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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雄兵川军团：刀光如雪
作者：关河五十州
内容简介
 四川军阀割据，混乱不堪，大小军阀常年内战，争权夺利，最后杀出重围的只有两个人刘湘和刘文辉。二刘大战，最后刘湘逆转局面，击败刘文辉，统一了四川军阀，成为蜀中之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四川军民无不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川军兵将更是立誓拼将热血，溅我山河，抗战到底，誓不生还。刘湘积极响应号召，大举出兵，保卫国家。川军第一次由内战转变为对外战争，爱国之情势不可挡。 

第一章 偶像的破灭
<b>田颂尧</b>：绰号“冬瓜”，生于四川省简阳市。时任第二十九军军长，为对付入川红军，被蒋介石委任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
<b>徐向前</b>：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出任总指挥。
<b>王铭章</b>：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与红军作战时，担任第二十九军第四师师长。
<b>杨森</b>：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时任第二十军军长兼任第四路军总指挥，其人骁勇善战，被称为川中第一战将。
<b>刘存厚</b>：生于四川省简阳市。任第二十三军军长，他是川军“武备系”的核心人物，但在红军入川时，其部已衰弱不堪。
<b>刘湘</b>：字甫澄，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在历次四川内战中取胜，逐渐统一四川。时任第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剿匪”总司令。
<b>刘从云</b>：生于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刘湘的军师，“孔孟道”教主，帮助刘湘实现了“以神治军”。
<b>王陵基</b>：生于四川省乐山市。刘湘帐下的首席大将，时任四川“剿匪总部”第五路总指挥。王陵基长于军事，其战绩可与杨森相媲美。
<b>范绍增</b>：绰号“范哈儿”，生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袍哥出身，有上山为匪的经历。在刘湘手下任旅长，曾出川攻打贺龙的红三军，之后又参加了对红四方面军的围追堵截。
<b>唐式遵</b>：绰号“唐二瘟”，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与潘文华同为刘湘最亲信的战将，但军事指挥能力并不出众，且被指缺乏阳刚气质。
<b>邓锡侯</b>：字晋康，绰号“水晶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时任第二十八军（后番号改为第四十五军）军长兼第一路军总指挥，他为人圆滑，因此方方面面都吃得开。
<b>李家钰</b>：字其相，绰号李矮子，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当时依附于刘湘，并被刘湘任命为第三路军总指挥，他作战勇猛，不惜气力，在二线川将中可排第一位。
刘湘率诸侯联军与刘文辉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场好戏的始作俑者田颂尧却不见了。
不是冬瓜不爱热闹，而是不得不缺席。
我们熟知的第四次反“围剿”，以蒋介石碰得头破血流而告终，不过这个失败指的仅仅是进攻中央红军失败。在打击另外一支红军，即红四方面军时，他得手了。
在发起第四次“围剿”后，蒋介石即亲自督师武汉，集重兵围攻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鄂豫皖苏区，其麾下悍将卫立煌率先攻陷了安徽金寨。
如今的金寨，只是大别山里的一座偏远小县，但当时的地位非常显要，乃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甚至被作为安徽的临时省会。卫立煌攻克此地，对击破鄂豫皖苏区具有先声夺人的效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离开大别山，溯汉江西上。
那时节，田颂尧正调兵遣将，当着刘文辉的面拿板砖拍自个儿的胸脯呢。他听到风声，说红军已到了陕南，陕南与他的川北防区离得很近，这让冬瓜心里立刻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起来。
直到有一个人给田颂尧来了封信，读完这封信，他才松了口气。
来信的人叫邝继勋，原为邓锡侯手下的一名旅长，现为红四方面军的军长。邝继勋在信中对田颂尧非常客气，口口声声称他为前辈，说要借路经过川北防区，请他高抬贵手。
冬瓜是个没多少脑子的人，他把红军当成了跟他思维差不多的四川诸侯，当下便信以为真，放心大胆地将主力从防区抽到了成都。
可是随后传来的情报却渐渐不妙起来，说是在防区内发现了红军便衣的踪迹。这些便衣化装成磨刀匠，一边走街串巷，喊着“磨剪子哩戗菜刀”，一边绘制地图，其所绘地图都非常精细。
不是说路过吗，这是在干什么？
还没等田颂尧回过神来，红军突然对川北防区发起闪电进攻，且兵锋直指巴中三县。
田颂尧在巴中三县原驻有大量部队，但抽调后仅留了一个团，平摊下来，每座县城仅能分到一个营。如此微弱的兵力，自然顶不住红军的猛攻，一时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来。
田颂尧这个后悔啊，然而再悔再恨也来不及了，因为成都巷战已经开始，他被刘文辉逼到城内的一角，自己都快完蛋了，哪有余力再去援救。
所幸邓锡侯的居中调停又把他从深水里给捞了出来。与刘文辉达成协议后，田颂尧就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川北。
此时他的巴中三县早已落入红军的掌握，田颂尧所能做的，也不过是竭力防止红军继续推进而已。
成都巷战，已经把田颂尧给打惨了。
当年川中诸侯曾有多种实力榜单，除了耳熟能详的“七雄四强”外，早一点的还有“春秋五霸”，分别为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和田颂尧。这些榜单里面，田颂尧虽然排名都不靠前，但每一次都少不了他，分量之重可见一斑。
在田颂尧的鼎盛时期，他拥有四万多人马，防区囊括川北二十六县，这也是他敢跟刘文辉叫板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想学着刘湘建空军，并且正经八百地成立了“航空筹备处”，连机场都已经修了个样子出来。
经过成都巷战，冬瓜虽然还不至于像那幅时事漫画上所描述的，“摔到稀烂”，但已颓象毕现。明眼人都能看出，其时的田颂尧已渐成一蹶不振之势。
就在他既紧张又惶恐的时候，蒋介石送来了委任状，将他由军长升为“督办”。
蒋介石的乌纱帽当然不是随随便便奉送的，田颂尧的这个督办有专用名称，叫做“剿匪督办”。也就是说，给你升官，是为了让你在跟红军作战时能更起劲一些。
假如红军“造访”的是别人的防区，田颂尧也许会觉得乌纱帽有些烫手。现在被夺去的本来就是他自己的防区，就算不升官也得干呀。再想想，刘湘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不过也是个“督办”，田颂尧真有一种无功受禄、喜从天降的感觉，马上兴高采烈地宣布就职。
田颂尧实力不济，蒋介石也看到了。随乌纱帽一道奉送的，有近百万发子弹和二十万军费，同时蒋介石还派人告知田颂尧：“胡宗南驻军陕甘边区，要是你觉得吃力，可以让胡宗南派两个旅进川协同作战。”
胡宗南的部队号称“天下第一军”，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战斗力自然是没得说。可田颂尧又怕胡宗南来了之后赖着不走，所谓“送走者行孙，又来孙行者”——一样不好对付。
于是田颂尧只派一个参谋前往甘肃，见了见胡宗南，却没有表示欢迎对方入川的意思，等于什么都没说，不过是敷衍一下蒋介石而已。
田颂尧这边刚刚办喜事，红军那边也张灯结彩地在巴中创立了川陕苏区。
很明显这是要建房上梁，做长居打算了。
田颂尧再也无法安之若素。
论军政才能，冬瓜属于比较平庸的类型，他打仗主要靠孙震。孙震名为其手下的副军长，但实际权力很大，田颂尧的二十六县，他本人不过才直管五县，孙震却能直管十三县，事实上已经成了诸侯下面的小诸侯。
长此以往，自有功高盖主之嫌。平日不打仗时，将帅之间难免会生出各种猜疑和冲突，孙震一气之下便托病去了上海。
要打仗了，田颂尧又想起这位必不可缺的悍将，成都巷战前便将其紧急召回。耍大牌归耍大牌，孙震也明白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道理，指挥作战时不敢稍有大意，能使的解数几乎都使了出来。
成都巷战惨败归惨败，但丝毫不影响田颂尧对孙震的倚重。他自己刚刚官拜“剿匪督办”，就力保孙震为“剿匪总指挥”，再度将指挥权全部交到了对方手上。
红军入川后有如秋风扫落叶，田颂尧和孙震知道不容易对付，所以最初在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上，都十分审慎小心。
两人经过商议，决定分左中右，对红军实行“三路围攻”，出动部队占去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超过已入川红军的两倍以上。
三分之二上去后，果然大不一样，基本上是川军有进无退，红军有退无进。尽管一进一退之间，过程都极其缓慢，但起码得说，川军打的是胜仗，不是败仗。
两个多月之后，田颂尧得以收复巴中三县。
田颂尧蒙了，是那种随时都想喜极而泣的蒙。成都巷战后，连他自己都一度有种不祥之感，觉得自己的军队可能要沦落为不能打仗的垃圾了，没想到小子们如此争气长脸。
知道对手是谁吗，是蒋介石也要惧其三分的红军啊，你们就算真是垃圾，也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成功的道路是坎坷的，经历太多坎坷的“成功人士”，其表现也往往会有些反常。
田颂尧给人的印象，一向都比较平庸拘谨，不然也不会被人叫做冬瓜了，可就是这么个老实孩子，一下子变得出奇的高调。在各种文告上，田颂尧使用的头衔都是“督办兼军长”，就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升了官，成了督办。
田颂尧一再“告捷”，每次都能得到蒋介石的回电嘉奖，称赞他“迭克名城”。并且还提出，要田颂尧把他“取得节节胜利的战略战术”总结一下，以便上报交流经验。
这抬举得，几乎就把田颂尧当成了川中名将，让冬瓜想不飘飘然都不可能，但冬瓜在忘乎所以的情况下，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诱敌之计师长王铭章在占领巴中三县里的通江县城后，曾发电报给田颂尧，说通江城的各条大街都被红军改了名，改成了已故红军战将的名字。
举例来说，某街的名字就叫“恽代英街”……王铭章的意思是，红军这么做，自有道理，不如我们也跟着学，比如川军里面谁谁谁战死了，就可以用他的名字来换掉“恽代英”。
田颂尧同意，并把电报交给了幕僚办理。
这个世上，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田颂尧已经够冬瓜了，他的幕僚还要冬瓜。拿了电报看见有恽代英的名字，马上跑去报告田颂尧：“我见过这个叫恽代英的人名，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现在肯定是被我们打死了。这是大功一件，应该专案上报。”
田颂尧一听大喜：我还以为恽代英是红军里面的小军官呢，原来是大人物，当然不可错过。
当下便上报蒋介石，说他的部队把“红军高级将领恽代英”给打死了。
蒋介石接到战报又惊又疑。
恽代英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对于有黄埔军校校长背景的蒋介石来说，不可能不熟悉。让他感到格外吃惊的是，早在两年前，恽代英已经在南京被处决，处决令还是他亲自下达的，怎么又在四川出现了？而且还被重新打死了一次？
可田颂尧在报告上说得有鼻子有眼，活脱脱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
“死而复生”在那个年代并不罕见，直接原因就是被处决者身份没查清楚，也或者名气太大，有人冒名顶替。蒋介石便回了封电报，让田颂尧把情况说详细一些：这“恽代英”究竟是何时何地被何人打死的。
正因为“重要”，蒋介石就问得极其具体，包括死时的情况，尸体的下落，证件证物，一个都没放过。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田颂尧不敢怠慢，随即转问王铭章。
王铭章的回复是：就看到通江城里有恽代英的街名，不知详情如何——敢情王师长更不知恽代英是何方神圣。
田颂尧急得满头大汗，说你再仔细查查看，说不准是基层部队干的呢？
王铭章领命分别致电各部，自然全都石沉大海，谁都说与此无关。
不是没人想冒功，可像这种蒋介石亲自过问，细到连证件证物都要追查的，又有谁活腻歪了，敢碰这个霉头？
田颂尧这才明白，“川军打死恽代英”纯属子虚乌有。偏偏蒋介石对此事还很关心，一再来电追问，田颂尧无奈之下，只好红着脸，原原本本地报告了实情。
“恽代英”让田颂尧很是尴尬，但有一点，大家都不能否认，那就是川军攻城略地总没有掺假，起码巴中三县已经收过来了。
不仅是田颂尧，就连孙震的自我感觉也是如此良好：“红军的确厉害，可是他们跑到四川，遇到川军，就不行了。”
如今的川中诸侯，都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他们对此倒是拎得很清，知道自己还是老川军那棵藤上结的果，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不是一码事。
比如说田颂尧，他最初就属于刘存厚的嫡系，四川新军才算是他的老祖宗，虽然从辛亥起义到护国讨袁，没有一个不参加，却也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
田颂尧首先接触到的革命军，是熊克武的蜀军和新老第五师，即新川军。后来中共在四川也策动了几次武装起义，并拉起了队伍，但无论是新川军还是这些中共地方武装，在老川军的重兵围攻下，最后都以溃散而告终。
革命军又不是没见过，想那熊克武何等了得，而今安在哉？
按照田颂尧的评估，红军甚至还不如熊克武，毕竟要单打独斗的话，他没在熊克武和新川军身上占到过多少便宜。
红军，可能也就比中共的地方武装强一些吧，“是经不住正规川军打的”。
现在的问题是，红军已退至通江北面的山区，那还要不要穷追呢？
从战场形势来看，红军仍在后退，川军仍在前进，似乎没有理由不追。但还是有部将提出怀疑：“红军只退不进，会不会在施诱敌深入之计啊，应该提防，不能轻进。”
蒋介石派来的特使也提醒田颂尧，说红军可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不信的话，你知道第一次“围剿”时，张辉瓒是怎么完蛋的，不就是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吗？
听到这里，田颂尧心虚了。张辉瓒是陆士生，湘军干才，生前位列中将，连他都栽了进去，看来大意不得。
田颂尧赶快发电报给刘湘，借来了一架小飞机。
他想通过飞机侦查一下，看现在红军究竟有多少兵力，如果兵力突然增多，就说明其中有诈。
负责随机侦查的是田颂尧的幕僚长。这家伙身体很差，坐飞机都头晕，可又不能不去，登机后，他拿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比画比画，让飞行员开过去。
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应该说是比较精确了，无奈此君早已头昏眼花，哪里能真正用得起来，不过是信马由缰地随手一指罢了。飞行员水平也是一般，你那么一指，我也就那么一开，结果根本没有找到红军所在的中心区域。
得完成任务啊，幕僚长举一个望远镜，胆战心惊地朝地面胡乱观察了一通，就草草了事，打道回府。
回来之后，他告诉田颂尧，没发现红军大部队，只看到险隘地方有小股红军在活动。
田颂尧和孙震听后都喜不自胜。
不过是“小股”，又是缩聚在一块小地方，不正是围而歼之的好时机吗？
田颂尧知道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徐向前，他连徐帅都一并瞧不起了，对别人说：“徐向前的队伍，是一支流寇，眼下已成强弩之末，我们的胜利不过是指顾之间的事。”
话音刚落，川军即奉命围歼通江以北的“流寇”。
田颂尧坐着飞机也侦察不到徐向前的实情，徐向前却对他的上下左右看得一清二楚。
红军有一个非常严密的情报网络。早在入川之前，中共四川省委就在田颂尧的军部发展了地下军事小组，田颂尧的许多幕僚甚至他的机要秘书长、随行秘书都是地下党员，试问田颂尧和孙震还有何秘密可言？
川军大到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小到内部番号、通讯联络信号，徐向前无不知之甚详。他从情报中获悉，川军虽夺巴中三县，但实力损耗严重，有的主力团成建制被歼灭，显然，这个时候川军需要休整，而不是继续出击。
田颂尧前期能收回巴中三县，缘于当时红军入川才一两个月，兵力较少，又无险可恃，等退至通江北面，大部队其实早已到达。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还要摆出弱兵姿态，一退再退，除了准备诱他入笼外，也没有其他解释了。
诸侯经验川北地势，南低而北高，愈是向北，山势愈是陡险，至通江以北，更是山高路险，易守难攻，若论防守阵地，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了。在一些险隘之处，红军只需摆上几个连，就能顶住川军整团整旅的进攻。
徐向前要在这里把田颂尧从“损耗严重”磨到“精疲力竭”。
果然，田颂尧的所有前线部队都被阻在山区，一步不得前进。两三天后，见川军士气逐渐陷于沮丧，徐向前一声令下，发起了大反攻。川军猝不及防，全线崩溃。
川军被外界称为“川老鼠”，就是说他们跑得比较快，无论进攻还是溃退。依照诸侯混战时的惯例，孙震又把枪支弹药、辎重财物沿路丢弃，让对方捡拾，以便争取时间跑路。
殊不知红军不是川军，徐向前下令，各部队一律不准打扫战场，只管猛打狠追。
在红军系列中，红四方面军一向以猛和狠著称。身为总指挥的徐向前亲自加入追逐赛，一口气追过一座四十里的大山。大概是跑得太快了，体力透支严重，下山后，徐帅头疼欲裂，两手抱着脑袋，很长时间都说不出话来。
这样凶猛的追击战术，川军从来没有见识过，那个狼狈就别提了。不仅前线大部队全面崩溃，就连原先布置在较后地区的少数预备队，也被顺势打垮。
田颂尧大惊失色，他本人驻于阆中，但包括阆中在内，后方都是一片空虚——他此前早就把部队全摆到了一线，根本没留下做总预备队的足够兵力。
更令人悲哀的是，直到此时，田颂尧和孙震也没搞清楚红四方面军的真实情况，不知道对方究竟掌握多少兵力，最终要打到哪里。
越糊涂越惊慌，越惊慌越没辙，除了逃命，两人全都没有一点招。
阆中城外是嘉陵江，孙震传令架起浮桥，供各部撤退。可人倒霉的时候，连天都不帮忙，忽然下起大雨，河水暴涨，渡河效率也大受影响，岸边的溃兵越积越多，而且大家都抢着渡河，没有人肯留下来做掩护。
王铭章见势不好，当场召集所有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希望谁能发扬发扬风格当后卫。然而军心已溃，哪里还能找出这样的活菩萨，反而会上闹到不可开交。王铭章无计可施，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部下们磕起了头。
磕头也没用，大家仍是各自乱跑，跟老窝被端掉的野蜂没什么两样。
田颂尧那极其短暂的几个月“黄金时代”就这样结束了。他遭到了命运齿轮的无情报复，不仅再度丢掉巴中三县，而且继成都巷战后主力再受重创，出来三分之二的兵力，起码损失了三分之一，战后连一个稍完整些的团或连都找不到了。
冬瓜这下真的摔烂了，田颂尧别说进攻，连退而自保都觉得困难，只好致电蒋介石，请求辞去“剿匪督办”之职。
川军是第一次跟红军照面，蒋介石可是不知道打了多少次交道，真实的红军有多凶猛，他比谁都有数。
你先前得意，那是超常发挥了，现在一败涂地，反倒在我意料之中。
蒋介石没有同意田颂尧的辞请，他属意刘湘前去“征剿”，并委任其为“四川剿匪总司令”。
刘湘自有主意，他提出“先安川后剿赤”：让我打红军不是不可以，但得等我干趴幺叔，把四川盟主的位置坐稳当再说。
岷江一战，刘湘大获全胜，也相应具备了统领各路诸侯的威望。
1933年10月4日，刘湘当着诸侯部属们的面，在成都正式宣誓就职“四川剿匪总司令”。之后，便发布了六路“征剿令”，准备向红军发动进攻。
出征之前，刘湘公开宣称“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苏区的红军”。
这并非完全大语，而是有一定的实力依据。
时间到了“战国末期”，六强皆有定数，所谓六路，实际上也就是“六强”。除刘湘自统一路外，其余五路依次为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刘存厚，交椅排法完全按照“水泊梁山标准”，武功与资历综合，但以武功为先，然后谁大谁坐前。
六路集中了当时所能集中的大部分川军精锐，共计一百多个团，二十万人马。反观红四方面军，尽管打垮田颂尧后立即进行了扩充，但也只发展到五万余人，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新兵。
兵力占有绝对优势，自然是王道。可自古以来，战场又都是一个时时能诞生奇迹的地方，这回创造奇迹的是徐向前。
早在刘湘宣誓就职之前，徐帅就预先破掉了“六路”中的两路：杨森和刘存厚。
杨森和刘存厚的防区也都在川北，与田颂尧毗邻，田颂尧兵败，如同在他们头顶上响了个炸雷，让二人吃惊不已，有朝不保夕之感。
依照杨森以往的脾气，那是非要斗一下不可的，但他如今地盘很小，部队也少，全部加起来不过才两万，仅是田颂尧“三路围攻”所用兵力的三分之一。再说了，蒋介石好歹还给了田颂尧一个“剿匪督办”呢，杨森什么都没捞着，干嘛非要去太岁爷头上动土？
杨森另辟蹊径，他与红军进行秘密谈判，提出“互相支援，互不侵犯”。双方达成协议后，他率先给红军送去地图和药品，以示诚意。
这些当然都得瞒过蒋介石的耳目，所以还得演戏。
先是红军那边假装杀过来，然后杨森这边派一个连虚张声势地大喊：“红军又过来啰！”
喊完就乱放枪，放完枪冲锋，双方以冲锋为掩护，顺势完成所有物件的交接。红军拿到东西后，就撤走了。
仗打得蹊跷，连当地老百姓都觉得奇怪：“这次红军怎么撤得这么快？”
杨森跟田颂尧最初一样，他的那套经验还是诸侯经验，不知道红军并非诸侯，可不会跟他玩梁山泊兄弟那一套。事实上，杨森的前哨据点直接伸入巴中，极大地限制和影响着红军的行动，红军是一定要拔掉他这颗钉子的，这是战略高度，没得商量。
几天之后，徐向前一声令下，红军乘着雨夜发起隐蔽大突袭。杨森猝不及防，被打得晕头转向，于是也不得不退守嘉陵江西岸，成了“田颂尧第二”。
接下来就轮到刘存厚了。
刘存厚的防区也在川北。“六强”里面，数刘存厚的资历最老，邓锡侯、田颂尧全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媒体也都称他为“老将军”。他能挤进“六强”，很大程度上卖的就是一张老脸。
刘存厚的一生之中，最为得意的当然还是北洋时代，也始终对此念念不忘。虽然他早已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的头衔，但所用军旗仍是北洋的五色旗，而不是其他诸侯通用的“青天白日旗”。他给中学题写匾额，落款时竟然还是北洋赐给的爵位：“勋一位，一等文虎章，一等宝禾章，崇威上将军”。
在北洋政府业已灰飞烟灭的情形下，别人避之尚恐不及，刘存厚此举亦属难得。盘点刘存厚这一辈子，他前半生之所以大业难成，还是缘于没存下一个“厚”字，倒是临到晚年，总算“厚”了一把。
刘存厚不但在形式和精神上完全继承北洋，他的部队似乎也留在了那个时代，无论军事训练还是枪炮器械。徐向前初来乍到，但他对刘存厚的评价和印象也只有两个字：老朽。
打田颂尧和杨森，尚需智谋，打老朽，所有这些都不需要。
“乩仙”的预言红军出击之后，刘存厚只有赔钱的本事，哪有赚钱的能耐。他向刘湘求援，发去的求援电报不亚于雪片飞舞，但即便到这般地步，此翁还死要面子，一边频频告急，一边信誓旦旦地说要“誓死坚守”。
刘湘知道刘存厚是打肿脸充胖子，所以派援的同时，也很坦白地对他说，你如果守得住，固然很好，万一守不住，就不要硬撑了，只要记住，走之前务必把运不走的武器销毁掉。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刘存厚反而不好意思马上遁形了。他找人在府中扶乩，想算算看自己能不能撑到援兵到达。不料算命结果还没出来，城内就已响起了枪声，红军先头部队冲进了城。
刘存厚带上家眷卫兵仓皇而逃，自然也顾不上什么销毁武器，用报上的说法就是，“老将军”不仅面子没保住，还给红军“厚赠了一笔礼物”。
到刘湘正式组织六路“征剿”，实际已提前垮了三路。不过刘湘一开始也并不拿其余五路当回事，他在意的是自己这一路，即第五路。
和其他川中诸侯不同，刘湘并不是第一次和红军打交道，早在他和刘文辉发生惊天冲突之前，就在湖北和红军结结实实地干过一架。
当时蒋介石在武汉发起第四次“围剿”，除用“中央军”重点攻击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外，还向刘湘发出命令，要求川军协同鄂军，对鄂西洪湖的红三军展开围攻。
川军极少出省，往前追溯，真正重大的出川作战也就一次，即熊克武和刘湘共同策动的“援鄂之战”，打那以后，川军几乎足不出户。
例外也有，比如蒋桂战争时，刘湘曾派一个师出川“拥蒋讨桂”，又如中原大战时，鄂北红军声势浩大，刘湘也应蒋介石要求，派部出川援鄂，但当时刘湘的注意力并不在外部，以致于每次部队出川时，他都要反复叮嘱带兵官：我的策略是“内重于外”，你们出去后意思一下就行了，千万别傻乎乎地奉命作战啊。
结果便是形式大于内容，川军相当于出省旅行了一趟，除了来回赶路，基本上什么都没做。
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刘湘本想和过去一样，派一支部队出去招摇招摇，摆摆造型，闹闹声势，之后就打道回府。但考虑到此时的蒋介石并非“蒋桂战争”或中原大战时可比，行事太夸张的话，不仅交不了差，而且可能失去蒋介石的支持，因此他一度觉得十分为难。
他认为人判断或决定不了的事，还是得问神仙。
在近代中国，皇帝其实从未消失，他们不过换了几身衣服罢了。刘湘迫于时势，早已断了做皇帝的念头，能在川中和刘备一样三分天下，就阿弥陀佛了。倒是刘从云出道以来，一路坦途，从没灰过心。
皇帝只有一个，既然你刘湘不做，我做！
某天，刘从云和刘湘、邓锡侯“两个弟子”在一起，他突然大发豪兴，很得意地说：“我左手抱着晋康（邓锡侯的字），右手提着浦澄（刘湘的字），何愁天下不定？”
刘从云还曾当着刘湘的面说过：“我扶了乩，乩仙说我将来要当皇帝，如果真的当了皇帝，一定把皇位传给您。”
要是别人听了这些话肯定会生气，但刘湘却一点都不介意，甚至还很高兴：没准刘神仙真能把蒋介石这类“伪天子”给挤掉呢，到时候我还能白落个“皇帝”当当哩。
在“出川远图”这一点上，刘从云和刘文辉算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刘湘犹豫，他毫不犹豫。
当然，这话不能他说，得让“乩仙”说。
刘从云做了整整七天水陆道场，然后扶乩请神，“乩仙”很快就来了指示：“湖北荆沙（荆州和沙市）一带，也都是刘家的天下，理应收复。”
刘湘看了之后怦然心动，不仅欣然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决定这回要动点真格的，以便“收复湖北荆沙”。
蒋介石随后任命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刘湘作为“主公”自然不能再亲自跃马上阵，他让王陵基代理此职，率三旅川军前往鄂西。
这都是“九一八”以后的事，自从日本人打进东北，诸侯们外出打仗又多了一个极其时髦的口号，叫做“抗日”。
王陵基扛着“抗日”旗号出川东入湖北，在宜昌停留了三个月后，才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并进占沙市。
红三军系由贺龙指挥，在发现川军动向后，贺龙即亲率主力星夜赶回洪湖，向范绍增率领的前卫部队发起反攻。
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伤亡都很大。范绍增虽拼了老命，但他只有一个旅，红军有一个师，再怎么折腾也折腾不过。最后“哈儿”被打得落荒而逃，乘骑和行李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右手也在突围中负伤骨折。
范绍增吃了败仗，然而这只是战术上的失败。
王陵基老谋深算，他坐拥三个旅，一前两后，范绍增落败之后，他第一时间便对败退下来的那个旅进行整补，随后又向沙市增援了一个旅，使得沙市防守大大增强。
贺龙击溃范绍增后，继续向沙市发起攻击，但面对两旅川军防守的城池，打了近半个月都没打下来。
这个时候，王陵基将他手中的第三个旅置于红军侧背，尽管没有主动出击，可是威胁之大不言而喻。鄂军则乘隙从后方攻击洪湖中心区域，等于是川军主防，吸引红军主力后，支起架子来让鄂军攻。
贺龙和红三军所面对的局面变得异常被动，至1932年9月，洪湖根据地已经大部失陷，红三军也由一万人锐减到三千多人，最终只能像红四方面军那样，退出洪湖，转入湘鄂边境打游击。
赶走红军，刘湘和刘从云喜不自禁，都以为“乩仙”的预言就要实现了，不料他们机关算尽，算来算去，却还是算不过蒋介石。
“围剿”洪湖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老蒋就用“中央军”接管防务，打发鄂川军全部上船，输送回川，到头来，荆沙并非刘家的天下，还是他蒋家的。
花了大半天工夫，竟然是损兵折将，毫无所得，这下惹得川军内部怨声载道，许多军官都对刘从云的“神机妙算”产生怀疑，说刘神仙的话，真是靠不住。
相对而言，刘湘倒是能看得开：不就是损失了一些人马，而且没占到地盘吗，你们这些小军官只有那么高，就看不到更长远的——蒋介石用了我的兵，但没给我地盘，那就相当于欠了我人情，他不得还吗？
到了二刘争夺“川中王”时，蒋介石站的位置，确实是刘湘这边。
如果说对那次出川作战，刘湘尚能抱可有可无、得失不介于怀的态度，这次不同，红军打到四川来了，双方有了直接的利害冲突。于川军而言，一旦打不好，已不是得不得地盘的问题，而是要失去地盘了。
刘湘决定任命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再次指挥与红军作战。
在任命王陵基之前，刘湘斟酌再三，犹豫了又犹豫，因为他对“王老师”早有疑忌之心。
除了刘从云因与王陵基不和，经常在身边进些关于王陵基的“谗言”外，在刘湘眼中，王陵基自身也确实有了离心倾向。比如擅自在万县招编人马、扩充部队之类，那不就是要独闯天下、拉旗杆做小诸侯了吗？
刘湘和邓锡侯不同，刘湘是表面宽厚，他绝不会像邓锡侯那样，容许部下越出自己划定的圈子。对灵官的一举一动，他貌似不置可否，可内心哪里会真的不在乎。有一段时间，他盯着万县的那副神情，就好像盯着颗定时炸弹。
可他仍然要用王陵基，而且要重用。
刘从云曾指王陵基是魏延。魏延有没有“反骨”可以另说，但文长兄绝对是个出众的将才，此君不仅骁勇善战，而且深具奇谋，他献给诸葛亮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一策，为后世许多兵家所叹赏。
魏延的计策再高明，终究没能付诸实施，王陵基在“下川东之战”、“出征洪湖”中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尤其是王陵基有过跟红军作战且战而胜之的经验，这在当时的川中诸将里无人可及，就凭这一点，也不能把他拉下去。
退一步说，魏延造反，终究还是到刘备和孔明都不在世之时，刘湘自信也能镇住灵官，就算对方是个定时炸弹，那定时装置也是在自己手里，还不致于马上走火失控。
王陵基刚刚拜印，还没出发，徐向前就已击溃刘存厚，占领绥定、宣汉两县，红四方面军也顺势扩充到了八万余人。
1933年11月1日，王陵基领兵五万，向绥、宣发起“进剿”，刚好与继续向前推进的红军狭路相逢。
徐向前原计划占领绥、宣后，便长驱直入，南下进攻万县，以扼四川咽喉。但跟王灵官打过一个照面之后，就知道遇上了川军主力，急忙退至宣汉河北岸。在这一带，红军工事坚固，又有河道挡路，双方形成了对峙格局。
绥、宣既破，重庆和万县北面都亮出了空档，全川为之震动。刘湘压力很大，他急于稳定人心，乃向王陵基发出严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发动第一期总攻，以收复绥、宣。
渡河作战向来是个极其危险的买卖，王陵基即便被压得再紧，也不敢贸然行事，他在寻找一个机会。
起雾了。
1933年12月15日，拂晓，宣汉河上雾气蒙蒙，能见度极差，这边看不到那边，那边也看不到这边。
川军以浓雾为掩护，成功实施了强渡。北岸红军发觉后，急忙组织反攻，要把已渡河的川军赶下河。
王陵基指挥作战，极有章法。攻击时有主攻，有佯攻，有预备队，分得清清楚楚，防守时则配备重火力，一般为三线配置：重机枪阵地两线，迫击炮阵地一线。这使得双方的攻守战相当激烈残酷，伤亡也都很惨重，红军战死将领很快达到了师长一级，徐向前事后对此的描述是“杀声震天，山河尽染”。
1933年12月17日，川军收复绥、宣两城，红军退守马渡关。
马渡关山高林密，路险涧深，乃川北重要的交通枢纽，徐向前十分重视，不仅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这里，而且调精锐部队严密布防。
王陵基也是一样，他只有将此地夺过来，才能反过来扼制红军南下。
1934年1月24日，王陵基调动两个主力团向马渡关发起进攻，在伤亡一千多人后，红军阵地仍岿然不动。
负责把守关口的是许世友许和尚，那是徐向前部下第一勇将，素以能打苦仗恶仗著称，他的防线岂是那么容易被突破的？
王陵基一向岸然自高，连刘湘见他都得尊称“王老师”，从来也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儿，当下大叫一声：“我不信红军是三头六臂，这马渡关就打不下来！”
红军虽然没有三头六臂，但川军连攻四天，连续激战，就是拿不下一个马渡关。
1934年1月28日，王陵基亲临前方督阵，随其前往的还有两个手枪大队和独立团。
手枪队是刘湘成名前后的必杀技，队中人手一支盒子炮，近战时火力甚是威猛，过去刘湘每遇过不去的坎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调手枪队出阵。独立团则拥有机枪营、炮兵营这些重火力，可掩护步兵进攻。
依靠这些生力军，王陵基当晚终于如愿以偿地攻下了马渡关。
至此，川军境况逐步趋于好转，刘湘也高兴起来。他用兵向来谨慎小心，生怕王陵基像田颂尧那样，中了红军的诱敌之计，正好又临近春节，便连电王陵基，让他固守原有防线，不得再纵兵深入。
见前方没有新的军事行动，王陵基便乘飞机回万县过春节去了。
你要快快乐乐过春节，红军可没这打算。
红军在田颂尧处设有地下军事小组，有了这一情报来源，徐向前对“六路”的动态全都了如指掌，王陵基要过春节，他偏不让“王老师”过舒服。
1934年2月12日，农历是腊月二十八，这一天之后就是小除夕。红军突然发起夜袭，在击溃川军前哨阵地后，直趋王陵基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
川中诸侯作战，自有它的一套路子和规矩，像春节这样的节假日都是各归各家，完全想不到会遭袭。现场顿时一片混乱，官兵伤亡近千人，被红军缴获的武器弹药和预备过节用的鱼肉食品，更是数不胜数。
王陵基闻讯很是惊慌，急忙赶回前线，但川军士气已受到沉重打击，他的主力部队之一，许绍宗旅被红军三面围困。
红军夜袭成功，除了出其不意外，与担任副总指挥的范绍增援救不力也有很大关系。
刘湘对王陵基“用而不信”，就需要有人替他在旁边进行监控和牵制。但王陵基在川军中资格老，潘文华、唐式遵等人见了都得喊他老师，让他们做“监军”，情面难却。范绍增则不同，他是绿林袍哥出身，才不管这一套呢，于是“哈儿”就成了王陵基的“固定副手”。
对刘湘来说，“王范配”更有利之处还在于，这两人以前就不对付。“出征洪湖”时，范绍增受王陵基之命，率先向红军出击，结果大受损失，他认为自己是吃了王陵基的暗亏，从此便多了个心眼，防王灵官跟防贼似的。
等到红军发起夜袭，范绍增也装聋作哑，“哈儿”似的对战况不闻不问。
王陵基回防后，给范绍增的部下发了封电报，指桑骂槐地说了一通，中有“隔岸观火，幸灾乐祸”等字眼。
那位部下颇有范绍增的风格，平时不显山露水，关键时候吵起架来却毫不示弱，他也反唇相讥，说王陵基是“温柔难舍，姗姗其行”——知道红军为什么会趁这个时候偷袭吗，还不是您老人家要窝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前线无人指挥的缘故！
王陵基无言以对，这两封骂战电报遂在川军中被引为笑谈。
除了红军，大家春节过得都不开心，王陵基如此，刘湘亦如此。红军夜袭，使得第一期总攻变得虎头蛇尾，所谓“三个月全部肃清红军”的承诺也沦为吹牛皮，噗地一声就破了。
这是一个导火索，刘湘与王陵基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眼看就要爆发了。
关于灵官的罪状，除了过去那些，刘湘桌上新近又积了好大一摞，当然里面最刺刘湘眼睛的，还是集中在“有反骨”这一条。
王陵基的部队有一个团长职位空缺，刘湘要派员接替，但遭到王陵基的拒绝，王陵基以“前线不能易将”为由，自行升任了一位营长。
按理说，王陵基的做法也没什么错，一个前线总指挥，如果在团长任免上都没有职权，那他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而且王陵基以前就在这事上吃够了刘湘的苦头。
从万县整军开始，刘湘对部下就控制得很紧，在王陵基的部队中，所有旅团长均系刘湘委派，而且他们经过刘湘的精心调配，即都是从师旅长整编下来做旅团长，有这两个背景，王陵基很难驾驭他们。
王陵基在万县招兵买马，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样，急不可耐地要立山头单干了，而是他拿这些神人一样的“御派旅团长”没办法，不得不另建一些用起来得心应手的亲兵部队，比如在马渡关攻守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手枪大队和独立团，就是王陵基自己组编的。
可刘湘不会这么想，他对此非常痛恨，在王陵基任命团长后，他马上派王缵绪前往，名为襄助，实为监视，后又加派唐式遵为后备总指挥，以便随时替换王陵基。
一般的人对此都会有所警觉，唯有王陵基一向眼高过头，尤其在多次取胜的情况下，更是得意忘形，完全不知道自己已身处敏感之境，必须适当收敛或低调一下了。
收复绥、宣后，他收容了刘存厚的残部，并将刘存厚的无能无为写成材料，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一状，蒋介石对刘存厚之类的“老朽”本来就看不顺眼，便顺势撤销了刘存厚的军长职务。
刘存厚下了课，王陵基当仁不让，在蒋介石面前推荐自己继任第二十三军军长。
蒋介石予以批准，但光老蒋任命还不行，王陵基是刘湘的部将，需经刘湘本人同意，但刘湘当然坚决不同意，此议只得搁浅。
经过这件事，刘湘认为王陵基胆子越来越大：你竟然都能越过我，让蒋介石来升你做军长了，你究竟想干什么？
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魏延”可能要反！
最早判定王陵基属于“魏延”的那位也没歇着，刘从云站出来了。
原先的神仙斗法倒是早已结束。有一段时间，王陵基对请来的那个本家王神仙深信不疑，尤其着迷于此人所谓的“点石成金”之术，想想看，石头都能变金子，这年头谁不想啊？
可王神仙说，仙人有仙规，仙规里面规定，“点石成金”是绝不能轻授的，如果违反了规定，就算是神仙本人，也得像《封神榜》里那样，被押上斩仙台去问斩哩。
那怎么办呢？
王神仙说有办法，可以先炼丹砂，把丹砂炼成黄金，那也是一样。
王陵基信以为真，便在万县的公馆里立起了炉子，以供王神仙“点丹成金”。
不料到了开炉的前一天，王神仙忽然失踪，哪儿都找不到了，连随身衣物也片甲不留。王陵基这才明白上了当，所谓“点丹成金”，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而已，“神仙”早就找机会溜了。
王陵基空欢喜一场，对外还不能承认，只能说成“神仙”从他的公馆飞升了。
神仙斗法，刘从云不战而胜，王陵基似乎已有足够理由拜倒在他脚下，可老王仍然整天高昂着脑袋，横竖不认“刘老师”，这让刘从云大为光火。
王陵基率部“进剿”后，刘从云耐不住寂寞，又在后面指手画脚，并拟定了作战计划，要王陵基执行。
刘从云的所谓作战计划，是他闭门造车，一个人鼓捣出来的玩意儿。按照他的计划，部队出发不但要排好良辰吉日，还要指定“行军大吉”的方向和路线。
你说用这个来鼓舞军心，起点精神作用，倒还有些依据，但真要拿它来用兵，却是漏洞百出。在武备出身的王陵基看来，更是毫无军事和实用价值，属于十足的瞎胡闹——大概是刘从云对川北地形不太熟，不知道那里地形复杂，他所制定的某些路线，居然很多是朝着悬崖绝壁去的，完全无法通行。
刘湘也是一路打仗打过来的，当然不会真的认为刘从云那些计划有多少科学性，但科学不科学是一码事，你肯不肯服从命令是另外一码事。
你就算是应一声，但实际并不照做，都没关系，可偏偏王陵基连应一声也不愿意。
王陵基越是这样，刘湘和刘从云就越认为他是心怀鬼胎，于是又连发了十几封电报。
十几封电报，也就相当于十几道金牌，但王陵基每次都回电否决。
刘湘急了，随即发过去一道训令。
军队之中，极少使用训令这样的命令，那就等于死命令了。
王陵基除了“王灵官”、“王老方”这些绰号外，还被人称为“酱黄瓜”。酱黄瓜是四川的一种家常咸菜，酱者，犟也。刘湘下达的死命令，把王陵基那老牛一样的犟脾气一下子全都招引出来，竟然不顾任何忌讳礼貌，回复道：“钧座之命绝对服从，刘妖之命誓死反对！”
“刘妖”指的当然不是刘湘，而是刘从云。平时或许有仇家在背后这样痛骂刘从云，可白纸黑字地写在电文上，还是第一次。
不仅刘从云被大大激怒，连刘湘也感觉很是难堪，遂下决心对王陵基采取行动。
到了如此程度，可叹王陵基还是毫无知觉。因为许绍宗旅仍处于被红军围困的状态，他计划在对军队进行补充后，继续向红军发起进攻，以解许旅之围，因此一再请求刘湘赶快把军饷和枪弹运来。
刘湘的电令总是：不可妄动。
以前不要动，是要过春节了，现在春节早过了，正是用兵之时啊，王陵基不明所以，发电报去问。
刘湘回复：“川情复杂，电报里说不清楚，王老师不如来成都当面商量吧。”
王陵基傻乎乎地不知是计，还以为其中真有什么讲究。他急于当面说服刘湘，便依言乘飞机飞回了省城。
一落地，王陵基便被撤去本兼各职，并被软禁于寓所，连出入成都的自由都没有了。
早在召回王陵基之前，刘湘便在权衡，如何对这位川军元老进行处置。
恰逢刘航琛从上海返回成都，刘湘便把他召了过去。在说明情况后，刘湘说：“我已电令王先生（指王陵基）即日飞蓉，来了之后，你先同他谈，然后我再请他吃饭。”
刘航琛系王陵基最早识拔，两人关系非常好，刘湘这番话自然别有用意。刘航琛心领神会，当他在刘湘的督办署会见王陵基时，首先问起了他“不遵命令”的事。
王陵基正气到暴跳如雷，见刘航琛发问，马上叫道：“都是刘神仙在捣鬼！甫公（指刘湘）不听我的报告，后来居然还来了训令，若果真照刘神仙指定的路线行军，我的部队打光了也上不去啊，怎么能从命呢？”
刘航琛点点头：“你说得在理。不过既然你知道是被刘神仙所陷害，那你就一定要准备吃点亏了。”
王陵基还要分辩，刘航琛干脆开门见山：“甫公让我先同你谈，是知道你我的交情。我想他的意思是，希望你少同他争辩，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事已至此，你应该学会逆来顺受才是。”
王陵基目瞪口呆，在弄明白事情的严重程度之后，再也不敢乱叫乱嚷了。
刘航琛又婉转地说：“甫公能这样做，尚有几分人情味在内，你如果善为应付，以后还可以共事。你听我的没错，退一步，亦可为将来留下余地。”
王陵基是个读过书的人，历朝历代的那些臣子，只要被君王认为可能谋反，最后有几个是得到善终的？
不比较不知道，一比较，刘湘真够厚道。王陵基先前气焰冲天，是他一直处于高位，没看清脚下的危险，如今看清了，那颗心啊，差点就从胸腔里蹦出来了。
王陵基对刘航琛这个时候尚能顾及老友，十分感动，说：“你的好意，我很感谢，你放心，我一定审慎应付。”
刘航琛一走，刘湘来了。他首先把“川情复杂”解释了一通，包括各路军队行动不统一，他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执行，以及经费万分困难，等等。
有了跟刘航琛的沟通，王陵基识时务者为俊杰，点头跟鸡啄米似的，刘湘说什么，他就应什么，完全没了“王老师”那副派头。
刘湘对此很满意，临走说：“王老师收复绥、宣，已经劳苦功高，今后还是在省城休养吧，不用再到前线去了。”
当晚，刘湘又请王陵基吃饭，席间由刘航琛、张斯可作陪，气氛还很是融洽。
可是正所谓墙倒众人推，王陵基得意之时也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见王灵官事败，便要乘机报复。
刘湘下面几个与王陵基素不相能的旅长，发密函给刘湘，主张一不作二不休，除掉王陵基，让他人头落地。
刘航琛因为与王陵基的特殊关系，无法置喙，幸得张斯可极力疏通，刘湘才没有再为难王陵基，只是解除军权，任其自去。
眼看“省城休养”也没戏了，王陵基被迫离开成都，前往乐山。
刘湘撤换王陵基已有预案。
1934年3月4日，刘湘电告前线，称王陵基因病请假，现“在省休养”，改派唐式遵继任第五路军总指挥，负责执行第二期总攻令。
由于要整治王陵基，导致川军一直按兵不动，许绍宗旅已被围困达二十多天，所以唐式遵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给许绍宗解围。
这件事，唐式遵做成了，而他能做成的，也就这一件。
第二期总攻效果不佳，刘湘没有怪唐式遵，因为他仅向前方增援了一个旅，进展不大，可能是兵力不足的缘故。
接着又策动了第三期总攻。
这次刘湘一口气拿出了约二十个团，使前线兵力从五万增加到八万，号称十万，目标是夺取万源，将红军压出川北。
唐式遵交出的答卷是，除了不断伤亡，一无所获，更别说接近万源了。
川军蹒跚不前，不仅刘湘本人懊丧不已，蒋介石也看不下去，他不断发来电报，催促刘湘督军急攻，并说：“‘我’迁移一日，‘匪’即巩固一日。”
“匪”指的是红军。刘湘心里明白，不是他故意迁移，而是想进也进不了。
与王陵基相比，唐式遵不像将军，倒活脱脱是个唯命是从的公务人员。刘湘说什么他就照做什么，完全不敢越雷池半步。
刘湘要他防守，他便蹲着不动，不知道战机已经从身边悄然溜走了。刘湘要他出击，他也依言扑出去进攻，可又缺乏王陵基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狠劲和韧劲，一旦觉得不行，马上又退了回来。
刘湘这时候才知道王陵基的好处。
灵官的脾气的确又臭又犟，可瞬息万变的战场，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人。
刘湘埋怨“二瘟”不给力，作为军师的刘从云也对唐式遵一肚子意见，说唐式遵打败仗，是因为没有按他的计划行事。
其实恰恰相反，唐式遵对刘从云的计划完全照办不误，在灵活机变方面，他甚至还不如荣威大战时的那个川江舰队司令蒋逵。据说，有的部队依照“刘神仙路线”行军，真的因此走上了悬崖峭壁，被当地传为笑柄。
唐式遵毫无疑问需要敲打，与此同时，刘湘对其他诸侯的表现也非常不满。
六路“征剿”，实际分成了两个战场，刘湘的第五路与刘存厚的第六路负责东线战场，为主战场，其余四路负责西线战场，为次战场。
刘存厚的部队早已名存实亡，东线战场就靠刘湘单打独斗。在王陵基收复绥、宣的时候，西线战场如何，他也不太放在心上，认为只要主战场打顺了，次战场推进慢一些也无关紧要。
现在主战场停滞，再看次战场，竟然好像没怎么动过！
原来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人在出汗卖力，把刘湘给气的。
“四路”之中，以田颂尧最早吃亏，如今只剩下了一点嫡系部队，根本就不舍得再拿出去消耗。在“征剿”时，他把进攻任务全都交给收编的非嫡系部队，嫡系各师则控制在自己手里，轻易不敢出击。
田颂尧既败于前，没有多少进攻的勇气和实力，这个还可以理解，问题是“四路”中的老大邓锡侯也不肯多花力气。
自刘湘发布六路“征剿令”起，水晶猴就有了不满情绪，认为如此安排，等于把他看成了刘湘的部下——当然实际就是这么一回事，可你不得给人留点面子么？
更让邓锡侯感到无语的，还是李家钰自成一路。这李家钰虽已独立，但在名义上仍属他的部下，现在平起平坐，连“老长官”这三个字都捞不到了。
邓锡侯气愤地对自己的参谋长说：“刘甫澄（刘湘）打压我，把我同我的部属（李家钰）和他的部属（王陵基）对等看待，未免也太渺视我了。”
邓锡侯未战便对刘湘的指挥投了不信任票，说：“看他摆开六路，不过是做个挨打的样子，中间我们还要受刘神仙的节制，打起仗来胜败就难说了。”
有了情绪之后，打仗自然就提不起精神了。邓锡侯把他的军队一分为二，一半“进剿”，一半“整训”，实行按时间轮流参战，反正是做个样子就行了。
“四路”里面真正肯使劲的只有两路，李家钰和罗泽洲便是其中一路。
这两人原来并非刘湘的部下，甚至还打过刘湘，但刘湘不计前嫌，一直对他俩进行扶植，这次又让他们分任第三路正副总指挥，得到与邓锡侯“同殿称臣”、并驾齐驱的地位，可谓是重用了。
哥俩都因此对刘湘感恩戴德，尤其罗泽洲，为人躁动，最爱打仗，只抽了两个团留守后方，其余都被他派到前方作战去了。
另一路是杨森。虽然他也曾被红军打到晕晕乎乎，但毕竟还是“川中吕布”，不管如何落魄不堪，战场上始终像条汉子。
除了这两路，其余川军可以说根本没有和红军接战，偶尔交火，也不过是敲敲边鼓或和境内少数游击队接触接触罢了。
说实在点儿，西战场不是有没有进展的问题，能这么维持着，不致崩溃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要谢，还得谢红军。
徐向前掌握着“六路”的准确情报，他亲自在东线进行指挥，红四方面军的大部分主力也被投诸东线，西线兵力不多，这才使得那哥几个还可以优哉游哉地原地转圈。
四路形式上还是诸侯，不是王陵基那样的部将，刘湘没法直接把他们给撤下来，那就得用另一种办法了。
“神仙军师”再次受命扶乩。扶乩这东西有个特点，即每次跑来胡说八道一通的所谓“乩仙”都会不一样，比如红楼梦里的妙玉扶乩，被她“请”出来的就是“拐仙”，也就是八仙中的铁拐李。
铁拐李的身份，只能诌一些诸如“青埂峰下倚古松”之类的闲散小调，说到用兵，还是“武圣”更权威。
刘从云“请”的便是关公关云长。关公说：“要打垮红军，非刘从云莫属。”
扶乩结束，刘从云当即向刘湘表示：“红军属火，你五行属水，打败红军是没有问题的，但你又是主帅，主帅不可亲征，那么只有我这个军师代你前往了。”
对前景，刘从云的样子相当有把握：“我能运用北方壬癸之水，以水克火，去扑灭它。”
“乩仙”关公不过是个木偶，在后面提着线的自然还是刘湘和刘从云。他们的这种配合其实早有先例，而且是成功的先例，那就是岷江大战。
在刘湘派王陵基“出征洪湖”但寸土未得后，川军内部曾对刘从云产生过怀疑和不满的情绪，认为他的话也靠不住。不过这主要指的是岷江大战之前，岷江大战之后，刘神仙不仅是靠得住，而且还升到了无人可以超越的地步，俨然成了四川军人的偶像。
某天晚上，刘从云和军官们一道开会，忽然心血来潮，随占一卦，说“城外某方位有乱象”，不一会儿，他所说的那个方位果然枪声大作。众人听后脸色大变，刘从云却不慌不忙，又占一卦，说：“不要紧，乱象就要平息了。”
话音刚落，果然寂静无声。一众军官佩服到五体投地。
枪声忽起忽落当然是有缘由的，后来罗泽洲对人说：“那个乱象，是刘老师关照一个连长，按时朝天放了二三十枪，以震煞气。”
罗泽洲知道是怎么回事，可就连他也不敢说“刘老师”是在装神弄鬼。
这样全能型的偶像，诸侯们的“老师”，若让他来指挥群雄，不是比刘湘甚至是蒋介石的一纸命令都灵验吗？
在造出声势后，刘湘发布了两道最新任命，第一道是发布潘文华为预备军总指挥。这是做给唐式遵看的：你再不拿点本事出来，下一个要换的就是你。
第一道尚是大家能预料到的，但第二道几乎把所有人都给惊倒了。
刘湘宣布，原“督办署高级顾问”刘从云出任“四川剿总”军委会委员长，代他指挥六路兵马。
刘从云虽在岷江大战中掌过帅印，但并无正式名义，套在头上的始终还是一个“高级顾问”，如今骤升到如此高位，不是反常，是超级反常。
可是谁都不敢公开说三道四，因为刘神仙不仅“神机妙算，算无遗策”，而且所有诸侯，从邓锡侯、田颂尧开始，包括刘湘的一众嫡系部下，都是他的门徒，让“刘老师”掌印，乃天经地义的事。
刘从云受命之后，即驻节南充，遥控六部。
此时正是刘从云最显赫之时，他在南充，出入均乘一顶气派的八抬大轿，这位老兄坐在轿中，穿一身八卦衣，头戴道冠，手执一柄雕翎扇子，除胡子短了些外，所有装扮和戏台上的诸葛亮一模一样。
刘从云的大旗也别出心裁，称得上是汇合古今的杰作，上面既有他的头衔“委员长”，又有“天下兵马都将军”等让现代人看了摸不着头脑的名称，中间还要再绣一个斗大的“刘”字，怎么看，都像是三国人物的一次成功穿越。
但刘湘要的效果达到了，或至少是部分达到了。
刘从云在南充说神道鬼，放出话来，要“三十六天内”消灭红军。在他的压力下，西线的“邓、田、李、杨”四路不能不打点精神，尽量往前挪。
最早感受到这一明显变化的是徐向前。随着川军在西线战场的不断推进，根据地范围越来越小，困难也与日俱增。本来要收割的麦田来不及收割，兵员、粮食、弹药甚至是必不可缺的盐巴更是有耗无补，难以为继。
徐向前对此极为焦虑，决定从西线发起反攻，哪里失去的，再从哪里收回来。
让徐帅始料不及的是，两次反攻均告失败。分析原因，除了西线兵力不够集中，缺乏足够的后继力量外，“四路”开始合力拒守，总体兵力比红军更占优势，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1934年6月22日，刘湘发布第四期总攻令，以东线为重点，向万源至通江一线发起猛攻。
西线川军风生水起，作为“川中盟主”的刘湘当然不能落于下风。这次他翻箱倒柜，拿出了全部精锐，其兵力的五分之四，约十多万人被投入东线战场。
潘文华的任命一经发布，唐式遵就知道是冲着他来的，哪里还敢再“瘟”下去，于是一下子又由老实人变成了“白脸张飞”，攻势十分凶猛，很快便攻到了万源城南。
至此，红军已退到了川陕苏区的后方，他们所能扼守的区域，纵横不过一两百里，假如万源再失守，四川是无论如何也保不住了。
自入川以来，红军第一次面对如此危险的处境。
关键时刻，徐向前决定改变策略。在他的调度下，西线红军放弃了通江，除留下少数兵力继续在西线防御外，大部人马全部移到东线，进入万源固守。
一夜之间，四路川军倒有三路同时进入通江县城，给蒋介石发电报时，都说是自己收复了通江，弄得蒋介石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把功劳算在谁头上，只得发电报让刘湘查查清楚。
刘从云名为节制六路，实际并无掌控全局、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他每天能做的，不过是算算命，卜卜卦罢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要么几天没动静，一个电话也不打到前方，要么是一天连发几道命令，比如某时某刻向某地进攻之类，就连这些命令，其实也不是依据敌情，而是从八卦上推算出来的。
刘从云本人在南充，不在前线，隔这么远，靠一套八卦工具，一张平面地图，如此推算出来的“作战命令”自然会有不少错误和漏洞。
“四路”本来就不是真的听他使唤，攻占通江后，争功还来不及，哪里还肯再卖力向前进攻，于是也有意夸张了“刘老师”颁下的命令，说你要是认真执行的话，不是碰到悬崖峭壁，就是扑个空，连一个红军也找不到。
最后结论是，干脆守在通江吧，哪儿也不要去。
徐向前舍弃了一个通江，但换来的是西线基本无战事，只需适当招架招架，他就可以腾出手来攻略东线了。
刘湘把刘从云搬出来，是为了让西线川军能够既出工又出力，对性命攸关的东线战场，他可不敢完全靠八卦来打仗。
1934年7月中旬，唐式遵向万源发起进攻。刘湘专门为此发布奖惩条例，规定若能攻取万源一带的红军主阵地，则给予奖金三万，擅自放弃阵地者要予以处死，各师旅三分之二的兵力投入战斗，而所属师旅长不亲临现场指挥的，亦处死刑。
在唐式遵的指挥下，川军向万源发起了波浪式的密集冲锋，一个团攻不动，就投入两个、三个、四个。很多川军官兵光着膀子冲锋，被曾亲临一线的徐向前评价为“相当厉害”。
前沿阵地的红军也杀红了眼，他们每天要应付五六次以上的冲锋，从天亮一直打到天黑，阵前尸体一堆又一堆——这是关系川陕苏区生死存亡的血战，彼此都拼了命。
双方谁也不肯相让，都达到了勇的状态，但勇与勇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唐式遵的勇，是被逼急了的张飞式蛮勇，徐向前的勇，却是深具战略战术眼光的智勇。
他之所以要暂时放弃西线，集中力量于东线，是因为西线山脉多南北走向，利于川军抵抗，不利红军反攻，相比之下，东线战场的地形南低北高，红军完全可以居高临下进行阻击。
在每个作战方向，红军均依照山势，自下而上筑成了几道乃至十几道堑壕盖沟，设有层层竹篱、鹿柴，并配有大量滚木雷石。依靠这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再加上红四方面军那种出了名的悍勇，徐向前实际只需要部署少量兵力于一线，就可以守住一块阵地。
红军主力一直都没露面，他们在二线休整训练，待命反攻。
战局最吃紧时，红军收缩阵地已达极限，一线部队也十分疲劳，形势异常艰险。有人主张动用二线兵力，以缓解前线压力。
徐向前坚决不同意，“不见兔子不撒鹰”，不熬到总反攻的最后一刻，二线主力一个也不能动用。
经过二十多天的相持，红军在万源一线连续挫败川军的五次大规模进攻，川军死伤万余人，但未获任何进展。
时值酷暑季节，天气炎热，疾病流行，川军官兵不堪其苦，士气一落千丈。四川报纸报道说：“前线士兵，形同乞丐。有开回者，令人视之，惊为僵尸。”
刘湘情急之下，又抬出刘神仙，而刘从云能够用的还是那几招，无非是选定“黄道吉日”，然后是预言川军必胜，结果自然又是撞到南墙。反复几次“失灵”，让川军怨声盈野，大骂刘神仙是“骗人妖道”。
刘湘的精锐之师被熬垮之际，正是徐向前放鹰之时。
1934年8月9日，徐向前对青龙观发起夜袭。青龙观系刘存厚残部所镇守，是东线战场最险要的地方，却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红军攀岩而上，一举占领青龙观，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
二线主力自青龙观如潮涌入，川军的防御阵线随即被一劈两半，面临着被迂回包围的噩运。
按照徐向前当时的想法，红军大部队在突破后应向左旋，这样可以包住尚滞留于万源的刘湘主力。但张国焘来电话，主张右旋，徐向前听从了张国焘的意见，使得一个大围歼的机会与其失之交臂，否则的话，刘湘这辈子怕是爬不起来了。
往右旋，抓住的只能是一只小鱼，也就是范绍增的部队。范绍增与红军处于平行位置，他在湖北和红军作战时差点没被抓住，对此特别敏感，一听到风吹草动，此君跑起来“比兔子还快”，还没等徐向前旋下去，他就嗖地一下没影了。
右旋不成，徐向前再掉转身来左旋，然而已经迟了，只追着屁股打掉了一部分川军。
纵使如此，唐式遵也被吓得不轻，曾一度失踪，三军失去首脑后，更是混乱不堪。这一战因唐式遵用兵无方，导致川军子弟损失惨重，四川民间立即给他送上了一句诗：“多少冤魂怨二瘟”。
徐向前东线得手，迅速将重兵调回西线进行大反攻。
得知东线崩溃，西线的四路诸侯早已心胆俱寒，没打几下，便争相溃退。徐向前从容横扫四路，他这回吸取东线教训，在追击时实施了大纵深迂回战略，一战便歼灭川军四千余人，俘虏万余。
诸侯们一个赛一个的狼狈，直到退至嘉陵江西岸才得以喘息。川人给他们编了首打油诗，谓：羊子（杨森）蹦索索，冬瓜（田颂尧）遍地滚，猴子（邓锡侯）摸脑壳，矮子（李家钰）遭鞭打。
邓锡侯又羞又恼，在整顿部队时对官兵们训话说：“你们进攻时，几个月才打到通江，现在逃跑，几天就跑回来了。我给你们算了一下，你们这趟一共跑了七百多里，真是跑得快哟。说起责任，我不怪士兵，但要问一问你们这几个指挥官究竟在干什么？”
邓锡侯的几个旅长在下面听到后面红耳赤，默默无言。
前方战败的消息传来，刘从云惶恐万分，身上已全无一点诸葛孔明的镇静自若，坐着飞机便从南充逃回了成都。刘湘害怕动摇军心，派人前去阻止，但还是晚了一步。
接着刘湘又听到了唐式遵失踪、全军覆灭的消息，想到自己二十多年来苦心筹建的部队，赖以称雄巴蜀的资本，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顿时有一种连心带肺被撕碎的感觉。
由于难以接受这一现实，刘湘瞬间精神失常，整个人变得迷迷糊糊。后来听说，唐式遵又现身了，他的主力也得以保存，并未被红军全歼，这才清醒过来。
到底经过风浪，清醒之后的刘湘很快又恢复到了镇定的指挥状态，他一边让王缵绪在成都修筑防御工事，做好打“成都保卫战”的准备，一边电令已分别退至绥、宣和嘉陵江的川军各部，要求不得再退。
在他的命令下，督战队和潘文华的总预备军同时启动，一个收容残部，一个兼程增援，这才稍稍稳住了前方的战局。
可是遭此惨败，屁股下面刚刚坐热的“盟主”宝座已经晃荡个不停了。
诸侯们都将溃败的责任，归咎于刘湘的第五路军防守不严，以致东线率先崩溃，连累西线也无法固守。
第一个被拎出来开刀的是刘从云，川军将领再也顾不得什么“刘老师”不“刘老师”了，他们众口一辞，都对这位过去的川中偶像表示反对，有人甚至请杀刘从云，以偿败军之罪。
刘从云被迫通电辞职，并由刘湘礼送其离开川境，以息众怒。
失去刘从云，意味着刘湘从此失去了“以神治军”的法宝，对各路诸侯更难做到统一指挥，除此之外，前线早已兵无斗志，军心一蹶不振，后方则完全炸了窝，有点钱的人家纷纷将存款兑往京沪，或携眷逃离川境，粮饷的筹措也变得极其困难。
这是在内部，外部蒋介石也来电相责，处于这种内外交困、财竭兵溃的境地，刘湘一筹莫展，无计可施。
1934年8月23日，他以“川军‘剿匪’军事困难”为由，致电蒋介石，呈请辞去四川“剿总”及第二十一军军长职务，随后便坐汽车离开成都，前往重庆。
这一路上好不凄凉，当下车渡河时，刘湘甚至曾绝望到想投河自尽。
即便这样，还免不了有冷言冷语。
在电报中，刘湘称自己是“微服东下”。有嘴皮子痒的，看后不依不饶，说：“这不是自认畏敌潜逃吗？不是潜逃，为啥要微服呢？”
刘湘捂住耳朵，装没听见。
你们行，让你们自己去折腾吧！
主帅一走，周围人等逐渐回过味来，并且陷入了新的恐慌。
若在平时，老大就是出个差，众人也会把嘴巴笑到有拳头那么大，没人管束了嘛，可以各行其是了，于是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这是什么时候，红军虎视眈眈，随时会再撞门而入，这种时候，怎么能没人掌局呢？
要不就换新老大。
环视诸侯，刘文辉早在岷江大战时被打成了“破落户”，因远在西康，这次“六部进剿”都没能来，其余“邓、田、李、杨”皆已丧魂落魄，没一个能让人心服，至于刘湘的那些部将就更不用提了。
最后大家都想到了王陵基。
王陵基资格最老，又能打仗，迄今为止，如果要说谁在与红军交战的过程中有过胜绩，也就他了，就连现在赖以据守的绥、宣防线都是灵官收复的哩。
功利时代，纯以成败论英雄。因为败，曾经万人仰望的刘从云从偶像的云端跌落，摔到粉碎。同样因为有过胜，曾经遭人嫉恨的王陵基又被抬到了云端，甚至有人说，要是老王不被那个“唐二瘟”给换掉，哪里会吃败仗。
商议下来，一致拥护王陵基继位。
王陵基还在乐山，听完来意，说了一句：“我不能接受任何名义。”
接着，他便再也不发一言，只提笔写了一张纸条：“副官处即购赴沪机票一张。”
第二天一早，王陵基坐飞机去了上海。
在传言王陵基要被“黄袍加身”的时候，外界众说纷纭，刘湘却一笑置之。
他知道王陵基不是那种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人，果然如此。
王陵基不愿出面主持，刘湘又成了大家眼里能骑扫帚飞的“老年版哈利波特”，诸侯、谋士、部将，轮番过来劝说，要他振作精神、收拾残局，这些话套用现代语言可归结如下：
“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你也将错过星星！”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拿一手好牌，而在于打好一手坏牌！”
……这么多天过去，刘湘那憋在心里的伤心和委屈也挥霍得差不多了，像他这样的人，又哪里肯真的退隐。
窗前明月光，我看闲得慌。既然还有如此多的人拥戴，刘湘早就想复出了，实际上，自九月份开始，他已经以“在野之身”在重整部队了。
检点“六路征剿”落败之因，与各诸侯不卖力不齐心当然大有关系，但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唐式遵负责的东线战场先是进展不大，继而率先垮掉，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荣威大战时，通过与刘文辉的较量，刘湘对自己军队战法的落伍已有认识，只是后来岷江大战致胜，一俊遮百丑，便没继续进行改进。若论战略战术之灵动高效，红军尚在鼎盛时期的刘文辉之上，跟这样的强敌交手，怎么会不吃败仗呢？
刘湘深刻地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打仗也是玩艺术，除了煞气和匠气，还得有点灵气啊。
“六路征剿”结束没多久，他就决定让杨吉辉来给川军添点“灵气”。
杨吉辉毕业于武备学堂炮兵科，后做过速成学堂教官，与刘湘有师生关系。此人曾赴国外考察过军事，对最新的军事潮流颇晓一二，针对川军在训练和作战上出现的问题，他提出了“新战法”的构想。
所谓“新战法”，具体来说，就是进攻时要注意疏散，以减少伤亡，防御时，要编织火网，设置警戒阵地、前进阵地以及纵深配备。
杨吉辉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教导队，从连排开始演练“新战法”。刘湘观摩后，认为值得向全军推广，但一些师旅长蛮打硬干惯了，反而觉得“新战法”用起来别扭。
有人看过杨吉辉的防御阵地后，不屑一顾，说：“这种阵地设了一层又一层，不是更疏散薄弱了吗？若是我的队伍，一冲就过去了。”
刘湘不同意这种说法，要求在训练中强制推行，自此，川军的军事训练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当年秋天，刘湘组织秋季大检阅，各师以旅为单位进行对抗演习，双方各攻一次，防一次。
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刘湘和裁判人员不看表演，不看行军，只看部队如何攻防。
演习结束，刘湘喟然长叹：“从前我看演习，总是看见派完尖兵和侦探后，就是大部队行军。一群又一群人走来走去，走个没完，结果还没看到攻防，一天就过去了。”
刘湘比喻成是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看上去浩浩荡荡，能不能打却全不知晓，相比之下，他对这几次的演习评价很高，说：“能真正解决问题。”
由于“新战法”的推广，刘湘的第二十一军相比于其他川军，在战斗力上有了提高，战略战术也从呆板僵硬趋向于灵活多变，大致能做到进退有序，攻防有法。
军队有进步，靠枪杆子起家的刘湘也有了些底气，但一想到正式复出后仍粮饷两缺，又觉得难以为继。
他不愿意再错过星星，可是手里的这副牌已不是坏，简直都快烂透了。

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
<b>曾扩情</b>：生于四川省威远县。毕业于黄埔第一期，复兴社的发起人之一。奉蒋介石之命出使四川，与刘湘等人联系，后出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b>邓汉祥</b>：字鸣阶，生于贵州盘县。职业幕僚，先后辅佐陈宦、段祺瑞，在入幕于刘湘后，成为刘湘帐下必不可少的重要谋士。
<b>潘文华</b>：绰号潘鹞子，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刘湘后期最信任的将领之一，时任模范师师长兼四川南岸“剿匪总部”总指挥。
<b>郭勋祺</b>：绰号熊猫，生于四川省双流县。时任模范师第三旅旅长，在川军新生代将领中最为突出，尤其土城战役让其一举成名。
<b>刘兆藜</b>：生于四川省南部县。时任四川南岸“剿匪总部”直辖第一师三旅旅长。在新生代将领中，与郭勋祺齐名。
<b>刘元塘</b>：生于四川省大邑县。他是刘文辉的侄子，当时在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任师长。因会理一战被蒋介石晋升为陆军中将。
<b>刘伯承</b>：原名刘明昭，字伯承，生于重庆市开县。曾留学苏联，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长征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b>刘文辉</b>：字自乾，生于成都市大邑县。败给刘湘后，困居雅安。时任第二十四军军长。
<b>林彪</b>：生于湖北省黄冈县。毕业于黄埔第四期。长征时，在红一军团任军团长，是中央红军的主力战将。
<b>孙震</b>：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在田颂尧的第二十九军任副军长，田颂尧被撤职查办后，他升任军长，并将部队番号改为第四十一军。
<b>胡宗南</b>：生于浙江省安吉县。毕业于黄埔第一期。他以练兵和指挥见长，在黄埔学生中，是第一个升任军长且跨入将军行列的人。
<b>张国焘</b>：生于江西省萍乡市。毕业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时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
能出手解救刘湘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第五次围剿”，分身无术，急需有人在四川主持军事，而且川中诸侯一遍看下来，他也挑不出比刘湘更好的，不支持刘湘还能支持谁，因此连电慰留。
1934年10月17日，江西苏区“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突围西进，开始了著名的长征。蒋介石更加重视刘湘的作用，承诺只要他复出，可尽力提供军火和粮饷方面的援助。
有了蒋介石的支持和承诺，刘湘顿时感觉有了信心和底气，这才由重庆返回成都。
1934年10月22日，刘湘通电复职。蒋介石立即践诺，发给川军炮弹五百发，枪弹两百万发，同时邀请刘湘面谈。
刘湘随即召集属下谋士和部将，在重庆，而不是成都，开了一次会。
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还在于是在刘湘家里开的，可谓一次别开生面的“家庭会议”，因为它将决定四川这扇门究竟是关还是开。
三把钥匙过去刘湘和刘文辉的一个重大分歧，便是四川的“闭关自守”问题。说是有分歧，但其实他们叔侄间并无本质不同，刘文辉打开门，也不是要放别人进来，他是要出去开人家的门。若放到现在的“破落户”地位，刘文辉估计也只会强调“闭关自守”——没办法，你的心胸再广大，可身躯的宽度不够，还是一样白搭。
此一时彼一时，从红四方面军入川起，四川的门就已经被踢开了，想关也关不上。另一方面，面对惨淡局势，若继续将蒋介石拒之门外，不等红军进攻，川军便可能先行崩溃。
在“家庭会议”上，众人都认为，指挥不统一的状况必须得到改变。诸侯们在四川内战中与刘湘或敌或友，地位相当，刘湘在对第二十一军进行奖惩时，可以绝对做主，令行禁止，面对他们就比较困难了，这样当然就起不到指臂相连的作用了。
那么，为什么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呢，只要说是奉“中央”之令，谁敢不从？
这么做，也就用不着再顾及双方的面子，而且理由冠冕堂皇：与红军作战是全国性的，不是四川一省之事，自应和“中央”连成一片。
开完“家庭会议”，刘湘初步决定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实施“门户开放”。
虽然“门户开放”在川军内部已得到共识，但四川舆论对此并不苟同。长达多年的滇黔军“侵川”历史，使川人对任何外省势力的渗入都分外敏感，就算是蒋介石的“中央”也不例外。
刘湘因此未出发前就受到多方责难，而作为他自己，其实也不无心病。
早在曾扩情首次入川时，蒋介石就曾通过他邀请刘湘在武汉见面。当时刘湘答应得很爽快，所乘轮船和随行人员都指定好了，行李也搬上了船，谁知临行前夕，他却派人告知曾扩情，说是得了重病，生死未卜，没法起程。
曾扩情前去慰问，见刘湘在床上呻吟不已，迷迷糊糊地好像不认识他一样，但脸上却看不出有什么病容，情知对方是在托故装病。
刘湘装病，是因为他对蒋介石尚存疑虑，便请刘从云卜了一卦。刘从云卜完卦，说武汉之行对他有百害而无一利，好一点是给个虚衔，强留于南京，坏一点是予以软禁，像熊克武那样不见天日。反正不管好坏，都没有再回重庆的希望了。
刘湘闻言大惊，已经答应要去武汉，公然谢绝自然不好，也就只有装病一招了。
曾几何时，南京对刘湘来说，就是畏途一条。
时隔数年，终于轮到自己要巴巴地跑去南京了，刘湘无限感慨，说：“从前人家（指蒋介石）请我坐上座，我硬不去，今天自己上门，提着蒲团辕门求见，真是大大不同了。”
后悔药是找不到了，刘湘深感前路难测，不知此行蒋介石给他的到底是上座还是冷板凳，因此当他到汉口坐船时，决定要约一位谋士同行，顺便再商量一下行止。
刘湘身边谋士众多，除刘从云外，钟体乾、张斯可均以协理内政为主，只有这位谋士常年在外，替刘湘打各种交道，他的名字叫邓汉祥。
邓汉祥乃贵州人氏，最初入幕于陈宦。护国运动期间，在陈宦面前力主反对帝制的，便是此君。
陈宦倒台后，邓汉祥赋闲了一段时间，不过能干的职业幕僚总不愁没有好主顾，不久之后，皖系的段祺瑞来聘，邓汉祥便做了段府的幕僚长。
有一段时间，刘湘为了与杨森争锋，曾竭力附皖拥段，段祺瑞却因刘湘“能容不能断”而犹豫不决，邓汉祥恰于此时进言，终使老段下定决心扶助刘湘。
刘湘对邓汉祥感恩戴德，拟把自己防区内的四个县腾出来，私下“赠与”邓汉祥，具体方式是由邓汉祥派亲信出任四县的县长和征收局长，等于是送了邓汉祥四座金矿。
诱惑大到让你无法拒绝，而且似乎也用不着拒绝，既然帮了忙，出了力，就是该拿该得的，但邓汉祥竟然婉拒了送上门来的“金矿”。
邓汉祥婉拒的理由很具职业风范——他所侍从的“主公”是段祺瑞，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无论是否建议扶助刘湘，其出发点都是要帮段而不是帮刘，所以绝不能额外收受好处。
邓汉祥的这一举动，颇让刘湘感佩，也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为人幕僚者，当如是！
后来“能断”的段祺瑞也败了，二人告别时，老段总结了自己的成败得失，赠言邓汉祥，要他注意，以后千万不要参加任何党派，以免受到牵制。
邓汉祥深以为然，终身都保持着自由人的身份，这果然为他日后在政坛上便宜行事创造了条件。
邓汉祥盛名在外，蒋介石亦有心招纳。邓汉祥本已应召前去，但当他在旅馆读报时，一则头条新闻忽然使他改变了主意。
这是国民党中央发布的一条通缉令，通缉包括段祺瑞在内的皖系首要十人。看完之后，邓汉祥顿觉不安：自己曾与这十人共事，现在他们被蒋介石通缉，我反侧身求进，这种令人齿冷的事万万做不得。
邓汉祥遂以还乡为名辞去，动身返回贵州。听说邓汉祥路过重庆，刘湘赶紧挽留，一见面首先就说：“这下你该给我帮忙了。”
刘湘想委任邓汉祥为他的参谋长，邓汉祥回答：“既蒙不弃，当尽绵薄之力，但我与你的部队一无历史渊源，参谋长一职实难从命。”
见邓汉祥答应入幕，刘湘已经喜不自禁，正在考虑其他可以借重的职位，邓汉祥忽然冒出一句：“敢问今后志趣何在？”
那个时候的刘湘，和鼎盛时期的刘文辉差不多，西装革履之下都藏着一颗闷骚的心，他毫不犹豫地答道：“统一四川，问鼎中原，固所愿也。”
邓汉祥略一沉吟，便道出了自己的想法：“公既具此雄心壮志，应宜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近攻之事，君自权衡，远交方面，我愿略效微劳。”
君臣一拍即合，此后邓汉祥便受命驻外，成为刘湘在京沪两地的“驻外使节”。
邓汉祥虽未成为蒋介石的谋士，但凭着非党派身份和在幕僚界的清誉，他与蒋介石座下的主要谋士杨永泰、张群，以及大将何应钦，均素有深交，这三人在蒋介石面前又都是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的重臣，因此也被称为邓汉祥的三把“钥匙”。
有了这三把钥匙，加上游幕经历丰富，邓汉祥基本可以做到“使于四方，不辱使命”。
到了中原大战，别说是刘湘叔侄，就连蒋介石都难以预测自己的命运成败，因为角力的双方势均力敌，就看东北的张学良肯支持哪一方。
张群衔蒋之命，去沈阳拉拢张学良，可是张学良却吞吞吐吐，词语暧昧，始终不表示明确态度，把个张群急得团团乱转。
正好邓汉祥也代表刘湘来沈阳打探内情。在段祺瑞幕中时，邓汉祥曾数次赴东北，与张学良有旧，当他以“与楚抑或与汉”相询时，张学良明确答复：助蒋。
张群转而询问邓汉祥，邓汉祥要为张学良保密，不便明言，只说：“看来你的使命一定是能够完成的。”
张群心领神会，急电蒋介石，谓已大功告成。这边邓汉祥也在第一时间给刘湘发去电报，使得刘湘没有像他的叔叔刘文辉那样一步失算，走出大败招。
为确保刘蒋会谈取得成功，邓汉祥已代表刘湘谒见蒋介石，并与张群、杨永泰多次协商，给刘湘铺足了路，现在见“主公”相召，他又急忙从上海赶到汉口。
刘湘问邓汉祥：“你看蒋介石这回约我去，要谈些什么问题？”
邓汉祥已知端倪，他一语道破天机：“蒋会提高你的地位，利用你来阻止中央红军北上，但同时也免不了要以防堵红军为由，派重兵入川。”
早知道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不过邓汉祥的实话实说，还是使刘湘愈加忐忑不安，可他又不甘心就此放弃，只得解缆行船，边走边想。
到了武穴，刘湘终于想通了，他对邓汉祥说：“我主意已定，阻止中央红军北上，防其入川，本来就是我们需要的，只是不能放蒋介石派兵进来。”
刘湘分析，假使红军只是路过，那就是虚惊一场，大家井水犯不了河水。退一步说，如果中央红军的目的真是要拿下四川，川军出于保卫桑梓之情，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
反之，若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川，固然可以增强对抗红军的实力，可那样的话，胜败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到最后，收局的将是老蒋，而不是他刘湘。
1934年11月13日，刘湘乘船到南京。
南京方面的接待规格很是隆重，除蒋介石外，其他文武大臣均至下关恭候。
稍事休息之后，刘湘便由杨永泰陪同，前去面见蒋介石。
进“宫”之后，刘湘忽然变得笨拙起来，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蒋介石颇为诧异，以为刘湘是奔波劳苦所致，只好让他先下去休息。
下来后，杨永泰笑着对邓汉祥说：“你这位伙计是个刘璋，怎么担得起重任？”
虽是劝谑之词，二人私下又是老友，但邓汉祥听到之后，仍立刻板起脸，正色道：“你不要把人认错了。”
刘湘不过装傻而已，他是害怕蒋介石提出派兵入川，无法当面回绝。蒋介石没有谈成，只得临时安排杨永泰等人与邓汉祥进行磋商。
南京方面开出的价码，是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以下简称剿总），授权打破防区，统一军政，今后川军军费和军火全部由南京政府负责发放。除此之外，四川可独立发行巨额公债，以偿还近年来所积债务，缓和财政困境。
这些都是预期好的，接下来才是最关键最棘手的。
鉴于举国红军都将涌往四川，以四川一省之力来抗衡红军，恐难有把握，因此蒋介石的意思是，拟派十个师的“中央军”从川东和川北两路入川，以协助作战。
邓汉祥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他先是客套几句，表示这种布置很周密，接着话锋一转：“不过我们还应特别考虑四川军民的心理。”
邓汉祥开宗明义：“我是贵州人，我深知过去因滇黔及北洋军几次入川，蹂躏地方，四川人对客军的印象历来就很坏。”
此话一说，对面几位马上不乐意了。
“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怎么能跟滇军、黔军、北洋军相提并论呢？”
邓汉祥点点头：“中央军固然跟他们不同，但一般川民不会这么看这么想，他们还会认为你们是客军。”
邓汉祥又说：“四川全省军队尚有五十万，不难和红军一拼，如果因为这十个师入川，而使五十万川军生出主客利害不同的心理，反而不肯努力作战，刘甫澄（刘湘）个人纵然肯负责，亦恐无济于事。”
杨永泰等人都听出来了，不就是不想让“中央军”入川吗，还找出这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双方各为其主，免不了又是一场口舌之争。
邓汉祥回去跟刘湘一汇报，刘湘便在第二轮会谈时拿出了杀手锏：“中央军”一定要入川，我就不当这个“剿总”了！
几番往返，蒋介石摸到了刘湘的底线，便打消了派兵入川之意，另外建立“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以下简称参谋团）进驻四川。
在性质上，参谋团属于“行营”派出的临时性幕僚机构，并不具备统辖军事和民政的权力，参谋团主任又是刘湘的速成同学贺国光，这些都让刘湘难以回绝，当下就点头应允了下来。
1934年12月8日，刘湘谒蒋辞行，搭轮回川，贺国光随行身边。
刚刚回到重庆，刘湘就得知，长征的中央红军已从湖南分三路进入贵州，他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一定会北上四川，与川陕苏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这就意味着，川军将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处境，在与贺国光等人商量后，刘湘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即在川北取守势，通过修筑防御工事和堡垒群，来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而在长江以南，则取攻势，沿着中央红军可能的入川路线发起攻击。
知道中央红军必入四川，然而川黔边境这么长，究竟从哪个方向进来，谁也搞不清。加上中央红军里还有刘湘的熟人，比如朱德、刘伯承，此二人皆为四川土生土长出来的宿将，又长期在这一带鏖战，对本地地形和川军特点都了然于胸，这就使谜底变得更加难解了。
刘湘与贺国光一起绞尽脑汁，该想到的都想了，一共替中央红军设计了五条入川路线。
问题随之而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随时可能发起新攻势，刘湘不敢把那里的川军主力调过来，但要在长江以南的五条路上都守着，他又哪里派得出这么多兵。
聪明的办法，是在川黔边境上设置一支机动部队，随时作出应变。
刘湘最后采取的正是这一办法，担纲机动的是模范师所属的郭勋祺旅，刘湘同时任命潘文华为长江南岸总指挥，以监控南岸红军动向。
1935年1月21日，坐镇泸州的潘文华发现红一军团在击溃黔军后，正向泸州方向移动。
假如中央红军占领泸州，接下来的必是从泸州横渡长江。
刘湘现在非常怕红军进川，他说，过去在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作战，实在太被动了，今后对中央红军，务必采取攻势，以便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把他给堵住，并且一定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按照“规则”，蒋介石的“中央军”虽不能空降四川，却可以尾随红军而至。
得到潘文华的报告，刘湘急派郭勋祺前去堵截。
郭勋祺出身行伍，从一个普通士兵逐步擢升旅长，不是靠玩弄平衡术，或是当时盛行的拖队伍、反戈一击等手段，靠的就是身上那一块块伤疤，因此在川军少壮派将领中向以胆识过人著称。
郭勋祺所率部队不过一旅，在没有其他部队支援且单独行动的情况下，被歼的几率非常之大，郭勋祺深知这一点，他对部下说：“此次作战非比往常，只许胜，不许败！”
若照原线路行军，必须沿一条弓背大道，有三百余里的路程，为了抢时间，郭勋祺选择了抄近路，即从中间较为险峻的一些“弓弦”走。
第二天傍晚，郭勋祺提前赶到了预定地点，但还是迟了一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了。
郭勋祺颇为懊恼，他对部下说：“我们的任务是堵截，今既不能堵，又不能截，何以完成任务？”
郭勋祺人称郭莽子，和年轻时的刘湘“刘莽子”一样，在战场上很猛，当下他也不管过去的中央红军有多少，便自做主张，下令部队改堵截为尾追。
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进占黔北的土城，随后中央纵队及红三、五军团也陆续抵达此处。
土城距离泸州仅一百多公里，从泸州渡江的意图更加明显，潘文华赶紧组织兵力进行阻击。
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当天，郭勋祺的前卫与断后的红五军团发生交火。经一个小时的激战，红军经梯次掩护后撤离。
之后，郭勋祺仍紧咬住红军死死不放。
要说郭莽子幸运就幸运在，刘湘在第二十一军中推广了“新战法”，尽管郭勋祺追得异常生猛，连续三天都不舍不弃，但进击不再像以往那样毛毛躁躁，一路过去，都有部队担任掩护和搜索。
1935年1月27日，在徒步搜索到一处叫风筝坝的地方时，有人捡到了一张油印文件，这张文件四寸宽，被捏得皱皱巴巴，显然已在很多人手中传递过了。
郭勋祺将文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是红军制定的一份秘密军事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红军将在土城附近张开口袋，将他的旅全部歼灭。
联想起红军近日都是稍事抵抗便即行退却，郭勋祺感到计划可能属实，于是马上传令前卫团停止追击。
油印文件如何会失落，现在已无从查考，但它的内容却千真万确。
当时遵义会议已经结束，曾经靠边站的毛泽东再次走上了军事指挥的舞台，突然从屁股后面冒出来的川军引起了他的注意和重视。
通过情报，得知郭勋祺率领的不过是一支川军孤旅，仅三个团，六千之众。毛泽东大感意外，说红军有数万之众，他敢于以六千人不知死活地猛追，真是一个自寻死路的莽子。
毛泽东在江西不知击败了多少敌军，连张辉瓒都中了他的诱敌之计，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川军小将哪被他放在眼里，不过是桌上的一味下酒菜而已。
潘文华加强防御后，红军往北受阻，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北守南攻”的策略，先集中力量消灭从后追击的郭勋祺。
就在郭勋祺捡到油印文件的前一天，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通报全军：“吸引敌人（郭勋祺部）于土城之东，准备会合三、五军团共同歼敌。”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第一仗，对打好这一仗，从他本人到整个中央红军高层都相当重视也极有信心。
1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专门抽出半天时间，到土城后山再次观察了战场地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则对部下说：“你们准备啊，准备接待俘虏”。
一张小小的油印文件，把郭勋祺从覆灭边缘拉了回来，否则他就是“张辉瓒第二”了。郭勋祺惊出一头冷汗，他找了几个当地人，结合地图，对土城附近的地形重新作了一番研究。
风筝坝距离土城仅十五公里，一出坝就是关子门大山，翻过大山，便是深谷。这座深谷长达五公里，四周都是犬牙交错的各种小山头，只有中间一条可供单人行进的小道。从捡获的文件上看，此处山谷也正是红军要施行三面夹击的预设阵地。
郭勋祺询问当地人，得知关子门其实是绕远了，如果直走，应为狮子岭大山。
狮子岭距土城仅十二公里，就是说比关子门要近三公里，但来往行人都甘愿多走三公里，而不翻狮子岭。原因是狮子岭山如其名，此地形势险峻，杂草丛生，常有毒蛇猛兽出没，而且无路可通。
一查地图，上面确实只标示了关子门这一条路。
眼前不是“鬼门关”，就是“狮子国”，似乎横竖都过不去，郭勋祺颇不甘心，便问当地人：难道就从来没有人翻过狮子岭？
回答说，也有，不过不是行人，而是那些打柴割草的。
郭勋祺眼前一亮：“如果有打柴割草的人来往，部队当然就可以攀登上去。”
他随即抽出一营翻越狮子岭，直插通往土城的道路，同时派兵增援关子门方向的前卫团。
前卫团沿途都没发现红军，还以为红军早就逃得没影了，等到郭勋祺的传令兵赶到，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遵令先占据山谷内的有利地形。
伏击不成，毛泽东转而组织三、五两军团，向控制着猫猫岩、青杠坡、凤凰嘴等高地的川军发起进攻。
红三军团以彭德怀彭大将军领衔，红五军团号称“铁后卫”，都是中央红军响当当的主力，即便不预先设伏，打一个团也没问题。
一开始川军的前卫团确实摇摇欲坠，但在郭勋祺派出近一个团的援兵后，很快就稳住了阵脚。
郭勋祺旅属于刘湘手下最精锐的部队之一，此前一直在成都担任警备。该旅不仅兵员比普通旅多，而且武器较好，配有轻重迫击炮和机关枪，出发前，每个士兵携带子弹都超过一百五十发。
中央红军此时的兵员数量和战斗力则远不如江西时期，军团论编制应为一个军，但长征时，红三军团只剩下四个团，红五军团三个团，每人只能配发二十发子弹，战斗打响后，又处于仰攻状态，歼灭战变成了攻坚战，作战之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红军向三个高地发起的进攻均未能成功，毛泽东等红军高层都十分意外。
感到格外庆幸的是郭勋祺。
趁着傍晚双方休战的间歇，他来到关子门，亲眼见识了山谷中那条单人小道，小道仅一米多宽，骡马不能并行，比想象中还要狭窄，周围除了陡峻高山，就是悬崖深谷。
郭勋祺长叹一声：“此处真是天险，我们幸而拾得红军的计划，未走小道，天险也各占一半，不然真要全军覆没了。”
未能如愿歼灭郭勋祺，使毛泽东对尾追川军的数量和实力产生了怀疑，遂要求军委二局尽快侦听和破译川军的无线电码。
军委二局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机构，里面云集着一批红色谍报高手，专门负责破译电报。毛泽东后来说，军委二局是“走夜路的灯笼”，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电码捕捉到了，但一时破译不出，原因是刘湘使用的密码系其自编，要破译的话，难度很大。
没有“灯笼”，也得先摸黑“走夜路”。当晚八九点钟，红军再次发起攻击，枪声浓密，战况较之白天也更加激烈，机关枪和迫击炮声震撼山谷。
郭勋祺深知土城一战不仅决定着他这个旅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全局的成败，因此一面急调最后一个团参战，一面向刘湘发报，催促各部尽快向土城会师。
红军夜战仍未能奏效，土城道路两边已躺满伤兵，谁都知道战役绝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毛泽东决定从次日凌晨开始总反攻，力争在两到三个小时内结束战斗，解决郭勋祺，同时调红二师前来参战。
1935年1日28日，拂晓。
红军的总反攻尚未打响，偷越狮子岭的川军突然出现。相对于关子门，狮子岭对土城的威胁更大，红军立刻投入重兵阻击。
郭勋祺既要顾及关子门，又不能放弃狮子岭，鉴于兵员不足，他想了个办法，就是把营拆成连，每次前方觉得顶不住了，就增援一个连。
这不是普通的步兵连，而是手枪连，除人手一支盒子炮外，还有八挺手提式机枪，有的甚至配备了机枪班，当年刘湘就靠它起家，火力很是生猛。
川军逐渐从守势转向攻势，红军方面本来预料两到三个小时结束战斗。但战至中午，非但没能扩大战果，从狮子岭冒出来的川军还一度逼近了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所在的前敌指挥所。
毛泽东当时在土城后山观战，从后山可以看到前敌指挥所，前方险情令他吃惊不已，而此时红二师尚未到达，只能让陈赓率军委干部团临时救急。
军委干部团成员皆为连排以上干部，每人头上一顶德式钢盔，配有手提式机枪和马刀，其威猛程度又超过了川军的手枪连。
经过一番短兵相接的搏杀，干部团不仅将川军击退，还俘虏了几名受伤的官兵。
正在后山观察战局的毛泽东当即称赞道：“陈赓，可以当军长！”
发现“戴钢盔的红军”冲上了狮子岭的山顶，郭勋祺急忙再抽一个营用于增援。这个营的营长叫韦斌，外号韦驮，他正要出发，郭勋祺喊住他，对他说：“韦驮是护法神，诸邪看见都要回避，希望你把法术和威力都拿出来，使邪魔鬼怪逃之夭夭，以保护本旅平安得胜。”
众人听后一齐大笑。
郭勋祺作战，每个团都要派参谋人员督战，随时向他进行报告。这个时候他还要插科打诨开玩笑，是因为他已经知道战场开始对他不利，所以得设法调节一下气氛，以免部属过于紧张。
午后果然是一个转折点，红二师赶到了。
若以战斗力而论，中央红军中，红一军团是王牌，而红二师又是王牌中的王牌。他们的到来，带动了红军在关子门一线的反攻，红军开始像潮水一般猛袭而来。
川军接连失去关子门山谷内的几个山头，各部弹药即将耗尽，躺在山脚下无法送出的伤员则越聚越多，已达数百人。
部下见战局不利，便请示郭勋祺，再调援兵或从狮子岭抽一个营来助战。
郭勋祺已经把近乎整旅都压了上去，身边只剩下最后一个手枪连，哪还有什么多余的援兵。而狮子岭能吸引红军干部团出马，说明其重要性非同寻常，所以也抽不得。
郭勋祺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让前线硬撑，同时再次致电刘湘，催促各部速赴土城。
郭勋祺一个人在土城唱戏，都快唱岔气了。他对这些“友军”的行军速度多少都有些意见——走得也太慢了，说不定还没等你们赶上来，我就要被人打烂了。真应了那句话，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就在这天下午，军委二局破译出了川军的密电码，从中得知，川军正在向土城合围，由此判断，对面的敌军可能不止一旅。
正好军委干部团抓到了俘虏，其中有一个叫王清泉的手枪连连长，被认为有很高的情报价值。在彭德怀和朱德都见过此人之后，毛泽东决定亲自讯问。
当问到兵力多寡时，王清泉唯恐讲少了，红军攻得更猛，便信口胡吹，供称除自己属郭勋祺旅外，又说潘佐旅在风筝坝作总预备队，廖海涛旅在后面跟踪而来，其余各旅正向土城推进，远的六七十里，近的只有三四十里。
在王清泉说这番话的时候，潘佐旅离土城还很远，更不可能在风筝坝作什么总预备队。但土城一役中郭勋祺旅所表现出的战斗力，却使毛泽东对王清泉的话确信无疑：对面川军不是一个旅，而是两个旅，此外尚有八九个旅将加入战团。
毛泽东还从王清泉口中了解到，刘湘共派了十二三万部队在长江南岸布防——当然这也是在吹牛，不过显然对毛泽东随后的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天下午的战况似乎在验证王清泉的话，不管红军如何占据优势，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郭勋祺的阵地。
红军高层开始进行紧张的探讨，到傍晚，终于达成了共识，即迅速撤出土城，西渡赤水河，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从泸州北渡的计划。
1935年1月29日，上午。
前方向郭勋祺报告，弹药快打光了，如果还不补充，只好束手待毙。郭勋祺无计可施，只得跑去前线，当着官兵们的面，把刘湘、潘文华给他的电报读了一遍，无非是“各旅正兼程向土城合击而来”，不过是画饼充饥地给众人打打气罢了。
一番抑扬顿挫之后，他忽然发现有哪里不对劲。
怎么没枪声呢？
旁边的参谋很是机灵，赶紧来了一句：“可能是敌人侦悉我大军前来包围，先行逃跑了吧。”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怕就怕不是啊，一个小时后，各处纷纷来报：“红军撤走了。”
其实红军在天亮之前就已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着手进行撤离。
毛泽东传令，必须轻装前进，那些从江西瑞金一路抬到赤水河边的辎重，包括x光机、山炮、迫击炮、重机枪，全被拆成零件，扔进了赤水河。
前方指挥官跟统帅部的感觉并不完全相同，彭德怀接到撤退命令时还觉得很奇怪，问这是在干什么，传达命令的干部说：“准备渡河，还不过，想当俘虏啊！”
为了不被川军发现，朱德负责组织了两次佯攻，直到掩护主力渡过赤水，才悄悄撤离，这就是“四渡赤水”中的“一渡赤水”。
郭勋祺算是大难不死。
当他进入土城时，有人向他恭喜：“旅长的洪福大到齐天啊。”
郭勋祺撇了撇嘴：“什么洪福齐天，如果再打半天，子弹一完，管叫你们饮弹入地。”
除了那张捡到的油印文件救了他一命外，还得感谢那个“大话王”王清泉。
红军撤退前，王清泉被予以释放。听完王清泉的汇报，郭勋祺瞪着眼说：“你把我军实情告诉敌人，是犯了泄漏军机的大罪，按照军法，应该枪毙。”
王清泉却有他的解释：“我们单单一个旅，与数倍之敌大战两昼夜，伤亡很大，预备队已经用完，子弹也所剩无几，要等那些援兵来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大话王”一语惊人：“我这是在故意夸大其词，把敌人吓退啊！”
不管王清泉被讯问时是不是真的在用“退兵之计”，至少他这个解释还算合理，郭勋祺有点明白红军为什么会突然撤离了，他顿时转怒为喜：“妙计，你不愧上过军官学校，我奖你一百元，等你养好伤，再升你为营长。”
土城战役前，正是川军士气普遍低落之时，急需“攻克土城”这样的消息提提精神，刘湘闻讯，立即晋升郭勋祺为模范师师长，同时在四川报纸上大肆宣扬，称之为“土城大捷”。
一个“土城大捷”，并未从根本上动摇中央红军北上的决心。毛泽东撤离土城，只是为了寻找新的渡口。
从军委二局截获和破译的情报上分析，赤水河以西的叙永、古蔺一带原本兵力就极为空虚，自土城战役开始后，原拟增防叙永的刘兆藜旅已前往土城，目前这两座县城的兵力一共才一旅一团，正是乘虚而入的绝佳时机。
“一渡赤水”为的就是攻下叙永，从而为从宜宾北渡赢得先机。
在判断出红军这一战略意图后，刘湘又着急了起来，他赶紧让刘兆藜赶赴古蔺阻截，然而还是迟了一步，红军早已穿过古蔺，直奔叙永而去。
1935年2月2日，中央红军开始攻打叙永。执行攻城任务的是红二师，担任前敌指挥的则是红一军军团长林彪。
这是当时中央红军可以排出的最豪华阵容，从部队到指挥官。但是战斗并不顺利，整整一天都没能破城，而城中守军只有川军的一团二连，此外还有五个民团性质的“义勇大队”。
叙永最初为黔军所镇守。黔军从武器装备到战斗力都很差劲，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黔北后，对着黔军便是一顿横扫，黔军早已被赶得无影无踪，此城这才由川军接防。
“六路围攻”和万源战役的失败，对于刘湘来说，可谓刻骨铭心。自那以后，他不仅推广“新战法”，而且有针对性地研究了红军的突袭和游击战术，试图从中找出破解之法。
第二十一军从连排军官开始，就训练如何筑城建壕，如何构建散兵壕、交通壕、机枪掩体以及碉堡，这在川军军官中已成为基本功。
叙永川军就是受益于刘湘的这一变革，他们在防御上显得颇有章法。红军攻城困难，首先就受制于城外修筑的碉堡群：城外有八座碉堡，小山上有两座石碉，尤其后者，可俯瞰全城，是防御中的主要支撑点。
入夜之后，林彪改变战术，重点盯住石碉，采用爆破器材和优势兵力，方将石碉拔除。
再攻城，还是攻不上去。
川军同样加强了夜间攻防战的演练，刘湘甚至说：“只要我们能在夜间跟红军打个平手，就可稳操胜券。”
除了能与城墙形成掎角之势的八座碉堡外，城外还有护城壕，设置了鹿砦和防备红军夜袭的照明坑。
这一天是红军攻势的顶点，到了次日，双方已处于对峙状态，红军虽也时有来攻，但明显不如第一天猛烈，连守城川军都意识到，红军再无能力进行持久攻坚了。
因为援兵赶到了。
刘兆藜在叙永附近与担任警戒的红一师前卫部队交火，因大雾弥漫，难以辨识方向，作战红军一度与总部失去了联系。
当天晚上，红军高层作出决定，撤出叙永，前往云南。
1935年2月16日，中央军委向红四方面军发出电报，表示已放弃了拟从泸州上游渡江北上的计划。
早在土城战役之前，红四方面军即接到中央命令，要求他们西渡嘉陵江，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进。
接到中央来电后，红四方面军内部展开讨论，有人提出，是不是干脆以主力南下，直接打到长江边与中央红军会合。大部分人都觉得没有把握，此议只好作罢。
俗话说得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经过将近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也由八万锐减至六万。同时，川陕苏区元气大伤，战役结束后，徐向前从前线回到后方，沿途所见，“良田久荒，十室半毁，哀鸿遍野，令人触目惊心”。
张国焘一次在与徐向前闲谈时，曾问：“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财力都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
言下之意，已对民尽财穷的川陕苏区失去信心。
也就是说，即便中央不来这份电报，红四方面军也在考虑向其他方向发展，西渡嘉陵江遂成为头等大事。
从1935年2月初起，徐向前发起陕南战役，兵出汉中打击杨虎城，但这只是虚晃一枪，为的是吸引嘉陵江沿线的川军北向，以便从嘉陵江中段实现突破。
到中央红军宣布放弃北上计划时，红四方面军已是箭在弦上，非渡江不可了。
强渡嘉陵江，徐帅选定的目标又是那个倒霉的冬瓜。
川中诸侯，以田颂尧第一个与红军交手，也就等于第一个遭殃。此后就留下了心理阴影，不仅军心涣散，而且官兵无不畏红军如虎。偏偏分摊给田颂尧的防线还特别长，全长七八百里，三十多个团铺上去，平均二十多里地才一个团，根本无法全部顾及，只能是守点看线。
咬不完的牙，着不完的急，田颂尧只好自己骗自己，先在江边转了一圈，看看筑的碉堡，想想红军若要强渡的话，必然要暴露于碉堡群的火力覆盖之下，红军应该不会出此下策吧？
接着又扫视了一下江面，似乎觉得更有把握，因为他已经把江中所有的船只都弄到西岸和下游去了，没有渡船工具，嘉陵江又不能徒涉，红军难道能飞过来？
虽然有了这些垫底，毕竟还是有些心虚。
让田颂尧及其部下感到格外恼火的是，他们得不到嘉陵江东岸红军的一点真实情况，派去侦探，带回来的情报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由于不知红军虚实，田颂尧的部下何瞻如便求上了神仙。
何瞻如在关帝庙设了个神坛，找两个道士扶乩，把什么关公、观音、玉皇大帝一股脑全召了来，请这些“神仙上级”发指示。
每个“神仙上级”都来了一趟，乩笔上都说：“红军要失败，要消灭，不会来。”
何瞻如高兴了起来，他准备春节回成都娶姨太太，走之前，又去扶了一把乩。这次不仅关公亲自登坛赏光，而且还破例赐了何瞻如一首诗，说的是：“跨骑赤兔下南天，嘉陵江边好清闲，将军各自放心去，红罗帐内戏婵娟。”
何瞻如乐得哈哈大笑，一颗心完全落了地，他立即打电报给田颂尧请了假，经过批准，这哥们放心大胆地去成都“戏婵娟”了。
嘉陵江边却并不清闲。
何瞻如呼呼地走了，正好红军飕飕地来。田颂尧不知道，徐向前已在离嘉陵江几十里远的地方大量造船，在发起强渡之前，这些船只都被抬到江边，只是做了伪装隐蔽，看不出来罢了。
1935年3月28日，一个风雨之夜，由徐向前和张国焘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分三路强渡嘉陵江，其突破区域正是何瞻如防守的正面。
突破之后，川军乱得一塌糊涂，电话打来打去，乱喊乱叫，负责侦听的红军通讯队听得清清楚楚。
那边川军不知要点已失，还打来电话问：“红军到哪里了？你们怎么样呀？”
有人回答得很干脆：“老子是红军，你们完蛋啦!”
徐向前灵机一动，让通讯队伪装川军对答，更加剧了川军的混乱。
通过嘉陵江一役，红军全盘接收田颂尧的沿江防线，为继续西进打开了通道。
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明令将田颂尧撤职查办，由孙震接替指挥，以“戴罪立功”。
此前，田颂尧已知前景不妙，曾急电自己驻重庆的代表向刘湘求救。从早上到中午，求见三次，都被门卫婉言谢绝。
这个代表知道“主公”已危在旦夕，最后怒形于色地说：“今天见也要见，不见也要见，非见不可。”随即将名片摔在了地上。
名片摔得很没有出处，因为刘湘也深恨冬瓜不争气，早就不想保他了，可是见田颂尧的代表赖着不肯走，也不得不出面敷衍。
刘湘说：“我已将你们的意思转达给贺元靖（贺国光的字），他表示只能听候委座（蒋介石）处理，似无折中余地啊。”
田颂尧的代表当然知道“听候委座处理”是什么后果，因此一再坚持：“甫公何不马上就以总司令的命令处理。”
田颂尧希望打两下屁股就算，但蒋介石和刘湘却是准备开除冬瓜的学籍，代表拼命恳求，也只是让蒋介石的命令延迟发布两天而已。
1935年4月4日，孙震召集军官开会，宣布：“军长这两天有病，命令我暂时代理他。”说完之后，他就离开了，但却在桌上丢下一张纸，众人面面相觑之后，捡起一看，才知道是对田颂尧的撤职查办令。
一朝天子一朝臣，整个军部立刻被愁云惨雾所笼罩。
有亲信前去田颂尧公馆探视，见那里竟然连个警卫侍从人员都没有了，田颂尧正患腹泻，可怜兮兮地躺在床上，二人相对黯然，不觉泪下。
孙震倒也真做得出来，和田颂尧交接之后，便来了个大清洗，军部原有官佐除个别留用外，全部停职遣散，让他们另谋生路。
距离成都巷战三年后，田颂尧的“事业”还是彻底完蛋了，一只好端端的大冬瓜摔得粉碎。
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虽然基本放弃了川陕苏区，但通过连克涪江流域的九座县城，部队又迅速扩充到了八万，加上从川陕苏区撤出的其他人员，总计不下十万之众。
蒋介石、刘湘自然不会让红军这么悠闲自在，紧接着便从各个方向调兵合围，连胡宗南也率部进入了四川境内。
无论北面的红四方面军，还是南面的中央红军，此时都在急切地寻找着新的会合地点，西康逐渐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却说刘文辉退到西康后，经济极为困难，早已是穷途末路。他的部队仅能够勉强果腹，士兵衣不蔽体，跟叫花子差不多，虽然旧部中陆续来投的军官很多，但都只能暂时收容，连工资都发不出。
为了能向刘湘多要一点粮饷，刘文辉经常进行内部编制调整，一会扩团为旅，一会扩旅为师，可是扩来扩去，实际兵力尚不足两万。也就是说，现在的刘文辉比落魄时期的杨森还要可怜。
因为天高皇帝远，刘文辉没能参加“六部围攻”，这倒让他避免了损失，内心颇感庆幸。然而很快，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并且一直盘旋于黔西北，大有杀入西康的模样，这让刘文辉又心惊肉跳了起来。
我都躲到这种鸟不生蛋的地方了，还有人惦记，这真是不让人活了。
此时的刘文辉两手空空，那什么诸葛的脑子，哪吒的风火轮，菩萨的法力，还有关二爷的青龙偃月刀，他都恨不得有人能借给它，那样就不怕红军了，可惜全没有。
刘文辉已退无可退，但也不可能兵来将挡水来走先，一遁了事。他能做的，至多是掩耳盗铃，严密封锁消息，以免动摇军心。
其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一度回师贵州，作进攻贵阳之势，刘文辉及其部下又产生了幻想：红军应该不会再来跟我们挤这么个不毛之地了吧？
一番揣测推敲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红军要入西康，必经金沙江至大渡河。那是半个多世纪前石达开所走的线路，沿途山路崎岖，人烟稀少，并不利于大兵团运动，石达开的兵败覆灭，即与此地理相关，红军哪里会再钻这个牛角尖。
可红军的出现，就是要改写历史，趁滇军开赴贵州救急，毛泽东突然一个回马枪，又杀回了云南。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本人认为是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应该说不是笔笔都那么顺利，但最后调开滇军这一笔，确实很漂亮。
接下来，他要重走石达开的老路，不是走向覆灭，而是走向胜利。
除了认为红军不敢走“石达开线路”外，刘文辉先前抱有侥幸心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薛岳的“中央军”一直紧紧跟在红军后面。
他也对此做过预案，即假如红军真的奔西康来了，他得堵，当然能否保住他的地盘，并不取决于此——中央红军的力量尽管不如长征前强大，可要扫平西康这点部队，还是游刃有余的。
刘文辉全部的希望，其实都寄托于两点，即红军在“石达开线路”上自生自灭，以及薛岳早点赶到。
替刘文辉驻守金沙江的，是他的侄子、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
说是要守金沙江，刘元璋却一反常态，他在金沙江沿岸只布置了两个团，其余兵力都设于后面的会理、德昌、西昌等三线。
刘元璋的分析倒也不是没有道理，他说金沙江的江防线和嘉陵江一样漫长，不易防守，若被红军突破一点，便会全线崩溃。因此，守江不如守城，守面不如守点。
刘元璋的出发点跟刘文辉差不多，就是将兵力全部集中于县城，只要守住几天，等薛岳一到，红军自然就离去。
此外，三线分配的兵力也不同，基本表现为前轻后重，前面兵力少，越往后面兵力越多。
刘元璋对此自鸣得意，他的参谋长告诉别人，这是为了“麻”内行：红军打仗内行，通过这种摆法，可以给红军造成一种城内守军越来越强的印象，那样红军就不会拼命攻城了。
从后往前数，刘元璋亲率两个旅驻于西昌；德昌有一团一营；到了会理，就仅有一个团；再到金沙江沿线，总共就两个团，却承包了所有江岸。
如此排兵布阵，最痛苦的莫过于一线将领，即刘文辉的另一个侄子刘元塘。
区区两个团，怎么分都不够摊，只能重点设防。有的地方认为红军必过，就多放点兵，有的地方一看就知道红军不会光顾，便少放点兵，或干脆用其他代替。
哪里是红军必不会考虑的呢？
刘元塘得出的结论是，通安渡口。
通安渡口是川滇两省的正道，云南入四川，或者四川进云南，都是从通安渡金沙江。按常理，通安才是守军设防重点，但刘元塘偏偏不这样想。
红军擅长避实击虚，绝不会碰硬钉子，而且既是正道，薛岳也一准会奔此而来。两两相加，说明红军反而不会把通安选作强渡地点。
岷江大战时，刘元塘曾嚷嚷过要扮演“川南红军总司令”，如今他又站在红军的角度来了个逆向思维。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都有些佩服自个儿了：川军战将要都有我这么聪明，那能避免多少悲剧啊！
于是，通安就成了刘元塘最节省兵力的地方，他一个兵都没放，只是将此地防务交由通安的江防大队负责。
这是刘元塘另一个自认为精巧的构思：江防大队从大队长到队丁，全都是通安人，在通安闭着眼睛都能走路。一旦觉察到江岸对面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便可向离通安十几里外的一个营报告，到时该营紧急赶来通安堵截，也完全来得及。
像刘元塘这样的粗人，能考虑得如此周密，也实在不容易。可惜的是，人生无剧本，它往往就像打发乞丐一样，你要钱，它偏给你饭，你要饭，他偏给你钱。
刘元塘想要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江防大队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很二的角色——岂止是二，还是二的平方。此君不知道红军有多厉害，接到命令，说要封锁渡口并检查行人，还以为捡到了发财机会，那个乐啊。
他把南岸所有渡船都拉到北岸，只留下一条船在南岸，干什么？做生意。
有人要渡江，每位收费一元，客商则要加收半元，连抬滑竿的轿夫和邮差都照收不误。
到了“四渡赤水”后期，刘文辉、刘元塘等人惶惶不可终日，江防大队长却是数钱数到手软：在战争的压力下，过境民众剧增，生意火爆。
摆渡生意好，寄宿生意也水涨船高，通安的客店、茶馆乃至于烟馆里都住满了人。
这些寄宿客人，除了商人、行人、路人，还有红军！
刘元塘以为红军不会强渡通安，然而人家看中的，恰恰就是通安，而且用不着强渡，巧渡即可。
红军一人付了一元，坐着江防大队的渡船就过来了。
1935年5月3日，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先期潜入的红军侦察组发起突袭，江防大队不战而溃，利用搜得的七艘渡船，干部团率先渡江。
与干部团交手后，那个协防的营被打到伤亡过半，只得退往通安后方。
刘元塘在会理接到电话，他预料江上渡船不多，红军大部队不可能一下子全渡过来，已渡江的必然只是少数先遣部队，因此立即率会理城内所有的部队驰援，想把红军迫回南岸。
可惜他不知道干部团是什么威力。在通安以北，双方连续激战数个小时，川军崩溃，随刘元塘逃回会理的仅四百残兵而已。
如果红军奋起直追，不需后续部队，只消一个干部团，攻下会理都没问题。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红军没有继续穷追下去，原因是红军高层没有把攻占会理放到首要位置，当时考虑的是大家能否顺利过江。
1935年5月5日，中央纵队过江。毛泽东过江之后盛赞刘伯承指挥有方，避免了中央红军走上绝路：“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我早知道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中央纵队安全脱险，但后面还有各大军团。金沙江江宽水急，无法搭建浮桥，人多船少，渡江并非易事。
1935年5月7日，红三军团全数过江，而红一军团还未上船。
正是因为关注渡江，毛泽东迟迟没有下达攻占会理城的命令，使刘元塘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耳闻不如见面，一交手就挨了揍，曾让刘元塘惊惶万状。
红军的先遣部队就这么难搞，看来会理很难守住。可是不守吧，又要受军法制裁。在这上面跌了大跟斗的，前有守嘉陵江的田颂尧，后有号称“贵州王”的王家烈。
田、王都是军长一级的大佬，尚遭严厉处分，刘元塘不过是只小虾米，轻轻一捏就完了。
惨事不能想，越想越绝望。刘元塘本一介粗人，自以为从来天不怕地不怕，连扮红军总司令这种要“满门抄斩”的话都敢说，但到了此种地步，也不禁急得哇哇大哭起来。
当时川军中流传着一种谣言，说红军对于俘虏，士兵留做苦役，军官一律残杀，家眷还要编为慰劳队，用以犒劳有功人员。
刘元塘既畏军法，又不甘于“被杀”，坐守待援似乎也是死路一条，人都快被逼疯了。
横竖都是死，他最终选择了死守。
刘元塘的俩老婆本来已被他送走，分别之前刘元塘一人“赠”一包毒药，嘱咐她们如果被红军抓住，就赶紧服毒自杀，以免被扔进“慰劳队”，现在又赶紧派人给追回来，准备着要死死一起。
刘元塘将退下的残兵和城内的留守人员编成作战部队，在城外高地构筑防守工事，同时一边向刘元璋告急求援，一边分头飞调担负江防的两个团撤回会理集中。
刘元璋答应派一个团增援，但他对守会理更无把握，在电话中就吩咐刘元塘，实在不行就放弃会理算了。
事到如今，刘元塘岂能说弃就弃：你不过是舍不得你那个团，我可是身家性命全在这里了。
刘元塘怕刘元璋收回成命，索性派副官快马北上，非把增援部队接来不可，你想来得来，不想来也得来！
1935年5月7日，在红三军团迫近后，刘元塘自知不敌，被迫将城外部队全部撤回城内。
第二天，红一军团渡江，红军两大军团的先头部队先后进至会理近郊，毛泽东正式下达了攻占会理的命令。
这是城内人心最为慌乱的时候，援兵尚未到达，城下红军却已如潮涌来。
刘元塘站在城头，迎来了一批被红军释放的俘虏，这是通安作战时受伤被俘的十几个官兵。其中有个排长，他说：“红军不但不杀人，对我们还很客气。他们官兵服装一样，都在一起吃饭，营长、连长都不拿架子。如不告诉我们，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官。”
守城士兵大感惊奇，都围上来问这问那，听到没有传说中的“留做苦役或被残杀”，人的心理状态明显就不一样了。
这时城内又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是“红军中，官、兵、夫，起居饮食一样”，下联是“白军内，将、校、尉，阶段薪饷不同”。白军系由苏联引入的名词，这里指的是与红军作战的军队，包括川军。
对刘元塘来说，俘虏带回的信息和那幅对联，简直比“四面楚歌”还可怕。置身于重重压力之下，他就像一只被拉伸到极限的弹簧，困兽犹斗之下，整个人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刘元塘红着眼睛，提起马刀，亲手杀死了释放回来的所有俘虏。然后又追查对联的来源，最后追查到两个来历不明的道士，刘元塘连他们也杀了。
刘元塘双手沾满鲜血，成了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但总算震慑住了军心，没人再敢说动摇二字。
援兵终于来了。
刘元璋派出增援的聂团从西昌出发后，沿途便听到风声，说红军势大，去会理无异于白送卿卿性命，早就魂不守舍。
当刘元塘派出的副官赶到时，聂团正要打道回府。来人亮出刘元塘的命令：星夜赶来会理，如敢延误，军法处置！
跟红军作战固然危险，可听听“刘魔王”的口气，返回西昌的话更危险，两险择其轻，聂团只得硬着头皮往罗网里钻。
红军急于合拢包围圈，自然要把援兵挡在城外。刘元塘在城头看得真切，赶紧带上两个连冲出北门，一番交战后，将聂团接入城内。
过了一会，西门外又枪声密集，刘元塘判断，可能是江岸部队撤回，为红军所阻。
这时包围圈已越来越紧，刘元塘把心一横，tuō_guāng上衣，只穿一条短裤，腰上拴一红肚兜，手舞马刀，领着三个上了刺刀的步兵连出城接应。
“刘魔王”变为“红孩儿”，左右都是妖怪，不过好歹把人接进了城内。
一看不是两个团，只有一个团。原来，在接到刘元塘回防的命令后，其中一个团以为回防会理必无生路，已直接逃往西昌去了。
刘元塘恨得牙痒痒，但既然已有两个团，先守着再说。
除留下两个营作为预备队外，他将所有部队都派上了城头防守，平均每个垛口分两个兵。
晚上，刘元塘又将浸透煤油的棉花团作为引火物，抛到城外民居之上，将其烧毁，既防止红军利用民居接近城垣，又借以扫清射界。
1935年5月9日，包围圈完全合拢，由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向会理发起猛攻。
起初，川军没有守城经验，喜欢伸出头向下查看，因此常被红军击中头部。以后学乖了，官兵纷纷用城砖或铁板遮着脑袋，才减少了中招的几率。
刘元塘在每个垛口都摆了瓦罐，里面装满石灰，当红军用云梯或钩锁登城时，守军便立即投掷石灰罐，红军眼睛被石灰刺伤，导致无法前进。
红三军团伤亡很大，一名团参谋长战死，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素以能打硬仗著称，但面对刘元塘的固守，也感到难以速战速决，遂建议放弃攻城计划。
当天晚上，在金沙江南岸担任掩护的“铁后卫”红五军团渡江，中央红军全部过江入川。船只则被一个不留地予以烧毁，使得追到南岸的薛岳暂时只能隔河兴叹。
红军高层据此向彭德怀发出指示，要求继续攻打会理，如强攻不成，应加紧进行坑道作业。
在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要想短时间内攻克城池，所用办法无非这两种，彭德怀于是传令用步枪对垛口进行密集射击，用以掩护坑道作业。
枪声很密，却再无人架梯攻城，刘元塘又不傻，很快便发现不对劲，红军恐怕是要施展“土行孙”的绝活了。
刘元璋派来增援的那个聂团长很有些头脑，紧急状况下，他向刘元塘献计，说可以采用“瓮听法”来对付。
无论是红军的坑道作业，还是川军的“瓮听法”，其实都并不新鲜。早在清末，太平军即采用“穴地攻城法”，也就是在城下挖掘地道，然后用炸药进行爆破，利用这一方法，太平军曾经屡试不爽，最后一直攻到了南京城下。
“瓮听法”系清末名将江忠源首次广泛采用，自这一防守战术问世后，“穴地攻城法”才遇到了克星。
刘元塘依计在城墙下到处挖掘一米半深的土坑，把空罐子放下去，用以查探红军挖坑道的位置。其后，果然听到西北城角有挖土的声音，刘元塘除挖沟灌水外，又集中兵力在西北角防堵。
1935年5月10日，半夜时分，忽然天崩地裂一声巨响，西北城墙被炸塌一角，红军冲上城墙。
刘元塘提刀上阵，一面堵缺，一面交战，交战过程中，这疯子受了伤，满脸是血，但仍立于阵前督战。
由于土湿泥陷，红军无法沿塌陷的坑道跟进，加上川军有了防备，红三军团发起的首次坑道突袭遭到失败，已入城的少数红军悉数战死。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川军上下已心有余悸：如果红军再来两次坑道作业，怎么堵得住？
于守城而言，最怕军心动摇，军心一动摇，便什么都完了。刘元塘赶紧再想新的主意。
第二天，一个消息在城内盛传开来，人们交头接耳：“昨晚很多人在城墙上看到了关公！”
据说，这个“关公”全身披挂，手握大刀，坐在城墙之上，光身子便有三米多高哩。大家都相信，昨晚红军攻城失败，实乃“关公”护城之故，于是接连几天，都有人拿着香到关帝庙敬神。
与天、地、神相比，人实在是太脆弱了，有了“关公”护佑，守军都安下心来，这个道理，跟义和团念了符咒，便相信自己刀枪不入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1935年5月12日，红军在会理近郊召开会议，很多将领都对会理攻坚战提出质疑，认为红军在撤出土城时，已将仅有的迫击炮和山炮抛弃在赤水河中，之后便没能攻入叙永，这次打会理不下，再次证明以红军现有的火力配置，无法完成攻坚任务。
红三军团大将黄克诚直言不讳：“我军可以绕过会理直接北上，不必攻打会理，决定强攻会理是一个失策。”
林彪干脆提出让彭德怀站出来指挥，毛泽东当即反击：“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
坑道作业继续。
1935年5月14日夜，红军从东城墙实施爆破，再次对会理发起攻击。在此之前，刘元塘已通过“瓮听法”侦察到了方位，并照上次的经验做了安排，城墙刚刚崩塌，川军便用手榴弹和石灰罐，甚至是迫击炮弹向红军大量投掷。
一个小时后，红军攻城失利。经过七天七夜的攻坚战，红三军团蒙受了重大伤亡，但仍没能撼动会理城防。
这是最后一次尝试，经过这次尝试，毛泽东也终于认识到攻克会理之难，他随即下令撤围会理，绕道北上。
因会理一战，刘元塘被蒋介石晋升为陆军中将，并通令全国。
自会理之后，红军便力避攻城战，同时用政略代替兵略。
身为川人的刘伯承被任命为先遣队司令，承担给大部队开道的任务。早在川军时期，刘帅便与德昌守将相识，他派人送了封信过去，告知对方红军只是假道西康，不想争城夺地，双方可以互不侵犯。
这德昌守将阅信后，觉得很有道理，人家经过而已，何必与之拼命呢，于是只象征性地打了一下，实际上是不战而弃德昌。
会理、德昌之后，便是西昌。驻守西昌的刘元璋虽比三国的刘璋多出一个字，但打仗的水平不见得更高，三线布兵，说要“麻”红军，其实大半是为了“麻”他自己：西昌的兵最多，可赖以壮胆。
他把刘元塘的一套搬了过来，也烧掉城外民房，做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架势。
红军进德昌，是因为不用打仗，既然西昌跟会理学，便不再逗留，而是绕道直插大渡河。
早在红军围攻会理时，其进军路线就已非常明朗，就是奔着大渡河去的，这让雅安的刘文辉如坐针毡。
原本困扰刘文辉的，不过是穷，这倒也罢了，生活嘛，无非就是凑合着生，凑合着活，咬一咬牙便能挺过去。但当他看出红军的矛头所向，就觉得挺不过去了。
大渡河是刘文辉的第二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红军冲过这道防线，他在西康的大本营雅安便会无险可守，而雅安一旦被攻破，刘文辉也就彻底完了，他只能像田颂尧那样，给自己的毕生事业画句号。
这比让他死还难过。
大渡河一战，毫无疑问关系到刘文辉的生死存亡。如果他还处在全盛时期，根本眉头都不会皱一下，那个时候，若说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他啃不动的，无非两样：鹅卵石、牛犄角。
眼下，他早没了这副好牙口，部队士气低落，装备低劣，要跟红军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尽管刘元塘守住会理这件事给他挣了面子、捞了声誉，但刘文辉心里十分清楚，特例是无法复制的。
在与部将、幕僚反复商讨后，刘文辉决定将驻守雅安的第五旅调往大渡河。
第五旅守于大渡河北岸，南岸叫做安顺场，往西十里，就是石达开当年兵败之所：“紫打地”。
安顺场由地方官员负责管理。安顺场的这个地方官跟通安江防大队长类似，都是没见过世面、一脑子豆腐渣的土财主。在第五旅到达后，他本应带着地方部队撤到北岸，可却迟迟不肯挪窝。
倒不是这厮还不知红军的厉害，而是舍不得立即离开。
红楼梦中描写秦可卿办丧礼，用了王爷的“樯木”（实际应为楠木）棺材，此棺木号称万年不坏，细看时，“帮底皆厚八寸，纹若槟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珰如金玉”。
要论做棺材的上等材料，楠木以下，即为杉木。
安顺场一带就有沉埋于地下几千年的香杉木，雨季一到便会被冲刷而出，这些杉木经过水土侵蚀，已变成坚硬木质，永不腐坏，当地称为“建板”，价格很是不菲。
这些香杉不管在安顺场的哪个区域被发现，都属“政府所有”，当地居民必须报缴，并且在运走之前，还有看守责任，损坏了还要赔。
安顺场的地方官就靠香杉发财，如今雨季将到，一想到收不成杉木，做不了生意，心里就油煎火烧似的。
条条道路通罗马，红军也不一定就会来安顺场吧？要是不来，那就亏大了。抱着这种侥幸心理，地方官就跟北岸守军讲好：由他率地方部队留在安顺场，待红军到时再过河，这样南岸消息还不至断绝。
北岸提出了一个问题，说红军进军神速，要是你到时候来不及过河怎么办？
地方官的回答是，他已在通往安顺场的道路上设了十余座哨所，红军不是本地人，路径必然不熟，只要远远看见红军，哨兵便会抄近路向他飞报，他就算是慢慢收拾再过河，也来得及。
既然布置得这么妥当，北岸便同意了。
地方官没有忽悠，他确实设了哨所，可是他说红军不识路径，那就错了。
红军不是本地人，给红军带路的却是本地人。
红军绕道西昌，要经过三百里彝区（即彝海）。这里曾是汉族军队的畏途，当年石达开来到大渡河，就是因为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民围攻，才落到全军覆灭的。
最了解四川民情的是刘伯承。他在新川军中任职十几年，耳闻目睹，对彝区的情况很清楚。
在彝族聚居区内，有好几个彝族部落，彼此械斗不息。刘文辉治理彝区的办法是将各部落的一些头人抓起来，哪个部落敢闹事，就拿哪个部落的头人开刀。
刘伯承到彝区后，首先把头人都释放出来，以此与彝民取得好感，然后重点和其中一个部落的头人小叶丹接洽。
对小叶丹而言，刘文辉是敌人，红军打刘文辉，是敌人的敌人，当然就是朋友了。同时他也有借红军力量打败其他部落的念头，因此主动提出愿与红军结盟。
刘伯承遂与小叶丹在池塘边对天盟誓，结为兄弟，这便是有名的“彝海结盟”。结盟之后，小叶丹随即派人做向导，在三天内护送红军通过了彝区。
“彝海结盟”使红军有条件超越过去的历史，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红军）就有可能是石达开的下场。”
红军高层欢欣鼓舞，毛泽东对刘伯承说：“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小叶丹说服了呢？”
有了彝民向导，红军犹如装备了卫星导航。战后曾有人在路边拾得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图，沿途大小路径，里程远近，村落所在，居民多少，全都标注得异常精准，好像他们没来大渡河之前，就派人实地勘查过一样。
十余座哨所皆被一晃而过，哨兵别说抄小路报告了，红军什么时候过去的，他们都糊里糊涂，根本弄不清楚。
1935年5月25日，红军在拂晓前到达安顺场，将守军予以缴械。那个地方官从梦中惊醒后，赶紧翻墙逃走，匆忙中把脚都给摔伤了，由卫士背着，才在彝区躲藏起来。
南岸靠着两只船，是当初约定划往北岸用的，如今正好给红军使。
这两只船都是日常摆渡的小木船，每只仅容得下十人，刘伯承便挑选出十七名官兵，组成突击队，坐船过河。
对红军占领安顺场，北岸守军还毫不知情，等看到船只划来，刘伯承已在南岸建立了掩护阵地。
大渡河两岸地势，南岸比北岸高，在红军火力打击下，川军连头都抬不起来，更别提阻击了，“十七勇士”很快到达了对岸。
登陆的地点有一个营，但北岸均为横断山脉，沿河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兵力铺展不开，人再多，也不如十七个精兵管用，滩头阵地遂被红军牢牢掌握在手。
到第二天上午，红军一个团全部过河，川军第五旅直到此时才得以收拢兵力反攻过来。
刘文辉部队的落魄程度，在红军抢渡大渡河一战中毕现无遗。双方隔山对射，射程上，红军能打到川军，川军却够不着红军，结果刘伯承一个两翼包抄，就把第五旅给打垮了。
打仗无所谓，着急的是过河速度。
大渡河水流湍急，河底全是乱石，形成无数漩涡，当地人称为“竹筒水”。由于流速太快，无法架设浮桥，就连渡船，也要呈斜线才能冲到对岸，一共才两只小船，刘伯承算了一下，红军要靠渡船全部过江的话，得一个多月，这怎么行啊？
“石达开阴影”再次袭上心头，红军高层紧急磋商，决定兵分两路，即已过大渡河的为右纵队，未过大渡河的为左纵队，夹河而上，向上游的泸定桥挺进。
红军抢渡大渡河成功的消息传到雅安，刘文辉十分震惊。他也知道泸定桥是除渡船之外，大渡河上唯一的交通枢纽，因此赶紧将第四旅派往泸定桥，这也是他能拿出的最后一点本钱。
1935年5月27日，刘文辉亲赴大渡河背后的汉源城，构筑工事，积极布防。
刘文辉到汉源，主要为的是守雅安，在他到达之前，汉源城内只能用地方保安队来守城。这些保安队都没有枪，有人拿一把马刀，有人持一杆长矛，随刘文辉前来的警备旅成了守城主力。
不过从红军动向上判断，刘文辉认为其直攻汉源的可能性已经不大，最让他担心的还是泸定桥。
第四旅虽是奔泸定桥而去，但因为第五旅已溃退下来，它的侧翼和后方都受到了威胁，不得不分兵阻击，所以能派往目的地的仅为一团。
1935年5月28日，一个川军排最早赶到泸定桥，到时已是黄昏，他们就把所带的全团旗帜遍插泸定桥城中，以安定人心。
川军要守的就是那座著名的铁索桥，有人或许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此桥当时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
据说在蒋刘通话过程中，蒋介石就曾让刘文辉将泸定桥砍断，但刘文辉说不行，砍不得。
泸定桥建于康熙年间，距民国已近两百多年历史，桥上还有康熙御笔题写的桥名，因此刘文辉坚持不能毁坏。
蒋介石听后，沉默不语，刘文辉便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泸定桥上的木板拆掉。
那个黄昏，川军排要干的就是这个活。
因下着雨，又是长途跋涉，士兵疲困不堪，使得拆除桥板的进度极其缓慢，等天亮之后整团到达时，对岸红军左纵队的先遣部队也几乎同时到达，当然也就没法再拆桥板了。
隔河对射一天，守军顶不住了，于是在电话里向第四旅旅长请援，表示泸定桥已很难守住。
第四旅的其余部队也正遭红军右纵队攻击，情况混乱不堪，旅长才顾得上答一句：“我们这里也很紧张。”电话便中断了。
晚饭后，红军左纵队大部队赶到，火力更猛，桥头守军伤亡惨重，在无援可恃的情况下，这些人便决定乘夜色撤退，只留下一个班守桥断后。
守桥的班要放火烧桥，红军发现后才正式展开夺桥行动，将其全部歼灭，从而完成了长征中飞夺泸定桥的壮举。
1935年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经泸定桥通过大渡河。过河后，左右两纵队合兵一处，向川军第四旅发起进攻，该旅伤亡过半，退往汉源。
经过大渡河一役，刘文辉所属的第四、第五两旅都被打残了，原先每旅有三团，现在缩成两团还编不满。若不是红军自会理后不再随意攻城，加上薛岳和其他川军在后面紧追，汉源城中的刘文辉几乎要陷入绝境。
中央红军未入汉源至雅安这一线，他们避实就虚，从雅安旁边一擦而过，翻越夹金山，向川西北方向开去，刘文辉这才长吁了一口气。
几乎在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同时，红四方面军就撤出了涪江，一路西进，沿途虽有阻挡，但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哪里放在眼里，因此他们到达川西北的时间，要比中央红军早很多。
1935年6月16日，两大红军主力在川西北实现完全会师。
尽管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建立政府，但这里地广人稀，往往走上百里山路，都见不到一座村寨，并不适合大兵团久驻，因此会师之后，大家便考虑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最初决定向陕甘一带北进，不过那里有只拦路虎：胡宗南。
胡宗南很有战略眼光，他入川后别的地方都没去，就卡住一个松潘县城。松潘是从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要去陕甘，非攻下它不可。
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川西北时，就曾打过松潘，只是拿不下来，此次旧事重提。1935年7月，以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红军再次攻向松潘。
胡宗南与徐向前同为黄埔一期，无论练兵还是战术，两个黄埔同学都难分伯仲，徐向前或而正面突击，或而迂回包抄，胡宗南则凭碉固守，以静制动，红军多次攻击均未奏效。
因为无法进入松潘，红军只能从侧背的松潘草地穿行北上，艰苦卓绝的过草地开始了。
这是军事史上罕见的一次艰苦行军，到处都是水草和沼泽，找不到一点食物。能收集到的粮食，包括青稞都快吃光了，眼看着高原上已是寒气逼人，但官兵身上仍穿着单衣。
黄克诚回忆，在草地行军时，走在后面的人都用不着向导，只要顺着地上络绎不绝的尸体，便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
红军内部就在这时发生了严重分歧。张国焘认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要求停止北进，挥师南下，毛泽东及中央则仍坚持北上。
其实自两大红军会师后，问题就已经冒了出来，那就是听谁的？
没有会师前，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口号是“欢迎三十万中央红军”，对中央红军的敬畏之心不言而喻。
可现实是残酷的，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时，尚有八万六千之众，到达川西北时，只剩两万余人，且人困马乏，装备不整，人人身上破衣烂衫。反观红四方面军，仅主力部队就有八万，“兵强马壮枪多”。
除了实力发生巨大变化，大家对南下风险的判断也不尽相同，确切些说，就是对川军这一对手的评估存在较大的差异。
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先是击败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接着攻破刘湘亲自发动的“六路围攻”，最后强渡嘉陵江，可以说是鲜尝败绩，打遍川中无敌手，有绝对的理由不把川军放在眼里。
中央红军就不一样了。土城第一战便吃了亏，后面的叙永、会理也都打得不理想。朱德曾为此叹息道，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光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在攻打会理之前，中央红军其实已疲惫不堪，亟需用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和补充给养，但整整围攻七天七夜，连挖地道炸城墙都用上了，仍无法获胜。
此后红军在大渡河、泸定桥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靠刘伯承这条“川龙”发挥作用，要不然极有可能重蹈石达开的覆辙。
毛泽东对南下的认识，一言蔽之，是“绝路”。
1935年9月8日，张国焘致电中央，再次明确态度，一方面说北上“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另一方面认为“川敌弱”。他的想法是南下抢占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这样在粮食供给、兵员补充以及战略进退上，都较北上有优势，当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他：“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再没说别的，遂告辞而去。
1935年9月10日深夜，毛泽东和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及一些直属分队秘密北上，与张国焘分道扬镳。
一个月后，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把中央红军的北上判定为“逃跑”和“分裂”，同时宣布另立中央。
北上红军人数不多，仅八千余人，因此后来被命名为“北上先遣支队”。其余红军南下二过草地，最后重新集结于川西北的共有八万多人，除红四方面军外，还包括原属中央红军的红五、红九军团。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作战令。
欲入川西，必经河谷走廊。在中央红军北上后，薛岳已奉命跟了过去，同样追踪红军的杨森和刘文辉，一人在走廊上占一边。他们都没想到红军还会再杀回来，因此战备极其松弛，营以上军官甚至昼夜赌博，连对红军的警戒和侦察都不做了。
南下红军两过草地，苦不堪言，通过作战以获得补给之心非常迫切，人人犹如出笼之虎，开战之后，瞬间就把川军给打得歇了菜。
在击溃川军之后，徐向前又像“反六路围攻”后期那样，继续向杨森、刘文辉发起闪电式的快速追击。
杨森所部从夹金山一路退却。夹金山是座雪山，几个月前，中央红军曾从这里翻越北上，它也是长征中红军爬的第一座雪山，不过那时还是夏季，加上所携带食物尚充裕，所以中央红军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几个月后，天气更为严寒，天上大雪纷飞，地下积雪甚厚。川军冻饿交加，疲惫不堪，特别是在夜间，只能在雪山上集体露营，官兵们都没穿棉衣，通宵达旦只听见“妈呀、妈呀”的呻吟声。
杨森所部在雪山冻死饿死的极多，杨森用三天时间才将军队收容完毕，之后退到雅安以南重新整编。
杨森早就没了防区，可以到处流浪。刘文辉不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西康是他发展“事业”的唯一地盘，守不住的话，就得下课了。
知道什么叫下课吗，下课就是走出教室，没事可干了，那你还不如直接拿把刀把刘某给杀了。
刘文辉将剩余的所有正规部队都收缩到汉源、雅安两城，其中汉源交给以守会理闻名的刘元塘，雅安则由他本人亲自坐镇。
按照原计划，红军并不打算留在西康，所以他们对两城断粮断水，未发动大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张国焘本人忽然改变了主意，认为出兵成都过于冒险，应在西康立足。
如果刘文辉在旁边听到这句话，他的头发得吓到根根直竖。
红四方面军的攻坚能力和火力配置，要大大超过中央红军，只要有足够时间和愿望，绝对有把握攻破两城，取下西康，这一点刘文辉毫不怀疑。
不过，这次“将”却没有听“帅”的。
徐向前正打得手顺，岂是上面一句话就能拦回去的，他说：“现在早已不是山大王的时代了，我能往，寇亦能往，蒋介石不会让我们僻处一方，优哉游哉的。”
张国焘也知道在西康发展，补充不易，你想刘文辉都活得那么饥寒交迫的样，还能挤出多少油水。
他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徐向前留下少部分兵力，对两城围而不攻，大部队继续向东席卷。
眼看四川腹地受到威胁，刘湘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他亲自赶到成都以西的邛崃县督师，同时急调作为第二十一军主力的模范师（郭勋祺师）沿路防堵。
郭勋祺在土城一役中一举成名，便以为红军没什么了不得，他把强势之中的红四方面军当成了弱势之下的中央红军，大言不惭地要与红军在名山县进行正面决战。
进入名山之后，郭勋祺见到刘文辉的部队仍在争相逃命，拦都拦不住，便下令用机枪向溃兵扫射，还说：“把这些杂色部队清除掉，我们好去打红军。”
等到双方交手，郭勋祺才发现“杂色部队”的对手确实非同小可。尽管川军占据了有利地形，用重机枪、手榴弹和炮弹进行压制，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但红军却毫不动摇，中间只是稍停一下，又立即冲锋，而且一浪高过一浪。
郭勋祺智穷力竭，被迫弃名山而去。与此同时，已供刘湘直接调遣的另两路川军也被红军打得左摇右晃，南面的李家钰丢掉了战略重镇百丈关，北面的“常败将军”邓锡侯则干脆找不着北了。
刘湘为此急到吐血，说：“打了二十多年仗，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硬手。”此时刘湘与蒋介石的矛盾已日趋尖锐，刘湘最忌“中央军”入川，但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也只能向蒋介石紧急呼救，请其派兵增援。
蒋介石根据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已将兵力调往陕西，当时的部队都靠两条腿行军，谁也不是飞行侠，哪里是你喊一声就能立马赶过来的。
百丈关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经之地，有“获百丈者，必得成都”之说。再打下去，就将进入丰饶的川西平原，红四方面军欢欣鼓舞，要“打到成都吃大米”。
1935年11月17日，红军乘胜攻向郭勋祺所退居的黑竹关。
黑竹关距离刘湘所在的邛崃总指挥部，已不足六十里，但这里地形险要，并且有早就修筑好的碉堡群。
蒋介石在江西与中央红军斗法时，使用最多的便是碉堡战术，他一再向川军推荐这一法宝，因此早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时，川军便开始沿江修筑碉堡。
同是碉堡，还有一个如何修筑以及布置火力的问题。张国焘曾与徐向前一起指挥渡江战役，那个时候的川军碉堡，几乎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印象。
参谋团入川后，提出的口号就是“勤修碉，广筑堡”。贺国光发给各路川军的电文，每电必提碉堡，所以川军私下都称贺国光为“贺碉堡”。
上有参谋团的飞机作空中检查，下有军部来人的就地监督，而且均非常认真，最后逼得旅长都不得不去搬木动土。这些碉堡阵地也让张国焘发出感慨，直呼“威力较前大有进步”。
郭勋祺凭借黑竹关的碉堡阵地固守，场面与名山的那一幕大体相仿：川军用重机枪对攻上来的红军进行猛射，红军前仆后继，前方不断倒下，后方不断补充，一眼看过去，依旧遍地都是红军，且势如潮涌，杀声震天。
这是典型的红四方面军风格，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字：狠。除非你在阵前立马咬死我，你咬不死我，我一定咬死你！
郭勋祺下令迫击炮和小炮开火，仍然无济于事，似乎怎么都挡不住红军那坚不可摧的进攻意志。
经过长时间的密集冲锋，红军先头部队已接近碉堡，川军官兵无不心惊胆战，大有崩溃之势。
郭勋祺本以为有击败中央红军的经验，此时也恐惧起来，可他后面就是邛崃总指挥部，再无可退之地，换句话说，碉堡能守得守，不能守也得守。
情急之下，他赶紧派出手枪队增援碉堡，并把所有手榴弹、掷弹筒、机步枪都集中起来进行射击，在最后一刻，才把红军击退。
连续两天未能得手，第三天徐向前改变战术，他用小股部队正面攻击，以吸引碉堡火力，大部队直指川军的衔合部位。
战术很漂亮，可惜使用过迟，刘湘已经给郭勋祺输送了大量援兵及弹药，加强其预备队，红军攻击再次受挫。
就在红军后撤的同时，空军来了，不是刘湘的空军，而是蒋介石的空军。
刘湘虽早就拥有自己的空军，但基本没派用场，大多数时间只能打打酱油。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四川空军的水平比较烂，“中央军”的陈诚就直言不讳地说：“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烂飞机，也叫空军，连送封信也不敢。”
“有些人”指的自然就是刘湘。
除此之外，川军将领大多对陆空协同战术讳莫如深，一天一地，都不知如何跟对方配合。空军不投弹便罢，一投炸的全是自家军队，那还不如在家里乖乖待着不动了。
蒋介石的“中央军”尾追中央红军入川，与陆军一道来的，还有“中央空军”，空中优势被最大程度地利用起来。
地面川军见飞机从邛崃方向飞来，立即发出对空联络信号，“中央空军”向红军投弹，撤退红军为之阵脚大乱。郭勋祺乘机下令预备队追击，从而得以反败为胜。
其后，“中央空军”便长时间往返于百丈和黑竹两关之间，一边在空中盘旋侦查，一边做地毯式轰炸，给红军造成很大损伤，以致于大部队在白天都必须分散隐蔽。
在南下战场上，有一次战后检点损失，三百几十名红军官兵伤亡，其中有近三百人竟是被飞机炸死的！
由于伤亡过大，弹药也消耗殆尽，徐向前只得临时变更作战计划，下令放弃黑竹，撤回百丈。
郭勋祺也够呛，尽管下有碉堡护身，上有飞机助阵，可他那个模范师同样伤亡惨重，一个主力旅里面，就战死两个营长，连排长死伤十八人。红军前脚刚撤，郭勋祺就赶紧撤往邛崃后方进行短暂休整和补充。
与此同时，刘湘已任命潘文华为前敌总指挥，所有嫡系部队全部调至邛崃。由于后方兵力用尽，刘湘甚至没有一兵一卒可守卫成都，必须由当地民团代替。
1935年11月19日，刘湘令旗挥动，邓锡侯从北，李家钰从南，潘文华从东，总计十几个川军旅自三面向红军占领的百丈发起进攻，从而拉开了百丈决战的序幕。
当天黎明时分，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川军整营整团地发起冲锋，从黑竹关到百丈关，十多里路的战线上，到处都是子弹、鲜血和呐喊。
徐向前久经战阵，深知成败在此一举，因此亲自骑马赶到一线进行观察和指挥。
胜者的思维往往具有定势，即便徐帅也不例外，在他的印象里，新对手也许难说，但若说到川军这个老对手兼手下败将，他自认还“有点把握”。
从“反六路围攻”一直到强渡嘉陵江，川军都是一副被红军打怕了的熊样，历次作战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别说徐向前，就算是红四方面军的一般官兵，也早就从心里把这些“灰边边”给看扁了。
川军在战场上的凶猛表现，被徐向前解释为“狗急跳墙、孤注一掷”，他据此作出的判断是：只要顶住川军的这一波攻势，灭其一部，就有可能转入反攻。
川军实不足虑，要复制第二个“反六路围攻”的辉煌，也仍有可能。唯一让他在意的，是“中央空军”——百丈一带地势开阔，多为树丛、深沟、水田，红军运动起来极其不便。
不过这并不是决定战役成败的关键，特别是两军胶着之时，飞机也不敢贸然轰炸或扫射，所以徐向前只是感到“很伤脑筋”和“太讨厌”而已。
徐向前显然过于乐观了。如今的红四方面军，早已不是刚入川西北时的模样。当时官兵“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士兵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运的成箱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
在经历二过草地的磨难后，长期得不到补充和休整的红四方面军渐显疲态，从河谷走廊到黑竹关，他们都是在急于进入成都，相当于望梅止渴的心理驱使下，使自身状态得到了超水平的发挥。
然而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危机已悄悄地一路尾随而来。
在“反六路围攻”中，徐向前“不见兔子不撒鹰”，在万源挫掉川军锐气，实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可造化就是如此弄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年之后，红军的锐气也在黑竹被磨掉大半，情形终于有些不妙了。
相反，他的对手却站到了当年他所处的位置。
刘湘曾被徐向前打入十八层地狱，他非常清楚，百丈决战将决定他未来的命运，若再输的话，等待着他的已不仅仅是地狱，而是万劫不复。
刘湘不能不拼了，他摆出铁面，不惜向已归他直接指挥的邓锡侯、李家钰发出手令，约法三章：这次若再作战不利，一律军前正法。
嫡系部队，同样是一人脑袋上面系一宝剑，实行层层问责：倘若排长违令，连长可立即枪决排长，接下来，营长枪决连长……以此类推，如果潘文华临阵退缩或谎报军情，他刘湘作为总司令，一样会摘下潘某的项上人头！
川军要通过稻田向百丈发起轮番冲锋，在红军几十挺机枪的扫射下，整营整连被击毙在水田里，就像是收割后的稻把，横七竖八地躺倒了一大片。
可是冲锋并没有停止。
川军的重整，颇有些当年勾践卧薪尝胆的味道。刘湘专门成立的军官教育团以及蒋介石开办的峨嵋军训团，不仅配备“急学急用”、“吹糠见米”的技战术课程，而且增加了精神训练。经过训练之后的川军表现得比以往都要凶猛得多，其狠劲一如红军攻击黑竹关时那样：旅团长端着机枪督阵，营连长挥舞马刀带头冲锋，士兵们死多少上多少，川流不息。
这一天，是整个百丈决战中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天，双方都拼尽了全力。
张国焘自己是北大学生领袖出身，却最看不得知识分子，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他只推崇工农型干部。在红四方面军内部，你就算是戴副眼镜也能因此遭到“肃反”，经过上上下下地不断清理，最后中下层军官中，就连能写篇讲话稿的人都找不到了。
这样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像许世友这样的勇战派将领多，所以才有红四方面军的“狠”，另一方面，则是懂点文化、会些谋略的智战派将领奇缺，战场上没有章法，缺少机变。
从鄂豫皖苏区到川北，红四方面军打的主要是山地战、隘路战，对那一套战法他们已经熟如家珍，除了正面的猛攻死防，无非是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等几种，基本上是脑子不动就可以使出来的，而且因为一直打得很顺，也相应遮掩了战术上的缺点。
百丈一带几乎全是平地、水田和村落，基层军官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有的人不会看地图，在找不到明显参照物的情况下，连东西南北都分辨不清，官兵们拥挤在一条条狭窄的田埂上，成了地面和空中火力打击的有效目标。
作为主帅的徐向前尽管腹有韬略，毕竟无分身之术。按照既定步骤，是“顶住攻势”在前，“灭其一部”在后，但眼瞅着战事一步步趋向不利，他只能命令在百丈后方待命的预备队提前介入。
一个师的预备队到达百丈，川军纷纷退却，就在徐向前即将扭转乾坤的关键时刻，川军援兵杀到，挡住了红军的攻势。
至此，徐向前用尽棋子，手中空空如也，可是川军的援兵还在源源不断到达，胜负天平将移向何方，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1935年11月22日，经三昼夜厮杀，川军突入百丈，两军展开激烈巷战。
徐向前亲临巷战现场督战，见到有些房屋已经着火，红四方面军狠劲仍在：有人子弹打光，就白刃格斗，有人身负重伤，便拉响手榴弹，与对手同归于尽。
可对战局而言，这种“狠”实在无关紧要，因为在子弹打光和同归于尽之后，百丈后方已无预备队可以补充。
“中央空军”随即杀到，飞机低空盘旋，对红军进行轰炸和扫射，乘红军四散隐蔽，川军冲到近前，双方大打白刃战。
白刃格斗曾是以狠勇著称的红四方面军的拿手绝活，但在又饥又疲且士气转趋低落的情况下，即便刺刀对刺刀，也已占不到任何优势。
自黑竹关攻守战打响，据徐向前估算，已打死打伤川军一万五千余人，不过他也承认，红军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更重要的是，红军已无多余力量可用，而川军才投入了三分之二的兵力。
紧接着，蒋介石在接到刘湘的呼救之后，也已调整到位，其用兵重点从陕北移向川西，薛岳率“中央军”大举压来。
1935年11月下旬，徐向前和张国焘均知取胜无望，只得下令完全退出百丈，往西康方向转移。
百丈决战是红四方面军从进攻转入防御的转折点。此前张国焘曾拥有多种选择，这一战之后他的大多数选择都即将被清零：在川军和“中央军”的筑碉逼围下，红四方面军已无东出或南下的可能，若继续留驻西康的话，因实力大损和条件恶劣，也很难存活。
西康本来贫瘠，偏偏那年冬天的天气又特别反常，下了十多年未遇的大雪，红军所占据的夹金山附近漫山皆白，真是要人无人，要粮无粮，要衣无衣。包括张国焘自己在内，心里都非常清楚，长此以往，即便对手不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他们也会被困死在这里。
恰在这时，北方“意外”地传来了好消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苏区，并在那里站住了脚。
说意外，是因为在中央红军开赴陕北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陕北还有这么一块根据地，即便毛泽东也是如此，他北上的最初动机是“以外蒙古为靠北”。
百丈决战之后，陕北便发来电报，报称中央红军开门见喜，打了个大胜仗，这便是直罗镇大捷。直罗镇一役，中央红军全歼东北军一个师，东北军气势汹汹而去，等于是给人家送装备的。
中央红军的绝处逢生，除了有陕北苏区作为依托外，应该说，红四方面军的迅猛南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否则的话，蒋介石已准备在西北组织“围剿”，薛岳亦不会移兵它处，中央红军要揍的就不光是东北军这样外强中干的鱼腩部队了。
不过这都是后人的推断，当时是，中央红军的北上取胜与红四方面军的南下碰壁，形成了鲜明对比。张国焘所说的“北上”是绝路，“（毛泽东）率孤军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得了陕北”之类的话，已不攻自破。
红四方面军官兵都在下面窃窃私议：“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该北上才对”。
接到直罗镇大捷的电报，张国焘起初态度冷淡，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
酸葡萄心理固然可以理解，但对解决现实困境并无任何助益。之后，随着陕北中央与张学良建立秘密联盟，即便张国焘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北上已成唯一之选。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贺龙等人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两军离开四川，前往陕北。
强敌的离去，并不表明风平浪静，刘湘此时的心腹之患，也早就不是红军了。

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
<b>晏阳初</b>：生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他所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在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
<b>康泽</b>：生于四川省安岳县。复兴社创始人兼头目之一，时任“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政训处处长、“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b>杨永泰</b>：生于广东省茂名市。蒋介石首席智囊，新政学系巨擘。
<b>张澜</b>：生于四川省西充县。著名教育家和民主人士，在四川朝野拥有较高声望。
<b>傅常</b>：生于四川省潼南县。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参谋长，为刘湘的重要幕僚。
<b>乔毅夫</b>：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的驻省外代表及重要幕僚。
<b>熊式辉</b>：生于江西省安义县。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班，系新政学系三巨头之一。
<b>陈济棠</b>：客家人，曾长时间主政广东，有“南天王”之称，为两广事变的主要发起人。
<b>贺国光</b>：生于湖北省蒲圻市。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先后任“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b>冯玉祥</b>：字焕章，生于安徽巢县。西北军的创始人。
时间推回到1935年2月10日，刘湘在重庆正式成立四川省政府。
在此之前，刘湘通过组织土城、叙永二战，成功地将中央红军阻于四川境外，个人威信也迅速回升。
省府一成立，刘湘马上通电川中各大诸侯，要他们立即交出防区，以“赞助四川统一”。至于防区部队的军饷，改由刘湘发放，不足之数，再由南京政府拨给。
这是以蒋介石的宝剑在号令群雄，也就是所谓的“挟天下以令诸侯”。三天之后，邓锡侯识时务者为俊杰，首先复电赞成，其他诸侯见搪不过去，也只得陆续跟进，先后将防区全部交出。
虽然收回了防区，但因防区的县长、征收局长系由原诸侯委用，所以仍有藕断丝连之虞。刘湘一不作二不休，以“川政统一”为号召，引入互调方式，即将甲防区的公务员调到乙防区，乙防区调到丙防区，使其逐渐脱离旧的附庸关系。
对防区公务员，刘湘也不全部留用，而是秉持用人公开的原则，在省府内设置公务员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这一独立机构进行资历审查，有真材实料的才颁发聘用证书，不合格的一律淘汰。
这是刘湘在川政中使用最妙的手法之一。防区时代，诸侯们任用官员，或者漫不经心，或者用人唯亲，那些县长和征收局长，往往不是家族子弟，便是裙带关系，再不然也是保荐的亲信，导致巴蜀大地贪污横行、民不聊生，刘湘这一刀，可算是砍中了七寸。
当然接下来还有难题。
需要解决的难题，仍然是人。
一方面空出来的岗位需要新手接替，否则不敷使用，另一方面争相举荐的各种关系户也纷至沓来，刘湘应付起来颇感头疼，于是他决定将“新政”继续推向深入，以此揭开了“七训”的序幕。
“七训”中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开办县训、财训，具体来说就是筹办县政人员、财政人员训练班，对社会青年实行公开招收，集中训练，以此广纳人才。
接着刘湘又将全川划分为十八个督察专员区，以督察专员来分区监督各县政务。
统一四川，结束为祸甚烈的防区制，是刘湘一生中最为川人称道的业绩之一。从此四川不仅告别诸侯混战，而且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逐渐走向规范有序。
在防区时代，由各个诸侯自行征收田赋，这些人拨到碗里就是菜，征一年田赋不多见，大多要征到六七年至八九年，也就是把几年后的田赋都给提前预支了。冬瓜田颂尧因为地少兵多，竟然已预征到了30年以后。
刘湘改为一年四征，尽管田赋总额仍大大高于前清，但总算把野马脖子上的缰绳给拉住了。
防区时代的另一大弊端是关卡林立，诸侯们拿商民当唐僧肉，想割就割，想割几块就割几块，这些都被刘湘采取的一税制所替代。
至此，刘湘在川中的声誉达到了顶点。
人心情一好，谈什么都有兴致。有一天，刘湘主动跟谋士邓汉祥摆起龙门阵，聊起了三国。
聊的还是煮酒论英雄那段，曹操拍着刘备的肩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刘湘兴高采烈地说：“现在就四川而言，讲句不客气的话，还就我和幺叔这二刘可称英雄了。”
虽然刘湘早就以现代刘备自许，但在外人面前，他从来都保持着谦卑和低调，极少讲“不客气的话”。而他这人一旦不谦虚，就表明心情特别愉悦，将对着真人吐真言了。
二刘孰优孰劣，刘湘的分析是：“刘自乾（刘文辉的字）感觉敏锐，遇事可以立刻决定办法，缺点是容易动摇，不能贯彻到底。”
刘湘对自己的优缺点也看得很清楚：“我比他迟钝，但凡事经考虑决定后，绝不中途变更。”
生活永远是那么神秘，那么难懂，好像一本厚厚的无字金书，不过在历经磨难之后，反而会越读越有味道。隐隐然，刘湘又有了类似于重庆“新野崛起”时代的那股气势和希望。
他说：“今后我要对桑梓有所贡献，造就理想四川，必须延揽人才。”
“七训”只是培养本地人才，刘湘开始从外省引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晏阳初。
刘湘专门划出一个县作为实验区，供晏阳初等人从事农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在当时颇有影响。
就在刘湘意气飞扬之际，他的世界却忽然被外来者给搅乱了。
想当初宣布门户开放时，刘湘曾遭受到四川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许多人说他是在“引狼入室”，这使他一度颇为担心。
不过这种担心很快便被证明为多余的。
参谋团到重庆初期，给人的印象是“临时派遣”、“编制简单”、“权力不大”。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为人低调，最不喜欢抛头露面，他的身份可相当于钦差大臣，但从不以此炫耀，无论听汇报还是下指示，都以“客位”自居。
川中百姓过去见惯了滇黔军和北洋军的飞扬跋扈，觉得很是新鲜，对外来者的看法也逐渐发生改变。
1935年3月1日，蒋介石首次乘专机抵达重庆。除刘湘亲自到机场迎接外，街道两侧挤满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手持书写标语的小旗，高呼欢迎口号，对“中央”已不是抵制，而是欢迎。
老百姓的愿望说穿了，其实非常简单，甭管你们谁称帝，谁当王，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能过上太平日子，就阿弥陀佛了。当时四川饱经战乱，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军又连吃败仗，民心为之惶惶不安。大家朝思暮想，都期冀着四川能在“中央”的扶助下，趋向稳定和好转。在这种情形下，再没什么人提“引狼入室”，对刘湘开放门户的争议也随之烟消云散。
刘湘不用为别人担心了，他需要担心的是他自己。
蒋介石初到重庆时，还比较注意克制，处处尊重刘湘，除指挥军事行动外，一般不直接插手四川的地方事务。即便军事方面双方也泾渭分明：蒋介石用行营的名义调度滇黔军及“中央军”，刘湘则通过剿总，向川军发号施令。
可是好景不长。
蒋介石在重庆的公开讲话不再客客气气，而是经常夹棒带刺，批评这个，数落那个，首先成为枪靶子的便是川军将领的排场。
川将外出，像刘从云那样乘八抬大轿，掌“天下兵马都将军”旗的固然不多，但热闹是一定的，经常是随行卫队前呼后拥，呼啦啦地跟一大群。
老蒋的批评视角倒也独特，他不是说川将不能有卫队，他说卫队不像话：小汽车门外的踏板上非要站一带枪卫兵，有什么必要？人家要伏击你，不是正好一枪一个吗，太落后了。还有，卫兵既佩手枪又背马刀，刀柄上系一红绿绸巾，以为你们还在清代？野蛮！
蒋介石对川将的观感，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野蛮落后”。说的是川将，但作为川将盟主的刘湘，脸面又往哪里搁？
四川积弊既久，让老蒋看不惯的东西自然不在少数，“卫队问题”不过算是鸡蛋里挑骨头，诸如抽鸦片之类，更是事实俱在，想赖都赖不掉。
微博骂人一向都是件很吸粉的事。蒋介石在台上扮老愤青，慷慨激昂，滔滔不绝，台下则掌声雷动，一片叫好，只有刘湘一个人阴着脸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其实这只是迟早的事，因为蒋介石与刘湘不同，他的人生规划是奔着另外一个方向去的，狐狸尾巴夹得再紧，该露还是要露出来。
以后随着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西康，蒋介石相应也移驾成都，成都由他带来的宪兵驻守，其公开讲话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听众也越来越广。
据说同为川人，成都人与重庆人的性格还有所差异，重庆人较火爆一些，成都人相对闲适淡泊，喜欢三三两两地在小茶馆摆龙门阵或推麻将，因此集会时人数一般不多。
有蒋介石出席的成都集会，每周举办一次，一次就能召集千人以上，这些人均为成都各界代表，显然是件颇不寻常的事。
1935年7月15日，成都召开“新生活运动”扩大宣传大会，参加人数达两万余人，达到参谋团入川以来，蒋介石公开出席政治活动的最高潮。
至此，四川人大多知道了“救国救民的蒋委员长”，刘湘的角色被越来越边缘化。
在舆论上占得优势后，蒋介石更加不把刘湘当一回事，理由很简单：既然找到了拉面馆的师傅，自然不用再老吃方便面了。
蒋介石以下，贺国光为人低调，和刘湘又是速成同学，因此两人冲突较少，但另外一个四川人就不一样了。
这个四川人叫康泽，他的正式身份是参谋团政训处处长，若从参谋团这条线而论，贺国光是他的领导，自然应服从贺国光，然而实际情形却是，康泽可以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贺国光无权对其过问。
因为康泽还拥有另外几个更为神秘也更为显赫的头衔：复兴社（也即蓝衣社）创始人兼头目、“军委会别动总队”总队长。
这是一个可以“上达天听”的人物。据说当时能不经过侍从室登记，而直接谒见蒋介石的，一共就两人，除了戴笠，就是康泽，国民党内称为“康戴二公”。
自第五次“围剿”起，蒋介石便开始采用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策，以康泽的别动队渗入江西，从政治和特工情报上对苏区进行瓦解。效果很令他满意，因此在向四川派出参谋团的同时，他也把这一模式套用了过来。
康泽动用别动队，在四川各县修建碉堡、编练保甲，并经常干预地方事务，有时甚至越俎代庖，喧宾夺主。各地督察专员和县长不堪其扰，过后纷纷向刘湘告状。
别动队是“锦衣卫”，别说刘湘，贺国光也拿他们没办法。刘湘能做的，只能是呈四十五度角望向天空。
是你先有求于人，所以无论是桌上骂，还是桌下踩，都得姑且忍上一忍。
可是这就像植物大战僵尸，如果你光忍而不做防御，那些脑残的僵尸还会继续蜂拥而至。
蒋介石又举办了峨嵋军训团。指令一下，奉调受训的各路川军将领人人争先恐后，一副恐怕“后至获诛”的样子。
蒋介石作为军训团团长，也抽空来作所谓的“精神讲话”。他说：“我从成都乘车来峨嵋，途中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旁边经过，竟然仰卧着身子，神情倨傲，毫无军人仪态，形象也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峨嵋道旁遇到的“某些军官”，不是川军还会是谁，座下学员们坐立不安，私下便把这种精神讲话称之为“神经讲话”。
喜好“神经讲话”的除了蒋介石，还有军训团的实际负责人陈诚。陈诚不用站在老蒋那么高的位置，自然讲话就更为露骨，也更令川军将领们皱眉。
除了那个著名的“烂飞机论”外，陈诚有一次兴致来了，还脱口而出，说地方军队都是“天不知好高、地不知好厚”的“土匪式集团”。
此语一出，全场哑然，连蒋介石都觉得有些过分，为此曾纠正陈诚，要他把话放和缓些。
刘湘名义上是军训团的副团长，其实也就是集体挨训而已。蒋氏君臣在台上搞大批判，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他，因此每次出场都表现得沮丧忧郁、闷闷不乐。自陈诚放出“烂飞机论”后，他更是垂头丧气，经常托病不肯与会。
偶尔几次，刘湘也被请上台讲话，讲特种战术。他避当时流行的反游击战和碉堡战术而不谈，专门讲如何打游击，如何以弱胜强，如何以软对硬。
问刘湘针对的假想敌是谁，他说是日本人，明眼人却能马上听出，他所说的“强”是谁，“弱”又是谁。
陈诚见刘湘已经露出被逼急了的味道，赶紧叫停，不再让他发言了。
对刘湘来说，没面子尚在其次，更怕的还是被挖墙脚。
按照规定，川军营长以上都要到峨眉山受训，军训团便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拉拢，恨不得让每个军官都“中央化”。
比如你是旅长，但军衔只是上校，现在有军政部的“同班同学”，就可以把你提为少将，同理，师长也可以提为中将。
众人皆大欢喜，都认为自己入了“国家系统”，地位从此有了保障，潜移默化中，便有了向“中央”靠拢的意识。
邓锡侯、刘文辉自然是早就与刘湘面和心不和的；孙震、杨森也相继倒向蒋介石；尤其杨森，向来崇拜强人，他佩服能压住刘湘的蒋介石，就学着老外，把自己养的一条爱犬取名为“介石”。之后，蒋介石让他到哪就到哪，刘湘完全使唤不动了。
在军训团的暗中许愿下，刘湘的一些嫡系大将也开始变心。
刘湘在川军中实施“新战法”后，郭勋祺、刘兆藜这些少壮派风头正劲，反而范绍增等人落了伍，因为在对红军作战中表现不力，范绍增还被刘湘拟以“撤职查办”论处。
范绍增不服。江湖中人，武艺高不高不重要，重要的是忠心和义气。范绍增自觉对刘湘够忠心够义气，从前刘文辉出那么多钱收买，也没背叛老大，之后更是出生入死，数数身上替老大挡下的子弹伤疤都有好几处，现在突然翻脸无情，竟然要没收股份加扫地出门了，世上哪有这种道理，这不是过河拆桥吗？
可是再不服也没用，因为刘湘早已不是那个光凭义气混饭吃的江湖老大了，而且他对下属有绝对的生杀予夺之权。
哈儿正准备自认晦气，意外出现了——蒋介石不同意。
刘湘的所有奖惩令，都必须报经蒋介石批复，原先不过是形式主义，履行一下程序，但老蒋越来越不满足于形式，接到刘湘的报告，他随手批复：“撤职留任”。
“查办”变成了“留任”，劫后余生的范绍增对蒋介石感激涕零，反过来，对刘湘自然就横生怨怼。
昔日的“关张赵”，唐式遵和王缵绪都有些动摇不定，只有潘文华一人还像关云长的样儿，对刘湘依旧很忠心。
自蒋介石开始贴身紧逼，刘湘可谓事事不顺，就连“新政”的推行也变得困难重重。
他颁布命令，要在成都征收房捐。像所有触及利益得失的新政策一样，命令一出台，便遭到房东们的激烈反对。
一般老百姓比较好应付，让刘湘备感头疼的是还有一些特殊房东，比如尹昌衡、胡景伊、刘存厚等“武备三老”。
川军诸派系中，数武备系资格最老，混得却最惨，远远落后于速成和保定，从心理上来说，就一直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见民众对房捐不满，武备系便借机闹事，由“武备三老”率领部分武备生，牵头进行联合抵制，并以游行罢市相要挟。
眼看“新政”即将夭折，刘湘本人和四川省政府的威信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情急之下，刘湘不得不使出狠招。他双管齐下，一面派兵把尹、胡、刘的住宅包围起来，请“尹都督、胡都督、刘将军不要出去”，理由是外界谣言太多，会发生危险，实际上是软禁了三老，一面又逮捕了几个带头闹事的武备生。
就在事态即将得到控制的节骨眼上，老蒋突然横插一杠子，他给刘湘下达命令，要求立刻撤去包围三老住宅的军队，同时释放被扣押的诸人。
刘湘顿时压力山大，有一种拿着话筒要唱歌，中途却被别人切了歌的感觉。
蒋介石此举不过是要借机收揽人心罢了，就像他将范绍增的“查办”改成“留任”，这一点，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出来。可是你要扮好人，做包公，我就只能演坏人，当奸臣了，以后可怎么个混法，还让不让人有点气质了？
刘湘拒不从命，蒋介石没了面子，也十分不满。原先矛盾还藏在彼此心里，这时候就从肚皮里爬出来，露到了脸上。
试探气球自蒋介石入川以来，仅仅半年不到，刘、蒋二人已形同陌路。他们眼里的对方，看着明明都是在身边，实际上却远得像在天边了。
1935年夏天，刘湘在重庆宴请蒋介石，试图弥合裂痕。对于此次“温情外交”，他可算是费尽心机，不仅设宴于家，还提出要借用蒋介石的“御厨”，以便做出的菜肴能符合老蒋的胃口。
邓汉祥奉命找杨永泰，杨永泰请示蒋介石后说：“就用刘甫澄（刘湘）自己的厨子好了，不必在馆子里叫菜，也不要另约外客，只是参与机要的几个人作陪就行。”
双方经过商讨，决定以邓汉祥、杨永泰等少数几个人在席间作陪。
蒋介石到刘宅后，先跟邓汉祥聊了一会儿，当蒋介石问起，邓汉祥身为外省人，如何会来四川做事时，邓汉祥便把昔年随陈宦入川的经历讲了一遍。
邓汉祥注意到，在他讲到与冯玉祥的那段过往时，蒋介石似乎很感兴趣。
蒋介石与冯玉祥的历史恩怨也十分复杂，这大概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蒋介石会感兴趣，然而邓汉祥很快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正式入席后，蒋介石举止矜持，每上一菜，他一定要等别人先吃，然后才动筷子。轮到喝酒时，他也是举而不饮，显露出很不放心的样子。
蒋介石拧巴，弄得大家都拧巴，这顿饭吃得很是费劲。
你可以说这是蒋介石在展示他的修养，但在这个敏感时刻，特别是联想到吃饭前的谈话，刘湘君臣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当一致：老蒋不是嫌川菜不好吃，是怕酒菜里有毒！
当年，邓汉祥曾给陈宦献计，让他给冯玉祥摆一桌“鸿门宴”，蒋介石很可能把这场家宴也视为了“鸿门宴”。
喝酒不辩论，辩论不喝酒，看来光靠吃饭还是难以打开僵局，刘湘决定再作最后一次尝试。
他求见蒋介石，当着面说：“我患上了胃溃疡，现在病势沉重，自知有生命危险，已来日无多。之所以还在勉强主持四川军政，一是要报委员长（蒋介石）知遇之恩，二是想以善政来回报地方父老多年的栽培。”
一个重症病人关于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述，无异于一颗重磅催泪弹，换别人，早就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可蒋介石似乎不为所动，他一脸淡然，看不出表情上的任何明显变化。
刘湘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员长要加强国防，尽可放手为之。至于四川军政措施，也请明示，我唯命是从，但希望大家能够通力合作，以收指臂之效。”
言下之意，他不仅不敢跟蒋争夺天下，还愿意对其俯首帖耳，条件不过是容他在四川当个诸侯王。
从“问鼎中原”，再到“三分天下”，直至甘为蒋介石治下的小小诸侯，对刘湘而言，真是已经退让到了极致。他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曾经的理想和事业，是怎样从一轮光彩照人的明月，蜕变成了一只微不足道的萤火虫。
刘湘一边说一边流泪，这是真情流露，并非刻意做作。
刘湘的眼泪，终于让蒋介石不能不有所表示：“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
寥寥数语，听在刘湘耳朵里，不过是端茶送客的意思。他的“披沥肝胆”和“垂涕而道”并无任何实效，对方回赠的仍只是敷衍和敌意。
在回公馆的路上，刘湘心凉如冰。他终于明白，老蒋根本不认为他们之间存在任何合作关系。
如今的刘湘，就相当于四川内战时期的小诸侯，邓锡侯、田颂尧一类，蒋介石则俨然是当年志在统一全川的刘湘或刘文辉的翻版。
明明是我的款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别人的，这让人情何以堪啊？
让刘湘特别难以接受的是，即便他委曲求全，像邓锡侯、田颂尧那样，只图做个地方上的小小诸侯，蒋介石也不答应，这还让人活吗？
仿佛一千多年前发生的那个著名故事，南唐后主李煜向赵匡胤求和，又是赔礼又是致歉，啰里啰嗦，眼泪鼻涕一大把，赵匡胤一句话便把他踹到了九霄云外：“毋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鼾睡？”
李后主流泪了，刘湘也流泪了，都是在看似无法战胜的超级大鳄面前。但在遭到拒绝之后，他们本质的不同也就显现出来了。后主只会继续哭着写词，感叹“小楼昨夜又东风”；而刘湘未等泪干，就发起犀利的反击，而且不死不休。
眼泪不过是武器中的一种，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软弱和投降，那你就错了，大错特错！
与蒋介石一样，在刘湘的内心深处，同样有着一颗经过千锤百炼的强大内心。
回府之后，他立刻召来邓汉祥，将前后经过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完了作出结论：“蒋介石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事实上，在与蒋介石摊牌之前，刘湘早已左右盘算，把所有成败得失都想清楚想透彻了。
刘湘过去被段祺瑞评为“能容不能断”，这也确实曾是他的致命弱点和软肋，在与熊克武、杨森等人周旋的过程中，他多次受累折戟于此。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炼，在成熟期的刘湘身上，已看不到这一明显缺陷了。
正如刘湘在“煮酒论英雄”中所分析的，二刘都是川中英雄，而最后他之所以能超越刘文辉，后来者居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比刘文辉更能“断”。
一旦决定要跟蒋介石抗衡下去，刘湘便不会再犹豫动摇。
1935年8月，四川各界在成都举行大会，追悼空军阵亡将士。蒋介石未参加，由顾祝同代为主持，顾祝同发言后，便按例请刘湘讲话。
都以为这只是个形式和礼仪，追悼会很快就能结束了，大概顾祝同也是这么认为。不料刘湘一开口，几乎把所有人都给惊倒了。
他大讲特讲建设空军的重要意义，以及对空军的重视，言辞之间毫不谦逊，让人感觉，仿佛“中央空军”都是他一手创立起来的。
庄严肃穆的气氛没有了，就看到刘湘在主席台上雄论滔滔，连下面的普通听众都能听出来，这是某个人在向社会和公众显示他作为四川首脑的地位及身份。
此后，刘湘一发不可收，凡是重大集会场合，只要有机会让他出声的，他就绝不放过，必会发表一番宏论才肯罢休，俨然麦霸一个。
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会议组织者事先做了安排，限定由蒋介石一人讲话。
蒋介石对此当然也有所觉察。
不久之后，重庆、成都同时传出流言，称蒋介石要把刘湘与河南省主席刘峙进行对调。
刘湘闻言大为紧张。
政治流言往往不都是空穴来风，很多时候，它其实就是有人特意放出的“试探气球”。
入川以来，蒋介石虽无陈诚之刻薄，却也差不多把刘湘看成了民国版的刘璋，恨不得一夜之间取而代之。只是刘湘毕竟已在四川经营二十余年，势力盘根错节，就像老树一样，不是那么容易拔掉的。
再者，“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四川情况向来复杂，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致影响全国局势，以蒋氏之老到，必然要反复权衡。
显然，这个气球要试探的，是刘湘的虚实和四川的民意。如果施放者认为得到的反应尚在可控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很可能不再是流言，而是事实了。
刘湘紧张，就紧张在这个地方。
尽管出了身冷汗，但刘湘的阵脚并未慌乱。
你会传流言，我也会造舆论。刘湘及他的班子针锋相对，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川人治川”。
四川应由四川人来治理，刘峙虽然也姓刘，可他不是川籍！
“川人治川”一提出，就遭到一些名流的质疑，刘湘随即聘请张澜为最高决策顾问，用笔杆子进行还击。
张澜不仅著文反驳质疑者，还索性把“二刘对调”的传言摊到了明面上，实际就是向蒋介石直接喊话。
张澜旁征博引，论述了一番撤换刘湘的不当，同时从旁观者的身份，呼吁蒋介石信任刘湘，以安川局。
给张澜这么一嚷嚷，蒋刘矛盾便被完全公开化了，蒋介石能做的，也只有赶紧站出来，把传言宣布为谣言。
在闪身躲过对手的重拳后，刘湘对己方阵营也做了进一步调整。
刘湘有自己的一套情报网络，王缵绪、范绍增等人的自大和不满，都没能逃过他的耳目，这些曾经的嫡系部将也让他甚为失望。
刘从云在的时候，刘湘一直怀疑王陵基是脑后生着反骨的魏延。但事实并非如此，王陵基离开四川前辞“黄袍”而不受的表现，让刘湘感动不已。
原来，“王老师”不是魏延，他应该是黄忠才对。倒是王缵绪没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成了李鬼，那个绿林出身的范绍增就更不用说了。
时隔多年，刘湘重新召回王陵基，任命他为保安处处长。
川军原有五十万，蒋介石和刘湘初次会晤时，便建议他进行裁撤，刘湘百废待举，也知道四川经济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军队规模过于庞大，因此同意将军队进行缩编。
要缩的话，大家都得缩，在诸侯军队整编的同时，第二十一军也缩编了二十几个团。不过刘湘留了个心眼，他在各专区设立保安团，各县设保安队，这二十几个团就被隐藏在保安团和保安队中，相当于刘湘秘不示人的预备部队。
让王陵基主管预备部队，足见王陵基在刘湘心中又逐渐有了位置。
潘文华能用以压阵，王陵基可备不时之需，唐式遵尽管不太让人放心，但此君胆子不大，给几句狠话便会服软，这使刘湘对军队又有了些底，他把重心移向了政治。
在对蒋介石的真情告白中，刘湘关于自己病情的描述也并非完全夸大其词，他的胃溃疡确实很严重，不得不到大邑老家静养，办公时间因此被迫减少，即便是省务会议，也常常无法出席。
刘湘与蒋介石的争斗，是为了在夹缝里求生存。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两人既在拼毅力，也在拼体力，面对新的“政治战”，刘湘常有不堪重负之感，他急需找到一个可靠的政治搭档和助手。
刘湘身边谋士如云，可是能胜任这一角色的却非常之少。
不是谋士们不行，是刘湘提出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这个人必须聪明睿智，既娴熟于内政，又擅长于外交，而且必须绝对忠诚可靠。
“神仙军师”刘从云早已名誉扫地，且不去说他，钟体乾、张斯可等人都是内政强于外交，难以独当一面。
有一段时间，刘湘曾看好“财神爷”刘航琛。刘航琛的理财能力没得说，人聪明，年纪又轻，做官做久了，内政方面不过是一通百通。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去京沪两地出差，见过大世面，交际对他而言并非难事。
可也许正因为做官的时间太长，在刘湘眼中，刘航琛的个人形象开始变味了。
刘湘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刘航琛从禁烟款里提了六十万现金，私底下拿出来送给他。
刘湘自奉俭约，也很注重部下的个人操守。刘航琛刚出道时公私分明，所有采购中得到的佣金都如数交账，曾因此获得刘湘的赞许和欣赏，他想不到刘航琛会如此做法，甚觉意外，当即严词拒绝。
刘航琛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急忙改口说：“这笔钱不是送军长个人的，而是拿来作团体基金的。”
既然如此，刘湘就没再说什么，他把所有钱款都交由刘航琛管理。
过了一段时间，刘湘调查到，那六十万现金跟团体基金并无关系，它先是被刘航琛拿去开办银行，之后就干脆进了刘航琛的个人腰包。
刘湘愤恨不已，他给刘航琛的评价是“华而不实，心术不正”。在组织省府班子时，他最初都不愿意让刘航琛出任财政厅长，只是南京方面也知道刘航琛是不可多得的理财专家，一再坚持，加上又无其他合适的替代人选，刘湘才勉强松了口。
刘湘的用人原则，与三国时的刘备十分类似和接近，也就是都很重德。
一个人能德才兼备固然好，可如果二者不能兼得，那么“德”就一定得排在“才”前面，为此，哪怕弃“才”而不用。
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所得到的必然经验——无“德”之人一般很难做到忠诚可靠，被敌方阵营收买的几率也相应变高了。换句话说，他的“才”越高，给你造成的潜在危险反而会越大。
非常时期，刘湘尤其重“德”，这个所谓的“德”，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对他的忠诚程度。
所有谋士客卿都筛过一遍，符合要求的只有邓汉祥一人。
刘湘起初看重邓汉祥，即源于对方的个人操守。入幕刘湘后，邓汉祥长期驻于京沪，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所受到的诱惑也就特别多，但从未有人能攻破他的防线。
刘文辉派驻沪代表私下相送一万元现金。邓汉祥不愿接受，并在电报中告知刘湘，刘湘回电：“朋友所赠，受之有何不可。”
邓汉祥依言收下了钱，不过转手就存入了银行——那个驻沪代表所创办的银行。用意很明显，就是为日后交涉提供便利。
当初范绍增也把刘文辉的贿赂上交“组织”，而且同样被刘湘奖励。但对于奖金的分配，范绍增是用来给自己买了新房，邓汉祥却仍用于公事，仅此一点，便足以让刘湘对其刮目相看。
刘湘日益信赖邓汉祥，有些追随刘湘多年的部下僚属不服气，认为邓汉祥入幕时间不长，又整天在外面与蒋介石的人结交，谁能保证他会一直忠心耿耿呢。
还有人说邓汉祥与刘文辉经常互通信息，怀疑邓汉祥暗中早就与刘文辉有了一腿。
刘湘不以为然，一笑置之。某次，他的侦察电台截获一封密电，那是刘文辉的驻外代表发给刘文辉的，上面说邓汉祥一心为刘湘效命，对其他人包括刘文辉在内都是意存敷衍，因此千万不可过分信任。
刘湘将这封电报遍示左右，才解除了众人的疑惑。
四川省政府一成立，刘湘就任命邓汉祥为秘书长，替他筹划内外事务。邓汉祥也应命直接站到前台，与杨永泰和康泽等人展开“政治战”的较量。
蒋介石不断接到关于刘湘“桀骜不驯”的报告，他势必也要进行内部调整，以便加大对刘湘的压力。
1935年10月，蒋介石在重庆设立行营（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
两个月后，参谋团奉令撤销，人员被并入行营，贺国光改任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从表面上看，重庆行营主管川滇黔三省军政，但实际重点都在四川。行营的三名首要人物，顾祝同只是挂个头衔，并不具体理事，贺国光则属于场面上的好好先生，唯有杨永泰锋芒毕露，是个寸厘不肯相让的厉害角色。甫一到任，他就通过种种办法，安插亲信担任督察专员，同时以合办的名义，派专人控制“县政人员训练班”。
康泽在重庆行营内并无席位，但他属于蒋介石直接指挥和调遣，与杨永泰一上一下，等于一个是师爷，一个是打手。
康泽以复兴社为骨干，重点推行“政训战略”：在各专区设立政训室，各县设置政训员，同时利用已建立起来的保甲制度，对各县联保主任、保长、甲长进行调训。
杨永泰和康泽展示给刘湘看的，是一幅可怕的图景。
几个督察专员的位置倒还没有什么，反正没有一世的专员，到了一定时候就可以撤换或调任。但你想想，如果未来的县长、区长，一直到现在的保长、甲长，全都是对方训练出来的，那就撤无可撤，换无可换了，而正是这些人，决定着今后四川地方究竟听谁的。
邓汉祥奉命拍马上前。
谋士对阵，与武将不同，表面上，你闻不到一丝一毫的硝烟味，甚至邓、杨之间还会惺惺相惜、互致殷勤。
邓汉祥知道杨永泰是广东人，而且对美食很是在行，便在四川有名的酒家订制粤菜，派人按日送到杨永泰公馆，极尽周到之能事。
另一方面，杨永泰也向邓汉祥频抛绣球。
此前，张群接任湖北省主席，曾有意邀请邓汉祥去做行政督察专员，被邓汉祥一口婉拒，但杨永泰仍不死心，仍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对邓汉祥进行劝诱。
他经常说的是：“我看准了，你那个伙计（指刘湘）就是个刘璋，与之共事，能有啥前途！你还是到我们这边来，先当个次长，我保证两年以后能当上部长。”
其实这也是一种战术，叫做攻心战。尽管大家都知根知底，出击之前就预料到要打动对方难如登天，但该出的招还是得出。
化骨绵掌之后，便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小动作。
杨永泰派人控制“县政人员训练班”，邓汉祥就亲自主抓县政训练。
县训期间，他每天过问训练班的授课和办学情况，每周一定要给学员作两个小时的“精神讲话”。针对学员全都是清一色的四川人这一特点，他在讲话时极力灌输“川人治川”的理念，告诉学员绝对不要走“中央”的路子，否则四川就难以搞好云云。
在这些学员中，也许不乏慷慨请命、指点江山的理想主义者，不过大部分人的共同愿望，还是希望能借此谋个好饭碗。邓汉祥明确地告诉众人：“县长、区长都是由省府委派的，行营虽然可以管省府，但绝对不能委任县长、区长！”
他就差对着学员们喊出来了：记着，你们只要拥护刘湘，跟着省政府走，我就一定能给你们好的前程！
邓汉祥所说也并非虚言。刘湘不是一个紧握所有权柄，死也不肯放手的人，早在重庆崛起的时代，他就曾把财权交给了刘航琛，以便对方便宜行事。自从判定刘航琛“心术不正”后，他又把这部分权力包括大部分用人权，又移交给了邓汉祥。
除省政府的厅处长以及专员，须刘湘本人亲自裁决外，其他诸如县长、区长，皆由邓汉祥一人定夺，甚至于刘湘下手令委任的县长，如果邓汉祥以为不妥，刘湘亦会马上收回成命。
县训班一结束，邓汉祥便运用手中权力，对毕业学员予以重用。当然这是有附加条件的，那就是要对刘湘忠贞不二。
在邓汉祥的大力拔擢下，全川一百多个县，过半的县长为县训学员，五百多个区的区长，全部由县训学员充任，至于各县政府的秘书、科长，也几为县训学员所包干。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培养重用，比空口许诺“你们就是明天的希望”之类要实际得多，也因此引起了各方面的不少指责，以为学员毕竟都是些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怎能一下子提拔到如此高位呢？
邓汉祥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他说：“这些年轻人都是四川人，又属考试录取，他们年富力强，正是大有可为之时，为什么不可以量才使用呢？”
见邓汉祥冲到了第一线，杨永泰又岂是省油的灯，正当两人相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忽传命令，要抽调杨永泰前去湖北。
湖北原由张群主政，但这时中日两国频频发生摩擦，日本在外交上又步步紧逼，蒋介石便决定让张群前去周旋，所留下的空缺，由杨永泰填补。
1935年12月，杨永泰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离开了四川。邓汉祥乘势而进，完全占领了“县训”这块在他看来举足轻重的阵地。
刘湘主政期间，邓汉祥共主持了三期县训，培训学员一千多人，这些学员皆尊邓汉祥为师。一时间，邓汉祥的门生遍布全川。
为了继续团结和约束这些门生故吏，邓汉祥又组织了县训同学会，专门考察毕业学员的思想言行，一旦发现有投向“中央”或偏于其他派系的言行，立刻就会被罢免或剔出局外。
随着杨永泰的暂时离去，两个强硬对手变成了一个，邓汉祥只需向康泽一人开战。
他以县训学员为骨干，在各县设立保甲人员指导室，以县长、区长来对甲长、保长实施“消毒训练”，同时实行省政统一，使专、县、区都被掌握在省政府之下，从而大大限制和削弱了复兴社的政训活动。
要论政治才能和谋略，康泽还远不如杨永泰，邓汉祥这一着棋过去，差一点就把他给将死了，以致于康泽手忙脚乱，全无应招之策。
刘湘和邓汉祥初战告捷，但这对君臣并没能因此高枕无忧。
自从有过把他调到河南的传言之后，刘湘就特别注重相关情报，唯恐漏掉蒋介石对他伺机下手的任何一点动静。
他在省府建有情报机构，大量搜集与蒋系阵营有关的情报。除此之外，他还从侦察电台抽调了两名破译密电的高手，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重庆行营、康泽同蒋介石来往的密电。
每天晚上，刘湘都会认真研究这些情报、密电，发现几乎全都是针对他的攻略，内容从“挖墙脚”到“政治战”，无所不有。最让刘湘感到寒心和后怕的是，他发现蒋介石在四川有一个“五运”计划，即用“军运、匪运、团运、学运、民运”，来对刘湘阵营进行全面瓦解。
看来要是不彻底整倒我，老蒋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是刘湘经过研究后得出的最终结论。
和熊克武、杨森、刘文辉不一样，蒋介石就是一只难以匹敌的超级大鳄，只要他下了狠心，什么“川人治川”、县训同学会，不过都是浮云，人家立马可以将其全部摧毁。
一想到前期所有的努力，到头来都可能沦为一场春梦，刘湘便感到不寒而栗。
他必须寻找新的对策。
这一次，刘湘把蒋介石当成了师傅。蒋介石曾告诉他，与红军作战，最好的办法不是以军事对军事，而是要“三分政治，七分军事”。
刘湘来了个以毒攻毒，把这套方略运用到了蒋介石自己身上，名称也变了，叫做“表面敷衍，暗中防范”。
“表面敷衍”暗合“三分政治”，就是给蒋介石打马虎眼，用笑脸将他哄住。“暗中防范”则与“七分军事”接近，是要联络全国各地的反蒋派别，像战国时那样，以“天下之士合纵而攻秦”。
一人饰不了两角，刘湘把扮笑脸的活交给邓汉祥，今后与蒋介石的所有接洽和函电，也全部由邓汉祥负责办理。
恶人甚至是敌人的角色，则由刘湘亲自扮演和统筹。考虑到“暗中防范”的风声传出后，可能会影响邓汉祥取信于南京政府，在公开场合，他都有意让邓汉祥采取回避态度，只由钟体乾、张斯可等其他谋士参与其中。
刘湘首先想到的是联络南方诸侯，除了区域接近，当时的南方诸侯也确实声势很大，其中陈济棠在广东，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龙云在云南，皆能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此前，刘湘为了表示向蒋介石一边倒，已将派往各省接洽的代表一律撤回。这时便又以张斯可等人为代表，偷偷前往两广和云南进行联络。
两广和云南所面临的威胁，跟刘湘没有什么两样，双方很快就情投意合，走到了一起。
有了这么多反蒋派别撑腰，刘湘的底气一下子壮了起来。
过去连上个街都跟逃犯似的，凭什么啊，难道我就不能表现出一点腔调来？
1936年6月1日，爆发两广事变，陈济棠以抗日为名通电反蒋，李宗仁、白崇禧也摩拳擦掌，南京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给四川省府发来电报，要刘湘通电指责陈济棠“据地称兵，破坏统一”。
邓汉祥接到电文，深感此事非同小可，立即赶去大邑，面见正在养病的刘湘，与之会商办法。
刘湘一听就乐了。
原来他老蒋的光脑袋上也会被人扣屎盆子啊，这时候才想起我的好处，要我跟他站一边儿了，那早干什么去了？
刘湘的两只眼睛光芒四射，他对邓汉祥说：“四川输赢吃糖的机会到了，这回老蒋同两广打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无论谁打胜，都非得拉拢四川不可。”
话虽这么说，可刘湘毕竟不同于水晶猴，他内心是有情感倾向的。当邓汉祥主张响应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发一个通电以坐观成败时，刘湘极不赞同。
“我们应响应两广、壮其声势，若不然，两广先败，四川更无法对付老蒋了。”
依照刘湘的吩咐，邓汉祥回成都后便以一百字为限，复电陈、李、白，同时将原文通电全国。
这份电文显然是帮两广说话的，其中没有提到一句有关“据地称兵，破坏统一”的罪状。不过因为有邓汉祥的提醒，所以又不无敷衍南京政府之词，比如劝两广应服从“中央”之大计，切勿操之过急等等。
通电发出后，刘湘紧接着也来到成都，并秘召高层官员商讨此事。
会上，参谋长傅常主张，不仅在电文上响应两广，实际上也要行动起来。
刘湘的幕僚群最初以张斯可、傅常、乔毅夫为核心，钟体乾作为他们在速成学堂的老师，是后来才加入的，在刘湘营内，这四人始终都身居要位。
傅常与乔毅夫都是同盟会员出身，傅常还曾追随过熊克武，后经人介绍，才以速成同学的身份投奔刘湘。因为这层关系，傅常的很多观点都较为激进，是一个有着武将气质的文臣。
当时成都设立了中央军分校（即黄埔军校），它和重庆行营一道构成了蒋介石控制四川的某种象征。傅常提议，应该先出兵包围成都分校及重庆行营，占领并接收过来。
傅常话音刚落，潘文华等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
会议达成一致，刘湘发现邓汉祥从头至尾都保持沉默，便问他意下如何。
邓汉祥这才说：“我原则上同意大家的意见，但采取的具体步骤应该慎重。”
邓汉祥虽未像张斯可等人那样出使外省，但他对外界形势却能做到洞若观火。在他看来，两广的一致反蒋，并不表明其内部已铁板一块，事实上广东和广西在很多方面尚有分歧，这就给蒋介石造成了各个击破的可能。
蒋介石就像当年的刘文辉，最擅长用挖墙脚的办法来对付各省诸侯，邓汉祥怀疑，陈济棠手下也许已有人被挖了墙脚，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极有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先是广东阵营大乱，然后广西望而生畏，最后树倒猢狲散。
邓汉祥据此认为，四川方面发一个倾向两广的通电，可能已惹得蒋介石不高兴了，不过毕竟还不会带来危险。但要是马上出兵，万一两广招架不住，蒋介石的矛头必然转向四川，由此就可能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他主张先作暗中准备，等两广战事到达重要关头，再采取行动。
刘湘听完邓汉祥的分析，觉得这样确实比较稳妥，当即表示同意。可散会之后，又觉得怎么都不甘心。
刘湘和蒋介石现在的关系，若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句话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很多时候，当想到蒋介石、陈诚挖苦他的那些言语，看到蒋介石暗中捣鬼的情报和密电时，他都有一种立即把蒋介石揪出来一把掐死的冲动。
这是与蒋介石的共同斗争，倘若缺了川军，导致功亏一篑，那岂不是会留下终生之憾？
在傅常、潘文华等人的撺掇下，刘湘仍旧瞒着邓汉祥，密令所部乘夜向成都、重庆两地集结。
刘湘调兵遣将、静候两广传来佳音，却完全没想到会风云突变。
1936年7月14日，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发出反陈通电，广东空军也跟着哗变，蒋介石一枪未放便将陈济棠放倒在地。
邓汉祥的顾虑转眼成为事实，正要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刘湘，一不小心就扭到了腰。他赶紧偃旗息鼓，悄悄收兵，但仍然紧张万分。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会不会走漏了点风声呢？如果蒋介石知晓内情，会不会马上引兵西向？
所有这些都不是嘻嘻哈哈就能糊弄过去的，刘湘急到几乎一夜白头，他亲自赶到邓汉祥家里，要邓汉祥代表他到江西庐山去谒见蒋介石，以便摸底。
邓汉祥跌足长叹：“我早就说过，不能轻举妄动。这个时候再去，还有什么用呢？”
刘湘一听脸都白了，双手拉住邓汉祥不放：“现在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而是非去不可。我们必须弄清楚，蒋介石究竟是否知道动兵这件事，如果知道了又是什么态度，这样才好定下应付之方。”
明知棘手，可眼看着“主公”已经山穷水尽，邓汉祥别无选择。
直接找蒋介石，多半要吃闭门羹，邓汉祥决定先飞汉口拜访杨永泰。
一见面，邓汉祥还未开口，杨永泰就说：“你这位大军师，认为陈济棠造反，就是倒蒋的机会到了，怂恿刘甫澄连夜调动军队，准备围攻重庆行营及成都军校，以为我们都不知道？”
邓汉祥心里咯噔一下，看来纸终究包不住火，到底还是露馅了。
施过下马威之后，杨永泰又道：“我过去听信你的话，拼命帮助刘甫澄，康泽因此造了我不少谣言，甚至说我受过刘甫澄六十万元的贿赂。蒋先生（蒋介石）固然不会相信这些谣言，但他为何不把我调回身边，而要我远离他，在湖北任主席？不能不说，都是受了这些攻击的影响。”
杨永泰确实曾在蒋介石面前替刘湘说过话，并且不止一次。当然其出发点绝不是如他所言，是“听信”了邓汉祥的一面之词，而是出于策略需要，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罢了。
康泽造杨永泰的谣也是真的。杨永泰、张群等人被外界称为新政学系，长袖善舞是拿手好戏。而康泽的复兴社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包括康泽本人在内，擅长的都是打打杀杀或谍战暗杀，他们对政客伎俩完全是雾里看花。
既然弄不懂，便会自然而然地编出另一种解释，比如“杨永泰受贿论”，然后康泽便以“嫡亲儿子”的身份，三天两头地在蒋介石面前拿这个打杨永泰的小报告。
杨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是不是受了康泽的“陷害”，邓汉祥并不完全清楚其中内幕。他只从这番含着骨头还露着肉的说辞中，听出杨永泰是在以攻为守，以免再趟浑水。
杨永泰上下嘴皮合不住，来了之后，就听他一个人在说，接下来也该邓汉祥来两句了。
邓汉祥认为杨永泰说得不错：“四川情形极其复杂，重庆行营及复兴社的一些人，天天挑拨离间，就唯恐四川不乱。而且在收回防区之后，原有防区内的各军头对刘甫澄也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谣言满天飞，乃是意料中事。”
说到此处，邓汉祥突然话锋一转：“你接受贿赂是谣言，其实川军调动也是谣言，刘甫澄何曾有过调兵遣将的事呢？”
事到如今，大家都得把脸皮撕下来放到裤兜里，不能认的打死也不能认。
可杨永泰是何等精明的角色，对邓汉祥的话他完全不信，认为这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如果连杨永泰这道后门都迈不进去，谒见蒋介石岂不是成了镜花水月。邓汉祥又气又急，他很愤慨地对杨永泰说：“如果连你都相信刘甫澄会调兵，那还说什么呢？我明天就飞回成都，静候蒋先生派兵去打四川好了。”
说是明天就要回去，邓汉祥却根本就没挪步。
这是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招，为的就是用激将法打开对方的心理防线，邓汉祥相信，杨永泰一定还有余地和底牌，他必须逼杨永泰把它们全亮出来。
杨永泰听后果然神色缓和下来，尽管该守的仍是一着不让：“据我所知，刘甫澄调动军队确有其事，或者是他瞒着，没让你知道，所以你还蒙在鼓里。刘甫澄既然已派你到庐山，如果中途折回，岂不又加上了一道裂痕？”
杨永泰不会让邓汉祥回去，因为他的底牌是不主张对四川用兵，说得更准确一些，是不主张现阶段对四川用兵。
此前杨永泰也曾力主以两广事变为由，彻底解决广西的新桂系。但恰在此时，传来了伪蒙军要进攻绥远的情报，这意味着绥远战役即将打响，加上张学良、杨虎城在陕北久而无功（实际已与红军秘密结盟），南京政府不能不将重点由南移北。
邓汉祥还没来武汉，杨永泰就已经认识到，让南方诸侯逐个缴械的时机已经擦肩而过，“剿”只能让位于“抚”。不过一方面他需要通过敲打，来试探四川方面所拥有的底线，另一方面，因复兴社屡进谗言，他也不便再出面向蒋介石进言。
尽管利益和目的完全不同，邓汉祥和杨永泰却已坐进了同一节车厢，他们探讨的话题也相当一致：如何劝住蒋介石。
杨永泰没法陪邓汉祥同去庐山，他预计邓汉祥要是一个人径自去谒见的话，不仅不会有结果，而且肯定会碰大钉子，因为蒋介石对刘湘调兵的事非常气愤。
怎么办呢，杨永泰沉吟片刻，想到了一个人：“你可以找熊式辉，他就在庐山。”
杨永泰、张群、熊式辉，被称为新政学系的三巨头，三个人在政见上比较接近，关系也很融洽。杨永泰对邓汉祥说：“我可以给熊式辉发电报，要他帮助你。你如果有不便直接跟蒋先生说的话，可以托熊式辉转达。”
于是邓汉祥前往庐山，并首先造访了熊式辉。
在熊式辉面前，杨永泰把文章主要做在复兴社上面，尽量渲染康泽在四川如何仇视刘湘，甚至把谣言的源头全都栽赃在以康泽为首的复兴社身上：“他们无中生有地诬蔑刘甫澄，说他勾结陈济棠造反，弄得刘甫澄很没有安全感。”
熊式辉早已接到杨永泰的电报，他笑了笑：“以我同委员长（蒋介石）的关系，他们尚且挑拨离间，何况刘甫澄。不要紧，我先把你的意思转告委员长，委员长有什么回话，我再告诉你。”
有了这么个中介，邓汉祥感觉踏实多了，但他不知道蒋介石能否相信自己编的那套话，所以心里依旧忐忑不安。
熊式辉回来时，仅带回老蒋的一句话：“四川的事不简单，告知邓汉祥马上来见我。”
邓汉祥喜忧参半，喜的是下半句，蒋介石既已同意接见，说明事情有了初步转机，忧的是上半句，“不简单”便是复杂，看来蒋介石对他的话仍存有怀疑。
果然，当邓汉祥求见时，蒋介石怒容满面，连必要的寒暄都没有，就狠狠地掷出一句：“刘甫澄要造反！”
邓汉祥连忙申辩，力言绝无此事，是“复兴社捏造的谣言”。
蒋介石二话不说，喊副官拿来地图，把川军的调动情况指点得清清楚楚，比如这里调集多少部队，那里又调集多少部队。
他一边指给邓汉祥看，一边嘴里恨恨连声：“刘甫澄不仅出动了军队，还是深夜行动，这些都瞒不了我，我已经很清楚。请问，你们这不是在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又是干什么？”
邓汉祥猛然发现，蒋介石所搜集情报之周详，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预计。
室内的气压一时低到了骇人，几个闪电从邓汉祥脑海里刷刷蹿过：“委员长一定弄错了，不可能有调兵的事，即便有部队移动，也不是为了附和陈济棠，而是为了剿匪！”
蒋介石瞪大眼睛看着邓汉祥。邓汉祥解释说，四川的土匪跟别处不同，他们同社会上的袍哥向来互通声气，剿匪部队倘若白天行动的活，很可能泄密，因此一定要在夜晚出没，才能打土匪一个猝不及防。
“这是在绥靖地方，委员长千万不可听信谣言啊！”邓汉祥七拐八拐，又回到了“谣言”这个起点。
蒋介石见邓汉祥说得有鼻子有眼，倒也有些信了，邓汉祥趁热打铁，当着蒋介石的面论证起刘湘造反的不可能来。
“刘主席（刘湘）拥护委员长十年如一日，当宁汉分裂，大局未定时，他没有反；当中原大战，胜利难分时，他没有反；今天下已定，谁都能看清局势，刘主席再无知识，又何至于此！”
真是人生如戏、全靠演技，邓汉祥洋洋洒洒一通发挥，把蒋介石讲得无话可驳。
联想到刘湘维护自己的一些往事，蒋介石的火气也随之消了大半，他这才顺梯而下：“是啊，所以我还是相信甫澄的，四川的事，仍望他多负责任。”
在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后，邓汉祥又在会谈结束前，请蒋介石写封回信，以便复命。蒋介石慨然应允，第二天请邓汉祥吃饭时，便将亲笔信交给了他。
展开一看，满纸都是如何信赖和倚重刘湘，甭管多言不由衷，至少表明短期内不会与刘湘摊牌。
当夜回到旅室，邓汉祥立即将蒋介石的信件用密码电告刘湘。刘湘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邓汉祥要是再不来信息，他差不多要抹脖子上吊了，接到电文，这才稍稍心安。
邓汉祥乘机返回成都，刘湘派员从机场将其接来，详细地询问了一遍经过，确认无误后才送邓汉祥回府。
此后，刘湘不仅对邓汉祥言听计从，而且幕前幕后的大部分事务都交由他全权处理和运作，使这位幕僚长成了事实上的“川中宰相”。
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邓汉祥地位跃升如此之快，不可能不引起其他“有功之臣”的嫉妒，这些人背后嘀嘀咕咕，扬言：“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邓某何功何德，竟尔坐享其成！”
流言传到邓汉祥耳朵里，让他深感痛心，曾说：“他们会打，当蒋介石要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不都是叫我一个人出面去抵挡吗？他们怎么不敢去打呢？”
刘湘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不管周围如何叫喳喳，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幕中真能胜任折冲重任者，唯邓汉祥一人。舍他其谁？
极少冒险的刘湘没有被险情所吞噬，而两广事变的第一个挑起者、有南霸天之称的陈济棠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迫下野，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东。
陈济棠的遭遇，就是刘湘的噩梦。有了这次经历，他对自己与大鳄之间的悬殊差距看得更清楚了，几乎每时每刻，他都在捉摸和思考，如何才能增加安全系数。
自然界的食物链总是一环套一环，诸侯们都怕了蒋介石，可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对手，比方说日本人。
诸侯们是“内”，倭国在国门之外，就是“外”，蒋介石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先把国内摆平了再跟日本人计较。诸侯们则针锋相对，提出“攘外才能安内”，或者“攘外即是安内”、“攘外内自安”。除了御外抗侮的民族情感之外，不得不说，牵制蒋介石，以保全自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
在两广事变中，无论广东还是广西，都以抗日为名，以反蒋为实。广西的新桂系更好，竟然可以前脚接受日本武器和教官，后脚就“北上抗日”，敢情一样都不耽误。
刘湘并不例外，但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又比两广要磊落得多。或者可以这样说，从“万县惨案”时杨森与英军对阵开始，四川人对洋鬼子还真没怎么含糊过。
日本在成都原本设有领事馆，不过“九一八”事变后就关门大吉了，日本侨民也撤回了国，此后日本外务省又不断向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恢复领事馆。
外交部长张群征询刘湘的意见。邓汉祥以刘湘的名义复电表示，成都既非商埠，又无日侨，要设立领事馆的话，也没有条约上的根据。当然最重要的是，自东北沦陷之后，川人仇恨日本的情绪甚为激烈，因此请外交部予以慎重考虑。
张群于是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予以拒绝。
日本人不管不顾，仍计划派人潜入成都，横竖一定要设领事馆。
刘湘便与邓汉祥计议，密令全川各地舟车、旅店不许接待日本人，同时派出密探队，跟踪监视所有入川来蓉的日本人。
1936年8月，日本派出四人先遣队，利用各种关系住进了四川的一家大饭店。
刘湘派人规劝未果，就策动了成都各界示威游行，以压迫日本人出境。按照他的要求，示威游行时，军警只能维持秩序，不得对游行队伍进行干涉。
很快游行就出现了失控现象，四个日本人被一顿胖揍，两死两伤。
死了人，便成了异常棘手的外交事件，这就是“成都事件”（又称“蓉案”）。在外交上已饱受日本逼压的蒋介石得知后，很是恼火，专门来电相责，说刘湘事前既未防范，事后又不缉凶，对蓉案应负全责。
不料这次刘湘有高人相助，游行前邓汉祥特地通过民间抗日团体，出面邀请了成都的复兴社指导游行。
复兴社成员大多为黄埔军人，在蒋介石内部属于抗日主战的激进派系，与新政学系的相对低调保守完全不同。接到邀请，他们欣然同意参与其中，甚至没有向蒋介石进行报告。
游行过程中，邓汉祥安排专人，用手提照相机将复兴社成员沿途活动的情形全都拍了下来。现在蒋介石要追究责任，刘湘就按照邓汉祥的建议，把当天拍得的照片函送南京，同时复电说，蓉案系由成都中央人员（复兴社）领导和发动，又是爱国行为，因此，“事前未便阻止，事后无法缉凶”。
本来要打别人板子，没想到闯祸的却是嫡亲儿子，只得放弃追责，改由南京外交部直接与日交涉。
这也是暗斗，而且同样惊心动魄，刘湘差点因此翻船。在赤裸裸的事实面前，那些口头和文字上的“信任”、“倚重”全被击得粉碎，刘蒋矛盾也继续与日俱增，毫无调和的余地。
1936年秋，四川举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临时国大）代表的选举。两大阵营对此都非常重视，康泽把复兴社和别动队都动员起来，深入全川各县，扶助反刘拥蒋的人员参加竞选。
刘湘也亲自拟定各县候选人名单，邓汉祥将名单秘密发给各专员和县长，责成按名单选出候选人，同时还派出视察员，分赴各地监视选举。
邓汉祥暗示那些专员和县长：如果你们不照名单选人，不管专员还是县长，过后一律撤职！
中国近代的所谓选举，实在是个怪胎。从袁世凯时期的逼人投票，到曹锟的贿选买票，再到四川的“监视投票”，可谓光怪陆离，但它又实在是最快捷最有效的，这么做的一方通常都会大获全胜。
临时国大的选举结果，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当选者，皆来自于刘湘拟定的那份名单。
康泽落败，无法向蒋介石作出交代，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以前有个杨永泰，现在杨永泰走了，贺国光便倒了霉。康泽公然向贺国光开火，说贺国光以刘湘的同学自居，平时依仗川军自重，一个劲儿敷衍，乃是此次选举失败的罪魁祸首。
作为重庆行营的实际负责人，贺国光担任的其实是个两头受气的角色，他既要怀柔刘湘，又要承受康泽和复兴社的攻击，实在难受。
贺国光思考了一番，决定去拜访刘湘。他非常恳切地对刘湘说：“我为甫公借箸一筹，你和蒋委员长如能彼此推诚相见，则于国于川，两皆有利。如果相互对立，那大家都无好处。”
邓汉祥此时也在座，未等刘湘回答，他便抢先说道：“刘主席原是拥护委员长的，委员长需衣，刘主席可以解衣，委员长需食，刘主席可以推食，但今天委员长要剥刘主席的皮，人而无皮，又如何可存呢？”
贺国光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怏怏而归。
四川就是刘湘的“皮”，刘湘绝不会容许蒋介石来剥他的皮，这是关乎生存的斗争。
蒋介石暂时欲“剥”而力不能及，缘于北方麻烦不断，刘湘也因此把视线移向了那里，开始寻找新的同盟者。
在曾经的北方诸侯中，刘湘对冯玉祥最为推崇。倒不是因为冯玉祥与四川有过那么一段因缘，而是他在练兵和军纪上着实有一套，所训练出来的西北军堪称超强军团，这让同为军人出身的刘湘羡慕不已。
刘湘视冯玉祥为偶像，可老冯却并不把他的粉丝放在眼里。不光刘湘，在冯玉祥飞黄腾达之际，凡四川代表及其代表的主人，他一个都瞧不起。常驻冯玉祥处的四川代表，如果要拍发电报，都必须向冯玉祥交出密电本，或是经他派人审阅签署后才能过关，有一段时间，冯玉祥甚至还检查乃至扣留代表们与四川的来往信件。
不过那都是中原大战前的事，之后西北军被打到分崩离析，冯玉祥也退隐泰山，连小诸侯都当不成了。
偶像一不小心落到了地面，但刘湘对冯玉祥和西北军始终还是敬畏有加。某次，他在重庆与冯玉祥的谋士高兴亚偶遇，便请对方以第三人的身份，比较一下成都之兵与重庆之兵，双方孰优孰劣。
成都之兵，是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的军队，重庆之兵，是刘湘的军队。那个时候，刘湘正准备与刘文辉对决，他认为自己的军队起码在军纪上要比前面三位好得多，因此才有此问。
刘、邓、田三家分掌成都，三军同驻一地，彼此不能管辖，秩序当然很糟，甚至常有凶杀案发生却不知道该谁管，成都被称为“三不管”。
高兴亚据实告诉刘湘：“你的军队在纪律上比那三不管的地方要好些，可我见到你的兵还是害怕，没有安全感。”
这已经是隐晦的讲法，就是说刘湘的兵与纪律严明之类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刘湘闻言甚为尴尬，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谦虚地问高兴亚，可不可以将自己的军队训练到以前西北军的那种程度。
冯玉祥尽管落魄，架子还在，尤其是由于正在筹组“抗日同盟军”，随时可以东山再起，因此代表的口吻也俨然像个高高在上的贵族。
听刘湘说要把川军训练成西北军，高兴亚断然回答：“不可能！”
罗马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复制”西北军？你肺活量究竟有多少，能把牛皮吹得这么大。
高兴亚列举了几条练兵的标准，认为川军根本就难以做到，说得刘湘面红耳赤、沉默无言。
冯玉祥以为自己依旧很牛，可命运这东西，是最会捉弄人的刽子手，“抗日同盟军”的台子虽然搭了出来，但没多久就散了。
老冯又成了孤家寡人，没了枪杆子，就只能耍耍嘴皮子，以“在野抗日领袖”的身份混迹朝野。
这时候，张斯可奉刘湘之命找上了门，冯玉祥成为刘湘需在北方借重的第一人。
刘湘对冯玉祥的练兵法始终念念不忘。虽然他已经实施了“新战法”，但还是觉得川军作风不够硬朗，若真和蒋介石刀兵相见，必处下风。
你说标准高不可攀，那我就往下，因陋就简一点行不行，就算练不出正宗的西北军，能端出个“准西北军”也可以啊。
老冯早就今非昔比了，刘湘一抛来橄榄枝，他立马接了过来，并答应派人入川帮刘湘训练军队。
刘湘话语谦卑，表示完全拥护冯玉祥的抗日主张，并希望冯玉祥在这方面把自己当成他的直属部下。
冯玉祥的现状是他没有部下。尽管华北的宋哲元和山东的韩复榘都是他在西北军的部属，如今也发展得不错，可冯玉祥对他们的影响力很有限。尤其韩复榘，和冯玉祥不像是老上司和老下级，倒像是几世仇家。
这时候有人口口声声要投至麾下，还是“四川王”，老冯那个高兴啊，认为自己今后又有了实力拥趸，跟蒋介石讨价还价也不再愁没有筹码了。
刘湘当然不是真心要给冯玉祥做小弟，否则他又何至于跟蒋介石闹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
除了要引进冯氏练兵法外，冯玉祥能够吸引刘湘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刘湘可以通过冯玉祥这个桥梁，与宋哲元和韩复榘建立联系，以作唇齿相依。
冯玉祥不仅一一应允，还授刘湘以计：同共产党交朋友！
刘湘和谁联盟都可以，唯独对此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他说：“我跟红军打过仗，现在要化敌为友，如何让我的部下同意，这是一个大问题。再说交朋友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要双方同意才行，共产党肯和我交朋友吗？”
冯玉祥于是向自己的驻川代表高兴亚传达指示，让他以聊天的方式给刘湘“作对比”。
高兴亚依言告诉刘湘：“冯先生说，你是军人，你的军队质量和数量，与他在极盛时期相比，何如？”
冯玉祥的极盛时期，也就是西北军的极盛时期，当时拥有若干方面军，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而且全部训练有素、战力凶猛，乃名副其实的中原第一军团，哪里是川军能够比得上的。
刘湘连忙答道：“万万不如！”
高兴亚又问：“冯先生的将领都是多年由行伍训练提拔起来的。他本人当旅长有八九年没有升迁，长期扎根于一个旅，与部下有长时间的感情培养，因此这些部下都对冯先生非常尊敬。你与你的将领关系比冯先生又如何？”
刘湘回答：“我的部属军官，多数是半途来归的，不如多矣！”
确实，刘湘的一些嫡系将领，像王缵绪、范绍增，都是从敌方营垒过来的，不是亲儿子，就难免隔着肚皮，这也成为刘湘的一块心病。
高兴亚引用了“冯先生”的话：“中原大战时，蒋介石以五百万元收买了韩复榘，三百万元收买了石友三，一下子拉走十来万部队。要是蒋介石来挖你的墙脚，恐怕还用不着五百万、三百万这样的代价吧？”
刘湘老实承认：“很对。”
高兴亚继续发挥：“冯先生与蒋介石是把兄弟，一块磕过头换过帖的，表面上他对冯先生非常推崇，即便决裂之后，还称冯先生为大哥。你同蒋介石有这种关系吗？”
刘湘回答没有。
不仅如此，高兴亚还提到了冯玉祥对蒋介石的“恩”：“知道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来又是怎么上台的吗？”
随后他自问自答：“那一次，他是被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逼下台的。之后，冯先生认为白崇禧指挥无方，于是约阎锡山联名通电，请蒋介石复出担任总司令，统一军权。这虽然是战事危机下的无奈之举，但事实上蒋介石就是赖此才得以重新上台的。可以说，冯先生对蒋介石个人有着莫大的恩惠。你对蒋介石有这样的恩惠吗？”
刘湘只能回答：“当然没有。”
按照冯玉祥和高兴亚的说法，冯玉祥对蒋介石这个把兄弟称得上是恩重如山，可蒋介石却恩将仇报，不择手段地收买冯玉祥的部下，把冯玉祥给整得好惨。
高兴亚问刘湘：“蒋介石对有恩于他的把兄弟都是如此，对你，难道还会有所顾忌，不好意思下手吗？”
这些话，差点就将刘湘予以当场秒杀了。照你这么说，我不是注定要完蛋了吗？
高兴亚滔滔不绝，当然不只是为了恐吓刘湘。
冯玉祥以己及彼，对南北诸侯的心理都摸得很透。在高兴亚奉命入川之前，他就特意关照高兴亚，对着刘湘绝不要多谈革命的大道理，因为诸侯也好，军阀也罢，个人利害都是占第一位的，此辈就算嘴里也谈革命，其实不过是打官腔、说空话。
要谈，就谈个人存亡，并让刘湘在既怕“蒋”又惧“共”之间做出选择，不是多项选择，而是单项选择。
在做足铺垫之后，高兴亚终于进入了正题：“冯先生跟蒋介石打交道，吃够了亏，但是他跟共产党交朋友，就从没吃过亏。”
冯玉祥所说的这些皆有出处。比如他与张作霖、吴佩孚在南口大战时，曾经惨败到几乎溃不成军，后来在苏联的帮助下才得以重整旗鼓，而“抗日同盟军”更是直接得到了延安方面的支持。
高兴亚转述了冯玉祥的原话：“就以浅薄的眼光来看，共产党是与蒋介石争天下，不是与你刘甫澄争天下。现在蒋介石的刀已插进你的心脏，为什么对与共产党交朋友还心存顾虑呢？你是不是怕共产党比怕蒋介石还厉害，你看看我的情况，就知道不会吃亏！”
在中国当时的国情之下，这哪里是浅薄，简直都是一条条活生生的真理，所谓革命云云，倒真是“打官腔、说空话”。
刘湘听完这些话，顿时茅塞顿开、兴奋异常，他用手在茶几上一拍：“冯先生真乃知我爱我者。我决定与共产党交朋友。”
经过冯玉祥的说服，刘湘一改出道以来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仇视态度，一面答应释放管辖范围内的政治犯，一面与延安方面建立了直接联系。
刘湘的代表自延安返回后，向刘湘汇报了毛泽东的话：“只有坚持抗日和民主，才能制蒋，譬如牵只老虎给他（蒋介石）骑在背上。骑上，他就不能有所作为，下来，就要被老虎吃掉。”
刘湘大为叹服，从此将这句话引为圭臬。
延安也向四川派出代表，四川地下党的领导人罗世文即于此时入川，他们与冯玉祥的驻川代表（部分也是地下党员）一起，被刘湘聘请为高级幕僚。
刘湘虽然并没能如他所愿，训练出“准西北军”，但在地下党的建议和帮助下，却得以建立起一个神秘组织——“武德励进会”。
“武德励进会”的前身为“武德学友会”。学友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很是相似，虽然人数众多，但其内部结构极为松散，有的人交过会费，却从没去过会址，更有甚者，还不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学友会就相当于现在高校的同乡会。要做能做的事无非两样，一是联络感情，大家空下来打打扑克、推推麻将，或者吹吹牛聊聊天。二是办一本会刊杂志，也无非是证明尚有这个组织存在而已。
刘湘新办的励进会与学友会并非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二者并存，学友会属于外围组织，完全公开，励进会属于核心组织，对外始终保密。
励进会的入会手续很严格，必须由两个老会员介绍，并经刘湘亲自批准，才能成为正式会员。
入会之初，会员要宣誓，首要一条便是拥护“会长”，也就是刘湘。毒誓由每个会员自己填写，申明如有违反，须受的各种惩罚：有人填“枪毙”，有人填“杀头”，有人填“家破人亡，断子绝孙”……念完毒誓，还要按手印，整个程序弄得跟加入黑社会差不多。
刘湘最初发展的会员，都是营长以上的实职军官，后来逐渐推广到王陵基的保安队，最后连县政、财政训练班也被纳入其中。
参加过蒋介石峨嵋军训团的军官，被刘湘认定为有“中毒”嫌疑，这些人是不能马上介绍入会的，必须先要到他举办的军官教育团回炉再造。军官教育团名义上是上军事课，但主要仍是“精神讲话”，不过是跟军训团反着来，而且由刘湘亲自主讲，这叫“消毒”。
只有消过“毒”的人员，再经逐个考察，才能拥有加入励进会的资格和机会。
在嫡系将领中，潘文华、王陵基得以被批准入会，成为刘湘暂时能信得过的“自己人”，唐式遵、王缵绪、范绍增则受到励进会的严密侦察和监视，因刘湘怀疑王缵绪加入了复兴社，每天负责在其身前身后盯梢的竟达二十人之多。
继“以神治军”过时之后，依靠励进会，刘湘成功地从“以神治军”过渡为“以会治军”。最盛时，励进会员多达八百人，形成了以刘湘为中心的所谓“甫系”。
在刘湘的护持下，地下党逐渐进入励进会的核心决策部门，并在刘湘与蒋介石的暗斗中扮演起重要角色。
康泽的复兴社无孔不入，到处搜集情报，地下党就在励进会中设立情报训练组，专门训练反蒋特工人员。
别动队持有武器，并受过军事训练，一般人不敢惹，励进会便也相应成立了特务队，对别动队进行打击。
曾有几次，特务队在深夜向别动队员发起暗袭，用麻袋罩住，捆绑后丢入沟内淹死。
别动队在明处，特务队在暗处，四川地方又大，以致于别动队吃了亏后，都不知道该找谁算账。康泽气急败坏，找到刘湘大发雷霆，质问是怎么一回事。刘湘推说他会慢慢调查，就把这个不可一世的锦衣卫头目给打发掉了。
除发起情报和特工战外，地下党的舆论宣传也很有力量。小说《红岩》中除罗世文外的另一个地下党著名领导人车耀先，当时就在刘湘手下担任杂志主编，进行抗战宣传。
蒋介石发现要打入刘湘的军队，变得越来越困难。
参谋团成员去看望一位老友，此人便是加入励进会的少壮军官，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央入川帮助打红军，我们竭诚欢迎，但如果要征服四川，那将受到抵制。”
用“征服”二字，等于把“中央”等同到了异族或者外敌，其敌意可见一斑。
在励进会的明争暗攻下，一贯叫得最凶的康泽率先支持不住，政训活动被迫停顿，并于年底自行撤销，他自己也被调去“禁烟缉私”。至此，除少数隐藏得较深的复兴社骨干外，重庆行营、成都军校以及宪兵团、别动队都偃旗息鼓，躲到了一边，蒋介石的势力在四川遭到了极大的削弱。
刘湘能够“联共”，并不是真的对共产党和红军起了好感，说到底还是利害关系使然，但他却着实从中尝到了甜头。
“七七事变”以前，延安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据说毛泽东曾亲自致信刘湘，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可是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以帮忙。
众人议定送一万元，在没有通货膨胀之前，一万元不少了。上报刘湘，刘湘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
随手一批，便是五万。
在“联共”的基础上，刘湘再派张斯可赴广西南宁，那里也驻有延安代表，三方代表共同签订了“红（军）、桂、川军事协定”，商定要联合反蒋。
刘湘还希望将省外的这盘棋摆得更大一些。
1936年9月，他召集励进会骨干成员，在成都公馆举行秘密会议。刘湘亲自出席会议并讲话，就如何交结更多的“朋友”，让众人支招。大家一番讨论，所提交的“朋友”名单中有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还有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
最后刘湘选定联络陕西。因为根据情报，蒋介石要调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去福建，调杨虎城及其第17路军（又称小西北军或后西北军）去甘肃，另由胡宗南进驻西安，取代张、杨。
陕西是杨虎城的地盘，张学良则是继“九一八”、长城抗战后便居无定所，只能在陕西寄食以存，蒋介石动了他们的窝，那二位能不跳起来吗？显然，现在联络张、杨反蒋，恰在其时，反倒是韩复榘和阎锡山，小日子一直过得不错，很难下决心“造反”。
经过物色，刘湘决定派黄慕颜完成这一使命。黄慕颜首先去广西，与李宗仁谈定了“川、桂、陕”合作反蒋的事宜，接着再由成都乘机去西安，对外则宣称前往洽谈川陕联防事宜，以避人耳目。
黄慕颜的大舅子在西安绥靖公署任交际处长，为杨虎城的得力助手之一。通过这一关系，黄慕颜顺利地见到了杨虎城，并交付对方一份关于“川、桂、陕”联合反蒋的电稿。
杨虎城说他和刘湘在见解和想法上“完全吻合”，但他要黄慕颜稍等几天，待他和张学良研究之后再行答复。
实际情况是，张、杨正在酝酿一起惊天大行动。
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张、杨在华清池捉住了蒋介石。黄慕颜得知详情后，立即电告刘湘，并建议刘湘解决在川的“中央”势力，以响应西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刘湘正在大邑养病。闻知消息后，急忙赶回成都进行处置。在接到黄慕颜的电报，确证消息属实后，刘湘君臣又惊又喜。
惊的是，这张、杨也太牛了，我们撑破天，也只敢打打擦边球，玩玩合纵连横，他们竟能给老蒋来个瓮中捉鳖，瞧瞧人家这胆识，惭愧啊。喜的是，不用自己费吹灰之力，嚣张一时的老蒋已经束手就擒，眼看着连小命都要保不住了，真应了那句话，什么圈到最后都是花圈，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
当天，四川发出两封通电，一封出自于国民党四川党部，一封出自于刘湘，前者声讨张、杨，后者看似态度模糊，实质是寓支持于模糊之中。
刘湘举止暧昧，弄得贺国光惶惶不安，一再找刘湘和邓汉祥探问，并竭力劝说刘湘拥护南京政府，但收效甚微。
刘湘尚保留着一丝模糊，是受邓汉祥之谏，采取观望态度，多看几天再说。
先看南京。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要举兵讨伐张、杨。早已倾向于蒋介石的孙震闻讯，立即附和，并要开拔入陕，刘湘电令其撤回川境，不准擅自行动。其他如邓锡侯、李家钰、刘文辉，一看事情这么复杂，马上都不动了。
再看西安。“讨逆军”已攻入潼关，并拟派飞机轰炸西安。刘湘一合计，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张、杨恐怕不会再留着蒋介石做人质了，只会将其咔嚓了事。就算“讨逆军”暂时攻不进西安，飞机炸，也得把老蒋给炸死。
那还等什么，动手吧。
正要下达进攻令，有幕僚劝止：“西安那边激战正酣，如此做法，会把“讨逆军”的注意力转移到四川来的，那样四川就要吃苦头了，何必呢。如果能确定蒋介石真完蛋了，到时再动手也不迟。”
刘湘认为有理，于是决定：先布置包围，然后再动手。
刘湘随即以潘文华为总指挥，傅常为副总指挥，将成都军校和重庆行营完全包围起来。
蒋介石在川的主要武装力量就是成都军校，另外还有宪兵团和别动队。发现自己被包围后，他们当然不甘于坐以待毙，所有大小官员全都自动自发地出来抢筑工事，昼夜和衣不睡，且不论文武，全部持枪在手，欲作困兽之斗。
成都市区由此一片肃杀，街上连行人都看不到几个。
刘湘等着老蒋毙命，便好下达进攻令，但黄慕颜那边又迟无消息。
1936年12月16日，刘湘召集高层会议，以便敲定最终立场。会上，傅常、潘文华主张立即响应张、杨，对成都军校和重庆行营发起进攻。
听完傅、潘之言，刘湘问邓汉祥以为如何。
邓汉祥说：“策之上者，莫若静观其变。蒋败，不过是瓮中之鳖，万一事有反复，则我未轻举妄动，大可免遭嫉恨。”
邓汉祥不同意此时发动进攻：“如果张学良杀了蒋介石，军校、行营就能搬得走吗？南京政府必不会善罢甘休。又假设张学良放了蒋介石，到时候我们怎么下台？”
有了“两广事变”时的教训，刘湘已不敢再随便头脑发热，他认为邓汉祥分析有理，遂力排众议，采纳了其建议。
邓汉祥立即出面安慰贺国光及其他在蓉人员，刘湘对外也换上了一副新面孔，宣布就任川康绥靖主任，领着邓锡侯等人，口口声声要“营救领袖（蒋介石）”。
这当然都是做给人看的表面文章，如果是真心“营救领袖”，他也犯不着把孙震给硬拉回来。
最好是张、杨把蒋介石给杀了，那得省多少事啊!
可惜天不遂人愿，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调解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陪送其回到南京。
刘湘既失落又诧异，但也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对重庆行营和军校全部撤兵解围。
邓汉祥说的是对的，依靠他的远见卓识，刘、蒋的关系才未达到公开破裂的程度，继“两广事变”后，刘湘又躲过了一次莫测的风险。
可另一方面，刘湘却没有办法将他兴兵包围的事也都一概抹去，相关报告早就飞到了蒋介石的案头，双方原有的梁子不仅没有解开，反而越结越深。
暗斗仍将继续，只是进入了一个更为激烈而微妙的阶段。
1937年2月，社会上谣言纷传，一边说蒋介石要下手搞刘湘，一边又说刘湘也将有所行动，驻川“中央军”与川军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双方都忙于构筑工事，以备不测。
已升任代行营主任的贺国光急忙下令将工事全部铲除，刘湘也通过讲话辟谣，事态方告平息。
所谓“谣言”都不是没来由的。蒋介石给刘湘发来电报，让他派全权代表到南京商议要事。
刘湘敏感地意识到，蒋介石要下手“搞”他了。跟蒋介石打交道，环顾幕中，唯邓汉祥能胜此任。在送邓汉祥出发时，他把自己想好的策略告诉对方：“无论蒋介石出什么题目，我们都要抱一个拖字来应付，拖一天有一天的机会，以避免和他打仗为上策。”
1937年3月18日，邓汉祥由贺国光陪同，乘专机飞至南京。
一下飞机，邓汉祥就感觉到了压力，因为当地舆论都在纷传，说四川企图“造反”。
在这种舆论包围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果然，蒋介石第一时间召见，一开口就来了一句：“四川的军队太多了。”
怎么个多呢，蒋介石的说法是，“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哪里要这么多兵，你们都在防谁啊？
蒋介石给出的处方是：“应该缩编！”
传说中的铁砂掌来了，好在邓汉祥已有心理准备，不慌不忙，以刘湘所传的“拖”字诀应之：“如果四川各军都按照一个标准同时进行，自属必要……”
蒋介石同样已荷枪实弹，铁掌刚出，飞剑又至。
“甫澄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一直深恐他力有不逮。所以这次我准备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担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这样也便于他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
这不但是飞剑，还是穿心剑，一通乱七八糟的台词，眼瞅着直奔对手的胸口致命袭来。
邓汉祥既不能退，也不能闪，更不能拖，只能硬生生地接招。当然他不能说刘湘不肯退位分权，得说军民分治尚不合“川情”。
“四川在防区时代混乱多年，人民深受其苦。自省政府成立，防区制取消后，关于地方治安及用人、用钱方面，始稍有眉目。现在截然划分军政、民政，由两人负责，恐难收辅车相依之效，反而会转增中央西顾之忧。”
蒋介石气势如此之盛，是因为“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两广事变”时相比大为不同。在国内声誉上，蒋介石一下子到达顶点，看上去已正正经经像个全国领袖，国内没有任何人能撼动得了他的地位，因此不管邓汉祥当着面如何巧舌如簧，他始终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眼见相持下去甚为不利，邓汉祥想了想说：“委员长日理万机，不便多来麻烦。可否指定一位负责人从长研讨，使汉祥多有陈述机会。”
蒋介石料想邓汉祥也耍不出什么特别的花招，便点头应允，并指定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其商榷。
邓汉祥反复权衡，在蒋介石势大，又不能打仗的前提下，要想缩着脑袋一刀都不挨是不可能了，按照刘湘“拖一天是一天”的策略，他选择了舍卒保帅。
邓汉祥对何应钦说：“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两件事，如果同时进行，逼得过紧，恐难免滋生事端，何不分两个步骤办理？”
邓汉祥提出，可以先缩编军队，过一些时候再搞军民分治，“同样可以达到中央的愿望”。
通过何应钦的转述，蒋介石合计下来，左一刀右一刀，反正都是一刀，排着队砍也未尝不可。于是在第二次接见邓汉祥时，蒋不再提及军民分治，只决定于7月1日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并派何应钦为代表到渝主持。
邓汉祥返回成都，将前后情形跟刘湘一说，刘湘也意识到此番不同往日，蒋介石是专门针对四川而来的。
假如当初没听邓汉祥之言，直接向行营和军校发起进攻，不管攻得下攻不下，有一点可以确定：蒋介石绝不会跟你这么啰里啰嗦，早已率兵打到四川了。
现在还能分步骤来，那真是给足了面子，再不学乖点，就太没智商了。刘湘立即致电蒋介石和何应钦，表示拥护整军会议。
1937年4月16日，刘湘再作让步，声明接受南京政府提出的“川军国军化，政治中央化”。第二天，川军腾出位置，由“中央军”正式进驻重庆。
这是刘湘备受煎熬的一段日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像金钟罩、铁布衫那样的合纵之术正在式微，面对蒋介石在军政两面的凌厉攻势，南北诸侯均噤若寒蝉，没一个敢上台过招。
1937年4月30日，西安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杨虎城被蒋介石革职。而事实上，在此之前，他的“小西北军”就已经瓦解，握枪杆子的人一旦失去枪杆子，你怎么摆布都没问题。
当天，刘湘便离开成都市区，移居金花桥别墅。
金花桥别墅是一座乡村别墅，坐落于成都至双流的公路附近，有专用汽车道与公路连接，在紧张情况下随时可以沿公路逃生。
过去刘湘养病都是去大邑老家，这次破例住进金花桥别墅，实在是被杨虎城的先例给吓得不轻。
四天之后，见周围尚无异样，他这才返回成都，一回来即将蓉、渝两市的警察局长予以撤换。
他还是安全的，至少在整军会议之前。
尽管害怕，但一天天过去，那个日子还是在不断逼近。何应钦即将飞抵重庆，同时电告刘湘如期参加整军会议。
刘湘的嫡系部下闻讯，大多劝止刘湘赴渝。刘兆藜等三个旅长更是跪在地上痛哭，说去重庆凶多吉少，万一被扣，一切就都完了。
尽管刘湘答应与会，其实心里也一点底都没有。彼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在山上都驻有代表，他们发回的电报，无一例外都说蒋介石欲借整军会议来收拾刘湘。
这些电报当然不是给刘湘看的，但刘湘有办法偷看，他那个侦察电台可不是吃干饭的。
看完电报，刘湘更有顾虑了，就担心何应钦邀他不是开会，而是去看硫酸雨。
谋士和武将数不胜数，到头来能抓住的救命稻草却还是只有一个，那就是邓汉祥。
刘湘问邓汉祥，我究竟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邓汉祥说：“假如是我替蒋介石策划，就绝不会采取扣留你的办法，光扣你有什么呢，你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会成问题。”
那蒋介石会用什么办法呢，“不如用绳子勒！”
刘湘被吓一跳，但邓汉祥并非那些不上档次的暗杀特工，他所说的“勒”是指政治策略。
“蒋介石可以先缩编你的军队，再逼你实行军民分治，最后再调你到中央当个部长，岂不省事得多？”
谁都能听出“勒”法之巧妙，若不是蒋介石的首席幕僚杨永泰早已被刺身亡，没准他献给蒋介石的就是此计。
刘湘当然不愿意被活活“勒死”，不过这起码给了他拖延的时间，比直接扣留要好很多。
一切都是推测，毕竟邓汉祥不是蒋介石的幕僚，所以他又给刘湘想出了一个最稳当的办法。
按照邓汉祥的布置，他和刘湘同时出发，只是所乘交通工具不同，刘湘坐汽车，邓汉祥坐的是飞机，这样邓汉祥便提前到达了重庆，而刘湘则一路慢行，最后停于璧山。
邓汉祥与刘湘约定，由邓汉祥先同何应钦密谈，摸清底细后再到璧山与刘湘会合。假如整军方案危及川局，刘湘无法接受，便马上以旧疾复发为借口，中途折回重庆；倘若开出的条件平易，尚不难接受，那么自然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进重庆。
邓汉祥在重庆机场接得何应钦，寒暄已毕，首先就说：“你不知道，这里的谣言很多。”
何应钦忙问是什么谣言。邓汉祥便告诉他：“不外整军就是在整刘甫澄。”
何应钦不听则可，一听赶紧“辟谣”，并且信誓旦旦地对邓汉祥保证：“我带来的是一张白纸，刘甫澄想要如何写就如何写。”
这正是邓汉祥想得到的答案。他和刘湘怕就怕蒋介石利用整军会议，或直接扣人，或卸其兵权。
为了进一步加以确证，邓汉祥故意说：“蒋先生的把戏很多，谣言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特别是我不知道你给我讲的到底是不是真心话。”
何应钦急了：“我是贵州人，川滇黔向称一家，而且我对甫澄素无恶感，如果委员长真要收拾他，我肯来当刽子手，同四川人结不解之仇吗？”
杨永泰、张群、何应钦，合称为邓汉祥的三把“钥匙”，大家平时私交不错，同时，邓汉祥与何应钦还是同学同乡，彼此之间很了解对方的性格脾性。何应钦究竟说没说假话，邓汉祥是能觉察出来的，他注意到，何应钦在说话的时候，态度很自然，没有一丝一毫装出来的表情，因此判断何应钦没有欺骗他。
当夜邓汉祥赶到璧山，将经过详告刘湘，刘湘这才决定去重庆。
1937年7月1日，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
何应钦先代表蒋介石讲了一通会议的意义，刘湘、邓锡侯等人赶紧假惺惺地表示拥护，接着便进入了实质话题。
何应钦定了个调子：“川康军队，从数量来上讲，报中央备案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个团，竟然比日本常备部队的两倍半还多。以四川一省来供养这么庞大的军队，无怪乎质量难以提高，所以四川军队急需整理。”
说一千道一万，不过还是要缩编。握枪杆子的有哪一个舍得朝自己身上砍这一刀。会场上立即鸦雀无声，谁都不表态，刘湘也缄口不言。
会议形成僵局，何应钦着急万分，他虽然带来的是一张白纸，但总得往上面填点啥，否则如何交差。
无奈之下，何应钦便通过顾祝同去说服范绍增，要他在会上带个头，主动裁减军队，条件是将来另外成立一个军，由范绍增出任军长。
范绍增早就跟刘湘离心离德，觉得这个买卖不错，于是一拍胸脯，应承了下来。
再次开会，范绍增第一个开口：“服从中央，裁减我师！”
范绍增的表态，一下子打开了裁减川军的缺口，会议随后完全被何应钦一人所掌控，由着他哗啦哗啦地把价码往上抬：川军缩减十分之二、川军团长以上军官以后由“中央”直接委派、川军军饷每月由南京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何应钦从南京带来的确实只是一张白纸，可是转瞬之间，纸上已经密密麻麻，刘湘不仅要裁军，而且眼看着连军队的用人权和财权都保不住了。
刘湘和各军头领皆瞠目结舌，有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味道。尤其刘湘，心里面真是恨死了窝里反的范哈儿。
正在刘湘大伤脑袋之际，何应钦突然宣布中止会议，并紧急起程返回南京。
会议无疾而终，决议自然也就无法落实。包括刘湘在内，川军将领们犹如上晚自习遇到断电的学生，那个喜出望外和欢呼雀跃，真是难以形容。
何应钦中途离场的原因很简单，“七七事变”爆发了！
正如很多人所议论的，是“七七事变”救了刘湘。刘湘也再次认识到，只有以抗日为旗号，才能继续与蒋介石对抗，也只有出川抗日，才能保住川军不被裁减。
刘湘遂主动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战，同时又通电各省，号召全国总动员。
1937年8月7日，应蒋介石电召，刘湘偕邓汉祥等人，由成都飞赴南京。去之前，他对外发表谈话，表示将把四川的人力物力都拿出来贡献国家。
到达南京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约见了刘湘，对刘湘说：“知道你今天要来，因此决定今晚召开国防会议，请甫澄兄回去休息一下，务必准时参加。其余事情，另约时间再谈。”
如此举足轻重的国防会议，居然是要等他刘湘来了才开。如此礼遇，不由得刘湘不激动。要知道与会者除南京的文武群臣外，还有南北各地诸侯，要论彼此实力，四川也就排个中等而已。
开会了，蒋介石先作报告，接着阎锡山发言，再接着，就轮到了刘湘。
刘湘说：“四川的人力物力，可作抗战的有力后盾，目前就能出兵三十万，今后还可出壮丁五百万及大量粮食物资，以供抗战之用……”
外界印象中的刘湘，从来是一副木木讷讷，不擅言辞的样。没想到这回他精神饱满，侃侃而谈，一讲就是十分钟，俨然已成为主战派的活标本，全场空气也都逐渐趋向于对日作战。
凑巧的是，蒋介石给刘湘安排的居住地，乃张学良旧年在紫金山麓的自建别墅。这是一座中西风格合璧的建筑，外型美观，内部陈设也非常华丽，只是因坐落于郊外无人区，得多加警卫。
有客前来拜访刘湘，都忍不住啧啧称赞，说别墅真漂亮。刘湘那几天心情特好，连说话都像个顽童，他提出疑问：“张汉卿（张学良）真怪，怎么想到跑这里来修别墅的？”
俄顷，他又大发感慨，认为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京却因而被囚，很不值当：“张汉卿也太天真了，让他（蒋介石）走路，也就够了嘛，还要亲自送上门来。”
让刘湘万万想不到的是，他其实也差点“自投罗网”。
何应钦约请邓汉祥，并转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大意是说要贯彻整军会议的决议案云云。
邓汉祥大吃一惊，原来“另约时间再谈”的就是这个，还有完没完了？
他对何应钦说：“现在既决定抗战，何必还要执行决议案呢？刘甫澄个人对此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川军官兵必然会由此产生误会，认为中央不相信川军，减少他们出川抗战的勇气。”
正说着，刘湘串门子来了。
邓汉祥无法回避，只得把信件交给刘湘看。刘湘一看，恰如被迎头浇了一盆冷水，顿时就沉不住气，脸色刷地变了。
邓汉祥夸口刘湘没有问题，其实最有问题。何应钦见势不对，赶紧起身打圆场：“这件事还在商量，甫澄兄不要着急。”
何应钦重新给蒋介石作了汇报，返回时两手一摊：“蒋先生对整军案，认为必须贯彻执行，意甚坚决。”
如此粗暴而决绝的回应，让刘湘的脸色更难看了，他以低沉的语调对邓汉祥说：“你把四川的情况找何部长谈谈吧。”
邓汉祥对何应钦说：“目前急于抗战，若要各军整军，就调不出军队来，怎么办呢？”
何应钦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答应再去找老蒋。
何应钦前脚刚走，刘湘就对邓汉祥说：“要不我们还是先想法子溜回四川再说吧。”
关键时候，邓汉祥比他的“主公”要冷静和理智得多：“就算要溜，也不要露出马脚，不然就恐怕走不成了。”
两度碰壁，使蒋介石不能不亲自出马，他约邓汉祥前去谈话，见面就问：“你们这几天商量得怎么样？”
邓汉祥说：“出兵的事已经商量好了。至于执行整军会议案，刘主席向来服从命令，也没有什么意见。不过——”
抬头看了看蒋介石，邓汉祥才小心翼翼地继续说道：“不过我替委员长设想，当此抗战用人之际，整军会议案可否暂缓执行？”
话没说完，蒋介石就来了气。
吞吞吐吐半天，不就是想拖着不办吗，告诉你，这个“藩”我是削定了。他说：“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军政不统一，那个国家还有办法么？”
话一挑明，就都无法再藏着掖着了。邓汉祥急不择言，鼓起勇气反驳道：“云南、广西、山西，军政都还依然如旧，也不仅四川一省特殊，何必独责四川？”
蒋介石出身军人，口舌之辩并非所长，何况对面坐着的是邓汉祥这样伶牙俐齿的谋士。
越口拙越生气，越生气越口拙，蒋介石最后变得怒不可遏，抓狂不已。
邓汉祥也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可既然已经触了“龙须”，那就只好硬着头皮触到底了。
“如果一定要贯彻整军会议案，万一因此影响川军抗战，一时无法调出四川，那怎么办？！”
话一出口，连邓汉祥自己都吓了一大跳，这话可以私下说，可以对着何应钦说，但直接跟蒋介石说，这不变成以抗战来“胁迫领袖”了吗？
然而恰恰是这句话，把蒋介石给镇住了。他很快冷静下来，表示可暂缓执行整军会议案，不过“暂时可以，永久则不行”。
邓汉祥立即答复：“抗战结束后，全国军政统一，四川自然不会例外。”
要的就是“暂时”，“永久”以后再说吧。
邓汉祥回到居所，将经过告诉刘湘，刘湘仍然犹疑不定：“蒋介石的话靠不住，我们还是设法溜走为妙。”
不管邓汉祥怎样劝说，刘湘总是坚持：“应付应付，混回去再说。”
两人正在窃窃私语，侍从跑来报告：“蒋委员长来了。”
刘湘急忙跑到门口迎接“御驾”，握手之后，蒋介石便说：“甫澄兄，我们两兄弟，自北伐以来，你对国家和我个人的维护，我是不会忘记的。现在要抗战，四川对国家的关系更重要了，以后希望你多负责任，整军案可以等抗战结束后再说。”
蒋介石还跟刘湘共享了他的从政经验：“过去我总认为事必躬亲，才放得下心，必须与我有关系的人，才是人才，才肯重用，这一念之差，几乎把国家误了。我现在则不然，只给部下提供一个方针，至于他如何安排，如何去做，我绝不过问，所用之人，也有许多是素昧平生的。”
说到这里，几乎已是推心置腹：“过去我的这些短处，甫澄兄或多或少亦不免有相同之处。四川地方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欧洲的大国，希望甫澄兄在军政方面提纲挈领，多延揽人才，自然会收事半功倍之效。”
显然，蒋介石已经完全换了一种态度，现在他对刘湘既“放得下心”，也肯“重用”。整个谈话过程中，蒋介石语气亲切，待刘湘真跟自家兄弟一样。
蒋介石交了真心，刘湘也动了真情，当面表示愿为国家效忠，为抗战尽力。
蒋介石走后，刘湘异常高兴地对邓汉祥说：“这回蒋介石算是说了几句知心话。”
邓汉祥一语中的：“恐怕还是‘川军调不出来怎么办’起了作用。”
邓汉祥说得没错，蒋介石再无心思顾及“削藩”，因为“八一三”淞沪抗战已经打响了。
1937年8月13日，刘湘被南京政府任命为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第二天，刘湘即与随行人员赶回成都，为出川抗战作准备。
跟其他省的诸侯相比，川军颇有地方特色，比如他们彼此打仗的时候可以打到你死我活，仗打完了，同样也会没事人一样，你哥子我老弟地把酒言欢。
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川军喜“内战”，不喜“外战”，也就是尽在本省之内混战不休，极少向外省扩张地盘，以致于四五百场大小战役打下来，都是在家里摔桌子打板凳。
久而久之，外界都看清了川军的这个“软肋”。岷江大战爆发时，川省旅外同乡会纷纷来函相责，其中一封电文直斥川中诸侯“有野心而不务远略”：你们就知道屋里横，一味关起门来厮杀，有种的，到外省去争个输赢啊！
谁会去外省呢，都不愿意去。
民国时期的四川，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的缩影。这个“天府之国”，历来以地广人多、物质生活条件优越而著称。诸侯们在这里既有财源，又有兵源，不愁吃、不愁喝、也不愁玩，不到万不得已，没人肯背井离乡——你就说刘存厚吧，被人家赶出去那么多次，他不还是厚着脸皮哭爹喊娘地要回来吗？
其他省份可不是都这样，比如云南滇军和贵州黔军就乐于出省作战，甚至长期“赖”在四川不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滇黔两省相对贫瘠落后，要养活军队颇不容易。
当然不是说川中诸侯们都无远略，其中拔尖的也曾跃跃欲试。
蒋桂战争时，刘湘曾派一个师出川“拥蒋讨桂”，但那一次纯粹是形式大于内容，相当于出省旅行了一趟，除了来回赶路，什么都没做。
川军仅有的几次省外之战大多集中在湖北。比如，刘湘和熊克武共同策动过“援鄂之战”，杨森在“宁汉分裂”时，也曾站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一边，举兵“讨伐”武汉政府，然而两次都以惨败而告终。
杨森在兵败之后沮丧不已，说：“我这次率数万之众出川，是为四川人争省格，外省人常骂我们四川人是川耗子，不出夔门一步，只有关起门来打内战的本事。我总想这次能为四川人争口气，哪知道全军崩溃，真使我痛心万分。”
唯一说不上败的一次，是王陵基领兵与贺龙在洪湖作战，可就那一次，实际上也是寸地未得，一点好处都没捞到，等于白辛苦了。
以后川军基本上是足不出省，就算是偶尔出川，刘湘也要反复叮嘱带兵官：我的策略是“内重于外”，你们出去后意思一下就行了，千万别傻乎乎地去拼命啊。
就算是省外作战，其实也是内战，不过是更大范围的内战而已。现在川军不仅要出省，还要进行“国战”，以抗敌御侮，川人的民族自豪感一下子全被调动和激发出来了。
刘湘回川动员时，四川正处于沸腾之中。游行队伍天天在街上示威请愿，成都多次举办有十万人参加的抗战动员大会。“五老七贤”中的尹钟锡诙谐地对人说：“现在要实行总动员，可惜我老了，已经动不得了，不然也想上前线哩。”
民众踊跃，大部分川军官兵一谈到要出川打日本，全都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
在川军出川誓师大会上，唐式遵推开麦克风，走到前台慷慨陈词，且声若洪钟，响彻全场。他还当众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会后唐式遵说到做到，将自己的一处房产捐作抗战经费。过去“二瘟”最受人诟病之处，便是说他缺少阳刚气质和铁血精神，现在如此给力，自然受到舆论的一致称道。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激昂。
唐式遵的诗，细细听来，其实也有一股荆轲易水送别的味道。川军虽有二十余年战史，积累了四五百次作战经验，但活动范围很小，交战对象也有限，除杨森所部外，从未与外国军真正对阵过。此次川军远征千里，一去就要与现代化装备的日军开打，这日本兵听说有的是大炮、飞机、坦克，这些东西连见都没见过，一打起来，十有八九是真要埋骨他乡了。
人总是怕死的，这是自然规律，像杨森那样天生刚猛的毕竟不多，而临时焕发出来的激情也不可能永远持久。于是，有关系的便请假调职，或者以闲散名义留守后方，甚至不要名义，也情愿缩居成都、重庆当寓公。没有关系的中下级军官和职员，只好自叹命不如人，狠着心肠在驻地与娇妻爱儿话别。
营连以上的高级带兵官一般跑不掉，硬着头皮到战场上“走一阵”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因此大多“预立遗嘱，处分家产”，表示自己将以“有死之心”出川抗战，实质上为数不少的人都心情阴郁，预感到此番将“无生之望”。
刘湘本人也甚为忐忑，他忐忑不是怕死，是希望能旗开得胜，来改变川军连年打内战的“恶名声”，提高他和川军在全国的声誉地位。
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久违的“刘神仙”。
早在半年前，刘湘就将刘从云接回了成都，他也不时走访，过从甚密。刘从云的信徒都以为刘湘将再度重用刘从云，因此纷传：“刘恩师落难两三年，现在又可以东山再起，重整旗鼓了。”
刘从云的信徒哪懂政治，就算刘湘想用刘从云，在四川“门户开放”的情况下也根本做不到了——那样的话，刘湘恐怕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迷信落后”的帽子了。
有时候，迷信就是一味镇定剂，可以让你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出川前，刘湘不光找刘从云卜卦，也曾将那个不取酬的“民间相师”王篾匠请来成都给他看相。
王篾匠怎么说，现在已经无人知晓，但刘从云的卜卦清清楚楚，因为后来川军出师的“良辰吉日”就是由刘从云掐指算出来的。
在算好“良辰吉日”后，刘湘又专门配备了精兵良将。除他自己派出六个师外，一道请缨出征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也都各出兵两个师，全部加起来有十四万之众。这些部队的战斗力都较强，属于川军中最基本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刘湘所部，无论装备、训练还是实战能力，在川军中都数一数二。
邓锡侯、孙震、李家钰都是亲自统兵，刘湘虽未即刻亲征，但受命出发的潘文华、唐式遵，向为刘湘座下的哼哈二将，全都有组织和指挥大战役的经验。他们以下，则囊括郭勋祺、刘兆藜等新生代川将，可以说所有能征惯战的兵将基本都调出去了。
如此配置，在刘湘看来，不说大获全胜，打几个漂亮仗扬扬威总是可以办到的。
蒋介石分派给川军的活，是在河南担任一个方面的作战任务。刘湘考虑仅由长江水路出川的话，一者容易贻误战机，二者这么多部队挤一起，沿途给养和交通工具也很成问题，因此决定分成两路纵队行军。
北路纵队包括邓、孙、李三部，由邓锡侯、孙震率领，从陆路步行，出剑阁向西安集中，东路纵队即刘湘所部，由唐式遵、潘文华率领，自水路乘船，出夔门向武汉集中。
刘湘的计划是，待两路纵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再令他们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以便北渡黄河作战。
1937年9月1日，东路纵队率先坐船东向，接着是北路纵队。
川军陆续踏向了光照他们一生的戎马征程。

第四章 刀光如雪月如霜
<b>林森</b>：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主席。
<b>沈鸿烈</b>：生于湖北省天门市。东北海军的缔造者，有能将之称，时任青岛市市长。
<b>韩复榘</b>：生于河北省霸县。原西北军著名战将，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b>向文彬</b>：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四川讲武堂，为杨森帐下勇将，当时在第二十军任团长。
<b>林相侯</b>：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毕业于四川讲武堂，曾任杨森的警卫员，当时在第二十军任团长。他是川军在抗战中以身殉国的第一位团长，也是第二十军在淞沪战场上损失的最高级别军官。
<b>李介立</b>：生于四川省犍为县。毕业于四川讲武堂，为杨森帐下勇将，时任团长。
<b>郭汝栋</b>：生于四川省铜梁县。曾为杨森部下，后与范绍增等人组织“四部倒杨”，与杨森争抢第二十军军长头衔。“四部倒杨”失败后，出川投奔蒋介石，部队也改称第四十三军，任军长。
<b>刘雨卿</b>：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时任第四十三军第二十六师师长。
在东路纵队出发的同一天，有一支川军也正起程向前线开去，不过其出发地并非四川，而是贵州。
贵州是个民情非常复杂的省份，尤其黔西南一带，尽为崇山峻岭，乃苗彝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苗彝都各自拥有武器，且不服政府管束，非常难于治理。
清末名将胡林翼最早就是在贵州获得了“平乱专家”之名，可想而知此地混乱的程度，到了民国还是这样，即便王家烈统治贵州，其政令也无法在这些地方推行。
当时蒋介石已视杨森为自己的可靠力量，便派他带整训后的第二十军前去摆平。
杨森用了一年多时间在黔西南进行“清乡”，光搜缴的民间枪支就达万支，其部队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恢复了元气并得到发展。“清乡”结束，他按照南京政府的整军要求，老老实实地在贵州进行了缩编。
原有的三师缩成了两师，但由于汰弱留强，部队剩下的全是体力较好、技战术过硬的兵员，军官多出来后，杨森又在各级增设副职，使指挥系统也得以充实，因此第二十军的战斗力反而得以提高。
当淞沪会战的消息传来，听说前线战事剧烈，急需增援部队，杨森立即向蒋介石请战，遂使第二十军成为川军中第一支参加抗战的部队。
第二十军开拔前，蒋介石致电杨森，让他乘机先来南京。
到南京后，杨森住在第二十军办事处。有人劝他移居中央饭店，杨森回答说，中央饭店固然舒适，但战争期间，还是与随行将校住一起比较方便。
当时南京经常遭遇空袭，杨森倒也不惧，他住在办事处，始终镇定如常，并随时掌握着部队行军的进展情况。
第一个接待杨森的南京大员，不是蒋介石，而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问第二十军现在到了何处，杨森现在作何打算。
杨森就第二十军行止作了汇报，至于个人打算，他也早有想法，那就是趁部队尚未到达，对南北战场作一考察。
打仗算是杨森一生的功课，在这方面他从来都一丝不苟。既然未来的敌人是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强敌，与以往内战中所有的对手都大为不同，那么打仗之前，多少得做到心中有数才行。
林森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时期同样打打杀杀，如今虽改而从政，对军事却并不陌生，可谓知人亦知兵。他对杨森的计划表示赞同，并拨给一万元旅费。
第二十军穷得叮当响，没这笔旅费，杨森还真的没法动身，当下他就启程前往上海。
淞沪会战正在激烈进行当中，黄浦江上日舰排列如山，贴着红膏药的日机每天轮番轰炸，中日两军在街巷中对峙，这座东方大都市面临着血与火的考验。
不过这里还不是最前沿，杨森更想了解的，是上海的郊外战场，也就是第二十军到达后的作战区域。
跟接待的部队长一说，对方说去也可以，但为了安全，必须晚上去。
晚上，杨森终于来到了前沿战场。他在中方阵地上看到了高昂的士气，然而同时也见识了日军飞机大炮的厉害。
战场及其附近上空已经全部为日机所控制，前方的部队调动，只能在黑夜中进行。前线官兵白天受伤后，也只好先躺在战壕里，到晚上运至后方救治，否则的话，几颗飞机炸弹扔下来，伤者还没等运到目的地，半途之中就可能被炸光了。由于都要等晚上，所以一到那个时候，公路上就会变得特别拥挤不堪。
这是以平面战对立体战，以血肉之躯对钢铁打击，尽管事前杨森已有心理准备，但真正到了现场，还是大受震撼。
后来杨森巧遇一位空军中尉，还特地问他：“我们空军现在究竟有多少战斗机？”
对方的回答是：“我们没有买战斗机，只是航空学校在意大利买了几架教练机，作教学训练之用。”
杨森的一位部下插话说：“我在军校受训时，参加过为蒋委员长举办的献机祝寿典礼，不是见到有几十架飞机，在机翼下面漆有四川号、云南号、广东号，然后在空中排成中正两字吗？”
空军中尉说：“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献机祝寿典礼的钱并没有用来购买飞机，只是把两广事变中脱离陈济棠的那些广东飞机，重新油漆了一下，涂上各省名字来进行表演罢了。”
这位空军中尉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所说的并非全是实情。比如抗战前其实购买了一些美国战斗机，包括为蒋介石献机祝寿时同样有购进，这些飞机也成为淞沪空战的主力。关键是当时中国自身无独立制造飞机的能力，抗战开始后又无法再向国外采购，战斗机自然是打掉一架少一架，而且其性能也难以与日本最新式战斗机相抗衡。
杨森自己的第二十军是个破家底，没有任何重武器，让他想不到的是，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在内，火力配备上与日军相比，也是如此悬殊。
杨森匆匆忙忙乘火车赶回南京，他要向蒋介石汇报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不予以解决的话，这仗没法打啊。
路上，杨森看到一批批撤下的伤兵在往南京运，然后又有更多的后续部队前往上海参战。队伍倒还整齐，但同样也是重武器配备不足，这使他更加感到不安。
直到谒见蒋介石之前，杨森才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纯属个人的。
在川军之中，第二十军最为穷困潦倒。以前杨森就实行“饥军政策”，之后虽归顺了老蒋，但因没有固定防区，部队生活还是很苦，杨森本人的军服好久都没换过，再加上去了一趟战场，看上去已经又破又旧。
蒋介石很重视军人的仪表，你搞得跟个叫花子一般，如何进得了门？情急之下，杨森跑到南京的旧货摊，买了一套呢制军装，佩上陆军中将的领章，才赶去蒋介石官邸进谒。
蒋介石跟杨森谈了一个小时，杨森把他在淞沪战场的所见所闻，自己的感想看法，都毫无保留地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其实对这些情况，蒋介石哪能不清楚呢，可仗打到这个份上，他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凭恃“同仇敌忾的决心”了。
反正第二十军仍未抵达，蒋介石便鼓励杨森仍按预守计划进行，以便多方面了解各战线情形。
中午蒋氏夫妇邀杨森一同进餐。蒋介石生活简朴，加上席间拘束，据说多数受邀者很少有吃得饱的，但能受邀于这种场合，说穿了谁也不为吃，更多的是接受礼遇。
杨森于是继续自己的考察进程，这次是到北战场，首先去的是青岛。在青岛市长沈鸿烈的陪同下，杨森参观考察了防御部署，给他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青岛炮台及其大炮。
杨森看到，炮台上两门塞炮的口径极大，炮弹得用机器才能推上炮膛，非人力所能填装，可以想见发射后火力之强之猛。炮台设计也非常合理，炮口正对胶州湾出口处，使敌舰无法轻易接近胶州湾。
这些都是过去德国人在青岛所建，塞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产品，好多年过去了，守青岛竟然还得依赖它们，杨森为之唏嘘不已。
沈鸿烈曾是东北海军的创建者，有“能将”之誉，他与杨森一见如故，彼此很谈得来。
从军事战略，而不是“同仇敌忾的决心”出发，两人对淞沪会战的前景都不乐观：沿海一带，便于日军机舰活动，要想守住困难太大。
沈鸿烈已经预见淞沪会战要失利，青岛也无法据守，如今他着急的，是怎样把青岛纱厂的机器抢运到开封去。
在抗战的态度上，两人也趋向一致，都主张坚持打下去。沈鸿烈说，日军打过来，总是要亡国了，与其不战而亡，何不战后而亡？
亡国是最可怕的后果，在此之前，还有一次挽救的机会，那就是在山峦起伏、河流纵横的华中，寻求与日军决战，以便形成相持局面。
由于跟沈鸿烈谈得很是投机，杨森便在青岛多住了两晚，随后再折返济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接待，十分热情，还几度和杨森长谈，可杨森对他的印象却糟糕透顶。
韩复榘曾经是西北军名将，但被岁月的杀猪刀这么左右一砍，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抱残守缺的旧式军人。尤其是督鲁之后，因醉心于在山东做所谓的“韩青天”，大部分精力已投入民政，对外界的军事动态及其变化显得非常隔膜。杨森跟他一提抗战，一提日本人，他就只会吹胡子瞪眼地来一句：“我非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拼是可以的，主要是怎么个拼法，韩复榘把他的鲁军和武器着实夸大了一番，仿佛是“东方不败”，可杨森已经见识过日本人的兵力和武器，不由啼笑皆非。
韩复榘太落伍了，完全是个无脑之辈。跟他谈，自然是什么道理都谈不出。
在济南毫无所得，杨森接着又经徐州、郑州到汉口，一方面是考察沿途情形，一方面正好与第二十军会合。
偌大一个圈子兜下来，杨森最大的收获，就是感到民心可用。无论城市还是乡镇，民众都在举行示威和演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标语随处可见。杨森是一个很感性的人，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下，让他情不自禁也激动了起来。
杨森平生服膺的军人，除了蒋介石，就是吴佩孚。当年他第一次在洛阳拜见吴佩孚，吴佩孚就对他说，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割土失地，不知吃了列强多少苦头，如今应该奋发了。
吴佩孚对中国战败于甲午尤其念念不忘，认为是军人之耻，曾作诗云：“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
想着吴佩孚说过的这些话，杨森精神一振：东方睡狮已醒，现在就要率部跟日本人决一死战了！
这边“睡狮已醒”，那边第二十军早待命汉口，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与从四川本土出发的川军相比，第二十军的行军路线更曲折也更难走。他们要先徒步行军，一直走到湖南辰溪才能换乘木船到长沙，沿途每天都要翻山越岭走一百多里山路，晚上宿营还不能马上睡觉，因为草鞋已经磨掉了，必须连夜打草鞋，以备第二天行军时穿用。
在艰苦的条件下，官兵士气却极为旺盛，军中听不到任何怨言。有人说：“四个轮的汽车，开久了也要上油。我们两只脚的人，怎能完全不休息呢？不过大家为了杀日本鬼子，吃点苦也就算了。”
还有人说：“为了抗战，我们吃苦是愿意的。如果是内战，哼，对不起，老子早就不干了！”
时光荏苒，这些从内战中打拼出来的人，终于拥有了新的信念，而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也已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南京军委会本来预计第二十军到达长沙至少需五十九天，杨森当着林森的面，保守估计也得四十天。但该部日夜兼程，仅用了二十四天便走完了全程，堪称神行太保，为此受到了军委会的特别嘉奖。
不怕死，不后退到达长沙，第二十军又冒着大雨换乘铁篷列车到武昌。从武昌一下车，为避敌机空袭，全军连夜渡江至汉口，中间只住宿了一个晚上，几乎是马不停蹄。
自长沙起，凡经过的车站码头上，都有老百姓自发为官兵打洗脸水，倒开水送茶，因为人们认为川军能出来抗战，是一件很值得钦佩的事。特别是在汉口车站，上车和出发时，还专门拍摄了电影，这进一步激发了第二十军官兵的卫国荣誉感和抗战斗志。
在汉口与全军会合后，杨森对官兵训话，说：“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战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乃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
第二十军的计划，最初是先到安庆休整一下，但随着淞沪战事越来越紧张激烈，遂奉命乘轮直驶上海。
在轮船上的那些天，杨森分批召集官兵，把考察见闻及自己总结出来的作战要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予以重复，以免将士上阵吃亏。
部下也都很替他争气。船到南京上岸，杨森传令给部队补发军饷。许多士兵当即拿着钱去买了胶鞋和卤肉，带兵官问他们：“刚刚才发饷，你们就急着买鞋买肉，为什么不等到上海去慢慢花呢？”
士兵的回答是：“淞沪战场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大家抱定决心，吃好穿好，与敌人拼命，没想过还可以活着慢慢花。”
上海乃十里洋场，极尽繁华之地。在此之前，第二十军的官兵绝大多数足不出四川，眼下近在咫尺，难免有所羡慕和向住。但他们一到上海，便要立刻投入战场，以致于许多人直到战死沙场，都不知道这个全国第一大都会究竟热闹成什么样子。
杨森感慨万端、激情澎湃，当即赋诗两首，其中一首道：“指点三军杀敌处，刀光如雪月如霜。”
1937年10月9日晚，除一个旅因桥梁炸断无法到达外，第二十军陆续投入最前沿的大场一线。
因考虑第二十军初到战场，不明敌情地形，战区决定将第二十军暂时予以分割使用，由先到战场的高一级将领指挥。
第二十军开往前线时，淞沪战事正进入中期阶段，也可以说是最激烈最残酷的阶段。日本统帅部已第三次向淞沪战场增兵，成建制的野战师团达到五个，随后便发动了第四次总攻。
这次总攻以日本甲种师团金泽第9师团为核心，声势浩大，攻击力极其惊人。守卫大场顿悟寺的友军一师被击溃，阵地失守，友军指挥官情急之下，从战区拿到命令，让第二十军派出一团乘夜反攻，以图夺回阵地。
第二十军内部层层挑选，最后选中了向文彬团。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虽然向文彬团在全军编制最小，只有两个营，但士兵素质优良，比别的团更为活跃能战。
向文彬毕业于四川讲武堂，这是杨森自办的一所学校。杨森非常注重军官的梯级化培养，他以“本军系统化”为号召，曾在四川兴办了许多小有名气的军校，其中四川讲武堂可排于第二。
四川讲武堂的管理极其严格，有些类似于云南讲武堂，采取的是所谓“黑暗专制，无理服从”，体罚和禁闭是家常便饭，学员经常在烈日风雨下进行训练，夜间还要进行紧急集合。
这种模式跟杨森倡导的尚武精神很合拍。讲武堂结业时，学员要全副武装，由杨森亲自带队进行拉练，最后登上灌县青城山，接受杨森的摆宴犒劳。
作为讲武堂培养出来的尖子生，向文彬熟练掌握了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在内的“四大教程”，尤长于劈刺和射击，这些技术都被他手把手地传授给了士兵。与此同时，向文彬也很关心士兵生活、士兵精神面貌上佳、求战意识和欲望强烈。
向文彬率部进入准备位置，入夜后即向日军阵地实施攻击，战斗十分激烈。
所有川军里面，如果说要逐一挂标签，第二十军的标签就是六个字：不怕死，不后退。当然，在四川内战中，这个标签也时不时地会掉下来，对外御侮的战役就另当别论了。
向文彬团一往无前，反复冲杀，枪林弹雨中，没有一个怯懦退缩，成为“不怕死，不后退”的真实写照。
军队里有一句谚语，叫做“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关枪”，第二十军的士兵连机关枪都不怕。他们原先最大的缺憾就是武器陈旧低劣，步枪大部分是四川兵工厂所造，少数来自汉阳兵工厂，机枪一类的重武器则特别稀罕，就算这些武器也已使用过久，在武汉时虽然补充了一些武器弹药，但仍不够分配。
一到淞沪战场，看到日本兵手里有自己从来没见过的好武器，这些川军子弟滋生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如何躲闪，而是赶快抢过来。因此在向文彬团出现了别的部队里没有的奇观：若干人一拥而上，前仆后继，用刺刀和枪托，又扎又打，硬是把日本人的歪把子机枪和三八式倒拽回自家战壕。
激战中，向文彬腿部中弹，行动困难，但他拒绝去后方治疗，坐着担架或由士兵扶着，继续组织全团官兵向顿悟寺发起一次又一次冲锋。
让第二十军凭借一团兵力，单独出击恢复阵地，连颁发此项命令的人都没有成功把握，只是战局紧张，不得不姑且一试。在向文彬团出击后，各上级指挥部都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守候该团战报。
向文彬传来的是捷报：成功收复顿悟寺！
第二十军周围，几乎全都是“中央军”的嫡系部队，见川军如此勇猛，竟能从日本人嘴里虎口夺食，无不肃然起敬。
战报层层上复，统帅部立即对向文彬予以特别嘉奖，先是将其由中校升为上校，接着蒋介石亲自打来电话：“向文彬升少将，奖金六千元。”
一天三小时之内，向文彬连升sān_jí，这在大军云集的淞沪战场亦绝无仅有。
收复顿悟寺后，向文彬清点全团人数，营长只剩一人，连长非死即伤，无一幸免，排长只剩四人，士兵为一百二十人。
在援军到达之前，向文彬将这一百多个残余官兵编成了一个连，乘夜修复工事，继续作战。
部队第一战就打得如此出彩，让随后赶来指挥全军的杨森扬眉吐气、喜不自胜。
他对各团讲话时说：“我们第二十军是川军中的铁军，是全国闻名的勇猛部队，所以才会被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如果上海这一仗顶不住，就要亡国，我们一定要把第二十军的全部战力都发挥出来，即便为国牺牲，也是最光荣的！”
不久，友军位于陈家行的阵地又遭日军突破。有了向文彬团的成功例子，上级命令杨森派队反攻，恢复阵地，杨森立即派去了一个旅。
沿途全是棉花地，正好可用来隐蔽，反攻部队便分成左右两翼，以散开队形前进。前进过程中，能听到陈家行方向枪声密集，接着友军溃退而来。
都是以棉花地为掩护，一个向前进，一个往后逃，通常情况下，很影响士气，但第二十军并不受其干扰，命令下达，一点折扣不打地坚决执行，且脸上毫无迟疑与惧色。许多士兵挺胸急进，边走边说：“我们这次是打国战，牺牲都值得！”
此种此景，令第二十军的带兵军官们也很感慨，因为这种高昂士气，是四川内战时期从没见到过的。
友军溃部的背后就是紧追不放的日军，第二十军的先头部队越过友军，端起机步枪，把各种家伙迎头送了过去。
日军正追得起劲呢，想不到半途中会忽然杀出程咬金，顿时就愣在了那里，处于脸绿跌停状态。
酒这东西，向来是越喝越亲，川军跟这帮鬼子算是冤家看对眼了，缠住就打，双方在棉花地里搅成了一团。
第二十军是生力军，因为有的部队尚在路上，杨森还把其他团叠加了上去，前面的越战越勇，后面的源源不断，遂很快占了上风。激战一小时后，日军不支溃退，第二十军顺势收复陈家行，并且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友军指挥官见第二十军击溃了日军，又跑了回来，表示要进行交防。
交防是说把阵地完完整整地交到接替者手里，可阵地实际上是第二十军收复的，但第二十军并未计较，同意办理防务交接。
淞沪会战是一场杀到天崩地裂、日月无光，让所有参与者事后都会闻兵色变的恶战，守并不比攻容易。第二十军所守防线，全是原来友军失守的区域，为日军锥形攻击的顶点，承压非常之重。
日军占有火力优势，且能形成有效的地空配合。每天拂晓以后，日军即在战场上空升起气球，气球内设置观察站，以观察中国军队的动静以及其炮兵弹着点。
除了气球外，日机也分批轮番出动，在战场上空盘旋侦查，除对守军阵地直接进行轰炸扫射，还为炮兵指示目标，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一天上午，一架日机在前线指挥所所在的竹林上空盘旋，不时侧着机身飞行，实际上是在进行地面观察。在日机的指引下，日军炮兵连续向竹林发射了十余发炮弹，所幸指挥所设置比较隐蔽，才未被炮弹击中。
蕴藻滨河上有一座横跨桥，联系部队前后方，为了监视桥梁，第二十军在桥的一端挖有战壕，藏有一个班的士兵。日机发现后，指示炮兵射击，两颗炮弹不偏不倚地射入壕内，士兵全部被炸死，步枪轻机枪也被炸断，飞出战壕很远。
后方指挥所都是如此，前线境遇可想而知。杨森传令下去，白天阵地上不允许冒烟，以免暴露目标。
不能冒烟，就意味着不能生火做饭，官兵只能天不亮就吃早饭，天黑才吃晚饭，每日仅进两餐，但全军士气依然旺盛，斗志高昂，战壕和阵地上到处响彻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
在日军的火力威胁下，最棘手的就是白天无法向前线增兵。有时因前线官兵伤亡过大，不能不增援时，增援部队就利用棉花地作掩护，逐步匍匐前进。看到日机朝这边飞来，马上停止运动，等敌机掉头返回时，再继续前进。
日军利用这一时间差，在川军前后部队交接防之际，发起了一次突袭式进攻。
日军对这次进攻把握很大，以为最低限度可以迫使第二十军放弃防线，向后方撤退。不料第二十军的后续部队得知后，立刻加快速度，向阵地飞奔而来。
缩编后的第二十军为清一色的老兵，短小精悍，动作灵活。反过来，日军因装备多、负担重，训练动作过于呆板，反应和速度上还不及川军。
跑在前面的川军士兵一到阵地，二话不说便跳入战壕，举枪就射，没有一点拖泥带水。后继的干脆从战壕上一跃而过，迎着冲来的日军便刀砍枪挑，近身肉搏。这么一来，实际构成了两道防线，同时随着接防部队一波一波地向前涌去，倒给日军阵地制造了压力。
经过交锋，第二十军不仅守住了自家阵地，还夺取了日军的一道阵地。
不倒长城日军偷鸡不成蚀把米，自然是恼羞成怒。在退居第二道防线后，即借助枪炮优势，向第二十军猛烈开火，其火力之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阵前硝烟弥漫，弹道如织，许多川军官兵被爆炸的巨响震聋了耳朵。
日军冲锋，川军反冲锋，如此往复，战场上尸积如山，两军都来不及进行掩埋，便索性将尸体堆在前面做胸墙，然后托枪继续射击。
除了互射，就是肉搏。
劈刺术训练是第二十军士兵的基本功，尤其是那些从杨森自办军校里毕业的军官，几乎个个都是此间高手。有一个叫姚炯的连长尤其厉害，他还擅长武术，是个练家子，马刀、刺刀、手榴弹都被他来回使了个遍，使来使去还是觉得刀好。
他给师长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说：“日本鬼子怕大刀，据我们抓到的日俘供认，日本人最迷信，认为被大刀斩首，便两世不能为人，请收集直属队大刀给我使用。”
姚炯所说的直属队，是指师部手枪连，这个连除每人佩戴一把盒子炮外，还有一柄马刀。
师长照准，把直属队的大刀全部送到前沿。姚炯收到大刀时，高兴地说：“又可以杀更多的鬼子了。”
第二天，姚炯所在营的营长负了伤，他就挥舞大刀，代替营长率部冲杀，最后血染征袍，战死沙场。
在第二十军据守的阵地上，到处是“刀光如雪月如霜”。川军将士皆抱死战决心，连长高俊在战前就把自己的家庭通信地址报告给上级，随后果真像姚炯那样实现了自己的志愿。
一级级上去，很快就到达了团长。
林相侯团负责防守蕴藻滨阵地。这块阵地处于一片开阔的棉花地中，基本无险可据，只能靠不断的冲锋和反冲锋来守住阵地。
林相侯同样毕业于四川讲武堂，作战非常勇猛。当天天色已近黄昏，炊事兵穿越火线，给前线官兵送来饭菜。前线官兵尚未顾得上吃，日军突然发起冲锋，时机选得真好啊，林相侯放下碗筷，立即率部反击，把日军给打了回去。
为巩固阵地，他又接着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组织敢死队向日军发起反冲锋。这种反冲锋非常危险，林相侯决定把副团长留下，由自己亲自带队。他对副团长说：“我已经点过大蜡烛（意思是已经结婚），你还年轻，尚未结婚，所以我上。不过你记住，无论如何，阵地绝不能丢。”
说完之后，林相侯率先跳出战壕，指挥官兵向日军阵地扑去。眼看就要冲到阵前，突然被机枪子弹击中了头部。
部卒将他扶起一看，已经满脸是血，说不出话来。让卫兵拿白药过来，林相侯摆了摆手，又往前一指，意思是不要管他，继续冲锋，随后便头一歪，不省人事。
林相侯被用木板抬往后方，旅长见了声泪俱下，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亲自往师部护送，但在半途中便停止了呼吸。
这是川军在抗战中以身殉国的第一位团长，也是第二十军在淞沪战场上损失的最高级别军官。
林相侯曾是杨森的警卫员，结婚时，还是杨森当的证婚人。接到林相侯战死的报告，杨森受到极大震动，以致于好半天都没能将电话搁回原位。
林相侯战死后，他所在的团只剩两百余人，编成一营又继续作战。
这样残缺的团营越来越多，后面又增援不及，导致局势岌岌可危，其中一道阵地已经失守。
大场的所有阵地都犬牙交错，相互依赖，哪一座阵地被打开缺口，就可能给其他阵地带来巨大的后顾之忧，因此必须马上予以夺回。
杨森在电话里急命师长到前线指挥，不料师长刚至中途，就被手榴弹炸伤，间不容发之际，杨森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
当杨森带着预备队，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时，前线已呈不支之状。得知主帅亲征，官兵欢声雷动，增加了收复阵地以及固守原有阵地的信心。
要在白天夺回阵地，光靠血肉和刺刀，没有攻坚火力相配合是无济于事的。而第二十军除了机步枪，就是大刀，火炮一门也没有。在此情况下，杨森与战区炮兵总部取得了联系。
在第二十军后方阵地的棉花地内，一直隐蔽着少数炮兵阵地，但为了避免轰炸和炮击，白天都用伪装掩盖着，基本不起作用。只有在晚上才向日军阵地偶尔射击一下，如此使用炮兵，当然难以发挥其最大效能，对日军阵地的破坏亦很有限，犹如是在挠痒痒，所以日军甚至都不予以还击。
这次炮兵总部破了一次例，从下午一点开始，集中百门重炮，对日军阵地进行炮击，日军炮兵也立即还击。对射过后，阵地及附近烟火弥漫，白天几乎变成了黑夜，为中方进攻提供了掩护。
杨森乘势组织部队发起猛攻。战场上横尸遍野，受伤未死者仍在血泊中辗转呻吟，川军官兵山呼海啸，踏着血迹前进，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终于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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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支援仅此一次，接下来又轮到日军使用钢铁攻势，不停顿地对第二十军阵地实施炮击。因第二十军弹药消耗量过大，其后方来不及补充，到最后不得不把每日的炮弹使用量限定在基数的十分之二。
但是这次第二十军再未后退一步，俨然是一座不倒的长城。
杨森的预备队兵员也接近枯竭，只剩下一个营，增援上去后，前线仍然频频告急，其中陈家行阵地仅剩一名营长指挥数名士兵在硬撑。
杨森索性把师部直属手枪连也派去陈家行。手枪连是杨森等军师长最后的防卫依赖，阵地指挥官说：“我们怎么好使用这个部队呢？”
随手枪连前来的总部人员替他做了个打算：“手枪兵只能在敌军密集接近时才能发挥最大效能，你们暂时留着不用也可以，以备万一吧。”
在“万一”即将到来之际，战区派桂军前来接替第二十军防线。第二十军打仗老实，他们认认真真地把顿悟寺、陈家行、蕴藻滨等阵地画图移交，并由对方签字为凭，以证明交付之前阵地并未失守。
日军乘两军移交之际，突然发动攻势，桂军刚到阵地，立足未稳，阵地转眼又丢了。杨森见状，急忙集中残余部队，由团长李介立指挥，转身进行反击，将阵地收复巩固后再次交到桂军手上。
李介立亦是四川讲武堂学员，战斗中受伤被送至后方医院进行治疗，军委会传令嘉奖，授其陆海空甲种一等勋章，并由中校提升为上校。
这次反击，给第二十军带来了更大的伤亡，一个旅撤下来后，能收容到的士兵仅剩四十人左右。
第二十军在淞沪战场激战七昼夜，伤亡士兵七千余人，连排长以上两百多人，除因故未能参战的那个旅外，余者仅能勉强编成一个旅，其中还有很多是轻伤未离队的。
中方在淞沪战场的布局，取自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的建议。上海郊外河川纵横的地形既限制了日军机械化重装备的运动，同时也增大了防守密度，诸如第二十军防守的顿悟寺一线，其防守正面都在千米左右，这样就使得中国军队可以采取类似于车轮接力赛的办法，一支一支地上，要不然可能早就支持不住了。
第二十军撤防后，另一支川军接力，这支川军同样来自于贵州，而且他们以前也叫第二十军。
当年杨森统兵万县时，郭汝栋是其手下的一名师长，曾与范绍增等人一道组织“四部倒杨”，跟杨森争抢第二十军军长头衔，演出双黄蛋奇观的，也正是此君。“四部倒杨”失败后，郭汝栋自知难以立足，便早早出川投奔了蒋介石。
这以后，郭汝栋改了番号，成立了第四十三军，但这个军其实下辖仅第二十六师一师，师长是刘雨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支川军都同处贵州一省，杨森在黔西南，郭汝栋在黔南。郭汝栋出征比杨森还早，8月初就出来了，而且直奔上海，是川军中起程最早的一支部队。
可是走得早，不等于到得早，沿路负责领军的刘雨卿系文书出身，办事过于细致，与杨森那种大刀阔斧的作风迥然不同，倒跟“二瘟”唐式遵很像。这样一来，行军速度就拖慢了，以致于杨森的第二十军都在前线构筑工事了，第二十六师才呼哧呼哧地刚刚赶到。
此时正值蕴藻浜战场另一侧的大场吃紧，薛岳便令刘雨卿前去接防，对于这个命令，很多人觉得悬。
装备条件上，二十六师和二十军相仿，都是脚穿草鞋，身着土布夏装，手持川造或汉阳造步枪，一样寒酸可怜，但给外界的印象却大为不同。
杨森早已名声在外，只要在军界混的，无人不知他能打仗，就连一贯对川军不屑的陈诚，都对杨森另眼相看，将他与叶挺并称为“全国知名的将领”。反过来，郭汝栋的名气就要小多了，出了四川，就没几个人知道，更何况刘雨卿这样的初出茅庐之辈。
除了第二十军，先后防守大场的还有宋希濂师、税警总团，这些部队不是“中央军”精锐，就是当时知名的美械军团，然而无一不损失惨重。它们都不行，换“草鞋军团”上场，能守得住吗，别半天就给丢了吧？
战区方面也心中无底，只是手中能使用的资源已接近耗尽，就算是稻草人都只得先拿去摆上一摆。
刘雨卿的表现，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他还是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上阵后，一边誓言“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一边从容部署，哪些团突前防守，哪些团坐镇大场，哪些团留作预备队，全都布置得井井有条。
第二十六师上阵时，第二十军尚未完全撤防，两支川军一左一右，形成默契，相互进行火力支援，从而有效地阻击了日军的进攻。
原先从上级同僚到部下，都认为刘雨卿有些“瘟”，没想到他还是个温柔杀手，不由得大家不对其刮目相看。
第二十军撤下后，第二十六师在防守上更加艰难。守到第六天，其掩体和战壕大部分被敌摧毁，部队伤亡剧增，能集合起来的战斗兵，多数是缠着绷带的轻伤员，预备队也早就用光了。
温柔杀手的定义是，看似很平常，其实是一道很猛的菜。刘雨卿一咬牙，把师部所有的卫兵和勤杂人员组织起来，甚至连到阵地上送饭的炊事兵也留下，全部编入战斗行列，然后自己亲自领兵，以机枪为掩护，乘着夜色全体出击，主动向敌阵发起冲锋。
日军未想到对手已经摇摇欲坠的时候，还能突然荷尔蒙大爆发，当下被川军抓住衣领纠在一处，想脱身都脱不了。一场肉搏战之后，第二十六师连夺两个前进阵地，借此又撑了一天，直到友军接防。
两支川军在淞沪战场上都没给川人丢脸，这一点，只要与接防友军进行对比就可以看出来：接防刘雨卿第二十六师的是湖南湘军，交防第二天，大场便遭日军攻陷，且再未能予以收复，成为导致中方淞沪兵败的直接起因之一。
在拼尽全力的同时，两支川军的损失也都非常惨重，伤亡率均达百分之七十，第二十六师的团长解固基以身殉职，战死后连遗体都未能找到，被誉为“裹革无尸，沉沙有铁”。

第五章 乖不乖，各人猜
<b>刘湘</b>：字甫澄，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b>邓锡侯</b>：字晋康，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
<b>黄绍竑</b>：字季宽，生于广西容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他是新桂系三巨头之一，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在政治谋略方面的才能要强于军事。
<b>陈诚</b>：生于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他以第十八军为骨干建立了土木系，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时任淞沪战区前敌总指挥。
<b>郭勋祺</b>：生于四川省双流县。时任由模范师改编的第一四四师师长，为刘湘和潘文华的心腹爱将。他在夹浦一战中表现出色。
<b>刘兆藜</b>：生于四川省南部县。时任第一四六师师长，在泗安等战役中风采不输郭勋祺，其战术指挥得到陈诚的夸奖。
<b>唐式遵</b>：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时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一军军长。
<b>潘文华</b>：生于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时任第二十三军军长。他是刘湘的亲信嫡系，在抗战中也秉承刘湘的旨意，一度观望犹豫，坐失战机。
<b>饶国华</b>：生于四川省资阳县。时任第一四五师师长，为刘湘和潘文华的亲信将领。
省外川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下面该轮到省内川军了。
因前线战事不断发生剧烈变化，蒋介石重新划分战区，改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原纵队编制也分别由集团军所替代。
某个相声段子说：人这种东西，干了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干了坏事总不想让鬼神知道，这也太让鬼神为难了。
对邓锡侯、孙震、李家钰而言，刘湘就是那个让鬼神为难的“人”。蒋介石入川，一个劲儿地挤兑刘湘，刘湘感觉无法忍受，但与此同时，在四川神气十足地“压迫”着邓、孙、李的，也正是刘湘。
三人之中，李家钰曾受过刘湘的恩惠，一度对其感恩戴德。到了后来，也几乎与刘湘翻脸，以致于重庆整军会议召开时，他还想乘机告刘湘的“御状”，说上次他正在前方跟红军作战，刘湘却在后方收编他的军队，他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
何应钦见状不妙，立即制止：“我们这个会议有一定的范围，李军长（李家钰）的话是横生枝节，超出范围了。”
主持人不让说，李家钰才没有再说下去。
邓锡侯也是“被压迫者”之一。在刘湘统一四川之前，水路被刘湘紧紧掐住，邓锡侯无法从省外进口武器。统一之后，刘湘在继续实行禁运的同时，又收回防区，限制经费，弄得邓锡侯只能靠起家时的那点破铜烂铁混日子，“事业”越来越窘迫。
蒋介石举办峨嵋军训团，邓锡侯被任命为军训团团附，看着“副团长”刘湘当众挨老蒋和陈诚的讽刺挖苦，尽管他有时也不无兔死狐悲之感，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别人帮着报了仇的兴奋。陈诚请他上台讲话，其讲话调门和口气也与刘湘完全不同，加上邓锡侯讲话比较通俗诙谐，尽用四川口头语，因此还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学员欢迎并不顶用，四川说穿了，不是刘家的，就是蒋家的，跟他姓邓的依旧一点关系都没有，猴子还是很郁闷。
抗战军兴，大家都认为可一举两得，刘湘是要借此抵御老蒋的“入侵”，邓锡侯则巴不得早一日摆脱刘湘的“魔掌”，好到外面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顺便还能置换多少年未置换过的装备。
就要出发了，底下有个师“闹饷”，扬言“不发清所欠薪饷不出发”。
这都是防区取消前就欠下的军饷，数目不小，邓锡侯哪有钱发，而且欠饷的责任其实也不在于他。
防区制时代，邓锡侯与其他人不同，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各师军费完全独立，均在各自驻防区内筹款。于是，他在召集官兵训话时便理直气壮：“你们的欠饷是应该发清，可是过去军部没有收到过你们的分文税款，军部没有经费，比你们的师还穷哩，大家是知道的。”
欠饷跟邓锡侯无关，却跟“闹饷”的自己有关。
邓锡侯说：“你们都背着枪，拿起碗在吃饭，为何过去别人来夺你们的饭碗，你就让他拿走呢？你有一支枪还保不住饭碗，又怪谁？”
邓锡侯并不是故意要翻防区制时代诸侯争雄的老账，他是要以彼及此，把官兵的士气和斗志给激发出来：“从现在出川抗战起，我要按时发饷，如不兑现，你们来找我。欠饷也不是不发清，只是前线情况急如星火，怎么能说要发清欠饷才出发呢？”
闹的人都低下了头。见火候已到，邓锡侯大声发问：“你们是等发欠饷还是马上出发？”
台下齐声响应：“愿立即出发杀敌！”
出川首先要解决的是武器，而不是欠饷。在邓锡侯的部队，本来质量就不算好的枪支因使用太久，很多已不堪使用，打一两枪就扳不开枪机。此外，除为数不多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外，攻坚所必需的山野炮一门也没有，堪称家徒四壁，是急着要换换家当了。
当时军中对补充武器传得神乎其神，都说：“蒋委员长准备抗日多年，在外国买了很多武器，秘密存在几个战略仓库。”
按照此类传说，在宝鸡就有一个这样的战略大仓库，川军到了那里之后将一律更换新家伙，还要照“中央军”那样装备起来，“不然，我们这些破铜烂铁怎么能去打日本人呢？”
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个别旅团长竟偷偷地将部队中能用的枪支提留起来，以便作为失败后“重起炉灶”的资本。更有甚者，以废枪换好枪，换出来的好枪私运回家，以致于一连之中，竟然只有一两支枪能打得响。
出川时秋季将尽，冬季即将来临，传闻北方已是冰天雪地，但官兵们仍是单衣短裤，最多再加一件棉背心。
不是不怕冷，而是认为北上后可以更换冬季被服——说起来，都是穷字惹的祸，邓锡侯连欠饷都无法发清，还不是能省一点是一点。
1937年10月中旬，第二十二集团军到达宝鸡。
目的地是西安，可不是有说宝鸡有军火大仓库吗，应该就在这里换枪换衣了吧？
停了一天，换的是火车，枪和衣都无影无踪。
官兵们在火车上还相互打听：“枪呢？补充呢？”
有人答道：“枪吗？在西安！到西安就换了。”
于是传说中的军火仓库又移到了西安，哪知等待他们的仍是一场空。
川军是靠双腿从成都走到宝鸡的，中间耗去了三十天，再转乘火车到西安，又是好几天，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前方战情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晋东娘子关一线异常吃紧，急需兵力增援。
蒋介石下令，临时改变北上川军的指挥系统。晚来的李家钰赴河南，归程潜第一战区节制，在中条山区域作战。早到的邓锡侯、孙震划入阎锡山第二战区序列，直接驰援娘子关。
补充来不及了，邓锡侯、孙震率川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
沿途老百姓见这些四川兵皆单衣短裤，赤足草鞋，莫不为之骇然。纷纷以家存鞋袜相赠，还告诉他们：“我们山西高寒，不比你们四川。像这样的寒冬，如果冬天不穿棉鞋，我们的脚也会烂掉，不穿棉裤，就会变成‘老寒腿’，你们千万保重才是啊。”
除了衣，当然还有枪。邓锡侯心急如焚，给南京军令部长白崇禧通电话，答复是：“在太原由战区负责配发。”
1937年10月30日深夜，邓锡侯、孙震抵达太原。第二天一早，两人就赶去谒见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问补充装备的事。
阎锡山推得一干二净，说太原所有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都已运过黄河，储存于黄河附近，实在没办法给你们补充了，“还要找南京解决”。
皮球从南京踢到太原，再从太原踢回南京，原先允诺的补充宣告彻底泡汤。因川军先头部队已经陆续投入了娘子关战场，阎锡山才抠抠搜搜地拿出了二十挺晋造机枪，作为礼物送给川军。
邓、孙还不甘心，又在太原住了两三天，想找阎锡山多少再要些补充，或调换少数武器，但始终没有下文。
川军以前打仗，多数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军部到师部全都缺乏通信器材，邓、孙也没法跟前线取得联系。
不知道部队在哪里，至少得弄清楚娘子关一带的地形吧，问阎锡山要地图，阎锡山支支吾吾，连这个都舍不得给。还是孙震手下的高级参谋，凭借与阎锡山的参谋处长是陆大同学，才以私人关系弄到了两张晋东地图。
翻着地图，听着战报，邓、孙都坐不住了。
开赴晋东前线的川军，现在全归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不是自己的娃不心疼，这黄绍竑不会把我们的“政治资本”一股脑儿全都给输光吧？
太原待下去也不可能再弄到一支枪，邓、孙起身向阎锡山告辞，急急赶往晋东，以便切实掌握各自的部队。
1937年11月1日，邓锡侯、孙震率一众幕僚乘火车到达前线，见到了黄绍竑。
一问，黄绍竑竟然说，他也不知道川军都在哪里。
由于日军迂回部队已威胁后方，黄绍竑被迫采用了填坑式战法。川军一下车，不管一团还是一营，都先调去抵挡一番，因为是逐次零星使用，加上川军师旅团严重缺乏通讯器材，黄绍竑早就失去了对川军的掌握，他自己还盼着邓、孙能早一点把“失踪”的部队给找出来呢。
这算怎么一回事，邓、孙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当下便驱车继续前行。
终于看到士兵了，全都是从娘子关败退下来的兵，已成“兵流”，情形非常狼狈，川军也在里面。邓、孙这才得以与部队取得了联系，也大略知道了战场的一些情况。
短短几天时间，川军各部都打了败仗。
一个没几支枪能打响的部队，要想取胜，那真是一件艰巨无比的任务。上阵后，能让川军发挥出一点战斗力的，还是背上的一把大砍刀，有的士兵既无砍刀又无刺刀，短兵相接时，竟然只能抡起枪托与敌肉搏。
填坑式战法，把川军填进去不少，其余部队已无招架之功，不得不逐一撤离。
日军野战部队之所以强悍，除官兵训练有素外，其标准化的作战配置也不容忽视。从娘子关方向进击的日军，为原驻朝鲜汉城龙山的第20师团，这是一个老师团，兵种从步兵、骑兵、工兵、炮兵无所不有，后勤分工也非常细致，除辎重队外，尚有通讯队、卫生队、野战医院，甚至连军马都有专门配备的兽医服务。
可怜川军一无所有，更谈不上什么医药救护。负轻伤的，血淋淋地自己往后方走，重伤的大多遗弃在阵地，无人过问。重伤员们痛呼：“弟兄们，我们都是四川人呀，出来都是打鬼子的呀，打鬼子负了重伤就没有人管了吗？天啊，打国战就是这样打的吗？”
一些伤员为免受辱被杀，便先行自尽，其状甚惨。即便是仓皇撤退中的官兵，也大多丧魂落魄，有人边走边哭，有人愤慨绝望，军心士气一落千丈。
这可都是邓、孙的基本部队，看到这种样子，二人不免既失落又心痛。好在彼此取得了联系，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只得赶快予以收容和掌握。
1937年11月3日，在晋东和晋北相继失守的情况下，阎锡山决定集中兵力固守太原，川军被列为总预备队，要求限时集结于太原以南的北营。
邓、孙奉命率川军昼夜兼程，争分夺秒地赶往北营。在四川时，像他们这样的高级指挥官及其幕僚，出行一般不是骑马就是乘坐滑竿，但因为要抢时间，等不及载运乘马的列车到来，众人就与普通士兵一起徒步向南行军。
1937年11月6日，川军总部及少数先头部队到达太原南郊，但距离北营尚有一段距离。这时马也送过来了，邓锡侯便想抢先一步赶到一座叫南盘村的村庄，以便侦察一下北营的地形。
走着走着，士兵在路边捡到了一只纸盒子，上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向前方，旁边还用铅笔标注着外国文字。邓锡侯及其幕僚没一人懂外国字，邓锡侯看了下也没看懂，就把盒子扔了继续前行。
行至距南盘村不远时有士兵报告：“前面发现敌人。”
邓锡侯不相信，太原城里还有晋绥军守着，南郊怎么可能出现日军呢，当下便笑着说：“军人不能连常识都没有，太原还在那边，敌人从哪来的？一定是汉奸扰乱，不要怕。”
一直走到南盘村村口，才发现村内已用苞谷杆堆成工事，隐约还有人影晃动。邓锡侯到这时仍以为村里驻扎的是友军，还叫卫士不要轻易射击。
幕僚眼尖，一眼看到了一个将脑袋从土屋里探出来的日本兵，赶紧指着说：“看，日本兵！”
邓锡侯方才猛然清醒过来，大喊一声：“集合！”
话音刚落，村里便枪炮声大作。幕僚翻身下马，朝邓锡侯所骑战马的屁股上猛抽一鞭，助其先驰向小道。
由于事出突然，人忙马慌，在越过一座壕沟时，突然马失前蹄，邓锡侯被掀翻跌入泥沼。沼深过腹，他的一条大腿也摔伤了，一时之间难以自拔，而后面的追兵却越来越近，情形真是万分危急，眼看着就要悲催了。
在三国演义之中，刘备乘马陷身檀溪，想来也是这样一番惊心动魄的场面，多亏了他座下之马非同凡响，竟能奇迹般地凌空跃起，从而帮助主人脱离了险境。
邓锡侯没有这么厉害的马，不过他有一个忠心的副官，副官跟随在后，冒死将他扶出了泥沼，又一路背着狂奔。
一个人跑还不一定能跑得掉，何况还背着一个，正在惶急之中，忽见路边趴着一个当地老乡。老乡认识路径，经他指点，二人才得以摆脱追兵。
脱险后，邓锡侯藏身于北营的一座村庄。村里残垣破瓦，空无一人，显然遭受过敌机轰炸。时已深夜，邓锡侯不敢再往别的地方去，又找不到吃的，只得忍冻挨饿，在民房土坑上蹲了一夜。
天亮后，殿后的孙震也带着大部队到达西营，在村子里找到邓锡侯，众人一阵欷歔。
按照阎锡山固守太原的军事计划，由傅作义守太原，其余部队则“依城野战”。但各军都知道败局已定，除傅作义属晋军体系，不能不遵命守城外，其他人全都心猿意马，以致于太原周围并未能形成严密防线，从而给日军的小股尖兵创造了乘隙钻入的机会。
邓锡侯派兵侦察得知，进据南盘村的正是日军尖兵部队。他在路边捡到那只纸盒子，乃日军的联络标志，“外国文字”就是日文，可惜无人识得日文，不然也可以多留个心眼。
当天南盘村的日军尖兵有四百多人，配置数十挺机枪和数门迫击炮。他们先用机枪向邓锡侯等人射击，后来还派了骑兵出村追赶，而邓锡侯的随身卫士很少，加上突遇意外，如此险境下尚能保住性命，真可谓是大难不死。
邓锡侯自己也感叹，说：“当日虽不死，险矣！”自此以后，他把11月6日作为抗日遇险日，每年到了这一天都要纪念一下。
日军在进攻方面有个分工，从晋北南下的一路负责攻打太原城，从晋东而来的另一路则进袭城外乃至城南的中国军队，南盘村的日军尖兵即属晋东一路。
南盘村遇险，意味着日军的大部队随时会追踪而至。太原攻守战尚未正式打响，城外已经看不到任何中国军队的踪影了。
此时阎锡山已经离开太原，与邓锡侯失去了联系，邓锡侯也就得以“便宜行事”。他与孙震一商量，城外的都跑光了，我们城南的也得跑啊，不然难道坐以待毙，把部队全赔进去不成？
为避免被阎锡山套上“擅自行动”之罪名，从而受到军法处分，邓锡侯发挥了他水晶猴子的聪明劲，留了一个旅在原地，其余大部队悄悄向南撤离。
半途之中，因太原失守，阎锡山终于发来了撤退命令，于是邓锡侯乘势把“放线”的那个旅也给收回，全部急行撤入晋南山地。
从北上川军被改变指挥系统起，坐镇四川的刘湘就陷入了极度焦虑和不安之中。
尽管抗战已成主旋律，但以刘湘为首，川军各头领仍对南京政府保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疑惧，最怕老蒋乘势而入或拉走他们的军队。除李家钰所部倾巢而出外，其余各军都在四川留下了看守部队，以防不测，同时刘湘还再三强调，所有部队出川后都必须归他统一节制。
邓锡侯、孙震动身前，刘湘在成都为二人饯行，又特别叮咛：“川军出去，一定不能分割建制。北上后，必待全集团军集中才能渡过黄河，然后所有川军集中才能参加作战。”
邓、孙当时都深以为然，唯唯受命，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不单是蒋介石有严令，变化万端的形势也逼得北上川军根本做不到集中了再如何如何。
关于是否提前渡河，邓锡侯曾从西安打电话请示刘湘，情况一讲，刘湘同样无话可说，只能让邓、孙按照军令执行。
第二十二集团军就像放出去的风筝，刘湘已毫无办法，飞就飞了吧，横竖也不是自个儿嫡系。第二十三集团军就不一样了，那是十代单传的亲儿子，若再有个闪失，则前途尽毁。
从四川到武汉的船只既少又小，光等船就需要花去很长时间，因此第二十三集团军东进的速度一直很慢，至1937年11月初，其前卫部队才刚刚到达武汉。
刘湘认为一切还来得及，他必须亲自出川，把嫡系部队掌握在自己手里。
少数服从多数所有高级幕僚都被刘湘召集起来开会。众谋臣各抒己见，但口头上都不主张刘湘出川。
一种看法是蒋介石这个人极不可信，刘湘出川恐被其挟制，陷于被动。钟体乾更直言不讳地说：“川军精锐都调出去了，如果老帅（刘湘）再出去，那就变成腾空交价，以后再无任何筹码了。”
另一种看法是前线不同于后方，刘湘的胃溃疡又一直没好过，连每天结鞋带都弯不下腰，需侍卫帮忙，以如此病号之体来承受重荷，累垮了怎么办？
邓汉祥劝刘湘还是以养病为重，不必躬亲赴敌，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派一得力亲信将领去前线代劳，以照料前方部队，自己则继续坐镇后防，调度军政要务。
刘湘后期的个性，正如他得意之时跟邓汉祥透露过的，遇到事情开始也许会犹犹豫豫，一旦考虑决定后，便有一种撞了南墙也不轻易回头的牛脾气。
事实上，除了担心嫡系部队会遭到分割乃至吞并外，他始终有个想法，即要在国人面前展示一个真实的刘湘。
长期以来，刘湘等地方诸侯以抗日为号召，与蒋介石展开明争暗斗。由于口号用得过多过滥，有人便出语讥讽，说他们只会坐地冲锋、高呼抗日，其实不过都是内战专家而已。
别人可能无所谓，刘湘听到这些话却很不是滋味。现在见众人都反对他出川，不由当场动了气。
“我过去打了几十年内战，都报不出账来，脸面上甚不光彩。今天大敌当前，好不容易有了枪口对外、一致抗战的机会，正好尽力报效国家，昭信于国人，从而洗刷自身污垢。”
说到这里，刘湘质问他的谋臣：“战幕已经拉开，难道我刘湘反而退缩不前，在后方苟安？这岂不是要贻讥于后世，坐实了不实之词？”
大家关在屋子里商量事情，本来都是胳膊肘往里拐，所有利益得失，全以刘湘和川军为第一出发点。未料到刘湘突然出言豪迈，说出了一番大道理，而且看样子说的还不是假话，便有些动摇起来。
刘湘又说：“这次我调出去的部队，占川军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而且都是我多年辛苦训练出来的精锐，我若不出去亲自指挥，可能不到半年就会被蒋介石给整光。再说，我虽出去，还有你们在家看着，这个时候我看他（指蒋介石）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张斯可、傅常、乔毅夫平时出谋划策，就喜欢出奇制胜，风格上与钟体乾、邓汉祥的老成持重大为不同。听了刘湘的分析，张斯可、乔毅夫均认为出川未尝不可。
“这是一个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人心的大好机会，事关抗战大局，又有我们在后方扩大武装力量，互为声援，蒋介石想下毒手也难，因此出去一趟就回来，应该问题不大。”
刘湘出川，傅常作为参谋长自要跟随左右，因此他以众人意见为准，算是投了中立票。
五个核心谋臣，两个反对，两个支持，一个中立，而刘湘又去意甚坚，少数服从多数，出川一事便由此敲定下来。
刘湘随后交代了他走后的军政安排：省政府主席由邓汉祥代行，川康绥靖主任由钟体乾代行，省保安司令由王陵基代行。
明知无可挽回，邓汉祥私下仍竭力劝说刘湘，请他再考虑一下。刘湘说不用再考虑了，“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在历史上争点儿个人的篇幅，这是很好的机会。将来的后人，才知道我刘湘是个什么样的人。”
1937年11月9日，刘湘携同傅常一行，从成都乘飞机到达汉口。第二天，他即向已到达汉口的前卫部队下达命令，指示其乘平汉路火车，赶赴河南集中待命。
集中地点的改变，也说明刘湘已意识到，他无法完全按原计划行事了。
1937年11月12日，应蒋介石之邀，刘湘到达南京。蒋介石匆匆忙忙地跟他见了个面，便消失了。不仅是蒋介石，刘湘连何应钦也见不到，整天跟他打交道的全是孔祥熙、张群这样的文臣。
军人已经无法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了，因为上海就在这一天完全失守，历时几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方失败而告终。
这还没有完，日军正向溃退中的中国军队进行疯狂追击，形势危如弹卵。
再开国防会议，刘湘就有话说了。他在发言中认为，如果能够早点将邓锡侯第二十二集团军归还第七战区序列，由集中起来的川军赴沪参战，淞沪会战将是另一个局面。
在别人听来，刘湘的话也许纯属事后诸葛亮，甚至还有点自吹自擂的味道。淞沪战场上的那些军队，哪一个又比川军弱，而以邓锡侯在山西的作战表现，真的难以想象他在上海就会有大作为。
可是这时候将要现身的川军，在蒋介石眼里的地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是指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是指刘湘嫡系的第二十三集团军。
经淞沪一战，蒋介石的精锐部队，也就是“中央军”主力，几乎都被消耗一空。即便他引以为傲、显赫一时的德械部队，也已损失大半，不说普通士兵，仅基层军官就伤亡过万，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
要命的是他还得守国都南京，可是手中却空空如也。换句话说，你可以看不起川军，但绝对不能是这个时候。
既然刘湘说川军行，蒋介石就别无选择了，便当面托以卫戍南京的重任，刘湘不甘示弱，立即允诺下来。
蒋介石防卫南京的总体部署，分内外两层：以唐生智守南京城内，以刘湘守南京城外围。
唐生智指挥的部队不到三个军，均非其基本部队，而且大部分为淞沪战场上退下来的残破之师，相比之下，外围的川军就被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1937年11月13日，已到达河南的川军前卫部队接到刘湘发去的电令，立即转乘火车南下。
两天后，第二十三集团军陆续到达南京。蒋介石大喜过望，对各师师长一一接见，安排他们住最好的首都饭店，还向每个师长赠送了一万元。
江南自来繁盛，所谓“南京看石头，苏州看丫头，无锡啃骨头，杭州看潮头”。在战火尚未完全延伸过来时，石头城仍能引起极少出川的师长们的极大兴趣。
有些人尚知前线紧急，需要枕戈待旦，所以颇能注意节制约束，也有些人却忘乎所以，拿到钱就在城里尽情玩乐，其中一个师的师长竟然玩到连部队出发都不知道。
大家都高兴，只有刘湘不高兴。
刘湘不高兴，是因为他向蒋介石拍胸脯时，要求的是将整个川军都调来，其中也包括邓、孙、李三部。可是这三部早已分别划归第一、第二战区，那边军情同样紧急，当然也需要人，所以并没有能一道调来。
刘湘对此十分不满，又不好直接向蒋介石开火，便朝替他誊发电稿的傅常等人大发雷霆，实际傅常不过遵命办事而已。
既然你不管我的死活，那对不起，我也就管不了你的死活，刘湘决定自己给自己做主。
南京外围主要包括江苏溧水、溧阳等地，川军已奉命前往布阵，但到达后又突然接到刘湘的命令，让他们移兵浙皖两省。
与以前所有电稿都由傅常负责誊写不同，这封电稿乃刘湘亲笔所拟，川军各部不敢怠慢，赶紧又跨省前往。
川军一下子全部撤出南京外围，令蒋介石大吃一惊，连忙询问刘湘。刘湘装糊涂：“队伍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等我马上去弄清楚，再来回话。”
知道刘湘是在打太极，蒋介石再给川军下达命令，也是毫无作用。
川军田冠五独立旅本应驻守溧阳，在下达命令的同时，蒋介石又派高级参谋去做说服工作，田冠五的回复是恕难从命，因为他只听从刘湘一个人。
刘湘临时撂挑子，并不完全是与蒋介石怄气之下的一时头脑发热，而是他与幕僚部下们反复商讨后得出的策略。
虽曾在蒋介石面前大拍胸脯，但刘湘随后就感觉到了接过的山芋有多么烫手。日军是奔着南京来的，其主力也都沿着溧水、溧阳这一方向奔袭，若川军据此防守，难免损兵折将，最后被“整光”。
部属中有一种典型说法是：“中央军尚抵挡不住，我们这些地方军在武器装备上不及他们，打起仗来，咋个得行嘛！”
不是那张脸，就不要冒那个险。相反，如果能移往浙皖，不仅可减少损失，还能以皖南的黄山和浙江的天目山为中心建立第七战区，作为今后在江南发展的根据地。
刘湘当即决定改变原有作战部署，放弃护卫南京外围的任务，在浙皖重开一个局面。
刘湘君臣思虑长远，已经设想到了抗战胜利：新的防守区域处于京沪杭之后方，到将来收复失地时，便能抢在他人之前率先占领这几个重要城市。
在调兵之后，刘湘便设第七战区长官部于芜湖，主力则重点部署于广德和泗安。
当蒋介石拿到刘湘的修改方案时，川军一方的部署早就是铁板钉钉，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同意刘湘作出的改变。
1937年11月23日，郭勋祺奉命率第144师（模范师）由溧阳移往广德和泗安，在经过江浙交界的长兴附近时，遇到了一个人。
此人是过去峨嵋军训团的教育长陈诚。郭勋祺曾在军训团受训，论起来两人还是师生关系。
尽管刘湘事后大加“消毒”，但有些东西却是很难消除的。加上郭勋祺本人年纪轻，比较容易接受新思维和不同意见，所以他对峨嵋军训并没有那么大的抵触情绪。甚至于，当年同在峨嵋军训团，川籍和“中央军”学员常有争论，在很多观点上，郭勋祺都能跳出原有的狭隘圈子，哪怕是暗地里站在“中央军”一方。
陈诚时任淞沪战区前敌总指挥，他正组织从淞沪战场撤下来的部队向芜湖转移。
军队还有很多，但大多已成残破之师，必须先到芜湖进行休整，缓过气来后，才能有望逐渐恢复作战能力，这是军事常识。
在他们背后，则是日军从各个方向发动的闪电式追击，其计划就是要截断上海至芜湖的救命通道。陈诚已尽力组织力量，以太湖为轴，在太湖北岸组织拦阻。他所顾虑的是，日军还会从太湖南岸或直接渡过太湖，实施超前迂回，以截杀撤退中的中国军队。
陈诚知道郭勋祺要去哪里，但他希望郭勋祺能留在长兴，承担起这两路的阻击任务。
陈诚还表示：“我会在宜兴指挥你们川军作战，坚决与日寇鏖战到底。”
陈诚的话不是命令，即便是命令，对郭勋祺也无硬性约束力。郭勋祺是刘湘最倚重的模范师师长，他当然更有必要唯刘湘之命是从。
不过郭勋祺并没有像田冠五那样拔脚就走，因为他自己就想留下来好好打上一仗。
出川前，朋友为郭勋祺饯行，郭勋祺在席间对朋友感慨道：“我做了二十多年军人，参加过的战争不下数十次之多。除了十七岁应招当兵那年，随尹昌衡西征，平定受英国人操纵和挑唆的川边叛乱之外，其他都是阋墙之争。作为军人，不能保家卫国，御敌于国门之外，却热衷于打内战，实在令人痛心，也深感愧疚。”
郭勋祺脸色凝重，停了片刻，他提高嗓门：“勋祺绝不是贪生怕死之人，此次出川抗战，不赶走日本强盗，誓不回川。请大家放心。”
说完，他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宋朝大词人李清照有两句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我愿以此自勉！”
说过要做鬼雄，不做狗熊，郭勋祺朝思暮想都要“与日寇鏖战到底”，他之所以左右为难，还是担心刘湘那里通不过。
知道郭勋祺为难，陈诚又赶往广德，面见并竭力说服郭勋祺的顶头上司、川军前敌总指挥唐式遵，让唐式遵对原有部署进行微调。
若在平时，唐式遵也不敢擅自做主，但这时一个意外的变故，让他在前方拥有了独立裁断的机会。
这个变故恰恰发生在刘湘身上。
刘湘从汉口到南京，坐的是轮船，途中船泊芜湖港，看到岸上有当地有名的阳澄湖大闸蟹在贩卖，只只看上去肥大味美。
刘湘在吃穿上并不讲究，但平素最喜欢吃两样食品，即炒沙葫豆和螃蟹，前者不易消化，后者为凉性，刘湘自患有胃溃疡后，都遵医嘱避而远之。
跟戒烟一样，也是憋得久了，反正旁边无人监控，刘湘一时馋虫上脑，便让人买来大吃了一顿。
抵达南京，四川驻京办事处特别叮咛厨房别买螃蟹。谁知刘湘在芜湖吃螃蟹还吃上了瘾，又偷偷让副官去买了螃蟹，拿到房间大快朵颐。
这正是便宜了舌头苦了胃，之后，见邓、孙、李三部没能调到南京给他指挥，刘湘觉得上了当，又为此动怒发火。用中医的说法就是内外交感，由此种下了病因。
改变计划，将川军撤离南京外围，很自然地把刘湘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蒋介石和何应钦等人脸色难看不用说，唐生智也指责刘湘私心太重，半途掉链子，使固守南京变得更加困难。
1937年11月24日上午，刘湘参加高层军事会议，回办事处时情绪显得很是低落。他告诉身边幕僚，会上有些人说川军在“梭边边”，他很生气。
“梭边边”是重庆话，意思是偷奸耍滑，一开始高调，关键时候却打退堂鼓，乃至一走了之，有道是“吃饭垒尖尖,打架梭边边”。对军人而言，这些闲话都极具杀伤力，于是刘湘为此又憋了一肚子气。
下午，张群宴请刘湘。刘湘来者不拒，饭桌上管不住自个的嘴，多吃了一碗甜银耳，而银耳也属凉性，对患有胃溃疡的人来说，都是需要忌口的食物。
当天晚上，刘湘已得到前方汇报，他当然不同意陈诚作出的调整。因此顾不得休息，便让人作纪录，要向部队直述调令，当口述到第五条命令时，突然昏倒。办事处忙请来医生诊治，诊断结果为胃溃疡和糖尿病并发症。
经过打针吃药，一顿忙碌，刘湘很快清醒过来。他的高级幕僚包括傅常等人闻讯都赶来，见刘湘健康状况不佳，均劝他还是返回四川养病为好。
幕僚们纯粹是为刘湘的身体着想，可刘湘的思维却还停留在兵力部署上面：“你们可能求战心切，但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现在还不能和敌人硬打，只能慢慢来、慢慢拖。据我看来，大概要拖到宜昌、沙市一线，战事才稳定得下来，敌人那时也会被拖疲了，我们就可以挥师反攻……”
刘湘又说，在一个时期内，他绝不能回四川，而应坐镇前方，这样才能顶住南京方面的压力，控制住部队，以免川军被“整光”。
大概是白天被刺激深了，当着自家幕僚，刘湘滔滔不绝，兴奋异常，接下来连觉都没睡好。
第二天上午，又昏了过去。
这次比上次严重，一直昏迷不醒。张群到办事处来看望，守了半个小时刘湘也没能醒。临走时，张群关照众人：“看情况敌机要大肆轰炸南京，你们赶快撤走。”
幕僚们一商议，非得让刘湘离开南京不可了。
由于医生嘱咐昏迷中不能移动，办事处一直等到很晚，才等到刘湘从昏迷中醒来。
醒过之后，刘湘也觉得无法再硬撑下去，便答应先去武汉治疗。当天深夜，乘刘湘处于熟睡状态，办事处人员将其用汽车送上轮船，连夜护送至武汉。
在陷于昏迷和转送的过程中，刘湘暂时放松了监控，自主权又回到了前线将帅手中。
唐式遵没有问题，他不仅按照陈诚的要求，同意郭勋祺第144师沿太湖西岸布防，还命令刘兆藜第146师布防于太湖南岸，与郭勋祺协同建立了一个三角形防守阵地。
纵然如此，唐式遵批准还只是个形式。
唐式遵和潘文华各有嫡系，刘兆藜听唐式遵，郭勋祺跟潘文华。换句话说，尽管在前敌指挥的位次上，唐式遵居首，但郭勋祺那边仍需潘文华点头通过才行。
郭勋祺对潘文华说：“敌人沿太湖进兵，势头很猖狂，只有予以迎头痛击，使日军遭受重创，才能振奋人心，之后也才能逐步退却。若不战而退，敌势嚣张，我们想退也无法退了。”
潘文华出川时亦有“胜则生，败则死”的豪言，给郭勋祺一激，遂放权郭勋祺：话不多说，自己掌握。
陈诚出身保定，是个既具备较高军事素养，又富有实战经验的高层指挥官。他让郭勋祺设防的长兴，位于太湖西南，既能抵御南岸尾追之敌，又能拦阻横渡太湖的日军，更重要的是，这里多为山地，尽管山不高，但毕竟可作依托，另外还有森林作为隐蔽，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日军飞机大炮的威胁。
1937年11月26日，日军前卫部队追到长兴，随即在太湖西岸的夹浦与郭勋祺第144师展开激战。
战前，郭勋祺从撤往南京的“中央军”那里借到两个连的山炮，他充分利用山地森林为掩护，采取隐伏战术，对日军实施突袭，山炮和机步枪齐开，从而一举击退日军，守住了夹浦。
由于没能抓到俘虏，郭勋祺对日军番号以及主官姓名尚不清楚。相比之下，日军的战场情报则较为精准，知道对手是川军，后面还有括号：草鞋兵，装备差。他们想不到的是“草鞋军团”内竟然藏有这么多山炮，导致挨了顿打还摸不着头脑。
从川军构筑的三角形防御阵地来看，郭勋祺防守的北面临近太湖，且地形有利，日军单纯从陆路进攻比较被动。在判明形势后，日军第二天便转向南面，沿公路进攻，以便发挥其机械化的优势。
刘兆藜同样是个能打仗的，而且和郭勋祺一样，也借到了“中央军”的山炮。他诱敌深入，用山炮对坦克战车进行射击，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吃了大亏。
陈诚曾预计日军会直接横渡太湖，当天下午，日本海军陆战队果然攻占太湖内的东西洞庭两山，控制了太湖。从傍晚开始，陆战队即动用大批汽艇，运送从华北战场上抽调而来的第9旅团（国崎支队），配备轻重机枪，在夹浦后侧实施抢滩登陆。
战况紧急，郭勋祺亲自赶到太湖岸边进行阻击。期间，他的左腿被日军开枪射中，卫士忙给他裹好伤，要抬往南京医院，他死活不肯去，硬要坐在担架上继续督战。
郭勋祺一边指挥，一边号令官兵：“我们师是长胜师，谁要是擅失阵地，不论职级大小，一律枪毙！”
尽管第144师在川军中的后勤配置算是好的，每个团都有十到二十副担架，但仍不够用。同时药品也极度缺乏，部属担心时间耽搁下去，郭勋祺会因伤致残，一齐苦劝，加上当晚已击退日军的沿湖进攻，他才答应去后方治伤。
郭勋祺走后，第144师每天通过电报，将前线战况逐一上报，但竟然未获得任何回电，弹药和给养也无补充，这对官兵情绪造成很大影响，有的团开始不服指挥，嚷嚷着要调往广德、泗安一线。
无奈之下，代理指挥官只得向坐镇宜兴的“中央军”告急，由对方抽兵接防，随后正式撤出了长兴。
满打满算，第144师在长兴一共只守了两天，不过已经非常不错了，假如没有这两天，无论是陈诚还是上官云相，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如此整齐且具备足够战斗力的防守部队，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自川军放弃守卫南京外围后，南京政府对川军本已无过高期望，但长兴一战，“草鞋军团”却对主力部队的安全撤离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事后郭勋祺、刘兆藜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第144师的撤离，并非偶然。
川军作战的情况，刘湘在武汉也接到了报告。郭勋祺、刘兆藜杀敌立功，当然是脸上有光的事，但按照陈诚的命令作战，则违反了他的初衷。
刘湘一贯喜用双头将，即让唐式遵居前，潘文华押后，一个指挥前敌部队，一个督率预备军，这种设计的妙处就是一不高兴就可以随时走马换将。
于是，刘湘通过越省电话，传令下去，将唐、潘对调，潘文华率部到广德布防，唐式遵则被调到广德后方的誓节渡。
对郭勋祺在长兴扬威，潘文华一方面既得意又高兴，说：“翼之（郭勋祺的字）带伤作战，真是家常便饭，他太勇敢了。”
另一方面，他又不舍得自己的嫡系主力在其他地方被消耗掉，因此对长兴之战，开始抱消极态度，除不给予弹药补给外，又给第144师直接发去命令，限期撤回广德。
应刘湘之命，潘文华重新作出部署，派饶国华率第145师推进至泗安，准备在那里建立一线作战阵地。
饶国华毕业于刘湘所办的军校，乃其得意门生，同时也是武德励进会的主要骨干之一。在编制上，他直辖于唐式遵，但因为这层关系，他内心里对唐式遵极为鄙视，反倒更愿意接受潘文华的调遣。
潘文华、饶国华皆为刘湘心腹，不过到了前线，两人也都遇到了他们难以解决的问题。
潘文华的问题在于他自己。他和唐式遵可以说是一进一退，唐式遵进了，处事变得果敢，与以前人们印象中的“唐二瘟”相比，判若两人，潘文华却是退了，身上“潘鹞子”的影子越来越少。
潘文华的变化，是从他“战而优则仕”开始的。在出川抗战前，潘文华已兼任重庆市市长达八年之久。应该说，他任上取得了很多政绩，也证明其颇有治政之才，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潘文华的家族企业也借势得到了发展，号称西南财阀，其经济实力甚至在刘航琛之上。
潘文华是不是从中营私舞弊，很难说清，能说得清的是，潘文华有钱了，并俨然已成大款。
成为大款之后的潘文华不像军人，更像政客。刘湘召开幕僚会议时，经常见到他与傅常等谋臣一起说这个论那个，基层官兵眼中的潘文华则是“长期生活奢靡，打仗亦有些松弛”。
傅作义曾有一句名言：“军人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怕死。”套用到军官身上，则是“军官不能有钱，有了钱就打不好仗。”虽不能太绝对，但命中率也不低。
潘文华选择泗安为作战阵地，此处并非有利的防守地形：地势上十分平坦，且又位于芜湖至杭州的公路之上，在来不及对公路进行破坏的情况下，日军可以把他们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果然，饶国华第145师一上阵就傻了眼。日军坦克战车大批涌来，官兵们从来没见识过这么多刀枪不入的铁家伙，纷纷往两侧后退。
第145师既无大炮，也没有任何可以抵御坦克的武器，定下神后只能向坦克投掷手榴弹，然而坦克战车岂是川造手榴弹就能伤得了的，照旧前行不误。
看到田里有不少稻草，官兵们又抱来稻草，堆在路上进行阻挡。坦克的回应很简单：绕道或直接辗过。
还是不行，众人便选择了一段夹道，铺满稻草，并从位于泗安的广德飞机场运来汽油，泼在上面，以火引燃，这才算暂时拖了一下。
泗安是座镇，分为上泗安、中泗安、下泗安，饶国华左遮右挡，仅能勉强守住上泗安，中、下泗安都丢掉了。
见战事危急，潘文华的头脑更显迟钝乏力，他既没有在第一时间主动调整布局，增强兵力，也未到前方督阵，而是打长途电话向刘湘报告：“第145师怕支持不住了。”
刘湘远在武汉，身体还不好，又如何能代替潘文华切实调度，于是指挥责任又交到了唐式遵手里。
1937年11月28日，在唐式遵的指挥下，刘兆藜第146师向泗安日军发起反攻，先用手榴弹炸，继而用马刀肉搏，将中下泗安予以全部收复。在反攻过程中，该师还首开纪录，用将集束手榴弹塞入坦克瞭望孔的办法，炸毁了两辆敌军坦克。
饶国华刚到泗安布阵时，他的第145师只有先头部队上阵，到刘兆藜协助其收复中、下泗安时，师主力已全部集结于泗安，因此当天战斗结束后，刘兆藜便撤回了原防地。
1937年11月29日，日军再度猛攻泗安，第145师抵敌不住，把整个泗安都丢掉了，只得退至广德前方五里的界牌。
与潘文华相比，饶国华的问题既有将的关系，也有军的关系。
出川之前，刘湘为了控制住军队，真可谓是绞尽脑汁。除编制上不肯让人拆开分割，以及让唐式遵、潘文华互为牵制外，还实行师、旅、团长混调，以防止基层军官们拉走自己的部队。
因个性有所差异，每个人治军带兵的方法都会不一样，有人凶神恶煞，几天之内就能镇得住手下的兵，有人则需要时间慢慢打磨，方能得心应手。
饶国华毫无疑问属于后者，他待属下宽厚，人称“饶菩萨”，带部队靠的是以情动人。第145师并非他的老部队，官兵与师长之间还缺乏了解，双方感情也不深，以致多次出现指挥不灵的情况。
饶国华自感力不从心，当晚便坐车前去誓节渡总部，面见唐式遵，请其派兵增援。
听到泗安又丢了，唐式遵气不打一处来。
按照出川时划定的建制，归唐式遵直辖的是饶国华第145师、刘兆藜第146师，归潘文华直辖的是郭勋祺第144师、杨国桢第147师。
长兴之战后，潘文华令第144师后撤，却又保存实力，不让这个“长胜师”参与广德战役，而是绕城而过，去了郎溪。第147师更好笑，在南京城里玩得连部队什么时候出发，到了哪里都不知道的，便是该师师长杨国桢和他的参谋长。两个活宝找不到部队，在六神无主的情况下，竟然又跑回了汉口，试想，指挥官都缺了席，第147师的作战状态又会好到哪儿去呢。
刘湘曾将田冠五独立旅临时配属给唐式遵指挥。田冠五与唐式遵不和，就像饶国华一样，不肯听从唐式遵指挥，执意让刘湘改变其配属。刘湘听后不怒反喜，说：“不用顾虑，必要时我亲自在电话上指挥你好了。”
事实上，唐式遵虽移前指挥，但他真正能调动且管用的主力部队，不过一个刘兆藜师。
唐式遵自然有理由感到气愤：哦，平时你心比天高，连我都瞧不上，也不服从指挥，到打仗了，却命比纸薄，哭着喊着叫别人替你担责任，怎么想的啊你？
饶国华分辩说是部属不听约束，唐式遵的回复是：人不行，不要怪路不平。
打仗不是念佛，你心不狠，怎能站得稳？你是上级，谁不听话，难道不会杀他的头？
唐式遵最后声色俱厉地给饶国华撂下狠话：“广德作战关系重大，你应决心与城共存亡，否则提头来见。”
饶国华碰了一鼻子灰，只得返回前线督师再战，并下令刘汝斋团投入反攻。他以为刘汝斋团尚未投入战斗，但其实这个团早就打过仗了，只是打得七零八落、无法收拾而已。
听饶国华说还要让自己反攻，刘汝斋扭头就跑，当晚饶国华又丢了界牌。
这个时候，刘湘对将领的评估，不是看他能不能打仗，而是看他究竟是否“忠心”。乖不乖，各人猜，所有人滤下来，饶国华无疑是最乖的之一，因此他在听到汇报后，不仅未责怪饶国华，同时还下达严令，让田冠五与刘兆藜包围泗安，以解饶国华之困。
刘兆藜接到命令后，一时还弄不清楚广德是否沦陷，他决定先增援广德，并且采取了比较保险也甚为聪明的做法，即将第146师的两个旅分开来，从两个方向平行行军。
第438旅沿公路向广德前方穿插，在到达界牌时，忽然听到从广德方向传来机车的声音，而且越来越近。
听声音以为是坦克战车，官兵们又惊又疑，因为这显然意味着广德已被日军占领。这个旅的人都跟他们师长一样，打仗猴精猴精的，当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散向公路两旁隐蔽埋伏。
离得近了，才发现是一辆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大卡车，于是立即进行伏击。这一仗意外地打掉了日军的一个辎重车队，缴获大批物资，仅黄呢军大衣就有600余件，军毯800多条。
第437旅由刘兆藜亲自率领，沿山间小路直接开往广德。行至广德以南的芦村，没想到竟然进入了日军后方。
双方都吓了一大跳，二话不说便开打起来。经过三小时激战，刘兆藜击退日军，并夺得了两门野炮。
川军没有炮兵，当然也不会用炮，而且日军在退却时，已将这两门野炮上的重要零件卸走，所以后来只好将野炮扔在原处。
除了野炮，还有其他军用品。先前川军一直搞不清对面日军的番号，通过翻译缴获的文件，才知道是第18师团，师团长为牛岛贞雄中将。
这两战当时合称“广德大捷”，成为川军在江南战场上取得的重要战绩之一。后来陈诚在给川军将领进行讲评时，认为刘兆藜在调动兵力和战术运用上都极其灵活，是值得各部学习效仿的经典范例。
“大捷”背后，却是广德的全面失守，是在刘兆藜增援之前。要不然日军怎么会把后方阵地设于广德以南呢。
1937年11月30日，自感回天无力的饶国华在广德城外的十字铺拔枪自杀，他信奉佛教，自杀前还从容沐浴净身、焚香祷告。
饶国华给刘湘留下一封遗书。因不满刘湘将他调离老部队，以致兵败，饶国华在信的末尾说：“甫公误我，我误国家！”
饶国华的遗书是在他死后好些天，才辗转送到刘湘手里的，当刘湘在汉口病榻读到时，一度伤心不已。
饶国华溃败以及广德的失守，顿时让川军陷入了极度的被动。刘兆藜虽勇不可当，但孤掌难鸣，唐式遵急得直跳脚，说：“如果第144师能从郎溪开来十字铺，那我想还能与日寇再打一仗，可我手里已无部队了……”
到了这步境地，潘文华就算是肯把第144师再拉回来，也来不及了。一时之间，全军上下均惶惶不安、不知所从。

第六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
<b>傅常</b>：生于四川省潼南县。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参谋长，为刘湘的重要幕僚。
<b>乔毅夫</b>：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刘湘的驻省外代表及重要幕僚。
<b>张斯可</b>：原名张再，斯可是字，生于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刘湘的重要幕僚和驻外代表。
<b>钟体乾</b>：生于四川省成都市。刘湘的重要幕僚，刘湘出川后，由他代行川康绥靖主任一职。
<b>邓汉祥</b>：字鸣阶，生于贵州盘县。曾是刘湘帐下必不可少的重要谋士，刘湘出川后，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由他代行。不过刘湘对他采用了“疑而重用”的态度，是五个核心谋臣中唯一受到监视的人。
<b>宋哲元</b>：字明轩，生于山东乐陵市。原西北军宿将，第二十九军的领导者，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b>张群</b>：生于四川省华阳县。新政学系中仅次于杨永泰的核心人物。入川前，历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军委会秘书长，擅长外交谈判和政治斡旋。
<b>顾祝同</b>：字墨三，生于江苏省涟水县。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步科，为人通达，关心士卒，有军中圣人之誉。
<b>王缵绪</b>：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刘湘的部将，曾受到刘湘的怀疑和监视。刘湘死后，他积极进行活动，一心想继承刘湘的军政职务。
这个节骨眼上，蒋介石给刘湘推荐了一位救火队长。
不是别人，正是陈诚。
刘湘对陈诚不仅久有戒心，还向无好感。但这个时候前线新败，一片纷乱，自己又鞭长莫及，确实希望有一个人能站出来帮他收拾整理。
在赴武汉治病之前，刘湘曾寄望于设在芜湖的第七战区长官部代劳。可惜被他派去组织长官部的人实在太过窝囊，见广德丢失，日军又在继续推进，一时丧魂落魄，连芜湖也不敢待，就坐船跑去了武汉，被外界笑话成“刘长官病了，长官部也病了”。
刘湘的手下逃到武汉，陈诚却始终坐镇芜湖，为将胆略一看便知。在这种情况下，刘湘只得同意陈诚出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以便先将川军从险境中捞出来要紧。
陈诚做事雷厉风行，上任后即审时度势，撤销了合围泗安的命令，并以刘兆藜第146师为后卫掩护，将川军全部撤往淮南。
脱离危险之后，他亲自主持会议，对参战将领逐个进行奖惩。
郭勋祺、刘兆藜自然是记功升职，就连田冠五，因在奉刘湘之命合围泗安时作战勇猛，也得到了“记名师长，遇缺先升”的嘉奖。
有奖必有罚。潘文华首当其冲，以“作战不力”被停职，第147师师长杨国桢、在广德失守上负有责任的刘汝斋等人都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
陈诚赏罚令一出，在川军中大得人心。
大部分川军军官跟着刘湘排斥“外来势力”，说一千道一万，不过是攀龙附凤，借以求个好前程罢了。现在好了，只要你肯在战场上出力流血，就能往上升，反之则降，对于职业军人来说，没有比这更受欢迎的了。
对此最感不安的自然非刘湘莫属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对川军的掌握和维系将越来越弱。
事实也是如此，在撤到淮南后，第二十三集团军就接受了江防和阻击芜湖之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授予人并非他刘湘。
与刘湘一样沮丧的尚大有人在，比如北方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
邓锡侯和孙震的军队长期驻扎于曾经“三不管”的成都，军纪原本就不好，出川抗战后，因一边想着“打日本，要纪律好”，一边以为可得到充裕补给，所以沿途行军时比较自觉，也很注意维护川军的形象。
川军在北方没有配属兵站，第二战区便给邓锡侯发放了一笔兵站费，另外还有一批胶轮车和大车，成为他在粮草不继时的心理依赖。
可是后来川军奉命从晋南山地撤往晋西，途中行军匆忙，兵荒马乱，军需“怀款潜逃”，溜掉了，而用于运送粮草的车辆也难免损失不少，问题就开始慢慢暴露出来了。
从晋南到晋西，中间长途跋涉，需徒步行军达一周有余，对官兵们的体力提出了极大考验。别的东西尚能姑且忍受，比如没有棉衣穿，咬咬牙、挺一挺也就过去了，唯独奔波一天，无粮入口很要命。有一个团级军官事后追忆说：“我在转移途中硬是饿得住，曾经抢购了三块冷豆腐吃，后来却连冷豆腐都没了。”
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餐饿得慌。在连餐不得食，口袋里又没钱的情况下，官兵们看到有吃的眼睛就发绿，军纪已经完全谈不上了。
直到抵达洪洞县，得以收容整理，秩序才算初步稳定下来，邓锡侯也想要振奋一下士气。
按川军规矩，打仗都要发“作战费”，实际上相当于给各部队发奖金。邓锡侯向来信奉财散人聚，兵站费报了“阵亡”，他便又设法把军部的一点费用挤出来，当成“作战费”发给师长，再由师长逐级分予下面的团营连长。
不发还好，一发就打起架来。因为“作战费”系按编制人数发放，作战后编制不满，就会产生所谓的“吃空缺”现象，师长拿了足额的钱，给旅长的却大打折扣，旅长当然不满，于是有脾气火爆一些的就会当面去向师长讨要。
师部与军部同在一个大院，这些师旅长吵架时连邓锡侯、孙震也不避，且全是大嗓门，搞得声震屋瓦、鸡犬不宁。
养儿不要金银，只要触景生情。邓锡侯想不到自己如此够意思，下级们竟然用这种方式来回报他，气得待在屋子里不愿出来，只让参谋长出去劝解拦架。
让邓锡侯最为郁闷的，倒还不是这个，而是一直不受顶头上司阎锡山的待见。
“阎老西”好像出了娘胎就没受过苦一样，在先后丢失晋北、晋东、太原后，他不怪自己嫡系的“老晋军”不管用，却恨蒋介石给他派来的非晋军不给力。
在这些增援山西的非晋军里面，川军最弱，阎锡山便一股脑地把所有责任，包括晋北之失、晋东之败，乃至于太原的不守而溃，都给扣到了川军头上。三天两头拿川军开涮，猛刮邓锡侯和孙震的鼻子，今天一个电责川军“作战不力”，明天一个电骂川军“军纪太坏”，整个把川军当成了二战区的坏典型。
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想当初川军刚到西安时，是谁催着求着让尽速增援山西的？一眨眼的工夫，救星就沦落成了灾星，听阎老西那口气，好像山西抗战，还是因为有了川军才崩溃下来的。
邓、孙咽不下这口气，看来不打个胜仗什么的，在山西是难以立足了。
要打胜仗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当时太原已被日军占据，川军本身又是这种状况，双方强弱分明，哪有多少便宜可占。
其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正驻节临汾，邓锡侯决定去谒见卫立煌，以便不测时还可得其相助。
主意已定，邓、孙带上几个高级幕僚，坐压道车到达临汾车站。临汾车站离卫立煌总部尚有几里路程，邓锡侯在南盘遇险时又摔伤了大腿，至今尚未痊愈，无法行走。最后还是央请一位赶着牛车入城的老农，将邓锡侯扶上牛车，其他人则随侍车后，亦步亦趋，其凄惶可怜之状，犹如是戏剧“重耳逃国”的现实版本
在与卫立煌接洽，得到保证后，邓锡侯才派王铭章率一个师四处搜索侦察，结果发现平遥虽被日军占据，但敌人数量很少，于是乘势杀入，之后给阎锡山发去电报：“经过激战，收复平遥。”
本以为不说提高地位，多少也会夸上两句，孰料阎锡山对他们的态度仍是老样子，丝毫未变。
费了半天劲，敢情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邓锡侯想不通阎锡山有什么理由这样对待自己：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难道你只会用它来翻白眼？
再检点军队，自参加娘子关战役以来，川军伤亡及失踪人员已达三千余人，大部分师旅损失都在三分之一以上。
邓锡侯越点越伤心，越点越生气。后来他在召集连以上军官训话时说：“阎锡山说我们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武器不好，我承认，是事实，可那是你不肯给我们配备新武器啊！作战不力，就不是事实，我集团军官兵伤亡了三千多人，连我本人在南盘村都几乎送命，还能说作战不力吗？请问，究竟要怎么个出力才算有力？他这是对川军的污蔑！”
万箭穿心，习惯就好，邓锡侯常常觉得万箭穿心，可他总是难以习惯。
人在不同的处境下都会有不同的想法。过去在四川，邓锡侯老觉得刘湘不是东西，就知道变着法“压迫”他，现在回过头来看，一切都有了新的诠释和感受。
因心中闷闷不乐，邓锡侯请假到陕西临潼华清池休息了两天，离开前专门致电刘湘驻西安军事联络组的两位负责人，邀请对方前去恳谈。
在华清池，大家边吃边聊，邓锡侯对他们说：“川军出川以后好像没有娘的娃儿，被人东支西使，弄得东一块西一块，实在不是个办法。”
邓锡侯言语恳切沉痛，一扫水晶猴的滑头形象，他请两位负责人辛苦一趟，去武汉把情报汇报给刘湘，“请他向蒋委员长力争，无论如何要把川军集中起来使用。”
说到此处，邓锡侯几乎声泪俱下：“川军出了川才感到格外亲热，死，我们都愿死在一起……”
邓、孙在山西难以自处，困窘万分，适值日军从津浦铁路南北两面向徐州推进，战局紧张，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需人手，所以肯接纳川军，“阎锡山不要，我们要！”
邓、孙求之不得，便自愿调离山西，前往山东。
与邓锡侯在华清池谈话的那个军事联络组，其主要任务就是联系第二十二集团军，也包括延安和八路军。这次会面结束，联络组移驻郑州，李家钰及其参谋长、邓锡侯的参谋长都来到郑州，再次催促联络组致意刘湘：“愿归还第七战区建制，由甫公统一指挥。”
1937年12月25日，联络组负责人一行乘火车到达汉口，在万国医院病房内向刘湘进行了报告。
刘湘听后低下了头，眼睛看着地板，沉思半晌才说：“你们代我向他们问候，就说他们的情况和苦衷我都清楚，希望他们各自保重，掌控好自己的部队。集中使用问题是大家的心愿，我已经请求过了，还要继续请求……”
对于刘湘来说，把北方川军收回第七战区只能是第二步，第一步还是如何确保自己的老巢不被攻破。
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就已迁至重庆，蒋介石及其军委会虽尚在武汉，但入川也是迟早的事，从刘湘到他的幕僚都有了一种“鸠占鹊巢”的危机感。
在德国医生的诊治下，刘湘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回川的心情也变得急切起来，他电告成都，让派飞机来接他回去。
这可不是“烂飞机”，是让李宗仁、白崇禧代购的一架新式飞机，名叫“飞速号”，机如其名，在川军所拥有的飞机中速度最快。
可惜的是，“飞速号”从重庆起飞后，突然爆炸坠毁了。
不能坐飞机，只好坐轮船，可这样时间就延长了，还没走到四川，就免不了引起舆论的关注。
刘湘就怕舆论的关注。
想当初川军出川时，何等的雄赳赳气昂昂，那是非得在国人面前打上一场大胜仗不可的。但结果是先在南京保卫战中退却，再失利于广德泗安，直至退缩淮南，这个样子回去，若让媒体盯住，实在是很没面子。
当然还有前线川军，刘湘也始终放心不下，他都恨不得亲自跑去淮南进行掌控呢。基于这些顾虑，此后探病时，只要有人劝他回川养病，刘湘便立刻截住不让说下去。
钟体乾等人追随刘湘多年，哪能猜不透其中缘故。经过商议，他们在成都定下一计，并派乔毅夫飞至汉口与刘湘具体协商。
乔毅夫刚到汉口不久，就传来了一个令刘湘君臣大吃一惊的消息。
1938年元旦，军委会武昌行营发出命令，将原由刘湘兼的“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正式授予唐式遵。
刘湘阵营事前对此一无所知。刘湘的一位幕僚闻讯当场暴跳如雷：“咋咯，蒋介石要动手啦，唐二瘟这个家伙想做啥？”
刘湘自己也惊骇不已。握枪杆子的人，最怕别人在军队里挖他的墙脚，何况是唐式遵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想不到“二瘟”还真的经不住“诱惑”，做出了“卖主求荣”的事，顿时刘湘的玻璃心碎了一地。
他很难过地说：“子晋（唐式遵的字）要干，说一声嘛，由我们报上去多好。”
傅常还有些不相信：“恐怕这未必出于子晋的本意吧。”
乔毅夫则在一旁嘿嘿冷笑：“其实甫公兼不兼总司令都是那么回事，没什么了不得。我们一个命令过去，他唐式遵不动下面照样动，有啥关系。”
乔毅夫所说的，正是钟体乾所定之计，或可名之为“釜底抽薪”。
在乔毅夫向刘湘备述“釜底抽薪”的各个步骤后，刘湘点点头：“哦，总要有个办法”。
釜底抽薪，是要抽锅底下的柴火，但如果能直接把柴火上面的那口锅给端掉，岂不是更省事？
傅常是主张直接端锅的，刘湘便写了一封密令交给他，让他以慰劳唐部为名前去淮南，见机行事，将唐式遵予以撤换。
傅常素来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喜欢放大炮的是他，胆小畏难的也是他。到前线后，一看唐式遵那气势，早非昔日“二瘟”可比，他便害怕起来：一旦我宣布密令，唐式遵不接受事小，会不会大发雷霆，要了我的脑袋啊？
越想越怕，傅常当下连密令都不敢留在身边，深夜拿出来焚毁了事，然后一溜烟跑回了汉口。
傅常碰了壁，刘湘才决定采用“釜底抽薪”。
他任命战区参谋处长周从化为集团军代理参谋长，表面上是说怕唐式遵指挥能力薄弱，让周从化予以协助，其实是一面监视唐式遵，一面暗中执行“釜底抽薪”计划。
周从化负责在前线穿针引线，他联系了被认为最可靠的几个师旅长，见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愿不愿意甫公回川养病？”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周从化就要求对方像加入武德励进会那样，赌咒发誓，写下誓约交给刘湘。
这实际上是在撤换唐式遵不得的前提下，利用部属架空唐式遵，以便逼他执行刘湘的命令和指示。
一旦这个步骤能得以顺利实施，他们便要在汉口选择一个能在部队中代表刘湘的人，也在刘湘面前盟誓，由他充任“钦差大臣”，监督唐式遵下令，并到前线具体指挥军事。
饶国华自杀后师长尚有遗缺，所以刘湘曾打算派副参谋长余中英去接替，顺便担任“钦差”这个角色。但余中英过去效命于刘文辉，在刘湘部队中资历较浅，他担心官兵不听调遣，以致重蹈饶国华之覆辙，因此余中英坚辞不就。
幕僚怯阵，刘湘就找部队里下来的。潘文华、杨国桢、郭勋祺当时都在汉口医院养伤，也全是刘湘的亲信心腹。其中，潘文华、杨国桢并没有受伤，他们窝在医院是被削了职后无处可去，先找个地方遮遮脸，自然暂时难以派上用场。
郭勋祺是真受伤，而且仍担任着主力师第144师的师长。在刘湘的“自己人”网络中，潘文华属于刘湘的绝对亲信，郭勋祺又是潘文华的绝对亲信，虽然一时还不能出院去当“钦差大臣”，但可遥控指挥前线部队。
假如前两个步骤实施顺利，便可转入第三个步骤：反攻芜湖。
按照计划的要求，这次反攻行动务必倾注前方部队的全力，在短期内拼死夺回芜湖，为此哪怕牺牲惨重，也在所不惜——打完了还可以回川再重组部队嘛。
说白了，反攻芜湖不仅是军事仗，更是政治仗，为的是呼应四川。
四川方面由钟体乾等人张罗，准备一接到攻克芜湖的报捷电，便在成渝两地举行盛大的军民祝捷大会，在会上高呼口号：“请刘司令回川养病！”
与此同时，刘湘的那两艘水军炮舰“巴渝”、“长江”将载军民代表至汉口迎接刘湘，并派留川部队在宜昌以下沿岸警戒，如果蒋介石出手阻拦，不让刘湘回川，便不惜一拼。
因此发生事端，责任问题可以请全国公论：有攻克芜湖之功在前，何惧舆论不偏向四川。
整个计划看上去缜密有序，可谓环环相扣，而且前期推进也相当顺利。
1938年1月上旬，唐式遵果然给尚在医院的郭勋祺下达了进攻芜湖的命令，理由是要牵制津浦线日军。
郭勋祺当即给副师长下令，要求代他指挥，必须打下芜湖。其间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前线发去电报督促。
其时包括川军在内，中国军队并无足够的反攻能力，日军在芜湖又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激战一周之后，川军不仅未能攻下芜湖，还伤亡了五百多生力军。
自始至终，郭勋祺的参谋长都非常不解。原因是芜湖这里打得如火如荼，津浦线上的其他友军却动都没有动过，这样牵制，究竟有何意义？
很多人都被蒙在鼓里，只有刘湘和一部分亲信知道内幕。
除带来“釜底抽薪”的舞台脚本外，乔毅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即商讨在刘湘入川之后，如何对付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刘湘倒也干脆，蒋介石要挤他，他就反过来挤刘文辉。
在刘湘看来，刘文辉据有的西康，迟早要统一过来，才能运用自如。而且刘文辉部队不多，缺乏战斗力，跟过去的刘存厚一样，已呈老朽之状，完全有把握迅速解决。
至于亲情，在刘湘自身都难保的情况下，也就顾不上了。怪只能怪刘文辉自己不行，谁让你“老”了呢，老了就有疲态，疲态了就要被淘汰，这是自然规律。
解决刘文辉之后，刘湘便准备将四川省政府和川康绥靖总署全都迁到西康，以免被蒋介石“吞并”成为真正的地方机关。
实力才是争霸的最终决定因素，有二十多年川战经验的刘湘对此再清楚不过了。
前线部队抽不回来，还有留守部队和保安团、保安队，可以用库存和从外国买来的武器弹药进行再装备，立刻就能编成几个健全师，然后用他们来控制全川。
蒋介石要刘湘交出成渝两地的兵工厂以及钢铁厂，没问题，交就是了，但是在此之前，可以把原有设备全部分散到各个修械所，军火还是照造不误。加上外购武器，刘湘的计划是每年都能装备出一个健全师。
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在政治上与国民政府抗衡，例如要求在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中占上一席，还可以推荐一人任内政部长。
见万事俱备，刘湘也病体渐愈，乔毅夫着急回去与钟体乾一道筹备，便向刘湘辞行，临走时他高兴地对刘湘说：“我要回去了，你就放心好好养病吧，希望你早点回来。”
刘湘两眼盯着乔毅夫：“唔，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多辛苦一点啰。”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你们”并不包括“留守宰相”邓汉祥。从“釜底抽薪”到回川安排，刘湘都不让邓汉祥知晓或参与，他把前方交给傅常，后方则托于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
过去让邓汉祥回避，是担心影响他取信于蒋系阵营，现在却不是这个概念了，因为在刘湘心目中，邓汉祥很可能就是后方的唐式遵！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刘湘的监控名单上，就有了邓汉祥的名字，只不过级别比王缵绪略低一些：刘湘派二十人监视王缵绪，派十人监视邓汉祥。
有人对此非常不解，说你疑心王缵绪已经加入复兴社，随时可能投入蒋介石的怀抱，所以才对他监视侦察，这完全可以理解。邓鸣阶（邓汉祥的字）与之不同，而且你还在重用他，古人云用人不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刘湘的回答是：“我不是用人而疑，而是疑而重用。”
依刘湘看来，邓汉祥长袖善舞，能跟蒋系阵营打交道，搞好关系，这是其他所有谋臣都不具备的，必须重用，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邓汉祥长期跟蒋系阵营接触，就难保不“染上毒”了。
刘湘还打了个比方，称邓汉祥就像章鱼一样，会伸出多少触角，与方方面面交接。万一哪一天这条“章鱼”突然心怀不轨，将自己暗中反蒋，甚至是“同共产党交朋友”这些事报告给蒋介石，那可怎么办？此人不侦察不监视行吗？
这只是刘湘对外所作的一个解释，当然不代表真相的全部。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从隆中请出诸葛亮，直至赤壁之战，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应该是百分百，那称得上是他们的蜜月期。可是用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后期这对君臣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微妙起来。
刘备分配给诸葛亮的角色，不再是运筹帷幄的帐前军师，而一度成了征调钱粮的后勤部长，其地位明显被法正等人所超越。
诸葛亮自己也深有感触。刘备兵败夷陵后，他说：“法孝直（法正的字）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在出兵与否这些大事上，刘备会听从法正，却不会听从他诸葛亮。
说白了，其实就是已经不信任，或至少是不完全信任了。
进入蜀中后，诸葛亮也没有四处串门子，更没有中魏吴两国之“毒”的可能，怎么刘备就会不信任他了呢？
不得不说，是诸葛亮自己太聪明，太有思想了。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说了一大通话，真心的不过就一句：“君才十倍曹丕……”
试问，才能高过魏主曹丕十倍的，那还是谋臣吗？他还甘于只做一个谋臣吗？
“隆中对”确实深谋远虑、高屋建瓴，不过这样伟大的战略构想，最好还是由刘备、曹操、孙权级别的霸主本人提出为好。
到入主巴蜀，逐渐坐稳江山，刘备尝到了“隆中对”的甜头，见证了它的实现，但也注定会越想越不是滋味，加之诸葛亮的风头也越来越劲，有意识地予以监控和压低，就成了所有“主公”的必然之选。
邓汉祥吃的差不多是同一个苦头。
按照刘湘的说法，邓汉祥这个人“思想很顽固”，他连孙中山的“起而革命”都反对，更别提南北诸侯那一套“造反”理论了。尽管他站在刘湘和四川政坛的立场，也从政治策略上对蒋介石的过分举动予以积极抵制，但对刘湘的酝酿“造反”或联合“造反”却始终抱有微词。
这是政治方略的区别，也表明你对“主公”不是“一贯紧跟”。所以刘湘经常说，敷衍蒋介石的使命可以全部交给邓汉祥，至于如何在外面给蒋介石设绊子那些事，则万万不能让邓汉祥知道。
此前假如不是惹祸，需要邓汉祥出来擦屁股，邓汉祥对这些事确实只会被蒙在鼓里，一丝风声也听不到。
隔着千百年时空的两个“川中宰相”，处境与命运又何其相似。要说邓汉祥比彼时的诸葛亮强，也许只强在一点：在与蒋系阵营交往方面，他无人可以替代。
刘湘“疑而重用”，不过是无奈之举。
刘湘真正信任的，是傅常、乔毅夫、张斯可这些谋臣，他们也许眼光会短浅一些，也许会给你捅出各种各样的篓子，可他们会以你为中心，会根据你的喜好来献计献策，用起来既舒服又放心。
直至刘湘出川抗战，在留守人事安排上，虽然已决定让邓汉祥代行省政府主席，却仍留下了一个包袱，即保持内部联合办公制度。
所谓联合办公，是由傅常、乔毅夫、张斯可、钟体乾、邓汉祥等人共同议事，讨论大计。傅常要随刘湘出川，他另外找了一个代表代其出席。临走时，傅常特意交代这位代表，告之：“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邓汉祥。”
协助二字，是要打引号的，其实就是监视和牵制邓汉祥。因为最终决定川政方针的，不是邓汉祥，而是这个圆桌会议式的联合办公，也就是所谓的集体领导。为此，邓汉祥在联合办公时，曾多次与傅常的这位代表争吵，双方相处得很不融洽。
幕后布置这一切的，正是刘湘自己。
自从发现唐式遵“叛离”后，刘湘愈加疑神疑鬼，整天防前防后，防你防他。
邓汉祥既代省主席，自然要跟已迁至重庆的“中央”官员们人情往来，相与周旋。被那些犯红眼病的同僚们一渲染，再汇报到刘湘这里，就变成了邓汉祥在吃“两头望”。
两头望是成都街上的一种小吃，特别便宜，主要都是穷人们赏光。那些有文化的“长衫客”有时经过，鼻子一嗅，也会被香味儿掐拧得没了魂，可又怕被熟人撞见，失了身份，于是吃的时候就要左瞧一眼，右看一下，确定没人认识，才会迅速把食物放进口中，因此有人就把这种小吃取名为“两头望”。
说邓汉祥在吃“两头望”，其实就是说他在耍两面派，一面做着刘湘的官，一面又跟“中央”勾肩搭背，互抹口红，随时都准备脚踏两只船。
这不就是政坛的唐式遵吗？
唐式遵有兵权，邓汉祥有政权，让刘湘特别忌讳的，是邓汉祥的县训学生遍布全川，这些县训学生不是县长便是区长，都是邓汉祥所树党羽啊。
在汉口住院期间，刘湘与傅常计议，想套用更换唐式遵之法撤换邓汉祥，以傅常继之。
傅常嘴上勇气百倍，却迟迟不动身。原因是那次换唐式遵不成，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虽然邓汉祥不可能像唐式遵那样取他项上人头，但一想到此人政坛经验的老练，以及“党羽”的众多，又让傅常不由自主地退缩起来。
说到底，他这种类型的幕僚，也就是躲在“主公”身后煽煽风、点点火而已，真要干大事，是派不上多少用处的。
刘湘放心不下，他曾问乔毅夫：“邓汉祥造得起反吗？”
乔毅夫轻蔑一笑：“我们在后方尚有军队十余万，邓那几个学生敢造反吗？如发现他真有异图，我们就把他请到绥靖总署，予以优待（即软禁），不就完事了吗！”
说到底，政客毕竟没有枪杆子，比军人要好对付多了。
听到这句话，刘湘方才默然不语。
乔毅夫的到来，给刘湘带来了新的希望，那颗勃勃的雄心又欢腾起来，精神也比以前好了很多。每天或在病房外间唱唱很多年前的老军歌，这是他上军校时的最大爱好；或到病房外面的小花园里散散步，人不知不觉胖了起来，引得随侍幕僚跟他开玩笑：“甫公，你这个病害不得啊，再害就要害成胖子了。”
刘湘有时也写写字、练练书法，某天在桌上兴笔写了两句诗：“思亲泪落吴江冷，望帝魂归蜀道难。”
幕僚一边拿去裱册页，一边恭维他说：“甫公，你快成书法家了。”近身超能
刘湘思乡心切，他也许没有想到，无意中写下的那两句古诗有多么不吉利。
望帝者，蜀之古君也，死后思念故国，遂化为杜鹃，一迭声地呼唤：不如归去，不如归去。
它在预示着什么？
自从住进万国医院后，刘湘就拥有了一个不可为外人道的秘密。与“釜底抽薪”相比，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更少，但是一说出来却绝对要惊煞他人。
七七事变前，通过冯玉祥的关系，刘湘得以结识了宋哲元和韩复榘，不过只是初步接触，并未像与广西的李宗仁那样制定军事协定。即使要建立联盟，其旗号也不出乎“抗日反蒋”。
到了抗战，刘湘、宋哲元、韩复榘的处境都一样狼狈。当然三人还有区别，刘湘是生了病没法指挥部队，宋哲元是吃了败仗，不得不退，韩复榘则是放弃山东，不战而退。
人在被逼急的时候，最容易误入歧途，刘湘便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获悉蒋介石即将带兵入川，他又想到了联络宋、韩，以便建立起三角联盟。
只不过建立这个联盟的目的和出发点，不是联合抗战，竟然是反着来的。整个方案为：刘湘命川军封闭入川之路，不让蒋介石及其部队进川；韩复榘率鲁军占据南阳、襄樊、汉中；宋哲元负责据守潼关以西。
三角联盟其实与刘湘自定的回川规划并不矛盾。联盟是要阻止“中央军”大批入川，规划是要在“中央军”不可能大批入川的前提下，与光杆的国民政府斗，要不然川军再怎么武装，又岂是“中央军”的对手？
刘湘先派代表拿着方案和韩复榘联系，韩复榘早有此意，一拍即合，随后韩复榘再派人去串通宋哲元。
宋哲元虽然过去也和蒋介石明争暗斗，甚至做过“以日制蒋”的事，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却明显要比这两人有见识得多。他当下便把参谋长叫到自己房间，交代经过后问：“你看这事做得做不得？”
参谋长不知宋哲元内心态度究竟如何，遂反问了一句：“总司令（宋哲元）以为如何？”
宋哲元斩钉截铁：“不能做，做了要遗臭万年的。”
参谋同意，说：“对。”
宋哲元特地关照：“要严守秘密。”随后他一面敷衍韩复榘的代表，一面用特密电，也就是只有蒋介石和宋哲元能亲译的密电码，向蒋介石进行了报告。
蒋介石接到密报，在深感震惊的同时，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在没有确凿证据，或有了证据一时也不便下手的情况下，暂时不宜打草惊蛇。
蒋介石采取了一个相对审慎的态度和做法。宋哲元密报有功，自然要嘉许，对韩复榘要严密防范，除布下“卧底”外，还在鲁军周围设置兵力，随时防其异动。
对住院的刘湘，则是另外一种特殊的处理方式，蒋介石下令有特工王之称的戴笠负责派人监视，同时作出三条规定：“有病养；死了葬；逃走杀。”
“飞速号”爆炸不是设备原因，而是纯属人为：戴笠事前侦获情报后，派特工在重庆对飞机进行了破坏。
戴笠截获了刘湘和韩复榘的来往电报，但破译不出，为此又亲邀范绍增协助监视。
对范绍增而言，最后悔的一件事，便是在何应钦主持的重庆整军会议上发了一次大傻，真成了如假包换的“范哈儿”，尤其那句“服从中央，裁减我师”，令他成了刘湘的眼中钉、肉中刺。
整军会议半途夭折之后，刘湘仿佛是赴鸿门宴的汉高祖，一俟转危为安，首先就是“立诛杀曹无伤”，下令免去了范绍增的师长职务——你不是喜欢裁吗，我现在把你也一并裁掉。
要再找一个撤职的理由不容易，而且报到老蒋那里，可能又是一个“撤职留任”，刘湘转换手法，明升暗降，将范绍增提升为副军长，但同时又不让他实际到任，从而间接达到了撤职的目的。
范绍增因一时冲动而丢了部队，成为光杆，也知道待不下去了，便主动向刘湘请求到上海休养。刘湘求之不得，当即设宴为范绍增饯行，将他给打发走了。
范绍增恩怨分明，绝不会因为一顿饭就原谅刘湘，也不打算原谅，戴笠之邀可谓正中下怀。
为了抓刘湘的“现行”，混社会的范哈儿三十六计齐上，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始终未能掌握刘湘的核心密码。
一个偶然的机会，某团长从前线退到汉口，去医院看望旧交，后者担任刘湘的军务处长，当时正在草拟一份电令，而这份电令又恰巧被该团长偷看到了。
电令的内容是命令王缵绪率两个师的守川部队，驻扎宜昌、沙市，并与韩复榘派去襄阳、樊城的部队取得联系，以便拒蒋入川。
某团长是原范绍增师的老团长，又与范绍增是同一个堂口的袍哥，他回去便把电报内容告诉了范绍增。
范绍增听后眼睛一亮，若电文为真，这刘湘的骨头都不知要被拆到哪里敲鼓去呢，还愁大仇不报吗？
戴笠闻报，在再三确认后，立即将截获的刘、韩往来电文送交军统局电讯总台，参照范绍增所说的电报内容，终于顺藤摸瓜，破译出了相关的所有电报。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集韩复榘、宋哲元与会，会后将韩复榘予以扣押。宋哲元为其求情，蒋介石不予理会，当即将其押解汉口，不久予以枪决。
事发时，刘湘尚不知情。他还对三角联盟有所期待，还以为不过是在重复“那些年，我们玩过的把戏”，完全没想到时过境迁，这种自编自导的演出将会给他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
1938年1月13日上午，冯玉祥来医院看望刘湘。自从两人建立联系后，尽管表面上并无特殊关系，但实际上往来很是亲密，冯玉祥也一直视刘湘为自己的支持者和未来的“知心部下”。
刘湘是病人，本不能谈话太久，可那天刘湘精神极佳，心致颇高，一下子竟谈了两个多小时，谈的时候声音很大，连外面都听得见。
当然外面能听得见的就不会是什么秘密，无非是团结抗战、建设四川这些，也足见二人对前景的共同憧憬。
下午一点以后，一位不速之客飘然而至，他是何应钦。
这次又谈了一个多小时，内容不详。不过据说一贯温文尔雅的何应钦口气很重，在质问刘湘时，还当场叭地一声，把刘湘给韩复榘的密电稿甩在了桌上，说：“你看这是什么！”
何应钦走后不久，身体本已渐渐康复的刘湘突然病情逆转，吐了很多血，并很快昏迷过去，醒来后也不会说话，只能以摇头或点头示意。
随侍和医院全都慌了手脚，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抢救办法。
1938年1月17日，院方准备给刘湘输血，才发现他的血管已经收缩，输不进去了。
眼见无法挽救，幕僚就替刘湘起草了一份遗嘱，读给刘湘听，可惜他此时连头都不能点了。
1938年1月20日下午8时，刘湘气绝于汉口万国医院，临死前没留下任何只言片语，那份有“敌军一日不退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生还”的遗嘱，实际为幕僚所代写。
众人只在整理遗物时，在抽柜中发现一张纸条，上有刘湘亲笔写的两行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亦不知为何时所写，但陪侍刘湘的人都视其为刘湘的真正遗嘱，后将其带回了四川。
刘湘一生行事，最值得称颂的共有两条：其一是统一四川，川中百废得兴，使抗战得到了一个坚实而稳定的大后方；其二是力主抗战，誓师出征的川军及其不断补充前线的壮丁，都成为抗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如果……没有如果，所以这个世界每天都在诞生各种各样的遗憾和悲剧。
刘湘的死讯传到四川，对当地官场而言，不啻一声晴天霹雳，文武官员个个惊骇万状，邓汉祥更是痛不欲生。
他留守川中，本以为能从白帝城迎来凯旋而归的英雄，不料等到的却是一具出师未捷，带着无限痛悔的冰冷躯体。
作为一个职业幕僚，在效力于刘湘之前，邓汉祥还曾先后在陈宦、段祺瑞门下供职。陈宦太过腹黑，对他是“疑而不用”，段祺瑞倒是信任他，只可惜那时老段已走下坡路，他始终得不到一个让自己才能充分施展的机会。
刘湘是第一个“三顾茅庐”，并且曾对他付以足够信任和重用的人，尤其是在统一四川后的这三年里，邓汉祥如鱼得水，几乎释放出了平生的所有才华和智慧，也达到了一个幕僚所能达到的事业最高峰。
自古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纵使也有猜疑、有羁绊、有隔阂，但他终究让你飞了起来。
现在伯乐永远地去了，在这沉沉黑夜，世界也瞬间变得如此寒冷寂寞。
当邓汉祥召集省府职员，当众宣布噩耗时，已是神色惨然、泣不成声。他手书撰联寄托哀思，其中的下联是：“我具竭愚忠酬知己之志，业犹未竟，上为苍生痛，下以哭其私。”
观者谓，邓汉祥之哀刘湘，实亦顾影自哀也。
刘湘如此结局，应了蒋介石所作规定的第二条“死了葬”。刘湘去世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就在武昌召集紧急会议，第二天一早明令撤销第七战区，第二十三集团军划入第三战区。
第七战区从成立到撤销，前后不到五个月的时间，称得上是昙花一现。“釜底抽薪”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川军自始至终也未能攻下芜湖，随后便撤回了淮南。
1938年1月22日，蒋介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同时撤销川康绥靖公署，从军政两方面为“后刘湘时代”做好了准备。
张群本人籍贯成都，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曾受邀出任警察厅厅长，对川情川事并不陌生。而且他与刘湘和邓汉祥的私人关系都不错，又是中央大员空降地方，由他来接替刘湘，主持川政，在蒋介石看来，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
张群任职令传到四川时，身为代理省主席的邓汉祥对此积极促成，不仅拟出欢迎电文，还找省府各厅长在电文上联名签字。
大多数省府厅长都签了名，只有一个人拒签，此君便是王陵基。
王陵基的公开身份是四川保安处长兼代理保安司令，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更为重要——励进会代理会长。
励进会会长原由刘湘自兼，刘湘一死，励进会失去核心，一些师旅级的主要会员便开了个紧急会议，公推王陵基出来主持。
王陵基以代理会长的身份发号施令，其中有一条赫然是“没有武德励进会的命令，所有部队不准调动”。号令发出，所有留川部队果然一动不动，足见励进会的权威和影响力。
张群的任命一到成都，便遭到励进会的强烈抵制。认为刘湘新故，尸骨未寒，这个时候蒋介石既不派人来成都慰唁，也不与四川商洽，就宣布由张群主川，实属趁火打劫，意图宰割。
当然这只是冠冕堂皇的公开理由，更主要的原因是，第七战区和绥靖公署的撤销，已经让相当一部分人面临丢饭碗的威胁。而张群一旦上任，眼瞅着还要继续洗牌，四川军政人员自然是人人自危，其中尤以军人为甚，哗然而起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听闻邓汉祥竟欢迎张群，励进会内部顿时群情激奋，连将邓汉祥予以“搁平”（即打死）的提议都出来了，经有人及时劝解，方才罢休。
王陵基于是约请钟体乾、张斯可等人到文庙，大家一致决定要给蒋介石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知道四川人可不是好惹的。
当天成都全城贴出标语，全是反对张群入川的内容，同时辅以全城游行示威。在此基础上，由川军师长彭焕章领衔，留守四川的十七名旅长联名致电蒋介石，以张群主川不洽舆情，请收回成命。
为增加胜算，经人提议，王陵基又把邓汉祥请来，让这位以善于筹谋著称的人物给支支招。
邓汉祥并非励进会成员，原先也曾欢迎张群入川，但这时亦觉得“中央”做事，确实太过薄情寡义：你们是不是以为，死个人就像开自来水管一样简单？自然无痛，除了不能开开心心出去玩，其他都很舒服？
人一走，茶就凉，问题是现在人还没入土呢。都不知道是哪个货给老蒋出了这么个馊主意，这该需要多大勇气来面对他那可怜的智慧？
邓汉祥不仅站到地方一边，而且提出，光是成都这里闹腾还不够，应该联络邓锡侯、刘文辉一起行动，给蒋介石制造更大的压力，因为邓锡侯亦有留川部队，刘文辉一兵未动，要是能与刘湘的留川部队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坚持到底，“中央”很难对付。
邓汉祥断言，在前方战事紧张的情况下，蒋介石绝对无法分兵来攻四川，非收回成命不可。
会上众人都非常赞同，以为此计甚妙。
说干就干，在川军师长许绍宗的领衔下，留守四川的六个师长、五个独立旅旅长，再次联名致蒋，请以贺国光、邓锡侯、刘文辉、王缵绪四人分掌全川军民两政，看那样子，似乎压根没收到或不知道张群要主川的事，实际上就是公开对张群表示不欢迎。
蒋介石和幕僚们措手不及，备感棘手。就在焦头烂额之际，又一个将令他们头疼不已的姑奶奶驾到：刘湘的夫人周氏。
与一些喜欢找一大堆漂亮老婆、时髦姨太太的川军将领不同，刘湘志在天下，真的跟后主一样，在个人生活上十分检点，可以说比普通人还普通。
他的夫人周氏是个农村妇女，出生于打草鞋为生的贫苦农家，没有文化知识，后来跟着刘湘才认了些字，刘湘也给他改了名，叫刘周书，补上了一个“书”字。
在迎刘湘回川的问题上，钟体乾等人曾经有过一个方案，即由刘湘唯一的女参议官秦德君陪同，以眷属要求的名义，让刘周书亲自到汉口把刘湘给接回来。
已经打点好行程，可是刘周书却因为与小叔子，也就是刘湘的弟弟闹纠纷而推迟了行期。
在别人看来，这纠纷实在不算纠纷，竟然是为了谷子、麦子，究竟你多分一点还是我多分一点，争到了不可开交。
刘湘身为川中的第一把手，平时迎来送往，家用开支不小，他本人又很自律，不肯从公家账上轻取一文，因此常常弄到入不敷出，刘湘不当家不过问，女主人就为难了。
刘周书私下里曾去找邓汉祥，请他予以补助，邓汉祥回答一切费用都有预算开支，实在无能为力，不过如确有急需，可由刘湘本人批示，他会立即拨付。
知夫莫若妻，刘周书知道刘湘的脾气，只得作罢，日常生活中就只能不停地抠，以致于跟小叔子也要斤斤计较。
现在刘湘死了，众人不敢再耽搁，急忙催促刘周书尽快去汉口。临行前，没人敢告诉刘周书关于刘湘的噩耗。
飞机降临汉口，在机场上迎接刘周书的人，全都佩戴一朵小白花。刘周书多在乡下务农，很少跟刘湘经历大场面，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戴白花是什么意思，直到随接待者步入刘湘的治丧处，才渐渐发觉情形不妙。
从门口到礼堂，不是花圈就是挽联，还有棺材。小白花不懂，花圈挽联棺材什么意思，还能不懂吗。再进屋内，只见床上的铺盖卷，不见丈夫，刘周书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连忙问旁人：“甫公呢？”
有人怯生生地指了指礼堂中央停放的棺材：“在那儿。”
不祥的预感终于得到证实，可怜的女人立即泪如泉涌。她哽咽着问陪同前来的秦德君：“你知道么？是不是真的？”
秦德君点头：“知道，是死了。”
刘周书一边擦眼泪一边埋怨：“你为什么不先给我说呢？”
秦德君解释道：“我怎么说得出来呢，说出来我怕你跳飞机呀！”
刘周书流泪不止，沉默了好一阵，她对秦德君说：“甫公没有妹妹，你就来做甫公的妹妹吧，从现在起，你要和我一起披麻戴孝！”
刘周书叫来刘湘的副官，让副官量尺寸，给她和秦德君做孝衣。
一切交代清楚，刘周书才向刘湘的棺材走去。相隔一丈远，她就猛扑过去，然后号啕痛哭。这是刘湘家乡大邑的风俗，叫做“碰棺”，只有到这时才允许遗孀大放悲声。
其时，武汉雨雪纷飞，室外茫茫一片，真是天愁地惨人哀。
“碰棺”之后，刘周书要求启棺告别。一打开棺材，就见刘湘遗体的鼻孔和口角，都留有血痕。尽管医院医生及刘湘身边的医药顾问都解释说，依照刘湘的病情和死亡症状，这是正常现象，但刘周书立刻起了疑心，坚持认为丈夫死得蹊跷，定是被暗害致死，任何解释都听不进去，并开始大闹灵堂。
灵堂里面的人，除了秦德君外，她扯住就打，扯不到人，便砸东西，桌上的茶碗、笔筒、墨盒、烟缸，抓到什么砸什么。
众人哪里还敢再待下去，都跑开躲得远远的。
没人理会，刘周书转而又大哭起来：“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甫公在时，一呼百应，而今甫公不在了，就没有人理我了！”
秦德君劝刘周书：“不是他们不来看你，他们是怕挨你的打，只要你不打他们，我就去喊他们来。”
刘周书也知道没人看更没劲，因此点头答应：“我不打就是了。”
说是不打，人才来了，而且是蒋介石亲自登临。
刘周书一见蒋介石，便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连叩几个响头，接着大哭不止。老蒋让人搀扶，她也不肯起来，弄得蒋介石头上直冒汗珠，说话也结结巴巴。
等到刘周书哭累了，蒋介石忙命侍从扶起，并再三保证：“嫂子，对于甫澄兄的后事及子女问题，兄弟负全权责任，保证对得起嫂子全家。”
走出灵堂，还没把汗擦干，蒋介石就得知，王陵基、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等数十人已经发出联名通电，严词拒绝张群入川。
紧张气氛再度升级，成都军校和留守川军各自都设置了警戒线，俨然又回到了西安事变后的那种状况。
蒋介石这才发现他的确失于计算。
刘湘去世，在他看来，多少有点咎由自取的味道，何况又不是死于他手，所以一系列决定，才会显得那么匆忙和草率，完全没料到四川地方的反弹力会如此之大。至于周氏之悍，那更是原先想都没想到的。
他能动手吗？不能。正如邓汉祥所说，四川已成抗战的大后方，别说分兵攻打，就算是动荡不安，都会让“中央”无立足之地。
如今之计，必须缓和再缓和，降温再降温，无论是对川军前方还是后方，甚至包括刘湘的那个遗孀，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
1938年1月25日，蒋介石下令撤销了对潘文华的撤职处分，改为“撤职留任”，以示对川军将领的宽待。次日，又特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他在汉口为刘湘主持公祭。
何应钦一到，刘周书就哭哭啼啼地从灵堂后面冲了出来，并且破口大骂：“何应钦你这个汉奸，把我的丈夫害死了，老娘今天要同你拼命！”
众人七手八脚拉住，但是好说歹说，刘周书始终不肯罢手，最后还是秦德君的几句话起了作用。
秦德君和杨森的崇拜者胡兰畦一样，皆为不甘寂寞的所谓川中名媛。她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因与明末四川女将秦良玉是同乡同族，时常以秦良玉第二自许。
秦德君对刘周书说：“你快回四川挂帅，好率领甫公的军队打江山！”
刘周书不懂：“啥子叫挂帅？”
秦德君说：“挂帅就是带队伍，古代秦良玉以夫人的身份挂帅勤王，你就学秦良玉吧。”
刘周书一听高兴了，这才答应不在汉口闹事，而是早日回川。
1938年1月26日，刘湘的灵柩从汉口运回四川。在启灵到江边的路上，根据安排，由何应钦“执绋”，也就是拿着牵引灵柩的绳子前导，刘周书和秦德君这对“姑嫂”则穿着孝服紧跟。
刘周书沿路哭号：“亲日派成功，逼死我的抗日英雄。”翻来覆去，都是这两句话，让何应钦如芒刺在背，只得一再吩咐两边的人：“快劝！快劝！”
刘周书不听任何人的劝，一直哭到上船为止。
能把“虎婆”哄上船，已是一个不小的胜利，那边蒋介石还得不断向四川地方示好。
1938年1月28日，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赶到成都，向各路军政人员宣布“中央”的善后措施，见众人都能接受，才赶回重庆，原先两方对垒的紧张局势亦因此缓解。
紧接着，蒋介石又致电邓汉祥，提出在张群到任之前，由他负责省政，钟体乾、王陵基也各守各的窝，暂时都不动。
1938年2月4日，刘湘灵柩运抵重庆，从第二天起，由何应钦主持公祭。
公祭期间，四川名流云集，刘湘生前的部下好友尽皆到场，刘从云也在应邀之列。见到曾声名显赫的“刘神仙”，刘周书一迭声责问：“你给我公婆选择墓地时，不是说甫澄有九五之尊吗？如今怎么又将他给犯死了呢？”
刘从云无言以对，只得胡乱作答：“可能是……地脉龙神召他去有别的差遣了吧。”
刘周书哪里还肯信这一套，祭文还没念完，她就举起哭丧棒，劈头盖脸地朝他们打去。
刘从云虽号神仙，却无地遁之术，躲闪之际，哗啦一声撞翻了供桌，祭品撒得满地，连灵牌也差点倒掉。一旁的范绍增、王陵基等人还没回过神来，身上已经挨了几棒，有人连军帽都丢掉了，范绍增的呢子也被扯出了一条小口。
灵堂前多站一会没事，可不能把命搭进去啊。一干人等被吓得四散奔逃，刘周书则披散着头发，边追边打，直把肃穆的会场变成了打闹场，而一本正经、衣冠楚楚的达官贵人们全都现出原形，个个狼狈不堪。
刘周书嘴里还在骂：“挨炮火的，砍脑壳不死的，你们咋个搞的嘛，他们把人给我活活整死了，你们咋个不管嘛，你们就光顾升官发财了！”
接着又哭：“我的天啦，丢下老娘一屋人，孤儿寡母的咋个办嘛……”
公祭难以进行，何应钦气得脸色铁青，赶紧上前制止。可他才冒出一句，就被愤怒的遗孀给打断了。
“部长唉，你们还是要讲点天理良心的嘛，我的人好端端的，咋个一下子就死了嘛？哼，天晓的，地晓的，你们晓得，我们晓得！”
何应钦涨红着脸，正要分辨，刘周书不由分说：“这些那些都不说了，我现在提三件事，你一定要给出个名堂。”
听刘周书絮叨完她的三件事，部长着实给惊住了。
哪三件事？
除了要在成都给刘湘修一座“中山陵那么大的墓园”，以及办一所“甫澄大学”外，还要让刘湘的儿子顶替刘湘做省主席。
前面两件再难也不难，后面一件不是难不难的问题，而是定然会贻笑大方。
何应钦苦着脸对刘周书说：“唉，刘夫人，你的要求也太过分了，我们是民国嘛，儿子咋能顶替老子呢？”
刘周书听了，一屁股躺倒地上，一边满地打滚一边哭闹：“我的哥（刘湘）唉，你死得好惨呀。你一走了事，可让我们母子咋个办嘛。”
何应钦无法可想，唯有口头上先应承一下：“我向委员长报告就是了，他一定会答应你的要求。”
其他官员为了平息事端，也乘势上前解劝，甚至拍胸口担保，说将联名向蒋介石请愿，争取满足刘周书的全部愿望，公祭这才勉强搞完。
经过这么一闹，虽然蒋介石不可能真的让刘湘儿子“子承父业”，但还是尽力提高了规格，刘湘的葬礼也由此升为了国葬。
四年之后，刘湘墓园在成都落成。该墓园与武侯祠相邻，占地一百多亩，有皇陵规格。抗战期间，民力凋敝，能修成这样子已着实不易。
大学打了折扣，改成了中学。据说刘湘的小儿子也在这所学校就读，听到一些学生在背后议论，说他老汉儿（刘湘）是军阀。
听得多了，刘湘的儿子就回家朝母亲告了一状。刘周书当即找来中学校长，说她要给学生训话。
没有刘周书，就没有这所中学，校长不敢回绝，赶紧把学生全都召集到操场。
当着全体学生的面，刘周书气呼呼地说：“我晓得你们有人说我娃儿他爸是啥子‘军爬’、‘军爬’的。未必他爸爬了你的哪个幺妹儿？还是你家的房子票子？记住，这个学校是我开的，再有哪个敢乱说话，就把这学校关你妈的！散会！”
刘周书不愧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婆”，从大小官员到中学学生，全能通杀了个遍，而且她也没忘记要做“现代秦良玉”。她的弟弟以及刘湘的侄儿，当时都在川军中担任师长，刘周书带着他们以及一群荷枪实弹的卫士，成天口口声声地要挂帅统率川军。
刘周书再泼再凶，不过是借着丈夫的名头，其实在四川军政内部并无根基。随着公祭、国葬结束，其政治资本将会越来越弱，蒋介石对这一点毫不怀疑，他真正在意的还是那些政客和军人。
尽管四川地方已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但蒋介石仍不敢贸然让张群上任，就怕这位仁兄给人毫不留情地轰出来。
必须要找人疏通。
人已经找好了，他们分别是傅常、刘航琛、卢作孚。
三人之中，卢作孚为四川船运大王，刘航琛是工商界“木匠”，两人从政都是半路出家，且早已不受刘湘重用，现在既然人都死了，投入蒋系阵营也没错。独有这个傅常，让人有吃了苍蝇的感觉，要知道，他过去可是刘湘最可靠的心腹啊。刘湘出川，谁都不带，就带着一个傅常，那是真把这位兄弟当法正、庞统看待了。
可惜看错了。
刘湘一死，傅常就变得举止反常起来。在刘湘去世的第二天一早，他把刘湘的印章予以封存，对众人说：“我是甫澄的朋友。甫澄死了，我帮助他的任务也就完了。”
傅常将所有善后工作扔给别人，独自住进了汉口的一家饭店，来个闭门谢客。因为很多事只有他知道，同事免不了还要上门请示，傅常一概不予作答，令大家十分不满。
都以为傅常要从此归隐，不料几天之后，此君就被蒋介石任命为重庆行营参谋长，正式投靠了蒋系阵营，让外界大跌眼镜。
傅常一行来到成都，自然要先到灵堂祭奠刘湘。不料川中文武早把他和唐式遵视为投靠蒋介石的“叛徒”，刘周书更是咬牙切齿、怒不可遏，立即将傅常扣押起来，要枪毙于刘湘灵前。
钟体乾、乔毅夫正负责操办丧礼，见势不妙，急忙上前竭力劝阻，傅常才得以逃出灵堂。
灵堂祭拜之类都是做做样子，政客自有政客的正事。傅常等三人先找王陵基，见面直接报出了老蒋的新提议：川康绥靖公署可以保留，所有原来的委员、厅处长一律不动，只派张群单独一人来川，条件便是同意张群出任省主席。
这是给四川地方的，王陵基另有好处。傅常等人暗示，事成之后可升王陵基为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已经认定，王陵基才是阻碍张群入川的最大阻碍，所以该花的血本一点不带含糊的。
王陵基有些动心了。
刘湘死后，谁都想继承老大之衣钵，当然也没几个人会榆木脑袋到给刘周书“黄袍加身”，他们不过都在利用这个女人罢了。就在刘周书今天要杀这个不忠之人，明天要斩那个叛徒奸细的时候，这些人还偷偷地溜进灵堂，希望说服刘周书，指定自己为刘湘的唯一继承人。
王陵基不屑为之。他是励进会和甫系内当然的“太上老师爷”，论忠心、论资历、论声望，谁能跟他比，谁敢跟他比？那是志在必得，舍我其谁！可以说，他完全用不着抱任何人的大腿和小腿，继承人席位非他莫属，省主席一职也理所当然不可能花落它家。
可结果却是张群。王陵基大失所望，一股怒气全都发泄到了发布这一任命的老蒋身上：对你这样没眼力的人，如果我再把你当人，我就不是人了。
王陵基绰号“酱黄瓜”，犟脾气一上来便无可遏制，加上他也借此博取在川军人的支持，所以才会表现得那么慷慨激昂。
直到蒋介石派傅常送上乌纱帽，王陵基终于有了心花怒放的感觉。
老天还是公道的啊，如我这样的高手，就像针尖麦芒，一口布袋子怎么可能藏得住呢，那些无论如何钻不出去的，不过是麦糠罢了！
在军队系统，集团军总司令差不多就是省主席一样的级别，这要拒绝了岂不是暴殄天物？王陵基又得意又眼馋，心里面早就默认了新提议，问题是，他前面已经把狠话放出去了，现在一个人再悄没声息地收回来，恐遭众怒。
灵官思量着得找个人来附和一下，这人不能是普通人，必须是重量级的。
这就想到了邓汉祥，他原先不是欢迎张群入川最积极最起劲的吗。以邓汉祥在四川政坛的地位，若是举手赞成，那事情就比较好办了。
王陵基给邓汉祥和各师师长发出请柬，请他们来家里吃饭。邓汉祥一进门，傅常就迎了上去：“我们刚刚到成都，来不及看你，以后四川的事，还要请你多费心。”
邓汉祥立即意识到傅常话里有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傅常见对方单刀直入，只好一五一十地把新提议重复了一遍。
对于傅常，邓汉祥最乏好感。当初这厮没少在刘湘面前进谗言，无非是说他邓汉祥如何阴险诡诈，如何想做省主席，如何暗通“中央”，是个潜伏的“奸臣”云云，不料转来转去，第一个急着做“奸臣”的，原来还是他自己！
让傅常做邓汉祥的说客，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邓汉祥毫不客气地说：“这个办法，别人的意见怎么样我不管，我是不赞成的。张群早来我早走，晚来我晚走，反正他要来，我就走。”
傅常尴尬不已，还要劝说，邓汉祥撂下一句：“好在我是贵州人，我的去留，不会对各方产生任何关系和影响。”
说完就再不理会傅常。
川军各师师长亦视傅常为朝三暮四的“叛徒”，见邓汉祥都这样说，也都对新提议表示反对。
王陵基的这顿饭算是白请了，一点效果没有。吃完饭，他决定在励进会内部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商议，如果中层军官能给以支持，事情仍有望柳暗花明。
王陵基的家就在励进会址对面，他让傅常等人在家里坐等消息，自己去召集会议。
不料中层的态度比高层还要来得激烈。开会时，有人说刘湘是被蒋介石给毒死的，而毒药就是由傅常拿去的，应该将傅常杀掉，又有人说傅常、刘航琛、卢作孚全是汉奸，除取傅常项上人头外，另外两人也不能放走。
会场气氛越来越紧张，众人大有冲将出去活捉傅常等三人的架势。王陵基一看不妙，急忙进行解释，并以身家性命担保此三人只是传话信使，绝无危害四川地方的意图和举动，会场这才安静下来。
会议结果，一致反对新提议，也就是拒绝张群入川。
傅常等人仓皇出奔，飞回汉口向蒋介石汇报时，都说是邓汉祥一人从中作祟。
在蒋介石原先的印象中，邓汉祥是最接近“中央”的，且与张qún_jiāo情不错，连他都站出来阻止，可想而知，张群入川是再不可能了。
只好换人，张群换成了顾祝同。
在蒋系阵营，顾祝同是个特殊军人，或者说是个极有政治和交际手腕的军人。他明白，在留守川军高度团结的情况下，他这个“外人”要是贸然入川，其下场和境遇可能比张群还惨。
顾祝同想到了参加淞沪会战的四十三军军长郭汝栋，不如借用一下他的人脉。
郭汝栋过去混迹川中，与潘文华私交很深，他奉顾祝同之命与潘文华见面密谈。
潘文华自从在前线被予以撤职处分后，感到大丢脸面，情绪一度十分消沉。蒋介石虽已将他的处分令改为“撤职留任”，但与已跃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唐式遵比较，还是抬不起头。因此潘文华一直未去部队，而是躲在汉口闭门不出，夜夜“孤灯萤然”，瞻望未来，除了彷徨还是彷徨。
郭汝栋来的正是时候。他在密谈中告诉潘文华，说顾祝同很信任你，你的“撤职留任”也会很快撤销，并将内定你为集团军总司令。
潘文华了解了一下，对方无非想让他陪着一道去成都上任，然后加以支持，这个买卖划算啊，为什么不做？
潘文华反应热烈，蒋介石和顾祝同便知道事情有了转机，“撤职留任”果然很快就撤销了。之后，除蒋介石出面宴请外，顾祝同又亲自找潘文华商谈，表示他本人主持川政只是过渡性质，将来还是要全力扶植潘文华。
一切妥当，顾祝同这才放心地同潘文华、郭汝栋三人乘专机飞往重庆，先由潘文华给成都的王陵基通长途电话。
电话通了，王陵基一听便火了。
省主席是张群还是顾祝同，都无所谓，关键是把他给甩在了一边，什么好处没有，这算怎么一回事。
灵官当即在电话中对潘文华说：“如果顾祝同敢飞成都，我就用机枪大炮在机场上迎接他！”
顾祝同听得此言，便知道成都去不得了，只得叮嘱潘文华先行赴蓉。
潘文华到成都后，首先与钟体乾、乔毅夫接洽。他起先对四川地方如此反对张群还不甚了了，以为真的是张群个人不受欢迎，几轮谈下来，才弄清楚，原来反张群就是反蒋介石，把张群换成顾祝同，还是一样，只要是蒋系阵营派出来的，一律抵制。
事情很明白了，如果他潘文华帮着顾祝同说话，就是站在蒋系阵营说话，毫无疑问也会沦落为唐式遵、傅常一样的“叛徒”，被人人喊打。
好险，差点上了蒋介石和顾祝同的当，那个集团军总司令的承诺不是香甜可人的大饼，而是能让你掉坑里的诱饵。
潘文华立即决定改弦更张，抛掉顾祝同，与留川军人站在同一个立场。
潘文华回川，没能让顾祝同当上省主席，却为“后刘湘时代”的继承人之争增添了一个新的人选。
要知道谁是刘湘事业的衣钵传人，首先要看他是不是励进会的继任会长。
当时的留川将领，大部分都是励进会的重要骨干，保安团和保安队的团长、大队长，也大多是励进会会员，说这个组织控制着留守川军的命脉，也未尝不可。由于励进会会址位于成都文庙后街，当时社会上纷传：“四川的政治中心在文庙街。”
在潘文华入局之前，一堆人记挂着上位，不过最有信心从死去的老大手里接过绿玉杖的就俩，王陵基和王缵绪，可称“二王”。
王陵基身为代理会长，以为光凭老资格就能降服众人。王缵绪则是矮子里面拔高个，在部分留川军官中有一定影响力，尤其是励进会的一些旅级中层军官都看好他，愿推其为首领。
“二王”皆视对方为唯一竞争对手，他们几乎没有考虑潘文华。原因是潘文华系光杆回川，回来后又杜门谢客，不问时事，看上去既无实力也无yù_wàng参与竞争。
可实际上，与“二王”相比，潘文华更像一个老练的政客。长达八年的重庆市长经历，以及与钟体乾等谋臣相对密切的关系，都为他占到了先机。
“二王”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把钟体乾等人放在眼里，相反，潘文华更清楚谋臣在政坛上纵横捭阖的手段，因此对钟体乾等人言听计从。
潘文华的部属于此时在幕后大力造势，说刘湘临死前，已确定潘文华为自己的继承人，并召其前去，执手相看泪眼，还呜咽着唤其“仲三”（潘文华的字）等等。
这种说法实在可疑，因刘湘死前早就不能言动，连遗嘱都无法口述，又怎么能把场面搞得如此生动呢？
再有疑点，对需要它的人来说，也会变成真实故事。
甫系原有“三老”之说，即钟体乾、张斯可、乔毅夫，但蒋介石在汉口向“甫系三老”宣召，张斯可不顾钟、乔二老的反对，执意要去会蒋，于是睡诸葛亦与钟、乔反目。
这个时候，太需要“忠臣”了。钟体乾把刘湘的“临终托付”拿出来作为凭据，又将几个候选人比较了一番：王陵基“粗暴”，王缵绪“老乱”，唐式遵“瘟症”，结果是潘文华较为忠厚，就选他了。
“老干部”的作用从来不容低估。在现实政坛中，哪怕这些老头子退了休，都可能对人事产生关键影响，更不用说尚在其位了。经过钟体乾等人的暗中运作，绝大部分甫系人马都开始倒向潘文华。
得到钟体乾的支持，潘文华趁热打铁。他腰缠万贯，有的是钱，回川后就把重庆原属自己的大片土地，转送给刘周书。刘周书是个农村妇女，跟着刘湘也没享到过多少福，现在丈夫死了，原来的部下还对自己这么好，一下子既感动又激动，当下也不想再做挂帅出征的“现代秦良玉”了，转而把潘文华指定为刘湘的继承人，使潘文华更成为了众望所归的最佳人选。
“二王”全被蒙在鼓里，一直到励进会召开大会，选举正式会长，两个家伙还笃定得很，以为自己当选，乃是坛子里面捉乌龟，手到擒来的事。
当天钟体乾先发言。他说：“甫公死后，这个班子还需要有人继续领导。我个人的意见，是选一个平素甫公最信得过的人，来继承他的事业，从而使他放心于地下。”
钟体乾语毕，立即有人响应：“推潘文华继任本会会长！”
“二王”还没回过神来，会场上已掌声四起。有人起而补充：“潘文华作领导，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如果有人反对，定是川奸，我们将共去之。”
又是掌声，又是呼应。
“二王”面红耳赤，跟着拍了几下巴掌，便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潘文华当选励进会会长，前线如刘兆藜，后方如彭焕章，一众将领皆示臣服，使得潘文华在川根基逐渐稳定了下来。
落选的王缵绪先是瞧不上潘文华，看到潘文华真的有望继刘湘之后成为新的帮主，便马上调整情绪，与潘文华谈起了合作。
“二王”的官场性格完全不同，灵官成天一副宁折不弯的样子，王缵绪向来都很灵活。说到底，搞政治嘛，没有气节，只有节气，适当转个弯是必要的。
合作得有资本。王缵绪的资本是他在留川部队中拥有一定实力，而潘文华回川时还是一无所有，光杆一个，所以生意才谈得起来。
王缵绪早就设想好了双方的合作模式：由他出任省主席，潘文华出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三个月后，王缵绪率部出川抗战，潘文华兼理省主席。
三个月，就三个月，你让我过一下主持川政的瘾，然后就什么都是你的了。
潘文华欣然同意。当钟体乾及励进会高层表示异议时，他不以为然，认为自己不过是在施计利用王缵绪罢了。
“王缵绪诡计多端，对第二十一军的内幕知道得最清楚，如果不把他拉住，他必然倒向蒋系阵营，不如先把省主席职位给他，使他站在我们这边，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在潘文华看来，他已经拿到了“绿玉杖”的一半，另一半也迟早是他的，不用过于着急，同时，也可以借此向外界显示他的谦让大度，看起来会更像刘湘的衣钵传人。
顾祝同在重庆望眼欲穿，巴巴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败兴消息，只得匆匆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汇报。
两大阵营内部自此都展开了紧张的磋商，不过要讨论的已不是张群还是顾祝同，而是王缵绪还是潘文华。
蒋系阵营以张群的意见为主流，认为虽然外派的两个“节度使”暂时都无缘于川政，但既然是要从川将中选，与那个跑上来硬抢省主席的王缵绪相比，“川政还是仲三（潘文华）主持好”。
四川方面，不管钟体乾等人如何劝说，潘文华都不肯改变态度，执意要先把王缵绪推上前台。
王缵绪难孚众望，潘文华又坚不就职，四川省主席总不能一直空着，蒋介石被迫再征新的人选。
经刘航琛等人提议，贺国光浮出水面。
贺国光集张群、顾祝同优点之长，张群是川籍，他也是川籍，顾祝同乃好好先生，贺国光与四川各方相处亦大体融洽。此外，贺国光还是速成同学，这一背景，张、顾均不能及。
于是蒋介石把王缵绪、王陵基等人都召到汉口，会上正式提出要以贺国光继任川省主席，并且态度异常坚决。
众人在会上都诺诺连声，表示同意，晚上回到寓所，王缵绪开始垂头丧气，连声大呼：“贺国光主政四川，大家完了，完了！”
其实真正觉得完了的是他自己。从毛遂自荐起，王缵绪做梦都想当这个省主席，他对别人说：“你知道杨森发动统一之战时，我为什么反对吗？”
知道这段历史的，都能想出王缵绪说过的那些话，什么厚此薄彼，不看重他这个老前辈啦，甚至于杨森对老婆刻薄那些。
王缵绪全部予以否认：“不是的。我反对杨森的真正原因，是他不让我当四川省长！”
统一之战时，要是杨森能捞到四川省长，他干嘛自己不当？再说了，那时的王缵绪是个什么资历，离省长之位也太远了。
只能说王缵绪这个人，真是嘴巴两张皮，边说边在移。他那意思就是，现在谁要是不让他当省主席，他也会像反杨森那样反他。
提议贺国光的，是刘航琛，王缵绪便把刘航琛给恨上了。刘航琛搞工商金融出身，王缵绪暗指他贪污，侵吞公款，还准备对刘航琛实施“绑票”，先捆起来再说。
有人提醒他：“刘航琛虽坏，如今势头也不比从前，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加之此人长袖善舞，要整垮他并不容易，而且这种时候，实不应树敌过多。”
王缵绪这才默然不响，但你要他就此善罢甘休是绝对做不到的，最后他一咬牙：既然不让我当成主席，别人也休想当成！
在武汉开会时，王缵绪曾听到一句话，说“川局好像鼎锅里的开水，不是瓢把冷水就能扑得下去的”。
这话的原意是形容川局之复杂，王缵绪正好把它拿来作为反对贺国光的理由，指使他人发出联名通电，把贺国光说成外来的那一瓢“冷水”。
贺国光和张群、顾祝同一样，都知道川情复杂，内心并不想来趟这浑水，只不过难违上命，勉力为之而已。
获悉成都军界集体反对其主持川政，贺国光颇有些哭笑不得，说：“我好比是四川嫁出去的姑娘，这次如果能回到娘家，亦不过将房内床被陈设打扫干净，整理就绪之后就离开，哪里会久待。你们哪一个自觉适宜，便可以回来做这个省主席，我都欢迎，也不会和谁争抢，又何必恶语相加呢？”
第三个钦命大吏也就此歇火。
张群、顾祝同、贺国光先后被拒，潘文华再三推辞，成都军界见一个反一个，蒋介石被这帮四川人弄得要发疯了，恨不得冲出去挨个揪住领子，来个咆哮：那你说让谁当？！到底让谁当？！
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早就知道四川这潭水很浑，本以为刘湘去世会解决问题，没想到不仅什么都没解决，水反而更浑了。
四川是抗战大后方，这样动荡不定怎么能行，蒋介石为此不得不抽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关注四川动态，并通过委员长侍从室等机构，下大力气搜集相关情报，以掌握四川方面的活动情况。
研究出真知，蒋介石很快发现，当受到外来威胁时，四川军政大员们极易抱团，外来者很难渗透进去。但这并不表明其内部完全铁板一块，尤其是在刘湘死后，潘文华立足未稳，在缺乏绝对核心的情况下，各方势力又形成了新的平衡。
既然从外面钻不进去，那就只能采取一个办法：以川制川。
1938年3月16日，蒋介石推出一系列措施，将邓锡侯奉调回川，出任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任副主任，向刘文辉作出许诺，答应在西康建省后，由他任西康省主席。
当时日军正大量收集有关中方的情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分析认为，蒋介石把邓锡侯调回四川，将四川问题的解决托付给他，如此软弱妥协的态度过去少见。再联系蒋介石腰间缠有绷带，单独步行困难的传闻，日军方面大感庆幸，甚至认为蒋政权的前途已经靠不住了。
他们并不知道，这只是蒋介石“以川制川”的第一步。通过这一步，不仅从表面完备了西康人事结构，更重要的是借此挤掉了一直在幕后“兴风作浪”的钟体乾和乔毅夫，而后面这两人还有苦说不出，称得上是一套极其漂亮的组合拳。
接下来再敲定四川省主席。蒋介石要来了侍从室整理的调查材料，这份材料对四川军政首脑的情况逐个进行了跟踪，在“王缵绪”这一栏上如此记录：刘湘逝世之日，留川部队中以王缵绪资望较高，但是在“中央”让邓锡侯回川任职后，王缵绪“极失望，怨恚颇甚”。
蒋介石反复斟酌之后，决定给这个王缵绪一点“希望”，特召其到武汉见面。
接到电报，王缵绪那个激动。正兴冲冲要奉召启程时，他意外得知，杨森也将前往汉口。这让他马上着急起来，担心杨森半路抢了他的省主席，便约杨森一道前往汉口，路上好用话语试探。
见面之后，杨森快人快语：“过去我不该与刘甫澄冲突，其实我和他就是哥俩，他当大哥，我为二哥。如今大哥死了，就应该二哥继承，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王缵绪一听脸色都变了，这不摆明来截道了吗？
孰料杨森倒是另有打算：“你和潘文华要主持四川军政，我支持，不过第七战区不应该因刘甫澄死了便告结束，你们应该主张恢复第七战区。我可以给你们效劳，来当这个第七战区的司令长官，这样内外维护，对大家都有好处。”
王缵绪这才弄明白，杨森对“绿玉杖”没兴趣，对打仗和指挥川军有兴趣。也是，杨森从来没觉得他比刘湘矮过一头，怎么肯当刘湘的“孝子贤孙”或者是接班人呢？
发现是虚惊一场，王缵绪这才吁了口气。他根本不关心第七战区是否要恢复，他关心的是省主席大印。
当谒见蒋介石时，王缵绪那神情真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私下里的那些咒骂和牢骚都不知飞到了哪个爪哇国去了。
说白了，王某就是后宫一不得宠的妃子，如今老头子翻了他的牌，眼见着要招寝了，能不喜出望外吗？
当蒋介石问他家里有几个子女时，王缵绪一时紧张，竟然回答：“因为多娶了几个老婆，便多生了几个儿子，我一生就做了这一件混账的事。”
蒋介石向来不苟言笑，听到这里，也不由笑了起来。
回川之后，王缵绪还得意地向别人描述，说着说着，他也觉得有些不妥，便自我解嘲说：“我娶了几个老婆，他老蒋还不是有过好几个老婆，只不过跟我不同，是离了婚再娶罢了。我混账，他不是一样的混账吗？我这是幽默，在暗讽他哩。”
1938年4月26日，蒋介石改派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邓汉祥仍任秘书长，把省政府的一套班子装备了起来。
当一张张板凳安好，大家各就各位，蒋介石曾发现并为之头疼的那个特点再次重复：两套班子五个人，抱起了团。
两套班子是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五个人分别是主持西康军政的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主持四川军政的王缵绪、邓汉祥。五人轮流做东，以吃饭为名，商量如何表面拥蒋，暗中防制，以使蒋介石对川康无从下手。
眼看“以川制川”即将前功尽弃，全面破产，“一个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
这个“人”，就是王缵绪。
王缵绪对潘文华说，三个月后把省主席交出来，并非真心话，他不仅不想交还，还记挂着早日转正，把头衔上的“代”字给去掉，为此，他甘愿冒大不韪，上演一出潜伏的好戏。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王缵绪认为自己已经是老蒋的人了，给老蒋充当探子，为其通风报信，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没什么好亏心的。
刘湘生前，很多人都说王缵绪早就是复兴社分子，其实并非事实。事实是，直到王缵绪担任代理省主席之后，四川复兴社才以此为契机，试图发展王缵绪入社。
正好那时候王缵绪急欲转正，却又找不到关系和门路，四川复兴社便通过王缵绪的秘书，告诉王缵绪说，只有加入复兴社，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那个省主席的位置才能做得牢靠。
王缵绪一听果然动了心，某天晚上，他跟着四川复兴社的人，偷偷跑进一间会议室，填了入社表，并向蒋介石的头像行三鞠躬礼，就此加入了复兴社。
虽然入了社，王缵绪自认还只是个小社员，所谓明知没地位，坚信有机会，不先立点功还行？
“五人团”每天的谈话内容，都会被王缵绪暗暗记住概要，然后通过复兴社这条线层层上报给蒋介石。
刘文辉找邓锡侯商量，认为留守川军的枪支多，子弹少，想让王缵绪少成立两个保安团，用节省下来的薪饷密购子弹，以备将来和蒋介石抗衡。
邓锡侯去跟潘文华一说，潘文华一拍胸脯，便去说服王缵绪。王缵绪表面一口应承，背地里却向复兴社告了密。
1938年5月，蒋介石任命潘文华为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前去修筑大巴山防御工事。
这其实是一条“一石二鸟”之计。抗战当然是第一需要，大巴山工事可防止日军沿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路线入川，从而动摇抗战后方，另一方面，潘文华的绥署由国防部指定设在阆中，与居于成都的邓锡侯、刘文辉隔开，主管西康的“邓、潘、刘”也就不能整天在一块咬耳朵了。
可是潘文华自有他的办法。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工事告一段落，他便称病赴蓉医治，又与邓锡侯、刘文辉凑到了一起。
随着武汉的“中央”各机关陆续全部迁往重庆，西南地方自保的yù_wàng也越来越强烈。当时便有谣传，说云南要投降日本人，蒋介石便催促云南军政首脑龙云前去汉口会面，以正视听。
龙云从汉口返回后，中途在成都与“五人团”闭门密谈，双方签订了一项对抗蒋介石，巩固各自地盘的联防密约。
王缵绪和众人一齐签约，签完了，他就捉摸着，如何把谈话和条约内容报告蒋介石。
正好这时蒋介石电约王缵绪前往汉口。王缵绪欣喜若狂，认为一定是自己的密报起了作用，但同时还要装模作样，他把另外四人请到家里吃饭，吃饭时出示蒋介石的电报，一脸天真地征求意见，问究竟是去还是不去。
大家说去好了，怕什么呢，肯定是好事不是坏事。
即便是坐上飞机之后，王缵绪仍然不知道，在蒋介石发出电约之前，尚有许多的曲折，其中的一条就是，对于他加入复兴社这件事，康泽事前不知道，事后不同意，蒋介石更是被蒙在鼓里。
复兴社的加入规定十分严格，凡是上层将领，必须蒋介石本人亲自批准才行，何况当时蒋介石已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代替复兴社，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再吸收社员。
王缵绪以为他的密报会通过四川复兴社，直接报告蒋介石，其实四川复兴社并无这一职权，那些密报都是经康泽汇报的，康泽也并没有透露过王缵绪就是复兴社员，等于他是在为别人做嫁衣裳。
眼看事情要穿帮，四川复兴社负责人史良骑虎难下，只得先到汉口见康泽，请康泽权宜从事。
康泽跟复兴社的大多数头目一样，缺乏新政学系那样的政治头脑和谋略，当着史良的面大发雷霆，说他是在胡作非为，应受纪律处分，坚决不肯让王缵绪入社。
无可奈何之下，史良找到国民党元老邵力子，请他给蒋介石进言。
经过邵力子说项，蒋介石召见史良，问明王缵绪的态度后，他点了点头：“可以，只要你们有把握，就照这样决定。”
蒋介石立即叫来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电召王缵绪来汉。
老头子都同意了，康泽也转怒为喜，带着史良一道去机场迎接王缵绪，并亲自领王缵绪去见蒋介石。
1938年8月1日，王缵绪在汉口正式就任四川省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联防密约是王缵绪带给蒋介石的一件礼物，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当即免去邓汉祥秘书长一职，其余省府人员也全部更换，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虽未受到处分，却也被吓到面无人色，再也不敢抱团生事。
蒋介石以一记敲山震虎，把“五人团”拆得七零八落，“后刘湘时代”川局动荡的状况自此基本告一段落。

第七章 遍地都是焦土
<b>孙震</b>：生于四川省绵竹市。时任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b>王铭章</b>：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他是孙震的嫡系部将，时任第四十一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一二二师师长。
<b>汤恩伯</b>：生于浙江省金华市。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班第十八期。用兵特点灵活机动，是抗战时期少数为日本人所畏惧的抗日名将，其军团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b>李家钰</b>：字其相，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时任第四十七军军长，在邓锡侯、孙震率部转赴山东后，他是留守山西的唯一川将。
<b>卫立煌</b>：生于安徽省肥东县。曾指挥忻口战役，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在被召回后方之前，邓锡侯正与孙震一道，率第二十二集团军开赴鲁南前线。
因为军纪问题，川军在山西曾饱受诟病，这次去山东，邓、孙早就听说，山东、山西虽是一字之差，但民风区别很大，此地老百姓可以用强悍两个字来形容。
说是有一支过境部队，路上看到一个牵着骡子的山东人。部队要征用这头骡子，山东人抵死抗争，就是不肯给，最后部队还是没征成。
邓、孙听在了肚子里，又吸取山西的教训，就特别整顿了军纪。邓锡侯对全军说，山东乃孔孟礼义之乡，知书达理所在，民间居室是绝对不允许你们随便闯入的。
此时鲁南大地已是冰天雪地，川军中仍有人穿着短裤，但纪律严整，沿途秋毫无犯，与鲁军西撤时的军纪荡然形成鲜明对比，老百姓见到后十分惊异。
川军所过之处，家家户户都把门前的雪打扫了个干净。这有个讲究，山东人以鲁军为耻，称山东因此得了伤寒病，必须用大黄才能医治，而川军就是四川的大黄。山东只要一服药，立即会药到病除，门前扫雪暗含的就是这层意思。
消息传到武汉，曾对北上川军感到失望的蒋介石也相当高兴，特电予以嘉奖。
川军所要做的，是趁南侵的第10师团（矶谷师团）主力汇集之前，尽可能向北延伸空间，以便进行逐次抵抗。
1938年1月14日，第二十二集团军前卫部队向最前沿的两下店日军据点发起攻击，结果迎头就吃了个败仗。
和娘子关战役时一样，还是武器太差，参战的各步兵连竟然没有一挺轻机关枪，更没有大炮，光靠川造步枪很难有所成就。
青春就是要撞破头，川军并不气馁，没有枪，就用刀。战场区域内恰有需要予以破坏的津浦铁路，官兵们就地取材，把铁轨拆下来后，雇请大批当地铁匠日夜打造马刀。
1938年2月8日，邓锡侯奉调回川，孙震就任集团军总司令，在他的命令下，前沿部队再次做好了攻击准备。
1938年2月14日，两下店烽火又起。川军的头两次进攻依旧未能得手，到第三次，便组织了八百人的敢死队，敢死队员把不堪使用的川造步枪扔到一边，一人拿上一把马刀和四颗手榴弹。
当天晚上，正逢天降大雪，指挥官灵机一动，下令敢死队员将棉衣反穿。因棉衣里层为白色，可以与漫天飞雪相混合，在偷袭中起到了极好的隐蔽作用。在重机枪的掩护下，八百壮士冲进镇内，砍死砍伤敌人甚多，并乘势夺取两下店据点。
日军尔后从邹县调来大批援兵，因力量悬殊，且缺乏火炮支援，两下店得而复失。
1938年2月17日，在距离两下店十多里的郭山，双方再战，日军攻，川军守。此役日军采用大炮轰击，经过密集炮击，连山上的野兔都给炸死了。
野兔不能幸免，人可以没事。炮一来，官兵就躲到山梁背后，炮停了，又迅速回到阵地，依托重机枪阵地，屡屡击退日军进攻。
两下店和郭山两战，虽规模均为中型，孙震前前后后所用也不过一团，但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硬仗。更重要的是，与娘子关战役时川军呼啦啦上去了一大堆，最后却大部分糊里糊涂、窝窝囊囊地败下阵来不同，这次他们打得既顽强又灵活，可以说首开鲁南抗战之先声。
正面攻防极少回旋余地，一般都是硬碰硬，尤其是与优势装备的敌军打阵地战，损失大是难免的，比如两下店一战，八百壮士最后就只剩下了两百多人。与之相比，敌后游击战要划算得多。
在洪洞休整时，川军曾与由红军改编的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相邻而居。两军在内战时彼此为敌，因抗战中又成了友军，平行一比较，八路军的军容军纪包括作战能力，让邓锡侯和孙震几有自惭形秽之感。
同是参加太原会战，川军在晋东娘子关损兵折将，折了个大本，八路军却在晋北平型关巧妙伏击，赚了个过瘾。尤其是参与那一仗的林彪第115师，很多人都穿上了缴获的黄呢大氅，骑上了东洋马，扛上了“歪把子”轻机枪（又称牛腿机枪）、三八大盖、掷弹筒……邓锡侯和孙震看到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相当服膺。他们把作为四川老乡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请到军部，专门给连长以上的军官传授游击战术。
孙震在组织两下店、郭山两战的同时，也效仿八路军，派了一个团潜入日军已占领的邹县、曲阜之间，展开游击作战。
邹县相当于日军的前沿，曲阜是后方，二者中间的小雪村、凫村一带为输运军火补给的交通要道，就仿佛是太原会战时的平型关，川军便在两村附近伺机下手。
就在两下店之战打响的同一天，曲阜开出三辆小轿车，经过小雪村时被伏击部队发现。
此前川军已破坏了公路，但因消息封锁，日军并不知道，一看无法前进，一行人便下车察看。这时远处伏兵出其不意地从后面切断了公路桥梁，迅速包围上来。
日本人大吃一惊，正要寻路开溜，近处伏兵呼地一声杀了出来，先猛掷手榴弹，再用步枪密集射击，横竖非得热闹一下不可了。
遇上伏击，都是一群打你一个，累吧？累就对了，舒服是留给死人的！
小汽车上的鬼子全都变成了死人。
那天下午，这一幕在凫村得到复制，不过这次网到的是一辆大卡车。两次伏击，共消灭日军四十人，内含一名翻译官级别的高级官佐，缴获三挺歪把子及几十支步手枪，还有一批军用地图和文件资料。
尽管没有平型关大捷那样大的收获，可川军上下还是开心不已，因为损失极小，风风火火打了一天，除上午伤亡了三人外，下午无一人损失。
川军的异军突起，引起了日本统帅部的极大重视，认为自川军进入鲁南战场后，活动就“特别活跃”，需谨防其大规模北上。中方舆论也给予川军以较高的评价，《大公报》专门登载了川军作战的经典战例，川军士气为之大振。
对孙震及其川军而言，遗憾之处是因无炮兵配合，无法彻底收复失地，只得在两下店一带与敌形成胶着状。
进入三月，孙震得到情报，矶谷师团主力已经集结，并组建濑谷支队大举南下，形势越来越紧张。
1938年3月10日，孙震亲赴前线部署。他把滕县设为固守中心，在滕县以北设立两道防线，其中界河为第一线，北沙河为第二线，同时任命第122师师长王铭章为前敌总指挥，坐镇滕县指挥防守。
四天之后的拂晓，濑谷支队从两下店发起攻势。
日军在华作战，为使其行动更加高效灵活，往往都会以支队形式对出击部队重新进行编组。濑谷支队的主干是濑谷启第33旅团，成为支队之后，由师团配属了大量特种部队，从骑兵、工兵，再到重炮、野炮、坦克，统统齐全。
武装到牙齿的日军主力精锐，仅武器而言，就根本不是川军所能抵御的。川军没有大炮，只有迫击炮，其命中精度差，有时炮弹还会触地不炸甚至于炸膛，此外，射程也很短，两千米开外就没什么杀伤力了。步枪更要命，所有枪支，枪膛内的来复线几乎都被磨平了，子弹出膛的声音，是嗵嗵嗵，跟土枪相仿，那叫一个难听，以致于士兵都不太愿意用枪射击，仅准备在短兵相接时，用马刀和手榴弹解决问题。
由于感受到的威胁不大，濑谷支队在战场上跟演习一般，他们先以坦克、骑兵搜索，再用步兵纵深跟进，有条不紊，完全是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照面之后，一个迂回，川军在界河的后方预备队便被冲散，以致指挥官在撤往滕县时，都来不及给前线部队发去指示。
这样打法造成的后果是，尽管川军的前线主阵地还在，但日军往往已迂回到其身后，其进展速度快到出乎想象。
孙震得报，立即乘火车赶到滕县，在视察战况后，他告诉王铭章，万不得已，必须依城死守三天，以待汤恩伯军团来援。
1938年3月15日，日军发起攻势的第二天，北沙河防线也遭遇到了和界河一样的窘境，对手不断从左右两侧迂回。
打到下午，涌进来的敌兵越来越多，除濑谷支队外，还加入了杂色伪军，服装也分成三色：穿黄制服的是正宗日本兵，穿灰制服的是满洲伪军，穿黑制服及便衣的是华北悍匪刘桂堂部。
王铭章虽从正面临时抽兵堵漏，仍不免顾此失彼，傍晚时终被日军从右翼迂回成功，至此，两道防线都失去了屏障作用，滕县岌岌可危。
作为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滕县兵力最为空虚，基本上全是师部旅部和警卫，没有任何野战部队。王铭章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七拼八凑合，才勉强凑足了三千人，而其中真正能战的尚不满两千。
1938年3月16日，濑谷支队开始攻城，首轮炮击就惊心动魄，显示出日军对滕县志在必得。
王铭章久历沙场，从枪炮声就能判断出来敌的规模。他和几个师旅长及幕僚一商量，认为滕县别说三天，连一天也难以守住，因此均倾向于放弃滕县，撤往城外。
在向孙震报告时，孙震问：“你现在人在哪里？”
王铭章回答：“在城内第122师师部。”
孙震又问：“那么你的指挥所在哪里？”
指挥所却不在城内，而在城外的西关电灯厂。
孙震明白了，当即告之：“我负责催促汤军团北上，你负责死守滕县，等待援军，所以你的指挥所应当赶快移到城内，以便亲自指挥守城。”
王铭章嗫嚅着说城内兵力不够，难以抵挡强敌，孙震并不理会：“兵力不够，可以把城外一个军的野战部队统统调进城。你还有什么意见？”
城外部队都在与日军胶着作战，白天调不进来，只能入夜以后进行，王铭章便提出，眼下只能依靠现有守城部队，而这些部队充其量不过一团，派一个团长负责就可以，但也立即遭到孙震的否决。
王铭章再次提出了那个老问题：“汤军团究竟何时才能到达，究竟要我们死守多久？”
王铭章已经讲过他连一天都守不住，孙震沉思片刻，报出了一个连他也没有把握的数字：“四个小时吧，四个小时后援军即可到达。”
川军再不济事，不至于四个小时守不住一座城池吧。王铭章无话可说，只好把话筒交给旁边的另一位师长：“请你再和总司令谈谈，最好还是把几个师部放在城外。”
这位师长刚拿起电话，说了声报告，孙震就以很严厉的口气说：“你有什么话，快说！”
师长连声音都颤抖了：“我的部队全在城外，我可不可以到城外去指挥？”
孙震斩钉截铁：“不行！马上把你的部队调回城内，你一定要在城内坚守。反正我的命令是这样，守不守在你们。”
说完之后，也不管师长还有没有其他话，啪地一声把电话挂了。
室内一阵沉默，都知道没有任何退路了。
王铭章随即派人将自己的指挥所搬入城内，任命张宣武为城防司令，强调：“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
与此同时，他按照孙震的指示，要求前线各部紧急回援。
滕县保卫战最得力的武器是手榴弹。
在交通未被日军截断之前，后方正好运来一列军车，满载粮弹，其中手榴弹充足，供满城守军一人一箱还有余。
濑谷支队轰击滕县，一方面是威吓，一方面是为了炸开缺口，等到步兵端着刺刀沿缺口进入时，火炮便会延伸射击，用于掩护的轻重机枪也会暂时停火。
川军以五十人为一单位，两个手榴弹为一捆，一俟发令，就一齐投出。这样一次就是一百颗手榴弹，每次投出去都跟下雨一样，日本兵刚才还摇头晃脑，转眼间就被炸到遗尸遍地了。
一轮进攻结束，在下一轮开始前，都有一个调整间歇。由于沙包用尽，利用这个间歇，川军从城里的商店仓库搬来一两千包粮袋盐袋，全部堵在了缺口和城头之上。
日军连续发动两轮总攻，都未能入城，在策动第三轮总攻时，特别增加了火炮尤其是威力最强的野炮数量，不仅集中轰炸城墙，而且有针对性地进行纵深炮击，以阻止守军的调动和增援。
炮击之后，仍得靠步兵。
前两轮总攻，采取的方式是每次一排，逐次攻击，结果每次都有来无回。
这一轮日军也进行了调整。步兵不是一次一排，而是一次三排，每排相距百米左右，前后重叠，形成波浪式攻击。
最前面一波自然在弹雨中灰飞烟灭，但第二波又会迅速端着刺刀冲上来，川军的手榴弹刚好扔完，来不及再回去拿，只好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战。
日军主力师团的野战步兵通常拼刺技术十分娴熟，与之进行肉搏绝对配得上惨烈二字。为了拼掉第二波的鬼子兵，川军一连一百多人仅剩一二十人，结果到了第三波，就怎么也防不住了。张宣武临时从预备队里拨了一个连上去，一场拼杀，川军伤亡三分之二，四十多个日本兵竟然还能剩下二三十个。
幸好这时天已入暮，因炮火无法支援，日军停止进攻，未再派后续援兵。可那一小股钻进来的日本兵总是祸害，不干掉他们，你晚上都不敢合眼。
由于兵力捉襟见肘，王铭章已将师部特务连都派上来，只留一个排警卫，这才保证有足够可用的预备队。即便这样，经一抽再抽，预备队也用得差不多了。
张宣武从预备队中抽出最后一个连，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能把这几十个敌人消灭，就不要回来见我！”
这个连以逸待劳，士气正旺，扑上去后终于将剩下的日本兵消灭干净，但这个连也损耗了一半多人。
直到这时为止，汤军团还没有现身。
孙震承诺四个小时，只是被逼得没办法才这么说，不过当天汤恩伯确实赶到了孙震所在的临城，汤军团的先头部队也已北援，但他们都被绕到城南的濑谷支队给堵住了。
也不强求马上到，来就好了。
王铭章将张宣武召到指挥所，一进门就握着他的手说：“想不到我们这一点点人竟能撑持一整天，你真有办法，我要为你请功。”
接着又说：“能把今天撑过去就不要紧了，因为我们在城外的部队马上都要调到城内来，至少可以先调进两个半团。”
王铭章的神色很是乐观：“今天我们不足一个团就能撑持一天，明天我们将增加两三个团，还怕什么？如果再把明天撑过去，汤军团的援兵就可以为我们解围了。”
当晚，王铭章预想中的人马果然奉调回援。到达城外时，他们集中司号员，向城内吹奏回归的军号，城内也答以相应军号，全城为之欢腾。
除去伤亡，滕县守军增加到了三个团，但对手也相应加大了攻击力度。
1938年3月17日，日军再度进攻，其炮火之猛，比第一天高出了十倍，全城一片火海，遍地都是焦土，几乎就是一幅焦土抗战的生动画面。
原先还需沿缺口而入，现在已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重炮轰击，城墙直接被轰毁，几乎夷为平地，处处可以攀登，不光是人，连坦克车都可以闯入。
战至下午，守军死伤越来越多，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大批涌入。
当天，王铭章战死城内，张宣武等人均负重伤，但滕县保卫战却远未结束。各支失去联系的零星部队各自为战，逐街、逐屋与日军争夺，枪声彻夜不停，一直到3月18日午后，濑谷支队才完全占领滕县。
战前，日军便知道对面之敌为川军，穿草鞋、装备差，本以为立马可下，没料到会遭致“意外的顽强抵抗”，蒙受较大损失，他们也感到很是惊异。
滕县失守。鲁南百姓感觉天塌下来一般，纷纷传闻：“完了，完了，王师长（王铭章）牺牲了，士兵跟鬼子拼开了刺刀，现在死的人可多啦，城破了！”
王铭章死时，连遗体都没能抢得出来。孙震后来派人化装混入已沦陷的滕县，通过青帮的关系帮助寻找，最后通过一枚金质袖扣及水晶私章，才得以确认身份。
滕县一役，包括城外作战，川军共伤亡万人，已基本失去正面堵击能力，之后便调往徐州休整，未能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邓锡侯、孙震去鲁南后，留守山西的川将是李家钰。
川军北上之后，虽然原有计划完全被打乱，但邓、孙还算是直线运动，李家钰则是绕了好几个弯。先是奉命归第一战区节制，一战区长官部在郑州，等他率部乘车赶到河南后，突然又来一道命令，重新把他归入了第二战区，于是再回山西。
回到山西时，太原会战已经结束，由于邓、孙在娘子关战役中表现一般，第二战区对川军的评价不高，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也只把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作为二线兵团使用。
当时他预计日军攻下太原后，会从晋北南下，若把李家钰摆在晋南正面，恐怕应付不了，因此命其守备晋东南，重点是长治和东阳关，如此可以偏开敌锋，最多也仅需担负一些侧击任务。
谁料日军偏偏不走正面，而是继续使用了最为擅长的攻击战术：分别从河北和河南迂回，一个击东阳，一个击长治。
二线兵团被迫扛起了一线兵团的活。因在川中内战中曾依附刘湘，李家钰在补给方面要比邓锡侯、孙震好一些，每个步兵连均配有三挺捷克式轻机枪，但步枪不行，大多为李家钰所在防区遂宁兵工厂的土产品。这些“遂宁造”质量很差，打的时间稍长，子弹壳就会卡在枪膛内，再也不能打了。
霉运这东西都是组团而来，东阳关工事为李家钰到防后才修筑，这一带山区无法挖战壕，用石头垒的胸墙很容易倒塌，而且石头飞起来还会打伤人。
步枪不能用，工事不可靠，川军士兵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搬起石头砸过去。
要是在四川内战，这种英勇精神有可能吓退对手，但在日军面前完全没有可能。执行这次迂回的是第108师团，兵员多数为弘前第8师团的退役兵，年岁在三十到四十左右，参加过长城战役等重大战争，具备较高的野战技能。另外，该师团还有一个炮兵联队，这也是仅有少数迫击炮的川军所远远不及的。
第四十七军伤亡奇重，师长李宗昉请示李家钰，要求即行撤退。李家钰把牙一咬：“你们的任务是死守东阳关！”
东阳关实在守不住了，李宗昉被迫撤退。有一个班未接到撤退命令，一直打到最后一名士兵，这名士兵被包围后，拉响手榴弹自杀了。
东阳一战，第四十七军仅阵亡者即在两千人以上。当地民众自发修建了一座川军庙，每年到了东阳之战打响的那一天，都要演上一场戏，以志纪念。
第四十七军首次参与抗战，其作战经验大多来自于四川内战时期，比如防守东阳，就来自于那个时候的死守战术。
过去川军对川军，这样的战术颇为有效，因为大家都没什么重武器，你任他怎么踢打，就是死活不撒手，对方通常拿你一点办法没有，然而日军不同，日军有重炮。
武器限制战术，从滕县到东阳，川军都在重复同一个悲剧，他们别无选择。
李家钰要在长治创造纪录，打破这个局。
在对守军李克源旅进行动员时，他说：“各县老百姓准备下许多粮食，足够你们吃上一年。”
官兵们听后很受鼓舞，战斗前，即把老百姓全部迁出城，将城门全用砖石和沙袋封堵，还挖了防空壕以躲避敌机。
尽管大家非常卖力，可相同的一幕还是一点不差地出现了：日军集结火炮猛轰，在北门城墙一隅轰开了一个缺口。
川军分头封堵，向日军展开肉搏冲杀，一名连长胸口负五处刺刀伤，称得上舍生忘死，然而仍然挡不住日军的大批涌入。
像滕县城破的那一刻一样，日军占领了城上，居高临下，守军在城墙下无法伸展，旅长李克源亲自督战，接连发起两次反击，都无法奏效。
日军占据制高点后，即向城内扩展。川军分段巷战，有的爬上屋顶，有的隐蔽在小屋内，枪支打坏了便用刺刀和日军硬拼，又有一名营长战死。
李克源见伤亡重大，城已失守，便下令撤退，同时他将幕僚和勤杂人员集中起来，组成总预备队，亲自率领，轮番掩护，战斗至夜才得以撤出长治城。
这一战，从李克源到他的参谋长均受重伤，川军伤亡达到千人以上。李家钰尝试突破，但他失败了。
长治失守后，第108师团长驱直入，又拿下卫立煌所驻节的临汾，往南一直席卷黄河渡口风陵渡。
晋南局势由此变得一片混乱，第四十七军被抛于敌后，陷入包围之中，随时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李家钰焦虑不安，甚至想到自己可能会步邓锡侯在南盘村的后尘，被日军俘虏。正好当时电台也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没人管得着他，便决定西渡黄河去陕西，以便尽早脱离险境。
都到了黄河边，一看，没有渡船，于是临时搜集门板、木料，抢制出木排。可是这种木排经不起风浪，连着试了三次，都被急浪给打翻了。
渡不了河，继续留在岸边，怕日军追过来，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逼到河里淹死，李家钰只好率军返回原路。
因为不明敌情，其中一支师遭到日军袭击，一下子损失两百多人，全师崩溃。李家钰拖这个拉那个，直至退进绛县太阴山区才得以收容兵员，一点，出川时两万人的一个军，已不足五千，整整减员了四分之三有余。
李家钰每次召集军佐人员训话，最爱说的是：“我这人虽然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性坚情长，如果认为我这里的塘太小，容不下你这样的大鱼，可另谋高就。什么时候不称心了，想再回来，我照旧录用，绝不歧视。”
对自己的这口“鱼塘”，李家钰感情深厚，现在骤然缩到这种样子，其心情之灰黯可想而知。尽管出川前，他也没把前程描绘得有多么辉煌，但绝想不到会如此惨淡。
人生就像愤怒的小鸟，在你落难失败的时候，极少有人出言安慰，相反旁边总有几头猪在笑，对你横挑鼻子竖挑眼。这边李家钰已经够难过了，那边蒋介石还来电报，骂了他一通，说他作战不力，连丢两城姑且不论，怎么两万会打到连五千都没有了？
你问我，我问谁去，难道这是我愿意的吗？李家钰郁闷得要死。
这封电报是第一战区长官部转来的。临汾陷落后，卫立煌调到河南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李家钰也随之归入了一战区序列。
李家钰当即复电长官部转蒋介石，也没扯别的，就说部队损失惨重，亟需补充，否则他就不干了，请另派他人来接替。
一发火，境遇倒改变了。
晋南失败，当然不能全怪川军，真要处分，处分卫立煌还差不多，起码兵力部署就不恰当，二线兵团怎么可能打得过人家正规师团？
卫立煌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他新官上任，亟需有所建树，像李家钰这样还能在黄河北岸坚持抗战的部队已实属难得，如果一跺脚走了，接下来就该他郁闷了。
卫立煌赶紧把蒋介石的电报压下来，自己发电报给李家钰，摸着脑袋安慰半天，然后又从黄河南岸运去粮食、弹械进行补充。
李家钰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既然卫立煌肯替他做主，气也就消了下去。
卫立煌送粮送弹，自然要有所倚重，不久李家钰就奉令由太阴山区南调中条山西段布防。
川军到达之前，晋军王靖国部正进攻日军占据的平陆。晋军的装备不知比川军要好上多少，但王兄很不给力，左攻右攻拿不下来，这才迫得卫立煌走马换将。
此前，李家钰连败两阵是有原因的，试想，与第108师团单挑且能获胜，对无论哪支国内部队而言，都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
只要肩头压的不是座大山，真实能力就能体现出来。李家钰虽难比杨森，但亦可稳坐二线川将中的第一把交椅，打个小喽啰还不在话下。他上阵后，只一个回合，便攻下平陆及城郊多处据点。
卫立煌见李家钰确实能战，随即传令，让他继续进攻安邑。
李家钰对这一战非常重视，特别授命团长孙介卿领兵出征。孙介卿是李家钰的表兄弟，亦是一员难得的勇将，他上阵后以突袭战术，一天之内就击溃守城日军，攻入县城。
能从日军手里收复失地，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不过还没等李家钰高兴，日军便发起了反扑，孙介卿守了两天，终究守不住。安邑得而复失，孙介卿团亦伤亡惨重。
李家钰治军严厉，东阳、长治落败后，一些团营级以上军官都因此畏罪潜逃，孙介卿没跑，一者因为与李家钰有亲戚关系，二者也觉得自己尽了力，即便无功也不致治罪。孰料李家钰听到战报后，一时冲动，竟然下令将归队的孙介卿给枪毙了。
冷静下来之后，李家钰颇有悔意，他将孙介卿以在安邑殉职上报，对其余参与守城和阻敌增援的将士，也多有奖赏。
这两仗打下来，李家钰已没多少兵了，恰逢成都送来两千壮丁，解了燃眉之急。
抗战前，中国并无日本那样的征兵基础，缺乏正规的后备役兵员储备。四川因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未中断内战，所以青年壮丁大多参加过战争。跟日本的后备兵一样，他们入伍之后就是见怪不惊的老兵，比起黄埔军校那些刚刚走出校门，毫无作战经验的学生官都要强上很多。
从杨森到邓锡侯、孙震、李家钰，损失之后皆赖这些壮丁进行源源不断的补充，战力恢复起来也就相对较快。一来二去，连“中央军”都知道了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四川壮丁只要一到汉口，还没上岸，他们就会派川籍军官上去套近乎，然后先下手为强，把壮丁“劫”下来再说。
人暂时不是问题了，缺的还是武器，总不能让人家壮丁赤手空拳去打仗吧？
武器，不是光川军缺，大家都缺，因为都得伸手朝上面要。可是除非你难得地打了胜仗，让老蒋高了兴，要不然能不挨老头子骂就不错了，想让他直接批条子给武器，基本不现实，而在整个中条山区域，既有李家钰的川军，又有晋军、陕军、“中央军”，还有八路军，大家都在一口锅里吃饭，都有理由得到充分补给。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要是只会傻乎乎地张着嘴靠天吃饭，没准连毛毛雨都等不到。
李家钰个性倔强，但在屡次碰壁之后也学乖了。他设在汉口的办事处处长是黄埔学生，军政部长何应钦原系黄埔总教官，李家钰便让这位处长以师生关系去找何应钦，由何应钦开条子，从而领到了一批武器。
光有条子还不行。不怕官，只怕管，如果下面具体管这事的仁兄跟你过不去，仍然一场空。
李家钰从何应钦那里尝到甜头后，索性将“潜规则”进行到底，又花钱贿赂管发武器的各级官员，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生活却异常俭朴，连布鞋的后跟断了都不肯换新的，只拿一根绳子系一下就算了。
武器很快运来了，而且足以令李家钰眉开眼笑：中正式步枪、轻重机关枪、八二迫击炮、六零炮……这是一个渠道，另外一个渠道李家钰也不肯放过，那就是不停地朝顶头上司卫立煌要。
会叫的孩子有奶吃，卫立煌终于送来了一批俄式马克沁轻机枪。
在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即便你是只老鹰，身上也得有点猫头鹰的精神，能走猫步，还要会干鸟事。
第四十七军人员枪械一新，士气即刻高涨起来，不过李家钰再没有贸贸然去进攻敌军城池。
半年来的屡战屡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李家钰经常对部属说：“如今我们的对手是装备精良的日寇，在四川打内战那一套行不通了，要改变战术，重新学习。”
李家钰为川军确定的新战术，其实也是整个第一战区开始采取的新战术，那就是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而是在中条山上打游击。
打游击战，八路军是公认的行家。李家钰派了十几个军官去八路军总部学习游击战术，回来后即开办干部班，组织游击战术的训练。
对八路军的群众宣传，李家钰也很欣赏。有一次他见到一个五十几岁的老爷子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在抬伤兵，抬得很起劲。旁人怕这一老一小吃不消，二人回答说，如果这点事都做不了，还怎么打日本！
李家钰触景生情，觉得要是能充分宣传发动，老百姓完全可以帮着部队抬伤兵、修工事，打起仗来就要省劲多了。因此他在开干部班时，还专门聘请共产党员任政治教官，以向其政训人员传授宣传技巧。
川军虽未主动出击，但其保障着平陆以南的黄河渡口平津渡，中条山的补给皆从此处出入，日军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你不攻他，他也要攻你。
自1938年8月起，驻扎晋南的龙山第20师团，汇合少部分伪军，向川军所据守的平陆一带一再发起“扫荡”，要夺取平津渡。
李家钰以运动战为主，辅以游击战，不仅保得平津渡不失，而且通过近战歼敌，杀伤日伪军达七八百人。
双方鏖战时，第四十七军有一个炊事兵正挑担送饭上来，看到战壕内已经短兵相接，拼上了刺刀。
好不容易送来饭，没人光顾，送饭的怒从心头起，他把饭桶一放，抽出扁担，就向就近的几个日伪军劈头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揍你们个臭死再说。
拼刺刀是个需要专心的活，没人留意到背后还有偷袭，而且用的既不是刺刀，也不是马刀，竟然是根扁担！
扁担也能杀人，当即就有两个家伙中招倒地。周围的日伪军惊慌失措，不知这是何方高手，全都围了上来，炊事兵杀红了眼，浑然不惧，抡起扁担就是一顿横扫。
第四十七军本已处于劣势，一看炊事兵都如此之猛，全都激动起来，乘机将冲上来的日伪军全部击溃。
炊事兵全身八处负伤，但完成了这么牛的一次壮举，伤痛都已无所谓，当下他背着缴获的三支三八式，笑逐颜开地走下了战场。
炊事兵的事迹代表了第四十七军的士气。蒋介石和卫立煌都明令嘉奖，颁予奖章，并给这位炊事兵在四川老家修了一所房子，以资奖励。
1938年11月，李家钰升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仍兼第四十七军军长。

第八章 为理想而战
<b>杨森</b>：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时任第二十军军长。
<b>张发奎</b>：生于广东省韶关市。北伐战争中，参加了攻占汀泗桥、武昌城等战役，升任第四军军长，但在抗战中战绩平平。
<b>冈村宁次</b>：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陆军大学第二十五期。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富有谋略，被称为是日本军界罕见的名将。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
<b>杨汉域</b>：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十九期，他是杨森的侄子，也是“杨家将”中最先崭露头角的大将。时任第一三三师师长。
李家钰能打得好，除战术得当外，与第四十七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上了档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武器是多么重要，大家都朝思暮想，像李家钰那样为了打通关节，不惜“走猫步做鸟事”的事例，在当时不胜枚举，几乎是个普遍现象。
不过有些人就不用这么麻烦，他们有老头子直接批的条子，比如杨森。
淞沪会战后，杨森奉命率上一个较为完整的旅，跑步前进，去防守虹桥机场。正值晚上，大雨不期而至，一路走得很是辛苦。到了机场一看，到处黑漆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机场这么大，目标如此显著，兵力又这么少，杨森感到一筹莫展。
正在他为如何排兵布阵伤脑筋的时候，上级命令传来，要他立即放弃机场，向苏州开拔。同时又特地叮嘱杨森，行军速度一定要快，否则会被前方撤下来的部队绊住。
被撤下来的部队绊住？这该有多少撤退部队。杨森的心马上沉了下去，凭借直觉，他知道大事不好，淞沪会战肯定失败了。
果然是如此，跑吧。
上海市郊的大河小溪星罗棋布，走一段路就要过一座桥。杨森的部队秩序井然，行动迅速，一路有桥可过。只苦了那些行动迟缓或落在后面的部队，好不容易赶到河溪边，桥已经被炸了——这些留守的炸桥部队为了自身安全，往往不管后面的部队到没到，先炸了好自己跑路。
后续部队本来军心已乱，一看退路没了，立马崩溃，枪械马匹抛弃一空，人马一哄而散，其景惨不忍睹。
杨森为之痛心疾首，但事到如今，他也只能先顾着自个了。
到了苏州，奇遇来了，那个因桥梁被炸而未能投入战场的旅，正在苏州，而且因没有参战，还是完整的一个旅。
众人相遇之后，彼此欢呼拥抱，痛苦抑郁的心情才算有所释放和缓解。
一个完整旅，再加一个不满员的旅，第二十军的战斗力总算又部分恢复了过来。在到达常熟郊外时，正逢日本海军陆战队从长江上登陆，准备迂回无锡，以截断京沪铁路，消灭上海撤退部队。
第二十军凭借国防工事，在常熟城郊与陆战队激战两昼夜，完成了掩护任务。
在几乎已看不到什么成建制部队的情形下，第二十军显得奇货可居。于是战区又命令杨森去参加南京保卫战，任务是驻守秣陵关。
为了避免空袭，第二十军取小道昼夜急行。在经过丹阳车站附近时，看到敌机疯狂轰炸难民，第二十军激愤不已，遂架起机步枪，对空密集射击，一架敌机被打中后起火坠落，其余敌机扇着翅膀逃之夭夭。
杨森要去的秣陵关是一座镇，位于南京市东南，辛亥革命时期，新军曾在这里发动起义，从而揭开了南京光复的序幕。在杨森的想象里，此处应是兵家必争之所，不料去了一看，既无险要，更不见关隘，和虹桥机场一样，又是一处最难守的平地。
杨森暗暗叫苦，转而一想，京沪杭一带曾建有许多国防工程，常熟城郊有，秣陵关定然也有。管事的早跑了，杨森找来老百姓，不知道是老百姓怕这里打仗会给当地惹来是非，还是真的不知情，反正什么都没问出来。
倒是杨森的部下去野外转了几圈，把工事给找着了。这些工事也不过是些没于荒草中的简单掩体，但足以让杨森喜出望外了。
工事上都有铁将军把关，一时又找不到钥匙在哪里。杨森的办法很干脆：直接破门而入。
防务刚刚部署好，第二天上司又来电话，让他马上回南京，然后再开赴安庆，以担任第二线防务。
杨森赶到南京时，南京已是人心惶惶，大部分船只都已被各级机关占用和控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杨森才搞到一艘载重五十吨的破旧木壳船。
这么一艘船，如何去得安庆？
正不知所措，上司给他想了个办法：部队乘火车由下关先去芜湖，杨森自己则率其军部坐木壳船走。
主意不错，就是木壳船太业余了。那真是蜗牛一般的速度，在江面上行了两三个小时，一共只前进了二三十里。
正“爬”着，背后忽然追上一艘快艇，转瞬之间便赶了上来。
快艇上坐的是委员长侍从室的人员。蒋介石还要召见杨森，得知杨森已离开南京，便忙令侍从人员沿途追赶。
杨森只身下艇，返回南京。
蒋介石宣布给予第二十军三万元奖金，以示慰劳，并且对杨森说：“你的二十军这次在上海抗战中打得很好、很光荣，等第一批进口武器到了，优先给你补充。”
这么一句话完全可以在电报或电话中说，之所以要将杨森召回当面交代，一方面是奖励慰勉，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对杨森的期许，希望他能切实守住二线。
杨森乘着蒋介石的快艇，追上木船，然后赶到芜湖，与部队会合一处。
算一算路程，如果搭火车绕道合肥，再至安庆，较之直接乘船逆流而上，耗时可缩短一半，问题是日机肆虐，火车恐遭空袭，白天已不能行驶。杨森又听说，从芜湖至合肥的铁路其实已经不通了，于是只能予以放弃。
还是得坐船。杨森派人去找芜湖当地的行政专员，请他赶紧拨船，以利大军开拔。
兵荒马乱，要求拨船的部队和机构太多了，也助长了专员的脾气。这位官僚把眼睛一瞪，立马予以回绝：“无船可拨。”
管你紧急不紧急，重要不重要，这个地方我最大，我说了算。
听到专员如此甩臭脸，杨森未及开言，他的幕僚长就笑了：“我有办法。”
问有什么办法，幕僚长说：“这些当官的，你要用更大的官才能收拾得了他。”
当下依计派兵把专员给“请”到军部，由幕僚长亲自上演好戏。
当着专员的面，幕僚长有意大打官腔：“你不赶紧拨船的事，我们军长已经晓得了，非马上枪毙你不可！”
专员不是一般小职员，并没有马上被吓住，而是立即追问这位胆大包天，竟敢擅自枪杀命官的军长究竟是谁？
幕僚长扯起嗓子：“你不晓得我们的军长是谁？触怒了他老人家会有什么后果？那你不妨去打听打听，杨森军长是何许人也。我奉劝你一句，还是多加小心为妙。”
一听是杨森，专员顿时怵了。
杨森怎么会不知道呢！那是个说一不二，没什么理智的蛮干将军，你被他杀了等于白杀，跟捻死一只臭虫差不多。
俗话说得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过杨森“蛮干将军”的恶名倒给他带来了便利。专员当下就哆嗦起来，答应拨船不说，还自掏腰包，买了鸡鸭来犒劳军队。
四五天后，第二十军乘船顺利到达安庆。幕僚长很是得意，说到底还是打官腔有效吧。
在南京保卫战打响的最后时刻，蒋介石还要用快艇将杨森接回南京，并加以叮嘱，实在是因为杨森将处的位置太过重要。
唐生智在南京守一线，杨森在安庆守二线，南京一旦守不住，安庆势必要承受巨大压力。当然，最主要的是杨森麾下已只剩残兵败卒。
杨森提倡军人常带三分怒，你在他面前昂首挺胸，哪怕是出言顶撞，都要比献媚阿谀吃香得多。杨森自己说，他从懂事起，在战场上就从来没有哭过，不管遭遇多大的打击，受多大的创伤，也不轻易掉泪。
在杨森看来，吃了亏挨了打之后，第一个反应是如何发起反击，以及如何补救，哪有工夫去哭？
可是打完出川抗战的第一仗，他就哭了。
第二十军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殆尽，杨森付出半生心血，一手训练出来的巴蜀子弟纷纷倒在血泊之中。
杨森一边哭一边骂，说古诗中有一句话不通：什么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写这诗的人一定没带过兵，一个优秀的带兵官，不会只把士兵当兵看待，而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骨肉。
当杨森真正面对“万骨枯”时，他没有功成的欣喜，只有彻骨的悲痛。
林相侯战死后，杨森想起他家境不好，特地拍发电报回广安，将自己的一座房子和一些田地赠送给了林相侯家属，这些房田当时价值十多万银元。
淞沪会战把第二十军打残了，也把杨森弄得无比伤心。
很多人遭到这种沉重打击之后，或者一蹶不振，从此爬不起来，或者开始明哲保身，有意识地躲避作战，不肯再碰硬钉子，但杨森不是这种人。
追溯杨森的少年经历，可以窥见他这种性格养成的过程。
杨森祖籍湖南衡阳，是清末湖广填四川时的移民，世代以耕读习武为本。杨森的父亲考中过武秀才，能百步穿杨。杨森因是家中长子，父母对其期望很高，父亲给杨森立下的规矩是，必须习文，不许习武，以免影响功课。
可杨氏家族本有习武传统，杨森的叔伯兄弟习武者众多，杨森在读书余暇也就瞒着父亲，偷偷摸摸地跟着练。
到了端午节，家族组织骑射比赛，杨森就像传说中的霍元甲一样，猛不丁地大显身手，并勇摘第一。
杨父这才知道儿子偷练武术的经过，当着面狠批一顿，但是嘴上骂着，脸上却微露笑容。
不管习文还是练武，都是要出人头地。随着世乱迹象已显，文武兼备显然要胜过单纯习文。
广安有一座叫龙台寺的著名古刹，寺门前雄踞两尊石狻猊，每尊都高达六米，为整块白石雕成，作龙腾虎跃嘶吼状。寺僧们为了这两尊石雕，伐木做滑车，用数百人推挽，尽十年之功才搬到寺前。
这个有如愚公移山的故事，让年少时的杨森深受启发，即只要不计代价，奋斗到底，事业没有不能成功的，理想也一定能够实现。
当时八股虽废，科举未停，杨森小小年纪就前去报名应考，文武都报了名，结果均名落孙山——文是新试题没练熟，武不是技艺不精，是嫌他身材矮小。
杨森十分沮丧，师友如此安慰：“假使你考中了文武两秀才，只能取一个，那你怎么选？倒不如一个都考不中了。”
杨森听了哭笑不得。
杨森不是不聪慧，《古文观止》、《八家诗选》等书都能背上百页之多，堪称班中翘楚。老师对他期盼甚切，全班命题作文，总是让杨森负责收卷，还告诉他：“你收卷时，一定要先闻一下，那文章条理畅通的，一定有异香，不通的，闻了能让你吐三天！”
杨森的作文属于有异香的，可惜自从他那次落弟之后，科举很快就废除了，于是他在中学毕业后，便去报考速成学堂。
尴尬依旧，杨森各门成绩都合格，唯独因为身高不够，体检老是过不了关。
主考官对杨森说明了不能录取的原因。杨森霍然而起：“我年纪小，所以才身高不够，等再过两年，一准是高大魁梧异于常人！现在怎么能因为这个，就阻碍我从军报国的远大理想呢？”
当时的主考官是周骏，听后大为惊异，感到杨森志向不俗，立即决定录取。
日后杨森身材魁梧，果然没成为“杨矮子”，非但如此，他那种不混出头就绝不甘心的劲头，还得让人仰视才行。
在四川内战中，杨森算是“混”出了头，成为一线川将中的翘楚。不过那是内战，杨森自己已经羞于提及，他要在安庆东山再起，实现自己人生新的飞跃。
杨森原先的家当，在川军中属于最破之列，可他的第二十军照样能打仗，不得不说，全是靠血肉硬拼出来的。
这种不计代价的血拼，终于为他带来了利好。以前第二十军的军饷很少，一直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淞沪会战结束后，军政部开始按照“中央军”标准发饷，再不用杨森搞什么“饥军政策”了。
蒋介石兑现诺言，给第二十军拨来大批捷克式或中正式机步枪以及进口武器，不仅装备了步兵，而且使杨森得以增配特种部队：每营一个重机枪连，每团一个迫击炮连，军、师、团各级，都有独立的通讯兵和工兵，指挥上更加灵活有效。
从川军中最穷的穷人，一下子跨越到最富的富人，杨森感觉是天都亮了一段。
接下来是兵员补充，这个很多部队都为之伤脑筋的问题，杨森解决起来要容易得多。四川内战时期，他便以“本军系统化”为号召，在四川广开军校，其中仅军校培养的军官就不下五万人，此外又在他的老家广安大举练兵，广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兵和年轻壮丁不计其数。
别的地方无人肯应征入伍，需要拉壮丁来凑，广安完全不用，只需杨森一个电报，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年轻人中也有很多像杨森这样，性格热血，就爱打仗，他们为了避免麻烦，甚至自制军服、自垫旅费，直接跑到安庆来投奔杨森。
杨森在电报中要后方运送一万补充兵，一下子来了两三万，大部分是广安子弟。
亲不亲，故乡人，新兵走进营房，马上就有乡音招呼，那份亲热和融洽，也是在别的部队里很少能看到的。
兵员有余，杨森便将军中老弱者替换下来，发放遣散费，仍令其搭轮回川。
在安庆练兵期间，杨森重点吸取了淞沪会战的经验。
过去第二十军使用轻重机枪，和国内的大多数军队一样，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扫射。一见阵地前有风吹草动，机枪手马上拼着命地按扳机，结果整夹整袋的子弹一次性便打完了。
淞沪会战是与高手过招，日军机枪手通常就不会扫射，只会点射，很注重命中率，前面不管有多少目标，他都要一个个地予以消灭，十分节省子弹。
杨森在重新训练机枪手时，以此为戒，特别注重了点射。
此外就是有针对性地训练防空防毒，教授如何构筑隐蔽工事，这些也是以前国内战争上的空白点。
经过重组重训，第二十军在较短的时间内，便得以恢复和提高了战斗力。
就在杨森忙于厉兵秣马之际，前方战报传来，日军已攻陷南京。
南京失陷后，国内舆论曾认为日军会继续乘舰溯江西犯，直达安庆，而当时中国军队尚未完成对江面的封锁，安庆又仅有一个第二十军镇守。眼看着安庆难保，一时谣言四起，都说：“日军明天就要进城了。”民众草木皆兵，纷纷逃亡。
为了稳定人心，杨森每天派出军乐队和大队士兵，逢人就宣传，表示川军绝不放弃安庆，即便日舰真的明天就到，也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看到军队都不慌不乱，人们才陆续返回，市面也逐渐恢复起来。
杨森内安人心，外部防御，他将主力布置在最前沿，安庆城内只留一个团，战区拨来的重炮兵则被安排于长江北岸。
安庆除了第二十军，还设有新四军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与杨森协商防区划分，并主动要求向前线推进。
安庆附近的其他友军，全都在收缩防线，尽可能离日军所占领区域远一些，杨森不知道这支新四军主力究竟强大到什么规模，竟可以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活动乃至于生存，便派人前去实地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他大跌眼镜，“新四军主力”一共才七八百人，几十条枪。
随着调查的深入，新四军的生存之道逐渐浮出水面：他们白天不露面，全是晚上行动，到达一处村庄，立刻脱下军装，化装为零，跟当地百姓混杂一处，让人根本分不出谁是民谁是兵。
过去在四川，杨森曾经有过跟红四方面军交战的经历，那时他只知道共产党的部队厉害，但不知道为什么厉害，现在他知道了。
杨森早年就有川中第一勇将之称，但也常常被人诟病为有勇无谋的“川中吕布”，就算到淞沪会战之后，他和第二十军将士给人的印象，仍然只是勇。当获知新四军的“秘密”时，杨森立刻有了一种面壁多年无法破壁，突然被高人敲了一下脑壳，然后大彻大悟的感觉。
杨森完成了一个自我蜕变，他偷师新四军，处处加以效仿。
第二十军建立了政工队，由政工人员对官兵进行抗日救国、保土为民的教育，同时还在各基层部队巡回教唱抗战歌曲。杨森甚至把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搬了过来，并扩大为“四大纪律、十四项注意”，要求部队早晚点名时必须集体诵读，齐声高呼，以作为全军的行动规范和指南。
出川抗战的川军，只要跟八路军、新四军邻近的，大多拜过师。邓锡侯、孙震、李家钰等人在北方，拜师的时间还在杨森之前，但这些“学生”里面，还就数杨森学得最惟妙惟肖。
除严明军纪外，杨森自己也率先垂范，经常揣摸如何跟地方和民众打交道。
光扯着嗓子装官腔吓人不行了，那叫军阀，现在再不能搞这一套。安徽的教育厅厅长是四川人，通过他的介绍，杨森与安徽省主席蒋作宾相识并且关系融洽。
当时安徽省政府已迁至金寨，仅留了部分警察在安庆维持秩序，但这些警察根本管不住“荣军”。
所谓“荣军”，是从前线撤退下来逗留于安庆的负伤士兵。因自恃抗战有功，他们在安庆城内到处横行，进戏园子看戏不买票，搭汽车也不买票。更有甚者，为了搭到车，晚上在马路上用桌凳设置障碍，以阻止汽车通行，造成安庆的秩序相当紊乱，市面也极度萧条。
除了骚扰地方，到处滋事外，“荣军”还不时涌入省政府留守机关，索粮讨钱，搞得机关人员走投无路，难以应付。
前线已经溃败，后方又是如此混乱的一番景象，杨森大受刺激，他在军部召集全军军官训话时，当场痛哭流涕：“你们看日本把我们中国打成什么样子了，如果再不努力，我们将要当亡国奴了，到那时我们还活得了吗？我们要赶快进攻才行！”
杨森在部署完防务后，便在安庆城内贴出布告：伤残官兵到指定医院集合，过境官兵尽速离开，被打散了无处可去的部队，也可以负责收容，但必须接受整编。
有人尚肯听话，有人置若罔闻，直到三天后，发生了一件荒唐事。
有三个散兵，不听布告所宣，到处闲逛，他们把安庆公园里的鸳鸯错当成了南京板鸭，砰砰数枪，打死了几只，然后拿到餐馆让厨师烹饪加工，做成了美食。
这三个哥们是饱了口福，枪声却使居民陷入了恐慌。杨森派出的巡察队跟踪前往，在餐馆里来了个人赃俱获。
杨森下令将三个散兵予以拘捕禁闭。
关个禁闭还是刹不住歪风。杨森亲自带着卫士巡街，走进公园，又看到一个“荣军”在抓公园里饲养的野鸭子。
杨森腾地就火了，立刻让卫士上前，一枪把“荣军”给就地枪毙。
杨森发威的消息一经传出，安庆市面倏地安静下来，那些不服调遣、惹是生非的伤兵散兵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地秩序之良好还倍于平时，这大概就叫“乱世须用重典”。
蒋作宾感激不尽，地方与军队合作良好，有时，各级机构间出现问题，都主动找杨森协调解决。
驻防安庆四个月后，安庆警察厅长给杨森打来电话，说桐城发生了一件间谍案，他让桐城县长将案犯解来，可对方不理不睬。
要在以前，杨森会桌子一拍，马上派部队去把县长“请”来，但如今他就知道先打个电话了解情况。
县长解释说，所谓案犯是当地小学教员，大家闺秀，父母又都是桐城的绅士名流，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女间谍呢？
杨森决定亲自过问，让警察厅把证人送来。
证人到场，杨森愣住了，原来竟是两个小孩子：一个男孩，只有八岁，一个女孩，十二三岁。
杨森诧异地问陪他们前来的警察：“两个未成年人，怎么可以作证？”
警察说有证物啊。那是一张电报纸条，是从孩子书包里搜出来的，而且两孩子在警察厅都承认了，说系女教员派他们来安庆进行“活动”的。
杨森再看孩子，小脸全都吓到煞白，于是他便把警察支开，和颜悦色地单独与之交谈。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两小孩是姐弟，家里有部队电台借住过，那张电报纸条是报务员扔掉的无用电码，孩子好奇，就收集起来玩耍。他们这次到安庆，其实系逃学出来的，准备在安庆找外婆，外婆没找到，却因为跑来跑去、东张西望，被警察给逮住了。
警察厅是什么场所，既有书包里搜出的“物证”，又被警察拍桌子敲板凳地一吓，两小孩就糊里糊涂地承认是某老师派他们来的。
这真是葫芦僧判了葫芦案。杨森很生气，派人把孩子送回桐城，同时又责备了警察局长几句，让他立即结案。
“间谍案”发生后不久，杨森在安庆街上行走，忽然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在喊：“抓到汉奸啦，抓到汉奸啦！”
杨森心中一动，分开人群，挤过去一看，见几个满面怒容的人正抓住一个吓到半死的“汉奸”不放。
有了“间谍案”的经验，杨森赶紧说：“把他带过来，让我问话。”
人群中有认识杨森的，便把“汉奸”推到杨森面前。
这“汉奸”倒在地上，浑身瑟瑟发抖，吓得身体都软了，经杨森的卫士劝慰，才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委。
原来当天是端午节，按照安庆风俗，家家户户都要买点红布给小孩做衣服。此人买了布后，不经意地举起来朝着太阳一照，本意是想看看布质厚薄与否，可不凑巧的是，日机正好于此时飞过，便被误解成了给敌机打信号。
杨森有军事经验，这事一想就能明白：飞机飞得那么高，怎么看得见那一点点红布呢？再说了，安庆大街又不是什么军事基地，哪里用得着打信号。
杨森做主，竭力给群众解释清楚，才帮“汉奸”洗脱冤枉，挽救了一条无辜者的生命。
杨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安庆的大街小巷，由此还给他带来了一件奇遇。
有一天早上，杨森骑马去安庆郊外散步，走到一处公园，发现那里聚集着许多人。
这些人个个面容憔悴，但是衣冠楚楚，一看就知道是高级知识分子。经杨森下马询问，了解到他们全是山东齐鲁大学的教职员工。
当年的齐鲁大学极负盛名，有“北燕京，南齐鲁”之称。学校因抗战要迁到后方，可是由于无处寻觅交通工具，师生全都流落到安庆，自身衣食无着，学校的图书仪器也没法运来。
杨森打听明白，立即出手相助，安排车辆进行运送。听说师生们要去四川，他又积极鼓动齐鲁大学迁去自己曾长期驻防的万县，并把他原在万县的司令部借给齐鲁大学做校址。
四川军人素重教育，杨森引以为豪，认为协助齐鲁大学迁校，是他在安庆做的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此后，杨森还曾派出车船，将合肥几所学校及安徽大学的图书仪器，全部抢运到武汉。
在很多人眼里，无论“间谍案”，还是“汉奸案”，乃至于迁校，都称不上大事，作为一方统兵将领，杨森微服私访的举动，似乎还有不务正业之嫌——有这空，你应该多研究研究兵法嘛。
可是，兵法有很多种，这其实也是一种兵法，而且是杨森偷师后学到的顶尖兵法。
正是从许多看似不经意的小事上，杨森开始有意识地接近民众，了解民众，直至组织民众，从而为他日后叱咤抗日战场打下了基础。
杨森为人颇有历史情怀，乘着驻防安庆的机会，他特地去参观了包公遗物，瞻仰了李鸿章府邸，甚至还跑到桐城，一一凭吊了周瑜及大小乔的墓地。
在桐城，看着夕阳西下，白杨萧萧，历史与现实瞬间融汇到了一处，杨森默诵起苏东坡的诗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有勇无智的吕奉先渐渐远去，杨森现在的偶像，已变成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周公瑾。
纯战术的兵法，杨森当然也研究。
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立即向安庆发起进攻，只是派飞机轰炸。本来按照安庆的城市级别，还不够资格挨炸，但安庆附近有座飞机场，日机每次炸完武汉，安庆是必经之地，如果机舱里还有剩余炸弹，一准会全部扔进飞机场。
杨森于是找来木匠，做了几架木头飞机。日机路过安庆时，发现下面还有一支“机队”傻乎乎地停在机场，立即胸肌澎湃，忙不迭地围过来狂轰乱射，把“机队”打得支离破碎，木屑块飞得满地都是。
其中有一架日机或许是太投入了，一个俯冲，竟然将飞机头扎进地面，顿时机毁人亡，倒是机枪和降落伞全都完好如新，被杨森守株待兔，乐呵呵地捧了回去。
杨森变聪明了，或者说，变狡猾了。
兵者，诡道也，除了以硬对硬，直来直去，还可以拥有更多选择。造木头飞机不过小技，杨森还“偷师”了更多精髓。
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立即沿江西上，但在徐州会战进入收尾阶段后，其战略重心逐渐向淮南转移。
淮南战场由杨森和徐源泉共同负责。杨森以安庆为中心，徐源泉以合肥为中心，由于这一战场无“中央军”驻扎，守备上相对薄弱。
1938年5月初，第6师团从芜湖启动出发。这个臭名昭著的“野兽师团”战斗力极强，其前卫部队短时间内便击败了徐源泉所率的鄂军，从而攻占巢县，逼近合肥。
巢县不是杨森的防区范围，而且他自己承担的防区面积也已经够多了，还得防两头——南面是沿江水路，北面是淮南铁路。
待在家里看人打，绝不是杨森的性格，战场上他从来就不肯安分守己，更何况从战场态势来看，帮鄂军就是在帮自己，守合肥就是在守安庆，如何能坐视不动？
人生就像在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怕个什么！
新四军的作战实践告诉杨森一个道理，有时后方攻袭战，要比前方硬耗有效得多，也讨巧得多。
1938年5月13日，在杨森的指挥下，原守淮南铁路的第二十军一部架设浮桥，突然渡河杀往巢县。
手上还有分内活，所以原计划并没有要攻占巢县，而只是想发动奇袭，杀些鬼子，挫挫此辈的嚣张气焰。在到达巢县附近时，碰到一个当地农民，听说川军将去巢县打日本人，农民透露了一个秘密：巢县城墙上有一个洞，洞口还不小，扛着机枪都可以通过。
根据情报，第二十军临时决定改变计划，索性杀进城去。
这天深夜，由两个营组成的突击队悄悄地往城里摸去。巢县城下有一条护城河，因为来不及准备，搭的浮桥还没有全部完工，但为了抢时间，工兵直接下水，将浮桥扛在肩上，让突击队冲了过去。
那些天正赶上天气热了起来，日本兵怕热，晚上一个个地跑到街上纳凉，此时睡得正香哩。
自南京屠城以来，这帮家伙骄横惯了，根本不相信半夜还有人敢相扰，就算是扰的话，登上城头防御不还有的是时间吗？
城墙上那个洞口，正是将他们送往地狱的绿色通道，突击队进城后，看到街上这么多活靶子，立即大开杀戒，一下子打死了两百多日本兵，有的人睡梦中就被干掉了，死的时候都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异样。
惊觉的，还来得及逃的，全都退进了城内高地。
杀得这么痛快，源于奇袭二字，面对面攻防，尤其是仰攻，难度就大了。第二十军向高地冲锋十余次，均未能得手。
有鬼子在城内，就不能说真正占领了城池。杨森获悉后，欲邀驻合肥的鄂军会攻，以全歼巢县的这股残敌。不料徐源泉很不济事，没怎么固守，就率鄂军撤出了合肥。
1938年5月14日，第6师团占领合肥，随后向巢县大举增援。
这其实都是发生在一个晚上的事，所有变化和意外，均不是计划内所能预料。
拂晓之前，第二十军边打边撤，离开了巢县。
看着满街的死鬼子，第6师团气到七窍生烟，想想占领偌大一个合肥，也没死几个人，真恨不得马上将杨森捉住并大卸八块。其主力坂井支队南进之后，便奉令一刻不歇，舍了命地对第二十军发起攻击。
从合肥到安庆，大、小两关是主要防守据点，大、小关有失，安庆便成了死城，因此杨森只得将第二十军主力全部调至大、小关，与坂井支队展开决战。
1938年6月10日，坂井支队向第二十军发起全线进攻，战线长达四十里，投入兵力三千多人，且有山炮辅助射击，但当天并未能攻陷阵地。
第二天，一线日军增至七千，除山炮外，飞机也加入助战行列，多达九架飞机乌鸦似地满天乱飞，进行低空扫射和轰炸。
飞机对陆军造成的伤亡其实并不比火炮更多，其恶毒之处主要在于精神上的刺激，嗡嗡叫唤的声音足以令人崩溃。
第二十军伤亡遍野，战斗兵牺牲殆尽。前敌指挥官向杨森报告：“大关附近激战惨烈，已无法死守。”
杨森在电话中回答：“谁退下来就枪毙谁！”
指挥官便将炊事兵、勤务兵全部补充一线，继续死守死战。
当天，杨森也亲自赶到大、小关督战。在那里，他看到第二十军已死伤了三千多人，但是官兵至死也不肯退后一步，确实已经竭尽全力。
大、小关决战的同时，日军在水路也没闲着。杨森在江面布设的水雷、两岸修筑的工事，皆被日本海军陆战队所打捞或摧毁。
1938年6月12日，日本台湾旅团及海军陆战队相继在安庆附近登陆，而此时杨森在主力北调后，能用于守安庆的，不过正规军四个连，再加上城里的守备队和警察。
安庆无论如何是守不住了。杨森下令放弃安庆，并定于晚上十二点全军撤退。
唐生智守南京，撤的时候乱七八糟，很大的原因是守城部队皆非其亲兵，关键时候全都不服从指挥。第二十军皆系杨森嫡系，他让怎样就得怎样，说好十二点撤，没人敢提前一分钟走人，因此尽管在放弃大、小关后，安庆实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但整个撤退过程仍然能做到有条不紊。
杨森将四个连设于山上，尽力抵抗，以掩护安庆市民撤退。杨森本人在安庆市里巡视一周，确认市民已撤离后，方才告别江城。
杨森虽撤，却不是抱头鼠窜的那种，而是且战且退，一路都很有章法。
两天后，唐式遵奉蒋介石之命，派来两个旅增援第二十军，杨森有了作战资本，他又杀了回来。
1938年6月15日，杨森乘敌不备，率部反攻日军所占领的潜山，此役不仅成功切断坂井支队的运输线，而且得以歼灭数百日军。
在安庆之战打响之前，中方就在潜山的皖河修筑了较系统的防御工事和炮兵阵地，日军没料到杨森会再杀回来，自然就没想到予以破坏，而杨森正好加以利用，以致于坂井支队主力赶到时，仍无法渡过皖河。
1937年6月16日，日军前敌指挥官坂井德太郎少将亲自赶到前线进行指挥，采取两翼迂回包围的战术，才得以渡过皖河。
杨森仍没走远。
潜山后面还有一个潜水河，因为连日降雨，潜水河面猛涨，宽度达到三百米，水深也有两米，乃极好的防守地形，杨森就在那里筑垒以守。
小窟窿里也能掏大螃蟹，杨森看准了就打，与很多中国军队一旦败后便你推我挤，争相奔逃的情形大相径庭，当然也让他的对手十分作难。
日军师团虽装备齐全，有专属的工兵部队，但坂井支队过于突前，这些家伙什么都没来得及带上，坐在岸边等吧，又觉得丢份儿。
1938年6月18日，坂井少将咬咬牙，决定不再等候工兵到来，而是在拂晓时分组织就地强渡。
他将炮兵和轻重机枪全部集中起来，以浓密火力进行正面掩护，与此同时，挑出会游泳的日本兵进行武装泅渡。
这种进攻方式，颇有点不把士兵性命当回事的意思，毕竟大家都是碳水化合物，没人能装仙风道骨。泅渡过程中，许多日本兵被当场打死在潜水河中，河水尽染。
不过总算是成了，坂井支队当天终于占领潜水西岸。杨森所部战力之强韧，让日军大为惊叹，在广播中承认“川军顽抗力坚”。
由于连续作战时间较长，伤亡太大，杨森奉令撤往武汉，其作战位置转由友军替代。
回到武汉点验，除了伤亡情况跟淞沪会战时有得一拼外，还失踪了一个团。
这个团的团长叫李介立，本来奉令参加大、小关决战，但当他们赶到指定位置时，合肥至安庆的公路已被日军截断，遂陷于日军包围之中。
杨森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到了武汉之后，又再未得到过任何消息，以为李介立团凶多吉少，于是向蒋介石报告：“李介立团全团殉国。”
自南京保卫战后，团以上整建制覆灭的事例已不多见，后方各大报纸都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
不料一个月后，李介立团竟然奇迹般地全部出现在了汉口。
杨森的兵，都跟杨森一样，生命力超级强悍。发现成为被围孤军之后，团长李介立采取紧急措施，第一时间将部队化整为零，编成若干战斗小组，然后钻到山沟沟里跟鬼子捉迷藏。
这实际上多多少少也来自于“偷师学艺”，新四军在敌后进行游击乃至陷入重围时大多采取这一战术。紧跟着化整为零的，必然是化零为整，在日军开往前沿后，李介立团即分组趁晚上往西撤退，到了汉口再集中整队。
直到安全返回后方，李介立团才知道自己已被列入了“阵亡将士”的名单。
从奇袭巢县，到大、小关决战，再到反攻潜山，杨森都自认为打得不错，事实也确实如此。可蒋介石对杨森没有得到他的命令就擅自撤出安庆很是不满，电责其“轻弃名城，腾笑友邦”，予以革职留任。
杨森差点给气迷糊了。
都是水，何必装纯，都是人，何必装神。那种情况下，就算你老人家在前线，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难道我就非得死在安庆，才算没有“轻弃名城，腾笑友邦”？
杨森的肚量本来就不大，越想越郁闷，结果出了意外。
坐在汽车上就感到腹疼如绞，随后越来越疼，疼到两脚发软，下不了汽车。医官赶到后，诊断为急性盲肠炎。
杨森被送进医院。医院里住满伤者，没有空床位，还是请一位医院的厨子腾出房间，才得以给杨森开刀动了手术。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终于弄清楚，原来是先有合肥失守在前，才直接影响和动摇了淮南战场的警戒线，最终使得杨森不得不抽兵到大、小关决战。如果杨森不抽兵，安庆兵力不会那么空虚，也就不会被江上日军所趁，这是一副多米诺骨牌。
杨森是英雄，不是罪人。蒋介石获悉之后，倒也很觉内疚。立刻撤掉处分无疑是在打自己脸，他便换了个方式，又用外购的捷克式武器来补充第二十军。
杨森发脾气，向来是点着的干柴草，烧得快，灭得更快，既被老蒋搔到痒处，自然也就不再动怒了。
日本海军在溯江西上之前，就曾向第三国发布通告，称日军进攻武汉之战已经开始，各国船舰必须立即退出。之后，安庆的沦陷，使中国统帅部完全判明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意图，长江两岸均加强了防御部署。
当时最受外界期待的是马当要塞，有“东方马奇诺”之称，但因指挥官出现失误，日军发起进攻后，这一江上第一要塞在三天之内便告失守。
十几天后，爆发九江之战，“老铁军军长”张发奎率十万重兵，竟不能抵御日军一师一旅，致使九江在三天内便告失陷。
九江之战的日方指挥官是冈村宁次中将。在日军将帅中，冈村以富有谋略著称，他对中日战力有一个基本的评估公式。据此推演，中日战力起码差着两个档次，日军只要出动一个师团，即可对阵中国一个集团军——注意，这个集团军说的还不是普通部队，而非得是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才行，若是地方军，一个集团军都还嫌不够。
对中方而言，部队只能是多多益善，蒋介石排兵布阵，又想到了杨森和他的第二十军。
杨森手术做完，才刚刚拆线，蒋介石探问病情的电报就一封封飞来，既是关心，更是催促，希望他能早日出院。
杨森是个一遇到战场上有挑战性的事物，头发就会根根直竖，兴奋到不能自已的人，想到又有大仗可打，他哪里还能安之若素。
医生见状，赶紧告诫他，医院有严格规定，拆线后仍须休息若干时日。杨森统统听不进去。
大丈夫宁可马革裹尸，岂可老死在一块白布单上？他掀开被单，一跃而起，吩咐副官备车，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长沙。
第二十军这次划入第九战区，受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在马当要塞失守后，陈诚即将第二十军调往湘赣交界处的浏阳，以护卫长沙东面。
日军频频采用迂回战术，都被他们迂回怕了。陈诚如此布防，就是怕日军会顺势穿过江西北部，直捣长沙，从而对武汉形成战略大包围。
到了长沙，杨森被告知，其总部设于长沙城内，部队已列阵于浏阳一线，杨森本人可就地坐镇于长沙。
杨森岂肯安安静静地待在城里，他坐着车急急赶到浏阳前线，以便进行掌握和指挥。
长沙城内风声鹤唳，浏阳反倒草木不惊，后来才知道冈村因急于攻下武汉，所以没有进行战略大包围，转而代之以战略小包围。
所谓战略小包围，是沿瑞武公路直趋鄂南的阳新，以便截断粤汉路，由南面对武汉形成包抄之势。
为了掩护瑞武公路的交通运输，冈村派兵占领了阳新公路以南的武宁，在棺材山、罗盘山设立防线。
陈诚急调“中央军”第八军向棺材山、罗盘山发起进攻，但久攻不克，部队伤亡很大。在此情况下，陈诚让杨森从第二十军中选派一个师到武宁，受第八军军长李玉堂指挥，以加强进攻力量。
杨森派出的是第133师，当师长杨汉域到达武宁时，第八军已因伤亡过重而撤退，进攻的重任遂由第133师一肩挑起。
因杨汉域突然患病，临时由旅长周翰熙代理指挥，向罗盘山发起进攻。
第一天是试探性进攻，进展还比较顺利，到第二天发动总攻时，情况的严重性才暴露出来。
日军在罗盘山顶构筑了坚固工事，配有极其凶猛的火力，但日本人狡猾就狡猾在，不到有效射程，他绝不还击，以节约弹药。
第133师头天的试探性进攻看上去顺利，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不是人家不能打，是不想打。而“顺利”又让周翰熙有所麻痹，在缺乏炮兵掩护的前提下，便组织步兵向山顶仰攻。
日军的有效射程在山腰以上，棱线以下，每次一进入这个范围，子弹便像下雨一样泼过来，川军步兵非死即伤，割麦子一样地被一排排打倒。
一天之内，团长挂彩，三名营长阵亡，连排长幸存无几，前沿仅剩一名营长可进行调度，全师官兵累计伤亡四千余人，这是第二十军一个师在八年抗战中伤亡最大的一次。
日军以逸待劳，见第133师已失去进攻能力，便主动反击，一直打到了师部指挥所附近。
周翰熙因部队伤亡过于惨重，深感内疚，已决定与师部共存亡，坚持不愿离开阵地。他的堂弟、旅部特务排排长周汝火急忙派战士将其拖走，自己拖后掩护，结果当场战死。
首战便告受挫，杨汉域不能不抱病亲自指挥。
第二十军在人员组成上，相当于清末的湘军，不过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四川人而已，官兵一般都沾亲带故。其中有很多是前来投奔杨森的亲属，杨汉域便是杨森的侄子，而在子侄辈中，以他跟随杨森的时间最早，也最受信任。
杨森几度败亡，杨汉域和范绍增都誓死跟随，所以杨森特地叫他们二人结为盟兄弟，以相依共存。
后来杨森在万县东山再起，朱德投入麾下，实际是要在第二十军拉队伍，搞兵运。杨森察觉后，便以十万大洋将朱德礼送出境，但是他又听到密报，说杨汉域在朱德的暗中策划下也要发动起义，不由勃然大怒，立即将杨汉域予以逮捕关押。
其实只是谣传，并没有这么回事。范绍增等人在说情无效的情况下，便转请一位大学校长拜会杨森。这位校长对杨森说：“汉域这娃娃，人家十几岁就跟你打仗，负伤十几次，不过给了个师长，最后还被你关了起来。”
杨森此时气也消了，便说：“不关就是嘛。”
杨汉域就此被释放出来。
再往后，范绍增参加“四部倒杨”，杨汉域劝阻不住，就对范绍增说：“军长（指杨森）未开火前，你不能先发第一枪。”
范绍增跪地发誓：“我如对军长先开枪，死无葬身之地。”
真打起来，哪里还顾得上谁先开谁后开，范绍增先举反旗，杨汉域质问范绍增：“袍哥说话不讲信义，哪里说哪里丢吗？”
范绍增无言以对。
尽管分道扬镳，各为其主，但杨汉域和范绍增都很讲江湖义气，范绍增搭救过杨汉域，杨汉域知道杨森可能扣留范绍增，也主动进行提醒和营救。
杨森对杨汉域这个侄子很是赏识，不过叔侄的治军方式完全不同。杨森平时态度严肃、不苟言笑，杨汉域则平易近人，常和官兵称兄道弟，连普通士兵有了问题，都会直接找他谈。
杨汉域和官兵谈得高兴时，通常有说有笑，其乐融融，但如果谈话对象是军校毕业的那些人，特别是喜欢争辩的，也会遭遇话不投机的尴尬，这时候他最多笑骂一句：“你对我说这些，等于对牛弹琴，反正我又听不懂！”
其实杨汉域的学历并不低，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上过将官班，只是人比较厚道，说话留有余地罢了。
杨汉域极少发火，但也有被激怒的时候。李玉堂有一个联络参谋在第二十军，这个参谋以“中央军”的钦差大臣自居，在第133师受挫败北后，他给李玉堂发了份电报，上面竟然说：“打仗的时候，杨师长（杨汉域）带着部队薅秧呢。”
薅秧就是拔秧，意思是说第133师打仗不卖力，像拔秧一样直不愣登地杵在那里，所以才攻不下罗盘山，其中甚至还流露出杨汉域在装病的意思。
这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杨汉域起初还不知道，知道之后怒不可遏，指着这名参谋的鼻子便骂：“你胡说！”
第133师将士也个个义愤填膺，联络参谋情知犯了众怒，赶紧收拾行李灰溜溜地走人。
周翰熙兵败，杨汉域并没有拿部下出来塞责，而是挺身而出，义气大哥的风范尽显。
第133师已经伤亡满营，正常打法已经行不通。杨汉域重新调配，他再次指挥全师对罗盘山正面之敌发起进攻，但这只是佯攻，为的是牵制敌军。
真正的主攻部队是力量保存最好的陈亲民团，该团奉命从附近李玉堂第三师的防御阵地经过。第三师是李玉堂的基本部队，往那里一扎营，日军要上去碰一碰也得犯半天嘀咕，所以从这里经过，基本无险。
陈亲民团从第三师防地潜出，然后向罗盘山以西疾行，最后突然猛攻日军侧背，并出其不意，重创日军。
陈亲民团成为罗盘山日军的最大威胁，日军遂集中步骑兵，在大炮掩护下向陈亲民团发起进攻。
战斗呈现激烈状态。副团长亲临前线指挥，以身殉国。某排打到只剩下一名负重伤的排长，当日军包围上来时，这名排长挣扎着扑向日军，拉响手榴弹，与之同归于尽。
陈亲民团渐渐不支，一度向后撤退。杨汉域见状，立即把师部直属手枪排增援上去，配合前线部队进行白刃冲锋。
杨汉域治军看似宽松，实际有他的一套诀窍，比如他的记忆力惊人，可以随时随地报出全师现有多少官兵，武器弹药粮秣被服多少，而且一字不差，比专门承办的人还清楚。
他心中有一张活地图，打仗的时候，会指出哪个阵地最为重要，然后很干脆地告诉那里的带兵官：“你守住了阵地，我升你的官，如果把阵地丢了，我杀你的头！”
以杨汉域的宽厚个性，不过随口说说，不会真的动刀子杀人，但目标指定，部下也没一个敢于懈怠，陈亲民团关键时候又挺住了。
胡说八道的联络参谋已被赶走，杨汉域便派团长陈亲民去和李玉堂第三师联系，请予协助。第三师随即出兵，两部合力，经一小时激战，终于击退日军。
此后杨汉域采用白天固守阵地，入夜以精锐小部队分道夜袭的战术，曾几次攻下棺材山、罗盘山。只是在缺乏必要火力支援的情况下，这些要点都很难守住，往往晚上攻下山顶，第二天天一亮，就因经受不住日军飞机大炮的冲击，而被迫退下山来。
不过慑于第133师在战场上的勇猛表现，日军也不敢再贸然进攻，双方形成对峙。一周之后，杨汉域将防区完整地移交给了友军，率第133师归还第二十军建制。

第九章 在血盆里抓饭吃
<b>刘雨卿</b>：生于四川省三台县。时任第二十六师师长。
<b>李宗鉴</b>：生于四川省大竹县。曾任杨森所属独立第三十五旅旅长，该旅后分化出来，被编为军政部直属旅。
<b>王陵基</b>：生于四川省乐山市。刘湘出川时，曾让他代行四川省保安司令一职。刘湘死后，他曾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和声望，定可继承四川省主席，但却在竞争中意外失利。
<b>王缵绪</b>：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因暗地里走复兴社的路线以及各处许愿，在四川省主席的竞争中，如愿以偿地拔得头筹，得以代理四川省主席。
<b>陈鼎勋</b>：生于四川省简阳市。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长期在邓锡侯手下任职，时任第四十五军军长。
<b>许绍宗</b>：生于河北省青县。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七军军长，代王缵绪出川抗战。
武汉会战是各部川军最为集中的一次大战役，包括第二十军在内，前后参战的具有独立完整编制的川军，总计有三个集团军、一个军、一个师、一个旅。
先介绍特殊的，那个师和那个旅。
“师”是指刘雨卿第二十六师。淞沪会战后，军长郭汝栋因患喉疾，已辞去军长一职，军部也随之撤除，第二十六师便成了一个独立师。
第二十六师负责在马当之后守湖口。这个活很悬，因为实际上，马当一失陷，湖口就很难再守了。此外，第二十六师虽补充了新兵，但武器却迟迟无法补充齐全，刘雨卿整天为无米下锅而愁眉苦脸。
直至三门火炮的到来，刘雨卿的眼睛才渐渐放出光亮。
这三门火炮是日造三八式野炮，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属于顶级武器，它们的主人是从马当败退下来的炮兵。
刘雨卿起了“坏心”，想把三门炮和炮兵都截下来，可是一问，光有炮架子，却无炮弹。再一看其他溃退人马，都只顾着逃了，手中也没有什么武器。
刘雨卿大失所望，只得奉令通知：“凡无战斗力的部队，迅速离开战场！”
一方面是部队战斗力很弱，一方面是缺乏马当要塞那样的高规格防御阵地，要想守上一阵，就是拼命加动脑子。
日军要夺取湖口，就一定要通过龙潭山公路。刘雨卿率部将公路予以破坏，设置路障和地雷，主力则布防于公路两侧的高地之上，以交叉火力对公路进行封锁。
在飞机掩护下，日军一天之内向龙潭山阵地冲锋十余次，均被第二十六师所击退，第二十六师为此也死伤枕藉，阵地上的机枪射手换了十余次。
第二十六师在淞沪战场打了那么多天，才战死了一个团长，而在当天的龙潭山之战中，就有一个团长、六个营连长阵亡，可以想见本身战斗力的削弱以及战场的激烈程度。
在正面遇阻的情况下，日军又开始采用一贯的迂回战术，悄悄地向侧翼派出骑兵，准备从龙潭山阵地后方进行包抄。
得到相关侦察情报，刘雨卿立即派出两个营隐蔽在山后，以监视和阻击日军骑兵，这时整个师部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第二十六师实际上是背水一战，因其身后就是鄱阳湖，一旦陷入包围，就只有全军覆灭，但如果现在就撤退横渡，在日军炮火的紧逼之下，同样难逃生天。
刘雨卿当机立断，决定沿用淞沪战场时的经验：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转守为攻，或可出奇制胜。
拂晓时分，刘雨卿派两个连分别从左右翼实施佯攻，集中全师主力从正面实施猛击。
第二十六师的主动进攻，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除对日军造成不小杀伤外，该师还缴得武士道军旗、战刀数十件。
与淞沪会战时相仿，这也是第二十六师耗尽所有气力的最后一搏。趁着日军愣神的工夫，刘雨卿指挥全师，带上伤员，用木筏横渡湖口，撤往北岸。
此时日军骑兵尚未合拢包围圈，其炮兵阵地也未来得及前移，否则的话，横渡时将受到日军炮火的严重威胁。
为了阻击紧咬于后的日军步兵，掩护大部队撤退，刘雨卿在龙潭山留了一支敢死队，共有五百人，最后生还归队者仅五十多人。
再说说“旅”。该旅编号为独立第35旅，旅长李宗鉴，任务是防过半壁山要塞。
李宗鉴独立旅原属杨森第二十军。在下川东之战中，杨森被刘湘打到四分五裂，失去了对所属部队的掌控，李宗鉴便分化了出来，自成一部，属于小诸侯中的小诸侯。后随形势所迫，又归顺“中央”，被编为军政部的直属旅。
在半壁山防守战打响之前，旅长李宗鉴告诉部下：“这一仗不单关系到部队能否继续生存，如果半壁山这道关口被日军突破，武汉、长沙也就完蛋了。我们川军原本就是在血盆里抓饭吃的，要是再当了亡国奴那就更惨了！”
李宗鉴旅武器简陋，基本上都靠大刀和手榴弹扛活，很多川造步枪上连刺刀都没有。李宗鉴判断敌情后，认为如果直接在岸边阻击，将受到日军舰炮及水上飞机的攻击，火力上根本无法抗衡，不如先隐蔽部队，将其引上山坡，再用敢死队截其尾，进行近距离肉搏。
全旅按计而行，上来就佯装败退，诱敌深入。当日军爬到半山腰时，事先隐蔽一旁的敢死队突然横冲过来，因双方离得太近，日军舰炮不敢开火，李宗鉴旅横劈竖砍，打死了三十多个日本兵。日军畏惧伤亡，未敢再继续深入。
三十多个日本兵，在第二十军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他们一次奇袭打死的日军都不止这些，可李宗鉴旅已经竭尽所能，甚至是超水平发挥。苍蝇腿也是肉，就别嫌弃了。
当然对李宗鉴和他的兄弟们而言，更重要的是，依赖这次战绩，独立旅又可以继续存在下去了。
“小泥鳅”们想想十分可怜，他们体量既小，又早已与四川军政界切断关系，换句话说，人家有背景，他们只有背影，如果本身没有突出表现，便毫无出路。
和刘雨卿一样，李宗鉴不求有功，他们拼死作战，除了不想当亡国奴外，就是要为自己的部队争取生存下来的最后一线机会。
蒋介石治军的方法和态度是，对嫡系“中央军”和地方军中的“小泥鳅”都特别严格。吃了败仗，“小泥鳅”有可能或被削除编制，或遭遇合并，而“中央军”中的负责将领更要因过而受责，如果恰好你还是黄埔生，那就更惨了，蒋校长的军棍很少会留有余地。马当失守后，“中央军”里既有遭到处决的少将师长，也有革职退役（注意，不是革职留任）的中将军长，没有任何借口可说。
相反，对于集团军以上的“大块头”们，就要宽松得多。不是蒋介石故意要有所区别，说到底，还是背景的原因，惹不起，动不得啊。
蒋介石在遭四川军政集体抵制后，改变手法，不仅置换了川康绥靖公署人选，还将这一策略由政界延伸到军界，宣布要成立第二十九集团军，一方面“以川制川”，另一方面弥补前方越来越紧缺的兵力空额。
对蒋介石的命令和计划，留川诸将大多想都不想、看也不看，就会群起抵制，唯有这一条，他们几乎是全票通过，举双手双脚赞成。
成立集团军，就意味着多出了很多把交椅，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旅长、团长……大家都有机会往上升了。
职场上的常见现象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都想赶快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在蒋介石放出风后，四川军界便没人再顾得上“外争”，全都投入“内斗”，以便争夺这些其实还尚未出现的交椅。
争斗最剧烈的，自非集团军总司令莫属，不过有资格参与竞争的人也最少，一共就俩，除了王陵基就是王缵绪。而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王陵基又要胜过王缵绪。
先谈资历。王陵基在速成学堂任职时，因当时年纪轻、资望浅，无法担任正职教官，实际只是一名副官。但纵然如此，名分在那里，凡速成系的，包括王缵绪自己，名义上还是王陵基的学生，见了面都得恭恭敬敬叫一声“王老师”，连刘湘也不例外，而且为了显示尊师重教的“仁厚”形象，他比别人叫得更多更甜。
王缵绪当着面不得不跟着做样子，背后却说：“王老方不过是个副官嘛，什么老师，他不配！刘甫澄做得那么肉麻，这就是他的虚伪。”
不服气没问题，可人家就是比你老，这是铁的事实。
再论军功。对军人而言，这是绝对的硬指标，也是王陵基最值得自傲的部分。从与杨森的下川东之战，到与贺龙的鄂西洪湖之役，再到与徐向前的马渡关之战，王陵基鲜有落败，可以说在刘湘麾下的第一代战将中，排名至少不会出前三。
在这方面，王缵绪乏善可陈，无话可说——你总不能弄几块豆腐，就把自己的豆腐说成是钻石做的吧？
显然，要是纯比硬件，多少个王缵绪也被刷下去了。王缵绪不比这个，他比软件。
没有作品，不还可以讲人品吗？
王缵绪大走“群众路线”，为了提高支持率，不惜四处撒网，重点培养。他每天有事没事，必到文庙后街的励进会办公室报到，跟留川将领们逐个“谈生意”，承诺只要自己能在军界跨上一小步，一定会拉兄弟们走一大步。
王陵基当然知道王缵绪都在干些什么，但他不屑为之，而且认为王缵绪不过是在枉费心机，白花力气：我看你也就那张比大地还深沉厚重的脸皮值点钱了，以为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就能胜过我，做梦去吧？
可事件的进展表明，做梦的还是王陵基自己。
王陵基以为人的名儿，树的影儿，压倒王缵绪是理所当然之事，却不知道这个世界一向都很现实。
除了封官许愿外，王缵绪还到处给王陵基抹黑，说他性情粗暴，刚愎自用，惯于排除异己。
公众人物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塑造出来的。经过王缵绪的东涂西抹，王陵基成了这样一个人：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怏然于胸中。
这是林语堂评价鲁迅的一段原话。用到鲁迅身上，是对一代文坛巨匠的恶意攻击，给了王陵基，也同样可以把他打扮成头上长角的怪物一个。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众人都去捧王缵绪了，没人理会王陵基，让“王老师”无形中陷入了“有资历，没人气”的尴尬处境。
在王缵绪还没有想到复兴社和康泽这条捷径之前，蒋介石对让谁当集团军总司令，其实都无所谓，反正都不是他的人，就看四川军界的民意如何：名额只一个，你们拥护谁，我就选谁。
悄没声息之中，王缵绪一点一点地拿走了本该属于王陵基的那份奶酪，成功地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
王缵绪兴致勃勃地着手组建第二十九集团军，把留川部队中的大部分打包放在了一起。
竞争前的承诺还是要兑现的，关键是如何摆平。在这方面，王缵绪着实动了番心思，他把属于刘湘嫡系的许绍宗提升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67军军长，把原属刘存厚的廖震提升为第44军军长，第二十九集团军就由这两个军组成。以下也全部按照原有职务升级任用，真个是皆大欢喜。
第二十九集团军于1938年3月开始正式组建，一个月后，王缵绪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代理省主席一职，当然不肯抛下这顶乌纱帽出川，于是便由副总司令许绍宗代理总司令。
第二十九集团军乘轮东下后，在鄂东担任守备。
1938年7月，第6师团杀入鄂东，与之交战的桂军和川军均为集团军建制，但即便如此，仍挡不住日军的凌厉攻势，以致太湖、宿松、黄梅、广济等四县都先后陷于敌手。
与此同时，第6师团因伤亡过大，也暂时失去了进攻能力，只得一边在黄梅、广济休整，一边等待后方新兵补充。
黄梅、广济之后，即是长江上第二大要塞田家镇要塞，也可以说两县是田家镇的屏障，其作用犹如大、小关之于安庆。
鄂东属第五战区，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因患牙疾，由人称“小诸葛”的白崇禧代替指挥。白崇禧决定趁第6师团处于休整之际，大举反攻黄梅、广济，用以保障田家镇，这就是黄广战役。
反攻行动由川军和桂军共同承担，川军攻黄梅，桂军攻广济。
第6师团失去进攻能力，并不代表连防守能力也一并失去了。在黄梅外围，它设置了多层铁丝网和障碍物，火力配备甚为严密，还配有野炮支援，白天根本就接近不了。
川军遂改昼战为夜战，以“摸夜螺丝”的方式，发动奇袭，曾占领四座地堡，但天一亮，日军骑兵一冲，就顶不住撤了下来。
为了能攻下黄梅，许绍宗把集团军直属炮兵营都拉上来进行支援。这个炮兵营共有重迫击炮四门，算是川军最好的重型武器了，可实际上对攻坚的作用并不大，因为每门迫击炮仅配十发炮弹，根本就舍不得用，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
打了五天，川军依旧没有攻下黄梅，桂军也未能拿下广济，中日双方在鄂东形成了对峙局面。
就这种以收复失地为目标的战役而言，对峙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失利，白崇禧发起的黄广战役未能收到实际效果，第6师团则乘机进行新兵补充，又部分恢复了进攻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田家镇的沦陷。
田家镇失守后，日军海军陆战队得以越过这一要塞，在第五战区背后登陆，于是整个战区部队都面临着后路被切断的危险。
此时李宗仁已返回前线，急忙调许绍宗第二十九集团军前去阻击。
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出发，其前卫部队893团于黄昏时分赶到登陆地点黄柏附近，恰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大队狭路相逢。
黄柏有一座九狼山。大家都知道制高点的重要性，二话不说便展开了对山头的争夺，其实就是看谁先到达山顶。
四川尤其是川北多山，川军爬起山来个个飞快，一会儿便登了顶，而日军好不容易才爬到山腰，就再也爬不动了。
拂晓以后，大家都看清楚了状况。日军还在流着哈喇子仰头往山顶望，山上已经落下了弹雨——手榴弹雨。
川军守滕县时用的手榴弹为第五战区所发，一般情况下川军使用的都是川造麻尾手榴弹。
这种手榴弹系刘湘的重庆兵工厂出品，因其形状好似四川的大头菜，因此川军也就把它称为“大头菜”。“大头菜”并不像它的名字听起来那么好吃，尤其扔出去不会马上爆炸是其一大缺陷，地面作战时，日军常常还会捡起反掷回来。
到了山上，“大头菜”才有了销路。日军没法反掷，只能照单全收，不是肚子被胀破，就是双腿一软，跪倒在地。
“胀破”的是指挥登陆的大队长及一众日兵，在九狼山横躺竖卧，“跪倒”的是曹长荒木重知注等人，余部匆匆忙忙跑下山，在舰炮的掩护下，躲军舰上歇着去了，川军共缴获武器及各式军用品五百余件。
日军曹长荒木重知注在入伍前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学生，学过汉语，能说两句夹生的中国话，这在关键时候救了他的命。当川军冲杀到眼前时，他双膝跪地，一挺歪把子机枪举过头顶，连声哀求：“大大的顶好，大大的顶好！”
战场上，这家伙孬的不行，说软话救小命，一下火线却又嚣张起来，竟然还以歪把子机枪的主人自居，别人一碰，就乱扑乱叫：“我的，我的，不准，不准！”
接着又嚷：“米西，米西。”
知道他饿了，要吃饭，众人就把正在吃的锣锅饭给他。谁料这哥们嘴还特别刁，一个劲抱怨：“不卫生，不卫生，面包的好！”
中国军人，有锣锅饭吃就不错了，还有面包，谁见过那洋玩意？
后来荒木重知注被送往重庆，仍不忘告川军一状，说川军“虐待俘虏”，不给他面包吃。那时刚刚才能抓到成批日军俘虏，对俘虏政策要求很严，严禁虐待，报上去后，军委会也没问清楚，就给第二十九集团军记了一个大过。
九狼山之战是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以来打得最好，也最痛快的一仗，一个团打垮日军一个大队，即便战斗力较强的“中央军”都难以做到。此后军长廖震又亲率一旅，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光活捉的日本兵就有十几个，缴获战利品甚多。
这支原本处于二线的川军集团，终于出状态了。
继第二十九集团军之后，又一支集团军规模的川军出现在武汉会战的战场，领衔者赫然就是在竞争中失利的王陵基。
职场从来是如此无情，落选之后，墙倒众人堆，曾以励进会太上老师爷自居的王陵基已成孤家寡人，被川人再次奉送雅号：樟茶鸭子。
樟茶鸭子是一道著名的川菜，经过烹制端出来的鸭子肉质酥软，只有嘴壳还是硬的，以此比喻王陵基光说大话，实际“色厉而内荏”，到了见真仗的时候谁都搞不过，连王缵绪都能压他一头。
蒋介石忽然来电召王陵基去武汉面谈。
“樟茶鸭子”起初根本不敢去，追根溯源，他正是四川抵制运动的发起人，张群和顾祝同无法入川，可以说他是主要的罪魁祸首，现在老蒋不是要趁他落魄，来个秋后算账吧？
忐忑不安之下，王陵基托人去找张群探听内幕。张群颇有政治家风度，未计较过往恩怨，透露他这一去，不仅绝无危险，蒋介石还将“有所借重”。
有了底之后，王陵基才飞赴武汉，战战兢兢地去谒见蒋介石。
以为就算要“借重”，谈话中免不了还是要牵扯到一点抵制运动，王陵基心里已准备好了能敷衍过去的理由，也准备老老实实交代情况，反正既到如此地步，就是被骂被打，都是活该了。
不料见面之后，蒋介石对此没有提及只言片语，反而温慰有加，再三说他对刘湘的部属会加以爱护，就像刘湘生前一样。
蒋介石甚至没有避讳和刘湘那种既有互助扶持，也有纠葛斗争的复杂历史关系，同时强调说，“中央”有时过于迁就地方，这对国家，对抗战都是不利的。
言下之意，希望王陵基不要像刘湘那样桀骜不驯，都到抗战阶段了，还整天想着内部斗来斗去。
最后，蒋介石寄语王陵基，要他想办法再组织一个集团军，一心一意出川抗战。
恍如眼前电闪雷鸣，王陵基完全惊呆了。
从张群那里得知会“有所借重”后，他也曾翻来覆去地捉摸，推测蒋介石究竟会“借重”到一个什么程度。最高的奢望也不过是凑一个军，让他当军长，他从来没想到蒋介石竟然会像对待王缵绪一样，提升他为集团军总司令。
王陵基几乎都要哭了，当即誓以忠诚报答，并且还坦白说，以前因为刘湘是他的“主公”，所以只知有刘，不知其他，乃至于做出类似于抵制运动那样“桀犬吠尧”的事——桀的犬仅效忠于桀恶人一个，哪怕是干出朝着尧圣人怪叫那样的事。
谒见结束，王陵基立即回川组织军队，可是回川之后，他才发现这件事难度之大：驻川的正规川军大部分都进入了第二十九集团军，因为励进会的关系，麾下的保安团队也与自己若即若离，哪里还有多余人马可供编组。
大家都认为王陵基不可能再编出一个集团军，尤其是王缵绪，得知王陵基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直接被蒋介石任命为集团军总司令，那个羡慕嫉妒恨啊。
彼时王缵绪已获代理省主席一职，志得意满之余，表面上还得摆点姿态，因此一再声称要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欢送王陵基出川抗战。
王陵基听了，便说：“我老了，没有钱，没有兵，一个空的集团军司令能带多少人呢？”
王缵绪嘿嘿冷笑：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材料，你还要去过那个官瘾？
一个人的荒野，常常就是另外一个人的主题公园。王陵基这么说，王缵绪反而起哄得更起劲了。
看来即便套上省主席的西装，王缵绪还是那个王缵绪，并没有变得更知性，他的目的，无非是要将老家伙推到阴沟里，好好地丢上一把丑而已。
王陵基哪能不识其中滋味，他当即拉下脸，让人责问王缵绪，认为王缵绪是嫌他，怕他留在四川捣乱，才急着要赶他走，带来的一句话是“王老幺（王缵绪）就这样要我走吗？叫他拿话来说！”
拿话来说，就是要钱要人的意思。王缵绪明知王陵基编不出军队，但又要看他笑话，就爽快地以省主席名义批了一笔出川军费——钱给了，至于人，对不起，我实在爱莫能助，只好您老自己想办法了。
王缵绪是绝不相信王陵基能搞出什么名堂的，私下里甚至扬言：“王老方如能编成一军，我就不姓王！”
可是众人都小看了王陵基。王陵基虽然因自高自大吃过无数的亏，却并不表明他没智商，更不是一个政治白痴，在眼前似乎已无路可走的情况下，他突然爆发，把军事指挥上的能量全都移植到了政治场上。
即便在王陵基带头一呼，率领励进会闹事的时候，能够真正掌控励进会的也不是他，或者说不是任何一个军人——刘湘在布局时几乎每一着棋都经过深思熟虑，他绝不会容许军权在手的人跟他争夺励进会。
刘湘在的时候，励进会唯其一人左右，他不在了，起实质性影响的还是刘湘的影子，也即刘湘的那些心腹谋臣，具体来说就是“甫系三老”再加一个傅常。
傅常在四川军人眼里，已成“叛徒”，就像垃圾被放进了垃圾桶，没人再搭理他了。剩下的便是“甫系三老”，潘文华能当励进会会长，可以说皆赖钟体乾护佑之功。
因潘文华被蒋介石调去阆中修大巴山工事，已入幕于潘文华的钟体乾和乔毅夫也不得不随同伴驾，离开成都，这样，睡诸葛张斯可就在励进会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和发言权。
王陵基单刀直入，决定去找张斯可。
在与钟体乾、乔毅夫分道扬镳后，张斯可也急需通过实际行动，以借重于蒋系阵营，因此两人谈得很是投机。
之后，张斯可便在励进会内多方斡旋劝说，终于说动众人，率先将四川保安团还原为正规军。
保安团还嫌不够，张斯可又通过密商，把原属绥靖公署指挥的独立旅调了出来，一共是四个独立旅和八个保安团，终于凑足了一个集团军的编制。
第三十集团军能够成功编组，张斯可居功至伟，王陵基对此感激不尽，专门任命张斯可为军长，但张斯可只是政治场上的诸葛，既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因此并没有随王陵基出川，由副军长代理其进行指挥。
因为是靠张斯可一张嘴编织起来的，第三十集团军的人心并不是很齐，约束力也不强。王陵基任命的四个师长，只有两人随其出征，另外两人都以患病为由请假留川，此外绥靖公署所属的两个独立旅又远在西昌，集中缓慢，所以王陵基很晚才得以率部到达前线。
此时正是前线急需兵力的时候，陈诚来一个是一个，赶紧把王陵基派上阵。
一打，出洋相了。
第三十集团军的兵力主要来自于保安团，其中大部分是川军缩编时退下来的官兵，既被缩编，当然应归入“老弱”之列，在未重新进行整训的前提下，骤然之间根本无法胜任这种大规模、高强度的战役。
各部纷纷败下阵来，仅在万家岭西南的麒麟峰阵地坚守了一段时间。麒麟峰山势险峻，不过山上仅能部署一个营，王陵基便将主力集结于此，采取轮换制，每天一个营，逐营替换，因伤亡过大，最后还是坚持不住退了下来。
刚出川就打了败仗，王陵基感觉很是受不住，毕竟他和杨森一样，从前打仗都胜多败少。
王陵基一通大吵大骂，可又不知道该朝谁发泄才好，幕僚劝慰他说，算了，吵架也没用，赶紧把现有防线固守住，先确保再不后退，然后寻机积极反攻才是正经。
王陵基觉得有理，遂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整理和训练，准备扳回局面。
整训需要时间，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随后的问题不是出在“小泥鳅”们身上，说来说去，还是“大块头”惹的祸。
第三支川军集团来了。
从徐州撤出后，孙震第二十三集团军人马不整，但前方作战又急需兵力。李宗仁便让孙震将尚能作战的部队，编成第124、第125两师，前去参加大别山以北的信罗战役（信阳至罗山）。
第125师到达罗山县城西十里时，因不知城内虚实，师长王学姜命令部队就地扎营，他带上一名团长，两人打马先去察看地形。
中午走的，到傍晚还不见人回来，只是听到城门方向枪声密集。经过侦察，发现是日军正在进行迂回。
顾不得找师长，部队首先往前建立阵地，以阻击日军西进。前进过程中，电话兵沿途看到电话线便试线、呼叫，呼来呼去，猛不丁跳出一个声音，说话的人竟然就是“失踪”了的师长王学姜。
原来白天王学姜看完地形待要回身时，日军已经迂回上来，王师长避闪不及，只得退入罗山县城，进去之后才知道是座空城，于是拿起电话就打，凑巧便跟部队联系上了。
午夜过后，趁日军注意力转移，王学姜骑马出城，绕道回到了师部。
沿这一方向进攻的日军虽曾占领罗山，但一时无力分兵驻守，这才造成了一座空城，也让王学姜多了一段大难不死、绝处逢生的佳话。
因孙震有事回川，两师系由军长陈鼎勋指挥。陈鼎勋在得到王学姜的报告后，当晚便调整部署，将第124师推进至罗山附近的任岗，与第125师进行衔接。
日军增加兵力后，即从他们认为有空隙的地方发起进攻，但这个空隙正好被第124师补上，也因此第124师这一侧的战斗最为激烈。
由于一开始双方兵力都不是很足，尝试小部队进袭成为双方最为青睐的招数。第124师派小部队袭击日军营地，日军第二天便“投桃报李”，派先遣队迂回到川军右后背，攻下了小罗山高地。
小罗山高地下面就是第124师师部，在日军机枪的封锁下，师长曾苏元被关在屋子里出不去。情急之下，他打烂墙壁，才得以脱离危险。
脱险之后，曾苏元便请求“中央军”的战车防御营予以支援，用十二门战车防御炮对日军盘踞的山顶大庙进行轰击。
战车防御炮（简称战防炮）曾在台儿庄战役中建立殊勋，它专用于打坦克，打大庙当然更无问题。在炮火攻击下，日军被迫从大庙逃出，川军预备队乘势用轻重机枪猛烈扫射，从而一举收复了小罗山。
曾苏元其实打得很好，可是被迂回偷袭这件事，让他开始心有余悸：日军这一次派先遣队迂回，下一次会不会改用主力？万一真是如此，突前于任岗的那些部队可不就要被“包饺子”了？
曾苏元于是决定放弃任岗和罗山城，对军长陈鼎勋一讲，陈鼎勋当然不同意，随即派员督战，不许弃城后退。
川军里面的人事关系非常复杂，曾苏元原归孙震部下，如果是孙震在这里下命令，他不敢不听，就像滕县保卫战时，孙震给王铭章下达死命令，王铭章也没有任何价好还一样。
陈鼎勋却是跟着邓锡侯的，也就是说，曾苏元并非陈鼎勋的直属部队，他可以不听陈鼎勋的命令！
随着第124师擅自撤出罗山，第125师立显孤立，于是整个防线都被迫后移至小罗山，兵力分摊也更为单薄。
小罗山与信阳成同一水平线，日军很容易就可以穿隙而过，对信阳和武汉形成双重威胁。负责指挥信罗战役的胡宗南此前已将主力集结于信阳，在意识到日军可能从小罗山实现突破后，他即刻从信阳派出一旅主力，配属独炮团、战车防御营，在小罗山进行正面设防。
小罗山多湖，经过大规模的炮战，湖面上到处漂浮着死鱼，而在胡宗南的强力阻击下，日军的多次进攻均告失败。
武汉会战前，中国军队很少能抓到俘虏，即便偶尔抓到，也是一副打死都不开口的范儿。到武汉会战，抓俘虏就变得相对容易多了，这主要是因为迭次会战打死打伤了大量日军老兵，不得不以新兵进行补充，而新兵的武士道精神显然比不上老兵，思想也没那么顽固，特别是其中的学生，更是舍不得浪掷小命。
川军曾抓获几名日本兵，都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学生，参军不久就来到了中国。据其中一人招供，日军在信罗战役中的重点其实不是罗山，而是信阳，但在对信阳进行反复侦察后，他们发现信阳建有国防工事，而且胡宗南早就设重兵于此，既有坦克，又有大炮，并不易攻克，或纵使攻下，也需付出较大伤亡代价。
基于这些考虑，日方便把罗山作为了突破方向，川军退至小罗山，增加了其乘隙而入的机会。
不久之后，日军果然从川军一侧钻了过来，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胡宗南被迫撤出信阳。
信罗战役的失败立刻使武汉外围危机四伏，基于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出现，蒋介石最终做出了放弃武汉的决定。
武汉大撤退，本来计划得很好，确定由徐源泉集团军掩护大军撤退，然后留守大别山。但徐源泉违抗军令，擅自后撤，从而使得撤退秩序一下子变得混乱不堪。
1938年10月17日，在冈村的严令下，仍在等待兵员补充的第6师团提前发动了进攻，结果轻而易举便得以快速西进，一个穿插就绕到了川桂两军身后。
许绍宗有烟瘾，当时还在床榻上吸鸦片，听到日军已绕到背后，并接近集团军总部，吓得把烟盒烟枪一扔，赶紧率总部及直属部队沿山间小道后撤，与各军的无线电联系也随之中断。
前线川军失去了与总部的联系，又得知后路被截，立刻陷入惊惶之中，各师秩序大乱，造成官不知兵，各不相顾，全都没头苍蝇一样地寻路突围，其中两个师长甚至丢下部队，只身逃回了四川。
危急之中，参加九狼山之战的893团所属步兵旅挺身而出，就地反击，才为撤退大军打开了一条救生的通道。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南岳召集军事会议，对武汉会战进行检讨。会上，军法执行总监陈调元指责川军在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全局。
首先批评的是许绍宗，接着焦点就集中到了王陵基身上，说他不仅吃了败仗，后来拨两支“中央军”供其调遣，又不亲临前线指挥，以致贻误了战机。
因为没有经验，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总部与前线相距较远，情报不灵，“中央军”又不归他直属，所以他不是不去指挥，是没赶得上。
当然这些并不能成为免责的借口，王陵基由此惊惶不已，以为必受军法处分。
入暮之后，许多厕所和一些过道都贴出小标语：“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会场内外的气氛极为阴沉。
晚上，陈诚求见蒋介石。
在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属于陈诚的第九战区序列，作为王陵基的临时上级，陈诚颇替王陵基叫屈。据陈诚分析，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属于新编部队，不能立即投入使用，必须给予相当的整训时间，而且从几支川军的临场表现来看，这些西南地方部队更长于山地作战，平原阵地战并非强项。
陈诚得出的结论是，王陵基吃败仗，是他这个战区司令长官使用不当造成的恶果，他愿为此承担责任。
在陈诚看来，王陵基起码在及格线以上：他几乎最后一个才知道要弃守武汉，但并没有马上溜号，而是认真部署，先将第三十集团军安排撤走，又去向陈诚报告和请示了任务，之后才离开战场。
听了陈诚的话，蒋介石对王陵基的印象大变，第二天不但未对王陵基进行处分，还进行了表扬和鼓励，对许绍宗也看在川省主席王缵绪的份儿上，免予处分。
两个集团军勉强过关，然而内部检讨并没有结束。
第二年夏天，蒋介石在西安开会，又提到了武汉会战，并且一段一段进行了细抠。
说到信罗战役的时候，马上牵涉到弃守罗山的责任该由谁负。第二十三集团军的将领都在会场上，师长曾苏元吓得脸色惨白，再三再四地申诉，说他放弃罗山实属迫不得已，否则全师可能遭日军迂回包围云云。
蒋介石认为这个理由不充分，仍然坚持要曾苏元作出解释。孙震见状赶紧替部下打掩护，请求给予曾苏元戴罪立功的机会，蒋介石这才勉强答应，但仍然给曾苏元记了两次大过，军长陈鼎勋更倒霉，因为负连带责任，也受到撤职留任的处分。
第二十三集团军内部对此很不服气，其实他们真的已经很幸运了，不客气地说，若不是体量庞大，且有“背景”，所得到的处分就完全不是记过或留任的问题，而非得有几颗人头落地不可。
这就是战争，有离谱的精彩，更有离谱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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