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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雄兵川军团：强人本色
作者：关河五十州
内容简介
抗日战争期间，多支川军队伍或正面或侧面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死伤无数，其中诸多重要战役均有川军参加作战。抗日川军中以杨森的部队最具代表性，全面展现了川军的英勇和爱国。 八年抗战，四川先后为前方各部队补充兵员250多万人，南北各战场，无川不成军，无役不有川军抗战部队，无部不有四川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无处不洒遍四川人的热血可谓真正的铁血雄兵。
第一章 瓜熟蒂落
刘文辉：字自乾，生于成都市大邑县。西康建省后，出任西康省政府主席。二刘之战失败的结果，让他更加工于心计，遂有多宝道人之称。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时任四川省主席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彭焕章：生于四川省永川县。在川军中仅属三线将领，一直留守四川。时任第一六四师师长。
邓锡侯：生于四川省营山县。时任川康绥靖主任。
潘文华：生于四川省仁寿县。刘湘死后，他被推为武德励进会会长，基本继承了刘湘的衣钵。时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川康绥靖副主任。
张群：生于四川省华阳县。杨永泰死后，他成为政学系首脑和蒋介石的首席幕僚，在整个抗战中，他都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最终，通过纵横捭阖的政治手腕和技巧，成功出任四川省主席，为四川政局的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前方战火连天，后方也正沸沸扬扬，不过全是闹事的。
刘湘病死之后，川中群龙无首，众人皆跃跃欲试。原来蜗居西康的刘文辉因此被一些人拥护，所谓川中之位，“非自公莫属”，他由退出四川转为插手四川。
蒋介石知道刘文辉的分量，为了安定后方，在武汉时期就把他召去汉口，又是一起吃饭，又是一起照相，对之“慰勉有加”。刘文辉在四川军政首脑中以擅长政治著称，他立即牢牢抓住这一机遇，回雅安之后，便把他和蒋介石的合影放大，一个连队发一张，以扩大影响，树立形象。
随后拖延了好些年的西康建省也有了着落，刘文辉被正式任命为西康省政府主席，当然这些都并不妨碍他和邓锡侯等人抱团抵制蒋介石。
后来蒋介石得知了他们和龙云缔结秘密协定的内幕，来了个敲山震虎，把几个人都吓得不轻，包括刘文辉在内，还得暗中通过张群求情，以免蒋介石暴怒起来，真开动“虎头铡”。
风头一过，得知是王缵绪告的密，众人都愤怒地跳了起来。而刘文辉除了怒，还有取而代之的心。
王缵绪主川后，上上下下全部换了一批人，位置一共就那么多，这批人坐上去，另一批屁股没着落的人就会跑来喊冤叫屈。王缵绪不胜其烦，瞪着眼说：“现在天都亮了，不要乱想，你们这是到皇城里抓锅盔吃，当心挨柁子！”
后面一句是四川当地话，意思是别想入非非了，当心挨揍。这帮跑官要官的一听可急了：“咦，我们也抬过轿子呀，轿钱不给，还要给我们吃手板呀？”
王缵绪理都不理。
王某现在是四川省主席兼集团军总司令，好似那泥巴里刚挖出的萝卜，一咬倍儿甜倍儿脆，我怕你们干什么？
王缵绪认为自己能够成功上位，托的是复兴社的福，蒋介石的福，跟四川这些人没有半毛钱关系，用不着有所倚靠，非但如此，他还要划清界限。
在大会作报告时，王缵绪公开说刘湘对不起他：我忠心耿耿，甫公还不信任我，派人监视我，忒不地道了。
接着又批评甫系刘、周两个师长，言辞之间毫不客气。
有人劝王缵绪：“刘湘把你提升到军长，又让你做过四川盐运使，官位提了，肥缺给了，也算不薄，他有啥子对不起你？人都死了，何必恶语相加？你批评的那两个师长都手握兵权，你又无力消灭他们，又何必多惹反感？”
这哪里是好意规劝，分明是恶毒攻击啊。王缵绪反感透顶，抗战了，什么都在涨价，就是人越来越贱
，你就不能给我闭嘴消停一会儿？
他一句话把那人踹得老远：“你清楚，还是我明白？你既然这么清楚，为什么不当省主席呢？”
其他师长见王缵绪架势不对，便由彭焕章领着，想去找王缵绪疏通一下。众人在省府等了一个多小时，王缵绪才姗姗而出，开口便说：“现在不来这一套了，你们别想朝我说情！刘、周驻军的地方乃四川富庶之地，如果他们不让开，我的政治就推不动。他们不去前方抗战，老躲在后方干啥？”
彭焕章等人没想到王缵绪竟如此六亲不认，气得拂袖而去，从此与王缵绪结下了梁子。
外界因此议论纷纷，不是说王缵绪“老乱”，就是评价他“望之不似人君”。靠着王缵绪得志的那些人觉得不对劲，开始帮他多方设法，以挽回人气。
王缵绪的一位友人是张澜的同乡兼学生，便提出应把张澜请到省府来议事，实际是想造成一种礼贤下士的印象，借此抬高王缵绪的个人声望。
王缵绪同意了，友人提出，是否派车去接，王缵绪沉默半晌，说了一番话，差点让友人石化。
王缵绪说：“我为啥要约他谈？我谈的他听不懂，他谈的我不愿听。我不派车，你就跟他说，让他爬过来吧！”
王缵绪要与四川军政甚至是民间耆老们划清界限，指天打地，一会儿要抓“大烟贩”（指刘文辉，暗指其吸鸦片），一会儿要抓“登
徒子”（指潘文华，暗指其好色），一会儿要打“躺在烟盘子上烧鹅毛扇子的诸葛亮”（指张斯可，同样讽刺他吸鸦片），可谓是四面树敌。
此举乐坏了一个人：“大烟贩”刘文辉。
被刘湘赶到西康后，刘文辉在消沉了一段时间后，开始进行反思，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衰弱得这么快。
成都武侯祠的一副对联进入了刘文辉的视线：“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自古以来，单靠武力都是不行的。领悟这个道理之后，刘文辉逐渐改变策略，向水晶猴邓锡侯学习，广交朋友，遂得名“多宝道人”。
醒悟过来的刘文辉一眼就看出，王缵绪是在走他的老路，掉坑是必然的，那他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
刘文辉主动参加纪念刘湘的集会，会上发表演说时，首先引用了一句古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要追思他同刘湘的感情，见引起了听众的共鸣，他又不失时机地讲到和刘湘曾经的不和，再三说“君子之过如日之蚀”。
这个世上谁没有过错呢，我们叔侄不和，也许双方都有过错，关键是活着的人要知错就改，那他还是个君子。
都与刘湘有过节，可你看看人家多宝道人这张嘴，马上就借着刘湘把自己的形象给树了起来，这就叫做同是一把剑，耍得不一样。
刘文辉“怆然而涕下”，哭
了，王缵绪痛骂加嘲弄，笑了。一哭一笑，得到的反应完全不同。
在甫系军人看来，刘幺爸的哭，表示很成熟，王缵绪的笑，表示不牢靠，他们自然而然地对刘文辉有了好感。
甫系将领各有归属，有的属邓锡侯旗下，有的归潘文华掌握，刘文辉趁热打铁，与邓、潘彻夜密谋，商议如何逐王。
邓锡侯恨王缵绪对老蒋告密，险些害他马失前蹄，潘文华除了这些，还有另外的仇隙。比如王缵绪本来说三个月之后就会将省主席还给他，眼瞅着一年多过去了，也没见“老乱”吭个气，弄得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又比如，王缵绪任用人员，很多是复兴社成员或黄埔学生，潘文华亲信及甫系军人因此便被撤换，这也等于是踩到了老虎尾巴。
1939年8月5日，川军留在后方的七名师长，由彭焕章领衔，发出了反对王缵绪的联名通电，公布王缵绪十大罪状，要求蒋介石予以撤换。
所谓十大罪状，其实并无多少能抬到桌面上来讲的理由，大部分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中真正有点人证物证的竟然是“侮辱出征军人家属”。
怎么回事呢，是省府举行出征军人家属座谈会。王缵绪出席讲话，兴之所至，对家属们说：“军人出征打仗，这是光荣的，你们在家应恪守妇道。”
随即他指着一个穿高跟鞋的军属说：“你这个打扮就不对，穿
着高跟鞋在马路上摇摇摆摆，是不是想不守妇道呢？”
这个军属立即哭了起来。
王缵绪言辞固然不当，可也不至于上纲上线到要撤他的职。逐王的这些人全然不管这些，反正左右是要个名义，只要目标锁定，就是躺地窖里也得让你中枪。
电文是七师长发的，根子却出在主席台，而且就在前三排——七师长分属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他们不过是在前台唱戏，后台导演的是前三排的那三个政客。
王缵绪下台，就有一个省主席让谁继任的问题，三人之中，刘文辉和潘文华都觊觎此位，但这不是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得靠实力说话。
比大比小，潘文华最大，七师长中数他的亲信最多，里面只有一个师长是刘文辉的部下，于是便内部拟定由潘文华出任省主席。
刘文辉起了个头，结果花却没能落到他家，心里当然不爽，可是也无话可说。
在发出七师长通电的同时，潘、邓、刘三部也做了军事上的准备。七师长听命行动，不在成都的往成都集结，在成都的作战时戒备，有的师长连出门会客都改乘大卡车，车上架设机关枪，如临大敌。
四川当地顿时谣言四起，这个传某川军师长要杀进成都，那个传陈诚将派两百架飞机轰炸成都。整个大后方人心浮动，乱成一团。
蒋介石一接到七师长电文，脸色就沉了下来，说：“这几个烂师长又闹
乱子了。”
王缵绪急不可待地要与四川地方“划清界限”，是以为只要有老蒋罩着，便会万事大吉，他不知道老蒋也有很多摆不平的事。
武汉失陷之后，四川已完全成为指挥抗战的中心，以及兵源、粮源的主要供给基地，前方军事又如此紧张，哪里还吃得消再来个“七师长兵变”。
蒋介石急忙指定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国光出马，由他负责找邓锡侯、潘文华，以便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定川局。
1939年8月12日，贺国光从重庆飞抵成都。
在七师长电文发出之前，四川的三大政客早就借故分别溜出了成都，刘文辉返回西康，潘文华去阆中绥署，邓锡侯到川东阅军。
贺国光给邓锡侯和潘文华连番发电，潘文华以防务要紧为借口没有回来，只有邓锡侯飞回了成都。
闹事不是目的，仅是手段。既然已惊动老蒋，戏也就没必要演过头，邓锡侯在成都约集众将，要他们维持地方治安，静候“中央”处理，潘文华也向彭焕章等人发出指示，告之前方正在抗战，后方不可“打响”。
七师长于是会集成都听候消息，其中属刘文辉麾下的是刘元塘。刘元塘自会理一战晋升中将后，便被调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三年，从陆大出来，眼界也跟着扩大了一圈，他向刘文辉提出，要求升为军长。
刘文辉把侄子视为中了蒋介石“毒”的人，
刘元塘这么一说，更有“逼宫”之嫌，因此他回答：“你要当军长，只有我让位了，可是你别想错了，军权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刘文辉没让刘元塘当军长，只在师长之上多给了一个团。
刘元塘很是沮丧，便把升职的理想放到了出川抗战上，整天闹着要出去打仗，到成都后就不肯再加入七师长团体：我收的不过是白菜钱，干嘛替你们去操那卖白粉的心？
倒是他的弟弟、副师长刘元琮热衷此道，替了哥哥的位置。
有人要退出，还有人要加入。王陵基出川抗战后，其四川保安处长一职由刘兆藜接任，刘兆藜已投于潘文华帐下，但他胆子小，起初不怎么敢闹事。后来一看，七师长发出了这么一个几乎相当于造反一样的电文，不仅没因此得到任何处分，还抬高了他们的地位，这下再也忍不住了。
肉熟了没味，再不插上一腿可就晚了。刘兆藜也跑去跟七师长混在了一起，大家杀雄鸡，吃血酒，结成“七加一”式的联盟。有人前来劝解，就硬邦邦地甩下一句：“一切要王治易（王缵绪的字）先下台再说。”
官不在大，有权则灵，或者换句话说，有军权则灵，王缵绪贵为四川省主席，可在这帮人眼里，也不过就是个即将下台的小丑罢了。
这八个带头的，再加上其他起哄的，看热闹的，总共有二三十个，每天聚集在彭焕章的师部，或吞云吐雾，或推推麻将，或酒肉征逐，或谈古论今，那个放松与惬意。
幸福是什么，猫吃鱼，狗吃肉。“七加一”里面，除了刘兆藜，其他人原先在四川军政界都谈不上什么地位，现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四川到国内局势都得跟着他们转，看他们脸色行事，夫复何求？
王缵绪众叛亲离，落到了比当年王陵基还要不堪的地步。邓锡侯明确宣称：“王老幺一定下台，就看下文如何分解了。”
曾被王缵绪赐以“爬”待
遇的张澜也说：“王缵绪以为反对我，压迫四川军人，就可以博得蒋介石的欢心，在四川便可长命富贵。可是他不知道，只要大家不同他合作，蒋介石就必然只能牺牲他，王缵绪真愚蠢啊！”
贺国光在成都无力回天，一再悲叹：“四川情况复杂，王治易（王缵绪的字）如何搞得好哟。我的行辕尚在成都，他们都不理会，以后只能看委员长如何决定了。”
蒋介石如何决定，还得看王缵绪如何处置，看他能不能稳得住川局。
答案是否定的。王缵绪的嫡系人马已编入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抗战，他在四川等于是光杆司令，只有整军会议时编为保安队的一些老部队可为依赖，就是这些部队，还在刘兆藜名下。
当周围的川军各部陆续开拔，向成都逼近之际，王缵绪根本无力应战。与此同时，第二十九集团军代总司令许绍宗向重庆军委会发出电文，称他当代总司令已当了一年多，而按照相关规定，代理六个月就可以补升总司令。
许绍宗说，要么给他转正，要么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脱离第二十九集团军。
听到这一消息，王缵绪有种一篮子鸡蛋全要碎光的感觉，便情愿舍省主席不当，自己出川抗战，以保住集团军总司令一职。
1939年9月7日，蒋介石电召王缵绪飞重庆。事前，他已知道王缵绪愿意出川抗战，便安慰王缵绪说：“你到
前方把你的部队整训一下，我让人代理一段时间，你再回来。”
对蒋介石来说，现在棘手的已不是让王缵绪下台，而是新的省主席人选。
潘文华、刘文辉都想要这个位置，蒋介石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两人都不称职：潘文华诚如王缵绪所说，已由昔日勇将变成了好色的登徒子，精力很差，难以应付川省繁重的公务；刘文辉则是心怀叵测，犹如刘湘第二，变着法都想在后面搞点事出来，蒋介石对他最不放心。
蒋介石的方案是让张群主川，这一意图甫一流露，邓、潘、刘就表示强烈反对，并通过他人直接告诉张群：“你现在主川的时机还未成熟。”
蒋介石闻悉后，电召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来渝。见面之后，他先好言安抚，说王缵绪不称职，我一定予以撤换，但时局艰难，还希望大家风雨同舟、共挽危局。
接着个别沟通，其实主要是跟潘文华和刘文辉沟通。
蒋介石问潘文华：“四川人为什么不满张岳军（张群的字）？”潘文华说：“岳军离川太久，大家不了解他，所以无感情。”
在召见刘文辉时，蒋介石便问他：“你们主张川人治川，张岳军川人也，你们反对，说彼此没有感情。王缵绪也是川人，你们在一起多年，为何又反对？那么你们认为什么样的人才适合？”
刘文辉倒想说他自己最适合，但又不便直接讲出来，灵机
一动，施展出他的演说功力，洋洋洒洒地讲了一段典故。
刘文辉说，自古治蜀有名的，公推二人，一为西汉时的文翁，一为三国时的诸葛亮，如今四川各地的很多庙用于纪念文翁，川康农民头包白布，则沿袭于当年民间为诸葛亮挂孝。
刘文辉越说越得意：“文翁是安徽人，诸葛亮是山东人，都不是川人，可见无论是谁，只要爱川民如子，川民便敬之如父，与出身籍贯何关？”
多宝道人如此引经据典，是为了回应他为什么要反对王缵绪，孰不料话一多就有了破绽。
蒋介石听后沉思片刻，过了一会忽然开口：“既然这么说，只好由我来兼任省主席了，以贺国光任秘书长，代行职务。”
你不是说了吗，只要“爱川民如子”，可以不管出身籍贯，蒋介石是浙江人，你敢说不符合条件？
刘文辉没想到蒋介石还有这一手，顿时呆住了。
作出这一决定后，蒋介石又单独召见潘文华，对他说：“省主席一职，本来要借重你来担任，但是大巴山防务很重要，关系国家安危，恐怕你难以兼顾。因此由我来兼任省主席，一俟时局稍缓，这个位置仍然留着给你。”
潘文华的反应也跟刘文辉一样，哭笑不得。冠冕堂皇的理由原本都是他们用来对付蒋介石的武器，不料老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来堵住了他们的嘴。
再复杂的表情，也难以掩盖
毫无准备的智商，潘文华手足无措，脑子里有如一团乱麻。蒋介石那里则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国防部已经敲定，要向大巴山工程增拨十万元工程款，你回去后要认真把工程搞好……”
川局再度得以恢复平静。王缵绪卸任离乡，临行时他向蒋介石提出，想把保安处的那些老部队收回，随其一道出征。
蒋介石抱着多少有些亏欠王缵绪的心情，当即照准，一下子拿出四个旅的番号，并指示四旅编成后，军官的选任可由王缵绪全权做主。
各人有各人的算盘，王缵绪能保住集团军总司令，已觉得庆幸不已，蒋介石还能如此额外“开恩”，让他几乎感激涕零。
真的猛士，要敢于面对扯淡的人生。1939年9月16日，王缵绪在成都发表谈话，自动辞去省主席，随后启程赶往前线。
蒋介石担任川省主席，只是在无法可想之下的权宜之计，纯属过渡性质。有人曾对他说：“你现在已兼任行政院长，不适合再兼四川省主席啊。”
蒋介石的回答是：“行政院长我可以不做，四川省主席不能不兼。”
事实上，蒋介石一共到省府才三次，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实际主持川政的是秘书长贺国光。
贺国光是个老好人，正是“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的典型，到任之后到处有人给他捣乱。
1940年10月，四川省参议会开幕，贺国光与会作报告，议员们当众进行严词质询，有理没理都挑出来讲，让贺国光大感窘迫。
蒋介石过渡，是要为一个人做阶梯，他当然不是贺国光。
自从杨永泰去世后，张群便成为了新政学系的核心。他是那种远看青山绿水，近看呲牙咧嘴的人，不深交的话，你也许会把他和贺国光等人混淆，熟悉了才能领教其厉害之处：只要他认准目标，便会一点点去尝试接近，时机一旦成熟，就会像瞬间脱离枪管的子弹，没有任何弧度地直击靶心！
张群，正是蒋介石要扶上去的唯一人选。
张群自认与邓汉祥私交很好，以前也给过邓汉祥许多方便，但想不到抵制他主川的，正是这位仁兄。
是个人，都会感觉很受伤害，张群曾对别人说：“鸣阶（邓汉祥的字）与甫澄和我同是朋友，何以竟厚于彼而薄于此？”
邓汉祥听人转告后说：“这只能怪他们手艺太瘟，刘湘尸骨未寒，猫儿哭死鼠，也要假装一下慈悲。他们不思如何吊死慰生，便迫不及待地发布新命，为所欲为，以致群情惶急，不可终日，乃是咎由自取，跟我搭什么界！”
邓汉祥尽管振振有词，但他后来的一系列举动都表明，他始终站在地方利益的角度处理问题，并没有脱离大部分川康实力派的思维模式。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刘湘去世后，职业幕僚出身的邓汉祥已把川康团体当成了刘湘的影子，他的使命就是继续为这一团体服务，当然也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
后期的邓汉祥被人称为是四川政坛的“滑猴”，几可与邓锡侯水晶猴子的外号相媲美。邓汉祥，原本智者也，然而世人不管智者愚者，说穿了都是井底之蛙，不过是有的井口大，有的井口小，邓汉祥站在他那口井下，就只能看到那么点天空，这实在也怪不得他。
张群要做的，不是跟邓汉祥怄气，而是要探寻一下，双方有无化敌为友、进行合作的可能。
探寻的结果是：有！
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可以驱走王缵绪，可是如果他们要与蒋介石在官场上单挑，谁也不是对手，特别是王缵绪揭发密约一事后，这三人整天忧心忡忡、惴惴不安，不知道蒋介石下一步会走什么棋。
张群及时抓住这一机会，以邓汉祥牵线，
发电邀请三大政客飞赴重庆。
这是张群与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第一次见面，张群首先表态：“我愿意同大家合作，在中央地方兼顾的原则下效力桑梓。”
场面话的背后，就是说他愿意利用其特殊身份，为邓、潘、刘提供保护。参与签订密约的四个人都放下了心，回成都后，邓、潘、刘发表联合谈话，说：“张岳军（张群）到渝未久，对川康军政已然明了，然而虚怀若谷，每天必要和我们见面，见面必谈数小时……”
自此以后，邓、潘、刘对张群的态度大为改变，由坚决拒绝转向加以利用。
蒋介石获悉密约一事后，只对邓汉祥略有惩戒，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其真实目的就是要与张群一拍一档，给张群制造机会。
经过密商，蒋介石发起组织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包括邓、潘、刘在内，两省九十多人被列为委员，蒋介石兼任该会委员长，邓汉祥为秘书长，实际由张群负责主持。
张群借开会之机，游走于幕后，与川康实力派打交道，大家一回生两回熟，关系益见融洽，慢慢地从“无感情”进入“有感情”。
蒋介石见张群已经打开局面，认定瓜熟蒂落，于是致电邓、潘、刘，说他要务繁忙，难以再兼顾川政，拟由张群继任川省主席。
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再加一个邓汉祥，聚在一起讨论，对张群究竟是“迎”还是“拒”。
从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上，邓、潘、刘已知其掌控川局的决心，反正哥仨谁也当不成省主席，与其让给与自己没有交情的人，倒不如选张群，因此一致表示欢迎。
1940年11月15日，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贺国光此时早已疲惫不堪，正好借机会请辞，由邓汉祥接任秘书长。
尽管川康实力派中的首脑已经点头，一些闲着没事做的小喽啰仍不免要跳出来搅局。对他们而言，有时候吃不是饿，只是嘴巴寂寞而已，他们的爱好就是唱唱歌、吓吓人。
张群就职的当天深夜，成都满城张贴标语传单，全是反对张群主川的，而且出语龌龊，竟然辱骂张群为龟儿子。张群看后脸色严峻，但他在公开场合不露声色，只安排警察局明察暗访。
事后得知，幕后主使为前成都市长杨全宇。杨全宇先前被贺国光给撤了职，唯恐天下不乱，属于一个十足的无聊政客。杨全宇自己的屁股也并不干净，他在四川粮食紧张的情况下，仍大肆囤积谷物，以图谋利，被重庆军委会给逮个正着。
张群毫不手软，他致电蒋介石，认为“不杀杨全宇则物价殊难稳定”，杨全宇遂被处以枪决。
有人说张群“外宽内忌”，然而要都像贺国光那么老实温厚，又如何治得住周围这么多鬼精的各式人物。在省议会的茶会上，张群公开表示，他追随蒋介石数十年，已然决心以身殉葬。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就是要告诉诸位：哥生下来就没想过能活着回去，肉搏还是血拼，你们自己选！
张群主川期间，正值抗战进入极其艰难时期，前方要征集兵员，供应军粮，后方政治环境复杂，派系竞争激烈，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川局混乱，影响抗战，所以他肩上的责任非常之重。
张群身材不高，然而本人很注重仪表，平时不苟言笑，一看就知道是一位饱阅时事的朝廷大员，他能成为蒋家的御用宠臣，除了严格遵循蒋介石对下属“不用私人，不许贪污”的教条外，其政治活动的能力和手腕，亦不在杨永泰、邓汉祥等诸人之下。
到职之后，张群在省府组成人员上进行了精心安排，给邓汉祥以施展的空间，同时利用自身特殊地位，尽力拉拢以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为首的川康实力派，以稳定地方。
为与潘文华交好，除由孔祥熙出面与之换帖结为兄弟外，张群也注重加强与潘文华的私交。有一次私下交谈，张群从怀中取出一个烟盒，外表十分精美，潘文华大加称赞，张群立即举以相赠。
三大政客之中，唯一没有出川抗战的只有刘文辉。刘文辉精明得很，他自己不出来，也不允许别人出来。他的侄子刘元塘闹着要出川抗战，蒋介石已给以军长名义，刘文辉以防备藏军为由拦着不放，仅让刘元塘带走了一个团。
知道刘文辉在意的就是他那一亩三分地，张群便尽量不去触碰刘文辉，能闭一只眼就闭一只眼，而且很给刘文辉面子。
某天，刘文辉告诉张群，说他的部将陈光藻想进来谒见，请张群预约一个见面时间。张群马上说，不用预约，今天就好。随即邀请陈光藻共进午餐。
久而久之，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都把张群视为自己在蒋介石跟前的保护伞，为免遭到蒋介石的整治，不仅不同张群捣乱，还为征兵征粮出力不少。
张群兼顾各方，对四川遗老们也不敢怠慢。某日，张群送客人去机场，客人去后，他才闻知张澜将来成都。
当时客机很少，重庆至成都只有一架客机往返，来回需耗时两小时，张群日理万机，但为了不失礼于张澜，仍执意站立等候，一直等到张澜下机，两人握手言欢。
张澜感慨系之，说：“四川的事，要张群来才有办法。”
张澜的话并非过誉，仅就个人操守而言，张群就有人所不及之处。他为官清廉，入主川政之前，在成都没有私宅，到任之后，借住的还是郭勋祺的房子，直到省府出资购置一院作为其官邸。卸任了，张群又把官邸交还省府。
像张群这样级别的官员，除薪俸外，都有“特别办公费”，机关越大，经费越多，编制外人员的薪金和某些特殊支出皆从这里开支。张群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抠门”，“
特别办公费”每月都有节余，身边人员能得到的额外油水很少，他的秘书和副官拿到的都是最低生活费，以致市场物价飞涨时，常有生活无法维持之感。
在政务上，张群很是勤恳。他告诫下属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国难当头，大家要以国事为重，力求做到当日事当日毕。”
张群一方面注意倾听和吸收下属的意见，能够做到从谏如流，但遇到看不惯的，也常常压制不住火气。
有一次开行政会议，某征收局长叼着长烟杆吸烟，正好被张群看见。他在主席台上厉声发问：“那是谁在会场上抽烟？”
征收局长还不知道说的是自己，尚东张西望，张群见状更为愤怒，立即用手指着说：“就是你！”
一面呵斥，一面让此君站起来，全场为之肃然。
张群认为行政会并非务虚会，必须议事决断，因此他无法容忍与会者的漫不经心。某县长出席会议时，在座位上微闭双目，张群直接给出评语：“朽木不可雕也！”
另有一次，也是在行政会议上，一县长忽然离席朝张群耳语，张群听完连连摇头，此人只得退归原位。
张群在会议结束时道出了缘由，原来这位县长是想向他请假，以便参加同乡会的宴席。
张群拍案而起，指名道姓地加以怒斥：“这真是太荒唐了！你来开行政会议，精神就该集中于此，今天反舍此而顾他，本末倒置，像你这样糊
涂，这样不识大体，还配做一县之长吗？”
张群在与邓汉祥闲聊时，也承认自己易动肝火，这是他的短处。张群的补救之法是，在怒气未平之前，对任何问题都绝不轻作处理，所以他因感情用事而造成的失误较少。
张群入主川政后，四川政务趋于正轨，人心渐安，为抗战提供了稳固而有力的支援。
第二章 生命在于折腾
张自忠：生于山东省临清市。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兼右翼兵团总司令。
王缵绪：字治易，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丢掉四川省主席一职后，以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正式出川抗战。
陈万仞：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时任第二十一军军长。在郭勋祺、刘兆藜回川后，他以马当一战，成为原刘湘旧部中最为耀眼的战将。
范绍增：生于四川省大竹县。时任第八十八军军长。
罗君彤：生于四川省营山县。时任第八十八军副军长，他是范绍增必不可少的智囊，在他的辅助下，第八十八军纪律严明，作战顽强，成为江南可与新四军媲美的“英挺部队”。
张群做了川省主席，前任王缵绪选择了出川抗战。在王缵绪纵马上阵之前，他的部队也才刚刚恢复元气。
武汉会战后期，川军中打得最难看的，非许绍宗指挥的第二十九集团军莫属，几乎是被打散了架。
当廖震等人辗转找到集团军办事处时，这些军师长一级的高级官佐个个状如乞丐，身上仅着一件烂汗衫和一双烂皮鞋，一个副军长摸遍全身，只额外多出一把牙刷。
许绍宗清点残部，人马损失过半，连一个完整的营都没能保存得下来，更悲哀的是，他当宝贝一样侍候着的那四门重迫击炮，一炮未放，全部丢光了。
集团军驻宜昌办事处的负责人早将情况报告给了王缵绪，王缵绪听后着实吃了一闷棍。
损失一半，就意味着集团军编制只能缩小——想不缩也可以，那你就得像杨森那样，让老蒋追在屁股后面给捷克式。
吃了这么大一个败仗，王缵绪怎么敢跟杨森学，第二十九集团军又是他的起家资本，王缵绪当时尚在川省主席位置上坐着，生怕缩小编制之后影响仕途，于是决定砸锅卖铁，把自个儿的血本全拿出来。
他主动向蒋介石提出，所需补充的兵员和武器自理，只求能保住集团军编制。
这个面子，蒋介石没有理由不给，当即批准了王缵绪的请求。
王缵绪从四川自己的防区征补壮丁，又把原来储存的备用枪都翻出来运往前线。这些枪有的是原来打坏了修好的，有的还是手工打造的“夹板枪”，此枪扣一下打一颗子弹，一个“夹板”（弹仓）统共三发子弹，三发打完还得换个“夹板”。
反正是将难看进行到底，第二十九集团军渐渐有了些起色。
1939年1月底，893团沿河防守时，击落了一架日军指挥机。机上日军弃机驾船，想从襄河逃往汉口。
893团就是在九狼山一役中靠“大头菜”成名的功勋部队，一见哪里肯舍，紧紧追赶，终于把鬼子们全部截住干掉了。
空军的军衔一般较高，七个死鬼里面，有空军大佐及中佐各一名，机上还缴获了武器、军刀和文件。
893团首开纪录，给整个集团军带来了喜气，此时距离武汉会战才两个月不到。
1939年4月，战区给许绍宗直接下达命令，要求向东岸日军实施突击。
第二十九集团军渡河之后，乘夜进攻日军据点。据点没打下来，不过他们其实也志不在此，第二天，日军派了一个中队驰援据点，一头钻入预设的伏击圈，被四面包围。
川军激战一个小时，打死打伤日军三十多人，缴获了一批歪把子和三八式，然后又赶紧撤回西岸。
战绩不大，没什么好夸口的，最主要的是，这只是隔着桌子打乒乓，到需要身体碰撞的时候，到底虚不虚就看出来了。
许绍宗曾将一个师专门配置于襄河以东，面对面与日军作战，但很快就支持不住，步步后退，经许绍宗向张自忠请示，还是乘夜撤了回来。
第二十九集团军当时归张自忠指挥。张自忠是西北军名将，以忠勇著称，打仗时从来都是予人以安，自处危境，因此襄河东岸的激烈战事，大多由张自忠的基本部队承担，许绍宗的重点是西岸，只是偶尔才东渡执行任务。
1939年5月，爆发随枣（随县至枣阳）会战。襄河东岸全是日军，张自忠配属的两个主力师被击溃，师长吉星文下落不明。张自忠十分焦虑，在决定亲自率部东渡作战，以挽回败局的同时，他给许绍宗下达命令，要他设法把吉星文找回。
许绍宗派集团军所属的游击支队潜入东岸，在一座山间小庙里找到了吉星文。吉星文是“七七事变”时大力宣传的抗战英雄，但当时情形十分狼狈，被困于山中，身边只有几个人跟随左右。
吉星文被护送回西岸后，张自忠对他说：“你这个民族英雄成狗熊了！”
人生其实就是这边到那边的距离，中间隔着一条河，河这边可能是英雄，到了那边也可能是狗熊。
吉星文不是不想打，是打不过，若是许绍宗当时就上去，没准还不如他呢。
一直到1939年10月，距离武汉会战将近一年过去。经过不断整顿和补充，第二十九集团军才渐渐缓了过来。
这一期间，蒋介石组织各大战区，计划发起一场全国规模的攻击战，此即“冬季攻势”。
攻势启动之前，893团奉命先行，去东岸活动，以破坏日军的桥梁和通讯设施。
原计划是在襄河东岸活动两周。两周之后，攻势计划有所改动，准备延期一月，第二>十九集团军也将整体开赴东岸的大洪山游击区，因此893团又继续留在了敌后。
就是这一变动，差点让这个团遭受覆灭之险。
发给893团的电报，被日军截获并破译，日军立刻派出一个步兵联队和骑兵大队，向893团所在位置包抄过来。
新四军李先念部也在这一带打游击，事先得到了情报，赶快予以通知，才使893团提前做好准备，冲出包围后，在大洪山与集团军主力会合。
1939年12月，冬季攻势正式开始,在张自忠的指挥下，第二十九集团军参与进攻日军所盘踞的钟祥。
防守钟祥的是第16师团，该师团曾与第6师团一道攻进南京，为老牌甲种师团，战斗持续七天七夜，打得十分艰苦。
团长梁静珊在指挥作战时，身先士卒，遭到碉堡内日军机枪扫射，身中七弹而亡。当时王缵绪刚到宜昌，梁静珊的尸体也运到那里，王缵绪亲临默哀，吩咐购棺装殓，护运回乡。
到了第二年，钟祥还是打不下来，而日军援兵已经赶到，第二十九集团军只得就地退至大洪山。
早在总结武汉会战教训时，陈诚就断言，川军更长于山地作战，大洪山的地形为第二十九集团军提供了天造地设的绝佳环境，这一区域，高的是山地，低的是湖泊，易守难攻。
第二十九集团军因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作战方式，即以游击支队在大洪山外围至钟祥一带活动，主力与集团军总部则驻于大洪山中，寻机歼敌。
1940年4月，游击支队看准机会，在路上进行伏击，打掉了日军一个骑兵小队，打死打伤日军骑兵数十人。战利品送到总部，总部估计日军要报复，马上加强工事，严密防范。
来的是骑兵大队，在炮火掩护下，向大洪山某团阵地发起冲锋。守军早有防备，集中轻重机枪火力，予以猛烈射击，打得日军人仰马翻，给他们喂足了“枪弹饲料”。
日军见骑马在山里吃不开，便下马近战，守军又还以有口皆碑的“大头菜”，集束手榴弹一把把地往下扔。
在将日军打得晕头转向之际，总部抽出一个营，向日军侧背进行反击，骑兵大队扛不住了，唯有臊眉耷眼地撤回钟祥城，战死者尸体均用黄绫相裹，以太阳旗覆盖，随队带走。
据游击支队侦察得知，骑兵大队这一战伤亡了两百多人，其中包括中队长一名，钟祥城内焚尸达四个小时之久。
冬季攻势快结束时，王缵绪带着四个旅来到了大洪山。因许绍宗关键时候“逼宫”，王缵绪对其极不信任，这四个旅就是他的基本部队，由担任第44军副军长的儿子王泽浚一手掌握。
王缵绪此次亲自挂帅出征，憋足了劲，非要跟后方哄他下台的那帮人飙一飙不可，但前线的实际状况却远不容如此乐观。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几名中国记者一起，实地采访了王缵绪。
王缵绪在一所村子外面接受采访，他对能得到这次露脸的机会感到很是兴奋，摆着各种姿势，配合记者们拍照。
坐下来后，王缵绪对记者说，如果不是他被留在四川，前线的战事就不会如此糟糕，而他现在的任务，便是夺回被日军占领的所有地方。
记者们面面相觑，包括史沫特莱在内，大部分国内战场跑下来了，还没听到过哪位中国将领敢如此大言不惭地拍胸脯，打包票：以为你是战神？
牛在天上飞，都是你给吹上去的！
史沫特莱由此对王缵绪打上了个大大的问号。在她笔下，王缵绪身体瘦弱，面部僵硬，完全是一个说话抽风的“疯狂家伙”，甚至他那“令人难以忍受的自吹自擂”，还让她想起了某些无脑的美国人。
王缵绪豪情万丈，完全想不到在别人眼里会沦落成另外一种形象，他告诉记者，蒋介石已同意他在消灭前线敌人后，重新任命其为川省主席。
王缵绪以为别人不知道川局内幕，孰不知这些作者的门槛全精得很，都知道王缵绪是被政敌赶出来的，因此个个暗中偷笑。
王缵绪是老军人，探讨起军事来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显得非常聪明。当史沫特莱问起中国伪军为什么特别多时，王缵绪分析说，这是因为伪军没有读过儒家经典，在他看来，“每个军事人员都应该是学者”，这样就不会误入歧途了。
记者们脸露不屑。实际上王缵绪这一点倒不是信口开河，他本人就是地道的秀才出身。
史沫特莱有意要给王缵绪出难题，立即插嘴说，许多伪军的头头可都是饱读经书。
跟洋人真是说不通，王缵绪遗憾地看了看史沫特莱，回答说，这些伪军只不过是“肤浅地读过”这些书，未必真读懂读透。
记者们想看战绩，王缵绪便让人押上六名日军战俘。不押还好，一押让记者更加对之轻视，因为他们已经看过这些战俘，在李先念的游击队里。
王缵绪初来乍到，哪有什么战绩，只好把友军送来的战俘拿出来临时交差，结果反出了一个大洋相。
之后，众记者便以“最冷漠与最敬而远之的面容”，听着王缵绪继续夸夸其谈。
直到离开时，记者还没放过可怜的川军总司令，其中一位朝着王缵绪的背影吐了口痰，骂道：“一个典型的四川牛皮匠——呸！”
王缵绪要战绩，机会很快就来了，不过是以他最不情愿的方式。
1940年5月，枣宜（枣阳至宜昌）会战打响，这次会战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超随枣会战。交战仅仅半个月，张自忠便在南瓜店以身殉国。
日军占领枣阳后，随即回撤，王缵绪奉令衔尾追击。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补给上出现了严重不足。一名日本兵在遭到伏击时切腹自杀，
经过检查，这名士兵的胃里竟然只有生豆和稻草，由此可见日军所遇到的困境。
正是这个原因，日军此后一般只能采取扫荡方式进行作战，而不能扩大占领区。久而久之，战区便可以根据日军兵力出动的多少，来判断其“出巢入巢”的大致时间：假如是一个大队出动，一两天必回；一个联队可以待得长些，一周左右；一个旅团的话，也最多骚扰半个月。
战区由此制定出了相应战术，即在日军出动时，层层设伏截击，以拖延时间，消耗粮草，等日军要打道回府，再在归途中设伏堵击。
这次从时间和日军回撤的动向上来看，都刚刚好，正是捡漏的时候。
好机会给了王缵绪，他拎起两把板斧，呀呀叫着便从大洪山上冲了下来。
可是这次战区的判断出现了失误，日军回撤不是要收兵，而是要继续进兵，即西渡襄河，攻占宜昌。为了不影响其进攻宜昌的计划，日军武汉总部决定把作为后卫的第40师团留下来，以便全歼川军，解除其后顾之忧。
第40师团属于丙种师团，在日军师团里档次不高，可用它来对付第二十九集团军已绰绰有余。
王缵绪本是要靠咬日军尾巴来占便宜，未料到天气预报出错，对方突然转身，气势汹汹地径直朝他扑来，而且还是整整一个师团，心马上悬了起来，赶紧率部往大洪山里钻。
第40师团接到的命令，就是把第二十九集团军给卸掉，出发之前，武汉总部已经解除了配属给它的重炮兵旅团、战车团等特种部队，为的就是轻装追击，因此跟在后面也进了山。
王缵绪叫苦不迭，暂时再没时间去想拯救地球那事了，赶紧守住要隘要紧。
越想守，越守不住，大洪山的所有要隘渐渐全部丢失，王缵绪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困境。无奈之下，他只得施展求生本能，在山里跟日军旋磨打圈，转来转去。
这一转，倒无意中转出了感觉和味道。
川军子弟正面作战不行，但爬山越沟很在行，川耗子嘛，日军屁颠屁颠地跟来跟去，总也撵不上。
王缵绪顿悟，原来生命在于折腾啊。
于是他胆子大了起来，连心情都放松了。川军拉开一段距离，就回头看一眼那些二乎乎的日军，然后喊上一嗓：这是老子的地盘，给你两翅膀还能飞过来不成，当心闪了你那破腰！
困在山里的时间一长，第40师团很快就露怯了，在后勤补给上出现严重匮乏，完全没了先前入山时那股气势汹汹，好像要一口将川军吞掉的架势。
王缵绪返身观察，见日军官兵全都耷拉着个死脸，知道捡着了。
还等什么，生扑吧。
第40师团以为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便如何如何，其实在山里面根本就不是川军的个儿，反而让第二十九集团军趁势包围起来。
双方激战六天六夜，日军不仅进攻受挫，而且蒙受较大伤亡，大洪山上到处是日军的死马死尸，连师团长天谷直次郎中将都受了伤。
日军武汉总部得知第40师团陷入困境，大感意外之余，急忙派飞机支援，向地面空投粮食弹药，同时在无机动部队予以增援的情况下，答应第40师团的请求，准许其放弃进攻，组织突围。
第40师团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才得以突出大洪山重围。
经过大洪山一战，第二十九集团军自身也损失惨重。王缵绪检点余部，参加战役的十六个团，伤亡了三分之一。他从四川带回的四个旅，虽未参加大洪山战役，但也伤亡逃散了一半——战场是最考验人的地方，有好几个旅长都吃不消惊吓，逃回了四川。
日方在战史中对大洪山战役印象深刻，可惜第40师团在突围时，把死人死马都尽可能带走了，没给王缵绪留下什么可向外界夸耀的实际战果，战俘、战利品这些统统没有。
这下子总结就不好写了。王缵绪知道蒋介石不会也没法对他进行整补，他就想了个巧办法，请蒋介石撤销四个新编旅及其他旅的番号，将集团军由“师旅团”制改为“师团制”，这样人少了，编制还在，他的集团军总司令也照当不误。
王缵绪做事很少会让自己吃亏，借着自砍的这一刀，他从蒋介石手里得到了甲种师编制的待遇，同时又用外调的办法，把许绍宗这个曾挤兑过他的人给“挤”出了第二十九集团军。
王缵绪守大洪山，襄河防线移交给了老乡孙震。
日军在夜渡襄河时，乘坐的是机动船。这些机动船一边在河面上“爬行”，一边发出轰隆隆巨响，在夜色一团漆黑且心慌意乱的情况下，第二十二集团军误把它们当成了“大批水陆两用坦克”。
河防全线动摇，日军的渡河行动轻易就取得了成功，宜昌随后沦陷。
不过孙震的运气不错，就像在武汉会战时一样，打仗时他又出差开会去了，战区另择他人担任河防指挥。所以尽管吃了败仗，板子也打不到他屁股上来，算是逃过一劫。
大家都在折腾，只不过位置不同，王缵绪和孙震是在正面折腾，唐式遵是在半侧面折腾。
日军以武汉、宜昌为前方战略进攻据点，通过平汉铁路和长江来抢运物资军队，第二十三集团军驻防皖南，其常年任务就是沿这两条要道对日军进行袭击，重点是江面。
江边芦苇丛生，唐式遵便派出川军小分队，隐蔽在江边，进行流动性游击作战。某天黄昏时，川军小分队发现一艘日军汽艇停在江面不走了，感到有戏，马上以芦苇为掩护，悄悄摸了过去。
艇上的日军丝毫未觉察，天黑后便高挂煤气灯，取出啤酒罐头，狂饮大嚼，好不开心快活。
队长一声笛响，机枪、手榴弹全开，汽艇被炸沉，艇上日军不是丧命，就是被俘，另外还逃走了几个。
小分队在江岸上连续搜索三天，把饿到前胸贴后背的几个鬼子从芦苇里给揪了出来。
这便叫做，我请客，你埋单！
小分队对江上的日军舰艇威胁有限，最厉害的还是炮击。
官股煤炭山是临近江岸的一座孤立山冈，可俯视长江十余里。军委会先后调来山炮团和重炮团，在煤炭山构筑要塞式炮兵掩体阵地，对日军舰艇进行炮火拦击。
日机多次对煤炭山进行侦察轰炸，但由于山上岩穴纵横，便于隐蔽，炮兵阵地丝毫未受其影响，照常炮击，命中率达到三分之一。三个月内，日军运输舰和汽艇共被击沉十艘，受伤舰艇及大小木船一百多艘。
煤炭山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日军决定把这块要地夺下来。据守煤炭山的是第146师，该师自师长刘兆藜回川出任保安处长后，作战特点不如原先明显，被日军形成突破，几天后掩护炮兵撤出了煤炭山。
下了山，再要上山就难了。
郭勋祺此时已升为五十军军长，他把自己一手带出的王牌部队第144师派去进行反攻。第144师采用波浪形进攻方式，连攻五天五夜，曾将对手逼下了山，但日军随后又还以颜色，派大批兵力在炮舰掩护下从川军背后登陆，使第144师处于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郭勋祺不得不鸣金收兵。
虽然最终未能夺回煤炭山，仗却打得不错，据从日方搜集到的情报，日军总计伤亡约在四百人左右。军委会电令表彰，郭勋祺被晋升为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五十军军长。
煤炭山就此成为第三战区的一块心结，到了冬季攻势的时候，战区又把攻取煤炭山作为目标。
按照作战方案，拟定由“中央军”组成中央兵团，担任正面主攻，川军从左右两翼进行助攻，牵制和吸引日军兵力，使日军不能增援煤炭山。
战前，第三战区需要整修道路，架设桥梁，这使日军得以预先得到情报，加强了阵地上的火力配备。中央兵团两度攻下煤炭山，都因为日军火力太强，而再次被迫退至山脚。
这时唐式遵便寄望于两翼的川军兵团能打开局面。
左翼兵团表现中规中矩，一直能扭住正面敌军不放，让唐式遵着急的是郭勋祺右翼兵团。
郭勋祺开始阶段打得不错，但后半段因顾虑伤亡突然停了下来，他这一停，日军得以抽出力量援助煤炭山守军，中央兵团伤亡惨重，第三次退到山脚。
唐式遵想让郭勋祺继续冲，可偏偏他又指挥不动郭勋祺。
郭勋祺属潘文华的亲信，与唐式遵无深厚历史关系，一向都不太遵守其约束，再加上此时已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便更不把唐式遵当回事了。
唐式遵迫不得已，亲自颁布重赏令，并通过总部作战科直接给第144师主力团团长张昌德下命令，要求务必攻克战略要点乌鱼塘。
电话接通后，作战科对张昌德说：“总司令想吃大乌鱼（指乌鱼塘），有五千元代价。”
张昌德是郭勋祺的心腹，一向跋扈，他在电话中竟然冷笑着一口予以回绝：“价钱太廉了。”
五千元打动不了张昌德，他来个按兵不动，而唐式遵对此毫无办法。
第三战区的冬季攻势无果而终。战后检讨时，唐式遵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这次顾长官（顾祝同）指挥的中央兵团攻击之所以不成功，是郭勋祺指挥不当！第五十军既然前进了，为什么不乘胜插到乌鱼塘，去打敌人后方？那样的话，中央兵团就可以占领煤炭山了。”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对郭勋祺不满，表态说：“郭勋祺这次指挥不当，应受处分。”
郭勋祺满不在乎，说：“要处分就处分吧。”他黑着个脸，当场与唐式遵吵了起来。
顾祝同和唐式遵均被大大激怒，处分令下，郭勋祺被撤去第五十军军长职务，仅保留集团军副总司令一职。
郭勋祺原先以为顾祝同和唐式遵不能拿他怎样，处分云云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不料对方还真的下了杀手：撤去军长，就等于剥夺了军权，一个副总司令有什么好玩的？
拿着处分令，郭勋祺沉默半晌，叹息着说：“我一片雄心，就这样被断送了！”
郭勋祺一气之下，有意把部队拉到邻近的新四军里去，并派出联络参谋去找新四军政委项英联系。
当时皖南事变尚未爆发，国共也未翻脸，项英说：“现在是团结抗日，不能给国民党以口实。”因此婉拒了郭勋祺的请求。
郭勋祺走投无路，便扔下官印，愤然返回四川，从此与抗战无缘。
攻不下煤炭山，只能采用另外一种袭击方式。
军委会海军部拨了两个布雷大队交唐式遵指挥，由其派兵掩护，到江中布雷。
这是一个异常艰险的过程。布雷队必须先将漂雷运到江边，再抬上橡皮船拖到江中。每个漂雷重达两百公斤，需六个士兵才能抬起，而从陆地到江边这一段，又处于日军的射击范围之内，只能利用大风、大雨、大雪、大雾等最为恶劣的天气潜行。有一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因潜入水底安装的时间过长，一下子冻死了二十多名川军士兵。
漂雷代替炮击，再次对日军舰艇造成威胁，江面上不断传来爆炸的声音，日军的许多舰船被炸毁，乃至于轻易不敢靠南岸行驶。
第二十三集团军掌握了漂雷和布雷技术，也将其用于作战。初冬的一天，日军分乘三辆汽车，由一辆坦克装甲车护卫，浩浩荡荡地前来“扫荡”。
如此神气活现，不能惯了他这臭毛病，川军便在日军必经的河面上，紧靠桥柱放了一颗漂雷。
川军挖沟设套，日军懵懵懂懂，一点也不知道低调，结果过桥时因震动太大，触发了漂雷。只听轰的一声，桥塌了，汽车、装甲车掉下河去，随即全都沉没，日军一下子淹死了三十多人。
一次等着报捷的“扫荡”竟然秃噜成这样，令日军指挥部七窍生烟，当下便派出两个混合联队，对第二十三集团军进行大规模进攻。
失去郭勋祺、刘兆藜的川军，打得有气无力，战斗严重失利。日军进入第二十三集团军的防区后，将军粮焚之一空。
战役开始时正值春耕季节，农民纷纷逃亡，以致误了农时，造成粮食极为紧张。前线部队被迫靠挨家挨户搜“借”粮食维持，每人每天不超过半斤米，后方部队则窘迫得要靠挖食蕨根度日。
有人走了，有人虽然还在前线，却并不比走掉强，你要不给他屁股上扎两针，就别指望能打好仗。
顾祝同亲自赶到集团军总部，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开了三天会，到最后一天晚上，他从腰包里掏出一份命令，宣布将作战不利者全部予以撤职，从现任第144师师长开始，副师长、旅长、团长，统共撤掉二十七人。
此举杀鸡儆猴，多少起到了些警示作用，而在郭勋祺、刘兆藜之后，也终于有人站出来替刘湘的老部队挑起了大梁。
第二十一军军长陈万仞，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原为刘文辉部属，后投奔刘湘，或许是被郭勋祺、刘兆藜等人的光环所掩蔽之故，此前他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担任江防重任。
陈万仞在战术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打仗就要像蚕子吃桑叶一样，一口一口地吃，积小胜为大胜。那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都不能叫胜利，只有以很小的代价，换得敌军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损失，才是真正的胜利。
陈万仞负责的江岸防线长达五百里，每一个地方都守，很容易被日军各个击破。陈万仞的办法是把机动兵力掌握在手中，不见兔子不撒鹰，一撒出去必定要啄你个底儿穿。
武汉失守后，日军一直尝试要控制江岸，曾派出十六艘军舰，满载日军，向江岸发起猛攻。
登陆前，一般都要先用兵舰大炮进行射击，以试探江岸动静。日军试来试去没人，也就放心大胆地上来了。
陈万仞眼明手快，探得日军登陆，立即传下兵符令箭。他出兵不是一次性全部派出去，而是保持着压力的叠加，起初是两个团，杀到酣处，再派一个团，直至把日军逼到岸边为止。
看到日军已经力竭，陈万仞知道火候已到，最后再派出比团更多的兵力，一攻再攻，像一头一往无前的老牛，非把日军顶下江去不可。
这一战，击沉日军大小汽艇二十余只，击毙日军上百名，俘虏二十余人，日军浮尸于江，顺水漂流。
陈万仞仅凭此战，便足以比肩郭勋祺，只是人的名，树的影，郭勋祺成名早，陈万仞就被盖住了。
在冬季攻势中，水准稳定的正是陈万仞所指挥的左翼兵团，即使后来第二十三集团军全面失利，仍然没有能让他陷于沉默。
因伤亡过大，陈万仞开始也没能挡住日军对江岸的猛烈进攻。他且战且退，诱使日军进入一个狭隘的凹地后，迅速发起围击。
一战下来，歼灭日军三百余人，俘大佐一名，战利品近三百余件。
要再看不出陈万仞是个人物，顾祝同和唐式遵的眼睛就全都瞎掉算了。
1940年10月初，顾祝同从军委会接到指示，要他于短期内切断长江，腰击敌舰，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陈万仞。
陈万仞此前曾多次提出，他在沿江防区内只有两个迫击炮连，如果能增设一个炮兵营，腰击敌舰就容易多了。
陈万仞还论证说，一发炮弹只需几十元，但如果击中一艘敌舰，日军就要损失几十万，这笔账完全划得来。
可是军委会没给。接到任务后，陈万仞只能自己想办法，他把幕僚们召集到一起，看能不能找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既能截断长江航运，又用不着自带重炮。
众人看着地图，都犯愁：日军为了掩护长江航运，其沿江据点皆为堡垒式防御结构，构筑坚固，层层设障，且配备海空军火力支援，无论选定哪里都需攻坚。仅仅一个煤炭山，当时左中右三个兵团突击，都拿不下来，更何况区区一个军。
陈万仞埋着头，一段段找，最后他选择了马当要塞。
马当重要，所以日军想不到会遭袭，这叫避实击虚，同时马当又是长江上最窄的所在，第二十一军虽无重炮，但有迫击炮，到时只要能予以占领，就可以用迫击炮和要塞火炮来担任防守。
进攻之前，陈万仞吸取冬季攻势的教训，没有大张旗鼓，弄得周围全都知晓，而是派侦察兵对日军据点进行了侦察。
日军据点与马当要塞并不在一处，双方相隔20里，据点的特征是火力强、兵力少，要想取胜，就必须想法绕开据点的火力。
侦察的结果让陈万仞喜出望外。原来在日军据点外围有一段丘陵，上面湖汊纵横，杂木芦苇丛生，到了秋冬季节，好几个地方都可以徒涉。
根据这一情报，陈万仞又派连营军官潜入马当，以熟悉情况，之后精挑细选，组成六个突击中队，并进行了相应演练。
1940年10月11日，黄昏时分，陈万仞指挥部队向马当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以此作为掩护，六个突击队沿着湖汊上的秘密通道，一路匍匐前进，顺利地绕到了据点背后。
第二天拂晓，突击队冲入据点，尚处于睡梦中的日军被击毙百人，漏网之鱼则四散逃去。
马当要塞本身并无日军野战部队驻守，只有守护军用物资的后勤部队。川军一拥而上，占据马当要塞，要塞上升起了中国国旗。
随步兵而来的川军炮兵用要塞内的大炮开火，将长江上停泊来去的日军船舰击沉击伤多艘，圆满完成预定任务。
三天之后，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川军化整为零，撤出了马当。
陈万仞一战成名，攻克马当的消息传到四川后，川人皆引以为荣，并举行了慰劳祝捷大会。贺国光以成都行辕主任的名义赠予锦旗，并分电唐式遵、陈万仞致贺。
陈万仞这一仗妙还妙在，从川军攻占马当最高峰到川军炮兵开始射击，攻击部队未伤一人，在抗战史上堪称奇迹，正是陈万仞最津津乐道的那种“真正的胜利”。战后缴获的战利品甚多，陈万仞拿着东洋指挥刀到处送人。
这一期间，第三战区好事连连，顾祝同迎来了一支新川军，也是最后一支出川抗战的部队：范绍增第八十八军。
自从范哈儿犯了一回二，被刘湘免去师长之后，跟随他多年的那些部属也跟着遭了殃，大多被整编丢职。
这个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会慢慢活成盗版，只有少数人还是原创。比如范绍增，不管是浮是沉，讲义气都是他的固定标签。范绍增自己出钱，把多达百人的这些落魄者全都包下来，供吃供住，反正只要大哥还有一口饭吃，就饿不着兄弟们。
刘湘死后，范绍增见时机成熟，赶紧提醒何应钦兑现当初的承诺，给予一个军的番号，由他自己招募部队出川抗战。
何应钦转报蒋介石，蒋介石认为范绍增支持整军会议在前，揭发刘湘“谋反”在后，功劳很大，便大笔一挥予以批准。
编余军官们这下有了出路，剩下来的是兵。何应钦打算拨两师广东兵给范绍增，但范绍增想成立嫡系子弟兵，就以广东人说话大家听不懂为由拒绝了。
范绍增一混社会的，别的可能缺，唯独不缺关系。他可以通过军委会兵役总署优先搞来壮丁，也可以利用袍哥、旧部的人事关系，从社会上招揽青年和学生参军。不到10天，人就全部凑满了。
武器方面，范绍增找孔祥熙批了一笔资金，委托重庆兵工厂造轻重机枪，接着找顾祝同、找王缵绪，能找的都找，再把藏在家乡的一批武器拿出来，凑足了步枪及子弹。
第八十八军只有一个师的番号。范绍增自任军长，师长便准备授予他的好友罗君彤。
那时候军队编制越来越少，大家都盯着这块肥肉。康泽通过中介人对范绍增说：“罗君彤是文人出身，没有军事学堂毕业的牌牌，现在出川抗战，可比不得过去在四川打内战啰，必须找几个军事学堂毕业的得力之士，跟着你才行。”
范绍增觉得有道理，就从康泽那里吸收了一批人。罗君彤知道后很生气，请假离开了部队。
罗君彤向来都是范绍增身边的师爷，他这一走，让哈儿着了慌，想想左右都是关系，哪个推荐人都得罪不起，到最后我这个军长不就被架空了？
范绍增急电顾祝同，请求调第八十八军去三战区参加抗战，以摆脱关系户们的纠缠。
顾祝同和范绍增在一张桌上吃过饭，两人私交很深，当即一口答应，并将第八十八军列为战区总预备队，驻军于战区长官部所在地上饶。
第八十八军徒步行军四千余里，费时半年多才到达上饶，途中仅因饥疲病患，就死了五百人。
艰难仍未止步。康泽介绍来的这些人得寸进尺，自行拟了一份军官名单，想把范绍增给挤走——谁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嘴巴才是，那是再怎么塞都塞不住的。
幸亏还有人罩着。
名单拟定后送交顾祝同审批，顾祝同看过之后，将名单扔在一旁，冷笑着对来人说：“范绍增这个军长我是不敢乱动的，他是校长（蒋介石）点头同意、何应钦部长批准、孔祥熙院长支持的。再说，人家成立一个军也不容易，他为此把师长都丢了，这个军是他自己想办法买的枪、招的兵。所以，我劝你们，少打烂主意！”
不久之后，想阴范绍增的人中，有人私运鸦片被揭发，使得这批人相继被逐。
风波一平息，范绍增就想到了罗君彤，没师爷还是整不下去啊。
罗君彤接到电报，得知“奸佞”已除，立即兼程赶到上饶。
范绍增做师长时，罗君彤就是他的副师长。那时川军配副职的还比较少，士兵们不知道副师长有什么作用，范绍增就打了一个比方：“我是师长，好比你们的爹。”
接着用手一指罗君彤：“副师长就好比是你们的妈！”
士兵哄堂大笑。范绍增一挥手：“笑什么笑，一个师就好比一家人，老子是外当家，他就是内当家，未必你们只认老子不认妈？”
这一爸一妈，恰如慈父严母，是个极好的搭档，罗君彤虽是文人，但治军很严，跟范绍增的嘻嘻哈哈形成鲜明对比。
罗君彤到任后，发现官兵时常聚赌，便贴出禁令。众人跟着“范袍哥”野惯了，哪里放在眼里，范哈儿自己似乎也赌瘾难消，某天甚至把部下们召到家里去赌。
麻将正推得热闹，卫兵突然报告，说罗副师长带人来抓赌了。范绍增听到后，噌的一下就从后门溜掉了，其他人被破门而入的罗君彤逮个正着，赌资全部予以没收。
赌徒们认为这是在范绍增家里，罗君彤就算吃了熊心豹胆，也得给师长几分薄面吧，于是都去找范绍增，让他出面说话。
范绍增舌头吐得老长：“姓罗的是包公下凡，我惹不起啊，当时要不是我跑得快，也得倒霉哩。我看算了，大家以后遵守禁令才是。”
范绍增为一师之长，竟然也怕成这样，罗君彤“罗包公”的形象马上树了起来。
这当然是“爸妈”的联手杰作，自此以后，罗君彤再出禁令，官兵们再没有敢逾规的。
罗君彤到上饶后，立即帮助范绍增整顿部队，按照军委会规定，部队番号需要保密，所以第八十八军对外以“英挺”为代号，官兵臂章上均有“英挺”二字。
江南老百姓见了第八十八军，都误以为是新四军项英、叶挺所部，亦可见部队整肃后军纪之好。
范绍增并不甘愿一直守在二三线，他说：“我是军人，将来要拿脸去见四川人，而不要带戏脸壳回去。”
1940年11月，第八十八军如愿开赴江苏宜兴，担负太湖西岸沿线防务。
苏南一带区域广大，中国正规野战军很少，日军守备力量也不是很强。第八十八军尽管仅一师规模，但已经算是一只大蟹，跟守备日军小小地掰了两下手腕，总是赢多输少，由此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很有影响力。
第二年年初，日军投入师团兵力，在苏南-开展冬季大扫荡。经过激战，第八十八军伤亡很大，军部所在地张渚也被日军攻占。
范绍增把师爷找来商量，罗君彤认为日军兵力有限，占领张渚后看样子就没法西进了，但现在日军已在张渚修筑工事，如果川军不在工事完成之前予以收复，以后再想攻取，将变得十分困难。
罗君彤为范绍增制定了一个两翼包抄的作战计划。范绍增按计划行事，他召集官兵训话说：“如果八十八军丢城失地，不把仗打好，老百姓就要吐你们的口水了！”
范绍增打仗是袍哥风格，他提着驳壳枪亲自督战，然后弟兄们为了义气拼命冲锋。
眼见日军防线有所动摇，范绍增把敢死队拉上来，他红着眼睛对敢死队员们大喊：“弟兄们，我叫伙房杀了猪，打了胜仗回来打牙祭。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哪个龟儿子丢人现眼，畏缩不前，就别怪老子的枪子不认人了。格老子，冲啊！”
敢死队冲上去后，与日军拼开了刺刀，终将正面日军击溃。经三天两夜的苦战，川军以伤亡一千多人的代价，终于得以收复张渚。
“英挺部队”打胜仗的消息传出，苏南百姓振奋不已，排着长队前来慰劳。
范绍增对官兵们说：“没有老百姓的支援，我们就打不赢。下回如果你们不把仗打好，老百姓还是要吐你们口水的。”
第三章 拉出来遛遛
杨森：生于四川省广安市龙台镇。时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
夏炯：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时任第二十军副军长，他想由副军长升军长，但未能成功。
杨汉域：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曾任第一三三师师长，后升任第二十军军长。
薛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生于广东省乐昌县。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才能，尤其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但个性过于刚愎自用，缺乏软性手腕。
杨干才：绰号“杨二筒”，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泸州讲武堂，时任第一三四师师长。他是杨森的侄孙，在杨家属于第三代，也是后期“杨家将”中最为出色的青年战将。
战争就是个大舞台，聚光灯总会把最多的焦点集中于男一号，而在抗战中后期，川军中的男一号自非“川军中的铁军”——第二十军莫属。
武汉陷落后，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曾规定集团军总司令以后不兼军长。杨森时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他的集团军跟其他川军集团有所不同，里面只有第二十军是基本部队，现在不兼了，军长自然要挑一个可靠人选。
高级别将官中，以副军长夏炯和师长杨汉域呼声最高，两个人在能力上旗鼓相当，让杨森一时犹疑不决，不知道挑谁合适，只好自己先兼着再说。
夏炯本以为自己是副军长，副军长继任军长，乃理所当然的事，没想到半途中会杀出一个杨汉域。
心急了吃不了热豆腐，但也不能把豆腐放馊了再吃。为了跟杨汉域争夺军长宝座，夏炯决定冒险走一走上层路线。
所谓上层，当然得比杨森再高一层。夏炯找到了薛岳，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另有委任，已由副司令长官薛岳代理司令长官，成了杨森的上级。
薛岳属于粤系军人，以往跟夏炯并没有什么历史关系，但夏炯一向善观风色，他看出了有机可乘。
出川抗战前，第二十军调驻贵州，薛岳任滇黔绥靖副主任，第二十军归其指挥。杨森论年龄比薛岳要大上十几岁，下级的资格比上级还老，有时就不会完全听从薛岳的调遣，双方曾为此闹过矛盾。
杨森是一个睡过觉就会把许多事忘记的人，可薛岳却一直记着这件事，现在又重新做了杨森的上司，他很担心这个老家伙会不会又倚老卖老，不听从他的吩咐。
夏炯主动上来套磁拉关系，薛岳便认为这是个好机会：经我的手提拔夏炯，夏炯一定对我感激涕零，以后指挥第二十军还不是让到哪儿就到哪儿，应用自如。
薛岳其实是一个不懂政治的职业军人，但他又常常喜欢自作聪明，当下也不同杨森商量，便亲自出面，电保夏炯出任第二十军军长。
蒋介石以为杨森已和薛岳交割明白，当即予以批准，并另一份电报给杨森，让他与夏炯办理交接。
杨森毫无心理准备，接到电报后立刻炸了——换谁，谁都得炸，因为在地方军中，如此做法，就等于在挖人墙脚。
夏炯背着他来这套阴的，令杨森大为震惊。原先他还对军长人选犹疑不决，这下倒反而下定了决心。
杨森将总部幕僚找来商量，最后给蒋介石发去一封密电。杨森在密电中说，第133师师长杨汉域追随时间最早，劳苦功高，而且资历也在夏炯之上，如果硬性委任夏炯为第二十军军长，恐难服众，因此希望将夏炯调到别的军去当军长。
杨森特地关照，这封密电必须由第二十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处长亲自面陈。
蒋介石明白个中曲折后，立刻反应过来，于是再次致电薛岳和杨森：“夏炯与杨汉域对调。”
杨汉域升任第二十军军长，夏炯以副军长兼第133师师长。夏炯眼见军长梦碎，也就放弃私心杂念，老老实实带兵去了。
第二十军最初的驻防地在武宁。有一天杨森散步街头，见一位鞋匠正在为军人修补皮鞋，便又来了个访古幽思，低头问那鞋匠：“武宁有什么名胜古迹？”
鞋匠一摊手：“什么名胜古迹也没有，武宁人就晓得赌钱。”
杨森笑了，又问：“那你赌不赌？”
鞋匠坦然作答：“武宁人人都赌，就连我们江西大名鼎鼎的李协和，他也很喜欢参加呢。”
李协和是李烈钧的字，李烈钧乃国民党元老，也是武宁人。杨森被江西老表的风趣和朴实逗得哈哈大笑。
杨森有理由高兴，在他的出手干预下，一场有可能导致第二十军内讧的闹剧已化为无形。
第二十军在武宁驻军不久，又被调往平江。
平江是蒋介石亲自给杨森划定的根据地，它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于幕阜山区，是第九战区用以储存粮食、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的仓库。
作为后勤补给地，平江至关重要，蒋介石一再叮嘱杨森：“长沙失守，你没有责任；平江失守，你负全责！”
杨森到达平江后，即向敌后派出一支侦察连，以掌握对面之敌的兵力、番号及其部署。
侦察连探听到敌据点有一座将校俱乐部，内有日本军妓，常有日方军官夜晚前去光顾“生意”，正是抓“舌头”（即俘虏）的良机，只是因对俱乐部内部情况及其道路不熟悉，一时难以下手。
侦察连长任怡便把当地维持会长王海棠找来，晓以民族大义。经过说服教育，维持会长说他的儿子王国华经常去俱乐部，给日军军官递送情报和物品，深知俱乐部内情，可由王国华进行配合。
于是，任怡就派几个侦察兵化装成维持会人员，跟着王国华深夜潜入俱乐部。侦察兵们在俱乐部大显神威，驳壳枪齐打，击毙数名日本卫兵后，又生擒日军官一名。这鬼子还赖在地上不肯动弹，侦察兵绑上拖着就走，一路过去，军官的头皮都给擦破了。
对侦察兵奇袭俱乐部，王海棠颇有顾虑，怕他如果不及时报告的话，日军会加害他及附近的老百姓。随侦察连出击的一位师部幕僚长见他为难，便给他出了个主意。
王海棠依此办理，侦察兵的枪一响，他就跑到田里面，滚一身稀泥，然后跑到日本人那里报告：“不好了，大大的中国兵打进来了！”
日军追过去，侦察兵早就跑得无影无踪。再看王海棠，气喘吁吁，浑身泥巴，显然是跑得非常急促，也就没对他产生怀疑。
“舌头”带回后，杨森立即组织突审，从俘虏的口供和搜出的证件中，得知日军兵力的部署情况是：通城方面是第33师团，岳阳方面是第6师团。
师团规模的，暂时碰它不得。杨森在地图上一一扫过去，最后选定通山作为祭旗的第一个对象。他的意图是以通山作为前进据点，这样能让平江进可攻、退可守。
杨森还在部署中，驻通山的日军倒看他不顺眼了，率先对平江发起攻势。
既来之，则安之，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遛遛。杨森一拳过去，正中其面门，日军被击毙不少。有一支骑兵队，连人带马折了十余骑。
通山日军显然没想到对门的如此火辣，颇出意料之外。退却后不久，到底不甘心，又摸着肿起的脸，倾力来攻。
这次第二十军把马刀刺刀都亮了出来：既然如此恋恋不舍，那我们只能用一颗陪你到老的心，跟你玩到底了。
砍过杀过之后，日军发现新邻居真的不好惹，赶紧乖乖地缩了回去。
两番小胜，杨森信心大增。
现在你不找我，我要找你了，这事咱俩一定得好好掰扯掰扯。
杨森自第二十军中抽出主力团，与集团军内的其他部队混编成支队，向通山发起攻势。
通山的日军千错万错，不该先跑出来惹是生非，部队新败，导致斗志不坚。混编支队一举攻克通山城，打死日军一百多人，附近日军的交通和通讯皆被切断。
收复通山，又让杨森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
通山以东有一处地方叫南林桥，它是两条公路的交汇点，其重要性还在通山之上。
杨森马上派一个团向南林桥进击，最初推进很顺利。薛岳得知杨森收复通山，又攻南林桥，大为兴奋，他打电话给杨森，说用一个团打南林桥不够，必须抽调更多部队，并由师旅以上的战将亲临指挥。薛岳还给杨森设定了期限，希望能在五天之内攻克南林桥。
杨森爽快答应，增加一团，并派副师长刘席涵负责指挥。刘席涵非无名之辈，乃杨森麾下骁将，又有两团的生力军，如此狠打猛敲，相信前面就是块冰都得融化了，然而连攻五天，南林桥纹丝不动。
已经到了第五天拂晓，按照薛岳和杨森的约定，必须在这天早上的九点钟以前，将南林桥整盘端下。
刘席涵焦急万分，他知道天一亮，日军炮火只会加倍炽烈，命中率也将更为准确，相应而来的，希望自然愈加渺茫。
正在长吁短叹，彷徨无计之时，刘席涵蓦一抬头，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忽然起了大雾，重重垒垒的白色雾气已将南林桥完全覆盖，仅露出一些高屋房顶，以及大树长竹的尖端。
这是大自然施发的烟幕弹，真是天助我也！
刘席涵喜出望外，悄悄率部逼近敌据点。在大雾弥漫的情形下，日军视线不清，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降临。
第二十军齐声呐喊，一拥而入。雾气包围中，日军难辨东西，枪都不知道该朝哪里放，川军又砍又刺，很快就靠近战肉搏拿下了南林桥。
杨森得到战报，一掐表，正好！
对于南林桥这样的战略要点，杨森志在必得，对手也不甘于轻易放弃，不久日军又全力反扑。杨森料到了这一点，随即派出第134师师长杨干才驰援南林。
杨干才是杨森的侄孙，在杨家已经是第三代了。他毕业于杨森所创办的泸州讲武堂，泸州讲武堂的建校历史比四川讲武堂还早，是杨森自办的第一所军校。
那还是杨森刚刚从滇军投到川军刘湘部的时候，他自告奋勇，担任了四川联军的前锋，在龙泉山大败滇军，其善战之名显赫于当时，之后杨森便创办了泸州讲武堂。经过统一之战等一系列大战的考验，“泸讲”（泸州讲武堂）学员迅速崭露头角，在第二十军中，早期团长以上军官多为“泸讲”学员，比如副军长夏炯、副师长刘席涵等人均系“泸讲”出身，而四川讲武堂及其他军校的学员多数只能担任中下级军官。
论资历，杨干才确实弱了一点，但他年纪轻轻就能在强手如林的第二十军内当到师长，靠的并不是宗族背景。
在别人那里，通常是下级拍上级马屁。杨干才年轻、资历浅，他反过来，常常主动讨好部下，而且很有针对性，喜欢喝酒的他送酒，喜欢抽烟的他送烟，喜欢喝茶的他送茶，喜欢大碗吃肉的他送火腿、腊肉。
战区物质奇缺，有钱出高价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些食品，杨干才也不是常有，那些收到东西的部下往往被感动到不知如何才好。
不过且慢，人杨干才能咽着自己的口水，把好东西拿出来孝敬你们，他可不是白给的。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打仗之前，你就得好好想一想，假使仗打得不好，还有什么脸再去见那位年轻上司呢。
杨干才对胜败之将的待遇分明。打了胜仗，或是几百元奖金，或是升官提干，或是再请吃喝，乃至于跑到连营去讲一次话，以示勉励。
对败仗，杨干才不骂不打不罚，非但如此，他还会亲自“夹道迎接”：双手叉腰，努着个嘴，双眼鼓起，什么都不说地瞪着你。
每当这个时候，那些吃了败仗的部下比受任何处罚都难受，恨不得杨干才立即抡圆了抽自己两大嘴巴子，心里还舒坦一些。
杨干才会吟诗作对，喜欢谈古论今，平时也自诩为一文化人，怎么能出手体罚呢，他让你干耗着，耗到下次打胜仗为止。
拿着杨森的令箭，杨干才策马当先，几乎与日军同时到达南林桥，一顿拳脚，打得敌人落荒而逃。
此后经过一个月的拉锯战，杨干才吃肉喝汤，把南林桥外围的日军全部扫荡干净，让对手见识了一下什么叫谁的地盘谁做主。
小股进袭无法奏效，附近咸宁据点的日军倾巢出动。
趁来敌立足未稳，杨干才发起凶猛冲锋，短兵相接处，使日军占有优势的火力无法完全发挥作用，双方展开了血肉相拼的肉搏战。
既为杨家孙，杨干才的武术功底不差，别看岁数不大，在四川却也有袍哥的背景。这种拳拳到肉、刀刀见血的功夫片，他是一定要亲自参加的，战场之上，马刀砍到手麻。
清场时一算账，第二十军折损两百余人，日军伤亡亦以百计。
日军从正面难以下嘴，便以坦克和骑兵打头，步兵随后，攻第134师之侧翼，杨干才扎定马步，沉着应战，又将其击退。
十二天内，杨干才连挫日军七阵，引起外界极大的关注。武汉失守以后，报章久无捷报，急需猛料，于是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湘北民心士气均为之一振。
倒是杨森自己不放心了。他读的不光是捷报，还有战报。上面记录，第134师伤亡不断增多，再考虑到杨干才出战后已厮杀二十多天，中间没有任何休息时间，恐其支持不住，于是三令五申，要杨干才暂时退却，以便休整补充。
杨干才遵命退出南林桥，但他只休息了一天，未等补充，又回师反攻，将南林桥外围据点全部拔除。
杨森自己就以悍勇成名，一般的勇将在他眼里都不算勇，看到这里，也不由惊叹：“杨干才真不愧为我家勇将。”
杨干才犹如青年杨森的翻版，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身上就像装了电池，而且是永不耗尽的那种。两天之后，杨干才约同集团军内的友军，兵分两路，对南林桥实施前后夹击。
日军对这个打不死、累不倒的凶神已经感到害怕了，出兵欲切断其后路，斩其尾。
杨干才制敌以先，早就分兵堵截，你想踩他的尾巴都踩不着。这位有袍哥背景的师长有很多鬼点子，他发现附近有座空荡荡的大房子，猜到日军必定会入住，便提前在房子里埋下了地雷，日军一支运输队胆够大的，不知深浅，还真进去了，结果……刘席涵五天攻下南林桥，还靠老天相助，大雾帮忙，杨干才什么都不靠，他靠勇猛加点子，也是五天，再次收复南林桥。
江湖上，从此多了一位高手。
杨干才一举成名天下知，在一众年轻将领中崭露头角，人人都知道杨森有一个特能打仗的侄孙，为“杨家之干才”。
第二十军中杨家子侄的集体浮出水面，叫响了“杨家将”的名头。湖南一家报纸天天连载“杨家将”，对杨汉域、杨干才等人进行长篇报道，后来因读者追捧，还汇集成册，出了单行本。
到抗战中后期，总部驻于武汉的第十一军成了唯一带有进攻性质的日军野战集团，第33师团、第6师团等均归第十一军指挥。
与中国的军或者集团军不同，第十一军某种程度上更类似于战区，所属师团平时都处于防守状态，遇有大战，才进行临时调动和集中，以形成局部优势。
中方部署于武汉周围的几大战区，以第九战区军力为最强，对第十一军的威胁也最大，而“湖南是中国的心脏，长沙是湖南的要地”，在武汉失守后也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早就计划对第九战区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
第九战区包括薛岳和杨森在内，都闻到了大战即将到来的气味。杨森经历过淞沪会战和大小关之战，对强敌的厉害之处深有体会，他知道将来的战役，绝非通山或南林桥战役可比，必然非常难打。
大战之前，他无论如何放心不下，专程赶到长沙，向薛岳献计，提出要以诱敌深入兼截断敌后的方式应战，并主动承担了截断敌后的任务。
薛岳也早有此意，同时让杨森防守东路，以阻止日军逼近长沙。
杨森领了一堆活返回平江，他胸有成竹。
1939年9月15日，在冈村的指挥下，第十一军向长沙席卷而来，朝向平江这一路的正是驻于通城的第33师团。
杨森按照预定方案，将第二十军兵分两路，杨干才率一个师自南林桥北上，攻袭敌后，杨汉域则率另外一个师扼守平江以东。
这是一个自西向东的列阵方式，基本判断是第33师团将从东向西进兵。
起先杨森显得很笃定，一师攻敌身后，一师挡在门前，另外还倚仗着集团军内的一些其他部队，里里外外，七七八八，全都已部署停当，而来敌第33师团不过是个新编的丙种师团，还怕它怎的。
可是战局并不如他想象得那么笃定。真等打起来，到处都是漏洞，防线摆了跟没摆一样，第33师团的一股部队竟然鬼使神差地迂回到了杨森总部的身后，而在此期间，第二十军主力全不在杨森身边。
杨森名义上虽能指挥一个集团军，但除了第二十军，其他部队实际上均归薛岳指挥，而薛岳又陆续把这些部队都抽调开了，总部不过是一个赤条条的空壳总部而已，并无多少抵御能力。
杨森纵有胆识，到这时也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
眼看迂回日军已入无人之境，无巧不成书，一支友军正好开到这一区域，跟日军撞在了一起，无意中给杨森挡了一把。
杨森抓住这一空隙，一面将平江城内所储存的弹药粮草抢运山区藏匿，一面急调杨汉域星夜回援。
回援需要时间，这边杨森急得如坐针毡，还好，那支跟日军撞头的友军范儿挺正，守住阵地不动，总算救了杨森一命。
但实际上只救了半条命，1939年9月26日，第33师团主力自东北方向杀来，一举突破包家岭阵地，直接威胁到杨森总部。
杨森大惊失色，心想完了，这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早死晚死不如不死，危急时刻，杨汉域护驾而来。
接到杨森的特急电后，杨汉域晓谕全师，告知杨森无兵无勇，正陷入重围，需马上回援。
第二十军官兵一听，舍命狂奔，以打冲锋的速度赶回，几度杀进杀出，终于收复了包家岭。当天晚上，薛岳得知杨森正身处险境，也急忙派“中央军”第七十九军前来增援，杨森这才松了口气。
在第七十九军到达之前，战局仍没有能从根本上得到好转，第34师团见第二十军如此看重包家岭阵地，马上意识到后面一定还有大鱼，遂不断增加兵力及攻击力度。
遭到杨汉域的死拒力抗后，当面之敌再施分兵迂回之术，从无人防守的右侧绕道南下，于是杨森总部再次面临危机。
1939年9月27日，杨森断然作出决定，将集团军总部也由平江长寿街撤往山区。
那天正是中秋节，杨森傍晚召集部分军官和政工队员，在山下过了一个简单的节日。
过节的地方是坟地，不是特意选的，而是身处野外，无可奈何。
眼看着日军就要打过来了，身边还有死人做伴，众人哪有心情过什么节。杨森却说，在这样战火纷飞的环境下过中秋节，其实最有意思。
他一面让人摆上月饼、香蕉，一面让大伙谈谈感想，并且指名让年纪最小的先谈。
总部政工队有一名年轻作曲家，年龄最小，便由她先发言。这名作曲家的老家在上海，她发言说：“今年中秋节杨总司令（杨森）请我们吃月饼、香蕉，明年中秋节打回上海老家，我请总司令和各位吃更好的月饼、香蕉。”
杨森立即站起来说：“明年中秋节一定打回上海，到你家去吃月饼、香蕉，还要向你道谢。”
杨森能感觉到部下们的紧张情绪，他说，总部今天的撤退只是暂时的，还要再打回去。为此，又专门讲了一个他在滇军时反败为胜的战例，用以激励大家的士气和斗志。
总部的这次撤退减少了杨汉域的后顾之忧，而杨森的镇定自若，也使全军在被动之中很快稳住了阵脚。
第二天，杨汉域在白沙岭一线占领阵地，继续阻击前进之敌。白沙岭是一座高两百米的小山坡，山上光秃秃的，一棵树也没有。当前线部队正加紧在山上构筑工事时，日军突然发动进攻。
守军居高临下，日军几度猛扑，均被击退。进入午后，日机飞来援助，在阵地上空盘旋并投下了数枚炸弹。见防线出现松动，部分日本兵趁机冲上了山来。
双方开始近战肉搏，喊杀之声，百米内可闻。紧急时刻，杨汉域派预备队跑步增援，同时命令迫击炮齐射，以阻断日军后续兵力的继续涌入。
迫击炮阵地设在距离白沙岭约三四百米处的后方，事先做过伪装，所以敌机一时发现不了，对守住白沙岭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激战过程中，杨汉域所部击毙了一名日本军官。这名日本军官倒下后，日方立刻出动大队人马抢夺尸首，川军这边猜到奇货可居，遂也舍命争夺，好歹将尸体给拖了过来。
死鬼子果然是个宝贝。他身上带着一个图囊，里面有一张第十一军总部空投的作战地图。
正是这张宝贵的地图，使战局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折，因为上面指定第33师团从北向南，迂回侧背包抄长沙。
在地图转送到杨森手里后，杨森才恍然大悟，我说怎么开战后处处被动，被鬼子追着屁股打，原来是进攻方向判断错误，我顶你个肺呀！
重新推演沙盘，第33师团自通城南下后，杨干才本要抄袭敌后，但实际上跟日军绞在了一起，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日军全靠杨干才给挡着，要不然局面会更难看更危险。
接着往下，杨汉域不在日军的进兵路线上，因此一时使不上力。杨森用尺在地图上估量了一下，其总部后防所露出的缺口，两端相距竟有120里远，跑起来整整一天都不够。
这么大的缺口和漏洞，要想不被日军迂回得手都很难。在大兵团作战的情况下，出现如此怪象，让杨森也觉得不可思议，只有跌足长叹的份儿。
真是老眼昏花，太过疏忽大意。若不是杨干才在上面顶着，杨汉域从容救主，这把老骨头也就交代出去了，自己遭殃不要紧，东线失守和平江所储后勤物资被劫才是大事。
再进一步说，倘若第33师团主力按照冈村的要求，继续向长沙直插，长沙守军顾此失彼，必然会提前陷入困境，这样的例子在以前遭遇失败的各项会战中曾屡见不鲜。
打了一辈子的仗，杨森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惶恐。不过只要搞清楚状况，就能重新放手一搏了。
杨森判断，如今第33师团主力深入到了长寿街附近，其北是杨干才，南面是杨汉域和即将赶到的第七十九军，正好进行夹击。
杨汉域、杨干才奉命之后，随即双双启动，一个自西向东阻击，一个自北向南压迫，经过两昼夜的奋战，逐渐缩短两师之间的南北间隔。在第七十九军到达后，三军合力，从东、西、北三面对被压在长寿街的第33师团形成围攻之势，战局也由此豁然开朗。
杨森闻讯，大为惊喜，连夸二杨是“吾家之千里驹”。
自己老也罢，不老也罢，哪怕战死，都不用再感到害怕了，因为仅仅后面的两代“杨家将”就足以担当大任。
在作战方面，二杨又各有特点和长处。杨汉域处事低调，原先杨森还担心他难以胜任军长之职，现在看来，杨汉域沉稳老练，无论顺境逆境，用兵时都能做到镇静从容，颇具帅才。杨干才则年轻有锐气，特别勇猛好斗，将才之中亦属难得。
若将杨汉域比作是西汉时的卫青，杨干才就是霍去病，两人身上所积蓄的能量着实可观。杨森说在那一刻，他心里得到的安慰，绝非笔墨所能描述。
在三军合围下，第33师团在补给上也出现了困难。由于随身粮食已尽，平江一带又实行了坚壁清野，很多日军士兵不得不在村子里到处寻找食物，有人甚至挖地三尺，指望掘块甘薯出来充饥，早已是兵无斗志。
杨森立即召集军师长开会，以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进行分工，部署攻击方案。
在他的督促下，各部第二天便向日军发起猛攻。日军对幕阜山区的地形不熟，飞机大炮难以发挥在平原战中那样的效力，步兵不断被击毙，只得向通城撤退。
杨森下达追击令，当部队追击时，不少老百姓闻讯也从所藏匿的山区里跑了出来，手持木棍和铁叉，跟着部队寻歼敌军，而且沿途还真抓了不少逃散迷路后改穿便服的日本兵。
在日机和通城留守部队的接应下，第33师团余部抛弃辎重，才得以逃回通城。第二十军尾追至通城，以后便担任通城以南的防务，与通城日军形成对峙，原有的通山防务则移交给了友军。
侧面危机既除，长沙正面亦传来捷报，日军未至长沙，即行撤退，关麟征等主力部队撵在后面猛追，沿途颇有斩获。
这就是第一次长沙会战。战后，杨森被提升为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集团军总司令。
对险境中转危为安，大难不死，杨森心存感恩，不仅感激救他的“杨家将”和子弟兵，更感激老百姓。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二十军首次整体运用了一种伪装潜伏的方法，即当日军进攻时，部队化整为零，装扮成百姓隐蔽。等日军一通过，立刻化零为整，出其不意地从背后加以袭击。
这其实就是杨森在安庆从新四军那里“偷师”学到的游击战术。游击战术必须扎根民众、依靠民众，换句话说，只有平时保护民众，关键时候民众才会掩护你。
早在安庆沦陷时，杨森就曾尽全力护卫市民撤退，并最后一个告别安庆。经过第一次长沙会战，他的这种认识更加深刻，也由此形成了颇具杨森特色的亲民风格。
某次，杨森从长沙回平江，因为天气太热，一路人困马乏，他就让卫士架起行军床，临时在街边露宿。
天还没亮，一阵轰隆隆的推磨声音便把杨森吵醒了，他起床循声一看，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门前吃力地推着石磨。
杨森很好奇：“一大清早的，你在磨什么呀？”
妇女抬头见是个军人，便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凉粉嘛，天一亮就要挑出去卖，现在不抓紧磨怎么行。”
杨森反正也不急着赶路，就坐在地上和她聊起了天，问她家还有什么人。
妇女抹掉额头上的汗水，一指身边：“喏，就是这个伢子（长沙一带方言，指未成年小孩），她爹给鬼子飞机炸死了。”
杨森一瞧，果然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使劲地帮她母亲推磨。
杨森立刻问道：“你这个小孩读书没有？你们的生活怎么过？”
妇女一脸苦笑地作答：“伢子倒是读书了，但是我一个人推不动这么大的磨子，只好叫他起大早来帮忙。要生活，怎么办呢，只好勉强对付着过就是了。”
杨森想了一想：“如果你把生意做大一些，钱赚多一点，就可以雇一个人来帮忙了。”
对方听后直摇头：“生意做大？我哪来那么多本钱呵。”
杨森告诉她：“我想借点本钱给你，就是不晓得你肯不肯要。”
只听嘎的一声，石磨停了，当母亲的睁大眼睛看着杨森，眼睛里充满了困惑，半晌才问道：“官长，你是在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话。”怕人家以为自己是骗子，杨森索性表明了身份：“我不会跟你开玩笑，我是杨森！”
杨森的大名，平江没几个人不知道，妇女惊讶地嚷起来：“你是杨——总司令？！”
见杨森点了头，她这才确信不疑，搓捏着双手，满脸的恭维和感激，一时却不知说什么才好。
杨森很认真：“你算算看，扩大生意需要多少钱？”
“有——”，妇女不安地笑着，“有个一两百块钱也就尽够了。”
这种谈话让她显得有些过于紧张，在深深吸了口气后，又问：“杨总司令，你借钱给我，我
是不是要写张借据给你呢？”
杨森如数摸出腰包，听到这句话笑了起来：“老实说，我这两百块钱是准备送给你的，我根本就没有要你还钱的打算。不过，如果你一定要还钱，那就等你赚到钱后再说吧。”
母子千恩万谢，收下了钱。
隔了几个月后，杨森路过这里，特意再次造访，发现她家房子居然翻新，而且开了一家凉粉店。
显然再不用挑担卖凉粉了。杨森一时高兴，想再照顾一下她家生意，便把随从都带进店来吃凉粉。
上前招呼的店老板并不是原来那位，而是另一个模样相仿，年纪略小的女人。听到随从称呼杨森的职位，她猛地一惊，立刻跑来询问是不是“杨总司令”。
得到确切的答复后，女老板兴奋地叫起来：“啊，你是我姐姐的大恩人，你还记得借钱给我姐姐的事吗？”
据其介绍，原来她姐姐拿钱扩充了生意，赚了钱，已经带着孩子搬到别处去了，这个店就盘给了妹妹。临走时，姐姐特意关照妹妹，假如杨森再来，一定要好好招待，并且归还那两百块钱。
杨森连忙推托说不记得借钱的事了，但女老板坚决不肯放他们走，杀鸡治酒，请他们吃饭，又坚持要把钱还给杨森。
杨森再三推托，她说：“借你的钱我们才能发达，你不许我们还，岂不是叫我们从此不得发达吗？”
听到这话，杨森才笑着把钱收下来。
在吏治方面，杨森一向开明激进。早在四川时，这位“蛮干将军”就有过修建马路、实施新政等让遗老遗少们连呼吃不消的举措，他在反封建和解放妇女方面，更是有如五四闯将，由于他的督促和严令，四川妇女才真正告别了缠足的陋习。
偏偏平江这个地方陋规还不少。有一年三八妇女节，杨森骑马来到平江县城，应邀参加庆祝大会。途中经过一座木桥，见一男子正手执竹鞭，狠狠鞭打一个小女孩，同时像使唤牲口一样呵骂：“你去不去？去不去？”
小女孩虽然掩面痛哭，但始终倔强地一步不移。
杨森大怒，跳下马来，从男子手中夺过竹鞭，抛进河中，然后厉声质问：“你这是在干什么？”
男子打量了一下杨森，发现他是个高级军官，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不过说话时仍然理直气壮：“她是我妹妹，已经嫁了人，可是一到婆家就逃跑，三番五次。她婆家向我们要人，这个脸谁家丢得起，所以我父母让我务必把她押送回婆家。”
小女孩仅仅十一二岁的样子，杨森大为诧异：“你妹妹才这么小，怎么可以嫁人呢？”
再问下去，才知道这竟然还是平江本地的风俗，女孩到十一二岁就要出嫁给“小丈夫”。
杨森实在难以理解这种奇风异俗，他问那哥哥：“你妹妹一再逃回娘家，是不是在婆家受虐待了？”
答案也不是，说婆家待“小新娘”还不错，只是女孩年幼离不开母亲。做哥哥的咕嘟着嘴：“嫁出门的闺女，赖在娘家不走，亲戚朋友都要说闲话的呀。”
女孩仍在嘤嘤哭泣。杨森实在不忍，就绕远路随兄妹两人走访其父母，又请他们去平江县城参加妇女节庆祝大会。
大会主席请杨森发言，杨森就把路上遇到的事情讲了一遍，并且说这种风俗很不好，他一定要下决心进行改良，这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妇女工作。
开完会，杨森直接和女孩的父母进行谈判，表示自己愿意出一千块钱，帮助他们的女儿继续求学，条件是必须二十岁以后才可以过门到婆家。
女孩父母同意了。杨森给女孩改了个名字，叫谢平节，乃纪念平江妇女节的意思，随后他便送谢平节上了学。
杨森亲自抓平江的妇女工作，俨然已成当地的“妇女之友”，但有一件事始终让他感到尴尬，因为这件事显然跟妇女解放这类新事物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可能具有双重性。杨森就是如此，他在外反封建，在家仍然很封建，老婆既多，又绝对容不得别人给他戴绿帽子。
杨森对此的辩解是：自古美女配英雄，普天之下，多妻的男子到处皆有，在某些教派，甚至把多妻作为一种教规哩。
杨森从不把多妻归入封建陋规，他说即便在平江，老婆比他多的一定还大有人在，他不希望外界老是围绕他的私生活炒来炒去——你们可以多报道报道我抓妇女工作嘛！
可惜的是，读者爱看的是八卦花边，媒体也要靠这些来提高发行量，谁关心什么妇女工作呢，于是翻开报章杂志，最热门最吸引眼球的依然还是杨森今天明天又娶了哪位姨太太，一来二去，连平江乡下人都知道杨森的老婆特别多。
某次杨森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开完会，他请军官们吃饭，通知上注明可携眷参加。当天，杨森开了二十多桌酒席，集团军司令部摆不下，干脆就移到了外面。
杨森本来有一位太太随军，照料其生活起居，但凑巧正好回了重庆，赴席的全是军官们的太太。这些太太要出入正式场合，给丈夫挣面子，因此个个都烫短发，穿旗袍，打扮入时。
平江风气闭塞，女人平时都是短衣长裤，哪里见过这种情景，于是轰动起来。军官和他们的太太在吃饭的时候，老百姓就站在周围看热闹，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哎呀，不得了，总司令有二十多个太太呢，而且全都那么时髦漂亮。”
杨森面红耳赤、啼笑皆非，可又不便出面解释，只得装傻充愣，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很快，卫士看到一些小孩也钻到桌底下，而且自下而上，偷看太太们的旗袍。
卫士们又好气又好笑，把他们拖出来讯问：“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小孩也不害怕，全都振振有词地回答：“是我姆妈叫我来看的，她说杨总司令的太太里面都不穿裤子！”
童言无忌，苛责不得。杨森和他的部下们面面相觑，困窘到不知所从。围观者见了哄堂大笑，随即都四散跑开了。
能让老百姓开你的玩笑，也说明你已经有了接近和融入民众的可能。
杨森经常骑马从平江去长沙，沿途百姓都知道杨森，有一户人家小孩病得很重，发着高烧，见杨森策马经过，就大声求助。
杨森不是学医的，医药官又不在身边，若抱到长沙吧，又怕抢救不及，杨森一时也束手无策。可是那家人把杨森当成了救命菩萨，好像杨森出现，就没有什么搞不定，这让他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充行家。
杨森先从皮包里取出几粒消炎药，给小孩服用下去，又让那家大人用热毛巾敷在小孩胸口，看到病情缓解，才重新启程。
杨森所用办法，不过是部队中的急救法，有没有效，他对之全无把握，可是正好长沙公务多，连住两天，方得以返回平江。
来回都是那么一条路，经过那户人家时，杨森的心情特别紧张。没想到那家人一听到马蹄声，便跑了出来，对之千恩万谢，说总司令的医道真高明，愣把我家没得救的小孩给医活了。
进屋之后，见小孩果然完全康复，已经能够下地行走了。一家人连声感谢杨森的救命之恩，杨森如释重负，那个侥幸啊，犹如自己的命也让人给救了。
有了民众基础，才可以顺理成章地进行民众组训。
杨森在平江建立了民众组织训练委员会，自兼主任，接着又办了一所保甲长训练班，规定平江、浏阳两县大小乡镇，每镇必须选派男女中学生各一名受训，训练期满后分发回乡担任保甲长。
学生们如期毕业，杨森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军装，先打扮起来再说。可是这些穿着军装的学生在回乡任职时还是碰了钉子，被人家毫不留情地赶了回来。
在湘北一带，保甲长早成世袭制，父传子，子传孙，传到本人手里实在不愿担任，还可以像送礼一样移交给亲戚朋友，稀缺资源啊，哪里肯拱手让给外人。
接到报告后，杨森把县长们召集到一起，打了个比方，说中央政府就像是一把伞，伞顶是一块缝合的绸布，完整美观，无懈可击，但伞的牢固绝不是靠绸布，而是下面的十几根伞骨在支撑着，那十几根伞骨就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各部委。
再回到地方政府，杨森说连接伞柄的变成了一根根细棍子，上重下轻，这是政令推行不下去的症结所在。
杨森的结论是：“没有老百姓的政府，正如没有部队的司令官一样，能办成什么事呢？”
杨森发话，县长们不敢怠慢，可地方势力太强了，县长下命令也没人执行，学生们逐保逐甲去点名，居民在原有乡镇保甲长的撺掇下，也往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杨森被迫再思良策。那时湘北疟疾流行，杨森想办法采购了一批奎宁，便试着拿去让学生发给所在区域的居民，有病治病，无病备用。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在民间珍罕到几如灵丹仙草一般，学生一到，群众都自发从屋里跑出来，争相前来领取。
不要急不要急，先排个队，点个名，再发药。
依靠奎宁这个开门钥匙以及大量琐碎的工作，年轻的保甲长们终于站稳了脚跟，两年之间，平江、浏阳的保甲全部编组完成，并与军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配合训练。
组训民众很重要，但民众毕竟不等同于军队，倘若军队本身不堪一击，那就等于把老百姓推到战场上去白白送死，所以要打好仗，还得练出强兵。
别人练兵主要是操典、射击和劈刺，杨森另加一项，是体育。
杨森对体育情有所钟，从小到大，乐此不疲。在他看来，就连武术也是体育之一种，如经常操练，既能强身健体，又可娱乐自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杨森以后走到哪里，就把体育之风带到哪里。
“蛮干将军”时代，其实是杨森早期最辉煌的阶段。那时候，他的军队迅速扩充，军校也遍地开花，杨森精力过剩，每天忙完公务，必定还要抽出时间，到校场上去亲自练兵。
杨森实行的是“饥兵政策”，他发的那点军饷只够填饱肚子，训练之余，士兵们根本没有闲钱到街头消遣娱乐，军营生活又极其单调乏味，只能埋头睡大觉。
杨森一看，这样不行，时间长了要出事。为了调剂士兵的业余生活，防止他们闲极生变，杨森就出钱买来了一套放电影的器材，成立了一支电影放映队，在军中巡回放映。
士兵们大多数没有见识过这类新鲜事物，全都簇拥来看，因此刚开始很是轰动了一下，但当时电影片源很少，杨森又舍不得花大价钱去采购新片，全是一些陈旧的老电影，只能重复重复再重复。短暂的热闹之后，大家又都一哄而散。
杨森急于寻找新的文娱项目，同时他又有志天下，一心要统一四川，所以也时时在捉摸，如何才能练出更强的强兵。
两种需求汇合一处。有一天，杨森突发灵感，想到要大力提倡体育，其对象不是周围几个人，或是某几名部下僚属，而是整支军队。
从此以后，杨森便有计划、有步骤，大张旗鼓地在军队里推广起了体育。
军中体育普及开来，情形果然大为不同。首先它花钱少，不需要太大的资金投入，无非是买些篮球、铅球或标枪之类，其次是玩不厌，每天打场球，第二天还盼着再来一场。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杨森本人就兴趣浓厚，他肯在这上面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
杨森专门在成都创办了一所体育学校，除充实教育设备外，还延揽国内外体育专才担任教授。杨森把他部队里所有年轻力壮的军官，都分期分批地送到这所体育学校受训，其认真程度，一如在举办军校培训班。
觉得部队体育水平上去了，杨森即以团营为单位，组织体育竞技比赛，并利用各种机会与民间高手们进行切磋。
杨森主川两年半，共举办了两次省运会，省运会的各项冠军几乎全部为第二十军选手所囊括。统一之战后，不管如何落魄，也不论行军何处，驻防哪里，第二十军一定是球不离手。每到一个地方，他们也必定要和当地运动员开展友谊赛。
抗战时期，军中体育继续成为杨森独树一帜的练兵法宝。他在平江县城建起一座大型体育场，需要时用于集会，平常就供军队和老百姓举行各类比赛所用。
驻军平江的第一年，杨森便举办了平江军民联合运动会，第二年广发英雄贴，邀请湖南各学校派代表队参加。此后，平江一连举办了五次大型运动会，使得这座小县城，俨然成为湖南省的体育中心。
在第二十军内部，体育训练逐渐与操典训练、射击劈刺并驾齐驱，成为练兵的第三大科目，而且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
别人练兵都是时间越长越好，杨森独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名新兵要是认真训练，只消两个月就可以上阵打仗，时间拖得太长，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这两个月，一个月用来进行精神纪律训练，也就是出操，一个月用来进行纯军事训练，其时间分配为，每天早上射击劈刺，从下午到黄昏，就全部是体育锻炼，在提高士兵身体素质的同时，也借以培养其斗志。
杨森的这一做法曾引起很大争议，一些部下僚属都表示反对，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作战间隙的训练时间相当紧张，体育训练属于旁门左道，业余时间玩玩还可以，放到主课上来，这不是白白耽误时间吗？
杨森正色相告：“不然，体育这一科目，比什么都要紧。”
第二十军居于平江最前线，作战相当频繁。
要打仗，自然就有伤亡，有时伤亡还很严重，这就需要尽快补之以新兵。一般的规律是，新兵越多，部队战斗力下降越厉害，这也是很多友军包括一些川军都畏惧作战的原因。
杨森不怕打仗。因为不管如何补充，第二十军的整体战斗力都没有太大的下降，不但如此，随着仗越打越多，具备更多作战经验的部队，在战斗力上反而还呈不断的上升趋势，在这其中，体育练兵当然功不可没。
第四章 笑谈渴饮倭奴血
夏炯：绰号“夏马刀”。毕业于泸州讲武堂，他在杨森帐下，属于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的战将。
木下勇：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六期、陆军大学第三十七期。时任第十一军参谋长。
阿南惟几：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陆军大学第三十期。时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作战以沉稳著称，但有时也不失真性情。
杨干才：第一三四师师长。作战特点是快、准、狠。
青木诚一：第四十师团师团长。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四十师团负责进攻第二十军所在的平江地区。
今村：第四十师团参谋长。在指挥上与青木有分歧。
岛村：第十一军作战主任。战略思想上与阿南司令官南辕北辙，阿南要第四十师团铲除第二十军的威胁，他则认为应把第四十师团调到湘北正面作战。
神田正种：第六师团师团长。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陆军大学第三十一期。他曾以第六师团第四十五联队长的身份，参与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其部是南京大屠杀的主凶之一。
王耀武：生于山东省泰安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时任第七十四军军长。
廖龄奇：生于湖南省祁阳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时任第七十四军所属第五十八师师长。战败后因“临阵脱逃”罪被捕枪决。
杨汉烈：生于四川省广安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六期。他是杨森的二儿子，也是杨森唯一一个从军抗日的子女。
在发现自己指挥出现严重失误的那一瞬间，杨森曾经有过廉颇老矣式的惶恐，但这也就是那么几分钟的事。
桥归桥，路归路，活着就得有点抗击打能力，这叫强人本色。
杨森当初攻占通山，出发点是为了巩固平江，但收复南林桥，让他有了意外的发现，那就是打日军侧面或背后的破袭战，代价不高，收获很大。
军委会和第九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胜利的经验时，也提到，先前杨干才攻克南林桥，影响了日军的运输系统，打乱了冈村的战略部署，使其不得不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准备，会战由此拖延了将近半年之久。半年时间，对于湘北的防御部署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杨森前后贯通，对破袭战、游击战、运动战与民众组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当然，所有战术究竟高明与否，靠的都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必须在实战中得到检验和进一步打磨。
第二十军身处抗战最前沿，机会从来不缺，这次试验的对象是通城日军。
杨森把副军长兼第133师师长夏炯唤上阵来。
夏炯喜欢打个人的小九九，热衷于往上爬，早年便以“泸讲”首领自居，搞小团体，排斥其他军校的学员。除此之外，他在军中的声誉也不如杨汉域那么好，有“威有余、德不足”以及“为威不怀德”的恶名。
从当团旅长开始，每逢战争，夏炯就派几名卫兵扛着马刀随行。这些马刀都有用途，谁要是敢擅失阵地或临阵脱逃，夏炯就会毫不留情地砍掉他的头。死在他刀下的连排长和士兵不在少数，当然其中也不乏冤枉的，所以人称夏炯为“夏马刀”。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杨森认为夏炯还缺乏整合和统领第二十军的能力，然而与此同时，夏炯又是一个优缺点都十分突出的人，你只要冷冻他一下，让他全神贯注地去指挥作战，就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夏炯最大的缺点，恰恰就是他最大的优点，那就是“威”。
在他眼里，真实的战场之上，并没有多少人性存在的余地，流行的便是杀人不眨眼。据汤恩伯集团军的老兵回忆，有一次某连撤退时，丢失了一支步枪和轻机枪，没法向上交差。警戒中看到友军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落伍，正好手上端的是步枪和机枪。于是该连很客气地予以接待，并留他们住一夜再走。到了晚上，住宿的两人就被暗杀了，武器截留下来。事后这个连偷偷上
报，上级不仅没有责备，还表扬：“有办法。”
看似不可理喻，但汤集团却以能打仗著称，连冈村都一度为之头疼不已，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就这个连来说，他们杀人成性，敌人杀，自己人也杀，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也许不适合做楷模，但只要用到合适的地方，那就是传说中的虎狼之师。
的确，夏炯没有“德”，刀下也有许多冤死之鬼，可人家夏马刀的威风确实是砍出来了，乃至于所到之处，无不闻风丧胆。有人甚至还借夏马刀的威风来吓唬人，特别是在战场上，如果支持不住了，只要喊一声“夏马刀来了”，众人立刻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定在阵地上，死也不敢再往后退了。
夏炯奉杨森之命，率第133师与通山敌军形成对峙。通山日军大概从来没让人这么盯着看过，很不适应，当下便气势汹汹地派出一千多人马来冲击营寨。
夏马刀来得真好，一刀砍过去，把日军杀得大败。日军挨了揍还有些懵懵懂懂，摇摇脑袋又来碰硬钉子，紧跟着一刀，这下砍醒了，再不敢跑出来乱蹿。
看人不爽这件事还是烂在肚子里吧，免得出去找不是。
夏炯完全把通城当成了破袭战的试验场，他不断派部队夜袭通城日军，并伏击其运输车队。通城与附近大沙坪的日军相互依赖，夏炯就把两地的交通通信全部切断，省得你们眉来眼去，相互壮胆。
夏炯没来之前，通城日军的日子本来很好过，夏炯一来，日子超级难过。
事急矣，非得大家凑份子救命不可了。
总部驻于岳阳的第6师团出面，将包括通城、大沙坪在内的周围四县日军抽调出来，凑成四千多兵马，配备以特种部队，对第133师所属的鄂南防区展开大扫荡。
战斗开始后，第133师所属的凤凰楼、阳台光阵地先后失守。激战至午后，薛岳给杨森打来电话：“凤凰楼、阳台光是第九战区的门户，限当晚24时收复两战略要地。”
又是限时，杨森将此命令转发夏炯。夏炯分配反击任务，将进攻凤凰楼的重任交给了陈德邵。
陈德邵是行伍出身，时任第399团副团长，此人胆大心细，在战场上能够见微知著，善于发现并牢牢抓住战机。在凤凰楼前，他很快便有了一个让他欣喜的发现：日军主力正在搭设帐篷露营。
想想当天的天气真不错，不太冷也不太热，如此环境下露营，真是既惬意又放松，可就有一样，早晨的营养得加强，驴肉火烧加板肠。
陈德邵主动送营养来了。他集中十门迫击炮，对着日军炮兵阵地及露营区就是一顿猛轰。
打得正欢的时候，第二十军辎重兵团恰好送来大批迫击炮弹，于是便都拼了命地往炮膛里塞。
露营日军的福气好到像突然掉进米缸里的老鼠，平时哪有这么多炮弹奉送啊
。炮击前还是花好稻好，炮击后顿成残花败柳了。
炮战的同时，陈德邵挑选精干官兵，组织了三支轻装突击队，总攻即将开始。
突击队不是现在用，是晚上用。入夜之后，他们分成三路，由小道到达指定地点，发射信号弹后便冲入敌营。
日军白天大受刺激，正准备躺下来闭目养神呢，根本就没招架的心理准备，突击队呼啸而过，日军前哨阵地被歼灭百余人。
见突击队得胜，主攻部队乘机猛袭，经反复冲杀，于午夜时分将日军一举击溃。
夏炯棋先一着，已提前将第397团埋伏于凤凰楼北麓，为的是截断日军退路并阻击其援军。
陈德邵一面继续肃清固守凤凰楼的残敌，一面指挥十门迫击炮交叉发射照明弹、燃烧弹、榴霰弹，把个凤凰楼的山前山后照得如同白昼一般，日军的一举一动皆清清楚楚。
前追后截之下，日军东奔西跑，自相践踏，蒙受重大伤亡。直到第二天拂晓，在通城日军炮兵的掩护下，其残部才得以摆脱追击围堵，逃入通城避险。
这时候，阳台光尚未攻下，陈德邵率部前往助战，亦迫使此处日军退出。
第133师经一昼夜激战，完全收复失地，并彻底粉碎第6师团组织的鄂南大扫荡。统帅部为此传令嘉奖，给有功人员论功行赏，颁发荣誉勋章。
因第399团在反扫荡中表现出众，军委会还特派战地摄影队驻团拍摄了关于凤凰楼反击战的纪录片。
通城日军指望组团扳本，结果是集体蚀了老本，士气由此一落千丈，躲在通城城内犹如惊弓之鸟一般，即使第6师团增派兵力协防，仍无济于事。
杨森与人为邻的规矩是，你不尊重我，我还尊重你，你最后还是不尊重我，我弄死你！
他以攻为守，对通城日军袭击袭击再袭击，日军不出城便罢，一出城，第二十军必然要以迅雷之势上去打把秋风再说。
日子要一天天过，日军在城内度日如年，渐渐失去了守城的信心和意志。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杨森纵兵而来，从通城东西两面进行夹攻，经一夜巷战，敲掉了守城日军的脊梁骨，通城被成功收复。
破袭战小有成就，杨森研究战术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了。
自1940年起，苏联对中国实施军援，除向地面部队出售俄式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外，还派大批军事人员到各战区充当顾问，进行战术指导。
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总部也来了一位苏联顾问，名叫车尔卡日夫。
车尔卡日夫的军衔为上校，具备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能提出许多极有见地的建议。比如通常筑造掩体时，机关枪掩体的枪口一般是正对防线前方，车尔卡日夫说错了，枪口不应正对前方，而应正对侧面，这样才能以侧防火力来构成交叉火网，从而封锁敌方前进道路，敌方为此蒙受的伤亡也将更多更大。
杨森听后，大为赞赏，认为这位苏联上校一针见血，确有水平，马上按其建议进行改进。
车尔卡日夫在总部上课，杨森每次都亲临听讲，无论筑垒作业还是防空作战，均让参谋及时纪录，整理后印发各级军官学习，以提高军官们的战术意识。
苏联顾问的到来，对丰富第二十军的战术和打法很有裨益，但中日军力差距极大，火力方面仍是日方占据优势，苏联顾问的大兵团战术并不能完全照搬套用。接下来的冬季攻势，便好好地给杨森上了一课。
大沙坪位于鄂南崇阳至通城公路上，位置显要，是日军的前进据点，对第九战区防线构成严重威胁，因此第九战区把攻占大沙坪作为冬季攻势的主要目标，共组织包括第二十军在内的七八个师向大沙坪发动进攻。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湘北公路和桥梁被战区完全破坏，日军的机械化特种部队固然无法南下，但自己的手脚也相应被束缚住了，各部的山炮及辎重车辆无法推进，已全部撤至后方衡阳搁置。
大沙坪与通城、通山等据点不同，日军在这里修筑了大小碉堡群。碉堡周围全部设置鹿砦与铁丝网。这样的攻坚战，纯步兵是无能为力的，可是又缺乏火炮支持配合，于是只能使用迫击炮。
迫击炮打步兵和阵地还行，却对付不了碉堡，无奈之下，战区采用了人浪战术，即每天出动一个师，作波浪式前进。
没接近碉堡之前，日军纹丝不动，一进入其有效射程，顿时拉出一道道炽烈的火网，冲锋部队几乎就是上去送死的。
七八个师，每个师都遭受很大损失，弄得残缺不全，第二十军也不例外，只有第133师因有守备通城任务，未去参战才保得完整。
如此大的代价，要有所收获还差不多，实际情况是日军碉堡群毫发未伤，更不用说收复大沙坪了。
薛岳咋咋呼呼地组织攻势，到此也唯有偃旗息鼓，来个悄悄收场。"
对杨森而言，这是一个反面教训，也说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死打硬拼并非良策，适时运用破袭战等新战术，才能使自身拥有尽可能大的生存空间。
很快，这一结论将再次得到证明。
在日方战史中，查不到第一次长沙会战，取而代之的是“湘赣会战”。名字都并非随便乱取，而是各有用意，据冈村宁次说，他在指挥作战前就没想到要占领长沙，不过是要消灭湘赣两省的第九战区主力而已。
冈村的“攻而不取”有其合理性，因为以日军当时的动员能力，确实还无法对长沙做到长久占领。
事情是这么个事情，道理也是这么个道理，让人为难的是，中方并不认可冈村的说法。
发现日军全面撤离湘北后，国民政府马上向国内外媒体发出通稿：“日军无法攻占长沙，即日已行退却。”
随后各种庆祝胜利的活动都来了，追击有功的各部队被予以表彰，甚至军委会还利用缴获的战利品，由一个营的参战部队重新现场演绎，拍了一部名为《湘北大捷》的电影，搞得冈村很没面子。
冈村有苦却说不出——如果不为攻长沙，仅为消灭战区主力，那么试问，你消灭没有？
没有，连影子都没看到，第九战区主力直到撤退追击时才现身，可那时已不是你消灭他，而是他要揍你了。
自武汉会战以来，冈村在日本前沿将帅中一直既叫好又叫座，他走到哪里，脚底下的闪光灯就追到哪里，刷刷的一片，那真是人见人爱，这个风光啊。
到长沙，绊住了。
忙忙叨叨半天，还落一通恶评，这点儿背的啊。日本人的思维有时很机械，冈村不检讨自己战略战术上是否有失误，却埋怨中方在宣传上不配合：你们说我要占领长沙，纯属诬陷！
冈村从上到下都是一副挨骗受气的样儿，一个劲对上级嚷嚷着要再攻一次，以证明自己完全有能力拿下长沙，或歼灭中方主力。
上级当然不会答应，组织一次大会战，所需惊人的人力物力，你以为是小孩玩家家呢？
过了没多久，冈村调任华北，第十一军司令官易人。新任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蠢蠢欲动，颇有超越前任之心，可惜他的运气更糟，一出门便摔个大跟斗，在江西上高被打得鼻青脸肿，而踹翻他的对手正是长官部位于长沙的第九战区。
第九战区所部按任务划分，可分成两个类别，其一是“中央军”主力兵团，包括第十军、第七十四军等，特点是善于正面攻防。其二是地方兵团，以杨森的第二十军为代表，惯于潜入敌后，破坏日军联络线和运输道路。
自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后，薛岳以主力兵团发起进攻，以地方兵团进行袭扰，行动活跃，越战越勇，已逐渐成为第十一军的最大宿敌。
1940年3月，木下勇少将接任第十一军参谋长，上任伊始，他就感觉武汉总部的气氛“普遍沉闷”。
与中国军队不同的是，日军幕僚一般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在有的部队，幕僚甚至能代替主官进行指挥。木下勇当时就认为，要使武汉总部的气氛由“沉闷”变成“明朗”，必须以战养气，也就是俗话说的，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
一个月后，园部因在上高会战中指挥不当而被免职，由阿南惟几中将接任。阿南和木下勇的意见一致，都计划对长沙发动大规模进攻，以挽回士气。
一二把手张牙舞爪，总部的老幕僚们却都面有难色。当着阿南的面，他们忍不住诉说起“湘赣会战”时随部队征战的情形，听完这些亲身经历者近乎声泪俱下的讲述，阿南和木下勇才终于明白，原来冈村并不冤枉。
湘北正面虽是平原，但水域较多，在没有湖沼的地方，第九战区采取了“化路为田”的办法，经过破坏，原有公路连痕迹都看不出来。冈村被逼无奈，只好以坦克车代替轧路机，利用秋旱田干，把田埂铲平，才勉强修出了临时性的简陋通道，尽管这样，后勤仍经常脱节，而且越往南进困难越大。
到冈村决定撤退前，日军步兵所携带的干粮，最多只能再吃一个星期，且已相当疲惫。而当时第九战区尚未使用的部队还有五个军之多，处于以逸待劳之势，以冈村的精明，这笔账他不会算不出来。
听到这里，阿南倒吸一口冷气，但他随后说的是：“攻取长沙不成问题！”
阿南经历显赫，先后担任过皇室侍从武官、陆军省人事局长，此前又在华北任师团长，是一个自我期许很高的人。当然他说不成问题，并不是真觉得没问题，而是认为只要假以时日，技术问题不难解决。
阿南指示幕僚，“高山大河何所惧”，新的长沙会战一定要打，不过从现在开始，就应着手对各种技术和细节进行具体研究。
第十一军参谋部于是展开工作，首先对一名被捕的第九战区长官部参谋进行审讯。这名参谋参与过湘北阵地的设计，他供认了湘北阵地的部署情况。接着，参谋部出动飞机侦察，确认其供述与实地情况相符。
此外，多次空中侦察，也使第十一军得以大致掌握战场道路的破坏状况。
若说这些侦察有什么空白点，那就是对山区阵地缺乏了解，基本心中无数。比如平江幕阜山，主要是杨森自己在布防，战区长官部的幕僚对此也不一定清楚，而复杂的山地对飞机侦察来说，同样是个盲点。
依据所获得的情报，阿南及其幕僚进行了多次兵棋演习，也就是在沙盘上模拟对抗，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作战计划。
因为山区的情报资料不足，拟定计划时，对平江究竟使用多少兵力又成了一个问题。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33师团出兵平江，只是把平江作为一个障碍，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迂回包抄长沙。不料平江没有拱开，还吃了大亏，这次幕僚们有所重视，决定使用第6师团、第40师团合力对平江幕阜山进行扫荡，以铲除来自侧翼的威胁。
阿南再次审查草案时，觉得如此用兵太过浪费：我一共才几个师团，怎么能把两个师团都拖在山区呢，而且还是第6师团这样的甲种师团，你们的脑袋是不是都被门框给夹了？
他拿起笔，刷地就把第6师团划掉，转用于湘北正面，只留下第40师团进山作战。
大战硝烟未起，杨森已提前闻到了味道。
新墙河是当时中日两军正面对峙的最前线，在河的两岸，各有一段空隙，即所谓的缓冲地带。休战时间久了，这里就成了两不管区域，既无人收税，也无人约束，第三方势力趁机渗入。
第三方势力跟两军都不搭界，属于混社会的，也就是三教九流、地痞流氓这类，他们在新墙河两岸开妓院设赌场，竟然让真空地带有了一丝畸形繁荣的景象。
杨森看在眼里，也派出一些精明强干的侦察人员，乔装打扮后去开设赌场，实际是以此为掩护来刺探日方情报，同时暗中进行严密监视，防止己方情报外泄。
一旦察觉到对岸日军警戒松懈，侦察兵便趁晚上越过河岸，深入敌后进行刺探活动。
日军前线的一举一动，都没逃过杨森的耳目。搜集到的所有情报显示日军正在进行战前动员，杨森一边将相关情报送至战区长官部，一边加强自身部署和防范。
第二十七集团军内部序列做了新的调整，除第二十军外，增加了滇军第五十八军，两军同守通城、平江，其中第二十军在通城以南，第五十八军在平江以北的幕阜山，杨森则坐镇于长寿街，进行左右调度。
阿南在正式发起会战攻势前，先派第40师团对幕阜山进行扫荡。第40师团刚一启动，杨森即命第二十军各师进行侧击。
杨干才作战的特点是快、准、狠。第134师潜师夜行，驰近第40师团的外围据点马鞍山，并出敌不意，在拂晓时分直登马鞍山顶，而守敌尚未知觉。
官兵齐呼：“抓活的呀，抓活的呀！”一边喊一边打倒了两个哨兵。山顶的日军不少，还有一门山炮，但听到外面呼声震天，不知道来了多少兵马，连抵抗都不敢抵抗，就逃下了山。
因侧击地点并非连绵起伏的深山区，日机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这种飞机是德国送给日本的容克式轰炸机，比日军在淞沪战场上使用的飞机还要先进，俯冲投弹及机枪扫射的命中率很高，其凄厉的尖叫声也足以摧毁人的神经。
有一段时间，地面部队可以用机枪或步枪齐射，将飞机给打下来。后来日军在飞机腹部加装了一层钢板，便拿它没办法了。
第134师占领马鞍山，几乎兵不血刃，但在飞机的肆虐下，伤亡了二十多人。为免增加更多的无谓伤亡，杨干才传令撤兵，临走前，因带不走山炮，就用手榴弹将其炸毁。
第133师发起侧击后，吃的也是这个亏，夏炯的师部被日机轰炸，特务连也伤亡惨重。
虽未能取得重大战果，但侧击仍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由于第二十军的骚扰式进攻，第40师团的先头部队重松支队被迫将预备队留下应付，先单独进入山区，随后便跟杨森所指挥的第五十八军不期而遇，撞了个满怀。
第五十八军虽系云南地方军，却是“中央军”的甲种编制，坐拥三师十二个团，且此前未受过大的挫折，战力正强。而从第40师团到第十一军总部，对幕阜山的中方布局均云里雾里，重松支队竟然还以为前方一片坦途哩。
在迫击炮和手榴弹的猛烈袭击下，日本兵纷纷倒下，重松支队所据高地成了“凄惨的战斗场所”，眼看连联队军旗都快保不住了。重松支队想要反击，可是因为与预备队早已分离，又反击无力，支队长重松洁大佐急得大叫“军旗危险”，亲自拔刀督战，才没有被第五十八军给逼到家门口。
第40师团主力闻讯前去救急，杨森发现日军各联队中间出现了相当大的空隙，即指挥第五十八军乘隙杀入，将其分隔开来。
在山区战场上，一时出现了敌我掺杂、各自缠斗的混战局面，这当然不是日军想要的。
第40师团长青木诚一中将在高地俯瞰战局后，无可奈何地对身边幕僚说：“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师团本身，也没法做得比联队更好了。”
所有这些战斗都是在晚上发生的，天一亮，等青木师团长将主力联队集中起来，准备发动反击时，袭击他们的第五十八军早已消失了。
悲哀的是，重松支队仍在挨揍，比它还要惨的是其预备队后藤大队，因为上山较晚，又与主力失去了联系，后藤大队遭到了第五十八军一个整师的包围。
各种轻重迫击炮弹和手榴弹如雨般飞来，后藤大队阵地狭窄，躲都没处躲，人死了一大堆不算，两挺重机枪也给炸飞了。
1941年9月14日，木下参谋长到岳州指挥所，得知第40师团陷入困境，不由大吃一惊，但他仍认为第40师团能够自己单独搞定，只需解除其侧翼威胁即可。
阿南和木下为这次会战准备了一支二线兵团，即荒木支队，木下便命令荒木支队前去支援。
荒木支队搭乘汽车赶到前线，忙没帮上，反被第五十八军给挡得寸步难行，只好挖掘战壕，以类似阵地战的形式往前缓慢推进。
第40师团战前有一个会战的预计伤亡数，一周之内，这个数字就超了一半，而会战还没有正式开始。
第40师团如此苦不堪言，完全在阿南预料之外，他正琢磨如何从湘北正面实现突破呢，却还要被侧面一堆烂事所困扰，这个恼火啊。
阿南得出的结论是，第40师团“未尽全力”，应让作战主任严加督促。
1941年9月18日，在阿南的亲自指挥下，第十一军对湘北展开全面攻击，新墙河首当其冲。
由于经过精心准备，守军防线很快遭到突破，阿南喜不自胜，立即向师团长打去贺电，同时“感谢上苍”。既然正面进展如此顺利，他也就不愿花太多心思去管第40师团了。
正面凯歌高奏，第40师团在幕阜山上却仍是步履维艰。山上全是坚固的既设阵地，第五十八军在前面阻击，第二十军在旁边侧击，那个难过啊，就跟在地狱里行走一般。
仅仅过了一天，又被打死了一个少佐大队长，士兵的伤亡就更不用说了，第40师团指挥高层逐渐在打法上产生了分歧，有人不干了。
师团参谋长今村中佐认为应停止深入山地，转而向第6师团所在的平地靠拢，理由是第40师团的任务乃“掩护侧翼”——上面只要我们掩护主力部队的侧翼就行，没让在山里干耗，咱可不能再这么二了。
青木骑虎难下，但他比幕僚长要面子，不肯认怂，还坚持要往前推，今村越劝，他越来劲儿。
我是个把舵的，你最多就是个撑船的，我还没慌，你慌个球啊。
今村急了，猛不丁地掏出尚方宝剑，说向第6师团靠拢，正是军作战主任岛村中佐的意思。
敢情阿南与他的作战主任在战略思想上也南辕北辙，阿南是要第40师团铲除对方的侧翼，作战主任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有那空，还不如把第40师团调到湘北正面，还能多一份力呢。
阿南所托非人。青木手拿旨意，也不经师团长批准，即令第40师团下山，转向湘北正面的平地战场。
那一边，阿南倒是越打越顺，他渡过汨罗江，正准备直接攻往长沙，但中途忽然获得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
第十一军总部有一个特情班，专门负责截获和破译中方密电。特情班通过破译，得到了一份薛岳的完整会战计划，其中透露，薛岳已部署部分主力兵团于汨罗江南岸，即将由东向西侧击南进日军。
没有什么情报比这个情报更重要更关键了。阿南随即派飞机侦察，证明情报完全属实。
阿南立即放弃原方案，转而在汨罗江南岸组织会战。各师团奉命东向实施包围，大部分师团从事正面攻击，即“主作战”，第40师团的任务仍是迂回平江，实行“次作战”，并限定其于21日傍晚攻占平江，以合拢包围圈。
第40师团好不容易从苦海里钻了出来，结果扑通一声又跳了回去。
鉴于第40师团初期所遇到的困难，木下参谋长和作战主任岛村全都悬着一颗心，怕这个师团不能如期抵达平江。
第40师团果然“不孚众望”，到21日傍晚一看，离平江还远着呢。
眼看战机紧迫，阿南也急了，除派飞机助战外，又修改路线，向第40师团下达了“立即转进梓江，向平江挺进”的命令。
其实真不能全怪第40师团，要怪，就得怪山区的路太难走了，即便从梓江行军也是如此。
那里的山间小路只能通过一列纵队，整个师团的行军队列，据说长达五十里，花了足足两天时间，才到达梓江，而从梓江到平江，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也得五十多里。
阿南再也等不下去了，在第40师团抵达梓江前，他就下令启动了南岸会战，对已被包围的中方主力师团发起攻击，这里面自然不包括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
军作战主任岛村一心向着第40师团，见第40师团几乎已撞入了死胡同，他连觉都睡不好，深更半夜地便把参谋长木下给摇醒，请求让第40师团从事“主作战”。
折腾完木下，天亮后，岛村直接又跑到阿南的房间，重申了这一请求，并且实话实说：第40师团迂回平江困难，或者说，根本就没那能力，不如派第6师团替代。
有时候挺难的事，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阿南倒也能理解，当即予以批准，随后给两个师团下达了最新命令。
第6师团一向自认为是最有实力的师团，现在阿南把第40师团无法完成的任务交给了他们，那个得意啊，当下撸胳膊挽袖子，情绪亢奋到不行。
第6师团沿途凶神恶煞，行军速度也远超第40师团，其尖兵部队排成两行纵队，信誓旦旦地要“首先进入平江”，一路都不肯停顿，直到距离平江仅有两里路时，才就地休息。
得到日军要进兵平江的报告，杨森表现得镇定从容，没有丝毫慌乱之色。有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他对这些紧急状况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有杨森亲自坐镇，尽管大兵压境，整座县城的秩序仍平静如常。平江城内的一万多民众都被动员了起来，于一昼夜间，将城区储藏的食物、弹药及重要物资全部运往山地秘密隐藏。
杨森的第二个预案是，一旦抵御不住，就继续采用过去伪装潜伏的办法，和日军在大山里兜圈子，当第6师团逼近平江时，他已率总部人员先行钻进了平江南面的山区。
两里路程，如果不是因为山峦叠障，平江县城完全可以尽收眼底，但正在坐地休息的第6师团尖兵却接到命令：“尖兵返回。”
当天早上，第6师团通信班收听到了第40师团的无线电报，上面称：“本师团已到达平江。”
第6师团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想不到第40师团居然如此鬼祟：说去不了，一家伙便蹿到了前面，真是亮瞎了我这双贼眼。神田急忙变更前进目标，率部掉头去参加“主作战”，以免被这个忽然交了狗屎运的第40师团给比下去。
如此拼命地跑来跑去，结果竟是白辛苦一场。接到回撤的命令，第6师团的官兵就像小孩子到嘴的点心被打掉一般，个个哑然失色，目瞪口呆。
这些沮丧不已的家伙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在不停地嘀咕：“只剩两里路程就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40师团当然没能占领平江，它是这么一回事：第40师团的发报员在播发无线电报时，误把梓江打成了平江，“本师团已到达平江”，实际是“本师团已到达梓江”。
阿南和第6师团还有纠错的机会，但另一个意外的出现，再次拯救了平江。
汨罗江南岸会战即将结束之际，军参谋部获得最新情报，第七十四军正向这一战场增援而来。
早在兵棋推演中，第七十四军就受到阿南及其幕僚的格外注意和重视，视其为“最精锐中央直系部队”。上高会战日军惨遭败绩，第七十四军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被日本人称为“虎部队”，此后第七十四军上升为甲种战略攻击军，无军委会命令，禁止用于作战或移动。
薛岳请示调用第七十四军，实乃无奈之举，因为在此之前，其他主力兵团都已在汨罗江南岸被日军相继击溃，这是他手中剩下的最后杀手锏。
第十一军的计划是，结束南岸会战在前，继续向长沙推进在后，第七十四军的突然现身，无疑给他们的计划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一众幕僚经过研究，决定调第6师团与之抗衡。岛村当晚拿着这个方案去找阿南，请求解除第6师团占领平江的任务。
阿南答应岛村，用第6师团替代第40师团，并不是卖人情，而是他本身就想不惜代价地占领平江，以图消灭杨森总部，然而到此也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
因一字之误已经撤回的第6师团，接到阿南的电报：“不要占领平江”，正好来个顺水推舟。
阿南发起的汨罗江南岸会战，把薛岳的作战计划搅得一片纷乱。
会战尚在进行时，日军一支先遣突击队直插长沙，薛岳误认为日军主力已攻入城内，急忙率领幕僚撤出长沙，由于跑得过于仓促，连密电本都给丢掉了，造成一段时间里，薛岳与军委会失去了联系。
整个战区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蒋介石赶紧致电各军，授权由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统一指挥节制。
第二次长沙会战后，阿南才意识到，不占领平江乃一大失策，顿时把肠子都悔青了。过了一年，他还在为此做检讨，碎碎念地唠叨来唠叨去，埋怨自己怎么如此糊涂，为什么要突然放弃占领平江。
在阿南看来，如果当时能够抓住并摧毁杨森总部，或最低限度使之陷入混乱，中方就会丧失指挥核心，后面也不会出那么多麻烦事了。
阿南的所有麻烦，都是由杨森所引起的。
杨森遇事不怕事，平时照惹事，平江危机解除后，他一边临时调度和指挥整个战区，一边施展自己的新战术，准备到第十一军背后去和阿南开开玩笑。
吸取第一次长沙会战指挥失误的教训，此番杨森不敢马虎，他对日军的进军路线和途径作了认真推敲，然后又率领高级幕僚，在前沿进行仔细观察，最后确证日军仅由湘北正面进犯长沙，平江至通城一线勿需再重兵警戒。
杨森点了状态正佳的夏炯为先锋，自率大军督后，朝湘北潜行而来。
空中一直有日军侦察机竟日监视，第二十军的一举一动，随时可由侦察机电告日军总部，为防止泄密，杨森被迫让部队进行伪装，即尽量打扮成老百姓，以免引起敌机注意。
第133师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达了新墙河南岸，日军工兵部队正押着强拉来的数千民工，在赶修从新墙镇到大荆街的公路。
日军师团从甲种、乙种到丙种，兵员、野战能力及火力配备逐次降低，不过即便是丙种师团，也配有山炮兵、辎重兵联队，甲种就更不用说了。在平地作战，这种特种配备往往势不可当。
预防到这一点，第九战区在战前就对新墙河南岸的道路网进行了彻底破坏。尽管第十一军参谋部对此做过研究，但并无更好良策，这使得成建制的坦克和重炮部队在前进途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几乎是寸步难行，最后不得不解除配属，返回原地。
现在日军修路，只是为了向前方输送必要的后勤给养及其辎重，已经没有余地供特种部队开进了。
前方战事越紧，对后勤需求越是迫切，所以日军工兵忙得不可开交，又是修桥铺路，又是填沟平土，根本不知道路旁有那么多的“偷窥者”。
工兵只有几百，都不够第133师塞牙缝的，然而附近大荆街还驻扎着日军步骑兵及后勤部队两千余人，并配有十余辆坦克，此外，新墙镇也有大队日军，如果过早暴露位置，以至打草惊蛇，恐怕会遭到围攻，也达不到破袭目的了。
夏炯在详查地形敌情后，当机立断，决定复制鄂南反扫荡时的战术打法，兵分两路，一路夜袭大荆街，一路夜袭筑路日军，同时阻击新墙镇敌援兵。
负责夜袭大荆街的仍是陈德邵，在第399团以副团长的身份代理团长。陈德邵对夜袭战做了周密布置，组织突击队、便衣队，还从师部调来了一个工兵排，全部轻装携带地雷。
大荆街是日军的粮弹仓库所在地。当晚午夜两点，穿插到敌后的便衣队发射信号弹，早已准备就绪的突击大队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击溃日军的警戒和守库部队。
紧接着，突击大队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各种易燃物品，焚烧仓库，大荆街上空顿时黑烟冲天，弹药仓库相继起火爆炸。
守库部队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守备日军都在周围露营酣睡。夏炯集中迫击炮向其猛射，打得敌营混乱一片，人马相互践踏，仍逃不出浓密火网。
另一路以第398团为主，轻易便击溃了日军的工兵部队，被掳民工乘机逃回家园。
第二天拂晓，日军整顿部卒，仅剩步骑千余人，在坦克掩护下发起反击，此时第133师已全部进入预设主阵地。
头天晚上，工兵排已在主阵地前的地面埋下了地雷，道路两旁树上横放了集束手榴弹，专等对手来“开荤”。
日军毫无防备，被炸得人仰马翻，血肉横飞。第133师趁机用各式武器给火锅添油加料，让日军好好地尝了尝川菜的辣味。
激战至早上十点，日军难以招架，残部在飞机掩护下向新墙镇溃逃，大荆街被第133师所控制。
第二十军潜入新墙河南岸，并发动破袭战，起初却并未引起阿南等人的足够重视，他们都紧盯着第七十四军，盘算着如何拿下这条大鱼，以便建立战功。
与第七十四军相比，第二十军不过是只偶然钻到屁股后面去的小虾米，由他先蹦着好了，回头再慢慢收拾也不迟。
倒是木下参谋长曾起了个念头，犹豫要不要从主战场调一个旅团回去应付，可是到头来又下不了这个决心。
因为杨森的临时执掌，第九战区在薛岳缺席的情况下，没有出现阿南所盼望的混乱状况，薛岳得知日军主力未入长沙，又返回指挥第七十四军作战。
第七十四军长途跋涉，从江西上高远道而来，如果停止在浏阳河构筑工事，沿河布防，可收以逸待劳之效，但薛岳急于扳回局面，仍下令第七十四军跑步前进，限时赶至浏阳作战。
廖龄奇师是第七十四军的先头部队，到达浏阳前方不远，即与第6师团的骑兵联队遭遇。廖龄奇师初来乍到，既不明敌情，也不熟地形，部队都来不及展开，官兵更是疲惫不堪，辄遇骑兵冲击，立刻溃败下来。
廖龄奇慌乱之下，扔下部队只身逃出。后续各师未得到通知，还在跑步前进，队形也相继被骑兵冲乱，第6师团主力趁机掩杀，第七十四军一仗未打，便全军溃败。
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成了光杆军长，见日军逼近，急忙藏于大路后面的森林内，侥幸没有沦为俘虏。
战后，廖龄奇因“临阵脱逃”罪被捕。由于他是黄埔学生将领，蒋介石对于如何处置，心情曾非常矛盾，在室内踱来踱去，迟疑不决，最后才下决心予以枪决，以肃军纪。
真正指挥失误的其实是薛岳。在第七十四军被击溃后，长沙正面已无任何主力兵团能用以御敌，薛岳不得不再度退出长沙。
危急时刻，杨森再次挺身而出，并亲自率第134师南下，寻机向日军外围掩护部队实施攻击。
日军进出的主要道路，距离杨森的指挥部只有三千米，只是如果上去硬碰硬，未必就是人家的对手。杨森眼睁睁地看着日军一批批地过去，再着急也没用。
这时老百姓给部队送来了情报，报告有一支日军骑兵联队正夜宿于附近。
民众组训的好处是能增强军情意识，老乡不仅注意观察，还会分析，据他说，这支骑兵联队的营地旁边有一条干涸的河床，河床周围只有几个哨兵，看情形完全可以进行一次夜袭。
杨森对湘北地形已经相当熟悉，一听老乡所说位置，就知道有成功的把握，又听说是骑兵联队，更加兴奋不已。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马种引进和培育上取得了很大成就，随日军侵华的东洋马不仅外表高大威猛，而且速度极快，非国产杂种马可比。在抗战前沿，中国的高级指挥官们但凡拍照，都要骑上一匹缴获的东洋马才显得帅。
杨森除了爱体育，也爱养马骑马，他每天不出去遛一遛马，浑身不爽，对于好马，尤其爱不舍手。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追击第33师团时，第二十军也曾缴获过几匹东洋马，但数量很少，而杨森拐马，也不是拿来拍照，他要用以成立骑兵队，所以不是单个地拐，得成批地拐。
杨森立刻将部队悄悄拉到老乡所述地点，随后成立夜袭敢死队，并做了相应部署。
当晚月黑风高，秋声瑟瑟，是一个用于夜袭的理想时段，敢死队潜入敌营，在干掉哨兵后，把马牵出来，然后越河床而逃。
敌营距离长沙仅六七十里，由于前面进展过于顺利，骑兵联队的警戒意识不强，人喊马嘶之下方才惊醒，慌忙跑出来追赶。
杨干才率第134师主力埋伏在河床对岸，迎头便是一顿痛打，把日军给打傻了。趁天尚未亮，他们掩护盗马的敢死队迅速撤离战场。
夜晚交战，没了马的骑兵们连方向都弄不清楚，小心肝一颤一颤的，也根本不敢深入追击，只得自认晦气。
战后，杨森把两次会战缴获的东洋马合并，组建了一支骑兵队。
一眼看过去，那几乎就是一支“日本骑兵队”：官兵骑着东洋马，身上穿着黄呢军装，手拿马刀和三八式，从上到下，无不是战利品，甚至随队照料马匹的兽医，也是俘虏的日本人。
有趣的是，这位兽医因杨森爱马懂马，居然视杨森为知音，经常和他研讨有关马匹的事情。
在击溃第七十四军后，日军一度长驱直入，目中无人，经过这次夜袭，不得不全面加强戒备。行军时先要派出骑兵，搜索所经道路的两边，如果附近有村庄，还要进入村庄内部，仔细侦察，确定果然没有中国军队的踪迹，才敢通知大部队继续往前推进，由此大大拖累了进军速度。
1941年9月27日，阿南向长沙城内空降几百名伞兵，第4师团进占长沙，然而此时的长沙不过是空城一座，守军早已撤往株洲。
第3师团迟了一步，未捞到夺城之功，于是向军司令部提出：长沙既已空虚，攻占能有多少意义呢，不如一举挺进株洲，还更靠谱一些。
谁去打株洲，第3师团一拍自家胸脯。
积极性高是好事，但由于第二十军攻占大荆街，日军弹药粮草的补给已显困难，此前骑兵联队因遭受重大损失，连等了两三天，后方才挤牙膏一般地重新送来马匹辎重。
木下参谋长反复考虑后予以批复：作战目的达到，准备反转（即撤离）。
第3师团却以为军司令部必定会予以批准，申请刚递上去，不等回复，部队已向株洲开拔。
收到木下的反转指示，第3师团再递申请，称师团已接近株洲，如果就此停步不前的话，不仅将功亏一篑，而且有骑虎难下之势。
意思就是，这活已经像是面粉粘在手上，去都去不掉了，你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军参谋部很是为难，阿南将申请电报拿了过来，他看到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师团于夏秋之际反复进行训练，其目的正是为了今日，追击气势不可失之一瞬。”
阿南是一个很感性的指挥官，看过之后没个不激动的，当下大笔一挥，爽快地予以批准。
阿南豪情万丈，背后却已如同锅炉房一样沸腾了起来。
他和木下连支旅团都舍不得派回去，后方只能靠留守部队独自硬撑。为夺回大荆街，日军出动步骑兵两千余人，迂回至关王桥附近，企图包围第133师，但杨干才率第134师早就在旁边候着了，篱牢犬勿入，日军败兴而归。
获悉长沙失守，第3师团又继续杀向株洲的消息，杨森挥动帅旗，调兵遣将，先是第五十八军奉命取道长乐街南下，向西侧击日军，然后第二十军也从长乐街分道南下，两军多次击溃日军掩护部队，并在捞刀河以北地区发起了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
日军的公路桥梁白天筑起，晚上就遭到破坏，第十一军动用非常手段：白天飞机巡逻，晚上利用洞庭湖的海军探照灯照明，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保障其后方通行安全无阻。
补给线被卡，导致第十一军各部粮弹奇缺，第3师团连子弹都舍不得多用，为此还下了一个“严禁射击”的命令。
日军主力部队拼刺刀极为厉害，可偏偏退往株洲的是第七十四军残部，经过重新收容整理，该部仍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
作为国内顶尖的王牌部队，第七十四军官兵均经过极为严格的劈刺术训练，敢于进行近距离的白刃战，反倒是第3师团因极度疲劳，在这种需要体力的肉搏格斗中难以占据上风。
于是，在第3师团眼中，沿路又变成了“凄惨战场”。
在“凄惨的激战”中，日军不断出现伤亡，先后有数名中队长战死，一名大队长负重伤，所付出的代价委实不小。
1941年9月29日，第3师团得以伤痕累累地攻入株洲，然而除了一场虚名，并无多少实际所得。
耍酷玩激情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时候，第3师团这一击，不过是苦了自己连累大家——随着时间的延续，第十一军的补给线终于支持不住了。
第二十军士兵在战场上空看到一只日军军鸽飞过，抬手一枪，把这只倒霉的鸽子给打了下来。军鸽所携带的文件上显示，前线日军因缺乏粮弹，已被迫请求空投补给。
1941年10月1日，各师团奉命集体“反转”。
在第3师团攻占株洲的当天，阿南即正式将此次战役命名为“长沙会战”，他认为自己已补冈村之憾：既击溃了第七十四军等战区主力兵团，又占领了长沙，你们总不会再有什么话讲了吧？
孰料日军一撤出长沙，中方就大力宣传：“长沙未被占领”，让阿南的良好感觉瞬间崩塌。
日军选择了利用夜间向北撤退，其撤退速度也十分快捷，但动向仍被中方所捕捉，此时由广东战区调来增援的粤军第七十九军、暂编第二军已经乘坐火车赶到，薛岳赶紧下令他们衔尾追击。
第二十军因处于日军后方，得以就近对日军展开阻击战，其中尤以陈德邵的第399团最为显眼，不仅歼敌最多，而且还跟日军争抢飞机投下的粮弹，战斗打得酣畅淋漓、毫无顾忌。
阻击之后就是猛追。
随着目标不断往前伸展，天空也在沿周边无限地展开，优秀的川中子弟们在起飞，迎接一轮又一轮的历险以及一次又一次的成功。
夏炯以第399团为前锋，撒开脚丫子一路狂飙，沿途不断击溃日军后卫掩护部队，最后直抵新墙镇以南。
陈德邵请来当地保长打探敌情，正说着话，一位农民进来报告，说日军就在他所在村庄附近宿营，帐篷搭在干田和干堰塘旁边，大概全累坏了，都四仰八叉地睡大觉呢。
这位农民自愿带路歼敌，保长向陈德邵证明，该农民曾经当过兵，所以胆子很大，忠诚度没有问题。
陈德邵当机立断，派第一营轻装前进，由农民引路，绕过日军警戒线，一俟插至日军背后，便发射信号弹。
信号弹一起，正面的第二营迅速开火，对日军实行南北夹击，揍得睡梦中的日军伤亡枕藉。
日军拼命挣扎，向第399团猛射毒气弹，试图以此阻遏对方的进攻。第二十军经过防空防毒训练，随身都带有防毒面具，及时戴上再战，只是进攻速度无疑就慢了下来。
陈德邵看到后，急忙集中迫击炮压制日军炮兵，同时防毒排也及时跟上，标明毒区并及时进行消毒。
师部电话正好于此时接通，陈德邵向夏炯简单报告战况后，即询问后续部队是否已到达。
听说第398团到了，陈德邵马上向夏炯建议：由第398团进行掩护，帮助迫击炮部队占领镇东北高地，向日军露营区域射击。
夏炯拍案叫绝，如此一调整，迫击炮完全遏制住了日军的毒气战。
随着第397团的到达，全师合力展开围歼。激战至第二天早晨，日军向新墙河边撤退。
陈德邵早有伏笔，他让老百姓引路，派第3营在日军背后占领阵地，提前建立了第二层包围，给溃逃日军造成了更大伤亡。
在新墙追击战中，日军被打垮了一个联队，其东南扎营区域内，横躺着大批被击毙的日军军马，这些马相当于刚刚宰杀，第二十军全都拿去做了加餐庆功的食材。
除第133师全体官兵得以饱餐东洋马肉外，附近民众也都享到了口福，可见死马数量之多。
吃肉也不能忘记送肉的人，有的士兵调侃说：“这是鬼子用马肉给我们庆功呢。”还有的说：“咱们这是笑谈渴饮倭奴血。”
杨森与第134师位置靠后，等他们追到新墙河时，第133师已经在收拾满地的马肉了，杨森很是满意。
让杨森不高兴的是，追击部队在新墙河边就被迫停住，原因是日军在河岸上留了一支炮兵，为掩护撤退，正拼命用排炮阻击，炮弹像暴雨一样飞过来。
正是追得十分起劲时，突然来这么一出，犹如兜头浇来一盆冷水，让人好不爽快。可是不追的话又不甘心，杨森接到报告，急匆匆地带上总部警卫排前去察看日军炮兵阵地的情形。
警卫排内部号称“特别支队”，因为排里全是排级军官，没有兵，为首者是杨森的二儿子杨汉烈。
杨汉烈毕业于黄埔军校，毕业之前，他写信给父亲，请杨森给他指条出路。
杨森很干脆，说那你就到我的第二十军来吧，同时还不忘叮嘱一句，同学之中，有那素质不错，而且交情也很好的，不妨一道带来效力。
杨汉烈果然带来了三十多位同学，全是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杨森见状大喜，连同杨汉烈在内，一律任命为排长，但因为前方一直在打仗，来不及逐一安排，便临时留在身边担任警卫。
杨森在前沿察看之后，一时也没能想出更好的办法，于是决定返回与前敌指挥官们再定对策。
因为心里有事，他没有注意到“特别支队”没有跟着一道回来。
几个高层正在掩体里思考着对策，忽然听到前线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与呐喊，随之而来，竟有一种万马奔腾、地动山摇的气势。
杨森一阵愕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一个传令兵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汇报说杨汉烈带人把日军的大炮拖了过来，前线部队乘机发起了冲锋。
盗枪盗马，对于第二十军来说，早习以为常，但是再怎么跳跃性思维，杨森也想不到盗炮上去。况且他儿子年纪尚轻，刚刚军校毕业，又没打过仗，怎么可能？
杨森认为传令兵肯定弄错了，立刻沉下脸：“哪有这样的事情？”
传令兵一听急了：“真的，总司令不相信，请您亲自去看看。”
杨森三步并作两步，走出掩体，用望远镜一看，还真的，河对岸已无日军踪影，前线部队正忙着进行强渡。
一直到晚上，杨汉烈和“特别支队”才返回总部。这些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胆子大到能包天，他们利用地形，悄悄地摸到日军炮兵阵地的右侧，先是猛地扑向一门放在最右边的大炮，然后三十多人一拥而上，挥舞马刀嘁哩咔嚓，用最短的时间，把几个日本炮兵全给剁了。
这些军校同学里面有学过炮科的，当下拖转炮身，装上炮弹，就朝日军的炮兵主阵地轰击，日军猝不及防，一阵大喊全跑了。
当天第二十军越过新墙河，长驱突进，一直打到湘鄂边界才鸣金收兵。
在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各军中，以第二十军最为出色，杨森关键时刻代替指挥，更是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尽管薛岳在战后又是出书，又是宣传，说会战胜利是他诱敌深入聚歼日军的结果，但心里非常明白，若没有杨森及第二十军，这一仗就败得太难看了。
会战之前，新墙河系由粤军中的王牌、“老铁军”第四军驻守，战后，薛岳对杨森说，像新墙河这样的防守任务，只有第四军和第二十军才能胜任，而现在，“只有第二十军才能守得住！”
杨森最重军人荣誉，对活多活少向来不计较，他认为这话从薛岳嘴里说出来，就是对他和第二十军的最高奖励，因此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愿意接防新墙河。
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蒋介石召开第二次南岳会议，会上对杨森和第二十军则予以特别嘉奖，并特授杨森为陆军上将。会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还专程赶到长沙，对杨森进行了慰问。
杨森时年已近六十，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被授予军中殊勋，早在他三十多岁出任四川善后督理时，北洋政府即授之以森武将军称号，但是在杨森看来，二者不能等同，因为这个上将是他率部抵御外侮，历经血战才得来的，是真正的荣耀。
距离第一次长沙会战，已历两年之久，这位沙场老将还没有能够实现当初对女作曲家所许下的诺言，即打回上海，但是他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第五章 燃烧的火焰
白崇禧：字健生，生于广西省临桂县。时任军委会参谋次长。
杨森：在会战中被任命为北方截击军总司令，负责在汨罗江南岸堵击日军。
二见秋三郎：第十一军副参谋长，直接分管后勤，反对进攻长沙。
丰岛房太郎：第三师团师团长。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陆军大学第二十八期。
杨干才：第一三四师师长。会战前期负责在主阵地外围据守。
夏炯：第二十军副军长兼第一三三师师长。会战前期负责守住关王桥。
王超奎：生于重庆市武隆县。杨森第二十军的著名勇士，曾调第九战区干训团校官大队受训，后升任营长，英勇战死于第三次长沙会战。战后，国民政府将他的牺牲地点“向公岭”改为“王公岭”，新墙乡改为超奎乡。
向文彬：生于四川省广安市。在第二十军任团长，他的部队是淞沪会战时出名的尖子部队。
池之上贤吉：独立混成第九旅团旅团长。第九旅团原为在山西太原组成的新编部队，后南调充当警备武汉的临时派遣部队。
山崎茂：第九旅团临时编组的集成步兵大队的大队长，奉命偷袭影珠山。
杨汉域：第二十军军长，指挥了影珠山之战。
李怀英：在第二十军任营长，是一个久经战阵，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指挥官。
杨汉烈：时任骑兵连连长，在影珠山之战中大放异彩。
经过两次长沙会战，杨森及其第二十军表现出的惊人潜力，引起外界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军政部专门派出一支电影摄制组，就地驻扎于第二十军内，以官兵训练以及组织民众为素材，拍成了一部战争纪录片，并制作许多拷贝，送各战区和部队观摩学习，以便吸取经验，普遍实施。
事实上，杨森确实已形成了一套适合第二十军特点的系统打法，基本要领是，当日军主力出现时，便隐身一旁，等日军主力通过后，再不停地对其后方进行袭扰，使日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看你跟看定时炸弹一样。
这颗定时炸弹的完全起爆时间，即为对手的撤退时间。此时，要把积蓄的全部力量拿出来，毫无顾忌地进行侧击、尾击、伏击。
第五战区所属的王缵绪、孙震，因掌握日军“扫荡”规律，也常常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方法，但在最后取得的实际效果上，都无法与“杨森战法”相提并论。
民众组训也是“杨森战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政部拍纪录片时，摄录了大量这类画面。
除了通过老百姓自发地刺探敌情、输送粮弹外，杨森还成立了各式各样的群众战地组织，比如妇女慰问队、担架队、情报队、搬运队——这个搬运队不是辎重兵那样的角色，而是帮着搬老百姓的东西，在战时它们的作用往往不亚于正规军。
通常部队作战时，都要建立担架兵，担架兵必须是年轻力壮的士兵才行，这无疑要分去部分战斗力，但伤兵又不能不往后方送。杨森的办法是在民居设立紧急救护所和包扎站，由群众担架队就近抬送伤员，也就省去了担架兵一项。
一时之间，“杨森战法”在军中相当风行。有一次杨森回重庆，军政部还特地给他放映了这部片子。
各战区各部队的军师长、参谋长看过片子后，都学着杨森，从后方指挥所钻出来，跑到第一线去察看地形，并且逐个分析研究如何才能对日军展开破袭战。
大家都在研究，薛岳也在思考。
第二次长沙会战使杨森和第二十军迅速蹿红，薛岳却十分受伤。在南岳会议上，白崇禧以军委会参谋次长的身份讲话，说：“敌军此次窜犯，是自来自去。”
自来自去，就是来去自如的意思，实际上是否定了薛岳关于大胜仗的宣传。
薛岳与白崇禧素来不睦，他对白崇禧的这番讲评感到很是恼火，会后连续向蒋介石递交了几份辞职报告，并且愤恨地说：“再干，我就不是人！”
耍了一通脾气之后，老蒋在辞职报告上批了两个字：“慰留”。
身为职业军人，或许会头脑发热，或许会死要面子，但事后都会有一个相对较为客观的分析和检讨。薛岳也深知自己在指挥和判断上出现了重大失误，因此在重新设计保卫长沙的方案时，推出了一个新的战术，命名为“天炉战法”。
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将主力兵团置于长沙，到了第二次长沙会战，则前移至汨罗江南岸，结果吃了大亏。这次薛岳又回到原点，不过他的旧瓶里还装了新酒。
从新墙河到长沙这一段，尽管不会再组织主力兵团截击，但沿途会用二线兵团进行不间断的侧击和包围，所谓“天炉”，就是通过侧击和包围让日军有坠入火炉、遭烈火焚烧之感。
从“天炉战法”的创意上，多多少少可以窥见“杨森战法”的影子，而在“天炉战法”中，驻守新墙河的第二十军也确实是其中的一大关键环节。
杨森不敢懈怠，自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就加紧对第二十军进行整补和训练——不先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
进入1941年12月中旬，湘北前线观察到日军调动频繁，接到侦察人员又得到了一份日军向乡公所强索苦力的文件——强索苦力是为了修筑道路，修筑道路是为了运输辎重，运输辎重是为了粮草先行。
薛岳判断日军将第三次进犯长沙，杨森也根据敌情和战区“天炉战法”的战略战术作了相应部署。
此时属第二十七集团军序列的共有三个军，杨森令第二十军守新墙河以南第一线，湘军第三十七军守汨罗江南岸第二线，在正面呈两线接力，而通城至平江的第一线转由滇军第五十八军把守。
这三个军的总体任务，就是给薛岳的“天炉”点起第一把火，给日军在“炉”内取取暖、升升温。
阿南即将发起的第三次长沙会战，间隔第二次长沙会战仅过了两个月不到，这在军事上显得颇为反常，要知道前两次会战整整相差了两年，阿南曾在其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如此急急用兵，与局势变化密切相关，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阿南有些近乎失衡的心理状态。
第二次长沙会战是阿南上任后的开山之作，从发动汨罗江南岸会战，到击溃第七十四军，这些战绩都让他扎足了面子和台型，太有腔调了。
可惜的是，后半段都让一个叫杨森的人给搅了。
会战结束后，南京侵华日军总部的一些人背地里议论纷纷，都说“长沙会战不打还好，一打反而给予了中国军队以反宣传的材料，很是不利。”
阿南提交报告，说明这一趟他没白干，爱嚼舌头的那些人不屑一顾：成绩不一定是做出来的，但一定是要总结出来的，你就吹吧。
辛辛苦苦忙了半天，原来自豪还停留在幻觉状态，阿南怒不可遏，老虎不发威，你当我病猫！
阿南赴南京出席军司令官会议时，在会上大发牢骚，以致于会议就被他一个人给拖到了深夜。在日军将领中，阿南以沉稳著称，如此不寻常的举动，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浮躁之气，而这正是大战前所有指挥官都应力避之处，也是他的同行薛岳曾掉坑的地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珍珠港偷袭得手，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南进政策”成为热点。从东京到南京，日军内部流行着这样一种想法，即中国战场已成为次要战场。
第十一军似乎要被边缘化了，日本参谋本部一再暗示，要从第十一军调动兵力去南洋，第6师团等绝对主力皆在此列，这让阿南如坐针毡，憋足了劲想在调兵之前再打一场大仗，以便在挽回脸面的同时，增加自己的发言权。
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早已蓄势待发的日本第二十三军开始进攻香港。第九战区奉命将粤军第四军、暂编第二军调拨南下，以策应英军守卫香港。
得知粤军南下，第十一军参谋长木下勇向第二十三军发出照会电报，探询是否要出兵进行牵制。
电报是白天发出的，第二十三军尚未回复，木下勇晚上怎么都睡不着觉，脑细胞高度兴奋，最后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决定不管第二十三军高兴不高兴，欢迎不欢迎，都一定要出兵作战。
阿南的浮躁明显影响到了他的部下，或者说相互影响。据木下勇在日记中记述，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时，他曾“深思熟虑”，但这次只用一个小时就作出了决定。
1941年12月13日，木下参谋长召集作战主任岛村等一众高级幕僚，大家达成一致，拟成作战大纲向阿南进行汇报。阿南也早就按捺不住，当即予以批准。
木下的这份作战大纲，主要针对杨森所指挥的三个军。因杨森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抢眼表现，木下再不敢用第40师团这样的丙种师团去应付，启用的是第6师团，但后来仍觉得没把握，又把第3、第40师团的主力增加了进去，这样基本上已是一个师团对一个军。
开始都说得很好，出兵是为了配合香港攻势，牵制第九战区，但作战计划一经上级批准，阿南和幕僚们就动了“进攻长沙”的心。
牵制作战和大会战，准备期完全不一样，只能说人心里一旦有了坑，迟早都会把自己给套进悲剧的壳子里去。
1941年12月18日，汉口军司令部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论。别人尚可，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少将因直接分管后勤，对“进攻长沙”反对最烈。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二见把前线军队抬了出来：“要进攻长沙，请问第一线的气氛是否一致，全体将士有无完成的信心？”
二见以为前线会支持他的看法，不料那些无脑武夫并不领他的情。部队还在集结途中，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第二天就抽空跑到军司令部，告诉木下参谋长：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副参谋长那是在瞎扯，我就愿意去长沙！
士兵们好了伤疤忘了疼，第3师团已在集结地公开扬言：“我们师团这次是开往长沙的。”
见内部有所分歧，阿南且不公开宣布“进攻长沙”，先打上一阵，看看效果再说。
第3师团情绪最高，但集结过程中便撞到了霉星，由于粤汉铁路发生列车事故，未能在开战的这一天完全集结到位，因此首发作战的仅为第6、第40师团。
1941年12月24日傍晚，两师团一东一西，第6师团强渡新墙河，对阵第133师，第40师团强渡沙港河（新墙河分支），对阵第134师，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新墙河河面宽度七十米，水深不足一米，到处皆可徒涉，加之当晚湘北下起大雨，夜雨笼罩下，能见度非常低，为日军强渡提供了掩护，但是第二十军的防守和作战能力仍让对手大吃一惊。
战前，杨森在防守上做了精心布置。所有便于陡涉的登岸地点，均埋有地雷，岸边架设有伪装的层层铁丝网。河岸阵地以各村庄为据点，用交通壕将它们连接起来，每座村庄里均建有砖石结构的厚实掩体。
第二十军以往在平江或通山作战，虽有重创第33师团等不俗战绩，但当时的位置和角色，只与足球场上的边后卫相仿，现在提到了前锋，想射门就射门，想秒杀就秒杀，何其过瘾，因此参战官兵斗志高昂，在强敌面前发挥出了较高水准。
日军战史在记录当晚的强渡作战时，多次用“顽强抵抗”四个字来对守军加以描述，这使日军在惊讶不已的同时，也感到十分棘手。第6师团长神田在山上督战，一连几个小时不肯下来，始终紧张地关注着战况的进展。
第二十军的顽强，当然并不能完全抵消力量对比中的弱势。
师团规模的日军一般火力极强，仅在单纯的步兵联队中，就含有多个重机枪中队和步兵炮小队，机枪中队只要往前一压，所编织出的浓密火力网，会让对手产生一种阵前全是机枪的感觉。
步兵炮更是进攻利器，活动起来异常灵活，可以随步兵移动而移动，并凭借直接射击方式，定点清除第二十军的掩体和机枪阵地。
在步兵联队后面，还有重炮配合，炮弹从点到线，从线到面，落到地面形成的弹穴密密麻麻，远远望去，就像在稻田里插秧。大炮小炮齐击之下，第二十军辛辛苦苦构筑的据点顷刻间便被击毁，战争越是现代化，就越得承认人力终究不是火力的对手，血肉也难以跟炮弹相抗衡。在日军炮火的覆盖下，官兵们钻在战壕里都会感到空气的灼热，难以抬头睁眼，连耳朵都得捂起来才行。这种情况下，即便在阵地上硬挺几个小时都非易事，更不用说用轻武器进行对抗了。
经过连续夜袭，河岸阵地终被突破，日军于深夜强渡成功。
在“天炉战法”的整体战略中，第二十军主要起诱兵作用，按理随时可以伺机后撤，对于新墙河防线并无死守必要。但第二十军打惯了硬仗，听到要撤退，普遍都有一种失落和羞愧的心理，无须杨森下令，夏炯和杨干才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继续作战。
新墙河阵地属于双层复合结构，河岸阵地为第一层，自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北岸，还营建了纵深达十二里的据点式主阵地。
这些阵地以关王桥为中心，大多位于主要道路侧面及要点高地之上，周围还筑有一些分散的五角碉堡，目的就是控制交通运输线。
夏炯和杨干才做了分工，夏炯负责在主阵地外围据守，杨干才负责守住关王桥。为了节省兵力，两师都没有使用全军设防，而是采取了抽精兵据守的方式。
夏炯抽出的是第398团所属、原为团预备队的王超奎营。王超奎的规定任务是，以排为单位，占领九个据点，死守三天后，再到关王桥集合。
当日军进攻时，各排在据点内各自为战。日军急于攻破阵地，为扫清据点前的鹿砦障碍，竟不惜动用燃烧弹，经两天一夜的激战，守军伤亡过半。
第三天下午，王超奎见已完成任务，遂下令突围。副营长杨曦臣率领士兵占据后方高地进行策应，王超奎则奋不顾身，率先跳出外壕，与日军肉搏拼刺，以掩护部队后撤。
肉搏过程中，王超奎被日军机枪打中，受创三弹而亡。杨曦臣见状，急忙率部冲回，连着牺牲两名排长，硬将王超奎的尸体抢了回来，然后且战且退。入夜后撤至关王桥时，全营已仅剩一百多人。
王超奎的尸体被运至师部，夏炯听完经过，当即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王超奎身上，抚尸恸哭，在场者无不怆然泪下。
关王桥是第二十军在新墙河防线的最后根据地，日军也清楚其重要性所在。为稳固其后方交通线，投入一个联队，采用步、炮、工三兵种合作的方式，连续三天，从左右翼与正面对关王桥进行立体式强攻。
杨干才用于防守关王桥的是向文彬团，淞沪会战时出名的尖子部队。三天里，湘北天气非常恶劣，整天狂风怒吼、雨雪交加，战壕内的积水直没膝盖，尽管作战条件和环境异常艰苦，但向文彬团日夜奋战，一步不退。
日军曾攻入关王桥一角，向文彬率部几次反击，又把他们给推了出去。日军战史中承认，因遭到向文彬团的“顽强抵抗”，关王桥战斗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
因白天伤亡太大，日军便利用晚上发动袭击，对这种不靠谱的偷袭战术，向文彬的回应非常直接：不靠谱，就把你打成靠谱。
向文彬团始终坚守不动，像钉子一样牢牢地钉在了关王桥岸。日军费尽力气，仍毫无进展，只好绕过关王桥，径直南下。
在新墙河防线的激战中，第133师共有两名团长负伤，营连长各一人阵亡，第134师的伤亡也很大，“天炉”也因此达到了一定的温度和烈度。
1941年12月26日，杨森将第二十军主力予以收缩，撤入关王桥以东的山区。
日军于24日强渡新墙河，25日驻香港的英军便提出投降要求，香港遂告陷落。
这对阿南来说，却未必是好消息，因为牵制第九战区的意义已不存在，按照道理，第十一军该打道回府了。
阿南想来想去，实在不甘心。
多次给自己找麻烦的第二十军被赶到了一边，部队马上就要强渡汨罗江，长沙眼看指日可下了，这时候匆匆忙忙回去，不仅会导致前功尽弃，而且等于又给中国人提供了免费的宣传材料。
阿南决定不收兵，继续在岳州指挥作战。他为此找到的理由竟然还是“牵制”——香港虽已陷落，但第九战区向广东所派部队仍未撤回，在今后几天内，还有可能发起攻势，这种时候，千万松懈不得。
这一“牵制”，就又牵制到进攻长沙的主题上去了。
阿南对前景很是乐观，他从破译的薛岳密电上看到，防守汨罗江的是湘军第三十七军，这不过是一支二线兵团，要攻破其防线并不困难，长沙乃至株洲“极易进入”。
作战主任岛村正在搜集和掌握第九战区后方的一些情报，他发现这次薛岳排出的实际是一个倒金字塔阵形：前方是二线兵团，后方却已出现了一线主力兵团的影子。
岛村感觉不对劲，便改了调门，向阿南提出，进攻长沙需要慎重。
对幕僚们的突然变卦，阿南极为不满，晚上冒着风雪跑到作战主任室，拉着木下、岛村谈到深夜。
除了继续强调“牵制”的作用外，阿南还抛出了一句硬邦邦的话：“你们下不了进攻长沙的决心，是对于作战之道尚未理解之故！”
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你们这些做幕僚的怎么能懂呢？换句话说，你们的性感都比不上我的预感，还是站到一边，听我指挥吧。
见司令官发了火，木下、岛村赶紧附和，阿南的思想工作算是做通了。
按照阿南的要求，军参谋部将相关方案报请南京总部批准，回电让阿南大失所望，说是要不要进攻长沙，还需根据东京批示和广东方面的实际情况再定。
这帮官僚，决策效率真是要多慢就有多慢，全听他们的，你得上吊。阿南在日记中记下“不必消极”，“不必消极”的意思就是照自己的一套先做起来。
1941年12月28日，阿南重新下达攻击令。
此时因连日降雨，汨罗江的河水不断上涨，很多地方已不能徒涉，这让阿南有些着急，派出数架飞机前去进行侦察。起先云层较厚，侦察较为困难，到了下午，天气转睛，不下雨了，空中侦察也变得顺利起来。
阿南视为喜兆，不由得又高兴了起来。
1941年12月29日，日军三个师团以徒涉、乘坐橡皮舟、架桥等方式，先后渡过汨罗江。对于在南岸防守的第三十七军，阿南非常轻视，把对方当成可以手到擒来的小虫子，准备加以围歼。
对于“败走”的第二十军，其后的第三十七军，阿南已经不在意了，他眼睛里全是长沙。
侦察机向阿南报告，残余的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退却。特种情报已确实证防守长沙的部队是第十军，这是一支主力兵团，但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受到打击，目前兵力还能保持多少，成了一个未知数。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阿南决定独断独行，不再等待南京总部请示，他命令各师团朝长沙全力进攻。
这一天，作为“火炉底部”的长沙城也进入了紧张时刻。
从日军强渡新墙河开始，第十军便不分昼夜地加固工事，修筑地堡。通过新墙河、汨罗江两战，薛岳已经更清楚地看到，此次日军出动的兵力没有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大，且伤亡和疲劳比中方还大，因此也增强了一战而胜的信心和决心。
以往日军兵临城下，战区指挥所都会出城后移，这次薛岳仅将指挥所移往岳麓山，在长沙就近指挥守城战役。
原赴广东的第四军奉命立即回师，限时在株洲集结。包括第四军在内，薛岳对所有赶来长沙参加会战的各兵团都有一个统一要求，即近者不得先到，远者不得迟到。
鉴于日方强大的电报破译能力，第九战区专门建立了通信中枢，长沙以南全部改用电话联系，这使得阿南始终无法完全掌握薛岳的兵力调动情况，以致于形成了长沙兵力薄弱的错误印象。
对进攻长沙，日军基层部队起初并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强渡汨罗江时，多数第一线官兵还认为：“这次作战是为了配合香港作战，到31日结束，随后便要反转。”
渡过汨罗江后，却并没有“反转”，反而有了继续南下的迹象，各师团对今后的行动毫无所知，普遍处于疑神疑鬼的状态，直到29日傍晚，收到阿南进攻长沙的命令，才如梦方醒。
三个师团当时的行军秩序是，第40师团拖后，第3、第6师团突前，其中第3师团担任左迂回，以便对第三十七军形成包抄后进行围歼，这是日军极为典型的迂回打法。
三个师团中，第3师团长丰岛与阿南的思路最为接近，阿南便把尝鲜的机会抛给了丰岛，下令由第三师团“迅速由捷径进入长沙。”
上级的器重和垂青，犹如给第3师团上下打了一针兴奋剂，师团各部大叫着“只有我第一个先到长沙”，马上甩下第三十七军，争先恐后地往前突进，在从长沙以东的浏阳河徒涉后，即全部涌向长沙城南。
第3师团一撤，左边露出空隙，第三十七军这支“小昆虫”趁机突围，钻到东面山区里去了。
眼看围歼第三十七军的大功即将告成，阿南的一纸命令让第6师团 “真有睛天霹雳之感”，这时他们才注意到邻近的第3师团已不告而别，跑长沙抢功去了。
第6师团长神田“异常愤慨”，气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谁都不是天生的傻子，第6师团也未尝不想第一个进长沙，可是阿南让第6师团先守住浏阳河的渡河点，再考虑进攻长沙。
等我到渡河点，没准长沙已被第3师团给完全占领了，神田心里这个着急和郁闷。当下他将第6师团编成两路纵队，向浏阳河一线急进。
平时行军，不管任务多么紧急，第6师团至少要在途中休息三个小时，以便保持充沛的体力。这次神田连这个都给免了，赶着部队不眠不休地彻夜狂奔。
1942年1月1日，第3师团主力逼近长沙城。天明雾散，日机巡回一圈，没有发现附近有中国军队的踪迹，遂投下了象征占领长沙的膏药旗。
在几个月前的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4师团曾有不战而入城的先例，第3师团也以为自己凭空捡了个大元宝。于是一众官兵山呼万岁，对着初升的太阳，向东方的日本皇室进行了遥拜，并约定晚上要在长沙城内庆祝元旦。
在这一乐观气氛的影响下，野炮联队长与步兵联队长勾肩搭背，把水筒里的酒倒出来相互举杯庆祝，炮兵祝步兵马到成功，步兵祝炮兵发发命中，好不其乐融融。
中午时分，随着守军的外围警戒部队撤入城内，日军攻入了长沙东南郊区。其时，木下参谋长正代表阿南乘坐飞机视察战场，观察到这一幕后，向地面部队投下大量贺年慰问和鼓励的信件。随行的日本记者团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凑到舷窗前，临空抢拍战场情况。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点。
第十军主力的防御重点正在城南，抵抗也“极其猛烈”，他们对于每一座地堡和建筑物都不轻言放弃，双方围绕一街一堡一屋，展开了殊死争夺。
由于新墙河至长沙的道路被彻底破坏，日军无法运输大批辎重，只能用马匹驮来不多的山炮和步兵炮，而在岳麓山上，薛岳部署了一个野战炮兵旅，除有许多步兵炮外，还有四五十门重野炮、山炮及重迫击炮，加上居高临下，火力优势上超过了日军。
第十军在城内所建地堡多为一人高，目标暴露，本来日军用步兵炮完全可以清除，但因火力遭到压制，根本就不敢拿出来使用。
步兵攻地堡，伤亡不小，进度很慢，直到傍晚，第3师团都未能取得大的进展。
师团长丰岛急于占领长沙，直属的加藤大队奉命冲上战场。
加藤大队是第3师团里公认的精锐部队，特别擅长夜袭，丰岛此时遣兵，也是要发挥这支部队的长处。
只可惜第十军越战越勇，士气极其旺盛，此时只有他们灭别人，岂有别人能碰得了他们的。
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玩心跳玩得出了圈，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竟然还想靠前指挥，结果腹部被子弹打穿，随行人员也几乎全部丧命，仅剩一名兵长死里逃生，返回指挥所进行了报告。
兵长逃回时，还不知加藤已死，师团参谋长闻听大吃一惊，连忙说：“这可太严重啦，大队要全力以赴夺回大队长。”
加藤大队的士兵喊着“救出部队长”，接连发起数次死亡式冲锋，但都是以死亡开始，以死亡结束，毫无效果。
战场之上，同是尸体，指挥官往往比一般士兵更重要，无论哪一方都要拼死争夺，为此哪怕付出巨大代价，这不光是指挥官的身份问题，也因为他们身上往往有很多不可外传的秘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加藤绝对是个宝。
从加藤随身所带的图囊中，第十军士兵搜出了各种计划和命令，由此获知第3师团携带的弹药已经不足，且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
第3师团装青春装励志，结果却把自己逼到了装疯卖傻的程度。薛岳看完缴获的加藤文件后，非常高兴地敲着桌子说：“虽仅一张薄纸，却比万挺机枪还重！”
从阿南独断决策，要进攻长沙开始，第十一军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就在29日那天晚上，副参谋长二见突然接到木下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赶到岳州，为进攻长沙进行后勤筹备。二见满腹牢骚，临走前，他在日记上写道：“（进攻长沙）乃自暴自弃之作战”。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阿南一冲动就要攻长沙，后方却完全没有准备，连子弹都没有着落，二见到岳州之后，恨不能去跳海才好。
向前方输送补给，最重要的是得有兵站路。从新墙河至长沙的原有道路已被破坏，必须重修，而因为事先没有讲好，军工兵队中的大部分已被派去南洋或宜昌，仅剩下两个独立工兵中队和两个筑路队，活多人少，干起来实在不易。
那段时间湖南雨雪交加，工兵队刚刚修了一段路，又被大水冲毁淹没。经过空中侦察，发现无法补修，只能从东部丘陵地带重新开辟道路。
工兵队对那一带的地形并不熟悉，拿着一张同样不甚准确的中国地图进行作业时，犹如盲人摸象，反正是看到障碍就绕着走，看到树木就砍下来，最后工兵队几乎变成了伐木队——将砍下的原木铺在地上，能保证载重汽车勉强通过，这就算是有路了。
临时修成的兵站路凸凹不平，且路线迂回曲折，加剧了运输的困难。
与此同时，留在关王桥的向文彬团也找他们麻烦。
1942年12月30日，下着雪，第40师团所属的辎重兵第40联队往前线输送补给，走到新墙镇东南的一座山神庙时，进庙休息。
晚上向文彬团跟踪至此，将山神庙围了起来，一时手榴弹雨点一样向庙内飞去，日军匆忙架起机枪进行抵抗。向文彬团向火力点发起冲锋，一连倒下三个排长，连长一跃而起，用手榴弹将机枪手炸死，夺过机枪朝日军猛扫。
第40联队觉没睡好，还被揍得鼻血直流，联队长森川敬宇中佐及部下百余人战死，损失骡马三百余匹。
这还只是日军未进长沙之前。
新墙河战斗结束后，杨森率第二十军主力退入东部山区。薛岳来电，让第二十军往南昌方向开拔，以抵御该处日军可能发起的攻击。
杨森很不高兴，认为以第二十军所拥有的战斗力，应该随时进入正面主战场，怎么反而越调越远了？
顾及薛岳的命令，第二十军往湘赣边界稍微挪了挪，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开过去。未几，薛岳再传电报：日军已进入长沙。
幸亏未搬家，否则就是无用功。
战前薛岳与杨森有过密约，即日军不进长沙便罢，一进长沙，立即停止收发报，以防泄密，双方的情报联络改由侦察兵负责。
侦察兵跑来跑去，肯定没有电报速度快，但这时候杨森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已不用薛岳交代了。
“杨森战法”取法于新四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术，其要领之一便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被杨森比喻成是跳交谊舞。
日军原先掐着杨森的脖子，如今手一松，注意力都被长沙吸引过去，这就轮到杨森扑上去掐他们脖子了。
第二十军在日军外围大打破袭战，毁坏道路，并不断攻击日军工兵和后勤部队，其作战方法无所顾忌，总体原则是见人杀人，见军鸽射军鸽，见军犬捕军犬，见骑兵先杀人后夺马。
日军一支后勤小分队开到一座村庄附近，见炊烟不起，家家上锁，以为是一座空村，可他们又怕屋里面埋着地雷，不敢住进去，便在野外搭帐篷露宿。"
孰不知第二十军正藏在屋里，上锁不过是迷惑日军的假相而已。到了深夜，一行人悄悄潜出，把这支后勤小分队全给杀光了。
此事发生后，吓得日军小部队都不敢轻易出动，遑论工兵，导致道路被破坏后，迟迟无法抢修，粮弹辎重自然就运不上去。
犹如是钻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第二十军看上去只是小打小闹，却足以令日军痛到呼天抢地、满地打滚。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最让前线日军怨声载道的就是缺乏弹药，他们步枪里的子弹还是出发时所携带的那些，总共一百二十发，打完即止。
加藤的文件很无情地透露出这一事实，也难怪薛岳要欣喜若狂了。
一路顺风，半路伤风，说的是会战中的第3师团。
1942年1月2日，随着薛岳一声令下，岳麓山上的炮兵旅突然发威，所有榴弹重炮向第3师团进行齐射。
这些重炮的口径都在100毫米至150毫米之间，射程远，火力足，要塞和海岸阵地常使用这种类别的重炮，阻击军舰的炮，用来打步兵自然是小菜一碟。
日本兵被炸到血肉横飞，从岳麓山上都能看见黄呢大衣碎片在空中散落。他们平时应该很少能尝到这种猛料，但正所谓风水轮流转，人同命不同，如今也该体验一下火力覆盖中“挨一日似三秋”是什么滋味了。
日军竭力用火炮还击，但效果微乎其微，连丰岛师团长进入炮兵观测所指挥时也遭到了炮击。
岳州指挥所内，阿南还能做到泰然自若，军参谋部的幕僚们可没这么好的心理素质，已经个个面色忧愁，那心跳到都快要爆肝了。
战事失利，军副参谋长二见秋三郎因此成为罪魁祸首，上上下下都埋怨他办事不力，无法为前方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弹药。不得已，二见亲自来到位于新墙镇的兵站进行视察，但这也就是做个样子罢了，前线状况未能得到丝毫改观。
1942年1月3日，见第3师团久而无功，阿南下令第6师团参加攻击长沙。
第6师团长神田巴不得呢，他挺直腰杆，留下一部守卫渡河点后，即率主力向长沙城北开去。
岳麓山的炮弹有了新的买家。战后统计，炮兵旅的重炮弹共打了五百余发，山炮弹最多，一万余发，全部不用花钱，免费赠送给两个师团。
神田兴冲冲而来，来了之后腰杆又被炮弹给打得弯了下去。
另一边，第3师团不是无功的问题，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他们已经走向了危险的边缘。
当天，日机开始从长沙向第3师团空投弹药，但对于激烈的战斗而言，空投的方式不过是杯水车薪，很快，这些弹药又用完了。
日本兵的枪膛里没了子弹，被迫屡屡用刺刀进行冲锋，而第十一军由于弹药储备充足，则越打越精神，不仅毫无退却的征兆，有时发起的反冲锋比日军还多得多。
偶像就是假相，眼看将要现形，阿南还在故作镇定，他在参谋室的黑板上写了一句汉诗：“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
幕僚们一看急了，什么时候了，不酸文假醋你会死啊。他们全都涌进军司令部，劝阿南下令“反转”。
阿南其实早已察觉到了情况的严重性，他只不过是抹不下面子，现在幕僚起哄，正好在半推半就中推出“反转令”。
人生就像开飞机，飞多高不是关键，关键是落地一定要稳当。这个时候，阿南心里还很笃定，认为他虽没赚到多少，保本还是没多大问题的，撤军一定会撤得稳稳当当，实现“软着陆”。
他没想一想，对手怎么可能答应呢？
1942年1月4日深夜，第3师团仓皇逃离长沙。第十军首先发觉这一动向，即派小部队出城夜袭，顿时使日军队列出现混乱，大衣军毯、武器和尸体丢得到处都是，而以往日军撤退，即便是败退，也一定会事先毁坏武器，带走或火化尸体。
主力联队行军过程中，突然听到前面有人远远地用日语问了一声：“谁？”
黑暗之中，彼此都分辨不清，联队军官以为是先行的辎重部队，下意识地回答道：“我！我！”
话音未落，轻重机枪一起扫了过来——敢情这是从株洲北上的第四军一部，一天前就在这里建立了伏击阵地，早已等候多时。至于日语问讯，那叫脑筋急转弯，为的就是兜你这种凑上来的死鬼。
伏击部队一面发射照明弹，一面投掷手榴弹，接着从四面发起冲锋，一度冲到了日军联队的军旗附近。
联队军旗下面就是联队部，联队长拔出战刀，围绕军旗组成圆阵，拼命抵御第四军的进攻。一名军官事后追述说，如果对方手榴弹的投掷距离再延长十米，人和军旗就都要被炸飞了。
伏击部队并不恋战，日军主力一增援上来，即利用夜色撤退。
不恋战，是因为沿途的友军部队多的是，他们完全可以先休息调整一下，养足精神和力气再到新的地点设伏。
在阿南下令“反转”的同时，薛岳也向包括第二十军在内的各兵团发布了合围令。这些兵团在数量上达到了29个师，分布在长沙的东南西北，此前一直以隐蔽的方式逼近长沙，为的就是对日军形成包围。
第3师团途中到处遭到袭击，连师团指挥所都被围攻。一颗迫击炮弹打过去，哨兵当场被炸飞，而师团长丰岛当时就住在隔壁房间。
第十一军司令部获悉这一情况后，大为震惊，参谋室内一片愁云惨雾。
1942年1月5日，第3师团到达浏阳河渡口点，但渡桥已被炸毁。在前有阻击、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该师团近乎陷入绝望之中。
阿南急令第6师团主力予以增援，在第6师团的掩护下，第3师团临时架桥，总算渡过了浏阳河。
消息传到岳州军指挥部，参谋幕僚们多少松了口气，而阿南更是小激动了一下，为了让身边的幕僚打起精神，他还特地吹嘘了一番在华北时的作战经历，并且总结为：打仗不怕难，苦战能过关。
阿南这个人，就其指挥能力和气质而言，应在优秀指挥官之列，他的问题，在于过度理想化，老把自己当成励志故事的第一主角。须知，励志故事这东西，你拿去骗骗人无妨，若信以为真，那就是把自己往沟里带了。
在这种要命时刻，阿南竟然还想上演琼瑶剧，他要再举行一次大决战，以振奋士气，同时挽回战场上的不利局面。
决战地点初步选定在汨罗江南岸，第二次长沙会战时奠定其前半场胜局的老地方，时间为1月6日。
启动这次大决战的部队是独立混成第9旅团，原任务为接应三师团北撤，阿南翻盘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此了。
有一个人来截道了，他叫杨森。
进入追击阶段，已无所谓保密不保密，薛岳与杨森恢复了电报联络，杨森被任命为北方截击军总司令，负责在汨罗江南岸堵击日军。
杨森将指挥所设在影珠山后的紫泉岭上，部署第134师在左翼古华山，第五十八军于右翼影珠山，同时急调第133师增援影珠山。
1942年1月6日，夏炯率第133师刚刚进至影珠山左侧的福临铺附近，师谍报队就侦察到一个重要情报：独立混成第9旅团已越过汨罗江，当晚可宿营福临铺。
独立混成第9旅团是在山西太原组成的新编部队，在华北，该旅团可不是“混”，而是号称遇敌必攻的精锐。他们所谓的“敌”主要是山区的八路军，即便出击，大多数情况下也只需派出小部队即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为第4师团等部队被抽往南洋作战，第9旅团便被调来武汉作为补充。换了环境，周围全是甲种师团级别的野战主力，第9旅团只能矮上几辈，充当警备武汉的临时派遣部队。
有时候，一个人能认识到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就算是好样的。第9旅团也不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只是情况紧急，阿南身边没有人手，这才赶鸭子上架似的被派了出来。
夏炯与幕僚研究后，决定先对付第9旅团，以免影珠山腹背受敌。在第9旅团到达之前，第133师全部隐蔽于福临铺以南的山林里，专等猎物上钩。
第9旅团急匆匆南下，他们因长期在北方作战，对南方地形很是陌生，一路都走得跌跌撞撞，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才到达汨罗江北岸。越过汨罗江后，天色已黑，伸手不见五指，等好不容易摸到福临铺时，已经是下半夜了。
连跑三天，官兵全都累得快散了架，宿营令一下，立刻呼呼大睡。
夜深了，鹰来了。
“老鹰叼鸡”是“杨森战法”中很常见的偷袭战术，第397团配备手枪和手榴弹，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福临铺大街，给睡在外沿的日军和驮马点了一遍名。
日本兵在睡梦中就糊里糊涂地飞上了天，包括一名中队长在内，死伤百余人，许多驮马也因此遭了殃，不是被炸死炸伤，就是惊叫着到处嘶吼乱跑。
与第397团同时跃起的是第399团，他们要“叼”的是驻在福临铺外村庄里的日军。当日军闻声出村时，第399团即以机步枪齐射的方式迎头痛击，也打死打伤不少。
遭到意外袭击后，第9旅团赶紧动用山炮队的山炮进行攻击，来不及调整炮位，也搞不清对方的位置和数量，只好先稀里糊涂地轰上几炮，给受惊的官兵们壮壮胆再说。
老鹰叼鸡，要诀为叼了就走。在把第9旅团打得晕头转向之后，第133师立即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因为是临时被调入湘北战场，事先未做过任何准备，第9旅团从湘北地形到敌情、预备知识统统都不掌握，完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挨了揍以后，也仍然不清楚第133师的具体番号以及急袭意图，只从背影上判断，有一部分袭击者钻进了影珠山。
直到这时，第9旅团才意识到影珠山里可能驻扎着相当数量的中国军队。
1942年1月8日，当阿南走进军指挥所时，他发现这里的主题仍是一个字：愁；四个字：愁上加愁。
第9旅团不仅没能如期启动“汨罗江南岸大决战”的序幕，还遭受了不小的损失，现在吊在福临铺那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
在第九战区各兵团的前堵后追下，其他三个师团也被虐到不行，犹如过街老鼠，惶惶不可终日。
所有幕僚，从木下到岛村，再到那个倒霉的二见，全都是一张黯淡的苦瓜脸，已失去作战的信心和意志。唯有阿南仍不甘心，口口声声地说：“还要坚决打一个包围歼灭战！”
阿南的这句话倒不完全是信口开河。当天早晨，除第3师团撤至福临铺南侧外，第6师团的先头部队正向影珠山西侧的栗桥开去，第40师团因要拖住尾追的第三十七军，耽误了时间，但也在急速跟进。
在阿南看来，第6师团仍保存着一定的攻坚能力，突破栗桥应有把握，第40师团跟上来后，再来个迂回包围，随后加上第9旅团，三部联手，到时完全可以将第五十八军予以歼灭。
能在顺境中取胜的指挥官已经很了不起，而能在逆境中不断争取反败为胜的指挥官则更令人钦佩，从这一点上来说，阿南有理由得到加分。
然而战场上接连不断出现的状况，不仅把这些加分一笔勾销，而且还将继续给阿南减分。
状况首先出在他的那些幕僚身上。
幕僚们可不像他们的主官那么有种，自“反转”开始，胆就已经被吓破了。
当阿南苦思如何反戈一击的时候，幕僚们还在为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而发愁，一个劲地念叨着：“各师团在近期内摆脱敌人是困难的。”
甚至如果晚上正好是月夜晴空，这些家伙还会连明月都恨上，因为这会有利于中国军队进行追击。
1942年1月8日傍晚，军参谋部得到情报，说第五十八军已完全占领栗桥，同时其他多个兵团也正进入附近。
幕僚们对第6师团能否突破栗桥立刻起了担心和怀疑，他们集体找到阿南，提出第6师团即便能够如愿通过栗桥，也还需要不少时间，而福临铺未见有重兵设防，属于薄弱地区，所以应改道福临铺。
阿南自然不同意：你们如此娘们儿唧唧，还能指望战局有多大起色？
他提高分贝，劝导幕僚们：“大家必须相信我军，特别是皇军师团，拥有极大的战斗力，那些扛着军旗的步兵联队，仍然可以胜任作战任务。”
要是在“反转”前，幕僚也许会让步，那时阿南在军中毕竟是一把手，一言九鼎，他说太阳是三角的，也没几个人敢说是圆的。可如今不同，连吃败仗，让阿南在众人心中的威信直线下降，实际上自决定撤出长沙起，幕僚们已经在对阿南说“不”了。
这些幕僚围着司令官，几张嘴巴哒哒哒，全像刀子似的扎过去，虽然话里不会明讲，但那种抱怨的情绪已尽在其中，分明就是你愿意改得改，不愿意改也得改。
阿南势单力孤，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批准了幕僚的意见。
似乎部下们一夜之间全都学会了自行其是，晚上阿南又收到了第9旅团发来的一份报告，他不由大吃一惊。
第9旅团利用白天对影珠山的守军及其阵地设置进行了侦察，经过侦察，确定第133师所在的影珠山东麓乃关键所在，而且第133师已依托山地建立了有利地形，从正面攻克难度很大。
第9旅团长池之上贤吉少将随即作出决定，他要派部队夺取山顶，然后借助高地优势，以山炮对第133师阵地进行打击。
一旦第133师动摇，第9旅团控制影珠山便成定局，第6师团顺利“转进”自然也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现在的问题是要找一个薄弱点，影珠山防线的薄弱之处恰在第五十八军一侧。该部新编第十师在部署上有明显破绽，其兵力多分散在谷底的森林和民房中，只有少量警戒部队和师部指挥所驻于山顶。与第133师相比，新编第十师的战斗力及精神状态也有很大差距。
池之上不等向阿南进行请示，即从前线部队中抽出人马，编组了一支集成步兵大队——山崎大队，作为攻袭影珠山的主力。
第9旅团的先斩后奏，让阿南毫无心理准备，以至于当他接到报告时，山崎大队已进入影珠山。
阿南暗暗跺脚，如果第6师团不临时改道福临铺，此时就可利用山崎大队的奇袭效果，收夹击之效，如今却变成了山崎大队孤军深入，成功不去说它，失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一切都已覆水难收，阿南的所有希望，都只能寄托于山崎大队好运了。
山崎大队最初的运气确实不错。当天晚上浓云密布，能见度仅在二十米范围之内，正是夜袭的最佳时段。大队长山崎茂大尉平时性格温吞，此刻也凶相毕露，向士兵作出训示：“军人以身许国，无需多言，大家跟我来吧！”
新编第十师的警戒很松，山崎大队到达山腰后，仰着头才看到散立的哨兵，由下往上看，那几个哨兵如同浮在半空中一般。
日军尖兵悄悄接近，刺杀哨兵后，迫近位于山顶庙宇中的师部指挥所，师长鲁道源惊慌失措，只身遁逃，导致所部大乱，失去了反击的机会。
山崎大队长一边掌握部队，一边派人进行近距离搜索，经过搜索，才知道影珠山的最高点并不是脚下的这座山顶，而是据此几百米远的559高地。
山崎判断，在559高地附近，一定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守军，于是又派出一个中队，沿着山脊向559高地挺进。
1942年1月9日，凌晨四时，日军中队向559高地发起冲锋，守军不敌四散。山崎大队胜利在望，即将为奇袭行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句号下面添上一撇，是逗号，大戏才刚刚开始。
第二十军军部就设在559高地的背后，军长杨汉域本身又是夜袭的行家，前面一有动静，他就知道大事不妙。
559高地一旦被日军控制，第二十军的指挥系统受到威胁还是小事，战局完全改观才是大事。
情况危如累卵，此时随总部在一起的作战部队只有一个直属骑兵连。山地作战，不用骑马，骑兵连全是步兵，连长是杨森的公子杨汉烈。
杨汉域当机立断，命令杨汉烈率骑兵连登山阻击。杨汉烈走后，杨汉域不放心，又把警卫军部的手枪排加派上去，另指派一名师部参谋协助杨汉烈进行指挥。
杨汉烈登上559高地时，守卫高地的滇军已经溃散，日军中队正在山呼万岁庆祝呢。
杨汉烈不动声色，先悄悄地占据地形，摆好武器，从背后就是一顿猛射。日军猝不及防，死伤一地，接着手枪排又冲了上来，最终把日军残部赶下了高地。
在派出骑兵连加手枪排组合的同时，杨汉域与古华山上的第134师取得联系，火速调来一营，骑兵连亦配属其指挥，任务为重新占领山顶庙宇，从而将山崎大队驱入狭小区域进行围歼。
这个营的营长叫李怀英，是一个久经战阵，富有作战经验的基层指挥官。他站在559高地上进行观察，发现己方虽居高临下，但因地形复杂，山路崎岖，机步枪射击不到日军，攻击效率受到很大限制。
李怀英决定采用迂回包抄战术，他先派一个排从左翼下山，迂回到日军身后，其余部队约定以枪声为号，进行前后夹击。鉴于日军数量较多，他把全营三个步兵连全都用了上去，只把骑兵连撤回作预备队。
部署完之后，李怀英感到正面兵力还是不足，要稳操胜券，非得把骑兵连压上去不可。
于是他又命副官去向杨汉烈传达命令，要求务必在入暮前全歼当面之敌。
副官前去传令时，骑兵连正依着土埂休息，只有杨汉烈仍处于兴奋之中，举着望远镜不停观察前面的地形。
听说要召他杀敌，杨汉烈响亮作答：“转告营长请放心，骑兵连一定能完成任务！”
随后向部属一招手：“出发，跟我来。”带着骑兵连冲上了前沿。
副官返回营指挥所复命，李怀英听完后一句话都没说，只点了一下头，显得心事重重。
不了解内幕的人都觉得奇怪，部下答应得如此爽利，状态如此之好，你干嘛还耷拉一张臭脸，就不能笑一笑？
李怀英笑不出来，他和杨汉域其实有着一样的心病。
按照川军将领的传统，自己的枪杆子以后最好都要交班给儿子——如果有这么一个儿子的话。杨森也不能免俗，他有一大堆儿女，但继承乃父之志，从军打仗的就杨汉烈一个，那是标标准准的爱子。
杨汉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曾演出过“盗炮”的好戏，可是也正因为如此，杨汉域更不敢轻易把杨汉烈放到前线，就唯恐有所闪失，自己担待不起。
任命杨汉烈为骑兵连连长，与军部一起行动，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不到万不得已，杨汉域是绝对不会让这位少帮主去冒险的。
大家都对此心照不宣，李怀英今天也是被逼急了。将杨汉烈派出去后，他心里一直在打鼓：万一伤亡了怎么办？就算杨汉烈无恙，骑兵连损失太大的话，也不好跟军长杨汉域交代啊。
李怀英在指挥所里坐立不安，几次派人到前方询问，自己又多次离开指挥所进行观察，求天求地，指望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意外还是发生了，不过是往好的一面。
杨汉烈到前沿后没有一丝一毫的胆怯慌乱，他利用山上的地形地物，率部悄无声息地接近日军所据守的山顶庙宇，而日军对此毫无察觉。
迂回的那个排开枪鸣号之后，山崎大队的注意力被完全吸引了过去，骑兵连和其他主攻部队趁机猛冲，先用手榴弹，再用刺刀，一个对穿便将庙宇里防守的日军全部予以秒杀！
当骑兵连撤回营指挥所时，伤亡并不算大，还是出发时整整齐齐、精神焕发的样子，所不同的只是，每个士兵身上都披着日军的黄呢大衣，肩上扛着的不是歪把子就是三八式。
杨汉烈简单地向李怀英汇报了一下战况，便兴冲冲地朝电话机走去。他对电话兵说：“接军部，请军长说话。”
接通电话，杨汉烈拿起话筒：“喂，是军长吗？我是汉烈。”
说到这里，这小子已经乐得憋不住了，也不顾众人在旁，便开始跟杨汉域没大没小：“老兄，你老弟今天打了个大胜仗，对得起你，也对得起老头子（杨森）。你对老头子说，还要给我请个勋章……”
战场之上，既无李逵也无李刚，就算是少帮主，也得立战功、佩勋章，才有资格进入“杨家将”的行列。
杨森得知后当然高兴，特地把杨汉烈所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要去，让人在上面篆刻“汉烈刀”三字，以旌其功。
随着李怀英营发起的致命一击，影珠山之战的主动权已完全被杨森所掌握。
山崎大队突破后，第9旅团即将山炮队派往影珠山，向第133师阵地进行炮击，这下子可惹恼了第398团。
第398团很了不得，先前的王超奎营即出自该团，官兵们都窝着火要为王超奎复仇，于是齐声呐喊，冲入了日军的炮兵阵地，上来就是一顿劈砍拼刺。
一名川军士兵一人刺死六个日本兵，夺得山炮一门，自己也成了血葫芦。当他被抬回师部时，胸前还横挎着缴获的三挺歪把子。
炮兵阵地也完结了，山崎大队招招失利，山穷水尽了。
到了总攻阶段，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均亲自督战，两军官兵以迫击炮和机枪突前射击，封住了山崎大队的所有退路，山崎大队被围困在影珠山中，已面临灭顶之灾。
因山林遮蔽，日机无法起到掩护作用，只能当侦察机使，时不时投下通信筒，告知山崎大队哪里哪里又冒出了许多中国兵。
山崎大队配备的主要是轻武器，而且所携弹药有限，日机的警告对他们来说不是废话就是屁话，因为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激烈的混战中，日本兵不断中弹倒下，在弹药即将耗近之际，草丛里到处可以听到伤者的呻吟之声和自杀的枪声。
大队长山崎茂大尉已经负伤，满脸是血，他让斋藤军曹赶紧乘乱突围，以便向旅团长报告战况。
斋藤目标较小，日落之后得以潜回旅团司令部，旅团长池之上大惊，他推测山崎大队凶多吉少，但仍心存侥幸，指望能有一部生还，因此准备于第二天进行火炮援助，同时军司令部发出紧急报告。
当山崎困于影珠山时，第6师团也一头撞进罗网之中。
1月8日那天傍晚，第6师团本已做好突破栗桥防线的准备，不料飞机突然投下军部命令，要求改道福临铺，可对于为什么要改道，命令中并未提及。
神田颇感困惑，但他还是遵照执行，率部于日落时分向福临铺进发。
命令需要级级传达，在师团各部已拉开距离的情况下，这一过程十分缓慢。原来担任前卫的联队不知道要改道，还在傻乎乎地往栗桥方向靠拢，结果第二天早上千辛万苦到了栗桥，命令才送来，又得重新折返。
回头的时候，与追兵碰个正着，那个苦啊，官兵们急得哇哇乱叫：这些短命上司不是老天派来玩我们的吧？
他们其实还不算最惨，最惨的是由后卫改前卫的友成联队。
军参谋部的那些幕僚确实够脑残，当时尾追第3师团的各部队正沿着这一方向加速北上，当追到福临铺南侧时，没捉住第3师团，却正好与友成联队狭路相逢。
友成联队对面足足有6个师，接着，又跑来了3个师，9个师的兵力将友成联队团团围住。
友成联队在高地建立机枪和步兵炮阵地，以重火力进行拦阻。追击兵团一边以迫击炮和手榴弹还击，一边依靠人数优势，对日军阵地进行排山倒海般的冲击。
日军的炮手、机枪手相继被打死，阵地岌岌可危，尤其让联队长友成敏大佐感到心慌意乱的是，炮弹、机枪子弹、手榴弹全部用尽，士兵的步枪子弹也不多了，有的部队只能完全依靠刺刀来撑场面。
谢天谢地，夜幕降临，友成趁机下令分路突围。
先前第3师团乘夜撤出长沙时，曾因回答了一个“我！我！”而倒了血霉，友成联队的官兵这回长了记性，听到类似的日语问话，譬如“谁”、“哪个部队的”，都闭口不言，默不作声地前进，以免露馅。可问题是，对方竟然还是照打不误，先是机枪猛射，继之以手榴弹狂投。
你吭气，证明你是日本人，不吭气，更证明你是日本人。假如你不服，那就是不懂什么叫天意了。
友成联队一不小心，再次踏入了一个有着十几道防线的包围圈中，一时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漆黑的夜晚，照明弹流星一般地纷飞，四周全是军号声、喊杀声、枪弹声，友成联队处于他们从未经历过的“极为凄惨的气氛”中。这支除了刺刀和有限的子弹外已经一无所有的部队，几乎可以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他们的处境。
在野战部队的掩护下，友成率联队本部及工兵、辎重兵，乘夜冲过数十道包围线。但天光发白后，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还在圈子里面给困着呢，更悲哀的是，全队正好走到毫无遮蔽的水田小路上，处于伏击圈的火力网中心！
这真是太有喜感了。
官兵被扫倒一大片，剩余人马拼着命往前方的村庄跑，跑进村庄一看，傻了眼。
那里也是伏击圈，伏兵就在四五十米的距离范围内，手榴弹雨点一样地飞过来，把这帮人给炸的，像捅了马蜂窝一样地乱跳乱叫。
喜感之后就是悲情，友成联队与师团总部的联系至此完全中断，联队通信班做好了焚烧文件的准备，影珠山垂死挣扎的山崎大队就是他们的模板。
被重兵围困的第6师团，已被分离成了三支梯队：前卫遭包围，后卫被缠住，一头一尾拼命扛，以便给居于中间的师团指挥所提供保护。
小肩膀总有扛不住的时候。临近中午，一股中国军队渗入进来，并在相距仅五百米远的高地上建立了阵地，随后便向指挥所发起急袭射击。
神田忙命直属大队上前遮挡，但枪炮声仍越来越近。随师团总部在一起的，还有许多辎重兵和伤员，紧急状态下，辎重兵全部自行改成野战兵，连卫生队也自制竹竿枪，准备拿这个劳什子当刺刀用。
入夜之后，师团指挥所周围弹飞如雨，手榴弹的爆炸声近在咫尺，迫击炮弹从门前跳到门后。那个晚上堪称第6师团的恐怖之夜，神田师团长后来回忆，由于迫击炮弹击中墙壁的声音终夜不绝，他甚至一度以为墙壁会倒塌。
最后关头，师团总部包括幕僚在内的全体人员都进入了战斗配置，由通信队负责死守司令部。
1月9日晚，阿南先后收到两份前线战报，一份说山崎大队可能已大半覆灭，一份说第6师团正陷入重围，阿南听后愕然失色，有一种大冬天被扔进冰水盆里的感觉。
自下令“反转”以来，阿南人前人后始终都保持着一副不惊不诧的态度，看见参谋幕僚表情苦闷，他还会以和蔼的态度尽量予以宽慰，俨然像个得道高僧。
这两份战报把阿南彻底压垮了，使他瞬间由得道高僧变成了精神分裂。
苦闷中的阿南终夜心绪不宁。除了惶恐不安，他心里更多的还有悔恨，又悔又恨。
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明了，如果1月8日晚上不听幕僚们的话，让第6师团按原计划从栗桥北进，与第9旅团两下夹击，必能给动摇中的第五十八军以重创，占领影珠山也将不成问题。
这是悔，阿南恨的是自己：怯懦啊，迁就啊，不得已啊，这些高级指挥官要力避的弊病，都在那一刻出现了。
阿南深更半夜爬起来写日记，记下了这些所谓的人生教训。他得知山崎大队仍有一部生还的可能，忍不住又双掌合十，祈愿这“一部”最终能脱出包围。
其实早就没有“一部”。斋藤军曹走后，山崎便被迫击炮弹打中，终于伤重身亡。大队的其他幸存者们一批批走上绝路，他们先是毁坏武器，接着用刺刀和手榴弹进行互杀和自杀。
1942年1月10日，天亮后，第十一军出动飞机进行临空侦察，看到影珠山战场已经一片沉寂，荒草、乱石中以及树林边，尸体横躺竖陈，损毁的炮架丢得到处都是。
死人不再需要帮忙，于是飞机又去援助第6师团，使第6师团总部、友成联队先后脱困，但脱困不等于脱离追击。在第6师团周围，“如同蚂蚁般”的各路军队选择了与第6师团一同北进，就是你到哪里，我跟到哪里。
侦察机传来情报后，阿南及其全体幕僚既沮丧又焦急。沮丧的是山崎大队已全军覆灭，焦急的是第6师团可能步其后尘。
山崎大队和第6师团的遭殃，让第3、第40师团交了好运，因为所有追击、阻击兵团的注意力都被转移了过去，它们乘机穿过福临铺，先一步走出险境。
事到如今，阿南再也不敢装酷，他赶快下令第3、第40师团抽兵南下福临铺，以求接应第6师团。
1942年1月11日，在轰炸机的掩护下，第6师团在天明前终于甩开追兵，到达福临铺附近。
惊魂初定之下，疲惫的官兵个个像烂泥一样瘫倒在地。友成联队长到师团指挥所请示机宜，指挥所人员却全都在熟睡，友成只好低着头默默地离开了指挥所。
神田师团长知道了这件事，把幕僚好一顿臭骂，埋怨为什么不叫醒自己，这人的脾气不知不觉又长了起来。
当天黎明，第3师团所属的石井联队以急行军的方式赶到了福临铺，与第6师团会合。得知对方是来捞自己的，神田感觉自尊心受损，脸涨得通红，告诉石井“已脱离危机，勿需救援”。
演戏的欲望一上来，收都收不住，神田情绪激愤，他甚至向阿南发去报告，称本师团已靠自己的力量脱离险境，救援实无必要，所以“感谢好意”。
石井一路上跑到气喘吁吁，听了神田的话别提有多郁闷了：你这厮的灵魂真是有点深不可测，难道我是吃饱了饭没事做，大老远跑来陪你玩儿的？
好心你不领，那我就喂狗吧，石井联队二话不说，掉头就走了。
第6师团前卫、本部，加上第9旅团，双双出福临铺北上，果然“勿需救援”。
可是神田光顾他一头了，完全没考虑后面还跟着一个友成联队。
友成联队原来是前卫，现在是后卫，在他们前面的人都没事，轮到他们，有事了。
截道的依然是杨森。
由于后卫部队屡屡被追赶击破，在往福临铺撤退的途中，第6师团不得不白天战斗，晚上才撤退。
晚上看不见路径，搞不清方向，又找不到老百姓带路，偶尔找到一个，不是装聋便是作哑。日军各部只得依赖地图和指北针定位，有时打开电筒看地图，一阵枪弹就打来了，手一哆嗦，指北针掉在地上，也不敢再拿电筒照，只好弯着腰在地上乱摸，摸半天都摸不到。
此外，在遭到沿途部队伏击或袭击时，部队也很容易发生混乱，经常发生自相践踏的现象。到达福临铺后，神田师团长便想了个损招：大肆烧毁民房，以作为各部夜间撤退的联络信号。
杨森在紫泉岭进行指挥，看到山下火起，马上知道第6师团到了福临铺。
影珠山和古华山均需重兵镇守，不能抽出太多兵力，杨森便将原守关王桥的向文彬团调至福临铺，对第6师团进行堵击。
向文彬团赶到时，正好死死堵住了友成联队。
向文彬团所属某营遭十一架日机轰炸，阵地殆危，团长向文彬不准部队后退，并且派副官和卫士一人，在阵地监督营长指挥，只要营长敢往后退一步，就立毙当场！
第二十军其实并不需要这种监督方式，官兵的勇猛很快就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
日机向友成联队的阵地投送弹药，看见有弹药袋从天而降，中国士兵们比对面的日军跳得还快，他们一拥而上，冲进日军阵地抢夺弹药袋——反正你也组织不起火力网，我还怕你怎的？
日军眼睁睁看着弹药袋被抢走，又不敢上前硬拼，那个可怜加窝心。向文彬团冲进敌阵地后，还搂草打兔子，顺手捎走了三十多匹军马，有了这些军马，杨森又够成立一个骑兵排了。
见友成联队被困，阿南本想再次下令第3师团南下增援，但这时他通过侦察发现附近有中方大部队集结，吓得又取消了这一计划。
友成联队接近弹尽粮绝，要靠自己的力量硬冲向文彬团的阵地，十之八九要嘣没了。阿南经过情报分析，确认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所把守的东防线乃是薄弱环节，于是指示友成联队向东突破，并用飞机给友成联队送去地图。
1942年1月12日，友军联队在飞机掩护下，用大规模白刃冲锋的战术，向东防线发起冲击。
联队上下都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一线生路，因此连护送伤病员的卫生队都端起了竹竿枪，加入冲锋行列。通过“凄惨的白刃战”，友成联队最终得以突破东防线，绕道进入汨罗江南岸。
向文彬团闻声衔尾追击，在一名被击毙的日军佐级军官身上，他们搜到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面用红色铅笔标注影珠山系第二十军固守，与中方所用地图几乎一模一样。可见第十一军总部即使在溃败的情况下，对战场情报掌握得仍极其迅速与准确。
1942年1月13日，第十一军在汨罗江南岸收容部队，准备渡河北逃。
日军配属骑兵和驮马，一向有移动快速的特点，但这时已快不起来，因为马和人一样，都跑不动了。
军粮紧缺，人尚不能果腹，又怎么可能给军马喂足料。情急之下，有的部队甚至把伤病员担架上垫的稻草都抽出来，拿去做了马料。
正因为行军缓慢，所以收容也变得困难起来，相应给追击部队创造了机遇。
机遇就像小偷，来时无声无息，但走时一定会让你损失惨重，所以一旦出现，就绝不可轻易放过，杨森立即指挥第二十军下山，发力猛追。
撵追日军，差不多已成为第二十军在历次长沙会战中的保留节目。第399团脚力最好，当他们赶到汨罗江畔时，日军正在江中架设浮桥，该团立即集中迫击炮轰击，渡河日军被炸得血肉横飞。
当第二十军其余部队赶到时，见到的已是日军尸体，以及未死呻吟的伤员和举手投降的溃兵。
1942年1月14日，第十一军全部到达汨罗江北岸。北岸有第三十七军的一个师提前赶到，已破坏临时公路，并连夜构筑出防守阵地。
天刚拂晓，日军就蜂拥而来，而且越来越多，看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个师。
守军起先难免紧张，但随后他们发觉日军虽多，拿着枪却不射，便猜到是没子弹了。
你没子弹，我有子弹，当下便拿日本兵当靶子射，一波波日军眨眼之间就被打得退了下去，场面好不销魂。
部队是作战机器，子弹就是这台机器的油，没了油，机器也就成了废铁，日军以几倍的兵力都攻不下阵地。眼看追兵将至，只得放弃大道，绕道退走。
守军冲出阵地追击，翻检一堆堆的日军尸体，竟然一粒子弹都找不到。另外，还有十几个日本兵被俘，一问，属第6师团。这些家伙饿得连路都走不动了，只是哀求杀他时不要动用大刀。得知对方不杀俘虏，又用日语连说谢谢，并在地上叩头流泪。
1942年1月15日，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中国军队停止追击，打扫战场。
日军非不得已，一般不会战场上遗弃尸体，实在不行，也会烧掉将骨灰带走，这一次却几乎可以用尸横遍野来形容。杨森动员三县民众，将被第二十军打死的部分日军尸体集中起来，挖了大坑予以掩埋，上面还立了个碑，刻了“万人坑”三个字。
南京也有万人坑，那是遭到第6师团等野兽部队屠杀的无辜中国民众，这里掩埋的很多则是当年的屠夫，虽无万人，但坑内也起码有几百死鬼子。
雨后的天空，架起了彩虹。
太平洋战争初期，同盟国连遭失败，第三次长沙会战首开胜利纪录。伦敦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天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在参加淞沪会战前，杨森在青岛与沈鸿烈交谈，沈鸿烈便认为，挽救战局的唯一机会，就是在华中与日军决战，以便形成相持局面。如今话犹在耳，到了论断应验的时候。
距离第二十军参加淞沪会战，已经五年过去。五年里，这些川中健儿尝千辛历万苦，从未有过片刻的彷徨和停留。现在，他们终于得到了命运的回报，累累战果让过往所有的苦都变成了甜，它给第二十军留下的，是一份无人可以取代的珍贵记忆。
依靠在这一战中的杰出表现，第二十军在国内的声名达到了巅峰。宋美龄有意刺激英美，她抓住英军不久前在新加坡、香港投降的事实，亲自在重庆发表广播讲话，说：“中国只有断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守长沙的王超奎就是例子。”
此后宋美龄赴美国争取外援时，仍一再拿王超奎举例，来说明中国军人的魂：“像王超奎少校这样战至最后一弹，最后一人，在中国士兵中是极寻常的，算不得稀罕的事情。”
第六章 喋血行军路
王陵基：时任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第三十集团军的底子较为薄弱，这使他经常处于无将可用的窘境。
韩全朴：生于四川省南充市。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时任第七十二军代军长。
刘新甫：生于四川省眉山市。第三十集团军所属第三十四师参谋长，是一个颇有头脑和能力的幕僚长。
王缵绪：时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守第六战区的江湖防线。
横山勇：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陆军大学第二十七期军刀组。他接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正是该军士气低落、消极作战的阶段。
许国璋：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时任第一五零师师长。第二十九集团军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战将，滨湖之战中，只有他守住了要地。
孙连仲：生于河北省雄县。原西北军名将，在台儿庄会战中声名显赫。时任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
李家钰：字其相，生于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时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七军军长。原本骁勇善战，但南渡后斗志和求战欲望大不如前。
蒋鼎文：字铭三，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曾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河南会战中，他指挥失当，没有和汤恩伯形成较好配合，是造成大溃败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四川内战时期，杨森曾经做过王陵基的手下败将，但是就抗战中的声名和战绩而言，王陵基已经在跑道上被甩下了好几圈。
老王的辛酸史，从第一次南岳会议便已开始，在那次会议上，若没有陈诚秉公直言，他可就悲剧了。
之后，第三十集团军得到了短时间的休整，王陵基也很想借此重整旗鼓。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设宴款待，他即席发言，拍着胸脯说自己出川抗战并非为升官，也不是抗战离了他姓王的就不行，而是因为出身军人，打了一辈子内战，若不参加这次的抗战，实在愧为军人。
王陵基还表示，他是职业军人，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以后将绝对服从薛岳的指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薛岳很是高兴，便将第八军也拨归王陵基指挥。王陵基果不食言，到达武宁战场后，立即把前锋调上去，掩护第八军撤退。
王陵基将集团军总部设于修水、武宁一线，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多次发起进攻，均被王陵基所击退。经过整训的第三十集团军，已不是人见人欺的软蛋了。
可是差不差，还得看跟谁比，若是跟第二十军比，充其量不过是个配角，而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第三十集团军能扮演的，也确实只是这样的角色。
王陵基太想打一场漂亮仗翻翻身了。
以第九战区发起冬季攻势，王陵基来了精神。战前他为提高部队素养，特地举办了战地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对军官们进行过军政训练，自觉对取胜有了那么一点把握。
攻势发起之后，王陵基把第三十集团军整体压上，但因日军凭险据守，一时无法取得进展。进入对峙阶段，日军增援了一个联队，向第三十集团军反扑过来。
王陵基下令第七十二军代军长韩全朴率部迎击，结果第七十二军反被日军三面包围，韩全朴背部受伤，一度与总部失去了联系。
王陵基得报后十分焦急，赶紧把总部直属团派出，才把第七十二军掩护下来。
韩全朴跟随王陵基时间较早，此君有一个跟王陵基相仿的毛病，就是喜欢满嘴跑火车，比如他既不叫蒋介石为委员长，也不称其名，而是唤作“蒋二娃”，又说陈诚是蒋介石同母不同父的弟弟，所以才受宠信，其实指挥部队根本不行，等等。
王陵基爱说大话爱吹牛，可他在打仗方面颇有功底，这一点却是韩全朴远远比不上的——一个军被人家一个联队围着打，还要靠直属团去营救，试问这指挥水准能有多高？
假如韩全朴的水平能赶上他跑火车的速度，王陵基的冬季攻势也许就不至于以败仗收场了。
韩全朴的水平很烂，但战后王陵基仍保举他升任军长。很多人在背后窃窃私议，认为韩全朴难负军长重任。王陵基听到后很是苦闷，他在闲谈中说：“刘甫公生前曾告诉我，韩全朴言过其实，不可予以重用，但我还是得重用他。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不用他，我又能用谁呢？”
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曾包括第八军，冬季攻势结束后，第八军奉命调走，川军独撑场面，防线也因此变得薄弱，日军乘机发起扫荡。
王陵基经过仔细研究，决定采取诱敌深入战术，他命令前卫部队作微弱抵抗之后，便佯装溃逃，放弃了中心阵地。
日军判断第三十集团军很弱，没想到这么弱，占领中心阵地后即放松戒备，扔下武器散坐各处。埋伏在丛林中的川军一声令下，从附近冲杀过来，把日军杀得丢盔卸甲，落荒而逃。
王陵基正打得欢畅，军中忽然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大地震。
第九战区在长沙岳麓山办了一个干部训练团，分期轮训全战区各级军官，第三十集团军的两名高级指挥官发电报给王陵基，要求第一批入团受训。
王陵基认为是好事，就同意了，没想到这两人一到长沙，就径直回了四川，走之后才打电报给王陵基，请求准予长假，返川就医。
王陵基可用的战将不多，溜号的这两人，一个是军长夏首勋，一个是副军长兼新十三师师长刘若弼，其中刘若弼指挥过麒麟峰之战，是他较为看好的新生代战将。
接到电报，王陵基急忙命长沙办事处拦阻，但已经来不及了。他又派人赶到四川，多方劝慰，好话说了一箩筐，两人就是不肯回来。
王陵基气恼之下，无计可施，只能一个劲地发牢骚。
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就韩全朴这样看似不成器的，也就一棵独苗，以后仗可怎么打？
薛岳听到后，便向王陵基推荐了一个陆军大学毕业的将官学员。此人是贵州籍，王陵基开始还有些犹疑，他的幕僚进言说：“如果你这次推却了，薛岳一定不高兴，以后你让其他人当军长，就可能不被他批准，倒不如先接受下来，这样你和薛岳的气就通了。再者，这个陆大生与军政部长何应钦是同乡，将来找何应钦要补给还可以借助这层关系。”
王陵基一想也有道理，反正多出的坑得填上，管他好赖，用了再说。
来一个是来，来再多的也一样。王陵基索性致电蒋介石，主动要了几名陆大将官班学员，帮他整顿部队。之后，基本上是来者不拒，只要有人介绍，他一律欢迎。
将少兵多，第三十集团军的整体战斗力还是上不去，可是当你怒其不争的时候，它有时又能猛不丁地突然放一下光芒。
罗卓英在江西组织上高会战，王陵基奉命派新十五师增援。新十五师到达上高后，从日军侧背发动猛击，使日军蒙受较大伤亡，战役中一名团长英勇战死。
上高会战取得胜利后，罗卓英对新十五师大加表扬，除报请嘉奖外，还专电军委会优先补充。
好不容易盼来表扬，指挥官却并不是自己，王陵基真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当罗卓英来电表示感谢时，他半开玩笑地来了一句：“我的部队由别人指挥，就很卖力，看来指挥官得是生面孔才行啊。”
王陵基难得打胜仗，自然要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大力宣传，以鼓舞部队士气。他亲自为阵亡团长选择墓地和送葬，并下令从连到军，均需派代表和他一齐送葬。
此外，他还带头发动全集团军官兵捐出三天薪饷，为阵亡将士修建了一座忠烈祠，把阵亡、伤亡及因公死亡官兵的名字，全都立牌供在祠内。
王陵基把感动进行到底，他甚至一度迁到祠内居住，以这种看上去几乎有些魔怔的举动，来激发官兵们“为你生为你死”的那种铁血精神。
可王陵基还是失望了。
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时，正好王陵基到重庆述职，职务由集团军参谋长代行。当会战进入紧张阶段时，薛岳发来电令，要求将第七十二军转用于平江附近，越快越好，以填补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出击后的空当。
参谋长转命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韩全朴接到“越快越好”的命令，一股无名之火腾地直蹿脑门：你一个参谋长，不过临时管管家，给个面子倒越发上脸了，我在休整，谁敢这么指派我？！
韩全朴当下朝集团军总部的参谋大骂一通，说这是在拿小鞋给他穿。参谋们百般解释，强调这是战区长官部命令，他才勉强率部出发，但已迟误了将近两天。
薛岳发现第七十二军迟迟未动，不由大怒，严令斥责该军行动迟缓，并且撂下话来：“如能按时赶到平江，保持战略要点，则是此次会战功臣，假如迟误，致使平江失守，就是罪魁！”
韩全朴在途中接到电令，大为震恐，再不敢优哉游哉，当下就挑出千人精兵，亲自率领，星夜赶往平江。事后听说，日军一部距平江仅有二十里之遥，听到第七十二军赶到，才改变了攻击方向，要不然韩全朴的“罪魁”帽子想甩都甩不掉了。
在第二次南岳会议上，蒋介石没有放过这一细节，追问得特别紧。韩全朴窘急万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王陵基恨铁不成钢，但自从夏首勋、刘若弼走后，帐下更加乏人，也只得厚着脸皮保上一保，因此会议中间一再向薛岳使眼色。
薛岳心领神会，马上起立说：“第七十二军在此次会战中是完成任务的，平江没有丢。”
蒋介石这才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一二不过三，第三次长沙会战成了王陵基证明自己的绝好机会。他早早就亲率主力从修水出击，先在长沙附近对日军进行球心攻击，再超越追击，以东方截击军总司令的身份，由东向西进行防堵，动作既麻利又漂亮。
可是关键时候，有人失守“街亭”，打乱了他既有的全部步骤。
出征之前，王陵基给韩全朴留了一个师，让他负责看守武宁、修水。没多久，韩全朴传来报告，说对面日伪军增加到一千多人，向他发起进攻，他招架不住，已被迫撤出武宁，还准备再撤出修水。
王陵基一想，日军正在集中力量会攻长沙，武宁、修水一线最多是牵制性质，不可能增加太多兵力啊。
于是他严令韩全朴立即回师反击，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日军敢自投罗网，正好给你一个全部干掉的机会。
发令之后，王陵基又唯恐韩全朴报告属实：第三十集团军的官佐家属及库存粮弹被服，全在修水城内呢，万一城池失守，军心必将崩溃。
为慎重起见，他不得不再抽出两个团，星夜兼程赶赴修水增援。这两个团都是主力部队，其中就包括总部直属团，对东防线实力的影响不言而喻。
两团到达修水后，才得知日军距离修水尚有二十到三十里，而且并没有继续往前突进，只苦了沿途百姓，遭受到很大损失。至于韩全朴，根本拿王陵基的反攻命令当耳旁风，还在拼着命往后逃。
虽然修水无恙，保住了一个“街亭”，但王陵基顾此失彼，另一个“街亭”——东防线被友军联队趁机击破，导致功亏一篑。
王陵基捶胸顿足，恨死了该死的“韩马谡”。
战后，战区长官部传来的情报，让王陵基更加难堪。
情报显示，当时向武宁、修水进犯的日伪军总数不超过四五百人，不足“大嘴”所称数量的一半！
有人辛苦赚钱，有人却在败家。王陵基当即在总部召开营长以上会议，对战役成败进行检讨，让韩全朴仔仔细细地汇报作战经过。
汇报时，大嘴还不肯老实交代，始终闪烁其词，又想靠蒙混侥幸过关。
王陵基大为震怒，彻底失望：多难可以兴邦，多演只能穿帮，我看你连马谡都不如！
他忍不住揭穿了对方老底：“这次失败，你以一师之众，被四五百日伪军打得望风而逃，还不执行总部命令，致使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几乎影响整个战局，你让我如何下台？”
王陵基挥泪斩马谡，不过没有将韩全朴杀头，只是予以免职，将他打发走路了事。
在川军将领中，若以自岸自傲和军事才能而论，王陵基和杨森最为接近。影珠山作战的间隙，杨森还亲率主要幕僚，轻装来到第三十集团军总部，和王陵基进行了会晤。
握手是握手，较劲是较劲。“王老师”虽然屡战屡败，但他心里始终藏着一个励志哥，而且从不认为自己比杨森差到哪里去，要说差，就是部队太差了，被这些大大小小的马谡一拖后腿，有多少力也使不上。
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一共两军四师，全是乙种军。灵官朝思暮盼，天天做着梦都想把这两个军变成甲种军。为此，他和一班幕僚商讨来商讨去，始终不得要领，最后决定亲自去找陈诚讨个计策。
陈诚不光做过王陵基的上司，从那以后，两人私交也不错。
枣宜会战后期，陈诚被蒋介石紧急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官，以抵挡日军的进攻，但襄河河防被突破的速度超过了他布防的速度，未几，宜昌即被日军攻陷。
陈诚原本在蒋系阵营乃至整个国内军界炙手可热，其大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乃至有“小委员长”之称，但因失守宜昌，声名一下子跌落谷底。
后来陈诚去重庆，正好王陵基也在重庆述职，他就邀了刘航琛等人一起请王陵基吃饭。席间刘航琛喝醉了，谈到宜昌失守，颇有讥讽之意，陈诚当时感觉很是难堪，王陵基立即起身，说：“你们都不了解陈长官（陈诚），我深知陈长官为人的伟大。他这个人勇于负责，凡是遇着险恶局势和他人不敢承担的任务，明知必败，也要为领袖分忧担过。”
王陵基的意思是宜昌换谁都守不住，陈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应该以此对他进行苛责。
王陵基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在拍陈诚的马屁。在前线打仗打得越久，他对抗战的艰苦程度越有认识，这哪里是后方这些清谈之客所能想象的呢？
陈诚在武汉会战的问题上曾谅解过王陵基，如今王陵基也很能体谅陈诚的不易和难处。
陈诚听后极为感动，两人的友善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
王陵基找到陈诚，得知他的来意，陈诚态度很明确：“当前要增加编制，事实上有困难。”
有困难，就是直接给打了回票，第三十集团军不可能升为甲种军。
没办法，军饷紧张，决定了编制也十分紧张，想升甲种军也可以，要么你得有云南滇军那样深不见底的背景，要么就得拥有第十军、第七十四军那样的战斗力。
王陵基苦着个脸，别提有多懊丧了：都说梦想可以照进现实，谁知还是现实粉碎了梦想。
陈诚本身是从战场上历练出来的，对带兵很有心得。
他给王陵基分析了一下第三十集团军的状况，说你为什么指挥时老是觉得不能得心应手呢，不全是缺乏装备，或兵力不足，主要问题还是兵多将少。
第三十集团军的兵有四万多，将只有二十几个，用二十个将指挥四万兵，等于一人要指挥两千人。用陈诚的话来说，“是有些不好”。
陈诚给王陵基支了一招，让他跟王缵绪学，不扩反缩，主动裁去一个军，编成三个师的军，多下来的师由总部直辖。
陈诚说，所谓甲种军，不就是三个师的军编制嘛，你首先在编制上就符合了甲种军的要求，这样战将也够用了。至于人员和装备，以后可以再慢慢补充。
王陵基回去后经过反复研究，认为陈诚的这个办法可行，于是便电请蒋介石批准，如法对第三十集团军进行了缩编。
不知道是不是借了陈诚的吉言，此后王陵基好运连连。他所在区域原来设有湘鄂赣边区，集团军改编后不久，那个总指挥便另调它职，空出来的职务由王陵基兼任，这样王陵基实际成了湘鄂赣边区的军政一把手。
军政一把抓自有它的好处。薛岳身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还要再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当年曾国藩能够平定太平天国，就由于以军事统帅而兼民政，可以收到军民合一，无往而不利的功效。
各人有各法。杨森以自己培训的学生涉入民政，不兼等于兼了，王陵基没找到这个窍门，而原来的边区总指挥又与他不和，这就比较麻烦。自从得以军政合一后，边区的专员、县长都纷纷来向他这个边区总指挥请示汇报，部队的粮饷补充，不过是开个口的事，相比以前，就要容易多了。
边区指挥部本身负有袭击日军后方的任务，因此还配有直属武装队，其武器比正规军还好，王陵基就利用职务之便，干脆将指挥部的所有人员和武器都并入了他的集团军。
现在再一看，虽然没有拿到甲种军的编制，但无论粮饷还是武器兵员，都增加不少。真是听君一席话，少转多少圈，王陵基乐得合不拢嘴，私下对幕僚们说：“路子走对了。”
王陵基此后把精力都放在了几个师上面。先前的四个师，番号前都有个“新”字，称“新某某师”，一听就是新编的三四流部队。王陵基很想把“新”字去掉，换成正规编制番号，既脸上有光，得到补充也更方便一些。
给蒋介石打了报告，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蒋复电，说正规编制番号都满了，没有多出来的，等有机会再行更换。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发来了一个第三十四师的番号，王陵基倒为难起来。
僧多粥少，手心手背都是肉，给哪个师好呢？
按战功，应该给新十五师，该师参加上高会战，受过表彰。按顺序，又应该给新十三师，哥几个，它排最前面，而且在麒麟峰战役中，这个师是主力，比其他三个师都打得好。
平时要捡一个得力的师出来都难，等到分鱼肉了，却发现四个师都还有些长处，番号给哪个师都会有话说。
四个师的师长眼巴巴地看着王陵基，王陵基便说，反正今后都要陆续更换，三四五六，取其中吧，就新十四师了。
新十四师换成第三十四师。王陵基望子成龙，没想到龙却成了虫，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失街亭”的部队，正是韩全朴所指挥的第三十四师。
王陵基先斩“马谡”，再对第三十四师进行调整，从上面的军长，到师团长，全部予以撤换。
集团军缩编后，第三十四师的兵员得以充实，师部的一班新人也颇有卧薪尝胆、重整河山的劲头。
师长、参谋长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开会，出台制度，严禁吃空缺。全师自己种菜，自己养猪，自办剧团，自创工场，工场内分工齐全，有铁工、鞍工、缝纫、印刷各组，以此减少公费开支，改善官兵生活。
不吃空缺，兵员就可以接近定额，而生活改善，官兵士气上升，在作战训练方面就有了积极性。
王陵基从前最犯愁的是部队不济，没有第二十军那样的精兵强将，第三十四师率先补上了这个缺。由它担任第一线守备，王陵基也用不着像以前那样牵肠挂肚了。
1942年5月，日军向邻近的第三战区发起攻势，浙赣路一带战火纷飞。第九战区长官部发现武汉区域的日军调动频繁，于是通告全军，认为日军有大举进犯长沙之势，需加紧准备，随时参加会战，驻守武宁最前沿的第三十四师也收到了类似通知。
第三十四师从师到营，都有相应情报网络，各级情报人员带回的情报也基本一致，即日军在不断增加，只是何时增加及增加多少，还未查明。
因师长已去重庆办事，其职务临时由参谋长刘新甫代理。刘新甫是个很有头脑的参谋长，除了加强警戒外，并没有将这些情报原封不动地报上去，原因是他觉得其中有诈。
时值五月，正是梅雨季节，湘鄂赣边区河流较多，由于洪水暴涨，平时可以徒涉的，现在已不可能，平时用木船四五分钟就可以渡河，此时要两三个小时才能横渡一次。
木船大多数已由第三十四师提前控制，据刘新甫掌握到的情报，事前对面日军也未征集木船，就是通常使用的橡皮舟，也只有四艘，载不了多少人。
就算过了河，沿途道路已被破坏，泥泞深陷，日军行动起来也非常困难，负重马骡更无法通行。历次长沙会战，日军都刻意避开这一季节，就是这个原因。
刘新甫派情报人员进一步侦察，发现对面据点之敌其实并没有实质性增加，防守力量显得捉襟见肘，哪里能投入进攻。
可是为什么先前的情报又都认为大战在即呢？
吊诡的是，各级情报人员收集情报的渠道和来源都不相同，按照道理，内容肯定会有所差异，然而所有内容就像新闻发布会的通稿一样，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就太奇怪了。
刘新甫一番研判，得出结论：这是敌伪组织故意传出的假情报，为的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进攻长沙是假，掩护和增援浙赣会战才是真。
刘新甫正要将他的判断报给王陵基，王陵基的电话已经打了过来，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知不知道要打仗了？”
“失街亭”已经给老王留下了心理阴影，他虽然也不太相信日军会出兵长沙，但见第三十四师毫无动静的样子，又生怕该师恢复过去的孬种样，话语中便有些急了。
王陵基说，集团军总部奉薛岳之命，特地在平江附近设立了指挥部，且他已获知第三十四师当面之敌出现变化的情报，“你们为什么一点不报？”
听刘新甫如此这般解释了一遍后，王陵基便不再追问了，但仍撂下话来：“出了事你要负责！”
两三天后，所传敌情烟消云散，日军施的果然是烟幕弹。王陵基自此肯定了第三十四师的侦察和独立判断能力。
第九战区情况缓和之后，也计划派兵策应第三战区。薛岳让王陵基派一个团，王陵基就把活交给了第三十四师。
别人派一个团都不情不愿，第三十四师却是希望能全师出动。理由是，一个团太少，折腾不出多大战绩，若是一个师开过去，指不定能抱回个金娃娃。
第三十集团军的四个师，一个师随总部驻修水，另两个师正在后方进行整训，因此从王陵基到薛岳，都把第三十四师的请求给驳了回去。
第三十四师即照前令办理，派出一个主力团，配属工兵营、情报队、电台等特种部队，组成以集团军番号命令的攻击队——第三十攻击队，进入了浙赣战场。
除第三十集团军外，其他集团军也都派出了类似的攻击队，任务是深入敌后，对日军进行袭击，破坏、截断其后方要道，以策应第三战区作战。问题是，每个攻击队都只有一个团，且属各自集团军总部直接指挥，难以协调，在刘新甫看来，此番出师，难以建功，于是他忍不住又以个人名义向战区长官部提了个建议。
刘新甫说，应以有力部队向南昌日军进行攻击，使其首尾不能兼顾，假若日军回应不及，那就乘机收复南昌。如果它转而应战，便得到了策应第三战区的目的，这比派攻击队挠痒痒要实际多了。
建议很有可圈可点之处，无奈薛岳从来不是一个从谏如流的人，连长官部幕僚长的意见都很少能听得进去，更不用说基层的师参谋长了。他的回复是，刘新甫的建议乃危险行动，不符合战区作战精神，所以不能采用。
打仗哪有不危险的，刘新甫的担心得到应验，第三十攻击队出击后，确实战果不大，不久便归还建制。
经过这次经历，第三十四师给了外界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一年，经军政部、长官部、集团军总部、军部分别点验，一致认为第三十四师成绩较好。
一笔写不出两个王，说起王陵基，总是要提起王缵绪。
从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起，有很长一段时间，第九战区都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反而周围战区战事频繁，第三战区的浙赣会战甫一结束，第六战区的战车又隆隆开动。
这时王缵绪正好从五战区调到六战区，原先负责的大洪山防务移交给了孙震，并被蒋介石特升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
在大洪山打游击是件公认的苦差事，在甩掉这个包袱的同时，还能升上一级，在别人完全称得上是双喜临门，可是王缵绪却叫苦不迭。
陈诚交给他的防守区域太多了，涉及一江一湖（长江南岸及洞庭湖西岸），第二十九集团军是个缩编成“师团制”的部队，这么一摊，兵力少得可怜。
王缵绪不停地向陈诚抱怨，想分掉一些防务。为了说服陈诚，他还搜肠刮肚，搬出了古兵法语录：“敌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败必然”。
听听，“其败必然”，不是我怕苦叫累，是守不住啊。
陈诚把王缵绪召来六战区，就是要摊活儿，若是有多余人手，会把你找来吗？
陈诚不答应，王缵绪只得硬着头皮前去布防。
王缵绪的运气真的很差，以前他在大洪山，日军三天两头去扫荡，规模常常多到超过一个师团，现在到了六战区，这里又成了日军攻击的重点，好像跟着来一样。
1943年2月，第十一军逼近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守的江湖防线。陈诚知道王缵绪实力不济，便给了一道命令，谓之“坚决抵抗，不准反击”。
日军出击后，仅仅几发炮弹，就把第二十九集团军位于长江南岸的指挥要塞给打掉了，接着突然抢渡长江，攻陷了百里洲等阵地，一直到月底，才退回长江北岸。
王缵绪自然认为是他成功收复的结果，但事实上，日军只是主动撤退而已。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许多逃出战场的日军官兵出现精神失常的症状，只能与大批伤兵一道向后方转运，相对战败而言，这种情况对日军造成的刺激更大，曾一度令第十一军陷入低谷，直到新任司令官横山勇到任。
横山勇有战术专家之称，他吸取前任阿南的教训，不做好充分准备绝不轻易出击，而一出击必使出“牛刀杀鸡”战术，即用几倍于对方的兵力来发起进攻。
日军奇袭百里洲，号称是要进攻常德，其实是为了牵制九战区部队，率先攻占洪湖。
洪湖一役，横山勇一下子动用了五师一旅团，比几次长沙会战使用的兵力都多！
虚实结合，以多打少，从此成为横山勇标签式的打法，也使他屡屡得手。
1943年3月2日，横山勇完全控制洪湖，实现了他的第一期作战计划。接下来该王缵绪真着急了。
1943年3月8日，在经过短期休整之后，日军大举渡江，向洞庭湖西岸发起进攻，目标直指第二十九集团军据守的石首、华容。
一周后，目标达成，横山勇仅留一个联队守备，其余部队全部奉令返回原驻地。随着一期期计划的实现，日军士气也迅速得到恢复。
王缵绪都给打懵了。“坚决抵抗，不准反击”，说的是不要到防区以外去反击，现在防区都丢了，再不去抢就晚了。
1943年3月16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发起全线反击，预定撤回的日军只得延期撤退，回转身来再与川军作战。
王缵绪亲率总部直属团到达安乡，实施靠前指挥，但几番冲击，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不能收复失地，至多形成拉锯状态。
很快，横山勇又卷土重来。
1943年5月5日，第十一军整体出动，这次其出击规模增加到七师一旅团。
第二十九集团军抵敌不住，安乡等地几天之内便告失守，王缵绪也只得跟着部下一道向后“转进”。
只有一支部队是例外。
武汉会战后期，第二十九集团军曾陷入大溃退，及至到后方整训点阅时，大多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许国璋旅就从那时开始脱颖而出。
在撤退过程中，许国璋始终保持着对部队的指挥和掌握，虽然全旅伤亡人数也将近百分之三十，但由于沿途收容了许多脱离原队的散兵，补充了缺额，使得该旅成为集团军内最完整的建制。
没有平时严明的军纪，良好的纪律教育，
以及带兵官的身先士卒，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许国璋因战功晋升为师长，旅也变成了师。在这场被称为滨湖之战的战役中，许国璋独守津市，他亲临前线，一面指挥作战，一面严令部队掩护居民撤退，并规定师部卫生队的担架，必须先抢救负伤居民。
有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自然安心：“许师长都在第一线，我们还怕个啥。”不少人甚至感动得流泪。
当日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时，许国璋挥舞马刀，号令全军：“为国捐躯是军人的本分，今日当决一死战，敢有退后者，我必手刃之！”
滨湖之战结束，王缵绪“其败必然”的预言真的得到了应验：除津市外，川军所驻守的洞庭湖以西几乎所有要地都先后陷落了。
滨湖各县为第六、第九战区接合部，军事上划归六战区，行政上则属湖南，一直是第九战区的著名粮仓。一女嫁两夫，薛岳对此一直不大爽，丢了滨湖之后，他更是气急败坏，大骂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不力，孙连仲请他接济军粮，他就在电文上批道：“你丢了我的粮仓，我哪里还有粮给你！”
孙连仲是指挥不力，王缵绪是作战不力，薛岳直接给王缵绪挂去电话，说：“你那个赵师长，听见日本鬼子来了就跑，据说把帽子都跑丢了，叫啥话！”
薛岳所说的赵师长是第149师师长赵璧光。王缵绪换了个战区，本想把心情换成轻舞飞扬，结果却是鸡飞狗跳。羞愤之下，他只得学着王陵基挥泪斩马谡，把赵璧光等一干责任人员全部撤职审办，第149师也干脆改为后调师，人枪统统拿去补充了其余各师。
让王缵绪庆幸的是，横山勇在滨湖之战后并没有继续穷追，好歹放了他一马。
不是横山勇要留下“剩勇”，而是人家有更高的目标，所谓滨湖之役亦不过是虚晃一枪。紧接着，日军便挥师向西，往宜昌方向猛插，于是有了石牌战役。
石牌战役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得轰轰烈烈，在抗战史上可以浓墨重彩地书上一笔，可惜它跟王缵绪基本无关。
有关系的是五个月后的另一场会战，即常德会战，又称常桃会战（常德至桃源）。
1943年11月2日，横山勇再施虚实结合战术，明攻石牌，暗取常德，当孙连仲意识到这一点时，留给他部署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孙连仲采取了与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相仿的战术，即以第七十军所属“虎贲师”守常德，以王缵绪在滨湖至常德这一段进行节节抵抗。
从孙连仲所布阵法来看，王缵绪的角色和使命毫无疑问就相当于杨森，可惜的是杨森只有一个，第二十军也只有一支。
第二十九集团军开始打得尚可，还从日军手中缴获了三艘机帆船，但随着日军强渡澧水，防守阵形立刻就被打乱了。
当日军迫近位于桃源的集团军司令部时，王缵绪身边已无守备部队，他顿时手忙脚乱，赶紧下令往常德两边的山区全线后撤。
都撤到山里面去了，只有许国璋与师部被日军截击于常德附近的陬市，并陷于三面包围之中。
1943年11月20日，激战一天后，许国璋清点身边官兵，连幕僚在内已不足两百。
他激励部属说：“我们被三面包围，后面又是深不可测的沅江，既无渡船，气候又冷，与其当俘虏被侮辱杀害，或落水淹死，不如为国奋战而死。”
言罢将剩下的人分成两队，他与副师长各领一队，乘夜进行突围。许国璋手持步枪，冲在前面，途中连中两弹，兵员也所余无几，但仍没有能突得出去。
许国璋受伤后失血过多，引起昏迷休克，卫士以为他已阵亡，便将其抬到一座草房里。
正在这时，有两个渔民驾着船从沅江上驶来。他们本已离开，为川军浴血奋战的情景所感动，又临时返回接送幸存者。
许国璋的“尸体”也被送到一座农家小屋暂放，等待天明启渡。许国璋醒来后，从卫士嘴里得知军部已全军覆灭，不由失声痛呼：“我是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你们准备把我运送到对岸，是害了我呀！”
语毕又昏厥过去。再次醒来时，他乘卫士不备，拔枪自杀。
第二十九集团军提前丧失了屏障作用，虎贲师在常德孤军奋战，可惜整个战局与长沙会战时已不能相比，最后，虎贲师整整一支主力精锐近乎耗尽，常德失陷。
虎贲不是盖的，第十一军在常德同样遭遇了空前伤亡，横山勇无心待在常德，随后便率军撤退。这时第六、第九战区增援部队赶到，王缵绪率军趁势跃出，随同追击，但战果寥寥，原先丢掉的滨湖地区也一个都没能抢回来。
从争夺川省主席开始，王缵绪和王陵基这“二王”就成了一对欢喜冤家，往往其中一个丢了钱包，另一个马上就能捡到皮夹子，王陵基派兵杀到。
上次浙赣会战派了一个团，如刘新甫所料，未能有多大斩获，这次常桃会战，薛岳和王陵基都下决心要派出有力部队。王陵基没派第三十四师，派的是出援总能有所建树，曾在上高会战中一鸣惊人的新十五师。
人们对旅行有这样一种定义，说它是把你从自己活腻的地方移到别人活腻的地方。新十五师的特性就是对“旅行”情有独钟，有时在家里看上去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儿，可是一出远门就特别兴奋，活脱脱一个军中“背包客”。
新十五师星夜兼程，到达预定战场后，出手便来了个拦腰截击。那种杀气和不羁的眼神，分明是要将对手往活腻的方向赶。
“背包客”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日军被紧追不放，很多抢劫物资也被迫抛弃。第十五师虽然参加常桃会战的实际时间不到三天，但获得了战区长官部及友军的一致赞赏。王陵基十分满意，对师长以下的官兵都给予了奖励。
王陵基笑，王缵绪快哭了。
日军此次进兵，烧杀比以往更加凶狠，桃源县城全部烧光，沿途集镇村庄也多被焚之一炬。这一带曾是陶渊明笔下的桃源胜地，以往经历的战争较少，居民不像其他地方那样知道早早闻风而逃，因此死伤惨重。在常德陬市附近，中国军民的尸体已将道路阻塞。
老百姓亲眼目睹，认为驻于该战区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打得糟糕透顶。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当然不可能给王缵绪补充损失，王缵绪又丢掉了川省主席的职位，也无法再从四川弄到人枪，他的处境，比以前在第五战区时还要难过。
王缵绪是秀才，秀才能想出秀才的解决办法。
集团军注定保不住了，其中第六十七军军长又因为盗卖军粮被停职查办，王缵绪便来了个丢卒保帅，壮士断腕。
他把集团军、第六十七军的编制全部砍掉，仅保留第四十四军，裁撤掉的各师和多余人枪全部并入该军。
王缵绪肯这么自觉地痛下杀手，出蒋介石意料之外，当然没有不批准的道理。
蒋介石也知道王缵绪在第六战区不得人心，所以又调他出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四十四军随同前往。
又搬家了，连搬三次，这一次应该算是最妥帖的。全国各大军区，第九战区毫无疑问实力最强，傍着这棵大树，王缵绪认为再不会像以前那么狼狈了。
他自己出川时的那股雄心壮志已灰了大半，所有希望都留给了儿子——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丢卒保帅的整个过程，犹如是一次子承父业的交接班。王缵绪在向长官部报到后，便决定只身返回四川，以便可以腾出位置让儿子放手干事业。
启程之前，王缵绪去向友人辞行。王缵绪虽来长沙没几天，但前清秀才的光芒很给他挣了把脸，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闻名敬慕，特地将自己闲来写的诗词曲文集送给王缵绪，请他指教，由此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说说知心话。
当王缵绪向赵子立辞行时，赵子立眉头紧皱，心事重重。
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第九战区除派兵参加浙赣、常桃等战役外，本身并没有大的战役发生，但就在最近一段时间，赵子立通过情报发现，长江航运突然出现了运输频繁的迹象，湘北日军大量抓捕民工，且禁止中国人通行。
赵子立作为薛岳的幕僚长，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的计划制定，他判断日军正在向湘北集中兵力，并且这次集中的兵力，比前三次会战还要大得多，可能要打通湘桂与越南的交通。
向薛岳报告，薛岳不信，而且态度异常执拗，说：“自第三次长沙会战以后，敌人不敢再攻长沙了！”
赵子立为此很着急，他请王缵绪回川时务必向蒋介石进行报告，以免耽误大事。
王缵绪连连点头，一回重庆，他就赶紧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赵子立的推断不错，日军确实在部署一次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战役，名为“豫湘桂会战”（又称一号作战），其战场从北向南，首先与之相关的川将是李家钰。
自邓锡侯回川，孙震南下后，李家钰便成了坚持北方抗战的唯一川将，指挥过的典型战役是著名的“六六之战”。
时间是1939年6月6日，驻扎山西的日军分成九路，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意在切除中条山这条身边的“盲肠”。
日军对中条山发起过数量频繁的扫荡，“六六之战”是最为激烈的一次。第四十七军被包围在平陆县以北，日军从两师阵地的接合部插入，直攻其军部，差点把李家钰的老窝都给端了。
李家钰被迫撤往山中，但昔日二线川军第一名的交椅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坐的。他很快还以颜色，趁日军集中力量攻击其一个师的空隙，派另外一个师猛攻日军侧背，予敌以重创，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
此后，李家钰又以连为单位，分派六支小部队乘夜绕袭敌后，搅乱了对方阵脚，使日军天明之后不得不向后溃退。
小李飞刀，例不虚发！
“六六之战”以反扫荡取得胜利而告终，根据伪军“内线”提供的情报，日军战后召开追悼会，仅收集的骨灰罐就有一千七百余只。
中条山抗战是李家钰一生中最辉煌的阶段。这一战结束不久，他便得以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仍兼第四十七军军长，并奉调南渡，担任黄河防务。
中条山是在日军眼皮子底下耍把戏，过的是刀口舔血，成天担惊受怕的日子，河务就不一样了。第四十七军除偶尔派在八路军中受训过的游击队北上，渡河对日军进行突袭外，四年之内，就没有打过什么大仗。
对战将而言，这并不是好事。
李家钰变了，以前他是一头冲出去就会撕咬的猎豹，现在开始安于现状，不求发展，甚至是得过且过。
他像当时很多驻河南的部队一样，同样吃起了空缺。军委会每年要派点验组，到部队点验部队数目，轮到第四十七军点验时，各部队都不满额，就采用“走马灯应点法”，互借兵员，凑数应点。
点验大员不是傻子，不可能完全看不出来，但李家钰通过盛筵招待兼厚礼相送的办法，把点验大员给打发得妥妥帖帖——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双方皆大欢喜，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种“潜规则”，李家钰早就领会了其中诀窍，只不过以前他多少是被迫的，为了抗战需要不得不如此，如今跟这些已全不搭界，倒更像是一个小富即安的土财主在尽量鼓足自个儿腰包。
有一次，一位新闻记者到第四十七军访问，采访一位炊事班长，问他对抗战的感想如何。
这位炊事班长的话听来很是让人心酸：“要是能给我们发套棉衣就好了。”
每年冬季部队棉衣的补给，都被层层盘剥，到伙夫已经没有了，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
受访的炊事班长不是别人，就是在中条山抗战时，那位抡起扁担杀敌的战斗英雄。
冬季无衣，冷的不光是身体，还有一颗颗曾经火热滚烫的心。
除了吃空缺，还有人做得更离谱。第四十七军副军长罗泽洲就利用送壮丁的方便，私自将鸦片烟运到前线贩卖，结果被人告发，经李家钰出面说情，才得以保释回川。
想这罗泽洲，当年也是一条好汉，其悍勇直追杨森、李家钰，最后蜕变到这种样子，实在有些悲哀。
有人终于看不下去了。李家钰的幕僚长魏粤奎足智多谋，在山西作战时，不但能出奇谋制胜，而且善于协调上下级关系，团结部属，第四十七军每次失利，都是他协助李家钰收拾残局，重振士气。
魏粤奎主张积极求战，以优势兵力消灭敌军，然后积小胜为大胜，在战争中获得发展。这是杨森走过的道路，也被证明是成功之道。
可惜李家钰听不进去，他满脑子都是满足现状、求全自保的思想，魏粤奎的作战建议多遭冷遇。
魏粤奎规谏无效，便离开部队，回了四川。魏粤奎走后，李家钰对之念念不忘，说：“我身不长貌不扬，然而意志坚定，钱短情长。”
李家钰想的还是情谊，他完全没有领会到幕僚长的良苦用心。
豫湘桂会战开始之前，第一战区长官部其实早就获得了日军要发动攻势，进兵中原的情报。
1944年3月中旬，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在洛阳召开紧急会议，军长以上将领尽皆与会。会上，有人出具了庞炳勋的一份密电。
庞炳勋曾是台儿庄会战时的英雄，他久在华北抗战，兵败后走投无路，被迫投降了日本人，但暗地里仍不断向一战区递送情报。
庞炳勋在密电中说：“敌人已计划四月发动攻势，望早准备。”
日军要进攻河南已经确凿无疑。李家钰发表看法说：“我们的兵力虽然强大，但在配备上没有重点，而且一切部署都要经过上级决定后才敢行动，这样遥控部署，就失去了灵活性。”
李家钰建议，与其待敌来攻，不如先发制人，用飞机轰炸北邙山桥头堡，并继之以佯渡，以进行牵制，这样日军被动，我方主动。
李家钰说了一通，别人也高谈阔论地比划一番，可会议最后还是开成了一个务虚会，整个部署没有丝毫变更或加强，倒是谈到了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应该如何迅速向后方转移。
李家钰所提的轰炸桥头堡，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提这建议的当然也不止他一个。会后，统帅部答应调派飞机，但轰炸之前必须由地面部队搜集防空情报，可是包括李家钰在内，谁也没做这件事情。所谓轰炸云云，只能流于清谈。
北邙山桥头堡系日军在黄河铁桥南端占领的阵地，如同中条山之于山西日军，它同样是第一战区的一块“盲肠”。在这么长时间里，都无法将之顺利切除，河南各军的临战状态可想而知。
当时一战区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任副司令长官的汤恩伯领一部，他这一部全都是“中央军”，其余部队则全是所谓的地方杂牌，因害怕遭到汤恩伯的“吞并”，都不肯隶属于汤恩伯，便由蒋鼎文负责节制。
蒋鼎文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在各军中只相当于起一个粘合剂的作用，就好像南京保卫战时的唐生智一样。换句话说，与会的各位起劲，他才能起劲，与会的各位不起劲，他也没法起劲。
来开会的这些人其实都不太起劲，提了一堆意见，预设的执行者也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汤恩伯。
李家钰曾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一句话，这位兄弟也是个杂牌，而且是个自认水平一般的杂牌，他说：“要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如汤恩伯、胡宗南他们，要钱要武器，不管要什么东西，都会给他们。如果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蒋委员长怕他们捣乱，也要给他们一些好处。”
说完这番高论，此人苦笑着看了看李家钰：“只有我们这些人，既非嫡系，又不是有力量的杂牌队伍，所以办法就很少。”
要放在以前，李家钰注定会一梗脖子，用战绩来说话，或者就像在山西抗战那会，你不补充，我就甩乌纱帽不干了。可是他现在早已没了这个心气，因此心有戚戚。
李家钰此后跟部下谈话，动不动就把这番话搬出来，那意思，就是认定自己是杂牌部队，愿不愿意发钱发武器，那是你的事，我反正是甘心当配角了。
开完洛阳会议，李家钰没有做什么大的动员，第四十七军也缺乏战前应有的那种兴奋感和紧张感。
李家钰套用的还是主配角理论，他说：“总之，这个战事，要看汤恩伯的戏。锣鼓打响后，看他怎样唱。他部队大，办法多，也容易建功。我们不过是这个戏的配角而已！”
1944年4月18日夜晚，日军在中牟渡河。渡河时，河防哨兵正聚集在哨所内赌博，连对方何时登陆上岸都不知道，结果来不及抵抗，大部分被刺刀捅死。
日军在中牟渡河后，集结于黄河西岸。从北邙山过来的日军也随之扩大，最后汇集一处，朝中方阵地冲杀过来，汤恩伯亦调兵遣将，与之打成一团。
对于一战区来说，这是出击的最好时机。汤恩伯已经吸引住了日军的注意力，其他各集团军完全可以乘日军立足未稳，或迂回，或包抄，使背水一战的日军陷于被动。
实际情况是，李家钰等几个集团军始终坐视观望，看汤恩伯一个人在那里演戏。李家钰派人给长官部挂了个电话，让上面派飞机来炸桥头堡，但有关的防空情报还是提供不出，飞机当然也派不出来。
良机与中方擦肩而过，指挥河南会战的冈村宁次却弯腰捡了起来。这位以儒雅著称的东瀛名将，在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中曾与汤恩伯有过多次交锋，深知汤恩伯所部乃第一战区“精锐的中核兵团”，因此战役开始后第一时间便着手寻找和打击汤恩伯集团军。
在确认汤集团的准确位置后，冈村出动了被称为“虎师团”的战车师团和骑兵旅团。
这么多坦克和骑兵全从黄河铁桥上开过来。如果第一战区能早一点对黄河铁桥采取行动，或袭阻破坏，或空军轰炸，绝不致如此。
兵法有云，不知天时地利，不可为将。冈村非常善于按照地形排兵布阵，要知道，在基本无险可守的平原之上，坦克和战马具有天然优势，若以集团化形式出现，更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冈村采取闪电战的突袭方式，利用坦克骑兵，一个晚上便截断了汤集团的后路。汤恩伯措手不及，他的集团军还未完全部署占领阵地，就陷入了可怕的慌乱之中。
当日军包围并进攻汤集团时，其他兵团仍然不予支援，眼睁睁地看着汤集团主力被各个击破，然后败退伏牛山区。
除掉汤恩伯之后，日军立即向战区长官部所在的洛阳实施迂回，坐镇洛阳的蒋鼎文这才感到震惊，赶紧组织刘勘兵团用以御敌，同时请胡宗南紧急派兵来援，准备在洛阳与日军决战。
1944年5月7日，为免长官部被包围，蒋鼎文乘坐由洛阳开出的最后一列火车，撤往新安县。
李家钰的集团军总部在古村，距离新安不远，他即刻赶去新安谒见蒋鼎文，发现这位战区长官完全成了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住在新安城附近的一座窑洞里，全天候守着一架电话，自叫自接，调度各军。
长官部的幕僚插不上手，只好对李家钰说：“请司令劝一劝蒋长官，他太细致了。如果把电话安在我们窑内，最起码也可以帮他接一接电话。”
人在拼命，命却在笑。蒋鼎文忙到半死不活，形势并没有丝毫好转，日军很快又从白浪渡口实施强渡。守渡口的是河北民军，乃抗战以来在河北募集的流亡壮丁及难童，既无正式编制，也没有一定粮饷，哪有多少战斗力，渡口很快便遭敌突破。
蒋鼎文闻听消息，即派两个师前去堵截，打了一整天也没有能将登陆日军驱逐出去。
白浪渡口在新安以西，可对新安形成包抄之势。蒋鼎文此时在战略指挥上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决策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担心新安被围，他又撤往卢氏，原来准备在洛阳附近与日军决战的各兵团也相继西撤。
随着河防的崩溃，日军仍然在从各个渡口不断包抄而来。
1944年5月11日，李家钰突然接到蒋介石从重庆直接打来的长途电话。蒋介石在电话中告诉李家钰，新安以东还有许多部队没有撤下来，蒋鼎文走后，需要李家钰就近照料，也就是再抵挡一下。
紧接着，蒋鼎文通过新安县府发来密码命令，要李家钰抽调主力阻击从渑池南渡的日军。
李家钰这才蓦然发现，主角早已退场，可活还得有人扛。
友军都在溃退，这个时候军心士气最为重要。李家钰把全军师、团长召集到古村开会，说：“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四年的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李家钰随后加重语气：“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
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落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愿殿后！”
勇气又回到了李家钰身上，他派吴长林团前去迎敌。吴长林团出发前，李家钰手书一纸：“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渡河日军见吴长林团赶到，抢先占领了云梦山顶。
云梦山不算陡峭，但有一大段斜坡地段，日军把机炮往制高点一架，可以控制整个战场。
李家钰知道这是一块硬骨头，便把团长吴长林叫到身边。吴长林外号“吴茬胡”，李家钰对他说：“吴茬胡，平时你常说天不怕地不怕，今天就要看你表演。你必须拿下云梦山，堵住日军前进，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后撤，否则拿头来见！”
吴长林领命，立即部署仰攻，李家钰则亲临前线督战。
川军以营为单位，实施波浪式进攻，伤亡很大。当他们冲进日军一线阵地，并展开肉搏战时，一个营仅剩百余人，给日军一个反攻，就不得不退下山来。
进攻时，吴长林睡在地上，拿着电话大声吼叫，以激励士气。在他的鼓动下，官兵们啃了两口干巴巴的锅盔（即大饼），又继续向山上猛冲。
相似的场面再次出现，虽然攻入日军阵地，但还是站不住脚。其中一个连伤亡殆尽，连长左臂负伤，仍与日军军官拼死肉搏，终因受伤力弱，被一劈两半，场面惨烈之至。
到入暮时分，吴长林团仍未能攻下云梦山，而后续日军却越来越多。
李家钰所说的拿下云梦山，只是为了激励官兵。一天过去，为新安以东的大部分部队争取到了撤退时间，任务已经完成。
他随即下令给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宗昉，允许吴团后撤。
吴团撤下来后，李宗昉让军需带着现款去慰问受伤官兵，并监发、登记造册，还再三叮嘱，如果发现有人克扣，一定要记下来，按军纪处分。
发放抚恤金时，有个军需官跑去向李宗昉报告，说钱快发光了。李宗昉听后大骂：“军部那么多钱，怎么发得完？又不是叫你们掏腰包，你们心痛什么？去，按规定金额发！”
云梦山一战，吴团战死四百人，受轻重伤的也有五百。有个连长断了一条腿，拄着根树枝走到李宗昉跟前，哭着对他说：“军长，我不要钱，我要打日本人。不要看我腿断了，我还可以打仗，死我都要死在战场上！”
李宗昉连忙安慰他：“好兄弟，不要紧，我们不会丢下你不管。后方设有卫生所和野战医院，你下去好好养伤。”
在确证云梦山难以攻克后，李家钰已与吴团分开，率总部越过新安，这时他突然得知孙蔚如集团军还在新安以东。
孙蔚如与李家钰曾同在中条山作战，一个是集团军司令，一个是副司令，李家钰于是又下令给彭什复团，命其占领阵地，掩护孙蔚如集团军安全通过。
战局继续恶化。
1944年5月13日，李家钰总部与第四十七军的电话联系忽然中断。第四十七军军部原在新安，说明日军可能已占领了那里。
李家钰不敢停留，急忙继续往西南后撤。
豫西局面十分糟糕。陈诚后来在主持总结河南会战的败因会议时，归纳了“四不和”，第一项便是军政不和。
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河南军政当局是个完全失败的班子，他们平时互相攻讦，互不买账，甚至日军那边已经发动进攻，地方上还是置大局于不顾，不仅不能主动站起来协助军队作战，反而处处掣肘，成了军队崩溃的催化剂。
军政不和又影响到军民不和，这一情况就集中地反映在豫西。
豫西民风彪悍，有尚武好斗的传统，各个村寨皆人自为战，俨然是一座座小的独立王国。他们对中日两军不分亲疏，一律抗拒，尤其是中国军队在向豫西后退时，由于缺乏兵站补给，一些军队触犯军纪，更与当地百姓形成尖锐对立。
进入豫西山地之后，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还是货物辎重，在所必取，就是高射炮、无线电台，亦不放过，甚至发展到围击部队，枪杀官兵。
汤恩伯先被“洗劫”了一把，连电台都被地方民团抢去，经县长出面交涉，才予发还。接着又轮到地方集团军，李家钰先遣的部分行李也被抢夺一空，这大大加剧了撤退的困难。
1944年5月15日，第四十七军主力部队追赶上来，与总部会合，其中彭什复已经阵亡，吴长林团也伤痕累累，成为名副其实的残部。
天下着雨，部队淋成了落汤鸡。李家钰站在麦地旁，默默地收容部属。
他对官兵们说：“兄弟们，我们在云梦山打了一场硬仗，如果我们不打那一仗，恐怕一战区所有部队都得当日军的俘虏，所以吴团的牺牲，是有代价的。”
日军仍在身后紧追，李家钰命令主力部队占领阵地，就地掩护各友军后撤。他亲自留下来进行部署，包括阵地应建在何方，机炮如何架设，掩体怎样挖掘，都一一指点。
宝刀已钝，但李家钰仍不失大将风度，举手投足间，依稀可见当年临危不乱、沉着善战的风貌。
参谋长张仲雷率总部先行，走到一处叫菜园的地方，迎面有一山挡路，山上人声枪声鼎沸，有很多人朝下面喊道：“到这边来干事吧，如果不愿意，那就把枪放下，我们放你们过去。”
换成古代，这番话的意思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欲从山前过，留下买路财。
遇到山贼了！
这其实是流窜豫西的一股伪军，乘着第一战区溃退，跑出来招纳人马，收缴枪支，扩充自己的势力。
在幕僚长这个位置上，张仲雷远不及他的前任魏粤奎，一时间应变无策，惊惶不已。总部人员全都钻到一座壕沟内，只能坐以待毙。
有胆子大一些的，就让直属特务连先占领高地警戒，等待李家钰前来定夺。
山上伪军不知虚实，也不敢轻举妄动，两边就这么僵持着。
一个时辰后，李家钰完成部署，坐滑竿赶到。问明情况后，他面带微笑地说了一句：“这点小问题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特务连全部枪上刺刀，往山上扑去——你们不是要缴枪吗，我们连枪带刺刀一块奉送。
山贼，草寇耳，哪里禁得起这种场面，胡乱放了阵枪，便作了鸟兽散。
李家钰前后清道。除孙蔚如尚落在后面外，他和刘勘、胡伯翰等所率的各集团军，都涌入了一座名叫宅延的山村。
此时军队数量仍相当之多，把村子里各个角落都挤得满满当当，有的部队插不进去，只好到村外田野露宿。
将领们聚在一起，开了个临时会议，均认为这么多部队挤在一路，争先恐后，一旦遇到敌军，哪怕是小股部队，都会进退无方，应该选一个人出来进行临时指挥。
与会者公推李家钰领衔。李家钰豪气顿生，承诺率军殿后，以免走时彼此发生混乱和拥挤。
各军与蒋鼎文已失去联系，走当然要继续走，但怎么走，往哪里走，都还是一头雾水。于是李家钰又领着众人一道确定撤退路径。
刘勘表态要率部去卢氏找蒋鼎文，愿意傍南行军，胡伯翰是所属集团军的副司令，总司令为高树勋，他要去找高树勋。
高树勋集团军除了河北民军外，只有胡伯翰一个军，因此胡伯翰说：“别人的总司令都是抬着走，我家的总司令得背着走，他只有这么一点资本呀！要是我不早点回去，他睡觉都不安神，会疑心我要拖走他的队伍呢。”
高树勋的集团军总部在北边，于是胡伯翰选了傍北走。
一南一北选完，中间的路留给了李家钰。有了这样的分工，第二天撤退就顺畅许多了，三军分道扬镳，各奔其所。
在豫西山地，沿途村民坚壁清野，有钱也买不到一粒米，又逢天雨泥泞，川军官兵食不果腹，跌倒摔跤的不少，人和枪炮均满身泥糊，艰苦之状，难以言表。
自出川抗战以来，李家钰曾多次遭逢挫败，然而以这次最为狼狈。他在与官兵谈话时忍不住痛哭流涕：“我李家钰一生身经百战，未有丢盔弃甲之惨状，今后有何面目见蜀中父老？”
尽管人困马乏，川军仍坚忍行军，沿途无一落后者。宅延分手后的第四天，有人给李家钰送来一份情报，情报的提供者是高树勋。
据高树勋说，日军一部已在陕县渡河。
陕县就在李家钰的前方，李家钰接信后没有犹豫，仍下令按照既定路线前行。
1944年5月20日，李家钰到达沟南村。沟南是一座真正的山村，民居并非平地建起，全是依山坡筑成的三四层窑洞，可是川军却有一种归家的感觉。
李家钰曾在陕县担任河防，民意基础不错，连沟南村都有与李家钰熟识的村民，征购粮食要比其他地方容易得多，这也是李家钰虽然接到情报，但并没有马上对路线进行更改的主要原因。
当然疑虑还是有，高树勋就在陕县附近，李家钰已派参谋前去联络，进一步打探消息。
在李家钰离开沟南时，参谋快马返回。高树勋通过参谋告诉李家钰，日军不仅在陕县渡河，而且已由百余人增加到千余人，刻下正在与他激战。
要说日军渡河，李家钰可能会信，敌情突然严重到这种程度，李家钰不信。特别是宅延会议时，胡伯翰那番得要背着高树勋走路的话，让李家钰都怀疑高树勋是否有那个能力和胆量，敢跟千余日军激战。
李家钰对部下说：“高健候（高树勋的字）这封信恐怕不准确，因为敌人绝不可能如此迅速。我看，他们这样说，是为将来好报功。”
李家钰传令下去，连日行军，官兵疲劳至极，要好好休息整顿，“连着吃两顿饱饭再走！”
不幸的是，高树勋并没有说谎。他激战不是要去报功，而是渡河日军太多，追得太急，不战一下的话，根本脱身不得。
李家钰的轻敌，让他和川军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困境。
1944年5月21日，李家钰得到最新情报，高树勋败退，日军距他的驻营地仅有十里之遥。
李家钰猛醒过来，决定提前开拔，其行军序列为抬轿式，即作战部队前后护驾，李家钰率总部居中。
日军从北而来，自然要往南撤，但行不多远，日军射来数发炮弹，正打在南行的路上。李家钰一看，又临时改变路线，将向南改为向西。
参谋长张仲雷觉得不妥，追问为什么不继续往南走，李家钰回道：“没得路嘛！”
修改路径没有问题，问题是修改之后，既未立即飞告前卫部队，也没有派出新的前卫搜索前进，“轿子”直挺挺地就往西面去了，所有机关人员、军官家属、大小行李都在里面，一路浩浩荡荡，而直接担任护卫的仅一个直属特务连。
事后李家钰的一些部下幕僚感到疑惑不解，不明白这位拥有数十年征战经验的大将，怎么会走出如此昏着。
心里一乱，动作必然走样，也许只有用命中注定来解释了。
越过一座山坡，参谋长回头南望，发现南面山头上有一支部队，队形密集，且全部穿着草黄色军装。
他扭转头问李家钰：“怎么，这山头上有密集部队？”
李家钰随口回答：“是蕴长的队伍。”
蕴长是李家钰的弟弟李家英的字，也就是先发的前卫部队指挥官。参谋长颇为不解：“蕴长在行军，为什么队形如此密集？恐怕不对吧。”
他向卫士要来望远镜，说：“总司令，我们看看再走。”
李家钰很不耐烦，气冲冲地说：“不要看，不要看，凭命！”
幕僚长不得力，让事事不顺的李家钰时有孤掌难鸣之感，尤其当他想起魏粤奎的时候，对张仲雷更是有些没好气：你的胆子也太小了，一伙山贼都可以让你哆嗦，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上一上刺刀便可以把他们全吓跑。
然而李家钰错了。日军不是伪军山贼那样的乌合之众，这时候，谨慎一点绝没错。
对面山头上的，并不是李家英部，而是高钟勋的集团军，他们在山顶上占领了阵地，准备等日军追上来时，好好地揍它一顿再走。如果李家钰能主动上去联系一下，就能从中得到掩护。可惜他不听张仲雷的规劝，一头撞进了罗网。
走了一会，远离了高钟勋部队，总部背后突然响起枪声，不过这显然是追敌，有主力部队殿后，李家钰并不担心，只是紧接着前面也响起了浓密的机枪声，表明一前一后都出现了敌情。
总部前面连一个兵都没有，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李家钰立即从警卫连调出一个尖兵班，并且告诉他们，遇到日军不要使用手枪，因为一般野战部队很少配备大量手枪，这样会暴露目标，让日军发现这是集团军总部。
李家钰不知道的是，日军早就盯上了他，不过跟手枪没关系。
日军情报周详，掌握中方高级指挥官的很多特征。李家钰个子矮小，身着黄呢将军服，脚蹬长统马靴，又坐着滑竿，想不暴露都很难，哪里用得着开手枪。
李家钰自己蒙在鼓里，不知化妆，包括张仲雷这些随行人员在内，也不进行提醒，真是大家都在死神面前“凭命”了。
又走了一段路，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众人放下心来。于是找了个老者做向导，着手攀爬秦家坡。
李家钰已从特务连增添了一个尖兵排上来，并由总部的一位上校参谋担任尖兵排长。按照尖兵部队的一般规则，尖兵班应在尖兵排之前，并且分开搜索前进，但这位上校参谋缺乏相关经验，只凭个人之勇，拿着地图，带着尖兵们一路往前，竟忽略了必要的搜索环节。
上坡时，山腰上有几个当地老乡在喊：“你们是哪支部队的？你们来不得，上面已经有敌人了。”
李家钰一行并不在意，仍一股劲地往上爬，队伍中甚至还有人说这是老百姓怕军队要粮食，所以拿敌人来吓唬我们。
总部爬上一座山坪，即发现右面麦地里有人在移动，且听到有枪声，而这时尖兵已经通过。张仲雷吩咐随行的一名谍报兵，让他侦察一下，看移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是老百姓，还是日本人。
谍报兵跑去一看，全是戴钢盔的日本兵，服装整齐，且做着很好的伪装，每个人头上都插着麦子，看到他出现后，嘴里“啊啊”地乱叫。
谍报兵不看则可，一看大吃一惊，急忙跑回来报告。
李家钰这才知道大事不好，从滑竿上跳下后，一面指挥少数武装人员分两路抢占阵地进行掩护，一面示意大家下山，自己也甩步疾走。李家钰走路很快，张仲雷落在后面，卫士催促他快点走，张仲雷急了：“都已经看见钢盔了，还跑得脱么？你们走得快，就快些走，不要等我！”
没走多远，歪把子机枪的声音就响了起来。此前，日军早就在秦家坡设下了埋伏，之所以把尖兵排放过，是为了捕捉后面的大鱼。
总部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的杂乱队伍，以无任何实战经验的机关和勤杂人员为主，而且多数徒手，遭到伏击后，立刻惊恐万状，各自向后奔逃。秦家坡上，子弹如雨，炮弹、手榴弹的声音撕心裂肺，响彻山谷，山下道路也被日军机枪所封锁，逃生已无路，人们纷纷倒毙在血泊之中。
李家钰的目标无疑最为显著。日军伏兵里面有专打指挥官的狙击手，一枪便击中了李家钰的肩膀。李家钰忍痛坐在地上，掏出钢笔和日记本，准备写下一纸命令，让后卫部队跑步赶上迎敌，但狙击手紧接着又发一枪，正中李家钰的头部，李家钰唉呀一声倒在地上。
李家钰阵亡之后，总部武装人员才得以抢占阵地，但他们没有重武器，随身仅扛了一架俄式机枪。又因枪弹不在一处，这架机枪还无法发射，只有靠几把步枪勉强还击，加上高地裸露，很快便伤亡殆尽。最后除去被俘者，整个总部遭到全歼，上至集团军总司令，下至士兵，仅生还两人。
在总部之后的第四十七军特务营同样踏进了伏击圈。参加伏击的日军很多穿着便衣，营长以为是与河北民军发生了误会，还用棍子挑起雨衣，向日军喊话，说不要弄错了。
话音刚落，一排机枪子弹就扫了过来，他被当场打断双腿，及时滚下高地后才得以幸免。
李宗昉督军后行，此时也已经上山，前面浓密的枪炮声起初让他不知所以，一旦弄清状况，赶紧组织反击，但是攻不过去，在山上又无法立足，只得退下来，先占住一道山梁再说。
那是一个死角地带，可以固守。李宗昉再次率部向秦家坡冲击，日军居高临下，早就以机枪组成火力交叉网，把道路给完全封锁住了，即便使用人海战术也无法奏效。
李宗昉听幸存者说，李家钰已经受伤倒地，更加着急。在多次反击失败的情况下，悬重赏组织了一个五人敢死队。
入夜之后，敢死队以夜色为掩护，爬上秦家坡，把尸体抬了回来。
检验尸体，李家钰不仅肩部和头部中枪，其他地方也布满枪眼，连左脚掌上都有七个机枪弹孔，说明李家钰被打死后，还遭到了机枪的疯狂连射。
撤离战场后，李宗昉宣布了李家钰阵亡的消息。得知这一噩耗，第四十七军官兵无不失声痛哭，尤其是那些从四川内战起，就追随李家钰一路南征北战的老兵，更是哭得死去活来。
李家钰是中方在河南会战中战死的最高级别将领，这一战日军由豫中攻到豫西，如入无人之境，日军的长驱直入和河南各军的大溃退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照。战后，蒋鼎文被撤职，汤恩伯亦受撤职留任的处分。
第七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骆湘浦：第三十四师主力团团长。他处事机警，曾获得日军要发动第四次长沙会战的绝密情报，在指挥作战时也很果断，第三十四师的战果主要为他的部队所取得。
赵子立：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中央陆军大学第十四期。长期任薛岳的幕僚，参与制定前三次长沙会战计划，并因此曾受到薛岳的赏识，除升任参谋长外，还获颁三等云麾勋章。
王泽浚：号润泉，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他是王缵绪的第二个儿子。时任第四十四军军长。
陈德邵：生于四川省酉阳县。时任第三九九团团长。他虽然是行伍出身，但胆大心细，在战场上能够见微知著，善于发现并牢牢抓住战机。
方先觉：生于安徽省宿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建立功勋。长衡会战时任第十军军长。
河南会战只是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更大规模的攻击还在后面，而且重点就在长沙至衡阳一线，包括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在内的一些人都已经看出了端倪，唯有薛岳本人不当回事。
从第九战区以往的经验来看，眼下确实不是一个打大仗的季节。
三次长沙会战，全是在秋冬之交。这是因为那时候稻子已经收割，水田干涸，湘北平原成了一望无际的荒野，没有隐蔽，毫无遮挡，更适合于步骑兵大踏步开进。
时值五月，水稻刚刚插过秧，幼苗尚未扎根。若从稻田通过，行军之难可想而知，所以说就算是打仗，也得隔好几个月才会展开。总而言之，从通常的规律来看，这绝对不是日军发动攻势的最佳时段。
早在浙赣会战时，刘新甫推断日军不会在初夏时节进攻长沙，这是依据之一。当时薛岳倒是以为会爆发第四次长沙会战，为此还做了准备，结果是虚惊一场。
狼来了的故事听久了，一定会让人神经麻痹，何况这个故事已经重复了两年，听者耳朵里都生老茧了。
狼的身影仍在不断出现，杨森很快也搜集到情报，证实武汉第十一军确实有所动作。
在湘鄂边境的蒲圻车站，谍报人员发现，日军正大量集中，铁路两旁，军火粮草堆积如山。同时第二十军侦察到，日军新近在前线增设了许多小型电台。
杨森把杨汉域及其他幕僚召集一处，经过研判，都认为日军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进犯长沙的模样，因此不断将相关情报送往战区长官部。
杨汉域因公到长沙，又受托专门向薛岳面陈。薛岳不能像对待自己的参谋长那样随便打发，便给杨汉域作了一番分析。
除了现在正是雨季，湖南的稻田、堰塘都蓄满了水，地形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外，薛岳的另一个依据是，自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需同时用兵，兵力必然分散，而海空军力量又十分薄弱，无力南侵。
事实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依据。薛岳对日本人鱼死网破的决心还是雾里看花。他不知道，为了发起一号作战，日本动员兵力达到五十一万，在日本陆军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史无前例。日俄战争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奉天会战，那一战日军也是倾其所有，但与一号作战相比，兵员数量上仍是望尘莫及。
杨汉域前脚刚走，王陵基又派人送来情报，这次更为详尽具体。
第三十四师有一个骆湘浦团，负责守备赣鄂交界，与鄂南的日军相对峙。团长骆湘浦经常派员深入敌后，侦察敌情，他也侦知了鄂南日军征集民夫、运屯粮弹的情况。
为进一步摸清真相，骆湘浦特地派谍报员乔装小贩，揣着他的亲笔信潜赴武昌，密访伪武昌县长刘立藩。
骆、刘同为日本士官生，骆是学长。王陵基在组建第三十集团军时，骆湘浦是总部军官大队大队长，刘立藩则是总部侍从副官，两人混得很熟。后来一起参加武汉会战，刘立藩请假到武汉去探亲，但直到武汉沦陷仍未销假，实际上已误入歧途。
谍报员见到刘立藩后，递上骆湘浦的亲笔信，骆湘浦在信中以朋友的身份规劝他：德意日败局已定，为个人前途着想，应该立功补过，犹未为晚。
刘立藩读信后，很受触动，当即感谢骆湘浦的忠告，并在回信中附上一张武汉地图，上面详细标明了日伪机关、军营、仓库、飞机场所在地，以便中国军队派飞机轰炸，或派游击队袭击。
刘立藩证实，日军在武汉大量征集民工，近期南犯之势已成。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一个有关日军南犯时将进行战术调整的重要线索。
这些情况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完全吻合。抗战胜利后，刘立藩被武昌法院拘捕，本应以汉奸罪处以重刑，由于王陵基及时去函证明他有立功表现，遂减为三年有期徒刑。
王陵基第一时间便将刘立藩获得的情报上报，可惜的是，同样未能引起薛岳的重视。
薛岳不作为，但是挡不住前线关于日军要进犯的情报一天天增多，风声也越来越紧，杨森发现，第十一军中竟然出现了关东军的番号，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说明日军此次调集兵力之多，也间接显示了未来战役的规模，而此时第二十军在力量上却有所削弱。
自从第二十军担负防守新墙河的责任之后，便有了防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的困扰。此前，第九战区曾拨来一个暂编师，但这支暂编师系游击队编成，不光武器陈旧，兵员不足，纪律也很松散。士兵又全都是平江人，平时携枪回家，发饷时才返回军营领饷。师长更好，索性住在长沙办事处打牌吃喝，平时经常不在部队，所以根本谈不上训练，战斗力极差。
有这样的部队在身边，不仅起不到作用，还可能拖后腿。军长杨汉域报请长官部更换，薛岳将暂编师调长沙附近整训，代之以新编第20师。
事有不凑巧，军委会的新规定接踵而至——凡三个师的军须抽调一个师回川接收新兵，第二十军正在此列。
说是抽一个师，当然不用全师都去，只需军官和少数士兵即可，其余兵员可用以补充另外两个师。杨森为了团结新20师，便暂时撤去第134师编制，将留下的兵员缩编为两个团，分别补充新20师和由军部直接掌握。
这样在编制上，第二十军仅剩下两个师外加一个辎重兵团，杨森将原本派到敌后打游击的部队也临时撤回，以加强防御。
将官方面，同样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地震。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夏炯又去找了薛岳，而薛岳的处事方法也未有半点改进，事先不与杨森商量，就给蒋介石发去电报，保夏炯升任第二十军军长，原军长杨汉域则调升到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任副总司令。
杨森听到风声后，急电让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到军政部进行查询，果然确有其事，委任状刚刚才办好，只是尚未发出。
作为第二十军的“家长”，杨森当然不容许有人破坏“家规”，搅乱秩序，于是赶紧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商量，将委任状予以搁置不予发表。
这件事过后不久，第二十军内部发生了一件事：夏炯私自派工兵连长将泊罗江上的粤汉铁路桥梁撤除，卖给了桂林厂商。
杨森正为夏炯两次玩阴招谋夺军职而窝火，当下查处后上报蒋介石，请予撤职。
夏炯是薛岳未来用以更好地控制第二十军的重要人选，将夏炯打入冷宫，等于是间接地扇了薛岳一巴掌，也由此加深了薛岳和杨森之间的矛盾。
1944年5月27日，横山勇指挥第十一军汹涌南下。
选择这一天出击，日军志在必夺。往前倒溯三十多年，1905年的5月27日，东乡平八郎麾下的日本海军击败了俄国舰队，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一举奠定胜局，以此开启了日本国运。在日本人的皇历中，它绝对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
三次会战，选的都是秋冬之际，然而三次都收效甚微，这使横山勇总结出，秋冬无所谓，也不是一上来就非得坦克大炮加骑兵不可，足够数量的步兵师团同样能达到目的，关键是要对症下药。
症结就是杨森的第二十军。
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每次进攻长沙，第二十军总是能给予日军相当大的打击，尤其是后两次会战，日军吃的苦头最多，这次要想取胜，必须先除去这块绊脚石。
日军渡过新墙河后，第二十军即以不变应万变，利用既有据点和阵地进行抵抗，逐次对其进行杀伤、消耗和迟滞。
与河南会战时的军民不和不同，在地方政府的安排下，湘北民众进行了很彻底的坚壁清野，他们挖毁公路，破坏桥梁，埋藏粮食，然后离村疏散。
参与作战的日军部队中，第3、第40师团都经历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眼前的景象与当时搜遍村村寨寨、只能找出两只甘薯充饥的惨状何其相似。
日军在湘北感受到了浓烈的抗日气氛，历次会战中的尴尬正扑面而来。
不过横山勇对此早有预料，而且已备下了“药方”，这就是刘立藩曾经提供的那最后一条重要线索。
第十一军拥有多达8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可谓要罗刹有罗刹，要妖精有妖精，这使横山勇的排兵布阵变得游刃有余。
与历次会战中的孤军深入，径直往长沙推进不同，此次横山勇采取了广阔正面进攻的战术，他将众多二线师团部署于中央，实施纵深推进，战斗力最强的两个骨干师团，第3、第13师团则被部署在外侧。
他摆出的新阵势自有其独到之处：二线师团形成纵深后，立即进行钳形交叉攻势，即对每一个地区，都穿梭般地来回攻袭，尽力缩小第二十军的活动范围和空间。
薛岳既不相信第四次长沙会战会爆发，当然也就不会去认真对待和研究这条宝贵的线索，然而它正是横山勇用来打垮薛岳和杨森的一大法宝。
新20师据守新墙河第一线，这毕竟是一支新老混杂的部队，在日军强大兵力的攻击下，率先支持不住，节节溃退，只得由第133师对之进行临时收容，两师合二为一。
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起初还没有估计到敌情如此严重，只感到仗越来越难打，其灵活快捷的特点也受到很大限制，当下决定采用压轴的最后一招：往平江收缩。
尚未来得及抽身调头，日军突然迂回到师部所在的关王桥附近。幸亏担任警戒的搜索连及时发现后迎头痛击，这才使得指挥系统没被端掉。
第二十军沿着撤退路线，分别占领要点，阻击后再逐步后撤，因此撤得有条不紊。不过当接近平江时，还是被吓了一大跳。
这里的日本兵同样到处都是，并不比新墙河以南的主阵场少，军部直属的辎重兵团正被一股日军缠住，脱身不得。
第二十军抢先以主力占据附近高山，将这股日军压迫在山谷内进行攻击，激战至晚，终于成功将辎重兵团解救出来，并抓住了几名日军探子。
对探子的审讯结果，让众人不寒而栗——第二十军已经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
横山勇显然认真研究过第二十军的作战特点。他发现第二十军的活动规律是，会先守新墙河，再守关王桥，最后退至平江，并随时保持侧击姿态。
他之所以要将骨干师团列于外侧，就是要压制第二十军的侧击，使之在平江无法立足，同时趁势进行包围。
在第二十军身后，是从新墙河追来的第68师团，前面，是从平江东面抄来的第3师团，两个师团一东一西拉网，南面的汩罗江北岸还停留着一个师团，专门负责从南向北兜底。
如果不是东西之间隔着数十里的山地，如果不是第二十军撤退中的队列始终保持不乱，这个网早已可以将其完全罩住。
根据探子的交代，日军正在前往长寿街的方向抢修公路，以加固包围圈，说明那里仍有隙可钻。
经过商议，第二十军决定分成三个纵队，从傍晚开始突围。当越过公路时，恰与日军车队遭遇，第二十军便捎带着拿它当了下酒菜，共烧毁敌汽车三辆，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日军增援部队闻讯赶到，随即发起攻击，结果虽然大部队越过了公路，但第133师搜索连和野战医院被截在了后面。
第二十军各部向来都具有极其顽强的求生能力，到了第二天晚上，在搜索连的掩护下，野战医院的伤病员们也得以转危为安。
可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跳出的只是第一层包围。
在平江以东，还有第13师团，其攻击目的地为长寿街，这相当于构成了第二层包围圈。
一旦长寿街被日军完全控制，就意味着幕阜山区的大门将向第二十军提前关闭，全军被包围后只有覆灭一途。
在第二十军陷于第一层包围的同时，第13师团已按联队分成左中右三路，向长寿街齐头并进。
危急时刻，王陵基挺身而出，倾全力对日军进行侧击。他的第一反应倒不是为了接应第二十军，而是阻止日军南下，消除对长沙的威胁。
在王陵基的指挥下，所属新13、新15师在长寿街一带层层抵抗，加上天降大雨，使得第13师团的中路联队落到了其他两路的后面，进攻序列再也无法维持平行状态。
第13师团长见状，把中路联队长一顿臭骂。
这哥们儿被骂急了，鼓起余勇，拼着命往前冲。
转眼杀到南楼岭，按照日本人的一般作战程序，先要进行侦察，再实施攻击，但因为着急赶路，联队长连这个也免了，第一时间便命令山炮兵进行轰击：叫你挡着我，这回非得让你们五步之内没有芳草，十步之内立马消停不行。
山炮打得欢畅，山头上的“中国兵”被炸死炸伤不少。最后冲上去一看，傻眼了，全是自己人。
原来左路联军进展较快，在与新十五师激战后，已提前占领了南楼岭，可还没顾得上庆祝，便被中路联队轰了个稀里哗啦。
第13师团未能提前控制住长寿街，给第二十军带来了生机，但他们显然也无法再停留在长寿街，只能继续撤往东面山区。这时他们才知道，总部和军部都曾遭第3师团围攻，平江已经失陷。
在前两次长沙会战中，第二十军都是消耗日军后再转移到平江以东，然后借机进行侧击，这成为薛岳在三次会战中的定海神针，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
换句话说，横山勇消灭第二十军的计划虽然落空，然而他还是最大程度地解除了后防上的障碍和威胁，可以心无旁骛地进攻长沙了。
即便日军大兵压境，薛岳还固执地要复制第三次长沙会战时的那个“天 ”。
参谋长赵子立婉言相劝，认为日军自第三次长沙会战吃了亏后，必然要思考对策，若再在长沙用“死架子”打人，将难以取胜。
赵子立建议，应且战且退，让日军往长沙以南再深入一段，将其战线拉长。这是一个拉橡皮带的原理：拉得越长，带子必然越薄弱，超过极限，就要绷折。与此同时，守军可以争取到更为宽裕的时间和兵力，到时战必有成。
薛岳根本听不进去。
不仅幕僚长有不同意见，薛岳的上司白崇禧也主张放弃长沙，固守衡阳，在湘桂或广西境内与日军决战。
薛岳不仅不听，还发了火。
在日军将帅中，虽然因个人性格和各自思考角度不同，决策中也时有争吵，可主要还是就战言战，中国国情不一样，于是这种争论往往都会超越军事的范畴，回到最让人头疼的派系内争上去。
白崇禧属于桂系，薛岳属于粤系，而且两人素不相能，薛岳也从不把白崇禧这个上司当上司。
白崇禧给薛岳打电话，薛岳怒容满面，放下电话嘴里还骂骂咧咧；“丢他妈！我就不去给广西看大门，不在湖南打，把部队都拉到广西——他家里去，可恶！”
第四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赵子立去谒见白崇禧，白崇禧不等赵子立说完，就用手一敲桌子插言说：“当时我就很反对在长沙决战，荒谬，荒谬！你知道，薛伯龄（薛岳的字）是不听我的话，委员长当时也没个一定的主意。”
都说蒋介石喜欢插手前线军务，但前线打好了，他也犯不着老去指手画脚，尤其是对薛岳这样经验极其丰富，个性又极强的大将。事实上，四次长沙会战，蒋介石都全权交给薛岳指挥，除了要兵给兵，要将给将外，基本未有太多干涉。
对战将的使用，很多时候只有事后才知道对不对，“小诸葛”白崇禧言之凿凿，可是抗战中经他手指挥而能大获全胜的战例，实在是太少了，你说老蒋究竟是该信白崇禧还是信薛岳？
赵子立不过是薛岳帐中一幕僚，他让王缵绪给蒋介石带话，说“薛岳要误事”的报告，当然更不可能起到太大作用。
1944年6月上旬，除第二十军被隔断于山区，一时无法南返外，王陵基等部都已应召云集于长沙周围，薛岳仍旧要用“死架子”打人，以力保长沙。
薛岳不知变化，横山勇却已经上上下下将对手研究了个透。
战略意义上，第九战区可被一切三段，为前进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地，横山勇将它们分别比喻成“厚皮地带”、“果肉地带”和“核心地带”。
在三段阵地上，薛岳安排的兵力呈梯形状上升，即由弱到强，横山勇由此也拟定出了不同的战术。
“厚皮地带”的范围从汩罗江北岸到浏阳河一线。薛岳调动的兵力较少，主力为王缵绪的公子王泽浚所领衔的第四十四军。
在这一地带，横山勇使用的战术是局部歼灭战，你弱我就一点点把你吃掉。
打歼灭战，横山勇的前提是对方会死守到底，孰不知王泽浚哪里会死守到底，老爸就留下这么点产业，一下子挥霍掉，那不是败家子么？
王泽浚守不住就走，各要点先后为敌所破，日军如愿攻陷浏阳，到了“果肉地带”，渌江以北的萍乡。
薛岳的防守兵力逐渐增多，在阵地构筑、指挥体系、后勤供应等方面也趋向于完备，也就是说盾牌骤然加厚，其中参与守卫萍乡的，是第三十集团军所属第34师。
第三十四师如今已成为王陵基麾下的绝对主力。军委会曾组织过一次全国陆军总校阅，校阅组在讲评中，对第34师给予很高评价，特将其由乙种师升为了甲种师。
编制升级，待遇也跟着水涨船高。第34师不仅增加兵员，还换发部分武器，装备了美制报话机，师增加了特种部队，包括迫击炮营、战防炮连、防毒连等。
对第三十集团军而言，这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从师到军再到整个集团军，都大受鼓舞，求战的热情非常之高。
1944年6月10日，第34师奉命向萍乡开拔，以阻击日军。作为前卫的骆湘浦团率先赶到萍乡县城附近，日军也正好拍马赶到，尖兵连与之遭遇后，双方立即交火。
团长骆湘浦登上高地观察，发现交火区域地形不佳，没有争夺的价值，便决定以尖兵连为掩护，在大道两侧的南北高地建立阵地。
大部队刚刚展开，日军即动用山炮对高地进行射击，山炮射程一度延伸到了团指挥所。随着炮弹纷纷落下，骆湘浦身边的副官当场被炸得血肉横飞。
骆湘浦判断这是日军发起全线进攻的先兆，果然前线的枪炮声十分激烈。一个小时后，守军顶住了敌人的进攻。
能顶住就是好样的。第34师师部进驻萍乡，将另一个团推往前线，在骆湘浦团右侧占据高地，计划转守为攻。
三军士气高昂，身在一线的骆湘浦也摩拳擦掌，但是战局突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反转。
你盾坚了，对手的矛也会利。横山勇在主阵地使用的是大兵团急袭战术，来势既猛又快。薛岳将滇军第五十八军拨归王陵基指挥，旨在助其一臂之力，不料第五十八军战斗不利后害怕被歼，急急向后撤退，日军乘隙而入，让第34师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
第34师毫无防备，一时秩序大乱，师部在退出萍乡城时，都没顾得上给前线的骆湘浦下达指示。
在前后受敌的困境下，骆湘浦自行率部突围，追上师部后，又奉命担任后卫。
日军紧随而至，骆湘浦选择了一处叫梨树坳的山头作为防御阵地。
梨树坳山不高，坳口两侧荆棘丛生，这样的地形，敌我双方均难以发挥火力，相对而言，对川军还更有利一些。
骆湘浦指挥重机枪连对准坳口正面，两侧荆棘区则埋伏了密集的步兵，他预计日军为避免伤亡，一定会想办法穿越荆棘。
喝酒不吃菜，各人有所爱。川军擅长的是攀藤过溪以及在山上躲猫猫。日军则是劈刺术厉害，若是空旷地带后玩拼刺，几个人往往都拼不过他一个，因此骆湘浦要求绝不能让日军顺利穿过荆棘。
不出所料，日军从正面进不来，真的派出一股兵来钻荆棘了。
荆棘有刺，只能伏在地上爬行，川军乘机冲入，以多打少，把这股敌兵刺得七零八落，狼狈而逃。
梨树坳是个小型阻击战，第34师所取得的有形成果并不大，但败逃之中还能回头一击，也让王陵基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慰。
前进阵地、主阵地先后失守，等于长沙周围的两座大门已经洞开，薛岳看出大势不好，为此惶恐不已，坐卧不宁，然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依岳麓山建立炮兵阵地，对日军进行迎头炮击，成为会战的一大制胜因素。
横山勇此次吸取教训，在正面攻击的同时，专门动用一个师团，渡过湘江，迂回到岳麓山之后，向岳麓山发起猛攻。
薛岳计不及此，完全没提防到日军会从背后偷袭，山上的防守兵力配备不足，岳麓山也很快失陷。
长沙城与岳麓山仅一水之隔，日军占领岳麓山后，对长沙形成瞰制之势，长沙再难固守。
1944年6月18日，长沙失守，从第九战区到中国统帅部皆大为震撼。
蒋介石打算放弃粤汉路，移重兵于湘西，并调薛岳至湘西指挥，以守住湘桂路，确保重庆的安全。
薛岳接到电报后没有动弹，说：“我不去给重庆守大门。”
薛岳身为粤系军人，自有他的一套算盘，他要屯重兵于湘南，以便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威胁到粤系军人的团体利益。
蒋介石拗不过薛岳，只得同意他移兵湘南。
现在进入了横山勇划分的第三段，即“核心地带”，其目标主要是衡阳。
横山勇预料对手将以重兵坚守衡阳，因此计划以主力发动奇袭，薛岳则急忙调兵部署于衡阳以东，以掩护衡阳之侧背。
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奉调茶陵，接到薛岳的命令，他起初回电说，力量不够，不如坚守待命。
薛岳勒令必须南下，王泽浚只好率部开拔。其实他的力量还是够的，虽然在长沙外围战中略有伤亡，但新近收容了一支从长沙溃出的贵州部队，共有一千多人，补充到各团之后，兵员很足。
在前往茶陵的途中，王泽浚得知杨汉域率第二十军也正开赴同一目的地，而且双方将在一条道路上汇合行进。
四川内战时期，王缵绪是杨森的部下，后在统一之战中反叛了杨森。父辈的恩怨对王泽浚的心理颇有影响，他不太愿意与杨森的部队为伍，唯恐遭其暗算。
王泽浚便以两军同行，会发生拥挤，乃至被敌机轰炸为由，避道而行。这样一来，便落在了后面，薛岳随之取消原令，让他们抢占茶陵以北的攸县。
王泽浚采用的是惯常行军方式，这里要防备，那里要警戒，瞻前顾后，层层推进。他不知道，横山勇在“核心地带”采取的是奇袭战术，一上来就对衡阳外围的各外围据点展开拼命争夺，兵贵神速，哪容得你这么磨蹭来磨蹭去。
第四十四军不仅没能抢占攸县，其军部还被日军围困在茶陵与攸县之间的丘陵地带，幸而那里地形复杂，日军行动不便，未敢大胆进攻，加上主力部队紧急救援，王泽浚方得以脱身。
王泽浚回过神来后，日军已经占据攸县县城，再也攻不下来，只得请准薛岳，将部队撤到茶陵以东进行整顿。
平江失陷后，杨森的总部和杨汉域的军部都到了湘南，但它们又不在一处。第134师编制撤销时，有一个团划归军部直属，所以军部也具有一定战斗力，一度在醴陵与日军进行激战。
不久，杨汉域与被阻隔于幕阜山区的第二十军主力取得联系，第二十军沿军部指定的路线南下，归还建制。
杨森所在的总部丢失了无线电台，无法与薛岳取得联系，同时在后期，两人的私人关系也出现了诸多微妙之处，所以薛岳便不再过问杨森的下落，而直接将第二十军划归同为粤系军人的欧震指挥。
“老帮主”杨森不知死活，统领换成了欧震，从杨汉域到普通士兵，都明白自己所处环境不佳，非拼命硬干不足以图生存，当王泽浚还在犹豫，不知选哪条路走好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奔向茶陵了。
杨汉域指挥经验丰富，他下令陈德邵团先行。陈德邵一面派尖兵搜索前进，一面致信当地专员，请其预先提供百艘木船供部队渡过茶陵河，过河后还要沿路准备菜饭，粮钱照付。
陈德邵团轻装行军，路上又有现成的交通工具和饭食供应，于是得以按时到达茶陵，并沿公路布防于城西的黄沙铺。第二天，杨汉域率第二十军主力陆续赶到。
即便这样，还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新20师一直是第二十军的短板，他们负责守备城北，布防未完，日军便在茶陵河北岸进行炮轰，致使其后卫部队未来得及破坏浮桥，日军步兵趁势过河。
为它生，为它死，不过就是想进入茶陵城，杨汉域懂得对手的心思，所以也没怎么上前为难，很快就将日军让进了城。
进了城，比在空旷地带好打多了。官兵们在街头巷尾穿梭来去，瞅准空子就从日军背后冒出来狠捞一把。
这是城里的游击战术，用不着死守任何固定位置和地点，杨汉域只需牢牢守住一个地方足矣，那就是城内的军火仓库。有了军火仓库，第二十军打起来极有底气，手榴弹和子弹一完，回头跑几步去拿一下就行了。
双方逐街逐巷展开争夺战，枪炮声和手榴弹的声音昼夜不绝于耳，入城的日军进去一批就消失一批。
日军还没意识到中了杨汉域的诱兵之计，见久攻茶陵不下，又派一部绕到黄沙铺，企图从西面包围茶陵城。
黄沙铺是高地，杨汉域巴不得这帮人去呢。陈德邵团早已奉命等候多时，当即集中迫击炮猛轰，同时施以迂回攻击战术。
连战两日，日军受创溃逃。
迎客时热情，送客时也应该一样隆重，这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陈德邵随后猛追，趁日军渡河撤退之际，集中火力“下饺子”，被当场打死、淹死的日本兵达到两百多人。
城西得胜之时，城东又燃战火。杨汉域见陈德邵那边已腾出空当，便调他率两营驰援城东。
日军正在城东构筑工事，陈德邵所带的迫击炮再显神威，日军骤遭炮击，立时逃散。
陈德邵要与杨汉域的军部建立电话联系，可是电线不够，便悬赏通信兵去找电线。通信兵在城内一通乱找，意外地在一座仓库里发现了大批有刺铁丝和迫击炮弹。
陈德邵喜出望外，将铁丝和迫击炮弹全部搬到城东阵地。铁丝网一拦，炮弹又尽够用，日军再次反扑时，川军打得游刃有余。
陈德邵越战越勇，茶陵内外，俨然已没什么他摆不平的了。
欧震在茶陵河岸边设了一个警卫营，因挡不住日军的进攻，欧震就直接抽调陈德邵团前去救援。
陈德邵如法施行，把全团的迫击炮都移过去，仍然是炮击加迂回的一套，打得日军扭头就跑。
杨汉域在茶陵的各个区域推广“陈德邵经验”，所有防御阵地都构筑了铁丝网，后面放上迫击炮，加之连战连捷，士气高涨，日军一筹莫展，不得不弃城而去。
在增援衡阳的各军中，第二十军是极少数能够抢占城池还能守住的部队，这也使得日军始终没能够从外线对衡阳形成完全合围。
第四次长沙会战和衡阳之战，一般合称为长衡会战，但是对日军造成重大打击的还是衡阳之战。
守卫衡阳的方先觉第十军，属于能攻善守的一线兵团，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固守长沙的即为这支劲旅。相比长沙，衡阳的防守地形也更为有利，天然的障碍外壕，搭配预设的野战工事，有易守难攻之效。
第十军众志成城，打得十分顽强，一沟一壕，一堡一垒，皆反复争夺。很多士兵负伤或患病后，仍坚持作战，绝不肯轻易退出阵地，即便一时被迫退出，也会自动再冲杀上来。
中日两军的尸体盈街累巷，根本没人有时间去掩埋，事实上也掩埋不了，导致整个城市尸臭熏天，血凝满地。抗战胜利后，从衡阳地面收集到的将士头颅，即达万余颗。
第十军如此拼命，是因为他们相信，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能将敌人打退，这次也一样，而且各路二线兵团正从外线涌来，衡阳里面打得越狠，外围将包得越紧。
可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薛岳此前在判断和决策上接连出现重大失误，二线兵团早已疲惫不堪，又无生力部队继续加入，兵力完全处于劣势，怎么还可能完成包围？
薛岳早无能力复制辉煌，他所能做的，只有竭力援救衡阳城内的第十军。
1944年8月上旬，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与滇军第五十八军，受薛岳之命，合力围歼醴陵之敌。
第三十集团军可以算得上是二线兵团现状的范例。自第四次长沙会战以来，这支部队南北转战，东奔西跑，为时两月，其间连基本的休息时间都得不到。
时值暑夏，部队伤亡病患既大，又无法取得任何大一点的有形战果，即如第三十四师，士气也不免受到极大挫伤。
浩浩荡荡出来一趟，总不能空着手回去，起码得把账给轧平了。王陵基重新整顿，将部队缩掉三分之一，以充实兵员，保证实际战斗力。
在湘东转战期间，骆湘浦团救助过一个从醴陵逃出的汉剧社。这个汉剧社原在武汉演出，武汉沦陷后，他们不甘做亡国奴，撤到醴陵等地继续为军民演出，及至醴陵陷落，再次逃出，已是彷徨无计，面临散伙危机。
骆湘浦见汉剧社有三十多人，生旦净末丑俱全，便与剧社负责人商量，愿意暂时由团部供应剧团伙食及开支，并雇民夫为剧社搬运服装道具。剧社随后勤部队行动，有机会就为全团官兵及当地居民进行演出。
一个唱戏班子都有饿死不当亡国奴的骨气，孰论军人。接到出击命令后，骆湘浦团十分踊跃，再次作为第34师的前卫主力进至醴陵城东，以接替滇军第五十八军阵地，掩护该军主力对醴陵进行包围。
滇军走时没有留下人移交阵地，时将入暮，骆湘浦闻讯，亲自到前线察看地形。
滇军有一个军，骆湘浦只有一个团，兵少阵地宽，又是夜间匆匆接防，于是他决定抢占八里坳高地，并以固守坳口大道为主，团部及直属连队就地驻扎在坳口后面的一座小村落里。
命令传达之后，就听到八里坳大道前传来枪声。有人提出，团部地点的设置太靠近第一线，一旦有变，缺乏回旋余地，应后退另选地点。
骆湘浦这时也觉得团部选址有些轻率。战场之上，指挥所不宜太过靠前，这是常理常规，但他认为，现在是夜间，枪声就是敌军窥测动静的预警，如果指挥所突然闻声后移，极可能动摇军心。
团部虽然不移，骆湘浦仍不敢有丝毫马虎。他判断，八里坳距离醴陵城很近，日军必然会日夜进行监控。第五十八军黄昏前撤出阵地，骆湘浦团薄暮接防，不可能不被日军侦察得到。
打仗，你得研究对方的心理。日军攻陷长沙后，干什么都是居高临下，他们见接防部队初来乍到，情况不明，能不想着出来捞一把？
骆湘浦指示部队：晚上日军发动夜袭的可能性很大。他还特意叮嘱，在日军夜袭时，各部要坚守阵地，不许擅动，以免造成混乱，为敌所乘。
下半夜，日军果然发动了夜袭。守军严整以待，岿然不动，两度击退其进攻。
天光欲亮未亮之际，骆湘浦登上坳口机关枪阵地，仔细观察昨晚日军发动夜袭的重点区域。
只见那里有一座散居型的村庄，庄前有一片平地，虽然日军已不见踪影，但仍可看到闪烁火光，侧耳听去，间有犬吠之声。
骆湘浦的结论是，日军并未真正撤退，还躲在村庄里，并有发动拂晓攻击的可能。
那座村庄仅零零落落的数十座农家房子，说明这股日军数量不多，兵力对比上，己方首先占有优势。再从地形上看，日军处于平地，只能仰射，川军居于高地，要打的话占着很多便宜。
骆湘浦做了个大胆的决策，他要全线出击，聚歼平地村落里的这股敌军。
之所以说是大胆，是因为自第四次长沙会战起，中国军队一路败绩，无论大小部队，轻易都不敢再跃出阵地，发动硬碰硬的主动攻击。
不过这又是一个聪明的决策。你胆小，对方也知道你胆小，日军常胜骄横，正可以打他个冷不防。
在拂晓到来之前，随着冲锋号响，川军突然杀出，日军在平地上无险可恃，组织不起有效抵抗，欲掉头整理，骆湘浦已预先在其左侧背架了两挺重机枪，满场开花，逐一点名。
当天是骆湘浦团，也是第34师打得最好的一仗，他们消灭日军接近一个中队，打死中队长一名，俘虏也抓到了十多个。
得知第34师在八里坳小胜一场，王陵基很是高兴，经过审讯日俘，又得知醴陵城内仅有日军的两个联队，于是便把三个主力师全部调上去，加紧对醴陵展开围攻。
然而无论川军还是滇军，都难以胜任阵地攻坚这一超难工种，醴陵好几天都拿不下来，攻击部队反而伤亡惨重，骆湘浦团的军官损失了三分之二以上，有的连队已经没有军官可进行指挥了。
两军无奈之下，只得撤兵进行休整补充。
围攻醴陵，从战略意义上看，应该是通过牵制性攻势，缓解衡阳守军的压力，可实际上收效甚微。
在长衡会战中，薛岳犯的错误真的可积成一个大箩筐。他坚持不肯去湘西进行指挥，是为了保住粤汉路，结果把二线兵团都配置在湘东——茶陵、攸县、醴陵，都在这一区域。
然而衡阳之战中最为激烈的战场，却在衡阳西南，实际上是南辕北辙，你这边使再大的劲，那边也感受不到。
假如能集中二线兵团的力量，朝衡阳西南发动反攻，就会给第十军增加一个坚强的后盾，使其没有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薛岳又让这些原本已疲惫不堪的部队跑来跑去，以致力量被提前耗尽，等蒋介石发现情况不妙，三令五申要各军向衡阳发动反攻以援救第十军时，已没有哪一支部队可胜任了。
打个比方，这就像是象棋对弈，中方虽然手中还有许多棋子，但在棋盘上不能走动，完全成了死棋，而日方的“车”已杀到中方“将”的门口，加上旁边的“炮当头”、“马来跳”，落败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第十军在衡阳城里打了四十多天，外线的友军却是越打越远，内线的敌军则越打越多，越打越近。
方先觉及其部属由希望变成失望，直至日军攻入城内，第十军弹尽粮绝，失去还手之力。
方先觉召集师长开会，愤慨地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
1944年8月7日，黄昏，日军山炮观测员发现在守军阵地上出现了白旗，再次观看时，白旗逐渐增多，由一面变成两面、五面。
接着，方先觉派出的特使来到日军一线阵地，表示有意投降。
日军师团长告之，需方先觉本人亲自前来洽降才行，但方先觉没有立即露面，而且在一些阵地前方，双方的枪炮声仍不绝于耳，可见此时此刻，方先觉与其部属的心理斗争仍十分激烈。
正在督战的军司令官横山勇听到汇报后，知道第十军已进入了崩溃边缘，即令继续进攻，并要求野战重炮部队把备用的炮弹全部拿出来进行射击，且天黑之前不可停止。
天黑之后，方先觉终于派使提出了正式投降的请求。
第二天早晨，横山勇接受方先觉的降书，衡阳完全沦陷，但在四十天的血战中，日军付出了高昂的伤亡代价，第十一军的高级参谋在日记中承认：“这是一场竭尽全力的战斗”；横山勇的参谋长则在回忆录中写道：“攻取衡阳一战是本作战（指豫湘桂会战）至关重要的顶峰”。
衡阳失守前后，蒋介石忧心如焚，经常在重庆收听日军广播。有一天，他忽然听到这样一则消息：“湘北战将杨森在茶陵地区被围歼中。”
尽管第二十军在茶陵战绩较好，但薛岳并未上报，以致于军委会对杨森及第二十军的动向均一无所知。听到广播后，蒋介石按图索骥，电询前线战况，才得知杨森并不在茶陵，部队系由欧震所指挥。
蒋介石立即派人联络杨森总部，竭力寻找杨森的下落。
杨森在哪里呢？
当平江遭到第3师团进攻时，杨森只掌握着直属总部的一个特务营，相守七年的老根据地终告失守。
平江陷落的当天，杨森被日军包围在城外的一座小山上。晚上从山头上仍能依稀看到被黑暗笼罩的城池，以及日军在城内点起的点点火光，杨森自认在战场上已锤炼到铁石心肠，到了这时，也不由悲从中来，胸口感到火辣辣的痛。
杨森明白，他能暂时得安，是借助了夜色的掩护，只要天一亮，日军必将攻山。小山无险可守，只有乘夜冒死突围，才是唯一的生路。
天近拂晓，欲亮未亮，正是突围的最佳时段。杨森把总部人员和特务营召集起来，作了紧急动员，然后率部冲下陡坡，一路甩手榴弹，一口气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连跑二十里，大家才站住脚喘匀了气。日军因不知虚实，并没有马上追来，让杨森又一次侥幸脱险，随之南撤。
一路上，总部势单力孤，经常被日军追击，停都停不下来，最后杨森决定穿过武功山脉，退至江西莲花。
可是到了莲花还是没能钻出网去，侦察兵回来报告，莲花以上萍乡以下，全是日军，也就是说，左右都是绝路。
到了这步田地，只有以攻为守，先戳破这张网再说。
关键是打哪一路，杨森选派一批侦察兵去打探尾追日军的动静。由于丢失了无线电台，杨森便从通讯班选了几只军鸽，交给侦察兵随身带去，以备联系。
侦察兵分批出发，他们走后，杨森仰首向天，眼巴巴地等待军鸽飞回，心情焦灼之至。
几个小时过去，终于有一只鸽子出现在半空之中，盘旋数圈，忽然从天而降。
这正是侦察兵带走的军鸽，它给杨森带来了最有价值的情报。情报上说，萍乡以下的一股日军可能已经掌握杨森到达莲花的情况，目前正在加紧部署，看样子，明天早上就将发动攻势。
杨森一想，总部下午才到莲花，按常规或就地宿营，或继续前行，如果晚上对尾追日军发动逆袭，对方绝对不会想到。
杨森召集部下幕僚，对他们说：“我要趁傍晚时分全力打上去，最低限度，也可以解除当前困境。”
薄暮时分，杨森率部掉头进发，逼近敌军营寨后，便是一个鱼跃俯冲。官兵都知道此战性命攸关，因此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日军猝不及防，被杀得四散奔逃。解除尾追威胁后，杨森迅速掉转回身，一头撤往宁冈，由此得以脱险。
到了宁冈，检点队伍，人员损失超过三分之一。杨森唏嘘不已，下令暂时在宁冈进行休整。
宁冈位于赣西南，此地三面是高山，只有中间有一道袋形平原，有这样天然的防守地形，即便日军追来也不怕了。
自从驻军湘北后，杨森已经养成了接触民间的习惯，到一个地方，但凡能喘上口气，都要了解一下当地民情和风俗习惯。
宁冈一带的风俗很特别，男人整天游手好闲，所有家里的活都交给女人完成，无论农田耕种，还是肩挑走贩，都是如此。部队征购粮食，挑着担子的竟也是妇道人家，这让杨森大为惊异，问她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回答极其简单：“向来都是这样子的嘛！”
宁冈附近就是井冈山，毛泽东和朱德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农村红色根据地，日后燎原全国的星星之火，就从这里迸发。
杨森对井冈山很感兴趣，他一直想搞清楚，这座山冈被“会剿”了那么多年，为什么仍可岿然不动。
趁着休整的空隙，他带着几名卫士上山，要看看井冈山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上了山，杨森大吃一惊，山中只有一片不大的平地和一些简陋的房子，附近既无良田，山势也并不怎么险要，总之是与想象中的险峻奇特完全对不上号。
杨森是“饥军政策”的鼻祖，窘迫时真跟讨饭的一样，他知道维持队伍不是件简单的事。在杨森看来，如此差的条件，应该养不了多少兵。
没上山觉得神秘，上了山更加糊涂，杨森无法理解，国民党在“会剿”时动员了那么多部队，结果不仅劳而无功，朱毛红军还越来越壮大，最后蔚成气候，直至二万五千里长征，把他们这些老川军都给惊得魂飞魄散。
杨森找来一些当地人打听，好歹让他有所领悟：红军平时从不固定一处，而是不停运动，一旦集结起来，便能以大搏小，轻易斩来敌于马下。
这就是被很多人轻视的游击战，也就是“杨森战法”的源头，从军事角度而言，今天杨森算是认祖归宗了。
在井冈山上住了一晚，杨森返回宁冈。他得到了好消息：总部已与蒋介石和薛岳取得联系。
蒋介石除将第二十军的指挥权交还杨森外，还下令空军支援第二十军作战，陆空联络班赶到杨森总部，这对杨森及所属官兵而言，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衡阳失陷后，第3师团派出步骑各一个主力联队，组成步骑支队，自安仁公路南下，企图打通粤汉路南段。杨森即令第133师驰往安仁截击，陈德邵团再任前锋。
还是拼速度，当陈德邵团到达安仁附近时，步骑支队的前卫正在城南平原就地露营，呼呼大睡。
打仗自古以来就是个残酷运动，你就是有花样年华，也得拿出月样精神，怎么能睡觉呢？
陈德邵拿出第二十军的看家绝活，组织突击队趁夜猛袭，打得酣睡日军晕头转向。
激战至拂晓，陈德邵团即转移到山地继续作战。第二天，新20师报到，并在公路两侧占领阵地，协同陈德邵团阻敌。
步骑支队一待会齐，便在炮兵掩护下，向第二十军所据阵地发起进攻，其中一部攻向陈德邵团，主力则集中于新20师一侧。
经两昼夜激战，新20师蒙受较大伤亡，已力有不支，杨汉域急忙从第133师中抽出第398团前去增援。
姜是老的辣，第398团上去后，立显峥嵘，该团采取积极防御的战术，不仅守，还主动出击，将日军压迫到平原地区，使阵地重新得以稳固。
日军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本以为骨干师团的两个联队合力攻击，可以无坚不摧，不想第二十军仍如此强韧，素出其意料之外。
日军总部认为可能是指挥协调不够，便指定步骑支队暂归第34师团长指挥，任务也改为就地击溃第二十军。
新的指挥官安排这策那划，欲置第二十军于死地，但在攻势上并未能有大的起色，而那一边，杨汉域已经扎稳马步，开始主动出拳了。
第二十军能风生水起，很大程度缘于“杨森战法”的灵活运用，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强项。
杨汉域悄悄派出两个营，绕到日军后方，乘夜袭击其后勤部队，打死军马二十余匹，焚烧了一批作战物资，天亮后逐步撤退。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日军撵在后面狂追，不料杨汉域使的却是拖刀之计，途中早就设下埋伏，一个惊魂夺命腿，日军追兵哪里来的，又给踹回哪儿去。
防守安仁的第四天，杨森将陆空联络班派往安仁前线，杨汉烈担任对空联络翻译，指示中美空军轰炸目标，协同地面部队作战。
那几天老天很是帮忙，每天上午，中美空军必要光顾安仁达二十余架次。在杨汉烈的指引下，飞机轮番对日军阵地及其补给线进行轰炸和扫射，其消灭日军有生力量的能力，甚至超过正规野战部队，使得第二十军如虎添翼。
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日军始终无法进入安仁公路，只得放弃了由公路行进的计划。日军悄悄从第34师团中抽出一支部队，将步骑支队替换出来，后者改由小道兼程南下。
杨汉域发觉之后，立即以陈德邵团及军搜索营为前卫，紧紧尾追，沿路击溃步骑支队的掩护部队，一直追到郴县方止，这时杨森总部及特务营也到达了郴县附近。
因在安仁阻击战中获胜，蒋介石迭电对杨森予以嘉奖，随后又令他增防桂林，以应广西之急。
第八章 精彩地活下去
张发：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按职权规定，可掌握两广军队，但实际真正能调动和指挥的只是粤军。
白崇禧：时任军委会参谋次长。主持了桂柳会战的作战方略。
陈牧农：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时任第九十三军军长，他放弃坚固阵地逃跑，被予以就地枪决。
冈村宁次：时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可节制横山勇及其第十一军。
周翰熙：时任第一三三师师长。
彭泽生：第三九七团团长。战死于修仁一役，淞沪会战后，他是第二十军第一个阵亡的团级军官。
海竞强：白崇禧的外甥，时任第一八八师师长。
进入1944年下半年，由于装备悬殊，日军在太平洋、缅甸战场上接连遭遇惨败，日本陆军部如此记述：“以作战挽回败局已经无望，今后将逐步陷入穷途末路。”
豫湘桂会战成为日本在舟沉前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日军大本营幻想通过大陆交通来弥补海上交通，以此达到苟延残喘的目的，所以尽管衡阳之战结束后，军内即有“一号作战暂停论”、“ 一号作战结束论”，或“暂停桂柳，专心打通粤汉路”等议论，他们仍决定将豫湘桂会战继续进行下去。
作为日军的下一期攻占目标，“桂柳”首当其冲。
“桂柳”是指广西北部的桂林和柳州，二者均为西南抗战基地，同时又都建有美军飞机场，美军飞机可就地从这里起飞助战，战略价值极其重要。
广西是第四战区的防区，由粤系首脑张发奎任司令长官。张发奎可调度的人马，多半是从长沙和衡阳撤退下来的部队，加起来有近20个师8万人，但因伤亡和减员，实际战斗力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二。
当时日军可用于攻打“桂柳”的野战部队，一为华中方面的第十一军，一为华南的第二十三军，统共超过9个师团，在15万人左右，仅在兵员数量上就差不多是广西守军的两倍。
一对一都打不过人家，别说少这么多了，一本账真是算到人惊心动魄，张发奎赶快向统帅部紧急求援。
统帅部也正陷入无兵可用的窘境。长衡会战所导致的损失，并不仅仅在于湖南这一兵略要地的丧失，更主要的是国内在南方的野战劲旅，已消耗大半。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答应从薛岳的第九战区抽调一个集团军，转归张发奎使用。
在第九战区调兵之前，广西的已有部队中，兵员和装备较为完整一些的，是桂军的两个军，以及增援来的“中央军”第九十三军，其中第九十三军最为张发奎所看重，因为它有一万多人，且号称“中央军”主力。
第九十三军刚刚由黔入桂，张发奎即调该军守卫被称为广西门户的全州。
广西论战区是张发奎的责任，但用薛岳的话来说，这里又确实是桂系的“地盘”，身为桂系首脑的白崇禧不能不格外关心。
早在衡阳失陷后，白崇禧就有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以军委会参谋次长的名义，带着军令部作战厅长、后勤总司令部参谋长等政要，亲自在桂林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桂柳会战的作战方略。
谈到如何防守桂林，张发奎按照幕僚们的意见，提出应利用桂林的地形，实行持久防御。
白崇禧立即反对：“我们不能守着挨打，应该沿湘桂铁路正面，在桂北或者及桂南，集中主力与敌决战，然后各个击破。”
谁来守桂林城，白崇禧说是由第九十三军担任——等全州守不住了，再撤到桂林来守，一点都不浪费。
桂林是桂系的老家，却要把最重的守城责任交给其他军队，白崇禧此言一出，全场一片哑然。
张发奎的意见与白崇禧并不一致，但当场并未表示任何异议。
会议间隙，幕僚赶紧找到张发奎，对他说，白崇禧的作战计划表面上好像很妥
当，实际上非常危险。
“以战区现有的劣势兵力，还要发动攻势作战，哪里有取胜的把握？再说，第九十三军防守全州后，马上又要它移师桂林，部队既不熟悉地形，又无时间准备，也不切合实际。”
幕僚建议，应沿用前议，由桂军守桂林，进行持久防御，待援兵陆续到达，时机成熟后，再实行转移攻势，如此比较稳当。
张发奎认为幕僚说得很对，可他又说：“白崇禧对最高统帅部负责，自有其智虑之处，我们何必另出主意，弄到将来作战失利，责任全归咎于我。倒不如由白崇禧一手布置就是了。”
幕僚不以为然，继续进言：“你是战区司令长官，负有整个会战胜败的责任，桂林得失，关系重大，为何不坚持你的意见？将来桂林不保，你还是难逃罪咎。”
张发奎喟然长叹：“反正是广西的事，广西的人，我何必得罪他们，即令桂林失守，究竟谁负责任，自有公论。”
年轻时的张发奎，能打敢拼，北伐及国内战争时期“老铁军军长”的大号，自非浪得虚名，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宦海沉浮,张发奎变得越来越世故圆滑，反映在战场上，就是失去了指挥官应有的果敢和责任。
自抗战以来，张发奎的战绩只能用乏善可陈四个字来形容，此前他在武汉会战中的表现已经让人大跌眼镜，不客气地说，真的是老态毕现。
会议继续，张发奎“糊涂人办糊涂事”，不仅不反对白崇禧的计划，还随声附和，于是白崇禧的方案得到一致通过。
白崇禧马上用电话向蒋介石进行汇报。蒋介石对攻势作战原则上表示赞成，但是反对由第九十三军守桂林，理由与张发奎的幕僚所说差不多。
蒋介石定了调，白崇禧才不得不对方案进行修改，同意仍由桂军第三十一军守桂林。
会后，白崇禧随张发奎等人一起去视察桂林城郊的阵地工事。按照白崇禧的说法，“桂林将成为东方的凡尔登要塞，守上半年绝没有问题。”
接着去平乐察看地形，平乐就是白崇禧所确定的桂南会战地点。在平东，白崇禧兴致勃勃地回忆了一段辉煌的过往，那还是中原大战时期，蒋介石的“中央军”自广东进攻广西，在平乐遭桂军击败，“被打得落花流水”。
距离上次击败“中央军”，屈指算来，十四年光阴过去，今天又凑巧要在平乐再次进行决战，白崇禧认为是吉兆，“当年的战史，可能重演一番。”
如果论到抗战时期的战绩，白崇禧与张发奎几乎是难兄难弟，都称得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典型。在国内战争时期同样威风八面的“小诸葛”，在抗日战场上其实一直没指挥过什么漂亮仗，别说无法与薛岳相比，就连和李宗仁相比，还差着一截，但在这一刻，他突然又变得神机妙算起来。
在那次军事会议上，白崇禧还提出了全省动员的策略。他打电话对蒋介石说，广西民气刚强，且有民团基础，只要给他足够的装备和粮饷，就可以在两周内编成两师、两纵队。将来如果后续兵团无法如期到达，这些部队可立即投入战场。
大战将即，还能编出这么多部队？蒋介石半信半疑，但白崇禧说得如此肯定，又是急于用兵之时，为形势所迫，就勉强点头答应了下来。
这边正在部署，湘桂边境的双方警戒部队已发生了零星的交火，张发奎率幕僚前往全州，对第九十三军的防御部署做最后一次视察。
全州城位于盆地中央，受西北高地瞰制，且无预设工事，因此不利于守。真正利于守的是桂湘交界处的黄沙河，此处的防御阵地乃军委会直接定点的国防工程，以洞穴碉堡为中心，具备相当规模。衡阳会战时，张发奎曾到黄沙河视察，当场称赞它是广西抗战的第一道防线。
按照第四战区的作战计划，第九十三军的主力须全部安排在黄沙河既设阵地，但当张发奎前去视察时，发现第九十三军并未照做，反而来了个前后倒置：主力被布于全州城，黄沙河方面只使用了一个团。
问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说是蒋介石给他的指示。
蒋介石并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军事统帅，仅在日军所获得的情报中就多次披露，战前蒋介石到广西前线进行过视察，退一步讲，就算蒋介石只看地图，也不可能不知道国防工程的位置所在。
再说了，是陈牧农守全州，不是蒋介石守全州，为将之人，完全应依据实情做出独立判断。
陈牧农者，实庸将耳。他如此配置，讲难听点，其实就是对防守全州毫无信心，打都没打，便想着如何跑路了。
张发奎上前质问，陈牧农说要改变部署也不难，只需由张发奎再补发一道命令，那意思就是要张发奎承担责任。
这一将差点没把张发奎给将死。这位主帅同样庸得可以，他既没有魄力坚持己见，又不敢担责任，竟然也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为由，匆匆忙忙地敷衍了过去。
临走时，张发奎还画蛇添足，关照陈牧农，要求在全州尽可能多坚持一段时间，不得已时再向后撤退。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发奎的重点在“坚持”上，陈牧农的注意力在“撤退”上。他认为有张发奎这句话，就有了向后逃跑的依据。
幕僚提醒他，应该再跟张发奎要一纸相关内容的书面命令。陈牧农了解张发奎的脾性，那人最怕担责，怎么肯写这样的命令，没准改口让他死守下去都说不定，于是赶紧说：“长官当面的指示就是命令，怎能对长官的口头命令不相信呢？”
1944年9月14日，第13师团抢渡黄沙河。当天晚上，陈牧农就率部撤出全州，溜之乎也。
其实当时第13师团的大部队离全州还很远，强渡黄沙河的不过是一个大队，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真正把陈牧农吓跑的，才区区一个中队！
第13师团派战术专家考察了黄沙河阵地。专家发现这座阵地极为坚固，忍不住慨叹“真是精心的构筑”，他感到非常迷惑不解的是，第九十三军为什么要轻弃如此要地？
为什么？只好问陈牧农自己了。第九十三军把“中央军”的招牌砸了个稀巴烂，两广老百姓都在骂：“中央军是豆腐军！”
据说蒋介石对陈牧农的要求是死守三个月，张发奎虽未明言，但他的期望值也至少在半个月以上，这真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味道了。
张发奎异常震怒，连说非严办陈牧农不可，随后电告蒋介石。按照地方军队的处分惯例，革职或监禁就是最重的了，张发奎起初也只想将陈牧农予以撤职查办。
蒋介石的回复是就地枪决，立即执行！
临刑前，问陈牧农还有什么话要交代。陈牧农说：“张长官（张发奎）害了我，我无话可说。”
战场之上，看似铁石心肠，冷血冷面，其实很多时候反而是对全局和部下的负责，倒是敷衍塞责，欲说还休，反而害人害己。
方先觉及部将投降后，又都逃回重庆，蒋介石召开盛大的欢迎会，称赞方先觉是“中国军人之模范”，授以勋章，并任命其为青年军师长。
很多人为之愤愤不平，甚至有人认为方先觉是“投降的汉奸”，怎么可以接受如此礼遇，但是只要对比一下第十军在衡阳之战中的努力和战绩，以及陈牧农辈的无能无力，你就可以想见老蒋的心情。
不能不说，在尚武精神上，中日两国从军队到国民，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距，而且越到抗战后期越是如此。
全州失守之前，第九战区的援兵已经赶到广西，这就是杨森的第二十军。
对于杨森离开湖南，薛岳极不高兴。
按理说，张发奎与薛岳同为粤系，还曾是上下级的关系，危难时刻，二者该不遗余力地支援对方才是。可是薛岳不管这些，他只记着广西是桂系白崇禧的“地盘”，他要保，也只会保他的粤汉路。
杨森有蒋介石的调令，薛岳无法拦阻，但他竟然先下手为强，派保安团四处围堵，要把新20师给扣下来。新20师师长、副师长均系粤系军人，大概在薛岳看来，这算是他的武装，以前你为他打工，所以才配给你，如今你要跳槽，就得把房车钥匙全部交出来。
大敌当前，杨森不愿与薛岳擦枪走火，因此将新20师交给了薛岳，只将原属第二十军的向文彬团抽回，重新编组成第133、134两师。
王泽浚第四十四军此时也在杨森所指挥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内，按规定应随其一道南下。见薛岳的态度不对，杨森马上写了封亲笔信，派人送给王泽浚，催促他尽快行动，并表示可由王泽浚做前锋，第二十军断后，薛岳若有话说，他来出面应付。
王泽浚的父亲王缵绪远在重庆，这位老江湖敏感地意识到，薛岳已失去了往日风采，儿子继续跟着他混，很难有多大前途。反过来，若是跟着杨森，虽不一定能保证吃香喝辣，但起码可依
着遮风挡雨，不至于吃太大的亏。
川军在内战中的那些恩恩怨怨，在王泽浚这些小辈人眼里，似乎很了不得，其实他们都是打完架就喝酒，彼此之间仍是你哥子我老弟的关系。
王缵绪当年背叛杨森，远没有外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何况早已时过境迁。像这样的例子多了，比如郭汝栋也背叛过杨森，淞沪会战时彼此还一样相互照应，王陵基更与杨森曾是冤家对头，但在湘北前线，双方的配合很是默契。
都是出门在外的川军，王泽浚又低上一辈，依杨森的性格，绝不可能对之不利。
于是王缵绪给儿子发来密电，称：“该军长（指王泽浚）应不顾一切，率部随同杨森转移，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切勿迟疑。”
捏着信和密电，王泽浚仍然踌躇不决，他害怕薛岳出手拦截，对自己予以制裁，老头子虽然拍了胸脯，可毕竟远在重庆，远水难救近火啊。
见王泽浚胆小怕事，时间紧迫，不容再留，杨森只好带着第二十军先行离开。
杨森一走，第九战区驻第四十四军的督战官便将上述情况报告薛岳，薛岳即刻派欧震指挥第四十四军，王泽浚就算想走也走不了了。王缵绪得知后一个劲儿跺脚，责备王泽浚：“太胆小了，真误乃公大事。”
杨森欲去广西，最快捷的路径是从郴县走，但郴县已为日军重兵据守。第四战区催得很急，第二十军便找到
日军的一处薄弱环节，然后一穿而过，翻山越岭，绕道进入广西。
白崇禧和张发奎见杨森到来，赶紧把他安排进拟议中的桂北决战。
按照原来的部署，桂北决战系由第九十三军实行正面阻击，由第二十军进行侧击，杨森便抽出两个主力团藏于全州侧后，随时准备使出自己的看家绝招。
然而陈牧农畏敌逃跑，使得日军瞬间从中央深入，那两个团别说侧击了，就连自身通往桂林的退路都面临着被切断的危险，杨森只得命令它们连夜南撤。
别看白崇禧在主持军事会议和检查工事时指点江山，夸夸其谈，其实内心并无多少胜算，甚至当闻听敌军到来时，他都没有张发奎来得镇定。
全州防守战还没打响，白崇禧便慌慌张张地要在桂林“扫清视界”，也就是放火烧房子。本来是烧桂林城外的房子，没想到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火又蔓延到城里来了，前敌指挥官急得乱蹦乱骂：“怎么给烧进城里来了，为什么不堵住？火路事前没有开好……”
桂林大火燃起的这一夜，来到广西不久的杨森恰好就住在白崇禧的公馆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光冲天，名城桂林毁于一夜之间。
放完桂林大火，才发现日军的进攻方向并不在放火那一侧，所谓“扫清视界”等于在做无用功，大后方对此议论纷纷。白崇禧狼狈不堪，又从重庆偷偷地带了一些燃烧剂回桂林，以便作为“汉奸纵火”的证据。
等到全州失守，更乱了。
一名战地记者从前线返回桂林，看到这座曾经美丽繁华的战时大后方，已经完全陷入火灾和抢掠之中。
只见军用汽车在大街上飞驰，相当多的部队正在一队又一队通过，由于没有纪律约束，很多人浑水摸鱼，趁乱抢劫。大街两侧的店铺因此全都空空荡荡，抢掠者挑肥拣瘦后随手丢弃的货物也随处可见。
目睹这番情景，记者既惊讶又悲愤，当即撰文控诉：“我们的军队遇敌不战自溃，然而对手无寸铁的同胞却显示出无比英雄的威风和强暴！”
其实在全州之后，桂林以北尚有两城可以据守，但白崇禧已经放弃了桂北决战的计划，这些部队是为了撤到平乐去参加桂南决战的。
让白崇禧想不到的是，由于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桂南决战也将很快沦为纸上谈兵。
早在发起桂柳会战之前，日军大本营就感到，参与会战的第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级别相同，必须增设一个指挥机构，以便对两军统一调度。
大本营首先征询第十一军的意见，横山勇直言不讳：“可以将第十一军升格为方面军，以下改编成两个军。”
横山勇的潜台词是他自己想当方面军司令官，对此，第十一军内部也大多表示拥戴，不同意的恰恰是大本营高层。
横山勇自出任第十一军司令官以来，在指挥作战方面确实无可挑剔，称得上是历任司令官中的佼佼者，然而其个性过于骄狂，屡屡抗命，而上级也拿他没办法。
在高层看来，横山勇适合为将，却不是帅的最佳人选。
高层看中的是冈村宁次大将，并决定由他出任最新组建的第六方面军司令官。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横山勇光顾着自己耍勇斗狠，不知道后方补给有多么困难，冈村和他的幕僚班子甫一上任就对此感到分外头疼。
横山勇以急袭的方式轻取全州，军事上当然是一个胜利，可同时也给后方带来巨大压力。当时美军飞机已逐渐掌握制空权，从衡阳到全州有四百里路，要在飞机轰炸下，将军需品从这四百里路途中运往全州前线，何其之难。
第十一军的军需品缺口是一万吨，第六方面军即使最大限度运用湘江水运，一个月也仅能输送三千吨，因此自全州开战以来，除少数主力师团外，大部分军队从未得到过像样的补给，相当于在进行“饥兵作战”。
补给的困难，决定了硬干是有限度的，冈村认为不能像横山勇那样仅仅满足于“夺取一城一地的战斗主义”，而应利用有限的补给资源，争取在柳州附近举行一场会战，目标不是争城夺地，而是要尽可能多地消灭中方有生力量。
冈村决定用一个月时间，再给第十一军运去三千吨军需品，不过在此之前，应以第二十三军的推进为主，并让第二十三军主攻柳州。
与第十一军相比，驻广州的第二十三军较弱，部队也不多，这次为配合豫湘桂会战，日军大本营还专门将杭州的第22师团划拨第二十三军，增强其兵力。
这样看来，似乎冈村更应该用第十一军攻柳州才是，然而这正是冈村的头脑之处。
即便得到第九战区的援兵，张发奎也只有30个师，约12万人，不说战斗力，仅兵员就处于劣势，无论第十一军还是第二十三军，都有绝对把握攻下城池，只是时间长短而已。
冈村用兵得法，尤其善于激励弱兵，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他实际上是有意将攻占柳州的“立功机会”让给第二十三军，同时考虑到第二十三军缺乏远距离追击的能力，再以第十一军突击柳州背后，从而完全截断守军的退路。
冈村逐个问了一圈，第二十三军方面当然是求之不得，主要是探询横山勇的态度。
横山勇是那种一肚子私心杂念，但表面上还要装正经的人，更何况补给物资不到，他也打不了大仗，于是只好跟着诺诺点头。
1944年10月11日，冈村正式发布攻势命令，而此时第二十三军已占领了柳州东南面的桂平，从背后对柳州形成直接威胁。
柳州是第四战区长官部所在地，乃战区中心，从兵力上看，第四战区也无法在桂柳两面同时展开决战，白崇禧又被迫取消了桂南决战的计划。
毕竟一个是“小诸葛”，一个是“老铁军军长”，长年积累的战争经验还是有用的。经过紧急商讨，白崇禧和张发奎决定趁第十一军尚未有大动作之际，抢先出手，集中力量对第二十三军发起一次大反攻，在解除侧背之忧后，再将主力转用于桂林。
如今的第四战区按部队集结区域，可分为三大集团军：桂林方面军的桂军夏威集团军（夏集团）、西江方面的粤军邓龙光集团军（邓集团）、荔浦方面的杨森集团军（杨集团）。
最初作战计划为张发奎所制定，确定以杨集团在北面护佑，邓集团从正面向桂平进攻，夏集团负责渡过邕江，遮断桂平日军的后路。
白崇禧拿去一看，随手一划，把夏集团重叠配备于邓集团之后，理由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于正面。
张发奎的幕僚也不是省油的灯，对此极为反感：谁不知道正面第一线的损失大，躲子弹就躲子弹，还要说漂亮话！
张发奎是老江湖了，未必不知白崇禧的肚皮算盘，但他就跟以往一样，反正“唯上是从”，白崇禧怎么改，他就怎么做——一句话，只要不让他担责任就好。
战场帷幕即将拉开，上前暖场的是杨集团。
除去没有来广西的第四十四军外，杨集团内还有第二十六军和第三十七军，这两个军与第二十军一样，也都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部队，其中第三十七军名为一军，实际只有一个人数不足五千的步兵师，这样合计起来，整个集团军共计五个师。
进入广西后，杨森将总部设于荔浦，对整个集团军进行了整补。广西乃抗战后方，柳州设有军火仓库，枪械弹药的储存量很大，兵员虽然没有办法，但武器的补充相应较为便利，所以不仅步兵的战斗力有所回升，杨森总部还得以配备了野炮特种部队。
杨森派第二十军北上攻击日军侧背，再以第二十六军在旁边遥相呼应，很快就将平乐一线打造成了可靠的北面支撑点。
接着第三十七军奉命朝桂平的东北方向进攻，占领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声东击西，吸引桂平日军的注意力，这一招果然奏效。
主角可以上场了。
1944年10月19日拂晓，张发奎集中战区直属炮兵，配备美式榴弹重炮一个团及山炮一个营，对桂平的前进据点蒙圩展开猛烈轰炸。中美空军也以柳州机场为基地，出动约五十架飞机协同作战。
这是以往在中国军队中极为罕见的立体式打击，小镇转瞬之间就被炮火硝烟所笼罩，阵地工事也变成了黑色的。
邓集团继后冲击，日军猝不及防，阵地前沿当天就被突破，邓集团第二天完全占领了蒙圩。
日军的前卫部队被打得晕头转向，对第四战区的反攻规模和意图，自身就缺乏准确判断，此外由于通信队被炸，对外的有线、无线通讯亦告中断，以致于蒙圩丢失后，第二十三军司令部并没有得到及时报告。
后续部队搞不清状况，仍按照正常情况往蒙圩推进，殊不料邓集团已占领了蒙圩，远远看到，就用猛烈炮击给他们送来了见面礼。日军步兵为了快速行军，全系轻装，随身未带任何工事器械，情急之下，只得用饭盒挖出简易工事，才能勉强进行抵抗。
连续几天，第四战区像剥笋一样，一片一片往里剥，逐渐兵临桂平城下。
1944年10月25日，张发奎指挥炮兵集中炮击桂平市区，各个工事不用说了，连日军架设在桂平东侧的舟桥也被炸飞，日军对此瞠目结舌，认为“命中精度堪称优秀”。
在整个桂柳会战的过程中，桂平反攻是中方唯一能让人眼前一亮的惊艳一击。第二十三军司令部一直以为，第四战区只会注意由湘桂路南下的第十一军，即使反攻桂平，也不可能如此之快。正是因为这一错误判断，让张发奎在反攻初期取得了成功。
大反攻进行到第九天，据守桂平的日军死伤过半，在伤亡统计上，出现了联队长受伤、大队长战死的记录。此外，粮弹也已接济不上，晚上必须用竹炮来代替枪声。
可是邓集团在进攻桂平的最后一处据点时，也卡住了，原因却与白崇禧对作战计划的修改有关。
按照原计划，夏集团要渡过邕江，从侧翼发动攻势，日军为了防止后路被截断，必然要分兵以守。可是修改之后，日军右侧背不受威胁，这就使得他们可以缩小防御正面，集中力量来应付蒙圩正面的攻击，因而还能保持桂平防线不破。
后来日本投降，日军华南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在受审时亲口供承，如果当时能攻其侧背，桂平日军就支持不住了。
随着第二十三军主力的到达，张发奎已没有这个机会了，战场的主动权将移交给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
田中倒是不折不扣地领悟了冈村的作战原则，即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意义，要大于攻城略地，因此决定集中第二十三军主力，包围歼灭桂平以西的中国野战军。
不过让他想不到的是，并不是每个人觉悟都像他这么高，比如在横山勇眼里，便只有攻城攻城再攻城，立功立功又立功。
1944年10月26日，在冈村下达指令后，第十一军迫不及待地从桂林以北发起了大规模进攻，随后兵分两路，一路直接围攻桂林，一路清除桂林外围阵地，以掩护对桂林的围攻。
横山勇侦知防守桂林外围的为杨集团。对于杨森和第二十军，横山勇并不陌生，也不是第一天打交道，深知对方是何等角色，自然不敢以弱旅相应，他派出的是第3师团，当下第十一军里最强的骨干师团。
1944年11月2日，第3师团进入平乐，发现此地已经彻底清野，附近空无一物，奇怪的是，也见不到一个守军。第二天黎明，正准备在荔浦渡河时，第二十军却猛不丁地冒了出来，在晨雾中与日军隔河作战。
杨汉域所使用的战术，与几个月前的茶陵攻防战类似，即先在荔浦西北的丘陵地带建立控制阵地，然后边打边退，逐步将日军诱进城，一旦日军进入城内，便来一个宰一个，来一对宰一双。
日军在茶陵吃过亏，这回不上当了。第3师团一部向左迂回，率先对丘陵地带展开抢攻。
茶陵攻防战时，第二十军只需固守一座茶陵，现在是包括荔浦在内，各个要点都要分兵据守。尽管杨汉域已从平乐等地收缩了兵力，但荔浦守军仍显薄弱，在对攻战上，明显处于下风。
丘陵由此失守，这场阵地战对于荔浦的价值和作用，有如黄沙铺之与茶陵，杨汉域被迫撤出荔浦。
荔浦之后是修仁，杨森决定以集团兵力相拒，做最后一搏。
首先出来应战的还是第二十军。第二十军将高地、小河河岸作为现成阵地，轻机枪往上面并排一架，迎头就射，经常给沿路行军的日本兵撂点狠的出来。
以第3师团的实力，逼退第二十军已不成问题，但第二十军后面还跟着杨集团的其他部队，就算是每人叫一嗓子，也够他受的。
桂南山峦起伏，地形险恶，加上天气不好，雨水泥泞，日军疲于奔命，外围警戒渐渐地就松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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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4日晨，第3师团前卫部队刚刚打完一场仗，官兵们饥肠辘辘，急匆匆地开始点火做饭。
杨森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他指挥总部野炮兵，以炊烟为目标进行猛烈射击。
野炮是荔浦整补时配给杨集团的重武器，清一色的美制100毫米榴弹炮，先前驻桂平的第二十三军早就已经尝过这种舶来品的滋味，对于第3师团来说却还是第一次。
日军做饭的地方乃空旷所在，炮弹来了，躲没处躲，藏也没法藏，那个狼狈，恨不得赶快找个人把自己给托付了才好。
做饭吃饭本来是个让人心情愉快的事，这个时候挨炸，那感觉如同生吞了十只活苍蝇。日军气急败坏，饭也不吃了，扔下碗筷，便继续进兵。
那天早晨也怪，突然起了大雾，周围看不清楚，只能瞎摸，加上心里窝着火，日军只顾往前乱闯乱撞，其中的中井大队不知不觉，竟然闯入了杨集团的纵深阵地。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杨森指挥各部将中井大队夹在中间，便是结结实实一顿胖揍。中井大队连个小暗示、小眼神都没得到，就糊里糊涂地遭了殃，大队长中井郡次郎大尉也死于混战之中。
得知中井大队陷入重围，第3师团急忙整军压上，直到下午雾散之后，中井大队才被捞了出来。
在第十一军发起攻势之前，横山勇及其幕僚曾有心理准备，认为纵然能攻取桂林，仗也会打得如衡阳之战那么艰苦。
在地方军中，桂军以军事训练认真和作战顽强而闻名，抗战中，日军凡是与广西部队作战，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同时桂林又是桂军的大本营，所以横山勇预料桂军一定会誓死守卫桂林。
衡阳一战，第十一军开始投入兵力不足，导致战斗旷日持久，被横山勇引为教训，此次他除以第3师团扫清外围外，在桂林一共投入了5个步兵师团。
几天之后，通过战报及其他情报，横山勇发现事实与他最初的想象有着相当大的出入。
桂林守军原为桂军第三十一军，这是一支相对完整，战斗力也较强的部队，但白崇禧在对守城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以依城野战为由，把其中的两个师从桂林城内给调了出去。
如果真的是“依城野战”也好，实际并非如此。小诸葛远不像日本军人那么一根肠子，和桂平反攻前一样，他这么做，不过是要保存实力，那两个师早就随着夏集团撤到桂林南面去了。
至于临时扩编的“两师两纵队”，亦是白崇禧为扩充桂军而想出的歪点子，然而尚未组织出来，整个会战就结束了，他从蒋介石那里要来的武器也大部为日军所有。
白崇禧一生自以为聪明，然而他掉坑也全是掉在聪明这两个字上，须知，这个世上的聪明还有大小之分呢。
当然，面子上桂林还是要守一守，可是连横山勇也看出，区区两师，又无外围策应，即便有桂林的石山作为依傍，也“无需特别重视”。
第十一军的参谋们都认为：“桂林已无多大问题，敌情微不足道。”
紧随而来的情报是，一直驻在柳州外围的第四战区主力不知所向，柳州几乎已是一座空城，如能趁机奔袭柳州，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由于第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通讯长期中断，横山勇并不知道第四战区主力集中在桂平一带，他只觉得这个便宜不捞的话，自己得后悔一辈子。
问题是冈村已经定调，柳州这口食可是第二十三军的。
参谋们早就为之愤愤不平：都是从小穿开裆裤长大的，打个仗难道还有亲儿子干儿子之分？这心都偏到胳肢窝里去了。
第十一军的一班中小参谋合议之后，集体向一二把手“进谏”。
参谋长中山少将嗫嚅着说：“现在方面军的命令是不管柳州，径直向柳州西北挺进，与第二十三军共同围歼支那军队……”
下面的参谋们异口同声：“柳州西北道路崎岖难行，且第3师团已攻下平乐，往柳州进击可谓一马平川，战机不可错过。”
中山参谋长听后也动了心，便提醒横山勇：“如不明确下定决心，中途犹豫不定，恐有不妥。”
横山勇其实早有此意，参谋们推波助澜，可谓正中下怀，当即斩钉截铁地说：“全部责任由我承担！”
横山勇下令，撤销第13师团攻占桂林的原定任务，与第3师团一道向柳州进兵，同时将自己“先斩后奏”的独断决定，以紧急电报的方式上报给方面军总部。
冈村当时正在生病，低烧不断，原本脑袋就晕得不行，横山勇的紧急电报让他震惊不已，头更晕了。
方面军有方面军的利益和角度，冈村的幕僚全都跳了起来，方面军参谋长宫崎周一中将大骂：“横山勇这是自私，他不过是想获得立功的机会而已。”
副参谋长也嚷道：“又这么干了，这是横山勇的专横，对方面军统帅权的侵犯。”
综合幕僚们的意见，冈村当场断言：“这是越权。”
冈村亲自拟定电报，要求横山勇改变部署，在电报中他用一句话简洁明了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
宜山在柳州西北，冈村的意思，就是要让第十一军抄到柳州背后，对第四战区实行围歼，以便一网打尽。
横山勇上报他的方案，就没指望冈村会批准，不过是立个案而已，收到冈村的电报后，他连复电都没高兴递一封回去。
听你的是情份，不听是本分，我爱怎么玩就怎么玩，要你丫管！
横山勇认为他的饭眼看快要做熟了，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别人把锅抢去——所谓机子不快梭子快，先占领柳州最为要紧。
于是，下令第3、第13师团继续向柳州急进。
第十一军的大举南下，令张发奎大为震动，被迫重新调整部署，命令各部队向柳州近郊靠拢。
张发奎不早一步收缩兵力，很可能陷入第二十三军的包围之中，到时想撤都来不及，再进一步，倘若横山勇肯老老实实按照冈村的指示行事，第3、第13师团从柳州西北进行包抄，第四战区就得全军覆灭了。
换句话说，其实是横山勇的冲动和“自私”救了张发奎及第四战区。
在全面回撤的同时，张发奎急令杨森回援柳州。
接到命令后，杨森将第二十军留下继续扼守修仁，自己率领集团军的其余部队，沿着黔桂铁路，乘火车前往柳州。
由于要防空，军列必须晚上才能启运，而由于军队编制复杂，站务忙前忙后，又屡出差错。杨森总部的那节车厢本来应排在最后面，调度了半天，却被调到最前面去了，火车头还排在他的车厢之后。
桂林车站的负责人见出了差错，特地到总部车厢来向杨森道歉。杨森表示自己打仗是内行，行车是外行，一切可由车站方面便宜处理。
行到半路，后半段列车因车钩没有搭牢，意外地和整列火车脱离。
火车头掉头向后，推着前半段车厢，去接应脱掉的车厢，杨森所在的这节也被迫停了下来，脱掉的车厢虽无牵引动力，但出于惯性，还在快速向前滑动。行车人员忙中出错，忘了这一点，黑暗中又什么都看不见，结果两段列车撞到一处，发生了重大事故。
杨森闻讯下车前来一看，早已是车毁人亡，损失惨重。
因为天色渐亮，唯恐遭日机轰炸，杨森留下人员负责现场处理，下令前半段列车继续往柳州开。
心痛之余，杨森一路上更添小心。当经过柳江铁桥时，他看到铁桥两旁已遍插红旗，这是即将炸桥的信号。
还是在淞沪会战失败时，杨森在撤退途中曾亲眼目睹，奉命破坏交通的人员往往不等部队全部开过，就先行炸桥，
弄得后面来的部队无路可走，只得四散溃逃。
杨森立即让车长停车，亲自找到负责炸桥的军官，告之后面还有无数人马辎重，铁桥一定要在24小时以后才准破坏。
军官愁眉苦脸：“那不行啊，按规定马上就要炸桥，再说，你们一走，我们留在这里怎么办？”
杨森大怒：“我告诉你了，后面还有大批部队！24小时后炸桥，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你不听，我就对你军法从事。”
军官应诺从命，但杨森上车后还是觉得不放心。炸桥的军官级别不高，若在平时，不敢不遵从集团军总司令的命令，现在兵荒马乱，又非你的直系部下，人一走，他极可能违抗命令。
于是杨森指令副官留下进行监督。在杨森所在列车通过铁桥后，负责监督的副官想跑到桥的另一头，查看通电爆炸的地方，才跑到桥中央，爆破就开始了，桥身分段炸裂。
炸桥部队果然提前炸毁铁桥！
副官见势不好，匆忙之中赶紧抱住身边的一根钢柱，钢柱被炸得一飞冲天，之后垂直下坠，颤巍巍地插在了江心。
副官战战兢兢地从钢柱上爬下来，泅水游到岸边，全身湿淋淋地跑来向杨森报告。
杨森气愤不已，恨不得立刻把炸桥的军官绑来枪毙，但这兔崽子炸完之后，早就跑得不知所踪。
后半段列车上的人马还没赶上来，没有铁桥，难道让他们飞渡柳江不成？
欲速不达，杨
森只得采取紧急措施，调动工兵搭建浮桥，这才把剩余人马辎重全部接进柳州。
张发奎早已驻节柳州，他把杨森等人叫去商讨军事。
此时柳州四面楚歌，从敌我实力对比来看，柳州难以固守，在这一点上，大家没有异议，有异议的是柳州还要不要死守。
张发奎对桂林防守抱事不关己的态度，那是因为他认为桂林失守与否，自己没有什么责任，责任都是白崇禧的。柳州不同，这里是第四战区的中心，他是战区司令长官，责无旁贷，若有什么差池，推诿不到别人头上。
于是张发奎一下子变得特别激情起来。他滔滔不绝，说柳州是西南名城，绝不能弃而不守，不然就等于日本人兵不血刃地占领广西全境，太耻辱了。
张发奎梗着脖子，说他不惜牺牲一个师，也要在柳州跟敌人拼一下。
杨森在军事上，一向是个有态度的人，不会拐着弯说话，当下就表示反对。
牺牲是要有代价的，不能光为了面子和好看去让官兵瞎牺牲。桂林城内曾驻有美军对空联络组，他们不肯在城里死守，执意要撤离。撤离之前，美国人还撂下一句话：“死守在城里等敌人围攻，我们美国没有这种战术！”
杨森认为现在不是名城不名城的问题，而是这样的无谓牺牲已经没有多少战略意义和价值。比如守桂林的那两个师，在城内兵力不足，城外又无部队策应的情况下，桂林多守两天，少守两天，又于事何补？相反，这样的精锐部队如能予以保存，并移用于一场有把握的战役，效果将会更好。
杨森勇是勇，但并不蠢，而且最讨厌这种脱离军事原则的意气用事，当年唐生智死守南京，他就认为愚不可及。
目前中方损兵折将，得力的部队不是嫌多，而是太少，因此杨森提出，如果再无其他会战计划和意图，应以保全实力为原则，即用不着死守柳州。
杨森如此一说，张发奎倒来了气，对杨森说：“你要这么做，一切由你负责！”
又来了，不过就兵言兵，何必上纲上线。杨森听了很不高兴，他自认既是打仗，就没什么责任负不起的，但张发奎系战区司令长官，对他有指挥之权，他也不愿被说成是怕死逃跑，因此姑且忍让下来，并表示愿意承担防守柳州的责任，掩护主力后撤宜山。
杨森制定的防守部署，外围以第二十军防守北面，第三十七军防守南面，内层则以第二十六军守柳州城。
杨森可不愿意被人家围在城里打，他派出工兵，在所有要道上架设桥梁，预先为守军安排了撤退之路。与此同时，将储存于柳州的军事物资，能后运的赶紧后运，一时难以运走的，抓紧销毁，以免资敌。
外围形势越来越紧张。
从11月4日傍晚起，第3师团在后续主力已集结到位后，就昼夜不停地向修仁阵地发动攻击。
第二十军在通往修仁的公路隘口占领阵地，前方顽强据守，后方以野炮猛烈轰击，使第3师团寸步难进。
第3师团长山本三男中将还不信邪，亲自到前沿察看地形，他看到隘口地势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奇岩绝壁，山石耸立，不由为之一惊。
即便没有野炮支援，步兵要逾越这样的天险也够受。山本在日记中写道：“山势险峻，难以攀登，全体将士对之目瞪口呆。”
打开局面的是随后赶到的第13师团，该师团奉命离开桂林，进占永福。
永福位于修仁侧背，第二十军顿时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与此同时，第3师团又采取了迂回侧背的打法，隘口的地势作用遭到削弱，杨汉域决定放弃修仁后撤，留第133师断后。
第133师在修仁城外十二里处占领阵地，师长周翰熙以第398、399两团在前，以第3
97团为预备队。第3师团长山本倚仗自身兵多，在攻击战术上一反常态，没有逐一推进，而是先将前面两团包围起来，再以主力向预备队发起进攻。
周翰熙下令第399、398团立即突围，命397团进行掩护。由于众寡悬殊，397团遭到日军三面包围，团长彭泽生亲临一线指挥作战，战斗十分激烈，部分伤亡也非常大。
周翰熙见状，把师部工兵连、防毒连都调给彭泽生，自己也到第一线进行指挥。
1944年11月5日，早上10点，398团已经突围，但陈德邵第399团还在包围圈中，周翰熙干脆将距离师指挥所三十里外的搜索连也调上一线，归彭泽生掌握。
战争是残酷的，周翰熙这时的决心，就是准备牺牲彭泽生团，给陈德邵团打开一条生路。
11点，陈德邵团终于突围而出。
为保证师主力撤退，彭泽生当天战死于修仁前线。自淞沪会战后，第二十军再未有团长阵亡的纪录，由此可见战斗激烈程度以及伤亡之重。
杨汉域得知后大为震惊，立即用火炮对日军进行猛烈射击，同时命令各部以交替掩护的方式，入夜之后再从小路撤出，这才使第二十军脱离了追击。
在攻取柳州外围后，为了向冈村有所交代，横山勇从第13师团中分出第116联队，迂回攻击柳州西北面的柳城，企图从龙江河上游包围柳州，截断第四战区向宜山的退路。
杨森侦知这一情报后，赶快派第二十军在龙江河设防，为主力后撤支起篷架。
通过不断传来的前方情报，冈村也看到第四战区主力已从桂平收缩至柳州，并不断往宜山后撤。
早就说过了，“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横山勇要是听话，这时候大部队往宜山一摆，第四战区插翅难逃啊。
让冈村更为着急上火的是，他与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的联系也突然中断，这可能意味着，他即将失去一个在柳州附近围歼对手的大好时机。
因为指挥不能如意，冈村焦躁不安，苦恼万分，直到11月7日晚上，田中发来电报，报告说第二十三军已向柳州进发，才稍有安心。
接下来的难题，仍然是让谁第一个进入柳州，虽然第十一军已经兵临城下，但冈村仍希望横山勇能发扬风格，把攻占柳州之功让给第二十三军，其战斗力尽量指向柳州以西，这样才能将第四战区全部围于网中。
冈村让参谋长给横山勇拟电，可横山勇就是横竖听不进去。
1944年11月9日，冈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向横山勇发出了一纸罕见的非常命令，要求直接进攻柳州城的部队，均归田中久一的第二十三军指挥。
在此之前，方面军总部对第十一军使用的口吻都是“指导方式”，即只传达意图，未实行硬性命令，即便是在横山勇独断专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非常命令是破天荒第一次，所谓非常命令，就是你想执行得执行，不想执行也得执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横山勇再装傻充愣已不可能，但让他感到格外高兴的是，关键时候，第二十三军那边意外地掉了链子。
从11月7日发出追击令开始，田中即率司令部及通讯队人员向柳州马不停蹄地前进。从桂平至柳州一带的山路极为险峻难行，前面已经走惯山路的野战部队还不觉得怎样，对于后面这些机关人员而言，着实能要了他们的性命。
在行军过程中，运送通讯器材的驮马时不时就会滚落到丈余深的山涧里去，只好靠人攀登岩石，再把沉重的器材给扛上来。
第二十三军通讯队原先的基地在广州，长期留守一地，不像第十一军的特情班那样经常随军出战，突然遇到这种情况，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行军时，因为山道狭窄，大家都得排成一列纵队，低着头小心翼翼地往前赶路，这时候要想停下来架机发报几乎不可能。等到宿营休息，想发报了，一看，通讯器材很多已经摔坏，在山区里又无法补充，此外，山地地形对无线电通讯也有很大影响，电报大多既发不出去，也收不进来。
11月7日以后，一连七天，第二十三军与方面军、第十一军的通讯联络几乎全部中断。冈村于11月9日同时发给第二十三军的非常命令，田中并未收到，自然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指挥第十一军的攻城部队。
既然田中“云深不知处”，横山勇就有了新的变通办法。他告诉冈村，不如命两师团先攻柳州，进城后再接受田中指挥，然后经柳州入宜山，未为晚也。
冈村下发了非常命令，第3、第13师团是知道的，但这两个师团指挥层全都不约而同地站在了横山勇一方，并且对冈村心怀不满。
我们不是一定要跟谁呛，现在连第二十三军在什么位置都不知道，电报也无法联系，你就要让我们归其指挥，堂堂方面军司令官，莫非脑子进水了不成？
第3师团长山本与横山勇的私交不错，当下便带头弃非常命令于不顾，要跟着横山勇一竿子插到底。
电报联系不上田中，第二十三军又进展缓慢，迟迟看不到人影，冈村也怕延误军机，遂不得不任由横山勇自行其是。
1944年11月9日，第3、第13师团渡过柳江，对柳州城发动了直接进攻。
在杨森的指挥下，第二十六军凭借柳州东北的蟠龙山，进行了顽强的阻击。蟠龙山是一座独立的石头山，可俯瞰柳州，山前设置了多层美制蛇腹形铁丝网，山上建有堡垒和许多隐蔽火力点。
这些火力点实际上都是一座座山洞，洞口用水泥加固，设有各种枪眼。第3师团以步兵联队和野炮兵联兵协同，猛攻了一天，也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当天从柳州以北进犯的第13师团，因遭到暗堡火力及防坦克壕的阻拦，同样止步不前。
但这并不表明柳州就能守住。
柳州市南有一座马鞍山，杨森将炮兵调到山上，欲用野炮对日军进行打击。
这一招用好了，也可能起到长沙会战中岳麓山炮兵阵地那样的效果，可是一打才发现，火炮运转不灵便，根本压制不了日军的进攻。杨森从山上一眼看过去，进攻的日军简直是排山倒海一般的阵势，第二十六军并不具备扭转战局的可能。
11月9日傍晚，第116联队已占领了柳城，随时将会过龙江河南下，从柳州西撤的退路面临着被截断的危险。
杨森久经战阵，知道这种仗难以再打下去，只有越早抽身，所受到的损失才会越小。
1944年11月10日，他断然给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打去电话，通知对方即行撤往柳州以西山地。
丁治磐马上根据命令组织撤退，同时留下了必要的掩护部队。
经过第一天的试探，日军已总结出攻山的办法。第3师团先用野炮进行支援射击，接着用步兵冲锋，将铁丝网拉倒。留守蟠龙山的一个团通过隐蔽火力点进行阻击，在完成掩护主力的任务后才撤出柳州。
杨森没有完全按照张发奎的意思办，拿任何一个师去白白牺牲，最后损失掉的是守于城中心的一个营，但这种损失背后，是大部队的安全转移。
1944年11月10日这一天，桂林、柳州几乎同时陷落。冈村得知后却只有焦急，因为按照他的惯常打法，此时是使用二次兵团，也就是让蓄势待发的第二十三军上阵追击的最好时候，可他与田中仍未能取得电讯联系。
前期是横山勇争功心切、拒不从命，后期是第二十三军杳如黄鹤，冈村与理想中的柳州围歼战最终失之交臂，这让他又气又急。
可是第十一军已成为追击中必须依赖的主力，这是冈村必须认清的事实，所以他又不得不忍气吞声，以方面军司令官的名义，给横山勇发出了机密亲启电报，表示已经理解横山勇的苦衷，过去的事就算了，“希望今后上下一致”。
1944年11月11日，张发奎在宜山重新部署，试图建立新的防线。
退往宜山的部队在经历前期一连串的紧张战斗之后，大多疲惫不堪，战斗力和士气也急剧下降，这时候唯有桂军夏集团和海竞强师还保存着元气。
海竞强师是白崇禧临时从桂林守军中抽出的部队，师长海竞强乃白崇禧的外甥，也因这层关系，事后白崇禧颇受诟病，但现在，海竞强就是张发奎眼中的活宝贝。
张发奎曾对夏集团司令夏威说：“你和海竞强是战区现在唯一的生力军，应该一显身手。”
可是张发奎很快就失望了，失望的人中还有杨森。
海竞强师在指挥序列上，临时拨归杨森指挥，杨森让该师驻扎于宜山附近，任务就是对所有后撤的四战区部队进行掩护，但柳州防守战刚刚打响，海竞强便给杨森打电话，说他的位置太突出，想往后面撤。
因为不是自己的基本部队，杨森也只好同意他向后挪位，不料这一挪之后，便杳无音讯，不知溜到什么地方躲着去了。
按照张发奎的部署，原在杨集团内的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由杨森指挥，先行沿黔桂公路退入贵州境内，第二十军则在宜山东北的天河设防，以掩护宜山左侧背。
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要是还保存着战斗力，就不至于要早早脱离战场了，本应进行后卫掩护的海竞强师又不见踪影，杨森带着这两支部队，犹如是一手拉一个儿女在逃荒，不仅心情忐忑不安，模样也狼狈之至。
在将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送走后，杨森自率总部前往天河，以便就近掌控第二十军，此时护卫总部的只有一个特务营。
沿途需要走过的，全是高山峻岭间的羊肠小道，路窄坡陡，以致人困马乏，实在走不动了，杨森只好临时找了一座小镇宿营。
他一边安营扎寨，一边派人在四周察探动静。侦察兵回来报告，说离此不远有大批帐篷，驻有许多兵马，只是不知对方究竟是敌军还是友军。
杨森估计，海竞强师充其量不过是三天前才离开宜山，在此之前，总是要抵挡几下的。日军行动再快，也不可能抄到近处，所以他初步判断是友军，加上实在困得不行，便再没去管它。
天亮之后，落在总部后面的电台和卫生队还没到，杨森让再等一等，会合了再一道出发。
一等就等出了事情，突然间枪声四起，侧耳一听，是日本兵的重机关枪声音，杨森情知不好，急忙派特务营前去查探。这才弄清楚，原来昨晚搭帐篷的是日军，卫生队已被俘虏，电台也被包围了。
日军并不知道跟他们在一起宿营的，竟是集团军总司令和他的总部，否则来个夜袭，岂不完蛋。
杨森惊出一身冷汗，当即指挥特务营与日军作战，整整苦战一天，终于把至关重要的电台给救了出来，特务营也损失很大，给杨森做过多年警卫员的副官当场阵亡。
部队白天还撤不了，只能利用晚上。杨森走出借住的民房，准备上马出发，左脚刚跨出房门，耳边就听到了一声尖厉的长鸣。
杨森有着老兵的灵敏直觉，当下大叫一声不好，往地上一闪一扑，就见一颗炮弹飞下来，正落在他的脚边。
周围的卫士全吓呆了，杨森自己也只能用传统评书中的一句行话来形容：眼睛一闭，我命休矣。
让人惊异的是，炮弹打了两个滚，躺着不动了。
那竟然是颗哑弹，没爆！
卫士们清醒过来，纷纷向杨森道贺：“到底是总司令命大福大，炮弹打到脚边都不炸。”
又不是打游戏，有多少命能这么玩的，杨森直摇头，算了算了，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到了天河，有第二十军在周围护佑，心情也不由得放松下来，众人躺倒就睡。
不料追兵跟着就过来了。在第一线进行监视的陈德劭团急忙组织阻击，与此同时，团长陈德劭派两名侦察兵将敌情连夜转送第133师部。
如此重大军情，师部按照程序要迅速向总部报告，但师参谋长也因连日奔波过于疲劳，而在床上睡了一会，导致这一报告未能得到及时处理。
追过来的是第13师团，该师团的一个大队利用空隙插了进来，并在第二天拂晓对杨森总部所在的村庄展开突袭。
杨森没接到报告，不知道敌人已经接近，早上一醒来，哨兵才发现日军大队距离总部仅一里之遥。
赶紧撤退，由于走得急，他们连铺盖卷都没来得及拿，杨森和幕僚长身上的大衣都丢了。
第二十军闻讯调兵前来，由陈德劭亲自指挥，与日军苦战一天一夜，一千多兵员损失一半，才化解了前线的紧张形势。
日军向来视第二十军为劲敌，他们对没能消灭第二十军的指挥中枢而扼腕不已，一位联队长在日记中写道：“杨汉域军长也可能在村庄里，感到遗憾。”
在宜山正面，先是海竞强师溜了号，接着夏集团与日军甫一接触，各部便相继溃败下来，夏威本人仓皇撤离宜山，宜山防线尚未组织起来就已经支离破碎。
第二十军由掩护侧背又变成了掩护战区主力转移。杨汉域让第133、134师轮番据守隘口阵地，对进入天河公路的日军进行顽强阻击，完成任务后撤往贵州境内的独山。
第二十军到独山军械库领取枪械弹药，以进行补充，按计划领完之后，官兵们一看，库里的军火还多得很，就回来报告。
当时独山的守军寥寥无几，日军一到，不是资敌就是毁坏，岂不可惜。于是杨森亲自前去交涉，以独山地区最高军事长官的身份，希望能把军火全部取出来。
回答却是：不行，没有得到上级许可。
杨森请示了一下，上面说可以尽量取用。再去找军械库管理人员，对方仍是一副官腔，说他们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不合手续。
杨森气急了，当着众人大声质问：“有军火弹药，你们不肯发给部队，敌人眼看就要打来了，你们又搬不走，那怎么办？”
管理人员以一副冷嘲热讽的态度看着这位发怒的老将军：“搬不走，我们宁愿炸掉！”
杨森被气昏了头，愤然拂袖而去。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或者说县官不如现管，作战在即，杨森毫无办法。
因为这些小人兼官僚的敷衍塞责，日军在追击过程中得以缴获大量武器，甚至他们身上穿的棉衣都是从仓库里抢来的。
后来杨森回重庆，曾在蒋介石面前告了御状。蒋介石听了也非常生气，遂下一道手令，要求今后凡在战区之内，当地的一切事宜，都须听从最高军事长官的节制。
日军追到独山，杨森又率第二十军前去守卫黎明关。
黎明关乃贵州西南屏障，有“黔南第一关”之称。关卡用石块砌成，建有高达三米多的石头关墙，每隔一米有一个垛口，山上还有炮位和机关枪阵地，在关卡之下，仅有一条山间小路可以通行，两侧皆为悬崖陡壁，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黎明关，杨森和第二十军又碰到了他们的老对手——第3师团。即便在修仁之战中，面对天险，第3师团还可以选择绕道而行，但黎明关两侧皆为连绵不断的石山，无法进行迂回包围，正面突破是进攻的唯一方式。
第二十军将重机枪和轻机枪集中使用，从各个方向对山间小路上的日军进行纵射和背射，同时以迫击炮辅助轰击。
第3师团在黎明关遭受了惨重伤亡，仅仅一个先头大队里面，中队长便全部负伤或被击毙，有的中队军官都被打光了，只得临时由曹长充任中队长，黎明关前的青苔路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日本兵的尸体。
第3师团在战史中承认，第二十军在黎明关的阻击“异常顽强”，战况进展因此极为困难，由于需要往后运送的死伤者太多，连部队驮马都得不到替换。
这时的第二十军虽仍为一军，但实际战斗力不及鼎盛期的一团，又未进行过休整，实在是硬撑着打仗，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最终还是撤出了黎明关。
杨森且战且退，苦苦支撑，天天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着援军到来。
在等待援军的那些天，杨森度日如年，经历了他从军生涯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日子，他甚至已横下一条心，准备与阵地共存亡。
十天之后，孙元良军到达，这是长衡会战以来，杨森所看到的建制最为完整的部队。
1944年12月2日，日军的一个大队穿着从仓库中缴获的军棉大衣，混入并占领了独山。
消息传出，重庆人心动摇，英美盟国都提出了撤侨动议，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中将也向蒋介石建议，必要时，不惜将远征军全部调回，用以保卫陪都。
整个抗战形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蒋介石忍不住发出慨叹：“1944年是中国方面长期抗战最坏的一年。”
最难熬的时刻，往往却会给走向另一个方向提供支点，因为日军补给能力已经支撑不住他们的进军速度。
冈村老谋深算，他知道迟早会遭遇这样那样的困境，所以才要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消灭对方有生力量。
横山勇自恃勇猛，以为占据桂柳乃大功一件，他没有意识到，地盘多了有时候就是包袱，起码你得分兵占领啊，此外，在统治尚未稳定之前，还得消耗粮饷，除非——你能一鼓作气，把重庆拿下。
事实上，别说到重庆，单在贵州境内日军已显得力不从心。攻击黎明关时，第3师团的一线部队连联队本部都无一粒粮食，士兵迫不得已，只能摘果园里刚成熟的香蕉充饥，或者四处搜掠，后方的粮饷根本供应不上。
贵州境内全是山地作战，到处都需攀岩涉水，再吃不饱肚皮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攻占独山之前，横山勇要第3师团长山本提供中国守军的动向，山本在复电中直接了当：“敌军动向无需特别介意，倒是给养问题需要充分考虑。”
给养成了日军最大的短板，而这是冈村出兵之前就预料到的，如果没有横山勇和他那些忠实拥泵们插一杠子，他有理由认为自己在桂柳会战中的表现会更完美。
这一笔账一直留到了后来冈村担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横山勇被调职当然是意料之中的事，那些紧跟横山勇、拒不服从冈村命令的人也一个个倒了血霉，第3、第13师团的师团长、参谋长无一幸免，全被调职，几乎是来了个大换血，其他师团虽然也有调动的例子，但没有一个做得如此彻底。
以日军占领独山为标志，之后中方开始加大反击力度。
利用前线抵抗所争取到的时间，从桂柳会战开始就着手组织的抗击兵团逐步成形，蒋介石将各大战区可以利用的精兵几乎全部投入到了贵州。
孙元良军只是第一个，接下来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完整兵团，计有8个军20个师，其中还包括美械部队，而日军自占领桂柳以后，兵力分散，已难以像会战开始时那样集结重量级部队。
自1944年12月3日起，日军发现对手很多并非第四战区的败退部队，而是增援来的精锐，其武器装备及作战能力均属甲级水准。
让他们更为惊讶的是，其中有些部队的士兵已手持冲锋枪那样的自动火器，原来的木柄手榴弹换成了瞬发信管的美制手榴弹，战斗动作上也表现得非常机智敏捷。日军由此判断，这是一些经过严格训练的美械军。
这些变化很快就从战场效果上反映出来，第3师团一名大佐联队长差一点被炸死，甩在他身边的就是一颗美制迫击炮弹。
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狂妄自大的横山勇也知道得赶紧撤了，因此12月3日当天就向进入贵州境内的第3、第13师团下达了“反转令”。
据说当时有一些不晓事的军官，还给师团送上申请，说是如果后方供养断绝，他们可自行解决，反正一定要学习军司令官和师团长“独断”的英勇行为，不惜代价往前挺进，至少占个贵阳，扬扬威风再说。
师团长们啼笑皆非，赶紧派参谋去给这些“特二军官”做说服工作，好歹劝服才罢。
抗击兵团在兵团司令汤恩伯的指挥下，乘势发起反攻。
要么死，要么精彩地活下去，趁此机会，杨森也重整残部，一同请缨。
这次随杨森出战的是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和重庆警卫军。重庆警卫军系刚刚成立，别看帽子很大，实际从未在一线打过仗。军长到了前线就尿裤子，哭着对杨森说：“我不是不肯上去打，就怕一打部队会四散溃逃，反而影响大家的士气。”
杨森从来见不得在战场上哭鼻子的怂人，于是就把警卫军调离前线，命第二十军和第二十六军协同作战。
在反击中，杨森连下三个防区，全部交到汤恩伯手中，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军队从未被打垮过。
第九章 天时地利人和
王泽浚：第四十四军军长。系士兵、基层军官逐级递升，有几十年军事经验。在马溪滩一战中，他的潜能被完全激发出来，从而完成了他自领衔第四十四军以来，打得最为出色的一次攻防战。
萧德宣：在四十四军任团长，以指挥灵活著称，与美军配合，实施了特种伏击战。
祝顺锟：第三十四师师长。善于激励士卒，能够在险恶环境中化险为夷。
内山英太郎：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期、陆军大学第三十二期。时任第十二军司令官。炮兵军官出身，参加过日苏诺门罕炮战，指挥炮战是其强项。
陈仕俊：第一二五师副师长兼第三七三团团长，负责在城北外围高地阻击日军。
山路秀男：时任战车师团师团长，但战车师团在老河口之战未能发挥多大作用。
藤田茂：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骑兵科。时任骑兵旅团旅团长，擅长骑术，同时在练兵作战方面也有独到之处。
杉浦英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二期。时任第一一五师团师团长。他久经战阵，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到抗战后期，这样资历和经验并重的一线师团长已经不是很多。
村中嘉二郎：第一一五师团参谋长。曾在化学兵兵监部任职，对技术兵种的协同配合很重视。
张昌德：生于四川省荣县。在第一四四师任团长，因未能继任师长，遂鼓动第一四四师投降了日军。抗战胜利后被以汉奸罪在南京执行枪决。
长衡会战结束后，第九战区的剩余部队退避到湘赣边区进行整训，王泽浚、王陵基皆在其中。
在最初参加长衡会战的川军各部里面，第四十四军的实力本来并不弱，听起来是一个军，实际浓缩了一个集团军，但大多数仗都打得不理想，自始至终未能攻下或守住任何要点，部队倒为此伤亡了三分之一。
王缵绪当初决定让儿子跟着杨森，很大程度上也是担心这小子越混越差，把他的家当全给折腾没了。
因为过分犹豫，王泽浚没走成，惹得老爷子嗔怪不已，他自己也有些懊悔。可是王泽浚不久就发现：还是不走好。
薛岳如今不比从前，战区实力薄弱，而且自身威信也有所下降，于是他只能采取一种放养政策，即只要你肯归我指挥，怎么打随你，平时没有硬性要求。
战区下面的各军乃至各县自卫团，便都按照各自能力，来了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有的锯电线杆，有的挖毁道路，还有的干脆就打起了游击。
在日军全力投入桂柳会战，暂时无暇顾及身后侧背的背景下，这种打法基本上有赚无赔，等同于在免费奉送练兵兼立功机会，纵使原先完全是残破之师，在这种氛围下也很快能得以满血复活。
想想桂柳会战中，连杨森的第二十军都拼到了不及一个团，王泽浚能不感到庆幸吗？
第四十四军在长衡会战中打的又多为败仗，损失自然还是难以得到补充，王泽浚被迫跟王缵绪学，也给部队动了个微创手术。
第四十四军是“师团”部队，每团原来有三个营，王泽浚就缩成了两个营，又把军、师级的搜索队，以及卫生队、防毒排、辎重连这些杂七杂八的特种配置，也全部拨补给各团，以此维持部队的战斗力。
虽然都是给自个儿动刀，不过比较起来，王泽浚还是比他老子要强，因为这是抗战期间第四十四军最后一次动手术。
第四十四军所属第162师奉命驻防安仁以东，安仁城里是第40师团一部，他们起初并不知道来了邻居，戒备很松，经常有士兵出城到乡村里去“串门子”。
一名日军士兵躲在老百姓家烧黄豆吃，被川军士兵逮个正着，并押回了师部。这名日本兵军装破烂，面有菜色，双手又黑又脏，他不仅偷黄豆，还抢老百姓的叶子烟抽，浑身上下找不到一点“皇军”的神气劲。
一开始审讯，还没提问，他就将大拇指翘起，指指自己的头上，再指指自己的心，比比划划，咕哩咕噜，意思是他的上司心特别黑，光知道逼他们打仗，却不给东西吃。
当时第40师团的主力已前去参加桂柳会战，留守安仁的皆为二三线部队，所有给养自然优先供给前线，也难怪这些日本兵会窘迫如同乞丐了。
又有一次，某团炊事班班长到距安仁两三里外的村庄去买牛肉。看到一位老乡家门外墙边，竟然放着一支三八大盖。班长吃了一惊，赶紧上前一步，先把枪背到自己身上，然后探头往门里面一瞧，呵呵，一个鬼子正在烤火呢，这枪估计就是他的。
班长手里只带了一把菜刀，预备切牛肉的，见此情景，冲进去把菜刀一举，勒令道：“不准动！举起手来，跟我走。”
烤火的日本兵戴一副眼镜，穿旧布军装，傻傻的样子，听到让他走，也就乖乖地跟着走了。
到了师部之后一搜，搜出了一张大学毕业证书，原来是后期动员入伍的学生。“眼镜男”自称是某日本部长的侄儿，不知是真是假，但看样子此君也只能跟着他的“叔叔部长”做做公务员，打仗实在是勉为其难。
经历长衡会战，第四十四军的士气也很低落，若不是王泽浚进行缩编，兵员素质同样好不到哪去，不过对比一下安仁城里的日军，已经算不错了。
跟菜鸟级别的日军部队做邻居，对人的自信心都是一种激励。当然了，即便如此，第162师也无能力直接收复安仁，大家谁也吃不了谁，形成了隔河对峙的局面。
中间地带有一座小山头，第162师原拟予以占领，但后来考虑到食宿不便，暂时未予驻扎，结果让日军捷足先登了。
山头距第162师军营仅三里之遥，颇具威胁。驻在山上的是一个日军小队，四十余人，这四十余人若是野战军主力，可不容易对付，但作为涌现“乞丐男”“眼镜男”的鱼腩部队，那又另当别论。
指挥官观察了一下，山头侧面有一条路，然而因为那里日军警戒较为严密，不易得手，于是决定通过正面的丛林进行奇袭。
总攻之前，由尖兵班突前探路。一个班长带三个兵，从荆棘里穿过去，悄悄地爬上了山。上山之后，发现日本兵正在架枪休息，周围只有一两个哨兵。
四个人耐不住性子，冲上去就要抓活的，日军毫无准备，炸了窝一样地乱跑，后来一看，才四个中国兵，有的人又杀奔回来。
此时后续大部队正好赶到，不过因尖兵班经验不足，以致打草惊蛇，最后只捉得三个俘虏，背回三支枪，战果并不大。
小打小闹只是开始阶段，随着功力的恢复，第162师开始重新拥有打大仗的能力和本钱。
一周后，安仁日军倾巢出动，过河向第162师的阵地发起进攻。两军大战一日，日军伤亡三百余人，溃败而去，日军伤兵在撤过木桥时，争相拥挤，情形很是狼狈。
在第四十四军战史中，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胜仗。自此，日军就变得规矩多了，缩在城内不再随便出击。
第162师缺乏攻坚能力，就采取截断补给线，饿对方肚子的方式进行围困。
自从薛岳想办法将第四十四军留住后，倒也对王泽浚另眼相看，有什么好东西都会拿出来与他分享。正好上面给第九战区派来一批美军特种兵，薛岳就优先拨了一支给王泽浚。
这是一支工兵性质的特种兵，共有十二人，长于埋设烈性炸弹。王泽浚从全军挑出一个叫萧德宣的团长，将特种兵配属给他，任务是打一场漂亮的破袭战。
萧德宣的前任因战败被撤职查办，萧德宣刚刚提拔上来，以指挥灵活著称。王泽浚对他说：“你这次出击，既要有战果，保证美国兵发挥作用，又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萧德宣亲率所部营长及侦察兵，一行二十余人，化妆进入茶陵至安仁的公路段，经过侦察，确定了伏击区域和范围。
日军辎重车队进入伏击区后，美军特种兵先将首尾两辆汽车轰上天，再对中间的车辆逐一清除，把剩下的七八辆汽车也给炸了，堪称是庖丁解牛式的作业手段。
在特种兵们炸汽车的同时，萧德宣团负责与日军掩护部队作战，确保前后长达三个小时的特种作业圆满完成。
打靶回营，大家都兴高采烈，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大兵见到萧德宣团长，都竖起拇指，连呼：“ok，ok！”
王泽浚也深感满意，对萧德宣说：“打得好，打得痛快！”
原先面有菜色的士兵还只是一部分，在补给屡屡遭截的情况下，“乞丐男”越来越多，“眼镜男”又打不了仗，经过一段时间，日军终于忍受不住，撤出安仁了事。
对于地面上的特种作战，日军尚有防御办法，也就是沿路加强警戒，但当地面移往天空，他们就得抓狂了。
进入抗战后期，由于美国空军的加入，中美空军逐渐占据中国大陆的制空权，日军之所以要付出巨大代价，连续占领衡阳、桂林、柳州，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控制这三座城市的空军基地，以限制中美空军的行动。
除了衡阳和桂柳，江西的遂川、赣州等地也建有飞机场。负责指挥国内空军作战的陈纳德便以江西基地为中心，编成华东飞行部队，配合第九战区作战，同时利用运输机对被阻断的第三、第九战区进行补给，当时这一作战形式被称为“要点作战”。
桂柳会战期间，只要是晴天，华东飞行部队的战斗机、轰炸机即从日出到日落，不停地对日军的运输线路进行攻击和轰炸，范围从公路铁路上的车辆桥梁，一直延伸至江上的运输船队，导致日军辎重部队整个白天都得隐蔽防空，只有到拂晓前或黄昏后才敢生火做饭。
空军对前线日军的打击，更是令日军野战部队感到恐惧不安，以致于不得不大量使用夜袭等进攻手段，以避开白天飞机的轰炸，而这在以前全是中国军队的专利。
要点作战一出，其他所有的游击袭扰都沦为了小儿科，也就此成了日军的心腹之患。
第3、第13师团追入贵州境内期间，正赶上日本军司令官大调整，冈村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继之者为冈部直三郎大将。
冈部出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时，中美空军已失去桂柳基地，遂赣（遂川、赣州）基地的活动却相应变得更为活跃，威胁也越来越大。冈部不得不调集重兵，从地面发起攻击，以图破坏遂赣基地。
执行这项任务的是第27师团。该师团为甲种师团，曾是“七七事变”的主力，后列入关东军编制，因参加豫湘桂会战才调到南方，不用说，属于战斗力很强悍的那种类型。
中美空军发现日军东进，立即对其进行轰炸射击，第27师团被迫改在夜间行军，由于山路崎岖，地图不准，加上滇军第五十八军的层层阻击，其行动速度比较缓慢。
乘此机会，薛岳急命王陵基派兵前去增援。
和王泽浚一样，在接近于休战的那些天，王陵基也抓紧时间对第三十集团军进行了休整补充，其中第三十四师在状态上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回升。
现在的第三十四师已成为王陵基的主打菜，一接到命令，他就把第三十四师派去增援，并跳过军一级，由自己直接掌握。
第三十四师最初接到的指示是增援莲花，但中途得知，日军已经攻下莲花，朝永新去了。
于是改成往永新，行至距永新二十里处，师长祝顺锟派侦察兵先去打探，带回的消息是，永新也被第27师团所占，城西北高地上已部署日军警戒部队。
根据侦察兵的情报，第27师团在永新只留下了少部分兵力，主力已经离开，去了下一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就是遂川。
迂回进攻一向是日军最惯用的进攻战术。第27师团为增加胜算，也照搬了这一战术，除用两个联队从正面进攻遂川外，还计划派第2联队穿过茶陵，从井冈山区迂回至遂川以西。
日军在迂回战术上可谓驾轻就熟，少有不成功的例子，但这次他们一头撞到了墙壁之上，而建造这道铁壁的正是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同是“军二代”，与杨汉烈不同的是，王泽浚没有走军校这条路，而是高小毕业后即在王缵绪的部队里当兵打仗，属于行伍出身。
从基层军官逐级递升，到担任军长，接王缵绪班时，王泽浚已有几十年军事经验，也就是说，他并非战场上的菜鸟，只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是能好好打上一仗的。
“天时”，是王泽浚已无路可退。他深知自己的防线一旦被日军穿越而过，不仅遂川会陷落，机场上的空军和飞机都可能因来不及撤退，而被一网打尽，所以他在这一战中下足了血本，也动足了脑筋。
“地利”，是王泽浚负责的防线位于茶陵东南，井冈山以西，全是连绵起伏的丘陵高地，川军对这种地形比较适应，其中的马溪滩阵地，事后尤被日军称为“天险”。
最后一个“人和”，驻守茶陵附近的是第161师，这个师在第四十四军的地位，如同第三十四师之与第三十集团军，属于核心主力，从长衡会战起，就一直担任主攻角色。
第2联队长樱庭子郎大佐显然对自己将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他安排一个大队留守茶陵，带着另外两个大队，组成樱庭支队，径直往前攻去。
最初的情形看起来还不错，在半夜突破守军的警戒阵地后，樱庭支队第二天拂晓就得以到达马溪滩。
樱庭的噩梦也就此开始了。
1945年1月20日晨，两个大队一东一西，一左一右，在炮兵部队的掩护下，并列攻向马溪滩。
两个大队的精锐日军，攻击力相当凶猛，但王泽浚并不示弱，他亲自上阵，指挥官兵们依托坚固且大纵深的防御工事，从多个角度对日军进行阻击。
在马溪滩之战中，王泽浚的军事指挥潜能被完全激发了出来。坚守正面的同时，他又派出一部，从外围涉水迂回至日军侧背，突然一斧头劈了过去。
当迂回战术专家被人用同一招暗算时，那真是有一种乱棒打死老师傅的感觉，樱庭支队的进攻马上就出现了变化，节奏和步伐都乱了起来。
“天时地利人和”又组团驾到，应验在了第161师身上。
这时候的天时，是真正的天时：连续小雨，云雾低迷。由于天气恶劣，群山丘陵皆若隐若现，使得樱庭在观察和指挥上一筹莫展，他的两个大队也无法做到协同一致，甚至有时部队还会陷入联络不上、前后脱节的困境。
地利配上天时，本来已经很严峻的山地，下过雨之后，变得更加湿滑难行，要攀上前面的岩石难如登天。“人和”亦达到极致——军长亲自出马，指挥果敢敏捷，第161师群情振奋，作战的情绪非常高，让进攻的日军碰了一次又一次壁。
1945年1月22日晨，樱庭召集手下的两个大队长进行商议，决定寻找空隙再攻一次。
日军卷土重来，造的声势很大，王泽浚也相应把正面防线往后进行了收缩，但是樱庭反而不敢继续深入。
马溪滩阵地的纵深极大，有着不小的回旋余地，纵使正面让开，两侧蜿蜒相连的山地工事上仍有重兵扼守，犹如是张开的嘴巴，随时可以把疲惫不堪、遍体鳞伤的猎物一口吞下。
1945年1月23日下午，樱庭被迫作出新的决定：趁部队尚有战斗力，及时撤身转向，以免被钉死在马溪滩。
第二天，日军组织了一次佯攻，虚晃一枪之后，随即撤离了战场，樱庭支队从井冈山区迂回至遂川侧背的计划完全破产。
近路不通，只好绕路了，而这与当初的算计已相去甚远。由于作战不利，行动失败，事后联队长樱庭子郎大佐遭到了免职。
这是自王泽浚领衔第四十四军以来，打得最为出色的一次攻防战，有此一战，王泽浚足以摆脱其父的影子，可以真正靠自己的本事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了。
第三十四师到达永新，已是1月30日。祝顺锟侦察到城内守兵不多，就准备展开攻击，予以收复。
还没开打，电报来了。看完电报，祝顺锟才知道，第27师团主力当天已攻克遂川，上级命令第三十四师立即驰援遂川。
第27师团为保证后方通畅，每攻下一座城池，即留下兵力驻守，同时通过辎重部队沿途运送给养。祝顺锟侦察后得知，永新至遂川的公路上经常有日军辎重兵出现，马骡和征用民工更是不绝于途。
第三十四师以主力向遂川急进，派出小部队实施袭击。第27师团左分右分，路上没有多少辎重兵，所以第三十四师一击便中，收获颇丰，其中有三门山炮，炮弹多达百余发。
第27师团攻下遂川，对遂川机场进行破坏后，主力已前往赣州，只留下一小部分兵力驻守遂川机场和遂川县城。
1945年2月1日，第三十四师击溃留驻遂川机场的日军，重新占领了机场。当时机场内还有许多储存的物资，包括通信器材、被服装备、食品等等，日军还没来得及运走，就由第三十四师重新夺回，并就地对自身进行了补充。
第三十四师接着对遂川城内的日军发动进攻，日军人数虽然不多，但凭借原来的阵地工事，仍能守得一时是一时。正在祝顺锟思考如何夺城时，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使第三十四师立刻处于被动地位。
那个樱庭支队七弯八绕，也到达了遂川，见第三十四师要收复遂川，便从斜刺里猛撞过来。
第三十四师猝不及防，师部首先遭到冲击，师、团直属的通讯辎重部队以及野战医院皆不知所踪，祝顺锟也因此暂时失去了和集团军总部的联系。
若无有利地形和坚固阵地作为依傍，在平原上一对一，师级别的中国野战军并非日军联队的对手。遭到袭击后，第三十四师被压迫在一个纵深横宽都不超过二十里的狭小三角区，回旋困难，周围形势也相当紧张。
祝顺锟分析了一下，南面遂川城一时难克，西面有樱庭支队从侧背进逼，东面是赣江，河宽水深，流速快，又无船只可渡，若往北面去，他所得到的情报是，那里也有日军出现。
最后的决定是，乘夜往北转移，看看情况再说。
战场决策有时也要靠运气，祝顺锟这回的运气不错，一路往北，不仅没遇到敌情，还收容了被日军冲散后隐蔽到山林中的直属部队，与总部的联系又得以恢复。
当然，再往上去就有敌兵了，祝顺锟侦察到，樱庭支队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高陂，挡住了第三十四师北去之路。
这无疑是想要对第三十四师形成包围，必须得冲出去。
当天下午，第三十四师前卫部队歼灭了一股日军便衣队，从便衣队员的尸体中搜出了日军通报，这才知道对面之敌为第二十七师团。
抗战中由于特种情报等处于弱势，前线部队一般都需要通过抓俘虏、缴获文件等方式，才能准确地掌握日军番号。祝顺锟得悉后，立刻有了主意。
跃升甲种师后，第三十四师打得最好的一仗，还是骆湘浦团在醴陵的那一次，给予全师以极大信心，事后第三十四师趁势加大宣传，证明日军主力不难对付。
从资料上看，醴陵被消灭的日军应为第四十师团，祝顺锟牵强附会成了第二十七师团。当下他便将缴获的日军通报通示全师，顺便进行动员：“已经查明，前面的日军为第二十七师团，曾是本师的手下败将，这次应彻底予以消灭。”
口气大到天，但这就是激励人的一种办法。川军士兵们受挫后情绪一度受到影响，一听马上振作起来：以为是多了不得的强敌呢，原来是被我们打垮过的糍粑糖，好吃看得见！
在祝顺锟的指挥下，全师呐喊一声，山呼海啸般地向日军冲去，双方在高陂以北大打出手。
尽管樱庭支队以炮火相阻，但第三十四师士气旺盛，锐不可当，接连攻下好几座山头，战斗至黄昏，主力从内战跳到外线，反过来将樱庭支队的小股后卫部队给消灭了。
樱庭支队此前曾击溃江西省保安部队，一举攻下被作为江西临时省会的泰和，并留了少数兵力驻守。见第三十四师攻来，城内日军自知不敌，赶紧坐上预先准备好的船只，逃到了赣江东岸。
省保安部队溃散后，已躲到周围山林里，这时候才钻出林子，赶来迎接野战军大部队。第三十四师将收复的泰和城移交给保安部队，事后受到了第三、第九战区的嘉奖。
尽管王泽浚、王陵基都尽了力，王泽浚甚至还有超水平发挥，但第九战区相对微弱的总体实力，决定了没法从根本上阻止日军的强劲攻势，遂川、赣州先后失守，所在空军基地也遭到破坏。
中美空军的西南基地至此已全部丧失，之后基地逐渐移往西北方面。这一带皆指向日军大陆交通线的后方，陈纳德也就此改变战略战术，交通破袭被提升到了仅次于航空歼灭战的优先地位。
从1945年初开始，陈纳德以华北的老河口、华中的芷江两机场为前进基地，连续向日军所控制的交通干线展开了大规模空袭。
1945年1月，轰炸机群摧毁了日军在汉口的弹药储存库。进入2月，集中攻击交通线上的机车和桥梁，短短一个月内，便有37座桥梁不能使用，142辆机车损坏。日军将机车紧急送往机厂修理，轰炸机群跟踪而至，顿时连累机厂也一道遭了殃。
汉口是第六方面军在华中的重要补给基地，打通大陆交通线则让日军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二者如今都接近于瘫痪，这已不光是损失大的问题，而是在从根子上快速消耗日军的元气。
空军本应以空军来对付，但日军航空队已基本丧失攻击能力。在试图袭击老河口飞机场的空战中，最后一批老资格飞行员也灰飞烟灭，新的飞行员全是“眼镜男”般的菜鸟，让他们去袭击老河口，等于是让他们集体自杀。
又得陆军来给空军擦屁股了。新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为扭转不利局势，提出了上中两策，上策是继续进攻重庆。
当时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胜利，已形成了将在中国东部登陆的趋势，这使得日军大本营更倾向于加强东部沿海守备，已无力在西部组织类似于“一号作战”那样的攻势，因此上策也就只能留给冈村一个人自娱自乐了。
得到批准的是中策，即通过局部作战的方式，占领老河口和芷江的空军基地。
大略既定，冈村便将老河口作战的活儿分派给了华北的第十二军。
第十二军为豫湘桂会战中河南一役的原班人马，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中将曾亲身指挥过这一战役，其他诸如战车师团和骑兵旅团，也都是当年打垮汤恩伯的夺命利器。
1945年3月22日拂晓，第十二军朝老河口所在的第五战区发起了全面攻势，其目的除占领机场外，还准备进而控制五战区所在区域，为继续进攻抗战大后方创造条件。
老河口位于襄河东岸，除被作为空军基地外，第五战区长官部也在这里。在老河口攻守战开始之前，李宗仁已经调职，新任司令长官是刘峙。得悉日军开始攻击，刘峙急忙组织长官部迁往襄河以西。
长官部在老河口驻扎日久，机关人员眷属众多，加上老河口机场还有大量军用物资需要搬迁，导致运输困难很大，渡口一度为之堵塞，刘峙于是命令担任卫戍任务的川军第125师在老河口据守三天，以掩护长官部和飞机场撤离。
第125师是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的部队，一师三团，因为一个团回四川接新兵未归，实际只有两个团可以参战。
老河口的城西、城南就是襄河，背水列阵，处于无路可退的境地，如果是残破之师，这种地形很可能影响军心，但第125师一直在老河口整训，实力保存较好，加之又有长官部卫戍部队的荣誉在身，两团的士气均非常高，对固守三天也很有信心。
接到命令后，师长汪匣峰分兵为三：他亲率师部及375团守城，副师长兼团长陈仕俊率373团在城北外围高地进行阻击，另外再抽一个营在老河口东北的光化老城附近建立前哨阵地。
老河口城内城外事先未筑工事，城墙又是土筑的，缺口很多，第125师又日夜赶筑工事，居民也动员起来，帮助部队堵塞城墙缺口，构筑巷道阵地。
第十二军正一步步向老河口逼近。作为河南会战的亲历者，内山司令官非常希望利用特种部队的速度，以便能够“出其不意”，重新给他创造类似于河南会战那样的奇迹。
在战车师团和骑兵旅团中，内山更看重的是前者，在战前的军事会议上，他特地关照战车师团长山路秀男中将：“发挥机动力，迅速突进。”
没想到就这么一句话，却把个山路弄得愁肠百结。
从机动化程度上来看，坦克确实应该跑在人腿、马腿前面，但还得看道路状况如何。
根据山路的侦察，第五战区已动员地方人力，将豫西的主要道路全部予以破坏，如果天晴，尚能硬着头皮开过去，无非是坦克手颠簸一些罢了，但如果是下雨天就惨了，泥泞的道路和田地以及上涨的河汉，都会让坦克寸步难行。
山路说，应该让第十二军提供报告，确认哪一天是晴天，这样战车师团才能行动。
老河口一带系秦岭余脉，此处森林密布，水分充足，气候变化多端，一年四季都像是小孩子的脸。第十二军的气象人员或许可以准确预测华北气候，但在短期内哪里能知道秦岭究竟哪一天下雨，哪一天不下雨。
这是一个内山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看来奢侈品也没别的好处，就一个字，贵！难道让坦克打个仗，还得从东京派气象专家过来服侍你不成？
内山要保持他的军司令官风度，纵然不悦，也一直忍着，偏偏山路又不知趣，还在为此喋喋不休，问这个问那个。
一个不上路的家伙，加上一个雷人的理由，把军司令部的人全都给惹毛了。内山的参谋长站起来，怒容满面地打断了山路裹脚布似的发言：“军队的最高使命就是作战，至于天气如何无法肯定！”
挨了训，山路这才闭上了嘴。
内山甚为失望，于是又把头扭向骑兵旅团长藤田茂少将，问他需要几天才能到达老河口。
藤田回答：预计七天可到。
骑兵比较低碳，能用七天到达也还可以，内山就再没说什么。
战车师团长的话虽不中听，道出的却是实情。事有凑巧，就在日军发动攻势前的一周内，当地下起了大雨，道路极其泥泞、松软，这使得战车师团出发后，行军速度变得极其缓慢，队形也难以保持。
好不容易，天晴了，不过这对战车师团而言，并非吉兆，因为飞机也可以出来活动了，当然不是日机，而是中美空军。
轰炸机发现坦克后，接二连三地投下反坦克炸弹，炸得坦克到处乱蹦乱跳。无奈之下，山路白天只好下令停止前进，将坦克分散隐藏于草堆和树林中。
白天行军改成了晚上行军，可让山路始料不及的是，中美空军晚上也不闲着。
坦克在黑暗中前行，必须开灯行驶，虽然是小灯光，但仍没能逃过飞行员的眼睛，他们当即空投大量的照明弹和曳光弹，并以大口径机枪和密集的小型反坦克弹进行攻击，结果就连战车师团的司令部都遭到轰炸，电报密码本被炸到纸屑乱飞。
这样一来，昼夜都不得安身。战车师团曾在河南会战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号称“虎师团”，一度威风八面，到了此种地步，差不多已沦落为犬。
见战车师团果然落伍，内山十分焦躁，不断催促其加快速度。重压之下，山路只得抛去白天黑夜、道路好坏、空中攻击不管，不顾损失，闭着眼睛往前赶。
纵然如此，战车师团还是落到了最后一名，一马当先的是骑兵旅团。
骑兵旅团长藤田茂毕业于士官学校的骑兵科，他本人擅长骑术，同时在练兵作战方面也有独到之处。按照规定，骑兵中新加入的新兵要进行五个月的训练期，藤田采用突击训练的办法，两个月就完成了训练。
山路依赖于军总部给他提供气象预报，藤田却会自己想办法，他事先挑选了四名伪军，化装成平民，对沿途进行过侦察，尤其是关键的渡河区域，都选定了骑兵徒涉点。
在行军中，骑兵旅团虽然也遭中美空军的攻击，部队发生较大伤亡，一名联队长左腿都被炸断，但整个旅团仍保持了较快的速度，原本藤田预计七天到老河口，实际只用了五天。
正在为战车师团“意外迟钝”而异常着急的内山，对骑兵旅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心情也变得大好，因此赶紧派人给藤田提供战场情报，以利于其发动进攻。
1945年3月26日午夜，骑兵旅团到达老河口东北约三十里处的竹林桥。藤田原计划休息一天，顺便做一些侦察和进攻准备，这时他接到了第十二军总部传来的情报，上面说：老河口飞机场的人员已于当天早上开始撤退。
接着，士兵又抓到二十多个从老河口逃出来的难民，藤田亲自讯问，确证老河口飞机场已向襄河西岸搬迁。
眼瞅着煮熟的鸭子要飞，藤田认为“事不宜迟，勿失良机”，立即决定展开攻击。
藤田给手下的两个联队下达命令后，就带着旅团总部呼呼地往前跑。跑了一个小时，忽然遭到密集射击，慌忙停了下来。原来因为天黑看不清路，加上这厮立功心切，跑过头了，竟然直接跑到了老河口外围阵地前。
藤田赶快撤身回头，呼呼地跑后方去指挥作战，这个乱。
经过长途跋涉，日军士兵们相当疲惫，在藤田改变主意之前，除警戒部队外，大部分早已进入梦乡，结果一个命令，又被叫起来进行紧急集合。
两支联队兵分两路，第25联队负责由竹林桥向西，占领光化城及北关渡河点。
到达光化城下，第25联队长古泽末俊大佐命令部队全部下马，以步兵的战术动作发动进攻。本来是想搞个突袭什么的，谁知藤田冒冒失失地跑来，已经暴露了目标，守光化的川军营早有准备，他们起先在城墙上据守，之后逐渐退往城内中心据点进行抵抗。
据点很坚固，川军也很顽强，古泽束手无策，多次进攻均被击退。这时，天也快亮了，西南方机场方向突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响，并看到火焰猛烈升起，古泽马上猜到这是机场燃料库在爆破，显然守军正在做撤退前的破坏。
那边已经进入了最后一道程序，这边光化城还难以突破，把个古泽给急的。他随即调整打法，将先攻城再占渡口，改为先占渡口再攻城，除留一个小队在光化城边监视外，联队主力攻向北关渡口并予以占领。
趁日军转向，光化城内的川军营撤进了老河口。古泽到北关后，对老河口的北门进行了观察，发现这里树木荫蔽，城外街道房屋又接近城门，易于进攻，因此就生了歹念。
古泽下令将一门山炮分解开来，利用城外的房屋为掩护，移至北门外约五十米附近，天一亮，就先以机枪中队压制侧面火力点，然后用山炮轰击城门。
城门轰开了，日军一拥而入。可是一进去，第375团就从侧面来了个大爆发，一连击退其三次进攻，日军短时间内便被打死打伤三十多人。
古泽自以为得计，其实他能看到的破绽，对手也不是睁眼瞎。汪匣锋早就视北门为守城的最大薄弱点，等着他钻套呢。
第25联队一共仅有三个骑兵中队，一个中队约为一百人，三十多人去了，也就等于这个中队的三分之一没有了，而且眼看着继续进攻也没什么把握，不过徒增伤亡而已。
古泽只好收拢部队，暂停进攻。
论疲劳程度，第26联队比第25联队有过之而无不及，差不多是从宿营地被拎着耳朵硬拖出来的。紧急集合后，他们便开始了“悲怆的前进”——由于是夜行军，错综复杂的地形增加了前行的难度，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上面还要求纵马急奔，于是人马都苦不堪言，沿途不断有马匹因过度疲劳而倒毙。
将近黎明，第26联队才赶到指定地点。藤田和他的旅团司令部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听到光化城附近传来极为密集的枪声，知道第25联队已经动手，就催促第26联队也尽快投入进攻。
陈仕俊镇守的外围阵地，共分两层，朝里一层的叫马头山，朝外一层的叫牛头山。第26联队长山下彦平大佐首先看到的是牛头山，正要下马作战，襄河西岸的第五战区炮兵阵地已经提前发作，炮弹纷纷越河而下，给了日军当头一击。
再攻山，守卫牛头山的第373团以逸待劳，打得很是给力，接着，中美空军也飞来凑热闹，第26联队还没折腾出个青红皂白，就遭到较大伤亡。
突袭的同时，飞机向左侧高地前方猛投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黑烟冲天。如此大的声势，把山下及部下吓得够呛，都以为踏入了中方的包围圈。
明知前面死路一条，但旅团司令部就在后面，山下也不敢退，唯有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进。
爆炸持续四十分钟后，仍不见牛头山上增加守军，山下这才弄清这是中美空军在对机场进行破坏性轰炸，赶紧给部下们打气减压，以化解众人的恐惧心理，但因375团抵抗极为顽强，前方仍无进展。
在山下采取从侧面横爬式攻击战术后，总算有所推进，只是在经历三个小时苦战后，官兵们已经累得快瘫掉了，战斗处于胶着状态。
战场之上，有时候兵力多寡非常重要，不一定要多出许多，那么一点点，就足以改变跷跷板的平衡。
古泽在光化城下绞尽脑汁，也无济于事，不是他不够聪明——事实上，他在某些细节方面可能比山下还要机灵一些，起码听到爆炸时，第一时间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像山下用那么多时间自己吓自己。
山下比古泽强的，就在于他的联队要多出一个骑兵中队，这个中队作为预备队，一直未进行作战，也就是说休息了三个小时。见前方进展不大，山下便将预备队增加到第一线，形势很快发生了较大变化。
山下趁势把机枪中队和步兵炮中队也压上去，六个中队齐上，对守军造成极大的压力，牛头山率先失守，到中午时分，外围的最后一个据点马头山也被日军完全占领，373团退至山下机场及其附近。
占领机场是日军发起老河口战役的第一个目标，从藤田到山下，自然都惦记得紧。因为伤亡较大，山下对各中队进行了重新编组，弹药也重新调剂，一吃完中饭，就向机场攻来。
经过交战，第26联队得以占领机场。鉴于重新夺回外围阵地困难较大，城内又兵力薄弱，师长汪匣锋将373团撤入了老河口城，并由陈仕俊指挥，在北门御敌。
第26联队虽然在城外得手，但弹药已近乎全部耗尽，整个联队剩余子弹不过一百余发，仅够守一座马头山，部队也异常疲劳。藤田茂根据实情，允许第26联队主力撤后休整。
第26联队算是功成暂退，第25联队还在北门忙活着。位于北门墙角隐蔽处的第125师指挥所也挨了炮弹，通讯兵与卫士伤亡四人。
汪匣锋把师指挥所设得如此靠前，是为了便于观察和指挥。短兵相接处，守军也受到不小的伤亡，汪匣锋发现负伤的守城士兵大多是头部负伤，而且中的是枪伤，感到颇为诧异，于是便遁迹侦察。
一侦察，原来是古泽在城外屋顶和大树上设置了机枪手，居高临下，很容易对士兵造成杀伤。汪匣锋赶紧选派神枪手，像打鸟一样逐个予以消灭，才降低了守城士兵的伤亡。
古泽从下午忙到晚上，依旧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照舅），什么头绪都没弄得出来。
1945年3月28日晨，山下带着副官，以一种轻松的心情来到旅团司令部，向藤田请示机宜。
藤田刚到老河口时，犹如打了鸡血一样，此时却无精打采，意气消沉得让山下感到意外，简直如同换了个人一样。当山下问起，他才说到：“第25联队蒙受了极大损失，全队正在苦战中。”
这就是说古泽还是没起色了，这个孬货，山下暗自得意，一边假惺惺地表示对古泽“莫大同情”，一边宽慰自己的上级：我们占领了马头山，又占领了机场，早就应该算完成任务了。
这种时候，藤田要听的就是这种话，当下便转忧为喜。
下午三点，山下再次被藤田召进司令部，藤田已经是神采奕奕，他向山下出示了一份电报。
电报是古泽发来的，说是要藤田批准他从现在起进行“最后的突击”。
山下看过电报，差点没笑得喷出来：还最后的突击，你早干什么去了？
藤田给山下看电报，有要第26联队去助古泽一臂之力的意思，可是山下没有弹药了，怎么打？
山下给藤田分析：在前期作战中，防守光化老城、老河口的支那军队受损不大，一旦反击，弹药匮乏的骑兵旅团必将陷于被动，不如等援兵赶到再作计较。
藤田觉得有理，遂命令第25联队先不要动，坐待援兵。
第125师已经提前等来了援兵，这就是孙震调派的第127师。在信罗战役中，与第125师协同作战的是第124师，两师因不是出自一个系统，曾导致指挥和配合等各方面出现问题。孙震显然对这个教训印象深刻，他这次选派的第127师，和第125师一样，追根溯源皆出自于邓锡侯门下，目前也同为陈鼎勋第四十五军所部，用孙震的话来说，“是姊妹师，容易同心协力”。
第127师原驻于大洪山，在将防务移交给友军后，即向老河口星夜急进。途中为加快行军速度，代理师长何翔迥将全师分成了前后两个梯队。
1945年3月28日晚，第一梯队到达老河口东南二十多里区域。何翔迥侧耳听了听，老河口方向有稀疏的枪声，派出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老河口城墙周围灯火通明，两下一综合，说明老河口仍处于日军包围之中，因此未再贸然突进。
当晚，汪匣峰派在城外负责联络的人员也找到了第127师驻营地，双方约定，第125坚守城池，第127师从次日开始，先站稳脚跟，然后进行外围作战，以解老河口之围。
1945年3月29日晨，藤田旅团长尚不知道自己侧背来了中方援兵，他正为一份命令犯愁。这份命令由军司令官内山亲自下达，内容是要求藤田立即启动“入斩队”计划。
出兵之前，藤田特地预备了中国马以及中国野战骑兵所用的装备，其数量正好够一个中队使用。藤田的算盘是编组“特别挺进入斩队”，凭借机动快速的特点渗入中国军队的后方，以杀死高级指挥官，破坏中方的指挥中枢。
同派伪军化装侦察一样，这都是藤田自鸣得意的诡诈战术，如果运用得当，其破坏力确实不容小觑。
“入斩队”迟早要派，要不然备那么多道具干嘛，也不嫌累的慌，藤田犯愁，是觉得时机未到。
按照藤田当初的设想，他是准备在两军交战时，利用战场上的混乱派出“入斩队”，那个时候谁都顾不上辨别真伪，“入斩队”成功的可能性相应就大。
什么时候混乱，当然得是中方完全处于劣势，甚至败退，具体到骑兵旅团，最好是打下老河口，渡过襄河进行追击。
在藤田看来，内山的命令太过轻率，也让他十分意外——大概骑兵旅团没能尽快攻占老河口，已经把军司令官给弄得心浮气躁起来。
虽然不满，但自己驻足不前在先，藤田也不敢不服从命令，只好咕嘟着嘴启动了“入斩队”计划。
计划的执行者为第26联队第2中队。这个中队的相关人员事先做过编组和训练，还实施过总体演习，演技上驾轻就熟。第2中队长樱井元彦大尉以下三十人，皆披挂起来：将校腰佩驳壳枪，军刀改成了青龙偃月刀的样子，背在肩上，士兵手持马步枪、手榴弹，身上穿戴的棉衣、棉帽，所跨战马，也都是随军带来的“中国式”。
樱井大尉冒充老河口防守部队的少校参谋“李光良”，其他人也都各自起了一个中国名字，除武器装备外，仅携带望远镜和地图。
藤田觉得不是时候，作为联队长的山下心里也七上八下，他对樱井说：“如果发现重庆军司令部（指第五战区长官部），就进行急袭，但绝不要深追，要活着回来。”
已经被第25联队封锁的北关渡口当然不能去，不然就露馅了。“入斩队”从光化县城东侧取道北进，准备在光化城北渡河。
就在他们宿营并寻找渡河点时，一不小心被当地老百姓识破了真面目，随后，令“入斩队”战栗的情景就出现了。
短时间内，从道路两旁高地上涌出密密麻麻的人群，日军称之为“土匪军”，实际上是附近各村的农民，手中杂七杂八，各种武器都有，攻击对象即为“入斩队”。
樱井将“入斩队”分成两队，一队进攻，一队掩护，想用这种交叉攻击掩护的战术，将农民们吓退，但后来发现不对了，人越聚越多，据樱井事后称，最多时，“土匪军”总数竟然达到了两千人，这下子，无论如何不敢再孤立作战，樱井只得边战边退，途中又遭到闻声而至的中国正规军的堵击，到退回出发地点时，“入斩队”已伤亡了一半，两名带路兼翻译的伪军被打死，樱井本人面部也中了枪。
没斩成别人，却被别人给斩了一刀，晦气啊，当然最令藤田联队长恼火的，可能还是这一招将从此失灵，没法再用了。
不过此时藤田显然已顾不得这些， 3月29日那天早上，刚把“入斩队”派出去，他就得到报告，其侧背受到攻击。
上午9点，第127师一梯队的两个团分路夺取高地。第380团要占领的是晋公庙，起初侦察时，原以为附近没有敌情，山冈上也没有哨兵，所以有些大意，结果日军设的其实是暗哨，尖兵部队因此遭受伤亡。
第380团随后以主力进行猛攻，日军不支，退出了晋公庙。
得到报告后，藤田旅团长用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第380团已占据高岗，急忙调兵反扑。
日军通过麦地向高岗袭来，第380团居高临下，迎面就赏了一顿弹雨，日军队形没有散开，顿时就有三四十个载倒在麦田里。遭此痛击，日军再也不敢上前。
晋公庙是第26联队的前哨阵地，所以未预先建立工事，名为塔子山的高地就不一样了，既有工事，又组织了火力，所以另一个第397团在攻击时就比较困难，不过也已经攻到了距敌三百米处。
第127师代师长何翔迥下令就地构筑工事，第二天拂晓再战。经过一天的较量，他掂量出了骑兵旅团的实力，在一、二梯队会合后，对外围战也有了一定的把握和信心。
然而入暮之后，风云突变。
日军援兵赶到了，有独立步兵大队，还有战车师团先行的战车队和骑炮兵联队。在第127师主力背后担任警戒的工兵连受到威胁，已撤往襄河西岸。
战场的气候向来诡异，刚刚第127师还使骑兵旅团腹背受敌，一转眼他们自己却被夹在了中间，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何翔迥被迫放弃已占领的晋公庙，率部移往光化城西，欲以高地作依托，与光化城内的守军进行呼应，但尚未站住脚，发现侧背也有大批日军，这样就不得不选择在夜间突围，也渡河去了襄河以西。
防守老河口的第125师再成孤军，而骑兵旅团得到增援，又急着要立它一功了。
1945年3月29日夜，藤田旅团长下达命令，好好地休息一天，后天拂晓对老河口发起总攻。
大兵压境，第125师却并没有城内孤军的那种压抑和惶恐，战斗情绪仍然很高，甚至有些兴奋。
经过与骑兵旅团的较量，第125师已得出了一个与第127师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对面之敌不过是一支日军中的弱旅。
第125师经历过信罗战役那样的大战，见过世面，与精锐的日军野战部队相比，骑兵旅团从火力到战斗精神都不过尔尔，说句难听的，颇给“皇军”丢脸。
事实也是如此，就装备而言，骑兵旅团很是一般，全旅团的重武器加一块儿，不过只有12挺重机枪和4门山炮，难以形成那种摧枯拉朽式的火力覆盖。
至于战斗精神差，这也很容易解释。骑兵旅团大多是日本国内紧急征召的新兵，藤田为了让他们尽快上岗，才搞了个速成。
什么都能速成，就是技术不能速成，尤其是军事技术。一方面吃的是夹生饭，另一方面又缺乏实战经验，使得士兵们的技术动作非常生疏，战斗不太激烈时，蹲在工事里瞄上几枪还能凑合，对方火力一强，立刻露出马脚。
冲锋过程中，像那种机枪一扫，就倒掉一大片的，如果放在训练有素的老兵身上，基本不可能，但骑兵旅团却是家常便饭。伤亡大了之后，他们的胆子又给吓破了，在高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下，士兵们往往只知隐蔽，不敢前进。
此外，随便放枪、浪费弹药这种以往集中在中国军队身上的弊病，如今也被骑兵旅团发扬光大。第26联队打了一天，就把子弹几乎打光的例子，在骑兵旅团内不断重复。
柿子要捡软的捏，第125师认准骑兵旅团是经年难遇的“奇葩”，既然未来的总攻还是以这支部队为主，有什么理由怕呢？
1945年3月31日拂晓，骑兵旅团组织了对老河口的总攻，也是第二次进攻。
第25联队仍攻北门。进攻之前，骑炮兵联队集中火炮对着城墙射击，土筑城墙很快被炸开两个大缺口，古泽指挥三个骑兵中队及机枪中队往城里猛冲。
守卫北门的是第373团的两个步兵连，拦阻时伤亡过半，一部分日军乘机闯入城中，情况十分紧急。
在第一次进攻中，汪匣锋就已经知道古泽对北门特别感兴趣，因此事前就将预备队和几个师直属机枪连都交给陈仕俊，控制在北门附近。此时，陈仕俊赶紧将这些机动部队派上去，集中火力朝被突破的缺口进行射击，与日军围绕缺口展开了关系生死存亡的攻守大战。
第2中队长夏目秀夫大尉在组织进攻时先被打伤，送到联队本部位置，当军医给他包扎时，正好飞来一阵手榴弹，把夏目和军医全给炸碎了。
见缺口处的争夺趋于白热化，步兵炮中队也想挤进来凑热闹，遭到重机枪集中扫射，中队长锻冶嘉平太大尉的胸部被打成了马蜂窝，当即倒地毙命。
这时襄河对岸的炮兵部队闻声而动，也加入了作战。火炮中有相当数量的美制榴弹炮，射击时密度很大，犹如暴风骤雨，与城内的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构成了完美配合。
经过整整一个小时的激战，第125师成功地将城内城外的日军截为两段，随后陈仕俊便以重机枪封锁城墙缺口，同时组织师与团的辎重兵，与作战兵一起，用箩篓及麻袋装土，加紧堵塞城墙缺口以及修补工事。
缺口一封，就等于城内的人要完蛋了，城外的人由此心急火燎。被拦在城外的机枪小队，不由分说就要翻墙而入，守军以迫击炮和重机枪回敬，机枪小队的官兵不是被炮弹炸中，就是被密集的机枪子弹做成了串烧，最后这个小队全部丧命。
陈仕俊稳住城墙防线，即把预备队调回来，围攻夹击已冲入城内的日军。
入城日军占据了三条街道，正与陈仕俊事先指派的巷战部队进行激战，陈仕俊这边调派预备队，那边汪匣锋也从第375团中抽了部分兵力增援，将日军围在了中间。
双方反复肉搏，彼此伤亡枕藉，战到午后一点，第125师夺回其中的两条街道，将日军压迫于最后一条街道上。
残敌以两座残墙高院为据点，抢筑机枪掩体，做出了固守待援的架势。汪匣锋和陈仕俊一合计，如果不立即消灭这股残敌，城外日军只要来一次大规模进攻，守军就将内外受敌，不但城池不保，全军亦有覆灭危险。
汪匣锋于是下决心把卫士、通讯兵、辎重兵全部集中起来，由陈仕俊亲自率领，对残敌发动全面围歼。至午后三点，还剩两座砖房攻不下来，陈仕俊下令发射燃烧弹，将余敌逼出，并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把他们全部打扫干净。
当天第25联队死伤近两百人，仅被击毙的官佐就有十人之多，其中有一个中队，连同中队长在内已不足五十人。受伤者里面，以被手榴弹碎片击中的重伤患者居多，后来藤田不得不从第26联队中抽出军医及半数的徒步骑兵，方将伤员移送后方。
过于惨重的伤亡，让联队长古泽大佐甚至产生了即将全军覆灭的错觉，曾经下令译电员烧毁机要密码本。
按照藤田的部署，独立步兵大队临时归第25联队指挥，并从老河口城的东北方向发起进攻，但两边都打得如火如荼，双方没有时间取得联络，古泽自然也谈不上指挥。
不过步兵大队倒也没让古泽“失望”：两次攻击，两次都被击退。
藤田和他的部下或许在骑兵战术上有一腿，然而步战攻坚实非所长。不仅第25联队和步兵大队各打各的，负责进攻南门的第26联队与他们也没有任何联系或默契，三方面都是在独自折腾。
在攻城难度上，南门又要超过北门，这里的地形不像北门那么复杂，也无房屋和树木可以掩护。第25联队是一开始就炸城墙，第26联队只能先用炮火逐个轰击南城墙上的枪眼，以便能够接近南城墙。
轰过之后，觉得安全一些了，第26联队才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当到达南门的外壕附近时，城墙上的火力突然又密集起来。
外壕宽度较宽，里面铺满树枝和干草，都已浇上汽油。日军既不能跨，又不敢跳，要还击的话，还没子弹。
自从第一次进攻结束后，第26联队一直未能得到弹药补充，此次发动进攻，不过是把剩余的子弹重新进行了分配，山下还一再叮嘱：“慎重使用，不要轻易射击。”
慎重的结果，就是集体在壕前充当活靶子。中美空军飞来助战，城里可能子弹够不着，飞机却可以酣畅淋漓地直接进行轰炸扫射，日军被炸死打死时，遗尸仍呈散兵状分布。
从拂晓到下午，第126联队一直被阻止在外壕一线，而且因伤亡太大，已无力向前推进。
不过是半天时间，骑兵旅团及其援兵就已经被打得没了脾气。中午时分，藤田旅团长下令鸣金收兵，撤回原出发地点。
各人回营算账，全都算到眼泪鼻涕横流，古泽死了两个中队长，山下死了一个，但山下比古泽更郁闷，因为古泽毕竟还进过城，他从头到尾，连南城墙的边都没摸着，山下怒火中烧，向藤田请缨，要以夜袭的方式扳回败局。藤田同意他的请求，并从战车队拨出一辆坦克，连同步兵大队全部交给山下指挥。
山下气愤地嚷着要决一死战，他将联队隐蔽在老河口西南侧的森林地带，预定要在黎明前发动奇袭。
孰不知，第125师晚上的警戒非常严密。城内守军很快发现了日军的意图，并不时从城内发射照明弹，把老河口周围照得如同白昼一般，襄河对岸的炮兵跟着进行炮击，使第26联队无处容身。
藤田在后方看到这一景象，知道奇袭计划已经失败，便在下半夜取消了进攻命令。
两天后，步兵师团前来接防，骑兵旅团正式退出了这一“困难的战场”，与骑炮兵联队一道撤了出去。此时，骑兵旅团中的有些中队已经名存实亡，只能予以解散，人员分调到其他中队，最后索性将第25联队的四个骑兵中队缩编成了一个临时集成中队。
骑兵旅团等于在老河口遭到了歼灭性打击。撤退时队伍哭哼声一片，哭声来自于新兵，由于同伴被打死的太多，惊惧加上悲伤，使得泪腺想收都收不住，哼哼的则是
那些受伤者，也是又怕又痛。
第125师击退骑兵旅团，接着便收到了孙震转来的刘峙命令。为调动部队在襄河西岸布防，刘峙起初将固守三天改为固守七天，以后又改成两周，固守时间被大大延长。
利用战场停顿的间隙，第125师一面将伤员转运至襄河西岸，一面加强工事，堵塞缺口，以迎接对手更为猛烈的进攻。
接替骑兵旅团的是第115师团，先前归骑兵旅团指挥的步兵大队皆属该师团，现在又归还建制。
在骑兵旅团对老河口展开第二次进攻时，事实上第115师团已接近老河口，并且掌握了前方“苦战”的情况，当时他们完全可以立即加入攻击，援助骑兵旅团。
可是骑兵旅团的“苦”把第115师团给镇住了，他们起先不知道防守老河口的是川军，从师团长杉浦英吉中将到一般幕僚、旅团长，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守军应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绝不能轻举妄动。
就这样，第115师团眼睁睁地看着骑兵旅团在自己面前垮掉了。当杉浦与藤田交接时，面对丧魂落魄的旅团长，杉浦倒是一副带头大哥的样儿：“把以后的攻击任务交给第115师团，请退到后方恢复战力吧。”
杉浦师团长与藤田不同，他毕业于士官学校第22期，久经战阵，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到抗战后期，这样资历和经验并重的一线师团长已经不是很多。
定下神来后，杉浦对第125师进行了资料搜集，弄清了这个师的历史以及装备情况，同时也对老河口的战场布局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第125师尽管并非想象中的“中央军”，但士气高昂，又有地空特种部队进行配合，能打垮骑兵旅团并非偶然。
第115师团系丁种师团，比丙种师团还低着一个档次，在日军级别体系中，独立混成旅团垫底，它排第二——倒数的。这种师团不仅兵员较少，而且基本没有特种兵配备，全是清一色的步兵，平时一般也不参加大型战役，像第115师团，此前就一直在铁路沿线担任守备。
杉浦认为，第115师团的战斗力比骑兵旅团要强一些，但强的也有限，若无足够火力，同样难以攻克老河口。
为此，杉浦一面请求第十二军司令部增派重炮兵，一面将进攻日期推迟，以便等待第39师团攻占谷城的消息。
谷城位于襄河西岸，距老河口西南仅二十多里。一旦谷城沦陷，老河口守军向西的退路将被自动切断，再攻城就要容易多了，甚至于可以做到不战而胜。
第39师团系驻武汉的第三十四军（原称武汉防卫军）所辖师团。为了进行长衡和桂柳会战，横山勇第十一军所属七个主力师团已全部南下，此后日军大本营便成立了第三十四军，以填补武汉周边防御的空白。
以第39师团来策应进攻老河口，是战前南京军事会议上就敲定的。第三十四军受命之后，从第39师团中抽出三个步兵大队，又在其他一些独立步兵旅团和野战补充队中抽了五个步兵大队，再加上一个炮兵队，编组成了可用于出战的“新39师团”。
对此次出击，从第三十四军到第39师团，上上下下其实都没有什么信心和把握。
“新39师团”看上去拥有八个步兵大队，好像兵力很强，但后加的五个步兵大队，都不是原来的整编制单位，全是这里一支，那里一支，由一个个步兵中队或机枪中队临时凑数，有些大队长级别的军官，亦为临时指定。此外，这些部队原先从事的是警备任务，能否胜任野战攻坚，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第三十四军参谋长为此指示说：“这和军校里的图上战术不同，要考虑对方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向我进攻，因此最主要的一点是不要分散兵力，要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到襄河西岸。”
第39师团奉旨而行，把主要目标定位在了攻占谷城上，并在实战前，组织了相应的夜袭和攻坚训练。
1945年4月2日，第39师团所属前卫联队首先向谷城接近。孙震派第124师层层阻击，同时增调部队到谷城，准备和老河口一样进行坚守。
第124师占据道路两侧的高地，紧紧扼制着前往河岸的通道。战斗异常激烈，日军每占领一座山头，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最后前卫联队只好利用夜间潜行通过。
再往前去，中美空军又活跃起来。飞机对日军进行猛烈攻击，最多一次出动了十六架飞机，使日军出现了不小伤亡，以致于飞机一来，前卫联队就得赶紧停止行军，忙不迭地四处寻找隐蔽点。
好不容易到达谷城南侧，中间还隔着一条宽三百米的河。相关情况报到师团指挥部后，师团指挥官们心里全打起了鼓。
骑兵旅团在老河口折戟已有先例，谷城是老河口的后方，老河口不撤，谷城势必不能轻撤。这时第39师团后方已连续遭到第五战区其他部队的袭击，师团方面担心：即使前卫联队能顺利渡河，但若短时间内取谷城不下，而后续部队又被牵制在后方，前卫联队就可能因孤立无援而遭致覆灭。
第39师团可不愿意为了策应别人，砍胳膊断腿，把自己也给葬送进去。师团长及其幕僚均认为，他们能够千辛万苦地跑到谷城边上，已经将力量用到了最大的限度，算是尽了本份，若是再要他们占领谷城，“就是过分了”。
1945年4月3日，第39师团收回前卫联队，南返武汉。
此次第三十四军明派第39师团策应，实际暗藏着自己的小九九。因为当时日军在补给方面相当困难，因此出发前，第三十四军参谋长就特地关照，要第39师团在作战中，特别要注意“搜集各项生活物资”，说白了，就是抢劫。
第39师团对此心领神会，他们打仗不坚决，抢掠民间时却甚为起劲，还成立了一支由汉奸伪军组成的“乐园挺进队”，专项从事这一“业务”。
因军用汽车不敷使用，伪军们便编扎木筏，想利用襄河，将抢掠物资运往日军后方。中美空军侦知后，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连续攻击，有的木筏被炸中解体，有的则被炸弹掀起的浪头所击翻，“乐园挺进队”和抢掠品一起进入了另一个乐园。
当后方日军来迎接物资时，他们所能见到的，只是襄河上飘浮的日伪军尸体以及无数的木头碎片。
第39师团中途走人，让杉浦失去了一个指望，接下来，他只好在坐待重炮支援的同时，自己进行兵力部署和调动了。
1945年初，中美空军在空中已占据绝对优势。日军航空队的活动时间被局限在黄昏和拂晓，为防止被中美空军发现，他们即便侦察到地面情报，也不敢以无线电方式向地面部队报告，只能空投信件。
在老河口战役中，日军战机基本无影无踪，相反，中美空军却不仅能对第一线起到强有力的直接支援作用，还能通过空中照相和目视侦察，及时了解日军的动态，并向城内守军通报。
1945年4月6日，侦察机向第125师发去特种情报，告知城外日军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师长汪匣锋深感兵力不足，急电请求孙震派兵增援。
孙震派去了一个团，渡襄河进入老河口城内。汪匣锋重新调整部署，进行整顿和补充。
当天，第115师团挖通了纵横交通壕，修筑出炮兵、重机枪的射击工事，内山派来的第十二军直属野战重炮兵联队、机动炮兵联队也到达战场，所有攻击准备就绪。
侦察机对地面观察后，预料日军可能晚上就会发起进攻，因此第125师严阵以待，除不断向城外警戒区域发射照明弹外，还以马灯和火把对死角地区进行照明，以防日军接近。
从晚上守到天明，攻击开始了。
1945年4月7日拂晓，位于马头山的野战重型榴弹炮，连续向老河口进行炮击，炮弹如雨，连续不断地落在市内，特别是北门一带的守军被炮弹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在重炮的掩护下，担任主攻的第26步兵大队接近北城墙，并用炸药炸开了一个缺口，一时间硝烟弥漫天空，北门遂又成为战斗最为激烈的区域。
陈仕俊率373团牢牢占据缺口两侧的制高点，依照上次对付骑兵第25联队的经验，先把手榴弹成排成排地往缺口内扔去，接着用机枪进行围堵和冲杀。
从缺口突入的第1中队遭遇了与第25联队一样的厄运，士兵被大量杀伤，中队长小岛中尉的双眼被手榴弹碎片炸瞎，在别人搀扶下才得以退到城外，随他一道入城的士兵已所剩无几。
在缺口的另一侧，第2中队架起梯子登城。
第125师在城墙顶部安装了铁丝网，成为登城者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时守军再以机步枪和手榴弹伺侯，使第2中队顿时陷入火海之中，第2中队于是也急忙后撤。
首次攻击失败后，第26步兵大队决定尝试集成攻击战术，即用炮兵协同步兵攻击。
炮兵联队开始气势汹汹，唯一的遗憾是控制不住弹着点，无法集中打开城墙的缺口，也不能使守军失去战斗力。
协同到最后，还是步兵演独角戏，一到城下，就被打得退回原地。
第115师团的作战参谋观战时急得直跺脚，说：“如果骑炮兵在，不至于发生这种情况。”
骑炮兵行动灵活，能够很快在城墙上炸开缺口，这个参谋后悔让骑兵旅团带走了骑炮兵联队。
在第26步兵大队进攻北门的同时，其他两个大队也从另外的方向攻城，但都遭到了失败。
白天进攻毫无成效，令第115师团司令部大失所望，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思：都说一竹竿不能打翻一船人，可看看这三个大队，真是像极了一堆打折促销的烂水果，挑半天都挑不出个长得养眼的。
众人皆戚戚，唯有参谋长村中嘉二郎大佐还比较振作，说自从他到任后，早就发现了第115师团战斗力不强的毛病，这主要是平时野战、攻坚训练太少，不过只要现场兵种协作得好，这个毛病还是可以补救的。
村中曾在化学兵兵监部任职，对技术兵种的协同配合很重视。他的言下之意，是仗打得不好，不能全怪第115师团不得力，还是特种兵特别炮兵配合不好的缘故。
这话杉浦爱听，不过天色已暗，谈兵种协同得明天了。见自己的话挺有市场，村中的兴致顿时高涨起来，当下便自告奋勇，要去前沿跟指挥官协商一下，看能不能再组织一次进攻。
村中来到旅团司令部，旅团长却表示消极，认为已进攻一天，部队很疲劳，还是明天再打吧。
村中立即反对：“谁说疲劳的，我看不疲劳！记着，上级不会再增调部队了，炮兵也不会有所增加，如不抓紧时间继续进攻，一旦城内增加援兵，战事就可能形成僵局。”
村中直接抛出了自己的意见，就是晚上也不能歇工，这样如果打起来，受到中美空军的威胁也相应小一些。
争论到最后，旅团长服从命令，于是准备夜战。
村中让部队加班加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怕城内增加援兵，但其实城内的援兵早就到了。
经过激烈的战斗，守军伤亡也很大，午后四点，汪匣锋即再次请求孙震予以增援。
孙震让第127师代师长何翔迥率第380团渡河来援。襄河摆渡用的是木船，每只木船仅能载一个排，因此移动比较慢。日将入暮时，何翔迥先行过河入城。
为了防御日军重炮，师部指挥所已移至地下室，何翔迥在地下室见到了汪匣锋。汪匣锋见到他很是高兴，说：“第127师来得正是时候。”
第380团立即被插到北门，而当晚日军的攻击重点正在此处。从晚上八点到九点，第26步兵大队以第5中队为突击队，连续发起两次进攻，与此同时，东门和南门也展开了攻势。
有强援来到，守军精神好着呢，既来之则安之，一道陪着练呗，练来练去，又把第115师团给集体练了回去。
1945年4月8日，杉浦亲自进行检查和督战，按照村中参谋长提出的兵种协同，做了一番精心准备。
原计划是采用步炮协同，用野炮抵近射击，却意外地发现弹药不足，于是临时决定改用步车协同，即用战车队来掩护步兵，同时在坦克旁边配备工兵，以清除前进路上的障碍。
十点，第115师团开始攻击，坦克当先锋。第125师有一个战防炮营，见坦克冲来，战防炮兵立即采取短距离瞄准射击的方式，对坦克进行打击，同时投掷集束手榴弹，以此阻遏了战车队的推进。
日军预定十一点入城，但十一点过后，第一线仍无进展。
杉浦急忙集中炮火，对战防炮阵地进行压制，击毁了四门战防炮，官兵也蒙受了很大伤亡。
乘此机会，战车队越过手榴弹爆炸区。正午时分，第一辆坦克在城墙上撞开缺口，其他坦克随之涌入。
下午一点，第26步兵大队的第2中队率先由缺口入城，守军立刻上前冲杀。敌我各不相让，导致战斗十分惨烈，汪匣锋、何翔迥等指挥官战前已下令，若排长阵亡，由连长指定士兵代理，连长阵亡，由营长指定排长代理，因此在连排长伤亡后，守军仍锐气不减。
第2中队由此伤亡殆尽，中队长笹原中尉也被手榴弹炸死，但后续日军不断增加，经过激烈争夺，仍未能将缺口之敌驱走。
接下来，守军不得不展开全面巷战，进行层层阻击。至下午两点，城内街道双方各据一半。汪匣锋见形势不利，决定向襄河西岸撤退。
在通知各部后，汪匣锋派375团出城，占领东南角高地，对撤退人马进行掩护，接着又派373团占据第二线阵地，掩护375团的撤离。与此同时，对岸炮兵也对日军进行连续猛射，以阻遏日军的追击，而第115师团所控制的野炮已经把弹药近乎打光，仅剩两发炮弹，无应战的余力。
由于撤离战场时，汪匣锋组织严密有序且进行了层层抵抗，因此没有发生城池失陷时通常会有的那种大溃乱，部队损失较小，仅有五人被日军俘虏。
第125师等部在老河口坚守了十三天，与刘峙要求的两周仅相差一天，而且实际伤亡数小于日军，是整个老河口战役中的一大亮点。之后，第22集团军奉命固守襄河西岸，日军最终未能达成渡过襄河进行追击的既定目标。
日军虽然在老河口战役中破坏了老河口机场，但对中美空军的遏制作用并不大，整个战役中，中美空军的飞机能够对日军地面部队进行大量空袭，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明证。
1945年4月至5月，爆发了湘西芷江战役（又称雪峰山会战），这是抗战末期中日军力的一次局部大检验。经过美械武装的中国精锐部队，从战斗意志、战术战法以及武器装备，都让日军大为吃惊。
在这次战役中，日军不仅没能如愿占领芷江机场，而且包括第116师团这样的甲种师团都遭遇重创，给日军阵营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同时也鼓舞了占领区的居民。据驻扎广西的日本老兵后来回忆，日军在湘西作战中狼狈不堪的情形，当地老百姓人尽皆知，他们对抗战前景多少有些迷茫，很多人甚至绝望了，自此情绪便出现变化，那种眼神“令人永不能忘”。
日军的处境越来越不妙，鉴于美军登陆冲绳以及苏联态度发生变化，日军大本营被迫做出秘密决定：逐步将第十一军主力撤出湘桂沿线，调往华中华北进行守备。
撤退过程中需要穿过桂柳会战时的旧战场，这令日军官兵不胜感慨，尤其第3师团，他们曾在修仁等地与第二十军拼死搏杀，时隔半年，仍对这支军队的顽强和善战记忆犹新。
在修仁攻守战中，作战最为激烈，日军伤亡也最多的是隘口狭路。此次第3师团接受教训，提前就派得力部队抢占了修仁隘口。
当经过隘口时，第2大队长竹下少佐多次冒雨下马，双手合十，为战死者致哀。修仁一战，竹下的同事、第1大队长中井大尉等一干官兵，皆死于第二十军之手，而当年参加过这场战役的日军军官，包括竹下在内，已不足十人。竹下用颇为感伤的笔调记述说，半年之前，这里还是漫山红叶，半年之后，只有不知名的山花、杏花和油菜籽在风中静静摆动了。
其实不需惦记，他的老对手即将驾临，“漫山红叶”的景象也要重新演绎。
1945年6月，第二十军参加了桂柳大反攻。
从长衡会战到桂柳会战，第二十军在半年内转战数千里，官兵的疲劳和部队的残缺程度，完全可以想象，但经过数月的补充训练，这支顽强的部队又逐渐恢复了战斗力。
能恢复得这么快，杨森自身境遇的变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桂柳会战把战火烧到了桂黔边境，应战压倒一切，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是个文官，难以适应这样的要求。蒋介石于是决定撤掉吴鼎昌，换武人来守贵州。
在蒋介石眼中，杨森是一员能战之将，且川黔为邻省，由川人主黔，料来不会导致太多非议，这样杨森便得以走马上任。
当年薛岳以战区司令长官的身份却仍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据他说，这样做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军民合一，以民辅军，现在第二十军也得到了这一待遇：借助于杨森主黔的便利，第二十军在后勤供应、兵员补充等方面基本都是一路绿灯。
杨森卸去军职后，军长杨汉域升任集团军副总司令，杨干才正式出任军长，成为第二十军的第三代掌舵者。
杨干才贯彻杨森“本军系统化”的治军传统，在贵州开办了第二十军干部训练班（简称干训班）。第二十军自创始以来，举办过无数的军校和培训班，干训班是后期最重要也是最后一个。
杨干才自兼班主任，配有专职教员，分别将中高层军官和基层士官抽出进行训练，训练课程以日军为假想敌，特别注重夜袭、防空训练以及工事构筑。尽管因紧急出征，训练班中途暂停，但它无疑推动了第二十军的复苏，一批年轻勇猛、求战欲望强烈的骨干也随着杨干才一起站到了前台。
第二十军参加桂柳反攻时，中方兵团已进至柳州附近。这时撤退及溃败日军纷纷向柳州聚集，日军大本营的指示也以“秘密撤退”改为“紧急撤退”，严令非守备部队“限三天内离开柳州”。
桂柳多独立孤山，山上有洞，为掩护其主力撤退并抢运物资，负责殿后的第13师团以服部支队为后卫，利用岩洞构筑了坚固防御。要想突破和攻占服部支队把守的这些岩洞，中方需要极强的攻坚能力，牺牲也必然十分巨大。
指挥桂北反攻的是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在那一代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国内名将中，汤恩伯堪称佼佼者，也是“乱棒打死老师傅”的典型代表，指挥方面颇得日方军事学的真传，他没有让部队单纯从正面死打硬冲，而是采取了日军最擅长使用的迂回战术。
柳州攻击战打响后，第二十军奉命“超越追击”，迂回并攻下柳州东北的百寿。百寿既下，服部支队害怕后路被截，立陷恐慌，相应使正面部队的反攻也变得较为顺利。
1945年6月29日，柳州得以收复。
柳州之后是桂林。第二十军继占领百寿，又紧跟溃败之敌，一直追到桂林西门。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首先入城，从而得到了汤恩伯的嘉奖。
由桂柳撤退的日军各部许多已丧失斗志，闻枪声即窜逃，过去那种疯狂的战斗精神荡然无存。一些疲惫至极的日军到了一座县城后，马上倒头就睡，连追兵到达身边都不知道，做着梦就当了俘虏。
第二十军沿着公路继续放开速度猛追，并抢在第13师团之前控制了界首车站。
界首车站位于桂林至全州的铁路中段，第13师团见界首车站已被第133师堵住，只得绕道界首车站以西的五旗岭。
五旗岭地形险要，友军第二十六军凭险设防，第二十军则沿铁路作横向进攻，使第13师团遭到很大伤亡。这时的第13师团补充了很多入伍不久的少年兵，看到身边同时入伍的同学同乡非死即伤，这些少年兵忍不住悲哭不已。
第13师团急召担任后卫的服部支队。服部支队是老部队，比较能打仗。依靠服部支队的迂回攻击，第13师团最终才得以通过五旗岭，退往全州。
1945年8月11日，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联袂追至全州。
第13师团已经从全州仓皇撤走，城内只留守下一师两旅团。当然要放在过去，一师两旅团的规模应该足以抵挡，但此时日军战斗力已大大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师团还不及一个联队。
桂北适逢大雨，湘桂交界的黄沙河水猛涨，日军欲从全州顺利撤往湖南也十分不易。
1945年8月11日晨，第二十军看到城内起火，认为日军已经在作撤离前的准备，便一鼓作气击破当面之敌，攻入了全州城。
立功心切之下，第二十军已经恨不得骑到头来追敌，心理上有所松懈轻敌，事先未作仔细的警戒和侦察，没想到日军死到临头还会采用“倒打一耙”的战术——放火是真，撤退是假，全州城内已布满伏兵。
第二十军毫无防备，仓促败退，日军坦克战车队乘机沿公路紧追而来。幸亏战防炮及重机枪连赶到，封锁住了公路，才阻止日军前进，但包括重机枪连连长在内，许多官兵在激战中阵亡。
不过这是第二十军在抗战中最后的牺牲。
1945年8月15日，驻全川的第十一军司令官获悉了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就全州攻守战来看，当时日军仍有一定的抵抗能力，所以他们普遍对投降感到十分突然。第40师团的一位补充兵记述，他随部队北撤，8月15日那天早上，一起床就感到情况不对劲，因为周围聚集着黑压压的当地民众，且鞭炮声齐鸣。
这一天，接到通知的日军军官召集所部士兵，当众宣读了天皇停战诏书。士兵们如同听到晴天霹雳，以为自己在做梦：“不是说战无不克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必须停战投降？”
长期一边倒的宣传，导致在中国大陆征战的士兵对日军的总体情况一点不了解，以往他们也经常
能从地面拾到中方空投的传单，不过大多以为那是政治攻势，仅一笑置之而已。
当确证“日本军在这场大东亚战争上失败”时，士兵们全都耷拉下了脑袋。虽然还有官兵在大叫：“日本军没有败，我们也不懂得什么叫败。”可是谁都知道，那不过是几声绝望的嘶喊，一切已于事无补。
枪声停止了，战场平静了，第40师团补充兵看到空中出现了一架中美空军的飞机，“机尾拖着红色的风幡，滑过晴空向西飞去”。
对坚持八年浴血奋战的川军以及所有其他抗日军队而言，就是另一种心境，另一种飞一样的感觉——1945年9月20日，川军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以第五战区受降副主官的身份，随刘峙在河南漯河参加了受降礼。
日军前来投降的代表是第十二军军团长鹰森孝中将及其幕僚长、师团长，这些人按军衔大小排成一路纵队入场。鹰孝森在签字投降后，即脱下军帽，连鞠九个躬，并解下佩挂的指挥刀，双手举过头顶交给了受降主官刘峙。
其他直接接受日军投降的川军还有第26师。第26师从淞沪会战起，迭经大战，从来没有掉价跌份的事，可以说，一路都是用战绩在为自己正名。上高会战中，奉命参战的川军一共有俩，除了王陵基的新十五师，就是第26师，该师凭借突出表现获颁军委会第二号武功状。拿到第一号武功状的是著名的“虎部队”第七十四军，作为一支地方师，能够拥有这样的荣誉，实属不易。
日军即便穷途末路，仍自视甚高，除指定的战区受降外，一般都不肯轻易向中方任何部队投降，而第26师所属的第三战区，又向来因实力薄弱而不受日军重视。第26师独以其善战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在向它缴械的日军中，甚至有位列甲种师团的第27师团。
大多数川军都在抗战中为这个团队增了光，但也有极少数人曾使它蒙羞。
自刘兆藜、郭勋祺先后回川，其所属的第144、146师都失去了昔日光芒，尤其是“模范师”第144师，因第430团团长张昌德的从中作祟，内部一直鸡犬不宁。
张昌德人脉深厚，在川军军官中结成了袍哥关系，从师到军再到集团军，乃至战区长官部，都得对他另眼相看，继前任第144师师长解职后，此君一直觊觎师长之位。
顾祝同深知张昌德为人，因此没让他如愿，而是另择人选，张昌德听到后便联合第144师中的另外两个团长及一些川军军官，公然抗拒命令。顾祝同派幕僚前去调停，几次解劝均无效果。
第144师已实际归张昌德一人掌控，想拉哪里就拉哪里，想打谁就打谁。为了给顾祝同施加压力，他甚至还策划了一次伏击，迫使前来就任的新师长逃回长官部。
张昌德不靠抗战，不靠打仗，靠飞扬跋扈震惊了整个第三战区。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这些张昌德的顶头上司，都对之无能为力，表示自己根本管不了：天天好吃好喝哄着，他还是一副受气包的样子，我们能拿他怎样？
顾祝同骑虎难下，只得再降一个姿态，让副官充当说客，劝张昌德“给长官部一点面子”。
张昌德耻高气扬，同意与新师长在云岭见面。所谓见面，那气氛完全像是黑道在进行谈判。面对张昌德的咄咄逼人，新师长只好说，不是他想当这个师长，是迫于命令，不得不从。
张昌德一拍桌子：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只要你不到任，我就每月给你饷银多少多少……张昌德自封师长，第144师也受其摆布，好像他真的把一切都搞定了，但上花轿的事，只要不是明媒正娶，就都是在耍流氓，顾祝同如何可以容忍，当即下令对第144师进行整编，准备借机撤销其番号，然后将官兵分拆到其他部队。
张昌德神通广大，在长官部也有内线，在打探到顾祝同的计划内容后，他并不为之惊慌。
第144师所在的第五十军防线很长，张昌德估计军部抽不出太多部队来对付他，而且大家都是川军，未必川军还会打川军不成，再说他已经牢牢控制住了第144师，一个两个师完全可以对付。
张昌德孤注一掷，集中全师人马，依河设阵，摆出了决战的姿态。顾祝同情知计划泄漏，赶紧派唐式遵予以武力解决。
张昌德玩得太出格了，川军固然不会打川军，可面对“叛军”，那又是另外一码事。
唐式遵调九个师上来围攻，张昌德仓皇败走，败退到了新四军根据地。眼见粮草没了，军饷断了，随军的一大堆家属哭哭啼啼，有如难民。
新四军有意招纳张昌德，专门送来米面肉食，但张昌德抽鸦片好女色，不愿加入新四军，他说：“共产党的气量太小，他们那套纪律我根本受不了。”
张昌德起草降表，投了日本人。
日军正愁防线过长，兵力不足，张昌德肯降，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马上出动兵力，击退了尾追张昌德的第三战区部队，随后令第144师开往铜陵接受改编。
第144师降日，只是张昌德等少数几个人的暗中策划，连其中的一个团长都被蒙在鼓里，当这位团长知道真情后，马上表示绝不投敌，但是到了这一步，哪里还会给你退路。张昌德一不作二不休，当着团长的面，打死了他的一个卫士，该团长吓得脸色蜡黄，只得就范。
第144师的许多官兵亦感莫名其妙，当他们见到日本的红膏药旗时，才意识到自己已成汉奸，顿时追悔莫及，不由得掩面痛哭。
日军有意把张昌德做成汉奸标杆，能给的甜头全部给足。张昌德被升为“中将司令”，第144师原来的团变师，营变团，军官各升一级，这帮人便死心塌地地做起了伪军。
由第144师改编成的伪军，人不过三千，机构臃肿，用老百姓讽刺的话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太太更多”，但狐假虎威，十分嚣张。在日军的庇护下，张昌德驻军皖南，到处捕杀抗日人士，有时一次就枪杀十来人，对持有异议的士兵，亦以“逃兵”罪名予以处决，闹得皖南人人自危，民不聊生。
刘湘生前倾注心力的精兵就此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后，张昌德慌慌张张地逃到重庆，专门去拜访刘湘的夫人刘周书，希望能给自己捞到一护身符。
刘周书假装不认识他，故意问：“你是哪一个？”
张昌德小心翼翼地答道：“夫人，我是张昌德呀！”
刘周书走上前去，不由分说，啪啪啪地连扇张昌德几个耳光，并且厉声怒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竟然还有脸来见我？我问你，你把刘甫公的兵到底带到哪儿去了？你啷个能甘心投降日本人做汉奸？快滚！”
遭到“虎婆”如此对待，张昌德情知在重庆立不住脚，急忙又逃往成都。这时皖南地方也对张昌德提出了控告，社会舆论激烈，南京国防部遂派宪兵将张昌德捉拿归案，两年后以汉奸罪在南京执行枪决。
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龙云：生于云南省昭通市。继唐继尧之后，主政云南达十八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
刘文辉：西康省政府主席。他比龙云更有城府，一直小心翼翼地与蒋介石周旋。
朱戒吾：曾任刘文辉幕僚长，极具眼光和判断力。在辽沈战役尚未开始时，即预言，取胜东北的将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他的话使刘文辉的政治态度逐渐趋于明朗。
王陵基：抗战后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被蒋介石要求接任四川省主席。民间舆论把王陵基回川称之为“灵官扫台”。
张群：出任西南军政长官，是为了继续“经营大西南”，但实际已无法收拾局面。
卢汉：生于云南省昭通市。在蒋介石发动“驱龙事件”，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后，他接替龙云担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沈醉：生于湖南省湘潭市。军统少将，解放前夕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在卢汉发起起义时被扣押。
在杨森主黔之前，蒋介石曾经当面流露出想让他替换刘文辉，出任西康省主席的意思。杨森深知西康对于刘文辉的重要性，那就是命根子，要抢人的命根子，你得有枪杆子才行，而那时第二十军没有一兵一卒在四川，也不可能从抗战前线调回来，所以杨森觉得这事很棘手：委任状不发表尚可，一发表，若是刘文辉拒不受命，岂不要弄得彼此都下不来台。
杨森经过考虑，决定以速成系对保定系的方式来探探路。他通过潘文华的幕僚，以速成同学的名义向潘文华致意，请潘文华支持他入主西康。潘文华对幕僚说：“川康两省只有我与刘文辉、邓锡侯合作，闭关才能自守，如大家分化，必定同归于尽，此事万不可做。”
潘文华把态度一摆出来，杨森便知道没戏——如今的川康政局，与前刘湘时代完全不同，派系对抗早就让位于潘、刘、邓的合作联盟。
随后正好贵州需杨森坐镇，此事遂不了了之，但蒋介石与潘、刘、邓的矛盾也再一次暴露出来。
后刘湘时代其实是刘湘时代的延伸，不过是把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恩怨，置换成一个男人与另外三个男人的恩怨而已，杨森入康受拒，展露的只是冰山一角。
抗战期间，不管蒋介石如何笼络分化，潘、刘、邓始终不为所动，他们结成“铁三角”，明里暗里给蒋介石出了不少难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蒋介石感到万一长沙失守，日军全力南下，通往越南的国际路线必将丧失，因此曾决定修筑川藏公路，以便未雨绸缪，提前打通与印度的第二国际路线。
刘文辉到重庆谒见蒋介石，蒋介石就此相托，并且表示所有经费都可由国民政府负责，不须西康承担。因川边和西康人口稀疏，拟采用部队合作施工的方式，即刘文辉准备两个团、“中央军”派三个团，由刘文辉统一指挥作业。
刘文辉一直以防备藏军为辞拒绝出川抗战，但修筑川藏公路，事关抗战大局，他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立刻回绝，当场只得诺诺以应。
第二天军委会即找刘文辉磋商细节，刘文辉勉强应付，回到成都后即找来邓锡侯、潘文华商议。后面这两人异口同声，都说蒋介石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在施“攫康咽川”之计：“三个团的中央军入康，挟以优势装备，再辅以政治力量，西康之势危矣！”
按照邓、潘的说法，此举“不仅危及西康，而且四川亦将陷于腹背受敌之势，现在必须设法拒止，方为上策”。
一说到可能危及自己在西康的统治，刘文辉后悔莫及，连忙说：“蒋介石当面指示，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以致无法推脱，现今之计当为如何？”
邓、潘在外战时刀都钝到不行，内斗方面却个个有如智多星一般，两个人脑袋碰脑袋，很快合计出了“上策”。
刘文辉致电军委会，说西康的全部军力加上保安队，已有两万多人，足以胜任工程需要，“勿劳中央军入康”。
撂下这些话，刘文辉便返回西康进行军事部署。潘文华除赠送给刘文辉一批军火外，又密令自己所控制的驻川部队暗中警戒，以支援西康。
当时成都黄埔分校有师生官兵几千人，潘文华亦派部监视。伴之而起的则是谣言纷传，这个说“中央军”已过内江，那个说军校学员已全副武装，自“七师长逼宫”后，危机再次笼罩巴蜀大地。
蒋介石明知这是“铁三角”在对他进行集体抵制和示威，但前线烽火正炽，后院绝不能起火，他只能像处理“七师长逼宫”那样，忍气吞声地给刘文辉发去电报。
在电报中，蒋介石不仅同意“中央军”不入康，而且还言不由衷地夸奖了刘文辉，说他在修筑川藏公路上能独任艰难，替“中央”分劳。
预想中的川藏公路以康定为起点，直达印度边境，全长四五千里，途中高山峻岭，险滩恶水，乃一浩繁工程，以西康极为贫瘠的人力物力，若无国民政府参与，刘文辉哪里能够独立完成，事实上他也不愿意卖这份力气，所谓“独任艰难”云云，不过是在跟蒋介石打马虎眼，虚应故事罢了。
川藏公路计划随之成为空谈，而这直接影响到后来组建跨国远征军，乃至于不得不建立被称为死亡航线的“驼峰航线”，抗战为此付出了额外的代价。
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后，蒋介石与“铁三角”的关系得到暂时缓和，张群成为双方的润滑剂。出于大局考虑，蒋介石出台与“铁三角”相关的任何重大政策，事先也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试探和摸底，以免触怒对方。
珍珠港事件后，国际形势对抗战日趋有利，蒋介石腰杆又硬了起来，他计划裁撤川康绥靖公署，这样既可以达到削弱邓锡侯的目的，又能相应减少机构重叠所造成的开支。
为稳妥起见，张群把邓汉祥找来征询意见。这时候的邓汉祥相当于“铁三角”的联络人，可以直接代表“铁三角”发言。他对张群说：“蒋先生认为川康绥署是赘瘤，川康军人却认为是他们生存的保障，现在正值抗战的紧要关头，中央每月多花一点钱有什么关系呢？”"
见张群还在低头思忖，邓汉祥加重了语气：“假如因此而使川康军队生出异心，再要维持两省的地方治安，至少中央要从前线添调五个师回来。
这可不是邓晋康（邓锡侯）个人的问题！”
听到这里，张群坐不住了，赶紧拉着何应钦一道见蒋，力陈利害，最终蒋介石被迫打消了裁撤绥署的主意。
和杨森入康无望一样，都是“被迫”，人憋屈久了就要爆发，抗战结束，蒋介石终于爆发了。
蒋介石下令，撤销潘文华领衔的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巴山警备司令部也同时关张，而潘文华的长子潘清洲正是警备司令部的司令。
裁撤掉的两大机构当初都是为抗战需要所建，如今抗战胜利了，自无存在下去的必要，微妙之处在于，潘氏父子掉了一顶乌纱帽，老蒋却并没有赐给他们新的乌纱帽，仅潘文华保留了一个五十六军军长及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头衔。
在这份撤销令中，规定裁撤掉的所有单位人员，一律停发薪资并予以遣散。字里行间，没有一丝温情，坊间盛传这是蒋介石在进行报复，“其来势之迅猛，可知其衔恨之深矣”。
事情并没有结束，只是开始。
抗战时期，孔祥熙不仅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与潘文华结为兄弟，而且有意识地投其所好，给予了潘氏家族极大实惠。
潘氏家族是个典型的“红顶财团”。潘文华利用他曾担任重庆市长的便利，控股重庆的自来水公司等多家国企。自来水公司要调高水价，公文往返至少也需两三个月，潘文华的弟弟潘昌猷向孔祥熙送交呈文，孔祥熙当面批复，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星期。
此外，重庆经常遭到轰炸，自来水公司一定会诳报损失，请求政府补助。孔祥熙是理财出身，哪能不知其中猫腻，但每次都能给予核准。
重庆银行由潘昌猷任董事长，这实际上也是潘家独资的私家银行。孔祥熙每次来成都，必定要邀请潘昌猷同来同往，重庆银行亦由此大获其利。
通过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方式，到抗战后期，潘氏家族已号称西南第一财阀，其经济实力甚至超过四川金融巨头刘航琛。
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蒋介石和他的连襟孔祥熙有意送糖给潘文华吃。潘文华既享其利，当然就不可能事事出来作对，即便像“七师长逼宫”，该喊停时他也会赶紧出来喊停，因为做得太绝的话，最后影响的终究还是他自个儿的“钱途”。
糖也让你吃到了腻，抗战胜利后，四川省银行即行改组，潘昌猷下台，过去皇亲国戚躬身弯腰，手拉着手的情景再不能复现。对潘文华而言，这是又一个极其严重的危险信号。
长寿最简单的秘诀，就是保持呼吸不要断气。连遭打击之下，潘文华的气已经有些透不过来了，他深知蒋介石不是没有干掉他的实力和可能，以往不敢动手，不过是投鼠忌器罢了，现在对方已没有了这一顾忌。
怕的就是没有顾忌，潘文华大为恐慌。
穷人只担心没钱，富人既担心没钱也担心没命。潘文华情急之下完全乱了方寸，他到处打点，请人在蒋介石面前为他说好话，态度上更是前倨后恭，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陈诚到成都主持整编川康军队，拟定潘文华的五十六军先进行整编，然后驻防川湘黔边区。要放在以前，潘文华一定会牵头抵制，兴风作浪，但此次他一反常态，当即对陈诚的整军方案表示拥护和无条件服从。
既然是真的乖了，蒋介石也就没必要再苦苦相逼。于是另发新令，任命潘文华为川黔湘鄂边区绥靖主任，率部驻扎边区。
潘文华的境遇表明“铁三角”已成黯然之势，哥仨很快就要谁也顾不上谁了。
除了潘文华，“铁三角”中最让蒋介石痛恨和不满的，得数刘文辉。刘文辉对此心知肚明，为了增加自己的保险系数，他与云南的龙云也建立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秘密联盟。
1945年10月2日，蒋介石突然来到西昌，接着便给刘文辉发去一份电报，说：“西昌风景优美，我兄（指刘文辉）政通人和，不胜欣羡。”
蒋介石行踪诡秘，令刘文辉大为紧张，不知道蒋介石下面要搞什么名堂。第二天深夜，他才从电台收到消息，得知隔壁的龙云已被蒋介石拿下。
龙云和蒋介石矛盾的激化，是从远征军汇集云南开始的。从那以后，这位云南的土皇帝便有如芒在刺之感，尽管蒋介石通过授予行营主任等办法，极尽笼络，但龙云仍制定出各种苛刻条件予以刁难：不准中央宪兵在郊区驻扎和执行任务；“中央军”调动时不得经过和驻扎市区……到后来，甚至发展到冒充土匪，抢劫美军军械，以致于美军一气之下，拒绝再给远征军发放美械装备。
对龙云的飞扬跋扈，蒋介石自然切齿痛恨，然而抗战期间，出于与对待“铁三角”一样的顾虑，他无法出手。
就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前夕，重庆参政会上人们已经议论纷纷，都说云南特殊，龙云是土皇帝，拥兵自雄，事事擅专，战事一结束，就需解决这个问题。云南的与会代表也听到了这种议论，急忙写信告诫龙云注意收敛，唯龙云不以为然，照旧我行我素。
蒋介石到西昌，正是要就近指挥对龙云采取的奇袭行动。行动的结果是，龙云的警戒部队被缴械，龙云自己也被迫乘飞机前往重庆，担任了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虚职。
据说龙云事后曾破口大骂，说：“我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这个龟儿竟用卑鄙无耻、小偷式的流氓手段对付我！”
搞政治，究竟有几个不“流氓”的？龙云上台基本靠的也是这种手段，说起来谁也不见得比谁干净多少。刘文辉对此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蒋介石在指挥调度的紧张时刻，为什么还给他发那么一份语意颇有些奇怪的电报。
之前，刘文辉百思不得其解，怎么都捉摸不透，龙云一下台，他全明白了。
蒋介石是在警告他：“这回我不整你，以后你得当心。”
刘文辉像被人拎到了冷水盆里，浑身冰凉，对蒋介石的“流氓手段”之高，他算是再一次领教了。
比之于龙云，刘文辉要有城府得多，晚上睡不着的事他是从来不干的。“驱龙事件”一出，更加小心翼翼，不敢再乱说乱动。
要当心的地方还多得很，不久之后，连“铁三角”实际的核心潘文华也蔫掉了，如何摆布，任由他人，看得刘文辉心里凉飕飕的。
知道他是吓我，我还是被吓到了。陈诚提出，要将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缩成整编师，刘文辉半点折扣不敢打，就全部应承下来。
刘文辉后期能被称作多宝道人，并非浪得虚名，“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这句话，对他的思维决策造成了很大影响。他发现，蒋介石因为有共产党这个大敌，已不能专心致志地对付他们这些诸侯，“驱龙事件”重演的可能性很低，当然以蒋的实力，也不是绝对没可能，关键还要学会应付。
如何应付，说起来难，真正做起来其实一点不难，无非是虚与委蛇，软磨硬泡而已。
蒋介石多次传令，点名要刘文辉出兵参加内战，刘文辉也不明着硬顶，他以西康边防重要、兵力不能分散、无法抽调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断予以搪塞，实在搪塞不过，就无限期地拖下去，拖到对方没脾气为止。自始至终，第二十四师一兵一卒也没有抽出去。
蒋介石拿刘文辉没有办法，便又想一策。张群奉命通过邓汉祥转告刘文辉：“丢掉军队耍政治，丢开地方到中央”，并给出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
蒋介石也是计穷之下才出的烂招。“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虽是一品京官，但和龙云的“军事参议院院长”一样，都是好看好听却不中用的虚衔，哪有土皇帝过瘾，刘文辉又如何会上这个当。
他让邓汉祥回复张群：“把军队和地盘交出来，我很愿意，但是我在军政界任职多年，毫无成就，不仅灰心，而且惭愧，我决定回家当老百姓，不愿到中央去。”
“当老百姓”自然是假意，真情就是往地上一躺，我就是不去，你能拿我怎么着？
邓汉祥劝张群：“西康乃不毛之地，刘自乾（刘文辉）又力量有限，他还能作得起什么怪呢？”
这句话其实是说给蒋介石听的。蒋介石听后，果真放下了刘文辉——当然他也不得不放，要不然就是有三头六臂都不够他忙的。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旧政协随即开幕，张群整日为筹备会议而奔走，已没有多余精力放在四川，日常事务主要由邓汉祥代理。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准备改组行政院，拟以张群出任行政院长，这就涉及到了让谁来继任四川省主席这个问题。
有从前王缵绪的先例在，蒋介石和张群均颇费踌躇，就怕所选非人，中途被轰下台去，潘文华、刘文辉倒是压得住阵脚，可惜老蒋又对他们不放心。斟酌来斟酌去，最后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邓锡侯。
邓锡侯虽是“铁三角”成员，但为人和善平易，就算抵制蒋介石时，他也不会冲在前面，不过是背后捣捣鬼罢了，所以蒋介石对他的印象尚可，于是就决定让邓锡侯代理四川省主席。
1947年4月，张群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长，随后提出辞去原职，邓锡侯也就顺理成章地得以转正。
此时解放战争已经打了有大半年，包括第二十军在内的各路川军都被卷入其中。
国民党部队并非真正了解自己的对手，在战略战术上显得相对笨拙，往往会被解放军绕得团团转。另一方面，从其前线部队，到国防部决策高层，几乎到处都有地下党员，连国防部参谋次长、作战厅长都不例外，使得国民党的军事计划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即所谓的“自己和自己作战”。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部队基本一路败到底，多数川军都没能逃脱这一厄运，打到最后，等待他们的结果通常就两样，不是覆灭，就是起义或投降。
川军中，第二十军是个例外。当时有一种说法，称第二十军是“内战先锋”，或者是“顽固的川军”，就军事论军事，在这个战场上，第二十军属于比较强的部队，也常能打胜仗。
第二十军拥有不俗的战斗力，而且从“杨森战法”起，他们就注重研究共产党部队的战术，相对于其他国民党部队，其行动更为灵活果断。
在国民党军队的全国大整编中，第二十军也编成了师，整编完毕后即开往山东战场，驻扎邹县、滕县。
时隔孟良崮战役结束不久，就在这次著名的战役中，整第七十四师被华东野战军（华野）全歼。整第七十四师的前身是第七十四军，在抗战中为国民党部队的顶尖王牌，连日军都忌惮几分，这个师的整体覆灭，第一次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阵营作战的信心，山东战场上的国民党部队，无论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皆噤若寒蝉，畏华野如虎。
杨干才到滕县后即开办干训班，专门用一个月时间，针对共产党部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战术特点，进行了战术研究、心理训练和夜间演习。
杨干才自己也每周到基层部队做一次精神讲话，给官兵打气，同时规定受训课程必须宣传到班，并贯彻到作战行动中去。
1947年7月，华野发起攻势，以第一纵队围攻邹县，第四纵队围攻滕县，邹县、滕县各有整二十师的一个旅驻守，其中滕县含师部直属部队。
解放军的纵队大致相当于军，以一个纵队攻一座城，攻了四天都没攻下来，最后不得不将两个纵队合起来打滕县，又未奏效。
一般国民党部队在重压之下极易崩溃，杨干才在守城时，提出了“人存阵地存，人亡阵地亡”的口号，第二十军的固守相当顽强。
杨干才又派人将城内燃料收集起来，用作夜间城墙上的照明，使攻城部队不能隐蔽地接近城墙，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解放军擅长夜袭的特点。
一、四纵队是华野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但都在邹县和滕县碰了硬钉子，加上接下来的几仗，两纵队损失达到三分之二，实力遭到极大削弱。
日后一位参战的解放军将领总结说，还是战前过于轻敌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以一两个纵队的兵力，一口吃掉敌人的一个整编师，根本不可能办到。”
自1947年上半年开始，就全国战场形势而言，解放军正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大反攻，因滕县攻守战的挫折，华野内部一度对大反攻形势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
粟裕作为这次战役的总指挥，也承认仗没有打好，并发电向中央军委作了检讨。
当整二十师开赴前线战场时，杨森已经被迫离开了黔省主席的宝座。
四川军人中，担任过封疆大吏且治理较有成就的，除刘湘之外，首推刘文辉和杨森。
西康地方贫瘠，人口稀少，而民族关系又极其复杂，别说发展，就算维持也相当不易，刘文辉自认他是用“二十余年的苦斗”，才争取到了一个发展的局面。
尤为后人所称道的是，刘文辉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和投入。据说在当年的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而县政府破烂不堪，因为刘文辉有明令在先：“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西康所辖县府的办公房因年久失修，许多已有倒塌危险，县政府只好找来树桩撑着，而有的县长在忙完公务后，还要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国语，以示尊师重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省份，解放前夕的西康教育却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
考虑到西康的实际和刘文辉本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谅解他的某些苦楚和不得已，假使回到和平盛世，多宝道人真乃一不可多得之良吏也。
杨森治黔同样值得一说。过去杨森督理成都虽然时间不长，但所取得的成就已令人刮目相看——你再怎么骂他是“蛮干将军”，成都最繁华街道建成了，体育健身推行了，缠足陋习废除了……杨森出任贵州省主席后，公开说：“我过去在川北，总共才有六县防区，还要抓紧时间搞建设，现在掌握了一省政权，更要大干一番了。”
杨森提出了“建设新贵州”的口号，并着重在公路电讯和文化教育方面做了拓展，应该说，这两条都牵住了贵州发展的牛鼻子。
按照杨森的要求，从区到县，从县到乡，都得修公路，通电话，并以此对县长进行政绩考核。杨森说到做到，挨个进行检查，有一次查到一座县里，县长叫苦不迭，说这公路我没法修。
杨森忙问究竟。原来公路要从一个人称晏二嫂的家田里通过，这晏二嫂系国民党空军第五军区司令晏玉琮的嫂子，威风得紧，也像刘周书那样是个“虎婆”，当地无人敢惹，她不仅几次拔掉修路的路标，还打了测量人员，修路工程因此停了下来。
杨森听后，大为生气：“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呢，你怕这个女人干啥，顶多不过是打仗。要是晏玉琮敢派飞机来炸你，我就算他本事大！”
有了“蛮干将军”撑腰，县长鼓起勇气，第二天就派人把晏二嫂抓了起来，连晏玉琮派秘书来交涉也没用，最后还是由绅士出面讲情，担保“虎婆”不再捣乱，才予以释放。
第二年，晏玉琮回家乡，找到了这位县长。县长以为晏玉琮要上门寻衅，不免有些慌张，晏玉琮却说：“我这次回来不是和你算账，是要向你道谢的。过去我从贵阳回家要坐三天滑竿，现在通了公路，只坐半天汽车就到了，公路修得好！”
杨森治黔期间，全省公路有三分之一能通汽车，三分之二可通马车，电话通讯网络也得以构建起来。
文教中的体育还算是杨森的一个特长和爱好。反正不管到哪里，体育运动总是一定不能忽略的。杨森亲自设计加宽路道，指点安排体育场地的设施，每年的春秋两季都要举办一次全省运动会。
教育方面，杨森虽然不会像刘文辉那么“极端”，但也花了不少力气，基本上做到贵州的各个县都有中学，个别有条件的区和乡也建立了简易中学。
除此之外，杨森对文教界名人亦很推崇，想方设法请他们来贵州，这其中，就包括小提琴家马思聪、画家关山月等人。杨森并不是单纯的附庸风雅，他对音乐书画都有一定的鉴赏能力，也经常自己买票听音乐会或购买画家的画作，以示对艺术家的支持。
杨森“建设新贵州”有个前提，那就是治安须稳定，否则一切白搭，什么都搞不成。过去杨森驻军贵州，就知道要这地方待得住，首先你得镇得住。
杨森常说的一句话是：“商人只晓得赚钱，政客靠的是一副肩膀抬两片嘴皮，没有实力，啥子都靠嘴说。我是军人，军人就是要抓实力。”
第二十军不在贵州，实力得靠自己去抓。杨森在湘北抗战时，平江长寿街的军火仓库属他管，后来撤退，也没忘记把剩余的枪支弹药藏好。如今他就把这批军火找出来，成立了两个保安团，又在各区各县设立保安队。全省保安人数加起来，比第二十军还多，维持治安足矣。
杨森在贵州的确做了不少实事，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和当年建设成都一样，除非你不做事，要做事，总会“誉之所至，谤亦随之”——修公路树电杆，自然要增工增税，由此就出现了一些民间的怨言。
贵州省议会据此罗列出杨森“治黔劣迹”二十八条，并向上进行控告。迫于舆论压力，杨森继督黔三年后，终于离开贵州，调任重庆市长。
重返巴蜀政坛，杨森发现，这里又发生了很大变化，“铁三角”早已无形瓦解，而当初坚拒他入川的潘文华则是越混越差，差到都不敢认了。
1947年秋，南京国防部第二次整编部队，移驻川湘黔边区的潘文华正赶上这一刀，他的第五十六军按规定要缩编成师。
缩没问题，关键是新的交椅怎么个坐法。
潘文华的儿子潘清洲自担任巴山警备司令后，就有一批少壮派军人攀龙附凤，围拢到了他的周围，称之为“潘系”，这一派与原来拥护潘文华的所谓老“甫系”关系十分淡漠，相互之间也常有矛盾。
潘文华眼看自己日渐式微，有意通过这个机会扶潘清洲及其“潘系”上马。经过秘密研究，他决定将潘清洲安排为新编师的师长，其他一些“潘系”骨干也顺势担任旅长，以便给太子爷保驾。
交椅一共就那么寥寥几个，“潘系”上来，“甫系”就得靠边站， 后者立刻不干了。
原来的师旅长刘树成、彭光汉曾是拥潘的得力干将，且都参加过“七师长逼宫”等一系列“造反事件”，此次一个降职，一个调任有职无权的少将附员，两人全都气得嗷嗷叫，彭光汉更是暴跳如雷：我们鞍前马后地服侍你们父子，现在也不缺胳膊不少腿不脑瘫，凭什么把我们打入冷宫？这不是在卸磨杀驴吗？
成都是“甫系”旧军人的大本营，刘、彭在成都约集了刘湘旧部百余人开会，声讨潘文华忘恩负义，“背叛甫公”。
每个人心中都可能藏着至少两副牌，然后只按需要的打。从前“甫系”把潘文华树为忠于刘湘的标杆，是为了利，现在又将潘文华踩在脚下，视其为最大的叛徒，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利。
这样的讨伐，声势总是越大越好。刘周书也被鼓动出来，拉着儿子赴会，并在众人簇拥下到刘湘墓园哭墓。
一时间墓园里哭声一片，骂声一片，刘周书觉得那师长的位置应该属于自己的儿子，潘文华这个隐藏的“大奸臣”却将它谋篡了去，一想起来就痛心，因此在坟前哭得满地打滚。这场“哭祖庙”的闹剧顿时惹得满城风雨，成都大街小巷，无不传为笑谈。
眼见声势已经造成，“甫系”即刻行动。刘树成到重庆，电约潘文华前来摊牌，彭光汉则绕道直接杀奔边署，一面发出“清君侧”的电报，嚷嚷着要清除“潘系”骨干，一面把自己的部队拉出来，摆开不惜一战的阵势，要对潘文华实行“兵谏”。
南京方面要收拾潘文华还正愁没有借口，事端一出，即将第五十六师的番号予以撤除，剩下的那几个光溜溜的旅则隶属边署，潘文华扶太子上位的希望破灭了。
对潘文华和“甫系”而言，其实是两败俱伤，但彭光汉等人都是一些无脑莽汉，见此情景，反而气焰更盛，又逼迫潘文华将“潘系”骨干赶走。
潘文华无可奈何，只得声称“新情虽厚，旧恩难忘”，完全照“甫系”的要求办理。
潘文华的内部破绽百出，很快落入了任人宰割的境地。南京国防部东调西调，一会儿功夫就把几个旅都调走了，连潘清洲都奉命去了石家庄。
至此，曾经自认为牢不可破的团体被肢解无余，潘文华成了光杆的边署主任。
当初潘文华从抗战前线返回四川时，手上也没有一兵一卒，不过那时候他不用担心，因为有刘湘这个可以充分利用和挖掘的资源，如今“甫系”、“潘系”连同曾名噪一时的武德励进会，均成明日黄花，这时候的潘文华才真的算是两手空空。
光杆主任有什么做头呢，潘文华报请返渝就医，蒋介石顺势调他为西南绥靖公署副主任，一样是个有职无权的闲职。
潘文华的丧魂落魄，无疑给刘文辉等人再次敲响了警钟。刘文辉从中得出的教训，就是在蒋介石治下，无论如何不能丢掉枪杆子，丢掉了就等于自杀。
比这个问题更大的，还是天下的归属。
龙云下台后，说他并没有想和蒋介石争江山，夺社稷，其实就算他想，也没这个能力。刘文辉的实力尚远不如下台前的龙云，他所能做的，只能是早一点猜准历史所埋下的底牌，而且越早越好，以便决定自己的取舍。
刘文辉同中共的正式接触，始于抗战后的第二年，以后彼此的联系日益频繁和密切。他曾和周恩来多次会晤，并秘密加入了张澜领导的民主同盟，出钱出力支持民盟的活动。
刘文辉后来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当初的想法和动机：“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
大家都在猜底牌，但解放战争一共才打了两年，谁都拿捏不准下面到底是什么花色。
1947年12月，杨干才整二十师驻防河南确山。第三野战军（即华野）两个纵队、第二野战军三个纵队，解放军以总计五个纵队的规模，对确山展开围攻，经三昼夜激战，仍未能攻入确山，解放军最终选择了撤出战斗。
这样的战事尽管不多，对猜牌的人而言，却大大增加了其中的技术难度。
1947年冬，曾任刘文辉幕僚长的朱戒吾从东北返川，刘文辉闻之立即约见。
朱戒吾到刘府时，已经是宾客满座，刘文辉避开众人，把朱戒吾领到一间小会议室，两人私下密谈。刘文辉急切想知道的是，东北的情况和今后的形势。
朱戒吾告诉刘文辉，东北建立的工厂企业，包括后来日本人所建部分，已被苏军提前拆迁搬回苏联，东北经济遂因此陷入瘫痪。进入东北的国民党部队虽占据了松花江以南的一些大城市和交通线，但实际上只是表面强大，一旦交通线被截断，便会被孤立在几个点上。相反，共产党部队控制着广大农村，反而拥有足够的后续力量和支援。
这位极具眼光和判断力的老幕僚长由此得出结论：取胜东北的将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
朱戒吾还说，他过去从未到过东北，对自己家乡感到很骄傲，因为这里是天府之国。去了东北，才知道那里是另一个“国之天府”。
“如果东北被解放，以东北的资源和生产能力，配合关内诸路解放军，若欲与国军争衡天下的话，将势不可当。”
朱戒吾断言：“东北易手之日，即天下大势已定之时。”
刘文辉听了这些话，频频点头称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态度逐渐趋于明朗。
等不到东北易手，国民党阵营已是内外交困。
1948年2月，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学、成华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两次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要求配给平价米，从而掀起了四川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游行过程中，学生冲入了四川省政府，成华大学学生甚至在省府大院盘踞达数日之久。
成渝两地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全体联名给蒋介石上书，认为两次学生游行，捣毁省府，系由共产党暗中策动，而作为省主席的邓锡侯软弱无能，应对乏力，应另选有气魄、有担当的人员来做省主席。
解放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又把四川作为“大后方”，征粮征兵甚急，以水晶猴为人处事的风格，自然难以应付这种需要，所以蒋介石也早就有了换邓之心。
他为此准备的方案是：水晶猴下，王灵官上。
抗战胜利后，王陵基回到重庆。当时恰好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渝，蒋介石举行欢迎仪式，并且下令，只有中将以上的实职带兵官才能参加仪式，王陵基时为中将，有幸受邀。
王陵基平时的个人风格比较独特。他眼睛深度近视，又听江湖术士说他杀气太盛，所以就专门给自己配了一副近视墨镜，以遮挡杀气。
既然是近视，当然一年四季都不能取下来，出席仪式也是如此，而在一众高级将领中，他这种装酷的打扮又显得十分惹眼，想不引起马歇尔的注意都挺难。马歇尔十分好奇，于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王陵基，在看清王陵基的领章是中将后，他就问蒋介石，这位戴墨镜的中将是谁？他为什么如此特殊？
蒋介石一时不知作何回答，翻译比较机灵，急忙用英语向马歇尔解释：“这是四川的一个土军官，眼睛时常有病，因为要欢迎您，所以特批他戴墨镜与会。”
王陵基在川军将领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在翻译口中竟变成了“眼睛有病的土军官”，若不是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听到了非爆不可。
与大墨镜十分相像的，是王陵基的那张超级大嘴。
王陵基曾对人吹牛，说他年轻时曾在上海滩厮混，而且经常上青楼，花钱如流水，好不阔气，那时蒋介石不过是个瘪三，竟然也想上来跟他争抢小姐，他就生气了，当下便把蒋介石揪住，痛打了一顿。
无人知道其中真假，王陵基却津津乐道，俨然视为生平最得意之事。
欢迎马歇尔的仪式一结束，王陵基就被晋升为陆军上将，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这些当然与王陵基为抗战所做出的贡献有关，他的第三十集团军虽无法与杨森的第二十军相比，然而在出川抗战的部队中亦属中上层次。
可是王陵基觉得这个不够牛，他吹了个更大的。
据王陵基说，武汉撤退后，蒋介石打算撤到衡山以南，不守长沙了，是他王灵官认识到“湖广熟，天下足”，不守不行。
王陵基绘声绘色地描述道：“我一见不好，赶紧痛哭流涕地呈述，苦苦劝他万勿轻易抛弃湖南这个粮仓。蒋介石被感动了，就采纳了我的意见，以后的军粮、民粮全靠湖南接济。正因为我有这么大的功劳，蒋介石才会让我做江西省主席。”
出任封疆大吏后，蒋介石曾在庐山召见王陵基，两人密谈达几个小时。
随从问他为什么谈这么久，王陵基当然不能随便吐露谈话内容，便闭着眼睛信口乱说：“蒋介石问我怎么练内功和气功，我就把我的采补之术传给了他。”
王陵基督赣的那一年，正值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也就是所谓的“伪国大”。会前要举行代表选举，王陵基也想去凑凑热闹。
王陵基是四川乐山人，要成为代表，就得在乐山参加竞选，但他兴致勃勃参选，结果却是名落孙山。正在又羞又恼之际，乐山方面告知了原因：蒋介石另有规定，军队将领担任国大代表者，概由其亲自圈定。
蒋介石所圈定的名单中，没有漏掉王陵基，于是他欢欢喜喜地去了南京。
王陵基到南京的时候，另一个代表孙震也到了，当时他们在外都有抗战名将兼元勋的声名，川籍代表很是推崇，就专门开了个会表示欢迎。王陵基十分高兴，他拉着孙震在客厅正中坐下，并且招呼众人：“你们都来嘛，就围在我们旁边好了。”
有人在旁边起哄：“王总司令（指王陵基），要不要喊口令，立正，敬礼？”
王陵基更来劲了，还搔首弄姿，真的做起了检阅部队状。
这些代表里面，有对王陵基不满的，在下面悄悄地议论：“王陵基简直把我们当成了他的俘虏，他简直是在做受降状嘛。”
正得意着呢，祸事来了。
1948年3月下旬，行政院长张群把王陵基找去，告知要他接替邓锡侯担任省主席。王陵基一听就傻了眼。
邓锡侯下台，直接起因于学生运动，以水晶猴那么精明的一个人，都只能滚鞍落马，可见事情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与此同时，四川政界的复杂，人事摩擦的厉害，王陵基作为当事人又是再清楚不过的，那简直就是一口滚烫的油锅啊。
再说了，做四川省主席虽然曾经是王陵基的梦想，但他现在已经是江西省主席，同为封疆大吏，何必巴巴地再跑去受那份罪呢？
王陵基拼命推托，张群就让他去庐山直接跟蒋介石说。
当着蒋介石的面，王陵基诉了一堆苦，蒋介石就像完全没听见一样，末了说：“各省的人回各省去”，并且令王陵基即刻启程。
见毫无回转余地，王陵基只得答应回川，不过他向蒋介石提出，自己在四川没有部队，担心邓锡侯拒不从命，因此要求蒋介石设法将邓锡侯留在南京或上海一段时间，等他回川接印后，再让邓锡侯回去。
对于这个要求，蒋介石认为合情合理，也不难做到，于是就把邓锡侯召到南京，对他说：“四川大后方任务繁重，晋康（邓锡侯的字）兄你是军人，不适合搞行政工作，还是在军事方面效力吧。”
邓锡侯本人虽被调虎离山，但他的部下还在成都，仍然有人反对王陵基，而且民间舆论也毫不客气，把王陵基回川称之为“灵官扫台”。
川剧到煞角（四川话，意思是结束）时，总是要叫灵官出来扫扫台，表示这场戏演完了。老百姓拿“灵官扫台”来比喻王陵基，当然是要晦气晦气他。
1948年4月8日，王陵基抵达成都。一下飞机，他就问别人：“邓锡侯的部下为什么要反对我？”
有人回答：“邓的部下认为你抢了邓的位子。”
王陵基跟窦娥一样地喊起了冤：“我在江西也是当主席，用不着抢别人的，这完全是蒋介石的决定，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王陵基做了最糟糕的心理准备，但是他的入川之行却是出奇的顺利，川局也出奇的平静：除了“灵官扫台”的舆论外，就是成都街头的反对标语。
这些对王陵基来说不过是毛毛雨，伤不着他分毫。换句话说，继刘湘挂掉之后，又有谁做四川省主席，没享受过这一“待遇”呢？每次总是有些人要来这么一下的，权当接风吧。
川局的平静，与“铁三角”的瓦解当然有着莫大关系——邓锡侯不在四川，想兴风作浪也难；潘文华既失权柄又失声望，没人搭理；刘文辉虚与委蛇，不仅不公开反对，还代表地方势力亲自到机场迎接王陵基。
王陵基悬着的心放下了。他如今需要解决的，是蒋介石需要他解决的那些事，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不让成都学生“闹事”。
1948年4月9日，王陵基在成都正式履职。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他，说成都学生又要来游行示威了，而且还要到省府请愿。
王陵基一听腾地就火了，大叫着说：“我刚刚就职，就给我来下马威，我非杀人不可！”
话虽是这么说，但王陵基并不敢真的开枪杀人，因为他知道如今时势不比从前，如果硬性镇压，火只会越燃越旺，到最后倒霉的还是他自己，没准当天履职，第二天政府就会因舆论压力而摘了他的乌纱帽。
人通常都具有性格的多面性，王陵基私下喜欢表现、爱吹牛、人来疯，但他在正式场合处理问题时却并不表现得如此轻佻和无脑，这也是王陵基与另一个大嘴、他曾经的部下韩全朴的区别所在。
面对困境，王陵基想出了一招绝的。
当天，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就把警备部队开到省政府周围，并将游行队伍包围起来。严啸虎本人全副武装，坐在吉普车上吆三喊四地进行指挥。
学生知道军队不敢怎样，因此不但不怕，反而高声喊打。严啸虎的凶神恶煞完全是硬装出来的，见状赶紧下车，“出言语，拿上服”，就差跪地磕头了。
硬不好，软也不行，学生根本就不让步，把严啸虎团团围住，弄得这个警备司令脱身不得，狼狈不堪。严啸虎转而哀求众人：“请放我进省府，我一定把大家的意见转报王主席（指王陵基），保证有圆满的答复。”
听到这番话，学生才让开一条路，严啸虎屁滚尿流地跑进了省府大院。王陵基见没能吓住学生，就通过严啸虎向外告知，说请外面的游行队伍派代表入内面谈。
学生代表一进门，尚未开口，王陵基就拍桌大骂：“你们今天是来向我道喜的，还是来同我开玩笑的？我告诉你们，我是不容许学生捣乱的。”
随即王陵基不由分说，将代表们全部捆绑起来。外面的学生久不见人，更加愤怒，纷纷要往省府大院里闯，因大院的铁门已关，有一些学生就试图爬铁门进来。
爬铁门不可能一哄而入，事前王陵基已经吩咐下去，爬进一个捆一个，于是陆续有一百多名学生被抓。
游行队伍里面，代表是核心，敢爬大门的也往往是胆子大些的，剩下的人再要予以驱散，相对就比较容易。
这一事件当时被称为“成都四九血案”，有人挨打受伤，没有人死亡，最重要的是王陵基把游行队伍中的核心和骨干给关了起来，而且一关就是十天，虽然因各方抗议，十天之后又不得不予以释放，但此时学生运动的最高潮已经过去，王陵基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危机。
除了政治因素外，学生运动的主要起因还是“米荒”，四川省政府供给各大学学生的平价米，仅及需要量的三分之一。王陵基调查下来，四川不是没有米，是许多人抢购农民运来的谷米，囤积居奇以从中牟取暴利，结果弄得成都市民天天都买不到米，而按规定应发给学生的平价米也被人拿去卖给了黑市。
邓锡侯在任时，省府的一些负责人跑去跟刘湘的遗孀刘周书争吵，说她有大量的米不肯拿出来。“虎婆”毫不买账，反驳说：“你们不是和我一样在囤积居奇吗？这样好了，你们拿多少粮食出来卖，我也拿多少！只想叫我拿而你们不拿，还要继续抢购，我才不干呢！”
这些负责人心中有鬼，哪里敢再扯下去，事情不了了之，“米荒”也就越来越严重。
为了缓解危机，王陵基把私交甚笃的“四川财神爷”刘航琛给请了出来。起初是准备让刘航琛担任四川财政厅厅长，刘航琛觉得施展空间太小，于是王陵基又改聘他为自己的顾问。
此顾问非一般的顾问，其实就是首席幕僚。王陵基对刘航琛言听计从，送交王陵基批阅的公文，刘航琛可以代拆代行，发号施令。两人平时面对面坐同一张办公桌办公，省主席印信就摆在办公桌上，供两人共同使用，可以说，这种信任度超出了过去刘湘之与邓汉祥，以致于刘航琛在和特别熟的朋友聊天时，也常笑称自己是太上省主席。
从起用刘航琛开始，从省府到县区，王陵基全部进行了换班，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大批起用由曾扩情推荐的黄埔学生和复兴社成员。
当时四川有十八个行政专员公署，曾扩情保荐了十二人出任专员，有一百多个县，曾扩情保荐了两百多个县长，二取一。
王陵基靠刘航琛动脑子，靠这些专员和县长卖力气，在四川征兵征粮，在1948年和1949年间，每年都要强拉几十万壮丁，征粮两千多万石，光是征粮数额，就已是抗战时期的一倍多。
抗战胜利之后，巴蜀大地本应得到休养生息，不料更添重负，川中百姓由此苦不堪言。
王陵基到四川时，曾听到一种说法，说中共预定用五年时间解放全国，王陵基就此认为他还有两三年时间在四川做好准备。
谁都没有想到，国民党在大陆完全失败的速度会那么快，根本就没能维持住两三年。
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来自于东北。1948年9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蒋介石部署在东北的精锐部队陷入包围之中，那情形正如刘文辉幕僚长的朱戒吾所见，东北野战军用农村包围城市，城外的交通线一被截断，国民党部队就成了瓮中之鳖。
王陵基为此惶惶不安，他所住公馆附近有个骆公祠，是清末四川总督骆秉章的祠堂，祠内设有乩坛。王陵基几乎天天去骆公祠叩拜“乩仙”，就巴望着“乩仙”能在沙盘上显灵，给个他期待中的预告。
到了这个时候，别说“乩仙”，抱玉皇大帝的腿都没用了。辽沈战役以东北野战军的完胜而告终，国民党在东北的精锐军队几乎全被包了饺子。
“东北易手之日，即天下大势已定之时。”这句预言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失去东北的国民党部队军心动摇，淮海战役成为他们在绝望中的最后一搏。
1948年11月，南京国防部不得不再吃一遍回头草，把原来的整编师恢复为军，整二十师于是又恢复到了第二十军，归白崇禧指挥。
国民党阵营最令人吃惊之处在于，马上要集体完蛋了，内部还在你争我夺，闹得不亦乐乎。蒋介石指望依靠淮海战役挽回局面，白崇禧却坐而望之，专等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输光老本，他和桂系好登台唱戏。
白崇禧不仅自己不肯出兵参战，也拒不执行国防部的命令，不肯放第二十军出战淮海。国防部多次交涉，直至1949年初，第二十军才到达蚌埠，而这时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完全崩溃。
第133师师长李介立率部通过蚌埠大桥不到十里，迎面就撞见第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乘一辆牛车跑来，身上穿的不是军装，而是便衣，情形狼狈之极。
胡琏问李介立：“你带部队到哪里去？”
听说是去参加淮海作战，胡琏大叫起来：“快让部队停下，你看我都成什么样子啦，整个战场都完了！我是换便衣才跑下来的。”
李介立一面叫停，一面报告杨干才，杨干才赶紧将部队撤回蚌埠，才使第二十军暂时避免了垮掉的厄运。
当然，这只是暂时。正像白崇禧所乐意预见的那样，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主力在淮海战役中基本被清了个空，第二十军在蒋介石心目中也因此变得更为重要。
杨森奉蒋介石之命，亲自到前方给第二十军打气。杨森自认是北宋名将杨继业的后人，最后离开部队时，他特地嘱咐杨干才：“不到万不得已时绝不投降，要效法杨继业兵败时撞死在李陵碑上的故事。”
1949年2月，第二十军开往芜湖，以防备解放军抢渡长江。杨干才在视察防务时，看到驻军在和一个老乡争夺棺材，双方都不肯让步。
杨干才上前询问之后，才知道这口棺村是老乡为家里老人预备的寿材，而由于没有合适的工事材料，驻军想把棺材搬去加固碉堡。
打了一辈子仗，杨干才对战局走向已然心知肚明，他制止了部下，并摇头叹气道：“我们吃粮当兵，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就算要了这口棺材，同样也难逃一死，还是给人家积点德吧。”
杨干才让副官拿出两块大洋送给老乡，说如果自己死在这场战争中，请老乡把棺材留给他当葬身之所，两块光洋便是定金。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渡江战役。芜湖的上游和下游要塞皆被突破，解放军的后续部队从第二十军的侧翼不断渡江，当师长李介立爬到山顶观察时，他发现第二十军已经被包围，无路可走了。
第二十军撤退不及，招致全军覆灭，企图突围的杨干才被子弹击中，从马上掉了下来。围拢的解放军士兵要他放下武器，杨干才举起手枪，朝自己开了一枪，当即自杀身亡。
解放军让被俘人员前去辨认，当看到杨干才的尸体时，那些征战多年的老兵全都痛哭流涕，恳求解放军看在杨干才抗战多年的份上，予收敛安葬。
解放军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将杨干才予以装殓，后来棺材被运回了四川。
解放军摧枯拉朽式的攻势，加剧了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崩溃。当时的情形，按照一位四川参议会议员的说法，耳闻身受，到处是悲观失望和混乱不安的状况，“恍若身坠深渊，恨不能以自拔”。
糟糕的局势下，刘航琛的那些理财手段统统失灵，没有一条办法行得通。王陵基为此经常和刘航琛发生争执，大吵一通后，刘航琛终于选择了拂袖而去。
合作失败的原因，刘航琛认为出在王陵基身上，说王陵基是个“黄棒”。黄棒是四川话，意思是王陵基在理财方面乃一窍不通的门外汉，而偏偏这个“黄棒”还是个“酱黄瓜”，性格太犟，不肯接受他的意见。
刘航琛说，一个外行一意孤行的结果，必然处处碰壁，最后被整得“瓜兮兮”（也是四川话，意为傻乎乎）。
王陵基听到后连连摇头苦笑：“这龟儿胡说！”
刘航琛离开四川后，曾短期出任粮食部次长、经济部部长。王陵基以此为依据，说：“刘航琛的那一套到后来哪里都耍不灵了，他到中央政府也没有搞出啥名堂来嘛。”
让王陵基烦恼的当然还不止这些。事实上，从他主持四川省政第一天起，天天就是在人事纠纷中过日子，这让他伤透了脑筋。
刚开始最喜欢找王陵基茬的不是邓锡侯，而是王缵绪。
抗战胜利后，王缵绪基本处于郁郁不得志的状态，他的官衔是西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和潘文华一样没有实权，而当年跟他争夺川督交椅的王陵基却如愿以偿。
王缵绪那个羡慕嫉妒恨啊，都能把他整个人的身体给点着喽。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王陵基有“传授蒋介石采补之术”的八卦，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登登登地上门找到王陵基，问是否确实。
王陵基表情尴尬，不置可否，王缵绪其实对事情的真伪毫不关心，他来就是要给对方难堪，当下就讥诮道：“你的那些功夫，抵不过我的一杯药酒！”
“成都四九血案”发生后，华西大学的两个外籍教授对王陵基提出了严厉批评。王陵基以为老外不谙国情，驳外国教授比驳国内教授容易，就把他们约到省府办公室，要进行当场辩论。
不料这两老外在四川执教多年，不仅对当地的鸡零狗碎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成都话，王陵基盛气凌人上场，却反而被对方驳得无言以对。
两教授得胜回营，逢人便说，“犟黄瓜”是样样不行，简直是个“瘟疫”。
王缵绪知道了，高兴得一跃而起。他急忙找人引荐，前去拜访洋教授，并把二人引为知己，经常请他们吃饭，议论川政，讥评王陵基。
这种躲在背后发发小感慨，投投小标枪的做法，王陵基早已习以为常，倒也不惧，真正给他带来威胁的不是别人，却是张群。
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国民党阵营已呈现出树倒猢狲散的趋势，即便如陈诚、薛岳这样从无数次胜仗败仗中爬出来的战将，也都对军事失去了信心，不过有一点众人有着共识，那就是西南将是国民党赖以挣扎的最后根据地。
当时国民党政府已从南京迁至广州，陈诚、薛岳，包括何应钦都认为，守广州只能守到跳海，而西南万一支持不住，还可向缅甸、越南边境逃窜，并继续争取国际支援。
武将们能想到的，作为蒋介石首席幕僚的张群当然没有理由想不到。早在王陵基督川不久，他就将王陵基、杨森、刘文辉召到成都的黄埔军校进行商谈，说：“今后我们几个人应彻底合作，切实做到四川人大团结。”
抗战时期，张群曾在“大团结”上尝到过甜头，他最擅长的也是这一套。以张群看来，王陵基是四川省主席，杨森是重庆市长，刘文辉是西康省主席，要是这三个人能同舟共济，“经营大西南”就没有什么问题。
可这只是张群个人的一厢情愿，时易势移，刘文辉已经铁了心要反蒋，即便“团结”也只是在做表面文章，而王陵基、杨森都看刘文辉不顺眼，认为多宝道人心机太重，看不透他的心思，无法与之共事。
杨森首先打退堂鼓：“重庆一市在政治上关系很少，譬如唱戏，我只能扛旗打伞，够不上当正角。”
王陵基说：“在四川讲团结，以张先生同蒋先生的关系，绝对不会有问题。”
随即话锋一转：“可我们几个人就不行了，蒋先生向来最忌讳别人搞小团体，如果要这么做，必须请张先生同蒋先生商量好再说。”
三个人中，只有刘文辉附和张群，杨森和王陵基都无异于在唱反调，尤其王陵基的态度更是生硬，这让张群颇为不快。
会后他把情况跟邓汉祥一说，邓汉祥便趁此机会劝张群远离王陵基、杨森，重用邓锡侯、刘文辉。
不久，驻重庆的西南绥靖公署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被任命为西南军政长官。他对邓汉祥说：“我们有邓锡侯、刘文辉作基本，我又担任这个职务，王陵基、杨森皆在我的管辖之下，不怕他们不就范。”
张群以为他可以凭借顶头上司的身份拿住王陵基，却不料事与愿违。
张群是四川华阳人，又当过行政院长，所以一般人都称张群为“华阳相国”，对之尊崇有加，唯有王陵基对“华阳相国”不屑一顾，加上特有的“犟黄瓜”脾气，使得张群几有被其架空之感。
邓锡侯这时担任了长官公署的副主任，都是被闲置一边的“老干部”，自然是气闷得紧，因此对替换他的王陵基也很是不满，并由此和刘文辉、邓汉祥结成了新的“铁三角”。
见张群在王、杨那里屡屡碰壁，“新铁三角”知道时机已到，就天天聚议，想利用张群来推倒王陵基，夺取四川省政。
张群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面提出倒王，立刻会被他看穿，因此“新铁三角”采取迂回战术，他们请出了久违的熊克武。
熊克武以国民党元老身份，任川康渝国大代表联谊会主席。他找了三个“国大代表”，向长官公署请愿，要求罢免王陵基。
第一次张群没有接见，第二次他例行公事地把请愿书转报上去，不过仍未表明态度。
“新铁三角”再出绝招，串联了几百个川康渝的“国大代表”和四川参议会议员，准备成立“民意代表联谊会”，并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以便一举倒王。
张群也是“国大代表”，到达成都的当天晚上，他在邓锡侯家吃晚饭，除王缵绪外，刘文辉、邓汉祥、熊克武、王缵绪等人均为座上客。
邓锡侯首先致开场白：“诸事齐备，只欠东风，请岳军兄拿话来说。”
熊克武接着发言：“王陵基太不像话了，省主席非换人不可，如果岳军来兼任，我愿当委员。”
其他人当场也做了类似的表示。
次日一早，张群把邓汉祥约去，说如果只是反对王陵基，他根据大家的意见，可以支持，不过撤换王陵基之后，由他兼任这句话，自己实在说不出口。
邓汉祥不以为然：“我们当然会派代表请愿，不用你操心。”
张群急于“经营大西南”，他以过去的经验为经验，误以为邓锡侯、刘文辉真心要跟他“团结”，邓汉祥又是多年好友，自然也是向着他的。孰不知邓锡侯是水晶猴，邓汉祥是滑猴，加上一个多宝道人，四川军政界再也找不出比这三个人更圆滑更精明的。三个精明人耍一个聪明人，结果就把这个聪明人推入了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的可怜境地。
“新铁三角”的整个计划步骤，共分三步，倒王是水到渠成的最后一步，第一步成立“民意代表联谊会”，第二步是建立“自卫委员会”。
张群对于建立“自卫委员会”持赞成态度，但他跟“新铁三角”的出发点完全不同。张群是幻想用“自卫委员会”的武装来抵抗解放军入川，邓锡侯、刘文辉却是要藉此“作为迎接新局面的准备”，也就是要用来进行起义。
两步并成一步，召开成立大会的这一天，也把王陵基给请了过来，以进一步试探他的态度。王陵基事先已经探听到了风声，想好了对策，等轮到他发言时，他就站起来毫不客气地说：“成立自卫委员会侵犯了我作为省主席的职权，于法无据，我根本就不承认。”
王陵基当场声明，他已电令各县不准成立“自卫委员会”，如果一定要办，他就要实行全省戒严，以武力取缔。
说完这些之后，王陵基抛下众人，甩手扬长而去。
代表们都以为己方人多势众，王陵基看了就会腿颤，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强硬，且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会场立刻炸开了。
与会的一百多人十分复杂，都是各有各的算盘。有人纯属看热闹或捞便宜，见到王陵基那凶巴巴的样子，马上就泄了气，但是以“新铁三角”为首的一帮人不肯罢休，他们决定飞赴广州，实行双管齐下，一面请“行政院”批准成立“自卫委员会”，一面弹劾王陵基。
要去广州，得有名义，“新铁三角”又找上了张群。张群正被王陵基弄得极为尴尬，于是也同意用他的名义派代表去广州。
离川赴粤时，代表们誓言一定要把王陵基“打下来”，“倒王拥张”活动由此达到了最高潮。
淮海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遭桂系“逼宫”，被迫引退下野，幕前负责张罗的是“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阎锡山。
见到四川代表，李宗仁还以为是来捧他场的，马上表示欢迎，可是听来听去，却是反对王陵基主川，随即就变得兴味索然起来，一再声称自己是无权的总统，没法解决这一问题。
王陵基耳朵竖得直直的，代表们一出发，他就知道将面临更大的难题，心情变得极为紧张。
问题出给你，答案自己写。就跟打仗一样，应招不是关键，关键是找出对手的破绽，王陵基开始显现出他老辣的一面。
“新铁三角”也跟张群犯了一样的错误。他们急于求成，事情没完全办妥之前，就匆忙成立了“自卫委员会”，而且还发了一份宣言，宣言上只说要保卫川康的安宁，未提及当时通行的“戡乱”字眼。
王陵基就是从这份宣言上找到了破绽，他随即飞往台北草山，前去谒见蒋介石。
别的都不用说，一份态度暧昧的宣言，就足以让蒋介石作出判断，他立刻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致电“行政院长”阎锡山，阎锡山一听，也感到问题不简单，便以“不合章制，于法无据”批驳了关于成立“自卫委员会”的申请。
蒋介石原来对张群非常信任，通过这件事，他对张群也有所怀疑，认为他是受到了邓锡侯、刘文辉等人的利用。
“自卫委员会”无疾而终，王陵基也保住了川督的交椅，但那张椅子他实际上已坐不了几天了。
1949年11月上旬，解放军进军四川，直抵川东。国民党阵营风雨飘摇，“代总统”李宗仁的情绪也更为消极，干脆躲回桂林，不愿再承担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再次走向前台，由台湾飞抵重庆督战，他在当月反省录中记载：“明知其不可为，而我不能不为也。”
蒋介石仍希望像抗战时期一样，把四川作为大后方，凭借天府之国和蜀中天险，和共产党再周旋个一年半载，以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甚至是臆想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可惜的是，国民党这时的军事力量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低谷。自第二十军在芜湖覆灭后，杨森又重建了第二十军，其中除了一部分从前线逃回的残部外，多数为杨森从江西带来的保安团所组成，此外的“中央军”、川军也大多为打残后的新编部队，就算是这些部队，也早已军心涣散，如此防线哪里还能再撑得下去。
1949年11月30日晨，鉴于解放军已打到重庆近郊，蒋介石乘专机逃往成都，同时下令杨森率部撤退。
杨森督黔时，曾礼聘胡兰畦为贵州日报社社长。胡兰畦给杨汉域分析形势，论证国民党必然垮台的道理。杨汉域说：“你给老头子（指杨森）讲讲。”
杨森的位置站得比胡兰畦还要高得多，他哪能看不出形势走向，他给胡兰畦的回答是：“我在湖南平江杀过共产党，虽然那是薛岳的命令，但共产党是不会饶我的。”
当解放军逼近重庆时，担任二野司令员的刘伯承又派人策动杨森起义，并提出了生擒蒋介石等条件。
杨森予以拒绝。来人再三相劝，要杨森下决心扣住蒋介石，作为给共产党的献礼，免得偌大年纪还要流亡异乡。杨森老泪纵横，哭着说：“当年吴子玉（吴佩孚的字）落魄四川来投奔我，我都没有出卖他，现在我也不能这么做。”
离开重庆之前，杨森在市区巡视了一圈，见重庆秩序保持很好，他感慨地说：“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破坏。”
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但蒋介石还想在大陆保持最后一块基地，以便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
这块基地，蒋介石设定为西昌，在此之前，他想依靠胡宗南的部队，在成都附近打一场“漂亮的仗”，先阻止解放军的三面包围，再从容逃往西昌。
无论是打“漂亮的仗”，还是退缩西昌，都不能没有刘文辉等人的从中配合，这时张群也感到刘文辉、邓锡侯的真实态度难以揣测，于是特地通过邓汉祥找刘文辉晤谈。
谈话之间，当着刘文辉的面，张群试探着向邓汉祥提出几个问题，包括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如何打算。一旁的刘文辉怕露出马脚，连忙接过来说：“我同晋康（邓锡侯的字）力量本来有限，但绝不畏难，必与共产党拼命到底，这是我们报答国家，报答蒋先生的最后机会。”
张群明着问邓汉祥，其实就是讲给刘文辉听的，见刘文辉说得非常诚恳，张群信以为真，很是高兴。
第二天，张群又找邓锡侯谈话，尽量用话来打动邓锡侯，邓锡侯一个不小心，竟然说漏了嘴：“我们组织自卫委员会，就是准备拿它来作桥梁的。”
当张群听到这句话时，其震惊和所受到的刺激可想而知，他一下子就从中明白了很多他不了解的真相，而这些真相让他痛苦不已。
回去之后，张群立即打电话约邓汉祥见面。见面后，他寓有深意地问邓汉祥；“刘文辉、邓锡侯平时和你商谈事情，有无保留？”
邓汉祥回答说没有。
张群再追问：“刚才我听邓锡侯说，你们组织自卫委员会是拿来作桥梁的，那么这个桥梁究竟要过渡到哪儿去？”
尽管张群强忍克制，但说到这句话时，他的悲愤之情，已经溢于言表。
邓汉祥闻之愕然，好在他的反应相当之快，愣了一下急忙辩解：“邓晋康是著名的水晶猴子，他要造反，肯同你说吗，这分明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滑猴”敏捷的思维让他暂时摆脱了尴尬，然而张群再也不会相信他的话了。
所谓日久见人心，现在别说人心，连人影都得打个问号。邓锡侯、刘文辉与张群以前并无历史关系，张群还放得下，唯有他与邓汉祥既是老友，又共事多年，他对对方的人品一直深信不疑，可以说，没有邓汉祥，他不会在蒋介石面前屡屡为邓锡侯、刘文辉打包票，也不会发展到与王陵基翻脸，以致于自己受到蒋介石的怀疑。到头来，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其实不过被人利用的一个道具而已。
以张群的政治智慧，轻易不会上当，只能说国民党在大陆真的气数已尽，无论是刘航琛还是张群，即便在他们驾熟就轻的领域，也已经周旋不开了。
1949年12月3日，张群通过邓汉祥，要求“民意代表联谊会”的要员们将家眷送往台湾。
送家眷，说穿了就是扣为人质，都知道这是座坑，谁也不肯往下跳。熊克武说他自从虎门被囚后，就不负任何责任，现在却要限制他的居住自由，因此坚决不去，说着说着还哭了。
刘文辉：我妻子有抽鸦片的嗜好，到了台湾不方便。
邓锡侯：我只有一个妾，还是个黄毛丫头，连位于成都市中心的牛市口都没去过，把她送到台湾，你们不是开玩笑吧？
张群听后表情复杂，但又无计可施。
1949年12月5日，张群让邓汉祥把刘文辉找来，指着刘文辉说：“刘自乾，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
刘文辉回答：“我原想同共产党拼了，打不赢就去西康做喇嘛，现在共产党即将打到西康，要做喇嘛也不行了。”
接着他又问张群东线战场情况如何，张群的话里已全是愤怒和焦虑：“你不要问东路西路怎么样，要问你怎么样！”
刘文辉语塞，看着两人要顶起牛来，邓汉祥急忙上前给刘文辉打圆场：“这事很简单，请你约好胡宗南，与邓（邓锡侯）、刘（刘文辉）商量决定作战计划，再请蒋先生下命令好了。”
通过这番对话，彼此都明白对方充满戒心。出门行到半途，邓汉祥便对刘文辉说：“聚会地点还是放在你家里为妥，如果在别处，万一被扣，毫无办法。”
刘文辉在成都的公馆有两个连的卫兵，刘文辉也觉得这样妥当。因此邓汉祥就跑回去对张群说：“自乾的房屋较宽，烧菜的厨子也不错，我想叫他准备点饭菜，今晚就在他家里会谈如何？”
张群对刘文辉和邓锡侯还有一丝希冀，何况两人都有军队，那种情况下扣人也不现实，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晚上谈话时，有人质问刘文辉、邓锡侯，说刘部破坏大桥，邓部扼守要道，都不让胡宗南的部队通过，这是在干什么？
刘、邓矢口否认，刘文辉还故意发牢骚：“如果我和晋康的实力不被削弱，今天我们两人都可以担负起守卫成都的责任。现在解放军来了，我们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胡宗南说：“刘先生不要灰心，我的部队可以交给你指挥。”
刘文辉当即把胡宗南的话顶回去：“我们都是行家，你的部队我哪里指挥得动？换过来也一样，我的部队你也不能指挥！”
一堆人扯来扯去，谈到深夜，也没能扯出什么结果。
刘文辉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康，他之所以要留在成都，一方面是出于政治谋略，以便联系反蒋力量，另一方面他和邓锡侯虽然事先已约好共同起义，但因邓锡侯有水晶猴的名声，他又害怕邓锡侯会临时变卦，对之不太放心，所以邓锡侯到哪里，他都尽量跟到哪里。
经过会谈中的质问，两人反而都对对方放心了，不过也正是有了这次质问，让他们深感气氛紧张，成都再不可久居。
1949年12月6日，刘文辉和邓锡侯密商，认为如果蒋介石再次相召，就必须出走。
刘文辉的想法是退到成都武侯祠里去，因为那里驻他的一个营，而且还有工事。
邓锡侯这个时候的脑子总是特别好使，他说武侯祠占据要道，乃胡宗南的部队撤往西昌时的必经之路，“胡宗南在所必争，他只需两颗大炮弹，一颗飞机炸弹，就能把我们解决了，还会因此连累孔明先生。”
邓锡侯主张退往成都以北的彭县，因为那里离成都市区较远，进可以会合解放军，退可以固守山地。
刘文辉当即同意，两人相约暗中准备。
云南这时的局势也变得不明朗起来。接替龙云督滇的卢汉起初在政治态度上持“右”，推行所谓“九九整肃”。不料龙云却在香港突然宣布：“云南受我策动，已经解放。”卢汉措手不及，曾大骂龙云：“似此买空卖空，形同政客，汉与一千三百万人犹在梦中。”
随着解放军向西南大举推进，卢汉的态度急转直下，又由右转左，事实上已在暗中筹划起义。
1949年12月7日，张群奉命前往昆明察探卢汉的动静。临行之前，张群私下问邓锡侯：“自乾将来会怎么办？”
邓锡侯当然不会说实话，就敷衍道：“我听他说，第一步是退守西康，若不得已，便去寺里做喇嘛。”
张群又问邓锡侯会怎样。邓锡侯说：“第一条路是和胡宗南一起作战，第二条路是退到茂县暂避一时。”
邓锡侯以为他编得天衣无缝，但水晶猴滑头归滑头，心机却没有刘文辉和邓汉祥那么深。当时国民党不管军人政客都把逃往台湾作为唯一退路，可是张群从始至终没有听邓锡侯说起一个字，因此他便知道邓锡侯、刘文辉真的是另有打算了。
张群这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托邓锡侯照顾他的母亲。
邓锡侯、刘文辉究竟何去何从，张群其实已经顾不上了，以老母相托，就是料知昆明之行凶多吉少，做最后的人生嘱托。
张群与邓汉祥相交最深，却不托邓汉祥，直接托付邓锡侯，令邓锡侯感到非常意外，而对方那种极度悲哀与绝望的情绪，也使他心下恻然，只得以好言安慰。
当天下午，刘文辉、邓锡侯接到通知，蒋介石要予以召见。两人大为惊恐，担心蒋介石将采取非常手段，或把他们骗上飞机，强送台湾，或予以软禁，于是下决心立即潜往彭县。
邓锡侯带上猎枪，坐上吉普车，佯装出城打猎。到了城外，路上有两个认识邓锡侯的人还嘀咕：邓某好安闲好镇定啊，这种时候他竟然有空出城打鸟。
1949年12月9日，邓锡侯、刘文辉在彭县宣布起义。潘文华这时在灌县养病，也通电响应。
同一天，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随即扣留了张群。据说当时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吃晚饭，毛泽东当即说：“张群如果愿意和我们一道工作，我们应好好安排他，如果不愿留下，便拿去换张学良，蒋介石一定会同意的。”
卢汉曾劝张群“弃暗投明”，张群回答：“我一生是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把我当俘虏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样。要是你们让我走，我会很感激。”
面对无法阻挡的时代大势，张群已显得心灰意冷，他向卢汉表示，自己即便能离开云南，也不会再做什么事，只想到海外去做寓公。
卢汉和张群有着很深的私交，思前想后，终究于心不忍，难以下手，所以两天后还是把张群放了。临别时他交给张群一封信，信上说，云南大势已去，已无孤注一掷的可能，他为了保全桑梓，只能“毅然而谋自救”，这是公情。不过他与张群还有私谊，之所以未经中共同意，就冒着风险私放张群，是“亦以报德”，报答张群曾经的交情。
彭县、云南的相继起义，把国民党军队退往云南的希望也给打破了，蒋介石、杨森、孙震等人都先后驾机逃往台北，余下留守的人更加茫茫无所依从。
这时候的起义就几乎等同于诺亚方舟，谁进谁安全。尚留在四川的川军余部，但凡手里有点部队，或能整编到人马的，都争先恐后举行起义。
杨森走后，其子杨汉烈被推为新第二十军军长，他即以杨森有“手令”在先为由，举行起义，只有老兵居多的第134师拒不从命，想逃往西康，最后被解放军歼灭。
王缵绪的老部队第四十四军早被打光了，连儿子王泽浚都在淮海战场上被俘，好在他还有一个新编的第四十四军。凭借这支部队以及临时弄来的成都保安司令头衔，他在成都举行了起义。
到这个时候，他还没忘记王陵基，一定要先擒之而后快。
王陵基也真的是够倒霉，他本来有足够机会乘机逃往台湾，可因为蒋介石临走时的一句“你以后与胡宗南切实联络”，他就没急着走，想随胡宗南一道先退到西昌再说，结果在道路被解放军截断后，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王缵绪下令全城搜捕：“赶快把王陵基逮捕了，好立下大功。”
王陵基没有三头六臂，当然也不会飞，成都解放没几天，他就在川南的一座码头上被逮捕归案。
王陵基被捕时，周围不少人都在议论，说：“这家伙一回四川当主席，我们就看出国民党要完蛋了，灵官扫台嘛。不过能让王灵官扫这么大一个戏台，他也够神气的。”
从1950年到1951年，国内掀起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大批国民党被俘人员被枪决，其中就有夏炯“夏马刀”。当时社会上的谣言很多，连上海出版的一本人名辞典上，都说杜聿明已被“镇压”，但其实像杜聿明、王陵基这样达到战犯级别的高级军政人员，并不在其列。
王陵基开始被拘押在重庆监狱，接着转往重庆战犯管理所。战犯管理所自成立起，即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待遇很好，每月都有十六元的集体伙食费。当时四川物价很低，这样的伙食费，可以做到每餐一荤一素，吃得相当不错。一些级别较低的被俘人员为之眼红不已，背后发牢骚说：“罪大待遇好，罪小生活苦。”
战犯管理所对外称“训练班”，从外面看也完全像一个机关或单位，所有犯人均可在管理所范围内自由活动，只要不走出就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战犯。
看到“训练班”每天买进鸡鸭鱼肉，周围老百姓都来打听这究竟是一个什么“训练班”，更有许多人要求“入班训练”，管理人员说你们不够条件，他们还不服气：“要什么条件？你快说说，我们好争取。”
管理人员笑道：“你们这一辈子也争取不上了。”
王陵基等人正在院内闲谈，听到外面声音很大，也跑出来看热闹。王陵基曾任四川省主席，人群中有见过他的，这下子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的训练班呀，别说我们这辈子争取不上，就是二辈子也争取不上啊！”
还有人明白之后说：“阿弥陀佛，和这些人一起训练，会吓死我的，请我去我也不敢去了。”
管理所内的战犯们大多并非川籍，但平时闲谈时，却都喜欢拿川军将领“无知可笑”的故事凑趣。曾扩情跟四川军人打交道较多，编的段子更是活灵活现。
他说刘湘搞空军，有个师长好奇，非要上去体验一把不可。起飞后，头晕不舒服，就大喊驾驶员停下来，他要下去。驾驶员说飞机又不是汽车，空中停不住啊。他就命令低飞。
在飞机接近一片山地时，从空中往下看好像不高，这师长以为一跳就能落地，就纵身跳了下去，结果……听的人笑了起来。曾扩情一看效果这么好，来了劲，又说一段——有个川军师长，一天集合全师官兵讲话。他手捧水烟袋，咳嗽一声说：“弟兄们给老子好好听着，昨天老子接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格老子原来是一个命令。按照这个命令，从明天起，老子们便是国民革命军了。谁要是再去偷鸡摸狗，他就是龟儿子！”
众人听了这段子，更乐。在大家眼中，仿佛川军将领就两种：不是草包就是草莽。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曾扩情的第一个段子难以查考真伪，第二个的原型大概是范绍增，可范绍增也就只有一个，其他能混出头的川军将领绝大多数均为正规军校出身，像王陵基、王缵绪都有一定的旧文化功底，写得一手好字，绝没外界想象的那么窝囊和不见世面。
放到王陵基身上，他的确有诸多“无知可笑”之处，不过跟草包草莽无关。
首先是个人生活方面。过去总是王陵基的姨太太或副官帮他刮胡子、挤牙膏，现在他自己刮胡子，常把脸刮破好几道口子。一筒牙膏发到手后，挤了一两次没挤出来，就两手捏住使劲挤，结果牙膏跑出来一尺多长，他急忙问旁边的人：“哎，你知道有啥子方法可以收回去？”
那人正含着一口水在刷牙，听到后忍俊不禁，扑哧一笑，水喷了他一身。
其次便是政治上的“幼稚”。虽为阶下囚，老王仍然本性不改，大嘴依旧，说出来的话，十有八九与周围的环境极不融洽。
当时很多犯人为了提早获得赦免，都争相表现“进步”，王陵基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一样，经常摇头叹气：“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因为言行不合时宜，王陵基身上能抓的“辫子”特别多，周围那些为求“进步”而左得发昏的犯人自然要揪住不放，频频对他进行批判。王陵基有“酱黄瓜”之名，脾气特别急躁，爆竹一般一点就着，你让他改正，他偏不改正，这样一来，又被认为是态度有问题。
在管理所内，王陵基位列上将，资格最老，却是挨批最多的人之一。他对此牢骚满腹：“上将不好当，宁愿挨一枪。”
王陵基是一老，接受改造的川军将领还有一少，他就是王缵绪的公子、原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浚。
第四十四军在抗战胜利后，仅剩下残破不全的六个团，武器枪支仍然是出川时的汉阳造或川造。全军有十二门山炮，战前一门丢失，一门打坏，还剩下十门，却又没有炮弹，只能放在阵前做做样子。
参加淮海战役时，王泽浚本来以为靠拢黄伯韬兵团会安全一些，不料黄伯韬把他摆在了碾庄外围，最后第四十四军败得一塌糊涂，连军指挥所都被炮火炸垮了，王泽浚本人是被解放军从泥土里扒出来的。
王泽浚被俘后长叹一声，对解放军说：“看看我们的武器吧，恐怕缴给贵军也不会要的。”言罢簌簌落泪，伤心不已。
解放前，王泽浚与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有过交往。那时沈醉正好到成都办事，赶上王泽浚的新居公馆落成，王泽浚以好客著称，广发请帖，沈醉也应邀做客。
那一次，沈醉对王公馆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公馆有很多房间，然而所有房间的大小格式又全是一个模样，分不出主次，就跟旅馆一样。
一般人家公馆绝不会如此设计，沈醉对此甚为不解，但因为是初交，当时也不便多问。解放后，两人都在重庆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身份也不同了，说什么都无所谓，沈醉就用戏谑的口气问他：“你在成都的公馆修那么多房间，是不是读了杜甫的诗，想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呢？”
王泽浚听了，一边笑一边摇头：“我没有读过‘豆腐咸鱼留女婿’的诗，那些酸溜溜文绉绉的东西一向不爱看。”
“豆腐咸鱼留女婿”是谐音，豆腐指杜甫，咸鱼指韩愈，留女婿指刘禹锡，这些唐朝著名诗人的名字，让王泽浚串起来用四川口音一绕，倒也十分有趣。
王泽浚又说：“我也没有无产阶级思想，啷格会去同情什么寒士。我是准备一些熟识的军政界朋友到成都来耍的时候，招待他们临时住住，大家好热闹热闹。”
末了，他又冒出一句妙语：“我根本不打算当什么春生菌、秋生菌，养一批闲人。”
“春生菌”说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名公子春申君，王泽浚的意思是他绝不会招收门客，去做一些哗众取宠的事。
沈醉与王泽浚差不多年纪，性格上又都活泼好动，爱说爱笑，自此便在战犯生涯中结成了好友。
1956年，王泽浚等人从重庆转送北京功德林，王泽浚和沈醉被分到缝纫组从事生产，昔日将军也得拿起细针来绣花了。
可怜王公子哪里做过针线活，刚开始抽针时因用力过猛，竟然把针刺到了旁边人的脖子上，险些酿成“流血事件”。后来经过总结，才知道，原来抽针时要把针尖对着自己，才不会误伤他人。
缝纫组的组长是杜聿明，生产作业的时候，他最怕王泽浚叫“哦嗬”，因为这就表示王泽浚一不小心又弄断了缝衣针或衣服，那时候叫做“损坏公物”，得写检讨。
沈醉在一旁大笑，而王泽浚总是满头大汗，一边搔头皮，一边补上一句：“格老子！”
比缝纫技术还让王泽浚挠头的是写墙报，这是学习体会和“暴露思想”中的重要一项，每个战犯都得写。王泽浚一遇到写墙报就恼火——他写不出。
坐在桌子旁不行，再倒到床上苦思冥想，折腾了好半天，才勉强写上一个标题。
有人觉得奇怪，说你不妨去看看别人写的，再综合一下，一篇墙报就出来了，有什么难的？
王泽浚不干，理由很简单：“拿枪杆子出身的军人，不能剽窃别人的文章！”
又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这不过是“监狱八股”罢了：你谈形势，就写“当前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读文件，就写“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王泽浚还是一个劲摇头。当然不管他折腾多少遍，最终熬出的墙报，还是逃不过“监狱八股”的那两种固定套路。
王泽浚个性爽朗，私下和沈醉无话不聊，不过他也有一个禁忌，就是不肯多谈被俘经过。沈醉好几次问他，他总是把脑袋一摇，两手一摆：“不谈这些。一个军人打了败仗，成了俘虏，连先人的脸都丢尽了，啷格还好意思去谈它。”
有一次管理所派王泽浚、沈醉给监狱干部修理缝纫机。因为知道他们是犯人，干部家里的小保姆非常警惕，在他们修理时，从外面把门给扣了起来。
这是很伤人自尊的一件事，两人相视一笑，也就磨磨蹭蹭，本来半个小时能干完的活，足足拖了半天。王泽浚更是没心没肺地往沙发上一靠，茶杯一端：“格老子，急他干啥子，老子们也来安逸安逸嘛。”
原路返回监狱时，看到田间有两个天真烂漫的儿童，两人走近，想去摸一下孩子的头。正在田里劳动的母亲看到他们身上穿着囚服，赶紧冲过来，一把将孩子拉到身边，然后睁大眼睛瞪着他们，好像生怕他们会带来晦气似的，眼睛里充满了敌意。
在管理所，每个人都得在大会上“挖思想”。王泽浚的“挖思想”公式是骂哭结合，即先骂国民党，再骂自己，然后嚎啕大哭，哭到后来连他自己都莫名其妙，不知道究竟在哭什么。
但是外出的那一幕真正刺伤了王泽浚。第二天，见没有旁人，沈醉悄悄地问他如何看待监狱外面人们的眼光，他把大腿一拍：“当强盗是抢东西的罪，当小偷是偷窃罪，当战犯是打败仗罪……”
沈醉急忙阻止他再说下去，王泽浚还是唉声叹气，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之于“打了败仗”。
当心里话一抖搂出来，两个平时有说有笑的开心果都被牵扯到了各自的伤心处。沈醉的前妻解放前夕去了台湾，迫于生计已经改嫁，他称得上是妻离子散。王泽浚的父亲王缵绪虽然起义，可后来又潜赴深圳，偷越国境，更倒霉的是还被边防部队抓住了，已经跟儿子一样锒铛入狱。
沈醉轻声哼着：“妻离儿散我成囚，人世悲酸到尽头”，王泽浚一向与“豆腐咸鱼留女婿”无缘，只会满口“格老子、龟儿子”，这时也突然念了一句“可怜天下战犯心”。
念完之后，他两手平伸，手心向上，不停地上下摇动：“我们究竟有什么罪啊！我们……”
王泽浚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高，沈醉见状大惊失色，连忙用手捂住对方的嘴，不让王泽浚再说下去。这时他看到，在王泽浚两只睁得又圆又大的眼睛里，已经悄然滚下了几颗泪珠。
1960年11月，沈醉被予以特赦，王泽浚没能于那一批获赦，同月，王缵绪病死在成都监狱。
1964年，邓锡侯在成都病逝，加上1950年去世的潘文华，当初的新老“铁三角”只剩下了刘文辉和邓汉祥。
1965年，战犯中军衔与资历最高的王陵基获得特赦，并且是那一批特赦中的第一名。经过多年改造，老王学乖了很多。据说民国时，有人问王陵基的岁数，他总是说：“和蒋委员长同庚。”解放后别人再问他高寿，他即刻改口：“和朱总司令同岁。”其实王陵基的岁数比“蒋委员长”、“朱总司令”都要大得多。
1966年，文革开始。王陵基和原国民党中将方靖、孔庆桂等人被红卫兵集中在一间房间里进行盘问。
王陵基这个时候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不太搞得清楚外面的风向，他往椅子上一坐，还大模大样地说：“你们这些娃儿要干啥子嘛。”
红卫兵小将们岂容得如此怠慢，于是啪地上去就是一皮带，然后大喝一声：“老实点！”
见王陵基一副老年痴呆的样子，料想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红卫兵就把矛头指向了方靖等人，他们问方靖：“你们杀过人没有？”
方靖老实回答：“杀过——不过是在战场上杀的。”
问：“杀了几个？”
方靖说：“没数过，那时一声令下，万炮齐发，炸死多少日本鬼子，真的没数过。”
红卫兵听后大怒：“胡说！你们国民党根本不抗日！”
方靖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北京有条赵登禹路吗？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师长，抗战阵亡，还有一条张自忠路，他是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抗战阵亡。你们知道八百壮士吗？他们都是国民党的部队，团长叫谢晋元。”
红卫兵都愣住了：“哎呀，还有这样的事？”
方靖扳着指头告诉他们：“我们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阵亡上将8名，中将41名，少将65名，校尉级军官1万7千余名，士兵2百余万，怎么能说没有抗战呢？”
红卫兵们面面相觑，对这些数字他们闻所未闻，于是就让方靖等人坐下，讲一讲他们所根本不了解的故事，而且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以后的几天，其他红卫兵小将听到后，也参加进来，要求这些“抗战的国民党”讲抗战故事。
因为抗战，王陵基、方靖等人免于被斗，自己也感到十分庆幸。
红卫兵之后是造反派，不过造反派并没有整这些“落水狗”的热情，也不想听抗战故事，他们的兴趣在“外调”和夺权上。由于造反派太多，方靖等人应接不暇，外调的人还得“排队等候”才行。
王陵基的病情越来越重，但那时政协也被造反派给夺了权，无人过问。去问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哪肯管这事，就推说：“你们自己照顾吧——不行就送医院。”
于是王陵基就由方靖、孔庆桂等人轮班护理。偏偏王陵基患了痴呆症后还不知道领情，每次吃完饭都把手一伸：“拿帕子来！”这是解放前四川人上饭馆吃饭的派头，意思是让跑堂的拿擦脸毛巾。
孔庆桂气得要命：“他把我们当跑堂的了。我们有什么义务侍候他！”
方靖是个好好先生，连忙劝说：“算了，人家有病，我们就原谅一下吧。”
1967年3月，王陵基在北京因病去世。
1974年1月，王泽浚病逝于战犯管理所，但实际上他只要再在管理所待上一年，因文革而中断的特赦就又得以延续。在1975年的最后一次特赦中，所有战犯被全部予以释放……1975年，列名于彭县起义通电中的田颂尧在成都去世。
所有起义将领中，刘文辉的日子比较不好过，特别是在揭批“恶霸地主”刘文彩后，他的处境更加困难。
刘文彩这个负面典型树的很是时候，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进入到饿死人的阶段，刘文彩和他的“收租院”一下子全国知名，但其实刘文彩早在四川解放前就死了，就算他曾经是只老虎，也是只死老虎。明眼人都能看出，批刘文彩，实际上是在批刘文辉，以削弱他在四川的影响力。
之后刘文辉被调去北京任林业部部长，总算远离了风波中心，不过文革期间又因此被红卫兵抄家，还被用皮带抽打。
晚年的刘文辉似乎看穿了他大半生都没能看穿的东西，对子侄们说：“搞政治没意思”。1976年6月，他在北京逝世。
当年有川军五行：“金龙”刘文辉、“孽龙”刘湘、“水龙”邓锡侯、“闷龙”田颂尧、“滚龙”杨森。五行之中，杨森排在最后，所以这幕戏将从他这里收场。
杨森到台湾后，也没什么实权，不过他可以发挥他的特长，并因此担任了台湾体育协会理事长。他此后的“事业”基本与体育挂钩，个人震动宝岛的第一件大事，是七十岁学会了独立驾驶飞机，还能在空中翻筋斗云，做各种惊人的表演。
杨森在台湾多了两项业余爱好，第一项是打猎。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当时有两个有名的猎队，除了白崇禧的，就是杨森的。有一次白、杨一同到花莲狩猎，途中火车与汽车相撞，随行人员多有死伤，白、杨侥幸安然无恙。有了这次遭遇，白崇禧遂生心病，从此再也不敢外出，但杨森却越挫越勇，每天天不亮，照旧坐着小汽车到山区去寻找猎物。
第二项是爬山。八十六岁时，他登上了四千米高的玉山。张大千专门给他画了一幅画，并题诗云：“是翁矍铄八十六，投杖巍然据玉峰。”
蒋经国掌握实权后，劝杨森让贤，说：“你年纪太大，都是九十岁的人了，当体协的名誉理事长比较合适。”
杨森只好让出这个位置，但他对蒋经国嫌他老很不服气。于是在九十岁这一年，再次登上玉山，并在山顶题字和照相留念，此举轰动台湾，被认为是世界奇迹。
台湾和国外记者纷至沓来，采写杨森攀登玉山的文章，还拍摄了一部关于杨森搞体育运动的纪录片。
九十岁的杨森仍然身强体健，壮到能登高山，一时成为台湾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台北一家酒商出了一种酒，就叫做“杨森酒”，并专门开车接杨森到酒厂参观。
杨森参观时，商家请他看摆在桌上的一排“杨森酒”和一只正在爬行的大乌龟。杨森一低头，旁边的摄影人员赶紧抢拍。拍出来的照片随即被登到报上做广告，说杨森就是喝了“杨森酒”，才得以健康长寿，龙精虎猛。其实杨森很懂养生之道，他七十岁后就戒烟戒酒了。
当然了，杨森也不会白给别人做广告。在这方面，杨森从不让自己吃亏，因为他知道在台湾像他这样的遗老太多了，上将又如何，一抓一大把，没钱根本就混不下去——比如和他一起来台的孙震日子就十分窘迫。
杨森晚年思乡，曾想离开台湾到香港去看看。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蒋经国，蒋经国回答：“你出去是可以的，但安全没有保证。”杨森一听就知道这是不准他离开台湾，只得作罢。
1977年5月，杨森老死于自己的台北别墅，终年九十六岁。他的去世，为“川军五行”及其背后那支军队的传奇画上了句号。
最后再复述一下川军在抗战中作出的牺牲和贡献也许是必要的：
抗战八年，四川前后总计征兵在三百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川军整建制部队、知识青年从军、“中央军”直属部队调来四川整补兵员。全国同期实征壮丁是一千四百万，四川征兵数额占全国的五分之一还多，遂有“无川不成军”的说法。
参加过抗战的川军整建制部队有：六大集团军（邓锡侯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唐式遵潘文华第二十三集团、杨森第二十七集团、王缵绪许绍宗第二十九集团、王陵基第三十集团、李家钰第三十六集团）、刘雨卿第二十六师、李宗鉴独立第三十五旅等。
这些部队经历了抗战中几乎所有的主要战役，官兵伤亡总计为六十四万余人，达到全国抗日军队伤亡数的十分之二，居全国之冠。
是为真正的铁血雄兵！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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