不知道多长，搬到山上去，钢管水泥架起，上面沙包、内板，像房子一样的砌上，一个碉堡里可以待一二十个人，大的碉堡可以待一排多人，一排三四十个人。”
	城西没什么高地，方先觉叫军民勾连了四道横向战壕，前面同样是铁钉板、挂着手榴弹的树围子、铁丝网以及雷区。战壕间纵横交错，从最外面的一道至城垣，之间有300到400米的纵深。在湘江西岸和草河南岸至城垣间的地带，同样勾连出阵地。至于湘江东岸和草河北岸，则设立前进阵地，但不进行死守。
	经过三个多星期的加固和新建战斗工事，衡阳到6月20日以后完全变了一个模样，整座城市和它的外郊已俨然成为一个巨大的战斗堡垒。日军围攻前，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实际上已经派出情报参谋竹内实孝乘侦察机对当地地形进行侦察了。但竹内还是大意了，走马观花一番后，就闪了。向衡阳推进的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也没得到任何情报指导，以至于后来日本人在《一号作战之湖南作战》中说：“对其防卫设施等调查不详，不要说第11军司令部，就连第一线部队也是在攻击中才得知其梗概的。”
	衡阳城外的最终阵地划分如下：
	从西南往南连线：范家庄（西禅寺前沿阵地）、虎形巢、张家山、军舰高地、枫树山、141高地、五桂岭南翼为第一线阵地；从南往西南连线，五桂岭北翼、接龙山、岳屏山、萧家山、天马山、西禅寺为二线主阵地。一线、二线间，还有张家山、虎形巢后的萧家山，这三山间的路口名为两路口，被守军用重火力封锁。铁路以南的高岭、停兵山两据点被定为警戒阵地，不在死守范围内。西北阵地则北起草河南岸的杜家港、演武坪，经易赖庙前街、青山街、瓦子坪，至杨林庙，与西禅寺、天马山相连。湘江这边，阵地与城垣间没什么纵深，部队准备了满装石油的大桶，随时准备向江中倾倒，以在日军强渡时，点燃浮油而进行火攻。
	方先觉把军部设在城内中央银行，并于五桂岭湘桂铁路局设置战斗指挥部，这里距离一线阵地不超过400米。
	方先觉叫炮兵部队把衡阳三面的要点、路口、地标位置的距离测量准确，进行试射。
	在下令疏散衡阳市民的同时，方先觉亦留下精壮劳力千人以上编成工事抢修队、弹药运输队、消防救火队，最终他们成为保卫战中死士的一部分。由于医护人员同样匮乏，方先觉叫特务营拦截任何途径衡阳去往后方的医疗队。在这种情况下，军政部军医署的两个兵站医院被截留在衡阳。
	时任第69兵站医院护理长的罗立三说：“方军长，我们已经参加长沙和湘东的战斗了，这是奉命向桂林撤啊，您就让我们过去吧。”
	方先觉微笑着说：“不行。”
	方先觉面容和善，打起仗来却是个狠角色。
	第10军通信兵卢庆贻对方先觉曾有这样的回忆是：“我们报务员天天都可以看到他，但都不怕他，尤其是我年纪最小，方军长一直对我很和气。但是对自己面前的连长、团长，他却几乎没有一点笑色，讲的话一是一、二是二，讲出来就要作数，部下没有不遵守他命令的。如果哪个做得不好，他就处分哪个，但从不开口骂人。”
	总而言之一句话，能想到的方先觉都想到了。
	方先觉的顶头上司，是第10军老军长、时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的李玉堂。
	李玉堂已经奉命指挥衡阳外的部队。方先觉率部到衡阳后，李玉堂就由城西南白鹤铺驻地前来看望守城将士，并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与敌死拼的往事鼓励众人，但李之凄楚神色也是显而易见的。
	6月中旬时，衡阳外围态势如下：
	湘西方向，王耀武集团军仍与日军在胶着。但日军放在湘西的兵力很少，主力只有一个第40师团。从这个角度说，王集团的第74、73、100和第79军是有问题的。在湘东方向，杨干才第20军、王泽浚第44军、傅翼第72军、鲁道源第58军、丁治磐第26军，正在以醴陵为中心的湘东地带跟日军混战。
	重庆军委会这时候命令薛岳带着部队往湘西转进，但被拒绝了。
	第9战区的作战地域是湖南、鄂南、赣西，在湘东南设立司令长官部，从军事地理上看利于指挥；如果到了湘西，日军一旦控制平汉线南段，长官部和湘东、赣西就隔绝了。这是薛岳向蒋介石陈述不去湘西的主要理由。白崇禧在7月中又传达军委会的命令，叫薛岳将长官司令部转到湘西的洞口县，第二次被拒绝。赵子立回忆，在私下，薛岳则说，“不去给重庆守大门”。作为粤人的薛岳，老家就在粤北乐昌，如果带部队移到湘西，就意味着把兵力布置在湘桂线两侧，所以他宁愿留在湘东南，紧贴着自己的老家，也不愿意给“重庆看大门”，同时再给“给广西看大门”。
	关于薛岳不服从命令这一点，后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猜测：薛是想，一旦出现“大变局”，在湘东、粤北自立。这也并非完全的空想。在李济深（时任桂林行营主任）口述、张克明整理的《李济深先生略历》（《文史资料选辑?第67辑》）中有一段话，称当时李派人去重庆见史迪威，此外“又派人去与薛岳联络，薛岳那时也与美国接上了头。我又派人与余汉谋联络”。
	联系什么事呢？
	美国驻桂林领事馆林沃德向华盛顿的报告是：“为应对中国的严峻局势，一个名叫‘西南联防政府’的新政权，将在不久后成立。该政权的参与和支持者，包括广东、广西、湖南、福建、安徽、四川、云南和西康等省的诸多军政要人。该政权之目的如下：一、取代目前重庆的一党一人独裁政府；二、实现国家统一，全民动员击败日本；三、与盟国更紧密的合作。各军政要人会以公开发出联名电报的方式，要求蒋介石辞职，预期不会发生武装冲突。临时政府将由李济深领导。李是重庆军事参议院院长，在1926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战争中，担任过总参谋长。”
	美国人声称张发奎、余汉谋、龙云和薛岳以及四川和西康的军阀都预谋此计划，但张发奎在《张发奎口述自传》中进行了否认：“我记不得是否曾支持在李济深领导下，成立一个临时政府——西南联防政府的计划……美国人知道薛岳、余汉谋和我都是李济深的前属下，但李济深确实从未同我讨论过这一计划。”至于薛岳是否真的参与了这个谋划，我们无法深知。不过，薛跟陈纳德关系很好，曾一度争取美国军火直接补给到第9战区。此外，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在历史上，很多将领反过蒋，上面提到的人都有过这方面的历史。至于川中军阀，又素以无大局观著称，一有风吹草动就掺和，故而在重庆政府风声鹤唳时，起来策划迫使蒋介石下野的行动也不是没有。
	至于史迪威，曾说过一句话：“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每每有让人取而代之的打算（据说蒋视察兰姆伽驻印军训练营时，史迪威曾策动刺杀阴谋）。1943年，史迪威想拉拢陈诚取代蒋而未果。现在，日本人的“一号作战”令重庆军大败，史迪威开始通过罗斯福让蒋介石交出兵权，由他来指挥中国军队。在获悉以上计划后，史迪威曾给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去了份电报：“蒋若得到该消息，为自我拯救，当会同意由我统帅全部中国军队。”结果是，美国政府并不打算在这时候迫使蒋介石下野。到1944年秋，在重庆和华盛顿的较劲中，罗斯福妥协了，史迪威被调回国，成立“西南联防政府”的计划也就失败了。对这件事，蒋介石不可能没有耳闻，但由于涉及面广，一些将领是否真参与、参与程度有多深，在鞭长莫及、混乱纷杂的1944年，不能完全地予以确定，结果只能是不予深究，最终不了了之。
	再说日军那边。
	由于沿湘江而下的佐久间为人第68师团和岩永汪第116师团并不参加长沙之战，而是一路马不停蹄地向衡阳而来，导致转进到衡山的罗奇第37军根本无法组织防线，在株洲不战而退的沈发藻暂2军更是全无战斗意志，在没怎么接战的状态下继续后退。就这样，日军沿湘江东西两岸而下，在宽45公里的正面快速向衡阳推进。
	长沙陷落后，第10军军长方先觉命令衡阳市民和机构进行最后一次疏散，一小部分人人坐上粤汉线的火车，更多的人则登上湘桂线的火车，往广西撤退。一时间，衡阳东西火车站人声鼎沸，人们扶老携幼，又一次陷入了逃亡的旅程。从一开始疏散，市长赵君迈就要求各户家中留米，作为第10军的备用粮食。衡阳盛产一种米酒，称之为胡子酒，又叫张飞酒，有酒商将上千坛美酒留下来，供守军奋勇杀敌前一醉。
	军委会负责后勤和运输的部长俞飞鹏亦奉蒋介石之命抵达衡阳，督办和协调补给，为守军运来了大量手榴弹，在随后的战斗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不过，由于后来战斗时日绵延，弹药最终还是不够打，葛先才在《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中曾这样回忆：“只要是我军所需，而邻近各兵站有库存者，皆尽其所有送至衡阳。也多亏俞部长莅衡，我军得到大批超额粮弹及各类军需器材，但未料及战斗延长至四十七天之久！全线昼夜激战，每日弹药消耗量惊人，尤以山炮野炮弹，于九天后告罄。虽曾于不定期每次空投四十五发，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与此同时，军委会调派第7战区黄涛（云南讲武堂，广东蕉岭人）第62军从广东英德出发。该军到曲江后乘火车北上，作为策应第10军守城的部队，于6月23日抵达距衡阳仅有几十里的西头塘和二塘间。前去侦察的第62军士兵，甚至能远远望到正在张家山加固工事的第10军士兵。
	两天前的21日深夜，蒋介石给在衡阳的方先觉打了个长途电话：“你第10军常德之役伤亡过半，装备兵员迄未补充，现又赋予衡阳核心守备战之重任。此战关系我抗战大局至巨，盼你第10军全军官兵，在此国难当前，人人奋发自勉，个个肩此重任，不负我对第10军期望之殷。我希望你第10军能固守衡阳两星期，但守期愈久愈好，尽量消耗敌人。我规定密码二字，若战至力不从心时，将密码二字发出。我48小时解你衡阳之围，你是否有此信心？”
	方先觉说：“本军不惜任何牺牲，战至声嘶力竭，死而后已。堪以告慰委员长者，据近日来的观察，全军官兵无一人有怯敌之色。人人喜笑颜开，努力构筑工事备战。斗志极为高昂，未将即将来临之恶战放在心中。现在厉兵秣马，准备与敌决一死战。”
	蒋介石说：“很好，很好，很好！我又从昆明第48师那里抽调了一个战防炮营给你，第74军、第46军炮兵各一部也给配备给你，敌军合围前必至。你好自为之，祝你一战成功。”
	蒋介石随即挂了电话。
	为给衡阳守军一个下马威，以湖北监利县白螺矶（位于湘鄂交界处，洞庭湖附近）为基地的日本第5航空军在6月22日第一次空袭了衡阳，但随即遭到从广西桂林、柳州，湖南永州、芷江、江西赣州、遂川基地起飞的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的反击。在陈纳德的指挥下，这段时间他们正在以每天超过100架次的频率轰炸逼近衡阳的日军。中国的“驱逐之王”高又新也驾驶着战机飞临衡阳，来捕捉日机。
	第116师团在岩永汪指挥下，在路上分出作为机动部队的黑濑平一第133联队，命其向湘乡转进，与右路南下的第40师团合围从长沙方向撤下来的中国军队，同时护卫师团的侧背，主力则在6月26日凌晨冲至衡阳西南。黑濑支队切断了由石潭到湘乡间的道路，把退下来的中国军队压到了南下追击的第40师团的正面，随后在涟水附近击溃第73军（两年中第三次被击溃）。6月22日午后，占领湘乡的黑濑联队向着衡阳方向追赶师团主力，这个联队的士兵此时还不知道，他们即将踏上黄泉路。
	这一天，衡阳完成了疏散。
	除守军和千余名辅助守城的精壮劳力外以及准备破坏该城重要设施的地方军统组织外，这座城市再无他人。
	6月22日夜，湘江东岸的佐久间为人第68师团前锋抵达湘江支流耒水东北岸的泉溪。
	饶少伟暂54师少量警戒部队与之接触后，就撤至耒水西南岸。6月23日午后，第68师团开始强渡耒河，遭对岸守军的猛烈反击。
	47天的衡阳保卫战由此拉开大幕。
	三天前，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蒋介石在与之交谈时承认现在的战局危急，但同时又表示：日军的进攻势头将很快被遏制。这当然是外交辞令。实际上，进入6月下旬后，作为基督徒的蒋介石，就开始每晚向上帝祈祷保佑衡阳了。
	但上帝无法拯救衡阳，衡阳的荣誉只能靠第10军将士自己去搏取。
	但这时候，似乎没人看好第10军。6月23日，重庆的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浚在日记中记载：“军令部报告战争情况，衡阳业已在倭寇严重威胁下，守军力量甚低劣，敌人不攻则已，否则与长沙必无二致。”
	就在这一天，佐久间为人第68师团一部在新码头与饶少伟的部队接上了火，主力向南另寻渡河点，并在23日黄昏渡过耒水，奔袭湘江东岸的衡阳机场。此时，饶少伟暂54师是从长沙撤下来的，此时其尚有编制的一个团派出去俩营与敌接战。按薛岳的计划，适时放弃衡阳机场后，饶少伟就带着部队撤。与敌接战的那俩营，在湘江东岸一路向南，渐渐脱离了衡阳战场。东岸接火后，方先觉派容有略一部驰援，在机场南翼的五马归槽与日军激战。
	饶少伟想带着剩下的一个营继续南撤，但被方先觉强行留下。
	重庆军委会当然知道第10军兵力过少，尤其缺少炮兵，所以开战前，从云南第5军第48师、广西第46军和湘西第74军分别抽出一个战防炮营、一个山炮连、两个野炮连，配置给衡阳守军，已经赶到了战场。其中，第74军野炮营陈布新指挥的两个连进驻城南回雁峰（该部配备的法式野炮射程达15,000米，从回雁峰上可以伏击任何一个点的日军，但弹药有限）。此外，又一度将黎行恕第46军新19师配置给第10军，但大战爆发前又把该师调回广西（衡阳之战后期，该师又北调，参加所谓的解围战）。
	现在，方先觉扣留下暂54师仅有的一个营，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薛岳对此很不痛快，暂54师是薛岳的嫡系部队，以至于后来薛岳对赵子立说：“第4军完了！暂54师也要完了！方先觉是故意要牺牲饶少伟啊！”
	湘江东岸开战后，方先觉急令周庆祥第3师由衡山回撤，并命回雁峰上配属的第74军炮兵隔江攻击。就这样，一枚枚炮弹从回雁峰呼啸着飞越湘江，落入日军的阵地。方先觉随之来到城南湘桂铁路桥旁的新街视察，对扼守这里的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说：“你们严加警备，没命令不准任何人渡江，并严防敌奸偷渡！”
	6月24日傍晚，周庆祥带着第3师主力撤回衡阳。一个团断后，仍在草河以北。
	当天晚上，李玉堂在衡阳西站召开会议，参加者除第10军长方先觉、军参谋长孙鸣玉和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几个师长外，还有第62军军长黄涛和他的部队长。
	就在第62军在衡阳城外待命时，黄涛接到薛岳的一份电报：“拟将第62军两个师分别配属第4、9战区各一个师，立即开赴粤汉路以东湘南待命。”黄涛深感无理，表示没军委会的指示，自己不能做主。
	薛岳就不再吭声。
	后来来看，薛岳这完全是大声吆喝一嗓子，对方要是就范了就赚了；对方不听话呢，就当他没说。薛岳之无理调动，导致其威信大减。
	对第10军的老军长李玉堂来说，于公于私都希望第62军紧贴着衡阳，所以在得知薛岳的做法后说了一句话：“薛长官到底是怎么想的？自己不去湘西就罢了，还想把策应衡阳守军的部队拉走！”
	后来，重庆那边又来了一道命令，发电报来的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称：委员长关切衡阳外围的部队，要第62军与之保持电台联系，并令其后撤到70公里外的祁阳待机。这是7月初的事。也就是说，在衡阳已经爆发激战后，本来策应守军作战的第62军，却被重庆调离衡阳而远去了。林蔚解释说：在第62军与衡阳守军之间留出足够的距离，这样可以叫日军从容包围衡阳，等包围完了，第62军再从祁阳往衡阳进攻，跟其他援军一起与守军里应外合，进而击溃日军……
	后来，衡阳守军等不来援军，固然有日军阻击猛烈的原因，但主要是军委会和援军自己的问题。作为方先觉的上峰，退到湘东南的薛岳一方面自顾不暇，一方面无意全力以赴地支援衡阳。重庆的蒋介石呢，倒是希望通过侍从室直接督导衡阳外围战事，但莫名其妙的胡乱调动最后只能是火上浇油。
	方先觉第10军，就是在这样纷乱的背景下守城的。
	日军攻破五马归槽阵地后，又突破冯家冲阵地，偷袭了守军还没来得及破坏的衡阳机场，主力在五马归槽以南东阳渡（距衡阳10公里）横渡宽500米的湘江。方先觉急令容有略将城西北的阵地交给刚刚回返衡阳的周庆祥第3师，自己亲率部队去夺回机场。
	6月24日深夜，湘桂铁路开出最后一列火车后，方先觉向工兵营陆伯皋营长下令炸毁城南横跨湘江的公铁大桥的桥墩。陆营长念大桥花费巨资和大量人力物力艰难修建而成，至今还没几个月，不忍心进行彻底的爆破，向方先觉建议进行有限破坏，令日军没法在短时间内修复使用即可。
	方先觉说：“伯皋，我支持你这个想法！但是能行吗？”
	陆伯皋说：“我计算过了，只爆破大桥中间三截桥桁就可以达到目的，保证完成任务。”
	在衡阳保卫战中，工兵营长陆伯皋中校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工兵部队长在作战时，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炸毁相关设施以免被敌人利用。但是，陆伯皋在执行任务时，绝不是不管不顾地根据上峰的指令以求完成就好，而是完全做到走心思、动脑子，甚至想到以后的重建，真正负起艰难时代一个中国工兵部队长的责任。开战前，陆伯皋参与设计和指挥修建的阵地就不用说了，开打后他又带着工兵营不断驰援各个阵地，抢修被毁坏的工事的同时，也跟步兵一样与日军血拼，从一线的张家山到纵深的苏仙井，都可以看到工兵部队奋战的身影。
	就在这时候，去广西领取美式山炮的炮兵营长张作祥带着六门最新美式山炮和2000发炮弹从日军的间隙穿过，进入战云密布的衡阳！
	第10军驻衡山时，营长张作祥就已经带着部队去昆明了，奉命领取最新美式山炮12门并接受训练。本来早就能北返，没想到，途经桂林时，被驻当地的炮兵第1旅给扣下了。也不知道该旅怎么弄到了军政部的命令，愣是把第10军这个炮兵营编入了自己的部队，并令其进驻全州。方先觉得知此事后哭笑不得，只能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后者气得哆嗦了好几下，叫来军政部长何应钦问怎么回事。何应钦说他从没下过这样的命令。
	一笔糊涂账。
	这也是1944国军之乱象的一角。
	就这样，在蒋介石的过问下，张作祥营长才携带了六门山炮（仍被扣下六门）和全部2000发炮弹上了湘桂线的火车返回。
	张作祥带着部队在距衡阳15公里的三塘站下火车，遇到李玉堂。
	李玉堂说：“军委会没给衡阳我军配属独立的炮兵部队，故而我当然希望你全营能平安进入衡阳城。但敌人先头部队已过东阳渡，跟我军前哨接战。你营在进城途中，可能与敌遭遇，火炮有可能被截。不如在这里集结待命，一切责任由我负。”
	张作祥说：“多谢总司令！但正如总司令所言，衡阳我军火炮稀缺，军长已多次催促我。我愿率部冒险入城，不惜任何牺牲。”
	李玉堂仍有犹疑。
	张作祥立即召集各位连长，征询意见。他们跪地起誓，愿冲入孤城，与火炮共存亡。
	至此，衡阳保卫战战斗序列最终如下：
	第10军军长方先觉，参谋长孙鸣玉，辖：
	第3师，师长周庆祥（师部在城西司前街），辖：方人杰第7团（后鞠震寰接替）、张金祥第8团、萧圭田第9团；
	预10师，师长葛先才（师部在城西南郊五显庙），辖：曾京第28团、朱光基第29团、陈德坒第30团；
	第190师，师长容有略（师部在城内府正街），辖：俞延龄第568团、梁子超第569团、贺光耀第570团；
	军直属部队：辎重团团长李绶光、搜索营营长何竹甫、炮兵营营长张作祥、工兵营营长陆伯皋、通信营营长袁大文。
	配属作战部队之部队长：暂编第54师师长饶少伟（师部在江边铁炉门），辖第1团团长陈朝章；第48师战防炮营营长刘卓、第74军炮兵营长陈布新（野炮两个连）、第46军炮兵连长彭孔光（山炮一个连）。
	一共17,600多人。
	以上守军除步枪外，拥有轻机枪400多挺，重机枪近百挺，各种火炮100多门（主要是迫击炮62门以上、野炮4门、山炮10门、高射炮1门以上、速射炮12门以上、机关炮12门以上，战车防御炮7门以上），以及大量的手榴弹。
	最终阵地扼守是：周庆祥第3师位置在城北和城西北；葛先才预10师位置在城南和城西南；容有略第190师支援暂54师湘江东岸作战，回撤后协助预10师守城南；饶少伟暂54师回撤后扼守湘江西岸。
	葛先才于战前找军部军务处长统计参战人数：“据隔日告知，连非战斗员兵在内，自军长以下共计一万七千六百余人。其中能战斗官兵连军直属部队在内约一万四千人，余皆为特种员兵（指非战斗部队的军直属辎重兵团、通信营、卫生队、野战医院等）。军特务营、工兵营在常德之役未曾加入战斗，兵额较为充足。”（《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这个数字似不包括配属部队，如果算上的话，衡阳守军当超过18,000人。
	在日军主攻面布阵的预10师师长葛先才深感任务艰巨。
	葛先才派朱光基第29团以城西南张家山、虎形巢为核心布阵，派陈德坒第30团以城南五桂岭、江西会馆为核心布阵，以此构成城南和城西南一线阵地的要点，各自的预备队必须控制在阵地反斜面。曾京第28团留在衡阳城。当时周庆祥第3师尚未归建，方先觉故而将曾团定为军总预备队。但葛先才布阵后认为，陈德坒第30团正面广阔，必要时需曾团支援，希望将第28团定为师预备队。因为这件事，葛先才跟方先觉争起来，但最后方还是听从了葛的建议。不过，按军参谋长孙鸣玉的意见：葛先才使用这个团时，需得到军部的同意。
	葛先才派陈德坒第30团张德山第7连扼守湘桂铁路以南的警戒阵地停兵山和高岭。
	6月25日黄昏，湘江西岸出现的第一面旭日旗，在夕阳下显得冰冷而刺眼。渡过湘江的第68师团主力即太田贞昌旅团，在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亲自指挥下，在6月26日上午进入衡阳城南1000米外的黄茶岭；与此同时，在湘江东岸，容有略率部冒死出击，又把已经占领机场的日军打了下去，随即亲自按下起爆钮爆破了机场跑道。但方先觉并没叫他们马上撤回西岸。第190师本来就1000来人，其中战斗人员只有800多人，孤军悬于东岸，随时有覆灭的可能，军心由是不稳，但师长容有略不敢向方先觉诉苦。副师长潘质则给预10师师长葛先才打电话说这件事，葛先才亦认为，一旦日军用火力控制了湘江，第190师就完全回不来了，不是被全歼，就是像暂54师那两营一样，一路向南溃去。
	葛先才给方先觉拨了电话，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方先觉。
	方先觉：“你的意见呢？”
	葛先才：“这一战重点自然在西岸，还是应该收缩防守。如果把190师孤军悬在东岸，恐对我军不利。再者说，已有飞机场暂54师的前车之鉴了。”
	方先觉立即咆哮道：“穿上了军衣，遇上了敌人，就该死战，还有什么地域之别！东岸守得住守不住，我并没有重视，我只要190师每个士兵杀两个敌人！才能算是尽到了他们职责。否则的话，这种作战不力的部队丢了也罢。”
	方先觉发起火来，葛先才还真是含糊，慌忙说：“军长说的是，军人都应该有杀敌的勇气和职责。可是军长，这一战，我们兵力实在太少，捉襟见肘，东防西设，兵力分散了，就会处处薄弱，被敌人各个击破，有违用兵之道啊。再者说，190师能在东岸杀敌，撤回西岸也照样能杀敌。他们撤回来了，就融入了整体，有了心理上的依靠，斗志更当强过在东岸，‘气壮’是战斗致胜的资本啊。”
	葛先才见方先觉不语，继续说：“军长既不在乎东岸的得失，那就放弃东岸吧，把190师撤回来，这也没有违背军长的企图。撤回后，军长对他们师以一命换敌两命的要求，我来担保。再则，190师撤回西岸，把第3师次要的阵地拿出一部分交给容师长防守，这样的话第3师还能多控制一点机动部队。”
	方先觉：“先才！你能保证190师的兵以一命换敌两命的战绩吗？！”
	葛先才：“军无戏言，用我的人头担保。万一他们师杀敌人数不符，我预10师多杀些敌人，弥补差额，总该可以交差了吧？”
	方先觉：“我不能朝令夕改，下达该师西撤的命令。190师交给你处理吧。”
	葛先才：“好！谢主隆恩。”
	方先觉说：“你这张嘴啊，我说不过你，总之你说的话要算数！”
	后来，葛先才在《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中追忆：“说实话，万一190师所杀之敌未能达到军长要求时，军长也不至于要我的人头。我之所以用人头担保者，乃利用这时机来激励190师官兵斗志。军长沙场老将，又好像我们有默契，一点就透，知我心意之所在，顺水推舟，接纳了我的请求，勉强算是一个‘苦肉计’。方军长和我，十余年战场生涯事，为达成目的，对内，真的、假的、软的、硬的，全部出笼，经常真戏假唱，我二人联手作战，通力合作，故我以战场老搭档称之。”
	铁路桥爆破后，军部事先准备了两艘渡轮。在葛先才的布置下，撤退计划和火力掩护周详，加上驾驶两艘渡轮的衡阳舵手和船员毫不畏惧，在弹如雨发的湘江上来回往返，最后使得第190师在东岸的部队安全回到西岸，没叫一个伤兵掉队。一艘渡轮的舵手被日军的子弹射穿左耳，仍拼命掌舵，对副师长潘质说：“我流这点血自以为荣，拼着这一条命，也要将东岸的部队全部运送至西岸。”
	鉴于再分兵据守机场已无意义，方先觉亦于当晚下令，叫饶少伟暂54师回渡到西岸，担负沿江警戒的任务。容有略第190师则协助预10师守备城南阵地，后来果然打得顽强。
	第68师团另一部即志摩源吉旅团南下衡阳时走的是湘江西岸，此时经衡山，渡草河，6月27日晨，迂回到衡阳西北小西门外距城垣900米的青山街附近（像第58、68这样的丙级师团，由独立混成旅团扩充而成，建制上没联队长，师团长下面是两个旅团长，每人直辖四个独立步兵大队，每个大队辖五个步兵中队，总兵力15,000人左右。关于辖五个而非四个步兵中队这一编制见鱼住孝义《大陆殿兵团》）。
	一直在湘江西岸前进的岩永汪第116师团主力，6月27日拂晓时迂回到衡阳西面，距城垣仅1200米。先期到达的是这个师团的和尔基隆第120联队、第109联队饭岛克己大队（主力留驻湖北公安藕池口），黑濑平一第133联队正从湘乡向衡阳转进途中。其中，饭岛大队在小西门和大西门之间的瓦子坪进入攻击位置；和尔联队出现在西禅寺前沿阵地范家庄、虎形巢和张家山阵地外翼，进入攻击位置。
	占领湘江东岸飞机场的第68师团一个独立步兵大队，开始修复机场，并沿江设置炮位。
	第34师团针谷逸郎支队正沿湘江东岸南下中。
	就这样，日军由北经西至南，呈半圆形把衡阳包围了。
	日军计划在6月28日发动总攻。但在26日，第68师团以主力攻打五桂岭，一部攻打停兵山和高岭。预10师第30团第7连连长张德山，以两个排扼守停兵山，一个排扼守高岭，对攻打五桂岭的日军进行猛烈侧击。第68师团不得不集中兵力掉头主打高岭和停兵山。激战中，高岭上的李建功排长与全排战士尽皆殉国。
	这一天，坐镇于五显庙师部的葛先才突然接到张德山直接打来的电话。
	张德山：“报告师长！我空军有一架战机迫降在敌我之间的区域，如何处理？”
	葛先才：“飞机摔坏了吗？有没有起火燃烧？”
	张德山：“都没有。”
	葛先才：“飞行员呢？”
	张德山：“在机舱里没出来，不知情况如何。啊！师长！敌人已向飞机冲来。”
	葛先才：“你立即用火力进行封锁，不叫鬼子靠近飞机！不惜任何牺牲，把飞行员救出来！进展情况随时报告，我马上派人用迫击炮压制攻击飞机的敌人。”
	随后，葛先才先给炮兵营长张作祥打电话，令其进行炮火压制。
	过了一会儿，张德山的电话又打来：“报告师长！已救回飞行员。飞机迫降后，飞行员晕眩，没能立即出机舱，人没受伤。抢救战斗中，我排长一名并两名士兵阵亡，一人受伤。”
	飞行员来自到衡阳助战的中美混合空军的一个中队，因被日军高射机枪击中而迫降在停兵山下。这名叫陈祥荣的飞行员被抢救下来后，被安全送入衡阳，方先觉令其担负起守军与空军的联络任务。
	6月27日，停兵山已被日军包围，经过一番血战，连长张德山身边只剩下十几个人了。至傍晚，在碉堡里，张德山给葛先才去了最后一次电话：“本连官兵决定在这个据点上与鬼子拼个同归于尽，只是以后再不能聆受您的教诲了，再不能目睹您的尊颜了。”
	葛先才说：“张德山！你要听我的话，要是敌人攻势太强，可以放弃据点，撤回主阵地！我现在就给你的团长打电话，叫他用火力掩护你撤退。”
	张德山说：“师长！不必了。我战死，一是报国，一是报答师长这些年来爱护栽培之恩。这样结束此生，公私咸宜。我母亲去得早，老父有二胞弟赡养，我这一去又可侍奉母亲了。现在敌人太多，还好我弹无虚发，已经杀了个痛快。我宁愿敌人刺刀插入胸膛，也不愿意在撤回途中，敌弹从背后射入。就算能撤回主阵地，还是要跟鬼子拼死！我就不舍近求远了。但请师长放心，预10师没孬种，7连官兵虽然全体阵亡，但敌人已经付出数倍于我的代价！现在我只有一个愿望，这支木壳枪还有60发子弹，希望它们能全数射出。敌人冲上来了！”
	葛先才心头一疼，连叫了两声“张德山”，电话那边已经没了反应。
	葛先才愣了一会儿神，打电话给团部设在萧家山后身的第30团团长陈德坒，问：“你现在告诉我张德山连据点的情况！”
	陈德坒说：“正激战，白光一片！从光焰判断，敌我越来越近。我恐误伤自己人，暂时没法火力支援，但团迫击炮连正在打敌军的后续部队，超越据点发射中。”
	葛先才说：“张德山连，我曾命令其放弃据点撤回，要是有官兵撤回，主阵地立即用火力掩护！”
	不到半个小时，陈德坒的电话打来：“师长！枪声停了，敌人已经登上高地，张德山连官兵没有一个退回来，全部殉国了。”后来，第30团团副项世英告诉葛先才，说他亲眼遥望到张德山在白刃战中死于日军的军刀下。
	张德山是河北人，行伍出身。当初葛先才做团长时，张德山是他的传令兵，因作战勇敢且善于带兵，被葛先才提拔到连长。
	葛先才悲从心起，说：“陈团长！你听着，你马上叫团迫击炮连截断高地上鬼子的后路，不让他们撤走！我现在就令炮兵营轰击据点，用炮弹将上面的地皮全翻过来。张德山连阵亡官兵全部‘铁葬’，也要据点上的鬼子全部陪葬！”
	攻上停兵山的鬼子，在猛烈的炮火下，一时间断肢横飞。
	6月28日拂晓5时，连续的炮声猛然响起，方向是来自日军这边的。半个小时后，日军对衡阳外围阵地发起第一次总攻！这两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由此成为血海尸山。前一天晚上，周庆祥第3师一个营放弃扼守的草河北岸警戒阵地，撤回南岸主阵地并炸断草桥。当天日机炸断了衡阳西南35公里处白鹤铺铁路桥，李玉堂想要指挥黄涛第62军驰援衡阳时，就遇到了困难。
	日军开始总攻后，衡阳两军态势如下：
	从北经西往南：
	佐久间为人第68师团志摩源吉旅团攻第3师方人杰第7团扼守易赖庙前街、青山街；
	岩永汪第116师团第109联队饭岛克己大队攻同由方人杰团扼守的瓦子坪、杨林庙；
	第116师团和尔基隆第120联队攻预10师朱光基第29团扼守的西禅寺前沿阵地范家庄、虎形巢、张家山；
	第68师团太田贞昌旅团攻陈德坒第30团和容有略第190师残缺的一个团（重点保持在江防）扼守的机修厂、军舰高地、江西会馆、五桂岭、141高地、枫树山。
	主阵地打起来后，几个方向的日军部队长同时都一筹莫展。
	一道又一道障碍、直上直下的人工断崖、交叉联动的步机枪火力、精准有效的炮火和密集阵般的手榴弹，令日军举步维艰。
	意欲抢在第116师团之前攻入衡阳的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在上午10点刚过，将师团司令部前推300米，登上黄茶岭西北欧家町高地，随即被枫树山上的预10师第28团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5期，安徽桐城人）发现。
	白连长这一年只有24岁。
	1938年初考入军校15期炮兵科。此前，在桐城家乡做老师。
	1940年夏毕业后，白天霖又先后在贵州都匀炮兵学校、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学习。
	1943年，白天霖进入第10军，出来后的第一场战斗是驰援常德之战。衡阳是他的第二战。白天霖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在战火中，弃文从武，考入军校，毕业后或进修一段时间，或直接拿着枪上前线。多年后，白天霖在方先觉、葛先才、容有略等人的支持下，编著有《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是关于衡阳一役的精细战史。
	白连长通过望远镜观察日军的进攻，看到其每个士兵的一举一动，跟其步兵操典、野战教范（战争爆发后，军委会曾下发日军步兵操典，供连以上部队长研究）别无二致。看着看着，他注意到几个鬼子的身影出现七八百米外的高地上。从他们的指手画脚中，白连长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士兵，于是命令全连八门迫击炮同时开打，所有的炮弹都砸向欧家町高地。
	炮弹腾空的瞬间，佐久间为人正好刚从后面登上高地，正当在他面前观察中国守军阵地的大队长转身向他敬礼时，迫击炮弹从天而降，两个人都带着钢盔，在下意识捂脑袋的同时，迅速趴在地上，但已经晚了。炮弹落地开花，从佐久间到他的参谋长再到作战参谋以及那个大队长，被一锅端。佐久间仍算幸运，背部中弹片的他，只是受重伤。
	进攻第一天，第68师团的作战中枢系统就瘫痪了。
	佐久间为人骑兵出身，1941年春山西中条山会战时，任骑兵第4旅团长。
	横山勇得报后，倒吸了口凉气，命令第116师团长岩永汪统一指挥城外各路日军。岩永曾参加过上高会战，亦是常德会战时的日军攻城总指挥。他随即将衡阳城西南两扇门一般的张家山、虎形巢锁定为主攻方向。
	张家山是个阵地群，在衡阳西南突出部主峰之西北和东南还有俩小高地，小高地间相距50米左右，它们距主峰150米。也就是说，张家山阵地群呈“品”字形，三个标高60多米的山丘互为犄角，这显然在攻防战中不利于进攻一方。这时候守卫张家山的，是预10师朱光基第29团周立岳第1营两个连。他们跟第116师团和尔基隆第120联队，掀开了张家山昏天黑地的死斗的序幕。
	在守军猛烈的火力下，日军从攻击位置突进到张家山左右小高地，就已经扔下了三分之一的尸体。等穿过一道道障碍，终于到了小高地面前，又发现小高地已被人工削成断崖，不借助云梯的话根本爬不上去。日军工兵部队又开始砍树造梯子。几架梯子造好，刚冲到断崖下，还没等竖梯子，原本了无人迹的断崖上突然站起一排中国士兵，不等日军反应过来，手榴弹就如雨点般砸下来。
	日军伤亡惨重。
	断崖工事、手榴弹战和炮兵使用，是衡阳之战中的三大特点。
	断崖上，守军每个排三个班，每个班十个编号，当排长一声令下，并非所有士兵都同时投手榴弹，那样就过于浪费了，而是根据相同的编号投出，比如令1号投掷时，一个排里的三个1号上前同时投掷，2号、3号……如此类推。
	衡阳守军以战术化的手榴弹投掷，一次次绝杀来攻之敌，这是日军在衡阳伤亡巨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日本军史学家伊藤正德对第10军的手榴弹战有这样的评价：“手榴弹投掷是中国军队的另一战技。此项战技，原为英美陆军之拿手戏，而现在之中国国军，却已超越了英美，爬升为优胜队之A组。衡阳周边之丘陵地，基部尽已削成断崖，敌人以手榴弹自上向下，做准确而远距离之投掷，使日军蒙害甚大。”
	6月29日晚，日军用夜袭突入西北小高地。
	周立岳率部与其白刃战。见阵地有险情，第29团第2营营长李振武带着两个连从斜后方张飞山方向驰援而来，配合周立岳，一顿叮咣猛打，又将阵地夺回。
	被打下去的和尔联队的士兵开始愣神。
	阵地得到巩固后，周立岳调转军部任职，第28团团附劳耀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3期，籍贯不详）接任第1营营长。
	日军总攻后，葛先才预10师五显庙师部离火线700米；方先觉五桂岭湘桂铁路局军部离火线400米。保卫战开始后，守军打得如此顽强，把日军一下子震住，跟方先觉火线指挥有很大的关系。但毕竟离一线太近了，军参谋长孙鸣玉在电话里请求方撤回市区的中央银行。方先觉在6月29日黄昏回城时，遥望五桂岭南翼阵地和靠近湘江的江西会馆火光冲天，枪声如爆豆般连绵入夜。
	由于日机的空袭，衡阳多处起火，辎重团团长李绶光带着两个营各处救火，担心全军的粮库被焚。他的另一个营则分为数排，源源不断地给城外各阵地运送着弹药。李团长在半年多以前驰援常德时，跟葛先才一起受伤，胸部被日军子弹贯穿，当时两个人都认为必死无疑，但却福大命大，最后都伤愈了。衡阳这一战，李团长是立了大功的。日军受到极度之重创，与在他的指挥下辎重团及时向各阵地补充弹药有密切关系。
	数年后，李绶光去了台湾。作为职业军人，李团长别无其他生存技能，后半生靠着做小学老师的妻子挣的薪水度日。后来，他和葛先才相遇，都已经垂垂老矣，两个人终日面对面枯坐。葛先才在回忆录中曾说：“想当年，驰骋疆场，斗志如虹，豪气凌云，视强敌如草芥，置生死于度外，争民族之生存不惜牺牲，对自己之将来却无打算。而如今，早届垂暮之龄，孤老一人，终日为生活困扰，潦倒于半养老院中……”
	这是两个除了打仗、拼杀鬼子外，什么都不会的人。
	这一天晚上，方先觉给葛先才打电话，询问曾京第28团的情况。
	葛先才说：“还没有使用，但已经给了该团任务……”
	方先觉立即吼道：“我曾告诉过你，使用师预备队，须得我的许可，你为什么擅自使用？！”
	葛先才跟方先觉私交很深，当初在第3师时，方先觉做营长，葛先才做副营长；方先觉做团长，葛先才做副团长，是一路的搭档。这时候，葛先才也火了：“我话还没说完！军长你知道我给了他们什么任务？再者说，任务跟使用有区别啊。预备队就是为增援应变设立的，这一仗我有我的打法，处处向你军长请示，要我这师长干什么？”
	然后葛先才把电话挂了。
	随后电话铃一直在响，但葛先才就是不接。
	没多久，军参谋长孙鸣玉跑到五显庙，见到葛先才说：“先才兄！军长是跟你十几年生死与共的老搭档，还争什么意气，又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军长叫我来转达他的意思，叫你别动肝火！”
	葛先才说：“谁先发脾气，军长自己知道。我只是气他，事情没弄清楚就滥发脾气。总之，军长没错，我也没错。他是一军之长，想多控制点应变兵力，我理解。但我这阵地上的指挥官，必须完成俩任务：多杀、固守！能达到这俩目的，全赖兵力灵活、迅速、正确地运用。”
	葛先才跟孙鸣玉讲，日军火力优，士兵勇，冲锋稳，完全是其平时训练规范的样子。但敌有优势火力，守军有巧妙工事；敌勇我亦勇；而敌之稳，我不及，所以要在“稳”字上动脑筋。要想稳住，关键在于预备队的使用。现在将预备队的九个步兵连，平均分布在各阵地后面，各营之重机枪连、迫击炮排进入主阵地后方之预备阵地。在敌将突破阵地前或突破后，且增援部队尚未赶到时，控置于该地区的预备队连不等命令，即在重火力掩护下自动逆袭，在敌筋疲力尽、毫无防备时一举夺回阵地。等到增援部队到达后，再将阵地完整交还，撤回原地休息整理。
	孙鸣玉听完后，说：“我不敢置评，而是上了一课。毕竟是沙场老战将，运用之巧妙，由衷敬佩。我回去报告军长。”
	后来回忆到这件事时，葛先才说：“我不在乎这些表面虚荣，自信能对上负责对下负责，而上上下下却不要向我无理啰唆。平时我很好讲话，上了战场，谁都不能动摇我的决心。该牺牲时，连我在内不惜任何牺牲；不该牺牲时，我的士兵身上的汗毛也不让它牺牲一根。我葛先才再勇，一个人也不能同时使用成千上万件武器，还是有赖于战士们，他们也愿意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来支援我的决心。”
	孙鸣玉回到中央银行，见方先觉还在生闷气，便把葛先才的话大致复述了一遍。
	方先觉说：“这个葛先才！不顶我两句他就不舒服！你现在给他打电话，就说我命令他把预备队用好，如果最后他的阵地出现什么差池，我叫他提头来见！其他没了！”
	葛先才接到孙鸣玉的电话，长长地出了口气。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起来，是第28团团长曾京。
	曾京说：“师长！打到第三天了，那两团伤亡不小，28团还没上。要是这仗打完了，还是没轮到我们上阵地，有失颜面啊！我团在此役中应该死一些人，尤应杀些敌人，才能心安理得。您分配阵地吧！”
	葛先才说：“仗打完了？你就等着吧！有你盼不到头的时候。”
	葛先才打仗的特点是勇猛而又灵活，在方先觉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把曾京的预备队是分割开的，只给了任务，而没有使用。但随着战事的发展，师的左翼陈德坒第30团伤亡不小，原本就漫长的防线更显空旷，在曾京请战的时候，葛先才趁机调整部署，决定师部不再留预备队，只控制着特务联、工兵连、搜索连和战车防御炮连，三个团的兵力配备在前后两线阵地，但下面的团、营当各留预备队。
	调整后，葛先才以曾京第28团接替陈德坒第30团的江西会馆、五桂岭、枫树山、141高地阵地。陈德坒第30团除留周国相第3营扼守机修厂、军舰高地（张家山和枫树山之间）外，其余转到后面的花药山休整待命。
	6月底的衡阳，气温酷热难耐。
	在全面激战的一线阵地上，中国士兵的汗水和血水是混杂在一起的。
	日军总攻之初，第10军通信部队发报班士兵卢庆贻登上中央银行大楼，向城南瞭望。多年后，他回忆：“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有一种武士道精神，不怕死。当时我没拿过枪，也没在战场上正面碰过他们。不过刚开战的时候，我经常跑到中央银行三楼，用望远镜望战场第一线的五桂岭，亲眼看着日本人一个个打着赤膊，全身只兜一条白布，端着枪就往山上冲锋。不过这已经吓不倒第10军，经过长沙会战，我们都知道日本兵这一套，而且已经有了一套方法：看不见不打，没到警戒线不打，打不死不打……”
	预10师曾京第28团接防后，在6月最后一天，衡阳最前线态势如下：
	曾京第28团李若栋第3营（后翟玉岗代营长）扼守五桂岭南翼和岭下外新街、江西会馆；赵国民第1营扼守五桂岭以西141高地；余龙第2营扼守141高地以西枫树山。
	陈德坒第30团周国相第3营扼守枫树山以西军舰高地、机修厂。
	朱光基第29团劳耀民第1营扼守张家山西北虎形巢；严荆山第3营扼守虎形巢西北范家庄、西禅寺。
	陈德坒第30团第2营营长徐声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3期，四川郫县人），接替劳耀民营换防张家山。
	第116师团和尔联队对张家山的攻击持续了两天半，除了伤亡三四百人外没有任何收获。接防张家山的第30团第2营营长徐声先，刚刚在三个高地上布好兵力，就发现西南千米外出现大队日军。
	以打仗玩命著称的第116师黑濑平一第133联队赶到了。第116师团长岩永汪仿佛看到救星。他和黑濑在少尉、中尉时代曾在广岛步兵联队共过事，是旧相识。岩永官运比黑濑好，已经是中将师团长，黑濑还是大佐联队长。岩永深知黑濑作战的风格，此次作战时间又长，预感自己这位老同事会晋升，于是出发前秘密准备了两片少将领章。
	黑濑带着联队一过来，即被投入张家山争夺战，岩永汪叮嘱黑濑：“和尔联队已攻打了将近三天，但毫无进展。重庆军将山丘全部削成断崖，投掷手榴弹的技术也突飞猛进！”
	岩永的话没引起黑濑重视。
	黑濑在6月30日太阳落山前登上张家山对面的一处山丘，视线越过前沿，发现视野中的张家山像个驼峰，左边的西北小高地比右边的东南小高地要矮一些，其山脚下有座寺庙，攻击时，该寺可做中转点。黑濑遂决定以该小高地为突破口。同时，他注意到张家山东南侧的停兵山虽被友军占领，但没被更多地利用，于是立即在那里增加了一个机枪中队，强化炮兵的火力。对这次进攻，黑濑认为最关键的在于怎么冲过面前350米左右的空旷地带，和尔联队在冲过这一地带时伤亡巨大。他认为，只要攻到山脚下，接下来就可以利用从崖上方到山顶间变换的地势作掩护，最终完成突击。由于对断崖没重视起来，攻击部队只有一个中队配备了竹梯。在黑濑的意识里，认为只要攻到崖下，就有办法上去。
	黑濑对各大队长下达命令：“大须贺贡第1大队担负主攻张家山西北小高地，时间为明日即7月1日早6点。攻击开始前进行一个小时的炮击。足立初男第2大队、小野（代理大队长）第3大队的重武器在侧翼掩护。步兵炮中队压制张家山东南小高地守军的火力。太阳落山后行动，进入攻击位置！”
	衡阳的暮色再次降临，对面的张家山渐渐模糊下去。
	但夏夜很短，还没怎么着就又到拂晓了。7月第一天的早晨，山地间没一丝风，这又是酷热的一日。随着天光一点点发亮，张家山像卧虎般展现在黑濑联队面前。凌晨5点，得到炮弹输送的日军野炮就响了（进攻前几天，第116师团的野炮部队虽进至衡阳南郊，但运输炮弹的驮马编队还没到来，这也是和尔联队受挫原因之一）。
	一时间，张家山阵地乱石横飞。
	中国守军随即用迫击炮进行反击。
	5点50分，第1大队长大须贺贡要求机枪火力支援，也就是说：步兵冲锋马上就开始。炮声停止后，日军集齐三个大队的轻重机枪猛烈开火，为10分钟的攻击做掩护。大须贺以第3、4中队为攻击中队，以第1、2中队为预备队，其中第3中队携带竹梯。攻击中队已匍匐至距离张家山350米开外的地方。
	第4中队长米井高雄中尉紧握着军刀。
	米井伏在草丛中，他身后是近百名提着上完刺刀的步枪的士兵。
	米井死死地盯着正前方的目标，他身边的小队长田中清说：“中尉！还有不足1分钟啦。”
	“中尉，还有20秒。”米井轻轻半举左手。
	“中尉！5秒钟。”米井已经起身，突然举起右臂，猛然地放下，随即左手拔出军刀，咽喉里发出尖利的嘶叫：“攻击！”
	米井刚跳起来，脑门上就挨了一枪，又扑倒在地上，死掉了。
	就在日军士兵目瞪口呆时，小队长田中清喊了一嗓子：“由我代理中队长，继续攻击！”
	如梦方醒的日军随即起身，亡命向张家山冲去。从日军的攻击起点到张家山小高地有350米左右，除西北小高地山脚下有个庙外，日军没任何遮蔽物，唯一能利用的是稍有起伏的地形。
	黑濑远远望到，从张家山方向飞来的子弹，像流星雨一样击中弯腰冲锋的日军士兵。
	徐声先在三座山头上各置一个连的兵力，他带着一个连的主力控制在张家山两山头的反斜面，随时准备驰援两翼小高地。在日军尖兵中队攻击西北小高地的态势明朗后，徐声先带着一个排从反斜面登上这一小高地。徐声先叫部下沉住气，埋伏在断崖上壕沟里的手榴弹兵不要提早投掷，必须等鬼子摸到崖下，再进行精准攻击。
	田中清带着第4中队的鬼子，在炽烈的弹火中破除一道道障碍，还真就一鼓作气地冲到西北小高地近前的寺庙里，清点人数后发现只剩下27人。田中带队刚从寺庙中杀出，一颗炮弹就砸了下来。田中暗自庆幸，随即带队来到小高地面前，发现前面还有一条又深又宽的壕沟。残余日军费尽力气，总算过了外壕，随即在断崖下发呆：如果没有足够长度的梯子，还确实是爬不上去。但梯子都在后面的第3中队那里，该中队已被守军的火力完全压制不得前进。
	就在田中带人沿着断崖往东南方向寻找突破口时，突遭东南小高地机枪的猛烈侧击。田中等人没地方躲，只能紧贴着小高地的断崖，再掉头往西北潜行。他们不知道的是，崖上的壕沟里突然出现一排中国士兵，一枚枚手榴弹随之从崖上砸下来，田中等人顿时被手榴弹爆炸所掀起的白烟所笼罩。
	观战的黑濑目瞪口呆。
	由于中日两军过于接近，停兵山上的炮兵不能支援。按日本人的描述，当硝烟散去后，“第4中队全体伏卧不动，想是全部战死。”（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田中一度带着人在断壁下隐蔽，在后面观战的黑濑平一能直接瞭望到他们被手榴弹攻击时的情况，由此证明张家山小高地下的外壕，跟断崖山体还有段距离，而不是顺着断崖直接往下挖的。
	就在黑濑在大夏天里口吸凉气时，带着梯子的小山长四郎第3中队已在扔下一半多尸体后冲上来。日本人想趁乱攻上断崖，就在残兵把竹梯刚架好，小山一只脚登上梯子时，崖上的中国士兵再次从灌木丛中突立，扔下第二波手榴弹，第3中队随之亦被白烟笼罩。
	黑濑这才想起岩永汪说的中国士兵使用手榴弹的事。
	由于第二波手榴弹猛烈，断崖下第3中队冲过来的几十人被炸得死伤殆尽，就剩中队长小山侥幸轻伤。先前的第4中队，包括田中清准尉在内的21名日军士兵都被炸死或炸成重伤，但另外6名士兵在军曹铃木直次带领下，趁硝烟弥漫之际，架起第3中队带来的梯子，趁机翻上断崖。不过，由于兵力太少，铃木只好叫手下各自找地儿隐蔽，自己则跑回来搬救兵。
	正午的日光照耀着寂静的山川，枪炮声的间歇使这种寂静深邃得可怕。
	7月的湖南太热了，中日两军在酷热中血战，中国士兵将之比喻为蒸笼里的死斗，日军回忆起衡阳之战时，第一句话基本上则是“灼热的地狱”。
	下午2点，日军压制性炮火再次响起。
	第1大队长大须贺把作为预备队的第2中队派上去。
	中队长黑川启二带头赤膊，领着一帮光着膀子的日军再攻张家山西北小高地。
	快冲到四五米高的断崖前，他发现身后的士兵手里少了点什么。梯子呢？进攻前还真准备了，但进攻时也真忘了。黑濑联队经历野战无数，以前还真没有过攻打山头时扛着云梯的经历。黑川只好叫部下从断崖下横向摸索前进，看看有没有机会。还别说，峰回路转，他们还真寻得一处，这个地方虽也被削了，但动得不太厉害，而且还有棵树，搭人梯的话，再借助那棵树，可以爬上崖。就这样，黑川残部翻上了崖，接下来消失在山坳处，看意思是跟铃木手下那几个士兵会合去了。
	用望远镜观战的黑濑提心吊胆。
	就在黑川中队士兵的身影消失在山坳后两分钟时，传来手榴弹的爆炸声，巨大的白烟升腾在山坳上空。黑濑闭眼的时候，黑川已被突袭而来的手榴弹炸飞。但即使如此，日本人还是嘴硬，在第133联队的战史里这样写道：“中队长虽战死，但若该中队第1小队长小熊在此，将会继续进攻，但少尉因护送病员还未返回中队。”
	小熊全名小熊幸男，但小熊来了就真管用吗？
	黑川中队残余的十几个日军，虽跟铃木手下那几个人会合，但由于害怕仰攻时再遭手榴弹打击，停下来不知所措。第1大队长大须贺立派另一个预备队第1中队跟进，但该中队还没冲入断崖下，中队长铃木斋就被打成重伤。第1大队的四个中队长至此两死两伤，只有第3中队长小山暂时还能作战。
	为清除西北小高地上的日军，徐声先营长决定亲自带队发起夜袭。
	山间的夏天，傍晚6点过后，暮色就已经降临了。入夜后，衡阳下起小雨，天空阴沉无月光，张家山阵地群如同肃杀的大墓。上山前，徐声先叫部下弄上来一大坛子衡阳特产的胡子酒分给大家喝。痛饮中的徐营长杀气逼人，战士们都知道自己的营长会写诗，但此刻怎么也没法把诗人的称呼跟他们的营长对上号。
	不到20分钟后，就已经白刃接战。
	雨水随之腥红。
	在寂静的黑夜里，所有的一切都如同默片：张大的嘴巴、惊恐的眼神、刺刀刺胸腔、肋骨和脖颈的特写；而一旦恢复了声音，惨叫甚至鲜血喷出的声响就会一齐冲破耳膜。如果此时给徐声先一个特写，会看到他眉峰如剑又如笔。他是一名多情的诗人，又是一名铁血的军人！
	张家山，在徐声先狮子甩头的怒吼中一片血色。
	天亮后，张家山阵地一片寂静，黑濑平一知道情况不妙，又派足立初男组织第2大队再攻。守军在徐声先指挥下，与日军陷入白刃战。
	徐声先受伤不下火线。
	在张家山身后肖家山附近团部的陈德坒，派出第30团萧维第1营的两个连在天亮前接防，并补充手榴弹。在张家山主阵地的反斜面，新到的第1营的士兵正一箱一箱地扛着手榴弹往上运。
	多少年后，预10师师长葛先才回忆起衡阳战时说：“只要上过张家山，就是老兵。”
	张家山夜幕再次降临时，黑濑联队中所谓“最善战”的小熊少尉归来，当即对第1大队长大须贺贡说了番誓夺张家山之类的话。大须贺一激动，向黑濑请战夜袭。黑濑的计划是，等天亮后，调整兵力后再攻，但大须贺认为小熊到了，必定能马到成功。黑濑只好答应，叫足立初男第2大队为其策应。大须贺和足立关系非常好，部下也怀疑为什么这俩人这样好，所以两个人很快制订出协同进攻计划，然后出动了。
	衡阳第10军之顽强善战已令黑濑陷入梦魇。
	日记中黑濑这样写道：“剩下灼热的烈日渐渐西沉，岳屏高地被夜幕笼罩，张家山高地也消失在黑暗之中，稍带热气的微风更使人感到战场之夜的可怕。”
	徐声先换成了萧维，但张家山还是张家山。
	夜8点，张家山寂静；9点，依然寂静；10点，还是寂静。
	到11点，张家山西北小高地上突然传来一连串手榴弹爆炸声。
	亮光中，轻重机枪骤然响起。10分钟后，整个山丘又陷入寂静。
	如果在别的战场，黑濑的第一反应会是：部队已成功占领山头，但这里是衡阳。仅仅一天打下来，他就不敢有前面的想法了，第一反应已经是：难道全军覆灭了？联系两个大队，但通信全部中断。
	接下来的发展，似乎在印证黑濑的担心，因为爆炸声停止后四个半小时，一直到凌晨3点半之前，没任何消息。按理说，如夜袭成功，即使通信中断，大须贺和足立那边也会派人来口头上报。
	事实上并没有。
	黑濑派遣的联络员也没回来。
	等到3点半，黑濑迷迷糊糊睡着。过了半个小时，半醒半梦中，黑濑猛然惊醒，因为又听到激烈的枪声，开始以为在做梦，后来发现不是。站起身，看到眼前的张家山一线，手榴弹爆炸声连天。开始时，爆炸的闪光频频出现在接近山顶的棱线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闪光越来越往下走。也就是说，战斗发生的地方，渐渐从靠近山顶处，一点点转移到山脚了，这也就意味着：一度攻上去的日军，又被打了下来！
	就在这时候，黑濑的副官大喊：“通信恢复啦，两位大队长，一人阵亡一人重伤！”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7月2日夜11点，第1大队率先发起夜袭，小熊少尉的尖兵部队70多人通过竹梯爬上断崖，向西北小高地山顶冲锋。萧维遂与之展开对攻。10分钟后就把小熊的尖兵部队赶下断崖（看来“最善战”的小熊也不行），所以黑濑观战时，看到只交战了10分钟，阵地就又陷入沉寂。被赶下来的小熊觉得没法向大队长大须贺交代，后者更是觉得没法向黑濑交代。就在这时候，协同作战的第2大队长足立初男率部赶到，两个感情极佳的大队长决定，在凌晨1点发起二次进攻。
	就这样，足立带着80多人加入攻击。就是这次攻击，把在后面山头上昏睡的黑濑惊醒。
	由于日军整合了兵力，尤其是足立带来一个机关枪小队，所以日军二攻时一度压制住了山头上的火力，攻上了山顶。萧维率残部潜伏在反斜面，在日军立足未稳时，即对其发起决死的逆袭。士兵们手握刺刀，摸到光滑的布面即知是鬼子，随即匕首刺入，或横刃抹脖子；日军亦然。
	于是，便可以想象当时张家山西北小高地上发出的声音了。
	危急时，第30团团长陈德坒将萧维留下的一个连的预备队和团部直属部队混编，亲自带队，从400米外的萧家山附近的团部悄悄进入西北小高地的反斜面。赶到后，发现高地上已陷入混战，在敌我不明的情况下，陈德坒没贸然出击。接近3点，混战中，出现这样的一幕，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中，有这样的记载：“一名中国兵混到并肩指挥战斗的两大队长身旁，足立大尉发觉后刚刚喊出‘这是敌人’的刹那间，重庆兵投出的手榴弹爆炸，大须贺大尉战死，足立大尉膝部负重伤倒下……”
	在一次战斗中，在一个场景里，在一个瞬间，一名中国战士同时炸死一名、重伤一名日军大队长，当是八年战争中仅有的例子。大须贺与足立一死一伤，除因为那名贴身发起袭击的中国战士太过勇敢外，还有就是因为那两人关系太好了，离得太近了，完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就这样，萧维带着部队又把日军打到山脚下。
	但那个好面子的小熊少尉，在黎明时分，带着残部再次冲上阵地正面。
	这时候7月3日的第一缕阳光骤现。就在萧维等人筋疲力尽时，他的团长陈德坒抢在小熊之前，带着援军率先冲上峰顶，随后一个猛冲，又把小熊的部队几乎全歼。这一次，被毙杀在张家山西北小高地上的日军部队长，除被炸死的大须贺外，还有第2大队第5中队小队长山下芳信、第2机关枪中队小队长鹫野升。重伤的除第2大队长足立初男外，还有第1大队代理副官安藤旭、第5中队代理中队长石松三男、第7中队代理中队长高山成雄。
	小熊则受伤而归，差一点就成死熊了。
	从上面拉的单子可知预10师战斗之顽强。
	在两三个小时的战斗中，杀死杀伤日军八名大、中、小队长，这种事毕竟是少见的。
	这一天，衡阳开始下雨。
	雨幕似乎一直连到了重庆。
	7月3日，黄山官邸的蒋介石，趁宋美龄不在时，推开了窗户，雨水打了进来。
	在阴沉的天空下，他冲着远处的山林长啸。实际上是哀号，声音凄厉而恐怖。从春天到盛夏，中国正在发生的战事令他措不及防。日军在“一号作战”中长驱直入，各种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踵而来。在大溃败下，史迪威跟蒋介石的矛盾更趋紧张。蒋介石已经听到一个小道消息：史迪威正计划通过罗斯福逼迫他交出兵权，由自己来指挥中国的军队。虽然还没证实，但蒋已经认为受到奇耻大辱。现在，衡阳已经接战10天，方先觉还没向他发求援电。他希望衡阳能出现奇迹，这将成为他拒绝交出兵权的资本。缅北密支那那边这几天也没消息。这一天，他的日记就一行字：“将关于中国危机致乔治?马歇尔的无线电文发出。密支那无消息。雨。”
	重庆的雨幕再次连绵回衡阳，张家山之战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鬼子们的想象，同时也超出了中国军队的想象。
	虎形巢呢？
	张家山以西的虎形巢，前200米完全是水田开阔地，没有一点地势的起伏，对日军进攻更不利。此外，虎形巢断崖前的外壕，则是跟山体连在一起的。攻打的难度超过张家山。主攻这里的第116师团和尔基隆联队，使用了日军少见的人海战术。
	这里由预10师第29团第1营梁耀辉一个连扼守。
	在守军猛烈火力的阻击下，断壁下的日军尸体几乎已经把外壕填平了。不断上升的尸堆，最后使活着的鬼子借其高度，通过搭人梯的方式，已经能爬上虎形巢了。日军第八次冲锋下，梁耀辉打到最后一个人，被狙击击中而重伤倒地。这时候，他手里还紧握着一颗手榴弹。在日军冲上来，毫无觉察地走到身边时，他拉响了手榴弹……
	团长朱光基命劳耀民率第1营余部驰援。在这一战中，劳耀民一个人扔光了八箱手榴弹，最后重夺虎形巢。日军援兵不断，两军在虎形巢的火海中生死肉搏，喊杀声一度超过张家山。阵地大半再次被日军攻占。朱团长调李振武第2营残部由张飞山驰援，又一次把日军打了下去，劳耀民残部被替换下。
	衡阳一战，守军将士之用命令人唏嘘。
	在正面战场的阵地战，不少时候是一点被突破，两翼即动摇。但衡阳不是，按葛先才的回忆：“官兵斗志高昂固然乃原因之一，而将士用命，人人尽职，纵横和谐，不分地域彼此，互助合作，形成一股坚强力量，亦为主因之一。举例言之，如某一点发生险象，其左右两翼阵地官兵，不但不会动摇，并自动迅即以火力兵力支援，化险为夷。”
	虎形巢右翼之范家庄、西禅寺阵地亦被第29团严荆山第3营死死扼住。
	在几天前的7月1日，只有第116师团第109联队饭岛大队攻击的瓦子坪出现险情。
	接战后，第3师的三个团，张金祥第8团还在由衡山回撤途中，萧圭田第9团扼守城北演武坪、杜家港主阵地；方人杰第7团扼守从城西北的易赖庙前街、青山街、瓦子坪、杨林庙一线，与预10师相接。
	饭岛大队率部猛攻，先是第7团第1营许学启营长在易赖庙前街阵亡，接着第3营营长李桂禄因支持不住而擅自撤退。李曾为方先觉副官，战前被提拔为营长，没什么一线作战经验。团长方人杰带人逆袭，但没能恢复瓦子坪阵地，只好退至身后的杜仙庙。尽管李桂禄是方先觉的前副官，但师长周庆祥还是把他枪毙了，方人杰亦被撤职。
	占领瓦子坪的日军，在杜仙庙遭新任团长鞠震寰率部猛烈阻击，再不能前进半步。
	城南之战仍旧激烈。容有略第190师仅有的一个团扼守着五桂岭北翼、接龙山等二线阵地。顶在五桂岭南翼的是接替徐声先的是预10师曾京第28团李若栋第3营，由东而西各阵地态势是：扼守141高地的第28团赵国民第1营，扼守枫树山的是第28团余龙第2营，扼守机修厂及附近军舰高地的是第30团周国相第3营。
	主攻这一连线的第68师团太田旅团仍一筹莫展。
	第34师团针谷支队在7月初赶到湘江东岸，准备强渡湘江时，先遭沿江布防的容有略第190师阻击，继而遭中美混合空军的猛烈空袭（“驱逐之王”高又新参加了这次行动），在湘江附近死伤300多人，不得不打消从衡阳东城进攻的念头，改为不断骚扰对岸的中国守军。比如入夜后，在木板上放上蜡烛或牛、狗推到江中，容有略的部队打了一夜才发现上当。
	针谷支队也够无聊的。
	后来，他们绕行上游渡江，在7月2日进抵湘江西岸，绕行城西北，由城西北郊演武坪和易赖庙前街之间钻隙。虽然部队长叫针谷，但却没能像针一样钻进去。
	从6月28日发起总攻，到7月2日深夜，整整五天过去了，除西南两警戒据点停兵山、高岭以及城西北三警戒据点辖神渡、望城坳、来雁塔被攻占后，一线阵地只有城西瓦子坪失守，其余一线阵地全部掌控在守军手里。衡阳第一次总攻略，日军伤亡就已超过5000人，平均每日死伤千人。与此同时，日军弹药也快打没了。
	岩永汪不得不下令暂停止总攻。
	南面第68师团太田旅团和西北面第68师团志摩旅团以及第34师团针谷支队基本停止进攻。西南面岩永汪第116师团却没停下来，而是把先前隐蔽轰击的火炮直接由后面推到距离张家山、虎形巢两三百米的地方，用剩下的炮弹直瞄发射。这时候，黑濑联队大须贺的第1大队其实已经被打残；足立的第2大队稍微好一点。已经丧失了考虑战术耐心的黑濑平一，又把作为预备队的小野第3大队投入进攻，这一次目标定为位于张家山东南小高地。
	在早上观战时，黑濑发现第3大队并没按命令对东南小高地发起攻击，于是立即联系小野，后者回答是：“啊，我们在进攻，只不过士兵是顺着交通壕前进的。”
	黑濑大怒，训斥说：“阵地战，担心伤亡而只沿着交通壕进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被验证进攻必然受挫的胆怯而愚蠢的办法，况且在昨晚的进攻中已经有教训了！立即跳出战壕进行散兵冲锋！”
	小野只好下令，最前面的第12中队长铃木安太郎带着人跳出战壕，亡命攻上东南小高地的断崖，立足未稳时，又遭手榴弹雨点般攻击，整个中队消失在掀起的白烟中。这样的白烟已经完全刺激到黑濑，用他的话说：“提心吊胆，令人窒息。”残余的日军往上扑，扼守这里的第30团搜索连排长王振亚率部反击，最后与铃木在坡地上翻滚肉搏，这时候恰有手榴弹投来，最终两个人同归于尽。
	张家山继续如绞肉机一样搅动着日军，但萧维此时手下也只有100来人了。
	见黑濑联队同样毫无进展，第116师团长岩永汪派来师团直辖的毒气部队。日军趁机再攻西北小高地。张家山两翼小高地上的守军不断陷入昏迷，萧维营长也已负伤。师直属的工兵连、战防炮连、搜索连等派出去了，三位连长已经全部阵亡。五显庙的葛先才把手里的防毒连、勤务兵等凑在一起，混编成一百多人，在师参谋主任吴成采带领下，向张家山驰援而去，但并没解除危情，西北小高地已被日军占领。
	葛先才手里只有一个特务连了。
	这是师部最后的兵力了。在衡阳战还远未结束的时候，葛先才不能立即将其投入。就在紧要关头，方先觉派工兵营长陆伯皋带着两个连驰援张家山。得到增援后，葛先才拎起手枪，带着工兵连奔行700米，亲自率部反攻，又生生把阵地夺了回来。当然，葛先才并不是冲在最前面，跟鬼子打白刃战。作为师长，他也不能这样冒失，他还有指挥部队的重任。
	关于葛先才复夺张家山西北小高地，他自己有这样的回忆：“因工兵连为特种兵，战斗经验较少。我带着该连向张家山急急行进，集合连排长在我身边，一面急走，一面告知连之攻击部署及攻击要领。一直送他们至张家山脚下，散开就攻击准备位置，看他们攻击。师长亲送官兵至战场，比千言万语之鼓励都有效。在连长口令下，高喊一声‘冲’，官兵们大叫一声‘杀’，无不争先恐后，一口气冲上山头与敌肉搏，勇敢的官兵令人敬爱。瞬间，将占据之敌全数歼灭，该连亦伤亡十五人，而我并未参与冲锋，因我还有重任。这时我指挥五个步兵团及军部特、工、炮三个独立营作战，我不能自己将自己当作一个士兵使用。”
	阵地恢复后，葛先才将之与陈德坒第30团残部编成一个营，命副团长阮成指挥。
	葛先才当时登上张家山西北小高地，在烈日下赤膊擦汗。衡阳的战地记者捕捉到这一镜头，重庆的报纸遂出现“葛先才赤膊大战张家山”的报道。方先觉汇报战况的电报随之亦到。因亲自恢复张家山阵地，7月6日，重庆军委会阵前授予葛先才青天白日勋章。工兵连每名战士，获得一枚忠勇勋章。
	日军虽严重受挫，但横山勇在给畑俊六的电文中却有这样的措辞：“第11军大致于7月15日命山、鹿两兵团为第一线，不受延期攻取衡阳的影响，从耒阳附近出发，为实施打通粤汉路的作战做好准备。”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的心思，则在跟中国派遣军商讨下一期作战上。岛贯的计划是：兵入广西前，在7月下旬，以第3师团和第13师团为主力，进入粤北乐昌（薛岳老家），占领粤汉铁路南段，并向韶关进军，击溃余汉谋第7战区主力。
	在中日两军一战衡阳的时候，整个湖南战局在急速地变化：
	为解除下一期攻击广西桂柳地区时的左侧背之忧，横山勇对薛岳残部紧追不舍。
	一路南下的山本三男第3师赶到醴陵后，先期攻占该城的赤鹿理第13师团即从由醴陵向耒阳追击。第3师团则留下骑兵部队守备醴陵。薛岳命令鲁道源率第58军反攻。此战是这支以云南子弟为班底的部队决死出击的一战，就把守备醴陵的第3师团一线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乃至联队副官几乎全部击杀，并夺取了该城。在这一战中，先前打仗比较温吞的鲁道源也发了狠，一口气枪毙了两个作战不力的营长，其中一个还是自己的外甥。
	第3师团分兵回援，经再度激战后，醴陵仍在第58军手里。
	横山勇往醴陵增兵，在浏阳一带集结完毕的落合甚九郎第27师团开始南下。
	第58军战力渐渐不支，且战且退地向江西莲花转移。第58军撤走后，刚打完萍乡之战的傅翼第72军一部摸到醴陵，再次跟第27师团交火。此时，醴陵正南、位于耒阳和莲花间的茶陵也爆发激战。王泽浚率第44军先后三次攻击茶陵的第3师团，使得南下途中的第13师团不得不分兵去给3师团解围。
	说起来，王泽浚率部攻茶陵之战是为了牵制打衡阳的日军，但实际上这种牵制太过于遥远，对衡阳守军起不到什么作用。
	由于湘东陷入混战，使得湘西王耀武集团军也越来越不像一支夹击力量。
	湘东这边，执行重庆军委会转进令的杨森已经带着杨干才第20军以及丁治磐第26军和罗奇第37军走了，薛岳手里只剩下王泽浚第44军、鲁道源第58军、傅翼第72军等少量部队，分散在江西莲花和湖南耒阳间。这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没有守卫的重点，攻也攻不上去，守也守不住，于是衡阳外围的形势更加恶化。
	这时候，衡阳已经成为整个正面战场上的焦点。
	和尔联队那边，已经把范家庄、西禅寺方面的部队回撤，集中兵力再次攻虎形巢。
	第29团朱光基团长令西禅寺方向的严荆山率第3营一部驰援虎形巢。激战中，严营长一只眼睛中弹，血流不止，仍强忍疼痛，死战不退，与李振武残部一起，再次把突入的日军打退。
	张家山前的黑濑联队残部，已陷入光着膀子踏着自己同伴的尸体进攻的疯狂状态。
	中国守军之勇毅更令衡阳的天空为之色变。在阮成副团长指挥下，日军的五次攻击又被打退。黑濑叫仅剩的还具有突击力量的小野第3大队，以波浪式不间断的方式转而对张家山东南小高地发起敢死进攻。
	激战中，守军几乎全部战死，日军冲上张家山东南小高地。
	两名中国士兵猛地从尸体堆里站起身，每个人都手持两只手榴弹……
	打到7月上旬，衡阳守军的步机枪子弹消耗了五分之三，手榴弹消耗了三分之二，迫击炮弹消耗了五分之四，野炮和山炮弹消耗了十分之九。衡阳城虽还不缺米，但副食已经吃光了，战士们每天以煳米就盐水，营养可想而知。伤兵已超过3000人。由于医疗品开始紧缺，更多的伤员，每天只能用盐水擦洗，伤势恶化者与日俱增。加上7月酷热，露在外面的伤口开始生蛆，对一些重伤员来说，此时能做的事就是等待死亡。7月9日当天，衡阳城内一处医护点遭日机空袭，700多名伤员被炸，其中当场死去上百名。方先觉下令转移野战医院，但在日军持续轰炸和炮击下，城中已找不到能容纳大量伤兵的完整场所，最后只能将伤兵们分散于残垣断壁间。
	清平人间已遥远，衡阳渐渐变成了一座地狱之城。
	这时节在衡阳一年中最热，暴雨又不时而至。第10军将士披烈日暴雨与强敌血拼。蒋介石这时候给方先觉发来一电：“要利用已炸毁之木板，搭盖棚屋，用破门板作上盖，用碎砖作墙，既能避风雨日光，又能防炸弹的碎片，切不要让士兵们露宿。”中美混合空军开始对衡阳进行弹药（主要是山炮弹，但数量有限，每次不到百枚）、食品、医疗品、香烟等其他用品的空投，其中还有最新的《大公报》，报上以“衡阳我军”为栏题，通过留在衡阳的战地记者和航空侦察，每日对衡阳战事进行报道。
	由于衡阳地界狭小，空投品有一半飘到日军阵地，让同样面呈菜色的鬼子窃喜。
	进入7月中旬后：日军第58师团修复完了长沙黄花机场，被破坏的长衡公路也修复在望，1200辆运送弹药粮秣的日军汽车得以南下。但第68和第116师团的伤亡统计也报上来了，横山勇看完后就坐不住了，立即派人到前线察看情况。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却仍不着急：“衡阳机场既已占领，就无须急于攻取衡阳城，使敌人多少抱有收复失地的希望，诱其反攻，以便围歼敌中央军主力于战场附近，并有利于今后直向桂林挺进。”
	岛贯意图在此。
	这当然是战术之一种。
	可现在的问题，不是你想不想攻下衡阳，而是确实一下子攻不下来。
	多年后，葛先才发已斑白，追忆衡阳一役时说：“此战，乃我二十余载战场生涯事，最艰苦凶猛、时间最长之一战……若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之长沙城守备战来作比较，则有天壤之别。长沙城之战，其惨烈程度，瞠乎衡阳城之后远矣。”
	衡阳一战期间，在战斗不太激烈的城北，守军第三师萧圭田第9团的一个连的三名战士，各带三枚手榴弹，渡过了草河，潜入北岸的山区小镇，去采买蔬菜肉食。第10军士兵大多是湖南人，少部分是浙江籍（预10师在浙江成立，浙、湘人各半）。这三名战士，身上同时带着40多封信，和连里一些战士的钱款，他们托战友到小镇上的邮电所，将钱汇给后方的家人。这40多封信，主要写的就是：敌军围城，孤军困守，生还渺茫。如果战死了，家人一定节哀，因为这是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兄妹一定在双亲膝下代为尽孝，妻子受苦把未成年的孩子拉扯成人，等等。
	三名战士冒险跋涉，潜入草河北的山区小镇。
	小镇上只有邮政代办所，而不能汇款。他们只好把家书寄出。小镇居民得知衡阳守军冒险出城，都激动万分，小商贩表示蔬菜、牛肉，皆分文不取。
	三名战士带着蔬菜和牛肉重返孤城。
	连长为难了，这可属于擅自行动，是违反了军纪的。怎么办？最后只能拿牛肉去堵团长萧圭田的嘴。萧团长又如何敢自己吃这牛肉？于是师长周庆祥的桌子上也就多出几斤牛肉。周庆祥又叫连长带着牛肉给葛先才和方先觉送去。方先觉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就有些感慨：潜行越过了日军的封锁线，寄送出衡阳家书，身上还带着不少钱，但却还能重返生死未卜的孤城，真算是义士了，于是并没有追究。
<h4>
	灼热的地狱（2）：衡阳有我</h4>
	在那40多封衡阳家书带着硝烟的气息寄往家乡的时候，鬼子的第二次总攻开始了。
	日军决定在7月11日再攻衡阳，因为在10日辎重部队能运来70吨弹药。随后，亦将有3门150毫米口径榴弹炮、8门100毫米口径加农炮、15门山炮和10门迫击炮增运至一线。
	再次总攻前，为最大限度保障地面突击，第5航空军使出吃奶的劲偷袭了衡阳四周的江西遂川、江西赣州、湖南芷江、广西丹竹、广西桂林机场，其中芷江空袭取得不小战果，夸大后的战报称有51架中美混合空军的飞机或被炸毁或起火，实际损失是30多架，但也非常之大了。桂林夜袭中，则称有89架飞机被击毁。作为报复，中美混合空军则空袭了第5航空军白螺矶机场、岳阳机场和刚刚被修好的长沙黄花机场，战报上写的是有120架日机被摧毁，实际当然到不了这个数字。夸大战果无关诚实，而是战争规则。但7月空军的损失，中国这边比日军要大是个事实，加上航空汽油一度匮乏，导致衡阳一战后期升空率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在战斗最关键的7月，日军得到了衡阳上空的制空权。
	为尽快打开局面，畑俊六派直属于中国派遣军的化学部队赶到衡阳。
	所谓化学部队，当然就是毒气部队。日本自我标榜武士道精神，认为双方打仗要讲求规矩，胜之不武的做法是要被鄙视的。事实上他们从没这样遵守过规矩。他们所鄙视的正是他们所采取的。在衡阳，日军使用的是对人体具有巨大伤害的芥子气和路易士气。事实上开战后，在一攻时，第116师团就已经这样做了。
	日军第一次总攻停止后，方先觉即令由衡山回撤至草河北岸的第3师张金祥第8团冲破日军阵地，渡河进入衡阳。
	这个团随后冲破日军的阻击，顺利抵达衡阳。
	方先觉随之判断城北日军兵力薄弱，于是立即变阵：扼守城北演武坪、杜家港的萧圭田第9团调往城南天马山、岳屏山二线阵地；扼守城南五桂岭北翼、接龙山二线阵地的第190师容有略仅有的一个团北调演武坪、杜家港；刚回归衡阳的张金祥第8团接守五桂岭北翼、接龙山，归葛先才指挥；鞠震寰第7团是第3师伤亡最大的，在失去瓦子坪后，继续扼守西北面主阵地即从易赖庙前街、经青山街、杜仙庙，至杨林庙。
	7月11日，日军发动第二次总攻。
	因已获得衡阳上空的制空权，日军在7月中旬后加大空袭力度。
	守军各部间和守军与军部间的电话线多被炸断，战斗工事在轰炸中也被炸得越来越简陋。天气方面，进入7月后，衡阳连降大雨，1.5米深的战壕里积满水，第10军战士只能泡在水里抗击强敌。方先觉心急如焚，一面派通信兵努力恢复联络，一边冒着大雨从南到北巡视阵地。
	第116师团长岩永汪催促黑濑联队迅速攻占张家山西北小高地；和尔联队一部继续攻范家庄、西禅寺，重兵打虎形巢；占领瓦子坪的第109联队饭岛大队仍攻杜仙庙及其南翼杨林庙。第68师团新任师团长堤三树男在二次总攻前到岗，由于白天霖那发炮弹把第68师团司令部端了，所以这位堤中将并非独自上任，而是带来一个全新的班子。观察地形后，他决定用战术穿插，集太田旅团的兵力直攻五桂岭制高点中正堂，湘江边上的江西会馆仍为重点目标；志摩旅团继续攻西北面易赖庙前街、青山街一线。城北演武坪、杜家港方向则无太大动静，容有略第190师和进行江防的饶少伟暂54师相对是压力最小的。
	志摩旅团仍无实质性进展。
	他们6月27日晨进至青山街附近的体育场，当时距衡阳小西门900米。
	现在整整近4周过去了，只向前推进了500米。之所以成为蜗牛，原因自然在于扼守这里的第3师鞠震寰第7团之奋战。在杜仙庙、杨林庙争夺中，第2营营长谢英和手下的连长相继战死阵前。
	在五桂岭，众多守军战士中毒倒地，剩下的士兵用湿毛巾掩面，在艰难困苦中仍坚持与敌激战。机枪手则把毛巾剪两个洞，露出眼睛以向日军扫射。既参加过常德会战又参加过衡阳会战的日本第58师团老兵森金千秋后来在回忆录《湘桂作战：大陆纵贯两千里》中这样说：“不能说日本军就一定是勇武的，因为在很多地方，一旦进攻受挫，就动用化学战。这样的话，即使攻占了阵地，完成了既定任务，也已经输掉了作为军人应固有的武德。”
	为了先在五桂岭切开口子，堤三树男从枫树山那边抽出部队增援五桂岭。在城南和湘江东岸炮兵部队组成的“十”字形炮火的掩护下，岭下新街外段被第68师团太田旅团突破。预10师曾京第28团第3营第8连只剩下三名战士，死死扼住外新街西北角最后一个堡垒而不撤退。与此同时，太田旅团一部占领江西会馆；另一部往深处突击，攻占五桂岭制高点中正堂。第28团第3营营长李若栋腿部受伤，第2营副营长翟玉岗代理第3营营长率部反攻受挫。
	五桂岭的日军顿有蔓延之势。
	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在《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写道：“电话又来了，新街的敌人已冲了进来，与暂54师在江边电灯厂仅隔一墙，挖洞互相投掷手榴弹，饶师长急得亲自堵击，请求速即增加兵力。但是战斗员的损伤，已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哪里有新的力量来补充！暂54师的右边就是第3师，周师长一跃而起说：‘我自己去吧！今年我已四十岁，死也应当。’方军长极力拦阻，周又说：‘如果在我阵地上出了错，如何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军长？’”
	第3师师长周庆祥亲自带队去堵截日军。
	方先觉随即派军部直属搜索营臧肖侠第1连驰援。
	在军中，特务营相当于警卫营，是放在军长身边的力量；搜索营相当于特战队，能进入搜索营的士兵必定是全军中出类拔萃的。臧肖侠带部队火速增援五桂岭，在新街内段遇到正在收拾残兵的第3营连长吴兰生，两个人见面后互相一愣，随后彼此抓住对方的肩膀，同时大声道：“好小子！是你啊！”
	原来，两个人既是中央军校的同学，又是徐州老乡，虽都在第10军，但却没碰过面。
	臧肖侠说：“老吴，我马上要打外新街，你要以全连火力掩护我们啊！”
	吴兰生说：“那还用你说！”
	战况紧急，来不及叙旧，臧肖侠迅疾回到连队本部，进行作战部署。针对外新街狭长的地形，臧肖侠决定采取三线纵深攻击配置，亲率王清山第1排为前锋。王排长是山东人，虽比臧肖侠大十来岁，但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都非常尊敬臧，用他浓重的鲁南调说：“连长，让我打第一阵！您压后。”
	臧肖侠说：“不行！听我的！司号手准备！”
	就在司号手刚要吹冲锋号时，第2排排长老杜上前道：“第一波冲锋太危险！连长，您要指挥全连作战，还是让我上。”
	就在这时候，冲锋号响起了，老杜一挥手，带着第2排冲向外新街日军控制的北高地。
	望着老杜的身影，臧肖侠在后面喊了声“保重”，随即带着王清山第1排跟进，第3排则紧随其后。
	经激战，杜排长率部冲上北高地，与日军展开刺刀战，只见他左拨右刺，先后刺伤两名鬼子，但亦被日军投出的手榴弹击中，后在运送回医院的途中牺牲。臧肖侠多年后这样回忆：“杜排长，河南南阳人，行伍出身，由二等兵起升至中尉排长，作战经验丰富，有胆识，有方法，讲信用，重义气，此次为国捐躯，就我个人而言，如失股肱，当时我真想大哭一场……”
	当大敌当前，战况紧急，臧连长只能抑住泪水，并晓谕全连藏住悲伤，多杀鬼子，慰老杜之灵。
	突入电灯厂之敌在周庆祥亲自带队逆袭下也已被歼灭。
	鉴于城北并无险情，方先觉又调第190师一部，在副师长潘质率领下驰援南城，将中正堂顽抗的日军清除。但江西会馆未能恢复，成为日军的一个前进据点。
	141高地和枫树山也是险情不断。
	预10师第28团第1营营长赵国民已顶到最前面扔手榴弹了。
	危情中，军部直属搜索营第2连驰援，141高地化险为夷。但枫树山方向炮火连天，掀起的尘土弥漫了天空。五显庙的葛先才登高瞭望，但由于烟雾弥漫，枫树山已从视野里消失。他当然知道：敌人集中炮火轰击的地方，炮声一停，步兵必跟进白刃冲锋。葛先才立即返回指挥部，叫师直属特务连解除对师部的警戒，抽出两个排去驰援枫树山。
	就在这个时候，第28团团长曾京打来电话：“防守农民银行仓库背后阵地官兵，在敌猛烈炮火轰击下，营长余龙受伤，该营大部阵亡，敌人乘虚而人，已将该阵地占领……”
	葛先才说：“直接说你打算怎么办？”
	曾京说：“目前缺口左右阵地岿然不动，火力已将缺口前方封死，阻止敌人后续部队涌进缺口。但我手中没有预备队了，拟亲率第2营营部仅存者及团部全部官兵共计26人逆袭失地。”
	葛先才说：“好！继续用火力封锁缺口。你立即率部逆袭，我带人马上去你的位置，做你的预备队！”
	葛先才打阵地战最大的特点是，当一个口子被撕开时，绝对不盲目地减轻左右的火力，而是两翼不动，并使火力更猛，完全封住突入敌军的后路，不叫其后续部队跟进。在这个基础上，再用预备队从正面逆袭。
	曾京可谓深得葛先才之战法。
	但曾京说：“师长！你不能离开师指挥部。现在其他四个团及军特、工两个营都在激战中。战场瞬息万变，一旦失去指挥重心，极危险。团部自动火器多，火力强，我有信心能收复失地，而且1、3两个营，正在抽调兵力来援，就算我等26人全部战死，1、3两个营的增援部队也可继续攻击，收复阵地！”
	葛先才说：“我还是要过去看一下。不必为我着想，我自有安排。不要耽误时间，立即组织人上去，你保重！”
	放下电话后，葛先才立即叫参谋长何竹本将枫树山的情况上报方先觉，同时叫副师长张越群通知其他团长和军部直属特务、工兵两营长：“师长已去28团，那边无论发生任何变故，自有师长处理。除已奉命驰援枫树山的部队外，其他留在原阵地上的各团、营必须站稳阵脚，沉着应战，若有擅自离开岗位者、造成混乱者，杀！”
	随后，葛先才又命特务连，集中两个排，跑步前往枫树山农民银行仓库附近待命。
	接下来，葛先才才带着副官、卫士共四人向枫树山而去。在路上，遇到曾京派来的传令兵。
	传令兵报告：“阵地已完全收复，团长恳请师长不要去阵地！”
	葛先才还是决定去一趟。
	枫树山一带遍地都是中日两军的尸体，鲜血的血腥味直呛鼻子。
	曾京见葛先才来了，从棱线上下至反斜面报告收复阵地的经过，突入的日军大部被歼灭，其中一部分被毙杀于阵地上，一部分撤退时死于两翼的火力下。
	这时候，受伤的第2营营长余龙跑下山，踩脚道：“师长！我28团还没死光，丢的阵地自会舍命夺回来。您怎么能轻离指挥部？万一遭遇不幸，我28团承当不起啊。”
	葛先才说：“你们昼夜都在阵地上奋战，我来看看都不可以吗？这次是来做你们预备队啊！再加上慰问你们！好了，各守阵地，我回去！”
	余龙嘿嘿一笑，说：“师长别这就走啊！师长做团、营长的预备队，还没听说过！至于慰问呢，师长暂别开空头支票，也不要师长多破费，赏包烟就够了。”
	葛先才看了余龙一眼，只好叫身边的卫士拿出一包香烟递给余龙。这是空军空投的，只有团以上部队长才能分到。
	葛先才问：“发的烟叶吸完了？”
	余龙欢喜地反复看着香烟，顾不得抬头，说：“还有一点儿，香烟却有快一个月没吸了。”
	原来，开战前，在一处被日机炸得坍塌的商店，发现上千公斤烟叶。士兵们围观，都不敢拿，因为方先觉有令：擅取民物者立即枪毙。但打仗的士兵们，又离不开香烟。葛先才得知这个情况后，建议以军部名义，动用这批烟叶，等战后有机会的话，按市值给老板钱。方先觉最后同意，将烟叶分发给各部队。
	曾京在葛先才跟余龙说话的同时，爬在棱线上观察对面日军的动向，忽然喊：“余营长！你来看，那是哪个连的士兵？”
	葛先才也上得棱线。
	余龙说：“第1营的士兵。”
	在葛先才的视野里：右300米处，两名士兵冲出阵地，朝前面奔去，停在一堆儿日军尸体前，一人扛起挺轻机枪，掉头就往回跑。阵地对面立即响起日军的枪声。另一人，马上也徒手回奔。第1营阵地上，有部队长在大喊着什么。就在这时候，徒手的那名士兵一个踉跄，倒在了地上。
	曾京不由得发出声：“那弟兄糟了！”
	葛先才心头也一紧，但又想：要是中了敌人背后射来的子弹，加上前冲力，倒下时一定会翻几个跟头，但那名士兵倒地时，显得很从容。就在葛先才、曾京、余龙三人忧心忡忡的时候，那名士兵从地上一跃而起，又反身弯腰冒着日军的弹雨疾奔，重新回到那堆日军尸体旁，一手提起一个轻机枪子弹箱，随后再次掉头，一路狂奔回阵地，跳入了战壕。原来，刚才喊话的指挥官，是叫这名士兵再带回来两箱子子弹。也或许，出发前就下达了带回子弹的命令，只是那名士兵在紧张中忘记拎了。他倒地，是听他的部队长在说什么。
	从枫树山反斜面下来后，葛先才见第1、3营抽调的增援士兵已经到了，知道师长过来了，他们正列队迎候。
	第1营的援兵，由一名副营长率领，一共20人，配两挺轻机枪；第3营，由一名排长率领，一共22人，同样配两挺轻机枪，其中一挺是缴获的日军的。师特务连的两个排，早就到了。后来，葛先才这样回忆道：“我行至1、3两营由阵地上抽出之增援官兵前一看，几乎泪下。他们见我来了，一一立起向我敬礼，我也一一握手慰问勉励。这一群暂时的战场余生者，一个个面无血色，双目深陷，眼眶发黑，眼珠发红，满脸满身泥土，军衣褴褛不堪，浑身上下血迹斑斑，外表失去人形……”
	就在这时候，余龙营长喊道：“军长！军长来了！”
	大家一看，方先觉拎着手枪，亲自带着特务营留在军部之仅有的一个连，从南门方向一路小跑过来了。
	曾京和余龙一下子泪水盈眶。
	方先觉瞪了曾京和余龙一眼，来到葛先才面前，说：“艺圃，你也到了。阵地没事吧？”
	葛先才庄重地敬礼，其他部队长和士兵也才想起来，同时向方先觉敬礼。曾京向方先觉报告战情。方先觉松了一口气。他告诉大家，接到师参谋长何竹本的电话后颇着急，但身边的特务连分散在各处，所以集结耽误了时间，现在才赶到。
	方先觉对葛先才说：“你必须马上回师指挥部坐镇指挥，我也到你那里去看看，我们一起走。”
	走之前，葛先才把师特务连两个排中的一排留给曾京，后者就是不要。方先觉叫葛先才把那俩排都带走，作机动之用，而把自己带来的一个排留在了枫树山。
	相比于张家山、枫树山受到师长和军长的“照顾”，第30团周国相第3营扼守机修厂和军舰高地，就有点孤独了。高地处张家山、枫树山之间，并非阵地上的突出部，感觉上这里不是日军攻击重点，而且周团长也从没请求过支援，但实际上他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其他阵地小。军舰高地上的堡垒十分隐蔽，周营长身先士卒，使得日军付出巨大伤亡后仍不得手。
	日军使出各种手段，最后以同伴的尸体为掩护，在尸堆里一点点往前蠕动。
	虎形巢方向，第116师团和尔联队白天炮击断崖，攻击行动全部改在夜间，日军的尸体与炮击后脱落的土方，几乎已经把断崖下的外壕填平，日军司号手骤然吹起冲锋号。
	预10师第29团第2营营长李振武亦命令士兵吹响冲锋号。
	在两军的冲锋号声中，白刃肉搏再次开始。
	激战中，李振武营长身受重伤，最终被抬下阵地。残余的几名战士，则引爆了身上的手榴弹。没被炸死的日军在被炸起又坠落的碎石木片中呆若木鸡。就在他们还没缓过神儿来时，又遭从虎形巢身后张飞山逆袭而来的第29团第1营仅有的少数兵力的逆袭。再上虎形巢的劳耀民一鼓作气又将立足未稳的日军打下去。
	和尔联队再攻。
	暮色中，在碉堡里，劳耀民操作机枪，向日军猛射。
	一名日军避开火力，绕至碉堡后，登上碉堡，居高临下地向阵地上的守军残部扫射。
	劳耀民带着碉堡里的两名士兵冲出，用手榴弹炸毙顶上的鬼子。两番激战，杀伤大量日军，守军所剩无几。方先觉命令周庆祥从第3师第9团孙虎斌第3营中抽出两个连增援。就在劳耀民指挥的部队又剩下个位数时，朱光基团长和孙虎斌营长带着两个连从虎形巢反斜面冲上阵地……
	张家山仍在血战中。
	日军三次攻上西北小高地，又三次被守军逆袭夺回。
	战斗中，预10师防毒连连长王开藩身中数弹殉国。高地上，守军的尸体成为垒建战斗工事的最后材料。军工兵营老兵梁岳昆这样回忆张家山之战：“子弹打在人身上的声音肯定跟打在砖石上的声音不一样，被打成蜂窝的尸体有战友的，也有鬼子的，都有，但还是战友的多。后来一想，就觉对不起战友，人都死了，还要被打好多枪。几十年了，一想到这事，眼泪就忍不住。但当时阵地上都是尸体，也找不到别的东西了。那年夏天的张家山，不敢想。”
	守军差不多再次全打光，西北小高地遂陷。
	在师团长岩永汪督战下，经又一轮飞机轰炸，联队长和尔亲率残部再攻虎形巢。
	守军跟冲上阵地的日军在战壕里捉对厮杀。肉搏中，第3师的孙虎斌营长白刃战死，预10师的劳耀民营长重伤。葛先才报请方先觉后，令残部几十人，保护着劳耀民营长，退守张飞山、西禅寺二线阵地。
	张家山那边，占领两翼小高地后，黑濑派人通过小高地急袭了其后面的山丘。
	方先觉派第3师第8团第1营的两个连，在营长李恒彰带领下去夺。这时候，在城西南阵地，守军的番号仍是预10师，但里面多是补充进去的第3师第8团和第9团的士兵了，以至于周庆祥抱怨说：“兵是第3师的兵，可功劳叫预10师给拿了。”
	在张家山两翼小高地后面的山丘，中日两军又展开厮杀。
	尽管张家山左翼机修厂和军舰高地仍在，但在左右两翼小高地已失的情况下，再想守住后面的山丘已经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了，且山上的战斗工事在日军飞机、火炮轰炸下，亦已十不存一。在这种情况下，方先觉同意葛先才提出的放弃张家山的报请。
	7月13日深夜，葛先才向陈德坒下令，残部撤出张家山，退至身后的二线阵地萧家山。
	14日早晨的黑濑平一，终于踏上了中日两军反复争夺13次的张家山。从小高地到后面的山丘，都没有出奇之处，甚至很难被称为山，只是三个高岗而已。草木都已被削平，土地已经被尸体染得殷红。在张家山，第10军先后投入七个连（主要是预10师的部队，一部是第3师的部队）。日军则先后投入第116师团的第120联队一部和第133联队主力。在张家山，第133联队大队长一死一伤。除了个叫小山的中队长幸存外，其他11个全部被守军毙杀。
	黑濑望着横遍山野的中日两军的尸体，自言自语：“这是昭和的203。”（取日俄战争最残酷的203高地攻坚战之意）
	张家山陷落后，虎形巢和范家庄也随之放弃，守军退至身后的西禅寺，西南郊通往衡阳市区的第一道大门，被打开了。
	张家山左翼机修厂、军舰高地的战斗也到了最后的时刻。
	军舰高地是日本人的说法，就是说守军把这座无名的山丘正对日军的那面削成断崖，而其他三面也都是近乎天然悬崖，远望确实像在高台上停泊了一艘军舰。高地上，有四个钢筋混凝土堡垒，由于在草树间过于隐蔽，直到后来黑濑联队第2大队残部攻占该高地才发现该堡垒群。在最后的激战中，中日两军几乎全部倒地。在停兵山上观战的日军炮兵大队长仓成国雄在回忆录《湖南战记》中记载：“10点20分占领顶上以后，敌军反击两三次，我军一直坚守，但见不到友军。在炮队镜里，看到顶上只有一人在拼命挖壕，可能是为了死守高地。”
	日军后续部队攀云梯而上。
	在阵地反斜面，预10师第30团第3营营长周国相拎起机枪，对副营长蒋鸿熙说：“我这次带队冲锋，如不成功，你便率余部退守打线坪，如果上峰怪罪，就说是我的命令，你只是奉命行事。你不必多言，你的责任也大，要把活着的兄弟带回去！”
	周营长在10分钟后殉国。
	张家山陷落后，葛先才下令机修厂的守军撤往打线坪，这样蒋副营长才率残部五六十人转移。
	日军占领军舰高地后没多久，张家山上的黑濑平一也相继接到第3大队长小野和第2大队长足立战死的消息。只说足立，在张家山小高地腿部受伤，指挥部队攻占军舰高地，本人也上到峰顶，就在带着炮兵联络员眺望张飞山时，中了对面打来的炮弹。
	在中国军队毙杀足立后，鬼子们傻了。
	因为大队长阵亡，通常中队长要代理大队长职位，但这时第2大队的5至8中队，各中队长和小队长除了战死就是重伤，每个中队均由下士指挥，已没有一名军官了。这个现实让黑濑不寒而栗。
	黑濑联队的三个大队长全部被中国军队毙杀后，迫八郎出任第3大队长，第2大队长一时空缺，关根彰出任第1大队长。此时，在第1大队，有的中队长竟由伍长代理。中队长本应为大尉。在伍长和大尉之间，还隔着中尉、少尉、准尉、曹长、军曹五级。也就是说，在该中队里，被第10军打得已经没有上述五级军官了。
	张家山身后的纵深阵地，西北是张飞山，张飞山和军舰高地后是萧家山、打线坪，再往腹地是花药山和岳屏山，岳屏山后面就是衡阳市区了。
	7月14日傍晚，黑濑联队残部向萧家山摸去。
	打萧家山，中途需要穿过一片池塘。尖兵第5中队在代理中队长村田侃一军曹带领下行进到池塘以东时，突遭张飞山那边的机枪扫射，瞬间七八名鬼子被射杀倒地，其他士兵迅速卧倒。村田盯着子弹射来的方向，但看不到任何中国士兵。村田身边的一个士兵轻轻动了一下，随即又引来机枪射击，尘土在地上升腾。有的士兵想把一边受重伤的士兵拉过来，同样遭机枪点射。
	总而言之，只要趴在地上的鬼子一动，中国守军的机枪就会响。
	没被点射死的鬼子，在村田带领下，总算慢慢移动到池塘边，本想沿堤岸转进，结果又碰到两枚挂在松树上手榴弹。村田暗自庆幸没人员伤亡，但就在这时，身边两名士兵随着步枪子弹的响起而倒地。村田如惊弓之鸟，四处观望，见不远处只有一高台，台上有几间农舍，农舍周围是一圈篱笆墙，后面并没有中国士兵。
	子弹是从哪来的呢？
	正在疑惑时，停兵山的上仓成国雄炮兵大队进行火力支援，一炮把篱笆墙打飞，后面顿时露出一条壕沟，十几个中国士兵由此暴露。就在成仓指挥人再开炮时，中国士兵已消失踪影。
	这是第10军在阻击上的各种神出鬼没，亦可以看出当初修建战斗工事时着实下了工夫。
	前进中，村田中队看到四名从军舰高地上撤下来的中国士兵。他们在转移时，除扛着弹药和机枪外，有人还扛了一大块猪腊肉。连日咸盐就饭的鬼子口水几乎都流了下来。村田对身边一个确实淌出口水的士兵狠狠抽了一记耳光。问题是，村田自己也咽了两口唾沫。打完后，他突然想起来：池塘附近的遇袭地，还有多名受伤的士兵，于是赶紧派人回去看，有几名士兵果然还趴在那里，动也不敢动。
	在正面战场，只要中国军队意志顽强、打得勇敢，日军就不会痛快地攻城略地，其威风立马就会被灭掉。这是衡阳之战给人的最简单的启示。衡阳第10军打得勇敢、顽强和具有耐心，可他们需要坚持到什么时候？重庆军委会和蒋介石赋予他们的作战使命又是什么？
	日军第二次总攻衡阳后的7月12日，方先觉给蒋介石发出第一封求援电报。后者称已督促李玉堂，立即命令黄涛第62军、王甲本第79军从西南、西北援救衡阳。正像前面说的那样，在侍从室林蔚的调令下，本来离衡阳很近的第62军，已经奉命撤到了祁阳。这时候，又开始从祁阳掉头向衡阳前进。
	中国援军出现救援衡阳的苗头后，统一指挥衡阳战的岩永汪立即从瓦子坪方向抽出第116师团第109联队饭岛大队，命其控制衡阳西南30公里的白鹤铺；第40师团已经以一个大队的兵力抢占衡阳西北的金兰寺，在中国援军到来前，分别从西南和西北卡住了解围之路。当黄涛第62军前锋第151师在师长林伟俦带领下进至白鹤铺时，遭刚刚占领阵地的饭岛大队的阻击；而王甲本第79军先头部队赶到金兰寺时，也发现这里已被日军占领。
	林伟俦七年前参加过南京战，并因成功突围而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他率部向白鹤铺的日军发起进攻。虽然日军只有一个大队，但由于阻击顽强而使林师无法冲破当面。为争取时间，林伟俦下令绕行南翼再向北迂回，一部击日军后背，一部继续向衡阳前进。但接下来在潭子山又遭日军阻击。林伟俦如法炮制，迂回绕行雨母山。就这样，第62军一点点接近衡阳，最终在距离城区7公里的东阳铺设置指挥所。从祁阳到东阳铺，行军加作战，第62军一共用了五天的时间。
	这完全是被林蔚抑或蒋介石耽误的五天。
	回到衡阳。
	7月15日一夜，守军阵地上的轻重机枪、迫击炮和手榴弹爆炸声就没停。
	从张家山退下的徐声先营长，奉命协助友军据守萧家山。16日黎明，黑濑联队新任第3大队长迫八郎率部攻萧家山时下起暴雨，随雨点而来的是一发炮弹，这名大队长也重伤而死。代理第10中队长的小队长佐藤晃雄率部冲锋，代理第9中队长的池崎觉随其跟进。
	白刃战。
	佐藤被毙杀，池崎受重伤。
	一侧的张飞山此时被攻陷，但衡阳的死士就算在倒下前，也必叫敌人付出最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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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6日天色阴沉，当天上午枫树山被日军攻占。下午4点，日军第5航空军的战机，伴随着巨大的轰鸣钻出云层，对以萧家山为中心的中国守军阵地进行俯冲式轰炸，整个萧家山石木崩飞，陷入了火海。在最后一架飞机俯冲轰炸的同时，前一晚夜袭失败的第1大队长关根彰率部再攻萧家山，整个大队只有100人出头了。就在日军工兵爆破铁丝网，冲到山下时，又下起瓢泼大雨，本来就难以攀爬的断崖更加湿滑。用军刀切割铁丝网的关根暗自哀叹倒霉。他确实倒霉，因为飞来的一颗子弹，正中他的前额。
	黑濑联队先后五个大队长即足立、大须贺、小野、迫、关根，全部被毙杀于张家山、萧家山、张飞山和军舰高地一线，几倍于此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丧命。前面曾提到的第1大队第3中队长小山长四郎（唯一的原在编、非代理的中队长）也中弹死去。
	黑濑联队至此被预10师剔成一副骨架了。
	黑濑愁眉不展时，接到师团长岩永汪电话：“明天上午，第34师团针谷支队第3大队调拨给你指挥。”
	由于衡阳机场被修复，日军的空袭开始加剧，大规模轰炸使萧家山阵地工事丧失殆尽，大雨又导致成箱手榴弹被浇湿，苦战中，中国守军决定放弃萧家山。萧家山两个山头。好不容易占领其中一个山头，黑濑把攻占另一个山头的任务交给新来的针谷支队，他本来的意思是，让他们见识一下这边有多难打。可针谷支队战战兢兢摸了过去，结果守军已移阵地，该大队轻易占领山头，黑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萧家山撤下的预10师第30团第2营徐声先营长，率残部退守市民医院后的无名高地。
	日军随后疯狂而至。从张家山，到萧家山，再到无名高地，这一纵贯线，几乎是整个衡阳最激烈的战场了。正如前面说过的，徐声先不仅是铁血英豪，还是一名军旅诗人，能文能武的他，6月开打后，他就利用战斗间歇，伏在战壕里写一本名为《衡阳有我》的阵中书，记录着在灼热的天空下，发生在孤城的故事。现在，徐营长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书未成而人已殉国。
	在张家山受伤的第1营营长萧维代理第2营营长，战斗中再次受伤。
	方先觉把电话打过来，问葛先才部队伤亡情况。由葛先才临时指挥的第3师第8团和军直属工兵营已伤亡过半，师部手里最后抓着的特务连也已伤亡殆尽，整个预10师已快打光了。
	葛先才报完后，“哇”的一声哭出来。
	方先觉慌忙问：“艺圃！你怎样？怎样啦？”
	葛先才胸口像堵着东西，说不出话来，平静了一下，说：“军长！我没什么！只是多少年来，经我悉心培育、情谊深厚的各级干部，如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倒下去了。固然他们为争民族的生存而战，捐躯流血，尽到了他们职责，死者光辉，伤者荣誉。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这没死的，眼见一个一个倒地不起……”
	方先觉一声叹息，慰勉了葛先才一番，说：“我已命令，军特务营营长曹华亭少校的两个连归你指挥，加入你师阵地作战。如何调整部署，你预定策划吧。”
	由于空袭加重，外围阵地被破坏殆尽，城内则大火不熄。
	7月16日傍晚，在西南和正南，日军攻占和守军主动放弃的阵地有：范家庄、虎形巢、张家山、萧家山、张飞山、打线坪、机修厂、军舰高地、市民医院、枫树山、141高地、五桂岭南翼。方先觉命令西南面的部队退守五桂岭北翼、接龙山、花药山、五显庙与苏仙井之间无名高地、岳屏山、天马山、西禅寺等二线阵地，由葛先才统一指挥。
	此时，预10师伤亡90%，第3师伤亡70%，第190师还剩下400多人，暂54师则仍保持有将近一个营的兵力。不过，辎重团还有1000多人。搜索、特务、工兵、通信和炮兵等军直属部队还有500多人，直属部队中的非战斗人员则有600多人，他们在城里作为最后的预备队。
	从发电报求援到现在好几个48小时过去了，只有黄涛第62军靠近了衡阳，但在相距七八公里的地方再也不能前进。王甲本第79军相距还远。方先觉每天发一封求援电，深深体会到1943年冬第57师师长余程万的心境。
	7月的衡阳，中日两军都陷入苦战。
	已苦守将近一个月的第10军，虽然主食还不缺（如前所说，衡阳市长赵君迈撤离前，动员市民将粮食留在家中），但荤腥全无，蔬菜更没有。由于营养跟不上，衡阳守军面露菜色。
	城西多河塘，一些士兵开始冒着日军的火力捉鱼吃。
	有一天，第29团团长朱光基给葛先才送来四条大鱼。
	原来，进入7月中旬后，由于酷热难挨，相距百米甚至几十米中日两军渐渐达成默契：从上午到下午是休战时间。在五桂岭受伤的预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李若栋曾回忆：“每日上午9时许，全线枪声停息，各自吃早饭休息，下午6时许，可能双方都已用过晚饭，于是向对方高喊‘我们开始吧’，接着便是冲锋式枪战。全阵线枪炮声不断，像煮粥一样，到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又归于平静，就像现在的正常上下班，说来也有趣。”
	在西禅寺那边，休战时间要更早一些，是清晨6点的时候，但接战时间一样，也是傍晚6点。
	只说朱光基第29团一部扼守之西禅寺高地下，有个大池塘。池塘这边，是第29团的两个班，池塘那边，是日军第116师团和尔联队的俩分队。完全旗鼓相当。白天休战时，第29团这个班的士兵除加固战斗工事外，觉得闲着也是闲着，就想下塘摸鱼。这一天，五个士兵脱得只剩下一个短裤，站在池塘边，向塘对面的日军喊：“我们要下塘捉鱼，没带着武器，你们可不能开枪啊。要打，照你们老规矩，下午6时开始，你我拼个死活。我们摸鱼的时候，你们要是敢射击，我们就打过去，把你们全部杀死！”
	也不管日军听得懂听不懂，反正觉得喊完后，日军再看他们都脱光，大概的意思能明白的。不等日军应答，五个人就都跳入池塘。日军果然没开枪。五名战士最后满载而归。第二天，日军也没开枪，战士们捕的鱼更多了。不过，第一天捕鱼的五名士兵中，有两个人，已经在当晚战死了。到了第三天，有六个人准备下塘捕鱼，参加第一天捕鱼的都在晚间的战斗中阵亡了。
	这一天，日军开始射击，大约是出于嫉妒：你们怎么老吃鱼啊，我们都吃不着。没能下池塘，第29团这六个人大怒，跑回阵地后，每人拎了两捆手榴弹，随之冲出阵地。班长则大喊：“本班轻机枪不动，步枪兵上刺刀跟我冲！”于是，四名士兵跟班长冲了出去。11个人朝着日军阵地叮咣一通打，把池塘对岸日军分队打得还剩下两人。这就是不叫摸鱼的后果。
	三个小时后，第29团这边又从阵地上走出来几个人，其中一个对日军阵地大喊：“怎么样？你们要是再开枪射击，现在就有了例子。不相信就试试看。”
	对面的日军果然不再开枪。
	一次，有个上等兵摸了条一尺多的大鱼，抱在怀中喜笑颜开，没想到那鱼挣扎着蹿入水中。上等兵慌忙一个猛子下去，继续抓那鱼。十几秒钟后，人浮出水面，两手空空，但脸上都是淤泥了，像马戏团的小丑。见此情景，阵地上的中国士兵哈哈大笑，而日军阵地那边也传来笑声。
	方先觉一度下令禁止阵地上的士兵去捕鱼，但没什么效果。
	7月17日傍晚，城北容有略第190师的士兵发现草河南岸突然溜达过来三头水牛。
	这牛是城外的老乡冒着巨大的危险故意赶过来的，为的是犒劳衡阳守军。问题是，对面阵地的日军也看到了。双方士兵对着那三头牛虎视眈眈，都开始流口水。最后中国士兵抢先一步，冒着日军的射击，牵回了一头牛，美味了一顿，并把一条牛腿送到军部，方先觉也乐坏了，亲自下厨炖牛腿，军部的人总算开了一次荤。
	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阵亡，方先觉还是严令阵前捕鱼。
	他叫各部队长到火线去巡察。对于这件事，葛先才的说法是：士兵们一方面固然想吃鱼，另一方面为的是好玩，调剂战时枯燥的生活。所谓苦中作乐，这就是了。
	葛先才问朱光基：“还有没有人捉鱼？”
	朱团长笑答：“这两天没有了。”
	葛先才一皱眉：“没有了就好，但为何发笑？”
	朱光基说：“池塘里的鱼捉光了，已经两天了没鱼可捉。”
	在衡阳，一切战场上的乐子，都是滴血的。
	7月18日下午，扼守外新街北高地的搜索连侦察兵发现右侧30米外一座房屋里有日军饭盒相碰的响声，立即回报臧肖侠连长。臧连长亲自侦察，发现该屋屋脊上有个将近一米的大洞，当即决定用枪榴弹进行曲射攻击。守军的枪榴弹，最小射程50米，最大射程200米，在弹尾有4道标线，每道代表50米，即使最小射程，一打就超过了。
	怎么办？
	臧连长掐算距离，进行精准定位，将榴弹装入发射筒时，以不到50米标线和弹体不滚落为度。臧肖侠随即叫战士们做好狙击准备。臧连长扣动扳机，枪榴弹一发而落入房屋的大洞，屋里的几名鬼子当场毙命，另有两名鬼子带伤逃出，一露头，就遭枪法精准的传令兵刘舒陆狙击而毙命。战士们纷纷对自己的连长竖起大拇指。臧肖侠表面平静，心中着实喜悦。没想到，对面砰然飞来一物，臧肖侠大喊：“隐蔽！”随即和士兵们四下翻滚，但那东西落地后没爆炸，是一枚日军用掷弹筒打过来的掷榴弹。
	就在这时候，左翼友军第3师第8团连长吴兰生派人通报臧肖侠：“敌军约数十名，正由江西会馆方向利用湘江堤岸之隐蔽，向贵连阵地前移动中……”
	接报后，臧肖侠立即准备战斗，没多久，日军炮弹就砸过来。外新街北高地上的几十棵橘子树的枝冠全部被削去，伤亡了不少士兵。日军随即发起进攻，阵地大半陷落。山顶上，只剩下一个碉堡还在守军手里，里面的机枪手叫姜九水，江西玉山人，身材高大，虽然口拙，但极精通轻重机枪的操作及修理。他从容镇静，像没事儿人一样，在堡垒里，猛烈扫射冲锋的日军。
	臧肖侠带着几名士兵从高地反斜面的指挥所冲上来，钻进了碉堡。
	姜九水对臧肖侠说：“连长……这里太危险！你……不要来。这里只要有我在，鬼子兵……别，别想过来，你快回连指挥所去！”
	派去请援的传令兵刘舒陆此时跑上高地，钻进碉堡，对臧肖侠说：“连长！团部有人来补充了！”
	臧肖侠急忙下山，见第3师第8团的20多个士兵每人扛了一箱手榴弹，已经在后面山脚下的残垣间集中了。臧肖侠一问，得知是团人力输送连的新兵，既没战斗经验，也不会投手榴弹。臧肖侠立即从一线上撤下三名老兵，将他们提为班长，负责教这些新兵怎么投掷手榴弹，并对他们说：“你们是本连生力军，我们非常需要你们！你们虽然都没打过仗，不会投手榴弹，但没有关系，我们会马上把你们教会，日本鬼子并不可怕，本连把他们打死了很多，换句话说，我们不怕敌人，敌人必定怕我们。我现在叫班长教你们投掷手榴弹的方法和要领，只要投出去的手榴弹爆炸，敌人就一定会死，希望你们多杀死几个鬼子。”
	就这样，新兵学会了投掷手榴弹，随即在冲锋号下，他们第一次向日军发起逆袭，手榴弹雨点般投出去，众多鬼子被炸死炸伤，而那二十多个刚学会投掷手榴弹的士兵，也有一半殉国了。
	臧肖侠搜索连两翼的友军已向身后五桂岭北翼阵地转移，外新街北高地即成孤立的突出部，难以守卫下去了。翟玉岗营长的手令这时也到了。撤退时，臧肖侠下令，每人背负一名伤兵。就在撤退了一半时，行动被黄茶岭上的日军发现，立即用机枪进行火力封锁。臧肖侠以竹鞭指挥，穿越日军封锁线，还是有五六名士兵中弹。臧肖侠和传令兵刘舒陆断后，竹鞭被子弹打断，但臧连长却没受伤。多年后，臧肖侠回忆这段战斗经历时说：“三次化险为夷，难道均为侥幸乎？若如王清山排长所说：‘连长！你放心吧，只要有杜排长的英灵保护，你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余当永生难忘，这位为国捐躯的革命伙伴、抗战的英雄。走笔及此，不禁悲从中来，热泪盈眶。”
	此战后，搜索连还可战斗的士兵只剩下18人了，姜九水因“作战沉着勇敢、毙敌甚众”，被提升为排长，接替牺牲的老杜的职务。
	就在这天傍晚，方先觉第一次召开全体师长会议，方先觉对开战以来兵力调配、阵地现状、部队伤亡、粮弹消耗等作了说明，并告诉与会的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说：“蒋委员长曾规定，本军打到无续战能力的时候，将约定的求援密码用电报发出，48小时内解除衡阳之围。自敌人第二次总攻以来，我每晚发出求援电，一连几天过去了，至今援军杳无消息，盼各位师长提出高见，共同研究出办法以渡此难关。”
	周庆祥建议立即突围，因为已经完成固守两周的任务。军参谋长孙鸣玉则反对，认为这样即使突围成功，也必被军法从事，他提到余程万的例子。
	葛先才在发言中同意周庆祥的意见，认为眼前是突围最好的时机，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有两点主张，请军长选择其一。第一点，自军长以下我军官兵全部战死衡阳。为民族尽孝，为国家尽忠，死而无憾。第二点，我判断，援军解围这件事绝对无望。如不选第一点，则我军应即策划突围。突围不是为我等军、师长逃生，因为突围战斗中，我等也有战死的可能。突围可为我第10军保存一条根。虽然没有上峰的突围令，但军长可先行上报委员长，说葛先才擅自率师突围，其他两师亦随之弃守衡阳。军长向委员长自请处分，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光棍一人，没什么好牵挂的。这样的话，既为第10军保存了一条根，又维护了军纪的尊严。再者说，军长这样上报的情况很多，也不算什么新鲜。我就说这些。来的时候西南各阵地都在激战，我现在需要立即返回师部，你们研究一下，把最后的结果告诉我。如果确定突围，一定想方设法把伤兵带走，否则我会抗令，宁可同他们死在一起。遗弃伤兵是为长官者最可耻的行为。”
	葛先才走后，方先觉再征求大家的意见，周庆祥依旧坚持突围。
	就在这时候，企盼中的蒋介石的电报到了：“第62军、第79军正排除万难，突破当面敌军，不日可达城郊。守军不作突围准备。”
	方先觉读完电报，看了看大家。
	周庆祥认为所谓援军即将到来这件事，是根本无法指望的，衡阳守军的命运只握在自己手里。方先觉闭着眼想了两分钟，最后决定不作突围准备，继续进行死守。当晚，他登上中央银行顶楼平台，眺望衡阳夜色，由南而北，枪声不息，光焰炽烈，如舞动的火龙。
	第二天，蒋介石再来电报，告诉方先觉：无论守军兵力如何短缺，都要编成突击队，向援军来的方向出击。方先觉大喜，认为援军真的可以指望。实际上，他错过了衡阳突围的最佳时机。
	就在7月19日，日军再次停止总攻。
	伊藤正德《最后的帝国陆军之死斗篇》这样记述：“我军再度发起总攻之后，除和上次一样，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依然无所进展，而伤亡却更惨重，两个师团之原任中队长已所剩无几，大部分步兵中队已变为由士官代理，勉强支撑战斗之惨局。第二次之总攻，又有联队长一名、大队长六名相继战死，而攻击之前途却仍不见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在前一天，日本国内政局发生动荡：7月18日，日本首相兼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因马里亚纳海战的惨败而被迫辞去全部职务。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塞班岛、提尼安岛）陷落，就等于美国人撕破了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其本土已暴露在“B29”轰炸机的半径内了。
	接替东条的是时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
	选小矶是没办法的事。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了，不可能找个文官出任首相，只能从具有大将军衔的将军里选一个。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士翻遍花名册后发现：除了在前线的（有人希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组阁，但天皇认为寺内不能离开南洋），就是已垂垂老矣的，选来选去好像只有小矶合适。不倒翁杉山元再次出任陆军大臣。在关东军做了多年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出任陆军参谋本部总长。
	“一号作战”剩下的作战还有没有必要打在这时候成为争论的焦点。
	“一号作战”被俗称大陆纵贯作战，但首要作战目的是摧毁中国西南的空军基地。现在马里亚纳群岛已被攻陷，美国人的轰炸机可以从这里直接轰炸日本，以广西桂柳为中心的中国西南空军基地不再具备先前的军事价值。东京军部的很多人认为：为了面子，衡阳还是要打下来，但广西就没必要打了。这个意见遭到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的坚决反对而作罢。东京的情况就是这样，少将、中将乃至于大将都反对的事，只要坐在具体操纵位子上的少佐、中佐或大佐坚持，那么这件事就会坚持干下去，“一号作战”就是最好的例子。
	日军之所以在衡阳战场停下来，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守军打得依旧顽强；二是日军弹药再度缺乏，兵力也残缺得紧；三是衡阳外围中国援军的攻击。日本人记述：“第79、62军似与衡阳城内之敌相策应，各派部分兵力到衡阳西北和西南方，另有一支敌军再次潜入泉溪市（衡阳东10公里）附近。”
	7月20日这一天，很久没搭理方先觉的薛岳，突然给衡阳发了封电报，大意是：湘东部队正在反击，罗奇第37军今日抵达五马归槽一带。这就算日军战史里所说的“潜入泉溪”的中国军队。对湘东的部队方先觉是不抱希望的。他寄予希望的是黄涛第62军和王甲本第79军。同一天，率先迫近衡阳的黄涛用电台跟方先觉取得联络，称即将攻到城外五里亭，叫守军派一支人马到那里接应。
	方先觉更为兴奋，立即精选了150人，由特务营营长曹华亭率领。20日入夜后，在第3师第8团张金祥部的掩护下，从西南面奋力杀出重围，在21日凌晨时分，抵达西南10公里外的五里亭，却没发现援军。后来援军又来电，称进至五里亭的部队，因干粮携带不足而退。这是充足的理由，又是荒诞的理由，只是苦了衡阳守军。这时候，曹营长和部下有两种选择，一是冒死返回衡阳，二是趁机散去逃命。
	在曹营长的率领下，这支部队的选择是：再次杀回衡阳！
	21日这天，第116师团第120联队长和尔基隆大佐在局部进攻中，被毙杀于西禅寺阵前。
	正像前面说的那样，日军第二次总攻被迫停止后的7月20、21日，是继张家山、虎形巢失守后第10军最好的突围机会。葛先才和周庆祥亦持这个观点。190师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的回忆则是：这是开战后衡阳战场最安静的两天。也就是在这两天，城西北和城西南的日军开始把炮兵撤回草河以北、湘江以东。横山勇半年前打常德不下，不得不故意开个口子，让余程万第57师突围了出去。当时在第一线指挥的也是第116师团长岩永汪。现在，攻衡阳已经一个月，无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是东京大本营，都一个劲催促。在这样的情况下，岩永大约经过横山勇的同意，想故伎重施，诱使方率部突围。方先觉一度派臧肖侠带搜索连向城南江西会馆方向进行试探性的搜索，遭到狙击后即回撤，由于蒋介石没有突围的命令，方先觉最终没有作出反应。
	诱使守军突围无果，7月22日夜，日军又将撤到草河与湘江东岸的炮兵拉回到衡阳城下，并开始通过飞机撒劝降传单：“能征善守的第10军诸将士：任务已达成，这是湖南人固有的顽强性格所致。可惜你们命运不好，援军不能前进，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军，决不以敌对行为对待，皇军志在消灭美国空军！”
	衡阳外围的中国军队解不了围，衡阳城前的日军也攻不进去。这是酷热的7月下旬唯一的事实。
	在7月下旬，蒋介石发过来的解围密电被日军破译，中国援军行动更受影响。第40师团第236联队主任参谋佐佐木春隆在《纵贯大陆之一号作战》里有这样的记载：“攻略和解围开始大比拼，就看哪个先一步。蒋总统亲自制定的解围要领电文被破译，内容非常细致，具体到师的攻击方向和目标，可以看出，其是何等的拼死督战。”于是，日军在封堵上更为有的放矢，证据就是：他们虽然只有一个师团，但尖兵部队总能出现在某支中国援军的侧翼，从那里发起扰乱中国军队阵脚的突袭。
	黄涛第62军主力由于靠近衡阳无望，已经往后面退去；雨母山一部，又遭第40师团户田联队攻击。王甲本第79军倒是往前走了几步，但由于黄涛第62军已退，自己又遭第40师团另一部袭击，于是顺势转入阵地防守。
	蒋介石大骂李玉堂调度无方。他又催促湘西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加速解围步伐。
	作为第24集团军总司令的王耀武，在此战中的指挥是有些问题的。常德会战中，方先觉第10军从衡山驰援常德第74军，虽然战果不能说上佳，但第10军为第74军付出了惨重代价：预10师师长孙明瑾阵亡、副师长葛先才被日军子弹贯穿胸部而重伤。从这个角度说，于公或于私，王耀武应当更用命才是。事实却并非如此：长衡会战爆发时，第74军军部在湘西桃源。主力第74军滞留常德时间过长在先，督率各军攻击不力在后。在衡阳外围战，只有李天霞第100军一度靠近衡阳，第74军所辖的张灵甫第58师等几支部队则乏善可陈。这是王耀武第一次以集团军总司令身份指挥三四个军作战，或有经验原因
	对王耀武长衡会战（以及抗战胜利后在山东战场）中的表现，第26军军长丁治磐有一席话，主要意思是认为王指挥大兵团作战不行：“主要是他军事素养不够，他黄埔出来，升迁太快，一下就当大官……王很用功好学，若早和我在一起，我可告诉他一些带兵、战术方面的事情，济南的战况就有可能改观。但蒋先生很赏识他，教他读《名吏传》等书籍，很想栽培他，若他来台，还是有用，至少比台湾这些人好（指后来随蒋退至台湾的将领）。”（《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当然，丁治磐这口气有点大了，人们一笑了之即可。不过，具体到长衡会战，老王没打好又确实是真的。
	总而言之一句话，衡阳外围的优势援军，面对区区一个多师团的敌寇，没有任何的协同，而是各打各的，始终不能形成一个拳头。当7月下旬长沙方向的毛利末广第58师团等开始南下衡阳后，无论是李玉堂还是王耀武，最终都把解围战打成了自顾自的防御战，至于不紧不慢从广西“散步”过来的黎行恕第46军就更别指望了。
	于是，人们就会疑问：到五里亭进行接应的曹营长以150人的兵力可以在敌人重围中杀个来回，数量多于此的援军何以不能突破当面日军的拦截？所谓的援军在局部有没有激战？有。有没有牺牲？也有。但在辽阔的衡阳西线打援的日军只有一个第40师团的情况下，各路援军怎么打成了那样？援军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普遍心理：万一真的打到衡阳后，反而被日军包围了呢？万一叫我的部队跟第10军一起守衡阳呢？各部前后三次朝衡阳方向进行所谓总攻击，外围貌似打得热热闹闹，但和衡阳的距离却是越来越远。
	这是1944年的悲哀。
	几天前，7月12日方先觉给蒋介石去第一封求援电，其实也想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当初，蒋介石不是要求第10军守10天到两周么？现在已超额完成任务。接下来呢？守10天到两周，为的是配合对日军进行两翼夹击的大部队，但打到现在根本看不到两翼夹击的可能性。在日军重兵追击下，衡阳东南的薛岳残部已自顾不暇，一翼已断；至于衡阳西南和西北这边，一个个部队蹦过来都难，遑论对日军构成反包围。7月下旬，当“一部死守、两翼夹击”的构想完全化为泡影的时候，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就需要及时调整部署，而不能叫第10军在那里死耗。但此时，蒋介石仍寄希望于“解围”这件事本身。7月27日，他给方先觉写了一封亲笔信：“守城官兵艰苦与牺牲情形，余已深知。余对督促增援部队之急进，比弟在城中望援之心更为迫切。余必为弟及全体官兵负责，全力增援与接济，勿念。中正手启。”蒋介石叫人将信复印为几百份空投衡阳城。
	现在的问题是：就算那一两支援军到了衡阳城外跟第10军接上头后，又该怎么办？
	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接应第10军突围；二是进入衡阳，跟第10军一起继续守城；三是跟方部里应外合打退甚至歼灭衡阳的日军。事实是：蒋介石不许第10军突围，至于第二种可能性也并非其所期待。也就是说，蒋介石仍在期待第三种可能性。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蒋介石此时正承受着史迪威和罗斯福逼他交出兵权的压力。如果衡阳突围后迅速沦陷，面对美国人他手里能打的牌就更少了。7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进取得手，则衡阳当可转败为胜。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从这个角度说，第10军是政治博弈的一颗棋子。可是从急速的战局演化看，在7月下旬对衡阳之敌予以驱逐已完全成为纸上谈兵，在打一天看一天的死耗中只能是把衡阳的结局推向一个反面。
	退一步说，不谈衡阳保卫战背后的政治因素，纯粹从军事的层面来看这场死耗，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的作战指导也没有可取之处，或者直接说他们压根就缺乏一个整体的作战指导，比如说始终没把“解围”和“决战”弄清楚。仗打到7月，整个湘桂之役看不出哪里是决战区，长沙？衡阳？还是桂林和柳州？好像都是，但又都不是。处处设防导致兵力更加分散，最终只能被保持纵线攻击的日军各个击破。美国记者白修德说得更加一针见血：“两个月内，战场上缺乏实在之司令部。”作为亲历者，葛先才在回忆录中的无奈是：“我高级司令部无精算、无配合、不知敌、不知己，不能适时供应战场需求以保持部队续战力，不能适应敌情变化，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单纯措施，都未能做好，更谈不上整个战局兵力之有效运用了。”
	另一个事实是：衡阳前后血战47天，为广西的守卫赢得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可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守广西门户全州的将领一枪没打就带着部队弃城了。桂林也只守了两三天，柳州丢的时间更快，广西战局最后完全演化成日军的追击战，最后一直打到贵州独山。难怪后来第9战区参谋长赵子立抱怨：“衡阳经过二十几日激战，又经过十几日激战，不能说没有争取了时间！但这个时间争取它干什么呢？真是毫无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衡阳第10军打得越惨烈，也就越悲壮。
	由于蒋介石就是不松口，方先觉就只能继续死守，等待所谓云雾里的援军，于是伤兵就越来越多，日军的包围也就越来越重，使得第10军最后丧失了突围的时机。打到这时候，衡阳保卫战除了将士英勇死斗、杀伤敌寇本身外，已经失去了一次作战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
	进入7月下旬，围攻衡阳的日军又增调了一个炮兵中队，山炮是在九一八事变时从东北军那里缴获来的。
	7月25日，东京大本营派人到衡阳前线视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衡阳守军之顽强出乎意料。在这种情况下，派第3和第13师团继续南下进行以韶关为中心进行打通粤汉线的作战是不适宜的，应立即把第13师团抽回衡阳。身在武汉的畑俊六叫他的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从南京赶往长沙，叫横山勇向衡阳投入更多的兵力，火速把滞留长沙的“攻城专家”第58师团派往衡阳。横山显然受到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的影响，认为此时恰恰需要给中国守军和援军一丝希望，这样的话日军正好歼灭来援的中国军队，而衡阳最后可以不攻自破。但这时，无论是中国派遣军，还是东京大本营，都没有这个耐心了。畑俊六派自己的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再次前往长沙，当面向横山勇下达东京大本营关于迅速增兵衡阳的命令。
	衡阳城外的日军此时日子非常不好过：这边打援，那边攻城，疲于应对。此外，长衡公路虽然基本修复，但通车路段是从长沙到衡山，而从衡山到衡阳仍需要驮马运输弹药和粮秣。即便是粮秣运了过来，也无非是咸盐就饭，同样想吃副食的鬼子，已把衡阳周边地里的南瓜叶和辣椒叶都吃光了。一个多月下来，这些日本兵还在衡阳城外晃悠，好像他们不是来攻城的，而是来衡阳郊区收菜叶的。
	这段时间，中美混合空军的飞机少了，但也不能说没有，在“低空盘旋的美机监视”下，日本人在酷热的白天，大多数时候待在碉堡、交通壕或洞穴里。鼹鼠式的生活是1944年夏衡阳城外日军的写真。以第133联队长黑濑平一为例，他在张家山栖身的简易碉堡，是工兵在一个坟墓上挖掘建造的：“埋在里面的棺椁的形状像笔画一样清晰可见。”有的碉堡里，中国士兵和日军肉搏战死后的尸体来不及处理，日军只是在上面盖层土，然后就睡上去，所以半夜醒来，他们翻身时，会压得下面的尸体噗噗地响。
	最关键的是，攻入衡阳的日子仍是个未知数。
	躺在尸体上的日军尖兵中队长武冈淳彦，后来在《湘桂作战体验记》中这样沮丧地写道：“大陆最炎热的7月就要过去了，还是攻不进去。”
<h4>
	灼热的地狱（3）：八月血雾</h4>
	1944年的8月，来到了。
	王辅在其《日军侵华战争》一书中是绝少抒情的，但写到衡阳保卫战时有这样一段：“这个军从6月28日开始保卫衡阳，并于当天将敌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击成重伤。那时衡阳周围的稻田中，处处还是青苗，即端午节的后三天。当这个军因无外援仍连战至8月初而血染衡阳时，周围的稻田，在不意中已呈一片金黄。”
	衡阳一战拉开大幕时，第13师团长赤鹿理将醴陵、萍乡一线的作战任务交给第3师团和第34师团，自己则带着部队继续南下，进攻第9战区长官司令部临时所在地耒阳，师团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野野山秀美在日记中说：“穿过雾气中的松林前进，心情爽快，不禁想起轻井泽（位于日本长野县东南的浅间山麓，为著名的避暑胜地）的高原地带的景象。”
	就在这个时候，这位参谋听师团长赤鹿说了句话：“衡阳那边的情况似乎不太好啊。”
	在东京，最心急火燎的，是马里亚纳海战失败后力排众议仍坚持把“一号作战”彻底打完的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本来他策动“一号会战”就有在战争末日鼓舞日军士气的隐秘目的，但如今在衡阳却收获了相反的效果。他也希望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把第13师团转用于衡阳方面。但后者仍坚持：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歼灭衡阳以东湘赣交界处的薛岳残部。如调第13师团过来，耒阳一线就会出现空挡，如此就需要把茶陵附近的第3师团调到耒阳，这样在茶陵以南围歼薛岳残部的计划就会落空。
	岛贯认为：必须等第3师团在茶陵以南取得重大战果后，才能调第13师团参加衡阳围城。至于第58师团是否推向衡阳，则看他们是否已完全把修复长衡公路的活给干完了。第11军攻击衡阳的有15个大队，修复长衡公路的有10个大队，在长衡连线以东山区围歼薛岳残部的有36个大队。畑俊六对这个兵力分配极为不满。
	但在东京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的双重重压下，横山勇还是决定增兵衡阳。
	他说服岛贯时，找了一个理由：衡阳未定前，在周边做歼灭中国军之状，有可能重蹈英帕尔之战的覆辙；而一旦攻占衡阳，周边的中国军未必会立即消退，仍有在周围将之歼灭的可能。
	横山叫从江苏赶来的船引正之第64师团警备长沙，立调毛利末广第58师团南下参加作战；赤鹿理第13师团以一个联队确保耒阳周边，主力迅速向衡阳东南靠近，在保障围攻衡阳部队侧背安全的同时，在湘江东岸的衡阳机场待命。横山把岛贯留在长沙，8月1日，自己带着参谋长中山贞武经湘潭宿夜后，于2日凌晨5点半飞抵衡阳机场。横山等人分乘三架侦察机而来。在衡阳机场，飞机还没停稳，他们就领略到衡阳守军的厉害了：多枚炮弹隔江呼啸而来。
	横山勇等人狼狈地下机，仍有一发炮弹在身边爆炸，副官顿时被炸重伤，两名士兵当场身亡。
	前来迎接横山勇的第13师团长赤鹿理吓了一跳。如果那枚炮弹再偏一点，横山这条命就交待在衡阳了。发炮的是回雁峰上的第74军的野炮部队。当时，炮兵营长陈布新观测到对岸的机场连续有日机降落，判断是敌军比较大的人物前来督战了，于是下令自己的两个野炮连把剩下几发炮弹全部打了出去。
	横山勇抵达衡阳机场时，日军虽还没发起第三次总攻，但局部重点突击仍没停下来。
	这一次，重点攻击方向是城西北易赖庙前街和西南西禅寺、花药山、苏仙井。预10师第28团一部扼守的花药山被偷袭，师长葛先才下令退守岳屏山。易赖庙前街方向，第3师第7团第1营代营长穆鸿才战斗中被日军狙击阵亡。西禅寺，庙宇和古树已全部被毁，但阵地仍在第3师第9团第3营手里，营长赵寿山接替的是在虎形巢战死的孙虎斌。萧圭田团长派王新营长率第1营残部支援，方先觉则把辎重团一个营补充到第9团，同时将江防暂54师的手榴弹补充给城西南与城西北阵地的守军。
	第10军陆伯皋工兵营残部、军炮兵营残部退守五显庙之后的苏仙井。
	陆营长阵地设置奇绝：阵地前外壕中，从一半高的位置，布下铁丝网，并挂上铁蒺藜。在日军跳下壕沟时，既为暗器所伤，又无法隐蔽。陆营长亲率手榴弹突击队，摸近予以精准投掷，壕内日军大半被炸死。其他部队纷纷效仿。没铁丝网的，就把外壕加宽加深；没兵力扼守的地段，就以树围子为障碍，上面挂上手榴弹。
	一句话，阵地一次次被日军的炮火和飞机摧毁，守军一次次将之最大限度地抢修，依之而再战。
	小西门一度出现险情，容有略拎枪督战，又化险为夷。
	进入8月后，衡阳之惨烈与凄苦，已到了非语言可以形容的地步。
	举个例子：预10师工兵连连长黄仁化阵亡后，被部下收殓于一口棺材中，但很快棺材就被日军的炮弹炸飞。部下又寻得一根尸骨，将之装在瓦罐里，但瓦罐在当晚又被日军的炮弹炸飞。被打得陷入魔怔般的日本人，最后冒险地把野炮推至守军阵地前百米内进行射击。
	两天前的7月31日，方先觉给蒋介石去了一封电报：
	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赴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追忆！自开始构工，迄今两月有余，我官兵披星戴月，寝食俱废，终日于烈日烘炙雨浸中，与敌奋战，均能视死如归，恪尽天职。然其各个本身之痛苦，与目前一般惨重，职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钧座略呈之。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质尽毁，幸米盐均早埋地下，尚无大损失。但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任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而痢疾者，日见增多，即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其容忍，坚守待援。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自昨三十日晨起，敌人猛攻不止，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
	两天后，蒋介石复印多份的亲笔信再次被空投于衡阳城，内容令人失望：
	我守衡阳官兵之牺牲与艰难，以及如何迅速增援，早日解危围之策励，无不心力交瘁，虽梦寝之间，不敢忽之。惟非常事业之成功，必须经非常之锻炼，而且必有非常之魔力，为之阻碍，以试验其人之信心与决心之是否坚决与强固。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之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象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之大事，自有天命，唯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以一死以报国家之决心赴之，乃可有不谠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最后之胜利与光荣。第二次各路增援部队，今晨已如期到达二塘、拓里渡、水口山、张家山与七里山预定之线。余必令空军掩护，严督猛进也！
	7月下旬的蒋介石，一面关注着衡阳战事，一面在黄山官邸召开了整军会议。
	事情的由来是蒋介石偶然得知并现场目击被抓的壮丁遭到军官的虐待，长官玩忽职守、尸位素餐。在日军“一号作战”攻势下国军的大溃败、衡阳围城未卜以及美国人的逼宫的各种压力下，怒火浇头的他立即下令枪毙了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中将，对作为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的军政部长的何应钦也是一顿大骂。
	会议上，蒋介石说了这样一段话：“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已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
	蒋介石在会上举了军政部购买的医用纱布出现伪劣产品的情况，说：“用这样的纱布为前方浴血的战士裹伤，伤口安能不感染？这是跟倭寇同谋犯罪！”
	继续说那座孤城。
	衡阳为伤兵止血的纱布快用完了。
	被截留在衡阳的兵站医护长罗立三问方先觉怎么办，方说：“那只能把士兵的绑腿布解下洗后消毒来用了！”
	伴随着伤兵越来越多，日军那边的医疗条件同样简陋并已经得了霍乱，其城北杨家坳野战医院内已有人因此死亡。这令横山勇极为恐惧，此时的他更急于攻占衡阳。从长沙而来的第58师团已经赶到城西北，第13师团相关部队也已进驻湘江东岸。他决定在8月4日从衡山出发的辎重部队到来之时作为第三次总攻击的日子。
	8月3日战场寂静，衡阳处于一种无法形容的气氛中。
	在衡阳城里，从各处转来的伤兵已经达到了6000人，重伤员超过1300人，除了苦苦呻吟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死亡和即将轰然而至的衡阳之结局。
	转天，横山勇下令对衡阳发起第三次总攻。
	总攻前，日本第5航空军对衡阳城外阵地和市区进行了最大规模的一次空袭。
	设在城北第11军前进司令所杨家冲附近的军直属野战重炮联队发射出4000多枚炮弹，一时间整个衡阳陷入地动山摇中。
	一天前，蒋介石电令黄涛：“着第62军不顾一切牺牲，再迅速奋勇前进，如达到衡阳解围，官升级，兵有赏。”
	第62军已无力再进攻，但鉴于蒋之命令，只好以衡阳西站为目标，再做突击姿态，实际上只能原地踏步，固守现阵地而已。西北方向王甲本第79军的情况与之大同小异。广西来的黎行恕第46军已进抵雨母山，也只是应付差事般参与了争夺战，随即偃旗息鼓，退回了广西。军搜索营连长臧肖侠回忆：“是晚，闻衡阳西南郊援军与敌人接触之枪声密集，且越打越近，最后如呼之欲出，似在眼前。我守城部队至感兴奋，但在东方发白之时，不知何故，枪声越打越远，而至消失，守军之期待，亦随着朝阳下之白露，化为乌有。”
	日军发起进攻后，西南面岩永汪第116师以接替被打死的和尔基隆的儿玉忠雄第120联队为左翼，攻西禅寺；黑濑平一第133联队为右翼，攻苏仙井。配属的第34师团针谷支队攻天马山；堤三树男第68师团，以调到南城的志摩旅团攻击岳屏山，一部攻雁峰寺；太田旅团进攻学校高地、森林高地；新进入战场的毛利末广第58师团，主力攻易赖庙前街、青山街、杜仙庙、杨林庙，一部攻城北演武坪、杜家港，目标直指小西门和北门；赤鹿理第13师团以主力警戒衡阳东南的薛岳残部，炮兵联队对西岸进行炮火支援。伊藤义彦第65联队控制在东岸之潇湘码头，计划以两个大队强渡湘江；青木成一第40师团仍在西南外围拦截中国援军：南起七里山，经雨母山，北至狭山冲，在20公里以上的防线上打援（对鬼子来说，如果他们排列功勋的话，在衡阳攻略中，最抢眼的不是被打残的第116师团，而是四处封堵的第40师团）。
	开打前，横山勇叫岩永汪通知黑濑平一：“司令部接大本营来电，即刻起，黑濑大佐晋升少将。”
	岩永带着事先秘密准备的少将军阶的领章，在士兵的护卫下来到张家山。
	通常情况，由大佐晋升少将，相应的就会有新的职务任命，毕竟大佐对应的职务是联队长，少将对应的职务是旅团长、军参谋长。岩永自然明白，拍了拍黑濑的肩膀，说：“攻略衡阳到了最后关头，你仍需要指挥联队作战，并无新职务任命，但不要着急……我师团能否首破衡阳，就看少将的了！”
	黑濑黑着脸，把第133联队所有能作战的步兵组成三个突击队，结果令他的脸又变惨白。
	第1突击队，广野茂生少尉率领，由第1至第4中队组成，76人；第2突击队，东条火夫大尉率领，由第5至第8中队组成，87人；第3突击队，三浦纪行少尉率领，由第9至第12中队组成，81人。东条担任总队长。这些人四分之一是轻伤员，而军官只有五名。联队原本3000多人，由此也就可以推知他们在衡阳城下被毙杀了多少人。
	岩永把一度参与打援的第109联队饭岛大队调回，配属给黑濑。
	黑濑联队的目标是萧家山身后的苏仙井高地，它位于东边的岳屏山和西边的天马山之间。东条突击队在右翼，饭岛突击队在左翼。后者很快布置完毕，但东条那边迟迟没消息，电话询问亦无明确回复。炮兵部队开始催，啥时候进行火力支援啊？半个小时后，东条派过来一个副官，说进攻准备约推迟一小时。黑濑询问原因，那名副官说了半天，也没完全说清楚理由，其中一句好像涉及什么昆虫。
	黑濑决定不再等东条突击队，炮击立即开始。
	饭岛突击队的一个中队，在火力掩护下，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沿一侧池塘弯腰疾步，二十多人冲进前面被炸得一塌糊涂的房屋。但就在这时候，岳屏山和天马山方向射来密集的子弹。日军后续部队与冲进房屋的士兵被隔绝。隐于后面战壕的守军开始向房屋投掷手榴弹。右翼的东条突击队不是准备好了吗？本应该一起突击啊，在黑濑的质问下，东条的回复是：中国军的侧击太猛烈！
	黑濑说：“这是战斗！”
	东条虽率部发起进攻，但很快就被打了下来，而突击到房屋的日军已被守军全部炸死和射杀。
	其实，对日军来说，除了东条突击队畏缩不前外，还有就是：要想攻下苏仙井，必须拿下左右两翼的天马山和岳屏山，但负责攻打岳屏山攻占的第68师团太田旅团和负责攻击天马山的第116师团儿玉联队都没进展，后者连天马山前面的西禅寺还没占领。该联队旗手星野博在回忆录《衡阳最前线》中写道：“敌军主将方先觉是过去两次长沙作战中固守长沙的猛将，他的部下忠诚勇敢。守卫衡阳时，连长、营长、团长带头冲锋逆袭，夺回被我军占领的阵地。危急时，师长、军长也亲自上前线激励部下。”
	黑濑决定进行夜袭。
	晚10点，黑濑接到饭岛和东条“准备完毕”的报告，但该冲锋的时候又掉了链子，不仅仅是右翼的东条，就连左翼的饭岛也没发起冲锋。过了一会儿，黑濑接到饭岛的电话：“少将！没能发起进攻，除了现在的士兵有畏敌心理外，还跟中、小队长全部战死有关，事实上，已经组织不起夜袭了。”
	就在黑濑束手无策时，又接到师团长岩永的电话：“解除饭岛大队的配属，归师团直辖，重新调往外围阻止重庆军救援衡阳！”
	饭岛大队又走了。
	这说明在衡阳外围打援的日军兵力吃紧了。
	饭岛带人走后，黑濑把东条叫来，下令道：“你部需要单独发起冲锋。”
	东条是7月23日才由野战补充队转到现职的，没什么作战经验。进入野战补充队前，在国内当小学校长。对他来说，距离第一次当兵已经是很遥远的事儿了。“一号作战”开始后，由于兵力不足，他作为后备役人员被征召入伍，这一年已经50岁了。
	接下来，东条校长硬着头皮率部冲锋时，被一枚子弹射穿脖子。
	至此，中国守军先后射杀了黑濑联队的六个大队长：三个原装的，三个代理的！
	东条身后的两个中队长，也先后重伤。现在，黑濑的工作就是不停地任命代理大队长、代理中队长。第1机关枪中队长藤田贞明中尉代理第1大队长；第2大队副官堺靖男中尉代理第2大队长；第3大队队副西口克己中尉代理第3大队长。这几个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代理大队长了。
	藤田和堺两中尉向黑濑请命，入夜后再攻苏仙井。经历了东条的胆怯后，两个青年中尉的主动精神叫黑濑很欣慰。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是黑濑万万没想到的：在晚上9点过，守军的一枚炮弹打来，正在一处建筑物开会的藤田当即毙命，堺则身负重伤。
	这样的话，在黑濑联队里，具有大队指挥经验的，就剩下半年多以前首破常德的西口克己中尉了。
	终于恼羞成怒的黑濑遂决定，如果西口冲锋再失败，他将以刚刚晋升少将的身份，亲自举着联队军旗，向衡阳发起最后的冲锋。没有人挡着他，如果不怕中国守军的子弹，那就来吧。当天夜，其实已经有些胆怯的黑濑，下令将在张家山的军旗秘密前移。据说，残余的鬼子们得知这件事后，整个全联队（其实也没几个人儿了）有一种悲怆的情绪在弥漫。
	预10师曾京第28团扼守的五桂岭北翼、接龙山和岳屏山遭日军猛烈攻击，这一线完全被浓浓的硝烟所笼罩，在枫树山受伤未下火线的第2营营长余龙因重伤而阵亡，第3营代理翟玉岗营长亦二次受伤。用迫击炮连长白天霖的话说：“此时也，我官兵唯有用之烈如火的战志，面对敌人猛烈无比的攻击，以手榴弹与刺刀粉碎敌人波浪式的冲锋，浴血死战，寸土必争。碉堡垮了，武器毁了，人被埋了，但只要有一个未死者从灰烬中振臂高呼，无不创痛皆起，以一当十，以百当千，与敌人拼到底，和阵地共存亡。”（白天霖：《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
	接龙山出现危情后，在城西司前街第3师师部的周庆祥亲带工兵连逆袭，又夺回了阵地。刚返回师部时，即遭日军炮袭。周庆祥的两耳，自此被震得半聋。
	就在这一天，周庆祥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日军久攻不下的西禅寺已陷落在即。后来第116师团第120联队老兵编有《血泪的记录：岚兵团第120联队史》，其中记载了联队长儿玉的一段回忆：“登上梯子的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滚落下来，我官兵伤亡累累，前后怒号，有的军官亲自拿起轻机枪，顶在腰上进行射击……”
	鬼子困顿如此，更可想象西禅寺的中国守军之奋战的身影。
	第3师第9团赵寿山第3营残部几乎全部战死。第3师搜索连仅有的30多人作为增援部队，冲上必死之地西禅寺。
	天马山那边手榴弹爆炸声此起彼伏。
	此前，第34师团针谷支队曾侥幸攻占萧家山的一个山头，所以派过去夜袭天马山的大队晃晃悠悠，直到从三面遭守军手榴弹攻击后，才明白过来这里是衡阳。第3师第9团长萧圭田将预备队军辎重团的一个营顶上山，这里也就成了此时衡阳防御中守军兵力最多的地方。在天马山，中日两军互投手榴弹，用日本人的形容，爆炸的光芒如“焰火大会”。
	城西北，从演武坪到青山街，首入战场的毛利末广第58师团以“攻城专家”的姿态投入有生力量，第一次冲锋即在青山街撕开口子，小西门危在旦夕。激战中，第3师第7团团长鞠震寰受重伤，仍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刚从接龙山驰援回来的周庆祥，带着卫士排和军部卫士等70多人再援青山街，在暗夜中又将日军打出去。
	8月5日下午3点，方先觉召开紧急会议。
	军参谋长孙鸣玉和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皆在场。
	周庆祥又一次提出突围。方先觉还没说话，参谋长孙鸣玉就表示反对了，认为凭借现有武器和所剩弹药，根本没法完成突围，并再次提到余程万突围后的下场。孙鸣玉似有自己的想法。方先觉接下来表示，不能扔下城里无法转移的数千名伤员：“必要时，大家都来军部，我们一起死。”
	同时，方先觉下令：每个师长身边只需留四名卫士，其余的全部顶到第一线。
	8月5日天黑后，湘江东岸第13师团伊藤联队的两个大队整装待发，准备午夜时强渡湘江。攻击前，他们发现江水中漂浮着大量油质的东西。横山勇得知后，立即想起常德之战第3师团渡河时差点遭火攻的事儿，判断守军朝江里倾倒了工业用油。横山还是比较疼第13师团的，下令取消了东面的步兵进攻，只向对岸提供炮火支持。
	到6日，第190师一个连扼守的北门外阵地和第3师第7团王金鼎第3营扼守的小西门外阵地已成为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新投入战场的毛利师团攻击不息。
	北门外，演武坪有三道阵地，阵地前是数百米的空旷地。
	毛利第58师团独立步兵第96大队长中西福松把大队分成四部分，一线一个中队，二线即大队本部，三线一个中队，四线一个中队，也就是说大队本部直接放在了一线尖兵中队后面。由于没有遮挡物，日军在入夜后，一点点匍匐前进，但还是被第190师守军发现，随即用仅存的迫击炮进行切割式轰击，各段日军遂陷入不能自如动转的状态。守军又将演武坪一侧的屋舍点燃，大火将整个阵地照得如同白昼，匍匐前进的日军完全暴露。
	大队长中西立即命令日军装死。
	守军照旧炮击枪射，日军尖兵中队死亡殆尽。
	中西见装死不成，跳起来舞刀冲锋。守军机枪声更是猛烈。
	这个大队的日军，通过空旷地后，中西大队残部进至北门护城河前（宽10米、深2米）。北城附近有个医护点，有守军伤兵数百名。可行动之轻伤员为寻觅食物，在夜间用门板搭成便桥，去敌前阵地寻野菜，回来时忘记把木板去掉，遂被日军利用，冲过护城河。营长鹿精忠率部逆袭，但已堵不住日军，他们经北门，冲入衡阳街市。
	这是8月6日深夜的事。
	另一侧，相乐独立步兵第93大队攻击小西门，在一片喊杀声，中日两军陷入最后的死战。担架上的第7团鞠震寰团长重伤殉国，王金鼎营长亦身中数十弹阵亡。在战斗间歇，王营长遗体得以火化，第2营营长侯树德营长腰悬王营长的骨灰袋继续与敌激战。相乐大队也做敢死冲锋，扔下上百具尸体后，在混乱中冲入小西门。
	北门和小西门洞开后，再想堵就不好堵了。
	冲入衡阳北门的中西大队，用一个分队控制了附近的制高点天主堂。
	方先觉把身边仅有的特务营的一个连的残部派出去，还是曹华亭任营长。在带人路过县政府时，一行人遭天主堂楼顶上日军的掷榴弹袭击。曹营长带人掉头转攻天主堂的日军。多少年后，在多种衡阳阵亡校尉名单上没有曹营长的名字，估计是他劫后余生了。但一个偶然，在曹营长家乡网站的烈士栏，我看到了这样一行字：“曹华亭，1918—1944，城关镇杨岗村人。”
	那一刻，让人热泪长流。
	曹营长是河南濮阳台前县人。
	正如前面说的那样，去城外五里亭接应所谓援军的曹营长，是最有机会逃离衡阳的。但壮士却选择了另一条路，这是一条令他内心安宁之路。
	城中混战开始后，方先觉把军部剩下的幕僚杂勤派往各个街口，又急调沿江守备饶少伟暂编54师，将其加强营一分而三，调至城西司前街、苏仙井、接龙山北翼，作最后的扼守。到8月7日拂晓，北城枪声不息。几个小时前，按葛先才在回忆录中的记述，周庆祥来到了他的师部。交换战况后，周庆祥问葛先才对战局有什么观感。
	葛先才说：“已经没有续战能力了，目前只是苟延残喘。”
	葛先才认为，仅有之战力即将耗尽枯竭，第10军最后悲惨的结局即将降临。但同时，他又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必与敌拼至最后时刻，尽人事而听天命。
	葛先才说：“个人生死荣辱，已置之度外。”
	周庆祥则表示，第10军即将失去杀敌能力，弹药亦将尽，而且没有补充。现日军已突入城中，再无法堵住。日军攻衡阳旷日持久，伤亡惨重，必对第10军恨之入骨，担心城破后，日军通过屠杀进行报复。
	周庆祥说：“固守衡阳，已成历史，失守之责，后人自有公论。作为现地长官，眼下当为已无续战能力的士兵着想，这一重责不亚于固守衡阳。城池丢了，可以收复；官兵被屠杀，则不能补救。如果处理不当的话，我等没法向他们的家人交代，必当留下终身遗憾。还有就是，像你在先前的会议上说的那样，要为第10军保存一根苗。”
	葛先才表示周庆祥的见解入情入理，自己不能歪曲事实，要周说具体行动的步骤。
	周庆祥说：“我军、师长必须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必要时牺牲自己。用军长、你我三个人的性命，换取近万名官兵生命的安全。如果能够达到目的，死无憾矣！具体来说，可以先稳住敌人，免其陷入疯狂，迅速提出有条件的停战，停战后，即不得伤害或侮辱第10军士兵，并为伤员治疗。如果敌人不接受这俩基本条件，就用血肉之躯跟他们拼到最后一人一弹而结束这一役，就像你以前说过的那样，军长以下全部战死衡阳。如果敌人答应上述条件，但又要处置第10军的军、师长，那么我们几个人当甘愿一死。这样死不如那样死有意义，但也心安理得。”
	周庆祥告诉葛先才，他是直接从军部来的，已将以上的构想跟方先觉说了。
	方先觉叫周庆祥征求葛先才的意见，然后自己作出决断。按葛先才回忆，当时周庆祥向其复述了方先觉听到对策后说的一番话，要点是：“全军阵地虽仍在激烈苦战，但人弹两缺，腹背受敌，势难持久，终将发生突变，一发则不可收拾。我虽同意你的想法，能否达到理想，尚在渺茫中。我给你个范围，斟酌去办理。我愿以一死，代替全军将士之死亡。若既未能固守衡阳于先，又无能维护近万官兵生命之安全于后，将如何向国人、领袖以及近万官兵的亲人交代？我又有何颜面活下去？另一方面，葛师长是宁死不屈的性格，真有宁为玉碎而不为瓦全的精神。在他的决心下，任何压力、友情都不能夺其志。你很清楚他的为人，必须与他慎重究讨。等大家意见完全一致后，我再作出处置。”
	葛先才听后，说：“续战能力快尽了，是事实；担心敌人用屠杀的手段进行报复，也属于应有的顾虑。要是以牺牲军长和你我三人的代价，保全近万名士兵的生命，既划算，又应该。我同意你的想法。你我是黄埔军校同期的同学，一起东征西讨、出生入死十多年，是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你自愿忍辱负重，跟敌人谈判停战，我非常敬佩，只要能达成你的构想，我这条命完全交给你去支配。但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有辱国羞祖的行为，有违反初衷之处，恕我不能接受任何人的意见。与敌人交换停战条件时，盼老兄站稳立场。”
	7日黎明过后，横山勇下令，集中军直属野战重炮联队、独立山炮联队、各个师团所属的野炮联队和山炮联队以及所有步兵炮，轰击第10军的阵地和城区。这是抗战爆发以来，日军围攻一座城市时炮火最猛烈的一次。就在这一天，率部进攻岳屏山的第68师团的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在一线教士兵怎么把投来的手榴弹反掷回去的时候，被预10师曾京第28团的狙击手从容击毙。
	这是第10军在衡阳战中毙杀的日军最高军阶的指挥官。
	指挥进攻苏仙井的黑濑平一心情有点复杂，因为一个少将军职终于空缺出来了。
	城北巷战开始后，由城南调至大西门的预10师第28团团长曾京，见日军不断由北向南突击，中央银行军部已处于危险中，便带着一队士兵赶往军部。方先觉身边的特务营残部都已经派出去了，身边已经没几个人了。曾京看到军长正在给腿打绑带，后者抬头见曾京带人赶来，皱眉喝斥道：“不要管我！守住你们的阵地，赶快回去！”
	在日机重点轰炸的天马山阵地的后半部，第3师第9团团长萧圭田、预10师第29团团长朱光基、预10师第30团团长陈德坒并肩战斗，萧圭田受伤。第3师张金祥第8团得到第190师一部增援，五桂岭北翼阵地仍在扼控中。但岳屏山已被日军攻占三分之一，第28团团长曾京率残部去逆袭，虽然重新占领阵地，但只有70多个人了。迫击炮连连长白天霖后来回忆时发出如下感慨：“何以防守原阵地？但是，不如此又将如何？”
	衡阳这一次，是真的到了最后的时刻。
	重庆方面密切地关注着衡阳的变化，除第10军的电报外，就是飞机空中观测的反馈。从蒋介石到各部要员，他们的日记里关键词几乎都是衡阳。以军令部长徐永昌8月7日的日记为例：“衡阳方虞未电，衡城北部被敌侵入，其余阵地均在猛攻，危急万分。又方虞申电，衡阳已在混战中。”
	午后的时候，方先觉与孙鸣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在中央银行军部开倒数第二次会议，商量城破时的对策。没通知暂54师师长饶少伟参加。饶正率部封堵从北城攻入的日军。在会后，给蒋介石侍从室（此前的电报，均按正常渠道，发至徐永昌的军令部）发去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
	从这份电报的内容看，在这次会上，方先觉对周庆祥提出的动议没作出最后的决断。
	关于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后人知之甚少。只知道开完会后，方先觉打发几名师长各回指挥部。葛先才不走，方问为什么，葛说手里没兵了。方先觉喊住周庆祥，叫周把天马山阵地的萧圭田第9团交给葛先才指挥。师长们走后，中央银行军部，方先觉身边只剩下副官处处长张广宽、辎重团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三人以及卫士、通信兵和其他勤杂人员20多人。
	在重庆，侍从室的林蔚接到芷江空军基地工作人员用电话口头转来的电报内容，遂上报蒋介石，后者心情遂跌至深谷。蒋条件反射似地在复电中说：“明日援军必至！”随后，蒋给王耀武去电，叫他转给一线部队长：若8日仍不至衡阳当以军法从事。结果是8日仍没至，且援军将领没有一个人受到军法惩处。预10师第28团团长曾京对此的评价是“决而不行，督促不力，赏罚不明”，并用“军令不严肃”论之！
	蒋介石要求军令部长徐永昌通过军委会战讯向社会发表方先觉“最后一电”（电报内容由侍从室的林蔚向徐永昌口述），继而大报纸纷纷转载。《扫荡报》社论说：“‘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两句话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侍从室的唐纵在日记中则写道：“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铨叙部次长王子壮日记中的说法是：“心为凄然欲绝，一切作事均觉无绪。”但是，发出“最后一电”后的衡阳，在各种原因与合力下，拐了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弯。
	情况最初发生在西禅寺。
	那是一天前的8月6日，在傍晚时分，阵地上一名被俘的第9团的军官表示要见日军部队长，第116师团第120联队长儿玉忠雄会见了他，这名军官突然表示，如果能修复从西禅寺到大西门的电话线，他愿意劝说守军放下武器。儿玉自然不轻信，但觉得可以一试，于是将其放回。7日拂晓，那名军官打来电话，他告诉儿玉：“大西门守军愿停止抵抗，稍后将有一名有资质的将军前来交涉。”7日天黑后，该军官又打来电话。按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的记载，该军官代表的是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说重庆第10军参谋长以下人员有意投降……”
	几个小时前，8月7日下午3点多，在第116师团儿玉联队和第34师团针谷支队夹击下，天马山的第3师萧圭田第9团渐渐不支。《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中记载：“在7日下午，天马山出现白旗。黄昏时分，城南第68师团正面也出现了白旗。”该师团《独立步兵第61大队战史》记载：“（8月7日）17时，湖南的山河让人感到初秋在傍晚早临，整个战线一片沉寂。有报告说：‘敌人那头有些奇怪，好像发生了什么事。’过了一会儿，见敌人阵地上一面三角形的白旗左右挥动，好像在打信号。‘升白旗了！’‘敌人投降了！’不知谁大声喊了起来，白旗陆续出现，有远有近。”《一号作战之湖南会战》的记载是：“在傍晚5点左右，第68师团太田旅团正面的森林高地和志摩旅团对面的岳屏山都出现白旗。”
	转天上午，苦守衡阳47天的第10军向日军缴械。
	从8月6日黄昏西禅寺上的第9团军官跟儿玉联系，到晚上周庆祥先后跟方先觉、葛先才交谈；从7日中午召开军部会议，到会议后军参谋长孙鸣玉前往大西门；从那名军官说大西门守军有意放弃抵抗，到下午天马山、傍晚森林高地和岳屏山出现白旗，这一天两夜的时间里，衡阳到底发生了什么？
	多少年后，各不相同的回忆把当时的真相围上了更深的迷雾。
	关于8月7日天马山出现白旗一事，有两个说法：一是孙鸣玉为把天马山的部队撤到大西门，叫士兵打白旗诈降；二是周庆祥的主意，是决意停止抵抗进而跟日军谈判。但可以断定的是，当晚第116师团黑濑联队正面的守军依旧顽强射击，所以在天马山、森林高地、岳屏山出现白旗后，黑濑的判断是：“这是重庆军为掩护撤退惯用的欺骗手段。”
	7日傍晚6点左右，方先觉召开最后一次军部会议，这一次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皆至。由于攻入城内的日军已向中央银行逼近，方先觉指定自己一旦遭遇不测后代理军长的顺序：周庆祥、孙鸣玉、葛先才……在会上，方先觉进行最后一次调整：葛先才仍在城西南指挥，周庆祥由城西转至城南指挥，城西的指挥交给饶少伟（由于接到蒋介石8月8日援军必至的电报，在一种记述里，称方先觉决意第二天拂晓前突围，突围部队由周庆祥和孙鸣玉指挥，因为现在第3师还有兵力，方和其他师长则留在城里不动。突围后因日军在午夜再次发动攻击而夭折。在这种记叙里，称方先觉下令将部队集中在大西门，但又称突围路线走城南五桂岭，从这个细节看实在是矛盾的）。
	就是在这个会议之后，副官处处长张广宽代表方先觉出城跟日军接洽。
	张广宽带来的有条件停止抵抗主要包括：第10军绝非投降；日军立即停火；日军不得杀戮士兵；给予伤员以治疗；安葬第10军战死者；第10军官兵绝不离开衡阳，保留第10军番号建制。所以在7日傍晚时分，日军看到军部副官处处长张广宽打着红十字会旗，向第68师团旅团长太田的指挥部学校高地走来（关于张广宽出城，在“突围说”的叙述中，称这是方先觉的缓兵之计，为的是掩护拂晓前的突围）。太田上报师团长堤三树男，后者称：“必须方先觉亲自来。”
	这期间，南面日军暂时停止进攻。
	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没见方先觉来，日军于是继续进攻。
	8点多的时候，张广宽、孙鸣玉，在周庆祥护送下来到城南，但这一次没跟太田接洽上。随后，张广宽、孙鸣玉又在容有略护送下转赴西禅寺，见到第116师团联队长儿玉。儿玉带他们见到了第116师团长岩永汪。岩永认为，仍应将其交给城南的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于是又将一行人送回城南。堤三树男表示同意守军的条件，但第10军需要立即自行解除武装。
	孙鸣玉一行人回城禀报方先觉。
	横山勇对第10军表示愿意停战当然求之不得。
	一是衡阳打了47天，如果再拿不下来，无论有什么样的措辞和战略想法，他都没法对中国派遣军、东京大本营交代；二是，在伤亡如此惨重的事实下，如果再打下去，日军的损失就会创造新高。但横山毕竟狡猾，他决定在守军陷入彷徨时，对其进行最后的精神打击，故而令炮兵把备用炮弹全打光。
	当日夜，蒋介石一宿起来了三次，为衡阳守军祈祷。
	傍晚时，中美混合空军的侦察机出现在衡阳上空，把衡阳的战况传回了重庆：“城西北角似有战事，其他符号（指守军设置的地空联络符号）仍指向西南，表示敌正进攻中。”晚上蒋介石得到这个情报后坐卧不宁。在晚上写下的日记中，这样说：“综合各报，城北一部虽被敌攻破，但其范围未曾扩大，尚未绝望之局，只有督促援军，明日能如期急进，以势论之，此次战车之参战（指从永州北调的彭璧生第2突击纵队的坦克部队），应可如期成功也。”
	这时候的蒋介石仍在一厢情愿地幻想。
	午夜过后，第10军再次派出军使来到城南学校高地，称方先觉正式决定放弃抵抗，同意日军提出的解除第10军武装的要求，同时希望日军遵循所答应的条件。双方约定第二天天亮后在城南会谈。城南的日军一度停止攻击。但凌晨时分，在北城里方向，第58师团又继续发起攻势，到天亮前，控制了衡阳城区的三分之一。
	凌晨5点，枪声离中央银行越来越近了。
	在这个时间段左右，方先觉一时想拔枪自尽，枪被身边副官王洪泽、辎重团团长李绶光打飞。
	一个小时前，8月8日凌晨4点时，蒋介石又起来，祈祷衡阳转危为安。
	蒋介石执迷地寄希望于援军在8月8日解围。但如果他知道现场的情况，就不会这样认为了。美国记者白修德曾前往衡阳前线观看黄涛第62军的作战，后来在《雷霆后的中国》一书里，白修德这样记叙：“全线没有一个人在行动……我们发觉我们所见即是反攻，战役不会再有其他的结果了。”
	8月8日第一缕阳光出现在衡阳日军第58师团大队长相乐所执军刀的锋刃上。
	这个鬼子所率的部队，已看到位于衡阳市中心的第10军军部所在地中央银行的建筑了。但日军没再向前攻击，此时城外日军亦停止射击，并稍微向后退却。
	清晨时，葛先才接到方先觉的电话：“敌人已经接受停战条件，但敌人也提出了条件，要求我军解除武装。我已经答允。协定今天中午12时起，双方同时停止战斗。停战缴械的命令已经下达。你安排妥当后，来军部，我们军、师长齐集一地，任凭其处置。你不要自我摧残，个人生死荣辱当在所不计。能达到保全我近万名战士生命安全的目的，我也觉得如释重任，忧虑的心情也宁静下来。我军衡阳一战，自始至终，只要问心无愧，别人的想法、看法以及褒贬，那是别人的事。”
	葛先才未答一言，只“嗯”了一声，随之泪下如雨。
	放下电话后，葛先才对身边的人说：“衡阳完了，我军也完了，一切都完了。”随后把停战缴械的命令告诉大家。
	葛先才对参谋们：“你们分别先通知五位团长及三位独立营长有所准备，命令随即送达。届时将武器留置阵地，官兵撤至城内休息。我官、民、兵未撤离阵地前，如敌向我阵地接近，则仍射杀之。”
	8日上午，会汉语的第68师团作战参谋大阳军胜来到中央银行，带着聚集在这里的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与饶少伟前往城南五桂岭中正堂，见到第68师团长堤三树男。堤突然起身表示，第10军是投降，不是有条件停战，并告诉方先觉：他们药品也紧缺，是不可能帮助第10军伤员疗伤的。
	方先觉力辩，自然无济于事。
	这时候，横山勇派第11军情报参谋竹内实孝（衡阳开打前，曾奉命侦察侦察地形）从城北而来，后者转达了横山对顽强奋战47天的第10军的敬意：“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此地的日本军深切体验，就连我天皇和大本营都有所耳闻。”
	方先觉则希望日军遵守以下诺言，不得杀戮被俘官兵，对阵亡者予以安葬，第10军保留建制，官兵绝不离开衡阳。竹内代表横山勇应允。后来，东京的报纸称方先觉率领第10军投降并举行了仪式。30年后，方先觉在台北接受日本学者古屋奎二采访时，说：“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史》）
	方先觉等人随后被日军软禁于城南欧家町天主教堂。
	竹内望着方先觉等人的背影，对堤三树男说：“我听说黑濑部队长手下的大队长、中队长和小队长几乎全部战死，这是华南的旅顺之役。”（日俄战争，日军攻俄军扼守的旅顺要塞，伤亡6万多人，仅203高地一役就损失过万）
	中午11点，衡阳的枪声完全消失。
	衡阳一陷落，日本《读卖新闻》记者益井康一就进城了：“街上的建筑已经成了瓦砾堆，满街都是敌我的尸体，还有伤兵，连插脚的空隙都没有。在酷热的8月里，堆积如山的尸体已经腐烂，强烈的味道叫我不敢喘气。伤兵的伤口也在腐烂，上面爬满滚滚蠕动的蛆虫。在守军的一个野战医院里，有数百名士兵的尸体已经烂成一半白骨，整整齐齐地横躺着，排列成数行。”（《见证日中战争最后的大决战》）
	森金千秋当时是第58师团士兵，是常德会战的亲历者，此次长衡会战攻破长沙和围攻衡阳之役也都全程参加，战后写下《常德作战：幻的重庆攻略》《湘桂作战：大陆纵贯两千里》和《华中战记：最后的败走》。按《湘桂作战：大陆纵贯两千里》记载：“从小西门到整个北城，已全部化为废墟。另外一半，也已经看不到完整的建筑。这是一座比常德毁灭得更为彻底的城市。多少年后，想起这次作战，我都会暗自庆幸：啊，我活着进入了衡阳。”
	巷战是从西北攻入的第58师团打的，西南面的第116师团和南面的第68师团的士兵是洽谈结束后进城的。但是，说衡阳城发生过巷战，其实并非严谨的说法。从衡阳突围出来的一名军官对此作了解释：“谈不到巷战！因城内已一片瓦砾，看不见巷了。”预10师第28团第1营赵国民营长和第28团代理第3营营长翟玉岗都是在这看不到巷子的巷战中最后战死的。
	日军《第68师团史》中的记载相同：“衡阳已是一片瓦砾，连一只老鼠也不剩，甚至鸟雀也被打伤，电线杆上的弹孔像马蜂窝。街市上铺设着通往各阵地的交通壕，阵地与指挥所之间，连接着无数的有线通信网络。走到哪里都是尸体，散发着恶味。地下病房里，还有数百名伤员因没有药物治疗在痛苦中受折磨。所谓胜败，不过隔了一层纸。”
	8月8日午前，中美混合空军的侦察机飞抵衡阳上空，证实城已陷。
	几个小时后，得知这一消息的蒋介石，在日记本上写下：“悲痛之切实为所来所未有也。”
	下午时，中美混合空军的大批轰炸机出现在衡阳上空，对城中的日军进行了猛烈轰炸，此后每天都来两次。进入8月后，得到航空汽油的补给后，中美混合空军又活跃起来。8日的早上，横山勇得到第40师团的军情，称在祁阳通往衡阳的公路上，发现中国援军的坦克部队和车载高射炮部队，前锋已距离衡阳8公里。
	这是彭璧生的部队。
	闻听衡阳已经陷落，他们随后又回去了。
	衡阳陷落前，部分第10军部队长和士兵潜行而出，第116师团第120联队在《血泪的记录：岚兵团步兵第120联队史》中写道：“他们中一部分藏身周围山野打游击，方先觉的贴身部下等人不忍远去，逗留衡阳城外，联络当地政府、游击队、老百姓，设法解救被关押的方先觉等人。”
	其中，包括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
	在回忆录里，他这样说道：“余于最后之混乱状态中，率领残余士兵十余人，装扮伤者，化整为零，潜入花药山麓之破房内，将武器埋藏地下，挨过一昼夜的饥饿，利用夜暗，偷过敌人警戒线，进入衡阳西乡、长乐、罗洪庙一带山区，与地方武力结合，对敌展开数月轰轰烈烈的游击战……”
	衡阳的大幕就这样落下了。
	47天的战斗中，战死殉国的校级以上军官有：
	徐声先中校，预10师第30团第2营营长，城西南市民医院附近无名高地；
	余龙少校，预10师第28团第2营营长，城南枫树山；
	李昌本少校，预10师第28团第3营副营长，城南五桂岭；
	周国相少校，预10师第30团第3营营长，城西南湘桂铁路机修厂；
	赵国民少校，预10师第28团第1营营长，衡阳城内西市区；
	翟玉岗少校，预10师第28团第2营副营长、代理第3营营长，衡阳城内西市区；
	许学起少校，第3师第7团第1营营长，城西北易赖庙前街；
	孙虎斌少校，第3师第9团第3营营长，城西南虎形巢；
	谢英少校，第3师第7团第2营营长，城西杜仙庙；
	穆鸿才少校，第3师第7团第1营副营长、代营长，城西北易赖庙前街；
	邹亚东少校，第3师第8团团附、第7团第1营代营长，城西北易赖庙前街；
	鞠震寰上校，第3师第9团附团长、第7团代团长，城西青山街；
	王金鼎少校，第3师第7团团附、第3营代营长，城西青山街；
	苏琢中校，第3师第8团第2营营长，五桂岭；
	赵培孚少校，第3师第8团第2营代营长，五桂岭；
	李适中校，第190师第568团附团长，衡阳城北阵地；
	刘家城少校，第190师第568团第3营营，衡阳城内北市区。
	衡阳一战，葛先才预10师伤亡最重。周庆祥第3师整体上虽没预10师伤亡惨重，但其第7团为亦创下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一记录：47天血战中，第7团团长鞠震寰阵亡；所辖第1营先后三任营长全部阵亡，他们是许学起、穆鸿才、邹亚东；第2营一任营长谢英阵亡；第3营营两任营长李桂禄、王金鼎先后阵亡。更多的战士没留下名字，却以血肉之躯化作衡阳的一草一木，永远地留在了湘江边的这块土地上。
	现在要说的是，抗战八年中，在正面战场，中国军队取得胜利的大战，有台儿庄、万家岭、上高、五原、第三次长沙、雪峰山、松山、腾冲、龙陵等役。在以上几役，中国军队虽然取胜了，但具体到伤亡人数，仍是多于日军的，尤其是像松山、腾冲两战，名副其实的惨胜。在死伤交换比上，中国军队占上风的，只有1944年盛夏的衡阳一役。在战前，衡阳守军共计18,000人左右。横山勇致东京陆军参谋本部次长秦彦三郎和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的电报称：中国守军遗尸4100具，日军掩埋的另有1000多具。葛先才回忆，战死6000多人，这也是重庆军委会的数据。实际阵亡数字可能到不了6000人。衡阳陷落后，日军作了详细统计，俘虏守军13,306人。这些人里，轻重伤员有7000多人，非伤员6000多人，其中将近一半是辎重兵、通信兵、卫生兵、勤务兵等非战斗人员（此外，衡阳陷落后，应还有千人以上的民工）。
	再来看一下日军的伤亡。
	先看47天哪些日军参加了围城战：
	第116师团第133联队、第120联队以及第109联队一个大队，第68师团全部，第34师团针谷支队（以一个步兵联队为基干），还有后来参战的第58师团、第11军直属野战重炮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5联队。此外，第13师团伊藤联队和炮兵在湘江东岸进行火力支援，虽未直接参与进攻，但不应将之排除在围城部队。从新墙河到衡阳城下，以上诸部队在相关战斗中自然有减员，但损失不多。依此估算，参与衡阳围城的日军在6万人左右，是守军的3倍多。
	日军之伤亡是惨重的。
	森金千秋在《湘桂作战：大陆纵贯两千里》记载：主攻部队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在8月4日第三次总攻前，还剩下编制的十分之一。在《血泪的记录：岚兵团步兵第120联队史》里，参战联队长儿玉忠雄的回忆是：该联队在8月8日占领衡阳时，只剩下将近不到400人。一个步兵联队满员3000多人。黑濑平一第133联队，则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占领衡阳时，只剩下331人。（见《步兵第133联队史》）以上数字包括轻伤员。剩下331人，并不意味着这个联队的其他人就都被消灭了。从新墙河到衡阳城下有一些损耗，重伤员则运往其后方野战医院（攻打张家山的小熊少尉就一度执行护送任务）。但即使如此，第116师团的这俩难兄难弟般的联队也都被打残了。
	伊藤正德在《最后的帝国陆军之死斗篇》中记录下的衡阳日军伤亡数是19,380人，其中阵亡1万人。军官受伤910人、阵亡390人。
	按葛先才回忆，抗战胜利后，他奉蒋介石之命，去衡阳收集第10军将士的遗骨，过长沙遇到第10军老军长、第27集团军司令官李玉堂。李告诉葛，他曾问过多名日军师团长，衡阳一战，日军到底死伤多少，皆答：48,000多人。这个数字未必不具有真实性。衡阳战事结束后，东京大本营往中国前线补充20万新兵，这个记载来自佐佐木春隆的《大陆纵贯之一号作战》。其中，10万新兵直接进入第11军。从这个侧面可以推测日军在衡阳的巨大伤亡。伊藤正德就曾说过：“衡阳之战的真相被当时的军方隐瞒，使得日本国内的人们被蒙蔽，迄今不知其地名者仍大有人在。衡阳战，如欲令人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此种比喻虽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八年之战中唯一凄苦而值得纪念的攻城战则绝对准确。”
	另外，衡阳战期间正是最酷热的6、7、8月份，当时日军中已经出现恐怖的霍乱病人。在战斗结束的8月8日，日军的战死数已经近万人。在8日之后，因战伤和战病导致的新死亡数不会太低。按日军第27师团中队长、后来的历史学家藤原彰在《中国战线从军记》里的回忆，在整个“一号作战”中，由于战事连绵、天气糟糕、医疗简陋，日军的战病死人数是惊人的。
	通过综合分析，日军因衡阳战而死亡的总人数有可能达到15,000人（直接战死、战伤死、战病死），即使达不到这个数字，最保守的万人也已超过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的任何一次会战中的死亡数，包括半年多以后的最后一战雪峰山会战（雪峰山会战，中国军队投入了最精锐的第74军、第18军、第100军、第73军等部队，当时大多数部队已是美式装备了，不少士兵都拎着冲锋枪作战）。
	衡阳第10军的杀伤力着实令人瞠目和激赏。
	因为以前的时候，在正面战场，中国士兵付出至少五六条命的代价才能搏杀一个鬼子，前提还是兵力为日军的四五倍。在衡阳，面对三倍于己的敌人，一名第10军战士牺牲时，平均下来就已消灭了两个鬼子（葛先才实现了当初向方先觉的保证），这也是战争结束后日本第11军老兵提起衡阳就不寒而栗的原因。正如其战友会在1986年方先觉去世三周年的拜祭悼词说的那样：“直到现在，原日本军人当中还传颂着衡阳战场上中国军队苦战的精神，聚会时，总是异口同声地称赞守军的勇敢和各级指挥官的出色指挥。战友会上，不说上几句赞美方将军的话就不会散会。”
	此外，在正面战场，对守城这件事来说，两三天陷落是常态，而衡阳的47天实在是个奇迹。所以当年的《扫荡报》上有这样的评论：“就时间算，衡阳阻敌47天；若就消耗敌实力，挫折敌锐气算，衡阳阻敌何止47天！”
	后来，葛先才从衡阳脱险，回到了重庆，何应钦见之，说：“衡阳一战打得很热闹，但好像第10军军师长没有一人殉职？”
	葛先才徐徐答：“军、师长有人殉职，也打不了47天了。”
	衡阳第10军大量杀伤日军，守了47天，除将士用命、战术不乱外，还在于防守阵地之奇绝。正如日本军史学家伊藤正德说的那样，衡阳城外的人工断崖，日军既难以接近，也无法攀登。此外就是手榴弹战的超水平发挥和对迫击炮的灵活运用。回过头去看，衡阳47天里，几乎囊括了当时战争中的所有场面，正如搜索营第1连连长臧肖侠说的那样，有强攻、逆袭、包围、夜袭、侧击、驰援、转进、炮战、强渡、肉搏、防空、防毒……
	当然，伴随着奋勇的杀敌，也出现了最后几天的迷雾和悲剧的结局。
	这种迷雾，伴随着周庆祥在几年后的国共内战中因作战不力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方先觉的长年沉默，以及葛先才在回忆录中的某些曲笔而更加浓厚。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有不少国民政府的军队倒向日军，就连当年和张自忠并肩在临沂抗战的庞炳勋，被俘后也投降了日本人。但他们往往是杂牌军。作为中央军成建制地放下武器，在1944年夏天之前还没发生过，以至于有人说，只要外面的援军一日未死绝，方先觉就不能为自己叫冤。如果从当时衡阳还没打到真正的弹尽兵绝这一点去谈，这样的看法是没问题的，但假如仅从外面还有所谓援军这个角度来指摘方先觉，则值得商榷。正如前面说的那样，虽然解围部队有努力也有牺牲，但不能说他们担负起了自己的职责。总之衡阳保卫战是复杂的，每个历史人物在自己人生中最关键的一刻都会有此后不可复制的内心纠结，每个历史现场也都有着后人无法完全洞察的偶然。正是各种合力的推动造成历史上唯一的结果，如果仅用结果去反证原因，到头来只能漏掉太多。
	衡阳陷落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以汪伪政府的名义，授予诸人“先和军”军长、师长等名号。日本人也知道，想叫方先觉等人真心投降做汉奸是不可能的，但如果杀掉方先觉等人也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日本人实际上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状态。这导致他们对方等人的监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城陷后没多久，周庆祥、孙鸣玉即率先逃出衡阳。三个月后，方先觉在衡阳军统人员的策应下逃出。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人随后也脱险。到1944年年底，第10军将领和军官陆续逃脱，返回了重庆。服部卓四郎在《大东亚战争全史》的说法是：“通过这次衡阳会战，我军感到了中国军士气的旺盛。特别是这位方军长，成了我军的俘虏后，态度伪装得很巧妙，乘机逃走，又重返重庆军。”日军司令部之所以容忍方先觉等人出逃，除了骑虎难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太平洋上大势已去的日本，进入了有病乱投医的状态，衡阳战事结束后的8月19日，御前会议通过了一个寻求机会跟重庆国民政府讲和的决议，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先后逃出，有以上这个背景。当然，在二战大势如此明朗的情况下，重庆是不可能搭理东京的。
	很多校尉和士兵也在日军令其自寻食物的时候趁机逃离。
	按葛先才回忆，日军大体兑现了诺言：“敌人对我官兵之处置做到其诺言之半，确实未伤害我官兵，亦未设置集中营，除编组一运输大队约三百余人，为其担任运输工作外，余者一律不闻不问，去留任便。敌外围警戒哨兵，也听凭我官兵自由出入，不加盘查留难。敌未做到其诺言另外之半，乃没有为我伤者治疗。虽如此，但我负伤官兵也得救了，能行动者有其战友陪伴去各地医疗；不能行动者，亦由其战友用担架抬出衡阳治疗。”但据军医署第69兵站医院护理长罗立三回忆，日军仍有在城内仙姬巷商场枪杀380多名无法走动的重伤员的暴行。另忆一看守战俘的日军关少尉出于报复心理，前后亲手用刺刀刺杀100多名战俘。至于有脱险者追忆的屠杀上千名协助守城的民工一事未能得到证实。
	第10军将士最后虽大多都逃了出来，但第10军已经散了。
	预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李若栋的遭遇最具有代表性。在战斗中右腿负伤的李营长，衡阳沦陷后一个月利用雨天夜黑爬到衡阳铁炉门附近，抓着一块木板从湘江漂流至衡山县境，被好心的农民营救下来。正当李若栋准备潜回日军占领的长沙寻觅妻子时，从衡阳城内伤愈归来的部下越来越多，最后到了100多人。吃饭也就成了问题。这时候，衡山江东行署的人想吞并他们。在打了一仗后，李若栋最终弃队北上。但行至衡山将军庙时，二十多名第10军连、排级军官追上来，要李营长带着他们讨生活。就这样，几个月前的衡阳勇士，不得不一路乞讨，渡过湘江后，经湘乡、芷江、黔阳，最后在贵州会同县找到了时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的第10军老军长李玉堂。李若栋把那些军官推荐给李玉堂，后者叫李若栋以及同样来到会同县的曾血战虎形巢的李振武营长去重庆找方先觉。就这样，他们一路步行，经遵义、贵阳，最后到了重庆，找到了方先觉：“他要我到陕西汉中新编第3师任营长，我拒绝了他的任命，又和李振武（他原是我营的连长、副营长，我俩感情好）从重庆步行经黔江、沪溪、沉陵、常德回到长沙。不久，日军宣告投降，我总算结束了九个月的讨饭生涯，但在胜利的凯歌、鞭炮声中，我还流落在长沙街头……”
	衡阳第10军，就这样瓦解冰消了。
	方先觉回重庆后，在第一时间受到蒋介石接见和勉励，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蒋觉得有愧于方，第二个是处于复杂的政治需要。方先觉亦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当天在日记中的记录是：“与之相见非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
	方先觉归来后，很多媒体前来采访。
	毕竟有被俘的事实与阴影，所以方先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现得非常低调。
	《大公报》的记者问：“关心方先生的千万同胞，都为方先生的脱险归来而喜跃！”
	方先觉暗淡地回答：“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
	政治部长张治中为方先觉举办了晚宴和欢迎会。陈诚认为仍应授予方先觉军长之职，林蔚附和。但遭程潜强烈反对，后者的理由是：被俘逃回，在日本的话，仍会被处死；在欧美国家的话，则不再予以任用。军令部长徐永昌站在程潜一边。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浚在日记里的几句话，似乎代表了当时更多人的看法：“噫！方军长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
	蒋介石随后任命方先觉为一个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官兼重建的第10军军长，后又令其出任青年军的师长（相当于军一级），但再也没叫他上前线，后来也没有再次重用。方先觉1949年去台湾，1968年退出现役，当时仍有些人不肯放过，对其在衡阳缴械的行为加以抨击。多年前，方先觉还有一些解释；此时，则选择了沉默。
	1983年，方先觉在沉默中去世。
	一年后，衡阳之役40周年，日本第11军老兵前往台湾祭拜方先觉；两年后，方先觉去世三周年，第11军老兵再次拜祭。第116师团第120联队老兵和田健男在祭词中写道：“当时衡阳城阵地远远不如日俄战争时期旅顺要塞构筑得那样坚固，仅仅是用土壤围起来的野战阵地而已。然而衡阳之役，贵军却能坚守48天之久（计算守城时间，各方有差异。下同），使日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为80年来战争史上所罕见的业绩……使日军当时横山司令官以下的千万官兵赞叹不已。”另一名老兵山宫渊男则说：“昭和十九年，我作为第116师团的一名伍长，参加了衡阳之役。那时候，我已在大陆转战四年，但从没遇到如此凄苦的作战。我记得身边的古野少尉说，联队长已经向阵地前转移军旗啦，再不行，他就要亲自带领我们冲锋了。这种事，在那些年是头一次遇到。”
	跟方先觉有矛盾的薛岳多少年后谈到衡阳之役时唏嘘道：“第10军固守衡阳，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回忆。”
	1944年8月12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一篇社论，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
	占领衡阳后，已晋升少将的黑濑平一如愿以偿被调到第68师团做旅团长。
	车过一处高地，黑濑弃车而上，发现战壕里积水及腰。第10军的士兵曾经站在水里，顽强地战斗不歇。多年后，他的联队编撰战史，其中的一句话是：“不能说衡阳守备军是打败了。他们45天来善战耐斗，以重庆军从未有过的顽强和坚忍不拔的抵抗，打出了一场表现了民族意志的勇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葛先才重返衡阳收葬战死者的遗骨，得3000多具。
	跟尸骨一起被挖出的，还有阵前委任状、照片、家书和情书……面对那些阵前委任状，葛先才号啕大哭。在当时，被任命为连长、营长后，很多人随即就战死了。葛先才将遗骨集体葬于张家山，后来在回忆录中，他写道：“草长得最高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不过一年半之前，这些骸骨都还是国家的好男儿、父母的爱子、春闺的梦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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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谋的独断</h4>
	衡阳陷落后，最后加入解围队伍的彭璧生第2突击纵队一度靠近火车西站和虎形巢，但最终无功而返。黄涛第62军又跟日军对峙了几天，阵地被王甲本第79军接替。王部刚接了阵地，日军就发起猛攻，王甲本率部向湘桂边境撤去。黄涛第62军和黎行恕第46军，也陆续返回两广。王耀武第24集团军主力此时则控制在衡阳西南的祁东县洪桥（衡阳与永州间）附近。
	至于拒绝遵重庆军委会的命令把部队拉向湘桂路的薛岳，将司令长官部由耒阳再撤郴州，从郴州再撤桂阳，从桂阳再撤湘东南的桂东。但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决定执行军委会的命令。可所辖第44军军长王泽浚胆子小，不敢走。迟疑间，王接到父亲王缵绪发自重庆的密电：“该军长不顾一切，率部随同杨森部西移，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切勿迟疑。”王缵绪是杨森的老部下，但后来倒戈归顺刘湘，这些恩怨在出川后都不那么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川人，所以杨森也派人来催王泽浚。王依旧迟疑。薛岳随即得报，立派欧震以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名义直接指挥第44军。王泽浚没走成，杨森不顾薛岳的拦截，给薛岳留下一个新编师后，就带着杨干才第20军主力走了。
	第9战区长官司令部机要秘书李锡乾在《薛岳幕中见闻》中说：“他的性格非常坚强刚愎，常自比岳飞，以当代民族英雄自居。他瞧不起任何长官、同事，除对蒋介石、陈诚在表面上表示尊重外，常常谩骂别人是饭桶。属下的军、师长甚至总司令见到他，都毕恭毕敬，不敢疏失军人的礼仪，不敢对他多说一句话。”但从此次长沙迅速陷落，到杨森带着部队走，薛岳的权威慢慢消散，用赵子立的话说，部下对他的命令也不像以前那么重视了。杨森带着杨干才第20军走后，丁治磐带着第26军、罗奇带着第37军，也走了。他们后来转入广西，编入第4战区作战。至此，薛岳手里只剩下王泽浚第44军、傅翼第72军、鲁道源第58军、梁汉明第99军以及两个暂编军，且皆为残部。对赣西北王陵基部队的指挥，也不怎么灵了。
	1944年夏天的薛岳，成了孤家寡人。
	以上就是衡阳战后湖南地区中国军队的态势。
	衡阳陷落第二天，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岛贯武治从长沙飞来，依旧坚持自己歼灭周边重庆军才是重中之重的作战思路，他认为：日军虽打垮了第9战区的25个师，是其整个战区部队的一半多，但王耀武第24集团军的主力仍集结在衡阳西南，而且在衡阳之战中没受什么损失，第11军沿湘江的后方补给线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攻入广西前必须推进到衡阳西南150公里外的永州。根据这个计划，攻下衡阳的日军将不作任何休整，立即转入对衡阳西南的攻势。中国派遣军高级作战参谋天野正一的意见恰恰相反：日军必须停止下来进行休整。除了在衡阳消耗巨大外，天野有此意见的另一个原因是：东京新上任的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认为，从战局发展看，马里亚纳群岛陷落后，美军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可能性陡然上升。为应对这个事态，畑俊六必须从武汉返回南京，专心对付预想中的美国人。这样的话，就需要设立一个方面军，统一指挥第11军和广东方向的第23军完成接下来的桂柳会战。令第11军停下来休整，有利于新设的方面军掌握这支骄悍的野战部队。
	8月15日，天野专门来到衡阳城外的第11军战斗司令所来协调这件事，他对岛贯说：“攻占衡阳后，军陷入巨大的疲倦，况且从衡阳到永州有150多公里。派遣军一个月最多只能通过湘江运输3000吨，而现在第11军军需补给缺口将近万吨。后方补给难以从容完成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有消灭衡阳西南中国军的必要，作战境地也当以洪桥（衡阳西南，湖南祁东县城所在地）为限，不可再向前迈一步！”
	尽管天野苦口婆心地专程来阻止，但岛贯仍固执己见。横山勇显然又站在了岛贯一边。以畑俊六、天野正一为代表的中国派遣军，和以横山勇、岛贯武治为代表的第11军，矛盾由此产生。
	畑俊六认为：第11军应休整到10月初，否则一旦进入广西后，极有可能遇到衡阳那样的死战，一旦因补给不足、军力疲倦而失利，就将导致整个湘桂作战的失败。至于横山勇，他之所以支持岛贯，原因在于认为衡阳战后，以王耀武第24集团军为代表的中央军主力逐渐集中在日军右侧背，在攻占衡阳后，这些军队陷入了“可疑的沉寂”，因此必须对其进行击破。“一旦重庆军退却，即使多追一步，也有助于缩短攻占桂林等地的时间。”换句话说，第11军的意见是：后方补给是个问题，但迅速追击，缩短与桂林的地理里程，则是对这个问题的弥补。
	就在第11军和中国派遣军顶牛时，处于二者之间的第6方面军成立了。
	在此之前，就新增设一个方面军这个问题，畑俊六征求第11军的意见，参谋长中山贞武的答复是：“可。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第11军升格为方面军。”意思是，由横山出任方面军司令官。
	畑俊六自然不希望这样，默杀了这种建议。
	在新的方面军司令官人选方面，东京大本营和畑俊六绞尽脑汁，因为该司令官必须有驾驭桀骜不驯的第11军的能力。反复权衡下达成了一致：第11军初代司令官、现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升新设立的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留下的空缺由关东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接任）。同时，把1938年第11军初建时的整个阵容都端了过来：司令官冈村宁次，配属的参谋长宫崎周一、副参谋长天野正一。
	宫崎是在陆军大学干事的任上被调过来的。1938年辅佐冈村打完武汉会战后，宫崎到关东军第7师团做了联队长，在海拉尔待了一年。1940年秋，回陆军大学教书。在南太平洋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出现危机后，他作为第17军参谋长，辅佐司令官百武晴吉争夺瓜岛，但最终惨败。宫崎随后到陆军参谋本部做了一个不怎么重要的部长，几个月后重新回陆军大学。这一次，再次被起用到中国前线。天野则从中国派遣军高级作战参谋的位子上直接调过来。其继任者是东条英机下台后受连累的首相秘书官井本熊男。
	就在第6方面军成立时，8月27日，横山勇命令第68师团主力警备衡阳，其他师团向衡阳西南的祁东县洪桥方向追击并一举占领邵阳、永州。横山使用了先斩后奏的办法，因为畑俊六的批复还没下来。也就是说，在等批复电文时，第11军已经出动。据说，第11军的擅自行动令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集体震惊，畑俊六说：“可以攻占洪桥，但现在向邵阳、永州进攻这种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
	畑俊六有点急了。
	自横山勇上任后，作战时在给畑俊六发电文的同时，他还会往东京大本营发一份。这件事一直叫畑俊六很别扭。现在，第11军越来越不听话了。畑俊六既恼怒又无力。当然，横山勇也不是故意跟畑俊六对着干，而是认为：中国派遣军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判断迟钝，空掌握着几十万大军，却在中国战场上无所作为。不过，拿到畑俊六措辞明确的限制令后，横山勇和参谋长中山贞武还真犹豫了。但岛贯武治一意孤行，他的措辞是：“后方的人知道最新军情是什么？无论何时，作战指导都应该根据眼下的敌情和战场变化制订。这是军司令官权力所在，限制令是剥夺一线指挥官的用兵权！”
	在这件事上，可以看到日本军中司令官和参谋长的作用并不比高级作战参谋更大。因为最后横山和中山都向岛贯妥协了（第11军战史记载，当时“强烈主张任务第一”的只有岛贯一人）。8月31日，横山叫岛贯以自己的名义向畑俊六发去电报：“关于攻取零陵（即永州）一事，望一概委于军司令官的战场决定。”最后，岛贯跟了一句：“第11军已经开始湘桂第二期作战。”意思是，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往广西打的作战，都开始了。
	畑俊六有多郁闷便可想而知了，最后他干脆不管了，把事情推给即将上任的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冈村是8月24日接到任命的，当时正在石家庄视察部队，随后返回北平。一周后，接他职位的冈部直三郎到任，冈村则在9月4日飞抵武汉，向畑俊六报到。宫崎和天野已经在那里等他们的老上级了。
	衡阳陷落后，湘西王耀武第24集团军渐渐集结到祁东一线：势态是以县城洪桥为核心，从左翼的邵阳、向右翼的常宁延伸。为加强纵深防守，重庆军委会将原计划转往云南远征军的陈牧农（黄埔军校1期，湖南桑植人）第93军（有美式装备）由四川綦江调至广西的门户全州。黄涛第62军和黎行恕第46军则在湘桂铁路两侧占领阵地，后者以一个师的兵力退至柳州，原在柳州警备的韦云淞率第31军向桂林进发，担负其守城的任务。
	岛贯武治在追击战术上使用了分进合击之法，在8月28日之前确定要攻击的两翼是邵阳和永州。但在28日当天，日军拿到情报，从衡阳外围泉溪转移的罗奇第37军正以常宁为中心集结，岛贯迅疾改变作战部署，将东南翼由永州延伸到常宁。就这样的话，从西北翼的邵阳，到东南翼的常宁，第11军的正面有120公里之宽。洪桥在这一连线的中间位置，永州则在洪桥之西南。
	让日军没想到的是，在小小的常宁，他们遇到激战。
	攻击常宁的是第3师团桥本熊吉第68联队，遭守军即罗奇第37军黄保德（黄埔军校5期，海南海口人）第60师的猛烈阻击。这支从衡阳外围撤下来的部队突然发飙，在黄保德指挥下，从阵地战到白刃战，第60师打得日军竟前进不得，最后日本人没办法，留下一部继续围困常宁，主力绕道向永州而去。其实常宁城墙只有4米多高，1米多厚，但守军设置了众多枪眼，日军稍微一靠近，密集的弹雨就倾泻而出；同时，效仿衡阳，充分利用了手榴弹。后来，直到日军攻入广西，在9月中旬占领全州后，抽重兵再攻常宁，在10月1日才艰难地将之占领，前后达32天！其实，到1944年，日军战力跟战争初期已没法比，部队里新兵很多，同样没什么作战经验，听到枪声也打哆嗦。就是说，只要中国军队意志够坚韧，战斗够顽强，日军就会有麻烦。
	再说日军的正面洪桥。
	岛贯武治以六个师团的包围形态发起会战，本以为能在这里围歼王耀武集团军，没想到老王没上当。为什么？因为日军包围的态势太过明显。这不是岛贯的无能，而是他确实大意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急忙下令：“各师团自行决定转向追击，因敌既退却，为了将其歼灭，最低限度应将目标指向永州！”
	畑俊六得知第11军开始向永州追击后，仍希望其控制自己的步伐。
	岛贯的复电是：“大势所趋，无能为力。”
	9月3日，向永州、邵阳追击的命令被畑俊六收到，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看来军司令官、参谋长都不能抑制岛贯的意见。”畑俊六把横山勇摘了出来，大约是给自己留了些面子，意思是：看，一切都是岛贯的问题，不仅我不能驾驭他，他的直接上司横山也不能。
	无论如何，畑俊六觉得必须拿下岛贯了。
	在此之前，他听天野正一视察前线时提到过：岛贯在生病。确实如此。不过，还没到指挥不了战事的地步，但畑俊六仍以“健康出现问题，无法继续指挥作战”为由，最终撤掉了岛贯。刚刚出任中国派遣军作战课长的井本熊男，在9月3日被任命为新的第11军高级作战参谋。
	岛贯虽然被拿下，但横山勇并不准备停止脚步。
	洪桥是9月3日被第13师团攻占的，随后这个师团又攻占了洪桥和永州之间的祁阳，一路追击王甲本第79军。
	第79军在长衡会战期间临时归王耀武集团军指挥。日军围攻衡阳时，王甲本率第79军从西北面驰援，但没能从日军侧背突入。衡阳陷落后，第79军接替黄涛第62军在衡阳西南的阵地后，很快被日军突破。王甲本率部一路向西南撤退。在永州冷水滩，行动迅猛的日军第13师团对第79军发起突袭，79军损失惨重，各自为战。9月7日凌晨，王甲本率军部向西南方向的东安县山口铺转进，没想到第13师团已跑到他们前面。途经玉七亭东侧山坡时，王甲本的军部跟第13师团的骑兵部队遭遇。日军眼很贼，一眼就瞄上身材高大的王甲本，一个冲锋把军部队伍拦腰斩断，随后骑兵轮番突击。一番血战后，王甲本身边的士兵大多战死。王甲本抄了支上着刺刀的步枪与挥舞马刀的日军骑兵格斗，最终白刃战死。后来，第79军觅得王军长的尸体，该军所辖第194师副师长徐光宇回忆：“王甲本军长面部多处被刺伤，两手被刀锋铰得模糊……”
	王将军是云南富源人，多年来一直在抗日沙场，至此殉国。
	邵阳、永州随之相继陷落。邵阳的守城部队是施中诚第74军李琰第57师。
	这是该师继上高、常德后，打的第三次血腥的城防战。李琰以空城计的方式诱敌入城，与从河南战场转来的长野祐一郎第37师团和从湘东转进过来的伴健雄第34师团各一部展开激烈的巷战。虽然日军最终攻占邵阳，但却付出了惨重代价。
	永州则被赤鹿理第13师团攻下。
	这是湘桂地带极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日军攻占永州后，横山勇在跟他的部下训话时已经是这样的口气：“在目前的大东亚战争中，能立即取得军事主动地位的，唯有在本军之当面。”自得的横山随即向最前端的赤鹿理第13师团下达命令：立即越过湘桂省境，攻占广西门户全州。
	9月11日黎明，第13师团前锋海福三千雄第104联队发现前方有中国军队的阵地，认为快到了湘桂交界处，但接下来并没出现预想中的激烈战斗。海福在日记中写道：“第一线中队轻而易举冲入敌阵地，重庆军似乎预先完全不知我军前进，而配备也未完成，络绎不绝由我占领阵地的后方到来，不断出现茫然呆立的士兵……”
	海福问战俘：“这里是湖南？”
	对方答：“已经是广西。”
	海福联队率先由湘入桂后，明显感觉山势陡然危险起来。
	随着日军攻入广西，守备全州的第93军军长陈牧农慌了神儿。日本人以为这里是另一个衡阳，显然他们猜错了。五天前，张发奎前来视察，对陈牧农说：“委员长给你的命令是死守，我十分替你担忧，我向来反对‘死守’这个词，在军事语言及战术上都不应该有死守这个词。死守有什么意义？人死了，如果对后续行动没帮助，牺牲有什么价值？所以我改你的任务为迟滞敌人，当然抵抗时间越长越好，具体撤退时机听我命令。”
	9月13日下午，全州一带爆炸声连天。第13师团海福联队长等人担心是中国人的诱敌之法。第1大队第2中队长宫本学率一个分队，带着无线电报话机潜到全州外围进行侦察，侦察报告说：全州城外有多层铁丝网，整个外围阵地静悄悄。海福更加疑惑。不过，宫本认为全州有可能已是空城，并请缨趁着夜色突入全州。这一天深夜，宫本带着后续的中队一路摸进全州，想象中的伏击枪声并没响起来。宫本立即同时向大队和联队发报：第13师团第104联队第1大队第2中队已在14日凌晨1时攻占广西全州，现已开始城内扫荡！
	全州就是这样丢的。
	也就是说，最后陈牧农不仅没遵从蒋介石的死守命令，也没执行张发奎的滞敌命令，在还没正式接战的情况下，就爆破了城内储藏的150万发步机枪子弹和弄不走的军需品，然后弃城而逃了。既然不接战，拥有美式装备的第93军大老远地从四川跑到广西全州干什么去了？两个星期后，第13师团长赤鹿理派长期在步兵学校任职被认为是步兵战术专家的部下第116联队长大坪进视察全州城外的阵地。大坪看后写了份报告，内容大致如下：极坚固，以洞穴和碉堡为中心组成复合阵地，纵深达到4公里。拥有这样的阵地，竟不发一枪就撤退，重庆军意欲何为？莫非要在桂林进行最强的抵抗？
	日本人的这种迷糊，是正面战场上国军的耻辱。
	全州守军不战而退的同一天，云南方向的中国远征军全歼了腾冲日军第56师团的守备队，迫使其焚烧了军旗。
	全州是第4战区最重要的军需品囤积地之一，被陈牧农引爆的除了上百万发子弹外，还有很多美援物资，包括珍贵的航空汽油。全州弃城当天，史迪威飞抵桂林，跟张发奎见面，质问道：“全州守军为什么不跟日军战斗就跑了？美国飞行员和中国飞行员并肩冒着生命危险，飞越喜马拉雅山把军需物资运过来，就是为了叫不战而退的将领烧掉？”
	张发奎无言以对，只好说：“第93军属于中央军，这件事得直接问蒋委员长。”
	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彼此的勾心斗角、冷嘲热讽和互相看不上眼，前者称后者是神经病，后者称前者是顽固无知的“花生米”。在这里没兴趣作更多的提及，只是想大致说一下：两个人都有问题。史迪威优点明显，缺点也突出，在具备军人应有的积极主动的攻击精神的同时，缺乏作战经验并且刚愎自用；蒋介石的优缺点就不必说了。史迪威难以理解蒋介石对日作战所秉持的保守策略，更无法理解在他眼里的这样一个人为什么掌控着国家；蒋介石则无法接受史迪威作为一个将领对他指手画脚和明里暗地的不尊重。当然两个人也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固执。总之，两个人的各种别扭是复杂的，原因既关涉个人性格，也关涉民族性格，更关涉国家层面上的既定战略和利益问题。
	本来跟蒋介石就水火不容，经全州事件刺激，使得史迪威一回到重庆就再次跟蒋介石吵起来。蒋表示，一定要严厉制裁陈牧农，同时，告诉史迪威：因广西战局所迫，可能要从缅北前线调回一个军。史迪威听后更不乐意了，两个人彻底闹翻。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此前史迪威已通过罗斯福之口，要蒋介石交出军队指挥权。这时候的蒋介石自然没法向美国人示强，只能采取各种拖延战术。但全州事件后，罗斯福向蒋介石下达了最后通牒。蒋介石一看实在拖不过了，表示同意美国人出任中国军队总司令，但有一个条件：这个人不能是史迪威。后来，他又通过宋美龄给罗斯福发出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最终还是罗斯福妥协了，用温和的魏德迈取代了史迪威。
	就这样，蒋介石保住了自己的军权。
	蒋介石下令将陈牧农关押，随后既没交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会审，也没押赴柳州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而是在桂林叫警备司令韦云淞将之就地正法（所谓因失长沙而被枪毙的张德能是张发奎的侄子，张发奎置作为中央军将领的陈牧农于死地是为报复蒋介石，是个十分离谱的谣传。张德能为华侨之后，与张发奎毫无关系）。如果说长沙张德能被枪毙多少还有点些冤，那么全州的陈牧农则完全无情可谅。蒋介石下令在桂林处决陈牧农，叫作为桂军将领的韦云淞执行，则多少有点杀鸡给猴看的意思。日军马上就要攻打桂林了，在开打前，杀一个临阵脱逃的军长，对桂林守军自然有一定的警告作用。
	再说赤鹿理的第13师团，所辖海福联队轻占全州（除桂林外，攻入广西以及进入贵州省境后，三个最重要的作战目标：全州、柳州、独山皆由此联队攻占），意味着不到半个月的时间，第11军从衡阳向前推进了将近300公里，不但畑俊六为之惊讶，就连第11军内部也出乎意料。速度如此之快，很大原因在于横山勇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前线最新形势，而他的参谋们又能用最快的速度形成作战方案，这个方案同样能用最快的速度下达到各部队那里。
	攻占全州后，日军终于停下来开始休整。
	在前线日军休整期间的10月8日，新成立的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飞抵衡阳，在机场防空洞会见了横山勇。
	这次会见并不愉快。
	井本熊男把拟定的广西攻略交给宫崎周一。
	翻看作战计划时，宫崎问井本：“我在东京的时候，就听说（第11）军的种种传闻，野战这件事嘛，也不只有现在军司令部的参谋们干过。此外，据我所知，岛贯在其他地方任职时是个做事谨慎的人，是不是只要来到第11军就会变得专断起来？”
	宫崎周一的意思是，你井本要老实点，不要像前任那样。但井本熊男笑而不语。
	在衡阳，冈村正式向第11军和广东方向的第23军下达了桂柳作战的命令，并明确表示：第11军攻取桂林，第23军攻取柳州。第11军攻取桂林后，向柳州转进，与第23军一起，围歼张发奎第4战区的军队。由于断定第11军必轻视第23军，所以宫崎特别提醒横山：“对第23军要给以关怀。”同时，他要求第11军好自为之。
	这句话立即惹翻了横山，他当着冈村的面教训宫崎：“派遣军只知道在后方掣肘，全然不顾一线的事实。有关桂柳作战，不时变换措辞，开始说第11军只负责攻取桂林，后来又说柳州也是目标，现在又说柳州由第23军占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本军已攻占全州！这一举动到底是符合总军的意思，还是违背了总军的意思？”
	对横山的爆发，冈村显然也没有准备，而宫崎则感觉自己就像个代人受训的三孙子。
	发完飙，10月10日，横山勇带着参谋长中山贞武、高级作战参谋井本熊男等人冒雨经洪桥向全州城外南三村进发，将战斗司令所设立在那里；冈村宁次则带着宫崎、天野进驻衡山；畑俊六由武汉返回南京，算是摆脱了直接指挥第11军的梦魇。
	冈村随后飞往广州，会见了第23军司令官田中久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兵库县人）。视察时，他最大的感受是：盘踞广东多年的第23军，由于长期没什么战事，野战经验非常缺乏，作为中枢的司令部，在调动指挥上和参谋素质方面令人担忧，好像人人都不会打仗。紧接着，冈村转至香港，与香港总督矶谷廉介会面，两个“中国通”一时间有点百感交集。在二三十年代，他们这些昭和军人跃跃欲试，那个时候的日本也确实神气活现，而之间没横亘着多少年，现在末日竟然就在眼前了，一切的一切皆如南柯一梦，又如清晨暴卒的昙花。
	这种末日说的是10月下旬爆发的人类战争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海战——日美莱特湾海战。这期间，从桂柳机场起飞的美军战机在江西遂川、赣州加油后，越海空袭了台湾、冲绳的日军机场，导致两地机场的日机不能及时飞往菲律宾参战。而在莱特湾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彻底被击溃，从此再无作战能力，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完全丧失。就在两个大神级别的老鬼子发出感慨时，第11军通信队已经铺设完了从衡阳到全州的电话线，桂林顿时充满了硝烟的气味。
	广西当时是省制，省会在桂林。自从1940年秋攻占昆仑关和南宁的日军退出广西后，这里安宁了四年多。桂林长期作为大后方城市，云集了内迁的各种机构、银行、报社、学校和工厂。长衡会战开始后，这里就进行了疏散。但随着湖南难民经湘桂铁路南迁，桂林的人口不降反增。
	奉命在桂林督导战事的白崇禧心乱如麻。
	日军又打到他老家了。作为军委会副参谋总长，他一度曾建议让开长衡，在桂柳地区进行决战，蒋介石和薛岳都没听他的。当然，就像前面讲的那样，也没在长衡地区进行决战。现在说的是，如果当初让开长衡，直接在桂柳决战，结果会有什么不同？有一点是确定的：攻的一方照旧主动，守的一方照旧被动。从这个角度看，区别是不大的。几天前，白崇禧向警备司令韦云淞传达蒋介石的命令：桂林死守三个月。但对守三个月这种事，白崇禧自己也没法相信，韦云淞就别说了。
	此时，横山勇第11军的很多将佐依旧确信：在桂林，要爆发中日两军的大决战。
	10月20日，已抵达全州城外南三村的横山勇在召开师团长会议时又讲到了这一点。但高级作战参谋井本熊男提出质疑：“先前判断中国军队是按内线作战的指导来打的，即张发奎第4战区的部队当向第11军正面出击。现在情况似乎并非如此。另外，在一种预判中，进入广西地界后，我军将遭极顽强的抵抗，事实上，各师团正面，无论是中国军队的数量，还是抵抗的强度，都是很微弱的。情报显示，在桂林布防的，只有两三个师。”
	横山似乎也有些困惑了。
	井本继续说：“这跟先前的判断大相径庭。那么，就有两个可能，一是中国军队把主力调向了桂平第23军的正面，另一个可能是张发奎部和转进到广西的薛岳一部，已经没法组织起抵抗了。”
	白崇禧确实没在桂林放什么兵力。
	虽然传达了死守三个月的命令，但临战前他还是选择了在桂林之野机动作战的策略，把主要兵力都调出了城（桂林之野后来也没什么战事，而从桂林调出的两个师的师长，分别是他和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的外甥。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简单）。不过，正如井本熊男判断的那样。在白崇禧的督导下，张发奎正在往桂平一线增兵，所谓柿子得拣软的捏，他们要主打从广东来的田中久一第23军。
	第11军攻击桂林前，以柳州为目标的第23军就开始行动了。
	后来，张发奎指挥第4战区部队，在桂平一线反击田中久一第23军还是取得了战果的，尤其在蒙圩之战，通过特种兵狙击，连续毙杀第23军难波正六等5名联队长、大队长。这在以前的战斗中还是很少见的。
	第11军那边，相继攻破长沙、衡阳的毛利末广第58师团，又领导了攻击桂林的作战任务。配合他们行动的，是宫川清三第40师团（宫川在衡阳之战接近尾声时接替了青木成一）。山本三男第3师团、长野祐一郎第37师团负责攻占桂林东南的荔浦、阳朔；赤鹿理第13师团则向桂林西南机动迂回，负责切断桂柳公路。用第11军司令部参谋们的话：“根据镜兵团的战斗经历，他们打运动战比打攻坚战更擅长。”
	不过，11月1日，赤鹿理又接到井本熊男的电报，命令他们从南面直接进攻桂林。
	对这份电报，赤鹿很不欢迎，不是说只负责向南迂回么？不是说第13师团不擅长攻城战么？赤鹿没在第一时间率兵北上，而是擅自下令攻占原先目标外的桂林西南38公里处的永福。赤鹿认为，攻占永福后，切断桂柳公路才有意义，向北可拦截从桂林撤退的守军，向南可阻击柳州方向来的援军（但是这个设想是多余的）。
	赤鹿率兵攻击永福对中国军队来说确实很被动，直接导致夏威第16集团军和转进到广西的杨森统领的杨干才第20军来不及设置防线，而且这个行动成为随后第11军擅自攻取柳州的第一张骨牌。
	事情是这样的：
	从10月底开始，从广东来的田中久一第23军就跟第11军以及衡山的第6方面军前进指挥所失去电报联络。一些零星情报显示：大约八个中国师向第23军所在的桂平一线调动。井本认为：即使第23军能与八个师的中国军抗衡，也一定会影响到他们对柳州的攻占。在这种情况下，就算第11军如期拿下桂林，如果第23军不能顺利推往柳州，仍会给处于内线作战的中国军队各个击破的机会。到11月2日夜，井本得出一个结论：第13师团正向永福推进，第23军则已经失去联系，战势已发生变化，攻占桂林自不待言，第11军同时还要担负起攻占柳州的使命。
	岛贯武治只是把进攻时间提前，井本熊男则直接去抢别人的作战任务。
	在南三村石头堆砌的房屋里，面对井本的建议，横山勇稍微愣了一下。参谋长中山贞武则希望叫他静思15分钟。于是几个人闭着眼不语。10分钟后，中山睁开眼，问：“现在冈村方面军司令官的命令是，第11军不要管占领柳州的事，而应向柳州西北进击，与第23军相策应，截断第4战区重庆军的退路，保证将之围歼。如果第11军直接攻向柳州，重庆军就有可能从间隙中逃脱。对此，井本高级参谋怎么看？”
	井本说：“以不拘泥于死命令的形式，取得战场上千变万化的战机。”
	中山作为军的参谋长，想得还是比较全面的，又问了句：“假如我们向柳州进发后，冈村方面军司令官下达终止前进的命令，当我们发生动摇时，一线各师团也会踌躇，对由此造成的不良局面，该怎么处理？”
	井本说：“固执己见，一意孤行。”
	中山面向横山勇，后者则看着井本，说：“这是有价值的独断。就这样干吧，全部责任由我来承担。面对这样的战局，不知道天皇陛下会怎么考虑？明天就是明治节啦。”
	井本同样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转天上午向第6方面军司令部发去电报。但在之前的11月3日凌晨1点，就已经向山本三男第3师团和赤鹿理第13师团下达了立即向柳州转进的命令。后者是在11月3日凌晨攻入永福的。赤鹿接到向柳州进攻的电令后，据说有正中下怀之感，他认为：中国军队的主力在第23军正面，柳州兵力必定空虚，不等拿下桂林即急袭柳州，一定出中国军队意料。作战主任参谋野野山秀美则认为：“军决定利用第3师团进入平乐，第13师团进入永福的形势，一举攻占柳州，堪称卓越的统帅。”（《野野山日记》）
	再说井本熊男，他发向衡山第6方面军前进指挥所的电报极简单：“本军决定乘敌集聚于桂林周围及南集团（第23军代号‘南’）正面，柳州守备薄弱之机，一举攻占柳州。3日晨已命令鹿及山部队相呼应向柳州挺进并攻占之。”
	冈村宁次这两天在发烧，按他最初的计划是：控制两个军的作战方向，尤其是叫第11军将正面收缩到适当程度，与第23军保持呼应，使中国军队无隙可乘，将其压迫到不利事态，最终围歼之。但作战开始后发现：第4战区的中国军队的主力并没有在桂柳间。于是，冈村判断，其必集结在柳州，故而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第11军以少量兵力监视桂林，拿出至少三个师团向柳州西北迂回，配合正面攻击柳州的第23军，在柳州以西歼灭第4战区的主力。但现在的事实正好相反，横山勇以主力进攻并没有太多中国军队守备的桂林，而独断专行以两个师团去直攻柳州（没有向柳州西北迂回），这跟自己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
	11月3日下午4点，躺在床上的冈村收到第11军电文。副参谋长天野正看过电文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他们又这样干了！”
	参谋长宫崎周一刚从第23军司令部驻地丹竹回来，根据他的视察结果，认为该军虽行动缓慢些，但“正积极努力”，且“士气较正旺”，击破当面的中国军队并按时向柳州发起进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对井本来电的反应是：“第11军自负又自私！全然不顾方面军整体围歼中国军的作战计划！”
	冈村的难堪跟先前的畑俊六是一样的，因为第11军发来的电报显示，这份电报同时发给了第6方面军司令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东京大本营。这就好比，在一个机关里，一名科员遇到问题，他本来应该先向科长反应，结果呢，在向科长反映的同时，又向处长和局长反映了，科长的尴尬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冈村就是那位科长。
	宫崎显然更激动：“第11军的做法已不能仅仅理解为战术见解不同的问题了。”
	11月3日夜，一份电报由衡山发往全州南三村：“方面军的意图和方针是深入切断敌之退路，在柳州附近围歼中国军。对此，早已有明示。在桂柳作战中，首要目的是两军围歼第4战区中国军主力，而非抢先攻占桂林和柳州两座城市。当下并没有特别情况，所以无需更改先前的作战部署，故希望旭集团（第11军在此次作战中的代号）遵照命令，抽出围攻桂林的主力，将之转进到柳州西北，切断敌之后路。”
	令冈村坚信自己的计划无比正确的电报随之来了。那就是，11月3日的晚些时候，第23军跟方面军恢复了电报联系，说原先围攻他们的中国军队已在退却。冈村觉得一切都在按自己的判断发展，并没出现第11军认为的“情况出现变化”。当冈村拒绝第11军改变作战部署请求的电文到全州南三村后，井本认为其之所以坚持先前的计划是因为不了解一线的情况。至于要求将围攻桂林的部队抽出大部分用以向柳州以西转进这件事，井本认为根本做不到。他又回了封电报，作进一步解释：打向柳州的两个师团已经在路上了。
	发烧中的冈村感觉体温又上升了一度。
	冈村问宫崎第23军最新的情况，但就在此时（自11月3日以后），第23军那边通信再次中断，又失联了。
	在这种背景下，冈村复电给第11军，只有九个字：“我重视宜山（距柳州不到100公里，中国西南最大的弹药和军需品集散地，黔桂铁路、黔桂公路横贯县境，上达贵阳、下达柳州）胜于柳州。”冈村的潜台词是，不要老想着占领大城市，也不要以第一个冲进柳州为荣，打仗要动脑子。
	很难说井本熊男或者说横山勇就没有脑子。
	双方的分歧仅仅在于：一个认为必须结合前线的变化而动，另一个认为前线的变化还没有到必须改变原计划的地步。
	11月6日，横山勇已将战斗司令所推进到距桂林8公里的山水塘村。
	当天横山收到冈村简明但意思明确的电报后，仍坚持攻打柳州的主张，并决定不再给冈村复电。
	在桂林还没开打的情况下，日军骤然向桂林以南的柳州突击，无论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还是白崇禧以及一线的部队都没准备。山本、赤鹿率军向柳州疾进时，桂林已成孤城，横山勇指挥第37、40、58三个师团和第34师团针谷支队分别从南、东、北、西南四面将之包围。虽然侦察得知桂林守军薄弱，想象中的决战并没有出现，但横山还是为正面主攻的第58师团配备了一个坦克联队和一个野战重炮联队。
	总攻最后定于11月9日。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陷入风雨飘摇中。
	实际上，宫川清三第40师团对城市东七星岩阵地的进攻在4日入夜后就开始了。七星岩是座石山，多洞窟，成为天然的藏兵洞和射击掩体，最大的一个洞能容纳超过千名的士兵。在七星岩之战，日军依旧动用了毒气。
	这是座风光奇秀的城市，四周有险峻奇美的七星岩、月牙山、风洞山、剑山、湖山以及最著名的象鼻山，就连城中都有座独秀峰（可以作为很好的炮兵阵地）。这里的山多为石山，石面裸露，间或覆盖着苍翠的植被，煞是别致好看。即使如此，同样难逃战火的蹂躏。督导战事的白崇禧见桂林机场已经破坏，便撤了。警备司令韦云淞带着贺维珍第31军第131师（两个团）和第46军第170师，外加一个炮兵团和一个高炮营守城，总兵力不到两万人。衡阳守军也不到两万人，守了47天，桂林呢？韦云淞没信心，同时也不想死守。
	11月9日零时，日军向桂林发动总攻。
	这时候，局势对他们的帝国来说更为不利了：在美国，罗斯福破例第四次当选美国总统；在苏联，十月革命节时，虽然签订了日苏两国中立条约，但斯大林明确称日本是一个侵略国家。南京伪政权的首领汪精卫死于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至于太平洋上，日军除了自杀式攻击外，已经拿不出别的办法阻挡美军进攻的步伐了。从这个角度讲，“一号作战”中的攻城略地，只是一针致幻剂。
	在日军野战重炮的持续轰击下，秀美的桂林化为火海。
	炮击结束后，桂林守军仍一枪不发，如画的城市死一般寂静，像黑下来的银幕。
	在东面，当第40师团小柴俊男联队的尖兵中队开始强渡漓江时，桂林城垣突然枪声大作。在城北，毛利第58师团在11月9日清晨在坦克联队掩护下开始全线进攻。开打后，东面的守军阻击激烈，但城南方向的桂军第170师一战即溃，上千士兵在弃城而逃的路上，被迂回到南面的第37师团俘虏。东面跟日军激战的主要是第131师，师长为阚维雍（广西讲武堂，广西柳州人）。
	11月9日，冈村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电令，要求攻到柳州附近的第3师团和第13师团纳入第23军指挥系统，同时命令这两个师团及其他有力部队（指围攻桂林的部队）向柳州西北的宜山进攻。
	横山勇回电强硬：“此时山、鹿两师团已逼近柳州城下，不如他们攻入柳州后，再纳入第23军指挥系统，之后再攻向宜山，这是最佳的选择。至于调其他部队转向宜山，因正围攻桂林，是没有余力的。至于派一部监视桂林，围而不攻，第11军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件事。”电报发出去后，横山似乎也觉得有点过，于是叫攻往柳州的两师团各自分出一部纳入第23军指挥，不过最终只是纸面和形式上的。
	11月10日正午，桂林被日军攻破。巷战持续到下午4点，警备司令韦云淞、第31军军长贺维珍逃出，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中央军政学校，广西岑溪人）途中重伤，不愿被俘而自杀。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黄埔军校5期，湖南永州人）战死。守城主力第131师师长阚维雍（广西讲武堂，安徽合肥人）则不愿撤离，自杀殉国。
	桂林被攻破前两个小时，第13师团海福三千雄第104联队攻占柳州。
	在此之前，第3师团和第13师团击破了邓龙光第35集团军主力和夏威第16集团军一部。攻上柳州东北蟠龙山的第3师团一部，从山顶上看到从柳州城南开出最后一辆满载中国士兵的火车。他们不知道的是，火车上坐着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后来，张在回忆录中记载：在日军破城前一刻，他上了前途未卜的军列。这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撤退。无论是当时看，还是现在看，这样的情景确实危险。最后还是说一下吧：守柳州的是从湖南战场撤下来的丁治磐第26军，在外围掩护的是罗奇第37军和杨森统领的杨干才第20军。他们一路转战，这情形也确实有些悲凉。
	第13师团击破当面中国军队而攻占柳州时，第3师团派一大队从南面占领了抗战开始后西南最重要的机场柳州机场，当然已经被破坏了。在柳州机场，他们发现对面也有一支日军，过去一聊，听着是大阪口音，原来是第23军第104师团一部。他们是10日黎明摸到柳州机场南面的，听到柳州城方向枪声不断，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上峰说过，打柳州的是他们这个师团。既然如此，枪声又是怎么回事？现在才明白，第3师团和第13师团早过来了。
	第104师团所在的第23军，由于缺乏作战经验，屡屡与第11军和第6方面军失联，后来竟持续一周之久，而这一周对日本人来说正是桂柳会战最关键的一周。
	第23军一度被张发奎的部队围攻，损失惨重。由于缺少作战经验，他们的联队长、大队长隐蔽措施没做足，被张发奎的狙击手射杀了四五个。这种事似乎以前还没发生过。后来，虽然扭转了颓势，但仗打得依旧不靠谱。11月7日，该军所辖的第22师团被一支中国军队吸引而改变了行军方向，导致离目标柳州越来越远。这期间，第23军内部通信也断绝了。司令官田中久一还以为第22师团和第104师团并肩行军。至于田中自己，这些天一直带着司令部一圈圈在大山中转悠。如果把镜头拉远点，会看到他登高山，涉深谷，间或爬藤上树，好像不是在指挥作战，而更像一个驴友。如果不是第104师团前锋好歹摸到柳州边儿上，那么他们在此次会战中也就一无是处了。
	从整个作战来说，第11军和第23军各自为战，没任何协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导致，这都是兵家大忌。但由于桂平围攻后，第4战区已组织不起有效战斗，所以日本人的失误并没有给自己带来恶果。也就是说，当一方缺乏力量时，即使敌人露出了破绽，也无法将其抓住进而转化为战场优势。
	打到这里，日本人的“一号作战”就到尾声了。
	“一号作战”的别名是“大陆打通作战”或“纵贯大陆作战”，从名号上说是要打通南北交通线，但最大的目标正如前面所说的是攻占桂柳两大空军基地。现在，日本人的目标基本都完成了。但由于第11军的独断专行，对冈村宁次来说，错过了他预想中的第一时间于柳州以西围歼张发奎主力的机会。事实上，重庆军委会根本没有进行决战部署。正如第11军参谋长的中山贞武在战后说：“衡阳战才是‘一号作战’最激烈的顶峰。可是，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为桂柳会战才是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的大决战。”
	柳州陷落后，横山勇命令第13师团在黔桂公路以北追击，第3师团在公路以南追击。这个方向一直追下去，就是宜山。
	作为中国西南的军需物资集散地，宜山位于柳州西北偏北80公里，地处于西南交通的枢纽。中国陆军大学一度也迁移到这里，这里是其校长蒋百里病逝之地。张发奎和同样退到宜山的白崇禧，以该地为中心收容夏威第16集团军、邓龙光第35集团军以及杨森统领的杨干才第20军。
	日军攻占柳州后，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飞抵衡阳，随后乘车换船，一顿折腾后，午夜时分抵达衡山湖南省政府迎宾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灯光昏暗，充满战场气氛。”
	第二天，畑俊六和冈村宁次进行了恳谈。此次桂柳会战，第23军频频失联，没失联的第11军又不听话，虽然桂柳都攻下了，但在最关键的时刻没能掌握两支部队。冈村觉得丢脸了。好在眼前的畑俊六也被横山勇抗命过，两人也就有的说了。
	畑俊六说：“横山这个人，必须得到惩处。”
	冈村听后终于退烧了，望着衡山的秋色，说：“不知道太平洋上是什么情况了。”
	11月中旬日军的态势是：横山勇第11军司令部由桂林推进到柳州西南的来宾县，第64师团在长沙；第68师团在衡阳；第34师团主力在全州；第58师团在桂林；第37师团转进到桂林以南；34师团针谷支队在桂林东北；第40师团进入柳州东北；第3和第13师团由柳州向西北方向的宜山追击。先前所辖的第27师团，已归为第6方面军直属，准备进行攻占江西遂川、赣州机场的作战。基于以上态势，11月15日，冈村宁次命令第23军第22师团攻占南宁，与从印度支那北上的南方军一部会师，彻底“打通”大陆交通线；同时，电令横山：宜山方向不再派后续部队。
	只说宜山方向。
	杨森统领的杨干才第20军虽已残缺不已，但仍在宜山北7公里小龙头对第13师团伊藤义彦第65联队进行了猛烈阻击。不过，该师团大坪进第116联队在11月15日拂晓仍攻入宜山，随后发现有很多货车停在交叉纵横的铁道上，车厢里多是粮食、糖以及棉衣，搞得一路吃不饱的日军颇为兴奋。由于天气越来越冷，还穿着夏装的日军，直接换上中国军队的棉服。海福三千雄第104联队则越过宜山，经河池，向黔桂省境线上的南丹追击。占领柳州又开始追赶师团主力的他们，有些后来居上了。
	贵州告急，重庆由此大震。
	蒋介石完全坐不住了，一方面叫何应钦入贵。那不是你老家里么？那么好，你去盯着；另一方面，起用在豫湘桂会战河南段大败的汤恩伯为湘桂黔边区总司令，并利用陆空运输众多部队入黔。此时黔桂公路一派乱象：撤退中杂乱的中国军队、茫然逃难的各地民众、穿着各式服装的日军追击部队、天空中画着鲨鱼嘴的轰炸机……
	为躲避中美混合空军越来越繁密的轰炸，日军只能选择在黑夜行军。
	时入深秋，山区越来越冷，黑夜和白天的温差很大，虽然有的日军换上缴获的冬装，但更多的鬼子依旧穿着夏装。由于后勤补给根本无法保证，两个师团早已开始自己解决口粮，而缴获的粮秣又无法携带太多，所以更多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像猴子一样摘取树上的水果。除食物短缺外，叫日军最头疼的是黔桂边境上陡峭的山路，有时走着走着，刚才还搭腔的士兵就没影了。哪去了？一看，掉到了悬崖下头。除了陡峭的山路外，日军还得提防着动物的袭击。在北牙，第13师团第116联队被伏击，联队长大坪进差点被炮弹炸死。大坪逃过一劫后，率部进入一个叫拉烈的地方，由此开始跟野猴遭遇，双方展开投石战，结果有多名日军士兵被砸伤。躲过炮弹的大坪联队长，却没躲过猴子扔出的石头，眼角被砸中，差点瞎了一只眼。
	11月21，第13师团大坪进第116联队则在黔桂线上的金城江车站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
	向金城江前进的第13师团司令部在途中收到横山勇下达的命令他们和第3师团向贵州独山（黔桂铁路贵州境内倒数第二站，终端为都匀）追击的命令。
	第13师团各部得令后，大坪进第116联队和海福三千雄第104联队经南丹向独山追击，金城江由伊藤义彦第65联队一个大队守备，其主力向思恩进击，随后担负沿途各要点的警备任务。但在临近思恩时，这个联队主力遭中国军队顽强阻击。
	再说发出向独山追击令的横山勇，在第二天他就被调离了。
	事情是这样的：鉴于整个战局的变化，美军随时可能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东京大本营决定用“新人事应对新战局”，11月22日，天皇否决了朝香宫鸠彦而提名冈村宁次接替畑俊六，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据说，在征求冈村的意见是，他说了一句关于横山勇的话：“横山司令官，不再适合统领第11军，还是回国吧。”
	这涉及到一系列调动：
	已晋升元帅的畑俊六回国当教育总监去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接任第6方面军司令官。日本国内西部军司令官下村定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横山勇则出任国内西部军司令官。
	接到命令后，待在广西深山里的横山勇半天没缓过劲来。
	参谋长中山贞武和高级作战参谋井本熊男都很意外，因为会战还没结束。
	很多参谋窃窃私语，认为他们的横山司令官是被撤职了，无论如何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明升暗降”的决定。接替横山勇的是驻蒙军司令官上月良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1期，熊本县人），但他还没到任。
	回过头来再说通往独山之路上的日军。
	看上去赤鹿理第13师团率先攻占独山十拿九稳。
	第3师团长山本三男思忖了一番后，自己给自己选一个目标，那就是独山以北的都匀。这个地方在独山以北45公里处，距离贵州省会贵阳80多公里，比距贵阳125公里的独山更深入，而且是整个黔桂铁路的最末端。山本以松山良政第6联队为前锋，确定了宜山以北，沿天河，经八寨，到都匀的路线。师团司令部和主力二神力第34联队则沿思恩、黎明关、荔波、独山之北的路线前进。桥本熊吉第68联队则控制在后方沿线各要点。11月21日，二神力第34联队首先从宜山西北20公里处的怀远脱离公路，转天从宜山脱离公路的松山良政第6联队击破天河隘口的中国守军，进入一望无际的大山。
	11月23日，占领河池的第13师团大坪进第116联队在向该地西北野车河追击时，遭中国军队多道防线的密集阻击而伤亡惨重，四天内不能前进。后来才知道，这里的中国军队并非是从桂柳败退下来的，而是从贵州那边南下增援的陈素农（黄埔军校3期，浙江永嘉人）第97军。该部原本是卫戍重庆的，贵州出现险情后，军委会采取非常措施，从第1、6、8战区和四川抽调了第9、13、57、29、87、94、98等七个军共计18个师，交给湘黔桂边区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拱卫贵州大后方的安全。
	陈素农第97军主力控制在南丹及其南部的野车河，一部扼守南丹东北60公里处的黎明关（已属贵州）；由陕西而来的孙元良（又出现）第29军在独山附近的黑石关、白腊坡、甲捞河布防；由西北调来的刘希程（黄埔军校1期，河南唐河人）第98军在都匀及以南地区布防。汤恩伯嫡系石觉（黄埔军校3期，广西临桂人。与王仲廉、张雪中、陈大庆为汤之四将）第13军已开进贵阳。
	第13师团第104联队在另一侧已穿过野车河，得知第116联队受阻后，联队长海福三千雄转而率部侧击中国军队。第13师团这三个联队，属来自仙台的第104联队战力最强，其他两个联队第65联队来自会津若松，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而第116联队来自新发田。给第116联队解围后，海福率部掉头再往南丹疾进，而山路越发奇险，中途踏上一段明朝时建的古栈道，下面则是万丈悬崖，不时有战马滚落山涧，拉着战马的日军士兵，也被带下去而粉身碎骨。
	1944年11月28日午前，第104联队攻占黔桂边境上的要塞南丹，这里是入黔的门户。
	重庆已是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为：日军这一次是要攻贵阳，打重庆，国民政府也做好一旦日军持续进攻而战局不利时迁都西康小城康定的预案。
	南丹陷落前一天，位于贵州荔波县的黎明关被第3师团二神力第34联队冲破，冲入贵州。
	由广西转入贵州的杨森命杨干才带第20军残部去重夺黎明关，同样转进到贵州省境的丁治磐第26军也到处封堵日军。他们一个是湖南第9战区的部队，一个原本是浙赣第3战区的部队，现在都出现在贵州，也可谓转战千里了。
	越过南丹，第13师团第104大队在联队长海福三千雄率领下，进入贵州省境。
	孙元良第29军第91师的搜索部队，在11月最后一天的晚上，跟海福联队在距离独山27公里的一个叫上司的地方遭遇。战斗极为激烈。海福联队后续部队跟进，第91师在第二天撤回7公里外的黑石关主阵地。在转天，中日军队在黑石关爆发激战。黑石关地势甚险，两侧是悬崖峭壁，一关横亘于上，有黑色巨石冲天。当晚气温骤降，鹅毛大雪从狭窄的天际落下。海福联队士兵苍田隽在回忆录《突入大陆最深处》中写道：“雪势并非渐进变大的，而是一开始就如骤急的鹅毛，照得大地如白昼。家乡仙台的雪也不过如此。重庆军似乎也在走神儿，以至于两军在相距不足百米的距离中对峙。如果在这个时刻，有一头山鹿从战场中间跑过就更为完美了，但仅仅是幻想，几秒钟后，中国士兵的捷克式机枪就响了起来，身边的木岛小队长胸口喷血，突然栽倒在地……”
	夺取黎明关的第3师团二神力第34联队正在险山上进退维谷。
	相对于第13师团，第3师团的线路地形更陡峭，大多时候行进在宽度不到一米的山路上。二神力望着黔境中连绵不断的险山，自言自语：“真的要翻过去，然后再返回来？”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一座石山，有个凿成隧道的洞穴，这是唯一的道路。在隧道入口的两侧和上方，中国守军三面扼守阵地，用轻重机枪、掷弹筒、迫击炮组成火力网，封锁了隧道入口。当在狭窄的山道上迎面而来的第34联队的一个大队发现这种地势后，也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硬着头皮往隧道里冲，瞬间就在隧道口叠起几十具尸体。由于山道过于狭窄，最多只能并排三个人，后面的日军根本无法展开，结果只能不断地往前冲，再不断地被射杀。终于有几名日军冲入隧道，但进去后立马傻了眼，因为隧道那头用乱石堵塞了。这时候，日军才猛然发现：对面的中国士兵，不少人拿着美式冲锋枪，开始向他们扫射。“由于重庆军多为自动火器，经常迅速移动，其士兵战斗动作又非常机智敏捷，所以很难发现敌军的火器。重庆军似为美式装备，以瞬发信管的美制手榴弹代替了旧式木柄手榴弹，迫击炮也可能是美国制造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一号作战之广西会战》）直到第二天，迂回占领侧翼高地并得到炮兵增援后，二神联队才勉强冲破当面中国守军。
	攻入荔波县城后，二神联队停下来休整。
	此时，松山良政第6联队正在荔波东北的山地一字形行军。因为山道的宽度只能站立一个人，前面已有三匹战马坠落悬崖。日军此时已经弥漫着一种兴奋和绝望交杂的气氛。松山叫人把联队军旗展开，在最前面打着。这个联队好歹攻占了沿途要点八寨，这里已经距离都匀只有30公里左右了。
	第13师团海福联队那边，12月2日上午，穿着中国军队棉服的第1大队第2中队，在中队长宫本学率领下往独山县城迂回。快到独山的路上，遭遇大约一个营的中国军队，但对方没有察觉出这些人是日军。宫本学本人几乎窒息，他手紧握着手枪，战刀被隐藏在破烂的行囊里。后面的士兵则紧紧盯着宫本，而不敢看一侧的中国军队。这时候就看运气了。只要宫本的动作一变，激战就会开始。
	结果是两支部队擦肩而过。
	侥幸的宫本中队，在12月2日午前11点半突入独山县城。
	独山早已是座空城。第二天凌晨，海福率领联队本部进入独山。独山陷落，重庆是真的大动了。在重庆的美国军事观察员则说：“日军所穿的夏装说明已经超出了它的补给线范围。第11军究竟要打到什么地方为止，任何人无法断定。”这时候，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的判断是：昆明的战略位置重于重庆，即使重庆丢了，也不能丧失昆明。为此要求美国空军提供最大限度的空中支持，而蒋介石则把廖耀湘新6军紧急从缅北空运回昆明待命。
	1944年的12月初，黔南地区大雪不断。
	第3师团松山联队的前锋第3大队逼近都匀，大队长是曾参加过常德之战的簗场市郎左卫门。12月3日下午，簗场大队在距都匀7公里外的一个高地扎营，从这里可以俯视独山到都匀的大道。
	前一天深夜，井本熊男给赤鹿理、山本三男发了份电报：“第13师团已占领独山，第3师团不必再攻取都匀，两师团破坏当地军事设施后立即反转。”
	第3师团松山联队在筋疲力尽中张大嘴巴。
	第13师团海福联队那边遇到麻烦，因为一些部队长反对撤离，他们说：“即使后方补给断绝，也应该自己解决补给，抓住当下的时机，一举攻占贵阳！”
	海福看了一眼代表师团司令部前来指导的主任参谋野野山秀美，后者说：“攻取贵阳并不在本师团作战计划之内。”
	第1大队第2中队长宫本学大尉说：“七年前，本人参加上海之战，那时还是一名伍长。当时，军中也并没有攻占南京的计划。可后来我们那样做了。如果最前方的尖兵部队获取了良机，就应该干下去，用新的战机来说服后方的军司令官。不是一直说要降服重庆政府么？现在已经距离它如此之近，如果不顺势进攻，一切又将回到原点。在这种时候，尤其要发扬第13师团攻无不取的精神，进行最后的独断。”
	虽然日军中有“下克上”之风，但是还从没有过被中队长改变作战计划的先例。
	从12月3日傍晚起，已经是空城的独山，爆炸声此起彼伏：桐油库、汽油库、弹药库……日军开始进行撤离前的大破坏。爆炸声惊天动地，黑烟滚滚升腾在独山上空，这个小城迅速火海一片。日军望着不断升起的烈焰，想到又要顺着同样险恶的原路返回，一些士兵“颇感无奈”，有人终于开始在私下里质疑这场战争。
	担负破坏任务的是石川工兵第13联队。末泽不二雄第3中队由联队本部直辖，4日黎明前离开独山，除爆破沿途已知弹药库外，还担负着搜索发现新的弹药库的任务。12月4日拂晓，在独山以南黑石关等待联队本部。随后出现情况。4日黎明，联队长石川带着本部赶到黑石关，并没有发现末泽中队。四周搜索，也没发现。这个工兵中队在黑石关奇异地蒸发了？到后来，整个会战结束了，他们也没被找到。按通常的情况，这支日军应该是被中国军队袭击了。问题是，如果被袭击了，黑石关及其附近就是战场，但经过搜索，发现这里并没有工兵们一丝痕迹。另一个可能，末泽率这个中队在深山幽谷中迷路了，没按时间抵达黑石关，在另外一个方向，被中国军队全歼。
	不过，据说联队长石川相信：他们回家了。
	1945年即将到来时，即使作战多年的鬼子，也已在不经意的瞬间，有了厌战的情绪。
	反转之路对日本人来说没那么顺当，行走在深谷或峭壁上的他们，不时遭到中美混合空军战机的轰炸，而埋伏在山林中的游击队又不时打冷枪，被毙杀的日军慢慢增加，部队长只好下令当天火化，将骨灰装进木盒，后来盒子不够了，改为饼干袋，饼干袋用完了，改用空烟盒，烟盒用完了，按日本人的说法：“最后只得将骨灰装入空的火柴盒了。”
	汤恩伯在这时候下令反攻，孙元良第29军重新占领独山，其实说“进入”更好一点。各路部队也开始动作，到12月中旬，日军全部退出贵州，中日两军对峙黔桂边境上的野车河一线。
	蒋介石松了一口气。
	“一号作战”的目的是攻取桂柳机场，打通所谓大陆交通线，向贵州追击只是第11军的旁逸斜出，却也着实牵动了重庆的神经，正如前面所说的，已有迁都康定小城的动议了。在1945年元旦的《告全国军民书》中，蒋介石这样说：“回溯这八年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受患最深的一年。敌人侵豫犯滇，窜扰桂柳，猖狂盲进，最深入的时候，侵犯到贵州的独山……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到耻辱之重，实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
	第23军第22师团的一个大队此时由昆仑关方向攻入南宁。
	这是这座城市第二次陷落。巧的是，五年前的1939年南宁陷落时，也是这一天。更巧的是，该大队长新田宽一郎，在五年前正好在第5师团做中队长，亲历了昆仑关之役，所以当他沿着熟悉的关口而来时，很难不回想起当年激战的情景。在昆仑关，他看到了中国士兵纪念碑，上面有“碧血千秋”的字样，而不远处，是毙命于此的旅团长中村正雄的墓碑。
	12月10日，南下的第23军第22师团与由越南北上的第21师团在广西扶绥会师，至此所谓大陆交通线被“打通”。与此同时，第37师团奉命进入越南，因为这个师团最初从山西而来，在河南参加豫湘桂会战，后一路到了越南，后又转进到泰国，被日军称为“最能走的师团”。
	“一号作战”第三期是打通粤汉线南段（衡阳到广州），目标是余汉谋第7战区。在日本人的计划中，这个作战早就要进行的，但由于衡阳战打了47天，导致其不得不延期。在第11军进行桂柳作战其间，由于湖南战场空虚，东京大本营将关东军第20军司令部调了过来，将第64、68、116师团编入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驻衡阳。随后，第20军和广东的第23军配合，打通了以韶关为中心的粤赣线南段。韶关之战打得极为激烈，这里是第7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在反复的巷战中，多个地段爆发了持续一小时以上的白刃战。本来湖南茶陵的由第6方面军直辖的第27师团在此间东进，在1945年初就攻占了江西遂川机场和赣州机场。
	日本人的“一号作战”，中方所称的豫湘桂会战，就这样结束了。
	会战期间，整个二战局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6月，以美、英军为主的盟军将近300万人在法国诺曼底登陆，随之解放巴黎。被苏联红军打得节节败退的德军已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兽斗绝境。在太平洋战场，日本联合舰队也已陷入每战必败的窘境，各个岛上的日军部队频频被全歼。美军信奉的法则是宽恕恶魔就是虐待自己。换句话说，宽恕这些日军是上帝的事，现在美国大兵的任务就是送他们见上帝。7月7日，马里亚纳群岛之塞班岛陷落，岛上41244名日军被美军全歼，三年前偷袭珍珠港的一线指挥官、现如今的中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南云忠一自杀。紧接着，塞班岛以南提尼安岛陷落，第29师团第50联队长绪方敬志以下全部被击毙。南京战役时，绪方是第6师团第47联队大队长，所辖三明保真中队第一个从中华门攻入南京。绪方的师团长高品彪（湖南厂窖大屠杀当事者之一）亦被歼于该岛。最后，马里亚纳群岛中最大的关岛陷落。丢了马里亚纳群岛后，就意味着日本本土进入了美军“B29”轰炸机的作战半径内。这之前，美军只能依靠从中国成都起飞的“B29”轰炸日本本土南端的九州地区。
	在反法西斯的各个战场捷报频传的1944年，国民政府指挥的正面战场却经历了豫湘桂大溃败。
	日军从4月开始实施平汉线作战，向河南中西部地区发动进攻，到转年2月打通粤汉路南段，占领并炸毁江西遂川、赣州等地的中美混合空军机场，在10个月的时间里击溃50万以上的国军。重庆政府至少丧失了十个优良的征兵地区和大片的产粮区，还有四个省会、146座城市以及七个空军基地群。这次大败，虽有诸多中央军精锐调往滇西战场的原因，但却不构成一个绝对的理由。
	大溃败引起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普遍不满和愤怒，国人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当局之无能，以及其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危害，重庆政府由此威信扫地，进而一步步失去民心。与此同时，华盛顿也不得不重新审视蒋介石和他的政府。
	因为这次大败，美国人为减轻自己的压力和损失，开始谋求苏联对日作战，因此没有邀请作为“四强”之一的中国出席1945年春决定以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会议。正是在这个会议上，美国人和英国人出卖中国的利益，换取了苏联对日出兵的许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之所以在三年多的国共内战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失败，有众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就在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实际放弃，而信心丧失的源头就是1944年的这次大溃败。
	对日本人来说，“一号作战”也是场得不偿失的会战。
	会战中，他们虽攻城略地，但战略意义何在？日本人策划“一号作战”的初衷，首先是摧毁桂柳机场，其次是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线，但由于夏秋之际于马里亚纳群岛被美军攻占，在太平洋上获得了轰炸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11月美机就开始从马里亚纳起飞轰炸东京，而不再需要中国西南的机场了。这也就意味着日军攻占桂柳的意义急速下降。至于打通大陆交通线，真的指望有一辆火车由南而北贯穿大陆吗？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正如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真田欀一郎对天野正一说的那样：“南北贯穿作战，最后得到的也许仅仅是精神上的联系。”而日本海军省的石川信吾少将的说法则说：“动用日俄战争以来最庞大的陆军兵力进行没有什么意义的南北贯穿作战令人费解。陆军到底是怎么想的？与其那样，实在不如用同样的兵力由东向西进攻，一举击破重庆政府，即使不能将之降服，至少也会让蒋介石政权遇到真正的危机。”
	1944年的这场大会战，从战场本身看，日军打赢了，但正如《每日新闻》随军记者益井康一说的那样：“没有比这更空洞的胜利了。

第四章 滇缅反攻（1943年10月～1945年1月）
<h4>
	边境风云</h4>
	进入1944年春，二战大势已完全明朗，德日轴心之败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在中国敌后战场上，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经历了敌人的扫荡和封锁后，已率先开始局部反攻，无论是解放区面积、人口还是军队数量都日益增加，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县按占据的实际情况看，极不稳定，行政力（指伪政权组织）的渗透也很差，其大部大致只分驻在以县城为中心的部分乡村，民心更多地倾向于中共一方。”（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在正面战场，豫湘桂会战失败的背景下，蒋介石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参军尤其是参加远征军。在这个号召下，以大学生为主的知识青年纷纷入伍，以西南联大为例，就有1000多名大学生和青年助教进入远征军，其中包括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不少学生兵进入胡素（黄埔军校1期，江西樟树人）新30师，随这个师被空运到印度兰姆伽训练。
	这就需要回到1942年。
	那年春，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失败，一部付出巨大代价后辗转回国；另一部退入印度，编为中国驻印军。
	驻印军以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柏德诺为参谋长，辖孙立人新编第38师和廖耀湘新编第22师，合为新1军，蒋介石派郑洞国出任军长（开始计划以邱清泉为军长，但因其性格暴躁怕难以与美国人相处而更换了温和的郑），随后罗卓英被调回国，郑洞国又以副总指挥之职兼新1军军长。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更换美械的新1军，集中在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的偏僻小镇兰姆伽，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全美式训练。
	另一部远征军退回中国云南。
	此时的云南，除龙云的本部滇军外，还驻扎着关麟征的中央军。
	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关麟征就带着以第52军为核心的部队入桂休整。在转年，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后，关部奉命赴云南边境进行警备。作为第9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这几年一直在云南边陲窝着。至于固执回国的杜聿明，在野人山损兵折将后，还是被迫转赴印度，从那里回国后不久，即接替宋希濂出任昆明城防总司令，又以第5军为核心，组建第5集团军并出任总司令。宋希濂作为第11集团军总司令，则是1941年秋率部进入云南。1942年春，日军由缅甸追击到云南怒江一线时，宋希濂率部阻敌于怒江惠通桥西岸，立了大功。除了关麟征、杜聿明、宋希濂三部外，另一支中央军霍揆彰第20集团军，则是在1943年秋常德会战前陈诚在楚雄组建、训练第二期远征军时由湖南移驻云南的。重庆军委会下辖40个集团军，其中属于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系统的有17个，而云南就集中了四支。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滇缅公路完全被切断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盟国的美国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
	第一是训练中国驻印军，以反攻缅北。第二是修建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它起于印度雷多，经缅北重镇密支那后分叉，北线经腾冲、龙陵，直接与滇西境内的滇缅公路相接。南线经八莫、南坎，直达中缅边境的畹町，亦与滇缅公路相连，全长达1800多公里。与此同时，准备设立一条从印度加尔各答到昆明的军用输油管道。第三是以云南为基地，计划分两批训练和装备60个左右的中国师。
	在以上背景下，1943年初，蒋介石下令在云南楚雄组建第二期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由第6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司令长官，为将来反攻滇西做准备。陈诚由此往返于恩施、楚雄间，尽管困难重重且有不堪编训的抱怨，但在当年冬天因病辞职前，基本上把第二期中国远征军的架子搭了起来，并在美军教官的协助下完成了初步编训。
	到1943年天，罗斯福、丘吉尔和中国外长宋子文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意大利即将投降后的世界战场。关于亚太地区，罗斯福认为，应该在1943年秋在缅甸发动反攻，突破孟拱河谷和胡康河谷，攻占缅北最重要的城市密支那，进而使修建中的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相连接，打通中国和外界的运输补给线。英国人并不那么积极。作为政治家，当然每个人都会为自己国家的利益着想，但在二战中，丘吉尔多次表现出来的极端自私，让人对这个国家的整体风格感到失望。丘吉尔不倾向于尽早发动缅甸攻势，担心由此扩大美国和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
	由于丘吉尔的冷淡，虽然魁北克会议最终决定反攻缅甸，但形成的定案只是在缅北发起进攻战。为缅北反攻，美国向印缅派出3000名突击队员，组成5307特种部队。魁北克会议上，还决定新建立东南亚战区，由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出任总司令，史迪威副之，协调缅甸战场上的各路人马。
	蒋介石随后在重庆黄山别墅跟到访的蒙巴顿，以及史迪威、何应钦、徐永昌、刘斐等人召开军事会议，布置反攻缅北之战。会议决定以中国驻印军为主，以英印军和美军特种突击队为辅进行作战。史迪威提出将驻湘西的第74军调往缅北战场，蒋介石以该部为重庆战略预备队为名而拒绝。鉴于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败，为避免中国军队再次孤军深入，蒋介石提出作战的前提是：英美必须派遣强大的海空力量作为后盾和对缅南进行战斗牵制。会议后，蒋介石跟军令部次长兼作战厅厅长刘斐说：“只要英美海空军不控制孟加拉湾，不从缅南进行配合作战，我们决不再单独进攻。”
	事情基本如了蒋介石的愿。
	在史迪威和郑洞国指挥下，经过一年多训练的驻印度的新1军集结在印缅边境的雷多，蓄势待发了。
	此时新1军，孙立人新38师和廖耀湘新22师，在美械化后，每个师配有“汤姆逊”冲锋枪400支、M1卡宾枪400支、轻机枪360挺、重机枪108挺、105毫米口径榴弹炮12门、75毫米口径山炮24门、37毫米口径战车防御炮36门、105毫米口径迫击炮36门、81毫米口径迫击炮36门、60毫米口径迫击炮162门，还有“巴祖卡”火箭筒108具，其组成的火力之强大也就可以想象了。
	1943年10月14日，孙立人新38师越过印缅边境，突袭了日军第18师团一部，攻取胡康河谷中间的新平洋。第18师团此时的师团长是田中新一。这一年春天，田中因为得罪了东条英机，而被从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位子上打发到缅甸前线。孙立人和廖耀湘的部队经过一年半的美式训练，又配以强大的美械火力，两个师的战力已激增数倍，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其中更有卧薪尝胆、誓复国仇的浩然之气，所以第18师团的日军发现自己眼前完全是个强大而陌生的对手了。在随后的于邦、孟关之役中，差不多已无还手之力的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接下来的瓦鲁班之战中，新1军在美军5307突击支队的配合，对第18师团持续的攻击更令这支以强悍著称的部队伤亡惨重。廖耀湘新第22师麾下的美式坦克冲入田中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一举缴获了师团司令部的大印。被驱逐出胡康河谷的第18师团残部一路向孟拱河谷溃去。廖耀湘和孙立人率部乘胜追击，在孟拱河谷最终击破第18师团主力，田中新一率残部向缅南退去，这次作战最大的目的地密支那（伊洛瓦底江西岸、缅甸南北铁路北面的终点）完全暴露在中美联队的枪口下。
	缅北战场上的1944年就是这样到来的。
	在1944年春，日军在中国大陆上发动“一号作战”的同时，已升任驻缅甸第15军司令官的牟田口廉也正率10万日军攻打印度英帕尔。
	在这种情况下，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在险情中恳求中国向驻印军增兵，蒋介石也需要更多的部队接受美训，于是将中国远征军所属方天第54军下的龙天武（黄埔军校5期，湖北石门人）第14师和潘裕昆（黄埔军校4期，湖南浏阳人）第50师空运到印度。到4月底，在史迪威的策动下，中美联军编成混合突击队，目标直指密支那。
	也就是说，此时缅甸战场的形势是：日军从缅甸中部向印度进攻，中国军队从印度向缅甸北部进攻。
	中美混合突击队编制如下：第1支队由美军第5307特种部队一个营、中国远征军新第30师一个团组成；第2支队由美军第5307特种部队一个营、中国远征军第50师一个团和一个辎重连、新22师一个山炮连组成；第3支队由美军第5307特种部队一个营、英军别动队一个分队组成。确切地说，这是中美英三国混合突击队。突击队以三国时邓艾偷袭成都的方式，晓行夜宿，飞越险山，在途中意外遭遇第18师团一部，将其击溃后，杀出丛林，在5月17日拂晓前一举袭击并占领了密支那机场。
	接下来的战斗却超出了联军想象。
	守备这座缅北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的是第18师团丸山房安第114联队，后来第56师团步兵旅团长水上源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3期，山梨县人）带着少量部队来援，并成为这里的最高指挥官，兵力最后合计3600多人。这是一次类似于后来的打松山和腾冲那样的战役，一打就是两个多月。这期间，龙天武第14师一个团紧急空运增援，从孟拱河谷又转来英印军一部，史迪威和郑洞国都到一线督战。战斗打到8月初，日本人才开始崩溃，水上源藏违背了时任第33军高级作战参谋辻政信不许撤退的命令，在最后的时刻把残余的几百名日军打发走，然后自己吞弹自杀。
	攻占密支那后，缅甸战场已经发生逆转。
	在此之前，攻印度的日军大败而归。对盟军来说，控制密支那后，就意味着运输机不必再飞越喜马拉雅山，而只需经缅北直飞昆明了。
	中国驻印军此时进行了新的编制，由新1军扩充为新1军和新6军，孙立人升任新1军军长，副军长胡素，辖唐守治（黄埔军校5期，湖南永州人）新30师、李鸿（黄埔军校5期，湖南湘阴人）新38师；新6军辖龙天武第14师、潘裕昆第50师和李涛（黄埔军校6期，湖南邵阳人）新22师，以廖耀湘为军长。至于总指挥史迪威，在蒋介石表示要抽缅北的一个军回国应对豫湘桂之败局后，两个人的冲突已不可收拾。正如前面所说的，罗斯福有意叫史迪威取代蒋介石指挥中国军队，但最终没有实现，妥协并召回史迪威，以魏德迈代之。
	攻占密支那后，驻印军开始休整。
	再说滇西那边。
	密支那之战打响前的1944年5月5日，第二期中国远征军在怒江东岸的保山召开了反攻滇西的作战会议。司令长官是1943年年底接替陈诚的卫立煌。陈诚出任第二期远征军司令长官是史迪威的建议，他认为陈是蒋介石身边高级将领中最干练的，但后来因“第54军事件”，陈大病一场，最终辞去该职。
	这件事的由来是这样的：
	第54军与第18军、第79军，并为陈诚“土木系”三大部队，最初成立于淞沪战场，首任军长霍揆彰。抗战中期，这个军划归关麟征第9集团军，驻滇南。关麟征跟陈诚素有过结。最初，陈诚在第11师做副师长时，关麟征是团长。当时，参谋长是罗卓英，曾联合黄埔军官，意图挤走师长而扶正陈诚，便征集军官签名。关麟征却不买陈诚的账，后陈诚做了师长，向蒋介石反映说关麟征脾气太坏，缺乏主官的素质。蒋介石则呵护关麟征，因为当年他下野时，关麟征曾孤身前往奉化溪口去探望。陈诚后来想法把关麟征调出第11师，两个人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坏。有以上原因，当“土木系”黄维做军长的第54军划归关麟征集团军后，关、黄合得来才怪。时有人告黄维吃空饷，关麟征抓住不放，直接上报给何应钦。后者向来视王耀武、关麟征为自己人，又跟陈诚明里暗里争斗多年，于是顺水推舟地将此事呈报蒋介石。蒋最厌恶的就是这个，立即把黄维免职。关麟征通过何应钦，叫自己的嫡系张耀明继任第54军军长。陈诚自然不干，而第54军内部“土木系”将校对张耀明更是抵制。向来不示弱的关麟征立即反制，从起家部队第52军第25师里抽出俩团跟第54军核心部队第14师的两团对调，以便于控制该军。在这个过程中，陈诚来滇组建第二期中国远征军，跟关麟征直接吵起来。
	结果是：张耀明做了几个月军长，被“土木系”方天取代。在争夺第54军的剑拔弩张中，最后还是陈诚如意了，但也被关麟征刺激得胃出血。
	尽管随后的很多美军教官对远征军进行了几个月训练，但陈诚认为就部队素质而言，仍难言反攻，故而有畏难情绪。恰逢这期间，史迪威又或明或暗鼓动陈诚取代蒋介石，陈为稳妥起见，远离是非地，在9月初，给蒋介石写了封信：“（自己）能力薄弱，毫无建树，瞻念前途，陨越堪虞。为免贻误戎机，重视责任起见，谨恳钧座赐准解除远征军司令长官职务，另行派员接充。”
	蒋介石得信后认为陈这样的言谈太过随意，在复信当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下午手书致辞修，痛斥其跋扈恣睢之形态，促其反省。如再不觉悟，此人不可复教矣。”在信中，蒋介石则对陈诚说：“你近日之态度言行或不自知，你的观念思想或未自反省，我不得不对你作最后之规谏……”
	僵持了两个月，陈诚还是辞职了，并保举在成都闲赋的卫立煌接任。
	在这期间，史迪威正指挥中国驻印军进行缅北反攻，他无法理解滇西怒江东岸的远征军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滇西只有日军一个第56师团，且分散在芒市、龙陵、腾冲和松山等多个地点。蒋介石的保守战略正是他坚决反对和鄙视的。他通过罗斯福向蒋介石要求立即采取反攻腾冲、龙陵地区的作战，否则第56师团主力必然会转移到缅北密支那。对于罗斯福要求反攻滇西，蒋介石虽答应下来，但行动是缓慢的。他对在这时候开辟西线战场持审慎态度，因此已有情报称日本人可能在中原发动一次大攻势，再者就是因为他跟史迪威的糟糕的关系。蒋介石的犹疑令美国人不快，他们警告蒋要把通过驼峰航线运抵昆明分配给远征军的物资转给陈纳德第14航空队。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终于在1944年4月中旬即日军“一号作战”发起攻势前三天，令何应钦签署了题为“怒江攻势”的作战命令，下达到已赴云南的卫立煌那里。
	实际上，随着远征军开始行动，滇西的雨季已经到来，中国军队错过了在1944年初即发动攻势的最佳时机。
	前面说过，由于阴差阳错，卫立煌没当上第一期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这一次，最终接任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他把长官司令部推进到怒江东岸的保山。
	在接到重庆军委会的“怒江攻势”命令后，于5月5日召集了军事会议，副司令长官黄琪翔、总参谋长萧毅肃、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官宋希濂、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官兼第6军军长黄杰、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4军军长方天以及各个师长参加。会议内容是按军委会要求，以滇西腾冲、龙陵为中心，对日军进行歼灭性反攻，打通和连接滇缅公路与中印公路，并与中国驻印军会师。
	战区先期作战以攻打腾冲为中心，具体是：霍揆彰第20集团军作为攻击军强渡怒江后，由东而西翻越高黎贡山，沿途拔掉日军的外围据点，再由北而南直下腾冲；宋希濂第11集团军作为守卫军，主力仍控制在怒江东岸，但派一部渡江攻击西岸之红木树（松山以北）、平戛（松山以南）、哈林（平戛以南）几个主要据点，造成佯攻龙陵的假象，牵制龙陵的日军分兵腾冲。
	稍晚些的时候，在龙陵以南的芒市，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青森县人）也召集了一个会议：师团步兵团长水上源藏、第148联队长藏重康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山口县人。腾冲之役）、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等人参加，进行点对点的应对。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中国远征军的作战部署了。
	原来，1944年2月，远征军空军的一架运输机失事，意外迫降到腾冲，飞行员和机载少校被日军抓获，该少校身上恰恰带有远征军的电报密码本。日本人根据密码本，很快破译了远征军的来往电报。奇异的事情在于，出了这样的大事故，远征军这边没任何反应，既没有人对此负责，也没有更换电报密码本。是不知道飞机失事，还是不知道该少校携带密码本？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当时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正在混乱中，陈诚刚刚离职，卫立煌还没过来。
	5月11日，怒江东岸北面的霍揆彰第20集团军（周福成第53军、方天第54军，阙汉骞代理）在12个渡口乘坐橡皮艇强渡怒江；紧接着，东岸南面的宋希濂第11集团军（王凌云第2军、黄杰第6军、钟彬第71军）派胡家骥第88师等少量部队渡江，去攻打平戛、哈林和红树木几个据点。由于破译了远征军的作战计划，驻滇西芒市的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在中国军队发起攻势前，已紧急将松山、龙陵一部兵力调往腾冲方向。
	渡过怒江后第五天，1942年5月16日，胡家骥第88师在平戛附近作战时，缴获了日军一份情报，情报显示日军已经往腾冲调兵，才知道远征军进攻腾冲的计划早就泄露。据说当时卫立煌一拳头砸在沙盘上，他没法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针对龙陵日军抽兵北上驰援腾冲，卫立煌决定立即顺势改变作战部署，令宋希濂第11集团军全部渡江，去拿下龙陵。对宋来说，此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一部打惠通桥西桥头日军扼守的松山，主力绕过松山，直接打龙陵；另一个是，以主要兵力打松山，一部控制在松山和龙陵之间负责打援，并对龙陵构成攻击态势。反复权衡后，宋希濂选择了第一个方案。在私下里，他认为：松山说到底不过是在打龙陵的过程中顺手拔掉的一个钉子。
	5月底宋希濂作出决断。没想到的是，当他的部队拿下松山时，已经是初秋的9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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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攻松山</h4>
	松山位于龙陵县腊勐乡，紧邻着天险怒江，属横断山脉高黎贡山系，由大松山、小松山等二十多个山头组成，最高峰2200多米，滇缅公路蜿蜒由山间穿过。自1942年春侵入滇西受阻惠通桥后，日军就一直盘踞在西岸的松山，长期经营这个据点。在随后的两年里，自称拉孟守备队的第56师第113联队的士兵（这个番号曾被武汉会战期间的第106师团拥有。1940年春，第106师团解散，第113联队番号随之在熊本撤销。5个月后，第56师团成立，第113联队又在福冈恢复并编入该师团），这些来自日本九州福冈的前矿工们，用自己所擅长的鼹鼠般的挖掘技术，在杀气逼人的高山松林间，把松山挖建城一个巨大的战斗堡垒。
	腾冲地区被攻后，原本守备松山的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奉命带着部分兵力前往腾冲支援，剩下的士兵由步兵第113联队一部、师团野炮兵第56联队第3大队的两个中队组成，配属有辎重兵、通信兵、卫生兵、给水防疫部队等，总兵力1360人。松井走后，野炮兵第56联队第3大队长金光惠次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少尉候补生7期，冈山县人）少佐因军衔最高，而被任命为守备队队长。此时他已年近半百。虽然被任命为松山的守备队队长，对由于对步兵作战不擅长，故而阵地上真正起到指挥作用的，是残酷冷血、战斗经验丰富的联队副官真锅邦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56期，福冈县人）大尉。
	金光、真锅率部扼守的松山阵地之构成如下：
	主阵地：黄土坡（1、2、3、4号高地，远征军作战地图上所标的1、2号高地，日军称松山阵地；3、4号高地，日军称西山阵地）、大垴子（子高地，松山主峰中央高地，日军称关山阵地，后被坑道爆破之高地）、马鹿塘（马鹿塘高地，日军称横股阵地）、大寨、黄家水井（未高地，日军称里山阵地）、官坟坡（丑、寅、卯高地，日军称音部山，野炮兵第56联队第3大队本部，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率部据守）、小松山（辰、巳、午高地，第113联队本部，战役实际指挥官联队副官真锅邦人率部据守）。主阵地之前，还有滚龙坡、大垭口、阴登山等多个前进阵地。
	每个主阵地上都有子母堡，用带有散兵掩蔽部（在壕壁挖设）的战壕连接。战壕前后左右有侧击火力点。炮兵通常控制在母堡后身，但亦可以通过交通壕移动。阵地前没任何死角，攻击部队上来后无立足之地。堡垒都有巧妙的伪装，很难被发觉，甚至战壕也有掩盖物。松山之战两年后，西南历史学家方国瑜教授亲入现场观察日军的战斗工事：“敌堡垒主体构筑，大部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掘斜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堡垒上掩盖圆径至70厘米之木桩，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1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此坚固工事。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荡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不过松山阵地只能说是半永久性战斗工事或加强版的野战工事，后来的战事表明，火焰喷射器对日军的这种加强版野战工事还是很管用的）。
	6月4日，在宋希濂调遣下，钟彬第71军一部（刘又军新28师两个团，后配置黄杰第6军洪行新39师一个团），开始对松山发起进攻。
	新28师原来属第66军，入缅作战溃退回国后被宋希濂收编，归之于第11集团军第71军（以抗战之初首攻上海日军的德械师第36师、第87师、第88师为基干组成），同时将第36师调出，为集团军直属独立师。
	一攻松山中，在对敌情、阵地完全不明的情况下，新28师稀里糊涂地打了将近一个月，到7月初，付出巨大伤亡后，打下了三个日军少量部队扼守的前进阵地：腊勐街、竹子坡和阴登山，之后再无任何进展。
	虽然宋希濂亲率第11集团军主力绕过松山直插龙陵了，但松山要是拿不下来，显然仍会影响龙陵方向的作战补给。而且，龙陵之战在此时并不顺利。焦虑中，卫立煌更换围攻部队，将远征军直辖的总预备队第8军（汪波誉第1师、王伯勋第82师、熊绶春第103师）投入松山战场，新28师则转向龙陵方向。
	第8军军长何绍周（黄埔军校1期，贵州兴义人。何应钦之侄），就这样成为松山攻击战的总指挥。
	何绍周接手后，面临着两个最大的问题是：一是部队分散，无法短时间内集到松山（军主力荣1师两个团在副军长李弥率领下正在龙陵作战）；二是跟新28师交接时，对方拿不出任何日军火力点分布图及相关敌情信息。
	7月上旬的二攻松山是仓促的，炮击后，何绍周投入了先期到达的荣1师第3团（欠驻防保山机场的1个营）、王伯勋（贵州讲武堂，贵州安龙人）第82师246团，一部在西南面滚龙坡至大垭口一线作佯攻，主力越过阴登山从东正面直攻松山主峰子高地。从这个冒失的作战计划里可以看出来何大意了。结果是，二攻松山虽一度攻上子高地，但却没提防日军隐蔽的侧击火力，很多士兵纷纷中弹。
	三攻松山前，进行了一定侦察，决定先拿下西南翼的滚龙坡，同时在西北翼的黄土坡方向佯攻。兵力增加了荣2团第3营。子高地那边的攻击没有停止。远征军再次攻上子高地，但再次被日军的侧击火网打下来，滚龙坡方向的攻击也失利。
	三攻松山失利，何绍周开始皱眉了。
	进入7月后，滇西大雨不断，整个松山十天里有五天处于雨雾交加中，很多时候参加攻击的士兵抬头时根本看不到松山最高峰的上半截，它们被云雾撩绕着。当峰岭上日军的火力骤然出现时，画面给人亦真亦幻的感觉。这时候惠通桥修复完毕，熊绶春（黄埔军校3期，江西南昌人）第103师第307团直接经桥抵达战场，运载弹药的军车也开始从桥上通过。
	四攻松山，由于敌堡坚固，炮兵出身的何绍周，下令进行定点轰击，即每门炮专打一个堡垒，一一相对应。整个松山之战，远征军发射了近5万枚各种炮弹，一半多都打向滚龙坡。日军阵地被爆炸掀起的白烟包围，他们有限的几门火炮一直在装哑巴。它们是真哑巴了。因为远征军的一枚炮弹打中日军弹药仓，500多枚炮弹被引爆。新加入战场的第103师第307团主攻滚龙坡；第82师第246团负责切断大垭口和滚龙坡之间日军的联系；荣3团继续强攻东正面子高地，实际上已经变为牵制性作战（荣3团团长赵发毕，军长何绍周之外甥，虽然有这样的背景，但每战必身先士卒）。滚龙坡方向突进依旧缓慢，每向前迈一步都有战士倒下，最终以惨重的代价夺取了几个前进据点。子高地那边仍受阻于日军隐蔽的侧击火力和母堡之坚固。这一次，卫立煌带着长官司令部的人亲临前线观战。此时何绍周的军部设在距离一线千米的竹子坡，他每天都拿着望远镜眺望攻击的进展。
	五攻松山，新加入的第82师第308团拼死夺取了日军三个阵地。战斗日益白热化。该团第2营炮兵连长杨克南回忆：“我们连1排长叫李政山，巴县人，成都中央军校毕业，他和我关系最好，记得进攻前吃最后一顿晚饭时，他对我说，老杨，这次我可能下不来了，但老子死了也要往前扑！冲锋时他在最前面，被子弹打中脑壳，当场牺牲。”细雨迷蒙中，第307团程鹏团长和副团长陈一匡穿着雨衣，拎着汤姆逊冲锋枪，身先士卒地冲入日军阵地，连续打退日军从大垭口方向反攻。但入夜后日军的白刃逆袭具有巨大的杀伤力。远征军士兵身上除了刺刀刺伤的伤口，就是军刀砍伤的伤口。
	冲锋枪与军刀，1944年的松山令人唏嘘。
	下旬的时候，在松山上空，日机空投了一点弹药补给，随即遭美军第14航空队战机的攻击，于是落荒而去。第14航空队的战机趁机空袭了日军松山阵地。开打后，制空权完全在远征军手里，隔几天就来轰炸一次。由于日军工事隐蔽坚固，空袭的效果并不明显。现在，对拉孟守备队来说，储存的食物和弹药在慢慢变少，人也是打一个少一个。由于饮用水水源被远征军切断，入夜后派敢死队打水成了他们经常要干的事。
	7月底，东京大本营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2期，长野县人），分别给拉孟守备队发来所谓嘉奖电，内容就不用说了，那些话都可以猜想到。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也来电了，他希望守备队为了大局而坚守到9月上旬。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的电报内容还比较实在，叫真锅邦人做好焚烧军旗的准备，也就是准备着全员战死……
	种种迹象表明，战事到7月20日前后，松山虽然打了一个半月了，重庆的蒋介石还没发脾气，对一线将士仍以激励为主，这从下旬的电文中可以得到证实。但卫立煌开始坐不住了，每日催促何绍周。为肃清滚龙坡的日军堡垒，何绍周下令，将山炮推至日军堡垒前进行直射。衡阳的日军此时也在做着同样的事。7月底，第8军副军长李弥由龙陵调回松山。李是云南本地人，为人精明强干，打仗时善抓要害。李弥来到松山，了解到先前的战况，看完最新绘出的日军火力分布图，又派人进行火力侦察后，告诉何绍周一句话：堡垒与火力点需要一个个摧毁，不要怕耽误时间，最慢的就是最快的！
	六攻松山，仍主打滚龙坡，远征军步步为营，初次使用的火焰喷射器发挥了巨大功效，日军堡垒里不断蹿出“火人”。第82师第246团一部冲入滚龙坡上的已高地，日军也冲出堡垒，双方展开白刃战。这一队远征军士兵都是新兵，在拼刺刀技术上显然甚逊于日军，虽然人数三倍于敌，但15分钟后就倒下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岌岌可危。就在这时候，在千米外竹子坡观战的何绍周下了道狠命令：叫炮兵直接轰击胶着难分的两军士兵。炮兵不忍下手。何绍周严令轰击。后来何解释：按当时的情况，打下去，攻上高地的中国士兵会全部阵亡，与其叫他们被日军刺死，不如趁着将日军引出堡垒的机会，跟敌人同归于尽，否则的话功败垂成，士兵们重新攻击时，照样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炮兵忍泪发炮，在炮弹打出去的时候，都下意识地背过身去。
	8月2日，滚龙坡攻占在即。宋希濂特意从龙陵战场回松山观战。
	第103师的部队在这一天终于拿下滚龙坡，但一路上已经堆尸如山。
	事实上，滚龙坡只是日军的前进阵地，而非主阵地，所以距完全攻占松山还有遥远的距离。
	进入8月后，蒋介石已经渐渐转怒，令何应钦直接向侄子何绍周转达其务必快速攻克松山的命令；又电告卫立煌，若松山久攻不下以致于影响大局，军、师、团长以贻误战机领罪。何绍周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最难啃的骨头是松山主峰远征军先后四次攻上但皆无功而返的子高地。这个高地由日军中队长辻义夫大尉率70多人扼守，依托坚固的母堡以及侧击的子堡和四周的隐蔽火力点，先后射杀射伤了500多名远征军士兵。
	在8月初的军部会议上，第82师师长王伯勋经部下提醒，进而向何绍周建议：采用坑道爆破的办法炸掉子高地上的日军母堡，也就是挖地道，把炸药塞进日军母堡下面。看上去是创意进攻，本质上是没有办法的办法。8月中旬，在美军顾问团军官斯佩德上校协调下，15吨TNT烈性炸药从加拿大直接运抵保山机场，随后转至松山前线（这种联动协同效率还是很高的）。
	这种爆破没任何先例。
	为检验效果，最初向王伯勋提议使用坑道爆破法的第82师工兵连连长刘栋臣，奉命选择一处无名小高地（日军称之为绪方山）进行实验。对这次爆破，日本人记载如下：“有一天晚上，早见上等兵站岗时，仿佛听到地面有轻微的响声，于是他就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突然听到了铲子和挖土混在一起的声音，还闻到地下冒上来的火药味，由于绪方山阵地位于一处绝壁之上，看来中国军队已经在下面横着挖洞了，早见上等兵立即向分队长浅井高吉伍长作了汇报，于是全体人员起来悄悄离开了阵地，天亮之前的3点左右，在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中，整个阵地被吹上了天。不过，约30名守备队员却安然无恙。”（太田毅：《松山——全军覆灭战场之证言》）。
	这是七攻松山期间的事儿。
	只说子高地，爆破前，距远征军第一线150米。
	在美国顾问团协助下，经精密计算，推论出：要把日军的母堡整个掀起来，需要3000公斤的炸药。这只是被解决掉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还有更多的类似于工程计算的问题，比如说：怎么保证恰好挖到日军堡垒的正下方？堆积炸药的坑室距地面日军堡垒多少米最佳，既能保证工程作业时不惊动日军，又能保证达到想要的起爆效果？如此等等。
	在松山，打到最后，已变成数学和工程学决定一切的战役。
	从3日到18日，在荣3团佯攻下，军工兵部队昼夜不停，相继完成120米末端作业和敌前30米坑道作业，在日军母堡下挖建了两个炸药室，塞进了3000公斤炸药。军工兵营排长鲍直才潜入炸药室，小心翼翼地安装和连接信管、电线。为保证爆炸冲击力集中冲向上方，还必须把坑道再坚实地填埋。可以想象，一边跟日军打，一边实施这个工程，其间任何一次疏漏都会导致前功尽弃。
	就在8月14日，保山的卫立煌接到蒋介石一道电令。
	蒋介石这份电令是发给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也收到。蒋要求各战区司令长官将之下达到师一级部队长那里。内容是通报衡阳第10军血战47天之功绩，要求各战区部队在8月20日早6时，向殉国的第10军将士集体默哀三分钟。
	这样就到了8月20日。
	早6点，松山一线的远征军将士集体为衡阳第10军战死者默哀。
	三个小时后，起爆时间到来。这时候负责佯攻的荣3团还没撤下，于是延迟15分。9点15分，何绍周下达起爆令。军工兵营营长常承隧亲自摇下电气机的手柄；与此同时，工兵班长罗长庆用火柴点燃备用导火索。
	这是真正的地动山摇。
	松山主峰子高地上久攻不克的日军母堡被炸上天。
	远征军随之八攻松山。起爆前，高地上顽守的日军，只剩下中队长辻义夫大尉以下40多人了。起爆后，这40多人的命运是：辻义夫等多人被当场震死（荣3团士兵冲上高地后，发现辻义夫身上没任何外伤，但已经死去）。剩下的日军，还有被震晕的，剩下的则逃向相邻阵地。上得高地的荣3团第1营第2连的远征军，本以为日军再无力反击子高地。没想到，在真锅邦人组织下，逃回的士兵和附近阵地上的士兵，又凑了近百人，在夜间发动逆袭。
	接下来是怎样一次战斗呢？
	第2连班长崔化山回忆：“半夜里，敌人不声不响地冲上来了，我们全发了疯，不顾死活。不少鬼子被我们打中，倒下去滚几滚，又挣扎着向我们冲来，硬是要和我们拼命。我们也被鬼子的疯狂劲挑得性起，在战场上拼命，谁不爱？！于是我们也冲出战壕，和鬼子拼起刺刀来。人，一有了拼命劲就力大无穷，蹦跳腾挪也灵活得很。我一枪托打倒一个鬼子，他还在地上滚，我跳上去按住想卡他的脖子，不提防他一口咬来，我的三个手指就断了。可见狗日的鬼子咬得多狠！十指连心，我眼泪都疼出来了。心一横，右手摸出一颗手榴弹，连续七八下，硬将这个日寇的脑袋一直敲烂到脖子才罢休……”
	刚到松山的荣3团第3营一部上山增援，但由于新进入战场，地形不熟悉，大部分在日军逆袭中退了下来，只有第8连一个排还留在高地上，他们跟先上阵地的第1营第2连残部跟日军陷入对峙中。何绍周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以为阵地又丢了，于是他完全暴怒了。原因很简单，那可是花了3000公斤TNT炸药才炸掉的山头！他没敢把这个消息上报卫立煌，而是立即叫荣3团第3营组织敢死队去重夺子高地，拿不下阵地立即枪毙部队长。
	8月21日夜，敢死队在营长陈载经率领下反攻子高地。
	在当晚，高地上形成混战。天亮后，子高地上一片惨象：中日两军尸横遍地，其中60多对中日士兵经白刃肉搏后相互抱着而死。和美军联络官温夏克少校一起登上子高地的荣3团副官崔继圣回忆：“我和美国兵都是第一次上最前线，显得特别激动和紧张。我们到达大炸坑前，不禁被惨状惊得话都说不出来，四周密密麻麻地堆着敌我双方的尸体，有的互相扭打成一团，你抱着我的头，我卡着你的脖子，你抓着我的大腿，我又捏着你的下身，有的甚至还在蠕动、呻吟……”
	阵地上，崔继胜看到营长陈载经，他浑身是血，半靠在一堆尸体边，身上有多处被日军军刀劈砍过的伤口。给陈营长包扎后，陈向崔介绍了前一天晚上的战斗情况，说敢死队冲上来时，即听到战壕里有厮杀声、吼叫、搏斗声和互相叫骂声，有中国话，也有日本话，幸有第1营和第3营残部的坚守，敢死队才与之一起，把阵地上的日军消灭。但话音刚落，崔继圣猛然发现：从西北面的丑高地上，又奔来十几个日军，虽然都拎着枪，但却不开枪，直冲他们而来。温夏克少校在慌忙中叫携带着机枪的美国兵进行平射，把这十几个企图反扑的日军全部击毙，最后一个被射杀的日军，已拎着军刀离崔继圣只有五六米了。在那个鬼子倒下之前，崔继圣清楚地看到他脸上扭曲狰狞的表情。虽然松山之死斗打到这个地步了，但崔继圣仍觉得无法理解那种表情所代表的内心。
	拿下子高地，只是更残酷的战斗的开始。
	此时松山的几个主阵地还都在日军手里。又经过一周的激战，卫立煌下达的8月26日当天必须攻占松山的命令最终还是落空了。此时蒋介石的电报也到了，大意是：“松山到底发生了什么？面对现代化装备的国军，日军守备队仍孤垒死守，相形之下，国军名誉丧失殆尽……”卫立煌坐如针毡。他虽以宽厚著称，此时对何绍周之不满也与日俱增。在27日，他派战区督察组进驻松山。
	8月28日，远征军九攻松山。
	一天后，远征军炮兵将在音部山寅高地的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所在的掩体轰塌，金光被活埋在里面闷死。目击这一场景的传令兵早见政则逃得一命，随之报告第113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后者听了没有表情，点了一下头，随即宣布自己代理守备队长。打到这时候，日军兵力剩下不到200人了，在真锅指挥下负隅顽抗。远征军开始大量使用火焰喷射器焚烧日军掩蔽部。尽管如此，第8军要想将之彻底歼灭，仍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儿。
	8月的最后一天，卫立煌再次给何绍周去电，要求他必须在进入9月之前彻底攻克松山，等于说就给了何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第103师第309团这时候赶到了战场，至此该师全部投入了松山战场。
	在此之前，有1000多名贵州新兵，在补充团团长王光炜带领下，徒步由遵义行进至保山，作为第8军补充兵抵达保山，接受了一些基本军事训练后，有的即被补充到松山一线。第8军的三个师，兵源主要来自贵州，他们占了部队总人数的70%，其余来自湘西和四川以及云南本地。按国军的征兵办法，这些新兵中的大多数，都是用“抓壮丁”的方式被“征”来的，在此之前毫无军事素养可言，在经过“短期培训”后即被投入松山战场。
	进入9月后，卫立煌继续给何绍周去电，这一次，卫有针对性地要求第8军对黄土坡1到4号高地以及大寨据点进行肃清，如本日（9月2日）完不成任务：“着将负责之师长、团长一起押解长官部，以军法从事，该军军长亦不能辞其责！”（第8军参谋处：《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
	接下来的战事是：作为生力军进入战场的第103师第309团，攻取了3号高地和大寨。但3号高地随即被真锅邦人指挥残部逆袭夺回。晚上时，卫立煌接到副军长李弥的报告，李指责第309团团长陈永思作战不力，擅自撤退（其实陈当时攻占3号高地后，没马上加固战斗工事，在日军逆袭部队猛冲下，阵地又得而复失，他虽一度后退，但并没撤下阵地，仍率部在反攻中，后亦受重伤）。卫立煌立即要何绍周就地枪毙陈永思，但何拒绝执行这个命令（作为黔军，第82、第103师的部队长多为贵州人）。
	卫立煌写手书给何绍周：“绍周！切勿以熟相欺，以身试法！”
	何绍周答：“长官先把我枪毙了，另找旁人来松山吧！”
	卫立煌笑：“不用急躁，不服从命令，当然枪毙！”
	何绍周当然不想对抗。主要是无名火，但他似乎又怨不着卫立煌。
	何绍周向第8军各部队长发出命令：“查各部队对于9月2日军部‘怒字第33号命令’仍未彻底达成，依限肃清松山附近之残敌殊有未合。兹再重申前令，务彻夜攻击，期于明日内一举扫清，除呈报长官部予以宽限外，仰各部队长不得再违致干法令为要。”
	也就在这一天，已苟延残喘的日军拉孟守备队代理队长真锅邦人以死去的金光惠次郎的名义，向芒市第56师团司令部发去自松山被围攻三个月来的第一份求援电（此前只是报告战情，并没有讨援兵）。
	但无论是芒市方向，还是龙陵方向，日本人都不可能派来援兵了。
	打到9月5日，第82师第244团一个营来援，这是第8军现部队中最后的力量了。
	这天的黄昏时分，在未高地（日军称之为里山阵地）指挥战斗的真锅邦人，清点了一下人数，只剩下50多人了。真锅把军旗缠在腰间，在射杀众多远征军士兵的机关枪中队长只松茂的掩护下，带着联队本部的几个人，先期退往黄土坡3、4号高地。
	入夜后，只松带着上等兵早见政则等三人，也向3、4号高地靠近。
	走着走着，对面传来一个日语声音：“谁？！”只松立即下令射击。因为他们知道对面的人是中国士兵。日军的口令是——问：“拉孟？”答：“腾越！”那是一名中国哨兵，他来不及开枪，掉头想跑掉时，腿被铁丝网挂住，被早见政则刺死。早见等人也跑散了。早见先是遇到两个同伴，并捡到了几枚美式手榴弹，由于不懂美日手榴弹的区别（美式手榴弹打开保险后，投出去即爆炸；日式手榴弹，打开保险后，还需要在硬物上撞击一下引信，投出去才会爆炸），这两个同伴被打开保险盖的美式手榴弹炸死，引来了中国士兵。早见现学现用，打开手榴弹保险后，迅速投出去，在烟雾掩护下，往3、4号高地逃去。在路上，被一颗流弹击中大腿。早见一瘸一拐地来到一条战壕边，趴下去，探头朝战壕里望，与两名抱着枪抽烟的中国士兵的目光正好对上。
	早见怪叫一声，一翻身，滚入茂密的草丛。
	藏在草丛中的早见，这时候看到中国军队的一颗照明弹高高地打起来，照得夜空如同白昼。
	中国军队的最后的攻击开始了。
	四周的阵地一片枪声。不知过了多久，早见听到一个同伴的声音：“我被打中啦！”拨开草丛一看，是真锅的传令兵中村种次郎，虽然早见给他包扎了伤口，但这名传令兵还是死去了，在死前，喊了一声：“妈。”
	早见狼狈地继续向3、4号高地摸去，路上又遇见两名抬着机枪的中国士兵。早见袭击了这两名士兵，最后一路爬到了目的地，4号高地半山腰的一道日军战壕。在那里，见到了同样受伤的中队长只松大尉。他们躲在壕沟里，前后两个方向枪声都十分激烈。没多久，一名日军士兵跑到战壕边，说：“你们都耽误了！不应该撤到这里来，整个阵地已经被包围，敌人已经从反斜面冲上来，正从山顶上往下投手榴弹，撤不下去了！”
	从贵州带着新兵而来的补充团团长王光炜接替了第103师第309团的职务，带着人复攻3号高地。第8军直属搜索营第1连主攻4号高地，已夺取了大半个阵地；第82师第245团一部，则从两个高地的结合部插进，从反斜面袭击4号高地。
	真锅邦人带着军旗退到3号、4号高地下面斜坡上的马鹿塘，这是9月6日晚8点的时候。走之前，叫联队本部的人，向两个高地上残存的重伤员发作为毒药的放融化升汞片，有的饥饿的伤员抓住就往嘴里塞，结果很快就丧命；有的则拒绝以这样的方式自杀，对联队本部的人说：“直接开枪杀死我吧！”
	真锅在马鹿塘见到了炮兵小队长木下昌巳。
	没多久，上等兵早见政则利用夜雾穿过中国军队的间隙，也再次侥幸地逃到马鹿塘。
	马鹿塘，日本人所称的横股阵地，他们的残部只有80多人了，其中还没受伤的战斗兵只有八人。
	松山地区又下起了雨，虽然不是很大，但非常绵密，冲散了一些阵地上的火药味。
	这时候，日军拉孟守备队的阵地，只有马鹿塘、1号和2号高地以及3号高地的一角了。
	9月6日这一天，卫立煌给第8军军部下了一份措辞舒缓的电令：“希予最短时间内，肃清残敌……”这一次，他没要求第8军在限定时间里完成任务，而是说“最短时间内”。显然，卫立煌作为沙场老将，知道全歼日军在即，第8军也已疲惫不堪，在连续一个月的督促后，这时则需要安抚军心了。但军长何绍周大约作了相反的理解，认为卫立煌仍在督促他，以坠马受伤为名而只身离开松山，回昆明去了。
	松山攻克在即，最高指挥官却愤愤而去。这出乎卫立煌的意料。
	何绍周走前，叫副军长李弥负责前线军务。这对李来说当然是一个战场上的好机会，他立即给卫立煌复电：“军蒙宽限，宜增感愧，于转令之后，上下官兵决于明7日必灭此顽敌，以达长官之所望。”
	李弥把军部从竹子坡推进至大垭口。
	9月7日凌晨3点，真锅叫炮兵小队长木下昌巳带着两名会说中国话的士兵经马鹿塘坡下水无川方向朝龙陵潜行（守备队长金光此前下达过到最后时刻叫一名未受伤并见证整个战役全过程的军官进行突围的命令）。天亮前，真锅邦人烧毁了电台密码本，向芒市第56师团司令部发去最后一电，随之毁坏了电报机，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深埋了第133联队军旗的旗冠。处理完这些事儿后，真锅邦人在马鹿塘亲自焚烧了第113联队军旗。
	这是抗战八年中，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自焚的第一面联队军旗。
	拂晓时，第8军十攻松山，荣1师赵发毕第3团、第82师曾元三第245团扫清黄土坡第1、2、3、4号高地，居高临下向马鹿塘合围；马鹿塘正面的第103师程鹏第307团则从正面强攻。马鹿塘阵地上的日军被消灭殆尽。逃出来的那些屈指可数的残兵，又遭堵漏的第82师侦察排和田仲达第246团一部击毙。
	但木下昌巳侥幸脱险。
	真锅呢？在战后，第113联队补充兵品野实写有《异国的鬼：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并采访了未死者之一早见政则，后者据说看到了9月7日太阳落山前的一幕：“真锅大尉将联队军旗挂在肩上，挥舞着军刀，独自从横股阵地经公路边的一个小山坡，向着敌军占领的松山阵地（指黄土坡1、2号高地，为远征军荣3团攻克）方向冲去。道路弯弯曲曲，冲了约30米，他转向左面，人被山挡住。当时，早见只见到他的背影，然后背影也消失了。”
	在这个记叙里，真锅是披着联队军旗进行自杀式的“万岁冲锋”的。
	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这是必死的，以日军对天皇亲授的联队军旗之奉若神明，真锅不可能冒失地披着军旗进行冲锋，因为那唯一的结果就是军旗被中国军队夺取。总之，真锅这个松山上最顽固的鬼子，消失在松山的残阳下了。
	他必然被击毙了。
	历时三个多月的松山围攻战，在最后的枪声中结束了。
	指挥最后攻击的李弥坐在军部门外的一块石头上，久久说不出话来。
	先后围攻松山的兵力是日军固守兵力的15倍，整个战役打了三个月零三天，其间采取了坑道爆破法，最后以伤7763、阵亡4000多人的代价，全歼了1300多人的拉孟守备队（30多人生还）。
	这着实是一次惨胜。
	拉孟守备队固然有阵地优势，士兵负隅而顽抗（在《血浴松山顶峰的荣3团》中，团副官崔继圣记载了这样一个镜头：在高地的母堡中，发现几具日军尸体，其中一具军衔是大尉，一个中队长，他的胡子连着头发，全身多处缠着绷带，一只脚的大脚趾，扣着机枪的扳机），但仍不足成为重兵围攻三个月零三天才打下来的主因。
	事实是：在第8军参谋处编撰的《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里，很难发现在战役的整个过程里的战术上的睿智。今天投入两个团，明天投入三个团，甚至在前期和中期的战斗中几乎没有进行过夜袭。虽然有太多的地方需要进行检讨，但松山终归是拿下来了。在缅北战局早已破冰时，滇西僵局由此也被打开。此战后，远征军的弹药和补给物资可通过惠通桥经滇缅公路直接运送到龙陵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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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腾冲到龙陵</h4>
	拿下松山，腾冲之战也到了最后的关头。
	攻腾冲的霍揆彰第20集团军，辖第53军（赵镇藩第116师、王理寰第130师）、第54军。前者军长周福成（保定陆军军官学校9期，辽宁灯塔人），所率的是一支东北军；后者是正宗“土木系”，集团军副总司令方天兼军长，副军长阙汉骞（黄埔军校4期，湖南宁远人）在7月扶正。这个军所辖的两支部队即龙天武第14师和潘裕昆第50师，在1944年春由空路被运送到印度，后参加密支那之战。两个师投入缅北战场后，第54军就剩下叶佩高第198师。在这种情况下，为攻打腾冲，卫立煌将熟悉腾冲情况的第11集团军直辖的李志鹏第36师、黄杰第6军顾葆裕（黄埔军校4期，上海松江人）预备第2师（这两个师此前交替在腾冲地区进行游击战）配备给第54军。
	腾冲之役作战范围比松山大很多。
	这一战，分高黎贡山攻击战、腾冲城外来凤山诸高地攻击战、腾冲城垣战、腾冲巷战四个部分。第20集团军五个师经连续血战，攻灭了高黎贡山上的日军各据点。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拔最高的战斗，被形容为“云中的战斗”一点也不过分。
	虽然是仰攻高黎贡山，但第20集团军比第8军打松山、第11集团军打龙陵，在战术上要成功，霍揆彰的指挥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高山上，各个据点的日军困守到最后，完全断粮了。跟随作战的美军联络官后来向远征军最高美军顾问多恩报告：“断粮的日军开始吃同伴的尸体，在高黎贡山西坡的一个日军阵地，发现被切割的大腿肉，一条条挂在绳子上风干。”（多恩《当国旗降下之后》）
	随着第20集团军各部向腾冲城逼近，战斗也愈来愈激烈。
	腾冲地区的日军有3000多人，以第56师团第148联队主力和第146联队一部及炮兵部队编成，自称腾越（腾冲旧称）守备队，守备队长是第148联队长藏重康美。腾冲率先开打后，松井秀治曾奉命带着第113联队一部从松山支援腾冲方向的作战。在龙陵被围攻后，松井又带着部队回援龙陵，第148联队一个大队亦被抽走。藏重康美则以来凤山等外围峰岭为依托，奉命率部死守腾冲城。
	飞夺高黎贡后，霍揆彰指挥五个师展开追击战，在扫荡日军残部的同时，马不停蹄地向腾冲城前进：主力叶佩高率第198师直逼腾冲城下，第36师、赵镇藩（东北讲武堂，黑龙江肇东人）第116师协助顾葆裕预2师迂回到腾冲城南围攻来凤山，王理寰（东北讲武堂，辽宁辽阳人）第130师则一路南下进至腾龙桥，警备龙陵方向的日军，护住攻城部队的侧翼。
	自7月11日以来，中美混合空军接连空袭了来凤山（相当于长沙城外岳麓山、南京城外紫金山，占领后可以俯击腾冲城），远征军随之向山上的五个日军主要据点发起攻击。经两天激战夺取了来凤山。作为主攻部队，预2师打得还是很顽强的。攻击前，在腾冲城北护珠寺，霍揆彰在召开作战会议时，对预2师师长顾葆裕说：“顾师长，他们都说，你预2师游击打惯了，不能打硬仗。今天我特优先配发你五具火焰配射器，希望你在一周内攻占来凤山，否则将军法从事！”
	霍揆彰一向自恃久经阵战，为中央军陈诚“土木系”之嫡系，对其他部队基本看不上眼。
	在来凤山，远征军第一次使用火焰喷射器（后来松山那边也开始使用），预2师第4团特务排长王希孔回忆说：“最具威力的就是用火焰喷射器向敌人喷烧，从十多米外喷向敌掩蔽部内，都会把敌人烧死。那天我眼看着有四个日本兵，身上燃火，满身黑烟，连滚带爬地边跳边跑。士兵连续投去五六个手榴弹，把敌人炸得血肉乱飞，真解恨。”
	来凤山被围攻后，腾冲守备队长藏重康美一度派手下中队长太田正人带着十来个人增援，但这点人是不济事的。攻占来凤山后，第54军军长阙汉骞将军部推进到山上，俯视腾冲城。
	对日本人来说，腾冲这座古城已经完全成为孤城。
	来凤山丢失后，藏重向师团长松山去电，一度想撤出腾冲，但遭到拒绝。
	在中美混合空军的猛烈轰炸下，腾冲进入8月后成为火海。在李志鹏第36师和赵镇藩第116师各一部的配合下，叶佩高第198师主攻城垣。这座明朝古城的城基完全由天然的巨石砌成，上面是坚固的青砖，高7米左右，周长约4公里。在当天傍晚，在东南角炸开第一个豁口。赵镇藩第116师一部往里冲，日军拼命往外堵，两军顺势陷入肉搏。接下来几天，远征军几番攻上城垣，但最后都没稳固住前进据点。6日时，叶佩高指挥第198师使用火焰喷射器，给守城的日军造成极大的心理恐惧，一举在城垣上设置并巩固了前进据点。
	与此同时，这也是湖南战场上衡阳围城战最激烈的时候。
	进入8月中旬，腾冲城被炸开了将近20个缺口。
	13日的时候，在东城城门洞指挥作战的守备队队长藏重康美毙命。
	当时，中美混合空军再次来袭，其中一颗炸弹扔在东门，骤然倒塌的青砖城墙把藏重等30多人全部埋毙。通过电报得知腾冲失去最高指挥官后，驻缅甸的日本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任命中队长太田正人为新的守备队长，继续指挥残余的日军进行顽抗。
	打到8月20日，城垣一线的日军基本上被肃清。从这一天开始，远征军各部纷纷下城，巷战由此正式开始了。
	远征军很多战士阵亡于巷战。
	日军战斗兵在这时候还有640多人。经过两年多盘踞，日军在腾冲城里修建了诸多垒堡，暗道纵横，屋与屋之间全被打通，街上和路口设置了隐蔽的交叉火力点。远征军士兵在明处，日军在暗处，很多远征军战士被狙击阵亡时，身边的战友都不知道子弹来自哪个方向。
	8月25日，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将警戒龙陵方向日军的王理寰第130师主力投入巷战。此前主攻来凤山的顾葆裕预2师一部已经入城。至此五个师的番号全部进入腾冲城。第54军打西城，第53军打东城，用拉网的方式向城中心推进。第20集团军后来的战斗详报有这样的描述：“攻城战役，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我敌肉搏，山川震眩，声动江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垣。”
	实际上下城后的推进速度非常缓慢。
	这可以从霍揆彰向一线各师长发出的电令中窥到：“目下困据城内之敌，能作战者不过三百余人，我围攻部队之兵力与火力依最低限度计算，亦在十余倍以上。纵令残敌如何顽强，工事如何坚固，安有不能一举歼灭之理？而时日稽延、大功未成者，全在我各级指挥官无必胜之信念与必死之决心耳。言念及此，能无惭悚？”推进速度缓慢是因为沿街向城中心攻击，远征军士兵多被暗处的日军狙击阵亡，付出了巨大的死亡代价。巷战中，远征军死伤比例是5∶1。最后一些部队以街道两边的房屋为原点，通过破除一面面墙壁向前推进。
	霍揆彰严令督促后，各部加快攻击，其中以叶佩高第198师战果最明显。
	参加此战的日军老兵吉野孝公在《腾冲玉碎记》中记载：“城内战场在充满怒吼和叫骂的肉搏中化成一片血腥的荒野……”9月10日，远征军各部把残存的200多个鬼子分割压制于城东北角李家巷的几个院子。12日，守备队长太田再也坚持不住了，叫残余的100多名士兵分头突围。
	叶佩高第198师的士兵随之将太田毙杀。
	两天后的9月14日，远征军将城内的日军全歼，剩下的就是逃出城的百余人，追击中又将其大部击毙，卫生兵吉野孝公是被俘的少数中的一个。
	吉野被俘后，预2师师长顾葆裕找到他，说了这样一番话：“在腾冲的战斗中，我失去了二百多名少尉以上军官，为此还受到了蒋总统严厉的斥责。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这场战争，估计不久就要结束……你来到这儿以后，绝不允许自杀。从现在起，在你们的肩上已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中日两国也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为东亚，为全世界的和平，为了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聪明才智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的必要时刻即将到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
	一脸茫然的鬼子，在此刻在想什么？
	腾冲之战，从仰攻高黎贡山到光复腾冲城，第20集团军以战死9000多人的代价，全歼了日军腾越守备队3000多人。腾越守备队全军覆灭前，太田烧毁了第148联队军旗。这是自松山之战后，日军焚烧的第二面联队军旗。抗战八年间，在中国境内，日军一共自焚两面联队军旗，松山、腾冲是也。
	在这里提一则轶事。
	作为东北军留下的唯一一支部队，周福成第53军的两个师，在腾冲之战中总体打得还是不错的，但仍不被“土木系”干将霍揆彰待见。第53军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后来回忆：“霍揆彰忌恨第53军的功绩，捏造情报，准备解散第53军。”按王描述，霍亲自写了份报告，直接发给了蒋介石：“查第53军军长周福成，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副师长刘润川，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均系东北军张学良的余孽，腾冲作战不力，应予撤职查办，组织军法会审，所遗各部队分拨各部队补充空额，以充实力。”
	蒋介石叫卫立煌处理这件事，卫问霍揆彰：“收复腾冲城，打的是胜仗，第53军的战斗要报，每天前进若干公尺，歼灭敌人若干名，缴获敌战利品若干件，都是你第20集团军总部报告长官部的。现在你呈报第53军作战不力，如果属实的话，那是你战斗要报报错了，你应受军法处置！”
	霍揆彰无言以对。
	卫立煌如实禀报蒋介石，后者说：“无其事，就算了吧！你不要告诉第53军。”
	卫立煌还是有同情心的，随后把第53军调到第11集团军序列。后来的战事证明，第53军仍打得不错，最后跟驻印军会师的就是其第116师。
	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来凤山丢失后，腾冲守备队长藏重康美一度要求弃城，芒市的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说：“不可！现在龙陵作战已到关键时刻，需要保有腾冲，牵制中国军的攻势！”
	龙陵城在腾冲的东南、松山的西南（相距只有30公里），三地构成一个倒三角形，龙陵是下面那个点。滇缅公路穿龙陵而过。霍揆彰第20集团军攻腾冲，远征军总预备队第8军攻松山时，宋希濂第11集团军主力即钟彬第71军所辖张绍勋（黄埔军校5期，广东合浦人）第87师、胡家骥第88师正在打龙陵，由于钟彬一度去松山督战，龙陵这边的战事直接由副军长陈明仁（黄埔军校1期，湖南醴陵人）指挥。
	当时，日军滇西的兵力都主要集中在腾冲地区，龙陵的守军很少，不足千人。
	宋希濂亲自带着第11集团军主力钟彬的第71军绕过松山直击龙陵，这是芒市的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没想到的。借助于优势兵力，第87师一个团在6月10日夜攻入龙陵城，在日军的仓库缴获了大量牛肉罐头和饼干。团长立即上报师长张绍勋，张绍勋继续上报，就这样一级级地到了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那里，宋追问了几句后，激动中，直接给蒋介石去了收复龙陵的电讯，第二天上了重庆各大报纸的头条。事实上，第87师攻入的是龙陵老城，龙陵新城还在日军手里，而且即使是在老城中，仍有固守的日军据点。
	这时候，从芒市、腾冲和缅西来的日本援军正星夜兼程往龙陵会集。
	其实，身在龙陵东南尖山寺第88师师部督战的宋希濂，在得报攻占龙陵后，在电话里还是叮问了一句的：“龙陵占领了？确实不确实？”
	在一线的第88师副师长熊新民（黄埔军校6期，湖南桃源人）说：“从城里回来的传令兵说87师的部队正在到处搜索，没有抵抗了。我都吃过他们送来的罐头和饼干了，看来是占领了。”
	宋希濂随后往龙陵派出戒严部队，但没想到刚到城下，就遭到日军的攻击。
	在松井秀治带着1500多人回援后，很快跟龙陵的日军残部会师，城下第87师由此出现溃退。
	对此感到最尴尬的人显然是宋希濂。
	因为很快重庆那边就来电追问了：龙陵到底在谁手里？
	第87师师长张绍勋想往东边转移阵地，但被指挥作战的副军长陈明仁拒绝。张偷着给宋希濂打电话，被后者答应。这件事被陈明仁知道，同时对宋、张大发脾气。加上这时候收到卫立煌转来的军委会追查撤出龙陵一事的电令，张绍勋羞愧交加，一时万念俱灰，冲着自己的胸部开枪自杀（后被抢救下来）。
	一战受挫后，卫立煌调第8军汪波荣誉第1师一部和黄杰第66军新编第28师、新39师驰援龙陵。日军那边儿，从缅西和芒市过来的部队也到了，说的是第2师团和第53师团各一部。加上第56师团，看上去有三个师团的番号，但实际人数还不到3000人，统领这些人的是被任命为守备队长的第56工兵联队长小室钟太郎。原本驰援龙陵的松井秀治又因芒市空虚而被抽调过去。在7月初，小室指挥日军发动了一次攻势，但被宋希濂指挥部队打退。但接下来，憋着一口气的宋希濂向当面日军发起反击，这次一口气打入了龙陵城。
	二战龙陵，打起了巷战。
	芒市的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自然不愿意看到他的几支部队分别在松山、腾冲和龙陵死耗。他本想集中师团剩下的所有兵力，全部投向龙陵，然后再分路去解松山和腾冲之围。但这个建议被持重的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默杀。本多计划等调遣中的第2师团全部到达后，再发起反攻。就在这时候，战场上来了一个人，这就是辻政信。辻政信跟东条英机关系不错，后者在7月中旬下台，这位辻大佐跟前面提到的井本熊男一样，都受了牵连，被从中国派遣军负责兵站、军需事务的课长位子上，踢到更远的滇缅前线出任第33军高级作战参谋。
	一到任，辻政信就说：“让我来解决缅北滇西的危局。”
	随即辻政信制定了代号为“断”的作战计划，企图在稳定龙陵的同时，解松山和腾冲之围。辻政信虽然喜欢冒险，但此时也认为必须等待第2师团人来齐了后再行动。但龙陵的电报一个接着一个，小室认为如果再不增加援军，龙陵三天内必失，这是8月23日的事儿。松山祐三决定不等上峰同意，立即出援龙陵，这样的话，第56师团第146联队主力、第148联队一个大队以及松井秀治的第113联队残部（自滇西开战后，松井的作战路线，从松山到腾冲，从腾冲到龙陵，从龙陵到芒市，再从芒市到龙陵，基本上腿儿已经跑细了）开往龙陵。
	在龙陵，中日两军陷入血战。
	到8月底，第2师团主力过来了。此外不知从哪儿开过来了第49师团的一个支队，集中兵力后，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带着辻政信，把战斗司令所推进到龙陵西南的张金山。9月3日，辻政信策动的“断”作战开始。
	辻政信当时一心等着第2师团过来，是因为他仍旧信赖这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部队。
	但是，第2师团早就失去了当年能征惯战的特质，自从在太平洋上的瓜岛被美军击溃后（指挥瓜岛作战的正是辻政信），他们就再也没恢复起元气。而进入9月，随着中国远征军相继攻克松山和腾冲，龙陵方向的补给得到增强，炮兵部队也日益增多，中美混合空军也全部飞过来。卫立煌几乎把所有部队都投往了龙陵。蒋介石亦给其打气，命杜聿明将高吉人第200师从昆明运至保山待机。
	三战龙陵，一切优势都定盘于远征军。
	不过，此时龙陵前线的总指挥已经是第11集团军副司令兼第6军军长黄杰了。
	8月下旬，就在宋希濂准备三打龙陵时，突然接到让其进陆大将官班第1期学习的命令。在此之前，卫立煌在给重庆的电报中，点到了宋希濂的失职。而蒋介石呢，此时也无法面对美国人和新闻界的质疑，一气之下，变相地把宋希濂撤了职。不过，据宋希濂后来回忆，到重庆报到时，蒋介石又问他：“你不在前线，怎么回来了？”宋希濂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这是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捣的鬼，对卫立煌亦有怨气，但内心又如何不知最后是蒋介石拍板的。就这样，宋希濂的身影消失于抗战第一线。从这件事来说，正面战场上那批抗战将领，每个人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遭遇。能从头打到尾且每打一仗晋升一步的，并一直打到最后一战的，大约只有王耀武了。
	黄杰的上一仗已经是遥远的兰封之役了，当时他因违令撤退而遭查办。在1943年调到第11集团军做副总司令前，干了几年军事教育。说起黄杰，他给人的印象平平。不过，接替宋希濂指挥龙陵会战，其表现是可圈可点的，成为其军人生涯的最高点。指挥会战中，黄杰之奖罚分明、坚决果断，且看他打的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第71军副军长陈明仁的：“查明6号山头以手榴弹数十枚击退敌人逆袭之勇敢战士，发奖金5000元；87师、荣1师，本日攻击部队各发奖金20,000元；第2军攻击红岩山部队，发奖金20,000元。”第二个电话是打给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的：“200师四日来之战斗，毫无进展，影响整个计划，已限令明日攻克篱笆坡，如仍不克，即法办指挥攻击之团长，并令停止攻击，仍守原阵地。请报告长官，顾师长（指由腾冲转至龙陵作战的预2师师长顾葆裕）限令5日赶回前方，如违令不返，即以临阵退缩法办！”
	从9月7日到14日，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连续收到松山、腾冲守备队“玉碎”的消息。日军在怒江西岸的另一个前进据点平戛，也在王凌云第2军的围攻下陷入大困境。低沉的士气从高级指挥官那里开始蔓延。在15日这一天，本多政材决定：终止“断”作战，派第56师团一部解平戛之围，主力从龙陵撤出而退守芒市，第2师团在龙陵与芒市之间占领阵地，至于小室钟太郎则继续带领原来的守备队固守。联想到松山和腾冲日军的结局，自我感觉被抛弃的小室有些崩溃，决定利用上峰命令中的模糊概念（令其“确保龙陵以南高地，努力争取龙陵城区”），把指挥部撤出了龙陵。第2师团立即往辻政信那里告状，辻政信大怒，要把小室交给军事法庭。
	小室在绝望中剖腹自杀了。
	第113联队一个叫石田的无名之辈被任命为新的龙陵守备队长。
	他是在9月8日日军收到真锅邦人等松山日军全部覆灭后，被松井秀治提拔为联队副官的。石田指挥着番号混乱的龙陵守备队又顽抗了四十多天，到11月3日，除少数突围溃往芒市外，其他全部被远征军歼灭。
	龙陵战中国远征军伤亡近3万人，日军伤亡亦在13,200多人。
	随着胡家骥第88师沿滇缅公路向芒市追击，松山、腾冲、龙陵三役全部结束。
	再说驻印军那边儿，休整两个月后，于龙陵会战结束前的10月中旬开始由缅北向东南转进，一个月后李鸿新38师和李涛新22师联手轻易击溃从滇西撤下来的日军第2师团，攻占了靠近中国边境的战略要地八莫（南可达畹町，东可至腾冲）。在国内，由于日军在“一号作战”中进攻贵州独山，军委会急调廖耀湘新6军所辖龙天武第14师和李涛新22师回昆明待机。这样的话，新6军在缅甸战场就剩下唐守治新30师，后该师被划归孙立人新1军，在1945年初攻克另一边陲小城南坎。李鸿新38师则经南坎向中缅边境上的畹町推进。
	由龙陵方向追击而来的远征军攻占芒市，松山祐三带着第56师团残部逃向缅甸。
	远征军各部一路推进，攻占了中缅边境上的畹町。1945年1月27日，在畹町附近的芒友，驻印军孙立人新1军李鸿新38师与远征军周福成第53军刘润川（东北讲武堂，辽宁开原人）第116师胜利会师。
	除了泪水和欢笑，那一刻，还有什么？
	滇西缅北会战至此结束，日军第18、2、56这三个王牌师团被击溃，中印公路由此打通，滇缅公路重新连接。这是缅北滇西会战的现实意义。其背后更大的意义是，重振了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自“一号作战”大溃败以来低迷的士气。如果在抗战胜利之前没有这次会战的胜利，那么即使有几个月后雪峰山的绝杀，整个抗战的结局也是难称圆满的。无论如何，1945年春天的花朵，在驻印军悠闲的表情中，在远征军血染的征衣上，率先怒放了！

第五章 光荣日（1945年3月～1945年9月）
<h4>
	最后一战</h4>
	人类的历史终于进入了1945年的春天。
	1945年的春天，着实是全人类的春天。这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这一年，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关键词就是“反攻”。但“反攻”并非只属于1945年。
	事实上，早在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变化时，盟军的战略反攻就已展开。当时，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经历了敌人的扫荡和封锁后，已开始策动对日本侵略者的局部反攻。入夏后，八路军率先在豫鲁地区发起攻势作战，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根据日本资料记载，整个1943年，华北方面军作战1.5万次，其中有75%的作战是跟八路军打。结果，日军不但无法消灭八路军，反而使八路军越来越壮大，无论是解放区面积、人口还是军队数量都日益增加。关于这一点，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县按占据的实际情况看，极不稳定，行政力（指伪政权组织）的渗透也很差，其大部大致只分驻在以县城为中心的部分乡村，民心更多地倾向于中共一方。”（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山西沁源围困战，是八路军转入局部反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沁源位于八路军太岳军区的腹地，是盘踞山西的日本第1军的眼中钉，后军参谋长花谷正（九一八事变、长沙会战参与者）亲率重兵进行铁壁合围，终将其攻陷。在沁源陷落前，当地的八路军主力和群众已经成功转移入山。日军占领沁源后，广修炮楼、公路，建成了蛛网般的联动据点。针对敌人的动作，八路军决定对沁源进行反包围式的围困战，并成立围困指挥部，统一指挥三个营的兵力和县区游击队，用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等，在全县11个战区对鬼子进行围困和轮战。虽然占领了沁源，但日军只能龟缩在县城和各据点，补给线被围困部队破坏殆尽。在敌人据点的周边，八路军和游击队战士不但广埋地雷，还布下了铁钉，甚至在道路的转弯处泼水使之结冰，叫鬼子的运输车辆打滑、翻倒、相撞。小到泼水制敌，大到部队反攻，沁源围困战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坐卧不安，一次次增兵支援这座被群山环绕的县城，但却收不到想要的效果，甚至还在韩略村被八路军打了伏击，高级和特殊指挥人员组成的“观战团”被一锅端。在长期的围困战中，八路军、游击队与日军作战上千次，毙伤俘日伪军4000多人，取得了骄人的战果。在日军守备沁源的部队于1944年逃离前，其各个据点周围已被八路军和游击队布置了15,000枚地雷！
	随着沁源围困战的胜利，盘踞山西的日军已越来越显现出颓势。
	此时在华北平原，随着1944年的到来，八路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攻，日伪军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敌人只能龟缩在城市和铁路沿线。而铁路线也一次次遭到敌后抗战军民的破袭。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出击作战超过两万次，歼灭日伪军超过30万人，解放人口过千万。在世界战局是个整体的情况下，中共抗战军民的积极作战，将几十万日军截留在了敌后战场，这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作战，促使重庆方面继续履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从世界整体战局看，中共敌后作战甚至可以说是从侧面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大反攻，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史学家菊池一隆认为，中共军队的抵抗是中国能够贯彻持久战，并将拥有近代武器、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战败的关键之一。“因此，不考察中共军队的战场，就不可能弄清‘强国’日本何以最终败于‘弱国’中国”。
	敌后意味着敌人的后方，更意味着抗战的前方。
	进入1945年后，敌后战场上的反攻已经常态化，在平汉、陇海、津浦、沪宁、归绥、运河、东江、琼崖、雷州半岛等抗日前线，上万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令日军陷入抗战的汪洋大海。上半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解放人口达千万，解放区也达到19个，总人口近亿。在入夏全面反攻前夕，八路军、新四军等正规军已壮大到90万人以上，民兵则超过200万人。抗日军民在战斗第一线的迅速壮大和日军的全面衰颓，是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小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的境地，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
	此时的正面战场，随着中印公路被打通，滇缅公路也恢复了通车，中国军队美械化的步伐开始加速。到3月，第一批12个军（35个师）大部分完成美械更换和初步训练：王凌云第2军、邱清泉第5军、黄杰第6军、何绍周第8军、石觉第13军、胡琏第18军（先期只有第11师更换美械）、周福成第53军、阙汉骞第54军、陈明仁第71军、韩浚第73军、施中诚第74军、牟廷芳第94军（部分更换美械）。
	为应对更换美械装备以及整顿“一号作战”后战区散乱的现状，蒋介石下令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兼总司令官，萧毅肃为参谋长，总部设在昆明，后前进司令部设在湘西芷江，辖四个方面军：第1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云南昆明）；第2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广西百色）；第3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贵州贵阳）；第4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湖南安江）。
	王耀武出任方面军总司令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年初时，蒋介石就已经授意军委会，打破抗战期间将领军衔不晋级的惯例，晋升王耀武为中将。一起晋升的还有第5集团军兼昆明城防总司令杜聿明、萧毅肃。萧毅肃就不提了。王耀武和杜聿明，这两人蒋介石都喜欢，但从抗战之后的用人上来说，蒋似乎更喜欢杜，对王实际上并没有重用。只说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辖施中诚第74军、韩浚第73军、李天霞第100军，以及由新军长胡琏统领的第18军。四个方面军中王耀武的实力显然是最强的。这个方面军的任务也最重，担负着北起洞庭湖，南到湘桂边境绵延千里的守备任务。
	日军那边儿，进入1945年后，他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中美混合空军跟日军的战机比率扩大到10∶1。在1945年前三个月，中美混合空军共计出动战斗机和轰炸机10,366架次，日军战机在天空中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这种现状对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是残酷的。
	冈村在1944年12月被任命为独掌在华日军部队的总司令官是昭和天皇的意思。
	昭和是欣赏冈村的，认为他是诸将领中的佼佼者，至于否定另一个人选朝香宫鸠彦亲王，虽有日本一旦战败后为躲避责任而避免皇室成员任高官之因由，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军队统帅，朝香宫跟冈村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冈村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后的第一件事，就利用“一号作战”的局面，筹划“孤注一掷的进攻四川的作战”，这是他长久的军事理念所在。但此时东京大本营的关注点，在于怎么防止美军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冈村认为，即使从打击美国人联合中国军队反攻、避免两面作战甚至迫使美军改变在中国登陆的角度，也需要在此之前率先击破西面的重庆政权。他对东京来的人说：“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通车后，美援进入中国的速度会加快，到本年中期，全美式装备的重庆军至少会达到10个师，年内有可能达到30个师。在年度中期，重庆军和共产党的军队必定会发动反攻，而在年度中期之前，是击破重庆政权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
	按冈村的四川攻略计划，1945年3月，驻广西的第11军由宜山进攻贵阳，随后将第13师团控制在安顺，护住攻击部队的侧背，警备昆明方向的中国军队，其余各师团向成都进攻；以驻湖南的第20军由邵阳进攻芷江，随后第40师团调到第11军，其余两师团向重庆进攻。宜昌方向的第39师团则向沿江万县进攻，与华北方面军一起进行策应和牵制作战。四川攻略期间，派遣军与南方军合作攻占昆明。
	陆军参谋本部新任作战部长宫崎周一将冈村的计划上报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后者看完了，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不支持的态度是明显的。他告诉宫崎：“虽然叫冈村大将准备应对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但我本人并不认为美军登陆中国这件事对日本来说是坏事。如果美军陷入在中国大陆同日本军的战斗，那么可以延缓日本本土受到攻击。从这个角度说，东南沿海的防备甚至不能太严，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美国人上陆，否则他们就有可能直接进攻冲绳了。当然，大陆海岸线漫长，太严的防备也是不可能的。假如进行四川攻略，就算打败了重庆军，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美国人失去了夹击作战的盟友，进而放弃了在中国大陆作战，那样对我们更不利。”
	古怪梅津的观点虽然看起来弯弯绕，但也确实是一种思考。
	冈村宁次认为：只有进行四川攻略，才有可能引诱美军登陆。
	在冈村的坚持下，派遣军参谋总长松井太久郎到东京说明情况，梅津美治郎听完后仍不置可否，次长秦彦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三重县人）叫上作战部长宫崎周一经过再三研究，宫崎希望得到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的支持，服部则把研究任务交给自己的手下一个叫细田的作战班长。细田是个中佐，带着两个帮手，一个叫晴气，一个叫志波。三人对着地图冥思苦想了一番，最后得出得结论是：不能实行四川作战，对西面只能进行零碎的“挺进游击”战术。
	以上是日本军方形成一个定案的过程。
	一个攻略计划，由一个总方面军的司令官提出来，但能不能实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最下层的一个参谋。
	宫崎周一鉴于战局迅速恶化，认为当务之急是准备本土决战，甚至有把在华久经战斗的主力师团拉回日本的想法。也就是说，他已渐渐不再支持冈村的四川攻略。就在这个时候，跟冈村搭档得不错的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调任上海第13军司令官，新任总参谋长叫小林浅三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兵库县人）。在跟小林的磨合中，冈村继续完善四川攻略计划，力争得到大本营明确的答复。此期间，他决定先发动夺取鄂西北老河口机场和湘西芷江机场的作战。
	这时候，日本已经彻底穷途末路了。
	在二三月间的硫黄岛激战中，守将栗林忠道以下20,000多人全部被美军歼灭。4月又爆发了冲绳会战，到入夏，日本守军被歼灭66,000名，守军司令官牛岛满和参谋长长勇双双自杀。这两名参加南京战和大屠杀的战犯，以这样的方式灰飞烟灭于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在塞班岛坚持锁定军事目标进行精密轰炸的美军第21轰炸机队司令官韩塞被免职，由李梅接任。李梅立即决定对东京实施无差别轰炸。1945年3月10日，美机由塞班岛攻袭日本，334架B-29投下燃烧弹19万枚，一夜间死者达83,793人，负伤者40,918人。
	恐怖的李梅火攻由此开始。
	4月5日，随着美军登陆冲绳，当年“二二六”兵变里逃了一命的铃木贯太郎取代小矶国昭出任首相，新内阁的陆军大臣是阿南惟几，当年两次攻打长沙的他，终于做到了陆军的最高位，但却是在末日来临之前。仅有的三个元帅，寺内寿一还在南洋困守，已经把南方军总司令部由新加坡转移到越南西贡了；杉山元出任第1总军司令官；畑俊六则转任本土防卫第2总军司令官。此外，除先前横山勇出任西部军司令官外，前第13师团长田中静一出任东部军司令官，一起准备所谓的“本土决战”。
	此时，东条英机作为东京闲人，天天练毛笔字。
	中国正面战场，1945年春，当了六年重庆卫戍总司令的刘峙调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接替李宗仁。后者离开战斗多年的第5战区，出任汉中行营主任，在名义上督导北方的第1、5、10战区。在第5战区的这几年，李宗仁在硝烟中兢兢业业，却清闲于抗战胜利的前一刻。在此之前，陈诚卸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接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一职，在抗战中并没什么建树的胡宗南则成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黄埔毕业生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安徽大别山的李品仙升为新恢复的第10战区司令长官（该战区名号1940年废，当时战境为陕西）。在稍后的时候，新设立第11战区，孙连仲出任司令长官（平津冀鲁地区）。傅作义升为新设立的第12战区司令长官（察哈尔），孙连仲留下的第6战区司令长官之职位由孙蔚如（陕西陆军测量学校，陕西长安人）接任。
	刘峙也是赶上倒霉，刚上任没几天，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2军在司令官内山英太郎指挥下，就发动了老河口作战（战役尾声鹰森孝接替司令官），在4月8日攻占位于鄂西北的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空军基地老河口（襄阳境内）。老河口陷落一周后，1945年4月15日，湖南境内的坂西一良第20军，以中美混合空军基地湘西芷江为目标，发动了进攻。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采取跃岛进攻的方式，打完菲律宾会战后，跳过了台湾，直接攻打冲绳。也就意味着美军不可能再在华南登陆，其防守价值已经失去。在这种背景下，宁沪杭和山东半岛有可能成为前线，于是东京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调整兵力，要将第3师团调往徐州待机，第13师团调往北平待机，第34师团调往天津待机，以上师团都变为派遣军直辖（除留下骨干的第104师团外，原驻华南的另两个重要师团第27、第40师团分别调往济南和南京）。长期驻扎宜昌的第39师团也将转往上海。这些部队北调的话，发动四川攻略已完全不可能操作。另外，从大局看，进攻重庆的“势”已彻底丧失。英美联军和苏联红军已经攻入德国本土，苏军对日宣战的可能性急剧上升，而冲绳之役开始后日本已进入投降的倒计时。如果说年初时进攻四川对冈村来说还有那么一点点可行性，那么到现在再说什么进攻四川、攻占重庆已是天方夜谭。
	在这种背景下，攻打湘西的芷江到底目的何在？
	仅仅因为那里是空军基地么？冈村宁次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冈部直三郎第6方面军司令部、坂西一郎第20军司令部的想法都不一样。对冈村来说，这是年初既定的一次作战（但问题是那时候对他来说还有攻略四川的可能性，现在则完全丧失了），现在只能用“惯性”来解释。后来，他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此时打芷江，即使攻占了当地空军基地也不会有什么收获：“（攻打芷江）或许对第11军从广西向北转进有些帮助？”
	日本人此时连自己的作战目的都不知道了。
	无论如何，现在命令已经下达到了衡阳第20军那里。
	如前所说，第11军打到广西后，湖南出现空当，东京大本营将关东军一个番号第20军调了过来，司令官为坂西一良，辖船引正之第64师团、堤三树男第68师团、菱田元四郎第116师团（在中南作战甚久的岩永汪在3月去职）、渡边洋第47师团以及四个独立混成旅团。坂西一良在4月15日晨抵达邵阳，设立前进指挥所。可以说，这是日本投降前晕头转向的一次作战，所以会战之胜负已定了。
	芷江在湘西，临近贵州。
	“一号作战”中，永州、桂林、柳州、遂川和赣州机场相继陷落，芷江已成为中美混合空军在中南地区最重要的空军基地。要想占领芷江，就需要翻越雪峰山。雪峰山位于湘西资水和沅江间，北达洞庭湖，南近广西，整个山脉东北、西南走向，长350公里，最高峰海拔1934米。
	重庆军委会发现日军有兵指芷江的苗头后，立即进行应对。
	此时对蒋介石来说，在滇缅反攻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中南战场也需要一次大胜来完全挽回“一号作战”千里之溃所造成的影响。此外，日本败亡前夜这一战，除了关系到川黔大后方安危外，更真切关系到国民政府之声誉，着实不能再有半点闪失了。基于以上各种考虑，蒋介石叫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自指挥这次作战，并把所有能调动的精锐部队都投入雪峰山，希望用一次大胜唤起士气的同时，借此完全转入抗战第三阶段即战略反攻阶段。
	将前进司令所设立在芷江城外七里桥的何应钦又何尝不知道此战的厉害。
	对何应钦来说，这是他在八年战争中首次以最高指挥官名义指挥一次战役。当然是挂名的，就像一个杂志的名誉主编，实际操盘的只能是驻湘西的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针对敌情制订并部署完作战计划后，王耀武留在安江第4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邱维达则在辰溪设立前进指挥所。两个人制定的作战方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让开当面，剪断两翼（重点保持在北翼），分割包围，聚而歼之。
	能以前线最高指挥官名义指挥此战对王耀武来说可谓上天之垂青，因为人们都喜欢有始有终。
	看一下他的第4方面军参战主力：
	施中诚第74军（副军长张灵甫。周志道第51师、李琰第57师、蔡仁杰第58师）；
	韩浚第73军（梁祗六第15师、唐生海第77师、萧重光第193师。萧师原属汤恩伯第3方面军，会战开始后，划归第73军编制，但受第74军指挥，由贵州入湘作战）；
	李天霞第100军（杨荫第19师、徐志勗第63师）；
	胡琏第18军（杨伯涛第11师、覃道善第18师、戴朴第118师）；
	此外，还有汤恩伯第3方面军李玉堂第27集团军丁治磐第26军（参战队伍是蒋修仁第44师）、牟廷芳第94军（参战队伍是李则芬第5师），以及方靖第79军（参战队伍是赵季平暂编第6师）、朱鼎卿第86军（参战队伍是靳力三第13师。会战开始后，由军委会从后方调至湘西）。
	上面这个阵容，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都是整个抗战期间最强的了，包括了除胡宗南以外中央军系统内的各个山头。
	在雪峰山正面即东麓的是施中诚第74军、李天霞第100军。
	具体位置：第74军周志道第51师在圭洞（溆浦县南境）、龙潭司（圭洞以西，雪峰山腹地）一线；李琰第57师在洞口（洞口县城所在地，在圭洞以南，武冈以北）、山门（雪峰山东麓入口，洞口东北20公里）一线，扼控湘黔公路；蔡仁杰第58师主力在武冈（洞口以南）、瓦屋塘（武冈以西，雪峰山腹地，绥宁县境内）一线。李天霞第100军在隆回司、洞口一线，与第57师阵地相接。
	日军攻雪峰山正面时，一部必然窥视南面的武冈，李则芬（黄埔5期，广东兴宁人）第5师向武冈西南的武阳前进；蒋修仁（黄埔6期，河南光山人）第44师向武冈东南的新宁前进，担负起雪峰山右翼的作战任务。
	韩浚第73军，担负雪峰山左翼的作战任务。
	胡琏第18军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由常德南下。1943年底常德会战时，第18军从长江要塞石牌调出增援，进入湘西。1944年长衡会战时，第74军调出常德，第18军随之入驻，后隶属王敬久第10集团军，军长由罗广文换成胡琏。这个位子是胡多年梦寐以求的，如今算是如愿。第18军先期更换美械的是由杨伯涛任师长的第11师（鄂西会战后，到常德会战中，刘云瀚一度出任第11师师长，后第6战区作战处参谋处长杨伯涛接任）。
	换械后，第11师有步枪、手枪、冲锋枪11,520支，其中美式全自动冲锋枪2370支，美式105毫米口径榴弹炮8门并山炮48门、32毫米口径平射炮24门、22毫米口径机关炮12门，此外还有战防炮108门、迫击炮84门、小炮108门、火箭筒120具，汽车360辆。这是当时一个美械师的装备情况。另据第74军第57师第171团第2营机关枪第2连连长萧峥回忆：“我军虽已确定为美式装备，但武器装备尚未斟换。如机枪连，按新编制是四个排，八挺（美式）重机枪，但此时仍然只有六挺马克沁重机枪，第1、2、3排是枪排，第4排暂负弹药任务。作战时，有两个排配属到第一线步兵连，我自己只能控制一个机动排和一个弹药排。”。
	4月15日，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下达命令，日军发起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他们所称的芷江作战，中国则称其为湘西会战或雪峰山会战。
	坂西的战术仍是分进合击的老办法：主攻正面的是菱田元四郎第116师团，从邵阳出发；右翼是渡边洋第47师团重广三马支队（师团主力从日本国内而来，此时尚未赶到战场），从永丰出发；左翼是堤三树男第68师团关根久太郎支队，从东安出发；由广西全州出动的第11军伴健雄第34师团木佐木清次联队配属关根支队行动；外围是北面的船引正之第64师团的一个旅团，向益阳进攻，牵制常德方向的中国军队。
	会战前三天，韩浚第73军、李天霞第100军有意放开当面，几路日军的攻势看上去很顺利，以至出现某种幻觉。
	只说正面第116师团，这是继常德、衡阳两役后，该师团第三次担当主攻任务。
	师团长菱田元四郎是在一个多月前替岩永汪的。经过衡阳大战后，这个消耗最严重的师团补充兵力后，人数虽恢复到将近2万人，但有五分之四都是新兵。师团中路是加川胜永（衡阳战后接替黑濑平一）第133联队，直趋雪峰山下的山门镇；左路是儿玉忠雄第120联队，向山门西南的洞口推进；右路泷寺保三郎第109联队向山门西北的圭洞而来，经历过衡阳一战的大队长饭岛克被赋予重任，作为一支箭头，先于其他部队出发。按计划，饭岛大队封住圭洞至龙潭司一线，卡死雪峰山东麓中国军队的北走之路，将其一路向南压迫。这时候，第116师团主力在左翼第68师团关根支队配合下，将王耀武部包围在武冈、高沙（武冈和洞口之间偏东）、花园（武冈和洞口之间偏西）、洞口间的菱形区域予以歼灭。
	不说中日双方早已今非昔比的火力配置，只说日军动用的兵力，就根本无法实施包围歼灭战的要求，所以这一战日军完全是莫名其妙、不知死活的作战。
	4月17日，右路泷寺联队的箭头饭岛大队在圭洞，被当面第74军周志道第51师阻击，爆发了会战开始后的第一次激战。在这次战斗中，日本人领教了美式全自动冲锋枪扫射的厉害。大队长饭岛愣了一会儿，见没法打击、压迫周师，于是开始往圭洞东南的景兴桥磨蹭。第100军军长李天霞即令杨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8期，湖南邵阳人）第19师由隆回司向西北包抄，令周志道第51师由圭洞向东南攻击（为便于指挥，会战开始后，王耀武将周志道第51师拨给李天霞指挥），这样就构成了对饭岛的双向包围。仅仅在会战开始后第三天，饭岛大队反而陷入被围歼的地步。
	这个突然的变化叫第116师团长菱田措手不及，只能先解饭岛大队之围，于是叫泷寺联队主力停止西进，掉头回攻杨荫第19师。
	久经战场的第19师辖第55、56、57团，亦称“三五部队”。该师最初属湘军何健系，后被蒋介石收编。抗战爆发后，李觉任师长，属第70军，参加淞沪大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后，唐伯寅任师长，率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冬季攻势、上高会战。由于战力不俗，顾祝同和薛岳一度都争夺第19师。1941年8月该师调至第100军，归第9战区，随后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1944年初，李天霞接替施中诚，出任第100军军长。唐伯寅跟李天霞关系上不来，11月份其师长一职被免，调江西南丰师管区任司令，后转浙江临黄师管区司令。唐走后，副师长杨荫扶正。杨军校毕业后，在宋希濂第71军做参谋，转任第19师副师长，受李天霞赏识。出任第19师师长时，杨还不到30岁。值得一提的是，杨本身就是邵阳洞口人，对湘西之地形再熟悉不过了，这次雪峰山会战可谓卫国保家之战。
	对地形陌生的第109联队长泷寺保三郎没敢进攻隆回司杨荫第19师，而是分兵去取圭洞以西第51师一部守备的龙潭司，采取围魏救赵的方式解饭岛大队之围。但这股日军由于在山中迷路，最后走错了方向。其间又遇大雨，三天后意外到达圭洞东南的景兴桥，阴差阳错地遇到被打得灰头土脸的饭岛大队，随即陷入周志道第51师、徐志勗（中央步兵学校1期，浙江温州人）第63师的围攻中。师团长菱田见情况紧急，只好改变作战部署，解除泷寺联队先前的任务，令其向南面的花园转进。该联队在突围途中，攻击了隆回司第19师一部，虽然一度抢占要道土界岭，但在杨竹江被第19师另一部拦截而不得过。师团长菱田从加川胜永第133联队那里抽出一个大队，命其再攻龙潭司以分解中国军队的兵力。结果是该大队在路上先后四次遭受截击，最后到了一个叫老隘塘的地方被第19师的部队困死。
	中路加川联队主力此时翻越白马山，在4月22日击退李琰第57师一部，占领了洞口县城东北的山门镇，接下来准备向雪峰山腹地月溪前进；左翼儿玉联队则开始攻打湘黔公路上的要点芙蓉山，占领此处后，即可利用公路进行补给和输送伤兵，否则只能走崎岖的山地。守备芙蓉山的是杨荫第19师的一个营，临时划归李琰第57师指挥。日军对芙蓉山发动多次攻击，但阵地始终在第19师的控制下，以至于最后儿玉联队放弃攻占芙蓉山而绕道，在4月23日攻占洞口。菱田随之命令儿玉联队向南面的高沙转进。
	从菱田令泷寺联队向花园、儿玉联队向高沙转进的命令中，可以看出来：菱田仍打着在上述菱形区域围歼中国军队的主意。
	儿玉联队到高沙后，发现这里没一个中国士兵。在高沙以西的花园，中国部队也寥寥无几。打到这时候，王耀武和邱维达的战术已经很清楚了：先掐断北路日军（第116师团泷寺联队以及后面说到的第47师团重广联队），挑破日军的合围计划，继而在邱维达调动下，兵力大范围向北面的圭洞、龙潭司一线转移，促使日军出现中国军队溃退的误判，诱其一步步陷入雪峰山泥潭。后来，日本人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里承认当时出现了误判：“当时只认为正面之敌战斗意志不高，而忽略了重庆军部队的大的移动。”
	南下花园的泷寺联队没走脱，师团长菱田又令其调头去击破圭洞、龙潭司一线的周志道第51师（真是不够折腾的），但遭周部猛烈打击，后又遭中美混合空军的连续空袭。
	雪峰山之战，日军上空没一架自己的作战飞机（会战后期，倒是来过两架空投食品和药品）；而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每天都会出现在日本人的头顶，以至于他们在关于雪峰山的战史中惯用两句话，前一句是“敌机反复来袭，扫射轰炸，猖狂至极”，后一句是“我军隐蔽得好，损失不大”。如此循环。实际上，当时的场景是：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除投掷炸弹外，还投掷燃烧弹和汽油罐，一些日军士兵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成了“火人”。
	对鬼子来说更要命的是，周志道第51师的不少士兵手里拿的不再是中正式步枪，而是美式“汤姆逊”冲锋枪。联队长泷寺感到了这种可怕的变化：“与我交战之中央军第51师，虽未完全美式化，但和过去中央军相比，无论是重武器、轻武器或是弹药都极为丰富。在武器使用方面曾受过相当训练，特别是集中火力和急袭异常巧妙……”
	第116师团长菱田一筹莫展。
	他发现，中国军队的弹药极为丰富，后方补给大多通过湘黔公路。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为营救泷寺联队，似乎也有必要攻占龙潭司身后扼湘黔公路的要塞江口。于是，菱田下令：中路加川联队立即折转方向，进入雪峰山区，向西北面的江口突进。
	要想占领江口，必须拿下江口东南6公里的月溪。就这样，加川带着第133联队由山门向月溪前进。他们越往前走，越发现山越高谷越深，用联队长加川胜永的话说，“是一幅没有止境的雪峰山画卷”。
	5月的湘西多雨，标高千米以上的雪峰山的道路更加难行。
	更要命的是，加川手里的100000∶1的地图根本不准，最后只能依靠山间的水流判别方向。而中国军队的阵地，往往是从山脚到山顶，层层叠叠如货架子，且两翼绵延展开，即使日本人想迂回，也难以找到路。有时候，找到路了，但走着走着，发现离目标越来越远了。在这种情况下，进入雪峰山后的日军，面对每个山间阵地，只能从正面仰攻，伤亡也就可以想象了。付出巨大伤亡后，加川带着部队攻占了月溪。师团长菱田随即令其突破当面的青岩，攻占江口要塞。
	儿玉联队亦被要求向从洞口经月溪向江口转进。
	在距江口4公里的青岩，加川联队先后遭杨荫第19师、李琰第57师各一个营的阻击，至此再不能前进半步。
	先暂时搁下青岩之战，回过头来说一下日军左翼的第68师团关根支队的情况。
	关根久太郎在陆军大学时和长勇、今井武夫、中村震太郎（九一八事变前潜入东北勘测地形而被处死那位）这几个在后来很著名的人是同学。后来他长期做第27师团参谋长，在天津待了好几年。衡阳之战后，参与围攻的第68师团第58旅团长太田贞昌他调，关根接了太田的职位。这一战中，关根除了指挥自己的第115和第117两个独立步兵大队外，还指挥配属给他们的第34师团木佐木清次第217联队。后者由广西全州附近出发，4月17日占领雪峰山之东南的新宁，随后向大山深处的瓦屋塘前进。关根支队独立步兵第117大队则向新宁西北40公里的武冈进发；独立步兵第115大队攻向武冈以西30公里的武阳。
	关根支队的任务是配合正面第116师团，从左翼包抄和压迫中国军队。
	先说木佐木联队，来自多次参战的第34师团，“一号会战”之前长期驻扎江西，会战后驻广西全州。隶属于第11军的他们，参加芷江作战，算是帮第20军的忙。虽然作战经验丰富，但打起仗来，似乎心不在焉。因为有小道消息称，他们师团很快就要调往天津了。在向瓦屋塘进发时，木佐木联队所辖的三个大队互相不通气，一路慢悠悠，以至于在一个叫梅树山的地方，该联队尖兵中队竟误入中国军队的阵地。联队长木佐木被敲了一下后，似乎醒了盹儿，很快作出调整，算是顺利地进入瓦屋塘一线。途中他领到新命令：向雪峰山腹地洪江挺进。但接下来就不顺了，在珠王山、茶山一线，遭蔡仁杰第58师和第73军萧重光第193师一部拦截，往前走不了了。
	关根支队那边，独立步兵第115大队在4月底攻占武阳，但独立步兵第117大队在打武冈时，情况不一样了。守城的蔡仁杰师第58师一个营，跟日军爆发了雪峰山会战期间最激烈的城防战。日军望武冈而兴叹。这时候，在汤恩伯调动下，李则芬第5师、蒋修仁第44师由贵州入湘，反攻武阳。在武冈，日军打了六天，伤亡惨重而不下武冈城。王耀武给汤恩伯去电话，叫他赶快动起来，老汤又令蒋修仁第44师增援武冈。
	日军右翼第47师团重广联队此时如何？
	这个师团是后来组建的，支队先期抵达战场，师团主力还没过来。士兵们第一次参加野战，各种经验全无。他们从永丰出发，渡过资水，遇到了零星战斗，一部分士兵想，打仗原来这样简单啊；另一部分想，啊，太危险了，对面的中国士兵还真开枪啊。在这种情况下，支队刚渡过资水，一些士兵就开始装病，一来二去竟有上百人之多。这当然跟新兵怯阵有关，但更有可能是因为，此时的军国日本末日将至了。虽然各种遮掩各种宣传，但那个年代的日本国民毕竟不全是傻子，还是有明白人的，所以说这种末日感终归还是会影响到国民的情绪。怎么办呢？支队长重广决定：派一支人马送这些人回返。派了多少人马护送呢？一个完整的大队，也就是1000来人。于是也就没人理解这些做法了。重广支队的一个目标之一是溆浦县城东北的洋溪，实际上他们在此战中只完成了这个目标。
	重广支队主力在前进途中，在一个叫九江庙的地方，被韩浚第73军一部拦截。该军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就没打过好仗，鄂西、常德、长衡三役中均被击溃或重创。归了王耀武集团军后，终于翻了身。王耀武跟该军老军长彭位仁关系上佳，王做第24集团军总司令时，彭即是他的副手。在王的运作下，第73军上了第一批更换美式装备部队的名单，且提升由第74军出来的猛将唐生海（黄埔军校3期，湖南石门人）为军所辖第77师师长，前师长韩浚则任军长。第73军由此被激励，在九江庙一线拦截重广支队的正是唐生海部。虽然第77师的士兵很多都拿着冲锋枪，但他们并不恋战，很快即从阵地上后撤。
	重广支队好奇地往前追。
	与此同时，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通过发烟弹指示日军位置，第73军另一部梁祗六第15师由此在徐家桥拦住了送病号回来的那个大队，上来就是一顿美式重迫击炮猛轰，接着机枪子弹铺天盖地般倾泻而来。重广支队的新兵们被这个场面吓呆了，没吓呆的则永远“呆”住了，因为他们已经倒下再也起不来了。前来该大队联络的副官佐藤是有作战经验的，所以更加瞠目结舌，后来在向支队长重广三马报告时，说了这样一番话：“重庆军的战斗意志及战法和过去的中国军完全不同，面目一新，火力的集中极为准确巧妙。”
	重广支队好歹过了九江桥和徐家桥，进入了洋溪地区，这也就意味着被韩浚第73军完全包围了。参加过洋溪之战的日军老兵松叶尾藏后来回忆：“在当时，只要我军发射一发炮弹，就会遭到中国军雨点般的炮弹回应，至少是一百倍吧。不但迅速而且极准确，部队长怀疑指挥射击的是美国人。”实际上，无论第74军，还是第73军，换了美械装备的中国部队的炮兵指挥官，仍由中国人自己出任，但训练时的教官确实来自美国。
	自进洋溪后，重广支队整体转颓，再也没有往前走的想法和力量了。
	北面最外翼不还有个第64师团吗？不说还真忘了。船引正之这个师团原来在江苏地区负责治安，干的多是下乡抢粮食这种事儿。“一号作战”期间，日军久攻衡阳不下，急调在长沙警备的第58师团南下，这样呢，第64师团就被调来长沙担负警备任务了。雪峰山会战开始后，该师团分出一个旅团，向北面的益阳进攻，意在牵制常德地区的胡琏第18军。结果是，不但没牵制住胡琏，反而把第18军引了过来。当然，此时胡琏已奉命参加雪峰山会战了。在第64师团那个旅团兴高采烈地进入中国军队故意放弃的益阳时，胡琏已带着部队迅疾南下，直奔雪峰山而来了！
	王耀武和邱维达这样一扯动，满盘棋就活了。
	4月29日，杨荫第19师一部通过现代的火箭筒和原始的白刃战，夺取了第116师团泷寺联队侧背阵地青山界。这里是雪峰山最高点。此时，中国军队根据航空侦察发现：圭洞、龙潭司一线的日军泷寺联队已是孤军，人数已不过四五百，侧面只有一个大队的援军（即前面提到的在老隘塘被拦截的第133联队那个大队），但在杨荫第19师另一部阻击下无法靠近泷寺联队。为彻底歼灭泷寺联队，第100军军长李天霞将徐志勗第63师一个团调至圭洞西北，加强侧翼攻势；杨荫第19师两个团仍从日军背后进攻，主攻方向由青山界改为景兴桥；周志道第51师主力照样在圭洞正面。
	1945年4月30日晨，各路部队发动了对泷寺联队的围歼战，被前后夹击的鬼子命悬一线。
	会战开始后，菱田元四郎的第116师团司令部一直跟随加川的第133联队行动。在泷寺联队危情难解的情况下，菱田又从儿玉联队抽出一个大队，归自己直辖，想叫他们跳跃式进攻，再次以龙潭司为目标突击，分散泷寺联队当面第51师的兵力。这个大队也确实像青蛙般跳了起来，但随即又摔了来。菱田于是又下令，解除该大队的任务，令其重新回到自己所在的联队。
	日本人乱了。
	徐志勗第63师的一个团已转进到圭洞西北，这就意味着泷寺第109联队被三面包围。老隘塘方向的第133联队那个大队，借着4月30日的大雾溜出战场，向青山界方向寻找缝隙。来援时，这个大队有800多人，此时剩下不到400人。
	从4月中旬日军全部出动，到月底，半个月的时间，战局之演变完全出乎坂西一良的预料。他认为导致事态恶化的一个原因是左翼第68师团关根支队行动缓慢。之所以叫关根支队配合第116师团，一个因由是从打常德到打衡阳，这两个师团一直联动作战，是比较默契的，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似乎不是这样。坂西命令关根久太郎加速向洪江突进，意在往雪峰山腹地插一刀。
	在这种情况下，关根命令久攻武冈而不下的独立步兵第117大队迅速撤出战斗，与主力会合西进洪江。但第117大队向主力靠近时，遭第26军蒋修仁第44师一部和武冈蔡仁杰第58师守城部队夹击，不得不向武阳方向的第115大队求援，但没能联系上。实际上，此时独立步兵第115大队已被牟廷芳94军李则芬第5师团团包围。
	在北面，韩浚第73军的两个师正酝酿对重广支队发起总攻。
	进入5月后，中战场，江口成为焦点。
	还是4月下旬时，历经淞沪、万家岭、上高、常德等大战的第74军第57师第171团团长杜鼎，来到位于武冈杨柳溪一带的山头侦察地形。见到连长萧峥后，问备战情况。萧峥说：“团长，敌人真的来攻杨柳溪？如果来，管叫他片甲不留！”意思是，此地并非敌我必争之地，日军不会来攻吧。
	杜鼎笑：“有备无患嘛！”
	杜鼎看完地势，叫萧峥传达给营长李中亮，有的地方必须设置交叉点。打仗这种事就是，越打越小心。当天黄昏，天上飘起细雨，萧连长带着一个传令兵，前往7里地外的营部传令，到达时已是晚上11点，返回时则进入午夜。睡了不到两小时，萧连长就接到营部送来的命令：团部来急电，机枪连立即经瓦屋塘向草寨转移阵地。机枪连6点开饭，7点集合，在萧峥带领下，翻越巍巍雪峰山，到达草寨附近时，又已是繁星满天。机枪连奉命在暴布江布置火力点，负责封锁通往草寨的道口。在这里待了三天，第三天深夜，营长李中亮打来电话：“江口要塞危险！接师长命令，全营明日拂晓前向江口前进，你连是前卫部队！”
	这个营由草寨向江口转移，第二天上午抵达目的地。
	湘黔公路从江口穿过，两边是险峻的山峰，山前的月溪已经被日军加川联队占领。江口此时也已打了两天，加川联队以两个大队为左右翼，一个大队为预备队，向第19师一个营扼守的阵地猛攻。李天霞第100军还没来得及换美械，因此部队火力其实跟以前差不多。这个营只配置了两门山炮，放在江口右侧山头上且受师部直接指挥。日军的炮火则压制住了守军，所以在杜鼎团李中亮营到来前，第19师这个营打得还是比较苦的。
	换防前，美军联络官联络空军，进行了攻击性掩护（每个营有一个美国对空联络官，负责跟中美混合空军对接），随后两个部队顺利换防。营长李中亮以第5连控制江口制高点青岩，第4连在其南面小高地，第6连为预备队，在第5连左翼警戒。萧峥机枪连分别配属给第4、5连各一个排，剩下一个排在第5连右翼。营部在第4连之小高地，营部左翼是配属的一个迫击炮排。
	趁着日军进攻停歇的空当，李中亮在阵地上紧急召开部队长会议。
	李中亮说：“我们74军跟100军是兄弟部队，100军的李军长是从我们军调过去的，他们已经跟鬼子打了多日，现在我们来换防。江口阵地有多重要，就不用我再说了，但我还是要说啊，江口在，就能保证我们的弹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最前线！团长说了，师部给我们的任务是死守！懂什么叫死守吗？就是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刚撤下去的友军说，前天晚上鬼子夜袭了两次，昨天晚上夜袭了四次，今天晚上必然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周北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7期，江西南昌人）——”
	李中亮把目光落在第5连连长周北辰身上，说：“你连扼控江口制高点，可是战术上的重点啊，不得有丝毫闪失！”
	周北辰跟机枪连的萧峥连长是军校17期同学，用后者的话说，平时周“能说会道”，但打仗同样是把好手。此时周北辰也感到责任重大，站起身后，只说了声：“是！”坐下后，就不再说话了。
	气氛一下子沉闷了。
	李中亮大笑，随即说：“现在都是民国三十四年，仗都打了八年了，我听团长说苏联红军和美国兵都快打进德国京城柏林了，日本鬼子也马上要完蛋了，这仗是打一次少一次了，你们都给我精神点！珍惜杀鬼子的机会！别给74军丢脸！”
	几个连长同声说：“是！”
	萧峥这时候说：“营长，与其等入夜鬼子来攻，不如主动出击，这也是我们军的传统啊。”
	李中亮说：“正合我意！立即通知美国人，叫他联络空军进行掩护。周连长！你调一个排到我这里来，用于尖兵突击；萧连长！立即到你连第3排位置指挥部队进行火力掩护！其余各回岗哨，准备战斗！”
	当天黄昏迫近，四架从芷江机场起飞的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飞临江口日军阵地上空，进行了轰炸和扫射。从李中亮要求空军掩护，到战机飞来，不到两小时，由此可见雪峰山会战之效率。
	尖刀排在山野中散开，朝着日军阵地悄悄地摸去，在接近阵地100米时，日军仍无觉察。又前进了30米，萧峥感觉差不多了，手势猛然一变，轻重机枪开火了。火力掩护下，尖刀排向日军发起冲锋。鬼子们正倒在散兵壕休息，被急袭之下，根本来不及进入射击位置就已丧命。营长李中亮又组织了一个排予以支援。加川联队阵地左翼一举被尖刀排攻占，联队长加川一面组织步兵反扑，一面用炮兵对尖刀排身后的周北辰第5连阵地进行遮蔽式轰击，意图阻断后援部队。李中亮则命令迫击炮排予以反制。
	一时间，江口枪炮声连天。
	由于这次突袭，日军在当晚果然没敢再进攻。
	第二天白天，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又来扫射和轰炸日军，并投掷燃烧弹。
	营长李中亮估计，晚上日军会发动大规模进攻。果不其然，入夜后，日军炮击了20分钟，随后强攻周北辰第5连扼守的青岩。周虽深感任务艰巨，但并不慌张。他为自己准备了一挺轻机枪。萧峥那边刚检查完机枪连的掩体和预备掩体，见青岩阵地被攻，立即予以火力支援。在整个晚上，日军先后发起四次冲锋，都被周北辰第5连打了下去。天亮后，上午无战事；到午后，日军再次发动冲锋，但仍无法攻占青岩。经反复厮杀，青岩在视野里渐渐变红，每一株草每一块石头，都因染有勇士的鲜血而变得有灵了。
	激战间隙，周北辰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鬼子为什么打不下青岩？！”
	士兵们一起喊：“因为我们是74军！”
	周北辰又问：“军歌怎么唱啊？！”
	没等士兵们开口，周北辰唱出第一句：“起来！兄弟们，是时候了——”
	士兵们随即跟着一起喊：“起来！兄弟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寇强盗反攻！他，强占我们的国土；他，残杀我们妇女儿童！我们知耻，我们负重，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南京，驰援过徐东，大战过兰封！南浔线上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
	周北辰长得很文气，像个书生。
	但是在江口之青岩，他是虎之子。青岩不失，江口稳固。
	萧峥后来回忆：“江口公路上运输车辆频繁，伤病人员及时送往后方医院，前线的给养和弹药源源不断送上山来，后勤输送情况良好，这是历次战场上少见的。”用日本人的话说则是：“入夜可以看到在江口方向的军用公路上，敌军汽车纵队的灯光如长蛇般移动着……”
<h4>
	雪峰山的狂怒</h4>
	邵阳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终于意识到：战局比他想象的要危险得多。
	现在，两翼被肢解，中路被包围，日军已完全无法实现当初的作战目的，而弹药也使用殆尽，后方补给已跟不上。就在坂西坐如针毡时，又接到一个更致命的情报：在缅北战场击溃日军第18师团的全美式装备的廖耀湘新6军（龙天武第14师、李涛新编第22师、廖耀湘兼任之青年军第207师）已空运到芷江，成为中国军队的总预备队。
	这几乎叫坂西晕倒。
	打到5月4日，从前线视察回来的第4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向王耀武说：“在前线看到俘虏的日军甚多，各线已经超过300人，为以前所无，且数日来当面日军沉寂，在我之死战下，陷入雪峰山绝境，已是进退维谷，我应利用时机，立即进入反攻态势，命第18军迅速南下，新6军亦应组织机械化快速纵队在安江待机，一部向江口推进，取得全胜指日可待！”
	王耀武批准后上报何应钦，后者当即采纳。
	就在王耀武和邱维达布置兵力进入反攻态势时，日军那边渡边洋第47师团主力也终于赶到了。这群人从日本国内远道而来。事实上，该师团前一年就奉命由日本国内调往中国战场了。1944年11月中旬，他们即乘船在朝鲜半岛上陆，但随后因运兵线问题而在釜山滞留了一个多月，直到1945年初才经过铁路运送到北平。为躲避中美混合空军的轰炸，他们所乘的军列只能夜行，3月4日抵达武汉。稍作休整后，士兵们利用夜间向邵阳步行而来。该师团主力最初领的任务是穿越溆浦县，直接向芷江方向斜刺突击。但由于感觉中国军队已进入反攻态势，坂西在第47师团主力到来后，命令他们不要进入溆浦，而是直接往南走，在邵阳以东进行警备。
	前线日军也随之奉命坂西的命令向后集结而转入防御态势：
	第47师团重广支队在洋溪固守；第116师团各部回撤至山门、洞口一线；关根支队东退后向北转进，在高沙、花园之间集结，努力靠近第116师团。
	坂西给武汉第6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和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同时发去电报：“为击破当面中国军，当再增调两至三个师团。”
	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本来就不赞同这次作战的冈部认为：在中南地区大撤退，各师团向华北和华东集结的背景下，显然不可能再增派这样重的兵力。南京的冈村宁次，这时候则寄希望于奇迹出现。迷惘中，他甚至不太清楚自己所期待的奇迹是什么。
	各路中国军队至此已完全盘活：
	北面，从常德南下的胡琏第18军已进入山门一线，韩浚第73军已完全把第47师团重广支队包围，并开始发动总攻；南面，牟廷芳第94军和丁治磐第26军各一部追着第68师团关根支队打；正面，施中诚第74军和李天霞第100军收网，菱田第116师团被歼在即。为加强兵力，军委会又增派了第79军赵季平暂6师和第86军靳力三第13师，前者直接推进到龙潭司参战，后者为第4方面军预备队。多次参加大战的暂6师，原本就是来自湘西的部队，代号亦为“三苗”。
	廖耀湘新6军如上所说，为各部之总预备队。
	面对湘西的态势，重庆的蒋介石终于笑开了颜，对他来说这是自日军“一号作战”以来难得的一笑，即使在几个月前夺取了松山、腾冲和龙陵，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会师，并打通滇缅公路、连接中印公路后，他也没有露出什么笑纹。
	日军那边儿，4月底的时候，日军的补给还算正常，但进入5月后，补给队不得不穿上中国的服装偷偷摸摸地行动。
	打到这一步，日军进攻湘西的行动已完全失败，各路日军已经进入仓皇状态。
	举个例子：坂西一良令各路日军“整理态势”，其中给关根支队的命令是：“应暂时避开决战，向花园市附近后退，确保该地周围要线……”显然这不是一道正式的撤退令。但问题在于，收到这个命令前，关根支队就擅自选定了一个叫关家桥的撤退点，且不等集结完部队就开溜了，用日本人的话说是“近乎无序的后退”。随后，支队长关根失去对部队的掌控，各个中队自行后退，更加速了其厄运。为夺路，关根支队冲向关家桥。就在李则芬第5师一个团吃紧时，由北而南又来了胡琏第18军第118师一个团，于是两个团在关家桥对关根支队展开围攻。关根支队没集结完部队就撤向关家桥，只带走了独立步兵第117大队，而扔下了独立步兵第115大队。
	关根支队残部好不容易突出关家桥，路上收到坂西的命令，于是向北面的花园撤退。快到花园时，得知这里已被中国军队扼控，残部又往高沙转进。在路上，这位支队长似乎突然想起什么，通过无线电报叫后面的第34师团木佐木联队去接应自己扔下的独立步兵第115大队，但被拒绝了。至于木佐木联队本计划5月5日黄昏开始后撤，但由于伤病员迷失方向而堵塞了前面的道路，使主力部队迟迟不能通过，天亮后即遭中美混合空军的轰炸，伤亡极惨重。关根要他们赶紧追过来。此时，木佐木联队正遭李则芬第5师一个团阻击，导致其后卫大队没能跟上主力。木佐木还算尽到了部队长的责任，对关根说：“后卫大队未到前，不后退。”
	关根弄了个大红脸。
	蒋修仁第44师趁木佐木联队在资水支流边等后卫大队时，对其发动袭击，差一点把该联队的军旗夺了；与此同时，第5师在副师长邱行湘带领下，追上关根支队的伤病员队伍和辎重兵，日军负隅顽抗，战斗中全部予以歼灭。
	被关根扔下的独立步兵第115大队，溃退时，遭蒋修仁第44师和蔡仁杰第58师一部夹击，仓皇进入一个叫万福桥的地方。扎营休息时，邱行湘带着第5师一个加强团又摸过来，一番急袭使这个日军大队遭受灭顶之灾。日军该大队残部逃至附近的龙烟山，再次被重新包围，大队长小笠原七郎被击毙，除机关枪中队的八九个人外，这个大队的其他士兵同样被全歼。按邱行湘回忆：一系列战斗中，他的部队并没得到中美混合空军的支援，而且第5师本身还没更换美械装备，南线这边的粮秣和弹药补给也不是很好，跟日军搏杀并取得两次歼灭战的战绩，完全靠的是旺盛的士气。第5师在此之前参加的最著名的战役是鄂西会战之木桥溪、太史桥阻击战。这次武阳、武冈之战中，以老装备取得重大战果，确实是不容易的，后邱行湘获得云麾勋章和美国自由勋章。
	江口那边，5月8日夜，营长李中亮往机枪连连长萧峥这边派过来一个步兵排。
	日军想对周北辰第5连的青岩阵地再次发起进攻。没想到，萧峥带着一个机枪排和一个步兵排，悄悄地从侧翼逆袭而来。萧连长把所有轻重机枪和冲锋枪集中在一线，二线使用步枪的士兵则全部上好刺刀……
	激战中，天亮了。
	在这次逆袭中，5连缴获日军轻机枪5挺、步枪20多支、军刀1把。
	萧峥因没能抓获日军俘虏而遗憾。会战中，由于多次出现以分队为单位的日军全部被俘的情况，所以部队长们下达了多抓俘虏的命令。这在以前实在是难以想象的。就在李中亮安慰萧峥时，机枪连3排一个士兵来报：“连长！杨排长身负重伤！”
	萧峥急忙赶赴第3排扼守的阵地，见杨排长躺在战壕里，头部血流如注，面色十分苍白，已经殉国了。
	萧峥知道雪峰山大战的胜利就在眼前，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胜利也不会太远了。就在胜利的前夕，为人忠厚、作战勇敢的老战友牺牲了。从上高会战起，他们就在一个部队。当时，杨排长在另外一个营。这次美式编制后，调到了现在的营。就在萧峥泪水盈眶时，空中传来飞机轰鸣声，没多久，军中的美国人兴奋地说：“在昨天，希特勒自杀，德国战败投降了！”阵地上的很多士兵不知道希特勒是谁，但一时间仍是欢呼声震天。他们知道德国跟日本是一块的，一个投降了，另一个还会远吗？想到这里，萧峥更加为战友们的牺牲而悲伤。
	在中国的战场上，有那么些战士，在敌人投降的前一刻，倒下去，再不能起来。
	上午9点过，团长杜鼎带着一个营来换防，他握住萧峥的手说：“老萧，昨晚你们打得很漂亮，我都知道了！”
	萧峥苦笑了一下，说：“又有个老战友牺牲了。连里面，从上高一起走过来的，不多了。”
	在上高会战中同样九死一生的杜鼎，一下子陷入沉默，继而说：“上高会战结束后，军长（指王耀武）在祭奠战死的将士时，跟我讲过桂永清将军曾说的一段话。南京保卫战，他的教导总队战死很多人。后来，有人问桂将军：‘你们教导总队出身的将士都是一流的军事人才啊。’桂将军半天没说话，后来说：‘一流的，都在南京殉国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二流的，包括我在内。’我们74军又何尝不是这样！”
	事实上，在德国投降的5月8日，王耀武就已经向各部队传达何应钦的命令：中国军队立即进入总反攻态势！
	怒河春醒，5月的雪峰山陷入了狂怒。
	飞机、大炮、冲锋枪、火箭筒、火焰喷射器，中国各路军队对大举入侵中国达八年之久的日军发起雷鸣电闪般的反攻。
	奉冈村宁次之命到邵阳了解战情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得出的结论是：“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撤回来的问题了，而是还能不能撤回来。”两天前，在武汉，他跟第6方面军总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会见。对前线糟糕的形势，板着脸的冈部一字不提，但小林的感觉是：即使承担抗命的责任，他似乎也要把部队撤回来。
	得到小林的汇报后，冈村宁次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5月9日，冈部接到冈村的命令，叫其向坂西传达：湘西日军即日全线撤退。
	只说第116师团。师团长菱田命令江口方向的加川联队经月溪向洞口撤退；在月溪的儿玉联队则直接撤往洞口；一直被围困的泷寺联队残部六七百人，则往山门撤退。
	反攻中，芷江机场出动35架战机予以沿途轰炸。
	对很多身经百战的将士来说，战斗已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后方的很多人来说仍是遥远的。反攻开始后，驻芷江的中美混合空军邀请记者登机观战，这在抗战时代还属首次，最后中央社湖南分社社长段梦晖和中央社战地记者张弓入选，方面军作战处处长吴鸢同往。做事周全的王耀武立即写了个字条：“如吴鸢万一发生不幸，其家属老小生活和子女教育费用，由我负完全责任。”
	三个人都是第一次坐飞机，经短暂训练后，上了一架战机。登机后，大家才知道，并不是观看雪峰山战场，而是去空袭长沙的日军！几个人一愣。机长叫大家不要紧张。机长是谁呢？文学家郁达夫的侄子郁成功。按吴鸢回忆，飞机升空后不久，耳机里就传来郁成功的声音：“看，右上方三架是‘C47’运输机，是运送物资去江西的；左上方六架是‘B24’轰炸机，是去福建方面执行任务的。”
	紧接着，郁成功叫那三人往地面上俯视，看到红白两色的布条，一个是“川”字，一个是“十字”，说：“这是我雪峰山地面一个团驻地的符号，到第一线了。”
	随后，战机经衡阳飞往长沙。
	在衡阳，地面日军发现战机，用高炮射击。段梦晖和张弓都看吴鸢，后者虽是作战处长，但正如上面说的那样，也是第一次坐飞机，这场面更是第一次遇到，但毕竟是军人，不能在记者面前露出惊慌，于是跟两位记者讲一年前的衡阳保卫战，分散其注意力。
	战机掠过衡阳，很快即飞临岳麓山上空，郁成功叫大家坐好，说：“长沙到了！注意，马上要战斗了。”
	话音未落，战机即向地面俯冲而去，随后大家都感到机身在猛烈抖动，地面上连续传来巨大的爆炸声。紧接着，战机急速上升，一个大转弯，继而开始平飞，这时候，耳机里传来郁成功的声音：“刚才是轰炸日军的一趟列车，炸弹全部命中目标，现胜利返航。”
	大家一阵欢呼。
	雪峰山里的日军仍在挣扎中。
	第116师团长菱田为叫泷寺联队残部尽快逃离，把加川联队一个小队配属给师团的辎重兵部队，叫他们警备从马胫骨（山门西北15公里）到山门一线，这是泷寺联队后退必经之路。
	没想到，马胫骨随即遭胡琏第18军杨伯涛第11师攻击。
	参加雪峰山会战的，有不少是湖南部队，比如杨荫第19师、赵季平暂6师，而且都是久经大战的部队。还有不少将校是湖南人。第11师师长杨伯涛，不但是湖南人，还是芷江人。杨伯涛，侗族人，生于1909年，中央军校7期，后成为第18军一员。抗战爆发前，考入陆大进修，还没毕业，淞沪会战就爆发了，直接进入罗卓英第18军做营长，以战功升任军参谋，进入第11师做参谋主任，参加武汉会战。再后来，转入第94军，在方天第185师做团长、参谋长，参与枣宜会战和宜昌反攻战。1943年，以第86军参谋长的身份参加鄂西战役，战后出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长，主导常德会战中国军队的行动。此战后，在陈诚提名下，接任“土木系”核心部队第18军第11师师长职位。
	本来何应钦计划调王敬久第10集团军南下助战，因为他不想用陈诚的部队。
	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何陈不睦久矣。抗战开始后，陈与何，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整体上还好。第一次冲突爆发在1940年枣宜会战后。当时，陈组织部队反攻宜昌失败，何说了些不中听的话。陈直接给蒋写信：“辞修回重庆后，所闻皆为敬之对辞修之恶意攻击，及种种不利于领袖之活动，其居心实令人莫测……”接着又爆发了前面提到的“54军事件”，何站在关麟征一边。将近一年前，衡阳解围失利，何亦公开指责“土木系”三号部队第79军作战不力，原话是：“该部在抗战中实无成绩，当裁销番号！”何计划把第79军残部补充到汤恩伯的部队里。陈何之关系也就更糟。到1944年底，蒋不满各战区杂牌军增多，同时认为番号太多而部队实际人数过少，让作为军政部长的何缩编部队，但何对此事另有看法，一直没进行。当时史迪威也认为何不胜其职，最后陈接替何出任部长，何出任新设立的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在雪峰山，何应钦都是不愿意看到第18军参战的。但王耀武不同意调王敬久的部队过来，因为他不相信该部的战斗力：“敌寇战败在即，此战我军必保万全，使用第18军更好，否则我首先对您无法交代。”
	何应钦虽皱眉，但最后还是同意了王耀武的建议。不过，在王最初的计划里，是要把胡琏第18军用在雪峰山正面的，作为生力军，居高临下反击日军，故而命令他们在第4方面军司令部和前进指挥部即辰溪、安江间集结待命，也就是用在雪峰山正面，将来从西往东打。
	军参谋长邱维达觉得这样使用不妥，对王耀武说：“日寇第116师团是夺取衡阳的部队，这次作为头号主力用在雪峰山正面，两翼部队相对较弱。现在虽然挫了正面日军的锋芒，但仍有较强的战力，不如将胡部主力用在北侧面，一部助战第73军；主力保持两线配置，一部攻山门，一部寻机直下高沙、花园间，扫荡日寇南翼部队，这样把握最大。”
	在第18军军长胡琏的命令下，以每天40公里的速度行军的前锋杨伯涛第11师，此时早已越过辰溪，安江在望。途中接邱维达紧急命令后，立即掉头向溆浦转进，攻日军右侧背即山门一线，上来就把马胫骨的日军警备线撕开了（应该说，雪峰山才是第18军最得意的一仗，而远非两年前所谓的“石牌大捷”）。这时候，泷寺联队残部刚刚进入马胫骨。日本人在《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记载：“后退的辎重兵联队和横冲直撞的敌军各部队混战在一起，彼我战线错综纠缠，前进困难，美机攻击更加炽烈。”
	周志道第51师和杨荫第19师各一部随后赶来，与杨伯涛第11师一起占据四面高地，炮击马胫骨的泷寺联队。在衡阳之战中一会儿打援一会儿攻城的大队长饭岛克己，被炮弹炸裂了肚子。中美混合空军的战机则投下一颗颗燃烧弹，绝望中的日军伤兵纷纷自杀。配属给泷寺联队的师团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之第1大队长平原一男在绝望中说：“不走了，就地死拼，全部在马胫骨战死算了。”
	泷寺也给师团长菱田发了份失去信心的电报，意思也是不想走了。
	菱田元四郎的复电是：“兵团为营救你部，决定全力转向山门方面前进。希你部立刻突破敌之重围，强行向山门挺进。除杀出血路外，别无良策。为便于突破，将不必要的物品进行处理，并应携带可能随行的伤病员，准备突破前进。”
	潜台词就是：不能随行的重伤员就不要了。
	这就是末日的做法。
	5月11日，何应钦、王耀武、邱维达、施中诚以及美军将领麦克鲁、索尔登、第4方面军首席联络官金武德等人，在第57师师长李琰陪同下，乘飞机前来江口视察，主要看了第5连的青岩阵地。
	战场尚未打扫完毕，横七竖八的日军尸体，有300多具倒在壕沟两边。
	阵地上，何应钦、王耀武等人听取了连长周北辰的报告。其间下起雷阵雨，王耀武问要不要躲一下，何应钦摆摆手。周北辰本来口才就好，又指挥了江口一战，说起来更是绘声绘色，何应钦不时点头，扭头对王耀武说：“佐民啊，你部队的人，是不是都像你一样啊？既能说，又能打。”
	王耀武一时语塞。
	何应钦哈哈大笑，这是他难得放松的时刻。
	美军将领麦克鲁当场向周北辰授予美国银星勋章。
	溃逃中的日军，因道路陡峭泥泞，加上伤员众多，又有战机轰炸，通常白天藏起来，天黑后再奔逃。但入夜后，山路更难走。比如，5月11日，黄昏开始行动后，到第二天天亮，泷寺联队残部才走了3公里。从马胫骨逃出的他们，原本3000多人的联队，12个步兵中队，至此每个中队能打白刃战的，已不超过20个人了。
	战场另一侧，蔡仁杰第58师主力在瓦屋塘击溃第34师团木佐木联队后，一路追击至高沙。
	往山门摸的泷寺联队残部已经断粮，一路上开始吃杂草和青蛙。雪峰山东麓下的山门小镇，此时已成为他们的生死之门。对泷寺来说，自己这点儿人脱险了，才能保证整个师团脱险。他带着剩下的三四百人向山门奔逃时，第116师团直属部队一部还控制着该地，所以王耀武命胡琏火速攻占山门。关于山门之战，可以看一下第11师师长杨伯涛的回忆：“在山门要隘争夺战斗中，几个山头上的日军企图阻碍我前进，我在摆好攻势后，命令一个营向山头攻击。在一架轰战机配合下，这个营一直冲上山头，用冲锋枪对准手端刺刀的日本兵一阵扫射，日本兵纷纷倒毙。少数日本兵弃阵逃跑，不到两小时，我军就全部占领了几个山头。”
	杨伯涛留一个团扼守山门，指挥另外两个团继续南攻，以拦腰斩断洞口通往邵阳的公路。此时，在洞口，由南而北的蔡仁杰第58师一部，正跟加川联队一个大队激战。这其间，由龙潭司方向推进而来的第79军赵季平暂6师加入战斗，并于5月13日攻占了洞口。
	在山门窄路口，泷寺联队残部遭杨伯涛第11师一个团居高临下的射击。日军在混乱中，就差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脑袋了。想活命，就必须从窄路口冲过去。但要穿过窄路口，就需要面对中国军队的射击。窄路口就这样堆满日军尸体。向山门外冲的日军，只能指望自己命大点，身边的人为自己挡子弹，于是子弹钻进体内的声音清晰可闻。5月16日凌晨，冲过山门窄路口的泷寺联队残部只剩下200多人了。失魂落魄的第109联队长泷寺保三郎率领着这些人，看到了前来接应的第133联队长加川胜永。
	重广支队在洋溪那边正作困兽斗。
	韩浚第73军的一名小兵，击中了支队长重广三马大佐的耳朵，他应声而倒。
	身边的副官还以为自己的支队长死掉了，没想到喊了几嗓子后，重广冲他眨了一下眼。
	在下了撤退令后，坂西一良叫渡边洋第47师团一部去营救重广支队。在洋溪南20公里，他们被胡琏第18军覃道善第18师拦住。奉命接应重广支队的这支日军不敢打，想绕道而行，却又撞见韩浚第73军一部，最后干脆扭头回去了。被丢下的重广支队，又一顿被痛击，直到5月16日拂晓，才从洋溪西南好歹扯开个口子，此时整个支队就剩下几百人了。
	为保证第116师团和第68师团关根支队残部后撤，坂西一良向第11军新任司令官笠原幸雄（刚刚接替上月良夫）求救，叫他务必把全州方向的第34师团主力派到湖南进行接应。就这样，师团长伴健雄率部向湖南新宁前进。5月16日，先头部队重新占领新宁，但离关根支队残部还有很远。撤退中的关根支队经过先前日军绕行的芙蓉山时，得到军的命令，为解除对第116师团南翼的威胁，应攻占该要地。关根把任务交给赶上来的外来户第34师团木佐木联队。芙蓉山由第19师一个营守备，双方发生激战。木佐木联队一度攻占芙蓉山，但在赵季平暂6师一部协助下，第19师这个营又重夺芙蓉山。
	芙蓉山最终失守，加重了日军撤退时的狼狈。
	各种狼狈中，菱田元四郎、关根久太郎、重广三马，各自带着残部一路向东溃逃。
	关根虽逃出雪峰山，但在一个多月后，于永州被击得重伤而死，成为日本投降前正面战场被毙杀的最后一名日军将领。
	现在，在湘西，溃逃中的日军唯一的梦想就是别再看见中国兵，当然这本身确实是一个“梦想”。日本老兵有这样的回忆：“最厉害的还是中央军，冲入阵地后，一把就抓住了我们，上来就是几个耳光，打得满眼直冒金花，有时还拳打脚踢，还用枪托打人，打人最厉害的要算74军的58师！”
	第58师，蔡仁杰的部队，前任师长张灵甫。
	在会战后期，由于重庆那边要召开国民党六全大会，蒋介石催促芷江的何应钦回重庆报告雪峰山大捷的情况。何便急于结束会战，叫王耀武想办法。王虽然精明，此时也难住了，说：“那怎么办？”
	何应钦说：“我已向重庆报捷，但如果我向大会做报告时，前线战事还很激烈，那不就矛盾了么？”
	这话说出来，王耀武也就明白了，何应钦叫他下令，放开一个口子，叫日军残部自动溃去。
	但王耀武没说话。
	见王耀武没表态，何应钦说：“佐民啊，抗战八年，你战功卓著，抗战胜利后，你也需要向政治家转，这就要明白，军事最终是要服从政治的，况且此番会战，我军已取得大胜，歼敌很多了，又有几百名俘虏，这在以前都是没有过的。杀敌一万跟杀死八千，终是没有太大区别。现在召开六全大会，5月21日就要闭幕，如因前方战事仍烈而无法进行会战报告，我既没办法向委员长交代，大会代表也无法及时了解到我们这次大捷。再者说了，我回重庆后，你仍可以布置追击作战嘛！”
	王耀武说：“我给胡琏去电吧，叫他们军在杨伯涛第11师那边放开个口子。”
	何应钦拍了拍王耀武的肩膀，说：“我在大会上作完报告，你是必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啊，如果那样的话，就是委员中最年轻的！另外，你跟邱维达再研究一下，在第74军这边也想想办法，古人说的‘穷寇莫追’总是有道理的。”
	王耀武没办法，只好给辰溪的邱维达去电话，婉转讲了何的意思，问：“会战还有多久能结束？”
	邱维达似乎没明白，说：“至少还得需要五天。”
	王耀武说：“这样说吧，第18军正面已向敌人开了缺口，你在洞口方面再开个吧。战果已经不小，穷寇难以聚歼。就这样吧。”
	王耀武挂了电话。
	王耀武走出安江的司令部，又下起了雨。
	王耀武往雨幕深处走去，一个卫兵在身后默默地跟着他。湘西的雨季里，他突然出现一种幻觉：好像战争从没发生过，他还是个少年，正在天津卖水果糖。另一个幻觉是：他带着第51师抵达淞沪战场，八年的战争刚刚开始……而现在，抗战快胜利了，战争结束后，他该何去何从呢？像何应钦说的那样，从军人转型为政治家？王耀武虽然精明圆通，但确实没想过这件事。在某个瞬间，他甚至想：还是回山东泰安老家种地吧。但也仅仅是想想而已。他反身走回司令部，此后的人生终不免继续被裹挟进大时代，在一步步往前走中，去迎接那个属于自己的命运结局。
	湘西的雨，更大了。
	5月20日以后，中国军队对日军的追击渐渐放慢。
	进入6月，日军残部完全退回邵阳。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5,000多人，俘敌300多人，其中军官17名。
	这是抗战时代的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俘敌最多的一次。
	中国军队取得大胜依赖于三个方面：高昂的士气、先进的武器（包括制空权）、完美的后期保障。对日军来说，当然是相反了，如第11师师长杨伯涛所言：“这时日本的空军在我国大陆上残留无几，不仅丧失了制空权，而且陆军的侦察、联络手段也丧失了，因此日军在会战过程中表现迟钝，不像过去那样灵活敏捷了。”有一次，杨伯涛带着师部人员和美军联络官到一线侦察，发现对面大约700米外过来十几个日军，用杨伯涛的话说：“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似乎也在侦察情况，他们发现我们后，就钻进树林隐蔽起来，我们哈哈大笑，从从容容指挥部队向其进攻。”
	正面战场上，继缅北和滇西后，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岁月里，无论如何是需要这样一次大捷的。雪峰山会战的胜利，正逢其时。在重庆做完报告的何应钦又奉蒋介石之命飞回芷江，主持表彰会，周志道第51师获武功状两轴、荣誉旗一面；杨荫第19师获武功状两轴，杨伯涛第11师获武功状一轴。作为会战总指挥，王耀武获得美国政府授予的金质自由勋章。几天前，41岁的王耀武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果然成为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雪峰山会战后，一切都成定局。
<h4>
	英雄无名</h4>
	1945年春，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之“大和号”被击沉。
	这是有象征意义的沉没。那个岛国的绝望正进入加速度中。他们的军部、政府和国民不得不接受从“明治时代”坂上之云般的欣欣向荣而堕进“后昭和时代”的深渊这样一个现实。
	雪峰山会战结束后的6月份，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梅津美治郎飞抵大连，召集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开了一次末日会议，主题是各军分工据守问题。
	此时，冲绳日军几乎已被全歼。而两个月前，苏联那边也通知日本：不再延长中立条约。纳粹德国5月投降后，苏联红军随时可能进攻关东军。在东京，军部的全部精力都投在“本土决战”上，一些有长年作战经验的将领被抽调回国委以重任，如田中静一、内山英太郎、横山勇、赤鹿理、山本三男、岩永汪、毛利末广等人，但首相铃木贯太郎则在幻想体面的和谈。
	大连会议后，关东军完全进入对苏战备状态，山海关内的日军此时分工如下：
	长衡地区的坂西一良第20军准备撤向宁沪杭，与先前由关东军调来的十川次郎第6军，同在松井太久郎第13方面军（由军升格为方面军）指挥下，应对“预想中”的美军在江浙的登陆；冈部直三郎第6方面军司令部计划撤向山东，指挥鹰森孝第12军和细川忠康第43军，应对“预想中”的美军在山东的登陆；田中久一第23军依旧在珠三角，但冲绳之战后美军已不可能在华南登陆；长期驻山西的澄田赉四郎第1军、根本博驻蒙军则应对即将可能出现的苏联红军的进攻；武汉地区的第34军调往朝鲜；广西地区的笠原幸雄第11军，则作为应对重庆国民政府的唯一部队，重新撤向武汉地区，此时它所辖的只剩下第58师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了（独立混成第22、88旅团）。
	日军在华两大主力辰巳荣一第3师团、吉田峰太郎第13师虽然还在广西，但已经脱离第11军系统而归中国派遣军直辖了，它们计划入夏后北撤。但在雪峰山会战中，日本人发现，美械装备的中国军队士气旺盛，战力猛然翻了几倍，几个师团被打得苦不堪言，由此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5月16日，第6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下令提前北撤。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给最远端的第3、13两师团下了这样一个通知：“进攻芷江的第20军已陷入苦战，虽停止了继续进攻的命令，但已无法抽身，陷入中国军的包围。我军应立即向北反转！在芷江方向，猛追我第20军的重庆部队很快就将进入湘桂公路，在未来一个月内，湘桂沿线预计至少出现30个全美式或半美式装备的中国师，我军若失去此次战机即不能通过！”
	在这前后，东京大本营也向冈村宁次去电，命令尽快把广西、江西和湖南地区的第3、13、27、34、40师团调往华北和华东沿海地区，其中第3和第13师团由向徐州以北的京津地区集结改为向华东转进待机。驻宜昌的第39师团等部队调往东北，并入关东军序列，加强对苏联的战备。
	在这种情况下，第3师团和第13师团开始从广西撤退。
	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命令河池、宜山最远端的第13师团撤退前，对当面中国军队发动一次反击，造成要进攻贵州的假象。已经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人会相信他们要打贵州吗？服部卓四郎第65联队奉命断后，一手制订“一号作战”的服部，此时面对士兵们的窃窃私语，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说：“不要慌张！自古以来，凡为殿军者，均系最强之部队。”
	随着雪峰山会战的结束，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对日军的大反攻也开始了。
	在前面说过，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局部反攻从1944年就开始了；在正面战场，蒋介石和重庆军委会要求抓住雪峰山会战大胜的机会，由战略相持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湘西会战我军士气日盛，敌之战志消沉，要求迅速收复桂柳，以开拓总反攻之机运。”
	无论是从河池、宜山经桂林向全州撤退的第13师团，还是从宾阳、南宁经柳州、桂林向全州撤退的第3师团，一路上都狼狈不堪，《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记载：“自此情况发生恶化，没有一天不受到重庆军的攻击。”这时候，日本人已经开始为自己留后路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第3师团二神力第34联队，虽然一路上被不停地追击，但也抓了几名中国俘虏，结果抓完后，反而给了俘虏很多钱，然后开欢送会般地释放，地点选在广西平乐顶北12公里之大角塘，时间是1945年6月1日。这支从1937年8月最先登陆淞沪战场的日军，终于知道他们的末日来临了。
	6月12日，在广西某个地点设立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的薛岳，带着人进入南宁。
	这一天，南宁阴雨连绵。薛岳突然下令，在南宁机场，追悼在八年战争中殉国的第9战区的将士和中国的军民（接下来，在7月，反攻江西赣州、遂川、上高等地，是第9战区的最后一战）。
	相比于薛岳，汤恩伯在战争尾声，竟又奇异地逆转了在“一号作战”中溃败的形象，先是参加了雪峰山会战，后又指挥他的第3方面军，在广西发起追击反攻战。老汤明白：这是发力的最好的时候，他似乎一贯是乐观的。有一张照片，是陆军总司令部成立时的人物合影，除作为第3方面军司令官的汤恩伯外，照片上还有总司令何应钦、第1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第5集团军兼昆明城防总司令杜聿明、美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照片上，柏德诺有着美国人那种特有的放松，何应钦则多少端着架子，杜聿明表情腼腆，张发奎神色泰然，卢汉则是豪爽，王耀武属于各种分寸拿捏得很好的，唯一咧着嘴旁若无人大笑的是老汤。一张照片虽然不能说明更多问题，但即时捕捉的镜头却也能道出几个人不同的性格。
	接着说仓皇北撤的日军。第3师团的动作快一些，师团司令部在6月中旬时到了衡阳，途中还意外收容了雪峰山会战中几乎被全歼的第68师团关根支队独立步兵第115大队的残部。说是残部，其实也只有几个人而已。
	第3师团的士兵问：“何以如此？”
	关根支队的士兵回答：“中国军士气旺盛，使用全自动冲锋枪，我军还没冲锋到其对面，就都被射杀了。”
	这叫第3师团的士兵倒吸了一口凉气。
	第3师团撤走后，日军在广西的分布是：第13师团、独立混成第88旅团在全州，第58师团在桂林，独立混成第22旅团在柳州。在桂林的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计划：6月末撤出柳州，7月末撤出桂林，8月末撤出全州。
	独立混成第22旅团从柳州北撤时情况还稍微好些。
	进入7月后，以汤恩伯第3方面军为主力的各路中国军队开始总反攻。
	第13师团断后的服部联队遭汤恩伯部追击，按服部本人的描述：“重庆军很凶，一直追到距我后尾200米处才开始射击。”这已经算好的了。更多的中国士兵在追击时，到距日军100米的地方才开枪。
	7月15日，为第13师团主力断后的服部联队进入桂林。
	他们是在5月份从河池开始行动的，到现在已经两个月过去了。从河池到桂林其实没多远，由此可见中国军队反攻之情势。此时，在桂林、全州间的兴安地区，丁治磐第26军猛攻日军独立混成第88旅团。此战中，该旅团被第26军打得望风而逃，对日军北撤价值重大的湘桂公路上的五旗岭阵地亦被攻占。北撤的服部联队正沿桂林、兴安、白沙铺、全州一线追赶师团主力，遇到被击溃的独立混成第88旅团。随后，服部联队残部投入五旗岭争夺战，不得手，经白沙铺夺路向全州而逃。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时候，第13师团已撤离全州，穿过湖南地界，进入江西，到达了南昌；难兄难弟第3师团此时撤到了九江。就在这时，他们收到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美国人使用了一种“特殊的炸弹”，把广岛和长崎摧毁了。
	多少年后，面对一些指责，参与投掷原子弹的美国空军少将斯文尼进行了一次阐述自己内心想法的著名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表明，我很高兴战争这样结束。”
	到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养了多年的关东军一触即溃。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题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等对日军进行最后的反攻。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命令，令各部队向当面之敌进行全面反攻。
	一时间，从华北到华中再到华南燃起了万里烽火，反攻的枪声响彻日军的每一个昼夜。
	晋察冀军区一部包围北平，一部攻天津，一部攻石家庄、保定，一部攻张家口、张北、多伦，一部攻唐山、秦皇岛、葫芦岛，一部攻大同、集宁、商都，一部配合友军包围太原；晋绥军区一部沿黄河北上攻击归绥，一部向平绥路以北进攻，一部在南线由同蒲路西侧反攻太原；晋冀鲁豫军区的太行部队向新乡、太原等地进攻，太岳部队向平遥、介休地区之间进攻，同时切断介休至临汾段的同蒲线；冀鲁豫部队相机进攻开封、新乡、安阳、邯郸，并配合山东部队进攻济南；山东军区组成山东野战兵团，以五路向津浦路山东沿线及胶东半岛沿海各地日伪军展开反攻……在华中，新四军苏浙、淮北、淮南、苏北、苏中及鄂豫皖湘赣、河南等各军区所属部队，分别向长江两岸、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及宁沪铁路的日伪军发动反攻，直逼南京、上海、武汉；在华南，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集中主力向广九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及当面之敌展开进攻，直逼广州、汕头、海口……在最后的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战斗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了县以上城市250多座。
	其中，新四军发起的高邮战役非常具有代表性（战役发起时，新四军第1师已扩编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
	此战发生在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2月。
	面对拒绝向新四军投降的日伪军，司令员粟裕在电请中央并得到批准后，决定发起高邮攻击战。抗战期间，古城高邮是日军在江苏的主要据点，经营了多年，易守难攻。此时，盘踞高邮的是日军独立第90混成旅团的一个步兵大队和一个炮兵中队，兵力1100多人，由岩崎学大佐统领；伪军则有5000多人。与高邮成掎角之势的邵伯，驻扎着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团。在高邮和邵伯间的车逻坝，有伪军一个营。
	1945年12月19日入夜，新四军以15个团的兵力对高邮一线的日伪军发起全线猛攻。其中，粟裕亲率部队突袭邵伯，并在两天后顺利拿下。敌人的车逻坝也失守。高邮之敌的退路被完全封死。25日夜，新四军对高邮发起最后的总攻。一开始，我军就集中了所有炮火猛打城内的日军守备司令部。而在攻城前，新四军还进行了攻心战，用牛皮纸制成巨大的风筝，上面绑了大包传单，每包传单上点了线香，线香烧断绳子后，传单自动散落下来。
	此时孤城困兽般的日伪军，早已全无斗志。
	经过半夜的战斗，原本拒不投降的岩崎，最后不得不狼狈地从炮楼里爬下来，老老实实地双手过顶献刀。
	这一战，毙伤日军300多人，俘虏892人，是一次性生俘日军最多的战役。此外，还歼灭伪军8000多人。
	接下来的高邮受降规模很大。仪式中，作为总指挥的粟裕，身着普通士兵的衣裳，在队伍中不动声色地观看了整个过程，继而一笑离去。
	回望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作战12.5万余次，建立了土地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的解放区，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牵制了数目庞大的日军有生力量，为中国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此时的正面战场，从华南两广开始的反攻仍在进行中。
	退到广西全州的第11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带着剩下的第58师团、独立混成第22旅团和第88旅团，盘算着怎么北撤。但8月12日，全州遭到中国军队围攻。此时，驻越南的一部分日军退入广西，又遭丁治磐第26军拦截，一直打到8月14日。
	在东京皇宫地下室，天皇和大臣们面面相觑。
	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坚持打下去，海军大臣丰田副武表示支持。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用沉默点头。首相铃木贯太郎认为他们完全疯了。他们确实疯了，对日本人来说，“本土决战”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彻底毁灭。
	天皇最后的决断是：投降。
	15日中午，昭和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日本向盟国投降。
	在此前，东京经过了他们历史上最漫长的一夜。8月14日晚，近卫师团的几个下级军官策动拒绝投降的政变，遭东部军司令官田中静一镇压，田中随后亦自杀。投降日，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剖腹。东条英机自杀未遂，杉山元开始没想要自杀，当得知他已被列为战犯，随后自杀了。
	日本宣布投降的15日中午，在广西，丁治磐第26军正准备对当面日军再次发动攻击。
	这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重庆发表题为《对日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电台讲话：“我们的抗战，今天是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蒋介石走上重庆街头，两旁是兴奋的市民。
	天上是静伏的白云。和平真好。
	在延安，庆祝胜利的火炬则排成了长龙，燃亮了8月15日的夜空。
	这一夜，中国人不醉不归。在抗战岁月里，有多少黑暗和绝望，就有多少坚持和奋战：
	从北国的杨靖宇率领抗联战士战斗到最后一刻，到南方的王耀武指挥铁军在雪峰山痛歼顽敌；从毙杀阿部规秀于太行山上，到击落塚田攻于江南长空……国共两党的合作，是赢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基石，其间虽然有过摩擦和纷争，但最终还是共赴国难，一起走过了八年里程，正如《五月的鲜花》中唱的那样：“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
	8月15日当天，蒋介石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名义，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命令：“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迅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此时日军各联队开始焚烧军旗。
	虽然日本已投降，但在广西全州东南白沙铺，第58师团河野一马独立步兵第106大队不服从命令，丁治磐下令命第26军对其发动进攻，这是整个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战。
	由于玉山机场被大雨冲坏，接洽点改为湖南芷江。湘西的这座小城见证了激荡人心的历史时刻。自武汉会战后，湖南大地硝烟不散，当真是正面战场的第一主战场：长沙、常德、衡阳、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雪峰山……每一个名字都滚扬着热血与硝烟。而雪峰山会战，又是正面战场最后一次大会战，日军攻占芷江的计划完全挫败，现在令日本人来芷江，何其宜也。
	8月21日，在芷江，冈村宁次的代表、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献上山海关内105万日军的番号、驻地、部队长等名录。官职得对应，所以何应钦是不会现身的。这一天，出席接洽的是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副总参谋长冷欣，以及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美方人员则是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
	美国人也应该分享这光荣的时刻。
	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陈纳德率领飞虎队在中国的蓝天上与日军死斗。太平洋战争爆发，尤其是缅甸被日军攻占，滇缅公路被切断后，美国飞行员冒着危险，驾驶运输机飞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珠穆朗玛峰，从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向中国运送了80多万吨的军需物资。据昆明机场总站站长郭汉庭回忆，在最高峰时，昆明巫家坝机场差不多每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由于驼峰航线地理和气象条件恶劣，在三年多的时间里，美军共损失飞机563架，牺牲飞行和机组人员1500多人，散落的飞机铝片落在冰峰和峡谷中，在仰光的照射下反射出熠熠的光芒。
	雪山冰封上的亡灵，至此可安息了。
	重庆军委会派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飞南京，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
	作为先遣部队的廖耀湘新6军由芷江被空运到南京。一别就是将近八年，作为南京保卫战的亲历者和脱险者，作为滇缅战场上的风云人物，廖耀湘之感慨又何止万千！
	进入9月后，在2日，密苏里战舰上，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军部、外长重光葵代表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尼米兹上将、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英国福莱塞上将、苏联杰列维亚科中将依次签字。
	在中国，新6军之后，被空运到南京的还有第74军李琰第57师。
	周志道第51师和蔡仁杰第58师则奉第4方面军总司令官王耀武之命，开入了衡阳，接受堤三树男第68师团等部队的投降。整整一年前，这座城市在47天的锥心泣血之役中被毁灭。作为长衡地区的受降主官，王耀武在长沙面对的是日本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蔡仁杰第58师开至镇江，接受了第3师团投降。这支作战时间最久、参加战役最多的侵华日军部队，最终还是向老对手第74军缴了械。周志道第51师则在芜湖接受了第40师团的投降。第34师团亦在浦口向第74军投降。第74军随后全部进入南京，驻孝陵卫，成为首都警备军，就这样结束了他们铁血抗战的旅程。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
	重庆军委会总参谋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为军委会委员长、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代表，在南京黄埔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接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投降。冈村宁次的脸上没有表情，他想什么已经不再重要。冈村的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双手向何应钦呈递了冈村的资质证明。何应钦过目后，叫人将日本降书的正副本交给冈村，后者起立双手接捧，埋头逐字阅读。小林在一旁研墨。随后，冈村在《降书》正副本上签下名字……
	这里是1945年初秋的南京。
	这是一座曾被毁灭的城市。将近八年前的冬天，同样是在这座城市，在雨花台的硝烟中倒下怒睁双眼的朱赤和高致嵩，在水西门和中华门一线的白刃肉搏中倒下程智和胡豪……
	悲怆和光荣同属这座城市。
	战争结束了。
	往前推，距1937年7月7日已经整整八年了，距1931年9月18日已经14年了。人的一生不会有太多的八年，更没有那么多的14年。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在抗战烽火中，从正面战场上的国民革命军，到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从白山黑水间的抗联战士，到缅甸战场上的中国远征军，没有光荣能够白白获得，一切的荣耀都是勇士们前仆后继换来的。
	八年抗战中，在山海关内，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33万人，其中击毙45万人。加上东北战场和缅甸战场，总共击毙日军人数在50万人以上（日本厚生省根据户籍所公布的数字是：八年全面战争中，日军在山海关以内战死45.57万人，在东北战死4.67万人，在缅甸和印度战死16.19万人。东北战场和缅甸战场，去除苏军、英美军击毙的部分，即为中国军队的战果）。中国军民伤亡则达3500多万人，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人。在正面战场，伤亡将士321万多人，其中战死132万多人（国民政府军令部数据）；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伤亡58万多人，其中战死超过16万人（《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数据）。
	佟麟阁、张自忠、姜玉桢、姚子青、朱赤、高致嵩、高志航、乐以琴、李桂丹、周志开、柴意新、张德山、徐声先、杨靖宇、左权、彭雪枫、赵尚志、包森……
	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钢筋铁骨。
	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成为战后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盟国在东京进行了审判，国民政府列出的战犯中的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和未被列入的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七人被处以绞刑，畑俊六、梅津美治郎、桥本欣五郎等多人被判处无期（美国人从自己的利益点出发，没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而天皇制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最大甚至唯一的温床）；同时，国民政府在多个城市设立军事法庭，抓捕并审判了2435名日军战犯，最后145人被处以死刑，其中著名的有酒井隆、田中久一、谷寿夫。直接参加大屠杀的田中军吉、野田毅、向井敏明，则被从日本国内押解回南京，公审后处以极刑。作为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虽被多轮庭审，但因“战后良好地执行国民政府的各种命令”而没被法庭定罪，这是一个遗憾。
	无论如何，战争结束了。
	如果登上紫金山，俯望这初秋的南京，经历过八年浴血的人，又有谁不会百感交集？
	记得么，1937年冬天，这座城市陷落在即时，卫戍司令部一位没留下姓名的参谋对战友说：“假如你幸而还活着，可不要忘记我。请把我死的消息告诉我的家人和友人；反之，我也会和你一样，负起同样的责任。”他最后突出重围了吗？没人知道。也许战死了，也许冲出了南京，辗转到了别的战场。也许他看到了八年后的光荣日，也许他倒在了胜利的前一天。在抗战的年代，有那么多著名将领马革裹尸，但青山所埋的更多的是无名的英雄。
	岁月永逝，而英灵未远。
	还是用序言中罗家伦校长那段话结束这本书吧：“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看见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
	2015年5月28日于天津—北京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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