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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语文：八十堂大师国文课
作者：胡适 鲁迅 梁启超等
内容简介
 在所有教育科目里，语文是最基础的必修科目，起到培养基础语言文字能力和熏陶国民人文精神的作用。语文一科民国时期称为国文，当时的国文教科书由民间自行编撰，由于百家争鸣、竞争激烈，出版者不得不精心编写，不少大学者也都加入到编写教科书的事业中来，所以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教科书版本。 《民国语文》收集民国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从中选出当下语文教材较少收入，但又影响深远、富有现实意义的经典文章，分为《公民》、《新知》、《文学》三个部分。《民国语文》所选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名家的典范传世作品，如胡适、鲁迅、孙中山、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梁实秋、林语堂、费孝通、任鸿隽、朱自清、张恨水等等，完美呈现了现代汉语之美。 如此大师云集、难得一见的国文盛宴之书，不仅是大中学生极佳的课外语文读物，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更是自我通识教育的典范读本，值得开卷细读。 近年来文化界兴起一股民国热，有心的读者亦可在书中鸟瞰民国风范，窥见民国文化思想的一个侧面。 

编序
就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我国唐宋古文复兴运动一样，复古或回到过去，有时恰恰是前进的一种曲折方式。近年来，随着近现代文史书籍的大量出版，国人得以重新发现一个“新”的民国，发现那段看似纷乱的历史中，其实蕴含不少跨时代的历史价值。因此，重新解读民国、了解民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文化思潮，出版界也因此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民国热。
与此同时，很多人对当今僵化的应试教育产生质疑，对现行的中小学教材日益不满，反思问题的关键，以期早日改良。当这个教育界的小潮流与重新发现民国的社会大潮流合二为一时，很多读者便开始关注起民国时期的教育来。
民国时期，由于政治鼎革，民气初生，国民自有一股质朴的风度，所以有一阶段社会文明发展迅猛，人才辈出，出版业也较为繁荣。那时学校教科书的出版非常兴盛，很多民营出版机构纷纷加入出版教科书的竞争行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当时的权威学者、思想大家也投入到编写中小学教材的工作中来，因此当时的教科书质量普遍相当高，对青少年的教养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直至今天，很多老一辈民国人，对当年上学时使用的课本还念念不忘。
前几年，民国小学语文课本《开明国语课本》重新出版，许多家长买来给孩子当课外书，结果大受欢迎，说明优秀老课本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不少学者认为，那个时期的中学生的实际综合素质，要超过现在的普通大学生不少，这一点从当年中学语文教材选文之经典恰当上，也有充分的体现。
有鉴于此，我们组织策划这本民国中学语文选粹，精选民国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经典文章，融汇于一书，给读者呈上一部《民国语文》。希望读者借此比较思考，以古鉴今，得到一些有用的启迪。
我们在挑选文章时，尽可能选择近年来教材中未收入，但对于提高语文素养和塑造公民观念具有较高价值的典范文章，以便最大程度地体现时代差异性。因此，在现行语文教材中多次出现的经典文章，本书原则上不再收入。由于现行语文教材中选入的文言文范文与民国时期大体相同，所以，本书选文以语体文为主，不再收入古代文言文，只酌情收入少许近现代作家所写的文言名篇。另外，为了更全面地体现民国的时代精神，本书还特别收入几篇虽未选入当时的知名教材版本，但却影响深远，很值得国民一读的传世文章。
本书所选文章皆出自大家之手，内容博雅、文字清通，适合随时翻阅，细细品读，编者还精心为每篇文章加上了题解和延伸阅读，提升阅读趣味，以利读者快速掌握文章要旨。
“语文”者，与其说是学校的一个课目，不如说是国家语言文字之典范也。语文教育的目的，除了语言文字的教育，也必不可少要起到培养公民观念、教化国民道德的作用。本书不是一本单纯的课本式语文书，而是一部更广意义上的“国民语文”。因为选文经典恰当，体现民国时期本国语文之典范，展示出清新自在的“民国风范”，所以，本书除了是青年学子的公民语文素养经典读本，也是大众自我通识教育的一本好书。
阅读此书，在窥见别样语文、感受民国范儿的同时，若读者还因此产生深入了解民国人文历史的愿望，编者将荣幸之至。由于编者所掌握的资料有限，书中可能存在不少纰漏，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我们再版时改正。
是为序。

作者小传
胡适（1891～1962），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我国现代自由主义的领军人，影响巨大。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教育家，历史学家。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五四运动时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时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他聪颖过人，“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884年中秀才。1889年中举人，被誉为“岭南奇才”。1890年入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同年8月，拜康有为为师。1891年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省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移居台湾，1990年在台北逝世。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的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鲁迅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翻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
朱光潜（1897～1986），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主要著作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谈文学》、《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等。
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藩，湖南醴陵枧头洲人。1913年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5年，与潘培敏、李大年、丘夫之等在东京发起组织“学术研究会”。5月6日，编辑出版《民铎》杂志，抨击军阀专权、政治混乱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被日本政府查封。回国后，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并在上海继续主编《民铎》。9月1日至次年7月，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1926年1月至次年夏，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文名大震。主要著作有《李石岑讲演集》、《李石岑论文集》等。
夏丏尊（1886～1946），本名铸，字勉旃，号闷庵，别号丏尊，浙江上虞人。夏氏幼年在家塾读书，能作八股文，考取过秀才，曾留学日本高等工业学校，因家境贫困，尚未毕业，就辍学返国。历任浙江第一师范、上虞春晖中学、暨南大学等教职，著有《平屋杂文》，译有《爱的教育》等书，是与同时代的朱自清齐名的教育家。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漳州）人。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原名和乐，改名玉堂、语堂。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他的一生著述颇丰，在文学、语言学、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是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
任鸿隽（1886～1961），重庆垫江人，化学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一生撰科学论文、专著和译著等身，内容涉及化学、物理、教育、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史等多方面。他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文（1866～1925），即孙中山先生，民国“国父”，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海峡两岸都备受敬重的革命先行者。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他在流亡日本时，曾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因此人们惯称他为孙中山。
他是最早提倡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者之一，“起共和而终帝制”。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政治学说亦影响深远，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代表作品有《建国方略》、《三民主义》。
俞平伯（1900～1990），祖籍浙江德清。其曾祖俞樾是清末著名学者，父俞陛云为探花，因此俞平伯自幼受到古典文化的熏陶。24岁时出版《红楼梦辨》，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与胡适一同称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之一。
潘大道（1888～1927），字力山，重庆市开县人，政法学家。早年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并师从章太炎学习经史子学。其间加入同盟会。1918年春任北京大学教授，学贯中西，善于演讲，又多有新创见、新理论，深受学生欢迎。常为《雅言》、《大中华》、《甲寅》等杂志撰稿，是当时有名的专栏作者，有《力山遗集》行世。1927年创办《党论旬刊》。1927年10月14日被暗杀，不及救治而逝。
何仲英，生卒年不详。笔名种英，浙江绍兴人。曾任小学教师，绍兴《国民日报社》编辑。训诂学家。
陈布雷（1890～1948），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生于浙江省慈溪县，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很受关注而颇有争议的人物。早年致力教育及新闻事业，后受蒋介石赏识，弃文从政。抗战时期，陈布雷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1948年自杀。
陈西滢（1896～1970），原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1912年去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24年在胡适支持下，与徐志摩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任文艺部主编。1927年与女作家凌叔华结婚，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3年到伦敦中英文化协会工作，1946年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1966年退休侨居伦敦，1970年因病去世。
费孝通（1910～2005），祖籍江苏吴江。一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学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完成题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成为不少高校人类学专业的必读书，费孝通也因此在1981年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的人类学界的最高奖——赫胥黎奖。他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鲁迅（周树人）之弟。幼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后在新学风潮中，入江南水师学堂，之后考取官费生，和兄长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留学日本。归国后，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文学院）教授，担任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学等课程，并创办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任首任系主任。
王星拱（1887～1949），字抚五，安徽省怀宁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主要著作有《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等。
闻一多（1899～1946），本名闻家骅，号友三，著名诗人、学者、民主人士。生于湖北黄冈浠水。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对上古神话及《楚辞》、《周易》、《诗经》等有深入的研究。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被暗杀的李公朴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被暗杀。著有《冬夜草儿评论》、《红烛》（诗集）、《死水》（诗集）、《楚辞补校》、《神话与诗》等，著名的《七子之歌》亦是他的作品。
张荫麟（1905～1942），自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十六岁考入清华学堂，十八岁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批评梁启超而得到梁启超的激赏。1929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习哲学和社会学，四年后回国，任教于清华，兼授哲学、历史两系。包括梁任公、贺麟、吴晗在内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熊十力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
任白涛（1890～1952），河南南阳人，新闻学家。1916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参加日本新闻学会，与周恩来相识，友谊甚笃。1920年回国，出版《应用新闻学》，创设中国新闻学社，1937年完成《综合新闻学》一书。1952年，周恩来电邀其赴京工作，不幸突患中风，8月31日病逝。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祖籍浙江绍兴。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教育家。1898年生于江苏海州。1916年考取北京大学，就读北京大学时，是新潮社的创社成员，参与五四运动，亦曾参加平民教育演讲团。1920年，朱自清提前一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其后五六年之间，任教七所中学。27岁时，在俞平伯介绍下，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教书。1931年公费游历欧洲，在伦敦修读英国文学和语言学，次年回国。1948年，患严重的胃病。6月18日，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字，8月12日，因胃穿孔去世。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金石学、甲骨文、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王国维精通英文、德文、日文，在研究宋元戏曲方面独树一帜，是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时人誉之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1927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并改名光汉，加入反清宣传。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
赵元任（1892～1982），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29年6月底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歌集有《新诗歌集》、《儿童节歌曲集》等。
周昌寿（1888～1950），物理学翻译家、教育家。毕生致力于物理学著作的编译工作，译述甚丰，是早期向国内介绍量子论和相对论等物理学新成就的学者。参与物理学名词术语的统一工作，编写了系统的中学物理和大学普通物理教材，影响和培育了几代物理人才。
丰子恺（1898～1975），原名润，又名仁，号子觊，后改为子恺，笔名TK。浙江崇德（今嘉兴桐乡市崇福镇）人，散文家、画家、文学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新文化运动音乐艺术方面的重要启蒙者。师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深受其佛学思想影响，以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其漫画风格独树一帜，流传极广。丰子恺皈依佛门后与弘一法师共同创作的《护生画集》，是一部倡导戒杀护生思想的佛教奇书。代表作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随笔二十篇》、《甘美的回忆》、《艺术趣味》、《率真集》等等。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开封。生于北京，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现代新儒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造实践家，对推动乡村建设不遗余力。
梁实秋（1903～1987），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祖籍浙江杭县（今余杭），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华人世界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徐志摩（1897～1931），原名章垿，字槱森，后改字志摩，浙江海宁人。著名现代诗人，散文家。出生于富裕家庭，后留学英国。1923年，徐志摩与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新月社，开创了新月派这一盛极一时、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徐志摩是新月派的代表性诗人。他一生极力追求的“爱”、“自由”与“美”（胡适语），为他带来了不少创作灵感，亦最后断送了他的生命。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心远，恨水是笔名，取南唐李煜词《乌夜啼》“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张恨水是著名章回小说家，也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作品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布局严谨完整，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的新技法融为一体。张恨水以作品多产出名，在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创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中长篇章回小说，总字数近两千万言，堪称著作等身。
杜昌丁，清代松江府青浦县（今属上海）人，清代乾隆间曾任永春知州，为官清廉、有政声。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近代文学家、翻译家。博学强记，能诗，能文，能画，有狂生的称号。光绪八年（1882）举人，考进士不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名益著，因任北京大学讲席。辛亥革命后，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以意译外国名家小说见称于时。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谱名传豫，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清朝湖南长沙府湘乡（现属湖南娄底双峰县）人，清末“中兴名臣”之一。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后因丧母回乡丁忧，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他因势在家乡创办湘军，为清朝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后受封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的持家治学为政之术，在清末民国时期颇受政界推崇。
王了一（1900～1986），即王力，了一是他的字，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
冰心（1900～1999），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生于湖南省凤凰县（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他的父系为汉族，祖母是苗族，母亲是土家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即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21岁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8年受到左翼文化人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中止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服饰。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受过的正规学校教育很少，是一个典型的自学成才的大作家，被誉为中国“乡土文学之父”。代表作《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赞不绝口的纯美之作。
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赴美留学。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
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在蔡元培任校长期间，他长期担任总务长，三度代理校长，1930年正式担任北大校长。先后主持校政17年，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学识渊博，精明干练，在那段漫长的岁月里，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为北京大学做出了重大贡献。1964年病逝于台北。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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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
胡适
题解
提到胡适，就必然想到自由主义；而提到自由主义，也必然会想到胡适。毋庸置疑，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中坚人物。本文中，胡适指明：“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他提到“容忍”时，特别指出“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这就与鲁迅先生的“决不宽恕一人”形成了显著的对比。
孙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国成语：“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哪一种是真的。”其实“自由主义”也可以有种种说法，人人都可以说他的说法是真的，今天我说的“自由主义”，当然只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指教。
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的尊重自由，现在有些人否认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自称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总有点叫不顺口罢！据我的拙见，自由主义就是人类历史上那个提倡自由，崇拜自由，争取自由，充实并推广自由的大运动。“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国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于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于自己”，都有不由于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渊明的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里“自然”二字可以说是完全同“自由”一样。王安石的诗：“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我终不喷渠，此瓦不自由”。这就是说，这片瓦的行动是被风吹动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力量。中国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的“自”字，所以往往看轻外面的拘束力量，也许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压迫，故意回向自己内心去求安慰，求自由。这种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有几种方式，一种是隐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压迫，一种是梦想神仙的生活——行动自由，变化自由——正如庄子说，列子御风而行，还是“有待”，“有待”还不是真自由，最高的生活是人无待于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净土，都含有由自己内心去寻求最高的自由的意义。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不是那种内心境界，我们现在说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
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一些先进民族用长期的奋斗努力争出来的。
人类历史上那个自由主义大运动实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个宗教威权的束缚，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主流思想威权的束缚。在这些方面……在信仰与思想的方面，东方历史上也有很大胆的批评者与反抗者。从墨翟，杨朱，到桓谭，王充，从范缜，傅奕，韩愈，到李贽，颜元，李塨，都可以说是为信仰思想自由奋斗的东方豪杰之士，很可以同他们的许多西方同志齐名比美，我们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抬出“争自由”的大旗子来做宗教运动，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但中国思想史与社会政治史的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含有争取某种解放的意义。
我们的思想史的第一个开山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争取思想自由的意义。
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师老子，就是一位大胆批评政府的人。他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同时的邓析是批评政府而被杀的。另一位更伟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间派”，他对于当时的宗教与政治，都有大胆的批评，他的最大胆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有教无类。“类”是门类，是阶级民族，“有教无类”是说，“有了教育，就没有阶级民族了”。
从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二千多年的中国思想史、宗教史，时时有争自由的急先锋，有时还有牺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的最早一个倡导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中国经典里自由主义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历史上，每到了宗教与思想走进了太黑暗的时代，总有大思想家起来奋斗，批评，改革。
汉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谭、王充、张衡起来，作大胆的批评。后来佛教势力太大了，就有齐梁之间的范缜，唐朝初年的傅奕，唐朝后期的韩愈出来，大胆的批评佛教，攻击那在当时气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还记得韩愈攻击佛教的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洲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后，在理学极盛时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评正统思想或反抗正统思想的运动。王阳明的运动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统思想的。李卓吾是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狱，他在监狱里自杀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这个七十六岁的殉道者的坟墓，至今存在，他的书经过多少次禁止，但至今还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颜李学派，也是反对正统的程朱思想的，当时，这个了不得的学派很受正统思想的压迫，甚至于不能公开的传授。这三百年的汉学运动，也是一种争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运动。汉学是抬出汉朝的书做招牌，来掩护一个批评宋学的大运动。这就等于欧洲人抬出圣经来反对教会的权威。
但是东方自由主义运动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是强调的拥护民主。一个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放在多数人民手里，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罗撒克逊民族的贡献居多，代议制度是英国人的贡献，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应该包含的意义。我们古代也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思想。我们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统的国家，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里，我们也曾建立一种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试制度，使全国才智之士有参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们始终没有法可以解决君主专制的问题，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世界只有安格罗撒克逊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渐发展出好几种民主政治的方式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国，也可以用在大国。（1）代议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为正式起始。（2）成文宪，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近代的是美国宪法（一七八七）。（3）无记名投票（政府预备选举票，票上印各党候选人的姓名，选民秘密填记）是一八五六年South Arsthlia最早采用的。自由主义在这两百年的演进史上，还有一个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义，就是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向来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被压的人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因为政权是多数人民授予的，在朝执政权的党一旦失去了多数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党了，所以执政权的人都得准备下台时坐冷板凳的生活，而个个少数党都有逐渐变成多数党的可能。甚至于极少数人的信仰与主张，“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种种子里是顶小的，等到他生长起来，却比各种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树，空中的飞鸟可以来停在他的枝上。”（《新约·马太福音》十四章：圣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们能这样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别人的态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国家里，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久已成了当然的政治作风，这是近代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比自由还更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还是西风压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惟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近代最重大的政治变迁，莫过于英国工党的执掌政权，英国工党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选择出十几个议员，三十年后，工党两次执政，但还站不长久，到了战争胜利之年（一九四五），工党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举票，故这次工党的政权，是巩固的，在五年之内，谁都不能推翻他们，他们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工商业，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经济制度，这样重大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的革命基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顶顶小的芥子不曾受摧残，在五十年后居然变成大树了。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绩，例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党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成了“和平改革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讲。我要很诚恳地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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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等著《人权论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罗尔斯《正义论》、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

道德的勇气
罗家伦
题解
此文写于1938年初，当时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作者有感当时社会形势，呼吁年轻大学生养成道德的勇气，并给出四条具体的培养办法，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一股人格提升的力量。
要建立新人观，第一必须要养成道德的勇气（Moral Courage）。道德的勇气是和通常所谓勇（Bravery），有区别的。通常所谓勇，不免偏重体力的勇，或是血气的勇；而道德的勇气，乃是人生精神最高的表现。“匹夫之勇”与“好勇斗狠”的勇，哪能相提并论？
什么是道德的勇气？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勇气，就要先知道什么不是道德的勇气。第一、冲动不属于道德的勇气。冲动的行为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一时的，不是持久的。他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审慎的计划，所以不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它的表现是暴烈（Violence），暴烈是与坚毅（Tenacity）成反比例的。暴烈愈甚，坚毅愈差。细察社会运动的现象，历历不爽。第二、虚矫也不属于道德的勇气。虚矫的人，决不能成大事。所谓“举趾高，心不固矣”。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一套，我们所要的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对事非经实在考虑以后，决不轻易接受；而一经接受，就要咬紧牙根，以全力干到底。他所有的勇气，都是经内心锻炼过的力量，以有程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举一例来说明罢，我有一次在美国费勒得菲亚（Philadelphia）城，看一出英国文学家君格瓦特尔（John　Drinkwater）的历史名剧，叫做《林肯》（Abraham　Lincoln），当林肯被共和党推为候选大总统的时候，该党代表团来见他，并且说明因为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共和党的候选人是一定当选的。他听到这个消息，沉默半晌，方才答应。等代表团走了以后，他又一声不响的凝视壁上挂的一幅美国地图，看了许久，他严肃地独自跪在地图前面祈祷。我看完以后，非常感动，回到寄住的人家来，半夜不能睡觉。心里想假如一般中国人听到自己当选为大总统的消息，岂不要眉飞色舞，立刻去请客开跳舞会吗？中国名剧《牡丹亭》中，写一位教书先生陈最良科举中了，口里念到“先师孔夫子，犹未见周王，老夫陈最良，得见圣天子，岂偶然哉！岂偶然哉！”于是高兴得满地打滚。但是林肯知道可以当选为大总统的时候，就感觉到国家重大的责任落在他双肩上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一件可快乐的事。凝视国家的地图，继之以跪下来祈祷，这是何等相反的写照！
道德的勇气是要经过长期锻炼才会养成的。但是要养成道德的勇气，必定要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是天性的敦厚，第二是体魄的雄健。就第一个条件说，一个人有无作为，先要看他的天性是否敦厚。不要说看人能否担当国家大事，就是我们结交朋友，也要先认定他天性是敦厚还是凉薄，才可以判断他能不能共患难。凡对自己的亲属都刻薄寡恩的人，是决不会对于朋友笃厚忠诚的。自然这样的人，也决不会对于国家特别维护，特别爱戴的。所以古来许多大政治家用人的标准，是宁取笨重，而不取小巧。倒是乡间的农夫，看来虽似愚笨，却很淳朴诚恳，到患难的时候讲朋友。只有那戴尖顶小帽，口齿伶俐，举动漂亮的人，虽然一时讨人欢喜，却除了做小官僚，做“洋行小鬼”而外，别无可靠之处。就第二个条件说，则体力与胆量关系，实在密切极了。二者之间，系数极大。体力好的人不一定胆子大；体力差的人却常常易于胆子小。一遇危难，仓皇失措，往往是体力虚弱，不能支持的结果。《左传》形容郑国的小驷上阵，是“张脉奋兴，阴血周作，进退不可，周旋不能”。所以把战事弄糟了，用他们驾战车上阵的国王，也就误在这些马的身上。马犹如此，人岂不然。我相信胆子是可以练得大的，但是体魄是胆子的基本。担当大事的人可以少得了吗？
具备这两个先决条件，然后才可以谈到如何修养道德的勇气。修养就是把原来的质素加以有意识的锻炼。《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是对于修养工作最好的说明。从这种修养锻炼之中，才可以养成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一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沮，黄河决于侧而神不惊”的从容态度。修养到了这个地步，道德的勇气才可以说是完成。但是有什么具体的办法，来从事于这种修养？
（一）知识的陶熔。真正道德的勇气，是从知识里而产生出来的，因为经过知识的磨练而产生的道德的勇气，才是有意识的，而不是专恃直觉的。固然“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这还是指本性的、直觉的方面而言。在现代人事复杂的社会里，一定要经过知识的陶熔，才能真正辨别是非，才能树立“知识的深信”（Intellectual　Conviction）。知识的深信，是一切勇气的来源。唯有经过严格知识的训练的人，才能发为有系统、有计划、有远见的行动。他不是不知道打算盘，只是他把算盘看透了！
（二）生活的素养。仅有知识的陶熔还不够，必须更有生活的素养。西洋哲学家把简单的生活和高超的思想（Plain Living and High Thinking）联在一起说，实在很有道理。没有简单的生活，高超的思想是不能充分发挥的。社会上有些坏人，并不是他们自己甘心要坏的，乃是他的生活享受的标准，一时降不下来，以致心有所蔽，而行有所亏。那占有欲（Possessive Instinct）的作祟，更是一个重大原因。明末李自成破北京的时候，有两个大臣相约殉国。两个人说好了，一个正要辞别回家，这位主人送客出门，客还没有走，就问自己的佣人猪喂了没有。那位客人听了，就长叹一声，断定他这位朋友不会殉国。他的理由是世间岂有猪都舍不得，而肯自己殉国之理？后来果然如此。中国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贪官死去，阎王审问他的时候说：“你太贪了，来生罚你变狗。”他求阎王道：“求阎王罚我变母狗，不要变公狗。”阎王说：“你这人真没有出息，罚你变狗你还要变母狗，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我是读过《礼记》的。《礼记》上说：‘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所以我要变母狗。”原来他把原文的“毋苟”二字读“母狗”，以为既可得财，又可免难。这虽是一个笑话，却是对于“心有所蔽”而不能抑制占有欲者一个最好形容。须知一个人的行动，必须心无所蔽，然后在最后关头，方可发挥他的伟大。这种伟大，就是得之于平日生活修养之中的。
（三）意志的锻炼。普通的生活是感觉的生活（Life of Senses），是属于声色香味的生活，而不是意志的生活（Life of Will）。意志的生活，是另一种境界，只有特立独行的人才能过得了的。他有百折不回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操行，所以“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他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所以悠悠之口不足以动摇他的信念，而他能以最大的决心，去贯彻他的主张。他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他不但“不挟长，不挟贵”，而在这个年头，更能不挟群众，而且也不为群众所挟。他是坚强的，不是脆弱的。所以他的遭境愈困难，而他的精神愈奋发，意志愈坚强，体力愈充盈，生活愈紧张。凡是脆弱的人，最后都是要失败的。辛亥革命的时候，《民立报》的一位编辑徐血儿，以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做了《七血篇》，慷慨激昂，风动一时。等到二次革命失败，他便以为天下事不可为了，终日花天酒地，吐血而死，成为真正的“血儿”。这就是意志薄弱，缺乏修养的结果。至于曾国藩一生却是一个坚强意志的表现。他辛辛苦苦，接连干了几十年，虽然最初因军事败衄，要自杀两次，但是他后来知道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唯有以坚强的意志去征服困难，才有办法，所以决不灰心，继续干下去，等到他做到了“忍”的功夫，他才有成就。
（四）临危的训练。一个伟大的领袖和他的伟大的人格，只有到临危的时候，才容易表现出来。世界上哪一个伟大的人物，不是经过多少的危险困难，不为所屈，而后能够产生的？俗语说：“老和尚成佛，要千修百炼。”修炼的时候，是很苦的。时而水火，时而刀兵，时而美女，一件一件的来逼迫他，引诱他。要他不为所屈，不为所动，而后可以成佛。这种传说，很可以形容一个伟大人物的产生。张睢阳临刑前说：“南八，男儿死耳，不为不义屈。”这种临危的精神，是不因为他死而毁灭的。黄黎洲先生在他的《补历代史表序》上有一段文章说：“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这段沉痛的文字，岂仅指危素而言，也同时是为钱谦益辈而发。要知不能临危不变的人，必定是怯者，是懦夫。只有强者才不怕危险，不但不怕危险，而且爱危险，因为在危险当中，才能完成他人格充分的发挥。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伟大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等，是可以积极表现道德的勇气的。十年以前，我和蒋先生闲谈。我说，我们何必多提倡亡国成仁的人物，如文天祥、史可法诸位呢？蒋先生沉默了一会，他说：“文天祥不可以成败论，其百折不回，从容就义的精神，真是伟大！”我想文天祥的人格、行为，及其留下的教训，现在很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文天祥最初不见用于乱世；等到大局不可收拾的时候，才带新兵二万入卫。元朝伯颜函相兵薄临安，宋朝又逼他做使臣去“讲解”。他以抗争不屈而被拘留。他的随从义士杜浒等设计使他逃出。准备在真州起两淮之兵，又遭心怀疑贰的骄兵悍将所扼，几乎性命不保，逃至扬州，旋逃通州，路遇伏兵，饥饿得不能走了；杜浒等募两个樵夫，把他装在挑土的竹篮中抬出。航海到温州起兵，转到汀州、漳州，经广东梅州而进兵规复江西。汉奸吴浚来说降他，他把吴浚杀了。江西的会昌、雩都、兴国、抚州、吉安和庐陵的东固镇，都有他的战绩。他的声势，一度振于赣北和鄂南。兵败了，妻子都失陷了，他又重新逃回到汀州，再在闽粤之间起兵，又由海丰、南岭打出来，在五坡岭被执，自杀不死，路过庐陵家乡绝食不死；解到燕京，元人起初待以上宾之礼说降他，以丞相的地位引诱他，他总是不屈，要求元朝杀他。若是不杀他，他逃出来，还是要起兵的。元朝也为这个理由，把他杀了。他在狱中除了作《正气歌》之外，还集杜诗二百首，这是何等的镇静！何等的从容！他就刑时候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几句话，不特留下千秋万世的光芒，也是他一生修养成功的“道德的勇气”的充分表现。
文天祥本来生活是很豪华的，经国难举兵以后，一变其生活的故态。他的行为，有两件特别可注意的事。第一是他常是打败仗而决不灰心。当然他是文人，兵又是乌合之众的义兵，打败仗是意想得到的。但是常打胜仗，间有失败而不灰心，还容易；常打败仗而还不灰心，实在更困难。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第二是他常逃，他逃了好几次；但是他逃了不是去偷生苟活。他逃了还是去举兵抗战的。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是表现什么一种勇气？做事只要是对的，成败有什么关系？“若夫成功则天也”，是他最后引以自慰的一句话。文天祥出来太晚了！文天祥太少了！若是当时人人都能如此，元朝岂能亡宋？所以文天祥不但是志士仁人，而且是民族对外抗战的模范人物！
必须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才能做建国开基的事业！进一步说，若是真有准备殉国成仁的精神，一定能完成建国开基的事业！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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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品格》

“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主义
梁启超
题解
“知不可而为”是说人生要如何奋斗，要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的去做”，坚信理想因此不计得失，敢于失败因此不惧失败，最终一定会是“大成功”。“为而不有”是希望我们奋斗的目标，不出于私欲而出于自愿，不为利益自己而为服务大众，人生的境界便“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这两点也是梁任公一生真实的写照。
今天的讲题是两句很旧的话：一句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句是“为而不有”。现在按照八股的作法，把它分作两股讲。
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人生观是个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各人的人生观不必都是对的，不必于人人都合宜。但我想，一个人自己修养自己，总须拈出个见解，靠他来安身立命。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
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责任心”和“兴味”都是偏于感情方面的多，偏于理智方面的很少。“责任心”强迫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他调和起来。所以我的生活虽说一方面是很忙乱的，很复杂的，他方面仍是很恬静的，很愉快的。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我的见解便是（一）孔子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和（二）老子的“为而不有”。
“知不可而为”主义、“为而不有”主义和近世欧美通行的功利主义根本反对。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先必要问“为什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讲墨子的哲学就是要问为什么，“为而不有”主义便爽快地答道：“不为什么。”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后必要问“有什么效果”？“知不可而为”主义便答道：“不管它有没有效果。”
今天讲的并不是诋毁功利主义。其实凡是一种主义皆有它的特点，不能以此非彼。从一方面看来，“知不可而为”主义容易奖励无意识之冲动；“为而不有”主义容易把精力消费于不经济的地方。这两种主义或者是中国物质文明进步之障碍也未可知，但在人类精神生活上却有绝大的价值，我们应该发明它享用它。
“知不可而为”主义是我们做一件事明白知道它不能得着预料的效果，甚至于一无效果，但认为应该做的便热心做去。换一句话说，就是做事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一味埋头埋脑的去做。这个主义如何能成立呢？依我想，成功与失败本来不过是相对的名词。一般人所说的成功不见得便是成功，一般人所说的失败不见得便是失败。天下事有许多从此一方面看说是成功，从别一方面看也可说是失败；从目前看可说是成功，从将来看也可说是失败。比方乡下人没见过电话，你让他去打电话，他一定以为对墙讲话，是没效果的，其实他方面已经得到电话，生出效果了；再如乡下人看见电报局的人在那里乓乓乓乓的打电报，一定以为很奇怪，没效果的，其实我们从他的手里已经把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得到了。
照这样看来，成败既无定形，这“可”与“不可”不同的根本先自不能存在了。孔子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他这句话似乎是很滑头，其实他是看出天下事无绝对的“可”与“不可”，即无绝对的成功与失败。别人心目中有“不可”这两个字，孔子却完全没有。“知不可而为”本来是晨门批评孔子的话，映在晨门眼帘上的孔子是“知不可而为”，实际上的孔子是“无可无不可而为”罢了。这是我的第一层的解释。
进一步讲，可以说宇宙间的事绝对没有成功，只有失败。成功这个名词，是表示圆满的观念；失败这个名词，是表示缺陷的观念。圆满就是宇宙进化的终点，到了进化终点，进化便休止，进化休止不消说是连生活都休止了。所以平常所说的成功与失败不过是指人类活动休息的一小段落。比方我今天讲演完了，就算是我的成功，你们听完了，就算是你们的成功。
到底宇宙有圆满之期没有，到底进化有终止的一天没有，这仍是人类生活的大悬案。这场官司从来没有解决，因为没有这类的裁判官。据孔子的眼光看来，这是六合以外的事，应该“存而不论”。此种问题和“上帝之有无”是一样不容易解决的。我们不是超人，所以不能解决超人的问题。人不能自举其身，我们又何能拿人生以外的问题来解决人生的问题？人生是宇宙的小段片，孔子不讲超人的人生，只从小段片里讲人生。
人类在这条无穷无尽的进化长途中，正在发脚蹒跚而行。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在这条路上走了一点，比到宇宙圆满时候，还不知差几万万年哩！现在我们走的只是像体操教员刚叫了一声“开步走”，就想要得到多少万万年后的成功，岂非梦想？所以谈成功的人不是骗别人，简直是骗自己！
就事业上讲，说什么周公致太平，说什么秦始皇统一天下，说什么释迦牟尼普渡众生。现在我们看看周公所致的太平到底在哪里？大家说是周公的成功，其实是他的失败。“六王毕，四海一”，这是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了，但仔细看看，他所统一的到底在哪里？并不是说他传二世而亡，他的一分家当完了，就算失败，只看从他以后，便有楚汉之争，三国分裂，五胡乱华，唐之藩镇，宋的辽金，就现在说，又有督军之割据，他的统一之功算成了吗？至于释迦牟尼，不但说没普渡了众生，就是当时的印度人，也未全被他普渡。所以世人所说的一般大成功家，实在都是一般大失败家。再就学问上讲，牛顿发明引力，人人都说是科学上的大成功，但自爱斯坦之相对论出，而牛顿转为失败，其实牛顿本没成功，不过我们没有见到就是了。近两年来欧美学界颂扬爱因斯坦成功之快之大无比矣，我们没学问，不配批评，只配跟着讴歌，跟着崇拜。但照牛顿的例看来，他也算是失败，所以无论就学问上讲就事实上讲，总一句话说：只有失败的没有成功的。
人在无边的“宇”（空间）中，只是微尘，不断的“宙”（时间）中，只是段片。一个人无论能力多大，总有做不完的事。做不完的便留交后人，这好像一人忙极了，有许多事做不完，只好说“托别人做吧”！一人想包做一切事，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全体中抽出几万万分之一点做做而已，但这如何能算是成功？若就时间论，一人所做的一段片，正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也不得叫做成功。
孔子说“死而后已”，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来继续。所以说继继绳绳，始能成大的路程。天下事无不可，天下事无成功。然而人生这件事却奇怪的很，在无量数年中，无量数人所做的无量数事，个个都是不可，个个都是失败，照数学上零加零仍等于零的规律讲，合起来应该是个大失败，但许多的“不可”加起来却是一个“可”，许多的“失败”加起来却是一个“大成功”。这样看来也可说是上帝生人就是教人做失败事的。你想不失败吗？那除非不做事。但我们的生活便是事，起居饮食也是事，言谈思虑也是事，我们能到不做事的地步吗？要想不做事，除非不做人。佛劝人不做事，便是劝人不做人。如果不能不做人，非做事不可。这样看来普天下事都是“不可而为”的事，普天下人都是“不可而为”的人。不过孔子是“知不可而为”，一般人是“不知不可而为”罢了。
“不知不可而为”的人，遇事总要计算计算某事可成功，某事必失败，可成功的便去做，必失败的便躲避。自以为算盘打对了，其实全是自己骗自己。计算的总结与事实绝对不能相应。成败必至事后始能下判断的，若事前横计算竖计算，反减少人做事的勇气。在他挑选趋避的时候，十件事至少有八件事因为怕失败，不去做了。
算盘打得精密的人，看着要失败的事都不敢做，而为势所迫，又不能不勉强去做，故常说：“要失败啦，我本来不愿意做，不得已啦！”他有无限的忧疑，无限的惊恐，终日生活在摇荡苦恼里。
算盘打得不精密的人，认为某件事要成功，所以在短时间内欢喜鼓舞的做去，到了半路上忽然发见他的成功希望是空的，或者做到结尾，不能成功的真相已经完全暴露，于是千万种烦恼悲哀都凑上来了。精密的人不敢做，不想做，而又不能不做，结果固然不好；但不精密的人，起初喜欢去做，继后失败了灰心丧气的不做，比前一类人更糟些。
人生在世界是混混沌沌的，从这种境界里过数十年，那么，生活便只有可悲更无可乐。我们对于人生真可以诅咒，为什么人来世上作消耗面包的机器呢？若是怕没人吃面包，何不留以待虫类呢？这样的人生可真没一点价值了。
“知不可而为”的人怎样呢？头一层，他预料的便是失败，他的预算册子上件件都先把“失败”两个字摆在当头，用不着什么计算不计算，拣择不拣择。所以孔子一生一世只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事前猜度，“必”是先定其成败，“固”是先有成见，“我”是为我。孔子的意思就是说人不该猜度，不该先定事之成败，不该先有成见，不该为着自己。
第二层，我们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罢，是微尘也罢，只要在这微尘生活段片生活里，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的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犹豫。
孔子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绝对自由的生活。假设一个人常常打算何事应做，何事不应做，他本来想到街上散步，但一念及汽车撞死人，便不敢散步；他看见飞机很好，也想坐一坐，但一念及飞机摔死人，便不敢坐。这类人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了。要是外人剥夺自己的自由，自己还可以恢复，要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可就不容易恢复了。“知不可而为”主义是使人将做事的自由大大的解放，不要作无为之打算，自己捆绑自己。
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惑就是明白，不忧就是快活，不惧就是壮健。反过来说，惑也，忧也，惧也，都是很苦的，人若生活于此中，简直是过监狱的生活。
遇事先计划成功与失败，岂不是一世在疑惑之中？遇事先怕失败，一面做，一面愁，岂不是一世在忧愁之中？遇事先问失败了怎么样，岂不是一世在恐惧之中？
“知不可而为”的人，只知有失败，或者可以说他们用的字典里，从没有成功二字。那么，还有什么可惑可忧可惧呢？所以他们常把精神放在安乐的地方。所以一部《论语》，开宗明义便说“不亦乐乎！”，“不亦悦乎！”用白话讲，便是“好呀！”“好呀！”
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见他做事是自己喜欢的，并非有何种东西鞭策才做的，所以他不觉胡子已白了，还只管在那里做。他将人生观立在“知不可而为”上，所以事事都变成不亦乐乎，不亦悦乎。这种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可以说是从“知不可而为”主义发生出来。我们如果能领会这种见解，即令不可至于乐乎悦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减去许多“惑”“忧”“惧”，将我们的精神放在安安稳稳的地位上。这样才算有味的生活，这样才值得生活。
第一股做完了，现在做第二股，仍照八股的做法，说几句过渡的话。“为而不有”主义与“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主义的两面。“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破妄返真”，“为而不有”主义可以说是“认真去妄”。“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使世界从烦闷至清凉，“为而不有”主义可使世界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
“为而不有”这句话，罗素解释的很好。他说人有两种冲动：（一）占有冲动；（二）创造冲动。这句话便是提倡人类的创造冲动的。他这些学说诸君谅已熟闻，不必我多讲了。
“为而不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为所有观念始劳动，简单一句话，便是为劳动而劳动。这话与佛教说的“无我我所”相通。
常人每做一事，必要报酬，常把劳动当做利益的交换品，这种交换品只准自己独有，不许他人同有，这就叫做“为而有”。如求得金钱、名誉，因为“有”，才去“为”。有为一身有者，有为一家有者，有为一国有者。在老子眼中看来，无论为一身有，为一家有，为一国有，都算是为而有，都不是劳动的真目的。人生劳动应该不求报酬，你如果问他：“为什么而劳动。”他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不为什么为什么劳动？”他便老老实实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
老子说：“上人为之而无以为。”韩非子给他解释得很好：“生于其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为报也。”简单说来，便是无所为而为。既无所为所以只好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
老子还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是说我要帮助人，自己却更有，不致损减；我要给人，自己却更多，不致损减。这话也可作“为而不有”的解释。按实说，老子本来没存“有”“无”“多”“少”的观念，不过假定差别相以示常人罢了。
在人类生活中最有势的便是占有性。据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凡是为人的好像己便无。例如楚汉争天下，楚若为汉，楚便无；汉若为楚，汉便无；韩信张良帮汉高的忙谋皇帝，他们便无。凡是与人的好像己便少。例如我们到磁器铺子里买瓶子，一个瓶子，他要四元钱，我们只给他三元半，他如果卖了，岂不是少得五角？岂不是既以与人己便少吗？这似乎是和己愈有己愈多的话相反。然自他一方面看来，譬如我今天讲给诸君听，总算与大家了，但我仍旧是有，并没减少。再如教员天天在堂上给大家讲，不特不能减其所有，反可得教学相长的益处。至若弹琴、唱歌给人听，也并没损失，且可使弹的唱的更加熟练。文学家、诗人、画家、雕刻家、慈善家，莫不如此。即就打算盘论，帮助人的虽无实利，也可得精神上的愉快。
老子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赤子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成人应该和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天天在那里哭，小孩子并不知为什么而哭，无端的大哭一场，好像有许多痛心的事，其实并不为什么。成人亦然。问他为什么吃？答为饿。问他为什么饿？答为生理上必然的需要。再问他为什么生理上需要？他便答不出了。所以“为什么”是不能问的，如果事事问“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我们却只记得他的上半截的“无为”，把下半截的“无不为”忘掉了。这的确是大错。他的主义是不为什么，而什么都做了。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要是说什么都不做，那他又何必讲五千言的《道德经》呢？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
这两种主义的概念，演讲完了。我很希望它发扬光大推之于全世界。但要实行这种主义，须在社会组织改革以后。试看在俄国劳农政府之下，“知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的人比从前多得多了。
社会之组织未变，社会是所有的社会，要想打破所有的观念，大非易事，因为人生在所有的社会上，受种种的牵掣，倘有人打破所有的观念，他立刻便缺乏生活的供给。比方作教员的，如果不要报酬，便立刻没有买书的费用。然假使有公共图书馆，教员又何必自己买书呢？中国人常喜欢自己建造花园，然而又没有钱，其势不得不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去找钱，这还不是由于中国缺少公共花园的缘故吗？假使中国仿照欧美建设许多极好看极精致的公共花园，他们自然不去另造了。所以必须到社会组织改革之后，对于公众有种种供给时，才能实行这种主义。
虽是这样说法，我们一方面希望求得适宜于这种主义的社会，一方面在所处的混浊的社会中，还得把这种主义拿来寄托我们的精神生活，使他站在安慰清凉的地方。我看这种主义恰似青年修养的一付清凉散。我不是拿空话来安慰诸君，也不是勉强去左右诸君，他的作用着实是如此的。
最后我还要对青年进几句忠告。老子说“宠辱不惊”，这句话最关重要。现在的一般青年或为宠而惊，或为辱而惊。然为辱而惊的大家容易知道，为宠而惊的大家却不易知道。或者为宠而惊的比较为辱而惊的人的人格更为低下也说不定。五四以来，社会上对于青年可算是宠极了，然根底浅薄的人，其所受宠的害，恐怕比受辱的害更大吧。有些青年自觉会做几篇文章，便以为满足，其实与欧美比一比，那算得什么学问？徒增了许多虚荣心罢了。他们在报上出风头，不过是为眼前利害所鼓动，为虚荣心所鼓动，别人说成功，他们便自以为成功，岂知天下没成功的事？这些都是被成败利钝的观念所误了。
古人的这两句话，我希望现在的青年在脑子里多转几转，把它当做失败中的鼓舞，烦闷中的清凉，困倦中的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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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经典文存》

中华民族的克难精神
钱穆
题解
一个民族历尽艰险仍能屹立不倒，必然有他的克难精神所在，一种文明于跌宕起伏中仍传承不辍，也必然有他的克难精神所在。钱穆先生在此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克难精神”就是“义气”，也就是因为这一股“义气”历史上有多少中华儿女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正如《正气歌》所唱“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章通过“义命之辨”和“义利之辨”号召国人摒除私欲，养“浩然之气”，共克艰危。
中国文化绵延四千年，在全世界各民族中，拥有最悠久的历史，因此其所经艰难困苦，亦特丰富，远非其他短演民族可比。由此养成了中国民族特有的克难精神，常能把它从惊险艰难的环境中救出。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夏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族，中兴夏业，可算是中国史上最先的一位克难英雄。此下如春秋时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复兴卫国，又绵延了它五百年的国运。其次如春秋末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灭强吴。稍后到战国，如燕昭庄用乐毅，复兴燕国，卒报齐仇，而齐亦有田单，困守即墨孤城，终亦收复失地。如此之类的历史实例可称俯拾即是。但这些尚都在中国民族还未凝成一大统一的国家之前，比较是偏于地方性的小范围以内事。下到秦始皇创建统一政府，此后中国所经内忧外患，两千年来，种种惊涛骇浪，更属艰险，更属巨大，但中国民族终能逐步加以克服，直到今天，依然在全世界各民族所有历史中完整依然，屹立无恙，所以说到克难精神，中国民族之伟大表现，就今天而论，可说是举世无匹。
现在要问的，上文所谓“克难精神”，究竟是那样一种的精神？换言之，中国人惯常凭借着何种样的精神来克服诸艰？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主要的是凭仗着一股气。气不壮，气不足，非难亦难；气壮气足，难亦非难。旧说称之为一股气，新说则称之为一股精神。我们要克服困难，最重要的还是凭仗这一股气。人生也只凭仗一口气，没有那一口气，又如何克得难？宋末文天祥国亡被俘，在牢狱中写了一首《正气歌》，中间列举许多历史人物，全是在极度艰难的处境下发扬正气，虽然在当时只是大节不移，临危受命，但天地间只要有正气流行，自然邪不克正，一切艰难只是由邪恶之气所鼓荡，所激成，正气发扬了，邪气自然消散。这一种天地正气，在孟子书里则称之为“浩然之气”。浩然之气由积义所生，至今在中国社会上还流行着“义气”二字，我们可以说，义气便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倡的克难精神。
何以说义气便是克难精神呢？这里便应该先明白“义”字的界说与内涵。要明白义字的界说和内涵，先该明白得“义、利”之辨和“义、命”之辨。本来人的本性，全都是希望舍害趋利、舍失趋得、舍危趋安、舍死趋生的。但有时却外面环境不许我们有利、有得、有安、有生，四面八方、满限满身，所遭所遇，只有害、有失、有危、有死。这一种局面，正是我们之所谓难。最难的在于只见害不见利，只见失不见得，只见危不见安，只见死不见生，使人无可趋避无可抉择。在此环境下，叫你转身不得，无路可走。我们一旦过此环境，一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计较与打算，全用不上，那时则只有另作计较，再不在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抉择上用心，因为在这方面用心也全成白费，于是我们只有另辟一道起，另作别一种的打算，只问我对这事该不该如此做，却再不去问如此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生是死。这该不该如此做，便是一个“义”的问题。我该如何做即如何做，至于做了是利是害是得是失是安是危是生是死，那是外面环境的力量，现在则此种力量压迫得太紧缩太严重了，使我无从努力，无可用心，则只有诿之于命，说这只是一种外在的“命”，根本容不到我去考虑，这里便是所谓义、命之辨。义只是尽其在我，只是反身内求，我究竟该如何做，至于做了后的外面影响，我只有置之不问，说这是命，非人力所预。列子书中曾有一篇题名“力命”。命是外在的，我一时奈他不得，力量在我的，我只问这番力该如何使便如何使。所以中国传统教训，特别看重“知命”。《论语》二十篇的最后一句，便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知命，便可不愿外面一切利害得失安危死生，把一切打算，一切计较，搁置一旁，专问此事该不该，义不义，如此心归一线，更没有多打算，多计较，自然气壮气足，外面一切困难，也不觉是困难了。困难的在于谋利而不得利，转反得害：喜得而不易得，转反易失；求安而不得安，转反得危；贪生而不见生，转反见死，那才是为难的局面。若我能把这一局面根本推在一边，不去多理会，专一反身来问这刻的我究该如何，这便是所谓义命之辨，内外之辨。人能如此用心，自然只见有我不见有外面，只有我没有外面，自然唯我所欲，更无困难可以阻挡，那外面尽多困难，也自然克服了。
但这是说到极端的话。外面环境很少遭遇到只见有害不见有利，只见有死不见有生的境界。惟其有利害可别，有得失可较，有安危可商，有生死可择，人人遂一意在此上用心打算计较，却忽忘了该不该，义不义。然而外面环境究竟是复杂的，变动的，我见为利而转成为害，我见为得而转成为失，我见为安而转反是危，我见可生而转反得死，随时随处有之。人的聪明有限，外面变化，哪里能全部预见，全部肯定？如是则转增惶惑，转多顾忌，本来并不难，却见荆棘丛生，寸步难行。何如你在并不十分困难的处境下，早当做十分困难的环境看。你早就不要在利害得失安危死生那些并无十分确切把握的计较上计较，那些并无十分确切凭据的打算上打算。你早就心归一线，只问我此事该不该，义不义，更不要计较外面那些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岂不更单纯、更直捷、更简单、更痛快。如此你气自壮自足，外面真实有难也不见难，何况外面真实并不甚难，你自多计较，多打算，心乱气馁，反而不难也见其难。现在则心定气足，义无再虑，义不反顾，那样则转而不谋利而自得利，不求安而自得安，不欲得而自无失，不惜死而自有生。这是所谓义利之辨。义利之辨，并不叫人舍利求害，只是指点人一条真正可靠的利害别择的正道与常规。
人若明白得义利之辨，义命之辨，一切事都问个该不该，义不义，更不问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如此积而久之，自然心定气壮，便见有所谓浩然之气。孟子又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可以塞于天地之间。”何以说浩然之气是“至大”呢？因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的计较打算，是人人而殊的，你见为利，别人或许是害。你见为得，别人或许是失。这些打算全是小打算，这些计较全是小计较。只有义不义，该不该，你如此，我亦如此，任何人都如此，这是大计较大打算。你一人在计较，不啻是为大众计较；你一人在打算，不啻是为大众打算。任何人处此环境，遇此事变，也只该如此计较，如此打算。心胸大气魄大，面前的道路亦大，所以说是至大。何以又说是“至刚”呢？因为你若专为得失利害安危死生打算，本来如此打算见有利，若觉无利有害，你岂不要再作计较，再有打算？你若专为该不该义不义着想，不论前面利害得失安危死生种种反复，种种变化，你早打算定了，该做即做，不该做即不做，勇往直前，再也不摇惑，不游移，岂不是刚吗？何以又说是“至直”呢？惟其心归一线，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便是义，四围的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全不顾，那条路自然直的，不是曲的邪的了。
利如此，害来也如此。得如此，失来也如此。安如此，遇危也如此。生如此，临死还是如此。你如此，我如此，任何人到此境界，遇此事变全该如此，所以说塞于天地之间，正见其无往而不如此。若为私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打算，即一人一打算，一时一打算，你的打算与我不相关，此刻的打算与前一刻后一刻不相关，那真是渺小短暂之极，又何能塞于天地之间呢？试问那渺小短暂的打算处处隔阂，时时摇动，岂不要不难亦难。那种至大至刚以直而塞乎天地之间的大打算，岂不可以难亦非难，克服一切困难而浩然流行呢？
这种义气，亦可说是公道，这是一条人人都该如此走的路道。照着这一条公道走路的人，便是有义气的人。只有这种人才可克服一切困难。换句话说，正因人不肯照这一条公道走，没有义气，所以才有种种困难发生。可见只要人人照此公道走，人人知重义气，一切困难也就自然消散，自然克服了。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国的社会风尚，正因为一向就看重这一种公道与义气，所以遂养成了举世无匹的一种克难精神。
但这一种气，却贵能“养而无害”，个人如是，全社会更如是。此刻我们的国家社会正遇到空前大难，这一种大难之来临，正为人人先失掉了正义感，人人不照公道走，人人都从自己个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上计较打算，社会没有公道，没有正义，各个人的利害得失安危死生，哪能一致？人人为自己打算，不为公正道义打算，人人在目前环境上计较，人人认为自己可以创造自己的命运，把握自己的前途，结果则前途愈窄，命运愈惨，大难当前，莫之奈何。那些全是邪气，非正气；全是私道，非公道。此刻要回头克难，只有大家觉悟，大家莫再在个人利害得失安危死生上打小算盘，作私计较。大家崇奉公道，奖励正义。历史上那些守死善道激扬正气的人物，像文天祥《正气歌》中所举，皆当衷心崇拜，刻意推敬。社会上朋辈中只要是守公道奉正义的人，吾们都该竭力敬重，加意阐扬。只有大的刚的直的可以发生力量，打破难关。一切小计较，阴柔气，歪曲相，都该扫除。如是由一人推到十人百人，由一团体推到十百团体，社会正气日张，公道日宏，一切难关，无不可以打破，无不可以克服。人心感召，极快速，极坚强。舍此之外，更无其他妙法奇计。命运永远将摆布人、捉弄人，人人只得面对着害的、失的、危的、死的路上一步步的挨近。这是当前事实，明白告人，还不值得我们的警觉吗？
这不是一人两人的责任，却是大家的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要提倡克难精神，只有发扬民族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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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人生十论》、《国史大纲》

怎样才配称做现代学生
蔡元培
题解
几乎每个人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对于学生，人们总是会希望很多，要求也很多，文章所列民国“现代学生”的条件，也许要算是老生常谈了，只是这些老生常谈对我们真正的“现代学生”来说又做到了多少呢？
一般似乎很可爱的青年男女，住着男女同学的学校，就可以算做现代学生么？或者能读点外国文的书，说几句外国语；或者能够“信口开河”的谈什么……什么主义和什么什么……文学，也配称做现代学生么？我看，这些都是表面的或次要的问题。我以为至少要具备下列三个条件，才配称做现代学生。
（一）狮子样的体力
我国自来把读书的人叫做文人，本是因为他们所习的为文事的缘故，不料积久这“文人”两个字和“文弱的人”四个字竟发生了连带的关系。古时文士于礼、乐、书、数之外，尚需学习射、御，未尝不寓武于文。不料到后来，被一般野心帝王专以文字章句愚弄天下儒生，鄙弃武事，把知识阶级的体力继续不断的摧残下去，流毒至今，一般读书人所应有的健康，大都被毁剥了。羸弱父母，哪能生产康强的儿女！先天上既虞不足，而学校教育，又未能十分注意体格的训练，后天上也就大有缺陷。所以现时我国的男女青年的体格，虽略较二十年前的书生稍有进步，但比起东、西洋学生壮健活泼、生机勃茂的样子来，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新近有一位留学西洋多年而回国不久的朋友对我说：他刚从外洋回到上海的时候，在马路上走，简直不敢抬头，因为看见一般孱弱已极、毫无生气的中国男女，不禁发生恐惧和惭愧的感觉。这位朋友的话，并不是随便邪说。任何人刚从外国返到中国国境，怕都不免有同样的印象。这虽是就普通的中国人观察，但是学校里的学生也好不了许多。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这句话无论何人都是承认的，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今日办教育的生死关键。
现今欲求增进中国学生的体力，唯有提倡运动一法。中国废科举、办学校，虽已历时二十余年之久，对于体育一项的设备，太不注意。甚至一个学校连操场、球场都没有，至于健身房、游泳池等等关于体育上的设备，更说不上了。运动机会既因无“用武地”而减少，所以往往有聪慧勤学的学生，只因体力衰弱的缘故，纵使不患肺病、神经衰弱病及其他痼症而青年夭折，也要受精力不强、活动力减少的影响，不能出其所学贡献于社会，前途希望和幸福就从此断送，这是何等可悲痛的事！
今日的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生，焉能担得起异日社会国家的重责！又焉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生争长比短！就拿本年日本举行的第九届远东运动会而论，我国运动员的成绩比起日本来，几于处处落人之后。较可取巧的足球，日本学生已成我劲敌。至于最费体力的田径赛，则完全没有我国学生的地位，这又是何等可羞耻的事！
体力的增进，并非一蹴而企。试观东、西洋学生，自小学以至大学，无一日不在锻炼陶冶之中。所以他们的青年，无不嗜好运动，兴趣盎然。一闻赛球，群起而趋。这种习惯的养成，良非易事。而健全国民的基础，乃以确立。这种情形，在初入其国的，尝误认为一种狂癖；观察稍久，方知其影响国本之大。这是我们所应憬然猛省的。
外人以我国度庞大而不自振作，特赠以“睡狮”的怪号。青年们！醒来吧！赶快回复你的“狮子样的体力”！好与世界健儿，一较好身手，并且以健全的体力，去运用思想，创造事业！
（二）猴子样的敏捷
“敏捷”的意思，简单说起来就是“快”。在这二十世纪的时代做人，总得要做个“快人”才行。譬如赛跑或游泳一样，快的居前，不快的便要落后，这是无可避免的结果。我们中国的文化，在二千年前，便已发展到与现今的中国文化程度距离不远。那时欧洲大陆还是蛮人横行的时代。至美洲尚草莽未辟，更不用说。然而今日又怎样呢？欧洲文化的灿烂，吾人既已瞠乎其后，而美洲则更发展迅速。美利坚合众国立国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四年，其政治、经济的一切发展，竟有“后来居上”之势。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固然是美国的环境好，适于建设。而美国人的举动敏捷，也是他们成功迅速一个最大的原因。吾人试游于美国的都市，汽车、街车等等的风驰电掣不算，就是在大街两旁道上走路的人，也都是迈往直前，绝少左顾右盼、姗姗行迟，像中国人所常有的样子。再到他们的工厂或办事房中去参观，他们也是快手快脚的各忙各的事体。至于学校里的学生，无论在讲堂上、操场上、图书馆里、实验室里，一切行动态度，总是敏捷异常，活泼得很；所以他们能够在一个短时期内，学得多，做得多。将来的成就也自然的多起来了。掉转头来看看我国的情形，一般人的行动颟顸迟缓，姑置勿论；就是学校里的学生，读书做事，也大半是一些不灵敏。所以在初中毕业的学生，国文不能畅所欲言；在大学里毕业的学生，未必能看外国文的书籍。这不是由于他们的脑筋迟钝，实在是由于习惯成自然。所以出了学校以后，做起事来，仍旧不能紧张，“从容不迫”的做下去。西洋人可以一天做完的事，中国人非两天或三天不能做完。在效率上相差得这样多，所成就的事体，自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关于这种迟缓的不敏捷的行动，我说是一种习惯，而且这种习惯是由于青年时代养成的，并不是没有什么事实上的根据。我们可以用华侨子弟和留学生来做证明：在欧美生长的中国小孩，行动的敏捷固足与外国小孩相颉颃；而一般留学生，初到外国的时候，总感觉得处处落人之后，走路没有人家快，做事没有人家快，读书没有人家快，在课堂上抄笔记也没有人家写得快、记得多，苦不堪言；但在这样环境中吃得苦头太多了以后，自然而然的一切行动也就渐渐的会变快了。所以留学生回国后一切行动，总比普通一般人要敏捷些。等待他们在百事迟钝的中国环境里住的时间稍为长久一点，他们的迟缓的老脾气，或者也会重新发作的。就拿与人约会或赴宴会做例子，在欧美住过几年的人，初回国的时候，大都是很肯遵守时间，按时而到；后来觉得自己到了，他人迟到，也是于事无益，呆坐着等人，还白白糟蹋了宝贵的时间，不如还是从俗罢。但是这种习惯的误事和不便，是人人所引为遗憾的。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人，应当积极纠正的。
青年们呀！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的新时代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快”。你看布满了各国大陆的铁道，浮遍了各国海洋的船舰，肉眼可看见的有线电的电线，不可见的无线电的电浪，可以横渡大西洋而远征南北极的飞机，城市地面上驰骋着的街车与汽车，地面下隧道中通行的火车与电车，以及工厂、农场、公事房、家庭中所有的一切机器，哪一件不是为要想达到“快”的目的而设的。况且凡百科学，无不日新月异的在那里增加发明。我们纵不能自己发明，也得要迎头赶上去、学上去，这都是非快不为功的。
据进化论的昭示，我们人类由猿猴进化而来。却是人类在这比较安舒的环境中，行动渐次变了迟钝，反较猴子略逊一筹，而中国人的颟顸程度更特别的高。以开化最早的资格，现反远居人后，这是多么惭愧的事！现在我们的青年，如要想对于求学、做事两方面力振颓风，则非学“猴了样的敏捷”，急起直追不可！
（三）骆驼样的精神
在中国四万万同胞中，各人所负责任的重大，恐怕要算青年学生首屈一指了！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的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是要落在学生们的双肩上。
第一是对于学术上的责任：做学生的第一件事就要读书。读书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材；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这种责任是何等的重大！读者要知道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上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这竞争剧烈的二十世纪，更要倚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德意志便是一个好例证：德人在欧战时力抗群强，能力固已可惊；大败以后，曾不十年而又重列于第一等国之林，这岂不是由于他们的科学程度特别优越而建设力强所致么？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原来很有贡献的——如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之类——所以现时国力虽不充足，而仍为谈世界文化者所重视。不过经过两千年专制的锢蔽，学术遂致落伍。试问在现代的学术界，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类幸福有贡献的究竟有几个人呢？无怪人家渐渐的看不起我们了。我们以后要想雪去被人轻视的耻辱，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只有从学术方面努力，提高我们的科学知识，更进一步对世界为一种新的贡献，这些都是不能不首先属望于一般青年学生的。
第二是对于国家的责任：中国今日，外则强邻四逼，已沦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内则政治紊乱，民穷财匮，国家的前途实在太危险了。今后想摆脱列强的羁绊，则非急图取消不平等条约不可。想把国民经济现状改良，使一般国能享独立，自由、富厚的生活，则非使国内政治能上轨道不可。昔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果然有志竟成。现在的学生们，又安可不以国家为己任咧！
第三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先有好政治而后有好社会，抑先有好社会而后有好政治？这个问题用不着什么争论的，其实二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学生对于社会也是负有对于政治同等的责任。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很老的社会，一切组织形式及风俗习惯，大都陈旧不堪，违反现代精神而应当改良。这也是要希望学生们努力实行的。因为一般年纪大一点的旧人物，有时纵然看得出，想得到，而以濡染太久的缘故，很少能彻底改革的。所以关于改良未来的社会一层，青年所负的责任也是很大的。
以上所说的各种责任都放在学生们的身上，未免太重一些。不过生在这时的中国学生，是无法避免这些责任的。若不学着“骆驼样的精神”来“任重道远”，又有什么办法呢？
除开上述三种基本条件而外，再加以“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爱”、“爱人”的美德，便配称做现代学生而无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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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适
题解
无论是胡适写作此文的年代，还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几乎相同。胡适先生在几十年前对大学毕业生的赠语，今日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今天刚毕业的学生照样有参考借鉴的意义。而对于已经毕业，工作了几年的青年，看到此文，是不是如胡适所说，依然保有一点点好奇，一点点兴趣爱好和一点点信心呢？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次，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
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和牛顿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密尔（J.S.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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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人生大策略》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
题解
鲁迅在当时是极端新派的文人，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也是很前卫的，鲁迅理解当好父母“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艰苦困难的事”，但不意味着子女教育成功就是逼迫子女按照自己的意愿修炼，实现“望子成龙”的目标。教育子女或者说“管教子女”，鲁迅指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不要视孩子为“缩小的成人”。父母对于子女的“责任”，就是“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鲁迅强调“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养成他们（子女）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这些话今日读之依旧令人警醒。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small>[1]</small>，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small>[2]</small>，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须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small>[3]</small>，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朝》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吗？”
欧：“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亲！”
欧：“正为那个。”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这种事情，中国也很多，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的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我们且不高谈人群，单为子女说，便可以说凡是不爱己的人，实在欠缺做父亲的资格。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将来学问发达，社会改造时，他们侥幸留下的苗裔，恐怕总不免要受善种学<small>[4]</small>（Eugenics）者的处置。
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幸而这一类教训，虽然害过许多人，却还未能完全扫尽了一切人的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但有人会怕，仿佛父母从此以后一无所有，无聊之极了。这种空虚的恐怖和无聊的感想，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但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彩，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要幸福么？连你的将来的生命都幸福了。要“返老还童”，要“老复丁”<small>[5]</small>么？子女便是“复丁”，都已独立而且更好了。这才是完了长者的任务，得了人生的慰安。倘若思想本领，样样照旧，专以“勃豀”<small>[6]</small>为业，行辈自豪，那便自然免不了空虚无聊的苦痛。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父子间要疏隔了。欧美的家庭，专制不及中国，早已大家知道；往者虽有人比之禽兽，现在却连“卫道”的圣徒，也曾替他们辩护，说并无“逆子叛弟”<small>[7]</small>了。因此可知：惟其解放，所以相亲；惟其没有“拘挛”子弟的父兄，所以也没有反抗“拘挛”的“逆子叛弟”。若威逼利诱，便无论如何，决不能有“万年有道之长”<small>[8]</small>。例便如我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small>[9]</small>，都能换到官做。父恩谕之于先，皇恩施之于后，然而割股<small>[10]</small>的人物，究属寥寥。足可证明中国的旧学说旧手段，实在从古以来，并无良效，无非使坏人增长些虚伪，好人无端的多受些人我都无利益的苦痛罢了。
独有“爱”是真的。路粹引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汉末的孔府上，很出过几个有特色的奇人，不像现在这般冷落，这话也许确是北海先生所说；只是攻击他的偏是路粹和曹操，教人发笑罢了）虽然也是一种对于旧说的打击，但实于事理不合。因为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所以疏隔一层，不劳多虑。至于一种例外的人，或者非爱所能钩连。但若爱力尚且不能钩连，那便任凭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是钩连不住。
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或者又怕，解放之后，长者要吃苦了。这事可分两层：第一，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既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第二，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许多人预备着，改造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单就别国的往时而言，斯宾塞<small>[11]</small>未曾结婚，不闻他侘傺无聊；瓦特早没有了子女，也居然“寿终正寝”，何况在将来，更何况有儿女的人呢？或者又怕，解放之后，子女要吃苦了。这事也有两层，全如上文所说，不过一是因为老而无能，一是因为少不更事罢了。因此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中国相传的成法，谬误很多：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用这类方法的长者，虽然也含有继续生命的好意，但比照事理，却决定谬误。此外还有一种，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这与数年前讲“实用主义”的人，因为市上有假洋钱，便要在学校里遍教学生看洋钱的法子之类，同一错误。社会虽然不能不偶然顺应，但决不是正当办法。因为社会不良，恶现象便很多，势不能一一顺应；倘都顺应了，又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试一翻大族的家谱，便知道始迁祖宗，大抵是单身迁居，成家立业；一到聚族而居，家谱出版，却已在零落的中途了。况在将来，迷信破了，便没有哭竹，卧冰；医学发达了，也不必尝秽<small>[12]</small>，割股。又因为经济关系，结婚不得不迟，生育因此也迟，或者子女才能自存，父母已经衰老，不及依赖他们供养，事实上也就是父母反尽了义务。世界潮流逼拶着，这样做的可以生存，不然的便都衰落；无非觉醒者多，加些人力，便危机可望较少就是了。
但既如上言，中国家庭，实际久已崩溃，并不如“圣人之徒”纸上的空谈，则何以至今依然如故，一无进步呢？这事很容易解答。第一，崩溃者自崩溃，纠缠者自纠缠，设立者又自设立；毫无戒心，也不想到改革，所以如故。第二，以前的家庭中间，本来常有勃豀，到了新名词流行之后，便都改称“革命”，然而其实也仍是讨嫖钱至于相骂，要赌本至于相打之类，与觉醒者的改革，截然两途。这一类自称“革命”的勃豀子弟，纯属旧式，待到自己有了子女，也决不解放；或者毫不管理，或者反要寻出《孝经》<small>[13]</small>，勒令诵读，想他们“学于古训”，都做牺牲。这只能全归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负责，生物学的真理决不能妄任其咎。
既如上言，生物为要进化，应该继续生命，那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妻四妾，也极合理了。这事也很容易解答。人类因为无后，绝了将来的生命，虽然不幸，但若用不正当的方法手段，苟延生命而害及人群，便该比一人无后，尤其“不孝”。因为现在的社会，一夫一妻制最为合理，而多妻主义，实能使人群堕落。堕落近于退化，与继续生命的目的，恰恰完全相反。无后只是灭绝了自己，退化状态的有后，便会毁到他人。人类总有些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况生物自发生以来，交互关联，一人的血统，大抵总与他人有多少关系，不会完全灭绝。所以生物学的真理，决非多妻主义的护符。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
一九一九年十月
注释
[1]圣人之徒——这里指当时竭力维护旧道德和旧文学的林琴南等人。
[2]伦常——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
[3]这里说的“劝孝”的乐府，指林琴南作《劝世白话新乐府》的《母送儿》篇。
[4]善种学——即优生学，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是由遗传决定的，只有发展所谓“优等人”，淘汰“劣等人”，社会问题才能解决。
[5]老复丁——从老年回复壮年。
[6]勃豀——指婆媳争吵。
[7]欧美家庭并无“逆子叛弟”之说，见于林琴南所译小说《孝友镜》。
[8]万年有道之长——久远的意思。这是臣子颂扬朝廷的一句成语。
[9]举孝，孝悌力田，孝廉方正——都是古代选拔官吏的办法。
[10]割股——即所谓“割股疗亲”，割取自己大腿上的肉煎药，以医治父母的重病。
[11]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终身不娶。
[12]哭竹，卧冰，尝秽——哭竹，三国时吴国孟宗的故事。唐代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说：“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卧冰，晋代王详的故事。《晋书·王详传》说，他的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详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尝秽，南朝梁庾黔娄的故事。《梁书·庾黔娄传》说，他的父亲庾易“疾始二日，医云：‘欲知差剧，但尝粪甜苦。’易泄痢，黔娄辄取尝之。”这三个故事都收在《二十四孝》中。
[13]《孝经》——儒家经典之一，孔门后学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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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致女儿书》

谈动
朱光潜
题解
本文系《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一篇，是朱光潜先生以青年们所正在关心或应该关心的事项为话题抒述其意见。统观全体，是在劝青年眼光要深沉，要从根本上做功夫，要顾到自己，勿随了世俗图近利。作者用了这态度谈读书，谈作文，谈社会运动，谈爱恋，谈升学选科等等。无论在哪一封信上，字里行间，都可看出这忠告来。俗话说，闲愁最苦，因此朱光潜对青少年消解闲愁的建议便是：谈谈笑笑，跑跑跳跳。
朋友：
从屡次来信看，你的心境近来似乎很不宁静。烦恼究竟是一种暮气，是一种病态，你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就这样颓唐沮丧，我实在替你担忧。
一般人欢喜谈玄，你说烦恼，他便从“哲学辞典”里拖出“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等堂哉皇哉的字样来叙你的病由。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自己从前仿佛也尝过烦恼的况味，我只觉得忧来无方，不但人莫之知，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哪里有所谓哲学与人生观！我也些微领过哲学家的教训：在心气和平时，我景仰希腊廊下派哲学者，相信人生当皈依自然，不当存有嗔喜贪恋；我景仰托尔斯泰，相信人生之美在看与爱；我景仰布朗宁，相信世间有丑才能有美，不完全乃真完全；然而外感偶来，心波立涌，拿天大的哲学，也抵挡不住。这固然是由于缺乏修养，但是青年们有几个修养到“不动心”的地步呢？从前长辈们往往拿“应该不应该”的大道理向我说法。他们说，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应该活泼泼的，不应该暮气沉沉的，应该努力做学问，不应该把自己的忧乐放在心头。谢谢吧，请留着这副“应该”的方剂，将来患烦恼的人还多呢！
朋友，我们都不过是自然的奴隶，要征服自然，只得服从自然。违反自然，烦恼才乘虚而人，要排解烦闷，也须得使你的自然冲动有机会发泄。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不动，不发展，不创造，便是摧残生机，便不免感觉烦恼。这种事实在流行语中就可以见出，我们感觉快乐时说“舒畅”，感觉不快乐时说“抑郁”。这两个字样可以用作形容词，也可以用作动词。用作形容词时，它们描写快或不快的状态；用作动词时，我们可以说它们说明快或不快的原因。你感觉烦恼，因为你的生机被抑郁；你要想快乐，须得使你的生机能舒畅，能宣泄。流行语中又有“闲愁”的字样，闲人大半易于发愁，就因为闲时生机静止而不舒畅。青年人比老年人易于发愁些，因为青年人的生机比较强旺。小孩子们的生机也很强旺，然而不知道愁苦，因为他们时时刻刻地游戏，所以他们的生机不至于被抑郁。小孩子们偶尔不很乐意，便放声大哭，哭过了气就消去。成人们感觉烦恼时也还要拘礼节，哪能由你放声大哭呢？黄连苦在心头，所以愈觉其苦。歌德少时因失恋而想自杀，幸而他的文机动了，埋头两礼拜著成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书成了，他的气也泄了，自杀的念头也打消了。你发愁时并不一定要著书，你就读几篇哀歌，听一幕悲剧，借酒浇愁，也可以大畅胸怀。从前我很疑惑何以剧情愈悲而读之愈觉其快意，近来才悟得这个泄与郁的道理。
总之，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泄；郁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从前儒家讲心性的话，从近代心理学眼光看，都很粗疏，只有孟子的“尽性”一个主张，含义非常深广。一切道德学说都不免肤浅，如果不从“尽性”的基点出发。如果把“尽性”两字懂得透彻，我以为生活目的在此，生活方法也就在此。人性固然是复杂的，可是人是动物，基本性不外乎动。从动的中间我们可以寻出无限快感。这个道理我可以拿两种小事来印证：从前我住在家里，自己的书房总欢喜自己打扫。每看到书籍零乱，灰尘满地，你亲自去洒扫一过，霎时间混浊的世界变成明窗净几，此时悠然就座，游目骋怀，乃觉有不可言喻的快慰，再比方你自己是欢喜打网球的，当你起劲打球时，你还记得天地间有所谓烦恼么，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晨间把一百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暮间把一百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他又尝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
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网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就在此祝你
谈谈笑笑，
跑跑跳跳！
你的朋友　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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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谈修养》

谈静
朱光潜
题解
本文系朱光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的第三封信，写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作者旅欧期间。上一篇谈动，这一篇谈静，写出人生两种乐趣。作者所谈的静，是心界的空灵，不是物界的沉寂。于静中可以领略趣味，对求学处事具有很大帮助。
朋友：
前信谈动，只说出一面真理。人生乐趣一半得之于活动，也还有一半得之于感受。所谓“感受”是被动的，是容许自然界事物感动我的感官和心灵。这两个字涵义极广。眼见颜色，耳闻声音，是感受，见颜色而知其美，闻声音而知其和，也是感受。同一美颜，同一和声，而各个人所见到的美与和的程度又随天资境遇而不同。比方路边有一棵苍松，你看见它只觉得可以砍来造船；我见到它可以让人纳凉；旁人也许说它很宜于入画，或者说它是高风亮节的象征。再比方街上有一个乞丐，我只能见到他的蓬头垢面，觉得他很讨厌；你见他便发慈悲心，给他一个铜子；旁人见到他也许立刻发下宏愿，要打翻社会制度。这几个人反应不同，都由于感受力有强有弱。
世间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固然由于具有伟大的创造力，而他的感受力也分外比一般人强烈。比方诗人和美术家，你见不到的东西他能见到，你闻不到的东西他能闻到。麻木不仁的人就不然，你就请伯牙向他弹琴，他也只联想到棉匠弹棉花。感受也可以说是“领略”，不过领略只是感受的一方面。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活动的人，也是最能领略的人。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好比喝茶，渴汉只管满口吞咽，会喝茶的人却一口一口的细啜，能领略其中风味。
能处处领略到趣味的人决不至于岑寂，也决不至于烦闷。朱子有一首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一种绝美的境界。你姑且闭目一思索，把这幅图画印在脑里，然后假想这半亩方塘便是你自己的心，你看这首诗比拟人生苦乐多么惬当！一般人的生活干燥，只是因为他们的“半亩方塘”中没有天光云影，没有源头活水来，这源头活水便是领略得的趣味。
领略趣味的能力固然一半由于天资，一半也由于修养。大约静中比较容易见出趣味。物理上有一条定律说：两物不能同时并存于同一空间。这个定律在心理方面也可以说得通。一般人不能感受趣味，大半因为心地太忙，不空所以不灵。我所谓“静”，便是指心界的空灵，不是指物界的沉寂，物界永远不沉寂的。你的心境愈空灵，你愈不觉得物界沉寂，或者我还可以进一步说，你的心界愈空灵，你也愈不觉得物界喧嘈。所以习静并不必定要逃空谷，也不必定学佛家静坐参禅。静与闲也不同。许多闲人不必都能领略静中趣味，而能领略静中趣味的人，也不必定要闲。在百忙中，在尘市喧嚷中，你偶然丢开一切，悠然遐想，你心中便蓦然似有一道灵光闪烁，无穷妙悟便源源而来。这就是忙中静趣。
我这番话都是替两句人人知道的诗下注脚。这两句诗就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大约诗人的领略力比一般人都要大。近来看周启孟<small>[1]</small>的《雨天的书》引日本人小林一茶的一首徘句：“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觉得这种情境真是幽美。你懂得这一句诗就懂得我所谓静趣。中国诗人到这种境界的也很多。现在姑且就一时所想到的写几句给你看：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古诗，作者姓名佚。
“山涤余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陶渊明《时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饮酒》。
“目送飘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叔夜《送秀才从军》。
“倚仗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王摩诘《赠裴迪》。
像这一类描写静趣的诗，唐人五言绝句中最多。你只要仔细玩味，你便可以见到这个宇宙又有一种景象，为你平时所未见到的。梁任公的《饮冰室文集》里有一篇谈“烟士披里纯”<small>[2]</small>，詹姆斯的《与教员学生谈话》（James：Talks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里面有三篇谈人生观，关于静趣都说得很透辟。可惜此时这两部书都不在手边，不能录几段出来给你看。你最好自己到图书馆里去查阅。詹姆斯的《与教员学生谈话》那三篇文章（最后三篇）尤其值得一读，记得我从前读这三篇文章，很受他感动。
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昧，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帮助。释迦牟尼在菩提树阴静坐而证道的故事，你是知道的。古今许多伟大人物常能在仓皇扰乱中雍容应付事变，丝毫不觉张皇，就因为能镇静。现代生活忙碌，而青年人又多浮躁。你站在这潮流里，自然也难免跟着旁人乱嚷。不过忙里偶然偷闲，闹中偶然觅静，于身于心，都有极大裨益。你多在静中领略些趣味，不特你自己受用，就是你的朋友们看着你也快慰些。我生平不怕呆人，也不怕聪明过度的人，只是对着没有趣味的人，要勉强同他说应酬话，真是觉得苦也。你对着有趣味的人，你并不必多谈话，只是默然相对，心领神会，便可觉得朋友中间的无上至乐。你有时大概也发生同样感想罢？
眠食诸希珍重！
你的朋友　孟实
注释
[1]周启孟——即周作人。
[2]烟士披里纯——英文Inspiration之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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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之美》、《谈文学》

学问之趣味
梁启超
题解
作者1922年曾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此篇为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为暑期学校学院的演讲。梁启超的演讲大多生动有趣，谈及问题深入浅出，能够用大量身边的实例引起听众（读者）的共鸣。本文所谈的“趣味”，不仅仅是做学问的纯粹动机，还是生活的一种豁达信念，这既是作者的真实体悟，也让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他的一颗拳拳之心。
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中国人见面最喜欢用的一句话：“近来作何消遣？”这句话我听着便讨厌。话里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烦了，几十年日子没有法子过，勉强找些事情来消他遣他。一个人若生活于这种状态之下，我劝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觉得天下万事万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点钟不能扩充到四十八点，不够我享用。我一年到头不肯歇息，问我忙什么？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为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运动别人也学我这样生活。
凡属趣味，我一概都承认他是好的，但怎么样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个注脚。我说：“凡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的，这件事便可以为趣味的主体。”赌钱趣味吗？输了怎么样？吃酒趣味吗？病了怎么样？做官趣味吗？没有官做的时候怎么样？……诸如此类，虽然在短时间内像有趣味，结果会闹到俗语说的“没趣一齐来”，所以我们不能承认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质，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所以能为趣味之主体者，莫如下列的几项：一，劳作；二，游戏；三，艺术；四，学问。诸君听我这段话，切勿误会以为：我用道德观念来选择趣味。我不问德不德，只问趣不趣。我并不是因为赌钱不道德才排斥赌钱，因为赌钱的本质会闹到没趣，闹到没趣便破坏了我的趣味主义，所以排斥赌钱；我并不是因为学问是道德才提倡学问，因为学问的本质能够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合于我的趣味主义条件，所以提倡学问。
学问的趣味，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句话我不能回答。凡趣味总要自己领略，自己未曾领略得到时，旁人没有法子告诉你。佛典说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问我这水怎样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词说尽，也形容不出给你听，除非你亲自嗑一口。我这题目——学问之趣味，并不是要说学问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要如何如何便会尝得着学问的趣味。
诸君要尝学问的趣味吗？据我所经历过的有下列几条路应走：
第一，“无所为”（为读去声）：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例如学生为毕业证书而做学问，著作家为版权而做学问，这种做法，便是以学问为手段，便是有所为。有所为虽然有时也可以为引起趣味的一种方面，但到趣味真发生时，必定要和“所为者”脱离关系。你问我“为什么做学问？”我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我便答道：“为学问而学问。”或者答道：“为我的趣味。”诸君切勿以为我这些话掉弄虚机；人类合理的生活本来如此。小孩子为什么游戏？为游戏而游戏；人为什么生活？为生活而生活。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
第二，不息：“鸦片烟怎样会上瘾？”“天天吃。”“上瘾”这两个字，和“天天”这两个字是离不开的。凡人类的本能，只要那部分隔久了不用，他便会麻木会生锈。十年不跑路，两条腿一定会废了；每天跑一点钟，跑上几个月，一天不得跑时，腿便发痒。人类为理性的动物，“学问欲”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种；只怕你出了学校便和学问告辞，把所有经管学问的器官一齐打落冷宫，把学问的胃弄坏了，便山珍海错摆在面前也不愿意动筷子。诸君啊！诸君倘若现在从事教育事业或将来想从事教育事业，自然没有问题，很多机会来培养你学问胃口。若是做别的职业呢？我劝你每日除本业正当劳作之外，最少总要腾出一点钟，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一点钟哪里不消耗了？千万别要错过，闹成“学问胃弱”的证候，白白自己剥夺了一种人类应享之特权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总是慢慢的来，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入去。这个门穿一穿，那个窗户张一张，再不会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嗜好两个字很要紧。一个人受过相当的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预备的。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说）。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前两段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所以常常要仰赖别人帮助。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玩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摩擦我的趣味。这类朋友，能够和我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觉把彼此趣味都摩擦出来了。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说的这四件事，虽然像是老生常谈，但恐怕大多数人都不曾会这样做。唉！世上人多么可怜啊！有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自没有几个人肯来享受！古书说的故事“野人献曝”，我是尝冬天晒太阳的滋味尝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独享，特地恭恭敬敬的来告诉诸君。诸君或者会欣然采纳吧？但我还有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阅读延伸
《最苦与最乐》、《敬业与乐业》、《少年中国说》

自由与放纵
蔡元培
题解
蔡元培先生充分肯定自由的必要，认为自由是一种美德。但是有一种自由之敌，便是放纵。自由与放纵之间如何区别，放纵给人类带来何种灾难？都是本文所要阐释的核心要义。
自由，美德也。若思想，若身体，若言论，若居处，若职业，若集会，无不有一自由之程度。若受外界之压制，而不及其度，则尽力以争之，虽流血亦所不顾，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是也。然若过于其度，而有愧于己，有害于人，则不复为自由，而谓之放纵。放纵者，自由之敌也。
人之思想不缚于宗教，不牵于俗尚，而一以良心为准。此真自由也。若偶有恶劣之思想，为良心所不许，而我故纵容之，使积渐扩张，而势力遂驾于良心之上，则放纵之思想而已。
饥而食，渴而饮，倦而眠，卫生之自由也。然使饮食不节，兴寐无常，养成不良之习惯，则因放纵而转有害于卫生矣。
喜而歌，悲而哭，感情之自由也。然而里有殡，不巷歌，寡妇不夜哭，不敢放纵也。
言论可以自由也，而或乃讦发阴私，指挥淫盗；居处可以自由也，而或于其间为危险之制造，作长夜之喧嚣；职业可以自由也，而或乃造作伪品，贩卖毒物；集会可以自由也，而或以流布迷信，恣行奸邪。诸如此类，皆逞一方面极端之自由，而不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皆放纵之咎也。
昔法国之大革命，争自由也，吾人所崇拜也。然其时如罗伯士比<small>[1]</small>及但敦之流，以过度之激烈，恣杀贵族，酿成恐怖时代，则由放纵而流于残忍矣。近者英国妇女之争选举权，亦争自由也，吾人所不敢菲薄也。然其胁迫政府之策，至于烧毁邮件，破坏美术品，则由放纵而流于粗暴矣。夫以自由之美德，而一涉放纵，则且流于粗暴或残忍之行为而不觉，可不慎欤？<small>[2]</small>
注释
[1]罗伯士比——今译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人物，雅各宾派政府的实际首脑之一。
[2]但敦——今译丹东，法国大革命领袖。大革命开始后，加入雅各宾俱乐部，和革命者一起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和罗伯斯庇尔一起主张处死国王。雅各宾专政开始后，他支持恐怖政策，把被怀疑反革命者斩首。后来，他认识到恐怖政策被扩大的危害，主张宽容，鼓吹要“爱惜人类的血”。最后被罗伯斯庇尔下令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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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中国人的修养》

论自我实现
罗家伦
题解
文章提出并回答了什么叫“自我实现”和“怎样才能实现自我”两个问题。作者主张的“个人实现”，有西方国家提倡的“个性解放”的含义，但无那种顾个人发展不顾社会和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自我的实现”、“非恃整个的大我来实现不可”的主张，正确体现了大我和自我的社会关系，这种思想，至今仍有很鲜活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若问人生有什么目的？人生有什么意义？这个回答是：整个的人生，目的在求自我的实现。什么是自我的实现？自我的实现就是充分地表现自己，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原来人类的天赋很多，一种是无知的天赋，如肢体感官之类。一个人要实现自我，必先使他的肢体感官得到健全的发展，必先充分发展自己的体魄，这就是充分发展物质的天赋。但是物质的天赋之外，人还有情感、情操的天赋。人类相互间的情感，就是根据这种天赋而来的。更进一层的天赋，就是心灵，也就是理性。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类因为有天赋的心灵，所以有理性的活动，所以有种种的思想和理想。而且往往为了这些思想和理想的实现，虽牺牲一切，在所不惜。这都是自我实现的不可缺少的方面。
当然，自我的实现，要身体感官的健全发展，要感情、情操的充分培养，要心灵、理性的高尚活动；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非在社会中实现不可。所以我们对于大社会，就是整个的大我，要有确切的认识。自我实现，并不是为了自己，排斥他人，侵犯他人的意思。若是如此，自我也就断难实现。人生在世，依靠大我的帮助太多了。比方各位在这里读书，不要以为自己能到学校读书，完全是自己奋斗出来的。难道你幼小的时候，不靠大人的扶养，只要在母亲怀里奋斗就能生存吗？各位现在坐在这里听讲，也是享受了旁人许多的工作结果。由你所坐的椅子，可以想到造椅子的木匠、造斧锯的铁匠、运木头的商人和工人、种树木的农人。必须经过许多专门职业者的努力，才造成这些椅子，各位才能够安坐而听。又如一件衣服，固须经过裁缝的剪裁和缝纫才能成功；但是缝衣要布，说到布就不能没有纺纱的工人：纱由棉花纺成的，也就不能没有种棉的耕作者。也是经过许多人的工作，才完成一件衣服。所以说离开了大我，要实现自我是不可能的。就是鲁滨逊漂流荒岛，也幸而带了斧头和绳子去；否则一无长物，他在荒岛中就一命呜呼了。所以自我的实现，非恃大我来实现不可，非恃整个的大我来实现不可。至于自我的发展，能够到什么境地，一方面要看大我发展到如何地步，一方面要靠投身在大我里面的自我，能替大我尽到如何的力量。大我是无数自我构成的，自我的力量尽得多，则大我的实现愈大；大我的实现愈大，自然自我的实现也因之愈大。
一个伟大人物，尤其是大政治家之所以能够成功，正因为他能抓住为大我服务的机会，不肯轻易放过，以努力自我的实现。譬如法律规定每人每日工作八小时，在一般人看来，超过八小时就不是我所应该做的了。而大人物则每天做十小时，甚至十六小时工作，也毫不埋怨。如拿破仑有时晚上只睡三小时，在一般人看来，岂不以为这是自寻苦恼？但是他们甘心如此，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也就是他们的权利。惟其负责愈多，所以自我的实现也愈大，愈能使自我的实现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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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新人生观》

缺陷论
李石岑
题解
文章从缺陷谈起，举例说明了缺陷造就了世界上的一切，因为缺陷世界才不断发展。缺陷更能造就天才，缺陷是科学的起源。为缺陷思索补救的方法，这正是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而科学可以产生文明，文明当中又必然存在缺陷，这样的关系体现出了缺陷的价值。文章结构严谨，举例生动，论证丝丝入扣。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缺陷产生的，若是没有缺陷，不仅变成一种死的世界、单调的世界、无玩味价值的世界，并且世界早已毁灭。我们现世间所以感觉着有兴趣、有意义，完全是出于缺陷的恩赐。
一个赴跳舞会的妙龄女郎，特地在她可爱的带微笑的脸上做一点黑子，名之曰美人的靥子，更显出十二分的艳丽。悲剧当中夹了一些喜剧的分子，更显得那调子强而有力。在变幻莫测的世间，这种相反相成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
近百年间的天才，大抵是带有缺陷的；至少可以分成三种：生理的、病理的和心理的。生理上的缺陷最显著的是生而聋盲，其次是颜面或头盖的左右发育不平均，或耳形不完全，或两目斜视，或门齿臼齿不整：凡此种种，皆属身体上的不具者。但既为身体上的不具者，同时即为精神上的不具者。然在此时身体上得为偏颇之发达，如盲人则听觉发达，聋人则视觉发达。于是身体上的不具者，在身体别一方面言之，则亦为身体上的健全发育者；同时在精神之别一方面言之，则亦为精神上的健全发育者。因此言动思虑，自迥异于常人。病理上的缺陷，乃由于视神经或听神经或其他官能所受到的刺激太强烈，以致酿成一种病的现象。此种现象在文艺方面的人们中特为显著。所以有一部分学者说近代的作家都是高等变质者。因为他们的神经作用，全呈病的状态，可以说是介于常人与狂人之间的一种病的状态。他们因为所受的刺激与常人不同，所以观察亦与常人迥异。心理上的缺陷虽与生理病理有关系，但它自成一种轮廓。此种缺陷的特征为情绪变动或意志薄弱：容易笑，容易哭，容易发怒，容易发叹：偶然受了环境的压迫，即流于消沉，或陷于恐怖，或走入怀疑，或倾于幻想，或流于神秘。这些不健全的征候，固然使我们感着奇特，但这种人的感觉确实比平常人锐敏，感情也比平常人真实，且能揭去因袭之网，而闯入艺术之宫，在一般蚁附蜂趋的蚩蚩之氓，又哪能领取此中妙谛？总之，无论在生理上、病理上或心理上有缺陷的人，确实比平常人另有一种独特的境界。
由上述各种事例，我们知道缺陷可以产生美人，缺陷可以产生天才，但缺陷最大的妙用是它能产生一切的艺术和科学。现在依次论之。
缺陷所在的处所，必定惹起多方面的注意，或厌恶，或同情，就引出一个冲突的、活跃的、有玩味价值的世界来，这里面就有艺术。将这同情和厌恶的两面的冲突，彻上彻下，描写出来，就成戏曲，就成小说。由这冲突所发出来的悲叹，就成诗歌，就成音乐。日人厨川白村谓艺术是苦闷的象征，其实也就是说艺术是缺陷的象征。艺术最重大的使命是表现生命，是表现有了缺陷的生命。艺术的二大作用是创作与鉴赏，前者注重解放作用，后者注重唤起作用；作用虽不同，而所以表现生命则一。就创作方面说，人类一方面要做社会的存在物，一方面又要做道德的存在物；结果，把人类压迫羁勒，致令内部生命发生缺陷，遂酿成人间苦恼。这时候只有艺术的创作可以解放内部燃烧的生命，摆脱外界一切的压迫羁勒。然则所谓创作便是解放生命，便是夺回生命，便是战。无论立在生命的阵头的喊声，或触着生命的暗礁的哭声，或唱着生命的凯歌的欢呼声，都是一种创作的艺术。就鉴赏方面说，已经有了缺陷的生命，就要设法用象征即作品中所表现的事象的刺激力、暗示力，使他发见自己的生活内容，使他觉悟原来的生命是没有缺陷的，这就是所谓生命的共鸣共感。所以鉴赏的最大作用是一种唤起作用。总之，创作与鉴赏都是由想象上救济有了缺陷的生命，这就是所谓艺术。艺术和科学的不同点，便是一个由想象上救济缺陷，一个由事实上救济缺陷，一个用直观的方法，一个用知的方法。现在再论科学。
缺陷所在的处所，就有研究的价值，这便是科学的起源。研究缺陷的来源而思所以补救，这便是科学的效用。使缺陷的世界变成一个减少缺陷的世界，这便是科学的价值。为补救身体上之缺陷，便有各种病理学、医学、解剖学、细菌学等等；为补救精神上之缺陷，便有各种精神分析学、变态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等等，为补救社会上之缺陷，便有各种法律学、监狱学、警察学等等。你看，哪一种科学不是为救济缺陷而发生的。几乎可以说世间没有缺陷，一切的科学都可废灭。我们并不希罕科学是一个不可废灭的东西；我们是因为由缺陷产生科学，可以给我们一个有奋斗价值的世界、有创造性的世界。
科学可以产生文明，但文明可以产生缺陷。无论是哪一国，只要文明进步，那连带发生的缺陷也跟着进步。卡朋特说得好：“现代文明是多数人种所不能不通过的一种疾病，恰如小孩子不能不通过麻疹和百日咳。”我们要知道：一切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缺陷，几乎大部分是由文明产生的。最显著的是神经过敏、情绪反常、犯罪和自杀。科学、文明、缺陷三者恰成一循环。科学可以产生文明，文明可以产生缺陷，缺陷可以产生科学。如果缩短些说：缺陷是科学的种子，科学是缺陷的化身。即此，我们可以知道科学的来源，即此，我们更可以知道缺陷的价值。
以上不过任举几种，说明那些事实都是由于缺陷产生的，其实可说明的事实何限；可知缺陷实在是找到圆满的一个起点。我们不要预存一个厌恶缺陷的心理。世间只有由缺陷找到的圆满，才可欣羡，才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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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岑《人生哲学》

生活的艺术
夏丏尊
题解
本文记叙了作者同弘一大师接触中的几件小事，从平实的生活里发现了艺术的真谛，聊聊数笔勾勒出简朴率真的弘一大师的形象。作者由弘一大师身上发现的美和艺术获得启示，认为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文笔清新隽永，意味深长。
新近因了某种因缘，和方外友弘一和尚（在家时姓李，字叔同）聚居了好几日。和尚未出家时，曾是国家艺术界的先辈，披剃以后，专心念佛，不消说，艺术上的话是不谈起了的。可是我在这几日的观察中，却深深地受到了艺术的刺激。
他这次从温州来宁波，原预备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华山去的。因为江浙开战，交通有阻，就在宁波暂止，挂褡于七塔寺。我得知就去望他。云水堂中住着四五十个游方僧。铺有两层，是统舱式的。他住在下层，见了我微笑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说：
“到宁波三日了。前两日是住在某某旅馆（小旅馆）里的。”
“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罢。”我说。
“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
他又和我说了些轮船统舱中茶房怎样待他和善，在此地挂褡怎样舒服等等的话。
我惘然了。继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马湖去小住几日，他初说再看机会，及我坚请，他也就忻然答应。
行李很是简单，铺盖竟是用粉破旧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马湖后，在春社里替他打扫了房间，他就自己打开铺盖，那粉破的席子叮咛珍重地铺在床上，摊开了被，再把衣服卷了几件作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洗面去。
“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我忍不住了。
“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
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张开来给我看，表示还不十分破旧。
他是过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饭和两碗素菜去（他坚说只要一碗的，我勉强再加了一碗），在旁坐了陪他。碗里所有的原只是些莱菔<small>[1]</small>、白菜之类，可是在他却几乎是要变色而作的盛馔，叮咛喜悦地把饭划入口里，郑重地用筷夹起一块莱菔来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我见了几乎要流下欢喜惭愧之泪了！
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样菜来斋他，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咸得非常的，我说：
“这太咸了！”
“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我家和他寄寓的春社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说饭不必送去，可以自己来吃，且笑说乞食是出家人的本等的话。
“那么逢天雨仍替你送去罢！”
“不要紧！天雨，我有木屐哩！”他说出木屐二字时，神情上竟俨然是一种了不得的法宝。我总还有些不安。他又说：
“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的运动。”
我也就无法反对了。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这是何等的风光啊！宗教上的话且不说，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要说他是享乐。当我见他吃莱菔白菜时那种愉悦叮咛的光景，我想：莱菔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得的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
艺术的生活，原是观照享乐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艺术和宗教实有同一的归趋。凡为实利或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们。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他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作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观照玩味的能力，无论谁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
与和尚数日相聚，深深地感到这点。自怜囫囵吞枣地过了大半生，平日吃饭着衣，何曾尝到过真的滋味！乘船坐车，看山行路，何曾领略到真的情景！虽然愿从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经过好好的艺术教养，即使自己有这个心，何尝有十分把握！言之怃然！
注释
[1]莱菔——即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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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湖随笔》、《平屋杂文》、《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读书的艺术
林语堂
题解
林语堂在此文里提出快乐地阅读，强调兴趣地读书的重要性。作者在文章中谈如何读书加入了一些幽默的语言，使文章在严肃之中不乏轻松，缜密之中时有笑语。
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而在一些不大有机会享受这种权利的人们看来，这是一种值得尊重和妒忌的事。当我们把一个不读书者和一个读书者的生活上的差异比较一下，这一点便很容易明白。那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以时间和空间而言，是受着他眼前的世界所禁锢的。他的生活是机械化的，刻板的；他只跟几个朋友和相识者接触谈话，他只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他在这个监狱里是逃不出去的。可是当他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他立刻走进一个不同的世界；如果那是一本好书，他便立刻接触到世界上一个最健谈的人。这个谈话者引导他前进，带他到一个不同的国度或不同的时代，或者对他发泄一些私人的悔恨，或者跟他讨论一些他从来不知道的学问或生活问题。一个古代的作家使读者随一个久远的死者交通；当他读下去的时候，他开始想象那个古代的作家相貌如何，是哪一类的人。孟子和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都表现过同样的观念。一个人在十二小时之中，能够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生活二小时，完全忘怀眼前的现实环境：这当然是那些禁锢在他们的身体监狱里的人所妒羡的权利。这么一种环境的改变，由心理上的影响说来，是和旅行一样的。
不但如此。读者往往被书籍带进一个思想和反省的境界里去。纵使那是一本关于现实事情的书，亲眼看见那些事情或亲历其境，和在书中读到那些事情，其间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书本里所叙述的事情往往变成一片景象，而读者也变成一个冷眼旁观的人。所以，最好的读物是那种能够带我们到这种沉思的心境里去的读物，而不是那种仅在报告事情的始末的读物。我认为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报纸，并不是读书，因为一般阅报者大抵只注意到事件发生或经过的情形的报告，完全没有沉思默想的价值。
据我看来，关于读书的目的，宋代的诗人和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净尽了。他对自己说：“我非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不可，我非读索福客俪<small>[1]</small>（Sophocles）的作品不可，我非读伊里奥特博士（Dr.Eliot）<small>[2]</small>的《哈佛世界杰作集》不可，使我能够成为有教育的人。”我敢说那个人永远不能成为有教育的人。他有一天晚上会强迫自己去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Hamlet），读毕好像由一个噩梦中醒转来，除了可以说他已经“读”过《哈姆雷特》之外，并没有得到什么益处。一个人如果抱着义务的意识去读书，便不了解读书的艺术。这种具有义务目的的读书法，和一个参议员在演讲之前阅读文件和报告是相同的。这不是读书，而是寻求业务上的报告和消息。
所以，依黄山谷氏的说话，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这种外表的优雅显然不是指身体上之美。黄氏所说的“面目可憎”，不是指身体上的丑陋。丑陋的脸孔有时也会有动人之美，而美丽的脸孔有时也会令人看来讨厌。我有一个中国朋友，头颅的形状像一颗炸弹，可是看到他却使人欢喜。据我在图画上所看见的西洋作家，脸孔最漂亮的当推吉斯透顿。他的髭须，眼镜，又粗又厚的眉毛，和两眉间的皱纹，合组而成一个恶魔似的容貌。我们只觉得那个头额中有许许多多的思念在转动着，随时会由那对古怪而锐利的眼睛里迸发出来。那就是黄氏所谓美丽的脸孔，一个不是脂粉装扮起来的脸孔，而是纯然由思想的力量创造起来的脸孔。讲到谈吐的风味，那完全要看一个人读书的方法如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
所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这种嗜好跟对食物的嗜好一样，必然是有选择性的，属于个人的。吃一个人所喜欢吃的东西终究是最合卫生的吃法，因为他知道吃这些东西在消化方面一定很顺利。读书跟吃东西一样，“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教师不能以其所好强迫学生去读，父母也不能希望子女的嗜好和他们一样。如果读者对他所读的东西感不到趣味，那么所有的时间全都浪费了。袁中郎曰：“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
所以，世间没有什么一个人必读之书。因为我们智能上的趣味像一棵树那样地生长着，或像河水那样地流着。只要有适当的树液，树便会生长起来，只要泉中有新鲜的泉水涌出来，水便会流着。当水流碰到一个花岗岩石时，它便由岩石的旁边绕过去；当水流涌到一片低洼的溪谷时，它便在那边曲曲折折地流着一会儿；当水流涌到一个深山的池塘时，它便恬然停驻在那边；当水流冲下急流时，它便赶快向前涌去。
这么一来，虽则它没有费什么气力，也没有一定的目标，可是它终究有一天会到达大海。世上无人人必读的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环境，和生命中的某个时期必读的书。我认为读书和婚姻一样，是命运注定的或阴阳注定的。纵使某一本书，如《圣经》之类，是人人必读的，读这种书也有一定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思想和经验还没有达到阅读一本杰作的程度时，那本杰作只会留下不好的滋味。孔子曰：“五十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候尚不可读《易经》。孔子在《论语》中的训言的冲淡温和的味道，以及他的成熟的智慧，非到读者自己成熟的时候是不能欣赏的。
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到五十岁看过更多的人世变故的时候再去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我在大学的时代被学校强迫去读《西行记》（Westward Ho！）和《亨利埃士蒙》（Henry Esmond），可是我在十余岁时候虽能欣赏《西行记》的好处，《亨利埃士蒙》的真滋味却完全体会不到，后来渐渐回想起来，才疑心该书中的风味一定比我当时所能欣赏的还要丰富得多。
由是可知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伊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
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条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small>[3]</small>，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苏东坡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从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当袁中郎有一晚在一本小诗集里，发见一个名叫徐文长的同代无名作家时，他由床上跳起，向他的朋友呼叫起来，他的朋友开始拿那本诗集来读，也叫起来，于是两人叫复读，读复叫，弄得他们的仆人疑惑不解。伊里奥特（George Eliot）<small>[4]</small>说她第一次读到卢骚<small>[5]</small>的作品时，好像受了电流的震击一样。尼采（Nietzsche）对于叔本华（Schopenhauer）也有同样的感觉，可是叔本华是一个乖张易怒的老师，而尼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弟子，所以这个弟子后来反叛老师，是很自然的事情。
只有这种读书方法，只有这种发见自己所爱好的作家的读书方法，才有益处可言。像一个男子和他的情人一见倾心一样，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她的高度，她的脸孔，她的头发的颜色，她的声调，和她的言笑，都是恰到好处的。一个青年认识这个作家，是不必经他的教师的指导的。这个作家是恰合他的心意的；他的风格，他的趣味，他的观念，他的思想方法，都是恰到好处的。于是读者开始把这个作家所写的东西全都拿来读了，因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心灵上的联系，所以他把什么东西都吸收进去，毫不费力地消化了。
这个作家自会有魔力吸引他，而他也乐自为所吸；过了相当的时候，他自己的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便渐与那个作家相似。这么一来，他真的浸润在他的文学情人的怀抱中，而由这些书籍中获得他的灵魂的食粮。过了几年之后，这种魔力消失了，他对这个情人有点感到厌倦，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文学情人；到他已经有过三四个情人，而把他们吃掉之后，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作家了。有许多读者永不曾堕入情网，正如许多青年男女只会卖弄风情，而不能钟情于一个人。随便那个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可以读，一切作家的作品，他们都可以读，他们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
这么一种读书艺术的观念，把那种视读书为责任或义务的见解完全打破了。在中国，常常有人鼓励学生“苦学”。有一个实行苦学的著名学者，有一次在夜间读书的时候打盹，便拿锥子在股上一刺。又有一个学者在夜间读书的时候，叫一个丫头站在他的旁边，看见他打盹便唤醒他。这真是荒谬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把书本排在面前，而在古代智慧的作家向他说话的时候打盹，那么，他应该干脆地上床去睡觉。把大针刺进小腿或叫丫头推醒他，对他都没有一点好处。这么一种人已经失掉一切读书的趣味了。有价值的学者不知道什么叫做“磨练”，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苦学”。他们只是爱好书籍，情不自禁地一直读下去。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读书的时间和地点的问题也可以找到答案。读书没有合宜的时间和地点。一个人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读书。如果他知道读书的乐趣，他无论在学校内或学校外，都会读书，无论世界有没有学校，也都会读书。他甚至在最优良的学校里也可以读书。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谈到他的四弟拟入京读较好的学校时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
有些人在要读书的时候，在书台前装腔作势，埋怨说他们读不下去，因为房间太冷，板凳太硬，或光线太强。也有些作家埋怨说他们写不出东西来，因为蚊子太多，稿纸发光，或马路上的声响太嘈杂。宋代大学者欧阳修说他的好文章都在“三上”得之，即枕上，马上，和厕上。有一个清代的著名学者顾千里据说在夏天有“裸体读经”的习惯。在另一方面，一个人不好读书，那么，一年四季都有不读书的正当理由：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最好眠；
等到秋来冬又至，不如等待到来年。
那么，什么是读书的真艺术呢？简单的答案就是有那种心情的时候便拿起书来读。一个人读书必须出其自然，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乐趣。他可以拿一本《离骚》或奥玛开俨（Omar　Khayyam，波斯诗人）的作品，牵着他的爱人的手到河边去读。如果天上有可爱的白云，那么，让他们读白云而忘掉书本吧，或同时读书本和白云吧。在休憩的时候，吸一筒烟或喝一杯好茶则更妙不过。或许在一个雪夜，坐在炉前，炉上的水壶铿铿作响，身边放一盒淡巴菰，一个人拿了十数本哲学，经济学，诗歌，传记的书，堆在长椅上，然后闲逸地拿起几本来翻一翻，找到一本爱读的书时，便轻轻点起烟来吸着。金圣叹认为雪夜闭户读禁书，是人生最大的乐趣。陈继儒（眉公）描写读书的情调，最为美妙：“古人称书画为丛笺软卷，故读书开卷以闲适为尚。”在这种心境中，一个人对什么东西都能够容忍了。此位作家又曰：“真学士不以鲁鱼亥豕为意，好旅客登山不以路恶难行为意，看雪景者不以桥不固为意，卜居乡间者不以俗人为意，爱看花者不以酒劣为意。”
关于读书的乐趣，我在中国最伟大的女诗人李清照（易安，1081～1141）的自传里，找到一段最佳的描写。她的丈夫在太学作学生，每月领到生活费的时候，他们夫妻总立刻跑到相国寺去买碑文水果，回来夫妻相对展玩咀嚼，一面剥水果，一面赏碑帖，或者一面品佳茗，一面校勘各种不同的版本。她在《金石录后序》这篇自传小记里写道：
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
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外忧患困穷而志不屈。……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这篇小记是她晚年丈夫已死的时候写的。当时她是个孤独的女人，因金兵侵入华北，只好避乱南方，到处漂泊。
注释
[1]索福客俪——今译索福克勒斯，古希腊剧作家。
[2]伊里奥特博士（Dr.Eliot）——今译艾略特博士，哈佛大学第二任校长。
[3]苏东坡曾做过一件卓绝的事情：他步陶渊明诗集的韵，写出整篇的诗来。在这些《和陶诗》后，他说他自己是陶渊明转世的；这个作家是他一生最崇拜的人物。——作者原注。
[4]伊里奥特（George Eliot）——今译乔治·艾略特，英国小说家。
[5]卢骚——今译卢梭，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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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

世界观与人生观
蔡元培
题解
世界观与人生观是人对整个世界和人生的根本看法，蔡元培先生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意志，世界本体的意志他称之为“黑暗之意志，或谓之盲瞽之意志”，这也正是叔本华所称的：“意志自身在本质上是没有一切目的，一切止境的，它是一个无尽的追求。”但是世界的各个事物各有其意志并以达到本体意志为最大的目的，因此推动世界间的事物不断地进化。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于是推导出：“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从而建立起新的人生观。
世界无涯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尺之地位；世界无终始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十年之寿命；世界之迁流如是其繁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少许之历史。以吾人之一生较之世界，其大小久暂之相去既不可以数量计，而吾人一生又决不能有几微遁出于世界以外，则吾人非先有一世界观，决无所容喙于人生观。
虽然，吾人既为世界之一分子，决不能超出世界以外，而考察一客观之世界，则所谓完全之世界观何自而得之乎？曰凡分子必具有全体之本性，而既为分子则因其所值之时地而发生种种特性，排去各分子之特性而得一通性，则即全体之本性矣。吾人为世界一分子，凡吾人意识所能接触者无一非世界之分子。研究吾人之意识而求其最后之原素为物质及形式，犹相对待也。超物质形式之畛域而自在者，唯有意志。于是吾人得以意志为世界各分子之通性，而即以是为世界之本性。
本体世界之意志，无所谓鹄的也。何则？一有鹄的，则悬之有其所，达之有其时，而不得不循因果律以为达之之方法，是仍落于形式之中，含有各分子之特性，而不足以为本体。故说者以本体世界为黑暗之意志，或谓之盲瞽之意志，皆所以形容其异于现象世界各各之意志也。现象世界各各之意志则以回向本体为最后之大鹄的，其间接以达于此大鹄的者又有无量数之小鹄的，各以其间接于最后大鹄的之远近为其大小之差。
最后之大鹄的何在？曰：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关，无复有彼此之差别，达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相交之一点是也。自宗教家言之，吾人固未尝不可一瞬间超轶现象世界种种差别之关系，而完全成立为本体世界之大我。然吾人于此时期既尚有语言文字之交通，则已受范于渐法之中，而不以顿法，于是不得不有所谓种种间接之作用。缀辑此等间接作用，使厘然有系统可寻者，进化史也。
统大地之进化史而观之，无机物之各质点，自自然引力外，殆无特别相互之关系；进而为有机之植物，则能以质点集合之机关共同操作，以行其延年传种之作用；进而为动物，则又于同种类间为亲子朋友之关系，而其分职通功之例视植物为繁。及进而为人类，则由家庭而宗族，而社会，而国家，而国际，其互相关系之形式既日趋于博大，而成绩所留，随举一端，皆有自阂而通，自别而同之趋势。例如昔之工艺，自造之，而自用之耳。今则一人之所享受，不知经若干人之手而后成；一人之所操作，不知供若干人之利用。
昔之知识，取材于乡土志耳。今则自然界之记录，无远弗届，远之星体之运行，小之原子之变化，皆为科学所管领。由考古学人类学之互证，而知开明人之祖先与未开化人无异；由进化学之研究，而知人类之祖先与动物无异。是以语言风俗宗教美术之属，无不合大地之人类以相比较。而动物心理，动物言语之属，亦渐为学者所注意。昔之同情，及最近者而止耳。是以同一人类，或状貌稍异，即痛痒不复相关，而甚至于相食。其次则死之，奴之。今则四海兄弟之观念为人类所公认，而肉食之戒，虐待动物之禁，以渐流布。所谓仁民而爱物者，已成为常识焉。夫已往之世界，经其各分子经营而进步者其成绩固已如此，过此以往，不亦可比例而知之欤？
道家之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此皆以目前之幸福言之也。自进化史考之，则人类精神之趋势乃适与相反。人满之患虽自昔借为口实，而自昔探险新地者率生于好奇心，而非为饥寒所迫。南北极苦寒之所，未必于吾侪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资料，而冒险探极者睦相接。由推轮而大格，由桴槎而方舟，足以济不通矣，乃必进而为汽车汽船及自动车之属。近则飞艇飞机更为竞争之的。其构造之初必有若干之试验者供其牺性，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及利用而生悔。文学家美术家最高尚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后，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辍业。用以知：为将来而牺性现在者，又人类之通性也。
人生之初，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谋生之事至为繁重，无暇为高尚之思想。自机械发明，交通迅速，资生之具日趋于便利。循是以往，必有寂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类不复为口腹所累，而得专致力于精神之修养。今虽尚非其时，而纯理之科学，高尚之美术，笃嗜者固已有甚于饥渴，是即他日普及之征兆也。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至于光明。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性。人类精神之趋向既毗于是，则其所到达之点盖可知矣。
然则，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而较著矣。而世之误读进化史者，乃以人类之大鹄的为不外乎具一身与种性之生存，而遂以强者权利为无上之道德。夫使人类果以一身之生存为最大之鹄的，则将如神仙家所主张，而又何有于种姓？如曰人类固以绵延其种姓为最后之鹄的，则必以保持其单纯之种姓为第一义，而同姓相婚，其生不善，古今开明民族，往往有几许之混合者。是两者何足以为究竟之鹄的平？孔子曰：“生无所息。”庄子曰：“造物劳我以生。”诸葛孔明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吾身之所以欲生存也。北山愚公之言曰：“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是种姓之所以欲生存也。人类以在此世界有当尽之义务，不得不生存其身体。又以此义务者非数十年之寿命所能竣，而不得不谋其种姓之生存。以图其身体若种姓之生存，而不能不有所资以营养，于是有吸收之权利。又或吾人所以尽务之身体若种姓，及夫所资以生存之具，无端受外界之侵害，将坐是而失其所以尽务之自由，于是有抵抗之权利。此正负两式之权利，由义务而演出者也。今曰吾人无所谓义务，而权利则可以无限，是犹同舟共济，非合力不足以达彼岸，乃强有力者以进行为多事，而劫他人所持之棹楫以为己有，岂非颠倒之尤者乎？
昔之哲人有见于大鹄的之所在，而于其他无量之小的又准其距离于大鹄的之远近以为大小之差。于其常也，大小鹄的并行而不悻。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曰：“好乐，好色，好货，与人同之。”是其义也。于其变也，细小以申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禹治洪水，十年不窥其家。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曰：“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范文正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是其义也。循是以往，则所谓人生者，始合于世界进化之公例，而有真正之价值。否则，庄生所谓天地之委形委蜕已耳，何足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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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讲演集》、张君励等著《科学与人生观》

科学的头脑
任鸿隽
题解
本文选自任鸿隽的著作《科学概论》。科学论著，从大范围看，属科学说明文。本文比较全面地论说了科学时代养成科学头脑的必要性和必要条件。全文以“为什么要养成科学的头脑”和“怎样养成科学的头脑”两个关系的密切的问题把上下文连贯起来；后面又尽可能从多方面把问题予以拓展，使论述更全面。
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现今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今的世界不但让电灯、电话、轮船、火车、无线电、飞机——这些都是科学的发明——把我们的生活情形改变了；就是我们的一言一动，思想行为，也免不了受到科学的支配。换一句话说，做现今世界的人，必须具有科学的头脑，不管你是科学家不是科学家。
怎样才可以养成科学的头脑呢？第一要注重事实。平常的人总是以耳为目，人云亦云。有科学头脑的人便不然，他必定要考查一件事情的实在。如古书说：“燕太子丹朝于秦，秦王留之，与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乌白头，马生角，乃得归。’当此之时，天地佑之，日为再中，天为雨粟，乌头白，马角生。”这一类的话，显非事实，若不加考查，信以为真，便是没有科学的头脑。现今社会上还有许多奇怪的传说，如鬼可以照相，孔子、耶稣可以降乩，甚至义和拳的法术可以使枪炮不能伤身之类，只要拿事实来考查一下，便可以不攻自破。事实是科学的根基，注重事实，便是养成科学的头脑的第一条件。
第二要了解关系。天地间事物，总有一个因果的关系；不明白这个关系，要求无因之果，或是因果错误，便是迷信。俗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因果的关系是很明白的。不过在稍稍复杂的情形之下，我们就往往不容易明白关系的所在。譬如有了疾病，不请医生而求佑于神道；希望后嗣繁荣，不注意教育而乞灵于风水。殊不知神道与疾病，风水与后嗣的繁荣，都没有什么关系的。科学是寻出事物关系的学问，能事事求出一个真正的关系，便是养成科学的头脑的第二条件。
第三要精密正确。平常的人叙述一件事情，最喜欢用“大概”、“差不多”一类的词语。有科学头脑的人，则必用一定的数字来代表确实的量度。问你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必须看一看表，说现在是十二点三十分——如能说秒更好——不能说大概是十二点吧。问你的身长几何，你必须回答一公尺五十二公分——如能说点几更好——不能说大概一百五十公分吧。正确是一步不能放松的。许多科学的发明，都是从细微的比较中得来。所以精密与正确，也是养成科学头脑的必要条件。
第四是力求透彻。凡做一件事，必须考虑周详；研究一种学问，必要寻根究柢，这就是所谓透彻。浅尝辄止，或者半途自画，都是成功的蟊贼，更不能算科学的头脑。
以上四点，仅仅是个人日常生活上的几种习惯，平淡无奇的，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可是它们却是养成科学头脑的必要条件。从来大科学家研究科学，没有不是依赖它们而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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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莫夫《从一到无穷大》、科学松鼠会编著《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甜的》

青年与我
李石岑
题解
作者首先介绍了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关于自我的立论，强调“主我可转移客我”“主我便是真我”，接着提出四项个人的信条，希望青年“注重意志磨炼”而达到人生圆满的境界，而非受物质、环境、性格的影响庸庸碌碌甚至堕落。“真我关系人生之大如此，深望青年三复思之”。
“我”是个什么？手吗？足吗？头吗？心吗？诸君试想，究何所指。孩提之童尚不知什么为“我”，及与事物接触，方能逐渐明了。如用手触灯，灯灼手痛，然后知灯所灼的是我的手；推而至于足，至于头，至于皮肤，而后方知全身皆是我的身。更进一步想，我不仅专属本身，即附于本身的衣服也都认为我；又不仅附于本身的衣服，即贴近我身旁的父母兄弟姊妹推而至于亲戚朋友，也莫不认为我。于是我的界限，渐渐扩大。这处正好借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James）的“主我”“客我”来说明。
詹姆士论“客我”有三种：
一、物质的客我。物质的客我居于首位的，当然是身体，次之便是衣服。古谚有云：“人类为精神、身体、衣服三者之结合物。”这句话虽近谐谑却自有真理。我们对于衣服最感亲密，并有时把衣服像身体一样看待。譬如终身着褴褛不洁的衣，即忘其貌的美；将身着清洁美丽的衣，即忘其貌的丑。这便是明证。再次的便是家族，因为父母妻子都是和我骨肉相通的，所以他们的死亡，觉得就是客我一部分的损失，他们的恶行，觉得就是我本身的耻辱。再次之便是家屋。家屋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可保护我自身和家族，所以很有一种亲密的情感。尚有一种和家屋相同的便是财产的贮蓄。财产虽是加入客我的范围，却不一定都生亲密之感。但论到亲密便有时比任何物更加亲密的，如昆虫学者冒风雨所采集的昆虫标本而遭破坏，或如历史学家经长年月从古书中所摘录的笔记而被火灾，都不免要生一种伤感，且有因而堕落的，更有因而自杀的，可见这种客我亦不可忽视。
二、社会的客我。社会的客我是起于一种同类意识。我们人类不仅是相集合而群居，并常有想望别的同类对自己加一种注意的性质。譬如，我在稠人广众之中，无一人睬我，我发言无一人听我，我作事无一人信我，你看这时是何等的不幸，何等的失望，这便是社会的客我受了损失。社会人众有贵贱尊卑男女老少的不同，因此社会的客我亦有不同，各人对于客我的感情亦因客我阶级的差别而异。社会客我中有足惹起我特别注意的，那就对他不免要发生特别感情。名誉不名誉等，都属于社会的客我，譬如法律家因“虎列拉”<small>[1]</small>的流行，可以避居他所，但医生如果因流行病远避，就有点不名誉了。医生因战线扩大却可避匿，但军人如果因战事避匿，就有点不名誉了。在个人虽爱你，然在官却不能赦你；以政治家论，你虽是我的同党，以道德家论，你却是我一个仇敌。这就因为有社会的客我存在。所以同职制裁，在人类社会中占有大势力。盗可盗物，而不盗盗物，博徒虽穷，而不负赌债，这就是为着社会客我的关系。推而言之，社会里时时刻刻有一种社会的客我存在，一觉悟便不肯放任，可见关系也是很大的。
三、精神的客我。精神的客我不是说各瞬间的意识状态经过的一二种、乃是合意识的诸状态、心的性能、心的倾向全体而言。这种集合的全体，无论何时，都可为思想的对象，和别的客我一样可以唤起亲密的情感。譬如以我自己为“思想主”，那就别的客我，都比这别的思想主要疏远。但精神的客我里面有种种不同的部分。有种种不同的部分，那就他所唤起的情感，也因种类不同而生差别。譬如感觉性能比情绪欲望就觉得疏远，知的作用比有意识的决断就觉得疏远。总之，意识的状态，愈为活动的就愈接近精神客我的中心。而立于正中以成客我的中轴的，乃是“活动之感”。具此“活动之感”的意识状态别有一种内的性质，就是思想和别的经验事实碰着而自发的涌现的性质。这便是詹姆士所说的精神客我。
总上面所述的三种，无论为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都是客我，不是主我。什么是主我？就詹姆士所示，主我即是思想主。客我是“所意识的”，主我是“能意识的”。詹姆士剖析自我为“主我”“客我”，又剖析客我为三种客我，都富有卓识。可惜他对于“主我”并没有十分说明，他对于那些把主我当恒久的实在者，或当做超觉的自我，或当做灵魂，或当做精灵的，都存而不论，只认定这种主义的研究是个很难的问题；所以关于自我的修养，终于不易叫我们得到什么启示。此外像温特<small>[2]</small>（Wundt）、敏斯特堡<small>[3]</small>（Munsterberg）、斯道特<small>[4]</small>（Stout）诸人，虽是对于自我的观念发挥很多，却是一样的不能叫我们得到什么启示；且所发挥的，反不如詹姆士所说的亲切有味。现在我想就詹姆士所说的进一步讨究并参以瞽说，以说明这种主义，然后讲到修养上面。
我以为詹姆士所说的精神的客我里面，就可以找到主我。因为精神的客我，既是就意识的诸状态、心的性能、心的倾向之全体而言，而所谓客我的中轴，又是一种“活动之感”，那么活动的本身究是何物？活动如何产生？追问到此处，主我就出来了。活动便是一种意志，宇宙就是这种意志的发现，我们人类就以表现这种意志为职能，主我就是能充分表现意志的东西。由意志的动向，发而为意识的诸状态，以成精神的客我，客我由意志所产生，而主我足以充分表现意志，所以主我可转移客我。譬如精神的客我是一种知的作用，而主我可以用意志决定之，于是主我无时不具有发动力。既认定主我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东西，那就好进一步讲到修养的方法。所谓主我便是真我。孔子曰“三十而立”，便是孔子的“我立”，这个“我立”就是孔子的“真我”。青年要立定脚跟，求各人的真我所在，要知宇宙一切震耀耳目的事业，都是从真我得来的。现在将真我修养的方法说个大概，非敢说有所箴劝，不过就我个人所信的陈述一二罢了。
一、剑气。剑气也可叫做“大意力”。大意力是意志里面一种潜在的性能，非经强度的锻炼即不易发现。如当冬天的时候，裸体跣足，鹄立在雪上，必不胜其寒；倘使疾行数里，自然各部分都能发热，不仅不畏寒，且将有怯热之势。又如练习拳术，我们都知道能由熟练而发生一种特殊的势力，由熟练的结果虽是一个小小的指头，都不难凿穿一扇墙壁，这种事也是常有的。这都是出于一种强度的锻炼。但亦可得之于偶然，如骤遇猛虎便可越河，忽闻火警即能高跃，虽在绝险亦所不避，并且不至受何种伤损，这便是大意力的表现。我们用功夫要时时如在冰雪之上，时时如立危墙之下，以锻炼这种大意力。我今年游泰山，曾发生一种特别感想，便是大意力的养成。我觉得泰山的雄壮伟大都可以说是大意力的象征。“经石峪”书法雄厚，“舍身岩”危峦峭壁，大有天地一吾庐之概。孔子虽天纵大圣，但当日由泰山所给他伟大的暗示一定不少，所以他说“登泰山而小天下”。我深愿诸君无论读书治事须本此大意力始终无间，则小之可以谋个人功业的成就，大之可以谋人类全体的进步。诸君读书之外，尤当注重游览，譬如泰山这种名胜，最好能够有机会作一次远足旅行，那就诸君更易领取我区区提倡“大意力”的本意了。
二、奇气。亦可叫做“创造力”。我们想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就靠此种创造力作骨子。但创造力培养于思想和生活里面。我们的思想，固贵能改造我们的生活；但我们的生活，亦贵改造我们的思想。这话是怎么说法呢？我们的思想要与生活打成一片，我们思想到哪里，生活便到哪里，当下思想，便当下生活，这才叫有思想的人。思想是给我们以“新意义”的，我们生在世界上，不须论年龄的多寡，但当论新意义的多寡。若是醉生梦死，虽活千百年也没什么趣味；如果能日新又新，即是短命，亦可创成特殊伟大的生活。所以“新意义”是最可宝贵的。这是就思想方面说。更就生活方面说，我们的生活贵能增加思想上的新佐证，更贵能开辟思想上的新天地。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种人不仅生活平凡，而且会感着寂苦，因为无事的苦痛比什么苦痛还要感着没趣，还要感着悲哀。我们在烦忙中的苦痛，苦痛之后还可得着精神的慰安；我们若感着无所事事的苦痛，那就不仅当时发一种寂寞萧条之感，而且即伴有世界将到末日的隐痛。我想无论何人都容易发生这种感情的。若说到生活平凡，那便是陷没我们的知情意使各种生活不能发展的鸩毒。譬如既已饱食暖衣，则得衣得食的智慧不会发达；既无所求于人，则涵养感情，磨练意志的机会不生；试问这种人的生活如何能改造？更何能说得上影响到思想？如果要求一个不平凡的生活，那就要在生活上求多种样式的发展，把社会上生活的价值，都要重新加一番估定，把智、愚、贤、不肖、圣者、狂者、天才、白痴等一切社会上的评价，都要给他一个翻案，要是这种多面式的生活，才能补思想的不足，才能说得上由生活改造思想。这是就生活方面说。总之：思想与生活须互做一种创造的事业。思想可以创造生活，生活也可以创造思想。古来不平凡的人都莫不具有这种创造的要素。讲到这点，那就我们臧否人物，不可不另拿一种眼光对待了。
三、骨气。骨气亦可叫做“偏”。我生平最主张偏，但偏要一偏到底方有价值，若是庸庸碌碌的“中”，那是最可鄙视的。中庸的中与庸碌的中，是绝对不同的，能将中字偏持到底，这个中也是偏的中。偏的精神任在何种有价值的学问里面都可以看得见。譬如学哲学的人总离不了唯心唯物的派别；唯即是偏。唯心论是说宇宙的本体是精神凡物质的现象，都不外是精神的作用，这就是偏于精神方面；唯物论是说宇宙的本体是物质：凡精神的现象，都不外是物质的作用，这就是偏于物质方面。又譬如佛学上所主张的万法唯识，就是说一切万有都由识所造，这又是出于一种偏的精神。总之无论哪种学问，没有不是拿定偏的精神作标帜。所以学术能偏到底，那种学术才有精彩，才有独到之处。我们做人亦复靠这个偏字作骨子。偏就是个性。各人因遗传、环境、教育等的不同而成功的各人的个性，我们发挥这种个性就成功一种人格。反之，如果破坏这种个性就无异破坏一种人格。换句话说如果损伤我的偏的精神，就无异损伤我的人格。所以偏字在我们人格上是发生绝大的意味的。一个人的中途变节，就明明是他那种偏的精神不能拿定。偏的精神一经消失，则凡随俗浮沉与世俯仰的乡愿式生活便都无所不为。总之偏里面确有无穷意味，不过我们每为成见所蔽，不肯涉想到一般所反对的东西里面找出一种意义而已。
四、义气。义气亦叫做“愚忠”。我生平认愚忠是莫大美德。愚忠是走的一条笨路，但笨路是靠得住的，不会走错的，快捷方式虽可走，却不如笨路靠实，所以尽愚忠决不会上恶当。愚忠不仅施于人类，即对于学术亦应该如演习数学题目，我们便须抱一片愚忠，从演题最初至最末，逐加练习，方有心得，但天资较高的人，每于习题中选几个较难的去演习，其较易的就略去，终究对于演题中的要点随手遗忘，这便由于对数学未尽愚忠之故。所谓义气，只择其宜。事果宜行，即便行去，见义不为，是谓无勇。所以好侠任气的人，他的行事每出于人之所不知，这便是愚忠。人不知而能独行其义，这便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关于上面的话，我国伦理学书中阐发最详，恕不具引。
以上所述的剑气、奇气、骨气、义气四项，可以说是我个人的信条。认为真我的修养，当要从这四气入手。因为这四气都是注重意志的磨炼，而由上述的真我——主我——为能充分表现意志之物，则由这四气以修养真我，真我当益能发挥底于圆满的境界。真我若不能积极的发挥，完全听凭客我行动，这便是堕落。通常称嫖赌吃著为堕落，实则嫖赌吃着尚不得谓堕落，真我丧亡，才是真堕落。我们自省，如果一种行动不是由真我去决定的，都可说是在堕落中讨生活。真我关系人生之大如此，深望青年三复思之！
注释
[1]虎列拉——即霍乱。
[2]温特——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被公认为是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创建人。
[3]敏斯特堡——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应用心理学的奠基者。
[4]斯道特——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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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岑讲演集》

社会的不朽论
胡适
题解
本文节选自《不朽——我的宗教》。胡适深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社会不朽论是他对后世最有影响意义的思想主张之一。这篇文章的主意是1918年年底他为母亲治丧引发的生命意义的思考，文中阐述了他对“社会不朽”的信仰。
社会的生命，无论是看纵剖面，是看横截面，都像一种有机的组织。从纵剖面看来，社会的历史是不断的；前人影响后人，后人又影响更后人；没有我们的祖宗和那无数的古人，又哪里有今日的我和你？没有今日的我和你，又哪里有将来的后人？没有那无量数的个人，便没有历史，但是没有历史，那无数的个人也决不是那个样子的个人。总而言之，个人造成历史，历史造成个人。从横截面看来，社会的生活是交互影响的：个人造成社会，社会造成个人；社会的生活全靠个人分工合作的生活，但个人的生活，无论如何不同，都脱不了社会的影响；若没有那样这样的社会，决不会有这样那样的我和你；若没有无数的我和你，社会也决不是这个样子。来勃尼慈<small>[1]</small>（Leibnitz）说得好：这个世界乃是一片大充实，其中一切物质都是接连着的。一个大充实里面有一点变动，全部的物质都要受影响，影响的程度与物体距离的远近成正比例。世界也是如此。每一个人不但直接受他身边亲近的人的影响，并且间接又间接的受距离很远的人的影响。所以世间的交互影响，无论距离远近，都受得着的。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切动作的影响。如果他有周知万物的智慧，他可以在每人的身上看出世间一切施为，无论过去未来都可看得出，在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
从这个交互影响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上面，便生出我所说的“社会的不朽论”来。我这“社会的不朽论”的大旨是：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数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都有互为影响的关系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种种从前的因，种种现在无数“小我”和无数他种势力所造成的因，都成了我这个“小我”的一部分。我这个“小我”，加上了种种从前的因，又加上了种种现在的因，传递下去，又要造成无数将来的“小我”。这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在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小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小我”是会消灭的，“大我”是永远不灭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是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那个“大我”，便是古往今来一切“小我”的记功碑，彰善祠，罪状判决书，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的恶溢法。这个“大我”是永远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业，人格，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一个念头，一场功劳，一桩罪过，也都永远不朽。这便是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
那边“一座低低的土墙，遮着一个弹三弦人。”那三弦的声浪，在空间起了无数波澜；那被冲动的空气质点，直接间接冲动无数旁的空气质点；这种波澜，由近而远，至于无穷空间；由现在而将来，由此刹那以至于无量刹那，至于无穷时间：——这已是不灭不朽了。那时间，那“低低的土墙”外边来了一位诗人，听见那三弦的声音，忽然起了一个念头；由这一个念头，就成了一首好诗；这首好诗传诵了许多；人人读了这诗，各起种种念头；由这种种念头，更发生无量数的念头，更发生无数的动作，以至于无穷。然而那“低低的土墙”里面那个弹三弦的人又如何知道他所发生的影响呢？
一个生肺病的人在路上偶然吐了一口痰。那口痰被太阳晒干了，化为微尘，被风吹起空中，东西飘散，渐吹渐远，至于无穷时间，至于无穷空间。偶然一部分的病菌被体弱的人呼吸进去，便发生肺病，由他一身传染一家，更由一家传染无数人家。如此辗转传染，至于无穷空间，至于无穷时间。然而那先前吐痰的人的骨头早已腐烂了，他又如何知道他所种的恶果呢？
一千五六百年前有一个人叫做范缜说了几句话道：“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几句话在当时受了无数人的攻击。到了宋朝有个司马光把这几句话记在他的《资治通鉴》里。一千五六百年之后，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孩子，——就是我，——看《通鉴》到这几句话，心里受了一大感动，后来便影响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然而那说话的范缜早已死了一千五六百年了！
二千六七百年前，在印度地方有一个穷人病死了，没人收尸，尸首暴露在路上，已腐烂了。那边来了一辆车，车上坐着一个王太子，看见了这个腐烂发臭的死人，心中起了一念；由这一念，辗转发生无数念。后来那位王太子把王位也抛了，富贵也抛了，父母妻子也抛了，独自去寻思一个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后来这位王子便成了一个教主，创了一种哲学的宗教，感化了无数人。他的影响势力至今还在；将来即使他的宗教全灭了，他的影响势力终久还存在，以至于无穷。这可是那腐烂发臭的路毙所曾梦想到的吗？
以上不过是略举几件事，说明上文说的“社会的不朽”，“大我的不朽”。这种不朽论，总而言之，只是说个人的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言语行事，无论大小好坏，——都留下一些影响在那个“大我”之中，——都与这永远不朽的“大我”一同永远不朽。
上文我批评那“三不朽论”的三层缺点：（一）只限于极少数的人，（二）没有消极的裁制，（三）所说“功，德，言”的范围太含糊了。如今所说“社会的不朽”，其实只是把那“三不朽论”的范围更推广了。既然不论事业功德的大小，一切都可不朽，那第一第三两层短处都没有了。冠绝古今的道德功业固可以不朽，那极平常的“庸言庸行”，油盐柴米的琐屑，愚夫愚妇的细事，一言一笑的微细，也都永远不朽。那发现美洲的哥伦布固可以不朽，那些和他同行的水手火头，造船的工人，造罗盘器械的工人，供给他粮食衣服银钱的人，他所读的书的著作家，生他的父母，生他父母的父母祖宗，以及生育训练那些工人商人的父母祖宗，以及他以前和同时的社会，……都永远不朽。社会是有机的组织，那英雄伟人可以不朽，那挑水的，烧饭的，甚至于浴堂里替你擦背的，甚至于每天替你家掏粪倒马桶的，也都永远不朽。至于那第二层缺点，也可免去。如今说立德不朽，行恶也不朽；立功不朽，犯罪也不朽；“流芳百世”不朽，“遗臭万年”也不朽；功德盖世因是不朽的善因，吐一口痰也有不朽的恶果。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说得好：“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这就是消极的裁制了。
中国儒家的宗教提出一个父母的观念，和一个祖先的观念，来做人生一切行为的裁制力。所以说，“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父母死后，又用丧礼祭礼等等见神见鬼的方法，时刻提醒这种人生行为的裁制力。所以又说，“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说，“斋三日，则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接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这都是“神道设教”，见神见鬼的手段。这种宗教的手段在今日是不中用了。还有那种“默示”的宗教，神权的宗教崇拜偶像的宗教，在我们心里也不能发生效力，不能裁制我们一生的行为。
以我个人看来，这种“社会的不朽”观念很可以做我的宗教了。我的宗教的教旨是：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
注释
[1]来勃尼慈——今译莱布尼茨，德国哲学家、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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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不朽》

立志做大事
孙文
题解
所谓大事者，大概惊天动地、声振寰宇之类，但孙中山在文中却定义为“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古人也说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理大家心里都明白，但要实行起来也真不是件易事，所以孙中山在文章开头便说先把“志”立起来，然后便是老老实实把事情做彻底，事情才会容易成功。
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用事实说，中国青年应该有的志愿，是要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我国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所以现在的青年便应该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这种志愿究竟是如何立法呢？我读古今中外的历史，知道世界极有名的人，不全是从政治事业一方面做成功的；有在政权上一时极有势力的人，后来并不知名的；有极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范围之外的。简单的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什么是叫做大事呢？大概的说，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譬如从前有个法国人叫做柏斯多，专用心力考察人眼所不能见的东西——那种东西极微妙，极无用处。在普通人看起来，必以为算不得一回什么事，何必枉费工夫去研究它呢？但是柏斯多把他的构造、性质，和对于别种东西的关系，自头至尾研究出来，成一种有系统的结果，把这种东西便叫做微生物。由研究这种微生物，便发明微生物对于各种动植物的妨害极大，必须要把他扑灭才好。现在世界人类受知道扑灭这种微生物的益处，不知道有多少。柏斯多立志研究的东西，虽然说是很小，但是他彻底得到了结果，便是成了大事，所以他在历史上便享大名。
学生立志，注重之点，万不可想要达到什么地位，必须要想做成一件什么事。因为地位是关系于个人的。达到了什么地位，只能为个人谋幸福。事业是关系于群众的，做成了什么事，便能为大家谋幸福。
大家又知道，许多做大事成功的人，不尽是在学校读过书的，也有向来没有进过学校的。不过那种人是天生的长处，普通人要求所做的事不错，必要取法古人的长处才好。所以我们要进学校读书，取古今中外人的知识、才学来帮助我们做一件大事，然后那件大事才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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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建国方略》、《三民主义》

运动家的风度
罗家伦
题解
运动可以增加一个民族的体魄，不发展运动，民族就会逐渐衰落下去。但运动的精义还不完全在于强身健体，运动和文明一样，还要有道德上的意义，也就是作为运动家需要有的风度——不为了追求输赢而将运动的意义本末倒置，不为了争名夺利而忘乎君子道义。这是一个民族发展下去所必须的品格，也是当代社会的我们所需要反思和学习的。
从前文惠君赞美庖丁解牛的技术，庖丁回的话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这话可以解释近代运动的精神。
提倡运动的人，以为运动可以增进个人和民族体力的健康。是的，健康的体力，是一生努力成功的基础；大家体力不发展，民族的生力也就衰落下去。
古代希腊人以为“健全的心灵，寓于健全的身体”，这也是深刻的理论。身体不健康，心灵容易生病态。历史上，传记里，和心理学中的例证太多了。近代美国大学里，认为运动在竞赛的时候，可以发展大家对于自己学校的感情和忠心，培养团体内部的共同意识和生活。这个理论已经是较狭小而次一等了。有比这更扩大一些的，就是都市与都市间的运动竞赛，国家与国家间的运动竞赛。自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西洋复活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风气，产生了多少国际运动会，也是为此。
其实就从无所为的眼光来看，从纯美的观点来看，于美景良辰，化日光天之下，多少健美的男女，表现他们发展得很充实的形体，经过训练的姿势，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阁似的飞扬炫耀于广大热烈的观众之前，也可以发生一种自然的美感。
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运动的精义，还不止此。他更有道德的意义，就是在运动场上养成人生的正大态度，政治的光明修养，以陶铸优良的民族性。这就是我所谓“运动家的风度”。
养成运动家的风度（Sportsmanship），首先要认识“君子之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是何等的光明，何等的雍容。英文中fair play这个字，最好恐怕只有译作“君子之争”。他的起源也是出于运动；但其含义则推用到一切立身处世，接物待人的方式。运动是要守着一定的规律，在万目睽睽的监视之下，从公开竞争而求得胜利的；所以一切不光明的态度，暗箭伤人的举动，和背地里占小便宜的心理，都当排斥。犯规的行动，虽然可因此得胜，且未被裁判者所觉察，然而这是有风度的运动家所引为耻辱而不屑采取的。当年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读书的时候，看过一次普林斯顿大学与耶鲁大学盛大的足球赛。这是美国东部大学运动界的一件大事。双方都是强劲的队伍，胜败为全美所瞩目。他们在基督教的国家里，于比赛前一晚举行“誓师”大典时有一次祷告。普林斯顿球队的祷告词中有一句话：“我们祈求胜利，但是我们更祈求能够保持清白的动作。”这句话当时我很受感动。
有风度的运动家，要有服输的精神。“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运动家正是这种君子。按照正道做，输了有何怨尤。我输了只怪我自己不行，等我充实改进以后，下次再来过。人家胜了，是他本事好，我只有佩服他；骂他不但是无聊，而且是无耻。欧美先进国家的人民，因为受了运动场上的训练，服输的精神，是很丰富的。这种精神，当从体育的运动场上，带进了政治的运动场上。譬如这次罗斯福与威尔基竞选。在竞选的时候，虽然互相批评；但是选举揭晓以后，罗斯福收到第一个贺电，就是威尔基发的。这贺电的大意是：我们的政策，公诸国民之前，现在国民选择你，我竭诚的贺你成功。（其实每届选举完毕，失败者都是这样做。而胜败之间有无问题，也每以失败方面的贺电为断。）这和网球结局以后，胜利者和失败者隔网握手的精神一样。此次威尔基失败以后，还帮助罗斯福作种种外交活动，一切以国家为前提，这也是值得赞许的。在中国的政治失败者，则以为“连老子都会失败，大家瞎了眼睛。不请教我，天下事尚可有为？”
有风度的运动家不但有服输的精神，而且更有超越胜败的心胸。来竞争当然要求胜利，来比赛当然想开记录。但是有修养的运动家，必定要达到得失无动于衷的境地。“人人赛跑，只有一个第一”，这是保罗的话。记录不过用以试验人力可能达到的限度。不说欧文斯（Owens）十秒点三跑一百公尺的记录，和他跳远到八公尺点一三的记录，就是请希腊神话里的英雄阿基里斯（Achilles）出来，他每小时经过的距离，能超过火车、汽车，或现在每小时飞行在四百英里以上的喷火式驱逐机吗？可见人力是很有限度的，而我们所重，并不在此。运动所重，乃在运动的精神。“胜固欣然，败亦可喜”，正是重要的运动精神之一。否则要变“悻悻然”的小人了！运动家当然明白运动是义务的表演；既知如此，还得拼命去干，也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有风度的运动家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运动会要举行宣誓，义即在此。临阵脱逃，半途而废，都不是运动家所应有的。“任重而道远”和“贯彻始终”的精神，应由运动家表现，所以赛跑落后，无希望得奖，还要努力跑到的人，乃是有毅力的人。大家鼓励之不暇，绝不能有中国运动场上习见的“喝倒彩”。
“橘移淮北化为枳。”许多西洋东西到中国来会变质，运动也不例外。运动风气在中国开始不过三四十年，较盛不过近十几年，这种风气对于青年的健康与体力，很有帮助，只可惜他还没有超过学校青年的范围。但是运动的精神，在中国不只没有发达，且常不被了解，甚至于被误解。比球的时候，看准对方的健将，设法将其先行踢伤，再图一逞。输了以后不服输，说是评判员不公，乃蜂拥殴打。这种事虽逐渐减少，也时不绝闻。我记得民国初年上海有某某两大学因比球而成了“世仇”。其中有一位校长是讲国学的老先生，修养很好，只当比球的时候，火气特盛：本校球队在他处开始比赛的时候，他就拿一张椅子，坐在电话旁边（那时候还没有办公桌上的话机），派人在球场附近不断地用电话来报告。电话里说是胜了一球，他独自笑不可抑；说是输了一球，他就痛哭流涕。两校学生都于开赛以前，各自身边藏着“呜呼某校”的小旗；对方一经失败，就把这小旗抽出来狂叫；己方失败，则垂头丧气，仍然暗地里带着这不争气的小旗归来。若是对方来本校比赛失败后，则以爆竹和军乐队讽刺似的送他们出去。若是对方胜了，则送以愤恨嫉妒的嘶声。双方都如此，没有例外。运动演变至此，运动的精神扫地已尽了。
运动职业化的风气，在欧美也有，教育家常加批评，引为深戒。这风气在美国较盛。如棒球专家鲁斯（Babe Ruth）竟成为全国一个大人物（Big man）。大学里的球类教师薪水之高，超过任何教授；这薪水往往是由入场券收入或毕业同学会捐款支付的。这种在西洋正待纠正的现象，却很容易的传染到中国来。以前有过学校长期豢养几个球员，这就是最初的“选手制”。球员在饭厅里有特别的餐桌和饭菜。有一个“运动家”接连留了六年级，也不会照章开除，因他能“为校争光”！后来这位留级六次的“运动家”沦落到上海跑马厅做马师，骑了马供人做香槟赌博。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不但丧失了运动的意义，并且丧失了整个的教育意义，这与西班牙斗牛有何分别？
试问这种风气和训练，带到政治社会里来，是什么影响？我不说中国政治社会里暗中倾轧，愤恨妒忌的现象，是这萌芽时期的运动所造成的，这是很不公平的话。我们更不可因噎废食。我举出这些不幸的例子，是希望大家一同来纠正错误的观念，积极的从运动场上来培养民族的政治道德！
国难发生以后，有些人或是从“国粹”的观点上，或是从“经济”的观点上，反对近代式的运动，尽力提倡“国术”。“现在学校里的运动，太费钱了，太贵族化了，不如打打拳吧”，这类的话常常听见，但是我不敢赞同。何则，因为中国的拳术，根本与近代运动的精神相违反，与国家要走上的近代化道路相背驰。我承认中国拳术可以锻炼身体，很有用处。年龄较大或身体稍弱的人不能作剧烈运动，打一套太极拳，活动活动筋骨和血脉，很可增进健康，自然无所用其反对。若是要把拳术提倡得成为国民普遍体育训练，就有问题，因为它是缺少群性的，它是个人的运动。至多不过打“对子”，玩“推手”。我幼年看过不少的技击小说，知道许多“江湖大侠”之所以取胜，全在于“暗算”。打擂台的时候，常是乘人不备，一个“飞脚”，踢碎了对方的护心镜，又是两脚，结果了对方的性命。外国的拳师打擂台，也是野蛮的举动，我断不赞成。但是人家把对方打倒以后，就应立即停止，让裁判者连数十下，到第十下还爬不起来的时候，就算输了。断无打倒以后，还在小肚子上加踢一脚之理。中国技击小说上，据我所记得的，恐怕只有一人还有点运动家的风度，这就是施公案里的白面狻猊甘亮。甘亮金镖的技术好极了，百发百中，所以他镖上有三个小铃，刻上自己的名字，表示我打你一镖，还让你先知道。做小说的人也很提倡他，说他这光明的态度，使他后来成为地仙。至于所谓“内功”“柔道”的拳术呢？除了它炼气等等神秘的一套不说，它的基本精神是阴柔。它给你的基本观念，就是如何趋避，如何取巧，不要你有攻击精神，而教你如何使对方的力量落空。它也有一套理论，近似黄老哲学。但是请问这种理论，适合于养成刚强进取的群性青年吗？还有一层，中国技击的精神，是与近代建军运动不相合的。近代化的军队，要相信科学武器的能力，要注重各方面配合协调的运动，哪有教人独自盘旋作势之理？自从喜峰口黑夜摸营的动作有些斩获以后，于是许多鼓词式的作家，拼命提倡大刀队，仿佛大刀队可以打飞机、挡大炮。流风所及，火车站上也常看见有人拿了大刀在飞舞。这风气带不少的危险性，可使许多人回到“铁布衫”“义和拳”的观念上去。这几年来对敌抗战的血的教训，我想应当把这种反时代的观念打破了吧！有次我们在重庆商量夏令营课程，陈辞修将军把“国术”一项勾去。当时他说：“国家要建军，这个科目的性质是与它不相容的。”我认为这是合于近代精神的话。
我不说西洋各项运动都是好的，都可以采取的。绝不是，绝不是。如打“洋擂台”的办法，我就认为野蛮。我以为西洋运动在中国最应当提倡的，就是英国式的足球，也就是中国已经流行的足球。它的好处很多，最重要的是它最讲究协调动作而富有群性。每一边十一人，各有岗位，但是动作起来却成为不可分解的整个。成功是全体的成功，失败是全体的失败。不然，守球门的人真冤极了，攻进敌人球门时是前锋出风头，与他无涉；自己球门被攻进，他却要负责任。世界上哪有这冤的事！不知最好的前锋，也不是自己把球盘了不放，一直打进敌人球门的。最好的球员，要善于传递，不惜让人家攻进去。这是“成功不必自我”的精神，这也是最可贵的运动家的风度！
各国政府与教育家努力提倡运动，不是无意义的。他们要在运动场上增强民族体魄，提高国民道德，陶铸健全的民族性。因为运动场是一个自动的教育场所。它能使人于不知不觉之中，把整个的肉体和灵魂贡献出来，接受教育的洗礼。“它不但补充，而且扩大近代的教育。”主张近代运动的理由，除了前面所说到的而外，还有许多。运动可以培养冒险的精神，鼓铸热烈的感情，解放剩余的精力，而同时代替了不良的嗜欲，这也都是对的。但是从人生哲学看来，运动家的风度，才是运动由技而进的道。
运动家的风度表现在人生上，是一个庄严公正协调进取的人生。有运动家风度的人，宁可光明的失败，决不要不荣誉的成功！
阅读延伸
《信仰、理想、热忱》、《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侠出于伟大的同情》

雪耻与御侮
俞平伯
题解
本文发表在1925年6月22日第32期《语丝》上。俞平伯认为五卅惨案中英日残杀中国民众不是中国人之耻辱，“但却是英国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广之是人类的耻”。他认为：“御外须先定内”。针对这一观点，郑振铎曾写文章批评俞平伯。二人为此写了好几篇文章进行争辩。过了三年，俞平伯为了“存此以见吾拙”，仍将此文收入他的《杂拌儿》里。
这篇文字曾引起相当的反响与争论。现在看看，有些话自然是“明日黄花”了，至少在万象更新的江南是如此的。但书生论政，本可笑怜，姑存此以见吾拙可耳。
一九二八年二月八日记
先要提明，雪耻与御侮是两件事，不得混为一谈。试言雪耻。我们试想耻是什么？是日本纱厂一案吗？不是。上海南京路一案吗？不是。是汉口英界一案吗？不是。说这些是耻不错，但却是美国人的，日本人的，推而广之，是人类的耻。若我们独引以为耻，未免贤者之过。残杀是寇盗的耻辱，而被迫害者则“薄乎云耳”。
我们竟然不在耻了吗？不然！我们真羞愧极了！我很奇怪，何以中国一般人士的眼光如此的短促？何以竟永不想照照镜子？何以远瞩千里之外而自忘其眉睫？我真有如鲠在喉的苦楚，不能不吐。
不提远的，在“五卅”惨案未生以前，上海先发生过不堪的下流事：军人官僚商贾朋比而贩烟土，甚至于公开抢夺，互轰毕命。何以竞不闻国民群起而哗，加以督责纠正制止？这不是我们的羞耻是什么？这不是我们的羞耻又是什么？为什么大家独不想掀动黄浦江的怒潮洗荡这班烟贩烟鬼？
英人诚哉可恶，日人诚哉可杀，他们杀害咱们的同胞数十人之多。数十人多矣，然视数千数万人则又如何？频年内争，杀人盈野，流离荡析，而死者山积，此非黄帝之子孙乎？独非无辜之良民乎？外国人杀害我们罪既不可恕，何以我们自杀就大可容恕乎？爱国之士，给一个圆满的解答。
依我的反省：被侮之责在人，我之耻小；自侮之责在我，我之耻大；雪耻务其大者，所以必先“克己”。年来之国耻真如山累，而外人之凌辱，乃沧海之一粟耳。再推论之，若我绝不自侮，他人敢侮我吗？即使谬然以横逆相加，我们就会束手待毙吗？明哲者将知其不然。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认内乱外患是同等的国耻了，然雪耻的步骤，必先从定内乱入手，断断乎无可疑。语有之：“未有奸人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外交的胜利，以实力为机捩，未可强求；即侥幸偶获，亦如一现之花，无裨于久远明甚。譬如治疾，外患是客邪，内乱是本原。本原一不振，客邪随地随时可入，驱不胜驱，防不胜防，幸而驱除，生命亦危殆了。若素体坚强，漫说风寒暑热无缘侵薄，即感受客邪，驱除亦正易易耳。
就名理论，雪耻当先其大，自侮是耻之大者；就利害论，攻病当先其急，自残是病之急者。返观全国，满目疮痍，岂仅南京路上几点血迹？既把数十人的性命看得重于泰山，则数千万人的性命何得轻于鸿毛？要记住，要猛省，我们如早先自觉，英、日人的枪声或者会少响几下的，可惜那时我们都睡着了。长此以往，依然不悟，不思自拔于泥涂，而晏然以为居天国，唯以“公理”、“人道”等等自呼号，自慰藉，则帝国主义者的枪声或将累累不绝如连珠，又将奈何，又将奈何！
世上决没有糖果般的“公理”、“人道”，除非我们先以“公理”、“人道”立国，我们先停止自杀，方始有面皮，有力量来防止他人杀我。我们先打倒自国的强盗主义，方始可以打倒他人的帝国主义。否则总是一死，自杀与被杀又何择呢？同此沉沦，自溺与被溺又何择呢？爱国者闻之，自然怫然了。但恕我不能改变自己的偏见。我始终以为国家以建设于正义基石上，而后真可爱。
醒来吧！以外患警惕我们内省的自觉心吧！用黄浦江的怒潮来涤荡自相鱼肉的血腥气吧！
我决不是说因为有了内乱，外侮是应当忍受，不当抵抗的。然抵抗贵有实力，不是可以意气用事的。御侮的法门，最通行而最有效的是宣战。但我们自揣，瘫疽似的军阀兵士们，不全然是冗物吗？他们配对外一战吗？他们的责任心在哪里？恐怕他们错认他们的天责是抢劫、强奸、贩烟土呢。陆军既然如此，海军尤其可笑。一年一年的飘泊着，南方有钱南行，北方有钱北去，娼妓式的海军呀！万一对英、日宣战，想靠他们维护沿江沿海的要塞城镇，岂非是一场再好没有的清秋大梦！
宣战是必败的，三尺童子知其必然，而大家犹嚣嚣然唱和不休。以为唱这高调好听吧？兵凶战危，有什么好听！想借以吓退鬼子吗？只怕未必！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宣战是必须平日有准备，临时起哄，是以国家为孤注了。真的志士们绝不当闹这种孩子气，仿佛竖起小拳头，喊道：“吓！”
宣战本来是废话咯，于是归到经济绝交。讲经济绝交，似已大让步了，然也谈何容易。上次对日的经济绝交，效验曾有多少？二十一条依然存在，徒然添了“五七”纪念日，使各机关的人员们自在逍遥，这不是前车之鉴吗？我们要想一想，怎样才能脱除这虎头蛇尾的覆辙。
而且对英经济绝交，其收效比对日尤难，日本以中国为它的唯一市场，中国如全国排日，它会受很大的打击的。英国却以全世界为它的市场，中国只占了一部分，必不得已时，它忍忍痛，割舍这块肉，也还过得去；若碰见不彻底的排斥，那更微之又微，不甚觉察了。我们更应当如何的奋勉，打它一下好的。
然而普通坚持的经济绝交，非有组织的民众不为功，我们今日如火如荼的救国运动，骨子里是一盘散沙。团结是平居的训练，仓卒乌合又何益呢！
罢工罢市罢课的音浪可谓高矣。分别视之，对英、日罢工是有意义的，普遍的罢工却是自讨苦吃，罢市亦然。至于罢课更觉微小，书呆子们抛书不读，就堪威服四夷吗？愧我不明白这个奥妙。本家的小孩子不读书，何劳邻舍的忧虑？英、日人若都作如是想，不知学生诸君何以待之？游行演讲劝募有相当的意义，而罢课不得与焉。
处理这类事情，不贵热闹，只要切实，不贵激烈，只要缜密。把外国人推出一分去，咱们便得占进这一分；这方是永恒的排斥，方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若逞一时虚矫之气，再而衰，三而竭，烈烈轰轰的来时，冰消瓦解地去了。我们到那时即蹈东海而死，亦无异匹夫匹妇，自径沟渎，与伈伈的偷生有多大的区别？
勇者自克，目今正是我们自克的机会。我主张先扫灭自己身上作寒作热的微菌，然后去驱逐室内的鼬鼠，门外的豺狼。已上床的痨病鬼不肯服药养病，反想出去游猎，志诚美矣，然我不信他能。我们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觅得我们的当然。
让我学古人的口气，以不能为能谓之愚，明知其不能而姑以为能谓之诬。读者们，我希望你们对于一切的话都小心地听，莫自陷于愚而成他人的诬。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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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及其他成为问题的条件》、《国难与娱乐》、《闲谈革命》

中国人的国民性
林语堂
题解
在林语堂看来，中西国民性因其文化上的固有特质不同而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差异之于中国人之国民性，则表现为精神之“颓废不振”，性格之“昏愦卑怯”。如其所概括的：“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狂热，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此国民性的形成，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而另一方面则更是文化环境发展变化的结果。林语堂并不认为国民性之弱点为民族与生俱来的固有之物，而是由各种因素所构成的文化环境所造成的，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而与此相反，西方民族的文化所造就的国民精神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一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既老又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和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病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总比人家大，脸皮也比人家厚。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之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得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志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况的。
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以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二
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林，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三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
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像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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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为什么要爱国
潘大道
题解
本文从反面立论，提出国家在历史上的罪恶已经不少，何以要爱国？笔锋至此一顿，引起读者的兴趣。接着阐明本文立论的角度，即讨论“我们与国家有什么关系”；然后次第展开正面论述，得出结论：既然我们与国家摆脱不了干系，就自然要爱国；而要自然地爱国，就要改造它；最后向民众发出改造国家的呼吁。文章的写法，值得读者借鉴。
国家在历史上的罪恶，已经不少，现在再要提起爱国两个字来说，恐怕有些人就不欢喜听了。既是如此，又何以要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上海有几位朋友，讨论“为什么要爱国”的问题，做了好几篇文章；其中有一位朋友，写信问我的意见如何，我正懒得动笔，恰逢晨报周年纪念，征求大家的著作，所以我就将这个题目来讨论一下。
我以为要讨论“为什么要爱国”这个问题，不可不先讨论“我与国家有什么关系”。凡与我们有关系的事物，我们自然会爱它；没有关系，那么要爱也无从爱起，社会学家以为人的意义有两种：一种是自然人，一种是文化人。自然人生来便是，文化人乃直接间接由社会造成的。人若是自来就各个散处，他的性格便不能完全实现；换一句话说，只见得他具备自然人的性格，和动物没有区别。假使与同类聚处，便和动物不同，要发生一种同类意识了。因此互相影响，就产出风俗、习惯、宗教、道德、文化、美术种种的社会制度来。个人生在社会里，受这社会的种种熏陶，然后成一个文化人。我们若将一个文化人的性格加以剖解：何种是由社会造成的？何种是生来就有的？将那由社会造成的一齐除去，剩的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动物了。我尝和一位朋友谈天，他说他要“出世”。我说这句话，从主观的解释，你便是作官，也可以说“出世”如古人所谓“隐于市朝”的话，倒未尝不可；若从客观的解释，世间（社会）是出不了的，你这“出世”是思想，还是由世间造出来的。言语是世间的产物，用来表达人类意思的工具；你若不入世，就不会说话；你若要“出世”，就不该说话；你一说话，就用了世间的工具，还说“出世”么？话虽是说笑，却有至理。总之，人不能离社会而独立；离了社会，便是自然人，不是文化人。所以有人说：“产生人的是父母，造成人的是社会。”人类即不能离社会而独立，虽在极野蛮未开化的时代，到了某种程度，就有种种特殊社会的发生：因天然的结合而有家族社会，因信仰的结合而有宗教社会，因财货的结合而有经济社会。这各种特殊的社会，平时散散漫漫地都不觉得，到了遇外侮的时候，就不能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个团结带有政治作用，久而久之，就成了国家。并且那组成社会的个人相互之间，不能没有冲突的地方；社会既有特殊性质，就各有各的特殊感情，特殊利害，也不能没有冲突的地方。有了冲突，便不能不有一个超特殊的社会来尽这个调和整齐的责任。这个超特殊的社会，便是国家。
依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证明，未有社会以前，完全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了社会，就跟着有习惯、舆论、宗教种种的社会力；然后人的生命财产才有保障。那保障却不大巩固；有了国家，就有法律，就有公权力来作后援；到了社会力变成公权力的时候，那保障就巩固得多了。所以有人说：“必有社会而后人（文化人）的性格才能表现；必有国家而后社会的组织才能完全。”
我并不是以国家为偶像的人，不过从文化史的一方面看来，若是从自来就没有国家这种组织，人类的文化还到不了这个地步。最远的将来，我不敢说；就现在和最近的将来而论，也还要利用国家这种组织，来满足人类的生活，以为世界统一的地步。简单说一句话，还是不能离掉国家的；不能离掉国家，就不能不爱国家了。
说到这里，要请注意：人类是我的最大扩充，国家是我的次大扩充，家族是我的最小扩充。爱我是本来的目的，推而至于爱家、爱国以至于爱人类，都是由爱我一念所发展。爱我非不爱他人，真正的爱我，不是利己主义；爱国非不爱人类，真正的爱国，不是帝国主义；这一点不可误会。但自来的国家，都是为少数人所独占——君主、军阀、资本家、及专业之官僚、政客等，虽不能说多数人毫无利益，实在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少，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多；并且有国家便有政权，因为少数的人争政权的缘故，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往往竟为他们所牺牲。至于帝国主义的国家，更不用说了。这样的国家，要多数人去爱它，实在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惟有对外的时候，利用种种刺激，唤起那一种恐怖的虚荣的神秘的作用，可以支持一时；好像上了电气一样，电气一过，就渐渐地等于零了；以后自觉的人越多，电气越不中用了。
从心理上说起来，凡遇一件事体，那关系浅薄，纯处于被动地位的人，叫他发生爱情，是不容易的；要想人人爱国，除非是人人自动的参与国政，使人人的生活都与国家发生很密切的关系。到了那个时候，不怕他不爱国；只怕他爱之过甚，竟忘却人类了。
所以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人不能离社会而独立。在世界未统一以前，国家是一个较统一、较完备的社会，因之人不能离国家而独立；不能离国家，就不能不爱国家，爱国家与爱人类非相反而相成。但这爱是出于自然，不出于勉强。君主的或贵族的国家，君主或贵族爱他，倒很自然；民众爱他，就勉强了。要民众自然地爱国家，就不能不改造一个民众的国家。民众啊！赶快起来改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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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政府论》、卢梭《社会契约论》

人生目的何在
梁启超
题解
人终有一死，怎样才能算活得有意义呢？作者在文章里反对的是那种瞎忙活的人，他借孟子的话，道出人与动物的差别是有无目的的生活，提出要朝着一个目的忙去，以“求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但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这需要读者按自身的情况去参详。
呜呼！可怜！世人尔许忙！忙个什么？所为何来？
那安分守己的人，从稍有知识之日起，入学校忙，学校毕业忙，求职业忙，结婚忙，生儿女忙，养儿女忙，每日之间，穿衣忙，吃饭忙，睡觉忙，到了结果，老忙，病忙，死忙。忙个什么？所为何来？
还有那些号称上流社会，号称国民优秀分子的，做官忙，带兵忙，当议员忙，赚钱忙；最高等的，争总理总长忙，争督军省长忙，争总统副总统忙，争某项势力某处地忙；次一等的，争得缺忙，争兼差忙，争公私团体位置忙，由是而运动忙，交涉忙，出风头忙，捣乱忙，奉承人忙，受人奉承忙，攻击人忙，受人攻击忙，倾轧人忙，受人倾轧忙。由是而妄语忙，而欺诈行为忙，而妒嫉忙，而恚恨忙，而怨毒忙，由是而决斗忙，而惨杀忙。由是而卖友忙，而卖国忙，而卖身忙。那一时得志的便宫室之美忙，妻妾之奉忙，所识穷乏者得我忙；每日行事，则请客忙，拜客忙，坐马车汽车忙，麻雀忙，扑克忙，花酒忙，听戏忙，陪姨太太作乐忙，和朋友评长论短忙。不得志的哪里肯干休，还是忙；已得志的哪里便满足，还是忙。就是那外面像极安闲的时候，心里千方百计转来转去，恐怕比忙时还加倍忙；乃至夜里睡着，梦想颠倒嗔痴恐怖，和日间还是一样的忙，到了结果，依然还他一个老忙，病忙，死忙。忙个什么？所为何来？
有人答道，我忙的是要想得到快乐。人生在世，是否以个人快乐为究竟目的为最高目的，此理甚长，暂不细说。便是将快乐作为人生目的之一，我亦承认；但我却要切切实实问一句话：汝如此忙来忙去，究竟现时是否快乐，从前所得快乐究竟有多少，将来所得快乐究竟在何处？拿过去现在未来的快乐，和过去现在未来的烦恼，相乘相除是否合算？白香山诗云：“妻子欢娱僮仆饱，看来算只为他人。”当知虽有广厦千间，我坐不过要一床，卧不过要一榻。虽有貂狐之裘千袭，难道我能够无冬无夏，把它全数披在身上？虽有侍妾数百人，我难道能同时一个一个陪奉他受用？若真真从个人自己快乐着想，倒不如万缘俱绝，落得清净。像汝这等忙来忙去，勾心斗角，时时刻刻，都是现世地狱，未免太不会打算盘了。如此看来，哪里是求快乐，直是讨苦吃。我且问汝：汝到底忙个什么，所为何来？若说汝目的在要讨苦吃，未免不近人情，如若不然，汝总须寻根究底，还出一个目的来。
以上所说，是那一种过分的欲求，一面自讨苦吃，一面造成社会上种种罪恶的根源。此等人不惟可怜而且可恨，不必说他了。至于那安分守己的人，成日成年，动苦劳作，问他忙个什么，所为何来，他便答道：我总要维持我的生命，保育我的儿女。这种答语，原是天公地道，无可批驳；但我还要追问一句：汝到底为什么要维持汝的生命，汝维持汝的生命，究竟有何用处。若别无用处，那便是为生命而维持生命。难道天地间有衣服怕没人穿，有饭怕没人吃，偏要添汝一个人来帮着消缴不成。则那全世界十余万万人，个个都是为穿衣吃饭两件事来这世间鬼混几十年，则那自古及今无量数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过专门来帮造化小儿吃饭，则人生岂复更有一毫意味。又既已如此，然则汝用种种方法，保育汝家族，繁殖汝子孙，又所为何来。难道因为天地间缺少衣架缺少饭囊，必须待汝构造？如若不然，则汝一日一月一年一世忙来忙去，到底为的什么，汝总须寻根究底，牙清齿白，还出一个目的来。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且道这几希的分别究在何处。依我说：禽兽为无目的的生活，人类为有目的的生活，这便是此两部分众生不可逾越的大界线。鸡狗畜终日营营，问他忙个什么，所为何来，虫蝶翩翔，蛇嬗蜿蜒，问他忙个什么，所为何来？溷厕中无量无数粪蛆，你爬在我背上，我又爬在你背上，问他忙个什么，所为何来。我能代他答道：我忙个忙，我不为何来。勉强进一步则代答道，我为维持我生命繁殖我子孙而来。试问人类专替造化小儿穿衣吃饭过一生的，与彼等有何分别。那争权争利争地位忽然趾高气扬忽然垂头丧气的人，和那爬在背上挤在底下的粪蛆有何分别。这便叫做无目的的生活，无目的生活只算禽兽不算是人。
我这段说话，并非教人不要忙，更非教人厌世。忙是人生的本分，试观中外古今大人物若大禹若孔子若墨子若释迦若基督，乃到其他圣哲豪杰，哪一个肯自己偷闲？哪一个不是席不暇暖突不得黔奔走凄惶一生到老？若厌忙求闲，岂不反成了衣架饭囊材料。至于说到厌世，这是没志气的人所用的字典方有此二字；古来圣哲从未说过，千万不要误会了。我所说的是告诉汝终日忙终年忙，总须向着一个目的忙去。汝过去现在到底忙个什么，所为何来，不惟我不知道，恐怕连汝自己也不知道；汝自己不惟不知道，恐怕自有生以来，未曾想过。呜呼！人生无常，人身难得，数十寒暑，一弹指顷，便尔过去；今之少年，曾几何时，忽已颀然而壮，忽复颓然而老，忽遂奄然而死。囫囵模糊，蒙头盖面，包脓裹血，过此一生，岂不可怜，岂不可惜！何况这种无目的的生活，决定和那种种忧怖烦恼纠缠不解，长夜漫漫，如何过得。我劝汝寻根究底还出一个目的来，便是叫汝黑暗中觅取光明，敦促汝求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汝要求不要求，只得随汝，我又何能勉强。但我有一句话：汝若到底还不出一个目的来，汝的生活，便是无目的，便是和禽兽一样，恐怕便成孟子所说的话：“此则与禽兽奚择”了。
汝若问我人生目的究竟何在，我且不必说出来，待汝痛痛切切彻底参详透了，方有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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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弗兰克《活出意义来》

理信与迷信
蔡元培
题解
古代人因为认识的局限，往往相信有着神秘力量统治着自己未知的领域，所以大都很迷信，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迷信的人也越来越少。尽管知识是永无止境的，人类的认识及能力也总是有所局限，也许我们现在所相信的也会被将来的人所讥笑，但是现代人类已经具有自信，永远积极主动的去探索自己未知的领域。至于那些不相信人类智慧和努力而企图寄托或依靠的人，那就有点不可理喻了。
人之行为，循一定之标准，而不至彼此互相冲突，前后判若两人者，恃乎其有所信。顾信亦有别，曰理信，曰迷信。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是因而后有是果，尽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于事理之较为复杂者，辄不能了然。于其因果之相关，则妄归其因于不可知之神，而一切倚赖之。其属于幸福者，曰是神之喜我而佑我也，其属于不幸福者，曰是神之怒而祸我也。于是求所以喜神而免其怒者，祈祷也，祭告也，忏悔也，立种种事神之仪式，而于其所求之果，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顾信之，是迷信也。
础润而雨，征诸湿也；履霜坚冰至，验诸寒也；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符诸情也；见是因而知其有是果，亦尽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既归其一切之因于神，而神之情不可得而实测也，于是不胜其侥幸之心，而欲得一神人间之媒介，以为窥测之机关，遂有巫觋卜人星士之属，承其乏而自欺以欺人：或托为天使，或夸为先知，或卜以龟蓍，或占诸星象，或说以梦兆，或观其气色，或推其诞生年月日时，或相其先人之坟墓，要皆为种种预言之准备，而于其所求果之真因，又渺不相涉也。然而人顾信之，是亦迷信也。
理信则不然，其所见为因果相关者，常积无数之实验，而归纳以得之，故恒足以破往昔之迷信。例如日食、月食，昔人所谓天之警告也，今则知为月影、地影之偶蔽，而可以预定其再见之时。疫疠，昔人所视为神谴者也，今则知为微生物之传染，而可以预防。人类之所以首出万物者，昔人以为天神创造之时，赋畀独厚也；今则知人类为生物进化中之一级，以其观察自然之能力，同类互助之感情，均视他种生物为进步，故程度特高也。是皆理信之证也。
人能祛迷信而持理信，则可以省无谓之营求及希冀，以专力于有益社会之事业，而日有进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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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经典文存》

何谓自由
翼公
题解
当今世界，所有文明国家的宪法都会规定公民的各种自由权利。卢梭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也就是说，自由并不是绝对的，需要人们主动去争取，同时还要有自律他律的合理约束。文章阐释了自由的重要性和相对性，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自由“是各项权利的集成”，“必须个人的宗教、政治、伦理及经济多方面的权利完全得到保障，方有整个健全的自由可言”。
什么叫做自由？各人的见解不同，有人说自由等于“放纵”，有人说自由系指“不受拘束”而言。实则此种解释，都是错误。须知自由云者，只是人生精神的条件之一。“放纵”与“不受拘束”固然不足以替代自由，“自检”与“服从”何尝能产生自由？自由之所以为人生精神条件之一者，其理异常浅显。一个人生在社会之中，决不能孤独自守，与群隔离。故在社会的立场言之，任何个人，都要做一些工作，都要尽一部分的责任，才足以维持这个由于个人集合而构成的社会。但如何可使个人都能尽其本分，役于社会，第一要予个人以物质生活的条件。例如衣、食、住便是个人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非具有此种条件，个人不但不能致力于社会，且欲苟全一己的生命而不可得。职是之故，穷人的拯救，乞丐的收容，以及难民的赈济，都是社会的必要工作，也可说是社会对于个人应尽之义务。除了物质生活条件之外，尚有精神生活条件，也是个人生存方面所不可缺少者。例如自由，便是个人精神生活条件之一种。因为假使个人没有自由，他的行动、思想、言论就都要受着极严的限制，试问他怎样能够各就所能致力于社会以尽其一分子的责任呢？其次，个人精神生活之重要，实不下于物质生活。因为一个人单单有了足够的衣、食、住，而毫无知识与技能，足供社会之使用，在他自己是麻木不仁，而在社会则少一健全分子。故个人生活之意义，决不仅在求物质生活之如何满足，而亦在求精神生活之如何发展。发展个人精神生活之先决条件，便是个性之认识及其启发。各人的个性不同，而必须借助于自由以启发之，则无论男女贫富，一律相同。譬如某甲的个性，宜于学习音乐，则当其学习音乐之时，行动与思想之自由，决不可缺少。因为非在自由学习的环境之下，不能启发其个性，不能培养其精神生活。又如某乙的个性，宜于做一新闻记者，则当其充任新闻记者之时，他所需求的言论自由，当然格外重要。因为新闻记者所主持者，为公开的言论，为社会的消息，假使他的言论自由完全剥夺，不但他的个性无从启发，即新闻记者的立脚点亦已发生问题。这样看来，无论怎样的智愚不一，各人的个性之启发，最是重要。但如何可使之自然启发，便非予个人以自由不为功。故曰，自由的最大功用，即在启发各人的个性，藉以培养与发展其精神生活。
又次，个人自由的重要既如上述，然则所谓自由，究竟是绝对的呢，还是相对的？关于这一点，稍有法律知识者皆知自由之界，限于法律，法律界内的自由，乃是真正自由。故个人有行动的自由，而盗匪行劫，警察必须拘捕，这便是因为盗匪的行动违背法律之故。至法律何以要限制个人的自由，其理由也很明显：
（一）没有法律，即没有秩序，在无秩序之社会之下，名为人人自由，实则少数人有自由，多数人得不着自由。今以极小事例为证。西方人买了票上火车的时候，无有不鱼贯而入，秩序井然，丝毫不乱。此无他，西方人注重守法，爱护秩序，故个人很自由，不致被他人所摧残。回顾我国则不然。买票时已极拥挤，上车时尤极凌乱，纪律毫无，秩序荡然。结果强者占胜，而弱者吃亏；且所谓强者，事实上只居极少数人。故曰，在无秩序的社会之下，只有少数人享着自由，至于多数人的自由，实际上已被此少数人践踏殆尽，却鲜有人加以注意而已。
（二）法律所以要限制个人的自由，目的无非保障个人的正当职务。换言之，就是扶助个人才能之发展。试举例以证之，医生的职务重在治人疾病，为社会谋幸福。此即医生的最大责任，亦即其行医者个性之所在。但如国家法律不加以严密的甄别，则鱼目混珠，弊端立见。结果可使江湖医生，藉悬壶以骗财者，比比皆是；而洁身自好的医师，或将退避三舍，无以立足，亦未可知。于此可见法律限制个人自由，初非剥夺其自由，乃是保障其自由。行使正当职务的人，其自由既受法律之保障，行使不正当职务的人自可销声匿迹，无所施其奸计。这便是法律的效用所在，亦即自由不能不受法律拘束之重要原因。
自由是人生的精神条件之一，这层意思已经申述如上，现在有一疑问发生：自由是天赋个人的权力呢，还是社会给予个人的权利？十八世纪以来，西洋学者以为人类生而自由，故个人的自由，每每看做天赋的一种权力。天赋人权之说，势力很大，至今还有许多人笃信此说。实则自由是权力之说，按诸理论，殊欠圆满。自由只是各项权利的集成，却不是一种单纯权力的表现。这是因为人生本来是多方面的，所以一个人要在某一方面启发其个性，就不能不享着一种“利于个性启发”的权利。那种权利，便是我们所谓自由。例如宗教，可说是人生一方面的活动，但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活动，未尝不常常顾到我们自己的个性所在。崇拜西洋文明者，往往倾向于“基督教”；醉心于印度哲学者，往往倾向于“佛教”。各人的个性不同，因此各人对于宗教的信仰，亦随着不同。但无论信仰怎样的不同，社会方面与国家方面，总应该给以完全的自由，使他们各就性之所好，决定自己的信仰。故自事实而论，所谓宗教自由，实仅限于信仰方面的自由，并且此种自由，只是人生一方面的权利，与其他种种权利并合起来，才构成个人自由。故曰，自由不是单纯权力的表现，乃是各项权利的集成。明乎此义，可知一个人单单享着宗教信仰的权利，而没有政治活动的权利，他的自由，并没完备。易言之，必须个人的宗教、政治、伦理及经济多方面的权利，完全得到保障，方有整个健全的自由可言。各国人民对于参政权之重视者在此，各国经济解放之呼声日高者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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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密尔《论自由》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
题解
五四运动以后，以激烈的政治手段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观点日益高涨。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主张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这篇文章掀起了学界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很多著名的学者都卷入其中。这场论争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时值今日，“问题与主义”依然是需要国人深深思考的难解之题。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到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侯，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主义来欺人。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锟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个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有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结果，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钞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子了。
民国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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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享福与吃苦
何仲英
题解
本文旨在阐述享福与吃苦的关系，勉励大家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中人”。全文先指出一般人的通病是享福，不愿吃苦。接着说明我们享受社会众人奉献之福，也该吃苦尽责，并举古中外圣贤豪杰的行事与言论，印证唯有吃得了苦，才能有成就而享福。最后期望大家能革除奢侈浮靡，从吃苦做起，养成勤恳、不懈的精神，以尽社会一份子的责任。
现在我国人的大毛病，只是图享福，不愿吃苦。一般做父母的，常常以为年纪大了，应该享福；享不到福，便叹命苦，便悲福薄。有许多青年人也作如是想，看见人家享福，羡慕得很；勉强他们暂吃辛苦，而他们的欲望、他们的希冀，总是对准享福的方面去进行的。甚至读书只要文凭，不肯在学业上努力；只望“做人上人”，不愿“吃苦中苦”。这种观念，虽不敢说普遍在一般青年的脑海当中，但至少有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我们不得不注意，不得不觉悟。
我们不必希望做“人上人”，但必要做“人中人”。我既是人中人，就当尽人的一份责任。没有农夫，哪里有饭吃？没有瓦匠、木匠，哪里有房子住？没有工、商，哪里有物品？没有效命沙场的战士，哪里可以克服敌人，保护我们的安全？没有呕心绞脑的学人，哪里会有发明、发现和著述，来满足我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我们一时一刻的需要，都有无量数的劳动者——无论是劳心或劳力——辛辛苦苦地来供给，而我们坐享其福。我们若不是也吃一点苦，也尽一点责，我们非但对不住他们，亦且何以对得住自己呢？
特殊阶级的人，坐享优越的生活权利；或拥遗产，或发横财，或领干薪，他们享现成福，用不着吃苦，也想不到世上有苦可吃，这真是人群的蠹虫。我们须知最可敬爱的，是世上最大多数的肯吃苦、肯工作的平民，他们只要做一天人，就干一天事，他们的生命总是完全靠吃苦来撑持的。吃苦的人多，享现成福的人少，社会国家自然富强；吃苦的人少，享现成福的人多，社会国家自然衰弱。若是大家都要享福，不愿吃苦，国家未有不亡；享福也就等于泡影，终至吃苦而已！
我们翻开历史来看，古今中外，几多圣贤豪杰，哪一个不是从吃苦中磨炼出来的？佛世尊身为王子，多福多乐，独愿舍家入山，苦修六年，睡在旷野中、树林下，穿着死人遗下的衣服，每日仅吃几粒豆子、几粒芝麻，维持生命；这是多么苦恼，而他独处之泰然，所以成为教主。孔子一车两马，周游天下，宁受天下揶揄，而救世之心终不稍减，奔波之苦迄未挂怀。这种吃苦的精神，尤其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再看晋朝名臣陶侃，他怕生活过于松散，每天要搬砖头；英国名相格兰斯顿，每日午饭后要劈一点钟的柴。难道他们一个要做瓦匠，一个要做伙夫吗？笑话，笑话，他们决不是的。他们不过借此锻炼吃苦的精神，恐怕身体安逸了，将来不能做事。他们的用心是很深远的。
《论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大学》又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王阳明解说道：“闲居时有何不善可为；只有一种懒散精神，漫无着落，便是万恶渊薮，便是小人无忌惮处。”前清末年，京城里的旗人，个个总靠一份口粮，舒舒服服过日子；个个都是镇日地拿着一只雀笼，口里哼着几句京腔，何尝不舒服？何尝不享福？就此一点便可亡国而有余，哪里还能够支持得住国家！
我们不怕享不到福，只怕吃不到苦。享福、吃苦，都是有代价。以吃苦始者，多以享福终；吃一己之苦者，享一己之福；吃众人之苦者，享众人之福；真正会享福者，先要备尝艰苦，而后苦尽甘来，始有滋味。孟子说：“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又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是磨炼意志的最好机会，这是鼓励吃苦的不二法门。
诸位青年啊！你现在很失意吗？你家里很穷吗？没有钱买书，没有力量升学吗？你身子很单薄吗？你脑筋迟钝，不能做艰难的功课吗？你想改科，贪图省事吗？你过惯了学校生活，受不住家庭压迫、社会欺凌吗？你自以为是少爷阶级、上流身分，叫你洒扫、应对、布衣、恶食，你就不肯吗？你假如存着这种心思，你的前途还有什么希望呢？
奉劝诸位：得意莫欢欣，失意莫苦恼。享福不为福，吃苦不为苦。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宋儒又说：“少年得志大不幸！”现在当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正志士努力工作之日，摩顶放踵，有所不惜，更哪里可以偷安旦夕，享福自娱？
我们虽不敢希望个个人能有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气概，但至少要有陶侃、格兰斯顿的勤恳、不懈的精神。我们虽不见得有什么大苦好吃，但至少要革除一切奢侈浮靡的不良习惯。做人要从吃苦做起，吃苦要从细微处做起。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中人：这是对于诸位的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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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论逆境》

黄花岗烈士纪念会演说词
陈布雷
题解
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一百二十余名敢死队员在广州发动了黄花岗起义，起义失败后，共有七十二具烈士遗骸葬于广州东郊黄花岗，是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花岗起义尽管失败了，但它震动了全国，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不到半年，就爆发了武昌起义。陈布雷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曾写出了多篇激扬民族志气的不朽文章。八十多年过去了，文章对青年诸君提出的要求，对于我们来说还有着积极的意义。
诸君！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黄花岗烈士死义纪念，我知诸君心中必定觉得很沉痛；因为那一次死难的，差不多全是和诸君同样年龄的青年。兄弟自身的感觉，更和诸君不同；因为辛亥广州起事，距今已经有十八年，在诸君看来，是一种悲壮的史迹，在兄弟则是一种差不多目击而且是并世发生的事实。兄弟回想到那时节，正是和诸君同样的在求学时代。我们那时候的青年界，革命的心焰，也和现代青年同样的热烈。可是所感到的痛苦，恐怕十倍于诸君。就因为那时候大多数的同学，受了清廷“奖励出身”的笼络政策的麻醉，科举的余毒还没有扫净，上焉者埋头不问世事，下一等的便只想毕业以后去作官，对于昌言革命的人，差不多非笑嘲谑，无所不至。所以我们当时所感到的痛苦，并不是学校当局的压迫，乃是四周死气沉沉的冷空气。
突然间霹雳一声，有百数青年不自量力的去进攻总督署，这是何等惊人的新闻！而且这许多实行革命的青年，都是从外国大学或专门学校得了高深的知识回来，有学政治、法律的，有学科学或医学的。他们竟肯抛弃了他们功名利禄的“前程”去做这样悲壮的牺牲，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何等深刻的反省材料。
那时候宣传这件悲剧最热心的，要算上海的《神州日报》。这个报纸是和张静江、于右任、杨笃生诸先生都有关系的，他们就乘这机会来鼓吹革命，他们很详尽的载登了举事和死难的经过，很精细的描写死难烈士的家庭情形和传记，很艺术的介绍死难烈士的遗容和遗墨。这一来，真使得“天下震动”，向来寂寞寡情的青年觉悟了，向来怀疑革命的老前辈因怜才观念而流泪了，向来轻视革命势力的清廷官僚，震惧得不可名状了，甚而至于满洲宗室，也不敢再坚持高压政策，而有一部分人主张速行立宪了。因此而所谓清廷内阁的意见愈加分裂，昏庸的亲贵为之心惊胆落，各处的义士愈加慷慨奋发，结果遂有辛亥八月的武昌起义，以开中华民国的初基。
所以黄花岗烈士的死难，在事实上没有寸土尺地的成功，而精神上实在是推翻清廷的主力。我们景仰先烈，应该认识他们这一种慷慨轻生的精神，和转移风气的力量。这一役最使得我们注意的便是：
（一）他们的壮烈。他们那时候出发攻打督署的，只有一百三十人，而死难的有七十二人。其间有不少福建的青年学生，本是预备回福建去革命的，经过香港，知道广州大举，便踊跃的加入。这样的服从干部和只求革命成功的纯洁精神，是值得我们追念的。
（二）是他们的牺牲精神。死难烈士中有两位姓罗的和姓李的，他们本来是受命率领死士去占领军械局和电报局的，可是在起事前两天，已经由干部变更计划，命他们中止了，但他们仍旧只身加入，力战而死。
（三）是他们的勇敢。那时候大多数都是文弱的书生，像朱执信先生，便是一个著名极文弱的少年，但他也加入了战线。
（四）他们情感的真挚。我们从方声洞、冯超骧、林觉民诸位烈士的诀别老父、爱妻的遗书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的公而忘私。但也不是完全否认了家人之间的情感，他们在死生呼吸中，诀别家人，或者勉励妻子善视老亲，或者劝慰父母为大义节哀，都是缠绵悱恻可以令人下泪。近代青年中有的只知道谈恋爱，图享乐，有的以为革命和情感根本不相容，非斩绝一切的情感，便不能革命。看了黄花岗烈士的榜样，似乎可以找出一条路径了。
我上面讲的话，是要供青年诸君深思刻省的资料，并不是说要求诸君个个人像烈士般去牺牲生命。生命的牺牲，有时候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现在的革命环境已入一个新时期，青年诸君肩头要担负的责任，有比牺牲生命繁重十倍，艰难十倍的。从前革命的对象是反动的威权，只要不怕死，就有成功之希望；现在革命的对象更复杂，军阀、帝国主义以外，还有潜伏各处的种种的反动势力，不觉悟的社会，不健全的政治，急切不能整理好的国家，都要靠我们拿出精进的力量来奋斗的。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多方面的，不怕死以外，还要不怕难，不惮烦。我们要学从前理学家的一句格言，叫做“存心时时可死，行事步步求生”。不存决死之心，决不能负求生之任；不为求生而决死，即便是无目的地导引民族入于毁灭之途了。
兄弟如今有一个比喻，黄花岗死难烈士，好比我们的长兄，为了保家复仇，慷慨的决斗而死了，剩下来未报的仇，未铲除的敌人，未完成的事业，未振起的家庭，未长成的遗孤，都要我们来负责的。所以我们的责任，十倍的重大，我们的前途，格外的困难。诸君当中没有接受三民主义的，兄弟要求诸君认清我们的民族、国家、社会的地位，和国际情势的迫切，一致集中在三民主义下来奋斗。已经入党的同志，兄弟要求诸君不可以不满意党务政治一时的现象而灰心丧气，去从享乐主义找出路，也不可以为愤激而丢了三民主义而别寻路径。须知道我们取得党籍，正和我们有中华民国的国籍一样有郑重的意义，我们难道为了国家一时没有清明的希望，而去加入别国的籍么！我们要想到黄花岗烈士死难的时代，革命成功的希望是很少的，然而他们还是不顾一切的去干。现在国民革命已经发展到这样地位，我们可以因小小的挫顿或失望，而丢却我们的责任么！
青年诸君！请追念烈士的遗型，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不怕死。死且不怕，而岂怕难！同时我们得以忍痛负重的精神，不断的向各方面努力，时代所需要于我们的，确不仅是“不怕死”。我们的责任，确是比先烈十倍的繁难。但这是我们的注定的命运，我们只有积极的接受，加倍的努力。先烈的好榜样，便是我们的指路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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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哀思
陈西滢
题解
本文选自《西滢闲话》。叙写作者对孙中山先生的追思与哀悼。先以孙先生移灵的场景做引子，再记述一位冬烘先生和吴稚晖先生对孙中山的不同看法，然后又追述作者两次亲见孙中山的情况，最后表达了作者的体会，人们对孙中山的景仰，完全是受了他伟大人格的感召。全文层次分明，文字朴实，感人至深。
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从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的时候，我也杂在鹄立道旁的数万人中瞻望。我听了那沉雄的军乐，看了那在微风中飘荡的白幡，和在幡下走动着的无组织、无秩序、三三两两、男男女女、臂上系着黑纱、胸前戴着一朵白纸花的千千万万的人——大多数是少年人，我已经觉着心中一阵酸痛，眼泪便涌到眼眶里了。
我想到我只见过孙先生两面，也是在民众对他表示他们的景仰的时候，不过那两次是欢迎，这一次却是哀悼了。
在民国没有成立以前，孙先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神话传说的人物。就是民国已经成立，那时的神话传说也并未减少势力，我还记得有一个冬烘先生，在民国元年找吴稚晖先生求事——并且要想在孙先生的临时政府里求一事。他说，他早就知道孙先生是不凡的人物。有一年，孙先生乔装了一个施药郎中，牵了一只黑狗到常熟，终被人识穿了，知县派了五百名大兵去捉拿他。他们把孙先生团团围住了，孙先生不慌不忙，吹了一口气，脚下便生了一朵白云，腾空而起，一直飞到上海跑马厅才落下来，这是他亲眼看见的。那时我初进中学校，听了这种话，还不懂得笑，只觉得生气。可是，我所知道的孙先生，其实也是模模糊糊的，只不过靠着些报纸上的照相和不大可靠的记载而已。此外吴先生那时有几句话，在我心中留了很深的印象，使我觉到孙先生的伟大人格，他说：“革命党得了志，他们的面目全变了，始终保持着本来面目，没有染上一些官僚习气的，只有寥寥的几个人，尤其是孙中山先生。”他又常说：“孙先生的度量真大，有许多曾经在患难时背弃他的，现在来了，他仍旧一视同仁地看待他们。”
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孙先生，是在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孙先生下野的时候。我还记得有一天下午，特地到沪宁车站去，到时，车站里面已经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那时弱小无力的我，再也没有方法可以进门。我只好立在车站外的道旁人丛中等待着。在听见了欢迎声和军乐声的多少时以后，我便见几辆汽车慢慢地从车站出来。为首的一辆中，坐着一个穿着很整齐的西服的人，他的温文端正的面容，光光的头发，八字胡子，一望而知是孙中山先生。他举起了高顶的丝帽，面上微微露着和蔼可亲的笑容，可是不几秒钟就过去了。
我第二次看见孙先生，便在第一次的后几天。上海新舞台特别演了一晚戏，欢迎孙先生。那天楼上的座位招待客人，楼下还是卖座。我那晚跟了吴先生，也坐在一个侧面的包厢里。我永远不会忘记，孙先生走进他的中间包厢的时候，楼上楼下的人都站了起来，戏台后的演员有的化装已完，有的还没有化装，有的化装方一半，也都出来立在舞台上；他们首先举起帽子，欢呼万岁，楼上楼下的人都应和着，把我的眼泪都抑止不住地叫出来了。
我还记得那天演的是波兰亡国恨，可是我的眼光，大约在戏台上的时候，还没有在中座包厢的时候多吧！大约因为觉察着我如此，吴先生忽然在我肩上拍了一拍，立起身来，向孙先生的包厢走去，我见了也就跟着。他走到那包厢的后面便站住了。我起先以为他同孙先生说话去呢，此时知道是让我就近处看看他。我站立在那里，一直到孙先生起身出去。中座包厢中只坐着两个人，中山先生和他的公子哲生先生。他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眼光直注在戏台上，他那秀美的面容，优闲的态度，完全表现出一个书生政治家来。政治家像孙先生这样地有气魄而无架子的，我到欧洲以后还偶然见过，在中国可以说没有。
孙先生身后站立的人渐渐地多了，他走的时候，已经立满了人，他见了相熟的人，或是握一握手，或是笑一笑，出去了。他的声音，我还没有听见过。
孙先生灵柩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正回想着民国元年的记忆。我正见八九个孙先生的老朋友、老党员，抬着灵柩向前走着，我的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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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人丛中走了出来，归途中想到我所见的都是下台时的孙先生。民国元年那一次，正是他第一次下政治舞台；这一次——末一次，非但下政治舞台，并且是下人生舞台了。世界不是一个舞台吗？相隔十余年，每次下台，都有千千万万的人欢迎着和哀悼着，孙先生之外，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魔力？孙先生在国人心中的势力是怎样来的呢？我想想与其说是他的功业，还不如说因为他的伟大的人格吧！
延伸阅读
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韦慕廷《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美国的民主
费孝通
题解
本文选自《民主·宪法·人权》一书。前半部分讲述费孝通年轻时访美，在与美国老百姓日常交谈中，了解了美国的政治状况以及普通市民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后半部分是费先生和他妻子在同看一部美国电影后，对美国政体的讨论。两个故事合在一起，对民主和自由做了十分简洁明白的诠释。
我还记得前年在美国北部一个农家做客，主妇太太和我们谈起了罗斯福的新政，我就问她：“你是哪一党的？”她很简单地回答我：“共和党。”我接着又说：“你常去开党团会议的吗？”她不大明白我这问题，张大了眼睛表示要我解释一下，所以我又补充说：“你们怎样入党的？入党的手续怎样？有没有党证？交不交党费？”这些问题把她更弄湖涂了。“对不起得很，我不很明白你的问题。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是我上一次大选时投威尔基的票，我觉得罗斯福总统做了太久，该换换人了。”
我对于这位太太的话也相当的不清楚，因之不能不再问下去：“你每次选举总统都去投票的么？每次投共和党候选人的么？你是不是考虑哪位候选人中不中你自己的意，只要他是共和党推举出来的，就投票选他么？……”
她很不好意思地摇一摇头：“按理我有了权利就该投票，可是也有时懒得去，譬如说兰登和罗斯福竞选那一次，我病了没有去。”她笑了笑，“若是我去投票，我会选罗斯福的。”
“兰登不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么？”我插口说。
“是的，可是我不喜欢他。”
“你不是自己说是共和党人么？”我又问。
“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投票选那个我不喜欢的兰登呀。这次我们县里选举议员，我又投了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因为我认识他，他是个好人。费先生，你以为我说是共和党人就必须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么？那不是民主。我有我的自由，谁也不能一定要我投谁的票。上一次我选威尔基，汤姆（她的丈夫）就投罗斯福。投票前一天，我们两人还辩论了一场。汤姆也是共和党人，可是他这次去外边去走了一趟回来，偏说罗斯福好。他说了许多理由，我还是有我的成见，他说不服我，我也说不服他，各人投了各人的票。”
“那么，你所谓共和党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不追问了，主妇太太给我问住了，她的女儿在旁却笑起来了。
“孝通，你像个法西斯蒂！”
我没有想到会戴这顶黑帽子，不免惊异地把眼光转向那位小姐。
那位小姐放下手里的织物，“孝通，你问我妈什么入党手续，什么党证，什么党费。你又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受党的拘束投票，这些不是法西斯蒂么？我们美国是没有这一套的。我们喜欢谁就选谁，候选人要千方百计讨我们喜欢，想得到我们手上的票。这张在我们手上的票是我们自己的，也靠这张票，我们的政府不敢得罪我们，若是我们没有投票的自由，美国怎能自称为民主国家？”
主妇太太打断了她女儿的话，插上向我解释说：“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不过是大体上同意共和党的政策，其实，都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共和党的同情者，我也就继承了他的成见，我们在大选前总是要先去注册的，凡是合格的选民都可以去注册，注册时我就填上共和党，我可以参加共和党推选候选人的大会。我若不注册共和党，我就没有推举共和党候选人的权利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最后的投票时一定得投共和党的候选人。我们是在一个围着布幕的小房间里投票的，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真正投谁的票。我们说是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意思只是到那个党里去推举候选人罢了。我们没有党证，更没有起誓一类的入党手续，而且我们每次选举时，可以自由注册，愿意在哪一党里去推举候选人。”她顿了顿，“我的罗伊思（她的女儿）说得是对的，这样才能使那些政客们不敢得罪我们选民。费先生，天下大概没有一个政客是好的，我们若是放弃了投票的自由，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对付这批混蛋了。”
那位小姐回头问了我许多关于中国的情形，我窘得很，连忙用别的话支吾过去。可是，我的日记上却写下了一句话：“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限制人民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的机构。”
不久之前，我和太太一同去电影院看《威尔逊总统传》。从电影院里出来，我的太太问我说：“威尔逊在学校里教教书多舒服，也不会劳苦得这样，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几个民主党的老头一定要去找他出来。从电影上看来，这几个老头不是本来不认得威尔逊的么？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出来竞选，一定要找到威尔逊呢？使他不能安安静静写书，在球场上看学生们比赛？”
“那些党老爷有他们的苦衷。”我回答说：“他们要上台必须要人民选举，所以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猜测大多数选民要什么政策，喜欢哪些人。猜得中就可以竞选胜利，猜错了也就失败。譬如那次竞选中，他们不能拉出个威尔逊，不能提出‘新自由’的口号来，民主党也很可能落选的。威尔逊名望高，要用他的名字来争取选举票，所以得三顾茅庐地请他出来。你还记得威尔基和罗斯福竞选的事实罢？威尔基本来并不是共和党的人，可是共和党在那次竞选里，知道罗斯福是个劲敌，不请出一个美貌有魄力的人来做他的竞选人，不会有胜利希望。威尔基是个大公司的经理，有名能干，长得又漂亮，所以把他推举出来了。”
“你这样说，好像学校选球员了……”我太太说。
“不错，不错。政治本来该是当足球比赛看的，这也许就是《威尔逊总统传》那个电影用赛球的场面作为开场的原因。”我应着。
“可是，我不懂，这样猜测人民心理，挑选名角，不是这些政党在愚弄人民么？谁可保证他们说的话当话呢？”我太太还是问。
“选举票能作保证。”我接着说，“若是一个政党执了政，他们所许下的诺言不兑现，下次选举时就会失去很多选举票，甚至落选，退出白宫。骗人至多骗一次，而且骗了人就出卖了前途，因之代价太大，在可能范围内是不敢离开所许下的政纲太远的。”
我的太太却还觉得我的话里有问题，她想了一想：“依你这样说，美国的政体是干什么的呢？请人做官，听人民的意思做事，有什么好处呢？”
是的，我也相信很多中国人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在我们这现实生活里所认得的政党多少是一个特权阶级的集团。入党是想做官，做官是想发财：为了官可通财，所以不能弃官，于是要独占一切官职，这些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政党。在这种现实的经验中，自不易明白一个民主国家中政党的作用了。
我正想回答这问题时，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忙着搭车，把话打断了。
到家坐了不久，来了一位刚从重庆来的美国朋友，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向太太说：“好了，你要问的问题问他罢。我正不知道怎样回答你。”转过来，我把我们看了《威尔逊总统传》之后的谈话告诉了那位朋友。
“这可难住我了，政党这个东西实不容易说明，我在学校考试也曾为此得了个零分。孝通，你知道，在我们宪法上根本就没有这东西。制宪的那批人不但没有想到后来美国的政党在政治中发生这样大的作用，而且他们对于党那个名词根本就不喜欢。”
“你们没有政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么？”我太太问。
“政党当然合法的。”这位朋友点了点头说：“像其他团体一般，我们宪法保证了人民结社和言论的自由，我们不过用这自由来争取自由的政治利益和发表自己的主张，结果产生了政党。宪法里虽则没有政党的明文，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党是违宪或不合法的。”
我想插口时，我太太打住了我说：“今天晚上不是讨论会，我们不要把时间全花在政党上，这样好不好，劳莱（那位朋友的名字），你能不能最简单地回答我，美国政体究竟是干什么的？把我这个疑团弄清了，我们改天再继续讨论这问题。时间不多，我是不喜欢整天讲政治的，好像生活中只有政治一样事似的。”
那位朋友把手按了额头，“好罢，我来讲一课书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是要以人民意见来决定有关大众的事，可是要知道人民意见却是件极困难的事，每个人对于每一问题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各人的意见又是可以各不相同。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怎能根据人民意见来办事呢？所以民主政治的初步工作是在‘整理意见’，归纳成几个不同意见，然后可以让人民根据这几个意见投票表决，寻出一个大多数的意见作为办事的依据。”
“于是问题是在怎样去‘整理意见’了。若是每一个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意见可以愈弄愈分歧。最切实的方法是有个人起个草案，根据这草案，再让人家批评，修改，编成条文。这其实就是政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民主国家的政党并没有不变的‘主义’，更没有发起人的‘遗教’必须遵守的，他们每次选举时都要临时编出个纲领来，这些纲领就是整理过的意见。”
“一个国家的人民因为看法不同，利益不同，不容易有一个一致赞成的意见，所以若干政党便同时去整理不相合的，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最后每党提出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最合人民大众意见的纲领来。人民就根据自己的意见去看哪个纲领最中意，中意哪个就投哪个党的票。票子多的政党猜中了民意，就可以去推行他们的纲领，给他们政权。政党是一个整理民意的机构，而且使实行的纲领必然是大多数人民的意见。”
“政党的第二个任务是推举人才。有了纲领若没有合适的人去执行，还是没有用的。在民主政治中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做官的，可是粥少僧多，绝不能个个都成为总统，谁来选择呢？若是每一个人都自己站起来竞选，都是候选人，那是又会乱哄哄的一团糟了。所以又要一个机构来推出少数候选人，然后让人民来挑取他们最中意的。这里又需要政党了，政党为了要取得多数选举票，所以必须尽力的去寻出众的人才来做候选人。这样有能力的人就有机会被挑中了。”
趁劳莱停一停，喝口茶的时候，我太太加了一句：“你这样说来，美国政党有一点像我们的荐头店<small>[1]</small>，荐头店的老板要体悉哪一家主人脾气、性情、工作，然后挑一个合适的老妈子送去。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们的确把我们的官吏当老妈子看的，称他们公仆，有时还要很苛刻地对待他们。”劳莱很得意地点头。
我们的谈话于是转入了家务。
那天晚上我记日记时写着下面的话：
“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一个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团，而是整理民意、推举人才的政治机构。这机构的基础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言论，二是用选举票来决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可是政党的积极贡献也必须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现。”
注释
[1]荐头店——以介绍佣人为业的职业中介所。
阅读延伸
《民主·宪法·人权》、《初访美国》、《费孝通游记》、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最先与最后
鲁迅
题解
本篇节选自鲁迅杂文集《华盖集》中的《这个与那个》。文章从韩非的话“不为最先，不耻最后”开始谈起，接下来作者对这一文化现象和在现实中的结果的直接描述，而作者的重点在于“不耻最后”，这当然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他指出“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发人深省。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
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拼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箴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small>[1]</small>。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我有时也偶尔去看看学校的运动会。这种竞争，本来不像两敌国的开战，挟有仇隙的，然而也会因了竞争而骂，或者竟打起来。但这些事又作别论。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为跌倒，使红十字队用担架将他抬走。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注释
[1]不为戎首、不为祸始、不为福先——指不做攻打别人的带头人，不做祸害人的创始者，也不做为人造福的先躯者。
阅读延伸
鲁迅《这个与那个》、钱理群《鲁迅入门读本》

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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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学
周作人
题解
本文发表于1918年12月15日的《新青年》，它的发表代表了新文学运动由单纯提倡白话文提升到了文学内容的革新，使新文学真正具有了内在灵魂，胡适认为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新文学应该是“人的文学”并要反对“非人的文学”，一路娓娓道来，和蔼亲切，细致周到，条理清晰而自然流畅，语言平淡而韵味深长，文章典故信手拈来，轻松读来却又让人不禁深思。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兰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兰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做新鲜果子、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彷徨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着眼乱闯，末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许多年代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茀罗培尔<small>[1]</small>（Froebel）与戈特文（Godwin）夫人<small>[2]</small>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学与女子问题这两大研究，可望长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活。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勃莱克（Blake）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
（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只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悦乐。
他这话虽然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去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的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溷，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莫泊桑（Maupassant）的小说《一生》（Une Vie），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Kuprin）的小说《坑》（Jama），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些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榜》《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
（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很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诺威<small>[3]</small>伊孛然<small>[4]</small>（Ibsen）的戏剧《娜拉》（Et Dukkehjem）、《海女》（Fruen fra Havet），俄国托尔斯泰（Tolstoj）的小说Anna Karenina<small>[5]</small>，英国哈兑<small>[6]</small>（Hardy）的小说《台斯》<small>[7]</small>（Tess）等就是。恋爱起源，据芬阑学者威思德马克（Westermarch）说，由于“人的对于我快乐者的爱好”。却又如奥国卢闿（Lucke）说，因多年甚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做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又如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奇<small>[8]</small>（Dostojevskij）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陀思妥也夫斯奇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外，所以不愿提倡。又如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她的“心的撒提（Suttee）”（撒提是印度古话，指寡妇与她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选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的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讲东方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譬如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的要请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这能说是他的谦和美德么？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了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萝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快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
其次如亲子的爱。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今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浓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做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唤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英国教育家戈思德（Gorst）称他们为“猿类之不肖子”，正不为过。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诃美罗斯（Homeros）史诗《伊理亚斯》（Ilias）与欧里毕兑斯（Euripides）悲剧《德罗夜兑斯》（Troiades）中，说赫克多尔（Hektor）夫妇与儿子的死别的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近来诺威伊孛然的《群鬼》（Gengangere），德国士兑曼（Sudemann）的戏剧《故乡》（Heimat），俄国都介涅夫（Turgenjev）的小说《父子》（Ottsy idjeti）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至于郭巨埋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但关于古今中外这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例。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便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七日
注释
[1]茀罗培尔——今译福禄贝尔，德国教育家，现代学前教育的鼻祖。他不仅创办了第一所称为“幼儿园”的学前教育机构，他的教育思想迄今仍在主导着学前教育理论的基本方向。
[2]戈特文夫人——本名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8世纪的英国作家、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女权辩护》是她最知名的作品。
[3]诺威——今译挪威。
[4]伊孛然——今译易卜生。
[5]Anna Karenina——即《安娜·卡列尼娜》。
[6]哈兑——今译哈代，英国小说家。
[7]《台斯》——今译《苔丝》。
[8]陀思妥也夫斯奇——今译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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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编集：艺术与生活》

读者可以自负之处
夏丏尊
题解
本文选自《平屋杂文》。本篇文句精警，字无虚言，严谨地表达出文艺创作需靠天才，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又特地列举出文学系不能制造作家，作家未必出于文学系的事实，来证明作家的不易得到。文中并强调善于文艺欣赏的人，他的地位与作家是相近的，与其做一个低劣的创作者，不如做一个好的鉴赏者！
文艺不但在创作上是人的表现，就是在鉴赏上也是人的反映。浅薄的人不能写出好的文艺，同时浅薄的人也不能了解好的文艺。创作与鉴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事情。日本厨川白村在他的《苦闷的象征》里，曾把鉴赏称为“共鸣的创作”。真的，鉴赏也是一种创作，不过创作是作家自己表现，鉴赏却是由作家所表现的逆溯作家，顺序上有不同而已。
真有鉴赏力的读者，应该以读者的资格自负，不必惭愧自己并非作家。在艺术的各部门中，最容易使人发生创作的野心的，要算文艺了。听到名曲的时候，看到好绘画、好雕刻、好戏剧的时候，普通人都只以听者、观者自居，除了鉴赏、享乐以外，不会发生自己来作曲、弹奏，自己来执笔、运凿，自己来现身舞台的野心。独于文艺则不然，普通人只要读过几册文艺书，往往就想自己试作，不肯安居于读者的地位。因为文艺所用的材料是我们日常习用的语言，表面上看来，不像别种艺术那样对于材料须有练习功夫与专门知识。只是要知道，鉴赏是共鸣的创作，这是就心情上说的。实际的文艺创作到底要靠天才，不是普通人所能胜任。文艺所用的材料虽是日常语言，似乎不如别种艺术那样需要特别素养；但是语言文字的驱遣，究竟要有过人的敏感和熟练才行，这也不比别种艺术来得容易。再说，文艺是作者的自己表现，作者如果没有什么特出的人格（这并非仅指道德而言），即使对于语言文字有了特出的技巧，也还是没有用的。
文艺鉴赏本身自有价值，不必定以创作为目的。这情形恰和受教育不必定以作教师为目的一样。不消说，要作教师，先得受教育；要创作文艺，先得鉴赏文艺，可是创作究竟不能单从鉴赏而成功。不信，你看事实。每年从各国大学文学系毕业的，合计起来总该有几万人吧，他们当然是研究了文艺上的法则，熟谙了语言文字的技巧了，当然是读破名著，富有鉴赏力的了；然而他们大多数没有成为作家，全世界成功的作家还是寥寥可数。并且，成功的作家之中，有些人竟没有入过大学。英国的名小说家迭更斯是擦鞋出身。有些人虽曾入过大学，却不是文科出身。日本的有岛武郎是学农业的。
鉴赏文艺未必就能成为创作家，这个话似乎会使诸君灰心。
其实只要能鉴赏，不能创作也没有什么惭愧；因为我们由于作品的鉴赏，已经与作家作精神上的共鸣了，已经把自己提高到作家相近的地位了。真有听音乐的耳朵的，听了某名曲所兴起的情绪，照理该相作曲者制曲时的情绪一样。所以就某名曲说，在技巧上，听者固然不及作者，可是在享受上，听者和作者是相等的，只要他善于听。
作家原值得崇拜。自己果真有创作的天才，不消说，自然应该把他发挥出来。但是接近文艺的人个个要想成为作家，那究竟是不可能的事。与其做一个无聊的创作者，宁可做一个好的读者、欣赏者，我们不必为不能创作自惭，还该以好的读者、欣赏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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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论ABC》

科学的起源
王星拱
题解
王星拱既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家，认为科学的构造应以宇宙现象中的因果律为基础，但又认为因果关系只能凭直觉获得。他肯定一切事物可知，人的认识是从未知到已知的演进过程，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等问题。本文从人的心理感受引发科学的角度，阐释了科学的起源问题，将晦涩的科学论证融入到生活的实例中去，让人获益良多。
科学的起源，不是偶然发见的，因为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有种种心理的根据，可以发生科学。现在我们把这些心理数出如下：
（一）惊奇　人类都有惊奇的心理，我们看见一物，必讶问这是什么东西；遇见一桩事，必问这是什么道理。这种种惊奇的心理，就是科学的起源。最初的人类，看见天然界中日月山川草木鸟兽各种不同的现象，首先要辨识这些现象的不同，然后要解释这些现象的道理。把这个心理往前发展，就是科学的进步。但是有一班哲学家说：惊奇的心理，只能创造宗教，不能创造科学，因为人类到惊奇不能解释的时候，就把神来解释，那心上就圆满了。我觉得人类有惊奇的心理的时候，总想得个理性的解释，如果想了多少法子，还不能解释，方才归依宗教。所以惊奇的心理，对于科学的起源，总有一部分的潜力。
（二）求真　无论何人，总想明白万事万物的真理，人类的心理，总是信真实而不信假伪的。就是迷信胡涂的人相信假伪的，他的心上是把假伪当做真实；如果有人叫他明明白白的知道他所信的是假伪的，另外还有个真实的，决没有不“舍其所信而信之”的，亚拉伯<small>[1]</small>成语曰：“不知其不知，才叫做愚。”若是能叫他知其不知，他便不是愚了。就是有心作伪的人的心中，仍然有个求真的趋向。罗司金（Ruskin）<small>[2]</small>说：“求真的渴望，仍然存在于有心作伪的人的心中。”这话深有意思。例如点金化学家<small>[3]</small>说铜钱可变为金，这个学说盛行一千年，但是自十七世纪；有人证明他是假的，也就没有人相信了。又如星卜命相之流，他的心上何曾不知道他所说都是骗人的，不过因衣食名声，不得不说诳话罢了，但是有一派悲观的哲学家，以为“人爱欺骗”，就是假伪。这话我还未敢深信。因为人所以爱欺骗的缘故，还是由于“外铄”<small>[4]</small>的，不是由于天性的自然。
（三）美感　美感，无论是物质的，是精神的，都是人类所共有的。物质的美，是外界的可以感触器官的美。精神的美，是心理上的异中求同综合的判断。然而精神的美，常常隐在物质的美的后头。科学家以为天然界是美的，因为天然界各部分的秩序，是恰恰支配的得当，不是紊乱冲突的，这是物质的美。我们把异中的同点综合起来，成了理论定律，用他去推论，审度，判断，也是不紊乱的，不冲突的，这就是精神的美。这物质的美感和精神的美感，最初的人类也有的。考古学家查得冰川时代的洞居人类在灰石上所刻的毛象的图像，有写实的意思。试问那样野蛮人类，为什么要图像呢？是因为他们有物质的美感的缘故。最初人类解释现象界的繁复，也想用一种综合的方法成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是因为他们有精神的美感的缘故。科学家何以尽心竭力研究科学呢？因为科学中间有和一的美<small>[5]</small>。所以科学的起源和他的进步，美感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四）致用　这里要分两层来说。在太古的时候，这个想致用的心理，对于科学的发生，或者有很大的潜力；因为那个时候的人类，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渐渐觉得天然界中所有天然的器具，实在是不够用的，才想拿这些天然的材料，制造一番，来供给他们饮食起居的日用。但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是在文艺复兴的时候重行出世的。当十五六七世纪的时候，那些科学家，像加里里约<small>[6]</small>、牛敦<small>[7]</small>并不是为致用而研究科学的。一直到了近来五六十年间，才有许多科学家，特意的为致用来研究科学。所以致用这一层，在中古期的科学降生，没有什么力量。不过近来的科学的进步，致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动。
（五）好善　人有好善恶恶的本能。庐骚<small>[8]</small>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善恶。”这话不错，但是我们心里总有个比较的善恶。这个比较，是从辨别得来。科学是辨别的武器，不是糊里胡涂的把前人所说的善恶就当做善恶。必定要明明白白的研究出一个真理来。如果要能辨别善恶，来做行为的标准，必定要发达科学。
（六）求简　宇宙万象，繁复不同。古时人类已经提出一个纲领来，研究宇宙的真理。因为对于繁复的东西，若是没有简约的方法，简直是对付不了，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所以科学之唯一的方法，就是简约。至于星卜命相各种邪说，都是故作繁难，不要使人家懂得清楚的。因为如果人家懂得清楚，他的本身就不能存在了。古代点金化学家，也是如此。他教人家点金的方法，故意用颠倒错乱的数目，来蒙蔽人家。人家学过，仍然不懂。倘人来问他，他便答道，“你下次就可以稍为清楚些了”。所以这些邪说，是科学的仇敌。科学是从繁复之中，用简约的方法，理出头绪出来，刚刚合我们心坎儿上所要懂得的。譬如我们有书一架，各色不同，若有人把他编成目录，叫我们可以随时取阅，不费时力，我们必定感激他。科学就是替我们在天然界这个大书架上，用简约的方法，理出一个目录来，我们怎得不感激科学呢！
注释：
[1]亚拉伯——今译阿拉伯。
[2]罗司金——Ruskin, John（1819～1900）英国的美术批评家。
[3]点金化学家——公元四世纪左右，希腊有提倡炼金术（Alchemy）的，据说能把贱金属炼成黄金；后来盛行于欧洲。后人称提倡这种学说的人为“点金化学家”。
[4]外铄——犹言受外来的影响。语本《孟子·告子》篇“非由外铄我也”。
[5]和一的美——即指前面所说的不紊乱不冲突，有秩序而谐和的美。
[6]加里里约——今译伽利略。
[7]牛敦——今译牛顿。
[8]庐骚——今译卢梭，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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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布莱森《万物简史》、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

庄子
闻一多
题解
闻一多对庄子的研究和传播用力甚勤，曾著有《庄子内篇校释》、《庄子章句》、《庄子校补》和《庄子义疏》，并在其他地方多次说到庄子。闻一多对庄子独有会心，尤其是对《庄子》散文艺术的研究，更显示出一位诗人兼文学史家的慧眼文心和宏见卓识。1929年岁尾，闻一多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庄子》，结合庄子的生存境况，集中对《庄子》的文学特征作了生动的阐述。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庄子·养生主》
一
庄子名周，宋之蒙人（今河南商丘县东北）。宋在战国时属魏，魏都大梁，因又称梁，《史记》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田子方》、《徐无鬼》两篇于魏文侯，武侯称谥，而《则阳篇》、《秋水篇》迳称惠王的名字，又称公子，《山木篇》又称为王，《养生主》称文惠君，看来他大概生于魏武侯末叶，现在姑且定为周烈王元年（前三七五）。他的卒年，马叙伦定为赧王二十年（前二九五），大致是不错的。
与他同时代的惠施只管被称为“仲父”，齐国的稷下先生们只管“皆列第为上大夫”，荀卿只管“三为祭酒”，吕不韦的门下只管“珠履者三千人”，——庄周只管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然而拿这里所反映的一副穷措大的写照，加在庄周身上，决不冤枉他。我们知道一个人稍有点才智，在当时，要结交王侯，赚些名声利禄，是极平常的事。《史记》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又说他“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庄子的博学和才辩并不弱似何人，当时也不是没人请教他，无奈他脾气太古怪，不会和他们混，不愿和他们混。据说楚威王遣过两位大夫来聘他为相，他发一大篇议论，吩咐他们走了。《史记》又说他做过一晌漆园吏，那多半是为糊口计。吏的职分真是小得可怜，谈不上仕宦，可是也有个好处——不致妨害人的身分，剥夺人的自由。庄子一辈子只是不肯作事，大慨当一个小吏，在庄子，是让步到最高限度了。依据他自己的学说，做事是不应当的，还不只是一个人肯不肯的问题。但我想那是愤激的遁词。他的实心话不业已对楚王的使者讲过吗？
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
又有一次宋国有个曹商，为宋玉出使到秦国，初去时，得了几乘车的俸禄，秦王高兴了，加到百乘，这人回来，碰见庄子，大夸他的本领，你猜庄子怎样回答他？
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话是太挖苦了，可是当时宦途的风气也就可想而知。在那种情况之下，即使庄子想要做事，叫他如何做去？
我们根据现在的《庄子》三十三篇中比较可靠的一部分，考察他的行踪，知道他到过楚国一次，在齐国待过一晌，此外似乎在家乡的时候多。和他接谈过的也十有八九是本国人。《田子方篇》见鲁哀公的话，毫无问题是寓言；《说剑》是一篇赝作，因此见赵文王的事更靠不住。倒是“庄子钓于濮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游乎雕陵之樊”，“庄子行于山中，……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这一类的记载比较合于庄周的身分，所以我们至少可以从这里猜出他的生活的一个大致。他大概是《刻意篇》所谓“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的一种人。我们不能想象庄子那人，朱门大厦中会常常有他的足迹，尽管时代的风气是那样的，风气干庄周什么事？况且王侯们也未必十分热心要见庄周。凭白的叫他挖苦-顿做什么！太史公不是明讲了“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吗？
惠子屡次攻击庄子“无用”，那真是全不懂庄子而又懂透了庄子。庄子诚然是无用，但是他要“用”做什么？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这样看来，王公大人们不能器重庄子，正合庄子的心愿。他“学无所不窥”，他“属书禽辞，指事类情”，正因犯着有用的嫌疑，所以更不能不掩藏、避讳，装出那“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的一副假痴假联的样子，以求自救。
归真的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三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出哪是寓言，哪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满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都算得画家所谓“得其神似”。例如《齐物论》里“庄周梦为蝴蝶”的谈话，恰恰反映着—个潇洒的庄子；《至乐篇》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又分明影射着一个放达的庄子；《列御寇篇》所载庄子临终的那段放论，也许完全可靠：
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
其余的故事，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辛辣，不胜枚举，每一事象征着庄子人格的方面，综合的看去，何尝不俨然是一个活现的人物？
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万无可疑的，惠氏在庄子生活中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敌。他的思想行为，一切都和庄子相反，然而才极高，学极博，又是和庄子相同的。他是当代最有势力的一派学说的首领，是魏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庄子一开口便和惠子抬扛；一部《庄子》，几乎页页上有直接或间接糟蹋惠子的话。说不定庄周著书的动机大部分是为反对惠施和惠施的学说，他并且有诬蔑到老朋友的人格的时候。据说（大概是他的弟子们进的谣言）庄子到梁国，惠子得着消息，下了一道通缉令，满城搜索了三天。说惠子是怕庄子来抢他的相位，冤枉了惠子，也冤枉了庄子。假如那事属实，大概惠子是被庄子毁谤得太过火，为他办事起见，不能不下那毒手？然而惠子死后，庄子送葬，走到朋友的墓旁，叹息道：“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两人本是旗鼓相当的敌手，难怪惠子死了，庄子反而感到孤寂。
除了同国的惠子之外，庄子不见得还有多少朋友，他的门徒大概也有限。朱熹以为“庄子当时亦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像是对的。孟子是邹人，离着蒙不甚远，梁、宋又是他到过的地方，他辟杨墨，没有辟到庄子。《尸子》曰：“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责别囿。”没有提及庄子。《吕氏春秋》也有同类的论断，从老聃数到儿良，偏漏掉了庄子。似乎当时只有荀卿谈到庄子一次，此外绝没有注意到他的。
庄子果然毕生是寂寞，不但如此，死后还埋没了很长的时期。西汉人讲黄老而不讲老庄。东汉初班嗣有报桓谭借《庄子》的信札，博学的桓谭连《庄子》都没见过。注《老子》的邻氏、傅氏、徐氏、河上公、刘向、毋丘望之、严遵等都是西汉人；两汉竟没有注《庄子》的。庄子说他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果然他几乎要达到目的，永远湮没了。但是我们记得，韩康徒然要向卖药的生活中埋名，不晓得名早落在人间，并且恰巧要被一个寻常的女子当面给他说破。求名之难，那有逃名难呢？庄周也要逃名；暂时的名可算给他逃过了，可是暂时的沉寂毕竟只为那永久的赫煌作了张本。
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崔撰首先给他作注，跟着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都注《庄子》。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泉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他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至于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圣哲，我们也崇拜，但哪像对庄子那样倾倒、醉心、发狂？
二
庖丁对答文惠君说：“臣之所好者进也，进乎技矣。”这句话的意义，若许人变通的解释一下，便恰好可以移作庄子本人的断语。庄子是一位哲学家，然而侵入了文学的圣域，庄子的哲学，不属本篇讨论的范围。我们单讲文学家庄子，如有涉及他的思想的地方，那是当做文学的核心看待的，对于思想本身，我们不加批评。
古来谈哲学以老、庄并称，谈文学以庄、屈并称。南华的文辞是千真万真的文学，人人都承认。可是《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在文辞上。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竣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
一壁认定现实全是幻觉，是虚无，一壁以为那真正的虚无才是实有，庄子的议论，翻来覆去，不外这两个观点。那虚无，或称太极，或称涅槃，或称本体，庄子称之为“道”。他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豨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氏得之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勘坏得之以袭昆仑，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
有大智慧的人们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像庄子那样热忱的爱慕它。在这里，庄子是从哲学又跨进了一步，到了文学的封域。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
然而现实究竟不容易抹煞，即使你说现实是幻觉，幻觉的存在也是一种存在。要调解这冲突，起码得承认现实是一种寄寓，或则像李白认定自己是“天上谪仙人”，现世的生活便成为他的流寓了。“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仿佛说：那“无”处便是我们真正的故乡。他苦的是不能忘情于他的故乡。“旧国旧都，望之怅然”，是人情之常，纵使故乡是在时间以前，空间以外的一个缥缈极了的“无何有之乡”，谁能不追忆，不怅望？何况羁旅中的生活又是那般龌龊、逼仄、孤凄、烦闷？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一种客中百无聊赖的情绪完全流露了。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意，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并且因为他钟情之处，“大有迳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广大无边，几乎令人捉摸不住，所以浪漫的态度中又充满了不可逼视的庄严。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诗人。
或许你要问：《庄子》的思致诚然是美，可是哪一种精深的思想不美呢？怎见得《庄子》便是文学？你说他的趣味分明是理智的冷艳多于情感的温馨，他的姿态也是瘦硬多于柔腻，那只算得思想的美，不是情绪的美。不错。不过你能为我指出思想与情绪的分界究竟在哪里吗？唐子西在惠州给各种酒取名字，温和的叫做“养生主”，劲烈的叫做“齐物论”，他真是善于饮酒，又善于读《庄子》。《庄子》会使你陶醉，正因为那里边充满了和煦的、郁蒸的、焚灼的各种温度的情绪。向来一切伟大的文学和伟大的哲学是不分彼此的，你若看不出《庄子》的文学，只因他的神理太高，你骤然体验不到。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是就下界的人们讲的，你若真是隶籍仙灵，何至有不胜寒的苦头？并且文学是要和哲学不分彼此，才庄严，才伟大。哲学的起点便是文学的核心。只有浅薄的、庸琐的、渺小的文学，才专门注意花叶的美茂，而忘掉了那最原始、最宝贵的类似哲学的仁子。无论《庄子》的花叶已经够美茂的了；即令他没有发展到花叶，只他那简单的几颗仁子，给投在文学的园地上，便是莫大的贡献，无量的功德。
三
讲到文辞，本是庄子的余事，但也就够人赞叹不尽的，讲究辞令的风气，我们知道，春秋时早已发育了；战国时纵横家及以孟轲、荀卿、韩非、李斯等人的文章也够好了，但充其量只算是辞令的极致，一种纯熟的工具，工具的本身难得有独立的价值，庄子可不然，到他手里，辞令正式蜕化成文学了。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对于文学家庄子的认识，老早就有了定案。《天下篇》讨论其他诸子，只讲思想，谈到庄周，大半是评论文辞的话。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这可见庄子的文学色彩，在当时已瞒不过《天下篇》作者的注意（假如《天下篇》是出于庄子自己的手笔，他简直以文学家自居了），至于后世的文人学者，每逢提到庄子，谁不一唱三叹的颂扬他的文辞？高似孙说他极天之荒，穷人之伪，放肆迤演，如长江、大河，滚滚灌注，泛滥乎天下；又如万籁怒号，澎湃汹涌，声沉影灭，不可控抟。
赵秉忠把他和列子并论，说他们摛而为文，穷造化之姿态，极生灵之辽广，剖神圣之渺幽，探有无之隐赜，……呜呼！天籁之鸣，风水之运，吾靡得覃其奇矣！
凌约言讲得简括而尤其有意致：
庄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谑浪，皆成丹砂。
读《庄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形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足注定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朱熹说庄子“是他见得方说到”，一句极乎淡极敷泛的断语，严格的讲，古今有几个人当得起？其实在庄子，“见”与“说”之间并无因果的关系，那譬如一面花，一面字，原来只是一颗钱币。世界本无所谓真纯的思想，除了托身在文学里，思想别无存在的余地；同时，是一个字，便有它的涵义，文字等于是思想的躯壳，然而说来又觉得矛盾，一拿单字连缀成文章，居然有了缺乏思想的文字，或文字表达不出的思想。比方我讲自然现象中有种无光的火，或无火的光，你肯信吗？在人工的制作里确乎有那种文字与思想不碰头的偏枯的规象，不是辞不达意，便是辞浮于理。我们且不讲言情的文，或状物的文。言情状物要做到文辞与意义兼到，固然不容易，纯粹说理的文做到那地步尤其难，几乎不可能。也许正因那是近乎不可能的境地，有人便要把说理文根本排出文学的范围外，那真是和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一样的可笑。要反驳那种谬论，最好拿《庄子》给他读，即使除了庄子，你抬不出第二位证人来，那也不妨。就算庄子造了一件灵异的奇迹，一件化工罢了——就算庄子是单身匹马给文学开拓了一块新领土，也无不可。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警，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圆妙的辞句来表达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哪是思想哪是文字了，也许什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便使你加倍的怆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四
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索，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通常所谓的文学家，他不是不能。他是一个抒情的天才。宋祁、刘辰翁、杨慎等极欣赏的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远矣！
果然是读了“令人萧寥有遗世之意”。《则阳篇》也有一段极有情致的文字：
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使丘陵草木之缗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也，以十仞之台悬众间者也。
明人吴世尚曰：“《易》之妙妙于象，《诗》之妙妙于情，《老》之妙得于《易》，《庄子》妙得于《诗》。”这里果然是一首妙绝的诗——外形同本质都是诗：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
这比屈原的《天问》何如？欧阳修说：“参差奇诡而近于物情，兴者比者俱不能得其仿佛也。”只讲对了作者的一种“不战不许持寸铁”的妙技，至乎他那越世高谈的神理，后世除了李白，谁追上他的踪尘？李白仿这意思作了一首《日出入行》，我们也录来看看：
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历天又入海，六龙所舍安在哉？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
古来最善解《庄子》的莫如宋真宗。张端义《贵耳集》载着一件轶事，说他：“宴近臣，语及《庄子》，忽命《秋水》，至则翠鬟绿衣，一小女童，诵《秋水》篇。”这真是一种奇妙批评《庄子》的方法。清人程庭鹭说：“向秀、郭象，应逊此女童全具《南华》神理。”所谓“神理”正指诗中那种最飘忽的，最高妙的抒情的趣味。
庄子又是一位写生的妙手。他的观察力往往胜过旁人百倍，正如刘辰翁所谓“不随人观物，故自有见”。他知道真人“凄然似秋，暖然似春”，或则“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他知道“生物之以息相吹”；他形容马“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踢”；又看见“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他又知“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规，二旬而叶成”。一部《庄子》中，这类的零星的珍玩，搜罗不尽。可是能刻画具型的物体，还不算一回事，风是一件不容易描写的东西，你看《齐物论》里有一段奇文：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笄，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注意那写的是风的自身，不像著名的宋玉《风赋》只写了风的表象。
五
讨论庄子的文学，真不好从哪里讲起，头绪太多了，最紧要的例如他的谐趣，他的想象；而想象中，又有怪诞的，幽渺的，新奇的，秾丽的各种方向，有所谓“建设的想象”，有幻想；就谐趣讲，也有幽默，诙谐，讽刺，谑弄等等类别。这些其实都用得着专篇的文字来讨论，现在我们只就他的寓言连带的谈谈。
寓言本也是从辞令演化来的，不过庄子用得最多，也最精；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我们试想《桃花源记》、《毛颖传》等作品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便明了庄子的贡献。往下再不必问了，你可以一直推到《西游记》、《儒林外史》等等，都可以说是庄子的赐予。《寓言篇》明讲“寓言十九”。一部庄子几乎全是寓言，我们暂时无需举例。此刻亟待解决的，倒是何以庄子的寓言便是文学。讲到这里，我只提到前面提出的谐趣与想象两点，你便恍然了。因为你知道那两种质素在文艺作品中所占的位置，尤其在中国文学中，更是那样凤毛麟角似的珍贵。若不是充满了他那隽永的谐趣，奇肆的想象，庄子的寓言当然和晏子、孟子以及一般游士说客的寓言，没有区别。谐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设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结果便愈能发人深省——这才是庄子的寓言。
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且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
庄子的寓言竟有快变成唐、宋人的传奇的。他的“母题”固在故事所象征的意义，然而对于故事的本身——结构、描写、人格的分析，“氛围”的布置，……他未尝不感觉兴味。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
以及叙庖丁解牛时的细密的描写，还有其他的许多例，都足见庄子那小说家的手腕，至于书中各种各色的人格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藐姑射山的神人，支离疏，庖丁，庚桑楚，都是极生动、极有个性的人物。
支离疏者，颐隐于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挫针治，足以口；鼓荚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于其间；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锺与十束薪。
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画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界；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诚然《易经》的“载鬼一车”，《诗经》的“牂羊坟首”早已开创了一种荒怿丑恶的趣味，但没有庄子用得多而且精，这种以丑为美的兴趣，多到庄子那程度，或许近于病态；可是谁知道，文学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并且庄子也有健全的时候。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之人也，物离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
讲健全有能超过这样的吗？单看“肌肤若冰雪”一句，我们现在对于最高超也是最健全的美的观念，何尝不也是二千年前庄子给定下的标准？其实我们所谓健全不是庄子的健全，我们讲的是形骸，他注重的是精神，叔山无趾“犹有尊足者存”，王骀“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丧其足，犹遗土也。”庄子自有他所谓的健全，似乎比我们的眼光更高一等。即令退一两步讲，认定精神不能离开形骸而单独存在；那么，你又应注意，庄子的病态中是带着几分诙谐的，因此可以称为病态，却不好算作堕落。
阅读延伸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

孔子的人格
张荫麟
题解
本文选自张荫麟著的《中国史纲》。作者刻意深入地描写孔子，不仅写孔子的容貌、衣着、态度、举止、言谈，更写孔子的职业、抱负、理想、待人接物的方法、有教无类的精神，透过这样的摹形法，孔子的模样便生动而逼真地展现出来。
教育是孔子心爱的职业，政治是他的抱负，淑世是他的理想。
孔子在少年时便没了父母，家境很寒苦。他为贫而仕，先后替贵族管过会计和牧畜的事，都很称职。他从小就是一个好学不倦而且多才多艺的人。他自己曾谦虚地说道：“我少时微贱，故学会了许多鄙事。”像射、御、诗、礼等，一般士人的技能他自然是具备的了。又自述道：“我十五岁便立志向学，三十岁便能坚定自立。”此后不久，他便成了一位名动公卿的礼学权威。他更主张“有教无类”，这就是说，不分贵贱贫富，一律施教；所以贵族和平民的子弟都纷纷来到他的门下，向他问学。
他们所遇到的是怎样一位先生呢？这位先生衣冠总是整齐而合宜的；他的视盼和蔼中带有严肃；他的举止恭敬却很自然。他平常对人朴拙的像不会说话，但遇着该发言的时候却又辩才无碍，间或点缀以轻微的诙谐。他所喜欢的性格是“刚毅木讷”，他所痛恶的是“巧言令色”。他永远是宁静舒适的，他一点也不骄矜，凡有所长的，他都请教。他和别人一起唱歌，别人若唱得好，他必请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和着。他的广博而深厚的同情到处流露。无论待怎样不称意的人，他总要“亲者不失其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他的朋友“生，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他遇见穿丧服的人，虽是常会面的，必定变容。他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未曾饱过。
他和弟子间相处的气象，从弟子的两段记录可以窥见。
有一天几位弟子陪着孔子闲坐，孔子道：“你们觉得我是长辈，不免有点拘束，不要这样。平常你们总说：‘没人知道我。’假如有人知道你们，能用你们，又可以有什么表现呢？”子路爽快地答道：“千乘之国，夹在两大国中间，受着兵祸，又闹饥荒，让我来主持，才到三年，便使得人民有勇，并且循规蹈矩。”孔子向他微笑了一下。又问另一弟子道：“求，你怎样？”他答道：“五六十里或六七十里见方的国家，让我来主持，才到三年，便使得人民富足。至于礼乐，另待高明。”孔子又问：“赤，你怎样？”答道：“并不是说能够，但想学学：像宗庙的大事和诸侯的聚会，我愿意穿戴着玄端和章甫，在旁边做一个小相”。孔子又问另一弟子：“点，你怎样？”这时他弹瑟渐缓，微音铿然；他把瑟放下，起身答道：“我和他们三位不同。”孔子道：“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各说自己的志向罢了。”他道：“暮春的时候，春衣既已做好，和青年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到沂水里洗浴；洗完了再到舞雩那儿当着轻风歇凉；然后大家歌咏而归。”孔子听了喟然叹道：“我和点有同感。”
又一次，颜渊、子路和孔子在一起。孔子道：“你们何不各把自己的志向说说！”子路道：“愿把自己的车马轻裘和朋友共用，用坏了也没有怨憾。”颜渊道：“愿不夸自己的长处，不表自己的功劳。”子路请问老师的志向。孔子道：“愿给老年的以安乐，对朋友以信实，给幼少的以爱抚。”
阅读延伸
《中国史纲》、钱穆《孔子传》、黎东方《孔子》

日本的衣食住
周作人
题解
周作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生活过一段时期，对于日本文化的观察细致入微。周作人曾明确表示他对“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由于他个人的性格。他对留学的环境，举凡衣食住等，怀着一种亲切感，都能从中体味出一种文化的意蕴来，特别是前述日本日常生活蕴含的“安闲之趣”、“清疏有致”、“清淡质素”等文化特质，可以说皆与周作人的个性相通，与其审美情趣相一致。直观感受性的东西，鲜有不受人的气质赋禀所影响，所支配的。
我留学日本还在民国以前，只在东京住了六年，所以对于文化云云够不上说什么认识，不过这总是一个第二故乡，有时想到或是谈及，觉得对于一部分的日本生活很有一种爱着。这里边恐怕有好些原因，重要的大约有两个，其一是个人的性分，其二可以说是思古之幽情罢。我是生长于东南水乡的人，那里民生寒苦，冬天屋内没有火气，冷风可以直吹进被窝来，吃的通年不是很咸的腌菜也是很咸的腌鱼，有了这种训练去过东京的下宿生活，自然是不会不合适的。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听说夏穗卿、钱念勋两位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赞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冈千侧著《观光纪游》中亦纪杨惺吾回国后事云：
“惺吾杂陈在东所获古写经，把玩不置曰，此犹晋时笔法，宋元以下无此真致。”这种意思在那时大抵是很普通的。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地空假，而亦与高丽安南的优孟衣冠不相同也。
日本生活中多保存中国古俗，中国人好自大者反讪笑之，可谓不察之甚。《观光纪游》卷二《苏杭游记》上，记明治甲申（一八八四）六月二十六日事云：
“晚与杨君赴陈松泉之邀，会者为陆云孙，汪少符，文小坡。杨君每谈日东一事，满坐哄然，余不解华语，痴坐其旁。因以为我俗席地而坐，食无案桌，寝无卧床，服无衣裳之别，妇女涅齿，带广，蔽腰围等，皆为外人所讶者，而中人辫发垂地，嗜毒烟甚食色，妇女约足，人家不设厕，街巷不容车马，皆不免陋者，未可以内笑外，以彼非此。”
冈氏言虽未免有悻悻之气，实际上却是说得很对的。以我浅陋所知，中国人纪述日本风俗最有理解的要算黄公度，《日本杂事诗》二卷成于光绪五年己卯，已是五十六年前了，诗也只是寻常，注很详细，更难得的是意见明达。卷下夫子房屋的注云：
“室皆离地尺许，以木为板，藉以莞席，入室则脱屦户外，袜而登席。无门户窗隔，以纸为屏，下承以槽，随意开阖，四面皆然，宜夏而不宜冬也。室中必有阁以度物，有床笫以列器皿陈书画。（室中留席地，以半掩以纸屏，架为小阁，以半悬挂玩器，则缘古人床笫之制而亦仍其名。）楹柱皆以木而不雕漆，昼常掩门而夜不局钥。寝处无定所，展屏风，张帐幕，则就寝矣。每日必洒扫拂拭，洁无纤尘。”又一则云：
“坐起皆席地，两膝据地，伸腰危坐，而以足承尻后，若跌坐，若蹲踞，若箕踞，皆为不恭。坐必设褥，敬客之礼有敷数重席者。有君命则设几，使者宣诏毕，亦就地坐矣。皆古礼也。因考《汉书》贾谊传，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三国志》管宁传，坐不箕股，当膝处皆穿。《后汉书》，向栩坐板，坐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朱子又云，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蹠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今观之东人，知古人常坐皆如此。”（《日本国志》成于八年后丁亥，所记稍详略有不同，今不重引。）
这种日本式的房屋我觉得很喜欢。这却并不由于好古，上文所说的那种坐法实在有点弄不来，我只能胡坐，即不正式的趺跏，若要像管宁那样，则无论敷了几重席也坐不到十分钟就两脚麻痹了。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杂事诗》注已说明屋内铺席，其制编稻草为台，厚可二寸许，蒙草席于上，两侧加麻布黑缘，每席长六尺宽三尺，室之大小以席计数，自两席以至百席，而最普通者则为三席，四席半，六席，八席，学生所居以四席半为多。户窗取明者用格子糊以薄纸，名曰障子，可称纸窗，其他则两面浓暗色厚纸，用以间隔，名曰唐纸，可云纸屏耳。阁原名户棚，即壁橱，分上下层，可分贮做褥及衣箱杂物。床笫原名“床之间”，即壁龛而大，下宿不设此，学生租民房时可利用此地堆积书报，几乎平白地多出一席地也。四席半一室面积才八十一方尺，比维摩斗室还小十分之二，四壁萧然，下宿只供给一副茶具，自己买一张小几放在窗下。再有两三个坐褥，便可安住。坐在几前读书写字，前后左右凡有空地都可安放书卷纸张，等于一大书桌，客来遍地可坐，客六七人不算拥挤，倦时随便卧倒，不必另备沙发，深夜从壁橱取被摊开，又便即正式睡觉了。昔时常见日本学生移居，车上载行李只铺盖衣包小几或加书箱，自己手拿玻璃洋油灯在车后走而已。中国公寓住室多在方丈以上，而板床桌椅箱架之外无多余地，令人感到局促，无安闲之趣。大抵中国房屋与西洋的相同都是宜于华丽而不宜于简陋，一间房子造成，还是行百里者半九十，非是有相当的器具陈设不能算完成，日本则土木功毕，铺席糊窗，即可居住，别无一点不足，而且还觉得清疏有致。从前在日本旅行，在吉松高锅等山村住宿，坐在旅馆的朴素的一室内凭窗看山，或着浴衣躺席上，要一壶茶来吃，这比向来往过的好些洋式中国式的旅舍都要觉得舒服，简单而省费。这样房屋自然也有缺点，如《杂事诗》注所云宜夏而不宜冬，其次是容易引火，还有或者不大谨慎，因为槽上拉动的板窗木户易于偷启，而且内无扃钥，贼一入门便可各处自在游行也。
关于衣服《杂事诗》注只讲到女子的一部分，卷二云：
“宫装皆披发垂肩，民家多古装束，六八岁时丫髻双垂，尤为可人。长，耳不环，手不钏，髻不花，足不弓鞋，皆以红珊瑚为管。出则携蝙蝠伞。带宽腿尺，围腰二三匝，复倒卷而直垂之，若褪负者。衣袖尺许，襟广微露胸，肩脊亦不尽掩，傅粉如面然，殆《三国志》所谓丹朱纷身者耶。”又云：
“女子亦不着裤，里有围裙，《礼》所谓中单，《汉书》所谓中裙，深藏不见足，舞者回旋偶一露耳。五部洲惟日本不着裤，闻者惊怪。今按《说文》，袴，腔衣也。《逸雅》，袴，两股各跨别也。袴即今制，三代前固无。张营《疑耀》曰，袴即裤，古人皆无裆，有裆起自汉昭帝时上官宫人。考《汉书》上官后传，宫人使令皆为穷袴。服虔曰，穷袴前后有裆，不得交通。是为有裆之袴所缘起。惟《史记》叙屠岸贾有置其袴中语，《战国策》亦称韩昭侯有敝袴，则似春秋战国既有之，然或者尚无裆那。”这个问题其实本很简单。日本上古有袴，与中国西洋相同，后受唐代文化衣冠改革，由简管袴而转为灯笼袴，终乃袴脚益大，袴裆渐低，今礼服之“袴”已几乎是裙了。平常着袴，故里衣中不复有袴类的东西，男子但用犊鼻袴裈，女子用围裙，就已行了，迨后民间平时可以衣而不裳，遂不复着，但用作乙种礼服，学生如上学或访老师则和服之上必须着袴也，现今所谓和服实即古时之所谓“小袖”，袖本小而底圆，今则甚深广，有如口袋，可以容手中笺纸等，与中国和尚所穿的相似，西人称之曰Kimono，原语云“着物”，实只是衣服总称耳。日本衣裳之制大抵根据中国而逐渐有所变革，乃成今状，盖与其房屋起居最适合，若以现今和服住洋房中，或以华服住日本房，亦不甚适也。《杂事诗》注又有一则关于鞋袜的云：
“袜前分歧为二靫，一靫容拇趾，一靫容众趾。展有如兀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绠或纫蒲系于头，必两趾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作两歧。考《南史》虞玩之传，一履着三十年，蒵断以芒接之。古乐府，黄桑柘履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知古制正如此也，附注于此。”这个木履也是我所喜欢着的，我觉得比广东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因为这似乎更着力可以走路。黄君说必两趾间夹持用力乃能行，这大约是没有穿惯，或者因中国男子多裹脚，脚趾互叠不能衔梁，衔亦无力，所以觉得不容易，其实是套着自然着力，用不着什么夹持的。去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履，曳杖，往帝国大学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不过我们所能穿的也只是普通的“下驮”，即所谓反凹字形状的一种，此外名称“日和下驮”底作开字形而不很高者，从前学生时代也曾穿过，至于那两齿甚高的“足驮”那就不敢请教了。在民国以前，东京的道路不很好，也颇有雨天变酱缸之概，足驮是雨具中的要品，现代却可以不需，不穿皮鞋的人只要有日和下驮就可应付，而且在实际上连这也少见了。
《杂事诗》注关于食物说的最少，其一云：
“多食生冷，喜食鱼，聂而切之，便下箸矣，火熟之物亦喜寒食。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近仿欧罗巴食法，或用牛羊。”又云：
“自天武四年因浮屠教禁食兽肉，非饵病不许食。卖兽肉者隐其名曰药食，复曰山鲸。所悬望子，画牡丹者豕肉也，画丹枫落叶者鹿肉也。”讲到日本的食物，第一感到惊奇的事的确是兽肉的稀少。二十多年前我还在三田地方看见过山鲸（这是野猪的别号）的招牌，画牡丹枫叶的却已不见。虽然近时仿欧罗巴法，但肉食不能说很盛，不过已不如从前以兽肉为秽物禁而不食，肉店也在“江都八百八街”到处开着罢了。平常鸟兽的肉只是猪牛与鸡，羊肉简直没处买，鹅鸭也极不常见。平民的下饭的菜到现在仍旧还是蔬菜以及鱼介。中国学生初到日本，吃到日本饭菜那么清淡，枯槁，没有油水，一定大惊大恨，特别是在下宿或分租房间的地方。这是大可原谅的，但是我自己却不以为苦，还觉得这有别一种风趣。吾乡穷苦，人民努力日吃三顿饭，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若命，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不大成问题。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如味噌汁与干菜汤，金山寺味噌与豆板酱，福神渍与酱咯哒，牛蒡独活与芦笋，盐鲑与勒鲞，皆相似的食物也。又如大德寺纳豆即咸豆豉，泽庵渍即福建的黄土萝卜，药藕即四川的黑豆腐，刺身即广东的鱼生，寿司（《杂事诗》作寿志）即古昔的鱼鲜，其制法见于《齐民要术》，此其间又含有文化交通的历史，不但可吃，也更可思索。家庭宴集自较丰盛，但其清淡则如故，亦仍以菜蔬鱼介为主，鸡豚在所不废，唯多用其瘦者，故亦不油腻也。近时社会上亦流行中国及西洋菜，试食之则并不佳，即有名大店亦如此，盖以日东手法调理西餐（日本昔时亦称中国为西方）难得恰好，唯在赤扳一家云“酋”者吃中餐极佳，其厨师乃来自北平云。日本食物之又一特色为冷，确如《杂事诗》注所言。下宿供膳尚用热饭，人家则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梅干一二而已。傍晚归来，再煮晚饭，但中人以下之家便吃早晨所余，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中国人惯食火热的东西，有海军同学昔日为京官，吃饭恨不热，取饭锅置坐右，由锅到碗，由碗到口，迅疾如暴风雨，乃始快意，此固是极端，却亦是一好例。总之对于食物中国大概喜热恶冷，所以留学生看了“便当”恐怕无不头痛的。不过我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是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训练。希望人人都有“吐斯”当晚点心，人人都有小汽车坐，固然是久远的理想，但在目前似乎刻苦的训练也是必要。日本因其工商业之发展，都会文化渐以增进，享受方面也自然提高，不过这只是表面的一部分，普通的生活还是很刻苦，此不必一定是吃冷饭，然亦不妨说是其一。中国平民生活之苦已甚矣，我所说的乃是中流的知识阶级应当学点吃苦，至少也不要太讲享受。享受并不限于吃“吐斯”之类，抽大烟娶姨太太打麻将是中流享乐思想的表现，此一种病真真不知道如何才救得过来，上文云云只是姑妄言之耳。
六月九日《大公报》上登载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文，题曰《自信力与夸大狂》，我读了很是佩服，有关于中国的衣食住的几句话可以引用在这里。梁先生说中国文化里也有一部分是优于西洋者，解说道：
“我觉得可说的太少，也许是从前很多，现在变少了。我想来想去只觉得中国的菜比外国的好吃，中国的长袍布鞋比外国的舒适，中国的宫室园林比外国的雅丽，此外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优于西洋的东西。”梁先生的意思似乎重在消极方面，我们却不妨当做正面来看，说中国的衣食住都有些可取的地方。本来衣食住三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因其习惯与便利，发生爱好的感情，转而成为优劣的辨别，所以这里边很存着主观的成分，实在这也只能如此，要想找一根绝对平直的尺度来较量盖几乎是不可能的。固然也可以有人说，“因为西洋人吃鸡蛋，所以兄弟也吃鸡蛋。”不过在该吃之外还有好吃问题，恐怕在这一点上未必能与西洋人一定合致，那么这吃鸡蛋的兄弟对于鸡蛋也只有信而未至于爱耳。因此，改变一种生活方式很是烦难，而欲了解别种生活方式亦不是容易的事。有的事情在事实并不怎么愉快，在道理上显然看出是荒谬的，如男子拖辫，女人缠足，似乎应该不难解决了，可是也并不如此，民国成立已将四半世纪了，而辫发未绝迹于村市，士大夫中爱赏金莲步者亦不乏其人，他可知矣。谷崎润一郎近日刊行《摄阳随笔》，卷首有《阴翳礼赞》一篇，其中说漆碗盛味噌汁（以酱汁作汤，蔬类作料，如茄子萝卜海带，或用豆腐）的意义，颇多妙解，至悉归其故于有色人种，以为在爱好上与白色人种异其趣，虽未免稍多宿命观的色彩，大体却说得很有意思。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雅片<small>[1]</small>，又何以嗜好迥殊耶。我这样说似更有阴沉的宿命观，但我固深钦日本之善于别择，一面却亦仍梦想中国能于将来荡涤此诸染污，盖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的生活，或者其改变尚不至于绝难欤。
我对于日本文化既所知极浅，今又欲谈衣食住等的难问题，其不能说得不错，盖可知也。幸而我预先声明，这全是主观的，回忆与印象的一种杂谈，不足以知日本真的事情，只足以见我个人的意见耳。大抵非自己所有者不能深知，我尚能知故乡的民间生活，因此亦能于日本生活中由其近似而得理会，其所不知者当然甚多，若所知者非其真相而只是我的解说，那也必所在多有而无可免者也。日本与中国在文化的关系上本犹罗马之与希腊，及今乃成为东方之德法，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怀疑。但是，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叫“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偶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廿四年六月廿一日，在北平
注释
[1]雅片——即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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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新渡户稻造《武士道》、戴季陶《日本论》

文艺之研究与鉴赏什么与怎么
任白涛
题解
作者从文艺的本质入手，解释了要读什么样的文艺作品和怎样去读两个问题。认为文艺作品都是诗性的，只有从这一本质入手，才不用局限在分类概念当中，才能真正地研究文艺作品。举例生动，耐人寻味。
从什么读起？这是将要读文艺作品时候的最先来的问题；怎样的去读是次来的问题。
研究文艺与研究别的科学不同，没有程序和方法。应当以兴味为出发点；不喜欢的，自然不必而且不愿去读它；所以先读什么的问题，实不成为问题。
“文艺概论”的作者们，常把文艺分成诗与散文之二大别，或是小说戏剧诗歌三大别。彼等对于少有一些特殊的含蓄物的文艺，更随便把它起个什么幻想的作品，哲学的作品，历史的作品，或是叙事、抒情、勇武等名称。这样的分法，乍然看来，很有意思，其实是毫没意思；只能在研究文艺的初学者的头脑里，装入许多的烦累罢了。研究文艺应首先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看丢前述的文艺的本质。更申言之：若是知道情绪或情热——狭义的说，人类性的表现——是文艺的根基，则把文艺分成诗与散文，是不十分必要的。通常以有韵的为诗，没韵的为散文，但是被人称为散文的典籍，具有优美的韵的，实在不少。广义的说：一切文艺尽是诗的——即文艺的木质里都含有诗的成分，不止文艺，一切艺术的本质都是诗的。因为“诗的”是一切艺术的枢纽，所以文艺的领域，无论怎样的区分，也少不掉它的诗的滋味。探寻根底，得着诗的滋味，就是文艺研究的唯一目标。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则从何处着手，也不妨事。像学几何一般由平面而立体，像学化学一般从无机到有机的程序，在文艺研究上是没有的热心研究文艺的人，是能够得着“发见文艺的真美的欢喜”的。彼等只是看见尊贵的东西，即在古寺的书库里或是陋巷纸铺的笼底，也要把它搜出来的。彼等是常以热诚的心愿，敬虔的眼睛，去搜寻名著和伟作的。
“文艺的概念，是于读了种种作品以后，自然地了解的。没有土不能烧砖，想把抽象的文艺概论装入脑里，乃至于愚。像狗吃骨头一般去读文艺的实际的作品好了。假若有探询读书的顺序的，这与问狗先吃骨头的哪一端是一样的叫人吃惊”，这也是伯奈特说的。
其次应注意的，就是初见文艺作品时，要有与批判生人同样的用意，冷静的人有冷静的态度，情热的人有情热的态度，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有外面冷静而中心情热的人，有外面情热而中心冷静的人，文艺作品也是这样的。观察生人不可疏忽，观察生的作品，也是不可疏忽的。申言之，对于外面冷静的情热家的观察，要审知在他冷静的态度中，含有不冷静的成分——他的态度是根本的不冷静的。又世间有外貌亲切而中心狡诈的人，有外貌凶顽而中心慈祥的人；这种外观上的矛盾，当然可照前例解释——即前者的亲切，不是真的亲切，后者的凶顽，不是真的凶顽，要是仔细把他们观察一番，是自然可以看出他们的真形象的。
无经验的人，遇若外貌亲切而中心狡诈的人，很容易为他所欺骗；无经验的文艺研究者，遇着这样的作品，也是很容易受它欺骗的！可尊敬的人决不是像火酒那样地魔人，乃是渐次地表现他的伟大的。伟大的文艺作品，也是不会使最初的读者对它如吃火酒一样而醉倒的。真值得敬畏的大文艺与真值得敬畏的大人物一样，初次看见他时，觉得也没有什么出奇，必定支付精细的注意，这才能感知他的真价值哩。
因为不理解作品就把它舍弃，这种人永远难和杰出的作家成知己；如果认真地去和它接触，那是决不会舍弃。遇着名作而不能起预期的兴味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怀着一个“为世人所公认的杰作何故我看着没有兴味”的感想。
嫌那作品没有兴味便把它断作恶作而舍弃不顾的人，便是不适于研究文艺的人；反之，纵然不解那个作品而却能虚心领教的人，文学的宝库便在这种人的面前展开了。
当捕捉微妙的音响时，必定把耳朵竖起来，或是用手挡着耳朵；我们是应该把耳朵竖起来，或是用手挡住它而一些不漏地去听那在遥远的地方所发出的大作家的灵魂的美妙的音响，不可因不理解而蹉跎！
再说个浅近的此喻。杰作好像真正的美人，决不是娼妓般的艳抹浓妆出来的美人。一见虽不怎样地惹人注目，可是她实在有越看越看不厌的天成的丽质，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做恋之对象的，是可以“与启示爱之秘密同时教给我们应当怎担负我们的运命而以二重的慰藉授予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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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文艺作品的鉴赏》、朱光潜《谈文学》

论雅俗共赏
朱自清
题解
“雅俗共赏”是一个在文化领域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孰雅孰俗，以什么为界限，雅与俗能否真正平等，历来争论不休。读过朱自清先生的《论雅俗共赏》，相信你会豁然开朗。
陶渊明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诗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乐事，“素心人”当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这两句诗后来凝结成“赏奇析疑”一个成语，“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农家子弟是没有份儿的。然而又出现了“雅俗共赏”这一个成语，“共赏”显然是“共欣赏”的简化，可是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赏，那欣赏的大概不会还是“奇文”罢。这句成语不知道起于什么时代，从语气看来，似乎雅人多少得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俗人的样子，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罢。
原来唐朝的安史之乱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变迁的一条分水岭。在这之后，门第迅速的垮了台，社会的等级不像先前那样固定了，“士”和“民”这两个等级的分界不像先前的严格和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着，上下着。而上去的比下来的多，士人流落民间的究竟少，老百姓加入士流的却渐渐多起来。王侯将相早就没有种了，读书人到了这时候也没有种了；只要家里能够勉强供给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个“读书种子”；去参加那些公开的考试，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个绅士。这种进展经过唐末跟五代的长期的变乱加了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术的发达，学校多起来了，士人也多起来了，士人的地位加强，责任也加重了。这些士人多数是来自民间的新的分子，他们多少保留着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一面学习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却还不能摆脱或蜕变那些俗的。人既然很多，大家是这样，也就不觉其寒尘；不但不觉其寒尘，还要重新估定价值，至少也得调整那旧来的标准与尺度。“雅俗共赏”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标准，这里并非打倒旧标准，只是要求那些雅士理会到或迁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让大家打成一片。当然，所谓“提出”和“要求”，都只是不自觉的看来是自然而然的趋势。
中唐的时期，比安史之乱还早些，禅宗的和尚就开始用口语记录大师的说教。用口语为的是求真与化俗，化俗就是争取群众。安史乱后，和尚的口语记录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语录”这个名称，“语录”就成为一种著述体了。到了宋朝，道学家讲学，更广泛的留下了许多语录；他们用语录，也还是为了求真与化俗，还是为了争取群众。所谓求真的“真”，一面是如实和直接的意思。禅家认为第一义是不可说的，语言文字都不能表达那无限的可能，所以是虚妄的。然而实际上语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种“方便”，记录文字自然越近实际的、直接的说话越好。在另一面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亲切，才让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获得广大的群众。道学主要的是中国的正统的思想，道学家用了语录做工具，大大的增强了这种新的文体的地位，语录就成为一种传统了。比语录体稍稍晚些，还出现了一种宋朝叫做“笔记”的东西。这种作品记述有趣味的杂事，范围很宽，一方面发表作者自己的意见，所谓议论，也就是批评，这些批评往往也很有趣味。作者写这种书，只当做对客闲谈，并非一本正经，虽然以文言为主，可是很接近说话。这也是给大家看的，看了可以当做“谈助”，增加趣味。宋朝的笔记最发达，当时盛行，流传下来的也很多。目录家将这种笔记归在“小说”项下，近代书店汇印这些笔记，更直题为“笔记小说”；中国古代所谓“小说”，原是指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们得特别提到唐朝的“传奇”。“传奇”据说可以见出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是唐朝士子在投考进士以前用来送给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绍自己，求他们给自己宣传的。其中不外乎灵怪、艳情、剑侠三类故事，显然是以供给“谈助”，引起趣味为主。无论照传统的意念，或现代的意念，这些“传奇”无疑的是小说，一方面也和笔记的写作态度有相类之处。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这种“传奇”大概起于民间，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语化的地方。陈先生并且说唐朝的古文运动就是从这儿开始。他指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韩愈的《毛颖传》，正是仿“传奇”而作。我们看韩愈的“气盛言宜”的理论和他的参差错落的文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语化。他的门下的“好难”、“好易”两派，似乎原来也都是在试验如何口语化。可是“好难”的一派过分强调了自己，过分想出奇制胜，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终于被人看做“诡”和“怪”而失败，于是宋朝的欧阳修继承了“好易”的一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础。——以上说的种种，都是安史乱后几百年间自然的趋势，就是那雅俗共赏的趋势。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赏”的路，诗也走向这条路。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自然，这条路上还有许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懂的黄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为雅”的主张，并且点化了许多俗语成为诗句。实践上“以俗为雅”，并不从他开始，梅圣俞、苏东坡都是好手，而苏东坡更胜。据记载梅和苏都说过“以俗为雅”这句话，可是不大靠得住；黄山谷却在《再次杨明叔韵》一诗的“引”里郑重的提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说是“举一纲而张万目”。他将“以俗为雅”放在第一，因为这实在可以说是宋诗的一般作风，也正是“雅俗共赏”的路。但是加上“以故为新”，路就曲折起来，那是雅人自赏，黄山谷所以终于不好懂了。不过黄山谷虽然不好懂，宋诗却终于回到了“做诗如说话”的路，这“如说话”，的确是条大路。
雅化的诗还不得不回向俗化，刚刚来自民间的词，在当时不用说自然是“雅俗共赏”的。别瞧黄山谷的有些诗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词可够俗的。柳耆卿更是个通俗的词人。词后来虽然渐渐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终不能雅到诗的地位，它怎么着也只是“诗馀”。词变为曲，不是在文人手里变，是在民间变的；曲又变得比词俗，虽然也经过雅化或文人化，可是还雅不到词的地位，它只是“词馀”。一方面从晚唐和尚的俗讲演变出来的宋朝的“说话”就是说书，乃至后来的平话以及章回小说，还有宋朝的杂剧和诸宫调等等转变成功的元朝的杂剧和戏文，乃至后来的传奇，以及皮簧戏，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学”。这些除元杂剧和后来的传奇也算是“词馀”以外，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简直没有地位；也就是说这些小说和戏剧在过去的文学传统里多半没有地位，有些有点地位，也不是正经地位。可是虽然俗，大体上却“俗不伤雅”，虽然没有什么地位，却总是“雅俗共赏”的玩艺儿。
“雅俗共赏”是以雅为主的，从宋人的“以俗为雅”以及常语的“俗不伤雅”，更可见出这种宾主之分。起初成群俗士蜂拥而上，固然逼得原来的雅士不得不理会到甚至迁就着他们的趣味，可是这些俗士需要摆脱的更多。他们在学习，在享受，也在蜕变，这样渐渐适应那雅化的传统，于是乎新旧打成一片，传统多多少少变了质继续下去。前面说过的文体和诗风的种种改变，就是新旧双方调整的过程，结果迁就的渐渐不觉其为迁就，学习的也渐渐习惯成了自然，传统的确稍稍变了质，但是还是文言或雅言为主，就算跟民众近了一些，近得也不太多。
至于词曲，算是新起于俗间，实在以音乐为重，文辞原是无关轻重的；“雅俗共赏”，正是那音乐的作用。后来雅士们也曾分别将那些文辞雅化，但是因为音乐性太重，使他们不能完成那种雅化，所以词曲终于不能达到诗的地位。而曲一直配合着音乐，雅化更难，地位也就更低，还低于词一等。可是词曲到了雅化的时期，那“共赏”的人却就雅多而俗少了。真正“雅俗共赏”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词，元朝的散曲和杂剧，还有平话和章回小说以及皮簧戏等。皮簧戏也是音乐为主，大家直到现在都还在哼着那些粗俗的戏词，所以雅化难以下手，虽然一二十年来这雅化也已经试着在开始。平话和章回小说，传统里本来没有，雅化没有合式的榜样，进行就不易。《三国演义》虽然用了文言，却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语的文言，后来的《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就都用白话了。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雅化的传统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经的地位。雅化程度的深浅，决定这种地位的高低或有没有，一方面也决定“雅俗共赏”的范围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赏”的人越少，越浅也就越多。所谓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农家子弟。在传统里没有地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艺儿；然而这些才接近民众，接近民众却还能教“雅俗共赏”，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会的两橛了。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但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会让俗人所“赏”的，雅人也能来“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孟子说过“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有目”是反过来说，“共赏”还是陶诗“共欣赏”的意思。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别，自然也就能“共赏”了。孟子接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说的是人之常情，也就是所谓人情不相远。但是这不相远似乎只限于一些具体的、常识的、现实的事物和趣味。譬如北平罢，故宫和颐和园，包括建筑、风景和陈列的工艺品，似乎是“雅俗共赏”的，天桥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说到文章，俗人所能“赏”的也只是常识的，现实的。后汉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说话，反对难懂而不切实用的辞赋，却赞美公文能手。公文这东西关系雅俗的现实利益，始终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再说后来的小说和戏剧，有的雅人说《西厢记》诲淫，《水浒传》诲盗，这是“高论”。实际上这一部戏剧和这一部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作品。《西厢记》无视了传统的礼教，《水浒传》无视了传统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压迫的人民所想望的。俗人固然同情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相距还不太远的，也未尝不高兴这两部书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这可以说是一种快感，一种趣味，可并不是低级趣味；这是有关系的，也未尝不是有节制的。“诲淫”“诲盗”只是代表统治者的利益的说话。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知识阶级。这知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不大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他们渐渐跟统治者拆伙而走向民间。于是乎有了白话正宗的新文学，词曲和小说戏剧都有了正经的地位。还有种种欧化的新艺术。这种文学和艺术却并不能让小市民来“共赏”，不用说农工大众。于是乎有人指出这是新绅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欧化，不管一般人能够了解欣赏与否。他们提倡“大众语”运动。但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结果不显著。抗战以来又有“通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并已经在开始转向大众化。“通俗化”还分别雅俗，还是“雅俗共赏”的路，大众化却更进一步要达到那没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赏”的局面。这大概也会是所谓由量变到质变罢。
1947年10月26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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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论雅俗共赏》、《经典常谈》

文艺鉴赏的程度
夏丏尊
题解
此篇录自《文艺论ABC》，大旨谓文艺鉴赏有程度之等差。文艺乃一种广义之象征，惟能与作者之深潜生命交感共鸣，才能体会到作品之神髓；所谓鉴赏，实读者作者间一段生命的交流。鉴赏高级文艺，应于无形中升高醇化自己的人格，非深得个中甘苦，自难有此惬心之论。
一部名著可有种种等级的读者。又，一读者对于一部名著，也因了自己成长的程度，异其了解的深浅。文艺鉴赏上的有程度的等差，是很明显的事了。在程度低下的读者之前，无论如何的高级文艺，也显不出伟大来。
最幼稚的读者，大概着眼于作品中所包含的事件，只对于事件有兴趣，其他一切不问。村叟在夏夜讲《三国》、讲《聊斋》、讲《水浒》，周围围了一大群的人，谈的娓娓而谈听的倾耳而听是这类。都会中人的欢喜看济公活佛、《诸葛亮招亲》，赞叹真刀真枪真马上台，是这类。十余岁的孩子们欢喜看侦探小说，是这类。世界所流行什么“黑幕”“现形记”“奇闻”“奇案”等类的下劣作品，完全是投合这类人的嗜好的。
这类人大概不能了解诗，只能了解小说戏剧。因为小说戏剧有事件而诗则除了叙事诗以外，差不多没有事件。其实，小说之中没有事件可说的尽多。近代自然主义的小说，其事件往往尽属日常琐屑，毫无怪异可言。即就戏剧而论，也有以心理气氛为主，不重事件的。在这种艺术作品的前面，这类人就无法染指了。
不消说，作品的梗概，原是读者第一步所当注意的，但如果只以事件为兴味的中心，结果将无法问津于高级文艺。而高级文艺在他们眼中，也只成了一本排列事件的账簿而已。
其次，同情于作品中的人物，以作品中的人物自居者，也属于这一类。读了《西厢记》，男的便自以为是张君瑞，读了《红楼梦》，女的便自以为是林黛玉。看戏时因为同情于主人公的结果，对于戏中的恶汉，感到愤怒或者甚而至于切齿痛骂。诸如此类，都由于执着事件以事件为趣味中心的缘故。
较进步的鉴赏法，是耽玩作品的文字，或注意于其音调，或玩味其结构，或鉴赏其表出法。这类的读者，大概是文人，一个普通读者，对于一作品，亦往往有因了读的次数，由事件兴趣进而达到文字趣味的。《红楼梦》中，有不少的好文字，例如第三回叙林黛玉初进贾府与宝玉相见的一段：
“宝玉看罢，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何曾见过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他，然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旧相识，恍若远别重逢一般。’”
在过去有青埂峰那样的长历史，将来有不少纠纷的男女二主人公初会时，男主人公所可说的言语之中，要算这样说法为最适切的了。这几句真不失为好文字，但除了在文字上有慧眼的文人以外，普通的读者要在第一次读《红楼梦》时，就体会到这几句的好处，恐是很难得的事。
文字的鉴赏，原不失为文艺鉴赏的主要部分，至少比事件趣味要胜过一等。但如果仅只执着于文字，结果也会陷入错误。例如诗是以音调为主要成分的，从来尽有读了琅琅适口而内容全然无聊的诗。不，大部分的诗与词，完全没有什么真正内容的价值，只是把平庸的思想辞类，装填在一定文字的形式中的东西。换言之，就是靠了音调格律存在的。我们如果执着于音调格律，就会上他们的当。小说不重音律，原不会像诗词那样地容易上当，但好的小说，不一定是文字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ovski）的小说，其文字的拙笨，凡是读他的小说的人都感到的。可是他在文字背后有着一种伟大吸引力，能使读者忍了文字上的不愉快，不中辍地读下去。左拉的小说，也是在文字上以冗拙著名的，却是也总有人喜读他。
一味以文字为趣味中心，仅注重乎文艺的外形，结果不是上当，就容易把好的文艺作品交臂失之，这是不可不戒的。中国人素重形式，在文艺上，动辄容易发生这样的毛病。举一例说，但看坊间的《归方评点史记》<small>[1]</small>等类的书，就可知道了。《史记》，论其本身的性质是历史，应作历史去读，而到了归方手里，就只成了讲起承转合的文章，并非阐明前后因果的史书了。从来批评家的评诗、评文、评小说，也都有重文字形式的倾向。
对于文艺作品，只着眼于事件与文字，都不是充分的好的鉴赏法。那么，我们应该取什么方法来鉴赏文艺呢？
文艺是作家的自己表现，在作品背后潜藏着作家的。所谓读某作家的书，其实就是在读某作家。好的文艺作品，就是作高雅的情热、敏慧的美感、真挚的态度等的表现。我们应以作品为媒介，逆溯上去，触着那根本的作家。托尔斯泰在其《艺术论》里把艺术定义了说：
“一个人先在他自身里唤起曾经验过的感情来，在他自身里既经唤起，便用诸动作、诸线、诸色、诸声音，或以言语表出的形象来传这感情，使别人可以经验同一的感情——这是艺术的活动。”
“艺术是人类活动，其中所包括的是一个人用了某一种外的记号，将他曾经体验过的种种感情，意识地传给别人，而且别人被这些感情所动，也来经验它们。”
感情的传染，是一切艺术鉴赏的条件。不但文艺如此，大作家在其作品中绞了精髓，提供着勇气、信仰、美、爱、情热、憧憬等一切高贵的东西。我们受了这刺激，可以把昏暗的心眼觉醒，滞钝的感觉加敏，结果因了了解作家的心境，能立在和作家相近的程度上，去观察自然人生。在日常生活中，能用了曾在作品中经历过的感情与想念，来解释或享乐，因了耽读文艺作品，明识了世相，知道平日自认为自己特有的短处与长处，方是人生共通的东西，悲观因以缓和，傲慢亦因以减除。
好的文艺作品，真是读者的生命的轮转机。文艺作品的鉴赏，也要到此境地，才是理想。对于作品，仅以事件趣味或文字趣味为中心，实不免贻“买椟还珠”之诮，是对不起文艺作品的。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small>[2]</small>试看孔子对于《诗》的鉴赏理想如此！
我们对于文艺，应把鉴赏的理想，提高了放在这标准上。如果不能到这标准的时候，换言之，就是不能从文艺上得着这样的大恩惠的时候，将怎样呢？我们不能就说所读的作品无价值，依上所说，我们所读的都是高级文艺，是经过了时代的筛子与先辈的鉴别的东西，决不会无价值的。这责任大概不在作品本身，实在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复读瞑思。第一要紧的，还是从种种方面修养自己，从常识上加以努力。举一例说，哲学常识是与文艺很有关联的：要想共鸣于李白，多少须知道些道家思想，要想共鸣于王维，多少须有些佛学趣味；毫不知道西洋中世纪的思想的，当然不能真了解但丁（Dante）的《神曲》，毫不知道近代世纪末的怀疑思想的，当然不能真了解莎士此亚的《哈姆雷特》。
注释
[1]《归方评点史记》——归即归有光，方为方苞。
[2]见《论语·阳货篇》。
阅读延伸
《哈姆雷特》、《神曲》、《水浒传》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
题解
魏晋时期的文章风格由追求辞藻的华丽渐渐转变为“文以气为主”，是一个文学的自觉的时代。鲁迅先生用贯通中西的深厚学理，梳理了魏晋时期文章风格的演变和一些代表人物的文章风格，并结合史实与其对历史独辟蹊径的理解，将“魏晋风度”这一士大夫们心目中的理想境界，和药与酒的影响结合起来，予以穷本溯源，深刻剖析。文章诙谐幽默，文笔犀利深邃，读后获益良多。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了，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的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的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经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什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大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魏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了。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
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
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形，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发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做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服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个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之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做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做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钟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他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很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做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没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事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雇花匠种数十盆花，便做诗，叫做“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阅读延伸
鲁迅《读书杂谈》、《中国小说史略》

文学的一个界说
朱自清
题解
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作者以其深厚的文学素养和鉴赏力，探讨、研究了中外对于文学这一概念的定义和理解。文章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从美学、文学鉴赏的高度，为文学是什么做出定义性的解释。朱自清的文笔清隽沉郁，语言洗练，令读者如沐春风。
“什么是文学”？这是大家喜欢问的一个问题。答案的不同，却正如人的面孔！我也看过许多——其实只能说很少——答案；据我的愚见，最切实用的是胡适之先生的。他说“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学”；更不立其他的界线。但是你若要晓得仔细一点，便会觉得他的界说是不够的；那么我将再介绍一位Long先生和你相见。他在《英国文学》里所给的文学的界说是这样的：
Literature is the expression of life in words of truth and beauty；it is the written record of man&#39;s spirit, of his thoughts, emotions, aspirations；it is the history, and the only history, of the human soul.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artistic, its suggestive, its permanent qualities.Its two tests are its universal interest and its personal style.Its object, aside from the delight it gives us, is to know man, that is, the soul of man rather than his actions；and since it preserves to the race the ideals upon which all our civilization is founded, 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elightful subjects that can occupy the human mind.
我觉得这个界说，仔细又仔细，切实又切实，想参加己意将它分析说明一番。
（一）文学是用真实和美妙的话表现人生的。
什么是真实的话？是不是“据实招来”呢？我想“实”有两种意义，一是“事实”，二是“实感”。若“据实”是据事实，则“真实的话”便是“与事实一致”的话。这个可能不可能呢？有人已经给我们答复了：事实的叙述，总多少经过“选择”，决不能将事实如数地细大不遗地记录出来的；况且即使能如数地记出，这种复写又有何等意义？何劳你抄录一番呢？除了“存副”一种作用外，于人是决无影响的，便是竭力主张“记录”的写实派，也还是免不了选择的。所以，“与事实一致”的话是没有的。从“与事实一致”的立场看，文学多少离不了说谎。但这是艺术的说谎，与平常随便撒谎不同。王尔德力主文学必须说谎，他说现在说谎的艺术是衰颓了：从前文学只说“不存在”与“不可能”的事物，所以美妙，现在却要拘拘于自然与人生，这就卑无足道了。这虽是极端的见解，但颇是有理。理想派依照他们的理想以创造事实，可说是“不存在”的；神秘派依照他们的“烟士披里纯”以创造事实，可说是“不可能”的；这些创造的事实往往甚为美妙，却都免不了说谎。——创造原来就是说谎呀！便是写实派的文学，经过了选择的记录，已多少羼杂主观在内，与事实的原面目有异，也可说是说谎，只程度较轻罢了。——王尔德却自然不会承认这也是说谎的！文学既都免不了说谎，那么，哪里还有“真实的话”？然而不然！从“与事实一致”的立场看是说谎的，从“表现自己”的立场看，也许是真实的。“表现自己”实是文学——及其他艺术——的第一义；所谓“表现人生”，只是从另一方面说——表现人生，也只是表现自己所见的人生吧了。表现自己，以自己的情感为主。能够将自己的“实感”充分表现的，便是好文学，便能使人信，便能引人同情；不管所叙的事实与经过的事实一致否。现代文学尽有采用荒诞不稽的故事作题材的，但仍能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可知文学里的事实，只须自己一致，自己成一个协调的有机体，便行——所谓自圆其谎也。文学的生命全在实感——此“感”字意义甚广，连想象也包在内；能够表现实感的，便是“真实的话”——近来有一种通行的误解；以为第一身的叙述必是作者自己经历的事实，第三身的叙述亦须是作者所曾见闻的事实。这样误解文学的人，真是上了老当，天下哪有这样老实的作家！以“事实”而论，或者第三身的叙述倒反是作者自己的，也未可知。<small>[1]</small>
什么是美妙的话？此地美妙的原文是Beauty，通译作美，美有优美，悲壮，诙谐，庄严几种。怎样才是美呢？这是争辩最多的一个名词！吕澄先生的《美学浅说》里说：“美是纯粹的同情”，“由纯粹的同情，我们的生命便觉得扩充，丰富，最自然又最流畅的开展，同时有一片的喜悦；从这里就辨别得美”，又说“美感是要在‘静观’里领受的”。我想这个解释也就够用。所谓“美妙的话”，便是能引人到无关心——静观——的境界。使他发生纯粹的同情的；这就要牵连到“暗示的”，“艺术的”性质及风格等，详见下文。另外，胡适之先生在《什么是文学》里也说及文学的美。他说有明白性及逼人性的便是美，这也可供参考。至于“表现人生”一义，上文已约略说过。无论是记录生活，是显扬时代精神，是创造理想世界，都是表现人生。无论是轮廓的描写，是价值的发现，总名都叫做表现。轮廓的描写所以显示生活的类型——指个性的类型，与箭垛式的类型，“谱”式的类型有别；价值的发见，所以显示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话说至此，可以再陈一义，Matthew Arnold曾说，“诗是人生的批评”；后来便有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的，我的一位朋友反对此解，以为文学只是表现人生，不加判断；何有于批评？诗以抒情为主，表现之用最著，更说不上什么批评了。但安诺德之说，必非无因。我于他的批评见解，未曾细究，不敢申论。只据私意说来，“人生的批评”一说，似可成立。因为在文学作品中，作者诚哉是无判断，但却处处暗示着他的倾向，让读者自己寻觅。作品中写着人生的爱憎悲喜，而作者对于这种爱憎悲喜的态度，也便同时隐藏在内；作者落笔怎样写，总有怎样写的理由，——这种理由或许是不自觉的——这便是他对于所写的之态度。叙述不能无态度正如春天的树叶不能无绿一般。就如莫泊桑吧，他是纯粹的写实派，对于所叙述的，毫无容心是非常冷静的；托尔斯泰曾举《画师》为例，以说明他的无容心。但他究竟不能无选择，选择就有了态度；而且诡辩地说，无容心也正是一种容心，一种态度；而且他的唯物观，在作品里充满了的，更是显明的态度！即如《月夜》里所写的爱，便是受物质环境的影响而发生的爱，与理想派作品所写的爱便决不会相同；这就是态度关系了。理想派之有态度，更不用说。态度就是判断，就是批评；“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与批评”，实是不错的；但“表现”与“批评”不是两件东西，而是一体的两面。
（二）文学是记载人们的精神，思想，情绪，热望；是历史，是人的灵魂之唯一的历史。
文学里若描写山川的秀美，星月的光辉，那必是因它们曾给人的灵魂以力量；文学里若描写华灯照夜的咖啡店，“为秋风所破的茅屋”，那必是因为人的灵魂曾为它们所骚扰；文学里若描写人的“健饭”“囚首垢面”“小便”，那必是因为这些事有关于他的灵魂的历史：总之，文学所要写的，只是人的灵魂的戏剧，其余都是背景而已。灵魂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正史上只记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事；民间的琐屑是不在被采之列的。但大事只是轮廓，具体的琐屑的事才真是血和肉；要看一时代的真正的生活，总须看了那些琐屑的节目，才能彻底了解；正如有人主张参观学校，必须将厕所、厨房看看，才能看出真正好坏一样。况且正史所记，多是表面的行为，少说及内心的生活；它是从行为的结果看的，所以如此。文学却是记内心的生活的，显示各个人物的个性，告诉我们他们怎样思想，怎样动感情；便是写实派以写实为主的，也隐喻着各种详密的个性。懂得个性，才懂得真正的生活。所以说，“文学是人的灵魂之唯一的历史”。
（三）文学的特色在它的“艺术的”“暗示的”“永久的”等性质。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又说“修辞立其诚”。如何才能“达”，如何才能“立诚”，便是“艺术”问题了。此地所说“艺术”，即等于“技巧”。文学重在引人同情，托尔斯泰所谓“传染情感于人”；而“自己”表现得愈充分，传染的感情便愈丰厚。“充分”者，要使读者看一件事物，和自己“一样”明晰，“一样”饱满，“一样”有力，“一样”美丽。自己要说什么，便说什么，要怎么说，便怎么说，这也叫做“充分”。要使得作品成为“艺术的”，最要紧的条件便是选择；题材的精粗，方法的曲直，都各有所宜，去取之间，全功系焉。
“暗示”便是旧来所谓“含蓄”，所谓“曲”。袁子才说，“天上只有文曲星而无文直星”，便是说明文贵曲不贵直。从刘半农先生的一篇文里，晓得“Half told story”一个名字，译言“说了一半的故事”。你要问问：还有一半呢？我将代答：在尊脑里！“暗示”是人心自然的要求，无间中外古今。这大概因为人都有“自表”（Self-manifestation）的冲动，若将话说尽了，便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不免索然寡味。“法国Mallarme<small>[2]</small>曾说，作诗只可说到七分，其余的三分应该由读者自己去不补足，分享创作之乐，才能了解诗的真味。”“分享创作之乐”，也就是满足“自表”的冲动。小泉八云把日本诗歌比作寺钟的一击，“他的好处是在缕缕的幽玄的余韵在听者心中永续的波动”。这是一个极好的比方。中国以“比”“兴”说诗也正是这种意思。这些虽只说的诗，但决不只是诗要如此；凡是文学都要如此的。现在且举两个例来说明。潘岳《悼亡诗》第二首道：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
“触景生情，是‘兴’的性质。”下面紧接：
凛凛凉风生，始觉夏衾单！
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
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
辗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
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
“他不直说他妻子死了。他只从秋至说到凉风生，从凉风生说到夏衾单，从夏衾单说到不是无重纩，是无同岁寒的人。你看他曲不曲。他又说他反复看了一看枕和席，那样长的簟子，把床遮完了，都瞧不见那一个人。只见那空床里堆了尘埃，虚室中来了悲风，他那悲伤之情，就不言而喻了。你看他曲不曲。”又如堀口大学的《重荷》：
生物的苦辛！
人间的苦辛！
日本人的苦辛！
所以我瘦了。（周作人先生译）
只区区四行，而意味无尽！前三行范围依次缩小，力量却依次增加；“人间的苦辛”已是两重的压迫，“日本人的苦辛”，竟是三层的了。“苦辛”原只是概括的名字，却使人觉着东也是苦辛，西也是苦辛，触目是苦辛，触手也是苦辛；觉着苦辛的担子真是重得不堪！所以自然就会“瘦”了。这一个“瘦”字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受着三重的压迫，怎样竭力肩承，怎样失败，到了心身交困的境界；这其间是包含着许多的经历的。这都是暗示的效力！“说尽”是文学所最忌的，无论长文和短诗。
能够在作品中充分表现自己的，便是永久的。“永久的”是“使人不舍，使人不厌，使人不忘”之意。初读时使人没入其中，不肯放下，乃至迟睡缓餐，这叫“不舍”。初读既竟，使人还要再读，屡读屡有新意，决不至倦怠；所谓“不厌百回读”也。久置不读，相隔多年，偶一念及，书中人事，仍跃跃如生，这便是“不忘”了。备此三德，自然能传世行远了。大抵人类原始情感，并无多种；文明既展，此等情感，程度以渐而深而复，但质地殆无变化——喜怒哀乐，古今同之，中外无异，故若有深切之情感，作品即自然能感染读者，虽百世可知。而深切之情感，大都由身体力行得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故真有深切之情感者必能显其所得，与大众异，必能充分表现自己，以其个性示人。“永久的”性质，即系从此而来的。还有，从文体说，简劲朴实的文体容易有“永久的”性质，因能为百世所共喻；尚装饰的文体，华辞丽藻，往往随时代而俱腐朽，变为旧式，便不如前者有长远的效力——但仍须看“瓶里所装的酒”如何。
（四）文学的要素有二：普遍的兴味与个人的风格。
“老妪都解”，便是这里所谓“普遍的兴味”。理论地说，文学既表现人生，则共此人生的人，自应一一领会其旨。但从另一面看，表现人生实即表现自己。此义前已说了。而天赋才能，人各有异；有聪明的自己，有庸碌的自己，有愚蠢的自己。这各各的自己之间，未必便能相喻；聪明的要使愚蠢的相喻。真是难乎其难！而屈己徇人，亦非所取。这样，普遍的兴味便只剩了一句绮语！我意此是自然安排，或说缺陷亦可，我辈只好听之而已。
风格是表现的态度，是作品里所表现的作者的个性。个性的重要，前面论“永久性”时，已略提过了；文学之有价值与否，全看它有无个性——个人的或地方的种族的——而定。文学之所以感人，便在它所显示的种种不同的个性。马浩澜《花影集》序云：
“偶阅《吹剑录》中，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问曰，‘吾词何如柳耆卿？’对曰，‘柳郎中词，宜十七八女孩儿，按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柳永《雨霖铃》有句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苏轼《念奴娇》首句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柳词秀逸，苏词豪放，可于此见之。惟其各有以异乎众，故皆能动人，而无所用其轩轾。所谓“豪放”，所谓“秀逸”，皆是作者之个性，皆是风格；昔称曰“品”，唐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描写各种风格甚详且有趣；虽是说诗，而可以通于文。但一种作品中的个性，不必便是作者人格的全部；若作者是多方面的人，他的作品也必是多方面的，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决不拘拘于一格的。风格的种类是无从列举；人生有多少样子，它便有多少样子。风格也不限于“个人的”，地方的种族的风格，也同样引人入胜，譬如胡适之先生的《国语文学史讲义》中说，南北朝新民族的文学各有特别色彩：南方的是“缠绵宛转的恋爱”，北方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请看下面两个例，便知不同的风格的对照，能引起你怎样的趣味：
啼着曙，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华山畿》）
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
（五）文学的目的，除给我们以喜悦而外，更使我们知道人——不要知道他的行动，而要知他的灵魂。
文学的美是要在“静观”里领受的，前面已说过了。“静观”即是“安息”（Repose）；所谓“喜悦”便指这种“安息”，这种无执着，无关心的境界而言，与平常的利己的喜悦有别，这种喜悦实将悲哀也包在内；悲剧的嗜好，落泪的愉快，均是这种喜悦。——“知道人的灵魂”一语，前于第二节中已及兹义；现在所要说的，只是“知道人的灵魂”，正所以知道“自己的灵魂！人的灵魂是镜子，从它里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的灵魂的样子。
（六）在文学里，保存着种族的理想，便是为我们文明基础的种种理解；所以它是人心中的最重要最有趣的题目之一。
所谓国民性，所谓时代精神，在文学里，均甚显著。即如中国旧戏里，充满着诲淫诲盗的思想，谁能说这不是中国文明的一种基础？又如近年来新文学里“弱者”的呼声，“悲哀”的叫喊，谁能说这不是时代精神的一面？周作人先生《论〈阿Q正传〉》文里说：
……但是国民性真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对于斯拉夫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氛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这句话我相信可以当做他的褒词，但一面就当做他的贬辞，却也未始不可。这样看来，文学真是最重要又最有趣的一个题目。
1925年6月
注释
[1]烟士披里纯——英文inspiration之音译，意为灵感。
[2]Mallarme——马拉美，19世纪法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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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常谈》、《论雅俗共赏》

词的境界
王国维
题解
西学东渐是中国近代思潮的一大趋势，王国维早年接受西方文化特别是叔本华、尼采的哲学、美学思想，《人间词话》一书即是王国维受了西洋美学思想影后，以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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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辞赋之渊源
刘师培
题解
辞赋是古代的一种文体，起源于战国时代。汉朝人集屈原等人所作的赋称为楚辞，后人泛称赋体文学为辞赋。作者刘师培家学深厚，古文功底极好，对古代文学的流变亦有深刻见解，鲁迅曾对刘在此方面做的研究给过很高评价。此文中，作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辞赋产生的变迁轨迹和总体风貌，功夫不深者做不到此。
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诗者永言之谓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也。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起源亦甚古。观《列子》所载，有尧时谣，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谚，而韩非《六反篇》或引古谚，或引先圣谚，足征谚谣之作，先于诗歌。厥后诗歌继兴，始著文字于竹帛。然当此之时，歌谣而外，复有史篇，大抵皆为韵语。言志者为诗，记事者为史篇。史篇起源，始于仓圣。《周官》之制，太史之职，掌谕书名。而宣王之世，复有皮籀作《史篇》；书虽失传，然以李斯《仓颉篇》，史游《急就篇》例之，大抵韵语偶文，便于记诵，举民生日用之字，悉举其中。盖《史篇》即古代之字典也。又孔子之论学诗也，亦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诗歌亦不啻古人之文典也。盖古代之时，敬曰声教，故记诵之学大行；中国词章之体亦从此而生。
诗篇以降，有屈宋“楚辞”，为词赋家之鼻祖。然自吾观之，《离骚九章》，音涉哀思，矢耿介，慕露修，伤中路之夷犹，怨美人之迟暮，托哀吟于芳草，验吉占于灵茅，窈窕善怀，婵娟太息，诗歌比兴之遗也。《九歌招魂》，指物类象，冠剑陆离，舆旌纷错，以及灵旌星盖，鳞屋龙堂，土伯神君，壶蜂雁虺，办名物之瑰奇，助文章之侈丽，《史篇》记载之遗也。是《楚辞》一篇，隐含二体。
秦汉之世，赋体渐兴，溯其渊源，亦为《楚辞》之别派。《幽通思玄》忧深虑远，出于《离骚》者也；《甘泉藉田》，愉容典则，出于东皇《司命》者也；《洛神长门》，其音哀思出于《湘君》、《湘夫人》者也；感旧叹逝，悲怨凄凉，出于《山鬼》、《国殇》者也；《西征北征》，叙事记游，出于《涉江远游》也者；《鹏鸟鹦鹉》，生叹不辰，出于《怀沙者也》；《哀江南赋》睠怀旧都，出于哀郢者也。推之枯树出于《橘颂》，《闲居》出于《卜居》，《七发》乃《九辩》之遗，《解嘲》即《渔父》之意，渊源所自，岂可诬乎？盖骚出于诗，故孟坚以赋为古诗之流。然相如子云作赋汉廷，指陈事物，殚见洽闻，非唯风雅之遗音，抑亦《史篇》之变体。此古代文章之流别也。然知之者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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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元剧之文章
王国维
题解
王国维不仅在古史地、古文字上是一代大师，在戏曲史研究上也卓有贡献，本篇节选自《宋元戏曲史》一书，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中国戏剧艺术在元代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却因以往学者的轻视而晦暗不显。王氏的《宋元戏曲史》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它全面考察，追根溯源，回答了中国戏剧艺术的特征，中国戏剧的起源和形成、中国戏曲文学的成就等根本性的问题，使元曲这一瑰宝重放异彩。
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赏之，至有以关汉卿比司马子长者（韩文靖邦奇）。三百年来，学者文人，大抵屏元剧不观。其见元剧者，无不加以倾倒。如焦里堂《易余龠录》之说，可谓具眼矣。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若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慕写其胸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抑其次也。
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蛾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然如武汉臣之《老生儿》，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兹举数例以证之。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
〔正宫·端正好〕我往常在风尘，为歌妓，不过多见了几个筵席，回家来仍作个自由鬼；今日倒落在无底磨牢笼内！
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
〔正宫·端正好〕添酒力晚风凉，助杀气秋云暮，尚兀自脚趔趄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单则俺杀生的无缘度。
语语明白如画，而言外有无穷之意。又如《窦娥冤》第二折：
〔斗虾嫫〕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病疾，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证候自知。人命关天关地，别人怎生替得，寿数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说甚一家一计，又无羊酒缎匹，又无花红财礼，把手过活为日，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窦娥忤逆，生怕旁人议论。不如听咱劝你，认个自家晦气，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门里，送入他家坟地。这不是你那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凄怆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至中叶以后，已罕观矣。其写男女离别之情者，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
〔醉春风〕空服遍腼眩药不能痊，知他这肮脏病何日起。要好时直等的见他时，也只为这症候上因他得。一会家飘渺呵，忘了魂灵。一会家精细呵，使着躯毂。一会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长也愁更长，红稀也信尤稀，春归也奄然人未归。我则道相别也数十年，我则道相隔着数万里；为数归期，则那竹院里刻遍琅轩翠。
此种词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唯南曲中《拜月》、《琵琶》差能近之。至写景之工者，则马致远之《汉宫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对着这迥野凄凉，草色已添黄，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其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蛰；泣寒蜇，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想，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尚书云〕陛下回銮吧，娘娘去远了也。（驾唱）
〔鸳鸯煞〕我煞大臣行，说一个推辞谎，又则怕笔尖儿那火编修讲。不见那花朵儿精神，怎趁那草地里风光。常道伫立多时，徘徊半晌，猛听得塞雁南翔，呀呀的声嘹亮，却原来满目牛羊，是兀那载离恨的毡车半坡里响。
以上数曲，真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剧，虽浅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
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兹举其例，如《西厢记》第四剧，第四折：
〔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
〔得胜令〕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蒙蝴蝶，絮叨叨促织耳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急煎煎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
此犹仅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马致远《黄粱梦》第四折：
〔叨叨令〕我这里稳丕丕土炕上迷飑没腾的坐，那婆婆将粗剌剌陈米喜受希和的播，那蹇驴儿柳阴下舒着足乞留恶滥的卧，那汉子去脖项上婆娑没索的摸。你则早醒来了也么哥，你则早醒来了也么哥，可正是窗前弹指时光过。
其更奇绝者，则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这姻亲是旧盟，则待叫祆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将水面上鸳鸯忒楞楞腾分开交颈，疏剌剌沙备雕鞍撒了锁鞓，厮琅琅汤偷香处喝号提铃，支棱棱争弦断了不续碧玉筝，吉丁丁铛精转上摔破菱花镜，扑通通东井底坠银瓶。
又无名氏《货郎旦》剧第三折，则用叠字，其数更多。
〔货郎儿六转〕我则家暗暗惨惨天涯云布，万万点点潇湘夜雨；正值着窄窄狭狭沟沟堑堑路崎岖，黑黑暗暗彤云布，赤留赤律潇潇洒洒断断续续，出出律律忽忽鲁鲁阴云开处，霍霍闪闪电光星注；正值着飕飕摔摔风，淋淋渌渌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扑扑簌簌湿湿渌渌疏林人物，却便似一幅惨惨昏昏潇湘水墨图。
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远在宋金两代，不过至元而大成。其写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负于此者，实不少也。
元曲分三种，杂剧之外，尚有小令、套数。小令之用一曲，与宋词略同。套数则合一宫调中诸曲为一套，与杂剧之一折略同。但杂剧以代言为事，而套数则以自叙为事，此其所以异也。元人小令套数之佳，亦不让于其杂剧。兹各录其最佳者一篇，以示其例，略可以见元人之能事也。
〔天净沙〕（无名氏。此词《庶斋老学丛谈》及元刊《乐府新声》，均不著名氏，《尧山堂外纪》以为马致远撰，朱竹垞《词综》仍之，不知何据。）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套数《秋思》（马致远。见元刊《中原音韵》、《乐府新声》）
〔双调·夜行船〕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来，今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秦宫汉阙，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渔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晋耶？〔落梅风〕天教富，不待奢，无多时好天良夜，看钱奴硬将心似铁，空辜负锦堂风月。〔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晚来清镜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莫笑鸠巢计拙，葫芦提一就装呆。〔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东缺，竹蓠茅舍。〔离亭宴煞〕蛩吟罢一枕才宁帖，鸡鸣后万事无休歇，算名利何年是彻！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穰穰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人生有限怀，几个登高节？嘱咐与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天净沙》小令，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马东篱《秋思》一套，周德清评之以为万中无一，明王元美等亦推为套数中第一，诚定论也。此二体虽与元杂剧无涉，可知元人之于曲，天实纵之，非后世所能望其项背也。
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式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内。唯宫大用瘦硬通神，独树一帜。以唐诗喻之：则汉卿似白乐天，仁甫似刘梦得，东篱似李义山，德辉似温飞卿，而大用则似韩昌黎。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仁甫似苏东坡，东篱似欧阳永叔，德辉似秦少游，大用似张子野。虽地位不必同，而品格则略相似也。明宁献王曲品，跻马致远于第一，而抑汉卿于第十。盖元中叶以后，曲家多祖马、郑，而祧汉卿，故宁王之评如是。其实非笃论也。
元剧自文章上言之，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又以其自然故，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又曲中多用俗语，故宋金元三朝遗语，所存甚多。辑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为一专书。此又言语学上之事，而非此书之所有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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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戏曲史》

论时代思潮
梁启超
题解
作者在文中首先提出了“时代思潮”这一重要概念，并认为“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接着借用佛家名词“生住异灭”阐释思潮的产生及演变，对每个时期作了简要而中肯的评介。作者认为“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不由让人想起龚自珍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谓之“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撄之，亦不乐撄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
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熠伏，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
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茸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取得局部问题，为“窄而深”之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此蜕化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
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瓶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所谓“灭”相。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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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室文集点校》

科学名词跟科学观念
赵元任
题解
赵元任语言学生涯中最杰出的贡献当属现代汉语方面的成就。本文从三方面来分别解释科学名词存在的理由。举例风趣，逻辑严谨，是一篇充满智慧的说明文。
要挂科学家的科学招牌，最要紧的是会用满口的科学名词。假如你说“我要一杯热开水”，你的说话就太“不科学的”了，你非得要说“我要二百五十西西的氢二氧<small>[1]</small>，它的温度须要达到过沸点，并且要维持着比较的高温度”。明明一句简短而人人都懂是什么意思的话，必得要改成啰哩啰嗦而多数人不懂的话，这方才是合乎科学的资格。这是许多人对于科学名词的感想。
我现在说明科学名词存在的理由分三层来说：第一，科学研究的东西往往不是平常人知道有的东西。氢二氧，固然可以叫它“水”，温度达到沸点固然可以叫做“开”，或是“滚”，但是像钠、铝、声浪、电浪、微菌、维他命都是平常不知道有的东西，所以不得不给它们些名词，以便称述。
第二，科学家所研究的事情往往不是平常人所问的事情。比方东西动得快慢称其名曰“速度”，其实就是快慢；可是比方东西往下掉的时候它的速度越变越快，它的变法究竟变得有多快，这是科学要问而平常人不大问的事情，因而不得不给它个名词叫“变速度”。再比如一个病人跟一个好人在一处，分开之后第二天好像没有染着那个人的病，可是过了几天那个病发出来了。并且查各种传染病从染着过后到发出来有各种不同的期限，因而就给这期限一个名词，叫某种传染病的“潜伏期”。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就是科学所以要用科学名词是为着要改组日常所见的东西跟事情的观念。因为咱们日常所用的名词，跟这些名词所代表的观念往往是很不清楚很不一致的，只要一仔细认真地想要把他弄清楚，想要找出它所代表的实在的东西跟事情，就会发觉出来许多分歧跟矛盾的地方。
比方“力”是一个很笼统没有清楚范围的观念，科学就分出力（狭义的），是质量乘变速度（ma）；动量，是质量乘速度；动能，是半质量乘变速度平方（1/2mv2）等等不同的事情。冷热就分出温度、热量、比热，皮肤上的冷觉点的感觉，都是各有各的意义跟范围的。照平常观念，鲤鱼也是鱼，鲸鱼也是鱼。科学就根据卵生、胎生等现象分出鱼类跟哺乳类，而把鲸鱼跟猫、狗、人类一同归在哺乳类。年的观念比较清楚一点，但是细追起来，又有以四季定年（回归年），以地球公转真周期定年（恒星年），以地球近日点周期定年（近点年），以黄白道交点周期定年（交食年）的四种长短不同的年。
为照理想的办法，为避免平常语言容易引起误会计，最好完全用符号α，β，γ，或希腊、拉丁等字来代表科学分析出来的各种有定义的观念。比方说鲸不是鱼好像奇怪，假如说鲸不是ρ或不是“辟斯开斯”就一点没有什么奇怪了。但为便于学习跟记忆，当然是用略有关系的普通文字方便些。不过要记得这完全是为迁就多数人方便的办法，科学是绝对不负遵守字词在语文上的“正当”用法的责任的。
还有，假如平常的名词，经查考的结果，知道它所指的东西并不存在，所说的事情并无其事，或是所指的事物经分析过后内容各部太不相干，不成有意义的观念，例如神仙、手气（赌钱的手气）、药的寒性、热性、发（如吃鸡是发的）等等，科学压根儿就不谈这一套。如果要谈的话，就拿它们当语言学跟社会科学的材料了。
总结起来可以说，科学所以用名词，不是因为好好儿的老牌名词不够时髦，必得改了洋装才够引人注意，也不全为科学要研究平常不知道有的东西跟不注意的事情而题新名词，乃是因为咱们平常所持的观念跟所用的名词太含糊太不一致，一经细查，就觉出来或者是没有这回事，或者它并不是一类事，因而不得不另造一些分析严密范围清楚的名词，才可以作散布跟推广正确知识的合用的工具。这是科学名词存在的主要的理由，并且也应该作用科学方法研究向来不认为在科学范围内的任何类问题的榜样。
注释
[1]二百五十西西的氢二氧——即250ml的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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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的读物》、《汉语称呼用词》

物理学和人生
周昌寿
题解
这是一篇大物理学家谈物理学的科普短文。文章中没有复杂的物理名词，而是用普通读者可以理解的语言，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会见到的现象，感觉到的感受入手，告诉我们物理学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文章言浅意深，拉近了科学与人的距离。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最重要而又能代表全体自然科学的一个学科，其内容通常分为力学、热学、音学、光学、磁学及电学等各小分科。这种分科的标准，完全根据于人类的感官。凡能由筋肉的动作感受得到的现象，属于力学的研究范围。凡能由皮肤的接触感受得到的现象，属于热学的研究范围。凡能由耳膜的振动感受得到的现象，属于音学的研究范围。凡能由视神经的刺激感受得到的现象，属于光学的研究范围。至于磁学、电学因为我们的感官缺少了这样的要素，不能直接感受这一类的现象，所以发达很迟；可是他们的范围异常广泛，性质又特别重要，一经发扬以后，即大有凌驾其他各科而上之的形势。就这一层着想，也就足以察见我们的感官颇多欠缺，根据这些感官而来的分科，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了。
实际上物理学的主要目的，概括起来说，是在探求一切物理现象间的因果关系。明白了这种关系，不但可以解决疑问，增长知识，并且同时还可以利用新得的知识，去弥补感官的缺陷，扩张人类的势力，征服自然的环境。例如距离在三十万光年以外的星云，可由望远镜观测，直径在万万万分之一公厘以下的电子，可由显微镜中窥见；紫色部以外的光，可用照相干板留下痕迹，红色部以外的光，可用验微温器检查征兆；微弱的音波，可用高声器扩大；数万里外的消息，可用电报、电话、无线电等传达；水面可用轮船，水底可用潜艇，陆地可用火车、汽车，空中可用飞艇、飞机；夏日有电扇、冷气却暑，冬日有电炉、热气取暖；记留音容可用有声影片，照耀黑夜可用电灯。凡此种种，无一不由物理学得来，亦无一不和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天赋的机能有限，新创的环境层出不穷，就是专为适应环境着想，已非努力于物理学的研究不可。若再进一步，欲谋增进人类的幸福，创造理想的文化，更非加倍努力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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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费曼《别闹了，费曼先生》、阿西莫夫《阿西莫夫最新科学指南》

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
朱光潜
题解
作者在论述深奥的美学上独辟蹊径，虚拟出木商、植物学家、画家三种观赏者，从三种人对古松的不同态度的对比中把何为“审美”向读者娓娓道来，并以我国三首千古流传的古典诗歌和人类奇迹长城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读罢让人心悦诚服。
谁都知道，一切事物都有几种看法。你说一件事物是美的或是丑的，这也是只是一种看法。换一个看法，你说它是真的或是假的；再换一种看法，你说它是善的或是恶的。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多种，所看出来的现象也就有多种。
比如园里那一棵古松，无论是你、是我或是任何人一看到它，都说它是古松。但是你从正面看，我从侧面看，你以幼年的心境去看，我以中年人的心境去看，这些情境和性格的差异都能影响到所看到古松的面目。古松虽只是一件事物，你所看到和我所看到的古松却是两件事。假如你和我各把所得的古松的印象画成一幅画或是写成一首诗，我们俩艺术手腕尽管不分上下，你的诗和画与我的诗和画比较，却有许多重要的异点。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由于知觉不完全是客观的，各人所见到的物的形象都带有几分主观的色彩。
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这一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劲拔的古树。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却不这样东想西想，他只在聚精会神的观赏它的苍翠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那股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从此可知道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象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是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晴才能见到美，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你和我如果也想见到它的美，你须得把你那种木商的实用的态度丢开，我须得把植物学家的科学的态度丢开，专持美感的态度去看它。
这三种态度有什么分别呢？
先说实用的态度。做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维持生活，既要生活，就要讲究如何利用环境。“环境”包含我自己以外的一切人和物在内，这些人和物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益，有些对于我的生活有害，有些对于我不关痛痒。我们对于他们于是有爱恶的情感，有趋就或逃避的意志和活动。这就是实用的态度。实用的态度起于实用的知觉，实用的知觉起于经验。小孩子初出世，第一次遇见火就伸手去捉，他它烧痛了，以后他再遇见火，便认识它是什么东西，便明了它是烧痛手指的，火对于他于是有意义。事物本来都是很混乱的，人为便利实用起见，才像被火烧过的小孩子根据经验把四围事物分类、立名，说天天吃的东西叫做“饭”，天天穿的东西叫做“衣”，某种人是朋友，某种人是敌人，于是才有所谓“意义”。意义大半都起于实用。在许多人看，衣除了是穿的，饭除了是吃的，女人除了是生小孩的一类意义之外，便寻不出其他意义。所谓“知觉”，就是感官接触某种人或物时心里明了他的意义。明了他的起初都只是明了他的实用。明了实用之后，才可以对他起反应动作，或是爱他，或是恶他，或是求他，或是拒他。木商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科学的态度则不然，它纯粹是客观的、理论的。所谓客观的态度就是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完全丢开，专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去探求真理。理论是和实用相对的。理论本来可以见诸实用，但是科学家的直接目的却不在于实用。科学家见到一个美人，不说“我要去向她求婚，她可以替我生儿子。”他只说：“我看她这人很有趣味，我要来研究她的生理构造，分析她的心理组织。”科学家见一堆粪，不说“它的气味坏，我要掩鼻走开。”他只说：“这堆粪是一个病人排泄的，我要分析他的化学成分，看看有没有病菌在里面。”科学家自然也有见到美人就求婚，见到粪就掩鼻走开的时候，但是那时候他已经由科学家还到实际人的地位了。科学家的态度之中很少有情感和意志，它的最重要的心理活动是抽象的思考。科学家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寻出事物的关系和条理，纳个物于概念，从原理演个例，分出某者为因，某者为果，某者为特征，某者为偶然性。植物学家看古松的态度便是如此。
木商由古松而想到架屋、制器、赚钱等等，植物学家由古松而想到根、茎、花、叶、日光、水分，他们的意识都不能停止在古松本身上面。不过把古松当做一块踏脚石，由它跳到和它有关系的种种事物上面去。所以在实用的态度中和科学的态度中，所得到的事物的意象都不是独立的、绝缘的，便是美感的态度的最大特点。比如我们的画画的朋友看古松，他们全副精神都注在松的本身上面，古松对于他便成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他忘记他的妻子在家里等柴烧饭，他忘记松树在植物教科书叫做显花植物，总而言之，古松完全占领住他的意识，古松以外的世界他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他只把古松摆在心眼面前当做一幅画去玩味。他不计较实用，所以心中没有意志和欲念；他不推求关系、条理、因果等等，所以不用抽象的思考。这种脱净了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叫做“直觉”，直觉所见到的孤立、绝缘的意象叫做“形象”。美观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形象于直觉时特质。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间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离开人的观点而言，事物都混然无别，善恶、真伪、美丑就漫无意义。真、善、美都含有若干主观的成分。
就“用”字的狭义说，美是最没有用处的。科学家的目的虽只在辨别真伪，他所得的结果却可效用于人类社会。美的事物如诗文、图画、雕刻、音乐等等都是寒不可以衣，饥不可以为食的。从实用的观点看，许多艺术家都是太不切实用的人物。然则我们又何必来讲美呢？人性本来是多方的，需要也多方的。真、善、美三者俱备才可以算是完全的人。人性中本有饮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没有科学的活动，本有美的嗜好而没有美感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的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疾病、衰老的身体才没有口腹的饥渴。同理，你遇到一个没有精神上的饥渴的人或民族，你可断定他的心灵已到了疾病、衰老状态。
人所以异于其他动物的就是于饮食、男女之外还有更高尚的企求，美就是其中之一。是壶就可以贮茶，何必又求它形式、花样、颜色都要好看呢？吃饱了饭就可以睡觉，何必呕心去做诗、画画、奏乐呢？“生命”是与“活动”同义的，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人的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是受环境需要限制的；人的美感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他活动而他自己愿意去活动的。在有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中，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这是单就人说，就物说呢？在实用的和科学的世界中，事物都借着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得到意义，到了孤立、绝缘时却都没有意义；但是在美感世界中它却能孤立、绝缘，却能在本身出价值。照这样看，我们可以说，美是事物的最有价值的一面，美感的经验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一面。
许多轰轰烈烈的英雄和美人都过去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成功和失败都过去了，有艺术作品真正是不朽的。数千年前的《采采卷耳》和《孔雀东南飞》的作者还能在我们心里点燃很强烈的火焰，虽然在当时他们不过是大皇帝脚下不知名的小百姓。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车书，曹孟德带八十万人马下江东，舳舻千里，旌旗蔽空，这些惊心动魂的成败对你有什么意义？对于我有什么意义？但是长城和短歌行对于我们还是很亲切的，还可以使我们心神领会这些骸骨不存的精神气魂。这几段墙在，这几句诗在，它们永远对于人是亲切的。由此例推，在几千年或是几万年以后看现在纷纷扰扰的“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主席”、“代表”、“电影明星”之类对于人有什么意义？我们这个时代有类似长城和短歌行的记念坊留给后人，让他们觉得我们也还是很亲切的么？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朋友，让我们珍贵这几点星光！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耀那和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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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美》、《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无言之美》

美与同情
丰子恺
题解
艺术是感官的表达，丰子恺在这篇文字里，主要表达了他的一个艺术观：艺术家所见的世界是一视同仁的、平等的世界；艺术家对于世间一切事物都给以热诚的同情。
有一个儿童，他走进我的房间里，便给我整理东西。他看见我的挂表的面合复在桌子上，给我翻转来。看见我的茶杯放在茶壶的环子后面，给我移到口子前面来。看见我床底下的鞋子一顺一倒，给我掉转来。看见我壁上的立幅的绳子拖出在前面，搬了凳子，给我藏到后面去。我谢他：“哥儿，你这样勤勉地给我收拾！”他回答我说：“不是，因为我看了那种样子，心情很不安适。”是的，他曾说：“挂表的面合复在桌子上，看它何等气闷！”“茶杯躲在它母亲的背后，教它怎样吃奶奶？”“鞋子一顺一倒，教它们怎样谈话？”“立幅的辫子拖在前面，像一个鸦片鬼。”我实在钦佩这哥儿的同情心的丰富。从此我也着实留意于东西的位置，体谅东西的安适了。它们的位置安适，我们看了心情也安适。于是我恍然悟到，这就是美的心境，就是文学的描写中所常用的手法，就是绘画的构图上所经营的问题。这都是同情心的发展。普通人的同情只能及于同类的人，或至多及于动物；但艺术家的同情非常深广，与天地造化之心同样深广，能普及于有情、非有情的一切物类。
我次日到高中艺术科上课，就对她们作这样的一番讲话：世间的物有各种方面，各人所见的方面不同。譬如一株树，在博物家，在园丁，在木匠，在画家，所见各人不同。博物家见其性状，园丁见其生息，木匠见其材料，画家见其姿态。
但画家所见的，与前三者又根本不同。前三者都有目的，都想起树的因果关系，画家只是欣赏目前的树的本身的姿态，而别无目的。所以画家所见的方面，是形式的方面，不是实用的方面。换言之，是美的世界，不是真善的世界。美的世界中的价值标准，与真善的世界中全然不同，我们仅就事物的形状、色彩、姿态而欣赏，更不顾问其实用方面的价值了。所以一枝枯木，一块怪石，在实用上全无价值，而在中国画家是很好的题材。无名的野花，在诗人的眼中异常美丽。故艺术家所见的世界，可说是一视同仁的世界，平等的世界。艺术家的心，对于世间一切事物都给以热诚的同情。
故普通世间的价值与阶级，入了画中便全部撤销了。画家把自己的心移入于儿童的天真的姿态中而描写儿童，又同样地把自己的心移入于乞丐的病苦的表情中而描写乞丐。画家的心，必常与所描写的对象相共鸣共感，共悲共喜，共泣共笑；倘不具备这种深广的同情心，而徒事手指的刻划，决不能成为真的画家。即使他能描画，所描的至多仅抵一幅照相。
画家须有这种深广的同情心，故同时又非有丰富而充实的精神力不可。倘其伟大不足与英雄相共鸣，便不能描写英雄；倘其柔婉不足与少女相共鸣，便不能描写少女。故大艺术家必是大人格者。
艺术家的同情心，不但及于同类的人物而已，又普遍地及于一切生物、无生物；犬马花草，在美的世界中均是有灵魂而能泣能笑的活物了。诗人常常听见子规的啼血，秋虫的促织，看见桃花的笑东风，蝴蝶的送春归；用实用的头脑看来，这些都是诗人的疯话。其实我们倘能身入美的世界中，而推广其同情心，及于万物，就能切实地感到这些情景了。画家与诗人是同样的，不过画家注重其形式姿态的方面而已。没有体得龙马的活力，不能画龙马；没有体得松柏的劲秀，不能画松柏。中国古来的画家都有这样的明训。西洋画何独不然？我们画家描一个花瓶，必其心移入于花瓶中，自己化作花瓶，体得花瓶的力，方能表现花瓶的精神。我们的心要能与朝阳的光芒一同放射，方能描写朝阳；能与海波的曲线一同跳舞，方能描写海波。这正是“物我一体”的境涯，万物皆备于艺术家的心中。
为了要有这点深广的同情心，故中国画家作画时先要焚香默坐，涵养精神，然后和墨伸纸，从事表现。其实西洋画家也需要这种修养，不过不曾明言这种形式而已。不但如此，普通的人，对于事物的形色姿态，多少必有一点共鸣共感的天性。房屋的布置装饰，器具的形状色彩，所以要求其美观者，就是为了要适应天性的缘故。眼前所见的都是美的形色，我们的心就与之共感而觉得快适；反之，眼前所见的都是丑恶的形色，我们的心也就与之共感而觉得不快。不过共感的程度有深浅高下不同而已。对于形色的世界全无共感的人，世间恐怕没有；有之，必是天资极陋的人，或理智的奴隶，那些真是所谓“无情”的人了。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赞美儿童了。因为儿童大都是最富于同情的。且其同情不但及于人类，又自然地及于猫犬、花草、鸟蝶、鱼虫、玩具等一切事物，他们认真地对猫犬说话，认真地和花接吻，认真地和人像（doll）玩耍，其心比艺术家的心真切而自然得多！他们往往能注意大人们所不能注意的事，发现大人们所不能发见的点。所以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换言之，即人类本来是艺术的，本来是富于同情的。只因长大起来受了世智的压迫，把这点心灵阻碍或销磨了。惟有聪明的人，能不屈不挠，外部即使饱受压迫，而内部仍旧保藏着这点可贵的心。这种人就是艺术家。
西洋艺术论者论艺术的心理，有“感情移入”之说。所谓感情移入，就是说我们对于美的自然或艺术品，能把自己的感情移入于其中，没入于其中，与之共鸣共感，这时候就经验到美的滋味。我们又可知这种自我没入的行为，在儿童的生活中为最多。他们往往把兴趣深深地没入在游戏中，而忘却自身的饥寒与疲劳。《圣经》中说：“你们不像小孩子，便不得进入天国。”小孩子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我们的黄金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可以因了艺术的修养而重新面见这幸福、仁爱而和平的世界。
1929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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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西洋美术史》

《论语》解题
梁启超
题解
梁启超著《群书概要》，是根据梁氏1923年起在清华学校的讲义整理的，1925年列为《清华周刊丛书》之一种，由清华周刊丛刊社初版。其第一篇讲《论语》、《孟子》，分总说、《论语》编辑者及其年代、《论语》之真伪、《论语》之内容及其价值、《论语》读法、《论语》注释书及关系书六节。考证详尽，论证严谨，为后人研究的基础材料。
《论语》编辑者及其年代
《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据此，则谓《论语》直接成于孔子弟子之手。虽然，书中所记如鲁哀公、季康子、子服景伯诸人，皆举其谥，诸人之死皆在孔子卒后；书中又记曾子临终之言，曾子在孔门齿最幼，其卒年更当远后于孔子；然则此书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孔子卒后数十年七十子之门人所记，无疑。书中于有子曾子皆称“子”；全书第一章记孔子语，第二章即记有子语；第三章记孔子语，第四章即记曾子语。窃疑纂辑成书，当出有子曾子门人之手；而所记孔子言行，半承有曾二子之笔记或口述也。
《论语》之真伪
先秦书赝品极多，学者最宜慎择。《论语》为孔门相传宝典，大致可信。虽然，其中未尝无一部分经后人附益窜乱。大抵各篇之末，时有一二章非原本者。盖古用简书，传抄收藏皆不易，故篇末空白处，往往以书外之文缀记填入，在本人不过为省事备忘起见，非必有意作伪，至后来展转传抄，则以之误混正文。周秦古书中似此者不少。《论语》中亦有其例：如《雍也》篇末“子见南子”章，《乡党》篇末“色斯举矣”章，《季氏》篇末“齐景公”章，《微子》篇“周公谓鲁公”“周有八士”章，皆或与孔门无关，或文义不类，疑皆非原文。然此犹其小者。据崔东壁（述）所考证，则全书二十篇中，末五篇——《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皆有可疑之点。因汉初所传有“《鲁论》”“《齐论》”“《古论》”之分，篇数及末数篇之篇名各有不同，文句亦间互异。王莽时佞臣张禹者合三本而一之，遂为今本（见《汉书·艺文志》、《张禹传》及何晏《论语集解》序）。此末五篇中，最少应有一部分为战国末年人所窜乱。其证据：
一、《论语》通例，称孔子皆日“子”，唯记其与君大夫问答乃称“孔子”，此五篇中，屡有称“孔子”或“仲尼”者。
二、《论语》所记门弟子与孔子对面问答，亦皆呼之为“子”；对面呼“夫子”，乃战国时人语，春秋时无之，而此五篇中屡称“夫子”。
三、《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云云，考冉有、季路并无同时仕于季氏之事。
四、《阳货》篇记“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云云，又记“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云云，考弗扰叛时，孔子正为鲁司寇，率师堕费，弗扰正因反抗孔子政策而作乱，其乱亦由孔子手平定之，安有一造反之县令而敢召执政？其执政方督师讨贼，乃欲应以召？且云“其为东周”，宁有此理？佛肸以中牟叛赵，为赵襄子时事，见《韩诗外传》。赵襄子之立，在孔子卒后五年，孔子何从与肸有交涉？凡此诸义，皆崔氏所疏证，大致极为精审（参观《崔东壁遗书》内《洙泗考信录》，《畿辅丛书》中亦有此书）。由此言之，《论语》虽十有八九可信，然其中仍有一二出自后人依托，学者宜分别观之也。
《论语》之内容及其价值
《论语》一书，除前所举可疑之十数章外，其余则字字精金美玉，实人类千古不磨之宝典。盖孔子人格之伟大，宜为含识之俦所公认；而《论语》则表现孔子人格唯一之良书也。其书编次体例，并无规定；篇章先后，似无甚意义；内容分类，亦难得正确标准。略举纲要，可分为以下各类：
一、关于个人人格修养之教训。
二、关于社会伦理之教训。
三、政治谈。
四、哲理谈。
五、对于门弟子及时人因人施教（注重个性的）的问答。
六、对于门弟子及古人时人之批评。
七、自述语。
八、孔子日常行事及门人诵美孔子之语。（映入门弟子眼中之孔子人格。）
以上所列第一二项约占全书三分之二，其余六项约合占三分之一。第一项人格修养之教训，殆全部有历久不磨的价值。第四项之哲理谈，虽着语不多（因孔子之教，专贵实践，罕言性与天道），而皆渊渊入微。第二项之社会伦理，第三项之政治谈，其中一部分对当时阶级组织之社会立言，或不尽适于今日之用，然其根本精神，固自有俟诸百世而不惑者。第五项因人施教之言，则在学者各自审其个性之所近所偏而借以自鉴。第六项对人的批评，读之可以见孔子理想人格之一斑。第七项孔子自述语及第八项别人对于孔子之观察批评，读之可以从各方面看出孔子之全人格。《论语》全书之价值大略如此。要而言之，孔子这个人有若干价值，则《论语》这部书，亦连带的有若干价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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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东西人教育不同
梁漱溟
题解
梁漱溟尝试将西方现代化的优点与中国文化的优点融合起来，为此进行了积极而可贵的探索。文章从东西方教育方法、教育目的侧重不同等层面，比较了东西方教育的不同，论述了自己的教育观念。
十年岁杪，借年假之暇，赶山西讲演之约，新年一月四日。在省垣阳曲小学为各小学校教职员诸君谈话如此。《教育杂志》主者李石岑先生来征文，仓卒无以应，姑即以此录奉。稿为陈仲瑜君笔记。
记得辜鸿铭先生在他所作批评东西文化的一本书所谓《春秋大义》里边说到西方人教育的不同。他说：西洋人入学读书所学的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入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这话说得很有趣，并且多少有些对处。虽然我们从前教人作八股文章算得教人以君子之道否，还是问题；然而那些材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是讲的君子之道。无论如何，中国人的教育，总可以说是偏乎这么一种意向的。而西洋人所以教人的，除近来教育上的见解不计外，以前的办法尽是教给人许多知识：什么天上几多星，地球怎样转，……现在我们办学校是仿自西洋，所有讲的这许多功课都是几十年前中国所没有，全不曾以此教人的；而中国书上那些道理也仿佛为西洋教育所不提及。此两方教育各有其偏重之点是很明的。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悌……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这种教有的不同，盖由于两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他只是两方整个文化不同所表现出之一端。此要看我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便知。昨天到督署即谈到此。有人很排斥偏知的教育，有人主张二者不应偏废。这不可偏废自然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所必要。
我们人一生下来就要往前生活，生活中第一需要的便是知识。即如摆在眼前的这许多东西，哪个是可吃，哪个是不可吃，哪是滋养，哪些是有毒，……都需要知道。否则，你将怎么去吃呢？若都能知道，即为具有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这一小方面的生活才对付的下去。吾人生活各方面都要各有其知识或学术才行，学问即知识之精细确实贯串成套者。知识或学问，也可出于自家的创造——由个人经验推理而得；也可以从旁人指教而来——前人所创造的教给后人。但知识或学问，除一部分纯理科学如数理论理而外，大多是必假经验才得成就的。如果不走承受前人所经验而创造的一条路，而单走个人自家的创造一路，那一个人不过几十年，其经验能有几何？待有经验，一个人已要老死了，再来一个人又要从头去经验。这样安得有许多学问产生出来？安得有人类文明的进步？所谓学问，所谓人类文明进步实在是由前人的创造教给后人。如是继续开拓深入才得有的，无论是不假经验的学问，或必假经验的学问都是如此；而必蹬经验助学问则尤其必要。并且一样一样都要亲自去尝试阅历而后知道如何对付，也未免太苦、太不经济，绝无如是办法。譬如小孩子生下来，当然不要他自去尝试哪个可吃，哪个不可吃，而由大人指教给他。所以无论教育的意义如何，知识的授受总不能不居教育上最重要之一端。西洋人照他那文化的路径，知识方面成就的最大，并且容易看得人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从苏格拉底一直到杜威的人生思想都是如此。其结果也真能做到各方面的生活都各有其知识，而生活莫不取决于知识，受知识的指导——对自然界的问题就有诸自然科学为指导，对社会人事的问题就有社会科学为指导，这虽然也应当留心他的错误，然自其对的一面去说，则这种办法确乎是对的。中国人则不然：从他的脾气，在无论哪一项生活都不喜欢准据于知识；而且照他那文化的路径，于知识方面成就的最鲜，也无可为准据者。其结果几千年到现在，遇着问题——不论大小难易——总是以个人经验、意见、心思、手腕为对付。
即如医学，算是以其专门学问了；而其实，在这上边尤其见出他们只靠着个人的经验、意见、心思、手腕去皮傅一切。中国医生没有他准据的药物学，他只靠着他用药开单的经验所得，他没有他准据病理学、内科学，他只靠着他临床的问题所得。由上种种情形互相因果，中国的教育很少是授人以知识，西洋人的教育则多是授人知识。但人类的生活应当受知识的指导，也没有法子不受知识的指导；没有真正的知识，所用的就只是些不精细不确实未得成熟贯串的东西。所以就这一端而论，不能说不是我们中国人生活之缺点。若问两方教育的得失，则西洋于此为得，中国于此为失。以后我们自然应当鉴于前此之失，而于智慧的启牖、知识的授给加意。好在自从西洋派教育输入，已经往这一边去做了。
情意一面之教育根本与知的一面之教育不同，即如我们上面所说知的教育之所必要，在情意一面则乌有。故其办法亦即知的教育固不仅为知识的授给，而尤且着意智慧的启牖。然实则论如何，知识的授给，终为知的教育最重要之一端，此则与情意的教育截然不同之所在也。智慧的启牖，其办法与情意教育或不相远；至若知识的授给，其办法与情意教育乃全不相应。盖情意是本能，所谓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为一个人生来所具有无缺欠者，不同乎知识为生来所不具有；为后天所不能加进去者，不同乎知识悉从后来得来（不论出于自家的创造或承受前人，均为从外面得起的，后进去的）。既然这样，似乎情意既不待教育，亦非可教育者。此殊不然。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帖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殆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这就是说，怎样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个问题；生活工具的讲求固是必要，无论如何，不能不居于第二个问题。所谓教育不但在智慧的启牖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尤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本能虽不待教给、非可教给者，但仍旧可以教育的，并且很需要教育。因为本能极容易搅乱失宜，即生活很难妥帖恰好，所以要调理它得以发育活动到好处，这便是情意的教育所要用的工夫——其工夫与智慧的启牖或近，与知识的教给便大不同。从来中国人的教育很着意于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而极顾虑情意的失宜，从这一点论，自然要算中国的教育为得，而西洋人忽视此点为失。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然中国教育虽以常能着意生活本身故谓为得，却是其方法未尽得宜。盖未能审察情的教育与知的教育之根本不同，常常把教给知识的方法用于情意教育。譬如大家总好以干燥无味的办法，给人以孝悌忠信等教训，如同教给他知识一般。其实这不是知识，不能当做知识去授给他，应当从怎样使他那为这孝悌忠信所从来之根本（本能）得以发育活动，则他自然会孝悌忠信。这种干燥的教训只注入知的一面，而无甚影响于其根本的情意，则生活行事仍旧不能改善合理。人的生活行动在以前大家都以为出于知的方面，纯受知识的支配，所以苏格拉底说知识即道德，谓人只要明白，他做事就对，这种思想，直到如今才由心理学的进步给它一个翻案。原来人的行动不能听命于知识的。孝悌忠信的教训，差不多即把道德看成知识的事。我们对于本能只能从旁去调理它、顺导它、培养它，不要妨害它、搅乱它，如是而已。譬如孝亲一事，不必告诉他长篇大套的话，只须顺着小孩子爱亲的情趣，使他自由发挥出来便好。爱亲是他自己固有的本能，完全没有听过孝亲的教训的人，即能由此本能而知孝亲；听过许多教训的人，也许因其本能受妨碍而不孝亲。在孔子便不是以干燥之教训给人的。他根本导人以一种生活，而借礼乐去调理情意。但是到后来，孔子的教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种干燥教训的教育法了。这也是我们以后教育应当知所鉴戒而改正的。还有教育上常喜欢借赏罚为手段，去改善人的生活行为，这是极不对的。赏罚是利用人计较算账的心理而支配他的动作，便使情意不得活动，妨害本能的发挥，强知方面去做主，根本搅乱了生活之顺序。所以这不但是情意的教育所不宜，而且有很坏的影响。因为赏罚而去为善或不作恶的小孩，我以为根本不可教的；能够反抗赏罚的，是其本能力量很强，不受外面的搅乱，倒是很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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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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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亦快哉
梁实秋
题解
关于人生快意之事，明末的文学批评大家金圣叹写过名为《不亦快哉》的三十三则妙文，妙趣横生，内容则生活中俯拾即是，后人多有仿作，可以说已演变为一种文体。林语堂、梁实秋、贾平凹等人的仿作，亦是快人快语，读来令人拍案激赏。此篇即是梁实秋就他平日生活之观察所得，按“不亦快哉”体记录下来。
金圣叹作“三十三不亦快哉”快人快语，读来亦觉快意。不过快意之事未必人人尽同，因为观点不同时势有异。就观察所及，试编列若干则如下：
其一、晨光熹微之际，人牵犬，（或犬牵人）徐步红砖道上，呼吸新鲜空气，纵犬奔驰，任其在电线杆上或新栽树上便溺留念，或是在红砖上排出一滩狗屎以为点缀。庄子曰：道在屎溺。大道无所不在，不简秽贱，当然人犬亦应无所差别。人因散步而精神爽，犬因排泄而一身轻，而且可以保持自己家门以内之环境清洁，不亦快哉！
其一、烈日下彳亍道上，口燥舌干，忽见路边有卖甘蔗者，急忙买得两根，一手挥舞，一手持就口边，才咬一口即入佳境，随走随嚼，旁若无人，蔗渣随嚼随吐。人生贵适意，兼可为“你丢我捡”者制造工作机会，潇洒自如，不亦快哉！
其一、早起，穿着有条纹的睡衣裤，趿着凉鞋，抱红泥小火炉置街门外，手持破蒲扇，对着火炉徐徐扇之，俄而浓烟上腾，火星四射，直到天地氤氲，一片模糊。烟火中人，谁能不事炊爨？这是表示国泰民安，有米下锅，不亦快哉！
其一、天近黎明，牌局甫散，匆匆登车回府。车进巷口距家门尚有三五十码之处，任司机狂按喇叭，其声鸣鸣然，一声比一声近，一声比一声急，门房里有人竖着耳朵等候这听惯了的喇叭声已久，于是在车刚刚开到之际，两扇黑漆大铁门呀然而开，然后又訇的一声关闭。不费吹灰之力就使得街坊四邻矍然惊醒，翻个身再也不能入睡，只好瞪着大眼等待天明。轻而易举的执行了鸡司晨的职务，不亦快哉！
其一、放学回家，精神愉快，一路上和伙伴们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尚不足以畅叙幽情，忽见左右住宅门前都装有电铃，铃虽设而常不响，岂不形同虚设，于是举臂舒腕，伸出食指，在每个纽上按戳一下。随后，就有人仓皇应门，有人倒屣而出，有人厉声叱问，有人伸颈探问而瞠目结舌。躲在暗处把这些现象尽收眼底，略施小技，无伤大雅，不亦快哉！
其一、隔着墙头看见人家院内有葡萄架，结实累累，虽然不及“草龙珠”那样圆，“马乳”那样长，“水晶”那样白，看着纵不流涎三尺，亦觉手痒。爬上墙头，用竹竿横扫之，狼藉满地，损人而不利己，索性呼朋引类乘昏夜越墙而入，放心大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饱餐一顿。松鼠偷葡萄，何须问主人，不亦快哉！
其一、通衢大道，十字路口，不许人行。行人必须上天桥，下地道，岂有此理！豪杰之士不理会这一套，直入虎口，左躲右闪，居然波罗蜜多达彼岸，回头一看天桥上黑压压的人群犹在蠕动，路边的警察戟指大骂，暴躁如雷，而无可奈我何。这时节颔首示意，报以微笑，扬长而去，不亦快哉！
其一、宋周紫芝《竹坡诗话》：“……有一人，极廉介，一日有家问，即令灭官烛，取私烛阅书，阅毕，命秉官烛如初。”作官的人迂腐若是，岂不可嗤！衙门机关皆有公用之信纸信封，任人领用，便中抓起一迭塞入公事包里，带回家去，可供写私信、发请柬、寄谢帖之用，顺手牵羊，取不伤廉，不亦快哉！
其一、逛书肆，看书展，琳琅满目，真是到了琅嬛福地。趁人潮拥挤看守者穷于肆应之际，纳书入怀，携归细赏，虽蒙贼名，不失为雅，不亦快哉！
其一、电话铃响，错误常居什之二三，且常于高枕而眠之时发生，而其人声势汹汹，了无歉意，可恼可恼。在临睡之前或任何不欲遭受干扰的时间，把电话机翻转过来，打开底部，略做手脚，使铃变得喑哑。如是则电话可以随时打出去，而外面无法随时打进来，主动操之于我，不亦快哉！
其一、生儿育女，成凤成龙，由大学卒业，而漂洋过海，而学业有成，而落户定居，而缔结良缘。从此螽斯衍庆，大事已毕，允宜在报端大刊广告，红色套印，敬告诸亲友，兼令天下人闻知，光耀门楣，不亦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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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不亦快哉三十三则》、林语堂《来台快事廿四条》、三毛《不亦乐乎》、李敖《不讨老婆之不亦快哉》

白马湖之冬
夏丏尊
题解
此文朴实无华，毫无技巧可言，而行文的流畅与语言的自然优秀，描绘的准确生动，却是非常出色的。杨牧曾经评价此文，“清澈通明，朴实无华，不做作矫揉，也不讳言伤感”。
在我过去四十余年的生涯中，冬的情味尝得最深刻的，要算十年前初移居白马湖的时候了。十年以来，白马湖已成了一个小村落，当我移居的时候，还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的新建筑巍然矗立于湖的那一面，湖的这一面的山脚下是小小的几间新平屋，住着我和刘君心如两家。此外两三里内没有人烟。一家人于阴历十一月下旬从热闹的杭州移居这荒凉的山野，宛如投身于极带中。
那里的风，差不多日日有的，呼呼作响，好像虎吼。屋宇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把门缝窗隙厚厚地用纸糊了，缝中却仍有透入。风刮得厉害的时候，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夜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靠山的小后轩，算是我的书斋，在全屋子中风最小的一间，我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松涛如吼，霜月当窗，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常独自拨划着炉灰，不肯就睡，把自己拟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现在白马湖到处都是树木了，当时尚一株树木都未种。月亮与太阳都是整个儿的，从上山起直要照到下山为止。太阳好的时候，只要不刮风，那真和暖得不像冬天。一家人都坐在庭间曝日，甚至于吃午饭也在屋外。像夏天的晚饭一样。日光晒到哪里，就把椅凳移到哪里，忽然寒风来了，只好逃难似地各自带了椅凳逃入室中，急急把门关上。在平常的日子，风来大概在下午快要傍晚的时候，半夜即息。至于大风寒，那是整日夜狂吼，要二三日才止的。最严寒的几天，泥地看去惨白如水门汀，山色冻得发紫而黯，湖波泛深蓝色。
下雪原是我所不憎厌的，下雪的日子，室内分外明亮，晚上差不多不用燃灯。远山积雪足供半个月的观看，举头即可从窗中望见。可是究竟是南方，每冬下雪不过一二次。我在那里所日常领略的冬的情味，几乎都从风来。白马湖的所以多风，可以说有着地理上的原因。那里环湖都是山，而北首却有一个半里阔的空隙，好似故意张了袋口欢迎风来的样子。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的风景地相差不远，唯有风却与别的地方不同。风的多和大，凡是到过那里的人都知道的。风在冬季的感觉中，自古占着重要的因素。而白马湖的风尤其特别。
现在，一家僦居上海多日了，偶然于夜深人静时听到风声，大家就要提起白马湖来，说“白马湖不知今夜又刮得怎样厉害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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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丏尊文集》、《夏丏尊教育名篇》

水里的东西草木虫鱼之五
周作人
题解
本文是周作人《草木虫鱼》七篇里的一篇。周的文风淡然自在、匠心独具，往往通过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琐细关怀，和对于各种名物的细切体味与介绍，很自然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他的文章中包含大量名物知识，这与他博览群书分不开。他是多种学科的最早探路人，对民俗学、人类学、儿童文学、心理学、女性学都有涉猎。张中行曾这样评价周作人：“他喜欢涉览笔记，中国的他几乎都看过。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绝大多数是偏僻罕为人知的。”“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于中文典籍。”
我是在水乡生长的，所以对于水未免有点情分。学者们说，人类曾经做过水族，小儿喜欢弄水，便是这个缘故。我的原因大约没有这样远，恐怕这只是一种习惯罢了。
水，有什么可爱呢？这件事是说来话长，而且我也有点儿说不上来。我现在所想说的单是水里的东西。水里有鱼虾，螺蚌，英白，菱角，都是值得记忆的，只是没有这些工夫来一一记录下来，经了好几天的考虑，决心将动植物暂且除外。那么，是不是想来谈水底里的矿物类么？不，决不。我所想说的，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它是哪一类，也不知道它究竟是死的还是活的，它是这么一种奇怪的东西。
我们乡间称它作Ghosychiu，写出字来就是“河水鬼”。它是溺死的人的鬼魂。既然是五伤之一——五伤大约是水、火、刀、绳、毒罢，但我记得又有虎伤似乎在内，有点弄不清楚了，总之水死是其一，这是无可疑的，所以它照例应“讨替代”。听说吊死鬼时常骗人从圆窗伸出头去，看外面的美景（还是美人？），倘若这人该死，头一伸时可就上了当，再也缩不回来了。河水鬼的法门也就差不多是这一类，它每幻化为种种物件，浮在岸边，人如伸手想去捞取，便会被拉下去，虽然看来似乎是他自己钻下去的。假如吊死鬼是以色迷，那么河水鬼可以说是以利诱了。它平常喜欢变什么东西，我没有打听清楚，我所记得的只是说变“花棒槐”，这是一种玩具，我在儿时听见所以特别留意，至于所以变这玩具的用意，或者是专以引诱小儿亦未可知。但有时候它也用武力，往往有乡人游泳，忽然沉了下去，这些人都是像蛤蟆一样地“识水”的，论理决不会失足，所以这显然是河水鬼的勾当，只有外道才相信是由于什么脚筋拘挛或心脏麻痹之故。
照例，死于非命的应该超度，大约总是念经拜忏之类，最好自然是“翻九楼”，不过翻的人如不高妙，从七七四十九张桌子上跌了下来的时候，那便别样地死于非命，又非另行超度不可了。翻九楼或拜忏之后，鬼魂理应已经得度，不必再讨替代了，但为防万一危险计，在出事地点再立一石幢，上面刻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或者也有刻别的文句的罢，我却记不起来了。在乡下走路，突然遇见这样的石幢，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特别是在傍晚，独自走到渡头，正要下四方的渡船亲自拉船索渡过去的时候。
话虽如此，此时也只是毛骨略略有点耸然，对于河水鬼却压根儿没有什么怕，而且还简直有点儿可以说是亲近之感。水乡的住民对于别的死或者一样地怕，但是淹死似乎是例外，实在怕也怕不得许多，俗语云，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如住水乡而怕水，那么只好搬到山上去，虽然那里又有别的东西等着，老虎，马熊。我在大风暴中渡过几口大树港，坐在二尺宽的小船内在白鹅似的浪上乱滚，转眼就可以沉到底去，可是像烈士那样从容地坐着，实在觉得比大元帅时代在北京还要不感到恐怖。还有一层，河水鬼的样子也很有点爱娇。普通的鬼保存它死时的形状，譬如虎伤鬼之一定大声喊阿唷，被杀者之必用一只手提了它自己的六斤四两的头之类，唯独河水鬼则不然，无论老的小的村的俊的，一掉到水里去就都变成一个样子，据说是身体矮小，很像是一个小孩子，平常三二成群，在岸上柳树下“顿铜钱”，正如街头的野孩子一样，一被惊动便跳下水去，有如一群青蛙，只有这个不同，青蛙跳时“不东”的有水响，有波纹，它们没有。为什么老年的河水鬼也喜欢摊钱之戏呢？这个，乡下懂事的老辈没有说明给我听过，我也没有本领自己去找到说明。
我在这里便联想到了在日本的它的同类。在那边称作“河童”，读如Kappa，说是Kawawappa之略，意思即是川童二字，仿佛芥川龙之介有过这样名字的一部小说，中国有人译为“河伯”，似乎不大妥帖。这与河水鬼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因为河童是一种生物，近于人鱼或海和尚。它与河水鬼相同要拉人下水，但也喜欢拉马，喜欢和人角力。它的形状大概如猿猴，色青黑，手足如鸭掌，头顶下凹如碟子，碟中有水时其力无敌，水涸则软弱无力，顶际有毛发一圈，状如前刘海，日本儿童有蓄此种发者至今称作河童发云。柳田国男在《山岛民谭集》（1914）中有一篇“河童驹引”的研究，冈田建文的《动物界灵异志》（1927）第三章也是讲河童的，他相信河童是实有的动物，引《幽明录》云，“水蝹一名蝹童，一名水精，裸形人身，长三五升，大小不一，眼耳鼻舌唇皆具，头上戴一盆，受水三五尺，只得水勇猛，失水则无勇力”，以为就是日本的河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从考证，但想到河水鬼特别不像别的鬼的形状，却一律地状如小儿，仿佛也另有意义，即使与日本河童的迷信没有什么关系，或者也有水中怪物的分子混在里边，未必纯粹是关于鬼的迷信了罢。
十八世纪的人写文章，末后常加上一个尾巴，说明寓意，现在觉得也有这个必要，所以添写几句在这里。人家要怀疑，即使如何有闲，何至于谈到河水鬼去呢？是的，河水鬼大可不谈，但是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这信仰的人却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我想恐怕喜欢顿铜钱的小鬼没有这样力量，我自己又不能做研究考证的文章，便写了这样一篇闲话，要想去抛砖引玉实在有点惭愧。但总之关于这方面是“伫候明教”。
十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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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看云集》之《草木虫鱼》

翡冷翠山居闲话
徐志摩
题解
翡冷翠即意大利历史文化名城佛罗伦萨，这里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这篇文章就是描述作者山居时的心境。作者用灵动、飘逸的笔触，描绘出一个无拘无束的纯美世界，作者对“爱”、“自由”与“美”的追求，在此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个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比如去一果子园，那边每株树上都是满挂着诗情最秀逸的果实，假如你单是站着看还不满意时，只要一伸手就可以采取，可以恣尝鲜味，足够你性灵的迷醉。阳光正好暖和，决不过暖；风息是温驯的，而且往往因为他是从繁花的山林里吹度过来，他带来一股幽远的淡香，连着一息滋润的水汽，摩挲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空气总是明净的，近谷内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全部正像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
作客山中的妙处，尤在你永不须踌躇你的服色与体态；你不妨摇曳着一头的蓬草，不妨纵容你满腮的苔藓；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装一个农夫，装一个走江湖的桀卜闪<small>[1]</small>，装一个猎户；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领结，你尽可以不用领结，给你的颈根与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条这边艳色的长巾包在你的头上，学一个太平军的头目，或是拜伦那埃及装的姿态；但最要紧的是穿上你最旧的旧鞋，别管他模样不佳，他们是顶可爱的好友，他们承着你的体重却不叫你记起你还有一双脚在你的底下。
这样的玩顶好是不要约伴，我竟想严格的取缔，只许你独身；因为有了伴多少总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轻的女伴，那是最危险最专制不过的旅伴，你应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里一条美丽的花蛇！平常我们从自己家里走到朋友的家里，或是我们执事的地方，那无非是在同一个大牢里从一间狱室移到另一间狱室去，拘束永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但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间你要是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那才是你实际领受，亲口尝味，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朋友们，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往只是加重我们头上的枷，加紧我们脚胫上的链，我们见小孩子在草里在沙堆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或是看见小猫追他自己的尾巴，何尝没有羡慕的时候，但我们的枷，我们的链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单身奔赶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因此你，得严格的为己，极端的自私，只许你，体魄与性灵，与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里自得。我们浑朴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娇柔，一经同伴的抵触，他就卷了起来，但在澄静的日光下，和风中，他的姿态是自然的，他的生活是无阻碍的。
你一个人漫游的时候，你就会在青草里坐地仰卧，甚至有时打滚，因为草的和暖的颜色自然的唤起你童稚的活泼；在静僻的道上你就会不自主的狂舞，看着你自己的身影幻出种种诡异的变相，因为道旁树木的阴影在他们纡徐的婆娑里暗示你舞蹈的快乐；你也会得信口的歌唱，偶尔记起断片的音调，与你自己随口的小曲，因为树林中的莺燕告诉你春光是应得赞美的；更不必说你的胸襟自然会跟着曼长的山径开拓，你的心地会看着澄蓝的天空静定，你的思想和着山壑间的水声，山罅里的泉响，有时一澄到底的清澈，有时激起成章的波动，流，流，流入凉爽的橄榄林中，流入妩媚的阿诺河去……
并且你不但不须应伴，每逢这样的游行，你也不必带书。书是理想的伴侣，但你应得带书，是在火车上，在你住处的客室里，不是在你独身漫步的时候。什么伟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优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风籁中，云彩里，山势与地形的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息里寻得？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葛德<small>[2]</small>说，在他每一页的字句里我们读得最深奥的消息，并且这书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尔帕斯<small>[3]</small>与五老峰，雪西里<small>[4]</small>与普陀山，来因河<small>[5]</small>与扬子江，梨梦湖<small>[6]</small>与西子湖，建兰与琼花，杭州西溪的芦雪与威尼市夕照的红潮，百灵与夜鸳，更不提一般黄的黄麦，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长，同在和风中波动——他们应用的符号是永远一致的，他们的意义是永远明显的，只要你自己心灵上不长疮瘢，眼不盲，耳不塞，这无形迹的最高等教育便永远是你的名分，这不取费的最珍贵的补剂便永远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认识了这一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small>[7]</small>不寂寞，穷困时不穷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督责，迷失时有南针<small>[8]</small>。
注释
[1]桀卜闪——通译吉卜赛人，以过游荡生活为特点的一个民族。原居印度北部，公元十世纪前后开始到处流浪，几乎遍布全球。
[2]葛德——通译歌德，德国诗人。
[3]阿尔帕斯——通译阿尔卑斯，欧洲南部的山脉。
[4]雪西里——通译西西里，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属意大利。
[5]来因河——通译莱菌河，欧洲的一条大河，源出瑞士境内的阿尔卑斯山，流经列支敦士登、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等国，注入北海。
[6]梨梦湖——通译莱蒙湖，也即日内瓦湖。
[7]威尼市——通译威尼斯，意大利东北部城市。
[8]南针——即指南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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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
散文集：《我所知道的康桥》、《巴黎的鳞爪》、《秋》

重刊《浮生六记》序
俞平伯
题解
《浮生六记》是清朝长洲作家沈复（字三白，号梅逸）著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浮生”二字典出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浮生六记》是一部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该书的特点在于真纯率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富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首先体现在其题材和描写对象上。在书中，作者以深情直率的笔调叙了夫妻闺房之乐，写出了夫妻间至诚至爱的真情。在中国文学史上，描写情爱的诗文很多，但大多或写宫廷艳史，或写权势礼法淫威下的爱情悲剧，或写风尘知己及少男少女之间的缠绵，很少涉及夫妻之情。
重印《浮生六记》的因缘，容我略说。幼年在苏州，曾读过此书，当时只觉得可爱而已。自移家北去后，不但诵读时的残趣久荡为云烟，即书的名字也难省忆。去秋在上海，与颉刚伯祥两君结邻，偶然读起此书，我始茫茫然若有所领会。颉刚的《雁来红丛报》本，伯祥的《独悟庵丛钞》本，都被我借来了。既有这么一段前因，自然重读时更有滋味。且这书确也有眩人的力，我们想把这喜悦遍及于读者诸君，于是便把它校点重印。
书共六篇，故名“六记”，今只存《闺房记乐》以下四篇，其五六两篇已佚。此书虽不全，而今所存者似即其精英。《中山记历》当是记漫游琉球之事，或系日记体。《养生记道》，恐亦多道家修持妄说。就其存者言之，固不失为简洁生动的自传文字。
作者沈复字三白，苏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卒年无考，当在嘉庆十二年以后。可注意的，他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殆以此乎？
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我们莫妙于学行云流水，莫妙于学春鸟秋虫，固不是有所为，却也未必就是无所为。这两种说法同伤于武断。古人论文每每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病含混，我却赏其谈言微中。陆机《文赋》说，“故徒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绝妙的文思描写。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着意，着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记得宋周美成的《玉楼春》里，有两句最好，“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粘地絮，”这种况味正在不离不着之间。文心之妙亦复如是。
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像；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所以不和寻常的日记相同，而有重行付印，令其传播得更久更远的价值。
我岂不知这是小玩意儿，不值当做溢美的说法；然而我自信这种说法不至于是溢美。想读这书的，必有能辨别的罢。
一九二三，二，二七，杭州城头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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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复《浮生六记》

雾之美
张恨水
题解
张恨水不仅是优秀的小说家，也写得一手好小品文。此篇《雾之美》短小精悍，流丽清新。作家执笔时不墨守程序，不造作，不虚饰，而是以平易流畅的语言极自然地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不乏浓郁的诗情，优美的意境，可谓得晚明小品之精神。
居重庆六年，饱尝雾之气氛，雾可厌，亦可喜，雾不美，亦极美，盖视乎季节环境而异其趣也。大抵雾季将来与将去时，含水分极多，重而下沉，其色白。雾季正盛时，含水分少，轻而上浮，其色青。青雾终朝弥漫半空，不见天日，山川城郭，皆在愁惨景象中，似阴非阴，欲雨不雨，实至闷人。若为白雾，则如秋云，如烟雨，下笼大地，万象尽失。杜甫诗谓“春水船如天上坐”，若浓雾中，己身以外，皆为云气，则真天上居也。
白雾之来也以晨，披衣启户，门前之青山忽失。十步之外，丛林小树，于薄雾中微露其梢。恍兮忽兮，得疏影横斜之致。更远则山家草屋，隐约露其一角。平时，此家养猪坑粪，污秽不堪，而破壁颓篱，亦至难寓目。此时一齐为雾所饰，唯模糊茅顶，有如投影画。屋后为人行路，遥闻赶早市人语声，在白云深处，直至溪岸前坡，始见三五人影，摇摇烟气中来，旋又入烟气中而消失，微闻村犬汪汪然，在下风吠客，亦不辨其出自何家也。
一二时后，雾渐薄，谷中树木人家，由近而远，次第呈露。仰视山日隔雾层而发光，团团如鸡子黄，亦至有趣。又数十分钟，远山显出，则天色更觉蔚蓝，日光更觉清朗，黄叶山村，倍有情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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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笑因缘》、《金粉世家》

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
俞平伯
题解
此篇为俞平伯为丰子恺漫画结集出版所作的序。寥寥数语表达了对丰子恺漫画的喜爱，也显示了其深厚的美学修养。文字清新雅致，令人心向往之。
听说您的漫画要结集起来和世人相见，这是可欢喜的事。嘱我作序，惭愧我是门外汉，真是无从说起。只以短笺奉复，像篇序，像篇跋，谁知道？
我不曾见过您，但可以说是认识您的，我早已有缘拜识您那微妙的心灵了。子恺君，您的轮廓于我是朦胧的，而您的心影我是厮熟的。从您的画稿中，曾清清切切反映出您自己的影儿，我如何不见呢？将心比心，则《漫画》刊行以后，它会介绍无量数新朋友给您，一面又会把您介绍给普天下的有情眷属。“乐莫乐兮新相知。”我由不得替您乐了。
除此以外，我能说什么呢？但是，你既在戎马仓皇的时节老远地寄信来，似乎要钩引我的外行话，我又何能坚拒？
中国的画与诗通，在西洋似不尽然。自元以来，重士大夫画，其蔽不浅，无可讳言。惟从另一方面看，元明的画确在宋院画以外别开生面。其特长便是融诗入画。画中有诗是否画的正轨，我不得知；在我，确喜欢这个。它们更能使我邈然意远，悠然神往。
您是学西洋画的，然画格旁通于诗。所谦“漫画”，其妙正在随意探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自在。看！只是疏朗朗的几笔，然物类神态毕入彀中了。这决非我一人的私见，您尽可以信得过。
一片的落花都有人间味，那便是我看了《子恺漫画》所感。——“看”画是杀风景的，当曰“读”画。您的画本就是您的诗。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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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刊＜浮生六记＞序》、《春来》、《我生的那一年》、《代拟吾庐约言草稿（代序）》、《陶然亭的雪》

闻歌有感
夏丏尊
题解
五四前后推行女学，强调女性地位，以性别主体的解放和国家的解放等同齐观。文章以二小女学唱的俗谣为由，深切地表达了夏先生对女性人生、命运的关怀与怜惜，呼吁女性从内部态度的改变做起，体认自己态度的优越，并力求经济、人格的独立。
“一来忙，开出窗门亮汪汪；二来忙，梳头洗面落厨房；三来忙，年老公婆送茶汤；四来忙，打扮孩儿进书房<small>[1]</small>；五来忙，丈夫出门要衣裳；六来忙，女儿出嫁要嫁妆；七来忙，讨个媳妇成成双；八来忙，外孙剃头要衣装；九来忙，捻了数珠<small>[2]</small>进庵堂；十来忙，一双空手见阎王。”
十一岁的阿吉和六岁的阿满又在唱这俗谣了。阿满有时弄错了顺序，阿吉给伊订正。妻坐在旁边也陪着伊们唱。一壁拍着阿满，诱伊睡熟。
这俗谣是我近来在伊们口上时常听到的，每次听到，每次惆怅，特别在那夏夜的月下，我的惆怅更甚。据说，把这俗谣输入到我家来的，是前年一个老寡妇的女佣。那女佣的从何处听来，是不得而知了。
几年前，我读了莫泊三<small>[3]</small>的《一生》<small>[4]</small>，在女主人公的一生的经过，感到不可言说的女性的世界苦。好好的一个女子，从嫁人，生子，一步一步地陷入到“死”的口里去，因了时势和国土，其内容也许有若干的不同，但总逃不出那自然替伊们预先设好了平板的铸型一步。怪不得贾宝玉在姊妹嫁人的时候要哭了！
《一生》现在早已不读，并且连书也已散失不在手头了，可是那女性的世界苦的印象，仍深深地潜存在我心里，每于见到将结婚或是结婚了的女子，将有儿女或是已有了儿女的女子，总不觉要部分地复活。特别地每次听到这俗谣的时候，竟要全体复活起来。这俗谣竟是中国女性的“一生”！是中国女性一生的铸型！
我的祖母，我的母亲，已和一般女性一样都规规矩矩地忙了一生，经过了这些平板的阶段，陷到死的口里去了！我的妹子，只忙了前几段，以二十七岁的年纪，从第五段一直跳过到第十段，见阎王去了！我的妻正在一段一段地向这方向走着！再过几年，眼见得现在唱这歌的阿吉和阿满也要钻入这铸型去！
记得，有一次，我那气概不可一世的从妹<small>[5]</small>对我大发挥其毕生志愿时，我冷笑了说：
“别做梦罢！你们反正是要替孩子抹尿屎的！”
从妹那时对于我的愤怒，至今还记得。后来伊结婚了，再后来，伊生子了，眼见伊一步一步地踏上这阶段去！什么“经济独立”，“出洋求学”等等，在现在的伊，也已如春梦浮云，一过便无痕迹。我每见了伊那种憔悴的面容，及管家婆的像煞有介事的神情，几乎要忍不住下泪，可是伊却反不觉什么。原来“家”的铁笼，已把伊的野性驯伏了！
易卜生在《海得加勃勒》中，借了海得的身子，曾表示过反对这桎梏的精神。苏特曼在《故乡》中也曾借了玛格娜的一生，描写过不甘被这铁笼所牢缚的野性。无论世间难得有这许多的海得、玛格娜样的新妇女，即使个个都是，结果只是造成了第三性的女子，在社会看来也是一种悲剧。国内近来已有了不少不甘为人妻的“老密斯”<small>[6]</small>，和不愿为人母的新式夫人。女性的第三性化，似已在中国的上流社会流行开始了！如果给托尔斯泰<small>[7]</small>或爱伦开伊女史<small>[8]</small>见了，不知将怎样叹息啊！
贤妻良母主义，虽为世间一部分所诟病，但女性是免不掉为妻与为母的。说女性于为妻与为母以外还有为人的事则可以，说女性既为了人就无须为妻为母，决不成话。既须为妻为母，就有贤与良的理想的要求，所不同的只是贤与良的内容解释罢了。可是无论把贤与良的内容怎样解释，免不掉是一个重大的牺牲，逃不出一个“忙”字！
自然所加给女性的担负，真是严酷，《创世纪》中上帝对于第一对男女亚当夏娃的罚，似乎待女性的比待男性的苛了许多。难道真是因为女性先受了蛇的诱惑的缘故吗？抑是女性真由男性的肋骨造成，根本上地位价值不及男性？
中馈<small>[9]</small>，缝纫，奉夫，哺乳，教养……忙煞了不知多少的女性。在个人自觉不发达的旧式女性，一向沉没在自然的盲目的性意识里，千辛万苦，大半于无意识中经过着，比较地不成问题。所最成问题的是个人自觉已经发展的新女性。个人主义已在新女性的心里占着势力了，而性的生活及其结果，在性质上与个人主义却绝对矛盾。这性与个人主义的冲突，就是构成女性世界苦的本质。故愈是个人自觉发达的新女性，其在运命上所感到的苦痛也应愈强。国内现状沉滞麻木如此，离所谓“儿童公育”，“母性拥护”等种种梦想的设施，还是很远很远，无论在口上笔上说得如何好听，女性在事实上还逃不掉家庭的牢狱。今后觉醒的女性，在这条满了铁蒺藜<small>[10]</small>的长路上，将甚样去挣扎啊！
叫新女性把个人的自觉抑没了来学那旧式女性的盲目的生活，减却自己苦痛吗？社会上大部分的人们，也许都在这样想。什么“女子教育应以实用为主，”什么“新式女子不及旧式女子的能操家政”等种种的呼声，都是这思想的表示。但我们断不能赞成此说，旧式女性因少个人的自觉，千辛万苦，都于无意识中经过，所感到的苦痛，不及新女性的强烈，这种生活，自然是自然的，可是与普通的生活界有何两样！如果旧式女性的生活可以赞美，那么动物的生活该更可赞美了。况且旧式女性也未始不感到苦痛，这俗谣中所谓“忙”，不都是以旧式女性为立场的吗？
一切问题不在事实上，而在对于事实的解释上，女性的要为妻为母是事实，这事实所给于女性的特别麻烦，因了知识的进步及社会的改良，自然可除去若干，但断不能除去净尽。不，因了人类欲望的增加，也许还要在别方面增加现在所没有的麻烦。说将来的女性可以无苦地为妻为母，究是梦想。
我不但不希望新女性把个人的自觉抑没，宁希望新女性把这才萌芽的个人的自觉发展强烈起来，认为妻为母是自己的事，把家庭的经营，儿女的养育，当做实现自己的材料，一洗从来被动的屈辱的态度。为母固然是神圣的职务，为妻是为母的预备，也是神圣的职务，为母为妻的麻烦，不是奴隶的劳动，乃是自己实现的手段，应该自己觉得光荣优越的。
“我有男子所不能做的养小孩的本领！”
这是斯德林堡某作中女主人公反抗丈夫时所说的话。斯德林堡一般被称为女性憎恶者，但这句话，却足为女性吐气的，我们的新女性，应有这自觉的优越感才好。
苦乐不一定在外部的环境，自己内部的态度常占着大部分的势力。有花草癖的富翁，不但不以晨夕浇灌为苦，反以为乐，而在园丁却是苦役。这分别全由于自己的与非自己的上面，如果新女性不彻底自觉，认为妻为母都不是为己，是替男子作嫁，那么即使社会改进到如何的地步，女性面前也只有苦，永无可乐的了。
心机一转，一切就会变样。《海上夫人》中爱丽妲因丈夫梵格尔许伊自决去留，说“这样一来，一切事都变了样了！”就一变了从前的态度，留在梵格尔家里，死心塌地做后妻，做继母。这段例话，通常认为自由恋爱的好结果，我却要引了作为心机一转的例。梵格尔在这以前，并非不爱爱丽妲，可是为妻为母的事，在爱丽妲的心里，总是非常黯淡。后来一转念间，就“一切都变了样了！”所谓“烦恼即菩提<small>[11]</small>”，并不定是宗教上的玄谈啊！
妇女解放的声浪，在国内响了好几年了，但大半都是由男子主唱，且大半只是对于外部的制度上加以攻击。我以为真正妇女问题的解决，要靠妇女自己设法，好像劳动问题应由劳动者自己解决一样。而且单从外部的制度下攻击，不从妇女自己的态度上谋政变，总是不十分有效的。老实说：女性的敌，就在女性自身！如果女性真已自己觉到自己的地位并不劣于男性，且重要于男性，为妻，产儿，养育，是神圣光荣的事务，不是奴隶的役使，自然会向国家社会要求承认自己的地位价值，一切问题，应早经不成问题了的。唯其女性无自觉，把自己神圣的奉仕，认作屈辱的奴隶的勾当，才致陷入现在的堕落的地位。
有人说，女性现在的堕落，是男性多年来所驯致的。这话当然也不能反对。但我以为无论男性如何强暴，女性真自觉了，也就无法抗衡。但看娜拉<small>[12]</small>啊！真有娜拉的自觉和决心，无论谁做了哈尔茂，亦无可奈何。娜拉的在以前未能脱除傀儡衣装，并不是由于哈尔茂的压迫，乃是娜拉自身还缺少自觉和决心的缘故。“小松鼠”“小鸟儿”等玩弄的称呼，在某一意义上，可以说是娜拉所甘心乐受，自己要求哈尔茂叫伊的啊！
正在为妻为母和将为妻为母的女性啊！你们正“忙”着，或者快要“忙”了。你们在现在及较近的未来，要想不“忙”，是不可能的。你们既“忙”了，不要再因“忙”反屈辱了自己，要在这“忙”里发挥自己，实现自己，显出自己的优越，使国家社会及你们对手的男性，在这“忙”里认识你们的价值，承认你们的地位！
注释
[1]书房——私塾的俗称。
[2]数珠——念佛时用以计数的珠，亦称“念珠”。
[3]莫泊三——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今译莫泊桑。
[4]《一生》——原名Une Vie（1883）。书中叙一女子，在未嫁以前，抱着无限希望，后来却平平淡淡地过了一生。
[5]从妹——伯父或叔父的女儿，年纪比自己为轻的，称为“从妹”。
[6]老密斯——西洋人称未出嫁的女子为Miss。老密斯，是指年纪已老还没有嫁人的女子。
[7]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所著的《幸福与家庭》，描写恋爱与结婚，正和那些“不甘为人妻”“不愿为人母”的人的主张相反。
[8]爱伦开伊女史——中国古代称知书识字的妇女为“女史”，是尊美之辞。Miss Ellen Key（1849～1924），瑞典的女思想家。她初主张妇女解放，但后来她却退出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潮流，而竭力主张母性之高尚。所著有《爱情与结婚》等书。
[9]中馈——妇人在家所处理的饮食之事，称为“中馈”。语本《易经》“无攸遂，在中馈”。
[10]铁蒺藜——古时军用的障碍物。以铁为三角物，有尖刺如蒺藜。用绳连贯成串，布于敌来要路，使人马不得驰骋。
[11]菩提——佛家称洞明真谛，到觉悟的境界为“菩提”，亦称“正觉”。
[12]娜拉——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Doll’s House）（1879）中的女主角。剧中写一女子娜拉，初为救她丈夫之故，犯了假冒签字的罪，她丈夫哈尔茂知道了，却完全不能原谅她。因此她看穿了男子的自私心，看穿了家庭的黑幕。后来这件事和平的过去，她丈夫又同从前一样，用对付小鸟玩偶似的手段去对待她，敷衍她，然而这时候，她已经变了一个人了。她离开了哈尔茂，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不愿再做家庭的傀儡了。
阅读延伸
莫泊桑《一生》、易卜生《玩偶之家》、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藏行纪程
杜昌丁
题解
杜昌丁年轻还未中贡生前，在云贵总督蒋陈锡府中做幕宾，二人交谊甚笃。后来蒋陈锡因贻误饷运，奉朝廷诏命进藏效力赎罪。蒋陈锡平日的随从闻听藏程险阻、生死难卜，纷纷畏途散去。杜昌丁不忍相负，当年十二月护送蒋陈锡从昆明出发，取道滇西沿马帮商道入藏，次年七月送蒋到达雪岭后按来路东归。返乡后第二年，杜昌丁便写下了《藏行纪程》，记下了一路的艰辛磨难、绝域风光与民族风情，成为记录清初滇藏地理的珍贵文献。
庚子十二月初八日，云贵总督蒋公陈锡，因秦蜀滇会剿西藏误粮，奉命进藏效力赎罪。藏故险阻，非人所行。从者皆散归；余与公有知己之感，谊难舍去；独以伧闾之望，不能久稽，请以一载为期，送出塞，因遣仆从孤身就道。
初三日，五公旋省，蒋公出寨；抚军甘公国璧，亦于是日出寨；旌旗相映，络绎数十里，行六十里。至九河关，宿毡帐中，华夷已别，所见□□□□<small>[1]</small>黄沙白草无人烟。埋锅造饭，训练行伍，不胜去国之悲。
初四日，五鼓束装，天明早膳起行，五十里至阿喜渡口，丽江土府所属，过阿喜，即狜猔<small>[2]</small>地矣，阿喜即金沙江，发源木鲁乌苏，入永北府界，经姚安武定叙州，至岷山归长江，出海。《禹贡》<small>[3]</small>“岷山导江”，言导自岷山，非源出岷山也。
初五日，渡金沙浮桥，北岸木撇湾下营。无人烟。是日约行数里宿。营门阅射。
初九日，行六十里至一家人宿。渡江以来，绝无人烟。昼习射，夜枕戈，有从军之况焉。
初十日，行五十里，至拕木郎。提督张公谷真，领兵驻此策应。伐木结寨，塞外大规模也，张公随凯旋兵归署，因宿空塞中，始有人家。万山中忽见平原旷野，狜猔数家，不成村落，屋用全木横垒，四面为墙，高可数丈，中开一穴为门，下畜牛羊，上居人，独木凿齿为梯，以便上下。最上供佛，或亦居人。其俗男子披发跌足，衣牛绒衣，名“拉户”，女子名“阿克几”，头多细辫，珊瑚玛瑙砗磲玳瑁，以及银钱银虎属，悉着辫上。贱者无饰，跣足，或穿红牛皮鞾。贸易皆女子负载，语言用通事<small>[4]</small>。
十三日，行五十余里，至大中甸，番名“结党”。出塞第一部落，有营官番名碟巴，有喇嘛寺，喇嘛一人，喇嘛营官二人，与碟巴相见，以头相并，言敌体也。其下喇嘛数百，皆偏袒右臂，红氆氇为衣，念经则宰牛羊。进香人至，鸣角伐鼓以迎。糌耙面果葡萄珊瑚果之属为供，米饭加饴糖，席地而坐，小儿高可尺许，坐前各置其一。佛像庄严，与中国略相似。礼拜者皆进“哈答<small>[5]</small>”，以下见上，用此为贽，如中国之手本名帖也。碟巴之下，有木瓜神翁头人等名色。居民二百余户，皆板屋。是日蒋公至，营官喇嘛皆远接，俯伏道旁，递哈答，进酥油茶，前引至旧营官之舅家住。时积雪封山，往来断绝，暂驻中旬，雇觅骡马一百六十头，夫四十名，马每头四十两到藏，夫每名二十四两到藏，立文书名信子，俟雪消起程。
二十三日，五更结束，沿江行五十里，至桥头，甘公已先渡。坐山巅，蒋公扶舆而下，面有恐色。蒋公度量素渊弘，宠辱不惊，闻命时淡然言笑，绝无忧疑惊恐之色，宾朋僚属，无不服其雅量；至是亦少改其度。右屏牧刘公洪度以委查粮运驻阿敦，固请乘舆过桥，不听。祭江毕，令二童扶掖而前，余杖策以从，刘牧随也。桥阔六尺余长五十余丈，以牛皮缝馄饨数十只，竹索数十条贯之，浮水面，施板于上。行则水势荡激，掀播不宁。盖江在大雪山之阴，雨则水涨，晴则雪消，故江流奔注无息时，舟筏不能存，桥成即断。土人挈竹索于两岸，以木为溜，穿皮条，缚腰间，一溜而过，所谓悬渡也。俗名溜筒江，时畏竹索之险，故俟桥成。是日巳刻，水高桥二尺余，波浪冲击，蒋公几至倾覆，赖刘牧扶掖得免。余虽不至倾跌，而水已过膝。过片刻，桥即冲断，堕水三人，一以足指挂索得生，余则无从捞救矣。生者，昆明募兵杨嘉祥，素驯谨，死者系丽江，造桥匠役也，不知姓名。人马行李，皆从竹索过，三日始毕。渡江为黑喇嘛所属，地更寒苦，所有惟牛羊糌粑，若米豆菜蔬鱼肉鸡鸭，不可得矣。
二十八日，崩达添雇牛马启行，自此以西百余里无人烟，曹公送于道，行六十里宿，其寒盛夏如隆冬，不毛之地名“雪坝”，山凹间有黑账房<small>[6]</small>，以牛羊为生，数万成群，驱放旷野，见汉人即小盗马，所谓夹巴也。兵多道死；“雪坝”山中，白骨累累。
初五日，行五十里，至马里衣，女子挂砗磲玛瑙戒珠各一串，着半臂，宛然江南也。时贼盗马，随获之。
初六日，行六十里，至晓叶桑宿，译言鹊桥也。大木桥长四十馀丈，今名落龙桥。下即怒江水深黑，煮饭皆黑色。
三十日晴。行六十里，过小云山宿。彝情刁恶，糌粑马草，深藏不市，军中有忍饿者。白金七钱，易草一束，牲畜几毙。
初六日，候脚骡未来，先乘曹马同行，至则令曹仆乘之。行至窄处，马悬崖惊坠，肠裂而死；曹仆步行获免。余之不为渊中鱼也，幸哉！
初十日，六十里，至江边，路之窄已习惯矣。浮桥已断，从溜筒过，以百丈之宽，而命悬一索，一失足则奔流澎湃，无所底止，此中惶惶然，不得不以身试也。令狜猔扶过，初脱手，闭目不敢视，耳中微闻风声，稍过，见洪流汤汤，复急闭。达彼岸，然后开视。坐观行李人马，俱从索渡，真一奇胜。然天下之险，莫过于此也。宿江干。
十一日，三十里，过石屏，牧刘公同张若干司戎来接，四骑并行，至多木。饮后，兼程至阿敦，仍住七林家，留十日。其妹萼绿妹阿者迷，及喇嘛伦纪贝母，皆前所识，至是尚识面，连呼“木瓜呀部”。饷茶果，归时伦纪贝母，以戒珠见赠。
注释
[1]□□□□——皆滇藏人种之名。
[2]狜猔——亦人种之名。
[3]《禹贡》——《尚书》篇名，言禹治水土及诸方入贡之事。
[4]通事——翻译。
[5]哈答——哈达。
[6]黑账房——犹今俗言“黑店”，盖开设旅店，诱人入宿，杀其人，劫其财货，而人不之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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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

论“他妈的！”
鲁迅
题解
文章开头引出“国骂”的话题后，从当时流行文学作品里探讨不同国度骂人的语句，接着从历史上的北魏、晋朝、唐、金元以至到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追寻“他妈的”由来。关键是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并不是借“他妈的”这样的骂人的话来照明当时国民素质的低下，而是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即使是骂人的话也分出不同的等级，说明这种社会里人与人的等级观念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正如作者在文末所说的：“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
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国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
我生长于浙江之东，就是西滢先生之所谓“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兽。前年，曾见一辆煤车的只轮陷入很深的辙迹里，车夫便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车的骡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别的国度里怎样，我不知道。单知道诺威<small>[1]</small>人Hamsun有一本小说叫《饥饿》，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并不见这一类话。Gorky<small>[2]</small>所写的小说中多无赖汉，就我所看过的而言，也没有这骂法。惟独Artzybashev<small>[3]</small>在《工人绥惠略夫》里，却使无抵抗主义者亚拉借夫骂了一句“你妈的”。但其时他已经决计为爱而牺牲了，使我们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气。这骂的翻译，在中国原极容易的，别国却似乎为难，德文译本作“我使用过你的妈”，日文译本作“你的妈是我的母狗”。这实在太费解，——由我的眼光看起来。
那么，俄国也有这类骂法的了，但因为究竟没有中国似的精博，所以光荣还得归到这边来。好在这究竟又并非什么大光荣，所以他们大约未必抗议；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国的阔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骇死的。但是，虽在中国，说的也独有所谓“下等人”，例如“车夫”之类，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之类，则决不出之于口，更何况笔之于书。“予生也晚”，赶不上周朝，未为大夫，也没有做士，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者，恐怕还因为到底未曾拉车，因而也就不免“有点贵族气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国骂”了；但也不然，阔人所赏识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尝以为“花之富贵者也”？
这“他妈的”的由来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经史上所见骂人的话，无非是“役夫”，“奴”，“死公”<small>[4]</small>；较厉害的，有“老狗”，“貉子”<small>[5]</small>；更厉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赘阉遗丑”<small>[6]</small>罢了！还没见过什么“妈的”怎样，虽然也许是士大夫讳而不录。但《广弘明集》（七）记北魏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则颇有可以推见消息的地方。
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北方疆土虽失于拓跋氏<small>[7]</small>，士人却更其发狂似的讲究阀阅，区别等第，守护极严。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至于大姓，实不过承祖宗余荫，以旧业骄人，空腹高心，当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护符，被压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将他们的祖宗当做仇敌。邢子才的话虽然说不定是否出于愤激，但对于躲在门第下的男女，却确是一个致命的重伤。势位声气，本来仅靠了“祖宗”这惟一的护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倒败了。这是倚赖“余荫”的必得的果报。
同一的意思，但没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妈的！”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
唐以后，自夸族望的风气渐渐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本该从此有些难定了，但偏还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进“上等”去。刘时中<small>[8]</small>的曲子里说：“堪笑这没见识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顽劣。江湖伴侣，旋将表德官名相体呼，声音多厮称，字样不寻俗。听我一个个细数：粜米的唤子良；卖肉的呼仲甫……开张卖饭的呼君宝；磨面登罗底叫德夫：何足云乎？！”（《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三）这就是那时的暴发户的丑态。
“下等人”还未暴发之先，自然大抵有许多“他妈的”在嘴上，但一遇机会，偶窃一位，略识几字，便即文雅起来：雅号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谱也修了，还要寻一个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从此化为“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辈一样，言行都很温文尔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聪明的，早已看穿了这鬼把戏，所以又有俗谚，说：“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他们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们反抗了，曰：“他妈的！”
但人们不能蔑弃扫荡人我的余泽和旧荫，而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无论如何，总是卑劣的事。有时，也或加暴力于所谓“他妈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机，而不是造运会，所以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
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但偶尔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惊异，或表感服。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1925年7月19日
注释
[1]诺威——今译挪威。
[2]Gorky——高尔基。
[3]Artzybashev——阿尔志跋绥夫。
[4]役夫，奴，死公——见《左传》。文公元年，楚成王妹江骂成王子商臣（即楚穆王）的话：“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汝）而立职也。”晋代杜预注：“役夫，贱者称。”按：职是商臣的庶弟。“奴”，《南史·宋本纪》：“帝（前废帝刘子业）自以为昔在东宫，不为孝武所爱，及即位，将掘景宁陵，太史言于帝不利而止；乃纵粪于陵，肆骂孝武帝奴。“死公”，《后汉书·文苑列传》祢衡骂黄祖的话：“死公！云等道？”唐代李贤注：“死公，骂言也；等道，犹今言何勿语也。”
[5]老狗，貉子——汉代班固《汉孝武故事》：栗姬骂景帝“老狗，上心衔之未发也”。衔，怀恨在心。“貉子”，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惑溺》：“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
[6]而母婢也，赘阉遗丑——《战国策·赵策》：“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斮之。’（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尔）母婢也！’”“赘阉遗丑”，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刘备）文》：“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赘阉，指曹操的父亲曹嵩过继给宦官曹腾做儿子。
[7]拓跋氏——古代鲜卑族的一支。曾建立北魏。
[8]刘时中——名致，字时中，号逋斋，石州宁乡（今山西离石）人，元代词曲家。这里所引见于他的套曲《上高监司·端正好》。曲子中的“好顽劣”，意即很无知。“表德”，即正式名字外的“字”和“号”。“声音多厮称”，即声音相同。子良取音于“粮”。仲甫取音于“脯”。君宝取音于“饱”。德夫取音于“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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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杂文集《坟》

骂人的艺术
梁实秋
题解
此文文笔机智闪烁，谐趣横生，写出这样精彩的妙文，是因作者洞察人生百态。还是那句老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梁实秋是著名评论家，多年笔战未休，他和鲁迅的论战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一直持续到鲁迅逝世，其时间跨度和激烈程度真令人叹为观止。能将骂人上升到学问的高度，也证明了他多年笔战积累的经验之丰富。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骂人就是有道德观念的意思，因为在骂人的时候，至少在骂人者自己总觉得那人有该骂的地方。何者该骂，何者不该骂，这个抉择的标准，是极道德的。所以根本不骂人，大可不必。骂人是一种发泄感情的方法，尤其是那一种怨怒的感情。想骂人的时候而不骂，时常在身体上弄出毛病，所以想骂人时，骂骂何妨。
但是，骂人是一种高深的学问，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试的。有因为骂人挨嘴巴的，有因为骂人吃官司的，有因为骂人反被人骂的，这都是不会骂人的原故。今以研究所得，公诸同好，或可为骂人时之一助乎？
（一）知己知彼
骂人是和动手打架一样的，你如其敢打人一拳，你先要自己忖度下，你吃得起别人的一拳否。这叫做知己知彼。骂人也是一样。譬如你骂他是“屈死”，你先要反省，自己和“屈死”有无分别。你骂别人荒唐，你自己想想曾否吃喝嫖赌。否则别人回敬你一二句，你就受不了。所以别人有着某种短处，而足下也正有同病，那么你在骂他的时候只得割爱。
（二）无骂不如己者
要骂人须要挑比你大一点的人物，比你漂亮一点的或者比你坏得万倍而比你得势的人物。总之，你要骂人，那人无论在好的一方面或坏的一方面都要能胜过你，你才不吃亏的。你骂大人物，就怕他不理你，他一回骂，你就算骂着了。在坏的一方面胜过你的，你骂他就如教训一般，他即便回骂，一般人仍不会理会他的。假如你骂一个无关痛痒的人，你越骂他他越得意，时常可以把一个无名小卒骂出名了，你看冤与不冤？
（三）适可而止
骂大人物骂到他回骂的时候，便不可再骂；再骂则一般人对你必无同情，以为你是无理取闹。骂小人物骂到他不能回骂的时候，便不可再骂；再骂下去则一般人对你也必无同情，以为你是欺负弱者。
（四）旁敲侧击
他偷东西，你骂他是贼；他抢东西，你骂他是盗，这是笨伯。骂人必须先明虚实掩映之法，须要烘托旁衬，旁敲侧击，于要紧处只一语便得，所谓杀人于咽喉处着刀。越要骂他你越要原谅他，即便说些恭维话亦不为过，这样的骂法才能显得你所骂的句句是真实确凿，让旁人看起来也可见得你的度量。
（五）态度镇定
骂人最忌浮躁。一语不合，面红筋跳，暴躁如雷，此灌夫骂座，泼妇骂街之术，不足以骂人。善骂者必须态度镇静，行若无事。普通一般骂人，谁的声音高便算谁占理，谁来得势猛便算谁骂赢，惟真善骂人者，乃能避其而击其懈。你等他骂得疲倦的时候，你只消轻轻的回敬他一句，让他再狂吼一阵。在他暴躁不堪的时候，你不妨对他冷笑几声，包管你不费力气，把他气得死去活来，骂得他针针见血。
（六）出言典雅
骂人要骂得微妙含蓄，你骂他一句要使他不甚觉得是骂，等到想过一遍才慢慢觉悟这句话不是好话，让他笑着的面孔由白而红，由红而紫，由紫而灰，这才是骂人的上乘。欲达到此种目的，深刻之用词故不可少，而典雅之言词尤为重要。言词典雅则可使听者不致刺耳。如要骂人骂得典雅，则首先要在骂时万万别提起女人身上的某一部分，万万不要涉及生理学范围。骂人一骂到生理学范围以内，底下再有什么话都不好说了。譬如你骂某甲，千万别提起他的令堂令妹。因为那样一来，便无是非可言，并且你自己也不免有令堂令妹，他若回敬起来，岂非势均力敌，半斤八两？再者骂人的时候，最好不要加人以种种难堪的名词，称呼起来总要客气，即使他是极卑鄙的小人，你也不妨称他先生，越客气，越骂得有力量。骂得时节最好引用他自己的词句，这不但可以使他难堪，还可以减轻他对你骂的力量。俗话少用，因为俗话一览无遗，不若典雅古文曲折含蓄。
（七）以退为进
两人对骂，而自己亦有理屈之处，则处于开骂伊始，特宜注意，最好是毅然将自己理屈之处完全承认下来，即使道歉认错均不妨事。先把自己理屈之处轻轻遮掩过去，然后你再重整旗鼓，着着逼人，方可无后顾之忧。即使自己没有理屈的地方，也绝不可自行夸张，务必要谦逊不遑，把自己的位置降到一个不可再降的位置，然后骂起人来，自有一种公正光明的态度。否则你骂他一两句，他便以你个人的事反唇相讥，一场对骂，会变成两人私下口角，是非曲直，无从判断。所以骂人者自己要低声下气，此所谓以退为进。
（八）预设埋伏
你把这句话骂过去，你便要想想看，他将用什么话骂回来。有眼光的骂人者，便处处留神，或是先将他要骂你的话替他说出来，或是预先安设埋伏，令他骂回来的话失去效力。他骂你的话，你替他说出来，这便等于缴了他的械一般。预设埋伏，便是在要攻击你的地方，你先轻轻的安下话根，然后他骂过来就等于枪弹打在沙包上，不能中伤。
（九）小题大做
如对方有该骂之处，而题目身小，不值一骂，或你所知不多，不足一骂，那时节你便可用小题大做的方法，来扩大题目。先用诚恳而怀疑的态度引申对方的意思，由不紧要之点引到大题目上去，处处用严谨的逻辑逼他说出不逻辑的话来，或是逼他说出合于逻辑但不合乎理的话来，然后你再大举骂他，骂到体无完肤为止，而原来惹动你的小题目，轻轻一提便了。
（十）远交近攻
一个时候，只能骂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派人。决不宜多树敌。所以骂人的时候，万勿连累旁人，即时必须牵涉多人，你也要表示好意，否则回骂之声纷至沓来，使你无从应付。
骂人的艺术，一时所能想起来的有上面十条，信手拈来，并无条理。我做此文的用意，是助人骂人。同时也是想把骂人的技术揭破一点，供爱骂人者参考。挨骂的人看看，骂人的心理原来是这样的，也算是揭破一张黑幕给你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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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

与蔡孑民书
林纾
题解
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提倡以白话文取代文言，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此前，林纾就写过《论古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二文，反对废除古文。此后，又特地致函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对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阵营的强烈不满和责难。此信最先刊于1919年3月18日的《公言报》，后遍登于京沪诸报，反响甚大。
鹤卿先生太史足下：
与公别十余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以为歉。
属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著瞩为题词。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当谨撰跋尾归之。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幸也！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至慰！
虽然，犹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熟，不中其度，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多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腐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
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论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百凡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呜呼！因童子羸困，不求良医，乃追责其二亲之有隐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泽，有是理耶？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述一百三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忤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
我公心右汉族，当在杭州时，间关避祸，与夫人同茹辛苦，而宗旨不变，勇士也。方公行时，弟与陈叔通惋惜公行，未及一送。申伍异趣，各衷其是。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交情固在，不能视若冰炭，故辱公寓书，殷殷于刘先生之序跋，实隐示明、清标季，各有遗民，其志均不可夺也。
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腊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焉？
须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夺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齐生于今日，则万无济便之方。孔子为“圣之时”，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所以名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弒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于孔子，然则天下之强，宜莫强于威廉，以柏林一隅，抵抗全球，皆败衄无措，直可为万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学商务，下及工艺，无一不冠欧洲，胡为恹恹为荷兰之寓公？若云成败不可以论英雄，则又何能以积弱归罪孔子？彼庄周之书，最摈孔子者也，然《人间世》一篇，盛推孔子。所谓“人间世”者，不能离人而立之，谓其托颜回、托叶公子高之问难孔子，指陈以接人处众之道，则庄周亦未尝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辩为千载以上之庄周，竟咆勃为千载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
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云《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粹篇》，《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且使人读古子者，须读其原书耶？抑凭讲师之一二语即算为古子？若读原书，则又不能全废古文矣。矧于古子之外，尚以《说文》讲授。《说文》之学，非俗书也，当参以古籀，证以钟鼎之文。试思用籀篆可化为白话耶？果以籀篆之文，杂之白话之中，是引唐汉之环、燕，与村妇谈心，陈商周之俎、豆，与野老聚饮，类乎不类？弟，闽人也，南蛮蛱舌，亦愿习中原之语言，脱授我者以中原之语言，仍令我为蛱舌之闽语，可乎？盖存国粹而授《说文》，可也，以《说文》为客，白话为主，不可也。
乃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此语曾一见之随园文中，仆方以为拟于不伦，斥袁枚为狂谬，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人头畜鸣，辩不屑辩，置之可也。
彼又云：“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名媛，此亦拾李卓吾之遗唾。卓吾有禽兽行，故发是言；李穆堂又拾其余唾，尊严嵩为忠臣。今试问二李之名，学生能举之否？同为埃灭，何苦增兹口舌？可悲也！
大凡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若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则惟穆罕默德左执刀而右传教，始可如其愿望。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况天下溺矣，藩镇之祸，迩在眉睫，而又成为南北美之争。我公为南士所推，宜痛哭流涕助成和局，使民生有所苏息。乃以清风亮节之躬，而使议者纷纷集失，甚为我公惜之！
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惟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趋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
林纾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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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

答林琴南书
蔡元培
题解
此文是蔡元培对林纾公开信的回应，主要作了两点申辩与反驳：在北大并无“覆孔孟、铲伦常”之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是由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北大教学也并未尽废古书而专用白话，而且提倡白话之人均“博极群书”，“能作古文”。同时，他还公开声明：“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蔡元培的这篇公开信，通篇平实深沉，入情入理，不亢不卑，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这被视为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在这封信中蔡元培彬彬有礼，进退有据，柔中带刚中见其风度。
琴南先生左右：
公书语长心重，深以外间谣诼纷集为北京大学惜，甚感！惟谣诼必非实录，公爱大学，为之辨正，可也。今据此纷集之谣诼而加以责备，将使耳食之徒益信谣诼为实录，岂公爱大学之本意乎？原公之所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
对于第一点，当先为两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请先察“覆孔孟”之说。大学讲义涉及孔孟者，惟哲学门中之《中国哲学史》。已出版者，为胡适之君之《中国上古哲学史大纲》，请详阅一过，果有“覆孔孟”之说乎？特别演讲之出版者，有崔怀瑾君之《论语足征记》、《春秋复始》，哲学研究会中，有梁漱溟君提出“孔子与孟子异同”问题，与胡默青君提出“孔子伦理学之研究”问题，尊孔者多矣，宁曰覆孔？
若大学教员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本可置之不论，然姑进一步而考察之，则惟《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公不云乎：“时乎井田封建，则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无流弊；时乎潜艇飞机，则孔子必能使潜艇飞机不妄杀人。卫灵问阵，孔子行；陈恒弒君，孔子讨。用兵与不用兵，亦正决之以时耳。”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者耶？
次察“铲伦常”之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既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之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大学尚无女学生，则所注意者，自偏于男子之节操。近年于教科以外，组织一“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取妾两条。不嫖之戒决不背于古代之伦理；不取妾一条则且比孔孟之说为尤严矣。至于五常，则伦理学中之言仁爱，言自由，言秩序，戒欺诈，而一切科学皆于增进知识之需，宁有铲之之理欤？
若谓大学教员曾于学校以外，发表其“铲伦常”之主义乎？则试问有谁、何教员曾有何书、何杂志为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之主张者？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公所举“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谓随园文中有之，弟则忆《后汉书·孔融传》：路粹枉状奏融，有曰：“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祢衡并不以是损其声价，而路粹则何如者？且公能指出谁、何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述路粹或随园之语而表其极端赞成之意者？且弟亦从不闻有谁、何教员崇拜李贽其人，而愿拾其唾余者。所谓“武曌为圣王，卓文君为贤媛”，何人曾述斯语，以号于众？公能证明之欤？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有《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成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其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为编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小宝玉黛玉相埓，其言果有价值欤？熟读《水浒传》《红楼梦》之小说，能于《续水浒传》，《红楼复梦》之外，为科学哲学之讲说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非博极群书，不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交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small>[1]</small>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左：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离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此复，并候著祺！
八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敬启
注释
[1]迭更司——通译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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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近代散文钞》序
周作人
题解
上世纪30年代，沈启无与周作人过从甚密。他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并称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在1933年版的《周作人书信》中，收入周作人给他的书信25封，数量之多，仅次于给俞平伯的。周作人当时在课堂讲授各时代的“散文”，须得有一“选本”。沈启无编选明清小品文成册，正合其意，《近代散文钞》就这样诞生了。有学者指出，《近代散文钞》是以周作人的手眼来编选明清小品的。其编选过程肯定也有周作人的参与。显然，《近代散文钞》的编选意图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晚明小品的普通读本，而是要张扬一种文学理念，并且具有强烈的论战性。俞平伯就曾明确地把《近代散文钞》看做是支持周作人文艺理论的作品选。这样，有理论，有材料，师徒几个披挂上阵，回击左翼文学，又有林语堂等人的理论和作品以为策应，于是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和言志派文学思潮。
一
启无编选明清时代小品文为一集，叫我写一篇序或跋，我答应了他已将有半年了。我们预约在暑假中缴卷，那时我想离暑假还远，再者到了暑假也还有七十天闲暇，不愁没有工夫。末了是反正不管序跋，随意乱说几句即得，不必问切不切题，因此便贸贸然地答应下来了。到了现在鼻加答儿<small>[1]</small>好了之后，仔细一算，已经过了九月十九。听因百说，启无已经回到天津，而平伯的跋也在“草”上登了出来，乃不禁大着其忙，急急地来构思作文。本来颇想从平伯的跋里去发见一点提示，可以拏来发挥一番，较为省力，可是读后只觉得有许多很好的话都被平伯说了去，很有点怨平伯之先说，也恨自己之为什么不先做序，不把这些话早截留了，实是可惜之至。不过，这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了头皮自己来想吧。然而机会还是不肯放弃，我在平伯的跋里找到了这一句话——“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做了根据，预备说几句，虽然这些当然是我个人负责。
我要说的话，干脆就是，启无这个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但难得受人家的理解和报酬。为什么呢？因为小品文是文艺的少子，年纪顶小的老头儿子。文艺的发生次序大抵是先韵文次散文。韵文之中，又是先叙事、抒情，次说理；散文则是先叙事，次说理，最后才是抒情。借了希腊文学来作例，一方面是史诗和戏剧、抒情诗、格言诗，一方面是历史和小说、哲学——小品文，这在希腊文学盛时实在还没有发达。虽然那些哲人（Sophistia）<small>[2]</small>似乎有这一点气味，不过他们还是思想家，有如中国的诸子，只是勉强去仰攀一个渊源，直到基督纪元后希罗文学时代，才可以说真是起头了。正如中国要在晋文里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来一样，我卤莽地说一句，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未来的事情，因为我到底不是“问心处”，不能知道。至于过去的史迹，却还有点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艺的变迁，曾有两个大时期，一是集团的，一是个人的。在文学史上所记，大都是后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遗留，如歌谣等，也还能推想前期的文艺的百一。在美术上便比较的看得明白，绘画完全个人化了，雕塑也稍有变动，至于建筑、音乐、美术工艺如磁器等却都保存原始的迹象，还是民族的集团的而非个人的艺术，所寻求表示的也是传统的而非独创的美。在未脱离集团的精神之时代，硬想打破它的传统，又不能建立个性，其结果往往青黄不接，呈出丑态，固然不好，如以现今的磁器之制作绘画与古时相较，即可明了。但如颠倒过来，叫个人的艺术复归于集团的，也不是很对的事。对不对是别一件事，与有没有是不相干的。所以这两种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并存，不，或者是对峙着。集团的美术之根据，最初在于民族性的嗜好，随后变为师门的传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滞，其价值几乎只存在技术一点上了。文学则更为不幸，授业的师傅让位于护法的君师，于是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在文学进了后期以后，这新旧势力还永远相搏，酿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small>[3]</small>，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small>[4]</small>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这自然因为我们是“诗言志”派的。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它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也首先碰壁。因为这个缘故，启无选集前代的小品文给学子当做明灯，可以照见来源去路，不但是在自己很有趣味，也是对于别人很有利益的事情。不过在载道派看来，这实在是左道旁门，殊堪痛恨。启无的这本文选，其能免于覆瓿之厄乎？未可知也，但总之，也没有什么关系。
是为序。
中华民国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于北平煅药庐　周作人撰
二
我给启无写《近代散文钞》的序，还是在两年前。到了现在，书才出版，再擎起原序来看，觉得这其间的时光仿佛有点辽远了，那里所说的话也不免有点迂远了，便想再来添写这篇新序，老老实实的论几句话。
启无编刊这部散文钞，有益于中国学术，文艺上的地方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两点：
其一，中国讲本国的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向来不大看重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文章，偶尔提及，也总根据日本和清朝的那种官话<small>[5]</small>加以轻蔑的批语，文章统系，仿佛是七子之后便由归唐转交桐城派的样子。这个看法，我想是颇有错误的。他们不知道公安、竟陵是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这不但使他们对于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不能了解其意义，便是清初新旧文学废兴也就有些事情不容易明了了。日本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上举出性灵一派与格调、气韵诸说相并，但是不将这派的袁子才当做公安的末流，却去远寻杨诚斋<small>[6]</small>来给他做义父，便是一例。中国誊录铃木之说者也就多照样的说下去了，启无这部书并非议论，只是勤劳的辑录明末清初的新文学派的文章，结果是具体的将公安、竟陵两派的成绩——即其作品和文学意见——结集在一处，对于那些讲中国文学的朋友供给一点材料，于事不无小补。古人的著作苟存于世间，其价值也自存在，不以无人顾问而消灭。公安、竟陵非亲非眷，吾辈本无庸扰扰为古人争身后之名，只是有此文学史上的材料而听其湮没亦自可惜，如得有人为表而出之，乃亦大可喜耳。
其二，中国古文汗牛充栋，但披沙拣金，要挑选多少真正的好文章却是极难之事。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我很奇怪学校里为什么有唐、宋文而没有明、清文——或称近代文？因为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学的文章。现今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这个统系，一方面又是韩退之以来的唐、宋文中所不易找出的好文章。平心静气的一想，未成正宗的新思想、新文章，希望公家来提倡，本来有点儿傻气，不必说过去的。便是现今的新文学，在官、公、私各学校里，也还没有站得住脚呢。退一步想，只好索解于民间，请青年学子有点好奇心的自己来看看吧。可惜明人文集在此刻极不易得，而且说也奇怪，这些新文人的著作又多是清朝的禁书，留下来的差不多是秦火之余，更是奇货可居，不是学生之力所能收留的了。在这里，启无的这部书的确是“实为德便”<small>[7]</small>。在近来两三年内，启无利用北平各图书馆和私家所藏明人文集，精密选择，录成两卷，各家菁华悉萃于此，不但便于阅读，而且使难得的古籍、久湮的妙文，有一部分通行于世，寒畯亦得有共赏的机会，其功德岂浅鲜哉？平常有人来问我近代文中有什么书可读，我照例写几部绝板禁书的名目给他，我知道这是画饼，但是此外实无办法，现在这部散文钞出版之后，那我就有了办法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六日周作人序于北平
注释
[1]加答儿（Catarrh）——加答儿本希腊语，有流之意。鼻加答儿，以多流鼻汁而得名，即鼻炎。
[2]希腊哲人，即指希腊诡辩派哲学家，其中主要学者有普罗泰格拉（Protagoras）、高尔吉亚（Gorgias）、克利谛亚斯（Critias）等。<small>[3]</small>俞平伯《近代散文钞跋》中语。
[4]见同上文。
[5]如清人奉敕纂修之《明史》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公安、竟陵两派之文章，皆多加以贬辞是。
[6]杨诚斋——即杨万里。
[7]公牍文字中之结束语用以表示感激之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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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散文钞》

邻人
丰子恺
题解
丰子恺以大都市中所见的一个小景物：两间相邻的住家楼屋之间装着一把大铁扇骨，隔在两邻的人虽近在咫尺，但却互不相干，揭示人类社会中互不信任、互相防范的丑恶现象，抒发自己对这种现象的憎恶及对邻里间融洽、坦诚地相处的向往。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现代都市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淡隔膜，让人不禁开始反思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种种问题，作者的这一思考，直到今天仍有意义。
前年我曾画了这样的一幅画：两间相邻的都市式的住家楼屋，前楼外面是走廊和栏杆。栏杆交界之处，装着一把很大的铁条制的扇骨，仿佛一个大车轮，半个埋在两屋交界的墙里，半个露出在檐下。两屋的栏杆内各有一个男子，隔着那铁扇骨一坐一立，各不相干。画题叫做《邻人》（画见开明版《子恺漫画全集》）。
这是我从上海回江湾时，在天通庵附近所见的实景。这铁扇骨每根头上尖锐，好像一把枪。这是预防邻人的逾墙而设的。若在邻人面前，可说这是预防窃贼蔓延而设的。譬如一个窃贼钻进了张家的楼上，界墙外有了这把尖头的铁扇骨，他就无法逾墙到隔壁的李家去行窃。但在五方杂处，良莠不齐的上海地方，它的作用一半原可说是防邻人的。住在上海的人有些儿太古风，“打牌猜拳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邻人的身家性行全不知道，这铁扇骨的防备原是必要的了。
我经过天通庵的时候，觉得眼前一片形形色色的都市的光景中，这把铁扇骨最为触目惊心。这是人类社会的丑恶的最具体最明显最庞大的表象。人类社会的设备中，像法律刑罚等，都是为了防范人的罪恶而设的；但那种都不显露形迹。从社会的表面上看，我们只见锦绣河山，衣冠文物之邦，一时不会想到其间包藏着人类的种种丑恶。又如城郭门墙，也是为防盗贼而设的，这虽然是具体而又庞大的东西，但形状还文雅，暗藏。我们看了似觉这是与山岭，树木等同类的东西，不会明显地想象人类中的盗贼。更进一步，例如锁，具体而又明显地表示着人类互相防范的用意。可说是人类的丑恶的证据，羞耻的象征了。但它的形象太小，不容易使人注意；用处太多，混在箱笼门窗的装饰纹样中，看惯了一时还不容易使人明显地联想到偷窃。只有那把铁扇骨，又具体，又明显，又庞大地表出着它的用意，赤裸裸地宣示着人类的丑恶与羞耻。所以我每次经过天通庵，这件东西总是强力地牵惹我的注意，使我产生种种的感想。造物主赋人类以最高的智慧，使他们做了万物之灵，而建设这庄严灿烂的世界。在自称文明进步的今日，假如造物主降临世间，一一地检点人类的建设，看到锁和那把铁扇骨而查问它们的用途与来历时，人类的回答将何以为颜？对称的形状，均齐的角度，秀美的曲线，是人类文化上最上乘的艺术的样式，把这等样式应用在建筑上，家具上，汽车上，飞机上原足以夸耀现代人生活的进步；但应用在锁和这铁扇骨上，真有些儿可惜。上海的五金店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四不灵”锁。有德国制的，有美国制的；有几块钱一把的，有几十块钱一把的，有方的，有圆的，有作各种玲珑的形状的。工料都很精，形式都很美，好像一种徽章。这确是一种徽章，这是人类的丑恶与羞耻的徽章！人类似嫌这种徽章太小，所以又在屋上装起很大的铁扇骨来，以表扬其羞耻。使人一见可就想起，世间有着须用这大铁扇骨来防御的人，以及这种人的产生的原因。
我在画上题了“邻人”两字，联想起了“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诗句。虽然自己不喝酒，但想象诗句所的那种生活，悠然神往，几乎把画中的铁扇骨误认为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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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散文漫画精选》、《护生画集》

求阙斋日记
曾国藩
题解
求阙斋是曾国藩三十六岁那年替自己的书房起的名字。曾国藩的求阙观念源于《周易》。从《周易》的《丰卦》所说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些话中，他明白了盈虚消息的道理。所谓盈虚消息，就是说天地之间的充实与空虚，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或生长或消落的。从《周易》的《临卦》中，他明白了宇宙间阳至生阴、阴至生阳的道理。曾氏关于求阙、花未全开月未圆、天道恶盈这些说法，都表明从中年开始到晚年时期更强烈的不追求圆满、经常保持某些欠缺的心态。
十八日（同治元年九月）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立见者十余次，坐见者两次，写沅弟信一件，左季高信一件。午刻，万篪轩来，久坐。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至幕府畅谈。旋又将本日文件阅毕。写对联七副。夜，写杨厚庵信一件。核改咨札信稿。二更，入内室。阅梅伯言诗文集。三更，睡。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激，痛自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是日接沅弟十四日信尚属平安。
廿二日（同上）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围棋一局，见客三次。写沅弟信一件，添少泉信一叶。写竹庄信一件。唐中丞、李申夫先后来，久谈。中饭后，至幕府一叙。接吴竹庄信，知十八日水陆于金陵关大获胜仗，夺贼炮船、马匹。为之欣慰。阅本日文件。核二日批札各稿。夜，接信稿四件。将各处芜湖图一对，本日所收吴竹庄、周方倬报仗之禀，地名俱不可寻。与幕府诸人畅谈。二更三点，入内室。温古文论著类，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本日与昨日皆未接金陵沅弟来信，心为悬悬，行坐不安。三更，睡，颇能成寐，五更后，展转忧灼，莫知天意竟复何如。
初二日（同治元年十月）
早饭后，清理文件。旋见客三次。围棋一局。立见客又七次。写沅甫弟信一件。改信稿三件。中饭后，至幕府一叙。见客一次。阅本日文件。出城至盐河，看黄坡所铸大炮，解金陵者，共五尊，内万三千斤者一尊，万斤者二尊，六千斤者二尊。又至韩正国船上一看，悯其志盛而殉难也。申刻，归。因两日不接沅弟信，旁皇忧灼，若无所措，摆列棋势以自遣。傍晚接沅弟廿三、廿六、七日三信。为之稍慰。夜，核批札各稿，倦甚。是日未刻，习字一纸，久不摹帖，手又生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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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阙斋日记》、《曾国藩家书》

脸谱
梁实秋
题解
文章在写法上，虽以议论为主，但运用记叙抒情手法，造成杂文小品文笔调优雅清丽、描写生动、巧喻联珠、情韵悠长的特点，可以看出作者小处着眼，大处落笔，纵横生发，笔触恣肆，却颇有絮语散文的特色，给人们一种沉静的感觉。
我要说的脸谱不是旧剧里的所谓“整脸”“碎脸”“三块瓦”之类，也不是麻衣相法里所谓观人八法“威、厚、清、古、孤、薄、恶、俗”之类。我要谈的脸谱，乃是每天都要映入我们眼帘的形形色色的活人的脸。旧戏脸谱和麻衣相法的脸谱，乃是一些聪明人从无数活人脸中归纳出来的几个类型公式，都是第二手的资料，可以不管。
古人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那意思承认人面不同是不成问题的。我们不能不叹服人类创造者技巧的神奇，差不多的五官七窍，但是部位配合，变化无穷，比七巧板复杂多了。对于什么事都讲究“统一”、“标准化”的人，看见人的脸如此复杂离奇，恐怕也无法训练改造，只好由它自然发展！假使每一个人的脸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一律浓眉大眼，一律的虎额龙准，在排起队来检阅的时候固然甚为壮观整齐，但不便之处必定太多，那是不可想象的。
人的脸究竟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否则也就无所谓谱。就粗浅的经验说，人的脸大别为二种，一种是令人愉快的，一种是令人不愉快的。凡是常态的，健康的，活泼的脸，都是令人愉快的，这样的脸并不多见。令人不愉快的脸，心里有一点或很多不痛快的事，很自然的把脸拉长一尺，或是罩上一层阴霾，但是这张脸立刻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立刻把这周围的气氛变得阴霾。假如在可能范围之内，努力把脸上的筋肉松弛一下，嘴角上挂出一颗微笑，自己费力不多，而给予人的快感甚大，可以使得这人生更值得留恋一些。我永不能忘记那永长不大的孩子潘彼得，他嘴角上永远挂着一颗微笑，那是永恒的象征。一个成年人若是完全保持一张孩子脸，那也并不是理想的事，除了给“婴儿自己药片”作商标之外，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不过赤子之天真，如果在脸上还保留一点痕迹，这张脸对于人类的幸福是有贡献的。令人愉快的脸，其本身是愉快的。这与老幼妍媸无关。丑一点黑一点，下巴长一点，鼻梁塌一点，都没有关系，只要上面漾着充沛的活力，便能辐射出神奇的光彩，不但是光，还有热，这样的脸能使满室生春，带给人们兴奋、光明、调谐、希望、欢欣。一张眉清目秀的脸，如果恹恹无生气，我们也只好当做石膏像来看待了。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游戏：早起出门，留心观察眼前活动的脸，看看其中有多少类型，有几张使你看了一眼之后还想再看。
不要以为一个人只有一张脸。女人不必说，常常“上帝给她一张脸，她自己另造一张”。不涂脂粉的男人的脸，也有“卷帘”一格，外面摆着一副面孔，在适当的时候呱嗒一声如帘子一般卷起，另露出一副面孔。“杰克博士与海德先生”<small>[1]</small>（Dr.Jekyll and Mr.Hyde）那不是寓言。误入仕途的人往往养成这一套本领。对下属道貌岸然，或是面部无表情，像一张白纸似的，使你无从观色，莫测高深；或是面皮绷得像一张皮鼓，脸拉得驴般长，使你在他面前觉得矮好几尺！但是他一旦见到上司，驴脸得立刻缩短，再往瘪里一缩，马上变成柿饼脸，堆下笑容，直线条全变成曲线条；如果见到更高的上司，连笑容都凝结得堆不下来，未开言嘴唇要抖上好大一阵，脸上作出十足的诚惶诚恐之状。帘子脸是傲下媚上的主要工具，对于某一种人是少不得的。
不要以为脸是和身体其他部分一样的受之父母，自己负不得责。不，在相当范围内，自己可以负责的。大概人的脸生来都是和善的，因为从婴儿的脸看来，不必一定都是颜如渥丹，但是大概都是天真无邪，令人看了喜欢的。我还没见过一个孩子带着一副不得善终的脸，脸都是后来自己作践坏了的，人们多半不体会自己的脸对于别人发生多大的影响。脸是到处都有的。在送殡的行列中偶然发现的哭脸，作讣闻纸色，眼睛肿得桃儿似的，固然难看。一行行的囚首垢面的人，如稻草人，如丧家犬，脸上作黄蜡色，像是才从牢狱里出来，又像是要到牢狱里去，凸着两只没有神的大眼睛，看着也令人心酸。还有一大群心地不够薄脸皮不够厚的人，满脸泛着平价米色，嘴角上也许还沾着一点平价油，身穿着一件平价布，一脸的愁苦，没有一丝的笑容，这样的脸是颇令人不快的。但是这些贫病愁苦的脸、还不算是最令人不愉快，因为只是消极的令人心里堵得慌，而且稍微增加一些营养（如肉糜之类）或改善一些环境，脸上的神情还可以渐渐恢复常态。最令人不快的是一些本来吃得饱，睡得着，红光满面的脸，偏偏带着一般肃杀之气，冷森森地拒人千里之外，看你的时候眼皮都不抬，嘴撇得瓢儿似的，冷不防抬起眼皮给你一个白眼，黑眼球不知翻到那里去了，脖梗子发硬，脑壳朝天，眉头皱出好几道熨斗都熨不平的深沟——这样的神情最容易在官办的业务机关的柜台后面出现。遇见这样的人，我就觉到惶惑：这个人是不是昨天赌了一夜以致睡眠不足，或是接连着腹泄了三天，或是新近遭遇了什么闵凶，否则何以乖戾至此，连一张脸的常态都不能维持了呢？
注释
[1]杰克博士与海德先生——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化身博士》是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代表作，因书中人物杰克和海德善恶截然不同的性格让人印象深刻，后来“Jekyll and Hyde”一词竟成为心理学“双重人格”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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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人的艺术》、《雅舍谈吃》

请客
王了一
题解
王力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同时也写得一手好杂文。这篇文章谈的是请客这样的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问题，作者却看到了民族群体性的心理。对中国人请客心理分析得入木三分，见出作者对人心的深刻把握。
中国人是最喜欢请客的一个民族。从抢付车费，抢会钞，以至于大宴客，没有一件事不足以表示中国是一个礼让之邦。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钱也就是我的钱，大家不分彼此；你可以吃我的，用我的，因为咱们是一家人。这种情形，西洋人觉得很奇怪。恕我浅陋，我没有见过西洋人抢付过车费，或抢会过钞。我们在欧洲做学生的时代，因为穷，大家也主张“西化”，饭馆里吃饭，各自付各自的钱，相约不抢会钞。西洋人宴客是有的，但是极不轻易有一次，最普通的只是来一个茶会，并不像中国人这样常常请朋友吃饭。这些事情，都显得中国人比西洋人更慷慨更会应酬。
其实，中国人这种应酬是利用人们喜欢占便宜的心理。
不花钱可以白坐车，白吃饭，白看戏，等等，受惠的人应该是高兴的。一高兴，再高兴，三高兴，高兴的次数越多，被请的人对于请客的人就越有好印象。如果被请的人比我的地位高，他可以“有求必应”助我升官发财；如果被请的人比我的地位底，他也可以到处吹嘘，逢人说项，增加我的声誉，间接地于我有益。中国人向来主张“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不花钱而可以白坐车，白吃饭，白看戏，也就等于受人钱财，若不与人消灾，就该为人造福。由此看来，请客乃是一种“小往大来”的政策，请客的钱不是白花的。知道了这一个道理，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对于亲弟兄计较锱铢，甚至对于结发夫妻不肯“共产”的人，为请客而挥霍千金，毫无吝啬；又明白为什么家无儋石，对泣牛衣的人偏有请客的闲钱。原来大多数人的请客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慷慨，而是权谋！
青蚨在荷包里发出去是令人心痛的，而“小往大来”的远景却是诱惑人的，在这极端矛盾的心情之下，可就苦了那些一毛不拔的悭吝者。
当在抢付车费，抢会钞，或抢买戏票的时候，为了面子关系，不好意思不“抢”，为了荷包关系，却又不最坚持要“抢”，结果是得收手且收手，面子顾全了，荷包仍旧不空。最糟糕的是遇了同道的人，你一抢他就放松，结果虽然是“求仁得仁”，却变了哑子吃黄连，心里有说不出的苦。不过，悭吝的人也未尝不请客；有时候，他们请客的次数要比普通人更多，因为吝者必贫，贫者毕竟抵不住那“小往大来”的远景的诱惑。于是他们想拿最低的代价去博取最大的利益：每次请客吃饭，东西拣最便宜的吃，分量越少越好，最好是使客人容易饱，容易腻，而主人所费又不多。甚至连请几天，昨晚剩的菜今天还可以吃，虽然让客人吃别人的余唾颇为不恭，然而请客毕竟是请客，余唾吃了之后，仍旧不怕他不说一声“谢谢”。这是手段之中有手段，权谋之外有权谋！
话又说回来了，请客真的是一种好风气吗？真的能联络感情吗？
我曾经亲耳听见抢会了钞的人背面骂那让步不坚持要抢的人，说他小气，说他卑鄙。我又曾经亲耳听见吃了人家的酒饭的人一出大门就批评主人：五溜鱼只有半边，清炖鸡只有半只，烟臭如莸，酒淡如水，厨子烹调无术，主人招待不周！可见中国既有了抢付钱的习俗，不抢付钱竟像是私德有亏，于友谊有损；又有了滥请客的风尚，不请客的固然被认为不善交际，请客如果请得不痛快，那钱也只等于白花。勿谓郇厨既扰，即尽衔恩；须防金碗虽倾，终难饱德。老饕未餍，微禄半销！“小往大来”的请客哲学真是害人不浅！
被请的人有时候也很苦：明知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但是又没有拒绝的勇气，于是计划“还席”或“回客”。受了人家的好处，再奉还若干好处给人家，这样就算两相抵消，不再报答的责任。其实这样设想是自寻烦恼。最干脆的办法是既不请人，也不怕被人请。如果有人抢代我付车费或会钞，我就一声不响地，让我的青蚨“回龙”。如果有人请我吃大菜我就两肩承一口，去吃了就走，不耐烦道一声谢，更不理会什么是一饭之恩。假使人人如此，中国可以归真返璞，社会可以少了许多虚伪的行为，而政府也不再需要提倡俭约和禁止宴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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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虫并雕斋琐语》

聪明人与傻子和奴才
鲁迅
题解
文章采用象征、对比的手法，描写了三种人物对待社会悲惨生活的不同态度。文中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代表了对待社会抱不同态度的三种人，概括性很强。通篇采用对话体，人物语言富有个性，通过人物的语言，十分恰当地表现出人物的身分、地位和思想。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你知道的。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
“这实在令人同情。”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吗！”他高兴了。“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要钱；头钱<small>[1]</small>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我总得另外想法子。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
“是吗？但愿如此。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可见天理没有灭绝……”
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先生！”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
“混帐！”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那人是一个傻子。“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吗？”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你干什么？”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他仍然砸。
“人来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快来呀！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一群奴才都出来了，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吗……”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注释
[1]头钱——旧社会里提供赌博场所的人向参与赌博者抽取一定数额的钱，叫做头钱，也称“抽头”。侍候赌博的人，有时也可从中分得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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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野草》

苦雨斋之一周
周作人
题解
苦雨斋是周作人书房的名字。周氏曾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苦雨》，所谈的都是“私事”，整篇文章始终笼罩在淡淡的哀愁里。他与鲁迅的极大反差，映出了他精神的原色。
七月二十三日
阴。上午，得半农赠所编《中国俗曲总目稿》一部二册。写《日本近代史》序文了，即寄与季谷。午，往石驸马大街应菊农、伏园之招，来者佛西、振铎及刘林黎诸君，下午三时回家。耀辰来谈，六时后去。晚，慧修来。
二十四日
晴。上午，估人来，买花木食器一副。古女士来访。下午，得上海寄来旧书二部。重校阅讲演稿了。夜大雨。
二十五日
晴。上午，往福寿堂，刘天华君开吊，送礼，又联云：《广陵散》绝于今日，王长史不得永年。往北大二院访川岛，午回家。下午，以讲演稿送还邓君，定名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改订《焚椒录》。吴文祺君以平伯介绍来访。金源来谈。夜，大风雨。
二十六日
阴雨。上午，写信九通，下午，写讲演稿小引了，即寄去。奚女士来访，为致函李明。晚，写《看云集》序文未了。
二十七日
晴。上午，写《看云集》序了，寄与开明。任仿樵君来谈，还《珂雪斋集》一部。下午，往访尹默、叔平，又往看耀辰，五时回家。得上海寄来旧书二部。
二十八日
阴。上午，启无来，幼渔、肇洛先后来，下午去。得半农赠《朝鲜民间故事》一册，其女小蕙所译，前曾为作序。嗣群来，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见赠。平伯来。傍晚大雷雨，积水没阶。十时顷，启无、平伯、嗣群共雇汽车回去，斋前水犹未退，由车夫负之出门。
二十九日
雨，后晴。上午，阅石户谷勉所著《北支那之药草》。下午，抄所译儿童剧，予儿童书局，成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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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文丛：苦雨斋谈》

渐
丰子恺
题解
“渐”是一种事物累积、时间流逝的形态，这形态没有具体形迹，难以捉摸把握。丰子恺并不直说“渐”是什么，而是引用了许多生活中的具体例子，由浅人深，从身边的琐事、日常的见闻、零星的思想和感兴谈起，由具体而入抽象，揭开“渐”的本质，体悟人生的道理，认识时空变化的真意义。这也是丰子恺文章的特色，见微知著，致力于表现细碎的东西。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坡而像风琴的键板，由do忽然移到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do忽然跳到mi，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渐”维持的。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袴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什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功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荫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于想象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临到了！
“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朝晨抱了犊而跳过一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犊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留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
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的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留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坐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的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Blake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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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缘堂随笔》

祝你奋斗到底
冰心
题解
本文原题《一个忧郁的青年》，是冰心20岁时发表的“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是典型的“五四”启蒙时代的产物，它探问人生的终极，关顾每个人的人生价值、生存真谛。冰心早期的“问题小说”大量使用对比、对话等表现手法，诱发读者参与讨论，其文风清新隽永、情节单纯、构思灵巧，弥漫着温馨的情调，独具魅力。
我从课室的窗户里，看见同学彬君坐在对面的树下，低着头看书；在这广寂的院子里，只有他一个，窗外的景物，都是平常看惯，没有什么可注意的；我的思想便不知不觉的移到他身上去。
他的性情很活泼，平日都是有说有笑，轻易不显出愁容的。近一年来，忽然偏于忧郁静寂一方面。同学们都很怪讶，因为我和他相处最久，便常常来问起我，但是确实我也不知道。
这时我下了廊子，迎着他走去，他慢慢的抬起头来，看见了我，便微笑说：“你没有功课吗？”我说：“是的，我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这里，所以来找你谈谈。”他便让出地方来，叫我坐下，自己将书放在一边，抬头望着满天的白云，过了一会才慢慢的说：“今天的天气很沉闷啊！”我答应着，一面看他那种孤索的态度，不禁笑了。他问道：“你笑什么？”我说：“我想起一件事来，所以笑的。”他不在意的问道：“什么事？”
我笑说：“同学们说你近来有些特别，仿佛是个方外人<small>[1]</small>，我看也……”他便沉着的问道：“何以见得呢？”我这时有些后悔，但是已经说到这里，又不得不说了，就道：“不过显得孤寂沉静一些就是了，并没有什么——”他凝望天空不语，如同石像一般。
过了半天，他忽然问我说：“有忧郁性的人，和悲观者有分别没有？”我被他一问，一时也回答不出，便反问道：“你看呢？”他说：“我也不很分得清，不过我想悲观者多是阅世已深之后，对于世界上一切的事，都看做灰心绝望，思想行为多趋消极。忧郁性是入世之初，观察世界上一切的事物，他的思想，多偏于忧郁。然而在事业上，却是积极进行。”我听了沉吟一会，便说：“也……也许是这样讲法。”他凝望着我说：“这样，同学们说我是悲观者，这话就不对。”我不禁笑说：“却原来他们批评你的话，你也听得一二。”他冷笑说：“怎么会不听得，他们还亲口问过我呢，其实一个人的态度变了，自然有他的缘故，何必大惊小怪，乱加推测。”我说：“只是你也何妨告诉他们，省得他们质问。”他微笑说：“其实说也不妨，不过……不过不值得破工夫去和他们一一的细说就是了。”我说：“可以对我说说吗？”他说：“那自然是可以的。”
又过了一会儿，他说：“从前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有我？’——‘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念书？’下至穿衣，吃饭，说话，做事；都生了问题。从前的答案是：‘活着为活着’——‘念书为念书’——‘吃饭为吃饭’，不求甚解，浑浑噩噩的过去。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人生观，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现在是要明白人生的意义，要创造我的人生观，要解决一切的问题。所有的心思，都用到这上面去，自然没有工夫去谈笑闲玩，怪不得你们说我像一个方外人了。”
我说：“即或是思索着要解决一切的问题，也用不着终日忧郁呵。”
他抬起头来看我说：“这又怪了，你竟见不到此！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像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纷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躁？而且‘不入地狱，不能救出地狱里的人’。——‘不失丧生命，不能得着生命’。不想问题便罢，不提出问题便罢，一旦觉悟过来，便无往而不是不满意，无往而不是烦恼忧郁。先不提较大的事，就如邻家的奴婢受虐，婆媳相争；车夫终日奔走，不能养活一家的人；街上的七岁孩子，哄着三岁的小弟弟；五岁的女孩儿，抱着两岁的小妹妹。那种无知、痛苦、失学的样子，一经细察，真是使人伤心惨目，悲从中来。再一说，精神方面，自己的思想够不够解决这些问题是一件事；物质方面，自己现在的地位、力量、学问，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又是一件事。反复深思，怎能叫人不忧郁！”
我凝神听到这里，不禁肃然道：“你的忧郁，竟是悲天悯人。这是一个好现象，也是过渡时代必有的现象。不过一切的问题，自然不能一时都解决了，慢慢的积极做去，就完了。何必太悲观……”
他立刻止住我说：“你又来了！‘悲观’两个字，我很不爱听。忧郁是第一步，奋斗是第二步。因着凡百不满意，才忧郁；忧郁至极，才想去求那较能使我满意的，那手段便是奋斗了。现在不过是一个忧郁时期，以后便是奋斗时期了，悲观者是不肯奋斗，不能奋斗的，我却不是悲观者呵！”
我注目望着他，说：“这样，你忧郁的时期，快过尽了吗？奋斗的目标，已定了吗？你对于这些问题，已有成竹在胸吗？”
他微微的笑了一笑，说：“你慢慢的看下去，自然晓得了。我本来只自己忧郁，自己思虑，不想同谁谈论述说的，而且空谈也无裨实际，何必预先张张皇皇的，引人的批评注意，今天是你偶然的问起来，我们又是从小同学，不是泛泛交情，所以大略对你说一点，你现在可明白了吧！”
这时我站了起来，很诚恳的握着他的手说：“祝你奋斗到底！祝你得最后的胜利！”
他用沉毅的目光看着我说：“谢谢你！你能以和我一同奋斗吗？”
注释
[1]方外人——指不涉尘世或不拘世俗礼法的人。多指僧、道、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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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

劝菜
王了一
题解
作者从百姓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举动——劝菜这件小事着手，深究其中深意，比较出中西文化的差异，最后得出对劝菜这种行为的不认可，不管作者观点如何，这种见微知著的写法还是可以借鉴的。
中国有一件事最足以表示合作精神的，就是吃饭。十个或十二个人共一盘菜，共一碗汤。酒席上讲究同时起筷子，同时把菜夹到嘴里去，只差不曾嚼出同一的节奏来。相传有一个笑话。一个外国人问一个中国人说：“听说你们中国有二十四个人共吃一桌酒席的事，是真的吗？”那中国人说：“是真的。”那外国人说：“菜太远了，筷子怎么夹得着呢？”那中国人说：“我们有一种三尺来长的筷子。”那外国人说：“用那三尺来长的筷子，夹得着是不成问题了，怎么弯得转来把菜送到嘴里去呢？”那中国人说：“我们是互相帮忙，你夹给我吃，我夹给你吃的啊！”
中国人的吃饭，除了表示合作的精神之外，还合于经济的原则。西洋每人一盘菜，吃剩下来就是暴殄天物；咱们中国人，十人一盘莱，你不爱吃的却正是我所喜欢的，互相调剂，各得其所。因此，中国人的酒席，往往没有剩菜；即使有剩，它的总量也不像西餐剩菜那样多，假使中西酒席的菜本来相等的话。
有了这两个优点，中国人应该踌躇满志，觉得圣人制礼作乐，关于吃这一层总算是想得尽善尽美的了。然而咱们的先哲犹嫌未足，以为食而不让，则近于禽兽，于是提倡食中有让。其初是消极的让，就是让人先夹菜，让人多吃好东西；后来又加上积极的让，就是把好东西夹到了别人的碟子里，饭碗里，甚至于嘴里。其实积极的让也是由消极的让生出来的：遇着一样好东西，我不吃或少吃，为的是让你多吃；同时，我以君子之心度君子之腹，知道你一定也不肯多吃，为的是要让我。在这僵局相持之下，为了使我的让德战胜你的让德起见，我就非和你争不可！于是劝菜这件事也就成为“乡饮酒礼”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了。
劝菜的风俗处处皆有，但是素来著名的礼让之乡如江浙一带尤为盛行。男人劝得马虎些，夹了菜放在你的碟子里就算了；妇女界最为殷勤，非把菜送到你的饭碗里去不可。照例是主人劝客人；但是，主人劝开了头之后，凡自认为主人的至亲好友，都可以代主人来劝客。有时候，一块“好菜”被十双筷子传观，周游列国之后，却又物归原主！假使你是一位新姑爷，情形又不同了。你始终成为众矢之的，全桌的人都把“好菜”堆到你的饭碗里来，堆得满满的，使你鼻子碰着鲍鱼，眼睛碰着鸡丁，嘴唇上全糊着肉汁，简直吃不着一口白饭。我常常这样想，为什么不开始就设计这样一碗“什锦饭”，专为上宾贵客预备的，倒反要大家临时大忙一阵呢？
劝菜固然是美德，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嗜好是否相同的问题。孟子说：“口之于味，有同嗜也。”我觉得他老人家这句话有多少语病，至少还应该加上一段“但书”。我还是比较地喜欢法国的一谚语：“惟味与色无可争。”意思是说，食物的味道和衣服的颜色都是随人喜欢，没有一定的美恶标准的。这样说来，主人所喜欢的“好菜”，未必是客人所认为好吃的菜。肴馔的原料和烹饪的方法，在各人的见解上（尤其是籍贯不相同的人），很容易生出大不相同的估价。有时候，把客人所不爱吃的东西硬塞给他吃，与其说是有礼貌，不如说是令人难堪。十年前，我曾经有一次做客，饭碗被鱼虾鸡鸭堆满了之后，我突然把筷子一放，宣布吃饱了。直等到主人劝了又劝，我才说：“那么请你们给我换一碗白饭来！”现在回想，觉得当时未免少年气盛；然而直到如今，假使我再遇同样的情形，一时急起来，也难保不用同样方法来对付呢！
中国人之所以和气一团，也许是津液交流的关系。尽管有人主张分食，同时也有人故意使它和到不能再和。譬如新上来的一碗汤，主人喜欢用自己的调羹去把里面的东西先搅一搅匀；新上来的一盘菜，主人也喜欢用自己的筷子去拌一拌。至于劝菜，就更顾不了许多，一件山珍海错，周游列国之后，上面就有了五七个人的津液。将来科学更加昌明，也许有一种显微镜，让咱们看见酒席上病菌由津液传播的详细状况。现在只就我的肉眼所能看见的情形来说。我未坐席就留心观察，主人是一个津液丰富的人。他说话除了喷出若干吐沫之外，上齿和下齿之间常有津液像蜘蛛网般弥缝着。入席以后，主人的一双筷子就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后来他劝我吃菜，也就拿他那一双曾在这蜘蛛网里冲进冲出的筷子，夹了菜，恭恭敬敬地送到我的碟子里。我几乎不信任我的舌头！同时一盘炒山鸡片，为什么刚才我自己夹了来是好吃的，现在主人恭恭敬敬地夹了来劝我却是不好吃的呢？我辜负了主人的盛意了。我承认我这种脾气根本就不适宜在中国社会里交际。然而我并不因此就否定劝菜是一种美德。“有杀身以成仁”，牺牲一点儿卫生戒条来成全一种美德，还不是应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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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虫并雕斋琐语》

旧
梁实秋
题解
梁实秋通篇罗列了众多理由说明“旧”的好，将一个别致的话题，写得文采、情趣十足。能写好这样的文章，靠的是好性情。
“我爱一切旧的东西——老朋友，旧时代，旧习惯，古书，陈酿；而且我相信，陶乐赛，你一定也承认我一向是很喜欢一位老妻。”这是高尔斯密的名剧《委曲求全》（She Stoops to Conquer）中那位守旧的老头儿哈德卡索先生说的话。他的夫人陶乐赛听了这句话，心里有一点高兴，这风流的老头子还是喜欢她，但是也不是没有一点愠意，因为这一句话的后半段说透了她的老。这句话的前半段没有毛病，他个人有此癖好，干别人什么事？而且事实上有很多人颇具同感，也觉得一切东西都是旧的好，除了朋友、时代、习惯、书、酒之外，有数不尽的事物都是越老越古越旧越陈越好。所以有人把这半句名言用花体正楷字母抄了下来，装在玻璃框里，挂在墙上，那意思好像是在向喜欢除旧布新的人挑战。
俗语说，“人不如故，衣不如新”。其实，衣着之类还是旧的舒适。新装上身之后，东也不敢坐，西也不敢靠，战战兢兢。我看见过有人全神贯注在他的新西装裤管上的那一条直线，坐下之后第一桩事便是用手在膝盖处提动几下，生恐膝部把他的笔直的裤管撑得变成了口袋。人生至此，还有什么趣味可说！看见过爱因斯坦的小照么？他总是披着那一件敞着领口胸怀的松松大大的破夹克，上面少不了烟灰烧出的小洞，更不会没有一片片的汗斑油渍，但是他在这件破旧衣裳遮盖之下优哉游哉的神游于太虚之表。《世说新语》记载着：“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后妇故进新衣与，车骑大怒，催使持去，妇更持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得故？’桓公大笑着之。”桓冲真是好说话，他应该说，“有旧衣可着，何用新为？”也许他是为了保持阃内安宁，所以才一笑置之。“杀头而便冠”的事情，我还没有见过；但是“削足而适履”的行为，则颇多类似的例证。一般人穿的鞋，其制作设计很少有顾到一只脚是有五个趾头的，穿这样的鞋虽然无需“削”足，但是我敢说五个脚趾绝对缺乏生存空间。有人硬是觉得，新鞋不好穿，敝屣不可弃。
“新屋落成”金圣叹列为“不亦快哉”之一，快哉尽管快哉，随后那“树小墙新”的一段暴发气象却是令人难堪。“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但是需要等待多久！一栋建筑要等到相当破旧，才能有“树林阴翳，鸟声上下”之趣，才能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之乐。西洋的庭园，不时的要剪草，要修树，要打扮得新鲜耀眼，我们的园艺的标准显然的有些不同，即使是帝王之家的园囿也要在亭阁楼台画栋雕梁之外安排一个“濠濮间”、“谐趣园”，表示一点点陈旧古老的萧瑟之气。至于讲学的上庠，要是墙上没有多年蔓生的常春藤，基脚上没有远年积留的苔藓，那还能算是第一流么？
旧的事物之所以可爱，往往是因为它有内容，能唤起人的回忆。例如阳历尽管是我们正式采用的历法，在民间则阴历仍不能废，每年要过两个新年，而且只有在旧年才肯“新桃换旧符”。明知地处亚热带，仍然未能免俗要烟熏火燎的制造常常带有尸味的腊肉。端午的龙舟粽子是不可少的，有几个人想到那“露才扬己怨怼沉江”的屈大夫？还不是旧俗相因虚应故事？中秋赏月，重九登高，永远一年一度的引起人们的不可磨灭的兴味。甚至腊八的那一锅粥，都有人难以忘怀。至于供个人赏玩的东西，当然是越旧越有意义。一把宜兴砂壶，上面有陈曼生制铭镌句，纵然破旧，气味自然高雅。“樗蒲锦背元人画，金粟笺装宋版书”更是足以使人超然远举，与古人游。我有古钱一枚，“临安府行用，准参百文省”，把玩之余不能不联想到南渡诸公之观赏西湖歌舞。我有胡桃一对，祖父常常放在手里揉动，噶咯噶咯的作响，后来又在我父亲手里揉动，也噶咯噶咯的响了几十年，圆滑红润，有如玉髓，真是先人手泽，现在轮到我手里噶咯噶咯的响了，好几次险些儿被我的儿孙辈敲碎取出桃仁来吃！每一个破落户都可以拿了几件旧东西来，这是不足为奇的事。国家亦然。多少衰败的古国都有不少的古物，可以令人惊羡，欣赏，感慨，唏嘘！
旧的东西之可留恋的地方固然很多，人生之应该日新又新的地方亦复不少。对于旧日的典章文物我们尽管喜欢赞叹，可是我们不能永远盘桓在美好的记忆境界里，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现实的地面上来。在博物馆里我们面对商周的吉金，宋元明的书画瓷器，可是溜酸双腿走出门外便立刻要面对挤死人的公共汽车，丑恶的市招，和各种饮料一律通用的玻璃杯！
旧的东西大抵可爱，惟旧病不可复发。诸如夜郎自大的脾气，奴隶制度的残余，懒惰自私的恶习，蝇营狗苟的丑态，畸形病态的审美观念，以及罄竹难书的诸般病症，皆以早去为宜，旧病才去，可能新病又来，然而总比旧疴新恙一时并发要好一些，最可怕的是，倡言守旧，其实只是迷恋骸骨；唯新是骛，其实只是摭拾皮毛，那便是新旧之间两俱失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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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小品》

辰州途中
沈从文
题解
此文原出自沈从文《湘行散记》，转引自叶圣陶《文章例话》，标题为叶圣陶所加。叶圣陶节选了其中的六段，认为这六个自然段可以独立成篇，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旅行记，就另起了一个题目——《辰州途中》。叶称这篇游记的写法“是把自己印象最深的事物记下来，宛如摄一套活动影片，与此无关的简直丢开不写”，“原来旅行者连篇累牍写在旅行记中的，往往只是当地人以为不值一谈的，甚至是从来没有关心过的事物。这不全由于‘当局者迷’，也由于旅行者的眼光和心胸超过了一般人的缘故”。
小船去辰州还约三十里，两岸山头已较小，不再壁立拔峰，渐渐成为一堆堆黛色与浅绿相间的丘阜，山势既较平和，河水也温和多了。两岸人家越来越多，随处可以见到毛竹林。山头已无雪，虽尚不出太阳，气候干冷，天空倒明明朗朗。小船顺风张帆向上流走去时，似乎异常稳定。
但小船今天至少还得上三个滩与一个长长的急流。
大约九点钟时，小船到了第一个长滩脚下了，白浪从船旁跑过快如奔马，在惊心眩目的情形中小船居然上了滩。小船上滩照例并不如何困难，大船可不同一点。滩头上就有四只大船斜卧在白浪中大石上，毫无出滩的可能。其中一只货船，大致还是昨天才坏事的，只见许多水手在石滩上搭了棚子住下，且摊晒了许多被水浸湿的货物。正当我那只小船上完第一滩时，却见一只大船，正搁浅在滩头激流里。只见一个水手赤裸着全身向水中跳去，想在水中用肩背之力使船只活动，可是人一下水后，就即刻为激流带走了。在浪声哮吼里尚听到岸上人沿岸追喊着，水中那一个大约也回答着一些遗嘱之类，过一会儿，人便不见了。这个滩共有九段。这件事从船上人看来，可太平常了。
小船上第二段时，河流已随山势曲折，再不能张帆取风，我担心到这小小船只的安全问题，就向掌舵水手提议，增加一个临时纤手，钱由我出。得到了他的同意，一个老头子，牙齿已脱，白须满腮，却如古罗马战士那么健壮，光着手脚蹲在河边那个大青石上讲生意来了。两方面都大声嚷着而且辱骂着，一个要一千，一个却只出九百，相差那一百钱折合银洋约一分一厘。那方面既坚持非一千文不出卖这点气力，这一方面却以为小船根本不必多出这笔钱给一个老头子。我虽立即答应了不拘多少钱统由我出，船上三个水手，还是一面与那老头子对骂，一面把船开到急流里去了。见小船已开出后，老头子方不再坚持那一分钱，却赶忙从大石上一跃而下，自动把背后纤板上的短绳，缚定了小船的竹缆，弓着腰向前走去了。
待到小船业已完全上滩后，那老头就赶到船边来取钱，互相又是一阵辱骂。得了钱，坐在水边大石上一五一十数着。我问他有多少年纪，他说七十七。那样子，简直是一个托尔斯泰！眉毛那么长，鼻子那么大，胡子那么多，一切都同画相上的托尔斯泰相去不远。看他那数钱神气，人快到八十了，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着，这人给我的印象真太深了。但这个人在他们弄船人看来，一个又老又狡猾的东西罢了。
小船上尽长滩后，到了一个小小水村边，有母鸡生蛋的声音，有人隔河喊人的声音，两山不高而翠色迎人。许多等待修理的小船，一字排开斜卧在岸上，有人在一只船边敲敲打打，我知道他们正用麻头与桐油石灰嵌进船缝里去。一个木筏上面还搁了一只小船，在平潭中溜着。忽然村中有炮仗声音，有唢呐声音，且有锣声；原来村中人正接媳妇。锣声一起，修船的，放木筏的，划船的，无不停止了工作，向锣声起处望去。——多美丽的一幅画图，一首诗！但除了一个从城市中因事挤出的人觉得惊讶，难道还有谁看到这些光景矍然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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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从文家书》、《湘行散记》

故都的回忆
蒋梦麟
题解
本文选自蒋梦麟回忆录《西潮》，记录了自1842年到1941年在中国发生的重要事件，尤其后半段时期多为作者的亲身见证，除了在历史事件的骨架上，发现文化生命消长的脉动之外，更可以领略情意绵绵的文思与笔触，以及冷静沉着的哲理与智慧。这篇《故都的回忆》即是其文风的代表。
正像巴黎继承了古罗马帝国的精神，北京也继承了中华帝国黄金时代的精神。巴黎是西方都巿之都，北京则是东方的都巿之都。如果你到过巴黎，你会觉得它不但是法国人的都巿，而且是你自己的城巿；同样地，北京不仅是中国人的都巿，也是全世界人士的都巿。住在巴黎和北京的人都会说：“这是我的城巿，我愿意永远住在这里。”
我在北京住了十五年，直到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才离开北京。回想过去的日子，甚至连北京飞扬的尘土都富于愉快的联想。我怀念北京的尘土，希望有一天能再看看这些尘土。清晨旭日初升，阳光照在纸窗上，窗外爬藤的阴影则在纸窗上随风摆动。红木书桌上，已在一夜之间铺上一层薄薄的轻沙。拿起鸡毛帚，轻轻地拂去桌上的尘土，你会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然后你再拂去笔筒和砚台上的灰尘；笔筒，刻着山水风景，你可以顺便欣赏一番，砚台或许是几百年来许多文人学士用过的，他们也像你一样曾经小心翼翼地拂拭过它。乾隆间出的瓷器，周朝的铜器，四千年前用于卜筮的商朝甲骨，也有待你仔细揩擦。还有静静地躺在书架上的线装书，这些书是在西方还不懂得印刷术以前印的。用你的手指碰一碰这些书的封面，你会发现飞扬的尘土已经一视同仁地光顾到这些古籍。
拂去案头杂物上的灰尘，你会觉得已经圆满地完成这一早晨的初步工作。阳光映耀，藤影摇曳的纸窗在向你微笑，纤尘不染的书桌以及案头摆设的古董在向你点头；于是你心满意足地开始处理你这一天的工作。
这种古色古香的气氛可以使你回想到孔夫子设帐授徒的春秋时代；或者景教徒初至中国的唐朝时代；或者耶稣会士在明朝制造天文仪器的时代；或者拿破仑长驱直入俄罗斯，迫得饮街灯灯油的时代；或者回想到成吉斯汗派遣他的常胜军直入多瑙河盆地，建立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蒙古帝国，并且把北京定为他的一位儿子的京城。我们可以从北京正确地了解历史，因为北京不仅像大自然一样伟大，而且像历史一样悠久。它曾是五个朝代的京城，一代继替一代兴起，一代又接着一代灭亡，但是北京却始终屹立无恙。
皇宫建筑都是长方形的，而且很对称地安排像一张安乐椅，中间有一个宽阔的长方形天井，天井中央摆着一只青钢镀金的大香炉，点了香时，香烟就袅袅地升入天空。宫门前站着一排排的铜鹿，宫门口则有雄踞着的一对对石狮或铜狮把守。这种三面围着雄伟建筑的天井，数在一百以上，星罗棋布在紫禁城内。紫禁城的周围是一座长方形的黄色城墙，城墙四角矗立着黄瓦的碉楼。北京皇城由元朝开始建造，明朝时曾予改建，清朝再予改良而成目前的形式。
碰到晴空澄碧，艳阳高照的日子，宫殿屋顶的黄色釉瓦就闪耀生辉。在暮霭四合或曙色初露之时，紫禁城的大门——午门——上的谯楼映着苍茫的天色，很像半空中的碉堡。在万里无云的月夜，这些谯楼更像是月亮中的神仙宫阙，可望而不可即。
民国成立以后，满清的末朝皇帝溥仪暂时仍统治着北京的这个城中之城，少数残留的清廷官吏还每隔半月觐见一次。这些官吏穿着旧日满清官服聚集在紫禁城的后门听候召见，仍执君臣之礼。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入京，终于把溥仪逐出紫禁城。
政变后不久，我受命入故宫监督政府的一个委员会逐屋封闭各门。当时宫内还留有几个太监，我从他们口中得到好些有关宫廷生活的知识，以及过去许多皇帝，皇后，王子，公主等等的趣闻轶事。其中一则故事涉及一面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墙脚的大镜子，据说慈禧太后喜欢坐在镜子前面，看看她自己究竟多威严。有一天陕西抚台奉命入宫觐见，他进门后首先看到镜子里的太后，于是马上跪倒对镜中人大叩其头。
“那么太后怎么样呢？我想她一定很生气吧！”我说。
“哦，不，不！她笑了，而且很和蔼地对他说：‘你弄错了，那是镜子呀。’”
我遇到几个曾经侍候过王子读书的太监，但是这几个太监竟然全都目不识丁。宫廷规矩禁止他们受教育，因此他们对王子念些什么始终毫无所知。
走廊上挂着许多鸟架，上面站着红色、黄色以及蓝色的鹦鹉，嘴里说着公主们花了不少时间教他们的话，“请进！客来了。倒茶……”一只蓝色的鹦鹉这样对我说，那只红色的和那只黄色的就跟着喊：“倒茶！倒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蓝色的鹦鹉。金鱼在宫中的水池中追逐嬉戏，有白色的，黑色的，红色的，和金色的。其中有许多几乎长达一呎，它们的潜望镜一样的眼睛朝天望着，它们的丝绸一样的尾巴好像好几柄相连的扇子在水中摇曳生姿。
溥仪住的宫殿看起来很俗气，大厅中央摆着一张似乎很粗俗的长长的外国桌子，桌子四周放几张丑陋的椅子。桌子上摆着一对粉红色的玫瑰花瓶。这房间看起来倒很像美国乡下的次等客栈，真想不到就是中国皇帝的居室。所有的精华家具和艺术珍品已经被弃置而收拾到后宫去了。通商口岸的粗俗的西方文明已经侵入到皇宫；对照之下，使人觉得没有再比这更不调和的了。低级杂志四散各处。新切开的半只苹果和一盒新打开的饼干还放在桌子上。溥仪显然因事起仓卒，匆匆出走，无暇收拾房间。
后来各宫启封清点艺术珍藏时，奇珍拱璧之多实在惊人。其中有足以乱真的玉琢西瓜，有“雨过天青”色的瓷器，有经历三千年沧桑的铜器，还有皇帝御用的玉玺。
唐宋元明清的历代名画，更是美不胜收。有些山水画，描写大自然的美丽和谐，使人神游其中，乐而忘返；有些名家画的马维妙维肖，跃然纸上；鱼儿遨游水中，栩栩如生；鹅嘶鸡啼，如闻其声；竹影扶流，迎风摇曳；荷塘新叶，晨露欲滴；兰蕙飘香，清芬可挹。中国的名画，不仅力求外貌的近似，而且要表现动态，声音，色泽，和特征，希望启发想象，甚至激发情感。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描摹事物的神韵。
这个委员会包括一百多职员，两年中翻箱倒箧，搜遍了皇宫的每一角落，把历代帝王积聚下来的千万件奇珍异宝一一登记点验。有些仓库密密层层满是蜘蛛网，有些仓库的灰尘几乎可以淹没足踝，显见已经百年以上无人问津。有些古物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人踫过，究竟多久，谁也不知道。
最后故宫终于开放，同时故宫博物院成立，主持古物展览事宜。一般民众，尤其是年青的一代，总算大开眼界，有机会欣赏几百年来中国艺术丰富而伟大的成就。北京本来就是艺术中心，鉴赏家很多，艺术家也不少，故宫博物院开放以后，更使北京生色不少。过去深藏在皇宫后院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可以欣赏了；过去只有皇室才能接触的东西，现在已经公诸大众。抗战初期，政府就把故宫古物南运，北平而南京而西南内地。战后运回南京。复因战乱而运至台湾。现在台中所陈列之古物，就是从北平故宫运来的。
科学是心智探究自然法则的表现，艺术则是心灵对自然实体所感所触的表现。艺术是人生的一种表现，它使人生更丰富，更美满；科学是心智活动的产物，旨在满足知识上的欲望，结果就创造物质文明。在现代文明里，艺术与科学必须携手合作，才能使人生圆满无缺。
紫禁城之西，有三个互相衔接的湖，叫做南海、中海和北海，湖与湖之间的小溪上有以驼背形的石桥。沿湖遍植百年古木，湖里盛开着荷花，环湖的山峰上矗立着金黄色琉璃瓦，朱红柱子，和雕梁画栋的亭子。据说有一次在湖中捕到一条鱼，鱼身上还挂着一块写着明朝永乐年间放生的金牌。
中海之中有个瀛台，那是一个周围遍植荷花的小岛，一八九八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光绪皇帝就被慈禧太后囚禁在瀛台，后来在一九〇九年死在那里。小岛上建着许多庭院宽敞的宫殿。长绿苔的古树高高地俯盖着设计复杂的宫殿上的黄瓦，各亭台之间有迂回曲折的朱红色的走廊互相连接。御花园中建有假山，洞穴怪石毕具，使人恍如置身深山之中。至于不幸的光绪皇帝是否在这美丽的监狱里乐而忘忧，那恐怕只有光绪皇帝自己和跟随他的人才知道了。在他被幽禁的寂寞的日子里，他一直受着身心病痛的困扰，最后还是死神解脱了他的痛苦。
湖水原先是用石渠从西山转引来的泉水。公路旁边至今仍可发现部分残留的渠道。北京的下水道系统更是旧日的一项伟大的工程成就。用以排泄巿内污水的地下沟渠很像现代地道车的隧道。到了清朝末期，所有这些下水道都淤塞了，但是每年检查下水道一次的制度却维持到清朝末年。早年时，检查人员必须身入下水道，从这一头查到那一头，看看有没有需要修补的地方。后来下水道垃圾淤塞，这些检查人员就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段来欺蒙他们的上司：两个穿制服的检查员在下水道的一端爬下去躲起来，另外两个穿着同样制服的检查员则预先躲在另一端，检查官骑马到了出口处时，事先躲在那里的检查员也就爬出来了。这个例子也说明了这个下水道系统表面上虽然仍旧存在，但是它的精神却因多年来阳奉阴违的结果而烟消云散了。满清末年，这类事情在政府各部门都有发生，所以清廷终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实在毫不足奇。
北京满城都是树木。私人住宅的宽敞的庭院和花园里到处是枝叶扶疏，满长青苔的参天古木。如果你站在煤山或其他高地眺望北京，整个城巿简直像是建在森林里面。平行交叉的街道像是棋盘上纵横的线条交织着北京的“园林”。根据由来已久的皇家规矩，北京城里只许种树，不准砍树。年代一久，大家已经忘记了这规矩，却在无形中养成爱护树木的良好习惯——这个例子说明了有些制度本身虽然已经被遗忘，但是制度的精神却已深植人心。中国新生的秘密就在这里。
在北京住过的人，很少人会忘记蔚蓝天空下屋瓦闪闪发光的宫殿和其他公共建筑。颐和园和公园里有几百年前栽种的古松。有的成行成列，有的则围成方形，空气中充塞松香。烹调精美的酒楼饭馆随时可以满足老饕们的胃口。古董铺陈列着五光十色的古玩玉器，使鉴赏家目不暇接。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的书架上保存着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年代最久远的是商朝的甲骨，这些甲骨使我们对中国历史上雾样迷蒙的时代开始有了概念。此外还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天坛，它使我们体会到自然的伟大和人类精神的崇高。
现代的国立北京大学于一八九八年成立，直接继承了国子监的传统。在几百年积累下来的文化氛围中，北京大学的成立几乎可以说只是昨天的事。北大不仅是原有文化的中心，而且是现代智识的源泉。学者，艺术家，音乐家，作家，和科学家从各方汇集到北京，在这古城的和谐的氛围中发展他们的心智，培育他们的心灵。古代的文物，现代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将来的希望，在这里汇为一般智慧的巨流，全国青年就纷纷来此古城，畅饮这智慧的甘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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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新潮》、林语堂《辉煌的北京》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
题解
李叔同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
李叔同多才多艺，其书法号称“朴拙圆满，浑若天成”。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正如丰子恺所说，“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是近代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的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缘故。
李叔同先生为什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七十二岁。他坠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悉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的做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共演当时西洋著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small>[1]</small>、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的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见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已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月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学道就断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很。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法师的僧腊二十四年。这二十四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一九四三年四月，弘一法师圆寂后一百六十七日，作于四川五通桥客寓
注释
[1]史的克——英文stick之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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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说佛》、《南闽梦影》

关于蔡先生的回忆
陈西滢
题解
大凡知道陈西滢这个名字，多是因为他被鲁迅骂过。照中国人惯常的理解，和好人打架的肯定是坏人，于是，各种读物乃至中学教科书里都把他视为坏人。这便是陈西滢“名气”的由来。如果因此而不读他的文章，对于我们自己，是很大的损失。陈的朋友梁实秋曾这样评价他：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才女苏雪林则赞为文笔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
蔡先生与稚晖先生是我生平所师事的两个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几句诗，完全可以表出我对于两位先生的情绪。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人生的旅途上，他们是悬在天际的巨大的两颗明星，所以虽然有时会迷途，有时不免脚下绊倒，可是由于星光的照耀，仍然可以起来，仍然可以向正确的方面前进。
蔡先生与吴先生，在我心中，常常是联系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的。蔡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有一天夜间不能入睡，回想起蔡先生与自己的关系，处处地方便连带的想到吴先生。可是很奇怪的，蔡先生与吴先生虽同样的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而细细追想起来，我与蔡先生的接触，实在是很少。
知道蔡先生却很早。因为在六七岁的时候，曾经在上海泥城桥爱国学社里上过几个月学，可以说是蔡先生与吴先生的学生。那时候住在吴先生的家中，天天见到，可是蔡先生却只听到过名字。至于是不是认识，甚至于是不是见过，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
以后看到蔡先生的名字，是在吴先生自英法写给先父等几个老朋友的数千字长信里面。这样的长信，一连大约有两封或三封，里面叙述事物很多，所以也当常会提到蔡孑民在柏林怎样，怎样。那时候的“蔡孑民”还只是一个名字。
武昌起义之后，吴先生与蔡先生都是先后回国。在他们未到以前，他们的一位朋友，商务印书馆主编《辞源》的陆炜士先生，常常对先父等说，将来修清史，只有“稚晖与鹤卿”。那时候已经十五六岁了，知道鹤卿就是以翰林公而提倡革命的蔡孑民。听了陆先生的谈话又知道蔡先生是文章家。
蔡先生回国后住在上海的时候，似乎曾经跟了吴先生到他的府上去过。但是除上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之外，什么也不记得。也许这一楼一底的房子还记忆的错误，实在不曾去拜访过也说不定。但是那时候一个印象是相当清楚的。也可以说是蔡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大约是在张园举行的许多群众大会之一吧，蔡先生的演讲是在那里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讲，声音不高，而且是绍兴口音的官话，内容是朴质的说理，不打动听众的情感，所以他在台上说话，台下的人交头接耳的交谈，甚至于表示不耐烦。所以演讲辞更不能听到。蔡先生的演说也就很快的完毕了。十年以后听众对蔡先生的态度不同了，演辞不至于听不见，然而他演说态度，声音，与内容似乎与我第一个印象没有多大的出入。蔡先生不能说是一位雄辩家。
再会见蔡先生，是在十年后的伦敦。那时候蔡先生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大学校长，到欧洲去游历。在伦敦摄政街的中国饭店里，北大学生开了一个欢迎会。名义上虽是北大学生，可是原先与北大没有关系的也多人在场，我自己便是一个。此外记得起的还有张奚若，钱乙藜，张道藩。在场的北大教员有章行严与刘半农两位，学生则有傅孟真，徐志摩，徐彦之，刘光一等。那时我新买了一个照相机，初学照相。即在中国饭店的楼上照了两张团体相。这相片到抗战以前还存在，现在可无法找得到了。
蔡先生在伦敦时的故事，现在只记得二三个，大约因为稍微带些幽默，所以至今没有忘掉。有一次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社会心理学者怀拉斯请蔡先生到他家去茶叙，座中有他的夫人与女儿。陪蔡先生去的是志摩与我两人。起先我们任翻译。忽然志摩说蔡先生在法国住好久，能说法语。怀夫人与小姐大高兴，即刻开始与先生作法语谈话。一句句法文箭也似的向先生射去，蔡先生不知怎样回答。我为了解围，说蔡先生在法国只是作寓公，求学是在德国，所以德文比法文好。怀夫人、怀小姐不能说德语，只好依旧作壁上观。怀拉斯说他从前到过德国，可是德话好久不说已不大能说了。他与蔡先生用德文交谈了几句话。我记得怀指窗外风景说SCHON，蔡先生说IE—BRACBON，可是这样的片言只字的交换，没有法子，怀先生说还是请你们来翻译吧。
一次我与志摩陪蔡先生参观一个油画院。里面有约翰孙博士的一张油画像。我与志摩说起约翰孙博士的谈吐，骨气，生活状态，很像中国的吴先生。在出门的时候，蔡先生选购了几张画片，微笑着地说：“英国的吴先生的画像也不可不买一张！”
最难忘的一次是某晚在旅馆中蔡先生的房间里。一向总是有第三人在一处。此时第三人却因事出去了，房内只有我与蔡先生两个人。那时与蔡先生还不知己，自己又很怕羞。要是他做他自己的事倒好了。可是蔡先生却恭恭敬敬陪我坐着，我提了两三个谈话的头，蔡先生只一言半语便回答了。两个人相对坐着，没有谈话。心中着急，更想不出话来。这样的坐也许不到半点钟，可是在那时好像有几点钟似的。幸而第三人来了，方才解了当时的围。
民国二十一年冬与吴先生同船由法回国，到了上海，得北大之聘，又与吴先生同乘津浦北上。拜访蔡先生后没有几天，蔡先生即在一星期日中午在香厂的菜根香请吃饭。吴先生坐首席，同座都是从前在英国的熟朋友。饭后一干人一同步行从先农坛走到天桥。当时感觉到一种北平闲暇的趣味。可是没有多少时候，空气突然紧张，蔡先生离京南下，此后他便有十年没有到过北平。
大约是民国二十一年的春天，蔡先生到武昌珞珈山住过几天。武汉大学的同人给他一个很热烈的欢迎。可是那时候我正病卧在床上，不能够行动。倒是蔡先生走上百余级石级，到我住的高高在山坡上的家，作病榻前的慰问。对于一个后辈，而且实在是很少见的人，看做亲切的朋友，这是蔡先生待人接物的本色，是他所不可及的一个特点。
就是这一年的夏末——还是次年？暑假时我从南昌去北平，因平津路突然不通，乘船到南京，改由津浦路北上。到南京后得知蔡先生正在此时北上，出席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一同相约同行。在车上除了一位基金会的美国董事外，没有什么很熟识的人，所以有一天以上的朝夕相处。这时与伦敦旅馆中大不同了。自己没有了拘束的感觉，没有话的时候也并不勉强地想话说。可是这一次蔡先生谈话很多，从中国的政治教育到个人琐事。特别是过泰安附近时，我们在窗口凭吊志摩遇难的地点，谈了不少关于志摩的回忆。蔡先生带了几瓶南京老万全的香雪酒，是朱骝先送他在车上喝的。第一天晚餐时我们两人喝了一瓶——应该说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只能陪二三杯。那晚上蔡先生虽没有醉，脸却红得厉害。第二天中晚两餐喝了一瓶。蔡先生说这样正好，听说他每餐得喝一点酒，但并不多。
车快到北平时，他对我说，中央委员乘车是不用花钱的，所以这一次一个钱也没有花，心里觉得有些不安，饭车的账请我让他开销了罢。他说得这样诚恳委婉，我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可是第二天早晨发现不仅饭费，连睡车上茶房的小费他都付过了。车到站时，他又说他带了一个当差，而且有人来接，行李有人招呼，我的行李也不如放在一处运去。所以这一次与蔡先生同行，一个年轻三十多岁的我非但没有招呼蔡先生，而且反而受他招呼，这表示自己的不中用，但也可以看到蔡先生待人接物的和蔼体贴的风度。
蔡先生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后重游旧地，盛受各团体、各个人朋友的欢迎招待。常常一餐要走两三个地方。他到一处，一定得与每一客对饮一杯，饮完方离去，所以每晚回家时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他对一切的兴趣都很厚浓。故宫博物院欢迎他去参观时，他进去看了一天。他的脚有病，走路不大方便，可是毫无倦容。我们从游的年轻些的人，都深为惊异。那时候我们认为蔡先生享八九十以上的高龄，应当是不成问题的事。
那一年以后，除了某年暑假，我与叔华在上海经过到愚园路进谒一次蔡先生蔡夫人而外，更没有再会见过了。
追想过去，自己与蔡先生接触的次数实在并不多，但是他在我生命中所给予的影响，却异乎寻常的大，异乎寻常的深刻。是怎样来的呢？仔细分析起来，并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学问文章。蔡先生的书我一本不曾读过。他讲演辞和文章，也只偶然的读到。对于他的学问文章我没有资格说话。也不是由于蔡先生的功业。他办理北大，以致有五四，有新文化运动；他办理中央研究院，使中国在科学各有各种贡献，但是这种种可以使人钦佩，却不一定使人师法，使人崇拜。蔡先生的所以能给予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推求起来，完全是由于他人格的伟大。他应小事以圆，而处大事以方。他待人极和蔼，无论什么人有所请托，如写介绍信之类，他几乎有求必应，并不询问来人的资格学问经验。可是到了出处大节，国家大事，他却决不丝毫含糊，而且始终如一，不因事过境迁而有迁就。他是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我与他接触的机会虽不多，但是先后有二三十年。我无论在什么时候见到他，蔡先生始终是蔡先生，犹之吴先生始终是吴先生，并不因环境的不同，时运的顺逆，而举止言语有什么不同。这是说来容易，却极难做到的一件事。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蔡吴两先生才可以当大丈夫的名称而无愧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阅读延伸
《西滢闲话》、《西滢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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